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分析十篇

经济政策分析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政策、政策分析

    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由此使两者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法理问题。近些年来,刑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学者对于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等相关政策投入了较多关注,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政策更是重视有加。于是,在部门法学研究中,有必要思考可否和如何把政策分析用于部门法学研究的问题。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例如,在政治学上,较为重要的政策分析维度主要有:强调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系统维度”;[11]主张从团体的竞争与协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团体维度”;高度重视杰出人物对政策影响的“精英维度”;以政府能否接纳为评判标准的“政府维度”,等等。这些维度同样可以运用于相关经济法问题的探讨。

    又如,在经济学上,进行政策分析的主要维度是福利经济学维度和制度经济学维度。[12]前者主要基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强调政府有义务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政策与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来有效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者强调政策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同样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角度进行政策分析。[13]事实上,这些维度在经济法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

    上述各类具体维度,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在政策分析方面的视角差别,与经济法调整所欲解决的问题和相关制度的形成有内在关联,这是在经济法研究中提炼并适用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经济政策分析篇2

考虑到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农业的天然弱质性，从建国开始，我国政府就开始实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一方面通过对农业扶持，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积累。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选择与我国政府重要的战略决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为此，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主要转折，可以将我国的农业扶持政策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市场经济以后、加入WTO以来至今。通过对我国农业扶持政策的回顾和梳理，可以更清晰地反映我国农业政策的发展路径和规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今后的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思路和启示。

一、1949年建国——七十年代末：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萌芽阶段

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政府一直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逐步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和彻底进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此农业恢复和发展较快，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以及“”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央农业扶持政策的特点如下：1.以农业信贷和财政支农为主要手段虽然该阶段的中央政府财力有限，但是农业信贷余额和财政支农总额基本上是不断增长的。据统计，支援农村生产支持和财政安排的农业事业费从“一五”的37.23亿元增长到“五五”的345.7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一五”的2.9%提高到“五五”的6.6%。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的40.91亿元增长到“五五”的238.03亿元，占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从“一五”的7.10%提高到“五五”的10.5%。同期，农业信贷资金余额也从82.1亿元增长到616亿元。2.其主要目标是以农支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解放后，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思路，为此，必须依靠农业剩余的转移来实施这一工业化战略。1953年政府实施了以低价收购和销售为主要特征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1953-1978年间，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积累了高达3376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达135亿元，这笔资金是1953-1978年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总数3680亿元的92%。从农业支持角度分析，该阶段的农业政策实质是以农支工。1980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增长了2.8倍，而轻工业增长了25倍，重工业增长了98倍。3.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性增长解放后，农业发展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虽然国家的农业扶持力度不大，但依靠的强制“均平”机制，还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业发展的恢复性增长。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虽有徘徊，但仍逐年增长。1949-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1320万吨增加到30476.5万吨，年均增产660.5万吨，年递增3.4%。在此期间，粮食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为18%城市人口的低水平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通过逐步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和彻底地进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基本保障，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行为。

二、改革开放——九十年代初：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调整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原有重点优化发展重工业转变到产业协调平衡发展上来，重点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的农业扶持支持往往和农村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农业政策的主要特点如下：1.放开农产品价格在农业生产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弊端日益明显。由于商品流通遇到阻碍、产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地区优势不能发挥以及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政府采用放开农产品价格的政策，陆续通过减少统购的数额、范围，提高定购价格；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其余全部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让农民在市场交换中受益，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保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2．加快体制制度创新除了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和农业信贷外，政府开始重视通过体制建设和完善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和农村生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试点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是推动近年来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支持政策，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性政策支持，极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经济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农业集体化和。3.开始矫正剥夺农业的方式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矫正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在部分农产品市场已经开放和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棉、油、粮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开始对农产品价格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虽然从1978年到1990年间里，我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绝对量仍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由1987年的261.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26.1亿元，但不论是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的幅度还是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的幅度，都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其决定的“剪刀差”的幅度也由1978年的54.5%下降到1990年的25.2%。4.投入农业的资金支持有限虽然国家提高了对农业的资金支持规模，然而1978年以前的20多年时间里，农业基建投资平均占基建投资总额的11%，而1980年到1987年的7年时间里，则下降到5.3%，1988年更低，仅为2.9%。虽然从198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对农业的投入比以前有所增长，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但实际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诸如柴油、化肥等也不充足，其真正投入的资金不到30%。农业资金的匮乏，加剧了农业的脆弱程度，阻碍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的提高。

三、1992年——2001年：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改革阶段

前一阶段，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但这一阶段状况开始改善，农业从为国民经济“纳税”开始变为接受保护和扶持。90年代以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有如下特点：1.以价格补贴为主要措施这一阶段的农业扶持政策以价格补贴为主要形式，大部分用于降低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虽然这项政策反映了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生产的保护，但是，价格补贴是给国有农产品流通部门，不是直接补贴给农民，导致农民收益有限，补贴收益大部分落入国有商业部门。据测算，国家每补贴1元，农民只能得到0.14元。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传递方式，将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保护农民利益和农民生产积极的首要目标。由于长期农业资金大量流向工业部门，导致农民利益受到剥夺，负担过重。90年代以来，农业资金非农化流失仍在继续。1991-1996年，通过赋税流失的农业资金为2750亿元，以农业信贷方式流失的农业资金为4177亿元。为了保证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开始强调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一方面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国家连续大幅度增加了农业投资。政府坚持多予少取的支持政策，赋予农民更多的实惠，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四、加入WTO——至今：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完善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涉及农业生产的，但是随着加入WTO，我国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问题不只是农业生产方面，还必须重视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和农民利益。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有如下特点：1.财政支农的绝对数量增加迅速中国财政支农的绝对数量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财政支农总数从2001年的1456.73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2900.87亿元，每年以13.76%的速度增长。这种支持水平的迅速上升，说明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越来越重视利用国内支持的方式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2004年，由于我国政府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当年财政支农的增长速度达到了33.24%。2.国内支持的结构有待完善在微量标准之内，我国对于黄箱支持利用不充分。根据我国对WTO的承诺，我国的微量免除水平为8.5%。但是据统计，我国现在的微量支持水平只用2%左右。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我国只使用了6种，包括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其余6种我国还未涉及。3.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不宽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速度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此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成了各级政府处于每年工作的中心位置，并制定了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搞活农产品流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和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等。

经济政策分析篇3

关键词：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

1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经济政策分析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循环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3-0270-01

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财政的制约,为市场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对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制约因素及改进策略进行分析与阐述。

1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1财政投入资金匮乏

根据发达国家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经验表明,用于环保的资金若仅占GDP总值的1%-5%左右,那么只能造成环境污染状况的加剧,而要想逐步对环境有所改善,其投入至少达到GDP总值的2%-3%。因此,根据中国目前的投入情况来看,中国银行建议中国要加大对环境污染控制、改善的资金投入,至少应占中国GDP的1%以上,如果能达到2%最好。虽然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也加大了对循环经济支出的投入,且每年用于保护环境及支持环保企业发展的资金逐年加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美国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已占GDP总值的40%和21%,而我国当前所投入到环境保护中的总投资仅仅占GDP的1.3%,这其中还包含了民间投资、企业投资和其他资金,真正由政府指出的财政资金不足1%,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当前对治理污染与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过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1.2缺少有力的财政优惠政策

发展循环经济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其社会收益远大于个人收益。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循环经济主体的补偿与激励。但是由于我国对于循环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前用于由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过度的措施,更多倾向于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而缺少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例如,我国当前用于开发资源综合利用和治疗的企业补贴仅限于利润不上缴、减少税收等间接补贴;在信贷方面,政府也缺乏支持力度,这都对循环经济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产生了影响。

1.3财政调节的手段单一

我国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投入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及银行贷款两个方面,财政的调节手段相对单一。在税收这一环节中,由于考虑到企业在生产或其他环节中因保护环境、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同时减少了能源与资源的消耗,给予一定的减税及免税补贴,但是手段单一,必然缺乏有效的调节性。

2以财政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探讨

2.1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

用于治理污染与保护环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需要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鼓励与资金支持。为了改善当前我国环保投入资金匮乏的现象,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十分必要。首先,应建立政府用于环保投资的增长机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一定时期内用于环保的资金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及GDP中所占的比例。另外,各级政府要积极安排并落实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预算支出,尽快加强用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政府应积极调整并落实各项投资政策,用于公共财政预算的投资应重点倾向于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公益性、基础性及战略性的产业与项目。再次,各级政府还可建立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专用资金,用于支持研发、使用及推广循环科技,同时加强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将循环科技及其产业化项目引入资本市场,以多层次、多渠道地筹措保障资金。

2.2政府加强对循环经济主体发展的优惠政策

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我国应加强对财政的补贴政策,例如企业的亏损补贴、税前还贷、财政贴息及加速折旧等,通过政府加大对发展循环经济主体的有针对性的科学财政补贴,而调动其加强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以引导整个社会均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政府还可制定对于环保税收的优惠政策,一方面,继续跟进对综合利用“三废”及环保投资的产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同时将其优惠的范围逐步扩大到环保工程的建设、环保机器制造业、消化并吸收外来环保技术、环保产业的新产品与新技术研制等更多的领域。另一方面,在优惠的手段上,政府可采取扣除税收、加速折旧和投资抵免等多种间接的优惠方法。从多方面加大对税收的优惠与激励效应,以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3丰富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

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同时可以选择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我国财政应多方位、多角度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尤其是在税收与补贴方面,几乎在企业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包括使用资源、利用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所需要。以往外部性的末端治理解决手段政策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应建立产前、产中及产后每个环节的综合财政体制,实施多管齐下、全程治理的财政政策。

经济政策分析篇5

关键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财政税收政策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还能够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城市经济增长也是决定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政府部门要引起重视，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必须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1.制度因素会转变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家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受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在社会主义的民主环境下，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经济安排，不但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还会给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较大影响。

2.经济因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因素是造成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一大因素。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增长方式，都是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不同时期内，社会生产各要素的表现特征也不同，尤其是市场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因为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文化与技术的发展，因而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需要实现进一步的转型。

3.人口因素对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我国不仅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然而社会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高素质的文化人员推动。因此，劳动就业人员普遍偏低的业务技能和文化素质，会给我国社会民众就业造成不利影响，导致社会就业矛盾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科技因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科技水平一直处在不断提升的状态中，但从整体上看，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城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高能耗、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工厂企业，从而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财政税收政策之间的关联

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这种转变需要在复杂性较强的配合系统下实现，也是城市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调整的一个历史性过程。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决策，对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影响财政税收效果

粗放型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会导致城市资源在有限的条件下，难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另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形式，只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忽视了城市资源的消耗，久而久之会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致使消费构架和产业发展失去协调性，从而影响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财政税收的目标出现偏差，并使财政税收的综合指标变为单一的进步目标。因为太过注重经济上涨的速度，而使财政税收变成了城市经济发展的直接途径。强调单一化的财政扩展，制定干涉企业经营单位的财政税收政策，将企业的生产盈利变为财政税收的一部分。经济构架失去平衡，影响了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实。一直以来，政府的行政制约能力较强，市场的各类生产要素无法得到发展，很多资源的必备生产因素价格也被压制。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大量企业因为受到经济利润刺激，不断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导致企业内部的经济调节机制受到破坏，从而影响了企业正常有序发展，同时又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策略的制定

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是财政税收调整的必然规则。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使城市保持平稳的发展状态，不仅制定了相关的财政税收对策，同时还对国家的城市财政税收策略系统做了相应调整。这种财政税收策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财政协调力度得到了强化，从而对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国民经济侧重点的协调途径，对其进行调整，相应条件下，也使财政税收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财政税收属于市场机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完善经济基础性体制的层面上，财政税收起到了监督和保障的效果。当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会受到行政策略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受到了财政税收策略的制约，为了保证城市经济模式顺利转型，就要实现财政税收系统的平衡，处理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和财政税收手段之间的关系。

三、适合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

粗放型的城市经济模式是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转变城市经济增长的方式，就要坚持以集约型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为途径。同时，采用科学系统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本质性问题进行扭转，为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有利的经济运行条件。

1.提高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

面对目前各种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因素，要想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市经济平稳发展，就要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城市经济发展与扩大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扩大城市投资范围，保证城市经济稳定发展。一些城市的外需发展状况并不理想，针对这种状况，政府部门可以选择扩大财政赤字，发行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国债；或者采用增加预算投资，加大在建设项目上的投资，从而确保资金顺利到位。另外，政府要将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环境改造、居民日常生活和企业产业技术革新上，并加大投资力度，以保证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国家还要对高新技术产业引起重视，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财政资金投入，以加快高新服务产业的发展进程。尤其要增大对现代服务产业的财政投资，因为现代服务产业属于人才密集型产业，因此政府部门还要关注现代服务行业的人才培养，从财政税收方面对其进行相应的支持，加强教育和培训工作力度，建立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2.对财政投资政策进行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之一，要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一方面，国家不仅要加强对科学技术产业的财政投资力度，同时还要增加对城市科技企业的投资力度，更要强化城市企业科技体制的创新，支持城市科技龙头企业走产学研路线，为城市产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联合创造相关的有利条件，鼓励企业发展科研技术。另一方面加强科研团队的建设，努力提高科研人员的专业技能，为城市企业的科技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不断完善财政税收政策

国家应改进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地方的一些重点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以提高城市产业经营水平。同时对实行产业经营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并将民营企业纳入到财政税收政策中。另外，国家财政还要对企业产品加工进行支持，尤其在产品深加工方面更要进行财政政策方面的支持。在完善财政税收政策的过程中，要重视各优惠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避免因为各税收政策的差异，引发不良影响。在增值税方面还要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比如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实施零税率政策，调整流转税额等；在产品加工方面引进各种先进设备和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采取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发展产品加工，以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而城市的经济方式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制定的财政税收政策。因此，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转变，不仅要优化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同时还要对我国的税收制度进行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李学军.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探究[J].现代商业,2016（18）:80-81.

经济政策分析篇6

[关键词] 美国 布什 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0-07

2000年在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成功时，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发展降速的时候：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上任伊始，布什不得不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大张旗鼓地游说其庞大的减税计划和打击公司犯罪。此时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说，其基本点是降赋税、促投资、减开支、重市场、增就业。但“9.11”的恐怖袭击，使布什成了地地道道的“战争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变成其头等大事，也迫使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调整。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并直接导致了布什总统的连任。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特点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

1.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而随着以“反恐”为名，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大量失业和达到高峰退休人口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让布什政府捉襟见肘。这两个矛盾式的政策走向，造成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严重的财政赤字。

与克林顿在任时的“增收节支”财政政策相比，布什总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恰恰与克林顿相反，他实施的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减税而不是增支，即主要运用税收杠杆，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突出表现在其10年内减税16 447亿美元的计划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减税要优于增加政府开支。”[1]但这种减税，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劫贫济富。降低税收，仅仅是降低了富人的税收。布什也没能精简机构，相反，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他增设了国土安全部。这个机构在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即“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却并不起作用。

美国政府的开支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上升了1/3，而同期政府的收入只增加了8%。受减税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填补这个窟窿。由于经济繁荣而增加的税收，也不足以弥补开支的增加。因此，布什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座巨大的“债山”。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克林顿时期经济的中心是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赤字，社会保障等福利领域并不是其政策的重心，甚至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还会因此减少部分社会福利。而布什的经济政策中则强调了福利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1]

这些政策体现出的是一种改良主义，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政府虽为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供财政帮助，但6亿美元仅能支付1%的账户，对现有体系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医疗改革中，政府的补贴范围太窄，也体现出政策的局限性。

布什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继承了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即藏富于民，以增加和扩大私人投资与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3)事实证明，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更有利于最富有阶层。与克林顿增税计划不同，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布什的立场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将税率等级由原来的五个变为四个后，每个阶层都获得了3～6个百分点不等的减税。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减税计划实施后，仍有近1 200万的美国家庭及他们的2 400万的孩子，即有1/3的孩子无法获得减税。而遗产税的废除，将使4 500个富豪获得的减税与1.4亿美国人获得的减税水平相当。总体而言，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整个减税政策中获得44%的好处，人均减税可达54 480美元，而60%的最低收入阶层却只能获得12.7%的减税收益，人均减税水平仅为每年256美元。若将所有联邦税收考虑在内，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中获得比其他任何收入阶层都更大的达5个百分点的减税幅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布什的这项减税计划首先是为富人服务的，它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令人质疑。

2.为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布什政府的货币政策由紧缩到宽松，收放自如

(1)货币政策从格林斯潘时代过渡到伯南克时代，都奉行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则。当处于保卫国家安全和对付经济衰退的非常时期，布什政府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振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阻止经济陷入衰退，实施了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75%，而2002年11月6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25%，同期的欧元区短期利率分别为3.25%和2.5%，这就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美国。

而同时低利率货币政策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如2001年由于利率下降，美国企业和个人便节约了500多亿美元的借贷成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资金条件。2001年，美国全年个人消费开支增长了3.7%，大大高于当年GDP的增速，为经济的回暖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美联储以利率微调的中性货币政策刺激上扬，来满足高新技术发展的资金需求。利率水平保持这种“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起不到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较低的利率降低了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刺激了企业在股市的直接融资，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得到较快的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筹集到科技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能使投资的风险分散。由于金融业的发展，股民和消费者的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而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第17次以相同幅度即0.25个百分点提息，联邦基金利率总计上升了4.25个百分点，达到最近的5.25%，是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今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汇率政策上，以强势美元为“虚”、弱势美元为“实”，刺激出口的增长。布什在2001年推出弱势美元的最主要意图是通过刺激出口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当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非常大，2000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4%，美元贬值也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一箭双雕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2004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

布什总统任内，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其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虽都重申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但无任何支撑美元强势的举措。2006年8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发表了就职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宣称强势美元基本就是美国的政策，它符合美国利益，“币值应当在公开和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反映出经济基本面”。由于保尔森支持美国经济将放缓的观点，因此美元前景黯淡。

总体而言，布什的宏观经济政策思想中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小政府”的思想与里根总统类似，而与克林顿主张政府应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想恰好相反。

执政6年的布什政府，在国内经济上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布什政府现在处于第二任的中期，该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对在任总统已经出现了厌倦感，而目前美国内政麻烦不断，不管是社会福利体制、国内政治两极化，还是飓风灾后重建，对布什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较大成绩。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布什的支持度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仍是健康、强劲的。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软着陆”的过程中，2006年将保持3.25%的稳健增长，这无疑是对布什总统的最大褒奖。

布什政府采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

2005年2月2日晚，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第二任期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该咨文显示了美国政府稳定和繁荣经济的政策新走向。它宣称：“在各主要工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最快的。在过去4年中，我们减轻了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克服了经济衰退，开拓了新的国外市场”，“将住房拥有率提高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仅在去年一年，美国就增加了2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布什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逐一开列了一份期望获得国会支持的14项经济和社会对策清单。其中，涉及美国经济政策的有：“将减税措施永久化，并朝着到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方向努力”、奖励“创业者的努力和梦想”、“使小型企业摆脱繁琐规章的束缚”、促进小型企业发展、实现“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改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的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资金问题”。布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经济主张，执行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1.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代表着大垄断财团的利益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信仰为执政基础的总统，他所仰仗的是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的支持。他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得到了石油、军工大垄断财团的坚定支持。布什首席政治顾问罗夫说：“保守主义是当今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其保守主义政纲重振了美国经济，重新树立起超级大国的世界地位，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而今天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当权派都把自己视为里根的衣钵传人，小布什甚至把里根当作政治导师。因此，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筹划上，小布什政府吸收了里根执政时期的措施，大举减税的旗帜，并以此为基点，推进其他经济复兴计划。

事实上，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依靠供应学派的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即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布什总统作为冷战之后最保守的政治家，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与里根当年有异曲同工之处。里根政府的繁荣是以两大高赤字为代价的：年度1 500亿美元以上的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布什总统第一任期恰恰正是将克林顿政府留给他的1 270亿美元财政赢余花了个精光，而且在2004年初给美国人民增加了3 7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创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之最。[2]

2.美国经济发展的形势造成小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采取减税、赤字财政等措施

小布什2001年初上台时，正值美国经济由繁荣期急转直下，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3%。[3]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

小布什采取减税增支的举措，目的也在于摆脱衰退。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由于财政政策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赢余或赤字的状况来衡量，而是看它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被证明是成功的。

3.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美国采取“弱美元”的战略和政策，是摆脱危机的捷径

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据统计，从2002年2月1日到2003年5月27日，美元对欧元贬值27.3%，美元对日元贬值13%，它有一箭三雕的作用：打压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减轻了债务负担；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而时光到了2005年时，美元除了对中国人民币保持弱势外，对西方其他货币保持了坚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美国布什政府因“金融恐怖平衡”业已形成而在“双赤字”问题上愈发肆无忌惮。正是由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才可以无限地继续扩大。美国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对于其所欠3万亿美元债务，美国早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但由于拥有美元霸权，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布什政府也就听之任之，乐享其成了。

4.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布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对医疗改革则进退两难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布什第二任期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头戏， 布什将“退休保障”和“存在的资金问题”列为重中之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布什明确指出，70年前制定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布什预测到“2018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支出额将大于收入额。2027年，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额外提供2 000亿美元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维持”。到2042年，整个制度将消耗殆尽，乃至崩溃。

布什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逐步有效地解决资金缺口。布什坚决否认了通过提高工资税的方式来危及美国的经济实力。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自愿性的个人退休账户”。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专门负责社会保障系列改革，允许职工将其工资税的16%存入个人新开设的银行社会保障账户，政府还将从工薪税收中拨出6亿美元用于支持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高收益率。[4]事实上，围绕着资金问题，不会善罢甘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步展现，这场大辩论将会旷日持久，而且将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治前景。

而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由于克林顿政府未能通过医改方案，布什政府采取了回避策略，不将其作为任期的突破点，只是在几项枝节改革上谋求改进。

5.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迫使布什政府维持其一贯的政策主张，以防经济运行出现隐患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的房地产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美国房价的飚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股市下跌形成的负面经济影响和心理影响。房地产业的兴旺，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2001年，美国房地产相关行业产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住宅财富效应代替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财富效应，继续刺激着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最终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衰退深渊。

因此，如果曾拯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中的房地产业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那就会对美国的消费信心形成比股市暴跌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进而可能逆转稳步上升的美国经济。所以，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要将房地产业的不断兴旺局面维持下去，避免出现因泡沫破灭而造成对经济的巨大破坏。

6.为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布什政府不得不在能源政策上加以调整

2006年4月25日，布什宣布从现在起至秋天，暂停增加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使更多的石油能流向市场，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他保证，未来数月内，美国拥有的68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足够应对任何供应中断的情况。

布什说，高油价就好像对所有消费者和国民经济征收“隐性”税。他要求国会取消为鼓励能源企业而减免部分税收的政策。他建议在未来10年内取消对能源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他要求这些企业加大对替代能源的开发。

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伊拉克战事久拖不决，伊朗、朝鲜核危机悬而未决；国内的中产阶级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受惠，一系列决策失误给布什政府造成负面影响，油价上涨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油价飙升再次导致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和旅行成本不断上升，对航空业、汽车产业等行业的打击尤其突出。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由于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坚信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其第二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将继续在布什总统的理念中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政策却不可能完全依从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它必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糅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主张的东西。

因此，今后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与其第一任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在政策取舍和轻重缓急上有些许改变。展望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

1.“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目标很难兑现

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布什政府将在今后10年里减税1.2万亿美元。如果布什提倡的减税政策得以永久化，2001―2014年美国因减税将丧失3.3万亿美元，占GDP的1.7%。美国传统基金会预计，布什经济政策将使国债至其第二任期结束前的2009年增加9 870亿美元。事实上，布什政府又要大幅度减税，又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再加上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高达2万亿美元的启动保障资金，仅仅依靠“大幅缩小或取消150多个没有功效、重复性或不急需的政府项目”的承诺，“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无疑是空头支票。

美国政府2004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4 120亿美元，原先估计2005财政年度将再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新高，但实际仅为3 190亿美元。2006年8月10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报告显示，美国政府2006财政年度前10个月(2005年10月―2006年7月)的财政赤字为2 397亿美元，比2005财年同期下降20.8%)，预计2006财年财政赤字将达2 960亿美元。这反映出美国经济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商品销售和消费需求都呈良性态势，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整体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这就为美国经济走势打下了好的伏笔。

2.税制改革也不可能缩小贫富悬殊的现象

布什的国情咨文宣称要继续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为我国制定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易于理解、对所有人公平合理的税制”。由于减税受惠的纳税等级和对象不同，表面上是人人受惠，实际上是有利于富有集团的税制改革，例如占有重要比重的取消对企业的股息征收双重税规定则凸显了有利于富豪阶层的减税政策的真实企图。自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呈现扩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恐怕只能是愈演愈烈。

3.在能源政策上，布什政府将始终一贯地维护美国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布什提出了“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的承诺，并一再声称“洁净天空”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发电站造成的污染，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布什却一直拒绝其前任总统于1998年11月业已签署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种对待洁净能源的双重标准，裸地反映出布什眼里只有美国利益，罔顾世界人民权益。

受伊朗核危机的影响，2006年4月中旬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石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记录。高昂的油价迫使布什政府暂停战略储备，以遏制能源价格飙升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4.为解决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问题，布什政府将以汇率政策为底牌，获取最大利益

布什政府首个任期内，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伴随着财政赤字，两项作用的结果是美元持续疲软。而这种趋势在布什连任后，仍在延续着。布什将继续执行其自由贸易政策，他和其经济智囊团并不认为贸易赤字代表着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弱势，相反，美元汇率的下跌反而有助于改善贸易形势，不过这种下跌是逐步而有序的。

摩根・斯坦利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认为，美元有序且缓和的贬值是调整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需要，假如美元不贬值，中国也不调整人民币币值，那么世界经济的调整将只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实现。随着布什连任成功，维护美元强势地位的呼声又起，但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布什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和就业进一步增长的经济政策。[5]

5.布什政府将利用世贸组织多哈议程谈判，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称“多哈发展议程”或“多哈回合”。这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首个就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和工业品等范畴展开的新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完成，但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未能推进“多哈回合”谈判。2004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致通过了农业改革的框架协议。为了实现布什总统所展望的零关税和零补贴的理想，2005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走的改革计划――先大幅削减关税和补贴，然后逐步废除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他表示，美国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削减对农产品的国内补贴。第一阶段建议在今后5年内将约定的补贴上限减半，在第二阶段，一切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都要取消。美国不仅将尽其应尽之责，而且还会做得更多。

但2006年7月24日，已进行了近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被无限期中止了。核心分歧是富国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农产品补贴和开放市场。布什政府坚持只有在欧盟和其他成员先做出让步的基础上才考虑进一步削减农产品补贴。双方互不让步，僵持的结果是无果而终。此事的后果是：业已在发达国家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大行其道，世贸组织本身也会面临生存考验，因为成员可能从此疏远多边贸易体系，而更多地转向双边或地区贸易协议。

6.在区域经济领域，布什政府将继续在各大洲发挥主要作用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呈现衰退之势。尤其是希望借助日本这一亚洲的经济大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尽管美日间贸易摩擦也会时有发生，但出于战略需要，美日间的问题一般在双方妥协下能够迎刃而解。

美国希望通过东盟倡议，寻求与目标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继续推进与该地区国家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并与一些成员重新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02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承诺，东盟成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该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亚洲的自由贸易方案，是所谓“东盟事业计划”，目标是建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络，促进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未来关系。美国与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与亚洲国家首次签署类似协议。

2003年5月，布什总统还首次提出，要在10年内逐步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逐渐缓和，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

欧盟多年来维持着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手法：它更愿意同每个欧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同这个国家的远近亲疏来区别对待，从而决定是施加压力、提高身价还是予以制裁。而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由于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国际原油市场起伏不定、《欧盟宪法条约》屡遭挫折，美国在对欧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机动权。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庞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共同的意识形态还是将美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布什政府十分重视建设它与世界各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例如，布什政府提出了所谓“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走向除古巴以外的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步骤。2003年12月17日，美国就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南延伸。但美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后院”问题上又碰了壁，2005年11月5日结束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对于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仍分歧严重，无法达成一致。

总之，布什政府虽然在第二任期内将经济重心放在国内，但为了维护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布什政府将不遗余力。美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依旧。美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比以往更加紧密。在美国、中国、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之间的资金流动、贸易流动与旅游流动，正持续扩张发展。可以想见，布什政府在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虽然不会无往而不胜，但凭借其雄厚的积淀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006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5.3%，属于稳健增长，主要原因是内外需求旺盛及企业投资强劲。处于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都利用其强势占尽了先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经济并非一枝独秀。依托美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百花齐放的盛况就在眼前。当下，全球60个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无一出现衰退，这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经济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正确把握其发展脉络，更好地加以应对。

注释：

[1]李云珠.评布什经济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2001(3)

[2]黄安年.从国情咨文看布什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走向.人民网.省略，2005-02-21

[3]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41

经济政策分析篇7

通过分别召开的政府部门官员、行业协会领导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走访安徽省内外民营企业及分别向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发放问卷调查，了解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分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得出基本结论: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存在着“三低”现象，即政策知晓率低、满意度低、有效性低;影响民营经济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归结为6个方面:管理部门独立、政策制定科学、信息有效传递、政务环境优化、协会作用发挥、企业素质提升;政策执行效率提高的核心在于破除影响政策执行的体制机制障碍。

关键词:

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政策;政策执行有效性

2014年6月和10月课题组先后两次分别对民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民营经济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问卷调查;7月至8月重点在蚌埠按照产业、行业分布情况，先后召开了蚌埠市政府有关部门、三县政府有关部门及部分民营企业家代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座谈会，还深入部分民营企业进行实地察看、座谈;8月至9月先后到淮南、芜湖、亳州等市对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做调研;9月下旬，我们还赴浙江的温州、台州等地学习取经;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调研报告，12月经过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进一步研讨、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这个调研报告及政策建议。

1民营经济政策落实情况的问卷分析

1．1民营企业家问卷调查分析为深入了解《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2014年6月采用抽样方式对蚌埠市300名民营企业业家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283份，回收有效率94.3%。样本在蚌埠的空间分布和产业分布上合理，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1．1政策知晓率对是否知道出台的《意见》这个文件，33.9%的被调查者知道并熟知该文件，46.3%的人回答知道但不清楚具体内容，回答不知道这个文件的为19.8%。知晓率超过80%，说明对文件的宣传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清楚文件条文和根本不知道该文件的仍有三分之二，说明仍需要进一步地通过各种途径加以宣传。

1．1．2政策获取渠道关于了解文件的渠道，23.1%是通过会议，26.7%是通过网络，16．8%通过广播电视，通过报纸或杂志的占25.3%，其它渠道占8.1%。可见，包括广播电视和报刊在内的传统媒体仍然占有较大比重(42.1%)，而网络等新兴媒体渠道和传统的会议渠道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外，也应当充分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信息传递功能，通过下发文件、召开行业协会会议等宣传、传递有关政府的政策文件。

1．1．3对政策针对性和作用的评价总共有81%的被调查者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该文件针对性强，但认为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只占33.2%，而19.1%的回答者指出文件落实有困难，需要进一步细化文件，以增强可操作性。认为文件针对性不强和一般，作用不明显和没有什么作用的比例为22.9%。可见，增强民营企业对《意见》重要性的认知，不仅仅要深入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细化政策，强化条文的可操作性，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

1．1．4对政策内容全面性的评价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对影响其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依次选择为:融资渠道堵塞(37.8%)、行业垄断没有真正打破(36.4%)、劳动力成本较高(32.2%)、政府严重(29.7%)、税费负担重(28.3%)以及土地约束(18.4%);最重要的内部因素依次选择为:管理水平不高(50.5%)、缺少科技创新能力(47.7%)、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35.7%)、高端层次管理和科技人才缺乏(33.9%)以及员工素质较低(26.9%)。但是，对于企业目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外部困难的选择，55.1%的企业将缺资金排在首位，其次是缺土地(占45.2%)，再次是缺有技能的劳动力(占30%)。被调查者普遍反映，《意见》中的20条对以上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都做了政策支持的安排，具有很强的全面性。

1．1．5被调查民营企业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整体满意度除政法、质监、安监略低于50%外，其余部门都高于50%。满意度最高的5个部门分别是税务部门(66.8%)、工商局(62.2%)、发改委(60.1%)、金融机构(58.3%)和财政局(57.2%);但是，对服务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较高的5个部门分别是国土局(5.7%)、财政局(2.5%)、发改委(2.1%)、环保局(2.1%)和工商局(1.8%)。说明企业对财政局、发改委和工商局的评价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具体办事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服务意识有关，这也导致不同的企业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对目前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检查、乱处罚现象，与过去相比，18.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明显改善，75.3%感到有所改善，同时也有6%的人认为没有改善;对政府的审批流程及办事效率，有29.3%比较满意，65%认为一般，5.7%不满意。

1．1．6被忽视的影响因素需要政策上引导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对影响其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进行选择时，对影响企业长期发展的几个重要外部因素的认识不足，例如，行业协会的作用未充分发挥(10.2%)、中介服务机构满足不了需求(13.4%)。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对影响其发展最重要的内部因素进行选择时，对影响企业长期发展的几个重要内部因素的认知较低，例如，选择市场开拓意识较弱(15.5%)、企业发展战略模糊(16.3%)、企业文化缺乏(17.7%)等所占比例较低。一方面，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没有其它因素作用更直接、更见效地影响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营企业家需要提升水平、注重深层次问题和长远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细化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这些被忽视的因素，在政策上加以引导［1－3］。

1．2政府官员问卷调查分析为深入了解《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2014年10月我们对在蚌埠市委党校学习的县处级班、科级干部班及青干班学员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发放了114份《关于蚌埠市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问卷》，收到有效问卷98份，回收有效率86%。下面对调查所得数据做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分析。

1．2．1政策知晓率对于是否了解出台的《意见》文件，仅有1.02%的被调查对象非常了解，31.63%的人回答了解，不太了解的人占62.24%，而完全不了解的有5.10%之多。知晓率仅超过30%，说明政策的宣传在政府部门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不了解则表明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宣传力度。

1．2．2宣传及公开程度有34.9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在民营经济政策的宣传上，虽然政策公开，但企业反映滞后，其次有25.40%的人认为宣传不到位、没完全公开，认为宣传到位且公开的只占总人数的13．49%。再次表明了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及公开力度不够，要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大多数政府官员和企业及时得到最新的政策资讯。

1．2．3政策落实的评价55.10%的被调查者对政策落实的评价是“一般”，“较好”的评价占32．65%，在机关工作人员中没有人觉得政策落实“很好”。同时“较差”的评价占8．16%，“不清楚”的有4．08%。同时，在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原因调查中，以下原因较突出:政策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29.39%)、部门利益(18.78%)、政策宣传不到位(18.37%)、垄断行业利益阻碍(17.96%)及政策执行人员素质(14.69%)。可见，《意见》的落实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以外，还要细化操作步骤，加强针对性，以便增强有效性，这样才能提高执行效果。

1．2．4对政务环境的评价总体看来，被调查者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服务呈较满意态度。而在不满意的原因上追究时，被调查者的顺序排列如下:多头管理(26.41%)、材料繁琐(20.42%)、互相推诿(20.07%)、程序复杂(17.61%)以及办事拖拉(14.44%)。对于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总体评价，有1.03%的被调查者非常满意，比较满意的则占21.65%，一般满意的人有63.92%，而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则分别占总人数的7.22%和2.06%。虽然数据显示不满意的人数较少，但加起来也接近10%，表明安徽省民企发展环境仍待提升。

1．2．5对内外部因素的看法被调查者对影响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因素依次选择是:融资渠道(18%)、执法环境(16%)、行业准入(14%)、税负负担(14%)、土地政策(11%)、权益保护(10%)、政府沟通(8%)、地方保护(7%)以及舆论环境(2%)。对目前企业遇到的内部问题的选择，21.16%的机关工作人员将融资难、融资贵排在首位，其次是招工难、留人难(15.62%)，再次是市场竞争压力加大(13.60%)和企业缺乏长期战略规划(13.60%)。

1．2．6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对于待遇公平方面如何，被调查的机关工作人员中有2.08%的人觉得目前在落实公平待遇方面“很好”，“较好”的有25%，“一般”的占总人数的41.67%，但其中也有22.92%的人对此感觉“较差”。被调查对象中约有一半人(44.90%)对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流程和公共服务效率呈一般满意，有39.8%的人比较满意，不满意(9.18%)和非常不满意(2.04%)的加起来仅占总人数的11.22%。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协会职能不健全(24.51%)是制约行业协会、商会正常发挥作用的最大因素，其次是官办色彩浓厚，难以代表行业的利益(22.18%)，再次是缺少对协会的评估机制和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20.23%)，协会自身治理结构不健全(18.68%)和对协会的管理体制限制了行业组织发展的活力也被认为是制约因素。

1．3两次调查的比较分析及调研结论由于两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不一样，问卷内容的设计有所侧重。但在一些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3．1两次调查的比较分析政策知晓率的差异。在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企业家了解政策出台的情况;但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仅有30%左右的人清楚此政策。两者相比差距较大，表明政府工作人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应该加强了解政策、学习政策。同时调查数据都显示应该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宽获取公开信息的途径，使网络等新兴媒体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对政府服务满意度评价悬殊。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视角看，约有85%的被调查者对政府部门服务呈满意态度，当然此数据不能排除其主观因素。从民营企业家的视角出发，对各部门的满意度呈两极分化趋势，对税务部门、工商局、发改委、金融机构和财政局的满意度均达到50%以上(最高位66.8%)，而其余部门如国土局、财政局、发改委、环保局、工商局的满意程度却均低于10%(最低为1.8%)。出现这种差异除了与具体办事人员的服务态度有关外，还可能受被调查对象的主观感受影响。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价相似。民营企业家中有42%的人对《意见》的落实呈消极态度，认为落实有困难且作用不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持“一般”和“较差”评价的也占63.26%之多。可见在政策是否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上，两者观点基本一致，需切实强化政策的可操作性。

1．3．2调研结论第一，民营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低”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愿望十分强烈，出台了针对性强、含金量高、兼顾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解决的好政策;同时，又采取了各种促进政策落实的具体的、全面的措施。政府动用的资源和成本不可谓不大，但是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民营经济政策知晓率低、满意度低、有效性低的问题。第二，影响民营经济政策有效执行有六个主要因素。通过问卷和座谈，我们将影响民营经济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六个方面:管理部门独立、政策制定科学、信息有效传递、政务环境优化、协会作用发挥和企业素质提升。而政策有效执行的核心在于破除影响政策执行因素的五大体制、机制障碍。具体看，制约安徽省民营经济政策有效落实的主要原因有:扶持体系不完善、政策制定的机制缺陷、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没有发挥、民营企业自身的素质和管理体制有缺陷。第三，政策执行效率提高的核心在于破除影响政策执行的体制、机制障碍。民营经济政策执行中的“三低”现象背后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民营经济政策形成机制、民营经济扶持体系、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等。比如，《意见》中许多政策需要由多个部门共同贯彻执行，虽然明确了牵头部门，但仍然存在没有牵头或牵头不力的问题，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严重不足，这影响到一些鼓励扶持政策发挥应有的效用。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民营经济管理机构，它就有落实民营经济政策的责任心，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就易于解决，政策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有效执行就能在制度上得到保障。这些机制、体制的制约如不能得到解决，民营经济政策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民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就不能实现。

2制约民营经济政策有效落实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研，认为制约安徽省民营经济政策有效落实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民营经济管理机构设置欠科学设置专门的、统一的民营经济(在国外主要指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是各国通常的做法。比如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法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英国的中小企业局、日本的中小企业厅等。安徽省的民营经济政策在政府扶持方面依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突出表现在管理机构不统一。目前安徽省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主要有设在经信委的中小企业局(负责工业企业)、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个体私营经济)、科委(负责民营科技企业)、商务局(负责商贸流通企业)以及工商联(负责政府与民企的沟通)等，他们分别从行业类型上对民营企业进行管理，而没有作为一类需要扶持的企业加以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模式造成了政出多门、管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的弊端，给政策的有效执行也带来了障碍。由于缺少统一的民营经济管理机构，民营经济政策的制定、宣传、落实等就缺少了有效的责任主体。

2．2政策制定的机制缺陷调查发现，民营经济政策执行不到位，首先表现为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问题。这就要求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政策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条文的表述要准确而不抽象、清晰而不含糊、政策间不冲突、条款可操作。其次，还包括有无实质的政策执行评价和考核机制问题。当前政策制定中“拍胸脯、拍脑袋、拍屁股”严重地影响了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虽然“三拍”现象基本不存在了，但是在有些地方的民营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只注重程序形式而忽视内容条款科学性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的存在。这种重程序轻实体、重输血轻造血、重移植轻创新、重表面现象轻机制体制、重手段轻目标、重零星办法轻系统思考的现象是导致政策条文的拼凑、上级文件的直接下移等使政策“碎片化”和“不接地气”，进而导致政策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人们往往忽略或回避。安徽省民营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2．2．1程序上的形式主义从了解到的情况看，部分地区民营经济政策的制定存在着程序上的形式主义。例如，在出台民营经济政策时，是由经信委参考中央、省相关文件，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摘选该市已有的相关文件条文，不加详细分析地汇总、柔和而成，然后交与民营经济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充实、修改，并分别征求专家学者、商会协会、民营企业家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意见，修改形成了最终文件。这种看似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几易其稿的文件，由于文件的起草者对政策的价值取向、政策的目标定位等基本问题很模糊;同时，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也很难或不愿花费太多的精力去修改、充实内容。使得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大打折扣，甚至成为专家、公众彰显“公开化”“民主化”的工具，为部门领导的主观决策提供论据。当然，该部门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程序上的形式主义外，还在于:一方面根据上级政府或兄弟省市已有的政策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较为容易，另一方面创新政策可能风险较大。

2．2．2政策的目标和重点不清晰民营经济在消除贫困、拉动就业、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减少贫困、提高就业，政策就应该针对某些领域的民营企业，比如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来达到目标。如果目标是为了技术创新、经济增长，那么就应该研究哪些领域的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最强、贡献最大。所以，要通过相关部门的调研，确定政策目标和重点。各省扶持民营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基本框架、政策手段等大体相同，但却在扶持目标和重点上表现出细微的区别。例如，吉林省重点扶持千户成长型民营企业，以解决汽车、冶金、石化、建材、纺织等成长型行业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问题。贵州省扶持民营企业倾向于纳税额高、销售收入高、安排就业量大的“龙头”企业。新疆重点扶持在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对于成长型企业数量不多的新疆，投入的资源也较少。广东省民营企业发展阶段高、创新能力强，在融资方面相比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弱势，政策对于这一部分有发展潜力和扩大规模要求的民营企业融资给与了重点扶持［4－5］。由此，安徽省部分城市的民营经济政策存在着扶持目标模糊化、扶持手段单一化、扶持对象笼统化等问题;也缺少针对民营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不同产业类型、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而制定的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强调政策的制定而较为忽视政策的执行及其评价。

2．2．3行政管理体制有待不断完善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态度是实现政策预期目标的保证。其中对政策本身和政策施用方的认同、对政策执行的投入以及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而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经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效能建设，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和效率总体在不断提高，但仍有民营企业家反映较多的问题。思想解放的不彻底。对民营经济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办法不多，对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环境还不主动。从政府层面来看，习惯按条条框框办事，存在教条主义、、本位主义的现象，没有真正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从社会层面来看，有的人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是企业家自己的事情，看不到民营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看不到民营经济与社会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意识较为淡薄。个别部门办事人员在办理民营经济审批等事项时，不进行告知，甚至人为拖延办事时限，借审批、登记、年检、验证之机搭车收费，吃拿卡要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在服务民营企业时缺乏主动性，敷衍塞责，遇事推诿;有的不注重学习，对民营经济有关知识、政策一知半解。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背离执法目的。有的进行选择性执法，对自身有利的执法“乐此不疲”，对自身无利的“置若罔闻”;有的随意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处罚畸轻畸重;有的突袭式执法，不事先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对民营企业执法搞“突然袭击”，使之无所适从，产生一定的对立情绪。

2．2．4金融体制严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座谈和问卷调查显示，“融资难”依然是中小型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意见》中也出台了有关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规定，但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的金融体制制约了这些政策的落实，比如在金融结构不合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背景下，单独的民营经济融资政策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比如，政府政策的愿望在金融体制的冲突下被迫让位于金融体制。为此，应通过深化金融体制加以解决。

2．2．5民营企业自身的素质和管理体制民营经济政策最终要落实在民营企业上。因此，民营企业政策的获取能力、政策理解和执行能力就成为了政策执行中的关键环节。但是，在民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经营者在知识水平、管理能力、发展战略、社会责任、诚信守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使得很多好的政策因为民营企业达不到政策要求而享受不到。目前民营企业的素质和管理体制是不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

3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建议

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可或缺性及规模和所有制性质上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建立统一的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业)管理机构。针对目前我省民营经济管理存在的机构重叠、多头管理的现象，结合我国机构大部制改革的进程，把分散在经信委、商务厅、农委、工商局、工商联、科技厅等部门的民营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归并，明确管理主体，降低各部门的协调成本，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使政策执行更有效率。建议将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业)管理的职责统一到一个部门，如称作为“民营经济发展局”或“中小企业管理局”。

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由于目前广泛存在着政策制定程序上的形式主义，某些城市和部门的民营经济政策往往存在政策目标模糊化、政策手段单一化、政策对象笼统化等政策本身的问题，这导致了政策执行效果不尽如意的问题，而这一点人们往往忽略或回避。建议建立政策出台前的预评价机制，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政策执行后建立政策执行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以促进执行的有效性和为政策的修改、完善提供依据。充分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政策制定、信息传递和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为此，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商会、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健全商会、行业协会的内部管理机制，扩大商会、行业协会的覆盖面，整合部分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

考虑组建由地方财政出资或担保融资的地方性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除了要打通金融通向实体经济的渠道，建立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探索扩大有效抵押物范围等手段外，建议建立地方性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以弥补目前四大政策性银行不能惠及民营经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向军．湖北民营企业政策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武汉学刊，2010(1):21－24．

［2］萨如拉．欠发达地区县域民营经济政策执行障碍分析［J］．内蒙古统计，2012(3):26－27．

［3］袁红林．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5－60．

［4］刘消寒．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体系的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2(5):243－245．

经济政策分析篇8

[关键词]汽车限购；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50-01

一、文献回顾

北京市自实施限购政策以来，中签比率大幅下跌，从2011年1月的1：10.6已经下跌至2012年11月的1：67.2。文章收集了每隔两个月的月度中签比率数据，并据此做出趋势图。

从趋势图中可以看出，政策出台初期，中签比率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政策实施4个月后，中签比率已经迅速下跌到了一个低水平上。随着政策的实施，即使每个月都是2万辆车的中签数量，但是中签比率的下跌趋势却在继续，说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摇号大军中来。政府的这一限购政策不仅没有降低汽车市场的活跃程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到汽车市场中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偏差。本项目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限购政策对汽车市场的影响，从而确定在政策作用下影响汽车市场的主要因素。

限购政策是汽车产业的新政，实施时间不足两年。对于汽车限购政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并不成熟，也未形成学界的通说。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策角度来看，袁建团（2012）通过分析大城市汽车限行限购政策对汽车市场及油品消费的影响，认为汽车限购政策能更直接地有效抑制汽车保有量增长、改善交通、减轻尾气污染，但是长期看来限行效果将逐渐减小；黄炫洲（2011）从对限购令出台的背景和原因出发，分析了限购令政策侵蚀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和打乱民众合理消费规则两大弊端。从政策效果上来说，杨威（2011）认为北京市的汽车限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理拥堵；许冬琳（2012）指出摇号政策治标，发展立体化的城市公共交通治本，只有标本兼治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的交通现状。

从4s店的经营角度来看，王勇毅、汤勇（2011）通过分析北京市的汽车限购现状，提出北京汽车4s服务店应适应环境变化进行经营结构转型，走集团化、品牌化、经营多元化、多地点的发展道路；杨小林（2011）分析了限购令后对北京地区4s店的建设、并购等企业行为的影响和对不同汽车品牌的销售的影响；陈思羽（2011）分析了4s店与租赁公司合作开展“以租代购”业务以应对政府出台的限购政策。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陈美多（2012）通过对家庭购车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家庭在购车过程中应避免的消费误区。夏黑讯、陶广峰（2012）讨论了限购政策背景下的市场投机者经济权利，既肯定了市场投机者经济权利的积极意义，又指出这一权利应受到一定的约束。

二、消费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最著名的应用，就是“囚徒困境”。两名非常理性的窃贼被双双抓住，他们面临着几种截然不同的抉择，是选择招供还是拒绝招供。如果把两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那么双双拒绝合作似乎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的结果，两人只会合计被判较短年限的徒刑。然而数学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由于两个过分“理性”的囚徒无法获知对方的判断，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两人都会选择坦白。就是这样简单的博弈过程，却阐释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静态博弈中，人们看似“理性”的策略，却未必是整体最佳策略。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消费者和政府的决策行为，会得到相类似的结论。考虑如下博弈矩阵：

买购买取严厉措施未改善，未受惩罚改善，未受惩罚严厉措施交通未改善，受罚款交通改善，受惩罚述矩阵中，可以看出，四个区域只有RU区域是最佳的，因为既改善了交通状况，同时维持了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但是，这一区域是不稳定的。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不采取严厉政策调控汽车市场时，一旦消费者买车，那么交通状况就会恶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政府会选择采取更加严厉的调控政策，此时博弈结果会是RD区域；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购买汽车时，一旦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调控政策，那么消费者本人就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消费环境，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消费者往往会改变策略选择购买汽车，此时博弈结果会是LU区域。当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那么就会出现LD区域所示的结果。虽然RU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策略，但是在理性决策的引导下，最后的结果却是LD区域。这一结果与囚徒困境如出一辙。

经济政策分析篇9

关键词：日本经济；政策困境；政策组合；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经济也在二战中遭受重创。在战争的废墟中，经过近10年的艰苦奋斗，日本经济在50年代中期恢复到战前水平。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奇迹得益于政府持续的贸易立国政策和企业群体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发展战略及其增长机制。截至2002年末，日本在三个重要领域仍居世界第一：外贸盈余达9.9万亿日元，是外贸顺差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4697亿美元，是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对外净资产(纯债权)余额达175.3080万亿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经济的衰退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1992年日本GDP增长率为0.4%，1993年0.5%，1994年0.6%；1995和1996年经济分别增长3%和3.6%，经济出现短暂复苏迹象，但1997年员增长0.1%。日本经济在步入二十一世纪后依然不见起色，2001和200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9%和0.0%。

目前从总体上看，低迷之中的日本经济仍然存在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等诸多问题，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为遏制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由于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政策措施很难奏效，使诸多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陷于困境之中。

一、政策困境分析

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即反周期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反周期政策侧重于刺激社会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社会供给。但是，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又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机制。

1.反周期政策困境

反周期政策是小泉内阁之前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即长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和持续大量的财政投入。

1.1货币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曾在1999年2月至2000年8月间执行过“零利率”政策，以防止日本经济坠入螺旋式下降状态的通货紧缩。目前日本金融市场上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下调空间非常有限，加上银行借贷，企业惜借，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然而银行放贷并不是传导货币刺激因素的唯一途径。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提高资产价格，实行数量货币扩张，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仍然可以使货币政策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发挥效力。但是，这一以日元贬值为主旨的政策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日本贸易顺差已经非常庞大，日元贬值将伤害其贸易伙伴和周边国家；二是日本银行担心数量货币放松政策一旦无效，就会伤害其信誉；三是大量的货币化为债务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账。

    1.2财政政策

过去10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行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实施追加需求等财政政策促使经济复苏，但是日本的做法囿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一般性制造业的设备投资。1992至1996财政年度的5次减税和增支措施都收效甚微。因此，10年中虽然依靠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经济有过两次暂短的回升(1991和1995—1996)，但当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一个时期后作用递减，或政策力度减弱时，回升势头就不能持续下去。持续大量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不足，负面效应有余。1992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实施了10个旨在扩大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方案，共耗资约128万亿日元，致使日本现时的国债超过65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3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5年日本的国债将上升至GDP的150%，因此，日本政府已经没有多大财力再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已经很小，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

2.结构调整政策困境

结构调整政策是小泉纯一郎的主要政策措施，意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削减反周期政策力度。结构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产业结构调整、大小企业结构调整和银企关系调整。

2.1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转换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信息产业做主导。

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中重大的变化是制造业的逐步成熟，并因此引起制造业在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下降到20%以下，而日本在24%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集中表现在服务部门：包括建筑、批发零售，房地产与金融服务业等等。这些行业(不含金融业)占用了日本银行总信贷的56%，却只贡献了国民收入的32%。日本85%的不良贷款都由这些服务行业产生。这些行业长期受政府法规与政策的保证，不对外开放，没有像制造业一样经受国际竞争的检验。尤其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与其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明显地落伍。金融体系机制的薄弱，经营的不善，使国内高储蓄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并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金融体系不健全，导致了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在90年代，美国企业的平均股权资本回报率为20%以上，德国约为14%，而日本却只有4%。

经济政策分析篇10

关键词：日本经济；政策困境；政策组合；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经济也在二战中遭受重创。在战争的废墟中，经过近10年的艰苦奋斗，日本经济在50年代中期恢复到战前水平。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奇迹得益于政府持续的贸易立国政策和企业群体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发展战略及其增长机制。截至2002年末，日本在三个重要领域仍居世界第一：外贸盈余达9.9万亿日元，是外贸顺差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4697亿美元，是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对外净资产(纯债权)余额达175.3080万亿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经济的衰退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1992年日本gdp增长率为0.4%，1993年0.5%，1994年0.6%；1995和1996年经济分别增长3%和3.6%，经济出现短暂复苏迹象，但1997年员增长0.1%。日本经济在步入二十一世纪后依然不见起色，2001和200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9%和0.0%。

目前从总体上看，低迷之中的日本经济仍然存在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等诸多问题，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为遏制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由于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政策措施很难奏效，使诸多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陷于困境之中。

一、政策困境分析

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即反周期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反周期政策侧重于刺激社会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社会供给。但是，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又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机制。

1.反周期政策困境

反周期政策是小泉内阁之前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即长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和持续大量的财政投入。

1.1货币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曾在1999年2月至2000年8月间执行过“零利率”政策，以防止日本经济坠入螺旋式下降状态的通货紧缩。目前日本金融市场上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下调空间非常有限，加上银行借贷，企业惜借，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然而银行放贷并不是传导货币刺激因素的唯一途径。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提高资产价格，实行数量货币扩张，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仍然可以使货币政策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发挥效力。但是，这一以日元贬值为主旨的政策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日本贸易顺差已经非常庞大，日元贬值将伤害其贸易伙伴和周边国家；二是日本银行担心数量货币放松政策一旦无效，就会伤害其信誉；三是大量的货币化为债务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账。

1.2财政政策

过去10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行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实施追加需求等财政政策促使经济复苏，但是日本的做法囿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一般性制造业的设备投资。1992至1996财政年度的5次减税和增支措施都收效甚微。因此，10年中虽然依靠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经济有过两次暂短的回升(1991和1995—1996)，但当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一个时期后作用递减，或政策力度减弱时，回升势头就不能持续下去。持续大量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不足，负面效应有余。1992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实施了10个旨在扩大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方案，共耗资约128万亿日元，致使日本现时的国债超过65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3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5年日本的国债将上升至gdp的150%，因此，日本政府已经没有多大财力再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已经很小，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

2.结构调整政策困境

结构调整政策是小泉纯一郎的主要政策措施，意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削减反周期政策力度。结构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产业结构调整、大小企业结构调整和银企关系调整。

2.1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转换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信息产业做主导。

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中重大的变化是制造业的逐步成熟，并因此引起制造业在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下降到20%以下，而日本在24%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集中表现在服务部门：包括建筑、批发零售，房地产与金融服务业等等。这些行业(不含金融业)占用了日本银行总信贷的56%，却只贡献了国民收入的32%。日本85%的不良贷款都由这些服务行业产生。这些行业长期受政府法规与政策的保证，不对外开放，没有像制造业一样经受国际竞争的检验。尤其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与其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明显地落伍。金融体系机制的薄弱，经营的不善，使国内高储蓄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并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金融体系不健全，导致了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在90年代，美国企业的平均股权资本回报率为20%以上，德国约为14%，而日本却只有4%。

从中长期看，制造业在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当逐步相对下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意味着经济中没有新的更有活力的产业出现，整个经济可能将陷于停滞状态。日本目前正陷于这一窘境，尽管它的制造业产品竞争力仍然很强，如在全球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中日本企业占29%，与美国的31%差不多。很多日本人称90年代是“失落的十年”，但是日本制造业通过艰苦的企业重组和技术重组，其现场制作生产率名列世界第一，综合竞争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现场制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不管是在工业经济时代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都离不开制作，而这正是日本制造的强项。比如模具制造，是汽车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技术。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使用的轧制模具都是日本制造，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3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6到10万次。此外，精密仪器和质量控制也是日本制造的强项。所以，日本制造业的产品可以大量出口，有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但它的整体经济仍然在近10年中持续地低增长或负增长，至今难以复苏。日本结构调整的根本困难在于它的服务业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与前几届政府一样，小泉政府认为未来日本经济的主导产业是信息产业，并提出要在五年内使日本成为世界领先的it大国，其新经济政策也包括了推进“it革命”的具体措施。目前，一项名为“电子日本”的项目正在实施中。日本政府计划耗资370多亿美元，在全国建立庞大的电脑网络系统，并通过改善光缆绕路来提高网络的速度与质量，同时提高信息科技水平。事实证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但对日本经济走向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冲击和改造着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总务省公布的2001年“信息通信白皮书”说，2000年日本信息产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正在加速，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向经济、行政和国民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

但是，发展信息产业毕竟是一项长期社会经济计划，加上起步较晚，人才及其知识结构还需要一个转型阶段。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于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2银企结构调整

二战后日本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并相应建立了适合标准化大生产的企业制度以及受政府严格管制和充分保护的金融体制。实业企业与金融企业相互持股，实体企业以银行为后盾，追求的是企业和员工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制度下，企业盲目扩张和银行滥发贷款导致企业和银行的经营风险最终转变成全社会共担的风险，形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使得日本银企结构关系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即使经过1999年3月至2000年9月的集中治理，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仍有32.9兆日元(约合2630亿美元)，而且银行的坏账准备金也明显不足近两年来，日本政府虽然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至今尚未产生明显的效果。

小泉政府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之一就是尽快消除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并声称要在3年内处理银行的坏帐问题。就短期而言，这些结构性改革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较大面积的公司破产与失业率的攀升，加大通货紧缩压力。据估计，为达到处置24兆日元银行不良贷款，预计可能会使日本失业率增加0.5至1个百分点，减少gdp增长率0.75至1个百分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周期政策最多只能暂时刺激总需求，而不能解决许多行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低效率问题。如果资本回报率上不去，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随其人口不断老化而持续走低，其债务(政府公债与银行体系的坏债)状况亦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前景依然是日落西山。结构调整政策虽然长期会繁荣经济和就业，但是在短期内会加剧通货紧缩，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削减公共投资措施只会加剧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在清除坏帐的前提下，避免新的坏帐积累。但统计数据说明，新的坏帐几乎等于银行清除的旧的坏帐的总和。

二、政策组合出路

所谓政策组合主要是指反周期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的组合。在一种经济背景(工业化经济或信息化经济)下，在经济上升的大趋势中，利用反周期政策进行微调是较好的选择；在一种经济背景发展到顶峰时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是最佳时机。由于两者产生效应的经济背景不同，加上日本错过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因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就不能一味强调某一方面的政策，而是既要抓住长远目标，又要解决现实困难。

在桥本隆太郎主政时期，日本经济就很不景气。日本曾经就“景气优先”还是“结构改革”优先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实际上，景气对策与结构改革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仅仅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无法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轨道的。况且，在目前财政负担沉重不堪并已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而利率已再无下调空间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结构性改革必须同时配套进行，金融领域的结构改革问题和产业领域的结构调整问题应当同时进行。具体的措施可以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例如，严格制定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评估标准，完善税制等。

目前，由于日本经济仍在衰退中挣扎，走出困境的经济政策组合短期内应以反周期政策为主，解决目前最紧迫的问题；长期内应以结构调整政策为主，并辅之以反周期政策进行微调。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收缩期，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强制调整的时期，诸如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长线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以及低效率无竞争力的产业等，在这个阶段遇到严重的市场实现困难，企业间的竞争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间的购并重组。这是迫使长钱部门压缩生产能力的市场强制，是企业间优胜劣汰的市场强制，由此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