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十篇

时间：2023-11-02 17:37:18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1

[关键词] 商业秘密;商业秘密犯罪;立法完善;犯罪防治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secre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our country,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secrets can be found in the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riminal law.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aws of commercial secrets protection in USA and the Article 219 of Criminal Law of P R.C,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of our country's criminal law,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solutions. Moreover,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rime of commercial secret infringement.

Key words: commercial secrets; crime of commercial secret infringement; legislative per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ime 

商业秘密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日益突出,如何给予商业秘密有效保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国保护商业秘密立法起步较晚,法律规范比较零散,是知识产权立法的薄弱环节[1]。1997年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存在诸多不足,本文拟在借鉴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进行探讨。

一、美国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一)美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概述

在美国,商业秘密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受普通法保护,至19世纪末现代商业秘密法的基本特征已经明确确立。1939年美国法学会制定了《侵权行为法第一次重述》,成为商业秘密保护的第一个法律性文件,1979年美国律师协会推出的《统一商业秘密法》,现已被美国大多数州所采纳,该法从私法的角度对商业秘密做出了规范,但未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制裁问题。

199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反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EEA)打破了商业秘密州立法的局面,其作为联邦制定的法律,规定了经济间谍罪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经济间谍罪是指:任何个体或组织意图使其行为有利于或明知其行为有利于外国政府、部门、组织而故意(1)偷窃,未经授权而占有、获取、带走,隐藏,欺诈等手段获得商业秘密的;(2)未经允许而拷贝、复制、勾画、绘制、拍照、下载、上传、改动、破坏、影印、复印、传播、提供、发送、邮寄、交流或转达商业秘密的行为;(3)明知某商业秘密是被偷窃或未经许可占有、获得、转换而接受、购买或拥有的;(4)企图实施上述(1)-(3)所列行为的;(5)与一人或多人密谋实施上述(1)-(3)所列行为,且其中一个或若干他人实施了针对密谋对象的行为。对犯上述罪行的自然人可处5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对犯上述罪行的组织可处1000万美元以下罚金。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意图将某商业秘密(该商业秘密是与某种为州际贸易或国外贸易生产的或处于州际贸易或国外贸易的产品相关或被包含在内的)转化为除商业秘密所有人之外他人的经济利益,有意或明知该罪行会有损所有人的商业秘密,而故意实施以下(1)-(5)所列行为的。此处的具体行为与商业间谍行为中的(1)-(5)项一致,只是在处罚上略轻。同时,对于商业秘密也从法律上做了认定,即“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有关金融、商业、技术、经济或工程的信息,无论其为何种形式,只要采取合理措施保持信息处于秘密状态,并且该信息因不为公众所知而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独立经济价值”。

(二)美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主要特点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美国的商业秘密犯罪立法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对于商业秘密的界定范围宽泛,概括较详细,有利于实际操作运用。任何形式的信息只要符合保密性、价值性的特征即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而且价值性并不要求现实的经济利益,可以是预期的经济利益,保密措施仅要求“合理措施”,所有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规模、内容采取相应的措施,强调措施的差异性。

2.美国法律对于商业秘密犯罪的处罚较重。其罚金刑数额高,监禁期限长,对企图实施商业秘密的未遂行为也予以处罚。体现了商业秘密的重要性和国家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视程度[2]。

3.美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只含定性因素而没有定量因素[3]。商业秘密犯罪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主要实施了《反经济间谍法》中涉及的行为,即可入罪,而无论权利人是否有实际损失或犯罪人是否得利。

可以看出,美国的立法逐渐重视了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刑法,而是将刑法保护作为商业秘密民事保护的补充,这是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商业秘密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4]。

二、我国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及其缺陷

(一)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体系

我国刑法典修订以前,刑事法律中没有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犯罪。1979年刑法仅规定了泄露国家秘密罪,90年代司法机关对窃取重要技术成果等无形财物的行为,按盗窃罪处罚,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从民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对商业秘密提供了法律保护。

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第219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采用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有:以盗窃、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前项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明知或者应知上述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在主观上,侵犯商业秘密罪绝大多数属故意犯罪,不排除过失。

(二)我国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立法的缺陷

与美国立法相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商业秘密犯罪立法存在以下不足:

1.商业秘密的认定上,界定范围太狭窄。将商业秘密界定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保护范围较窄,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保护不力,价值性强调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实用性,同时缺乏保密措施认定上的差异性。

2.犯罪行为的认定上,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设定为结果犯罪。这使得在现有的立法模式下不能追究未遂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同时,如何划分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存在问题,我国刑法对于罪的界定采取定性加定量分析的模式[5],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划分标准则仅采取定量分析,以数额作为区分犯罪与违法的标准,这种做法有违法的公平、正义原则,且就商业秘密犯罪而言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因为商业秘密的价值取决于信息的秘密性,一旦信息被非法获取或被披露,其价值即会受到破坏,这是其与商标犯罪、专利犯罪不同之处所在。另外,将违反合同约定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入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3.对于犯罪的主观要件规定不明确。刑法219条并未明确“应知”的含义,导致过失是否可以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存在争议,这必然会影响到司法实践对于该法条的适用,甚至会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立法者认为确有必要用刑法处罚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则应当在法条中予以明确的规定。至于能否将过失入罪笔者将在下文做简要探讨。

4.侵犯商业秘密罪与相关犯罪的刑事责任不协调。泄露国家秘密罪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最高刑却是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显然重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但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对危害性相对小的犯罪的处罚重于危害性相对大的犯罪,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陷[6]。

5.我国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刑配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刑罚种类少。我国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种包括自由刑和罚金刑,缺乏必要的资格刑和剥夺财产刑。我国目前的资格刑只限于剥夺政治权利这一个方面,缺少剥夺行为人特定从业资格的刑罚。(2)罚金数额标准不明确。罪刑法定要求明确刑罚的种类、分量、明示可罚性的程度,罚金刑作为一种数额性刑罚,其数额标准关系到司法运用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7]。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罚金刑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容易造成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打击不力和执法上的偏差。而且对相关的单位犯罪仅规定了罚金刑,并不足以达到惩罚犯罪行为的目的。(3)拘役刑的设置不合理。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的经济犯罪,多数犯罪分子好逸恶劳,对其判处拘役难产生良好的教育与改造效果。且经济犯罪的证据搜集相对困难,其羁押期较长,适用拘役意义不大[8]。

三、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建议

(一)商业秘密的认定

从前文可知我国现有法律对商业秘密界定含义笼统、范围狭窄。可借鉴美国立法及WTO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将商业秘密认定为“不为该领域的人所普遍知悉、具有现实或者可预期的经济价值且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的有关经营、技术等方面的信息。”这样可以扩大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罪名体系设置

目前刑法中仅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一个罪名。但从刑法第219条规定来看,侵犯商业秘密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行为的种类、手段和主体不同,社会危害性及犯罪成立的要件也不完全一致,不应当在同样的罪名及量刑档次下进行规制。现行刑法的做法有违罪名设置的一般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刑事制裁在惩治商业秘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方面的应有作用[9]。宜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确定为一个“类罪名”,根据侵犯行为的性质、主体而具体设定为不同的单个罪名,设置泄露商业秘密罪、侵占商业秘密罪、商业间谍罪等,并相应设置不同的法定刑。这样有利于司法实践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操作,更好地发挥刑事制裁的作用。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2

论文摘要：本文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论述了商业秘密的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及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保护商业秘密应注意的问题。【关键词】商业秘密的认定与/法律保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复关”进程的不断加快，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显得日趋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及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对商业秘密的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定的介绍。以期对实践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一、商业秘密的认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一法律规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对商业秘密的规定相比，其范围小了一些。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9条第1款规定：“在确保依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2的规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提供有效保护的过程中，成员应依照以下第2款保护未披露的信息”。该条第2款则规定：“只要有关信息符合下述条件，则自然人和法人应有可能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以违背诚实商业行为的方式，披露、获取或使用处于其合法控制下信息：a. 其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秘密，即其整体或内容的确切体现或组合，未被通常从事有关信息工作的人普通所知或容易获得；b. 由于是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c. 是特定情势下合法控制信息人的合理保密措施的对象”。结合上述规定，商业秘密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 技术信息。是指人们通过研究得出的在工商经营活动中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方案、技术数据、技术知识等；2. 经营信息。是指一切与企业营销活动有关的经营总结、信息知识，如投资计划、销售方式、经营战备、客户名单、销售渠道等；3. 管理信息。指企业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法手段和经验，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管理经验、内部机械、人事任免等信息。从我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中，可以总结出商业秘密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秘密性。秘密性指商业秘密所处的状态应当是秘密的，没有被公开过，这也是商业秘密最本质的特征，同时又是商业秘密区别于专利的最显著特征。确定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客观标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例如美国可口可乐畅销世界已达100多年，但其配方只有10人左右知晓，该配方就是一种典型的商业秘密。第二，价值性。商业秘密正是“因其属于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所以价值性是商业秘密必须具备的特征，主要是指其能为权利人带来显在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或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能为或可能为权利人带来实际丰厚的利润。第三，管理性。是指权利人应对商业秘密进行管理，要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合理的保密措施，就是建立在商业秘密相对秘密性的基础上，根据各种商业秘密的不同要求进行控制和保护的措施。如：制定企业保密规划，企业与有关人员签定保密协议等。以上所述商业秘密的三个要素，是商业秘密获得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实践中，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主要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及其表现形式。第一，以非法的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表现为：1. 以秘密盗窃的手段获取；2. 以利益引诱的手段获取，如向掌握商业秘密的人提供优厚条件，诱使其提供商业秘密；3. 以威胁、逼迫的手段使掌握商业秘密的人向其提供商业秘密；4. 以“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常见的有：“业务洽谈”、“技术合作开发”、“参与技术鉴定会”等方法套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第二，以非法手段处置了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表现为：1. 向他人或社会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 非法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后，自己使用而从中获利；3. 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品，包括有偿和无偿使用。第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实施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表现为：合法掌握商业秘密的人或商业秘密权利人单位的职员违反了权利人守密约定或违反了公司、企业的保密章程或违反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而向外界泄露，自己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本单位的商业秘密。如果权利人对自己的商业秘密没有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行为人即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第四，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对第三人侵权行为也作了明确规定。表现为：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前三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仍然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这里所谓的“明知”或者应知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知情。而对善意第三人受让取得商业秘密的，可以继续使用，但应当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并承担保密义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以例举方式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法律例举之外的行为则不构成违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未经许可以违背诚实商业行为的方式，披露、获取或使用处于其（指权利人）合法控制下的信息”，均属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世贸组织的这一规定提高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水平，更科学地界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构成条件。三、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责任为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既应承担责任的保护体系。第一，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对于民事责任散见于《合同法》以及一些科技行政法规之中，反不正当法第20条也作了原则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民事责任和通常的民事案件一样采用了“过错”原则，即表现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违约责任。应按双方签定的保密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违约人虽没有造成权利人损失的，但合同约定需支付违约金的仍应支付。如已造成权利人损失的，合同已约定了损失的赔偿额应依合同约定，如没约定的，可根据实际损失赔偿，但赔偿额不得超过双方签定合同时所预见的损失。 2. 侵权责任。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以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如果权利人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应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为赔偿额。另外，对侵犯商业秘密责任承担与其它知识产权案件不同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还规定了侵权人还应承担权利人因调查侵害其合法权益不正当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所以权利人在其权利受侵害时不要忘记保留这部分的证据。 3. 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还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其它承担责任的方式。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应提出的是，如果当事人所持商业秘密是通过合法转让、善意取得或是通过反向工程自行开发的，应排除于“其它不正当手段”之外，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县级以上的监督检查部门有权监督检查加以发现和制止。商业秘密权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主要权益之一，在发生侵权行为时，受害人可主动向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查处。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试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采取紧急强制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商业秘密因泄露马上会产生扩散等情况，权利人可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采取规定的强制措施，如扣留、封存、暂停支付等。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的规定，使侵犯商业秘密权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为： 1. 停止侵权行为。对于侵权行为“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 罚款。负责监督检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侵权行为规定行政处罚是我国法律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特点。这种做法有利于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因商业秘密本身的性质是一种信息，一旦泄露，其扩散可以是很快的，同时会给商业秘密权人带来不可挽救的损失，所以规定行政处罚可使商业秘密权人方便地请求工商局采取及时措施，对侵权行为有效地加以制止。行政处罚的规定还加重了侵权者的责任。“视情节轻重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突破了对民事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以损失为限的局限，使侵权人承担上缴国库的罚款责任，即不但要赔，而且可以罚，加强了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第三，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修订的我国新刑法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该罪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非法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或获取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依据新刑法第219条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种行为方式： 1. 以不正当手段直接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2. 扩散和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3. 违约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这种侵犯商业秘密是指合法掌握他人商业秘密的人，违反为权利人保护商业秘密的约定，而向他人泄露、向社会公开，或者违反保密协议或保密要求，擅自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提供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业秘密。 4. 间接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此种行为是指第三人明知或应当知道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仍从违法行为人那里获取违法得来的商业秘密，使用或披露这些秘密。这种行为表面上没有直接窃取他人的商业秘密，但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违法行为，新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了此种行为的违法性。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犯罪。这里所说的“损失”，包括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新刑法第219条和第220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为： 1. 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上述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措施，对侵犯商业秘密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既罚金，又判刑的刑事处罚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我国依法保护商业秘密的措施，同时也使一些不法之徒虽利欲熏心而想侵犯商业秘密，却因明法严律望而生畏。四、保护商业秘密应注意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才流动日趋频繁。更是由于商业秘密能为权利人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所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优势的重要武器，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就会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随着商业秘密逐渐被人们重视的同时，侵权纠纷也随着增多，而且呈上升趋势。从现实案件中一方面看出公民、法人保护自身无形资产的意识加强，但另一方面则看出，公民、法人又不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通过办理商业秘密纠纷案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应加强对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意识。实践中，笔者发现有的权利人发现自己的商业秘密被“跳槽”的职工带走后，只知道干着急，或找“跳槽”的职工私下交涉，却不知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自我保护，有的甚至不知道法律到底能保护到什么程度，因此需要提醒公民、法人，遇到问题及时进行法律咨询，寻求法律有效保护。 2. 发现侵权行为后，要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控告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些公民、法人在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后，开始不以为然，认为侵权行为成不了大气候，无形资产受损害又不像有形资产那样见效，直到市场被“占领”，自己的产品受到冲击，才恍然大悟，再提起诉讼为时已晚。及时控告或诉讼的好处在于：一是工商机关和人民法院均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秘密”进一步扩散。二是及时保全证据、调取证据，更有效的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 树立保密观念，加强保密措施。对商业秘密只有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才能维护其经济价值，并取得法律保护的条件。商业秘密案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的保密措施薄弱，有的甚至没有保密措施，使得商业秘密不能获得法律保护，因此企业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应采取各种合理的保密措施：一是制定企业保密规划，订立企业的内部对文件、资料、图纸的管理办法及职工守则，为员工恪守企业的商业秘密起导向作用。二是签定企业保密协议。企业应与员工订立专门的保密协议，以合同的形式来约束员工，保守和不得向外汇露的商业秘密。三是加强对某些特殊领域的管理工作，对涉及本企业商业秘密的关键部门及人员更应有严格的措施。 4. 权利人应注意对保护商业秘密证据的采集和保存。由于商业秘密案件的特殊性，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加之权利人不熟悉商业秘密的法律要件，往往给权利人的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权利人十分注意收集和保护有关证据，一是要全面，能够收集的一定要收集；二是要注意证据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关联性；三是在证据有可能灭失的情况下，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自身的合法权益。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3

[关键词] 家庭体罚；干预；举报；审理

【中图分类号】 B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001-3

美国已有一套成熟而完整的法律和政策干预家庭体罚，以孩子最佳利益为最高原则，尽最大可能保护孩子。家庭体罚的干预体系具体包括：强制举报，初步调查，司法审理和政府服务。

一、强制举报

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立法规定了就家庭体罚采取强制举报的制度。1963年，联邦政府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供各州参考。从1963年到1967年，各州先后制定了家庭体罚举报法。在早期的举报法范例中，仅医务专业人员具有举报责任，因为只有医务专业人员拥有关于表明被体罚医学症状的相关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与孩子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员也被纳入责任举报的范围，如教育者、警察、律师、社会工作者等从业人员。在一些州，更规定商业摄影、制片等行业从业人员也具有举报家庭体罚的责任，因为他们也能获得关于孩子被家庭体罚的可能性信息。虽然每个州拥有各自具体的举报程序，但举报的信息大同小异，包括孩子和父母或监护人的姓名、孩子的年龄、孩子的住处、体罚的性质。举报对象是指应对孩子有责任的人或组织，他们可能是父母或家庭其他成员、寄养家庭、保姆、托儿机构、学校等。大多数州要求，如果强制举报者“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父母体罚孩子时，应当及时向当地儿童保护机构举报。

为了鼓励这些行业的人员举报，法律不断完善以保障这些强制举报者，如接受匿名举报，对于善意误报者豁免其法律责任，对其身份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其免受专业上的保密责任的制约（如医务专业人员对于病人具有保密责任，律师对于当事人具有保密责任等）。对于阻挠其雇员举报家庭体罚的雇主，法律上则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医务专业人员在必要时，也被赋予可以不经父母的同意而直接举报的权利。在一些州，为了保护强制举报者以及提高举报率，在法律上规定了在事后要对强制举报者的处境进行调查并进行处理的程序。这些都为能及时发现家庭体罚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1977年修订的法律中，设计了一套家庭体罚的集中举报体系，即在行政区内成立单一的举报资料中心。这样，所有的档案都能够统一，无论被体罚的孩子身处何地，都能很快查出体罚父母的历史。同时，家庭体罚案件档案的集中管理，也有利于对个案进行更好的干预。集中举报体系设置24小时免费热线服务电话接受家庭体罚的举报。基本流程是：1.热线打进后，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将对其中的重要信息做出记录，至少包括孩子的基本情况、父母或监护人的有关情况、孩子被体罚的程度以及目前的状态，孩子当前处所，父母或监护人的当前处所等基本信息。如打进热线的是求助者，工作人员在资料整理后与主管交流意见，再打回求助者提出指导意见。2.工作人员需要判断所接受的举报是否可信、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还需要判断孩子被体罚的程度以及是否有被继续体罚的危险、孩子目前在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紧急医疗观察或相关记录作为证据等。在判断后，会做出三个应对等级的行动，即：立即答复或采取行动、24小时内答复或采取行动和24小时之后答复。3.在接到体罚举报的24小时内，工作人员对举报进行评估后，如认为举报符合干预标准，可能有证据支持，便会将案件的相关细节及背景资料提交调查员，同时将相关资料的副本留存。

调查员在集中举报体系中查阅已有的档案，确认被举报对象是否有体罚历史。在这个阶段，除非举报明显是假的，调查员将判断是否有证据证实体罚行为确实发生过、孩子目前在家是否安全、是否应该在法院对体罚行为裁决前将孩子带离家庭、孩子是否面临被继续体罚的危险而需要政府干预等多种因素。如果调查员发现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体罚举报，这种举报将被认为无效，仅做记录以供今后参考；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体罚行为，调查员则认为举报有效。若调查员认为举报有效，接下来就需要判断，是否需要立即开展调查还是可以在几天后调查，或将案件提交社会工作者，由其决定下一步措施。

二、初步调查

地方法律执行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一般是警察或社会工作者，被要求在接到举报后必须马上赶到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制止体罚行为，组织对孩子进行伤情检查和治疗。当然，如果发现证据不足或举报的信息不是法律界定中真正的家庭体罚行为，案件就会到此为止，仅对此案件进行记录。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4

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文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

第三章网络运行安全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

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

第五章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

第三条国家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遵循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鼓励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支持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保护能力。

第四条国家制定并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战略，明确保障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重点领域的网络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

第五条国家采取措施，监测、防御、处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攻击、侵入、干扰和破坏，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秩序。

第六条国家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推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取措施提高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水平，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网络安全的良好环境。

第七条国家积极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治理体系。

第八条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九条网络运营者开展经营和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第十条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第十一条网络相关行业组织按照章程，加强行业自律，制定网络安全行为规范，指导会员加强网络安全保护，提高网络安全保护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十二条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促进网络接入普及，提升网络服务水平，为社会提供安全、便利的网络服务，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

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

第十三条国家支持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依法惩治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第十四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

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

第十五条国家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网络安全管理以及网络产品、服务和运行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支持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参与网络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

第十六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扶持重点网络安全技术产业和项目，支持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保护网络技术知识产权，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等参与国家网络安全技术创新项目。

第十七条国家推进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有关企业、机构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和风险评估等安全服务。

第十八条国家鼓励开发网络数据安全保护和利用技术，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网络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并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网络安全宣传教育。

第二十条国家支持企业和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网络安全相关教育与培训，采取多种方式培养网络安全人才，促进网络安全人才交流。

第三章网络运行安全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十一条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

(一)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二)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三)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四)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二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

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公布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并推动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认证、检测。

第二十四条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支持研究开发安全、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动不同电子身份认证之间的互认。

第二十五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等活动，向社会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网络安全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第二十八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第二十九条国家支持网络运营者之间在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通报和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合作，提高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保障能力。

有关行业组织建立健全本行业的网络安全保护规范和协作机制，加强对网络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定期向会员进行风险警示，支持、协助会员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第三十条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职责中获取的信息，只能用于维护网络安全的需要，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第二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

第三十一条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国家鼓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外的网络运营者自愿参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

第三十二条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分别编制并组织实施本行业、本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规划，指导和监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安全保护工作。

第三十三条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确保其具有支持业务稳定、持续运行的性能，并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第三十四条除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还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

(一)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负责人，并对该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

(二)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

(三)对重要系统和数据库进行容灾备份;

(四)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五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

第三十六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应当按照规定与提供者签订安全保密协议，明确安全和保密义务与责任。

第三十七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对其网络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测评估，并将检测评估情况和改进措施报送相关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

第三十九条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进行抽查检测，提出改进措施，必要时可以委托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对网络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检测评估;

(二)定期组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进行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的水平和协同配合能力;

(三)促进有关部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网络安全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

(四)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与网络功能的恢复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

第四十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第四十一条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第四十二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三条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

第四十四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第四十五条依法负有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四十六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第四十七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八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发送的电子信息、提供的应用软件，不得设置恶意程序，不得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

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和应用软件下载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安全管理义务，知道其用户有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停止提供服务，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九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安全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投诉和举报。

网络运营者对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十条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上述信息，应当通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第五章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

第五十一条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通报工作，按照规定统一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

第五十二条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按照规定报送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

第五十三条国家网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工作机制，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制定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应当按照事件发生后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分级，并规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五十四条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风险增大时，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根据网络安全风险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部门、机构和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对网络安全风险的监测;

(二)组织有关部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对网络安全风险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三)向社会网络安全风险预警，避免、减轻危害的措施。

第五十五条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应当立即启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和评估，要求网络运营者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危害扩大，并及时向社会与公众有关的警示信息。

第五十六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履行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中，发现网络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者发生安全事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网络的运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患。

第五十七条因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突发事件或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置。

第五十八条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网络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设置恶意程序的;

(二)对其产品、服务存在的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未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三)擅自终止为其产品、服务提供安全维护的。

第六十一条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等活动，或者向社会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网络安全信息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或者提供专门用于从事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或者为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网络安全管理和网络运营关键岗位的工作;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终身不得从事网络安全管理和网络运营关键岗位的工作。

第六十四条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规定，侵害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使用未经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未通过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处采购金额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境外存储网络数据，或者向境外提供网络数据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利用网络涉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关闭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六十八条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应用软件下载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安全管理义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六十九条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采取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的;

(二)拒绝、阻碍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的;

(三)拒不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的。

第七十条或者传输本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一条有本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示。

第七十二条国家机关政务网络的运营者不履行本法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三条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定，将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职责中获取的信息用于其他用途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从事攻击、侵入、干扰、破坏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并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

第七章附则

第七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网络，是指由计算机或者其他信息终端及相关设备组成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信息进行收集、存储、传输、交换、处理的系统。

(二)网络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对网络的攻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

(三)网络运营者，是指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四)网络数据，是指通过网络收集、存储、传输、处理和产生的各种电子数据。

(五)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

第七十七条存储、处理涉及国家秘密信息的网络的运行安全保护，除应当遵守本法外，还应当遵守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七十八条军事网络的安全保护，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七十九条本法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5

[关键词] 国家安全法欠缺完善

1993年2月22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由于立法经验不足，引发了不少法律质量问题，国家安全法内部的欠缺、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等问题非常突出，给其实施和效力的实现带来了不应有的影响。立法不可能尽善尽美，却应尽可能严密而避免漏洞和冲突，这无疑是立法者们应当严肃对待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家安全法》的缺陷进行分析，以提示立法者们必须注重立法质量，并为国家安全法的修改或重构提供参考意见。

从我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来看，其不足及需要修善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目的

《国家安全法》第1条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一，这一规定虽然明确了我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根据，但是，并未对"国家安全"这一法律专门用语作出明确的立法解释，这就使得人们对该法所谋求的"国家安全"这一目的性概念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并导致国家安全执法工作的困惑。"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法学基本范畴或一个法律专门术语出现时，对其的理解和解释就不应当是随意的或不确定的，否则，就会有损国家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有碍我国国家安全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实施。世界一些国家的专门立法中，"国家安全"都是被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而加以运用的。对"国家安全"不作明确的立法界定，就会模糊国家安全工作的范围和权限，为从事这类特殊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不适当地滥用或误用职权而侵犯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因而，为防止出现这种不合法的职权扩张和权力滥用，绝大多数国家新近通过的专门立法都采用了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作出专门立法解释的方法。如1992年3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法》第1条规定："国家安全是维护个人、社会和国家重大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状况。"1991年7月《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法》第1条规定："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是罗马尼亚作为、统一、独立和不可分割的国家生存和发展，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在符合宪法确定的民主原则和标准的条件下，保障公民行使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的法制、平等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稳定的状况。"1992年《蒙古国家安全法》第1条也规定："国家安全是指蒙古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境保持正常，依照宪法确认的国家、社会、机关具备安全存在的条件。"有鉴于此，建议我国在修定国家安全法时，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立法解释。第二，该条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为该法立法的目的是不妥的。从法理上讲，国家安全是一国的制度、法律秩序的正常状态及其所标示的国家、国家利益等不受任何侵犯。国家安全的内涵本身就包含一国的社会制度、等，这样规定不仅在词义上重复，而且立法上也不经济；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不只是国家安全立法的目的，而更直接的是宪法、刑法、国防法等立法的目的。因此，建议将该条修改为：第一款"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款"国家安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法律秩序的正常状态及其所标示的国家、国家利益不受任何势力的侵犯和破坏。"

二、国家安全的主管机关

《国家安全法》第2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本法规定的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维护国家安全。"该规定的缺陷十分明显：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全局考虑，作为一部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法律，为了避免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行使职权的混乱和执法的不协调，必须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但是，既然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就不存在与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划分职权；"各司其职"就不存在谁主管谁的问题；况且，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组织和公民的职责和义务，也就是说，不仅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军事机关、外交机关等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显然只将公安机关写进该条款而遗漏了军事机关和外交机关等是不妥的；该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据笔者所知，至今我国没有有关这方面的明确具体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条也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由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并没有规定与公安机关分权；实践中，正是因为该条规定的缺陷，导致了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管辖不明、常常互相推诿、争抢案件等现象。为保障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统一，以免行使职权的混乱和执法的不协调，快速、有效、及时地应对类似""、"撞机事件"等突发现象发生，建议：第一，删除该条第二款的规定，采用"混合式"加"列举式"的立法方式，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管辖范围；第二，规定成立国家安全的最高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 并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组成及组建程序、基本任务、议事程序及其职能机构等。

三、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在国家安全法之中，指导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准则。《国家安全法》仅在第3条规定了"国家安全工作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这里存在的缺陷：一是该条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不具有涵盖性。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不只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帮助，动员、组织群众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同时还应当向群众进行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接受群众的监督；二是容易产生歧意。该条第一款是我国宪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公民不得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而该条第二款中对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以及各企业事业组织是否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社会团体、组织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经常发生；三是该条第三款中"人民"一词作为政治术语不应用在法律规范中，应将"人民"一词改为"公民"或"群众"；此外，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的义务，除了防范、制止，还应有揭露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义务。此外，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远不限于此，还应规定遵守法制、尊重人权和自由、保守秘密等原则。

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国家安全法》第4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境外结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包括五项行为。该条规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总体上，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内涵与外延都不一致。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外延比国家安全法规定的要广，即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不仅指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对势力所实施的，还包括外部军事入侵、国内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制造的动乱、暴乱、民族分裂等。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则不同。不仅含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特质（如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等），还包含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如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等）、妨害司法（如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等）、渎职等特质（如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等）；二是依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主体均需有"境外背景"，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组织；而刑法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主体必须有境外背景，也没有明确规定组织可以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主体；三是该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一是"阴谋颠覆政府"，其不足很明显。"阴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心理动机，而不是行为；"阴谋"一词在我国国家安全工作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并容易使人产生惩罚思想犯的印象；"政府"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容易产生歧义，既可以指整个国家政权，也可以指行政机关，有时也指司法机关；我国刑法已将"阴谋颠覆政府罪"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与刑法相一致，建议将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二款第一项的"阴谋颠覆政府"改为"颠覆国家政权"；四是《国家安全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的"及其"应当改为"或者其"。该条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的"属于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表明，不仅间谍组织直接实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且往往间谍组织的人也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其危害性不亚于间谍组织，并且更具有隐蔽性。因此，应当规定，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接受间谍组织人的任务也属于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需要同时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五是《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一规定的欠缺亦很明显，把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的行为排除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外，且与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的规定相矛盾。据笔者所知，国家安全法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当时对"情报"的界定不一。笔者认为，情报不应包括国家秘密的事项，它是国家秘密以外的其他一切可能被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利用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资料和消息。国家秘密是经法定程序确定的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确定国家秘密而限制人员知悉，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从而显示国家秘密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而情报并不如此，它是通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是否可利用它危害到我国国家安全来表现的，情报可能与国家安全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有的关系不大，但一旦被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所掌握或获悉，可能就会利用其中一些内容、信息而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因此，建议将《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的"。总之，一国的法律体系应当是内部和谐、统一，我国国家安全法应当重新界定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科学、完整地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种类作出明确规定，这样不仅与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相一致，也有利于国家安全机关执法。

五、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国家安全法》第6条至第12条对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安全工作具有较强的涉外性，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隐蔽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因此，必须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相应的职权或特权。通观国家安全法有关国家安全机关职权的规定，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法与其它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重复、冲突、含糊或缺漏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安全法》第6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一规定源于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它对于明确规定当时刚刚成立的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条重申这"四项权力"，是为了明确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使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在国家安全法中的规定保持完整。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法在该条中再作这样的规定既不能体现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反而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互重复。既然国家安全法作这样重复规定是为了使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保持完整，那么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也不仅这"四项职权"，还有其它职权。除了刑事诉讼法之外，其它法律中有关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如使用武器、警械等权力，为什么不在国家安全法中作明确具体规定呢？二是有关"相应证件"的规定不明确。我国国家安全法在第7、8和9条都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时，"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行使查验、调查权、进入有关场所权和优先权。"相应证件"是指什么证件？"相应证件"作为在一种特殊的侦察工作中并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使用的证件，应当是不同的证件，不仅指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工作证、警官证、身份证，也包括根据不同场合侦察人员出示的不同证件如军官证、记者证、侦察证以及特别通行证等。作为肯定、明确和具体的国家安全法律规范必须对涉及权力合法行使的"相应证件"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三是有关技术侦察措施的规定不明确。"技术侦察措施"是指国家安全机关为了侦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一种特殊侦察措施。从外国的情况看，世界各国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在反间谍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都十分重视技术侦察措施的运用，并且注意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我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对技术侦察措施作出规定在法律中还是第一次。"技术侦察措施"主要包括：有线侦听、无线侦听、侦听口头通信、电子监控、侦听电话、秘密拍照、录像、邮件检查、秘密获取某些物证等。它是国家安全机关为了同隐蔽的间谍等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掌握其活动情况及犯罪证据以保卫国家安全而必不可少的一种侦察手段，但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公民、组织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因此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时必须特别慎重。我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虽然对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条件和程序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作了规定，但缺陷十分明显。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安全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就不科学、不全面；其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纯属虚立，因为在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性文件中从来没有有关技术侦察措施的规定；第三，"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是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批准，或者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还是经过被侦察对象的单位领导批准？如果所采取的技术侦察措施都由国家安全机关批准，则可能因缺乏监督而导致滥用；如果所采取的技术侦察措施须经司法机关或被侦察对象的单位领导批准，无疑不利于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泄露国家安全工作秘密。由于每种技术侦察措施针对的对象不同，采取的手段和所要经过的批准程序也不应相同。作为批准机关对于各种技术侦察手段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范围内、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批准才能应用必须有严格和明确的规定，才能使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所遵循，以防止这一措施的滥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批准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如美国规定，对本国人进行电话侦听和电子监控等技术侦察措施，须由司法部长指定的部长助理提出申请，报法官批准；对完全属于外国势力之间的通讯监控以及对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财产、房屋设施的技术侦察，由国家安全机关批准并施行；蒙古规定，深入邮电和电视线路，使用特殊的技术器材等，由国家安全机关批准；英国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间谍和颠覆案件，使用一般的侦察手段无结果而须采取技术侦察手段的，报内务部批准后由国务大臣亲自批准；俄罗斯规定，国家安全机关进行邮检和监听包括电话及其他通话装置，截获某些人使用通讯手段传递的情报，安放拍照装置等须报相应的检察长批准。有鉴于此，我国国家安全法应当对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的条件、情形、种类、程序和审批机关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四是应当赋予国家安全机关留置审查（盘问）权。留置审查（盘问）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察对违法行为人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审查措施。它对于查清问题、控制违法行为人、防范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国人民警察法仅仅赋予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可以使用此种手段，这严重制约了国家安全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中职能作用的发挥。国家安全关系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同时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其背后依托的是国家及政治集团，涉及范围广，查证难度大，时效要求高，对被审查人的留置时间自带到国家安全机关之时起规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赋予国家安全机关留置审查权。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机关行使留置审查（盘问）权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第二，对象是危害国家安全违法犯罪的嫌疑人；第三，经过相应的国家安全机关批准，对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第四，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到国家安全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地（市）以上国家安全机关的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第五，其他条件。对批准留置审查（盘问）的应当按有关规定通知其家属或单位或者其所在国驻我国的使、领馆，盘问应当留有笔录。经过留置审查（盘问），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其他强制措施，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五是应当增设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权。关于国家安全行政罚款权，在我国国家安全法中未作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是一大缺憾。据笔者所知，我国国家安全法中没有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罚款权，除了受当时的客观条件影响外，主要是认识上的原因。错误认为国家安全工作政治性强，对政治性犯罪或违法，不能采用经济性手段（如罚款）；现实生活中罚款滥用的现象十分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们认为，首先，国家安全机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地行使国家安全行政管理职权，保障国家安全法律的贯彻执行，除了转变职能，提高执法水平，向广大公众进行国家安全法制教育外，对那些因贪利违反国家安全法律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施之以罚款，使其经济上受到损失，引起切肤之痛，警示今后的行为，毕竟有其特殊的功效。尽管形式上，国家安全行政罚款可以起到弥补经济损失的作用，但它的主要目的不应理解为获取货币，而在于惩罚与教育被罚者，防范违法行为的继续发生，以维护国家安全。那种认为政治性违法或犯罪行为不能用罚款惩罚的观点，既没有理论依据，也与国家安全执法工作的宗旨相悖。其次，我国现行的其它立法中，大多规定了行政罚款，至于这种处罚形式，现实中运用得较为混乱，这是其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法律设定行政罚款这种处罚形式不科学，即不是法律规定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执法过程中存在不足，不能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混乱，归罪为法律规定的本身。第三，外国国家安全法律中都赋予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权。如日本规定，将工作中掌握的防卫秘密，泄露给他人的处以五万日元以下罚款；美国规定，在法律的幌子下，参与进行电子侦察，处一万美元以下罚款；加拿大、巴西等国的国家安全法律中都赋予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权。第四，从我国国家安全行政处罚的设定来看，国家安全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申诫罚和人身罚，没有财产罚，从最轻的警告到最重的行政拘留跨度很大，中间缺少一座过渡桥梁，在执法中容易出现行政处罚要么畸轻，要么畸重的现象。实践中，尤其对那些因贪利违反国家安全法而屡教不改的"情报专业户"、"情报专业村"等，采用申诫罚或者人身罚无济于事。因此，为了加大国家安全行政管理的力度，有效地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国家安全法应当增设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权，这样不仅使国家安全行政处罚的种类设定科学合理，使过与罚相当，而且在实践中便于操作。

六，国家安全法律责任

国家安全法律责任是指国家安全法律关系的主体由于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律规范，而应当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国家安全立法的实践，国家安全法律责任主要分为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具体有下列几种情形：第一，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见《国家安全法》第23、28、29条规定）；第二，明确规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某一条款处罚（见《国家安全法》第32条规定）；第三，类推规定某种行为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的某一条款处罚，情节较轻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见《国家安全法》第26、27条规定）；第四，明确规定某种行为直接依照刑法某一条款处罚或直接予以行政处罚（见《国家安全法》第27、29、30条规定）；第五，明确规定某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免予处罚（见《国家安全法》第24、25条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国家安全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以下明显的缺陷：一是国家安全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墨守我国刑法已取消的"类推制度"。第一，国家安全法中原则规定的刑事法则，一般无法在刑法中找到相对应的罪行规定，且刑法早在1997年已修改，有关规定不能适用，有法难依；第二，援引性或者比照性规定的刑事罚则，显然不合理、牵强，类推制度早已现行刑法所抛弃；第三，"构成犯罪的"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不易掌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而非司法权，当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而国家安全机关不认为这样时，则容易导致"以罚代刑"。我们认为，为了适应隐蔽斗争的需要，惩罚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以罚代刑的现象，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责任最有效、最科学也是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采用"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在国家安全法中直接设定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刑法规范，即国家安全行政刑罚，采用"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有利于消除现行国家安全法依附性立法方式的弊端。在国家安全法规定具有独立性的刑事法则，不仅可以在立法上使其成为典型的分则性规定，与刑罚典分则相并列，并都以刑罚典总则为指导，从而能够使它保持协调一致，并使各自的规定具有明确性、特定性、稳定性，避免只规定某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依照或比照刑罚典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只是笼统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的现象；而且在执法上，能够使国家安全机关甄别哪些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哪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同时，也能使司法机关直接依据国家安全法中的具体规定定罪量刑，不致因刑事罚则不具体、不明确而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国家安全机关执法中的以罚代刑或因无刑事责任的规定而放弃制裁，做到当罚则罚，与刑则刑，使国家安全法与刑法协调发展，形成较完备的法律责任体系；"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立法法有关立法权限的规定和刑法典的规定。根据宪法、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的修改和补充。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对刑法典作过许多修改和补充，新增过不少新罪名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修改或补充刑法典，规定罪名及其法定刑，当然也有权在自己制定的国家安全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再根据我国刑法典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关于"刑罚"的规定，并不是刑法典的"专利"，国家安全法以及其他法律都可以规定刑罚，都可以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此外，在国家安全法中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也是外国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如美国1947年《国家安全法》第601条规定了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及其相应的法定刑，即"明知这些秘密情报足以识别某一秘密情报员的身份，故意地将这些秘密情报泄露给无权得知的如何人，将处五万元以下罚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韩国1980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知道某人犯有间谍罪，"而不向从事侦察的工职人员告发的"，定为"知情不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十万韩元以下罚金"。此外，俄罗斯、罗马尼亚、蒙古等国家安全立法也都采用了"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可见，我国国家安全立法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使刑法与国家安全法交叉协调，避免立法漏洞和以罚代刑。二是对法律规定的有关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行为，如境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重大嫌疑的人员的、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的、非法生产专用间谍器材的以及拒绝提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情况、证据的行为等，缺少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立法的疏漏，不仅对打击这样的违反国家安全法律行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客观上也放纵了有关违反国家安全法律行为发生。三是与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国家安全法》第31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国家安全机关申请复议"。国家安全法规定了国家安全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为十五日，而我国《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为六十日，但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为解决国家安全法与刑法、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建议尽快对国家安全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予以修改，以保障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保障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更科学合理并与其它法律相协调，从而保障国家安全法的有效实施。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国家安全部法制办著.《国家安全法概述》1993.7.24-25。

2、参见1978年10月25日《美国外国情报侦察法》

3、参见1992年5月13日《蒙古国家安全法》

4、参见1985年7月25日《英国通信监听法》

5、参见1993年3月13日《俄罗斯联邦侦缉行动法》

6、参见1985年6月6日《日本防谍法》

8、参见1953年1月5日《巴西国家安全法》

7、参见1978年10月25日《美国外国情报侦察法》

8、参见1953年1月5日《巴西国家安全法》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6

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各国虽然对商业秘密的概念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对其基本属性方面规定大体一致。即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1）秘密性。即不被公众所知悉。商业秘密首先必须是处于秘密状态的信息，不特定人不可能从公开的渠道所获悉，不为公众所知悉，这是商业秘密的首要构成要件和核心特征。

（2）价值性。即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潜在的经济利益,使得商业秘密的权

利人因掌握商业秘密而保持竞争优势。

（3）实用性。即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商业秘密必须是一种现在或者将来能够应用于生产经营或者对生产经营有用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和经营策略。

（4）管理性。须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

上述四个法律特征，是商业秘密缺一不可的构成要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丧失商业秘密的所有权利。

2商业秘密的性质

商业秘密的法律性质，又称商业秘密的权属性质，指的是商业秘密是否是一种权利，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无形财产论。这一观点认为，商业秘密是无形财产，它既不同于有形财产，又不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我国有学者持这一观点。

（2）财产论。英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承认商业秘密是一种财产权，曾多次判定商业秘密的持有人从转让该项商业秘密的合同中所取得的使用报酬，按财产所得纳税。

（3）债权说。这种观点将商业秘密视为一种债权，认为当事人围绕商业秘密建立的是一种保密关系，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如果违反保密义务就应当向商业秘密所有人承担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商业秘密是一种既具有无形资产的性质，也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产权的特殊知识产权。

2.1商业秘密财产性具有无形财产权的性质

商业秘密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具有无形财产权的性质，即商业秘密权利人享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在内的完整权利。

商业秘密能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作为一种智力成果，商业秘密具有明显的财产价值，它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实际的或潜在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商业秘密一旦被他人非法窃取或公开，会直接给权利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另外，商业秘密还可以作为标的进行转让。

2.2商业秘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

（1）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在于：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具有创造性无形的智力成果。商业秘密与专利、商标权、著作权等传统的知识产权有相同之外，即都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其标的都是智力成果，都是无体的，都能够产生和创造出经济价值。

（2）商业秘密又与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传统的知识产权有不同之处，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但商业秘密没有时间限制，存续时间取决于权利人的保密状况，法律无法预先决定；只要未曾泄密，就由权利人享有，受法律保护，

因此，商业秘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

3现行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尽管我国商业秘密立法起步较晚，但速度很快，至今已基本建立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制度，为企业保护商业秘密提供了法律保障。

3.1《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1993年9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目前保护商业秘密最具有操作手段的法律。该法对商业秘密的范围和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都作了较完整的界定。

我国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范围规定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技术信息秘密，是指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诀窍或秘密技术、非专利成果、专有技术。实践中，这种技术信息的范围很广泛，诸如各种产品的生产方案、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配方、质量控制和管理方面的技术知识等。只要这种技术信息未公开，能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且采取了保密措施均应属技术秘密。

经营信息秘密，是指未公开的与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保密资料、情报、计划、方案、方法、程序、客户名单、进货渠道、销售网络、产品价格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第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第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第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此外，“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存在上述违法行为，而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3.2《劳动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当前我国在人员流动中侵犯商业秘密的现象较为普遍，主要是“跳槽”者将原单位的商业秘密作为重新择业的砝码。为此于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劳动法》第22条和第102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将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作为劳动合同条款之一。事实上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了合理竞业禁止制度。所谓竞业禁止是指在劳动关系中或曾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负有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不得兼职从事与用人单位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竞争。竞业禁止作为一项禁止性规则，其主要的价值是保护商业秘密。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1997年3月14日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民法通则》第118条关于侵害其他科技成果的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3.5《律师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由此可见，我国上述单行法律，均从不同侧面对商业秘密保护作了有关规定。

4完善我国商业秘密立法的建议

4.1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虽已建立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标志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与之配套的法律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狭窄。

《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限于“经营者”，对于非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属该法调整的范围，实际上员工恰恰是侵害商业秘密的最主要主体，主体范围狭窄，不能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

（2）缺乏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赔偿损失为“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而不是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失为依据。损失应当包括权利人开发商业秘密的成本，因被侵权造成的利润的减少，调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为诉讼付出的合理费用。这远远大于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

（3）商业秘密的权属性质不明确。

商业秘密是何种权属？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定位。

（4）缺乏程序法的保障。

商业秘密主要靠权利人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维护其权利。商业秘密一旦公开，权利人则丧失其占有。如何保证商业秘密在诉讼中不致二度伤害，如举证责任问题，商业秘密的保密审理、保全等基本制度均缺乏明确的规定。

4.2完善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建议

（1）增设惩罚性赔偿责任。

关于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不论侵权行为人主观过错程度、侵权情节如何，侵权人均只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这是单一的补偿性赔偿金制度。在商业秘密立法方面世界各国多采用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相结合的制度。在补偿性惩罚金制度下，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范围，只限于补偿受害者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下，加害人除赔偿受害方的实际损失外还要对其实施处罚，向受害人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其积极作用在于它大大加重了对过错加害人的经济制裁，使加害方体会到实施商业秘密的侵权成本远远高于其所得的经济效益，从而增强其在竞争中严格按市场标准进行商业活动的自觉性，尽可能减少侵权纠纷。

（2）完善相关配套法律。

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以下条款：（1）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参加诉讼的人员对诉讼中了解到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扩大知悉范围。（2）关于商业秘密保全问题可规定：在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将给权利人造成不可挽回损失的紧急情势下，权利人应采取查封、扣押商业秘密附着物、颁布禁令、禁止侵权人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等保全措施，并在前或后向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但权利人须为此提供担保。

在《劳动法》中规定，员工不得在同类企业兼职，离职后也不得在合同限制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使用原企业的商业秘密从事竞争性业务活动。

（3）明确商业秘密的权属性质。

综前所述，把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一种民事权利来保护。

除通过立法来保护商业秘密外，笔者还认为作为企业而言也要提高其自身保护商业秘密的意识。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虽为一些企业所重视，但许多企事业单位仍没有将这个问题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去。尤其是在保密措施方面很薄弱。要加强宣传力度，指导企业规范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1］李春华，王合新.论我国商业秘密的立法完善［J］.河北法学，2006，（2）.

［2］闫慧峰.我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规定［J］.经济与法，2001，（12）.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7

重刑主义的传统观念在司法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个案裁判者频频于社会不法行为多发时不断片面加大处罚力度，造成个案违法者所遭受的严厉法律制裁与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相失衡，违背法制公平的要求。如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依据临时性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某类犯罪案件采取从重或顶格量刑的做法，往往导致同类案件前后明显不同判的情形。显然，重刑主义的做法伤及个案裁处结果的公平，影响司法活动的公信度。而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抑制重刑主义，实现罪、责、刑相统一，故在刑事司法领域建立完善的非刑罚处罚制度体系意义重大。

二、非刑罚处罚制度价值的不同认知的比较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在刑法上的具体体现，是对刑罚手段的有益补充。从不同的视角审视非刑罚处罚制度的价值，会对其核心价值有深刻认识。

(一) 当前关于非刑罚处罚制度价值的代表性认知

1. 非刑罚处罚措施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有着明显优势。首先，有利于提高未成年犯罪人对染缸效应和标签效应的免疫力。其次，可较为高效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消除未成年犯罪人对司法机关的对立情绪。最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监狱机构面对数量日益增加的收监人员的压力，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刑事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率。

2. 非刑罚处罚制度体现了社会保护理论与目的刑主义的价值诉求。社会保护理论是非刑罚处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为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发展注入活力。社会保护理论对社会公益保护诉求显著突出的关注，主张刑罚的核心功能在于教育违法者和使违法者重新社会化以满足社会保护的要求。这既符合法的社会性的要求，也比通常的追求惩罚犯罪、安慰受害者心灵、预防犯罪再发更有积极意义。此外，目的刑主义的刑法思想也是非刑罚处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以该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弥补刑罚功能不足的刑罚替代措施，进而衍生出限制刑罚适用范围的非刑罚处理理论和非刑罚处罚制度体系。非刑罚处罚制度以个别主义为原则，藉由斟酌罪犯的个别情况来确定相应种类和量度的刑罚，既能实现社会防卫的合理目的，又能防止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这都反映了目的刑主义的刑罚思想的核心内涵和基本要求。

3. 非刑罚处罚制度体现综合治理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预防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并不是有名刑种，性质上为刑罚的必要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措施，为司法机关裁处案件的一种处理方法，而且是一种针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综合性处罚措施，并成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法，但其在本质上同样体现了国家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而且，它也是党的综合治理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打击犯罪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而该项刑事司法政策则是非刑罚处罚制度在国内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4. 非刑罚处罚制度是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标志。在法治环境良好的一国范围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有限融合趋势也日趋明显，一个重要方面即为公法的司法化(主要是刑法的民法化)，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均不断呈现出有限非刑罚化的趋势。它是民法的人文精神在刑法发展中被逐渐认同、公民权利得到国家尊重之必然结果，彰显刑法对犯罪人的人文关怀，体现尊重人权的价值内涵。这种趋势促使非刑罚处罚制度除了具备代替刑罚处罚并承担刑事责任的功能外，体现刑法借鉴民法等私法所反应的人文精神。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法制文化更加文明，文化国必将取代现在的法治国，非刑罚处罚方法也必将成为主要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

5. 非刑罚处罚制度可以恢复被害人受损害的利益、实现个案公正。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刑罚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恢复受损的法益。对于刑事犯罪中的被害人，则以恢复受损害的合法利益为最大关切，这比报应、预防犯罪更为重要。因此，刑罚目的体系具备相当的综合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充满妥协性。而且，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个案中各方主体不尽一致的多种正当利益，具体刑罚措施的确定也应当预留一定的灵活机制，得让法官根据个案实情运用自由裁量给予公正的裁处。而刑事犯罪中被害人的利益恢复应当在刑罚目的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存在为法官行使上述自由裁量权，恢复被害人合法利益，保障个案实质公正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6. 非刑罚处罚制度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需要规则的保障和维护，自由竞争和规则设计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如何通过规则设计维护和保障自由竞争，同时如何通过自由竞争的实现程度检验市场规则的效率性。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故放宽各种没有充分必要性的限制和约束规则，特别是过于严厉的刑事规则，如过去曾将无害的商事居间行为视为投机倒把犯罪给予重责的规定等，十分有利于实现市场的自由竞争。

7. 非刑罚处罚可以实现刑法实施的经济效率原则。刑法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成本，也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在犯罪不能彻底消灭、不能禁绝，在特定历史阶段会存在犯罪多发的情况下，如何用有限的刑罚资源对待犯罪显然是个大问题。而采用非刑罚处罚制度中的暂缓起诉、缓刑等非监禁处罚措施、民事赔偿协商制度、社区服务或特定公益劳动等，可以降低国家在实施刑法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恢复被害人受损害的利益，增加社会财富或社会福利，这些都符合刑法实施过程中的经济效率原则。

8. 非刑罚处罚制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经济犯罪多为法定犯，其反社会性是法定的，其应受处罚性是建立在禁止恶而非自体恶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使得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违法行为复杂交织，市场主体准确认识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存在很大的难度，于是存在大量的违反民商事法律或市场监管类的行政法规的行为成为一种必然的常态。这种违法性的恶是否达到了须受刑法规制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地步，既受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的影响，更受到上述违法性的恶能否与前述特定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相适应所决定。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制度设计可以防止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刑主义给予市场主体不公正的处遇，还可以控制经济犯罪的违法成本，解决法定犯制刑中存在的社会责任、个人责任失衡问题。具体讲，针对市场主体不当的、过分的牟利动机下实施的违法行为，通过设定高额罚款(惩罚性赔偿制度)、执业禁止等措施，在增加违法成本的同时，消灭其再次攫取非法利润的可能性;通过社区矫正、教养处分、资格处罚、道德教育处罚、惩罚性赔偿、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的司法建议等新型制裁手段进行有效教育矫正，促其尽早重新融入社会，合法经营。上述非刑罚处罚措施对于伸张个案实质正义、教育违法者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能够减少司法机关负担，有效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9. 非刑罚处罚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衔接刑法与其他部门法。非刑罚处罚制度适用范围广泛，包括了轻微犯罪、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及一般违法行为。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制度设计中，针对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直接裁决或司法建议的形式，适用适当的民事处罚措施或行政处罚(处分)措施来追究其法律责任，从而避免重刑主义下的轻刑畸重判处的情形。在此基础上，非刑罚处罚措施与民事责任措施、行政处罚(或处分) 措施有机协调统一，构筑成一个公正的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严密网络。这种网络在纵向上依轻重级别可分为三个层次，民事责任(救济/ 制裁) 措施、行政(处罚/ 处分) 措施和非刑罚处罚措施、刑罚。由此可知，非刑罚化是基于改变我国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的需要而产生的，通过刑罚现代化的改革要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

(二) 当前关于非刑罚处罚制度价值的代表性认知的不足之处

1. 没有从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层面去认识价值问题

任何犯罪无论出自何因均是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依法对涉嫌犯罪的行为定罪量刑代表的是社会群体对个人的公意审判，刑罚的强制性和力度应能够使行为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公认价值的力量，维持社会秩序。个人相较于代表公意的司法机关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且绝对的审判权力意味着绝对的滥权，绝对侵权，因此，重刑主义下的过度量刑做法必然会滋生或加重罪犯的反社会情绪和意志，存在再次犯罪的严重隐患。基于抑制重刑主义以防范威权社会的悄然复活，构建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民主法治社会，非刑罚处罚制度随着刑罚制度一道应运而生。早期表现在无意识的抑制刑罚危害的观念和措施中，后期表现在一系列有意而为的非刑罚处罚制度中。因此，从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层面看，非刑罚处罚制度产生于社会公众抑制重刑主义、实现罪、责、刑相统一的现实需要，是内生于刑罚制度并对其进行合理限制的刑法制度体系组成部分。而前述各种代表性的看法，大多是从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功能和社会效果的角度去认识，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失于过分的表面化，不能反应非刑罚处罚制度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

2. 没有全面认识到非刑罚处罚制度与刑罚制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非刑罚处罚制度与刑罚制度是法治社会中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统一体：没有非刑罚处罚制度，轻罪重罚将普遍化，导致已受刑罚的罪犯滋生或加重报复社会的情绪，再犯隐患已无法避免;没有刑罚制度，放纵个人肆意危害社会公益和扰乱社会秩序，人类社会将不复存在。因此，认识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必须从其与刑罚制度对立统一关系中加以认知，即保障每一个犯罪人所受到的刑罚是适当的，是与其罪、责相适应的，没有被过度量刑的情况，最终也能保障刑罚制度社会价值的实现。而前述各种代表性的看法，忽略了非刑罚处罚制度与刑罚制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仅着眼于非刑罚处罚制度的现实社会功效，显然有失于全面性而存在不足之处。

三、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

探究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有利于厘清非刑罚制度的外延，有利于检验、评判现行具体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正当性。笔者认为，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抑制重刑主义，实现罪、责、刑相统一的法治原则。理由如下：

(一) 抑制重刑主义是非刑罚处罚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

重刑主义下，刑事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主要是通过对犯罪人课加畸重的刑罚来实现有效抑制犯罪的目的，因为他们坚信针对犯罪人课加畸重的刑罚是抑制犯罪、保护公益的最有效、最直接、最经济、最便利的根本手段。但这种错误的刑事立法、司法观念已经无视法的局限性，无视刑罚的负外部性，无视整个社会对抑制刑罚的客观现实需要。事实上，刑罚绝非善类，即便是最有效的刑罚也不过是必要的以恶制恶形式下所掩盖的恶树之花而已。为了抑制刑罚之恶，整个社会群体必须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刑罚，促使刑事立法者和司法者在维护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努力将刑罚之恶限制在最小的社会关系范围内。非刑罚处罚制度作为刑罚一定层面的替代制度应社会需要而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刑罚之恶，实现犯罪人的罪、责、刑相统一。

(二) 抑制重刑主义是实现非刑罚处罚制度与刑罚制度对立统一关系的桥梁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表明，非刑罚处罚制度既是刑罚制度的有限的自我否定，又是刑罚制度的必要的自我完善。其在抑制刑罚之恶的过程中保障每一个犯罪人所受到的刑罚是适当的，是与犯罪人的罪、责相适应的，没有被过度量刑。其与刑罚制度统一于刑法的实施过程，统一于社会公益的维护上，统一于法治社会的法制不断文明化的进程中。可以说，抑制重刑主义是实现非刑罚处罚制度与刑罚制度对立统一关系的桥梁。

(三) 抑制重刑主义体现了刑法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8

论文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身份保密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证人强制出庭、刑事证人保护、刑事证人作证补偿等方面作了规定，在立法上充实了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并且规定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但是并不能解决大部分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包括交通不便，不愿意耽误时间或浪费精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受到打击报复。

一、现实案例反应的社会现状

证人害怕遭受报复的心理是由于长期以来发生了众多的此类案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从两个具体的案例来看：案例一，山东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池庄村民刘桂安，于1995年因强奸罪（未遂）被莒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7年减刑释放后，刘桂安就扬言要对证人胡秀娟进行报复。胡秀娟和丈夫分别找过村治保主任，找过村支部书记，找过村委会主任，还找过东莞镇派出所以寻求保护，但是，面对刘桂安的种种威胁，村干部和派出所并没能采取什么切实的保护措施。1998年7月，刘桂安路经胡家门口，用随身携带的镢头猛砸胡秀娟和其8岁儿子的头部，致二人当场死亡。莒县公安局刑警三队在案发后赶到现场，得知有五六人目击此事。但是，因为怕被告人报复，目击证人全都拒绝作证。案例二，湖南新晃县农民廖明江（曾经在1983年因报复证人而被新晃县人民法院判刑两年）涉嫌一盗窃案，在警方对其进行犯罪嫌疑调查后，归咎于依法作证的证人，处处找证人的麻烦、威胁证人，证人曾经向村委会求援，却没有人管。在2001年11月28日的一次口角中，恼羞成怒的廖明江挥锄砸向证人，致其惨死。

以上两个案例都表明一个现象：证人的生命安全威胁与证人陈述义务的冲突。我国《刑法》第308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从这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主要在于对证人遇害以后，对犯罪人的处罚，没有进行有效的事前预防。因此，即使刑诉法规定了证人作证的法定义务，但证人被害的案件频频发生，又没有全面的证人保护制度，证人担心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这样的社会环境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制度来有力改善当前的这一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证人的心理障碍。如果证人的身份能够在诉讼中完全保密，不被罪犯所掌握，进行良好的事前预防措施，罪犯就没办法进行打击报复，那么，证人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能够避免被罪犯伤害。至少能减少证人受到的威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二、证人身份保密制度的内涵与现状

证人身份保密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证人出庭作证方式，它主要倾向于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和身份信息，消除证人出庭作证时的恐惧心理，以改善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

（一）证人身份保密制度的内涵

证人身份保密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特定的隐蔽设施对证人的身份信息、面貌特征甚或声音都进行保密，使证人秘密的参加庭审，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询问、质证，以履行证人的作证义务。证人身份保密制度具有秘密性和科技依赖性的特征。其秘密性体现在，不仅要对庭审前国家机关掌握的证人信息进行保密，还要对庭审中以及庭审后证人的身份采取保密措施，不得向外界泄露。其科技依赖性体现在采取保密措施时需要运用技术手段，如双向视听技术或声音处理技术等对证人的特征进行隐藏，证人身份保密制度必须借助于科技的手段才能实现，因此具有技术依赖性。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我国现存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证人身份保密制度的明确规定。除了在2002年10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应当对证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予以保密。”以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中没有关于证人身份保密的规定，更加没有一部专门保护证人的法律法规，但其他很多国家在这一制度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

德国的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有“匿名保护”、“屏风遮蔽”、“不公开审判”、“将被告排除于审判庭外”、“视讯传送”等方法。上述措施都有德国实体法作为依据，对于证人的人身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保障。虽然德国有证人特免权的规定，但证人拒绝作证的情况却很少。

美国在《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3509（b）规定了双向闭路电视作证方式和录像作证方式。在不损害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的情况下，对易受伤害的证人尤其是儿童进行保护。以证人的年龄、类型、籍贯，以及证人和被告人的关系、指控的性质、专家报告来决定是否采取该作证方式。

英国的《1999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了八项特殊措施，包括：（1）向被告遮蔽证人。（2）通过现场连线作证。（3）秘密作证。（4）法官去除假发和长袍。（5）以庭前证人谈话的录像记录作为证据。（6）以证人在接受交叉询问和再询问时的录像记录作为证据。（7）通过中介询问证人。（8）提供必要的手段协助与证人交流。

我国台湾地区的《证人保护法》规定了应受保护证人身份数据暴露的处理方式，如公务员于制作笔录或文书时，关于证人的身份，应“以代号为之”，证人之签名“按指印代之”，载有证人真实姓名等足以识别其身份的资料，需另卷封存保管。为避免在刑事诉讼中诘问证人或对质时，使证人身份暴露，证人在审判时可以蒙面变声、变像、视讯传送或采取其他适当隔离措施。如有危害证人人身安全的，诉讼辩论得不公开。为防止公务员或者非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应受保护证人的身份数据，并有刑事处罚的规定。

在我国大陆地区，没有建立统一的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制。虽然有不少的学者呼吁完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身份保密制度也是不少学者提出过的意见，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可操作的证人身份保密制度。最典型的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家弘教授在其著作《证人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了“隐藏证人身份信息”、“安全转移”、“双向试听传输技术”。等保密措施，并没有提出可操作的具体程序。但是这些理论的提出都给证人身份保密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证人身份保密制度的建构设想

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中建构一个合适的证人身份保密制度来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呢？通过对国外制度的学习，结合我国的法律环境和现状，笔者作了以下的一些构想。

1.明确适用的范围和方式。规定证人身份保密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利于规范证人的不合理申请。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或者自诉案件对证人的威胁达不到严重程度，证人申请身份保密会浪费司法资源。不符合比例原则和效率原则，对达到公平公正也没有帮助。因此，适用证人保密制度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必须是危害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强奸、抢劫、故意伤害、绑架等）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十年以上或者无期、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的证人才可以申请。适用的方式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依职权主动采取或者经证人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密措施只能由证人申请才适用。豎

2.规定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保密义务。《刑事诉讼法》第85条第3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该条只规定了对公民在立案阶段的报案、举报行为保密，但是在其作为证人以后，身份最容易暴露的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却没有进行相关规定。因此，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主动为证人的个人信息保密，向证人取证的方式和过程应当低调和秘密进行。证人身份最容易暴露的阶段是审判阶段，证人要出庭作证，此时对证人身份的保密措施经证人申请应当由法院采取。如果三个机关在各自采取保密措施的过程中造成证人身份的暴露，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身份暴露后有可能被打击报复，该机关必须全面负责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

3.规定采取证人保密措施后的证据规则。按照普通的证据规则，有的刑事案件只要其证人证言作为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证明连贯的案件事实，就能给犯罪嫌疑人定罪。而采取证人保密措施的案件是严重的刑事案件，如果适用普通的证据规则，同时采取证人保密措施，就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造成控辩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平等，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必须要制定一个证据规则，专门适用于采取了证人保密措施的案件。规定仅有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要结合其他的证据（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相互印证，形成连贯的证据锁链才能定罪。

4.证人身份保密的方法。国外的司法实践和学者提出的方法有很多种，笔者最倾向于在审判中只采用一种保密方式，即“双向视听传输技术”。原因有三个：第一，只规定一种保密措施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减少了在采用保密方法上的判断，有利于证人理解，减轻证人的心理压力。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可以采用视听资料或通过双向视听传输的技术手段作证。这种方式就有了法律保障。第三，双向视听技术作证是借助网络的形式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不是真正的法庭，有助于减轻证人对法庭的恐惧感和压力，使之更放松的回忆案情，保障证言的真实性。

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可以实现法官、控辩双方都向证人提问，还可以对证人的声音进行变声处理。在有效的对证人身份进行保密的同时，还能保证证人陈述的自愿性和连贯性，使证人证言更具有即时性，保障庭审的正常进行。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9

论文关键词商业秘密犯罪刑事保护立法建议

一、我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分从我国《刑法》第219条规定的本罪的构成特征来看,本罪与非罪的界限,区别主要看三点:

(1)主观上是否故意,即是否明知或应知是商业秘密。(2)对象是否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必须具备新颖性、实用性、保密性三要素。(3)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只有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后果才会构成本罪。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下列几种行为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1)独立研发获得。(2)反向工程。也称“逆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合法渠道获得的产品进行技术分析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3)法律强制披露。即公权强制,是指为了公共利益,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的规定企业将相关信息向特定对象公开。

(二)采取保密措施的客观标准我国刑法规定,权利人的技术信息或者经营信息必须是经权利人“采取合理、客观的保密”措施“,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是成为商业秘密的必备要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权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缺乏具体明确的客观标准。权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否合理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是否积极保密的意愿、以及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此外还有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以程度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

(三)关于“重大损失”的考察内容刑法规定的本罪是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该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但尚未造成损失或损失尚未达到重大标准的,不成立犯罪。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只规定了并处或单处罚金,但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并未规定,这使得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中无据可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重大损失,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由此提供了一个“重大损失”的参考标准。

二、我国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存在的不足及完善建议

(一)我国商业秘密之刑事保护存在的不足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这就意味着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的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缺陷:

第一,从罪名上来看,罪名不准确。从罪名体系设置来看,我国刑法把该罪规定为一个具体罪名,将不同主体的不同性质及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放在同一个层次来评价它们的危害性程度,并且规定了同一个刑种或量刑幅度。这种通过始终如一的刑罚来成罚所有犯该罪的法律规定,就会消除刑法的边际威慑力,即如果轻罪所受惩罚与重罪所受惩罚是一样的,那么罪犯就会趋向于犯重罪,以便在犯罪预期成本相同的情况下获取较大的犯罪收益。这是对罪犯以较轻的犯罪活动代替较重的犯罪活动的激励,有违罪名的一般设置原则。

第二,有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在犯罪行为的认定上,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设定为结果犯,这使得在现有立法模式下不能追究侵犯商业秘密未遂的刑事责任。这种做法有违公平正义的原则,且针对商业秘密犯罪而言有不合理之处,因为商业秘密的价值取决于其信息的秘密性,一旦信息被非法披露或获取,其价值就会受到破坏。其次,关于“重大损失”的规定也不够具体。刑法作为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更多的是起着补充的作用。按照刑法规定,只有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时,行为人才须承担刑事责任,可见,这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刑法制裁的一个程度性要求,如果刑法对此没有补充的明确规定,就会很难发挥刑法特有的的补充调整功能。

第三,本罪的罪过形式不明确。由于商业秘密本身的特殊性质,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千差万别,以致对于某种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很难明确其罪过形式。而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罪过形式的认定则是该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必备要件,所以,这就需要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将侵犯商业秘密罪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第四,方式欠缺合理性。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方式,法律已经规定为公诉方式,或者说规定公诉方式为首选,然而实践表明,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公诉方式为主的规定形同虚设,几乎所有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都是由权利人向侦查机关举报并提供证据才得以进行的,大多数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在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因为证据难以认定等因素而无法得到救济诉案件作为补充形式也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而公诉条件下,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来承担诉讼成本,这就极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对保护商业秘密看似强大的刑事诉讼程序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让权利人感受到真正的实惠,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些案件效果也不太理想。

(二)完善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建议从我国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现状及存在的缺陷出发,我国商业秘密的刑事立法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构建:

第一,商业秘密罪之罪名类化。首先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确定为一个类罪名,再根据不同的侵犯行为具体设定不同的个罪名,并分别规定相应的法定刑。这样才能有利于司法实践对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更好贯彻罪刑均衡的原则。

第二,区分本罪的犯罪主体。本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是指具有一定业务或职务身份的人员以及其他知悉商业秘密的人员。不同主体实施的侵犯行为因其社会危害性不同, 所以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不同。对此,刑法可以根据不同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危害性或侵权行为程度上存在的差别在立法上做适当区别,规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法定刑幅度。

第三,增强刑法规定的可操作性。将“造成重大损失”及“特别严重后果”具体化。此种具体,应该由司法机关以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完成,“重大损失”中的损失应包括失去的现实利益和合理的可期待利益,所以在确定损失数额时,可以综合考虑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润以及合理的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来确定。

第四,把本罪的主观方面限定为故意,排除过失构成本罪。刑法只调整某些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行为,所以,由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不宜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至于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失的行为,因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可以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给予受损人相应的赔偿,而无须刑法的介入。所以,建议删除《刑法》第219条的“应知”一词,将刑法第二款规定为:“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第五,侵犯商业秘密罪应规定为行为犯。对商业秘密进行刑法保护的目的是有效遏制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增强法律威慑力来预防犯罪,而我国刑法将此罪规定为结果犯,只有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时,才构成犯罪。一般而言,“任何只存在有伤害的可能性但没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都不构成自诉的正当理由”,在侵犯商业秘密未遂的情况下,它就属于存在侵权行为但并未造成对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实际伤害的情形,当然商业秘密持有人也就没有理由对侵害人提起侵权之诉了。在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大损失”、“造成严重后果”等程度性要求词语不明确的情况下,潜在侵害人可能会对自己将要实施的侵害行为的后果进行一下预期,如果他认为达不到法律限制的的地步,即预期成本远远小于预期利益,那么他就会毫无顾忌的侵犯商业秘密。所以,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应将重点放在预先防止上,只有对犯罪未遂者作出处罚才会减少侵害的发生。

保密制度的处罚措施篇10

一、目标

全矿全年杜绝一切煤（岩）与瓦斯突出事故的发生，加大瓦斯抽放量，保障瓦斯发电气源的供给，确保煤巷掘进技改任务10月底前完成。

二、工资计算标准

（一）、防突措施孔施工

1、工作面防突工作定员6人，每天4人上班，2人轮休，每班计工资80元(每班工作6小时)，加班时间另外计算加班工资。

2、在正常情况下，每台钻机每班必须按措施施工要求施工12米深钻孔24个以上，少一个钻孔减当班工资5元/人。特殊地质构造带及高危区域经防突值班员认可后特殊对待，但必须说明原因，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3、单班须施工12米深的钻孔24个以上的，其超额部分每个钻孔增加工资5元/人，由值班员考核，矿领导派人抽查。

4、排放孔要根据工作面的情况突出重点，灵活调节，在工作面厚煤带，构造复杂地段，喷孔严重的高危区域，要布置双排排放孔或多打排放钻孔，并及时交班汇报情况。

（二）、抽放孔施工：

1、机巷抽放安排6人上班，单班基本定额工资100元（每班工作时间6小时），机巷抽放固定人员，固定地点，责任到人。

2、抽放孔按设计要求布置，确定现有42mm的钻孔抽放半径为0.5米，孔深30米以上，孔底间距1.4米，机巷布置钻孔20个，控制巷道上帮8米，下帮5米。

3、抽放夹角孔上、下帮每隔1.5米布置一个，布置在煤层中部，与机巷成250夹角，深30米以上。

4、抽放孔施工20米以下，按每个孔0.8元/米计算，20~24米深的钻孔按1元/米计算，24~30米深的钻孔，超过24米的部分按2元/米计算，30米深以上的钻孔超过24米的部分按2.5元/米计算工资。

5、在保证孔数、孔深和防突措施完全到位的基础上，要求完成每条巷道月掘进进尺15米，低于15米进尺的，每月核减当班组作业人员月度奖金50%。完成月进尺超过15米达到20米的，超过部分每米奖励60元，超过20米达到25米的，每米奖励90元（机巷掘进地质构造复杂地段，超额完成任务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增加奖励，灾害严重的巷道任务临时决定）。

6、抽放孔是二次成孔的（即在浅孔基础上加深的）不得重复计算。

7、机巷效检孔不少于6个，每个孔按15元计算，撤管按每个孔管5元计算，打超前支护钻孔按5元/个计算。

8、工作面抽放孔深必须达30米，计件单价同机巷掘进抽放孔一致。

二、奖金计算标准

1、月度未奖给防突班每人300元，抽放班每人400元，抽放班组长另外补贴每月200元（新入矿防突职工每月度奖100元、新入矿抽放职工每月奖200元）。

2、新防突、抽放职工按其工作成绩和技术熟练程度，到下半年可以适当调整月度奖金。

3、年度末奖励防突班每人6000元(今年入矿防突职工年度末奖励5000元)，年度奖金按12个月考核。

四、防突管理分工：

1、工作面密排孔防突措施由吴晓春具体负责。

2、机巷抽放措施由邱升华、刘良庄具体负责。

3、防突、抽放工作督查由矿领导及各班组值班长负责。

五、防突、抽放人员安全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