论新范文10篇

论新范文篇1

目前国际会计学界比较流行的会计理论教材有三本，即沃尔克的《会计理论》（第四版）、亨德里克森的《会计理论》（第五版）和斯科特的《财务会计理论》。我们发现这些教材各有特色。沃尔克的《会计理论》（第四版）包括19个专题，即：会计理论导论、会计理论与会计研究、财务会计惯例结构的发展、财务报告规范经济学、假设、原则和概念、寻找目标、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概念框架、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的会计信息、合并和披露、收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通货膨胀和物价变动会计、所得税和财务会计、石油和天然气会计、养老金和其他退休福利、租赁、公司内部权益投资、国际会计问题。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财务会计方面，甚至与一般的高级财务会计没有太大的差别。亨德里克森的《会计理论》（第五版）包括23个专题，即：会计学导论和方法论、会计4000年、CPA100年、探索原则、概念性框架、会计的经济环境、决策、制定会计政策、现金，资本和收益、财务报告的收益概念、收益和费用、赢利和损失、价格变动影响的报告、财务状况说明书、资产及其计量、折旧、流动资产、厂场设备购买与租赁、无形和非流动投资、递延税收、养老金、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财务信息披露。这本教材的前半部分涉及会计的基本理论和会计发展历史，后半部分则是财务会计的翻版。斯科特的《财务会计理论》的内容比较简明，包括绪论、理想环境下的会计、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有效证券市场、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经济后果、实证会计理论、冲突的分析、管理人员报酬、盈余管理、准则制定——理论问题、准则制定——政治问题。

二

在会计产生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会计所提供信息的用户及其用途则是有所区别的：在会计产生发展的早期，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复式簿记诞生以前，会计提供信息主要是为生产者自己服务的。生产者要管好经济活动，要减少耗费和提高效益，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的内容记录下来。只不过这时对生产过程内容的量化和记录，还只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到了13世纪，受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地中海沿岸和某些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得到了很快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这一时期由于在各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利特尔顿在其所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演变》一书中概括的系统复式簿记产生所必须的7项条件，即私人财产、资本、商业、信用、书写、货币和算术等，于是科学的复式簿记便在意大利威尼斯城邦诞生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壮大，合伙与委托关系日益普遍，再加之复式簿记为把大量分散的数据转换为有系统的综合信息提供了可能，于是，这时的会计信息用户就已不再局限于生产经营者本人，合伙人与委托人更为关切企业经济往来和经营成果的信息。因此，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在其所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中指出还应该在历史的先决条件基础上加进合伙与委托关系。1844年，英国公司法的颁布把股份公司的发展首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从而将企业投资者扩展到了普通民众的范围。由于“允许创办股份公司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特权”，因此，“其回报条件是，要求股份公司承担特定的公共责任。一般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和公司职员是负责管理投资者资本的受托者，所以，有义务将资产的使用情况公诸于众。”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范围的扩大，以会计报表来提供企业财务信息的方式便逐渐流行开来。因此，1856年的公司法便规定了“反映英国人对法人责任看法的资产负债表的标准格式。”从而使会计行为规范的内容具体扩展到财务会计的技术方面。虽然19世纪“美国的股份公司没有象英国那样由于股份投机而使股东蒙受巨大损失的历史，创办股份公司的规定，也不象英国那样严格，而且，并不认为创办股份公司是一种特权，但它同样也要求公司应承担披露的义务。”由此可见，无论早期公司法是出于何种背景而提出的对会计行为的规范，有一点都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规范或准则都与会计信息的用户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导的英国工业革命所带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和会计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便有力地促进了会计方法和技术的繁荣与革命，以簿记为主的会计便逐步发展成为以记录、确认、计量和报告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现代财务会计。具体而言，这种发展过程主要可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

（一）经济环境的惊人改变为簿记制度向会计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由于工业革命的迅速推动，19世纪中期的工厂制度在英国和美国已非常普遍。以“有限责任”方式组建股份公司也在1855年的公司法中得以确立。工厂制度的确立，把会计为之服务的领域从过去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扩展到了工业领域。固定资产成本在生产和销售成本中所占比例上升，折旧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管理当局对生产成本和存货计价信息需求的增长，成本会计系统得以诞生。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巨额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投资者与经理人员的普遍分离，从而使会计报告的对象从管理当局转化为远离主体的投资者。会计的主要职能也逐步从“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分离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独立的职能”，从为管理当局提供信息演变为对企业外部利益关系人提供信息。作为企业对外信息主要用户的投资者对所投入资本和收益的关心也就使得对资本和收益的区分显得日益重要。1855年公司法便已规定股份公司不能以公司资本来分配股利。这就使得成本会计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以历史成本为核心的资产计价和以分期损益的确定为核心的跨期收入和费用等会计惯例的出现。会计惯例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二）宽松的法律环境也是促进会计方法和技术迅速变革的主要原因

由于英国在1855年和1856年的公司法中取消了前法案中关于强制记帐、报告和审计的条款，从而使绝大部分企业的会计事项完全处于法律控制之外。虽然这一新法案规定了资产负债表和公司章程的标准格式，但这些规定也仅限于信息揭示的形式，而不是信息揭示的本身。它对审计人员、公司和股东而言都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它既没有规定资产负债表的最低内容，也没有涉及到资产与负债的计价基础；既没有详细阐述审计人员的责任，也没有规定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日期应该与股东大会日相关。财务呈报中的有关问题仍然留给了公司与所有者之间去处理。这种“自由放任”政策一方面带来了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的繁荣，新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也使得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存在着方法过剩的局面。由于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存在着很多可选的会计方法，而有关的法律对这些会计方法的选择又没有任何限制和指南，因此，这些多样化的方法便通过企业间的相互模仿很快流行开来，成为新的会计惯例。其结果便导致了会计信息的不可比。与此同时，多种可选会计惯例的并存也为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提供了可乘之机。企业纷纷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来选择会计惯例，操纵会计报表，而完全不把所揭示信息的真实与公允性放在第一位。加之经济交易或事项本身的复杂性，使得会计处理的不确定性问题更显突出，从而导致了财务报表的失真。当众多利益群体提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而各不相同的会计处理并开始怀疑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时，便开始进入了临时准则制定时期。“人们临时制定出为数不多的准则，以取消那些易使人误解或无效的做法。”由此可见，仅有会计信息送户与用户的分离，而没有多种可疑会计惯例的并存，也就不会有会计信息的失真和不可比的问题出现，人们也就不会提出制定统一会计准则的要求。这也是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美国会计准则制定之所以把重心放在“惯例过滤”和强调统一会计惯例的主要原因。

会计是科学还是艺术？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说，会计当然是科学，不然怎么是会计学呢？而且，会计是最讲究精确的科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但是，会计确实又是一门艺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名词委员会强调会计是艺术，因为会计所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现象，要根据会计事项作出职业判断。会计师是精雕细刻、巧夺天工的艺术家。这就是说，会计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一门学科犹如一座大厦，大厦要有支柱支撑，科学要有理论支撑。

三

会计学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从物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的革命。由此要求我们在资本、投资、成本、价值、权益等方面的一系列概念必须更新。

（一）关于资本的概念必须更新

传统的会计学只确认计量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却把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放在视野之外，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我们记得，早期的资产负债表总是把固定资产放置在资产类的首项，因为固定资产是企业实力的象征。后来，人们发现，企业不仅要有实力，而且还要有活力，而资产的流动性正是企业活力的象征。于是，固定资产的“老大”地位悄悄地被流动资产取而代之，流动资产昂然挺立于资产类的首项。再后来，人们又发现，以往只看到有形资产，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殊不知，无形资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简直非同小可。于是，无形资产成了资产负债表的新宠。由此可见，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事物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世界的潮流正向着人本主义进军。自从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科学、技术、信息、知识、经验、阅历、关系等等，都成了生产要素，成了资本。知识资本或智慧资本成为资本最重要的形式。诚如唐？泰普斯科特所指出的，“如果网络世代会成为资本的主要形式，那么你就不能当他们是可变动支出，而是资产和资源。这不一定表示人力资本应该列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个复杂的辩论话题）。但这确实表示，公司必须好好对待网络世代资本，视他们为珍宝。网络世代不能被视为传统的资本——不仅因为他们是人类，也因为他们聪明、自信、善变，而且能和其他人合力完成知识性工作。”

（二）关于投资的概念必须更新

人力资本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其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传统的会计只核算和反映物质资本投资，却把人力资本投资置之度外。尽管人们在口头上也总是说，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但是，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难道人才会从天上掉下来吗？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宣告成立。不久就推出了“微软学者计划”，为国内优秀计算机人才提供奖学金等方面的赞助，按照这一计划，每年将有大约10名计算机专业的优秀博士生获得“微软学者”称号。有消息说，微软计划投资的8000万美元，主要花在人才投资上。这意思是明摆着的，微软要争抢中关村的软件人才！企业应该有战略发展的长远目标，不惜重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网络世代的会计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质是人力资源会计。不仅企业是如此，而且任何机构、学校都是如此，甚至整个国家又未尝不是如此！生产经营是如此，科学研究又未尝不是如此！据报道，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不久前成功测试出1%的人类基因内容，举世瞩目。但是现在该中心却处境尴尬：守着上亿元的固定资产，就是招不来人。

（三）关于成本的概念必须更新

传统的会计学一般只计算实际发生的成本，而不计算机会成本，更不计算沉没成本。即使计算成本，也没有把重点放在人力资源成本上。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预言：五年内就会出现一美元的电脑。他还说，将由于数字化，生活就不那么同步了。过去人们都认为大就是好。现在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做很多大公司可以做的事，所以大公司很担心这么大的规模花费太大。他们都要电子化。现在即使是最强大的公司也认识到，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就像你看到大象也要争取跑得很快一样。未来社会是一个管理数字化、经营虚拟化的创新社会。比尔？盖茨认为，在未来的10年中，商务领域将会经历的变革比过去50年所经历的还要多。21世纪的成功企业是一群知道如何运用数字化工具改造工作方式的公司。

（四）关于价值的概念必须更新

原来认为，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是一个难题。其实，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与物质资源价值的计量可以采用同样的原理与方法。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都曾经对劳动价值的计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威廉？配第在他的《政治算术》中表示要“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由此可见，他们才是数字化的真正老祖宗。物质资源价值的计量其实也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的。无论是现值还是未来值，也无论是历史成本还是重置成本，都是通过一定的渠道，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物质资源进行计量，用货币反映其价值。人力资源的价值与物质资源的价值，其计量的出发点有着根本的区别。物质资源价值的计量，反映的是其本身的内在价值；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反映的则是人力资源新创造的价值。

（五）关于权益的概念必须更新

传统会计中的所有者权益是指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就是说，货币资本所有者有权参与利润分配。而事实上，企业的经营成果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人力资源的贡献。这就形成了剩余索取权。因此，人力资源所有者理应和货币资本所者一样有权参与利润分配。

四

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难题是科学进步的阶梯。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从第一个科学难题中产生了狭义相对论，从第二个难题中产生了量子力学。因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科学的真正进步需要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难题。”数学家希尔伯特在1900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提出的著名的23个数学难题，指引了整整一个世纪数学研究的方向。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教授在《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的序言中指出：“科学发展就是不断地始于问题和终于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概念、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不断地形成和增长的过程。科学问题，特别是科学难题的提出、确认和解决，构成了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凯恩斯曾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书中所含思想，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其实是异常简单，应当人所共知。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学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会计理论和务实中，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也许都是值得讨论的，也都有价值。但是，我们应集中一部分研究力量，攻克难题。诚如周光召教授所指出的：“在21世纪里，人类的认识将不断提高，科学将加速纵横分化与综合，因而在纷繁众多的学科前沿领域和人类面临的多种需求中，将不断地生成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各种科学难题。我们中国科学家要善于捕捉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难题，创立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效地解决更多的科学难题。”

有抱负的会计学家就应该不断创新，攻克理论难题，创造新的会计理论。诚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一样，会计学既然作为一门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创造性思维，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新的规律、新的定理，从而使会计学真正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会计学的难题往往孕育着新的会计理论。也就是说，要求用新的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中的问题作出前人未曾有过的科学解释，从而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对策，并指导和改进会计实务。

会计学的难题就是会计研究领域的制高点，就是我们要攀登的高峰，就是尖端性的课题。因此，这样的难题可以通过其基本特征来加以界定。我认为会计学的难题应具有下列基本特征：（1）基础性，其作用在于填补某一领域的空白；（2）关键性，其作用在于对某些问题取得重大的突破；（3）深刻性，其作用在于能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或者说是具有里程碑价值；（4）复杂性，其作用在于能从纷繁复杂的会计实务中理清思路，理出头绪；（5）前瞻性，其作用在于高瞻远瞩，预测未来，对一些未知的或不确定的因素作出恰当的估量。由于上述基本特征，我们可以说，攻克会计学难题就意味着会计学的革命，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对人类的贡献。

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现代会计之父”帕乔利及其“帕乔利时代”。实际上在此以前，“会计的一套方法已反复实验了至少三百年之久”。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分享着帕乔利的成果。帕乔利的成果是否已经到顶了呢？回答是否定的。1982年，美国会计学会以第18号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了时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伊尻雄治的论著《三式薄记和收益动量》，向在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统治了将近500年之久的复式薄记提出了挑战。这就表明，复式薄记并不是记帐方法发展的顶峰，也不是完美无缺，随着客观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复式薄记会历史地逻辑地扩展为三式薄记。

会计史学家一般将1494年帕乔利的《簿记论》的出版称为会计学术思想领域的第一次革命，将1854年爱丁堡会计师协会的成立称为第二次革命，将50年代后管理会计的产生称为第三次革命，而将70年代以来产生的社会经济会计（又称社会责任会计）称为会计史上的“第四次革命”。每一次革命其实是会计理论的飞跃，是会计学难题的突破。

50年代以来，中国会计学界对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开展过多次讨论，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会计的本质，有“管理工具论”（朱信诚，1981）、“会计管理活动论”（杨纪琬、阎达五，1980）、“信息系统论”（葛家澍1983）；关于会计职能问题，有“反映论”、“反映和控制论”（葛家澍，1983），“记录、管理、计划论”（李宝震，1980）、“计量经济效益、收集记录经济事项、传递财务和成本信息、分析预测与参与管理和决策”（裘宗舜，1987）、“核算、监督、预测、决策、控制、分析职能”（阎达五，1985）；关于会计对象问题，有“过程和财产论”、“资金运动论”（葛家澍，1961）、“经济活动价值量论”（吴水澎，1981）、“经济信息运动论”（易庭源，1990）；关于会计属性问题，有“上层建筑论”（刑宗江，1951；余光耀，1981）、“两重性论”（陈重丞，1951；杨纪琬、阎达五，1980）、“生产力论”（葛家澍，1980；刘治平，1985）。

五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门坎，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未来的科学家们对未来的大趋势已作了种种描述。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指出：“由信息革命带来的知识的更大的可及性正在改变专家和业余爱好者、政府和市民、援助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关系。知识不可能是静态的，也不可能仅向一个方向运动。相反，它一定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包括所有创造和使用它的人们在内的网络中交互地来回地持续运动。”

迅速普及的国际互联网技术已被应用在会计信息的传递上，使会计信息可以迅速、有效地突破时空的限制。目前，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书已被要求以计算机可读形式上网，并在24小时内向网络报出报告书的全部内容。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推出的《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从当今用户的新需求出发，提出了改进现行会计报告的新模型，其内容涉及到未来导向信息、部门报告、金融工具、非财务信息披露等许多方面。未来的会计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会影响会计的规范性，造成会计实务的无序状态。为此，FASB、IASC、SEC等机构投入大量的精力，探索协调这一矛盾的办法，以求在稳定现行会计实务有序性基础上取得改革的突破。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78年公开要求对以前的各项财务会计准则进行评论时，当时的塔奇？罗斯会计师事务所以提问的方式列举了与合并财务报表有关的10个问题，其答案均有待进一步探讨。这10个问题是：（1）在什么限度内应将不同类的、国外的或具有特别风险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或两者兼有）包括在合并报表中？尤其是，如果把金融子公司排除在合并之外，会形成在资产负债表外筹措资金的可能手段。（2）在什么条件下，汇编财务报表会比合并财务报表更为可取？（3）是不是公司间所有交易都要抵消（即在合并中抵消）？即使各方之间关系稀疏、不可控制，而且这些交易从经济上考察是合理的。（4）为什么在母公司出售其对被投资公司的一部分投资时会导致损益？而当被投资公司出售其部分股份时（这会引起投资公司权益的同比例变动），这不过是资本交易？（5）在什么条件下单独编制或合并财务报表之外再编制并公布母公司的财务报表，才是合理的？（6）怎样记录由受控的子公司发放的股票股利？（7）按法定股权的比例抵消公司间利润在经济上有没有雄辩的理由？（8）会计确认应否与某些州不承认权益法会计的法律保持一致？从而，应否对权益法基础的留存收益中进行的股利分派加以限制？（9）在子公司单独编制财务报表的情况下，将母公司的某些费用“下达”，计入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合适？（10）如果子公司的少数股权实际上都是外发的不可兑换优先股，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相应的优先股利应否列为利息费用？

随着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现金流信息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对于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来说，基于估计的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计量比那些现金流的未折现金额的计量更能提供相关的信息。考虑未来现金流及货币时间价值的现值概念是现代财务学的基础之一，现在被创新性地结合到会计计量中来。会计中对资产特性之一的阐述为“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因而在概念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是对资产价值的最精确计量；而财务报表的其他要素相应的可用资产来定义。所以，现值的会计计量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正是现值计量体现的这种优越性和会计计量属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使得各国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积极进行相关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并没有解决现值计量的所有问题，相反，还有很多棘手的难题还无法解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会计计量中的现值是一个重大的会计基本理论和实务难题。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4年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5）“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中对当时会计实务中存在的五种计量属性作了归纳。这五种计量属性分别是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或可清算价值和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现行会计实务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的多种属性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或可清算价值和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通常被看作与历史成本相对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而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仍停留在对五种计量属性的归纳上，而没有对每一种计量属性进行分析、评价和论证，从而对实务的指导作用并不大。如何根据会计环境，评价和论证较优的计量属性，从而指导实务，是关于会计计量属性要解决的问题。

80年代后期存款储蓄行业的金融危机使得FASB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向前发展的财务会计准则。从这一趋势来看，公允价值会计极可能取代沿用了几百年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成为21世纪的最主要计量模式。然而至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FASB承认，公允价值会计付诸实施之前，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譬如，公允价值是否只适用于投资资产（证券投资）的计量，而不适用于相关负债的计量？采用公允价值会计而引起的价值波动是通过损益表反映，还是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里？如何解决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公允价值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如何？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价值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而作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形式之一的现值计量是其中的一大棘手难题。要解决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就必须对现值计量问题做充分的研究。

论新范文篇2

关键词：新世纪新闻评论新闻观念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要塑造有利于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新闻评论是媒体阐述立场观点，影响引导舆论的“旗舰”，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现代国际新闻的话语权，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在新闻评论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力。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和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世界，公众需要信息，更需要传媒提供分析、判断和见识,信息越丰富，信息消费就越费力。如何更有效地引领群众在纷繁复杂的多元世界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如何在渗透力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成为当今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新闻评论在各媒体日渐兴旺，报纸已不满足于言论专栏，而不断涌现言论专版,形式也更为多样，新闻评论已成为各媒体的重要需要，看重新闻评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世界的潮流，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下面仅从七个方面探讨它的创新特色：

一、“新闻化”特色

新闻性是所有新闻体裁的共同特点，这是由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的。新闻评论作为新闻体裁，进入新世纪，由于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由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增长，它的新闻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进一步发展为“新闻化”特征。评论新闻化，使新闻与评论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报道的分量，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

1、更强烈的时效性

新闻性要求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一样，讲究时效。评论的时效性就是评论的质量，新闻评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潜在作用，与时间是成正比的。时效性对于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它已成为争夺总编辑眼球的“武器”，因它而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追求时效本身已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永恒主题。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体的咄咄逼人，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时空的距离被打破，使任何新闻信息的传播十分容易,因此，报刊在新世纪更为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了加强时效性，报刊开辟了《今日社评》、《新闻时评》、《时评》等评论专栏或专版。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也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这些言论是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评论，言论与新闻常常是同步见报。例如刊发在200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二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抢抓机遇促振兴》，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发表的通讯《科学发展看东北》而发的评论；又如2005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五版的社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配合当天头版刊登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而发表的。都是当天新闻信息的深入，有助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也能更好地吸引公众的眼球。

有的是随着新闻事件的继续，刊发系列评论，这些系列评论同样也很重视时效性。如2000年3月江西萍乡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又过了3个月，广东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人日报，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面对上述流血事件，仅隔两天便撰写了一组评论，于2000年7月3日至7日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在全国广大职工中反响极大。

2、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新闻评论的新闻化表现在另一方面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进入新世纪主要体现在“时评”的大量涌现。触及现实，是新闻评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

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8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星期社评”为代表掀起的；当前兴起的第三次“时评热”是从1998年开始的。新闻时评为什么会中兴？其原因我认为：一是随着媒体之间新闻同源化的增多，新闻竞争已由独家新闻之争进入到独家观点或独家视角之争的态势，言论已经成为提升媒体品位，打造传媒竞争力的力点之一，一些市场化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新兴媒体能在短期内成功，时评版的功劳不可没；二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新闻时评的中兴创造了发展条件；三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闻背后的缘由和体制因素；迫切需要传媒去伪存真，帮助梳理与解析；迫切希望媒体有一个公众和专家参与并发言的阵地，人们渴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在大众传媒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有的新闻时评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但是新闻评论所强调和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新闻评论，也就是时事短评。如针对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广州日报》在《今日时评》发表了本报评论员苏宁的评论《大学生真能结得了婚吗？》1；针对高考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四面八方“优待”考生的事实，《人民日报》发表姜泓冰的时评《从“优待”高考到关注成长》2；针对《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出台，《人民日报》发表郝洪的时评《国企，七十二万年薪高不高》3；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参加境内境外的活动，社会和国际影响恶劣，可是许多人对干部参赌的严重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民日报》及时推出士心的时评《干部“沾赌”不可小视》4；不胜枚举。这些时评直面现实、关注民生，新闻性与针对性强，有力地表现了评论的“新闻化”。

二、“多元化”特色

新闻评论的多元化特色具体表现在：

1、新闻评论的话题丰富多彩，打破了多年由上而下的单一声音。现在国内话题不仅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还有经济生活、政治、文化、军事、体育、法律、医疗、保健、娱乐等等内容。尤其是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评论如“时代热评”、“人民论坛”、“冰点时评”、“巴蜀小议”、“街谈巷议”、“都市早茶”、“今日谈”、“虚实谈”、“杨柳青”等等五花八门的专栏评论或专版评论层出不穷，而且采用群言型的开放形式，评论队伍除专业人员和学者外，注重吸引群众参与评说，各媒体把为民众鼓与乎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至于国际话题的内容也较以往丰富得多，如美国“9.11”事件，俄罗斯莫斯科人质事件、哥伦比亚飞船、伊拉克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等等不一而足，涌现出许多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以及分析研究探讨类的国际评论。

2、新闻评论指向的内容不同、对象不同、角度不同。现实生活百花齐放，千奇百怪，众多社会热点、焦点、冷点、疑点、难点常常包含于现实生活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现象、问题中，而这些，正是备受公众关注的。例如非典型肺炎2003年突然在我国爆发，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大冲击，如何处理好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在全力抗击非典的同时毫不放松经济工作？在这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5，辨证地分析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全面论述了两手抓的重大意义和如何坚持两手抓等重要问题。再如，近几年学术腐败相当严重，社会上权学交易几成热潮，这一现实人们忧之，于是2003年刚刚结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高官落选院士想到的》6一文抓住“高官落选院士”这一新闻点，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评论，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再如，《中国人过中国节》7从“情人节”之夜长沙街头玫瑰火爆，而元宵节红灯冷清的新闻事实为切入口，以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8以年末评比各种奖杯的新闻事实入题，旨在转变领导机关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解拥护支持参与》9则以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村税费改革入题；再如《急于动武，缺理少据》10则以伊拉克战争入题……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对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评论，如《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马加爵事件的言论；又如各级党报从不同角度发表对“神六”飞天成功的言论。综上述，各种各样的选题立论敢于面对众所关注的多姿多彩的话题，进行激浊扬清、释疑解惑的积极引导，既有赞美歌颂的，也有批评谴责的，既有阐释说明的，也有建议、探讨、争鸣、商榷和研究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倍受群众欢迎。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是时展进步的产物。

三、“平民化”特色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强调新闻宣传要“三贴近”；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也指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应及时、如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是衡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评论将弘扬主旋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位在“实际、生活、群众”上，以实现主旋律宣传的平民化、大众化、多样化。我还是以《人民日报》为例。

《人民日报》评论的最大魅力就是平民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不分老幼尊卑，大家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和看法。就拿我最近读的几篇评论说吧：《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老虎与牙签鸟》、《引种大有学问》、《破坏环境者该受罚》、《“无声热线”暴露了啥》、《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好一个“馒头神”》、《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用好刘翔》，这些言论话题和素材来自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选题宽，有感而发，或赞叹、或感慨、或愤怒、或不满，针对性极强，往往从某一种现象、某一个“个例”，某一种事由入题，对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解析，揭示出某种事物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揭示出某类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站在平民的立场“代民者言”，或民者参与评说。例如黑龙江五常市市委书记肖健春将手机号告知群众，对每一个电话，他都仔细听、认真答，随时处理，使天天有群众上访的市政府，现在面貌一新，一个上访的也没有了，从日接300多个告状上访电话，减少到20多个的事实，评论《有感于“市委书记公开手机号”》高度赞扬了肖健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公仆精神，言论旨在说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关键是要让民情民声能够有‘给个说法’的地方，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答复。”真是一言中的，发人深省，这样的分析情理相融，理在事中，其逻辑力量和震撼力、说服力都很强。有的言论是针砭时弊，如《警惕——代表“光环”下的“黑暗”》，针砭的是时下有的人追求人民代表的种种“好处”，把代表资格变成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的“护身符”；《“无声热线”暴露了啥》切中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却无人接听的形式主义时弊；有的是于分析和论述中点出问题，如《老虎与牙签鸟》，从自然界合理的奇妙“共生现象”，抨击社会生活中制假、造假、行贿、受贿等等巧妙的“同生行为”，又如《查禁“苏丹红”切莫一阵风》，褒扬中以相关的时弊作背景，通过“扬清”而“激浊”。以上诸篇就事论理，言简意丰，文浅意深，都是百姓关心的问题，都是为百姓利益说话。体现出一股生气、正气、锐气，涌动着一种社会舆论的正面力量。

我们处在急剧变革而又竞争激烈的历史时期，新闻媒体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担当起引导舆论的重任，必须对“三贴近”有新的认识和突破。现在的贴近与过去相比，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的公众，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媒体群，稍一懈怠，就会有失去市场，失去地位和声音的危险，新闻媒体必须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阔新思路，办好新闻评论。评论的话题不仅要有指导性，注重导向价值，同时还要注重服务价值，从思想观念、方针政策、科学知识、生活消费等体现其服务性，让群众满意、受惠，得到启发。这，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四、“解读”特色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标志着新闻信息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什么是解读？解读，就是媒体分析、说明、解释新闻的意义。即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或政策法规等进行针对性地解读——在评论中安排一节或几节精彩的、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深层解读与提供观点相结合，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突出的特点。观点深刻、公正与否，解读深入、准确与否，决定着评论的成败优劣。

全球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使今天的人们难以单凭个人知识和经验对所发生的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和判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的社会决策需要上升，他们要求媒体分析信息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明确信息的意义，帮助群众发现信息之间的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因为对新闻信息的深入解读，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与参考，使人们对其复杂内涵能有更深更远的理解，对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使之做出趋利避害理性的最佳选择。例如《免费西湖的启示》是针对一些文化遗产景点门票涨价后，不少景区景点也争相效仿，在门票价格“涨”声一片里，杭州却推出“免费西湖”，二十四小时免费为游客开放，此举使杭州市旅游收入大幅增涨，西湖免费开放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该文解析道：“景区景点是一些地方的‘金饭碗’，但怎么用好这个‘金饭碗’，眼界不同，思路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一些地方提高景区景点门票价格，也能增加收入。但一味提高门票价格，往往会适得其反，不仅增加游客经济负担，也未必能发挥‘金饭碗’的作用。风物长宜放眼量，思路一变天地宽。杭州人正是用一种全面的、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待西湖这只‘金饭碗’，看到了‘免费西湖’聚‘人气’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靠精明的经营，带动整个杭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倡导旅游景点都‘免费’，而是说，杭州的‘旅游经济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景区景点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有益思路，值得借鉴。”

评论的力量在于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思想穿透力，理性的力量最终要靠深刻独到的观点取胜。理性倡导的是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科学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复苏和高扬是新世纪新闻评论的可喜变化。所谓“批判”就是发现、分析、鉴别时展中的问题。面对困惑人们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新闻评论要不盲从，不跟风，不炒作，不虚浮，坚持思想的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独立，凭借评论自身魅力体现高度，体现深度，体现生命力,竞争社会影响力——这，应是媒介言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如《从马德卖官说“机制”建设》一文，见解十分深刻、独到。该篇从引人注目的马德卖官案入题，为什么马德一方面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一方面又大肆卖官？为什么有关制度在“一把手”面前频频失灵？甚至起到了使卖官“合法化”的反作用？言论对这一触目惊心、令人深思的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深层解读，进一步探讨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及监督的机制”。

信息时代的媒体竞争，不仅是新闻题材的竞争，更是在对新闻事件、新闻题材总体把握上的新闻解读之争，进入新世纪的新闻评论更追求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的、前沿性的新闻事件作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独家”观点、“独家”角度、“独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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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相结合的特色

在新闻传播中，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是两种基本的传播手段，在引导舆论与反映舆论等方面二者各有特色，不可替代。随着新闻观念的发展变化，新闻评论和新闻报道正由各自独立呈现出相互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传播“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有机地结合。常见的形式是：

1、配合

配合就是指言论与新闻同时见报的形式。传统的新闻观点认为评论只是就新闻发议论，最重要的是表达观点，传达意见性信息。言论与新闻同步见报，说明评论已突破旧新闻观，重视新闻性信息对评论的作用与影响，重视意见性信息与新闻性信息的结合。有道是新闻评论是以新闻为前提，有了新闻方有评论，一实一虚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言论依托新闻报道而发表，如评论员文章、短评、按语等，以发掘新闻背后的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强化新闻宣传的导向效应，提高新闻传播的有用性与有效性。

刊发在2005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改革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就是针对北京歌舞剧院由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成功改制为多种经济成分的股份制企业，专门为同日发表的通讯《歌舞旅游结合盘活存量资源开拓演出市场（引标）让“北歌”插上腾飞翅膀（主标）》配发的评论。“北歌”在国内外文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发展文化产业的新路子，“北歌”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人民日报》抓住这个关键时机发言，旨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以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再如，2005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的短评《沉甸甸的分量》就是配合当天的通讯《一位基层共产党员的答卷》发表的，该言论不仅为新闻报道“点睛”提神，也增强了言论本身的新闻性和可信度，强化了引导效应，延伸了报道思想。

2、融合

最常见的形式一是新闻评论中直接输入作者所见所闻的新闻性信息和事实，以此作为立论的由头和依据，缘此引发议论；二是在新闻评论中运用事理交融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这种难度较大的论述方法在新闻述评等评论写作中常用。

例如发表于2005年1月20日《团结报》“今日杂谈”专栏陈鲁民的言论《金庸辞职与高校“追星”》，篇中输入了武侠小说名家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信息，盛赞金庸激流勇退，有自知之明，杂谈以此为由头，对国内高校热衷于“追星”、攀名人，而明星又喜欢当教授的媚俗之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进而联系世界上著名大学哈佛，牛津等不媚俗的风骨进行深刻的解读，把传播新闻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有机地结合，由事入理，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新闻与政论融合一体，渗透力强，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

再看融合的第二种形式----事理交融夹叙夹议，即在叙事的基础上生发议论，又在议论中穿插叙事，使具体的事实与抽象的议论有机地结合，以体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和升华的过程。如《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是一篇体现时代特色的佳作、力作。新形势科研工作注重强调团队化和组织化，因此有人断言，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个人的作用已经不甚重要了，该文有力地论述了大科学时代不仅未削弱科学家的个人作用，而使个人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言论从“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提出“大科学时代呼唤大科学家”的深刻观点，并列举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等几个典型事例，运用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手法，在点与面的结合上开掘深度，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充分揭示和论证中心论点，深化报道思想。

六、“小型化”、“版面化”特色

传统的新闻评论以大型为重，动则几千字。八十年代后，新闻评论开始呈现出小型化的发展态势，突出表现在专栏小言论兴起，进入新世纪，新闻评论小型化、版面化趋势更强，主要表现在：

1、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小型化、版面化

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作为代表报社、刊物或通讯社编辑部，就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表明立场观点的指导性言论，写作时当然需要一定的篇幅，传统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短则二、三千字，长则数千言，如今，报纸对社论进行革新，降低“门槛”，把社论从节庆日或重要事件的“专贡品”回归到新闻评论的初始功能，改变报刊评论唱“独角戏”、垄断话语权，“大而长”、“论而不争”的局面，打破“栏”的界限，让言论版面化、小型化，尤其是市场化报纸。就拿广东说吧，《南方日报》增设了“观点”版，《羊城晚报》增设了“时评”版，南方都市报言论占了两个版，由“社评”和“来论”组成，《南方周末》开设了“众议”和“视点”专版；就全国而言，《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北京青年报》的“每周评论”，《北京晚报》的“新闻快说”，《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检查日报》的“法制评论”周刊，《新京报》的“社论•来信”和“评论”版，《21世纪经济报道》还辟有两版的评论专版，等等。各媒体主动吸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使言论版或言论栏目成为意见多元、观点丰富、思想活跃的开放论坛，评论文章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积极向“短而精”的方向发展。

2、小言论受重视

小言论又称为袖珍评论，微型评论，因其篇幅短小，取材广泛，有的放矢、事理融合、以小见大，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倍受读者的青睐。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开办“今日谈”小言论专栏后，全国各地新闻媒介纷纷仿效，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小言论专栏，长的五六百字，短的二三百字，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魔力。除新闻性小言论外，思想性或经济类的专栏小言论也日渐兴旺，如点评，随感、漫笔、琐谈、杂谈、絮谈等小言论走俏各报报端，使受众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新闻评论向小型化、版面化发展，究其原因：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更欢迎短小精粹的言论；而小型化、版面化的言论也适应了当代社会新闻媒体自身激烈竞争的需要。如今新闻已很难“独家”获得,而“观点”可以“独家”产生——这样一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都要在言论上大显身手，崭露头脚，张扬个性。时代呼唤着具有直接而鲜明的指导意义的新闻评论的强化。

各种新闻评论文体小型化趋势会越来越强，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是可喜的，不过小言论要写好亦非易事。言论小型化易犯言之无物，缺乏深度的毛病，作者须善于概括、精心提炼、舍得删改。我们强调新闻评论的小型化，并非唯“小”就好，唯“小”就高，不可因短害义。一篇评论，从选题到写作，从地位到作用，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有了特点，才有优势。

七、“形象化”特色

人们都爱看电视、电影，因为电视、电影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展示的内容都是用画面，具体可见，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金牌专栏，一方面靠央视的公信度权威，另一方面就是靠其形象的吸引力、冲击力，常常一两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把难以言说的事实表现得清楚明白，为了实现有效传播，我们要把形象化引入新闻评论写作中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胡乔木在《要加强地方报纸的评论工作》中说：“形象的思维是回忆、想象，逻辑的思维是判断、推理。艺术家靠形象的思维，科学家靠逻辑的思维。我们报纸工作人员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科学论文，而是面对着广大的群众说话，写的是有关当前问题的评论，所以就要两样都有点——既要有形象的思维，又要有逻辑的思维；既要有抽象的说理，又要有具体的形象。”如果作者能在言论中寥寥几笔勾勒一两个形象，或者在篇中加“故事”，寓理于事，顺事成理，就可使评论满篇生辉，增千钧力，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获得道理、知识、情趣等多种启迪和愉悦。

请看2003年5月2日《新民晚报》发表的评论《国旗分外红》中的两节文字：

出租车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海的出租车上几乎都出现了五星红旗；鲜艳的国旗很快也在众多的私家车上出现，商店、小巴，甚至于工地……那一片特殊的红色，染遍了整座城市。

……双休日，孩子手里的气球变成了一面小小的国旗；上班族的西服上，一枚鲜红的国旗胸针格外引人注目；办公室的案头，精致的国旗与家人的照片并排而立；特殊的日子里，巨幅国旗自大厦顶端悬挂而下……形象思维通俗地说，就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把它生动活泼地描摹出来，使之具有可感性。上面寥寥几笔勾勒的各个红旗画面，有力地表现了非典时期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评论中形象思维用得好，可使艰深的理论通俗化，把事物复杂的关系形象化，其感染力胜过逻辑的说服力。再如《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可侮，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针对美方的霸道行径，连用三个比喻说理：“中国领土绝不是哪家军队随便溜达的‘后花园’，中国领海绝不是哪家舰船随便游弋的‘游泳池’，中国领空绝不是哪家军用飞机随便进出的‘空中走廊’。”一个严肃的论题竟然写得如此生动形象，其感染力胜过多少逻辑的说服力!

我曾在专著《艺术与创新》中写道：“文字新闻中的视觉形象，是当前与电视，广播新闻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报刊新闻评论面对广播评论、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严峻挑战，单靠逻辑思维的说理论述是难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难以满足群众化的需求，在新闻评论中重视形象思维，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在渗透力上下功夫，可大大地提高传播效果。

注释：

1《广州日报》2005年3月31日“今日时评”

2《人民日报》2005年6月9日“人民时评”

3《人民日报》2005年6月10日“人民时评”

42005年1月18日

5皮树义施明慎潘岗《人民日报》2003年5月8日

6张帆《科技日报》2003年8月29日

7李万寅《长沙晚报》2003年2月16日

8毕政《吉林日报》2002年12月31日

9杜时国李迎春《河南日报》2001年4月6日

10古平《人民日报》2003年3月11日“国际评论”

11石国本《人民日报》2005年3月31日“不吐不快”

12郭振业《人民日报》2005年3月29日“金台随感”

13耿福全《人民日报》2005年4月5日“今日谈”

14陈芳丛峰谭浩《人民日报》2005年4月6日“法制纵横”

15吴龙贵《人民日报》2005年1月18日“读者论坛”

16士心《人民日报》2005年1月17日“时代热评”

17吴兴人《人民日报》2004年6月10日“人民论坛”

18姜云宵周广路《人民日报》2005年3月29日“时代热评”

19钟文《人民日报》2005年3月31日“体坛走笔”

20江南客《人民日报》2005年4月4日“人民论坛”

22士心《人民日报》2005年3月29日“今观察”

23周文斌《光明日报》2005年6月30日“科技时评”

24《胡乔木文集》第3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论新范文篇3

一、新闻评论的新闻性

新闻评论从其产生、形成和发展，一直作为新闻宣传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在新闻报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新闻评论这一样式的特征是什么，一直以来是业界和新闻评论研究界所争论的问题。对于新闻评论的特性可以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持己见。不管对新闻评论的特性的认识持何种主张，我以为，新闻评论的新闻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写作新闻评论和研究新闻评论都离不开新闻评论的新闻性这一根本特性。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实性。新闻评论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是建立在真实事实基础之上，是对真实事实展开的评论，如果事实失去了真实性，有关评论就毫无价值可言。

2.时效性。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同样包括时新性和时宜性。新闻评论新闻媒体、个人就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或问题展现观点、表明立场、发表意见的文体。

二、新闻评论的新形式

新闻评论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方式，是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求异闻创新的，新闻评论最早运用于报纸新闻，尔后经过被广播电视媒介所借鉴。新闻评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了新的形式。

1.评论主体的人格化。新闻评论是说理的论说文，重在说理，表明评论者的态度、观点和立场。以往新闻评论在说理议事过程中，常以居高临下地说服教育，受众听到的仿佛是“神”的声音。评论主体的人格化，由“神”变为“人”。这个“人”是媒体的代言人，而在受众的感觉中，他就是他本人，他在表达着他自己，他说的都是他想说的，他说的都是从他的思想情感中流淌出来的，受众感受着他的内心情感，品味着他的人格魅力，为其吸引，与其共鸣。

2.评论过程故事化。新闻评论尤其是电视新闻评论作为专题新闻报道，评论的观点建立在对新闻事实之上，通过新闻事实步步推进而逐步显现出来，这种方式就象深山探宝，新闻评论的观点就象置于深山的珠宝，要经过艰难险阻最终方能得到。受众想知道的不仅仅是“结果”，同样也想知道“过程”。“过程”指的是发展变化，处于动态当中，所以，从过程入手，以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论据去论证观点，既能把受众“最想知道的”东西清晰明了地告诉受众，又能在动态中得出结构，证明观点，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就为受众所喜欢和易于接受。

3.评论角度立体化。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孤立、静止存在的。都处在相互联系中，传统的说理方式削弱了舆论说服效果，限制了新闻评论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新闻评论则改变了固定化、单一化、平面化的思维模式，善于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透视、理解，形成说理的多样性，观点的立体化。

4.记者播客专栏化。记者开设播客专栏，将网络上流行的“播客”、“博客”搬到传统媒体中来，在这一个性化表达空间里，记者既可以结合采访录音等鲜活的资料发表评论，又可以直白地口述自己的采访感受，让听众对新闻背后的故事有更多的了解。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两会”期间开设过《记者播客》栏目，让记者口述“两会”的采访花絮，很有特色。

三、新闻评论的“新要求”

新闻评论怎样高出一筹？就是要想办法写出新意。新意是新闻评论的明珠。要使新闻评论有新意得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新观点。新闻评论贵在推陈出新，不蹈袭别人，表现出独特的新见解。新闻评论各媒体对同一事实的认识有新观点，需要量细心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需要对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入情入理的分析，需要对党的方针、政策认真的学习，新闻评论要渗入时代新观念。

论新范文篇4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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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罗文辉.精确新闻报道[M].正中书局

[3]杰克·海顿.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4]楼坚.新新闻主义的复活[J].新闻大学（冬季号），1995

[5]王雄.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纬度[J].江苏社会科学，1998

[6]TomWolfe.TheNewJournalism[M].Harper＆Row，Publishers，1973

[7]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A].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马玉田.艺术真实十题[C].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9]赵浩生.漫画美国青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钱广华.现代西方哲学评析[J].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Z].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

论新范文篇5

1、第一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后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努力已得到长足发展，但在满足人民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上还远远不够。另外，在经济高速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保护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增长只是标志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经济增长不能完全代表，也不能代替经济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才是正确的衡量标准。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已经有必要和有条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在执行金融宏观调控职能时，中央银行必须把这一新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实施职能的出发点和制定政策的归宿点，即作为发挥央行宏观调控艺术的灵魂。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中央银行实行有效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实施适当的宏观调控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过去只向企业提供生产性信贷转向个人消费性信贷，且自1998年以来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增长速度高于企业住房开发贷款增长，信贷增长在支持投资和消费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我国投入产出比较低，每年投入的资金占GDP的40％；产品供给短缺问题已基本消除，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占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但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个人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严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也需要货币政策发挥有效的调控作用。我国已经走过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初级发展阶段，物质供应比较充裕，现在应该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即促进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次《决定》突出强调，今后的发展不能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原来制定的许多相关法律也要与时俱进，围绕这一中心作相应的修改，例如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由“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改为“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2、第一次提出“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为中央银行搞好金融服务提供了指导思想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要从生产的管理者转变为经济运行的服务者，从投融资主体和审批者转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良好投资环境的维护者。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中央银行担当了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发行人民币和管理人民币流通等多项金融服务职能，实际也是多种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根据《决定》关于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的要求，这一新的理念也同样意味着央行要提高认识，从立足于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一角度，建立有效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将宏观调控和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寓调控于服务之中，通过金融服务熟悉市场、了解需要、收集信息、前瞻分析、观察货币运行动向、传递央行宏观调控意图；通过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帮助理顺银企关系。

3、第一次提出“改进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中央银行确立了职能定位

这是在新的发展了的市场经济格局下对中央银行职能进行的重新界定和规范。

首先，中央银行要进一步健全金融调控机制，提高宏观金融调控水平，要完善经济金融运行机制，健全经济金融运行趋势和监测指标体系，准确判断预测经济金融形势，及时采取预调和微调措施，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利率机制的调控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健全中央银行与某些部门的合作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其次，自从部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以后，过去中央银行所履行的有关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服务方面的三大职能是否已经削减为执行货币政策和提供金融服务这二项职能，这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决定》明确指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职能还包括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就意味着中央银行还应该履行金融监管职责。这是因为我国经济运行不仅要面对经济转轨中积累的金融风险和历史包袱，而且要面对在深化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中金融新出现的风险，央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但是这种金融监管职责已不同于过去对银行业的具体业务的监管，而是对涉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进行监控，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其整体稳定，促进其协调发展。央行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唯一提供者和支付清算体系的监护者，应担当维护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体系稳定的角色，成为防范整体金融风险的“Watchdog”——看门人。这就要求中央银行要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业的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则；研究和实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研究和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在必要时解决金融机构退出和相应的资产管理问题等。例如对金融业整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监测评估；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监管，密切关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防范跨市场风险；加强与外汇管理相配套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防范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利益，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尽快实现我国金融业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央行在履行其宏观调控职能、维护金融稳定的义务时需要进行宽领域扫描，探索维护金融稳定的新手段，研究中央银行提供社会金融服务的新措施。

4、第一次提出“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为全社会建造了一个金融安全网

一个金融企业没有生死的考验就不会有稳健经营。近年来，我们一直注重加强金融监管，不仅建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而且强调建立金融企业的内控机制，严格要求商业银行要有4％的核心资本和8％资本充足率，同时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督功能。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严格的市场退出制度，许多问题企业坏而不死，或僵而不死，这不仅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问题，而且没有充分体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

《决定》提出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是进一步强调要全过程地监管金融风险，即密切监控金融企业的合理运营，在问题可能发生之前预警，在问题出现后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处置，使问题严重的金融企业依法退出市场。只有严格的金融监管才能保障金融运行的安全有效；只有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才能防止个别金融风险蔓延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才能促使存在的金融企业成为符合“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营运安全、服务良好、效率良好”五项标准的合格企业。

5、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了政策协调框架

尽管国际上混业经营已成为趋势，但我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迄今为止已经建立起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模式，这有助于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专门性监管，但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的发展，一些跨行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不断出现，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三大监管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对防止金融监管空白出现和减少重复监管很有必要。同时鉴于中央银行担当维护金融整体安全的职能和财政手段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有效途径，故中国金融监管模式准确地说不是“三会监管模式”而是“三会一行一部的监管模式”。同时也是三个层次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即三个监管委员会负责具体监管事务；中央银行负责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财政部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和金融财务规则的制定者，也对宏观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和金融事业单位的合规经营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

6、第一次提出“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为我国确立现代金融制度奠定了微观基础

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金融企业也符合五个标准：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效益良好。这是第一次全面而又准确地概述现代金融企业的内涵，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金融企业的认识又一次深入和提高，其中资本充足是前提，内控严密是保障，运营安全是要求，服务良好是职责，效益良好是目的。现代金融企业的五个标准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在金融业的具体化。过去，在强调“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以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金融企业经营的基本要求，而“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是对“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两大要求的更进一步深化和更具体的阐述；“服务良好和效益良好”又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两大要求的最好体现和最终结果。

7、第一次提出“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为重组改造中小金融机构开拓渠道

这次《决定》有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使其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观点和政策。这一精神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就体现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这一要求上。这就为调动全社会的资金力量以重组、改造、升级中小金融机构开拓了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行业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参与经济建设，而且也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但金融业对内开放的步伐远不如对外开放的步子大，而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将发挥民营资本产权明晰的优势，更快地建立起市场经济运作方式，更好地将社会资金吸纳到金融领域，使金融业在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增添新的活力。我认为在这里，社会资本包括范围较广，它泛指带有明显的社会属性的资本，这包括民间资本。

《决定》也强调“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这进一步说明对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认识有进一步提高。因为金融业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产业而简单地等同于其他行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是经营金融风险的特殊行业。长期以来民营资本是否能进入金融业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其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而是在于不同所有制资金介入是否更有利于办好金融，提高融资效益。上世纪80年代，很多城市和农村信用社都吸纳了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也有各种社会资金介入，但由于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和运作机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进行清算、关闭和处置。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基本都允许私人资本介入银行，有许多大银行由资本家掌控，但都是遵遁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并没有作为私人钱庄。但过去我们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更多的是为了圈钱，导致大量存款流入私人钱袋，大量不良资产积累，许多遗留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故《决定》为当前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提出了3个前提“加强监管”、“保持资本金充足”、“稳步发展”。

《决定》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因为鉴于目前社会资本的来源和现有的管理水平，社会资本应从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改造中积累管理经验和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为今后参与更大规模的金融间的购并和重组打下基础。

8、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建立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为建立结构完备的、功能齐全的、调控有效的中国金融体系勾画了蓝图

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结构完备的、功能齐全的、调控有效的金融体系是难以实现的。但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这种间接融资垄断资金配置的格局，不仅造成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而且使融资风险几乎全部集中于银行。扩大直接融资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目标，但近年来直接融资比例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股市低迷、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其他融资方式运用不足，这其中有市场运行的影响，也有体制性的障碍，企业债券法规在修改长达2年的时间后还未出台，债券市场仍处于行政部门个案审批和只允许个别大企业发展阶段。而扩大直接融资不仅能为企业增加更广阔的融资渠道，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更能减轻商业银行的信贷压力，为全社会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还能为商业银行开拓更广阔的发展道路，使商业银行腾出手来将金融中介业务做细做活。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和层次多元化决定了企业融资不能仅仅靠一个主板市场就能解决所有直接融资需求，还应该有适应不同需要的其他资本市场如创业板市场。只有完善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资本交易，才能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才能为高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新市场，才能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扩大直接融资的基础上，获得有效解决。

建立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是解决目前债券市场分割独立和发展不平衡的最终办法。我国分别设立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在金融体制改革之初负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但在金融发展的今天，整个金融体系已建立起风险防范机制和有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及能力，更需要有一个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来加大资金流动和提高资金效率。而且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能形成由市场决定的债券利率，这种债券利率能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提供依据，能为中央银行确立基准利率提供参照物。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的建立也有助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

9、第一次完整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为全社会经济金融运行奠定信用基石

我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艰难而曲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并不仅限于金融业内部各种关系的调整或重构，而是一场涉及到全社会的改革。信用是金融赖以生存的基础，金融源于信用，信用促进金融。但长期以来，个人缺乏信用观念，企业缺乏信用约束，社会缺乏信用制度，借债不还的赖账现象屡见不鲜，银行信贷资金几乎成了“公共产品”——占有而不付成本。这不仅导致信贷资金低效运行，扭曲了债权债务关系，而且破坏了基本道德准则，伤害了守法者的利益。没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就不可能实行最起码的市场经济基本规则。《决定》强调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即是以道德、产权、法律三大支柱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这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有效地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关键之举。

10、第一次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确立了可操作的基本原则

这是在投融资体制上又一次重大的改革，也将是影响最广泛的一次改革。因为多年来，在投资领域，政府干预的色彩较浓，政府干预不仅表现在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和管理上，而且政府主导性项目投资占比也较高，这不仅影响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直接侵蚀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自主权；而且繁杂的审批程序和环节，产生了巨大的寻租机会；同时助长了行政领导直接决策的“首长工程”和“样板工程”的产生；扰乱了市场经济运作规则，降低了投资效率，导致低效率的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不断出现。

论新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事实；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大众性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真探讨，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1984年第3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后来，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为一种比较公认的经典认识。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二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新闻评论的特点要求作者创作要快，媒体处理要快，否则就成了明日黄花。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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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认为，新闻评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新闻事实为依托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邪教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邪教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2．时效性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3．思想性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4．论理性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5．大众性

新闻评论的大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3)新闻评论的目的是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全体的看法，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舆论(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评论不是给少数人看，让少数人听的，它要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制约大众舆论，引导大众舆论朝着评论者所期望的方向进行。

(4)大众性还有一义，即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新闻评论有别于专业性评论，是对大众共同话题的评说。有了大众的参与，形成双向对话交流，新闻评论就真正有了生命，成为有源之水。

注释：

①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5页。

论新范文篇7

【关键词】新闻事实；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大众性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真探讨，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1984年第3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后来，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为一种比较公认的经典认识。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二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新闻评论的特点要求作者创作要快，媒体处理要快，否则就成了明日黄花。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我认为，新闻评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新闻事实为依托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邪教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邪教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2．时效性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3．思想性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

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

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4．论理性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5．大众性

新闻评论的大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3)新闻评论的目的是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全体的看法，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舆论(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评论不是给少数人看，让少数人听的，它要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制约大众舆论，引导大众舆论朝着评论者所期望的方向进行。

论新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事实；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大众性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真探讨，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1984年第3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后来，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为一种比较公认的经典认识。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二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一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一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新闻评论的特点要求作者创作要快，媒体处理要快，否则就成了明日黄花。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我认为，新闻评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以新闻事实为依托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邪教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邪教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2．时效性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一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一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3．思想性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4．论理性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5．大众性

新闻评论的大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论新范文篇9

[论文内容提要]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社会民主素质的全面提高，大众媒介已经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样，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表达自己的参政议政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监督国家事务和选举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公民关心国家建设、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义务。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批评，对国家事物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缺点、错误乃至渎职、贪污受贿、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抨击和谴责，达到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广大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监督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促使问题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的“渤海二号”事件，到最近几年的“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构成因素，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民主社会里又不能越位，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那样的话，非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监督体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弃监督，放弃批评，就是放弃新闻媒体的职责，放弃了广大受众的重托。媒体工作者似乎可以决定报道什么事件，不报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可以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但是，媒体的监督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意志、观点、态度。媒体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它必将被受众抛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受众授权新闻工作者监督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真相，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著名网站先后介入孙志刚事件，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促使有关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其实，推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真正动因是广大民众不满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会平等对待城市困难群体的诉求。所以，当孙志刚事件出现后，媒体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时倾诉广大老百姓的心声，那么，就意味着媒体对广大受众意愿的漠视，也违背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会得到受众的认可。

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认为，舆论是双重意义上的“我们的皮肤”：个人通过舆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同时，舆论又像“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社会意见过分分裂而导致社会解体，所以，它具有整合和调节社会的作用。社会监督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系统，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都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监督方式，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新闻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制监督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监督方式和意见渠道。一般来说，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属于社会硬性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制止和彻底纠正，但是，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又各有分工，各自侧重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开展监督。分工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各个部门按照某种协议，相互协作，共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分工也意味着局限性，对社会监督来说，分工越细越容易在各种监督权限的结合部出现监督盲区。从我国情况来看，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分别适用和侧重一定的范围，任何一种监督都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施监督，比如，党内监督的对象只能是党员，对非党员就不发挥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软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会硬性监督的不足，因为它扎根于广大受众的信息互动之中，舆论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够对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预先式、全程式监督，把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可能存在的监督盲区暴露在阳光下，发挥社会硬性监督难以发挥的监督作用。所以，决不能因为健全和加强了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就漠视和排斥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硬性监督和软监督的发生机制和社会作用具有明显区别：一是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被媒体首先披露，然后才引起相关责任部门的注意和重视的，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问题解决流程：媒体披露—社会舆论—政府部门注意和重视—解决问题。问题之所以首先被媒体发现和披露，并不代表政府的失职和不作为，而是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使然。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联系千家万户，千万受众又联系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大众传播的互动机制，又使广大受众的意见能够及时反馈到媒体，这样，新闻舆论监督比社会硬性监督更容易发现问题，特别是发现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因为，新闻舆论监督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监督。二是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硬性监督的作用机制不同。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全程监督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越早，监督越充分，问题和矛盾越容易化解，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越小；社会硬性监督主要采用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进行事后矫正和纠偏，达到惩一戒百的目的，它更强调维护法律法纪的尊严。最近几年，出现了几起引起争议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如2000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拍摄嘉禾县高考舞弊事件，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南京冠生园使用陈年霉变的冷藏馅做月饼等，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和业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质疑这两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根本原因不是记者和媒体是否拥有隐性采访权问题，更不是这些事件该不该曝光的问题，而是新闻舆论监督是否应该如同社会硬性监督那样，实施事后监督。具体地说，嘉禾县仅仅有高考舞弊苗头，暂时还没有出现舞弊事实时，南京冠生园仅仅把用剩的变质的月饼馅仍进行冷藏，暂时还没有用它做月饼时，如果媒体通过调查后及时曝光，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也许不像后来已成事实那么大，但是，媒体的曝光及时地防止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纠正了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得到全社会的赞同，因为这样的监督是防患于未然，较好地履行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不缺位，还要讲究监督的方式方法。新闻报道强调预见性和前瞻性，新闻舆论监督也同样强调对所监督事件发展及其结局的预见和前瞻，但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根据所监督事件的性质、发展程度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对那些触犯法律、危及社会安全的事件，新闻媒体主要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充分报道，让受众自己做出合乎事件发展规律的判断，期待社会和政府按照法律法规为事件定性；对那些属于法律法规“盲区”问题或者社会和政府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做出处理的事件，新闻舆论监督可以更为直接、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无论是哪种情形，新闻舆论监督切忌利用手里的话语权，主观地、武断地为事件定性，以免混淆黑白，扰乱视听。

新闻舆论监督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是基于对事实的把握，以及对事件可能的发展结局的判断而采用的相应的传播手段，在成功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中，媒体主要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特点，采用设置议程方式引导社会舆论，促使或推动社会、政府关注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后，一些网络和报纸发贴、发文，质疑辽宁省高院的判决。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介入，可以认为是媒体为受众设置了议题，把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这一事件上。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媒体虽然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但它们的观点只有在得到受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变成全社会的态度和意见。从这个角度说，媒体把受众的眼光和注意力吸引到议题上面来，新闻媒体就完成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就事论事。要防止越位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决不能采用统一的尺度、模式和方法监督所有的事件，比如，灾难事件中既有人玩忽职守，也有人恪尽职守；一个沦为人民罪人的人，有令人唾弃的方面，也有人格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方面。所以，在新闻舆论监督中，一定要围绕欲监督事件的基本事实展开舆论引导与交锋，切勿扩大监督范围，旁及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看，传统媒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比较少，网络媒体因为没有传统意义的“把关人”，比较容易出现越位监督现象，经常从对当事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监督延伸到个人私生活领域，把很严肃的新闻舆论监督变成了八卦新闻展览。比如，2003年哈尔滨发生宝马车撞人案后，网民发出的贴子中有些情绪化色彩非常浓厚，硬把当事人说成是黑龙江省某领导人的亲属，造成了不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正如《新民晚报》所评述的那样：“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来都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尤其在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而形成民怨、少数干部子女和亲威给中国百姓心里投下阴影的时候；大量讨伐声就顺着‘宝马车撞人案’这一决口喷薄而出，而夹杂其中的，还有种种难以描摹的不平衡心理。流传甚广的网上谣言已伤害到案件中许多无辜的人，已给司法独立造成了巨大压力，它的冲动和盲目使它背离了理性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在这个事件中，新闻舆论监督在讨伐富豪和对“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的质疑情绪推动下，变成了对当事者的审判和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审判，远远超越了新闻舆论作为社会软监督的职责和监督范围。事实证明，这样的监督不但不利于公正地解决问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舆论生态，给彻底弄清事件真相和解决问题设置了障碍。

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新闻报道本身，它来自新闻舆论背后的民众声音和力量。所以，新闻媒体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民负责；必须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2002年8月18日，延安宝塔区万花村某诊所主人张某夫妇在家里播放黄碟，被警方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8月20日开始，《华商报》连续报道事件的进展情况，引起了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报后来在回顾报道过程时说：“在张某被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捕的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华商报》在监督“黄碟”事件中，既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又比较好地处理了与法律监督的关系。“黄碟”事件刚刚发生时，法律监督还没有介入这个事件，《华商报》通过系列报道，引起公众、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关注，推动司法介入；当司法介入“黄碟”事件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转入了对司法是否公正的监督，而不是对事件进行越位审判。这说明，媒体只有恪守媒体角色，谨守自己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界限，才能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防止越位监督，还要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不是对所有应该监督的事件都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予以曝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新闻媒体尤其要处理好对涉及到国防、外交和司法等特殊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

(一)媒体对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主要以内参等形式开展舆论监督，不宜采用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国家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情况立法保护国家秘密，所以，有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和经济建设机密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严守这些信息的秘密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此以来，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性与保守国家秘密，岂不是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吗?诚然，新闻舆论监督追求信息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晓欲望，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舆论上来，但是，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矛盾，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舆论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内参等形式开展对涉及国家秘密问题的新闻舆论监督，同样能够起到沟通民意与政府的联系，反映人民意见、态度的目的。如果对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公开曝光，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声望，非但不是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反而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论新范文篇10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

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

——威拉德·蒯因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本质、价值虚无的一遍喧哗声中，谈论“本体”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反观整个二十世纪哲学思潮，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所竭力回避的东西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自康德以降，本体论似乎已不再成为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但它却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各色各样的哲学体系或理论之中，因为本体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实在是人类对大千世界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也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得以建构的基础。

新闻学引入“本体论”范畴绝非故弄玄虚，它是人们对新闻的实质进行刨根究底追问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们对新闻及其现象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同时也体现出新闻学在其自身建构中对“基础”的重视。

本体指向终极的存在，展示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与“现象”相对；本体论则是对本体加以揭示和描述的理论体系。不言而喻，新闻本体论关心新闻及其现象的终极存在，是对新闻内部质的规定性的揭示和描述，它要追问新闻“名”下藏着的“实”，试图从根本上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

一

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入“本体”的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的实际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之中。这种探索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众说纷纭的新闻定义中。

关于新闻定义，据说近200种。但近年来在各种文章、著作中出现比较多的，因而也是较有代表性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

·新闻是······报道，或传播：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新闻是······意识，或“意识形态”：

“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报道新闻事实，并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评价，以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

·新闻是······信息：

“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

·新闻是······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喻权域《与香港同行谈我们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看法》）

仔细考察这些定义，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所指”并不相同。陆定一同志的定义指向新闻报道（作品），吴高福先生的定义似乎指向新闻事业，而宁树藩、喻权域两位先生的定义则指向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本身。暂时撇开吴高福先生的定义，另外两种定义恰好与现代汉语中“新闻”一词的两种主要涵义相吻合：一是由有语言、文字、图象等符号构成的新闻报道或新闻作品，如“全国好新闻评选”中的“新闻”；二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或信息本身，如“世界十大新闻”中的“新闻”。应该说，新闻学中“新闻”一词所指不明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新闻”名下就同时包含着“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和“新闻纸所登之新闻”两种所指。到了四十年代，陆定一同志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对“新闻”的两种所指作出区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陆定一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唯物主义的新闻观，强调了事实的重要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是非，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实际新闻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也许正是由于对“新闻”和事实这种严格的对象式区分，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在其以后的建构和发展中，渐渐演变成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追究的先在的设定。它是“新闻”的来源，却不是“新闻”；它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没有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则一无所用。极而言之，这种“新闻学”中的“事实”颇有些像康德认识论中的“物自体”，设定它的目的仅仅是为感性提供一个经验的来源，或者具体说，仅仅是为“报道”这种空洞的“形式”提供一种“质料”。当事实在“新闻学”中完成了这一使命后，便被放到了一边。“新闻学”真正的逻辑起点和全部建构“基础”落在了“新闻报道”上。于是，在陆定一同志那里“第二性”或“在后”的东西，“新闻学”研究中实际上成了“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而“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则被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新闻学研究中“主观化”的倾向在这种理论建构中有了自己的藏身之所。

不过，在我看来，一个词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概念出现时，其涵义比它在日常用语中作为普通名词出现时的单纯指称意思要丰富得多。因此，仅仅从名词的所指方面来理解陆定一同志的“新闻”显然是不够的。原则上说，“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属认识论范畴的命题，但这个命题中则包含着本体论的前提，而且这个本体论前提是陆定一同志十分重视并反复强调的：“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仅仅把新闻“本体”作为一种先验的设定，而不再加以追究，以至于造成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新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真实、新鲜、公开等一系列表明的“现象”上。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新闻”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这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在于揭示被“新闻”指称的对象为什么就是新闻，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些对象成为新闻的。只有这样，新闻理论的触角才能穿透新闻“现象”的表层，进入它的实质，发现它的“本真”。也只有这样，新闻学才能找到自身建构的坚实“基础”。但实质也好，“本真”也罢，不应该是一种预先的设定，而应该在“本体论”的追问中加以揭示。

二

吴高福先生正确地指出了本体论之于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性：“新闻的本体论问题，是新闻学中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也是解决新闻学中一系列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往，新闻学研究中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1]但吴先生关于“新闻本体”的基本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

吴先生关于新闻本质（本体）的基本看法前文已引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吴先生的具体论述。根据吴先生的观点，新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于新闻本质上是一种意识。那么，新闻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呢？吴先生似乎是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的。首先，吴先生对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做出一分为二的划分：一类是物质世界；一类是精神世界。接着，吴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问题：“新闻这种现象是属于物质世界，还是属于精神世界”[2]？我觉得，物质和精神在辨证唯物主义那里并非是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而是一对关系范畴。他们的对立只是在解决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3]辨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可以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满足于对物质和精神做出知性的区分，而是理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达到把某种差别作为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的一致。显然，吴先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只看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但吴先生没有从这种对立中发现物质的决定作用，而是“发现”了新闻现象的归属），却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脱离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正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吴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吴先生“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4]的结论是一个我所不能接受的结论。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吴先生之所以认为新闻是一种意识，还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任何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感觉、报道，或相互传播，才是新闻。”[5]不难看出，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形而上学式的对立在这里转换为“事实”与“新闻”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形式逻辑上引出的必然后果是：如果承认“事实”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比如要承认“新闻”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然而，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脱离“事实”的“新闻”，就像根本不存在脱离物质的精神一样。“事实”固然需要人的感觉和传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但“新闻”决不就是感觉和传播本身。恰恰相反，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新闻本质上是被感觉和传播的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感觉和传播。我不明白吴先生既认为“事实本身不是新闻”，为什么却认为感觉、报道或传播本身就是新闻呢？其实如果把感觉、报道或传播视为某种“形式”，它们可以被纳入各种内容，而唯有纳入“事实”这一内容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报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一回事，内容决定形式又是一回事。就像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是一回事，存在决定意识又是一回事一样。而唯物主义本体论首先要确立的是后一个命题。从后者看，“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在于它报道了事实。就是说，是事实决定了“新闻”成为新闻。作为个体的事实的确有赖于人的感觉才与人发生关系，才对人构成意义。但正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们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物理和心理方面是等同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6]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认识论和本体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本体论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意识）和物质，哪一个是根本（本原）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则是思维是否反映现实，能否正确反映现实以及怎样反映的问题。“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7]因此，我们说，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离开了一定的本体论前提，认识论的内容立即就会变得含糊不清；而把认识论本体论化，则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陆定一同志是从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出发，在认识论上正确地说明了“新闻”（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吴先生则完全抛开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前提，直接从一般认识论中得出了关于新闻本质的错误观点。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还想简单谈谈吴先生从“新闻是一种意识”到“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论证。在吴先生看来，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人的意识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这种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意识……一般称为社会意识的多种形态”；“因此，从本质上说，新闻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8]，如果根据吴先生的这种观点看，全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倘若吴先生真的作如是观，那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说明吴先完全是从特定的描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根据俞吾金博士的研究，马克思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俞博士把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为：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9]当年王中教授，葛迟胤先生撰文反对说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从这一含义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

三

我认为，在对新闻本质的探索中，宁树藩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启发性的。

宁先生是国内研究新闻史的专家。他对新闻本质的思考和探索不是从一般的哲学原理出发，而是从具体新闻文体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出发。这当中蕴含的一个基本思想值得注意：各种新闻文体只是新闻的表现形式，新闻的本质存在于新闻文体这种“现象”之中。“现象”往往遮蔽着“本质”，但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本质”。宁先生在比较、研究各类文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因素把它们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再从新闻文体的结构看，新闻导语、‘倒金字塔’、‘五个W’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导语论，它的产生是由于适应人们对于新闻首先在了解重要信息的需要。至于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它反映了新闻信息本身存在这五个方面的联系，它的提出，积极体现新闻信息传播的根本要求”。还有，“我国早期的消息（新闻文体）写作，由于受传统的写作影响，其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及远、从原因到结果，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恰恰相反。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10]经过这样的分析，宁先生得出“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的结论。

与那种从一般哲学理论演绎出“新闻质的规定性”，然后再用具体的新闻作品加以说明或证明的做法不同，宁先生未对新闻及其本质进行任何先在的设定，而是直接从具体的新闻“现象”入手，并透过“现象”，直逼新闻的“本质”。在宁先生的分析中，各类新闻文体或各种新闻作品的外在的、非决定性的、作为“条件”出现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居的东西被一一拂去，而新闻作品内在的、决定性的、作为“根据”出现的，因而也是恒定的“质”被揭示出来了；在宁先生的结论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不仅只是新闻的认识来源，而是新闻的内在根据；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不再仅仅是某种手段，而是新闻传播活动区别于其他所有传播活动的实质。我认为，宁先生在追寻新闻本质（体）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使他的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宁先生对新闻的基本认识不仅较其他人深刻，而且也是对唯物主义新闻观的有力支持和重新强调。这对纠正新闻学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主观化”倾向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新闻现象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社会与生共存，密切相关。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那种试图仅仅从事实本身追寻新闻本体，那种企图把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彻底排除在新闻本体之外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不赞成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和变动的事实。”不仅如此，我还觉得，宁先生在“新近事实的信息”前面所加的“被报道（或传播）”也还没能真正揭示出新闻与人类社会的根本联系。

当哲学本体论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完成了从外在世界对象式的追溯到对人类自身需要、价值实践性的探索的转折后，新闻本体论研究难道不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什么吗？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切纯然客观存在的东西如同纯然主观的东西一样，一旦脱离了人类实践就不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

在对新闻本体的追索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对新闻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已经被揭示。这就是说，是“事实”及其信息使这类作品成为新闻作品。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使“事实”及其信息成为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的呢？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新闻事实，也不是所有经报道或传播的事实就是新闻事实。换句话说，“事实”及其信息固然可以把一般作品和新闻作品区分开来，那么区别一般事实与新闻事实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新闻本体论”来说，宁先生从作为“现象”的新闻文体或新闻作品中揭示出的其实是另一种“现象”，只是这种“现象”离“本质”更近了。在“事实”或“事实的信息”背后必定还有什么“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有“事实”与“新闻事实”之分。现在我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哪些事实是新闻事实，哪些不是新闻事实？显然不是报道或传播。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决定事实为新闻事实的“东西”称为“新闻品质”。我认为，不具“新闻品质”的事实，即使报道或传播了也不是新闻，或者说只是徒有新闻之名；相反，那些具有“新闻品质”的事实，你不去报道和传播它们，只能说明你缺乏眼光和失职，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新闻。当对新闻本体做这种进一步深入的追问是，我们恐怕不难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的对象式的纯客观存在。追寻新闻本体的人其实包含在他所追寻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所在：一方面我们要为新闻的终极存在寻找到一个客观依据；另一方面我们则惊讶的发现，这种客观依据其实与我们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在这一困难面前，唯心主义无能为力，旧唯物主义也无能为力。而实践唯物主义则能够为我们指示出一条通向目标、不断延伸的道路。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

四

纵观整个新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似乎与新闻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究竟什么是事实，我们不仅没有深入追问过，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集中表现在：只看到事实的客观自在性，与精神或意识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它的“为我性”或“社会性”，它与精神或意识的同一性。在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甘惜分先生便对事实做出这样的规定：“事实…..必须是在我们主观之外地存在着的事实。”[11]随后，有人干脆把事实视为“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12]，到了九十年代，关于事实的这种片面认识似乎没有丝毫改变。例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的东西”[13]，“事实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客观实在性”[14]，“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15]。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成了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成了默写物理和化学属性的总和，它不仅对人而且对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着。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本身作为“存在物”无法移动半步，而只能通过一种类似能量、质量的物理属性——信息来扩散或传播；也正是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与新闻实际上被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事实不是新闻，而是一个“自在的东西”；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属于“精神世界”。

我认为，新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类社会来谈论“事实”。新闻学谈论的事实根本不是那种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与人的社会存在一刻也不能分离的事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相信“自在事实”的存在[16]，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这种“事实”只有当其被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时，才有绝对的理论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能够谈论的只能是那些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它依存于人类社会，却并不依存于某人或某集团的主观意识；它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下面让我们对这种事实做一些具体分析。

事实不同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某种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例如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或他娶约毖芬叫做事实。”[17]维特根施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对事实与事物作出类似的区分。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人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来反映，并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和指称；而对于事实，则必须用一个判断来反映，并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和陈述。因此，我们说，事实并不像事物那样，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而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不能仅仅是某些性质和关系的纯粹存在，它还需要人在具体的经验中对其中的性质和关系进行确定。一种事物往往有多种性质，这些事物性质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人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性质和关系做出确定。现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说“事实是主客体的统一”，因为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事实作为经验对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但作为经验内容却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许多人在这里陷入一个自德谟克里特时代以来哲学界争论不休的悖论：同一个东西，却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方——既在外部空间，有在人的心灵里。根据一般的逻辑，这似乎不可能。因此，有人断言，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新闻学研究中“事实”与“新闻”的对立，其根源也在这里。本世纪初，威廉.詹姆士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谜底：“这个谜归根到底和一个同一的点为何存在于两条线上的谜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点处在两条线的交点上，它就能够同时存在于两条线上。”[18]我认为，抛开詹姆士的基本哲学立场，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事实看作人在实践活动中与事物自身的一系列性质和关系相遇的某个“点”是合适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正是处在这两个进程的交点上：一个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识或思维进程，一个是事物自身性质、关系的自然进程。两个进程分别把事实连结到不同的组里，使它既属于这一组，又属于那一组。在这种情况下，把事实归入任何一组看似都有道理，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唯有在上述两个进程的交点上才能真正把握事实。

根据上述观点，事实必然包含两种成份：客观成份和主观成份。那么，如何看待事实的客观性呢？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事实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脱离人类社会的客观性与脱离人类社会的主观性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人总是根据自身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条件来经验和断定事实，他无法超越这些条件去把握绝对客观的事实。一句话，人是在社会共同认识的范围内来界定事实的客观性的。我这样说也许太抽象，那就让我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中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把。先看“单元事实”，维特根施坦把它称之为“原子事实”，指分析事实的最小单位，它本身不可能再分解为任何事实。“单元事实”具体的表现形式当是主词和谓词构成的陈述，如“北平解放”、“拉宾遇刺”等。陈述中的主词当有一定的实指性，或指向某个人，或指向某个物，或指向某一地区，或指向某种现象；谓词则是对主词所处某种状况的断定，没有明确的实指性。一般看，主词的客观性似乎不构成问题，[19]关键在谓词部分，因为任何“断定”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认识形式。正是在这套形式上，许多哲学家伤透了脑筋，康德的认识论几乎就是为了它而展开的。这里我只能原则性地说明一下我们的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所具有的一切心理结构和认识形式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首先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形式不过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无数次感知经验的不断保存、积累，最后内化、凝聚和积淀的结果，它对全体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普遍的“通约性”。就是说，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是用这套感知形式来断定事实的，而这种断定又是为其他人所承认和理解的。例如，“北平解放”中的“解放”，“拉宾遇刺”中的“遇刺”，我们都承认并理解它们的意思。因此，“单元事实”中谓词的客观性便在人类社会认知形式的普遍“通约性”中得以存在。再看“多元事实”，维特根施坦称“复合事实”，它是几个“单元事实”组合而成的。由于“多元事实”原则上可以拆卸为一个个“单元事实”，如“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便可拆卸成二个“单元事实”，其客观性似乎不用多说。[20]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与“新闻”的同一性问题。因此，下面的结论也许就不会显得太“离经叛道”了：新闻不是事实的什么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不属于“精神世界”。新闻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这才是新闻与哲学、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过去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当是对新闻作品（报道）本质的理解。新闻作品是具体的个人或集团对新闻的物化反映形式，它依存于这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意识，属“精神世界”，因此新闻作品自然不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五

说新闻就是事实当然不等于说事就是新闻。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是长期困扰新闻理论界的又一难题，也是新闻本体论所要解决的、带有实质性的问题。过去理论界试图从二个不同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从定义的层面上，通过定义的“种差”解决问题；二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比较分析“新闻”的特性解决问题；三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新闻价值”理论解决问题。据此，有人反过来认为，三个层面实际上所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21]，而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仅仅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或三个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论分几个方面，它们在根本上却是同一个问题，即哪些事实才是真正的新闻。事实上，仔细考察一下上述被分别放在不同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它们最终得出的某些结论往往有许多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如“新鲜”、“公开传播”、“重要”、“变动”、“显著”、“共同关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也能说明，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同一的。因此，在新闻本体论中，或者说在新闻学的“元理论”中，新闻的定义、特性、价值本质上是统一的。[22]哪些事实才是新闻？或者说哪些事实具有“新闻品质”？“新闻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理论界观点不一；但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清理出两条思路：一是从“事实”本身考虑问题，二是从传播者方面思考问题。先看前者，从事实本身思考问题的同志显然强调的是“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认为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志，而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决定该事实成为新闻。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把事实身上体现的某些属性当作该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当作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东西，那就错了。以“新闻”和“重要”为例，有人认为：新闻必须新鲜，就像水果上市一样，必须快摘、快运、快售，否则就会因腐而失去其甘美。[23]新闻必须新鲜，这当然不错，但新闻的新鲜与水果的新鲜却有质的不同。后者是一种完全不依赖于人的纯自然属性，它对不同的人甚至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自身；而新闻或事实的新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属性，它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必然因人而异。将事实向人呈现的某些属性当作其自身固有的东西，这一思想在我们的新闻学论著中并不少见。早在八十年代初，甘惜分先生就流露过这一思想：“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并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芜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24]到了九十年代初，刘建明先生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个说法。[25]显然，上例中的“最新的”、“重要”或“重大的”被视为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了，它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然而，事实的新旧或重要与否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事实是否新鲜是相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认识而言；事实是否重要是相对于我们的社会实践而言。其实，甘先生之所以会事先设定他所想象的那个事实是“最新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已经在观念上把这一事件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了。的确，不与人发生关系的事实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可能具有什么“新闻品质”。那种仅仅从事实本身的固有属性寻找“新闻品质”的做法，如同仅仅把事实看成“客观自在物”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竞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26]一些资产阶级新闻学者确实抓住了旧唯物主义的弱点，在发展“能动的方面”的同时，积极贩卖他们唯心主义的货色：“事实的现实性并不是事实本身的属性，而是人们在关心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上的感觉”[27]，“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内的假构是真实。社会的事实，经过新闻而凝固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因而，对于我们，在新闻上所显示的世界是真实；不在新闻上所显示的实在毋宁是虚伪。”[28]

再看第二条思路。平心而论，从这条思路出发的大多数同志本意并不在探讨“新闻品质”，而在讨论“事实”到“新闻”的转化过程，或讨论“事实——传播者——新闻”三者间的关系。但由于他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依然在于“事实”与“新闻”的对立，新闻传播者自然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逻辑自身的发展，新闻传播者必然会被认定为从“事实”到“新闻”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同志看来，事实要成为新闻，离不开传播者的反映、报道或传播。因此，在各种新闻定义中，报道和传播要么成为新闻的“属”，要么成为新闻的“种差”。西方甚至有人认为：“我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29]这样一来，哪些事实是新闻似乎完全取决传播者的主观意志或传播行为了。于是，新闻工作似乎成了新闻工作者自由一直驰骋的天地，新闻机构仿佛成了新闻活动的主宰力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成了由新闻机构来款待的客人。请看：“在事实、新闻机构、群众三者之间，事实是材料，新闻机构是媒介，而广大群众是新闻机构的服务对象。广大群众是否能够知道某种新闻，是否能够得知事实的真相，决定于新闻机构拿出什么样的产品——新闻来款待它的工作对象。”[30]于是，“大众媒体”成了新闻本质的决定因素，在“大众媒体”面前，不仅“新闻”成了被“规定”者，而且事实也变得苍白无力了。请看：“就新闻来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和目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新闻”，“对于新闻学来说，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比之事实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正是它决定了新闻的命运”，“我们一直不敢正视大众媒体对新闻的本质的规定，是因为我们害怕遮蔽了新闻神圣的‘客观性’的要求。”[31]这里，我实在不能用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后来这位作者对新闻理论问题所做的“重新思考”，而只能用两句话重申一下我所坚持的“陈旧观点”：不是有了“大众媒体”才有新闻，就像不是有了医院才有病人一样。“”控制下的“媒体”的确以其“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了新闻的命运”，“事实本身”在他们的目的面前的确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历史和人民却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看来，“新闻品质”的根源既不在事实身上，更不在传播者身上。那么，“新闻品质”究竟在哪里？

六

新闻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新闻活动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首先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基础的客观物质实践），“新闻品质”也是根源于这种实践。关于“新闻起源”，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发现“新闻品质”，并对这一品质做出理论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32]。人在实践中必然产生对自己实践环境的“知”的需要，同时又通过实践来满足这种需要。就是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3]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上述“知”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一起包含在实践过程中，其中不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绝对分辨准则。第二，不能仅仅从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如果仅仅从前者出发，我们所说的那种与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需要就会被生硬地剥离开来，变成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欲望”。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这种“需要”的本质：它是人类为了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需要”，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知的需要”的总和，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我们新闻学中常说的“受众需要”本质上就是这种需要。它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因“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而改变。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也不是“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这是被大量的新闻实践所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

所谓“新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上述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新闻传播者正是根据它来判别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我们常说的“新闻价值”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它来决定的。这里，我不得不涉及以下新闻学中的“客观性”问题。我们过去谈论“客观性”大多着眼于尊重事实。我认为，“客观性”除了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要尊重事实外，还要求在新闻实践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知的需要”。但不可否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免发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该放弃“理想”而屈从“现实”呢？如果真的像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肯定的那样，那么人作为“人的类的特性”的本质也就丧失殆尽，因为人将从此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从而失去“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使自己完全降格为“现实的”存在物。[34]在我看来，新闻理论提倡“客观性”不仅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遗忘了脚下立足的土地”，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立足于这块土地，我们才看到了这块土地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才有“理想”，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客观性”在新闻学中不仅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着伦理学上的意义。从后一种意义看，它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人民负责；包真事、说真话；对历史负责；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对自身负责；不趋炎附势，不苟且偷安。它类似康德伦理学中的“绝对律令”。正是在它面前，新闻工作才显出她的尊严和神圣，新闻工作者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展现出生命的辉煌！

人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知”的需要只是“新闻品质”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基本特性，即“新闻品质”的客观社会性。“新闻品质”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客观对象性。“新闻品质”必须与具体的客观对象——事实相联系，必须要在具体的事实身上体现自己。由于我们所说的事实是那些在实践活动中与人相遇的事实，亦即所谓“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向人呈现并为人存在（即为人所用）的事实，是一种“人化的事实”。正如马克思从抽象的哲学高度所说：“在社会中…….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35]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随着人类历史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某种需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36]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历史行程中，“人的本质力量”依然会以各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对自身所处环境“知”的需要便是这些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此外还有“知”的需要（对应于科学、哲学等）、“感”的需要（对应于文学、艺术等）。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所谓“人的本身力量的实现”无非是指人们从作为对象的事实身上发生人的这种需要，同时也是在事实所显示的某些性质和关系中体现出人的这种需要。我们过去所说的事实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等等，并不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是这种需要通过事实折射出来的光芒。“人化的事实”就是“对象化的事实”，就是凝聚了人的知性需要之光的事实。“知”与“行”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说，“知”是为了“行”。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需要知道对自己不利甚至有害的事实。这一现象在统一于实践的“知”“行”关系中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新闻品质”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是完全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看作两个不同的实体。只有在逻辑上，在科学中才能把两者区别开来看，而在现实中，这二者则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完整的统一体，彼此互为前提、互为依据。至此，我们可以说，“新闻品质”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它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内容，它的内容总是随着人的实践，随着历史、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变化。过去我们用语言来界定的一些貌似具体的内容（如“新鲜”、“重要”、“共同兴趣”等）其实也并不具体。语言的抽象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也许是在人的认知途中无法逾越的鸿沟。为此，我不得不在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把“新闻品质”转化为一种类似人类心理结构的抽象形式，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关注”。它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因此无限的内容将在其中不断展开；它在实践中通过与事实的无数次相遇获得自身，同时又将自身，同时又将自身的光芒投向作为对象的事实，从而使事实具有了一种新的品质。什么是新闻？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这里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后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前者则表现为人的“亲身传播”或“体内传播”。

耐心读完这份“论纲”的读者也许回有些失望，因为我的新闻定义似乎并没有多少新“货色”，但任何定义都只有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中才能显出它真正的意义，孤立的定义不仅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令人生厌。应该说，这份“论纲”只是研究的开始，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我真诚地希望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帮助。

资料来源

[1]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5页。

[2]同[1]，6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48页。

[4]同[1]，6页。

[5]同[1]，7页。

[6]同[3]，6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1页。

[8]同[1]，10页。

[9]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127-129页。

[10]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7年第5期。

[11]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38页。

[12]张宗厚等《简明新闻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51页。

[13]成美等《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41页。

[14]同[1]，167页。

[15]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40页。本人过去也是这种观点的执有者，参阅拙著《新闻学基本理论》，黄山出版社，1993年版。

[16]我们关于“事实”的某些观点和材料主要受惠于彭漪琏先生的《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但彭先生对“自在事实”的断然否定，认为“事实不可能是自在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自在事实’”的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这里，我只引述两位科学家的话。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92页）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他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电子和质子的存在（这里的‘存在’当然包括其性质及运动情况，引者按）…….并不依靠它们是否被知觉到；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在宇宙还没有一个知觉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数的年代。虽然它们的存在并不依靠知觉，但是我们还是依靠知觉才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认识的顺序和因果的顺序恰好相反，就认识的顺序说，观察黑白形态的天文学家的短暂的主观经验发生在前，而那块广漠、遥远和属于很就以前的星云出现在后。”（《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4-15页）另一位在哲学思想上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物理学家玻恩也说过一段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在这里（指科学研究中，引者按），人们常常与日常生活范围以外的现象打交道。你通过高功率显微镜看到的东西，你借助于望远镜、分光镜，或者各种各样电子放大仪器所觉察到的东西，如果没有理论，就不能理解；它们必须加以解释。在最小的领域里如在最大的领域里一样，在原子领域里如在恒星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的现象和我们周围事物的通常的样子是不像的，只有借助于抽象概念才能描述。在这里，现象后面是否存在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世界，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接着他对这一无法逃避的问题做了如下回答：“但是说它们是完全空虚，是彼岸世界的某种东西，这与事实不符。别忘了在生产像发动机、飞机、核反应堆、塑料、电子计算机等等东西方面，它们能派多人的实际用场。核研究弄得不巧说不定会把我们送到‘彼岸世界’去。”（《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97-98，99页）所以玻恩也肯定，“存在一个客观物理世界，它本身是按照不依赖于我们的不变规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4页）

[17]罗素：《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39页。

[18]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页。

[19]在语言哲学看并非如此。这个问题不宜在这里细说，可参阅涂纪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徐友渔等人著的《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0]“多元事实”并不简单等于“单元事实”之和，而是大于“单元事实”之和。但这不是此处要论述的问题。

[21]或两个问题，如王中先生曾用“新闻学的第一课题”和“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表述过这一观点。参阅王中《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载《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22]这种统一与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论理学）的统一相一致。当然，“统一”不等于“同一”，在具体的理论展开中，它们仍有各自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

[23]高宁远：《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7页。

[24]同[1]，39页。

[25]见刘建明《宏观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27]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30页。

[28]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辑，3页。

[29]转引自LeowJeffres，MassMedia：ProcessesandEffects，WavelandPress，1986，105页。

[30]同[11]，40页。

[31]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新闻大学》1997年夏季号。

[32]同[26]，32页。

[33]《资本论》第1卷，559页。

[34]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