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十篇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1

    一 、 漏税存在的法理

    税收收入这一蛋糕大部分还是纳税人自行申报上来的多。余下的一块中，在《征管法》“法律责任”里以偷、逃、骗、抗税来调节——从范围上看，所调整的不是余下的全部，而是余下的部分。以前的《税收征管条例》是有过漏税概念的，近两部《征管法》只是没有了漏税的字样，但这并没有否认漏税的存在。

    （ 一）、从调整的内涵看

    1、第一部税收法规《税收征管条例》设定了“偷税”、“抗税”、“逃税”、“漏税”行为。

    其重要的一点是行为相互之间各有内涵，在法律上形成了互不包容的调整范围。近两部《征管法》没有了漏税字样，但更重要一点是它们原有的内涵并没有改变，就是说没有了漏税的字样但漏税的内涵并没有加在“偷税”、“抗税”、“逃税”、“骗税”上，而是不在以上调整范围之中。

    2、界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要看是否符合违法设定的条件的内涵，而不是说因为《征

    管法》上没有漏税字样就都是偷税了。《征管法》是《征管法实施细则》的上位法。原《征管法》并不否认漏税，否则新的《征管法》如不改变原《征管法》偷税的内涵，新《征管法》第六十四条及其《细则》第八十一条就不能成立。“杀人罪”无论是故意或过失都是在“罪”的前提下，所以其法规、规章、文件不能改变“罪”的属性；同样如果查补的都为偷的内涵，怎么还能有“善意”（本人指非故意）取得虚开发票的表述呢？

    （二）、从调整的范围和对象看

    有人认为漏税不是“法言法语”便否认漏税这一现象的存在，这是缺乏法律思维使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有这样的观点：应纳税额=申报额+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其实不然，把应纳税额画一个圆，纳税人申报后余下的部分在法律上只有通过法律概念化或文字表述才能成为其调整的范围或调整对象。

    1、社会上的现象是否构成法律调整的范围或对象就看其是否是在法律上有所设定，比如刑法其所调整的是罪，它就要对构成罪的予以概念化或表述。罪是它调整的范围，它不需要对非罪的现象进行列举而要有“法言法语”。那你能这么认为 “通奸”就是罪吗？用《征观法》上没有漏税的逻辑，“通奸”也是罪，因为刑法没说“通奸”不是罪啊？！“通奸”不是刑法上的“法言法语”，那能说这个现象不是法律概念就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吗？相反，没有漏税字样其意思是漏税这一客观现象恰恰在不是其调整的对象，不能同偷税混为一谈。

    2、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目的。就《征管法》而言纳税人申报后形成的不缴的结果有着各中各样的原因，《征管法》就要对不缴或少缴的现象中其要调整的进行概念或文字表述予以设定，不是其调整对象就不设定。《征管法》对这种不缴或少缴的结果处罚的调整分对有主观故意和非主观故意造成的不缴或少缴的设定。主观故意形成的不缴或少缴是指“欠、偷、逃、抗、骗税。非主观故意形成的不缴或少缴是指《征管法》六十四条二款”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的不缴或少缴“。因此，应纳税额=申报额+偷税+逃税+骗税+抗税+漏税（六十四条二款”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的不缴或少缴“）。漏税的含义是通过文字表述完成的。新旧两部《征管法》在漏税的处理上有所不同，旧征管法除加收滞纳金外对漏税没设定处罚，新《征管法》六十四条二款是对漏税的诠释。《征管法》六十四条二款的行为就不是该移送的法定范围

    （三）、从调整的立法技巧看

    1、“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罚无明文规定不为罚”。立法的惯例是用排除的方式即确定了法律调整的范围，不在其范围的就不再列举。比如界定罪的时候，不要把“非罪”一一列举。这种立法是指有了税收违法行为的时候，要用违法事实来对照“法条”，符合了哪条就用哪条去调整。不符合“偷税”、“抗税”、“逃税”、“骗税”条件的就不是它们的调整范围，那剩下的就有漏税了。

    3、法律讲调整的范围，其有不同的调整方法。一种方法是给出概念，明确调整范围，

    同时有又恐人们混淆而明确哪些不是给予列举；另一种是给出所要调整的概念而确定调整范围，其他不予列举。

    （1）、《税收征管条例》采用的是给出“偷税”、“抗税”、“逃税”的概念又画蛇添足排出了漏税不是其调整范围的方法。

    （2、）第一、二部《征管法》对于不缴或少缴的现象给出了“偷税”、“抗税”、“欠税”、“骗税”、“逃税”的概念，这就是调整的范围。不在其调整范围就不列举而余下了漏税。比如刑法的罪，其调整是靠刑法分则给出的罪名，“非罪”并没有列举。我们看看下面的话语是不是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张三、李四、王五是先进工作者，杨六不是”：“张三、李四、王五是先进工作者。”第一句话是按《税收征管条例》立法方式表述的，明确了是与不是的范围；第二句话是按第一、二部《征管法》的立法逻辑说的，它确定了是的范围，不在其范围的（杨六）不是其调整对象就没列举。这两句话是同一意思，就是说“杨六”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立法技巧在新征管法中得以充分体现。

    （3）、这一立法技巧是调整什么说什么。原征管法第“四十条”在偷税设定上条

    含有刑法的内容（如偷税占应纳税10%等），这不是征管法所要调整的，因此新征管法删除了这类表述。同样新旧两部征管法因为漏税不是按偷税调整的，所以没有像《税收征管条例》那样，在其调整范围以外进行例举。很多法律都是按调整什么就对其调整的对象采用概念或文字表述的。这一立法技巧，保证了法律的严密性。避免了第一部《税收征管条例》中某些东西又像漏又像偷的问题。

    （4）、即便是《税收征管条例》不用排除的方法给出漏税的概念，也并没意味着没有

    漏税存在的空间。就像设定“强奸罪”一样，法上明确不明确“通奸”不是它调整的范围，现实中都不能看成是“强奸”而否认它的存在。

    （四）、《征管法》中漏税含义的表述

    在《征管法》中，漏税是通过文字表述完成的：

    （1）《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征管法》中，在“法律责任”里设定未缴、少缴税款的特定违法行为同“税款征收”设定的一般违法行为是不同的。漏税的追征期最长为五年。如果“非欠即偷”就不需在税款的追征期上采取两个标准。

    （2）、《征管法》第六十四条二款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这里须指出的是，纳税人以不进行纳税申报的手段实施的税收的违法行为与“经机关税务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两中不同的违法行为：偷税行为是主观故意行为，而不申报并不全是主观故意行为。有些不申报是因纳税人法制观念淡薄、对税法规定不了解所致；有些不申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申报，是延期申报的反映；有些根本就不知道应纳税而不申报。因此本规定未设定按偷税罚款。本条调整的

    （五）、从《国际税收协定》上看

    《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国际税收条约》是我国法律的一个渊源，是根据我国基本法律制定的。就《税收协定》而言是根据刑法和征管法有关规定制定的。刑法和征管法不否认漏税，否则不会不顾损害我过的基本法律制度而另起炉灶用"漏税"字样。

    我国政府对外签定的《税收协定》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的议定书生效及执行的通知》（二00三年二月十一日 国税发[2003]11号）都是采用漏税字样的。谁能解读其漏税含义？

    （六）、从《税务稽查工作规程》上看

    《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十三条规定了税务稽查对象具四种情形应立案查处：

    1、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以及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帐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税款流失的；

    2、未具有本条第一条第一项所列行为，但查步税款在5，000元至20，000元的（具体标准由省级税务机关确定）；

    3、私自印制、伪造、倒卖、非法代开、虚开发票，非法携带、邮寄、运输或者存

    放空白发票，伪造、私自制作发票监制章、发票防伪专用品的；

    4、税务机关认为其他需要立案查处的。

    《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十三条二款规定的稽查立案情形是：“未具有本条第一项所列行为，但查补税额在5000元至20000万元以上的。”这一层次的查补税款为非偷、逃、骗、抗税行为的税款。不是偷，不是逃，不是抗，不是骗。 还能是什么？如果不采用《国际水税收协定》中的漏税，哪位朋友还能发明叫什么税……偷税是要按立案程序查处的，因为涉及了对纳税人行为的定性；漏税数额到了规定的标准也要按立案程序查处，因为量的变化会对纳税人减少利益。

    （七）、《税务干部法律知识读本》（谢旭人主编第384页）

    偷税行为与一般未缴少缴税款行为。

    1、二者区别在主观方面表现不同：偷税行为主观上为故意，且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一般未缴少缴税款行为不是出于故意，而是由于工作疏忽造成的，并且不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如征管法第52条第1款、第2款规定的情况。

    2.偷税罪与一般偷税行为的界限。

    二者在主观方面、客观行为方式上完全相同，其界限是数额是否较大，即偷税数额是否达到法定标准。

    应注意到，这是税务官员的第一次在判定偷税上使用“故意”二字。是符合法理的解释，希望能有影响力。这才漏出真正依法判定偷税的曙光。

    二、正确判定偷税和漏税

    与《刑法》中的偷税罪相衔接，非主观故意不构成“危害税收征管罪”，《征管法》 第六十四条二款是漏税的诠释。违反《征管法》第六十四条不负刑事责任（不能移送），但有等同于偷税处罚的自由裁量，这足以有法可依了，为何动辄偷税且自找不移送的罪名呢？税务机关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考虑如何把纳税人没缴上的税款征收上来。因此，这部分如何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生动体现。

    拨开对偷税认识的一头雾水，正确认识偷税与漏税，需要用法律观念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书，只唯法。我们要从法律层面来界定偷税，不管是什么机关的文件，也不管其权力有多大，也不管其有什么理论。

    （一）、偷税只能由税收法律来设定

    1、偷税只能由税收法律设定，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偷税

    法律的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罚无明文不处罚”，只有符合《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即“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是偷税。执法的基本原则是法制原则，只有符合以上所列行为才能认定偷税。不符合以上所列条件的就不是偷税。

    2、同税收法律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偷税设定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54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告。这是一种同法律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比如其对“虚假的纳税申报”的解释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的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报送虚假的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或者其他纳税申报资料，如提供虚假申请，编造减税、免税、抵税、先征收后退还税款等虚假资料等。”

    国税发[1997]91号：“征得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不申报不缴纳税款的为偷税”。这种文件看似是一种变相的司法解释，虽征得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但发文机关是行政机关，本质上不是一种司法解释。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这种不规范的文件也不会存在。真正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来源于有立法权的机关和司法部门。

    （二）、只有符合《征管法》六十三条所列偷税手段才能判定偷税

    1、有一点必须明确，就偷税而言税务机关只能就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征管法》六十三条所列偷税手段从而判定是否为偷税。其没有权力来设定某一类行为是否为偷税。像税务机关的“定期定额户定额超20%至30%不申报调整按偷税处理”、“购进货物未验收入库、未付款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按偷税论处”之类的文件，这些都是越权立法。偷税只能由税收法律来设定，除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外，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偷税。同《刑法》规定的“抢劫罪”的情节和手段而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无权再规定“抢劫罪”的情节和手段一样，税务机关也无权抛开《征管法》再设定某种形式是偷税。“购进货物未验收入库、未付款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按偷税论处”之类的文件是税收政策的败笔。

    2、走出“非欠即偷”的认识误区，只有符合《征管法》六十三条所列行为才能认定偷税。不符合以上所列条件的就不是偷税。判定偷税一定要归结到《征管法》所列的偷税手段上，归结到“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偷税的设定上。在《征管法》偷、逃、抗、骗税调整范围以外形成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不管采用漏税字样是否贴切，但并不是查补的税款都为偷税。我们注意到《征管法》六十四条二款就是来调整偷、逃、抗、骗税调整范围以外形成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我们从税款的追征期可以看出如果“非欠即偷”就不需在税款的追征期上采取两个标准。《征管法》第七十七没有设定有六十四条行为可以移送，也就是说漏税没有量化的标准不负刑事责任。而偷税达到一定的量化标准负刑事责任。

    （三）、判定偷税要遵循有不缴或少缴的结果

    无论是原《征管法》还是新《征管法》定性偷税是“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定性偷税处罚的主旨要遵循有不缴或少缴的结果。还需要明确的是，进行偷税处罚的行为必须是尚不构成偷税罪的行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除“免于刑事处罚”外，构成了危害税收征管罪，税务机关就不应给予税务行政处罚了，这是刑法调整的范畴。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虚报亏损补税罚款问题的批复》（1996年11月12日国[1996]635号）关于企业虚报亏损如何处罚问题：“企业虚报亏损是指企业年度申报表中所报亏损数额多于主管税务机关在检查中按税法规定计算出的亏损数额。企业多报亏损会造成以后年度不缴或少缴所得税款，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征管法》的规定认定其为偷税而应处以罚款的，可将查出企业多报的亏损额视为查出相同数额的应税所得，再按法定税率计算出相应的应纳所得税额，以此作为罚款的依据。”

    2、《一般纳税人发生偷税行为如何确定偷税和补税、罚款的通知》（国税发[1998]66号）经查实后，“销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的按实际补缴税款，如果销项、进项均查有问题，偷税额的确定为瞒报的销项税额和多列的进项税额之和并依此做为处罚基数。”

    在税务稽查实践中往往受错误的观念影响，只要企业的申报数额同税务稽查不一致，就进行处罚。这里关键是是否对“不一致”能认定偷税，只有认定偷税的才能处罚，如果认定不了偷税就绝对不能处罚，只能是补税或进行调整。

    3、国税发〔1996〕635号文件和国税发〔1998〕66号件违背了定性偷税以不缴或少缴的税款进行处罚的主旨。更主要的是把查补的税款建立在全是偷税的基础上

    （四）、有主观故意是判定偷税的基石

    有不缴或少缴税款结果还不够，用证据证明有主观故意才是定性偷税的关键。有人认为《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看不出有主观故意的字样，其实《征管法》和《刑法》的中偷税一样，其主观故意含盖在偷税手段上。有无主观故意是确定偷税的关键；定案的依据要用证据证明。

    （五）对偷税认识的误区

    现实中对偷税的认识有很多误区，一是查补的税款都为偷，二是不遵循法律对偷税的设定而自行以规章或文件设定偷税，三是判定偷税不遵循少缴的结果，四是不考虑主观故意，偷税在刑法和《征管法》的一致性被人为地割裂开来，五是够移送的仍在处罚 .

    现在，“非欠即偷”的观念仍横行在依法治税的舞台上，痼疾顽深，损害了不少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务机关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征管法》上没有漏税了。”这种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现实中有许多漏税的现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42号一条（三）款规定：“对非赢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 根据《消费税条例细则》第四条规定，医院若生产酒精之类的消费税应税产品用于医疗服务应属《消费税条例细则》中的用于其他方面的提供劳务，不但要缴纳增值税，还要缴纳消费税。就是说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没有申报缴纳这部分税款。类似这种对税收政策不熟悉而非故意不申报缴纳税款的则不属于偷税的范畴。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税收犯罪愈来愈多，全国人大制定的十五计划纲要中就曾强调：“依法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偷、漏、骗税的行为，清缴欠税，严禁越权减、免、退税。”2002年8月29日，人民网公布国家税务总局的一项测算数字：“按照发展 中国 家个人所得税应占总税收15%的国际标准 计算 ，我国每年的税金流失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同时“2001年我国7万亿元的存款中，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拥有80%的比例，而其交纳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仅占总量的不到10%.”“每年流失的1000亿元是怎样一个数字？据估算，1000亿元比全国一年的县财政收入还多，用它可以举办17次奥运会，可以架设80座杨浦大桥，可以再建两个三峡工程，可以修5条京九铁路……”。这就是 目前 我国面临的税收流失的现状，毫无疑问，真实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得多。

纵观世界各国（地区）对税收犯罪的立法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将税收犯罪规定在统一的刑事法典中；一种是将税收犯罪规定在相当于刑法典的专门税收处罚法中；一种是将税收犯罪规定在具体的税法中。这几种方式都有自己的利弊。我国采取第一种方式，这样不仅能保持刑法的统一和集中，而且便于人们对这一类犯罪的总体掌握，其缺点是罪状与税收法律知识联系紧密，难于适应对于变动不居的税收法律政策，缺乏灵活性。从我国的情况看，税收犯罪在具体立法技术上还存在一些 问题 ，主要是税收犯罪的罪状如何设计，如何与税收法规相衔接、如何使税收行政责任与税收刑事责任相衔接。偷税罪作为税收犯罪的基本类型也体现了这一情况。

根据我国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赁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另外，根据刑法第204条第2款的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未超过缴纳税款部分，也按第201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鉴于税收犯罪的双重违法性，笔者就根据税法、刑法的有关规定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偷税罪的立法完善进行探讨：

一、关于偷税罪主体的思考

关于偷税的主体，我国税法规定的是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国际上有的国家只规定为纳税人，有的国家规定为有义务纳税的人。随着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的进行，税务人和人大量出现，此类人实施的偷税行为往往无法制裁。当前，对于人侵占税款的，一般以贪污罪论处，对于税务人与纳税人勾结的偷税，以偷税罪共犯处理，但对于其私自决定偷税的，刑法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说如何处理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应该增设税务人偷税罪。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应当规范扣缴义务人的刑事责任，借鉴别国经验，建议增设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罪。对于扣缴义务人在税法上的法律地位存有多种学说，从我国当前的税法来看，笔者认为，纳税义务说更接近，所以仍以偷税罪处理扣缴义务人的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是比较恰当的。

二、关于偷税罪的罪过问题

“偷税罪的责任形式是故意。这里的故意，是指明知是偷税行为而有意实施的主观心理状态。”可见，对偷税罪的主观方面规定为直接故意，通常认为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收法规或由于工作失误等原因而漏税的行为没有偷税的犯罪故意，不能构成犯罪。从国际上看，大多数把纳税人疏忽及有意的行为都包括在偷税的概念中，疏忽的行为与有意的行为之间的差别在大多数税收管辖区并不特别重要，外国将漏税也包括在偷税中，大概是为了减轻司法证明责任。所以，有的学者主张将漏税行为犯罪化，从而严密刑事法网，最大限度地打击偷税犯罪，只是根据漏税与偷税在主观恶性上不同，在处罚上加以体现。罪过问题决定着偷税与漏税的区分与否问题，主要是因为：首先，偷税罪与漏税两者在主观恶性上是不同的，前者主观恶性大，具有较大的 社会 危害性，而后者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主观恶性小，所以不宜定罪。其二，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 现代 刑罚思想的主流，刑法干预经济的适度性和轻缓化是许多国家所坚持的刑事政策，刑罚的目的不完全是打击犯罪，重要的一面还在于保障人权，如若把漏税行为归为犯罪，打击面未免太宽。第三，税收犯罪属于行政犯罪，其主要是源于法律的规定，而非行动自身，漏税行为通过行政 教育 改造、处罚是完全可以制裁的，只有有意识的偷税行为达到一定情节才可以被刑罚制裁，这也是税收行政责任和税收刑事责任合理分配和良好衔接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外国的作法不一定全对，主张将漏税行为犯罪化的观点是盲目的，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罪过形式的规定是合理的。

三、关于对偷税的客观方面存在问题的思考

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多，其主要表现在偷税行为的认定标准即罪量的规定、罪状的立法方式、偷税数额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方法 、应纳税额的期限计算等几个方面。

1、关于偷税罪的比例加数额标准之思考

现行刑法对偷税行为达到定罪的判定标准主要是以比例加数额的方法来确定。对此标准存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偷税数额所占应纳税额的比例大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偷税数额的大小反映了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这样的双重标准是主观客观相统一的结果，是 科学 适当的。第二种观点是因为本罪的第一个量刑幅度（指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下同）规定了上限，而第二个量刑幅度（指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下同）规定了下限，从而造成对偷税行为给予刑事处罚的两个“真空地带”，故主张应当将现有的第一量刑幅度上限取消，当达到一定的偷税数额时取消比例限制，单纯以偷税数额为标准，比如偷税30万元以上时。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完全取消偷税罪的比例加数额标准，单纯采取数额标准。笔者认为在认定犯罪基本构成时应当以单纯的偷税数额为标准，在加重量刑情节时可以考虑适用比例或以比例加数额或单纯以数额巨大、特别巨大为标准。主要理由是：

①比例加数额标准设定的确存在定罪上的“真空地带”，漏洞太大，导致司法实践中会出现依法无据的情形。这两个盲点在于如果纳税人所偷税数额达到应纳税额30%以上且在1万元以上但又不足10万元时，或者纳税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时，以现行标准无法认定犯偷税罪。

②按现行标准势必会造成大额纳税人偷税数额巨大但因比例不够而不能定罪，小额纳税人偷税数额不太大但因比例高则被定罪，甚至达到加重量刑的情节，比如某大 企业 偷税30万元，但偷税数额仅占应纳税款的8%时，依法无法定罪，而某小企业偷税10万元，但偷税数额却占应纳税款的50%时，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这种结果体现在法律上即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造成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相同的处罚。有人认为因为大额纳税人上缴的税款更多，对国家贡献更大，所以给予其更为自由、更大的偷税空间，显然这是很谎谬的道理。不论行为人偷税数额本身占到自己应纳税额的多少，不同纳税人偷税数额如果相同，其经济价值是相等的，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和 影响 是一样的，那么偷税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必然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集中体现在偷税数额上。另外，比例的大小不一定必然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在漏税行为中，因为行为人是无意识的，比例再大也不能说明行为人就是故意的；某大企业“大额偷税小比例”就肯定比某小企业“小额偷税大比例”的情况主观恶性小吗？答案不言自明，上述例子也能说明，也许某大企业正是知道自己是“瘦死的骆驼也会比马大”，所以稍微有个小动作就可以得到比小额纳税人更为巨大的偷税数额呀。

③以偷税比例作为判定标准不够严密，实践中无法规范操作，甚至会成为个别行政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的工具和途径。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偷税数额和应纳税额的 计算 期间，以及应纳税额的计算 方法 等 问题 ，导致采取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税额相加方法，就必然产生罪与非罪不同的两种认定结果（因为篇幅所限不再举例）。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1月4日出台了《关于审理偷税中抗税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 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公安部作出了《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应纳税额”问题的批复，对上述比例的计算作了相关解释，但仍会存在很多难以操作或不尽合理的问题（因篇幅所限不再举例）。如果采取偷税数额单纯标准，则以上技术难题和立法漏洞均可以迎刃而解。

④现行比例加数额标准还可能导致其他刑法 理论 受阻问题。按照刑法理论，偷税罪主体可以是徐行犯也可以连续犯，即长时间地化整为零的作案，导致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的冲突，刑法关于第201条第3款规定了多次偷税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这就可能出现上述因应纳税额的期间计算不同而导致罪与非罪不同认定的情形再次出现。

⑤主观恶性的有无与主观恶性的大小是不同的，所以对于定罪来说只要能从手段、情节、比例等多方面 分析 证明出行为人的主观上有恶性即可，而主观恶性的大小实际上主要是个量刑情节问题，而非是定罪问题。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款的比例一般即是主观恶性大小的体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取消比例加数额的标准，采取单一的偷税数额标准，在加重量刑情节中可以适当规定比例或比例加数额或数额巨大及特别巨大的标准，使各种税收责任更加配套、合理、 科学 。

2、关于叙明罪状的立法表述方式之思考

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规定的偷税罪较1979年刑法有了很大进步，即从空白罪状改为叙明罪状，详细描述了偷税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和定罪标准。新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表述采取了列举式的方法，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但是对于司法机关认定偷税罪产生了一定不良 影响 ，因为偷税罪是一种 经济 犯罪，在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 和世界 科技 突飞猛进的形势下，税收法律法规、税收征管制度是在不断变化的，纳税人偷税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推陈出新的，各种典型案件层出不穷……如果仅对犯罪手段作列举式的规定，肯定会出现大量新型偷税案件得不到应有的刑事制裁，税收制度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严重脱节和矛盾更加突出，所以，从增强刑法与税收法律制度的协调性、以及刑法自身的周延性、功能性角度，应该采取空白罪状与叙明罪状之长处，在对偷税行为手段进行列举的同时，概括性规定“兜底条款”以保持刑法的稳定性与周延性。

3、关于“经税收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之思考

“经税收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新刑法增加的一种偷税方式，随后在2001年4月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才在第63条偷税罪的概念中加入此项规定。实践中利用不申报的方式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况是大量和普遍存在的。此项规定的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①从此规定表述的文字和逻辑上理解句意会出现偏差。税法和刑法都是这样表述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理解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是“拒不申报”和“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虚假申报也必须是经税务机关通知后才有可能构成偷税罪。而有多数人则认为这句话应当理解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是并列关系。笔者认为，从字面上和逻辑上这两种理解都是讲得通的，也就是说这句话的表述的确存在容易引起歧义的语病，应该在修改法条时加以明确表述。②这一规定的关键问题在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这一条罪状是否应该取消。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中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进行了解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依法不需要办理税收登记、扣缴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通知其申报的；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由此解释可见这一行为与“偷税”行为的秘密性、欺诈性显然不相符合，拒不申报含有公然对抗的意思，是一种公开性抗税行为，不符合偷税罪本质特征。此其一。其二，“拒不申报”并不一定就是必然违反纳税义务，不一定就构成偷税行为。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向征税机关提交有关纳税事项的书面报告的一种法定行为。可见，纳税申报和纳税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能等同的。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纳税义务是以应税事实的发生为前提的，而纳税申报义务的产生并不以应税事实的发生前提。“在此期间（笔者注：指纳税申报期间），无论有无应税收入、所得、其他应税项目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项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均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事宜。”可见，违反了纳税申报义务并不一定就会违反纳税义务。所以，笔者认为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的解释有扩大解释之嫌，建议无论办理纳税登记与否，对于一般性的进行不申报的行为，经查实达到偷税数额标准的行为可以以偷税罪处罚，但是如果确经纳税机关书面通知而拒不申报，情节严重的，应该通过修改抗税罪的罪状以抗税罪来处罚。

4、关于刑法第204条第2款以偷税罪论处的行为定性之思考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3

「关键词偷税定罪标准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偷税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始到逐渐完善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偷税罪是一个传统的危害税收征管罪罪名，1979年刑法在121条中首次规定了偷税罪，但那时的偷税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量刑幅度单一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下同各种偷税犯罪斗争的需要。为了弥补刑事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不足，适应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犯罪态势，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9月4日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罪的补充规定》，对原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高了偷税罪法定刑，划分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增设了罚金刑和处罚单位的条款。1997年新刑法修改时将《补充规定》的内容吸收了进来，本法条加重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该犯罪的规定予以处罚。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如何根据刑事法律规定的偷税罪的构成特征和数额标准，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罪行轻重做出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大小，仍然存在不少疑难之处。下面就现行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定一一分析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账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从现行刑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偷税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或者具有一定的情节。也即我国刑法对成立偷税罪严重情节规定了两个标准，达到其中一个标准就构成偷税罪。一个是数额加比例标准，一个是次数标准。但是由于立法不严谨，如何确定此二标准，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很大困难。

一、数额加比例标准在立法上的漏洞数额加比例标准即行为人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的10%以上。，这两个重要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偷税罪。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标准会导致对纳税数额不同的纳税人区别对待，产生定罪和量刑上的不公平现象。此外，由于立法表述的不周延，它还导致了定罪真空。

1、本标准会导致对纳税数额不同的纳税人区别对待，产生定罪和量刑上的不公平现象。

试举例说明之：有两企业存在偷税事实，甲企业在税务检查期内被查出偷税35万元，当期应纳地方税收为395万元，税务机关决定对该企业所偷35万元税款予以追缴，并给予其所偷税款的一倍的罚款；乙企业在税务检查期间内被查出偷税1.6万元，当期应纳地方税收为12.4万元，税务机关决定对该企业所偷得1.6万元税款予以追缴，并将该案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偷税数额多的甲企业只承担补税、罚款的行政责任，偷税数额少的乙企业却要承担刑事责任和罚金。这看起来不合理的执法结果正是税务部门严格依法行政的结果。其结果在于甲企业所偷税款35万元没有达到当期应纳地方税收的10%，乙企业虽仅偷税1.6万元，却占当期应纳税款的10%以上，已构成偷税罪。这个标准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家偷税数百万元的大企业可能不构成犯罪，一家偷税1万多的小企业或一个个人则可能构成犯罪。因为企业应纳税额越大，同样的偷税数额占其应纳税额的比例就越小，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实践中存在有的企业偷税数千万仍不构成犯罪的，其原因就是偷税数额没有达到该企业同期应纳税额的10%以上。因此，我们认为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现行标准值的商榷。这个标准实质上是在法律上歧视应纳税数额少的纳税人。因此应该取消“数额加比例”标准，统一以偷税额为标准认定是否构成偷税罪和决定刑罚轻重。这样不仅能克服原法律规定的疏漏、错误，还能显现执法的公平公正性。

2、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周严，导致了定罪真空。

根据《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行为人偷税数额应在1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那么一家偷税25万元，偷税额占本企业应纳税额20%的企业肯定构成偷税罪。但是，对照该罪的量刑标准，我们却发现无法处罚这样的行为。因为它既不属于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人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且占应纳税款的10%以上不满30%”，也不属于特殊犯罪构成的“偷税数额占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这意味着根据刑法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此外，偷税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但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比例已达30%或超过30%的行为是否可以治罪；偷税额在10万元以上，但其额度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不达30%，即只达10%以上不满30%时是否成立偷税罪？即如果该企业偷税8万元，但偷税额占本企业应纳税额的40%，根据刑法该行为仍然不构成偷税犯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大部分学者称之“立法疏漏”，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立法错误”，认为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该条存在逻辑错误。对于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目前有观点认为应该按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处理。如果行为人的偷税数额超过1万元，且占应纳税额的比例超过10%的，不管其偷税数额和所占比例是多少，都构成犯罪。如果该企业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下，就按第一档法定刑进行量刑；如果在10万元以上，就按第二档法定刑进行量刑。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帝王条款，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刑法明确规定要构成偷税罪必须同时达到特别的数额和比例要求，就必须遵守刑法的规定。这样的偷税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如果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我们是无法对其定罪的。因此，这个法律规定当然是有缺陷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希望能够尽快加以修改。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四十七条指出“纳税人进行偷税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并且偷税税额占各种税应纳税总额的10%以上的。从这一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只要行为人偷税行为达到数额一万元，偷税比例达10%就可以定罪，不管行为人的偷税数额与比例是否在刑法第201条的规定范围内。这一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对法条的修正。它很好地解释了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亦解决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但这一司法解释，所能能解决的只是行为的定罪问题，不能很好地把量刑问题一块解决。因为刑法第201条仍是二个不同档次，而且每个档次的刑罚依据还是数额加比例标准。如果把真空地带的偷税行为作为犯罪定罪处罚，则上述真空数额和比例应适用哪一个量刑档次？按一档定罪，而应纳税数额在二档规格幅度内时，岂不有轻纵犯罪之嫌；按二档定型，则比例不够二档格，那亦犯罪刑均衡之忌。，因此，该司法解释所解释的问题只不过是不完善的、有限的解释.基于司法解释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首先坚决按上述解释的精神给予定罪，在处罚中应不得违背罪刑均衡原则，并且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真空地带的行为按第一个偷税罪刑档次承担刑罚.当然，这样做，便宜了犯罪分子，但在目前司法解释不完善，刑法修订又没开始的情况下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修改完善刑法，彻底去掉这一硬伤。

二、次数标准之确定疑难次数标准即行为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

1、因偷税被行政机关两次行政处罚在时间上是否可以无限期计算？是否有时间长短限制？法条对这一问题没有具体叙述，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偷税被行政处罚两次后偷税的时间长短方面的把握也缺乏统一。这一问题困扰的有两点：一是“两次”行政处罚中的两次在时间上如何把握？二是“又偷税”，即第三次又偷税行为与两次行政处罚中的最后一次在时间跨度上如何把握。笔者认为数次偷税的时间规格原则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属于无限期计算。从立法意图来看，其目的是对屡罚不改，藐视法律，大胆抗法行为的惩治，不允许其再而三偷税。如果在行政处罚及其第三次偷税的时间上不加制约，则对意图再犯者是一种威慑，让其在偷税获得的欢乐与可能遭受刑罚之间权衡利弊，必然畏惧而却步。这对偷税犯罪来说能起到阻遏的作用。相信时间上没存在间隔约束，有过两次处罚的人就不敢贸然去触刑网的。这样，不仅可以对胆敢以身试法者实行制裁，而且起到了巨大的预防作用。

2、如何认定“又偷税”。是否第三次偷税即使情节显著轻微，也必须以犯罪论处？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又偷税应当达到行政外罚的标准；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二次行政处罚的偷税数额”加上“又偷税的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即达到偷税罪的数额起点标准的，才能以偷税罪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又偷税在这里是不讲数额各情节的，因为其屡偷屡罚、屡罚屡偷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纳税主体的劣习不改。为了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2年内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当以偷税罪定罪处罚。“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又偷税“只要求税额，并不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达到10%.从而为认定”又偷税“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偷税比例计算问题

我国刑法的偷税罪在客观上的构成标准之一是数额加比例为构成要件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百分比计算的标准依据是什么？是以分税计算还是各税种统算？是分期计算还各期间统算？理论界对此争议不休。应纳税额的确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应纳税额的时间段，即以哪个时间段的应纳税额作为计算偷税比例的应纳税额，关于应纳税额时间段的确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稽查期间为标准以整个稽查期间的应纳税额为应纳税额。2）以一个纳税年度为标准，即以该企业一个纳税年度内的应纳税额为标准（注释1）；（3）以偷税行为所属的纳税期限为标准。（4）以实施偷税行为的期间为标准，如果企业偷税是间断的，企业纳税的期间要从偷税期间扣除（注释2）。（5）以每次偷税行为为标准，即以每次偷税行为所属的应税经济行为应纳税的税额为应纳税额。行为人每偷税一次就计算一次比例和标准。这五个标准是按时间段从长到短的标准排列的。在偷税数额一定的前提下，应纳税额的时间段越长，同样的偷税数额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二是应纳税种类，即以一定的时间段内的哪些税种为计算依据。这个问题相对简单，主要在两种观点：即是计算纳税人所偷税的税种的应纳税额，还是以纳税人同期应纳的各种税的税款总和为应纳税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偷税数额，是指在确定的纳税期间，不缴或者少缴各税种税款的总额。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比，是指一个纳税年度中的各税种偷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不按纳税年确定纳税期的其他纳税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比，按照行为人一次偷税行为发生之日前一年中各税种偷税总额该年纳税总额的比例确定。纳税义务存续期间不中一个纳税年度的，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比，按照各税种偷税总额与实际发生义务期间应当缴纳税款总额的比例确定。行为跨越若干个纳税年度，只要其中一个纳税年度的偷税数额及百分比达到《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的标准，即构成偷税罪。各纳税年度的偷税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偷税百分比应当按照最高的百分比确定。”这司法解释明确了上述棘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它明确规定应纳税额是一个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即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段是一个纳税年度，包括偷税者当年度应缴的各种税款之和。这个司法解释是比较合理且可行的，一是以行为人的所有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主观恶性，二是明确易算，可操作性强；三是采取了分开计算每个纳税年度的偷税比例，以数个比例中最高的为偷税比例，以偷税之和为偷税数额的计算方法。这个方法能够连续计算时，稽查期间越长越可能不构成犯罪的不合理现象。

「注释

1、周洪波主编《税收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4页。

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页。

「参考资料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何秉松主编：《税收与税收犯罪》，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陈运光：《税收犯罪研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4

【正文】

随着市场 经济 体制的确立， 社会 经济不断 发展 ，偷税犯罪日益猖獗，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税收征管秩序，而且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税款流失。然而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的立法规定却存在严重的缺陷，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难题，造成对偷税犯罪分子的打击不力，在客观上纵容了偷税行为的存在和发生。以下，笔者就此 问题 简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应采取列举加概括方式规定偷税行为方式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行为手段采用了完全式列举方式。笔者认为，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这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有着积极意义。但其也具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用于经济犯罪的立法。对于偷税罪，应采取非完全列举规定。这是因为：

（1）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 法律 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不完全列举则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完全式列举的立法方式没能详尽地列举偷税的全部行为方式，使出自相同的犯罪目的，实施了表现形式不相同但性质相同的偷税行为，并都发生了税款流失的后果，却由于立法技术的缘故使偷税行为受到不同性质的处罚。

（2）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这种立法方式无法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从税收征管形式角度来规定偷税方式。税收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随着税收制度和征收制度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其他与税收相关的财务 会计 制度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 目前 的会计电算化和 电子 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现实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行为之全部外延。

二、取消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立法规定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刑法增加的一种偷税方式。之所以增加这一偷税方式大概是因为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采取不申报的方式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况。但是，笔者认为，从应然的角度看，刑法把这一行为作为偷税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是不合理的，应该取消。这是因为：

（1）混淆了纳税申报义务和纳税义务的界限。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是应税事实的实际发生，而纳税申报虽为法定，且与纳税义务联系紧密，但从其法律性质上来说，则是政府对税收的一种管理方式。偷税的实质是逃避纳税义务，而非逃避纳税申报义务。纳税申报义务的产生并不一定以应税事实实际发生和纳税义务的已经存在为必须，对申报纳税人的管理，是以税法规定和税务机关确定的纳税申报期内是否进行了申报为尺度予以评价的。例如，自行申报纳税人在未发生应税事实的情况下亦应申报，即零申报。所以，不进行纳税申报并不能一概而论为逃避纳税义务。

（2）不符合偷税罪本质特征的要求。偷税罪的行为本质在于欺诈性，表现为隐蔽性、非公开性。而“拒不申报”是对税务机关管理权的公然抗拒，表现为公开性。此与偷税行为理所当然具有的欺诈性、隐蔽性截然相反。

（3）与刑罚理念不符。刑罚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只有以非刑方式如民事的、行政的手段无以遏制时才可动用。如果经行政处罚后，行为人仍不申报，税务机关完全可以进行税务检查，若发现有偷税情况，应自行处理或移交公安机关；若没有，应依法核定其应纳税额，限期缴纳，到期不缴纳的，可强制执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大量“拒不申报”情况，不是因为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而是税收执法不严而已，并非到了非刑罚不足以遏制的程度。

三、取消偷税罪的数额加比例标准，单独采取数额标准

对于刑法关于偷税罪的数额加比例标准的规定，有论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可以从主客观不同方面来确定偷税罪的危害程度，因而比较 科学 。笔者认为，这是对立法精神的误解。立法之所以采用比例+数额制，不是照顾主客观的统一，而且照顾大额纳税人和小额纳税人的均衡：采用比例制，不至于大额纳税人一偷税就构成犯罪；采用数额制，不至于小额纳税人一偷税就构成犯罪。但是，比例加数额制貌似合理，实质上却不科学，应取消这种立法规定，仅以偷税数额来界定偷税罪与非罪以及法定刑的配置。理由如下：

（1）违背公平原则。将大额纳税人与小额纳税人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 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这包括违法处罚时的平等。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受同样的处罚，就犯罪而言，处罚只能因行为的 社会 危害程度不同而不同。虽然大额纳税人上缴的税款多，对国家贡献大，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抵消，更不能因此而放宽对大额纳税人的定罪标准。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这定罪标准，一个年纳税一千万元的 企业 ，偷税九十九万元可以无罪，而一个年纳税十万元的企业，偷税一万元就构成犯罪，这种现象的出现，对规范社会行为显然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导向。任何人偷税同属主观故意，按偷税比例来定罪，事实上有利于“富人”，客观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①

（2）违背定罪原则。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的危害，只有社会危害性大小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 影响 社会危害性的东西，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纳税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行为的客观危害主要表现为偷税数额的大小。当然，客观行为是主观心理的外在表现，偷税数额的大小也在极大程度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可以说，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偷税数额上。比例制反映不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即比例的大小与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不存在关系。若对凡有偷税行为的纳税人都按照偷税数额比例的规定去衡量其是否构成犯罪，就必然会出现偷税数额大的纳税人可能不构成犯罪，而偷税数额小的纳税人却可能构成犯罪等悖理现象。

（3）数额加比例的 计算 方法 在实践中不能统一，还容易成为个别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搞罪刑擅断的“合法”借口。

四、“两次处罚”定罪标准在实践中不统一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了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这不仅是对偷税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评价，也是偷税罪构成的客观要求之一，《税收征管法》规定了对偷税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适用标准，而对“又偷税”的数额有关的刑事立法则没有涉及，在司法实践中对又偷税的数额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导致对同样的偷税行为适用不同的标准，严重地破坏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另外该条文并没有规定前二次受行政处罚和第三次偷税行为的时间限制，因此在实践中造成对行为人在时间上的无限期计算，这种处罚规定对行为人过于严荷，同时存在着法律相互之间失衡的 问题 。② 行为人屡偷屡罚，屡罚屡偷的行为固然主观恶性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只要纳税人因偷税被处以两次行政处罚，那么其在任何时候再偷税都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并不符合刑法上的追诉制度，无论从立法者的本意还是从惩罚和 教育 相结合的刑法目的来看，都有必要对时间间隔作一定的限制，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应该是多少呢？笔者认为法律对此问题应给出明确规定。

五、漏税行为犯罪化，严密刑事法网

关于偷税罪的罪过，我国规定为故意，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纳税人疏忽也包括在偷税中，这大概是为了减轻司法证明责任。因为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是有意还是无意，常常难以辨明。笔者认为，随着民众纳税意识的提高，应该将漏税行为犯罪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打击偷税犯罪。虽然漏税与偷税在主观恶性上不同，但这可在处罚上体现出来。

六、规范扣缴义务人的刑事责任

扣缴义务不同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包括扣和缴两个义务。刑法把扣缴义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不缴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这是不妥的。另外，刑法对扣缴义务人不扣或少扣税款行为也未规定刑事责任。扣缴义务人不扣税款和不缴已扣税款，其社会危害并无不同。所以，笔者建议增设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罪。把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的义务和不履行“缴”的义务，情节严重的行为都纳入刑事处罚范畴。

七、增设税务人偷税罪

随着我国 经济 的 发展 和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税务人大量出现就成为必然，如何处理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成为一个突出的 问题 。对于税务人与纳税人勾结的偷税， 自然 可以按照偷税罪共犯处理，但对于其私自决定偷税的，刑法就无能为力。所以，应该增设税务人偷税罪。

综上，笔者对我国关于偷税罪立法中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粗浅的看法，因 理论 水平有限，加之缺乏相关实践经验，所以论述中必然存有不足抑或错误之处，请各位指正。写作此文，唯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对偷税罪立法问题的重新审视，以促进我国偷税罪立法的不断完善，从而保证 法律 对偷税犯罪的有效打击。

【 参考 资料】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5

【关键词】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法制完善

一、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概述

1、高收入阶层之含义分析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 自然 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从税源上看,其中达到一定高度的收入标准的纳税群体即为高收入阶层,而此外则为一般工薪阶层。目前高收入的含义大致有两种,一是年薪属于高收入的水平,二是收入多元化所形成的高收入,即既有业内收入,又有业外收入,既有固定收入,又有流动性收入。

2、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之意义

其一,用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进行重点调节,是我国当前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高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容易引起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影响稳定的局面。因此,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保持合适的收入级差,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个人财富积累比重严重倾斜,需要运用个人所得税进行重点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悬殊,必然导致财富积累的差异;而对个人财富积累比重的严重失衡,则应将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重心放在高收入阶层,使社会财富分配和积累控制在合理和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其三,市场 经济 的 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形成一部分高收入阶层是客观和正常的现象,但法制的不完善易导致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法制漏洞获取高额收入成为高收入者。因此,加大对高收入阶层重点的调节和监控,也是促进市场经济本身健康有效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现状

在我国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均衡社会财富构成为主要目的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呈高速增长的态势迅猛发展。但近年来,人们却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越是有钱的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反而越少。

据统计,2000年我国征收的500亿个人所得税中,80%来源于工薪阶层,占人口的8.7%,个人储蓄占储蓄总额60%以上的高收入者,其实际承受的纳税负担比其他人群还低。而国际经验普遍证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高收入者和富有家庭。比如,在美国5%的高收入纳税人缴纳了大约50%的联邦所得税。通过比较深刻暴露出了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收入多元化、隐性化,申报难以足实,腐败、违法现象多有发生。从实际情况分析,因高收入阶层收入高、渠道多、形式多等,很难掌握其实际收入水平,收入模糊也为偷逃漏税等各种违法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第二,支付环节多渠道,代扣代缴难以全面落实,国家税收流失比例大。由于目前各单位、 企业 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受各种因素干扰而代扣代缴执行不力,这种带有源泉控制的环节放松,必然导致大量的偷逃漏税和调节乏力。

第三,从业场所流动性强,税务稽核难以跟踪到位,征收管理收效甚微。高收入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职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此相应的收入来源及支付渠道也缺乏固定性,从而加大了税务部门的稽查核实难度。

三、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现状的成因

1、高收入阶层主动纳税意识比较淡薄,没有纳税义务的责任感

近年来,高收入者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这种意识只是浅显的,主动的申报意识仍比较薄弱。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以达到高收入的目的,毫无纳税义务责任感。

2、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的立法不完善,纳税法制环境欠缺

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高收入者也并非特殊纳税人,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其征收办法出现的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制度失效”现象,必须提高包括个人所得税法在内的我国整个税法体系的立法层次,从根本上改革完善,而不应只是针对高收入者各种规定、变通性办法来修修补补。这些规定、办法不仅立法层次低、主观随意性大、透明度差,而且其中有些规定已明显超越了授权立法的范围,或从实质上改变了基本立法的内容。面对这样一种范围和层次混乱不清的 法律 环境,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显然已经丧失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节差距”的法律基础。

3、 现代 科学 征管水平较低,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功能弱化

我国现代科学税收征管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从申报、审核到检查扣缴制度都缺乏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料储备、检查、查询和处理手段,信息传递慢而缺乏准确性,无法约束纳税人。例如,国家虽然已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税收信息化水平低,社会协税护税功能不强,税务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来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办理税务事项。

4、税务执法惩处不力,偷逃漏税屡禁不止

依法纳税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对偷逃漏税行为必须依法惩处、有效打击,激励公民依法纳税。但目前税务部门的稽查力量较弱,不能有计划、有重点地对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而对查出的偷逃税行为往往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法律威慑力不强。加之对偷逃税处罚标准低,使偷逃者的收益有可能大于其受惩罚的损失,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四、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措施

1、增强公民纳税意识,建立诚信纳税的法制理念

首先,纳税意识直接反映公民对课税的接受程度,是决定税款征收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宣传 教育 ,使公民认识到纳税是国家运转、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发展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威慑力和强制措施实行代扣代缴,使公民认识到偷逃税款的严重法律后果,以使公民逐步形成自觉纳税意识。

此外还应指出,政府在宣传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不能忽视纳税人的权利,相反更应告知纳税人所拥有的权利,如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在税收管理上,税务机关处于管理者、检查者、执法者的地位,以国家形象自居,拥有支配、处置权利,而纳税人则处于被管理、被处罚、被监督的地位,这不利于人们自觉纳税意识的形成。对此,不仅在纳税人的具体扣缴方式上,而且在税款征收以后政府如何使用、是否将其用于公共目的,纳税人都应有知情和监督的权利。在纳税人权利和义务逐渐对称的过程中,人们的纳税意识就会相应增强。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提高政府预算的法制化和透明化,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让纳税人真正体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策。

2、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立法,改善纳税法制环境

首先,加快《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步伐。《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颁布的,尽管经过了1993年的修正,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以完善。具体而言,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细分收入性质,按不同收入性质分定税率;深化税制改革,考虑企业税制和个人税制的统一和衔接,从法律上避免企业和个人在税负上的不公平。

其次,尽快出台加强针对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的相关单行立法。通过这一单行立法不仅可以改变原有规定、办法的立法层次低、内容模糊、透明度差等弱点,同时也可以区别于一般工薪阶层,建立更具体适用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法制体系。如在其内容中进一步区别规定针对高收入者的累进税率,并增设相应的严惩偷逃漏税的有关法规等。也由此对提高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奠定了法制基础。

3、提高 现代 科学 征管水平,建立高效的个人收入监管机制

首先,建立和完善个人所得的纳税申报制度。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是强化个人所得税尤其是针对高收入阶层管理的关键。因此,建议在我国加快建立全面有效的个人“双向”收入申报制度的步伐:结合《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明确规定所有支付个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定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支付的个人收入情况;结合新《税收征管法》的实施,尽快出台扣缴义务人登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全年各类总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个人,年终后1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特别是对高收入、高职务、高知名度的人的收入要实行重点监控,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提高和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如果发现偷漏个人所得税,则要追究纳税人个人和代扣代缴人的 法律 责任。

其次,对高收入阶层实行年度结算,加强审核评税。针对现行税制按月、分次征收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对高收入个人建档管理的基础上,对高收入个人实行年度结算,开展个人所得税的审核评税。对高收入人群实行年度结算,将收入规模与纳税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发现问题,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效防止偷漏税款行为发生。

最后,健全税收稽核系统,实行 网络 化管理。要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必须以全面构建税收管理信息平台系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网络化、信息化的效能,不断提高税收管理、监控水平。建立以“双向申报”纳税为基础、以 计算 机网络技术支持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双重档案体系为依托、集中征管、重点稽核的征管模式:税务机关以扣缴义务人申报的资料档案、纳税人档案和纳税申报表三者为依据进行 电子 化核查,监督支付人的扣缴情况,纠正并处罚不真实的纳税申报,引导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

4、加大执法力度,以刑法作后盾,强化税法威慑力

首先,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的高速增长,逐步从小税种向大税源、大税种的转换,迫切需要建立专业的稽查队伍,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制度化检查,使隐蔽收入或逃避纳税产生恐惧心态,逐步增强税收征管检查的威慑效应。

此外,处罚制度是税收征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处罚能促进纳税人迅速缴纳税款,防止偷漏逃税。我国的处罚过轻,还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致使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存有侥幸心理,偷逃漏税行为屡禁不止。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反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减少税收流失,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于此,《刑法》即成为其强有力的后盾,对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职责的单位和个人,既要予以 经济 上的重罚,还要视偷逃漏税的程度追究刑事责任。

【 参考 文献 】

[1] 张敏:借鉴美国经验强化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j].税收与 企业 ,2002(5).

[2] 潘晓琳: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博弈分析[j].商业研究,2004(7).

[3] 王廷河、勇雪莹:个人所得税征管任重道远[j].河南税务,2002(2).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6

[关键词]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偷税罪；逃税手段；定罪标准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审议通过，并从该日起实施。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主要修改内容

修正案在以下几个方面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予以了修改：

第一，罪名的修改。根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规定的罪名为“偷税罪”，而修正案把该罪名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或者“逃税罪”(本文以下称逃税罪)。我们认为，这一修改更为科学、合理。首先，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过去所称的偷税，在翻译成英语时，找到所对应的词只能是“tax evasion”。而“tax evasion”在翻译成中文时表述为“逃税”更准确，即在国际上没有偷税之说，只有逃税之说。其次，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特征和本质。税款在纳税人依法缴纳之前，原本属于纳税人的所得、收入或者财产，最初原始状态的所有权归属于纳税人。为了公共财政的需要，国家依法向纳税人强制、无偿征收。因此，依法具有纳税义务的人，必须依法无偿向国家缴纳税款以示纳税义务的履行。税款缴纳入库之后，所有权才归属于国家。而有些纳税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常常采取一定的方式或手段逃避缴纳税款的义务。如果逃避缴纳税款情节严重，我国刑法就确定为犯罪行为。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该行为只是纳税人没有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依法转移给国家所有，只是一种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为准确。对偷税罪的理解其核心词是“偷”，而在现实生活中，“偷”一般理解为采用“别人不容易知晓”、“隐瞒”、“趁人不注意”、“秘密”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种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明知且故意的，客观行为表现是采取秘密窃取手段从他人控制的范围内，将他人所有的财物移至行为人能够控制的范围，其非法占有的标的物所有权是他人的。据此，偷税只能理解为从国库盗窃财产，这不符合我国的语言习惯。因此，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偷税罪，不符合“偷”的本意，修正案把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更为准确、科学、合理。人们对这一罪名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变化，也将影响到对其法律责任的认知。使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倍受关注和热议的一处修改是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而这一修正与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立法改变，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偷他人的财物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愿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缴纳给国家，有时是可以谅解的，只要纳税人认识到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是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犯罪手段的修改。1997年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的是列举方式。第二百零一条列举了四类偷税手段，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第五类偷税手段。这一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有的偷税手段表述不明晰，有些则不应规定为偷税手段。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列举违法手段时，一方面有重复，而另一方面无法列举周全等等。修正案却采用了概括式立法技术，表述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这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及同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对偷税手段的规定极为相似。这不但说明我国1986年有关法律文件对该违法手段的界定是准确而科学的，也说明这样的规定是历经考验的，不但可以避免对该犯罪手段进行列举时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更具概括性和科学性。能够把本质上属于同类的违法行为包容于同一法律条文之中，有利于打击所有同类犯罪行为。

第三，定罪标准的修改。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偷税行为的定罪标准分别做出了规定。其一，对于纳税义务人规定了两个定罪标准，一个是“数额+比例”标准，即“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另一个是“处罚次数”标准，即“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其二，对于扣缴义务人只有一个标准，即“数额+比例”标准。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规定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对原有的规定有两处修改。一是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只保留了一个，即“数额+比例”标准，删除了“处罚次数”标准；二是把“数额+比例”标准中的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即把一个确定的标准修改为一个不确定的标准。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而且把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

对于“处罚次数”标准的删除，其合理性体现为：一是“处罚次数”标准在税务机关移送案件时操作困难。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对税收进行征收和管理，许多纳税人同时由国税局和地税局管理。处罚次数是国税局和地税局处罚的次数分别计算还是合起来计算，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如果合起来计算，国税局或者地税局很难知道对方是否已经处罚，涉嫌犯罪案件难以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处罚次数”标准考虑了偷税和被处罚的次数，以及当事人主观上的恶意性，但并没有考虑偷税的数额对定罪的影响，存在诸多缺陷。税收的本质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逃税行为最为直接的侵害对象是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在确定其定罪标准时，主要考虑的应是数额标准。虽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三次偷税数额必须在1万元以上，但对前两次偷税行为并没有考虑数额标准。这一司法解释还有越权解释的嫌疑，因1997年《刑法》中并没有这样规定。因此，从实践操作层面、立法技术、税法的立法本意以及合理性角度分析，删除处罚次数标准更为科学。

对于数额标准的修改，其合理性体现为：一是数额标准太低，与当今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不匹配。不切合我国现实情况，导致涉嫌偷税罪的案件太多，造成税务机关移送涉嫌偷税罪的案件难、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难的情形。二是把“1万元”这一确定标准，修改为“数额较大”这一不确定标准，把具体数额标准留给了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而且一定是提高标准，主要是为了保障刑法稳定的需要。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某一个时点，确定的具体数额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如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而不断修改刑法，国家的基本法律就不具有稳定性。而司法解释的变动易于操作，更为灵活。所以，修正案做出这样的修改更为理性。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这一做法也更切实际、更合理。总体而言，对法定扣缴义务人所应扣缴的税款数额并不大，在计算逃税额占应扣缴税款数额的比例时意义不大。

第四，处罚标准的修改。1997年刑法规定对纳税义务人构成犯罪的，处罚标准分为两档。第一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第二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修正案规定的处罚标准虽然也保留两个档次，而且处罚的幅度也基本一致，但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在两档处罚标准中，把定罪标准中的具体数额“1万”和“10万”修改为“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如上所述，这一修改的合理性主要是为了保持刑法稳定的需要。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关于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的：有关部门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建议在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不作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二是在第一档处罚标准中，针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这一规定，删除了其中的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10万元和30％，仅仅规定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这是一处具有重要意义的修改，弥补了刑法出现“真空地带”的立法漏洞。即如果偷税数额超过10万元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没有超过30％的，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超过30％而偷税数额没有超过10万元的，1997年刑法中就没有规定如何处罚，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应按无罪处理。而删除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就可以弥补刑法立法的这一缺陷。即只要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就按照第二档处罚标准处理，只要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就按照第一档处罚标准处理，不会出现无法定罪处罚的情形。这样的处理，从立法技术上来说，简洁而易操作，概括性强而巧妙。三是删除了“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具体罚金标准，仅仅规定为“处罚金”。这样修改的主要意图，一方面是为降低对逃税罪处罚的立法提供可能性和留下空间。根据国际惯例，“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处罚标准确实太高，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执行，仅仅只是摆设。另一方面是把罚金的具体标准留给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有利于保障刑法的稳定性。

第五，对逃税罪明确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修正案在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款，规定为：“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也就是说，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重的逃税罪，只要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已受行政处罚的，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该修正案中的最大亮点，也是引人注目、广为争议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说明修正案修改目的时指出，考虑到打击偷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对属于初犯，经税务机关指出后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履行了纳税义务，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再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可以较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原则。这是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最大改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的亮点，在关注“入罪”问题的同时，创新性地规定了“出罪”问题，较好地体现了中央所要求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精神。

二、修正案对刑法和税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在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等方面都有巨大改进，将对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以及税法理论、税收立法、税收执法活动、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对刑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对刑法产生的主要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立法技术的推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刑事立法理念的更新与推进。修正案在刑事立法技术上的改进，一是强调罪名与犯罪行为尽可能保持一致，使得概念的实质与形式相统一。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所规定的偷税罪这一罪名修改为逃税罪，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使得立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偷税罪，而所描述的犯罪行为的特征与实质却是逃税。尤其该条所规定的一种偷税手段——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更不符合偷税的本质，其实质就是一种抗税。如果说抗税是指使用了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并没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那只能说前者是一种“硬抗”行为，而后者则是一种“软抗”行为，总之无法包容于偷税的范畴之中。修正案修改这一罪名，使得该罪的形式与内容吻合一致。二是强调科学地使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立法技术。1997年刑法对犯罪手段在立法技术上采用列举的方式存在许多弊端，而修正案对犯罪手段的规定却恢复了以前的概括式立法技术，使之更为科学、合理。这并不是说在立法时不能采用列举式，而是应当根据具体法条的要求选用立法技术。三是注意了法律条文的简洁性与操作性。修正案对定罪标准和处罚标准的修改，不但使得法律条文更为简洁，而且也更具有操作性。法律的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适用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法条的操作性至关重要，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就仅仅是摆设。

修正案对刑事立法理念的推进表现为对经济犯罪降低刑罚的轻刑化理念，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修正案意图提高入罪的门槛，降低罚金的标准，对逃税罪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等，都是进一步落实对经济犯罪轻刑化这一理念。对犯罪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一味强调重罚，并不能达到治理犯罪的目的。在保留刑罚的基础上，对犯罪行为给予恰当的处罚，使得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能够真正产生威慑力，同时也使罪犯占不到便宜。而如果在立法上一味追求打击与重罚，以至于法律无法贯彻与实现，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操作，那么法律就仅仅是一种装饰。刑法对偷税罪规定5倍的罚金，的确是一种畸重的、不科学的规定。

当然，对逃税罪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会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相适应原则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巨大变革。我国宪法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了罪责相适应原则，其内涵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而修正案第一款对逃税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在第四款又明确规定，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当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已受行政处罚的，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重的逃税罪，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本可以认定构成逃税罪的行为，只要当事人纠正了，并已受行政处理，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无能力缴纳税款、滞纳金，就将受到刑事制裁。修正案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虽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就有这样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应当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解释、阐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修正案的这一规定与其他刑法条文如何进行衔接?也就是说，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果当事人纠正了，并愿意接受行政处理，是否也都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能这样一概处理，哪些犯罪行为可以这样处理?哪些不可以?理论依据又是什么?也必须在理论上予以回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鲍绍坤提出，这是以事后的客观表现来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要求的定罪必须要主客观相一致不符。按照这个规定，可能会产生事先有逃税行为，但到后来由于确实无力缴纳而治罪；或者事先逃税，但事后通过补交税款、滞纳金来逃避刑事处罚的情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提出，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更为合理。②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这样规定，而是应在理论上能够予以充分论述、解释与说明。因此，这一修正案必将进一步推进对刑法理论的研究，对刑事立法甚至刑事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除逃税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外，还必将会对其他犯罪行为做出类似的立法处理。

另外，修正案对刑事司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观念上，对逃税行为而言，情节严重不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税务行政处理，就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逃税罪案件的数量将会急剧减少，将减轻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的压力；在立案程序上，逃税罪案件基本上先由税务机关立案，只有当行为人不愿接受税务行政处理的，才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处理。

(二)对税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对税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对我国《税收征管法》有关偷税立法产生影响。现行征管法是2001年修订的，而且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对该法做进一步的修订。现行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偷税的规定，在概念、偷税主体、偷税手段的规定方面，与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规定基本一致。该修正案对罪名、犯罪手段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也必将影响到征管法对这一违法行为的规定。笔者通过对建国以来关于偷税立法沿革的考量分析得出结论，行政法与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是一致的，要么都采用列举式，要么都采用概括式，而且规定的内容也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的立法史上，对偷税与偷税罪的立法，及关于偷税手段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偷税作为刑事违法行为，而偷税罪作为刑事犯罪行为，二者的本质区别仅仅是违法的情节。违法情节一般，就属于一般偷税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就属于偷税罪。其他构成要件都应是一致的。这样，修正案对偷税罪的修改，也必将引发征管法重新规范偷税行为，而且基本上与该修正案保持一致。如上所述，修正案对逃税手段的表述基本与1986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条例》一致，而该条例强调偷税的故意性，对漏税行为予以了规定。我们可以预测，即将修订的征管法关于逃税手段的规定只要与修正案的规定保持一致，就必将强调逃税的故意性，恢复1986年《税收征收管理条例》有关漏税的规定。

2　对税收执法产生影响。该修正案对税收执法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基本解决了涉嫌逃税罪案件移送难的问题。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定罪标准的提高，导致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会明显减少，涉嫌逃税罪案件移送难的问题将会有根本好转。第二，理顺了移送与处罚的关系，消除了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偷税罪案件移送前是否予以行政处罚，由于各种原因，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税务机关更多倾向在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必须予以行政处罚，多数司法机关则认为不能予以行政处罚。而该修正案的规定，除有但书的情形之外，只要当事人已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意味着对涉嫌逃税罪的案件在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必须对当事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如果当事人已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无须移送司法机关；如果当事人不接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意味着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税务机关也就没有必要对当事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第三，在立案程序上，实行行政程序优先与前置。因为如果司法机关先行立案，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还是无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还得把案件退回给税务机关。所以，一般情形之下涉嫌逃税罪案件应由税务机关先行立案，税务机关视不同情形，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税务机关调查手段、力度受限影响查清案件事实时，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事实查清之后，视当事人的态度而决定案件是退回税务机关处理还是继续司法程序。在这一问题上，各级公安部门与税务部门一定要较好地沟通与协作；否则，就将影响该修正案的执行力度和对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第四，也是该修正案对税务行政执法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程序要求更加严格；二是对税务人员的执法水平和职业道德要求更高。构成犯罪的案件能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审查，甚至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有时就取决于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执法的规范性。这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执法程序上的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涉嫌逃税罪的案件，都要立案侦查；要依法做出处理的案件，必须一并下达追缴税款、滞纳金的通知书，严格规定缴纳税款、滞纳金的期限；还必须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严格规定缴纳罚款的期限；对纳税人是否曾经因逃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对逃税行为应当给予处罚的，必须对其进行处罚，还要对该次逃税行为进行记录，并在媒体上予以公布。否则，将影响对当事人定罪。因修正案规定，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如果又犯逃税罪，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对纳税人因逃税给予行政处罚的历史记录，就将可能成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前提。修正案的规定对税务人员职业道德和执法水平的要求主要体现为：在职业道德上，严格执行法律，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必须处罚；对当事人的处罚应当公平、公正、合理，不得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在执法水平上，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为逃税行为，从执法程序、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能够做出准确判定；对当事人的逃税行为能够公正、恰当地处罚裁量；对于逃税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能够准确掌握。

三、修正案尚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总体而言，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是一种完善，是一种巨大进步。但笔者认为，该修正案本身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之处。

1　对逃税手段的归纳不够准确。一是对逃税手段归纳不周全，仅仅规定欺骗、隐瞒两种逃税手段，没有涵盖所有逃税手段。例如，“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逃税手段就无法涵盖于欺骗、隐瞒的手段之中；也没有把“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二是“欺骗、隐瞒”手段与“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实质都是犯罪手段，而修正案把前者规定为违法手段，而后者又是什么?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没做解释。笔者认为，对本条的犯罪手段可以直接描述为：“纳税人采取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的手段”。这样既具有高度概括性，又与逃税罪的本质吻合。因为纳税人逃税，要么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要么不进行纳税申报，没有第三种途径。

2　依然保留“数额+比例”定罪标准，无法彻底根除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弊端。这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在税收执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如上所述，由于税收分属于国税和地税两个税务机关管辖，因此，从操作层面而言，在计算逃税数额和比例以及移送案件时，就必然涉及两个税务机关，而二者的协作配合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并非很理想。在计算逃税比例时，应纳税总额是否包括海关的关税以及减税、免税、先征收后退还税款、免抵退涉及的税款等，因规定不明确而无法操作。纳税义务存续期间不足一个纳税年度的，在计算逃税比例时，应纳税总额中是否应包括企业所得税也无法确定；如果包括，又如何计算。扣缴义务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时，如果应纳税款有逃税，而已经扣缴的税款又有逃税，如何计算逃税额与应纳税额的比例，也不是很明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数额+比例”的定罪标准难以解决的。二是“数额+比例”的立法模式使纳税人在适用法律时显失公平，因为逃税罪的构成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比例和数额两个条件。而对小纳税户而言，因应纳税额较小，逃税时就很容易达到10％的比例而构成犯罪。对其而言，逃税罪的构成标准几乎就只有一个数额的规定。而对纳税大户而言，只要逃税额与应纳税额的比例达不到10％。逃多少税都不构成犯罪。因此，这种规定实质上导致在适用法律时，对纳税人使用了双重标准。而且纳税大户逃税百万元甚至上亿元都可能不构成犯罪。这种使纳税人在适用法律上明显不公平的立法，与刑法所确立的“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自相矛盾。立法应以“适用法律平等原则”为宗旨，逃税罪定罪标准与纳税的多少不存在合理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修正案应当取消“数额+比例”的立法模式，仅采用数额标准，同时适当提高定罪的数额标准。这样立法不但可以避免上述缺陷，还可以使得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处理逃税罪案件更加方便、简洁、易于操作。可能有人会担心这对纳税大户不公平，纳税大户已经缴纳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税款，而如果逃税几万元就构成犯罪，这让人难以接受。但如上所述，修正案总体有轻刑化倾向。一是定罪标准的提高，会减少纳税人被定罪的可能性；二是修正案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这也是消除上述担忧最有保障的规定。如果纳税大户是首次逃税，或者在五年内因逃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一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都有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实质上五年内至少三次以上逃税并且前两次因逃税受过行政处罚，而且第三次逃税数额达到定罪标准之后，才会受刑事处罚。所以，修正案的实施，使纳税人今后受刑事处罚的可能变小，尤其是纳税大户，可能性更小。因为当事人通常有能力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和接受行政处罚。所以，逃税罪的定罪标准仅仅采用数额标准所带来的上述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3　对扣缴义务人是否给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没有表述清楚。根据修正案第四款的规定，“有本条第一款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第一款行为主体就是纳税人。纳税人具有“出罪”的机会，而扣缴义务人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表述清楚。本条第四款可以修订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条第一款行为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4　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问题没有表述清楚。修正案第三款规定：“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款只规定了犯罪主体、手段、结果、情节以及处罚标准，并没有说清楚定什么罪。而且对于1997年刑法的规定，扣缴义务人能否当然理解为偷税罪主体，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质疑。…如果把扣缴义务人规定为逃税罪主体，可以把“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句话修改为：“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袁森庚，对偷税手段的立法分析[J]，税务研究，2007，(12)，

[2]袁森庚，偷税罪成立标准的立法缺陷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3，(1)，

[3]邬海波，吴剑峰，论偷税数额与比例的计算[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3)，

[4]袁森庚，税务行政执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73-75，

[5]袁森庚，论偷税罪的立法改进[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8，(3)，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7

一、关于偷税罪的有关问题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薄、记帐凭证，在帐薄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数额达到法定额度标准或者因偷税已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偷税罪是税收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违犯国家税收征管法律法规，采取欺骗、隐瞒等各种虚假手段，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或已扣、已缴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为特殊主体，即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逃避纳税义务，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目的。该罪争议问题主要有：

1、两类犯罪主体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

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其犯罪主体包括两类：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对这两类不同的主体，法条在构成犯罪的标准上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对于纳税人，第201条第1款规定：“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应以犯罪论处。也就是具有偷税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两种情况之一的就可构成偷税罪。而对于扣缴义务人，第201条第2款规定：“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10％以上并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有人认为第1款规定的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犯罪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扣缴义务人。我认为，从立法的规定而言，该标准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理由主要是：（1）第2款明确规定的是扣缴义务人偷税达到规定的数额及比例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依照前款处罚的标准只是数额加比例，并未涉及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的问题。在《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是与扣缴义务人并列规定的纳税主体，也即纳税人的概念中不包括扣缴义务人。刑法第201条第1款和第2款的犯罪主体，也明确对两者加以区别。（2）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义务与纳税人有区别。扣缴义务人本无纳税义务，只是根据目前国家的实际情况，从便利税务稽征等方面考虑，国家税法强制性规定扣缴义务人具有纳税义务，其纳税义务是基于国家的强制委托而产生，他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特定中介，无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也就没有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有理由对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采取有区别的标准。不能得出对纳税人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的结论。对实践中存在的扣缴义务人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只能根据税法的规定，予以经济的、行政的处罚。另外尽管立法上对扣缴义务人构成犯罪“数额加比例”的标准虽然只规定了下限，而未像第1款对纳税人规定的既有上限又有下限，但其下限的规定，与第1款规定完全一致，说明立法在“数额加比例”构成犯罪的问题上，对扣缴义务人的偷税行为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相同的。

2、一般偷税行为与偷税罪的界限

区分偷税罪和一般偷税行为的标准，是看其偷税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如果行为人偷税数额既未达到一万元以上并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也不是因已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其行为只属于一般偷税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

目前，在实践中对“两次处罚”后的偷税数额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两次处罚”后的偷税数额，只有达到构成偷税罪的数额比例要求，才能定罪处罚；有人认为：“两次处罚”的数额与又偷税的数额总和达到构成偷税罪的数额的比例要求，才构成偷税罪。上述两种均有偏颇，前一种观点忽略了被两次处罚这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仅把它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后一观点则混淆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本质区别，有悖于立法意图。我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犯罪，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中有些纳税人小额偷税不断，屡罚屡偷，但每次达不到法定标准，以逃避法律制裁，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这是对“数额加比例”标准的补充。因此，在同时符合上述两个选择性标准的情况下，应以“数额加比例”标准定罪，而且以前被两次行政处罚的情况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如果又偷税的数额虽未达到偷税罪的数额比例标准，但符合税务机关对行为人偷税进行行政处罚的数额比例规定，则应依照上述补充规定对追究行为人偷税罪的刑事责任。如果又偷税的数额比例达不到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数额比例标准，则应理解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以犯罪论处。

3、偷税罪与避税行为的界限问题

避税亦称节税，是指纳税人利用合法手段和方式，通过资金转移、费用转移、成本转移、利润转移以及企业性质转移等方法躲避纳税义务的行为[1].

关于避税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避税一般采用合法手段和方法不缴或少缴税款，因此，在法律性质上，避税属于合法行为。尽管其在经济后果上同偷税一样，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但因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最终不能以法律处罚，甚至也不能进行行政处罚。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和完善税收立法，堵塞避税漏洞[2].另一种观点认为：避税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避税属偷税性质，达到偷税标准的，以偷税罪论处[3].

我赞成第一种观点，因为尽管偷税和避税主观上都具有逃避税收的故意，都有少缴或不缴税款的行为，但两者最大区别就在于偷税是采用违法手段，而避税的手段是合法的。如果把利用税法的不完善而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看成是非法的话，无疑就无所谓避税的存在。另外，从罪行法定的原则看，既然刑法没有把避税作为法定罪行对待，我们就不能认为其行为为犯罪行为，只属于在现行法律下的规避行为。对于避税，只能通过完善税法来解决。

二、关于抗税罪的有关问题

抗税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4].对于抗税罪的刑事制裁主要取决于对抗税罪的认定，在认定抗税罪时主要是抗税数额和抗税情节[5].但在抗税罪的处罚上，对于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如何定罪量刑问题，现行刑法没有规定。而在刑法修订前，1992年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6条第2款曾规定按照伤害罪、杀人罪从重处罚。现行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因法律明文规定暴力是抗税罪客观方面的要件，而由于暴力行为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存在着致人重伤、甚至死亡的可能性，所以对于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如何定罪量刑问题，学界存有较大争议，但多数意见认为不再构成抗税罪，而应以伤害罪、杀人罪论处。但对其法理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种见解：（1）认为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是抗税的加重情节，罪名应是抗税罪。并认为，若把触犯属于同一罪名的结果加重犯分别按两个独立的犯罪定罪量刑，不符合犯罪构成理论。一个完整的抗税罪应当既包括基本罪，又包括结果加重犯[6].（2）认为属于牵连犯，即“出于同一犯罪目的，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牵连行为，应按从一重论处原则，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论处。”[7]（3）认为应属于想像竞合犯，罪名应为故意伤害罪、过失重伤罪、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过失致人死亡）罪[8].因为行为人是基于一个犯罪实施的一个抗税行为，暴力是抗税行为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但又触犯两个罪名，完全符合想像竞合犯[9].（4）认为暴力抗税致人伤亡的应属于转化犯。即罪质由抗税转化为伤害罪、杀人罪。因为，转化犯罪最能够准确体现暴力抗税致人伤亡的案件性质[10].

我认为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从一重罪处断。因为（1）结果加重犯要取决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所有符合结果加重犯基本条件的犯罪，都规定为结果加重犯。（2）牵连犯必须是具有两个以上独立成罪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但是，在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只有一个。（3）转化犯应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如刑法第238条第2款对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此种情况可以转化，因此主张转化犯也是不合适的。之所以主张为牵连犯，原因是：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实质上只有一个行为，即伤害、杀人行为。这一行为既触犯抗税罪，又触犯伤害、杀人罪，属于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符合想象竟合犯的行为特征。根据一般刑法理论，对想象竟合犯应按照刑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在此应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注释

[1]黄河、张相军、黄芳、邹绯箭：《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2]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释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3]转引自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4]]李伟：《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5]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6]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7]刘岩主编：《刑法适用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8]林亚刚：《抗税罪新论》，《法律科学》1993年第2期。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8

移送至司法机关的涉税案件112件，查处50万元以上案件69件，其中查处100万元以上案件39件，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95％。仅南京华新瑞公司就虚开31份江苏省南京市工商企业通用发票，金额累计2847．9万元，非法抵扣进项税金284．79万元；另外，该公司还偷税、少交税款146．4万元［2］。

如何才能有效控制企业偷税漏税行为，能否通过建立一种统一的征税“制度”来有效遏制这种行为，使得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能使税务部门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下面我们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与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分析企业偷税漏税的原因，最后建立一种适当的征税制度，利用这种制度，政府可以有效控制和约束企业的偷税漏税行为，并且使得税收收益最大。

一、制度分析什么是制度（institution）?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是：制度是由人制定的规则，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意行为，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3］(p32)为了更方便地分析企业税收政策，下面我们先举一个类似性质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来分析论证制度运用于类似事例中的合理性，以及较之于一般法律的优越性，最后再运用制度来分析企业税收政策。

某城市交通要道甲（从A站到B站）经常发生堵车现象。市交通部门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另外修了一条道路乙（从A站到B站），但平均而言，走乙道要比走甲道多花十分钟的时间。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交通部门发现甲道堵车现象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多花十分钟的时间走弯路。于是，交通部门在甲道设置一个收费站，凡经过甲道的车辆必须交纳费用20元。此举执行之后，甲道交通压力得到明显缓解，堵车现象很少发生。很显然，交通部门此举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通过在甲道设一个收费站，这样即能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获得额外的收入。

反之，如果通过安排交通警察或沿路设栅栏等方式，则要增加投入，虚耗成本，并且也不见得有效；另一方面，通过收费这一方式来疏散交通，可以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需要。有些人赶时间，他们宁愿缴20元钱以节省这十分钟的时间，而有些人不赶时间，则觉得与其缴20元钱不如多走十分钟。这样一来反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因为人家觉得值才会愿意出这20元钱，即每个人的收益都大于成本。熊秉元先生也举过类似事例：“某知名企业家在往返台北和桃园机场之时，为了争取时间，所以一路都高速飞驰，而且专走高速公路的路肩。这么做虽然要缴‘超速’和‘行驶’路肩的罚款，但是对他而言，罚款和省下的时间相比，还是合算”［4］(p197－198)。

比较上述两个事例，您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吗？企业家的行为是守法还是违法？如果我们把第一个事例改叙为：交通部门规定车辆从A站到B站必须走乙道，如果走甲道的话，需先缴罚款20元。此时，如果车辆先缴20元罚金，然后再走甲道，是违法还是守法呢？熊秉元先生解释说：“在闯快车道这件事上，我的确是违反交通规则；但是，事后依法缴罚金，也当然是遵守法律。如果我拒缴罚金，甚至拿起武器来革命，那才是违反整个法律秩序。因此，如果闯快车道而愿意缴罚金，其实还是支持基本的秩序”［4］(p197－198)。

可见，在当今社会的“有些”方面，政府通过制定适当合理的制度是可以做到效益与成本兼顾。通过用制度来约束各个行为主体，运用一定的惩罚手段，使其对所面临的成本与收益作比较分析，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的方案，从而使整个社会效用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制度在处理类似问题上较之于一般法律的优越性。上例中交通部门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制定规则：“凡闯快车道均须缴纳金额x元”，使闯快车道“合法化”，来控制某一段时期内闯快车的车辆数。关键在于是如何设定x的大小，从而做到既能有效控制交通秩序，又能使交通部门成本降至最低或者说整体收益达到最高。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9

（一）税源管理薄弱是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的确立，实现了由管户向管事的转变，使征纳双方的权力和义务更加明确。但这要求税务机关必须有现代化的征管手段，纳税人必须有较强的纳税意识，各有关部门必须有较强有力的协税护税监督制约机制。由于不具备这些条件，加之取消专管员直接管户制度后，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被割断，税务机关相当一部分人员只能在办税服务厅内坐等纳税人上门申报，忙于将纳税人的申报材料输入计算机，忙于把纳税人申报的税款收缴入库，不能主动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去调查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开展经常性、专项性的税源户调查，对纳税人的基本情况、经营状况、涉税信息缺乏及时准确的掌握。与此同时，在纳税人征管档案资料不全不实的基础上，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分依赖计算机，企图以电脑代替管理，结果计算机软件开发和工程技术人员业务素质跟不上，使计算机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稽查系列的重点稽查职能目前又主要放在对税务案件和税务违章行为的查处上，对税源户的日常稽查缺位，加之社会监控网络又尚未完全建立，因而，税源监控措施十分有限，税收征管基础非常薄弱。管户不清、税源不明、一证多摊（点）、无证经营、虚假歇业、“空壳户”的大量存在，使漏征漏管户大量出现，税收流失的问题相当普遍。据一项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被偷逃的税款约占同期入库税款的20%左右。问题最严重的是个人所得税，其有效征收只达到50%，而且90%左右都是靠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征收上来的。其他税种的征收虽较个人所得税理想，但也普遍存在跑、冒、滴、漏、偷现象。

（二）近几年税收流失有所遏制也主要是因加强税源管理所致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税收收入在2000年增幅明显的基础上，2001年继续呈良好增长势头。如2001年前九个月就累计完成112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7%，增收2074亿元。

税收收入缘何能增长？业内人士认为：“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外，主要来自于加强征管转化为增收的成果”，“如果说收入仍有空间，今年的税收收入增长潜力仍然是加强征管，堵塞漏洞”。

加强征管，堵塞漏洞，主要表现在税源控管上。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典型——青岛市国税局在总结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通过加强管理、实现税收增收的经验时指出，“抓大不放小，实施分类管理”，通过专人负责或驻厂员管理，及时掌握纳税人的动态经营信息，对企业的存量税源、增量税源、潜在税源摸清摸透；同时通过贴近式管理，寓服务于管理之中，结合纳税人的实际需要，提供优质服务是实现税收增收的关键。国家税务总局在总结近几年我国在石油行业、出租车行业税收增幅成效显著时指出，推广使用税控装置，有效控制税源是这些领域税收增收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税务总局才强调指出：依法治税，责任在领导，主要靠基层；通过强化税源监控，推动征管改革目标的实现。同时指出：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

二、进一步加强税源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加强税源管理需要在机制上、制度上解决好税源控、管的弱化问题。为此，税务部门必须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配合，促进纳税人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解决实际管理工作中许多企业和个人在办理工商登记后，不办理税务登记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致工商登记的户数远远大于税务登记户数的弊病，需要税务机关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配合，即税务机关要定期或根据需要从工商管理部门了解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以核实纳税人是否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如果发现纳税人有不办理税务登记的，就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并没收非法所得或处以罚款。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此项工作中应履行的职责，在这次新出台的《征管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督促纳税人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成效如何，关键在税务部门。一些地方推行“工商税务联合发证”的办法，效果不错，值得借鉴。

（二）按照分类管理原则，解决好税源管理初始环节的薄弱问题

实行分类组织与管理，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推崇的征管组织形式。针对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后，在税源管理上出现的“管户”与“管事”、“管税”相脱节等管理环节薄弱问题，不少基层税务机关按照纳税人经营规模和类型的不同，在“申报纳税、查管分离”的前提下，推行专管员、联络员和驻厂员等“划片监管”、“驻厂管理”等直接深入纳税户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加强管理环节，取得了明显成效。另外，不少税务机关在“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之下，按照“属地原则”在基层再设专司税源户管理的机构，以切实加强税源管理的做法，事实上也是一种分类管理的形式。分类管理作为对传统专管员管理制度的“否定之否定”，不仅适应了实际需要，而且是对新的征管模式的完善。因此税务部门必须切实抓好分类管理，以加大对税源管理的力度，把弱化的管理再强化起来。

（三）建立税源户管理责任制度和目标考核制度

税源管理责任到人，谁管理，谁负责到底。为加强对失踪户、漏征、漏管户的控管、打击和清理，基层税务部门可专门设置由三人左右组成的清查小组实施该项工作。同时为确保责任人制度的落实，必须强化目标考核制度，建立一套严密的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包括：(1)税务登记准确率（包括漏管户考核率）；(2)纳税申报率；(3)征期入库率；(4)催收催报率；(5)发票核查率；(6)稽查处罚率；(7)强制执行率；(8)举报案件查结率；(9)查补入库率；(10)撤消（复议）率。对考核成绩突出的个人，给予奖励，对不达标的，从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进一步加大对税源户的稽查力度

转变观念，树立大稽查意识，将对税源户的稽查纳入日常稽查范围，把工作做在平时。坚持管税与管票结合，通过对纳税人发票使用情况的监督，为稽查提供监控依据。树立“重点稽查”的意识，对连续三个月未申报，又确实难以查找的非正常户进行重点稽查。同时加大对漏征、漏管户的打击力度，对漏征、漏管户，一经查处，都必须进行补税和罚款；对触犯刑律的，必须移交司法机关惩处，绝不能以补代罚或以罚代刑，严控税源流失。

（五）建立税源管理部门协调机制，完善协税、护税网络

在税务机关内部建立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管理监控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有关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税源户信息资源的共享。在实际工作中，应加强与工商、银行、公检法、技术监督等部门的配合及国、地税之间、部门内部门的合作，对具体内容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对作为和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硬性的要求。同时，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和监督的作用，对无证经营和偷、逃税行为；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曝光的要曝光，并鼓励广大公民积极举报，在全社会形成对无证经营和偷、逃税行为人人喊打，使其无藏身之地的声势，为税务机关开展清理漏征、漏管工作赢得社会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六）抓好纳税申报管理，推行“纳税信誉等级”办法

加强纳税申报工作，首先要简化纳税申报手续。浙江绍兴等地实行软盘申报、PC卡申报等方式值得借鉴。这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取消了原来纳税申报中的几种附表，减轻了办税员的工作量，但其需要相应提高办税员操作技术和软件性能。其次要采取各种纳税申报方式，即要充分发挥计算机的功能，开辟利用电话申报、因特网电子邮件申报和邮寄申报等途径，以方便纳税人。此外，还要稳定各种办税程序，即对涉及到纳税人办理的各种事项，无论是何种表式和资料，都要统一固定，一般情况下不要变动。对每年进行的税务登记验证、一般纳税人年检等工作，要尽量合并，集中安排在当年的某个月份内，以方便纳税人办理。对出台的各种税收政策措施，在实施中尽可能简化手续，减少办税人的来回奔波。

积极推行“纳税人信誉等级”办法，即根据纳税表现把纳税人分为三类，分别使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申报表，同时开辟三种不同的纳税通道。在此基础上采取三条保证措施：一是强化依法纳税的责任，解决纳税人不报、逾期申报和申报不实的问题。对申报违章的，必须依法给予处罚。二是强化纳税申报的审核，解决纳税申报质量不高的问题。对纳税申报表填写不全、数字逻辑关系不符的，必须要求纳税人重新填报；对申报无收入的，必须进行动态稽核。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凡通过检查发现纳税人报送的申报表不符合税法要求的，主管税务机关又未对其进行处罚的，不仅对纳税人进行处罚，还要追究税务机关原审核人的责任。

（七）规范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税源管理的手段和方法

1.加强税收基础信息的收集、调查、整理、录入、归档，建立纳税人电脑化管理的档案。完善纳税人税务登记资料管理系统（掌握登记、变更、注销、非正常户、失踪户情况等），发票购领、使用、查寻系统，电子申报纳税、欠税催缴系统和税源监控分析系统等，为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申报质量的分析与监控、检（稽）查的选案以及税源的跟踪管理提供较为完整准确的依据。

2.抓好发票的管理，推行“以票管税”的办法。现在的税务部门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上，而忽视了普通发票的管理。一些纳税人采取不开、少开、拒开、虚开普通发票的行为，进行偷税。为了防止税款流失，实施税收源泉控制，应推行普通发票“以票管税”的办法，凡销售方向购货方开具白条或非法报销凭证的，购货方可凭其开具的白条或非法报销凭证向税务部门举报，一经查实，举报人可享受开具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

3.实行税源调查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打击“地下经济”。税源调查可以由各个基层税务机关按街道、路段、片区设置调查员，监控区域内的税源情况，及时发现“地下经济”，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开展税源预测分析，推行纳税评审机制。通过对企业的纳税申报资料和生产经营状况进行预测、分析、评审，对重大疑点问题进行调查，确保税源清楚、准确，税款及时、足额入库。

4.建立企业法人代表终身码，保证纳税人户籍的相对稳定。即以企业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号作为统一识别码，输入计算机管理网络。当其发生变动时，计算机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并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应信息，税务机关可以据此及时处理。为了保证企业法人终身码的有效性，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对其有关联关系的人员进行相同的监督，避免纳税人利用直系亲属易名易地经营，逃避纳税。

5.逐步推广使用税控装置，加强税收监控。从国外许多国家加强税收征管的经验看，推广使用税控装置，可以大大降低税收征收管理成本，加大税收征收管理力度，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偷、逃税行为。近年来，我国在石油行业、出租车行业推广税控装置后，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悉，长沙市在出租车行业推广税控装置后，税收收入增长50%以上。同时，新《征管法》也明确规定“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

6.加强对纳税人银行账户的管理，以有效监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在金融机构多头开户的情况严重，有的开户多达几十人。税务机关不掌握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就难以检查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因此，税务机关必须加强同金融机构的联系，通过其在金融机构所开立的账户加强对其进行控管。以前，有的税务部门对银行重视、利用的不够，有的借助金融机构发现了税收违法行为，却无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令人欣慰的是新颁布、实施的《征管法》对金融部门所应承担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税务机关需要了解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7.严格执行新《征管法》有关从严控制延期纳税、确保国家税收优先、企业重组缴税办法等规定。即：“纳税人因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于先普通债权；权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纳税人有合并分立以及其他重组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清缴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税务机关要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及时掌握纳税人合并、分立以及其它重组情形，防止重组企业拒绝履行纳税义务，重组后的企业拒绝承担前企业欠缴的税款。至于纳税人应承担的相应职责，新《征管法》已有明确规定，这里的关键是税务机关要发挥好执法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　圩岸.保持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J].中国税务，2002,(2).

[2]　李大明.税收征管中的若干问题[J].税务研究，2001,(5).

偷税漏税处罚最新标准篇10

我国于1980年9月颁行了《个人所得税法》，其后又历经1993年10月、1999年8月两次修订，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亦随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国相当多的省、市，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仅次于营业税的第二大地方税种，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家调节公民收入的重要经济杠杆。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可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更趋活跃。个人收入已呈现出多元化，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拉大，高收入者人群不断地分散和扩大、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隐蔽性。而经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突出表现在有些立法不够切合当前实际，税法规定不够严密，对收入控管薄弱，新形势新情况相关政策配套跟不上，征管手段落后，处罚力度不够，同时纳税人自我申报、代扣代缴意识差，偷漏税现象严重。因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已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就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现状及造成我国个人所得税难以征管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个人对加强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的一些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征管 完善税制 个人信用

我国于1980年9月颁行了《个人所得税法》，其后又历经1993年10月、1999年8月两次修订，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亦随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国相当多的省、市，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仅次于营业税的第二大地方税种，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1]。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家调节公民收入的重要经济杠杆。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可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更趋活跃。个人收入已呈现出多元化，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拉大，高收入者人群不断地分散和扩大、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隐蔽性。而经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突出表现在有些立法不够切合当前实际，税法规定不够严密，对收入控管薄弱，新形势新情况相关政策配套跟不上，征管手段落后，处罚力度不够，同时纳税人自我申报、代扣代缴意识差，偷漏税现象严重。因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已显得尤其重要。下面本人就从当前个人所得税管征现状进行剖析，并谈谈一些建议和对策。

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

按理说，掌握社会较多财富的人，应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纳税人。而我国的现状是：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6.4%[2]；应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要群体的上层阶层（包括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5%左右[3]。

2、全社会依法纳税的意识依然淡薄

与过去社会公众不知税法、不懂税法相反，通过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广泛的宣传和培训，现在大部分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已经了解或主动了解税法，但却主观存在隐瞒收入，故意偷逃税的意识。一位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创业者在接受《青年时讯》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现在愿意回来投资做公司，因为我发现这里是商人的天堂。我想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做富人成本最低的国家了，大家都不会问你缴税了吗？好象你只要有钱成功，理所当然地接受公众的尊敬，而且富人总是最有话语权，大家都着急和你做朋友，甚至还有人给你献计献策帮助你逃税，以此获得你的好感”。

3、对隐形收入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收入分配渠道不规范，金融系统发展滞后，导致现实生活中个人收入的货币化程度较低，现金交易频繁，并产生大量的隐形收入、灰色收入。目前，在中国要想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富人”很不容易。一个常识是，现在浮在表面的有钱人，比如正被税务部门重点监控的私营企业主和演艺明星，充其量只是有钱人的冰山一角。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占的比例最高。而过去人们对演艺界人士高收入的想象，并没有在调查中得到确认。很多自称有钱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很有钱；很多实际很有钱的人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钱。这使得税务部门重点监控的纳税人监控的不在重点上。

4、税务部门征管信息不畅、征管效率低下

由于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征管信息传递并不准确，而且时效性很差。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时，由于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比如税银联网、国地税联网等），信息不能实现共享，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组织征管，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在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失控的状态。

5、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质量不高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早在1995年就制定并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办法》，对扣缴义务人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但实际生活中，部分扣缴义务人或迫于领导的压力，或责任心不强、业务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故意纵容、协助纳税人共同偷逃税，将该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不计或少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还有的干脆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改为5%的比例税率。

6、个人所得税的处罚远远不能到位

个人所得税的处罚是和其违章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其违章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偷逃税问题上，我国个人所得税偷逃税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执行期间就曝露出来，当时对各种“名人”、“权贵”的偷逃税案件处罚不力，其负面的示范效应非常大。同时，90年代初开始暴力抗税事件也在全国范围内屡屡发生，加之法律对其的制裁也没有及时到位，使违法犯罪者更加气焰嚣张。虽然近几年执法环境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有了一定改善，但整体个人所得税征管还是“富人争相偷逃税、工资薪金万万税”。再加之能够缴得起较高个人所得税的，一般都是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税务部门对他们偷逃税被查住的最多也是补税罚款，有的甚至任其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二、个人所得税难以征管的原因

1、历史原因：我国缺乏缴税的传统和文化

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不是税收，而是国营企业上交的利润，它占财政总收入的80%～90%。税收在财政中所占的比重仅在10%左右，个税所占比重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公民的纳税意识比较淡薄。而在国外，“纳税与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税制规范及要求人人皆知。无论贫贱，只要够上条件，均需纳税。

2、自然原因：没有人愿意把已经进入自己口袋里的钱再掏出来

人天然具有经济人本性，作为理性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要纳税成本大于逃税成本，其理必然促使其在交易活动中钻空子，投机取巧，以竭力偷逃税款。就像有人说的：人有破坏制度而为自身牟利的天然冲动。世界上没有谁能想出更好的法子让政府不征税，同时也没有谁愿意主动缴税。只要有操作的空间，经济人本性就决定了纳税人有逃税的可能。

3、社会原因：社会评价体系不重视依法纳税

现在个税偷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问题。有人一方面为社会捐款捐物，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偷逃税。因为社会和个人似乎都认为捐赠比纳税更有价值和意义；另外社会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记录不好，不与你交往，或与你断绝交易。而在国外偷税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这就是我们评价体系的偏差。

4、制度原因：逃税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风险

在一些发达国家，到每年的报税季节，不管你是蓝领还是白领，也不管你是球星歌星还是政治人物，都得把自己上一年的收入和该交的税额算清楚，如实报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则随机抽查，一旦查出有故意偷漏的行为，不管是谁，轻则罚款补税，重则入狱，身败名裂。而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规定，对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给予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五倍以下的罚款。由于税务机关只注重税款的查补而轻于处罚，致使许多人认为偷逃税即便被查处了也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由于没有规定处罚的下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因而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违法者得到庇护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客观上刺激了纳税人偷逃个税的动机。“要富贵，去偷税”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致富秘诀。

5、直接原因：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一是在纳税人中的工薪层与高收入阶层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现象。虽然在理论上，税法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事实上，以工薪为惟一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所得的个税边际税率高达45％，且在发放工薪时即通过本单位财务部门直接代扣代缴，税款“无处可逃”；而高收入阶层及富人却可以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息、红利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买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高收入者和富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多，纳税反而更少，这种反差在社会上会形成一种不好的导向。二是在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着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等。经济学把税收理解成“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意思是说，政府收了税，就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服务。如果交完税之后，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甚至被贪官污吏们挥霍浪费时，纳税人也无权置喙，那么，不要说人们纳税的自觉性无法提高，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法性都有问题。公民有交税的义务，同时也有监督政府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权力；国家有收税的特权，但也有为纳税人服务并接受监督的义务。只有当这两方面都“依法办事”的时候，社会机制才能正常运转。

6、关键原因：税法界定模糊和有欠合理

税法界定模糊导致的避税。就民营企业家而言，目前中国的税法漏洞并不足以说明他们在逃税。中国税法规定有11项所得应缴个税[4]，而民营企业家的收入在个税的11项所得中哪种都不是。另外，就民营企业家而言，法律没有规定民营企业家必须在自己的企业中为自己开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权来谴责他们为什么不缴工资税目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可能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另外，我国个税实行代扣代缴和个人申报相结合，但并没有规定个人收入有申报的义务，这就必然导致税基削减式避税。

法律欠缺导致的逃税。例如由于个人所得税采用分项纳税，由于大多计税项目都存在费用扣除，故实行分项计税就必然发生多次、重复的费用扣除，致使个人收入难以综合计量及有效监督，最终导致税收不完全。又如个税的费用扣除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教育、住房、赡养等实际支出及下岗、失业等现实情况，因此，有可能造成部分低收入家庭税负过重而使个税难以如实征收。再如费用扣除标准过低，致使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造成与调节贫富差距的愿望相背，这从客观上促使逃税情绪的产生。

三、加强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对策及建议

1、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1）正确选择税制模式，实行混合税制[5]。突破分类税制对收入项目划定的局限性，选择实行混合税制，覆盖个人全部或大部收入。将性质相同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收入等劳动性所得进行归并，避免了因收入性质界定不准而造成的征纳分歧，对易于控管的收入实行代扣代缴等，既能充分发挥分类税制的长处，又能弥补分类税制的不足。（2）调整税率级距，提高边际税率。就税率水平而言，应避免过高的税率对生产、经营、投资产生抑制、扭曲作用和诱发纳税人的偷税动机。按照混合所得税制模式，我国目前仍可实现累进制和比例制两种税率。对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应当尽量采用具有一定累进程度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档次以不超过六级为好。（3）减少免税项目，扩大税基。现行税法中关于津补贴、奖金、中奖等方面的免税优惠应予取消，对残疾人和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损失等的减免优惠可通过特别扣除来解决，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4）适当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建议调整为1000-1500元。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多数国家分为五大类：所得的生产成本、个人基本扣除、受抚养扣除、个人特别扣除、鼓励性或再分配扣除。税前扣除要确保纳税人本人和所扶养对象的基本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行扣除标准宜由800元提高到1000-1500元。另外，对一些纳税人经济困难的特殊情况可予以照顾，给予特别扣除；对从事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人员，费用扣除标准也可适当增加20％-50％左右。

2、建立严密有效的征管机制[6]。一是研究制定有效的征管措施，进一步堵塞个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漏洞；二是加快建立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人的监控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针对高收入重点纳税人的档案管理系统，对其实施重点追踪管理，将真正的高收入者纳入到税收重点监控的对象中来；三是强化重点所得项目和重点行业的征管，进一步加强对演出、广告市场演职人员和投资参股企业的个人征收管理力度，对影视、演出等文艺团体的个人所得税和利股红所得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四是在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同时，也要对其投资企业的流转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各税严加管理，形成各税对高收入者加强征管的合力；五是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检查工作，在部署每年的税收专项检查时，要始终把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作为检点；六是加大打击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力度，严厉查处逃税者，增大逃税者的预期风险和机会成本，以儆效尤，形成强大的威慑。制定惩罚的实施细则，对逃税者的惩处制度化、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随意性。其中简便易行而卓有成效的惩罚手段是建立记录并予以公告。加大税务检查概率，尤其要重点检查那些纳税不良记录者。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偷逃税案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七是完善代扣代缴制度。代扣代缴便于实现从源头上对税款的计征，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有效方法。在我国要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若扣缴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应给予严厉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八是奖励诚信纳税。对依法诚信纳税的公民，根据建立的信用记录，确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借鉴税收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公民纳税与个人利益相联系，比如依法纳税的公民，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

3、实现数据资料一定范围内的共享。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协税护税作用，形成治税合力，才能收到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效果。地税部门一方面要和工商、银行、海关、司法、房地产、证券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建立经常联系制度，互通信息，以全面掌握个人有关收入、财产的资料信息。如向金融部门了解个人储蓄存款及利息收入和资金往来情况；向工商部门了解工商登记和变更登记有关资料；向证券部门了解各类有价证券的转让及股息、红利支付情况等。另一方面地税部门内部也要在制度上确定协调与沟通的具体办法，真正实现信息共享，避免各自为战的不良倾向。

4、尽快建立并积极推行个人信用制度。首先，切实实施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个人帐户体制，这项举措在2000年实行，但只是初步，还很不完善。每个人建立一个实名帐户，将个人工资、薪金、福利、社会保障、纳税等内容都纳入该帐户，这需要税务、银行、司法部门密切配合和强大的计算机网络支持。其次，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做到“全国统一、一人一号”。第三，国家要尽快颁布实施《个人信用制度法》及配套法规，用法律的形式对个人帐户体系、个人信用记录与移交、个人信用档案管理、个人信用级别的评定、披露和使用，个人信用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用法律制度保证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康发展。

5、规范发展税务中介机构。税务以中介的立场，按照税法规定，客观公正地计算应纳税所得，确保纳税人诚实纳税，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还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帮助纳税人尽可能少纳税款。因此作为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税务受到征纳双方的欢迎，能够发挥沟通信息和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今后要规范税务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真正实现税务中介机构社会化，成为独立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双方的信息交流。

6、切实加强居民境外收入的税收管理。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外经济往来及人员交往会大量增加，税务机关应主动利用与协定缔约国情报交换的有利条件，核查中国居民在境外取得的收入，督促其在国内缴纳个人所得税，以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注释：

[1]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198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16万元，2000年增至511亿元，如果加上利息所得税149亿元，2000年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660亿，20年间增长了412500倍，累计组织收入2234亿元。

[2]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

[3]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

[4] 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5] 杨惠芳《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取向》《税务与经济》2003年第2期。

[6] 马克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200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刘志英《关于个人所得税制的思考》《税务与经济》2003年第4期。

[2] 殷玉辉《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五个问题》《中国税务报》2001-06-04。

[3] 倪静石，徐锦辉《个人所得税解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于明宣，陈虹《大陆个人所得税分类制度的分析与展望》河北财贸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