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货币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三,活动地点：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活动对象：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全院学生

五、活动目的：增加大学生的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识。

六、活动内容：

前期做好宣传工作，给同学一定的时间进行写作，然后我们收集文章，请老师进行评比!

七、资金预算：

1)活动宣传费用

海报纸张3元/张*2张6元

颜料、彩笔10元/份*1份10元

2)活动奖品费用

总计166元

绿色环保征文比赛活动总结

一、活动目的：

增加大学生的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识。

二、活动时间：

三、活动地点：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活动对象：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全院学生

五、活动结果：

一等奖：

二等奖：彭正祥，许亚

三等奖：杨长春，

六、活动总结：

这次征文比赛增加了学生的环保知识，提高了环保意识!让他们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们会以高度的热情去建设我们校园，使我们的校园成为现代与“绿色”相结合的学校! 目录

一、活动主题

二、活动背景

三、活动目的及意义

四、活动流程

五、活动时间、地点

六、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七、活动注意事项

八、活动参与人员

九、活动经费

一、活动主题：迎评从我做起

二、活动背景：

我校即南昌航空大学，于XX年初评估通过，并成功更名为“南昌航空大学”。作为更名后的第一批昌航人，我们在骄傲的同时，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又逢党的十七大圆满结束之际，同学们心中热情高涨。我们要开展“迎评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迎接即将来临的2012年的新的评估工作!

三、活动目的及意义：

通过开展“迎评从我做起”的主题团会。使070941的全体同学都意识到，学校的荣耀使自己光亮，而自己的努力才能使学校有可能在评估中获得好的成绩。所以，当我们跨入昌航的那一刻起，我们代表的就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昌航。为了学校的荣誉，为了个人的光荣，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去自觉维护学校利益，自觉遵守校规校纪，为学校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四、活动流程：

1.主持人宣布团会开始。

2.全体起立，唱国歌。

3.主持人开场白，主要需介绍开展此次团会的目的及意义。

4.大会第一项，请070941班辅导员陈利萍老师为大会致词。

5.活动正式开始，以座谈及小组竞赛为主要形式开展。

1)请xx同学，为我们介绍我校迎评形势

2)请xx同学为我们讲解“南昌航空大学”XX新版学生手册的主要内容，修订的目的及意义。(内容可为学生手册前几章节节选与总结)

3)请四名同学为我们表演两段小品，内容不必复杂，要求来源生活，真实。可带几分幽默，主要对大会起到教育同学，活跃气氛的作用。(主持稿可接为：听完以上同学的介绍，我们应该对我们学校现在面临的迎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的几位同学将为我们带来用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编写而成的小品《》《》，表演者;&;)

4)抢答环节。从学生手册中发现同学们常犯的问题，编辑成题目，再以抢答的形式实践起来。使同学更加清楚迎评的具体做法，而非思想上空泛的决心。(考虑到同学课余时间有限，须先划好重点，再让同学进行阅读、背诵，内容以学生手册为主。)

5)大家共同唱《文明礼貌歌》。(主持稿可接为：大家经历了军训……还记得我们军训中的一首歌么，它正是唱出了我们的精神风貌、诠释了我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下面，让我们全体高唱《文明礼貌歌》。)

6)由班长为我们发起“迎评倡议”。(倡议书的编写主要围绕的中心词“大一-十八岁-成年-责任”、“昌航-昌航人-迎评-责任”、“团-党-祖国-责任”。)

6.大会结束。(主持人做漂亮的结束语，要求重心落于“迎评与责任”并宣布大会结束)

五、活动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XX年11月5日(周一)下午5、6节课

活动地点：g510教室

六、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070941团支部

七、活动注意事项：

篇2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内外失衡;通货膨胀;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1992年~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1970年～2008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篇3

中国及亚洲国家的经济似乎正在回归增长之路,但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的上涨却要大大快于整体经济的恢复。这使许多人担心,亚洲新兴市场上正在形成房地产与股市新的泡沫。

资产价格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与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造成了“流动性”充足。以中国为例,过去五年,中国年度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增长都在17%左右,而2009年这一指标已经超过了30%。因为整个外部市场的萎缩使得投资其他行业的前景都不太好,特别是投资制造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所以房地产就成了最为保险的投资去处。与此同时,人们产生了宽松货币政策未来将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而房地产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好资产,加之不太清晰的购房优惠政策期限,人们又预期将来货币政策可能收紧,于是抢购房子成为时下最时髦的事情。

虽然有通货膨胀的预期,但测量通货膨胀的CPI指数一时并不能相应上升。这是因为面对经济衰退、消费萎缩的局面,企业都要抢着把东西卖出去,减少库存。竞相降价就成为市场上的主导力量。看不到价格大幅上涨的迹象,没有通货膨胀,各国央行便不会中止宽松的货币政策,仍以应对衰退为主要任务。大量的流动性便推高了资产价格。

从1997年的亚洲危机起,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辩论中央银行是否该把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看成是调整货币政策的风向标。但大多数人认为无法判断资产价格膨胀的程度。而且在多数国家,央行要考虑舆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实践证明老百姓是喜欢泡沫的,在泡沫破裂前,虽然有人提醒泡沫已经很大,但总是有舆论在骂“乌鸦嘴”会坏了人们的发财梦。如果在泡沫破灭之前央行就紧缩货币政策,导致泡沫破灭后舆论往往要怪罪央行。

除了上述原因外,目前还有经济衰退这一大背景。判断在什么时候采取“退出”策略,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这已经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艺术”。从中国来看,各种途径流入的外来资本源源不断,更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美国的实际负利率政策使一些金融机构能借钱来炒各种资产,瞄准中国市场的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机构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偏低,现在炒人民币的资产将来会有双倍的收益。这种投机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许多困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为这种投机提供了便利,因此前不久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

然而,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金融泡沫一直伴随着每次由技术突破带来的强烈经济增长。在美国大建铁路时,铁路债券曾形成过巨大的泡沫,后来泡沫虽然破裂,一些金融机构也跟着破产,但铁路却留了下来,并给美国经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电报、电话等技术发明时,投资者的狂热也曾经形成过金融泡沫。但巨大的资金流促使这些技术迅速发展,最终泡沫破灭后,美国的技术着实远远领先于世界。同样,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泡沫也促使美国的信息技术大大发展。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但却能留下一些实物,甚至每次“技术泡沫”破灭都使美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篇4

杨子晖等用最新发展的非线性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15个国家CPI和PPI之间的非线性传导机制及其动态演变轨迹。研究发现这两个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但传导机制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在中国，总体上存在由PPI到CPI的非线性传导机制，这意味着会加人成本推动型通胀风险。然而，下游价格对上游价格的反向倒逼机制在我国也日益凸现，使我国面临着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情景。

张成思等从资本轮动下行业潮涌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将国民行业划分为投资品和一般消费品部门，构建了解释行业潮涌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模型，并用1998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经验分析发现，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对总体通货膨胀率和一般消费品价格变化率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验证了行业潮涌和通货膨胀的联动机制。决策层应该考虑从粗放式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转向重点关注行业潮涌现象及其背后暗示的居民收入、投资品供给和一般消费品供给方式的调整。

姚余栋等围绕通货膨胀预期和央行票据利率构建了中国的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2005年以来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和治理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是我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的冲击，通货膨胀预期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而通货膨胀本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的通货预期具有很强的惯性，货币政策要发挥效用必须对其做出反应，当前来说以央行票据利率为指标的货币政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陈彦斌等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两产品的BPW1Pv模型，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不仅通过财产结构差异产生再分配的作用，还会推高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通过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来影响财产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由于恩格尔系数高而承担了更多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吴锦顺探讨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方法的问题。他用两种方法估计和比较了1995 --2012年我国逐年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种是他提出的基于GMM方法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比较结果显示，他提出的新方法更有优势，因为它能同时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等多个变量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

陈刚基于CGSS (2006)数据，以居民幸福感作为衡量标准测算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经测算，我国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国民幸福感会下降1.13%,需要GDP增加2个百分点才能弥补，从而通货膨胀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以上结果远高于基于欧美国家数据的测算结果，意味着我国的通货膨胀成本远高于欧美国家。在适应性预期的假设下，我国的预期型和非预期型通货膨胀都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福利成本并无显著差异。

彭方平等考察了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问题。他们构建了包含时间效应的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合理刻画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货膨胀率小于2.3%时，通货膨胀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当通货膨胀率大于5%时，通货膨胀率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两种机制的转换发生在通货膨胀率为3.8%的位置，且转换速度非常快，因而当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3.8%时，央行应迅速采取措施。

陈卫民等基于我国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发现:少儿人比重上升能够提高通货膨胀率，劳动年龄人和老年人比重上升则相反;尽管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人口年龄结构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的性质在我国东中西部是一样的;人口结构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老龄化达到较高水平后，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会由抑制变为推高;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消费比重提高都会推动通货膨胀水平上升。

二、对宏观调节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张佐敏将财政规则分为购买规则、融资规则和自动稳定规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考察了不同的财政规则组合对经济均衡和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扭曲税率根据上一期债务规模调整，则经济具有唯一均衡的税率弹性空间最人，而自动稳定规则可以拓宽税率的弹性空间。同时，盯住税率和强自动稳定规则、弱自动稳定规则的不同组合分别有利于实现政府购买刺激目标和稳定产出目标，而盯住债务和弱自动稳定规则的组合最有利于实现稳定就业和价格的目标。

朱军用贝叶斯估计方法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我国财政政策的DSGE规则，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较了各种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我国即期扩张效应仅为0.086%;考虑债务与否的政策规则之间有明显差异，而具有连续性特征的惯性支出规则与盯住产出的规则具有近似的经济效应;严格债务约束和宽松债务约束的财政政策规则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因此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可以采取宽松债务约束的财政政策规则。

胡永刚等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居民消费，一种是。财富效应，另一种是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但是这种预期效应取决于财政支出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程度，只有当反应程度达到一定临界值时预期效应才有效，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他们比较了借新债还。旧债、增加增值税、消费税、工资薪金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和缩减政府转移性支出6种偿债方式。发现不同偿债方式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但各有侧重。

王晋斌等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非对称的损失偏好。他们直接采用非对称损失函数检验了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损失偏好的性质，计量结果并不支持央行在产出缺口损失和通货膨胀缺口损失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损失偏好，因而对称性损失偏好函数的假定不能被拒绝。这意味着央行采取的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目标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选择。他们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复杂性有关。

马草原等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超调现象的形成机理他们针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基本事实，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分析货币政策超调的形成机理，并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是，货币政策超调根源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体系，它造成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过度依赖;国有投资比重上升拖累了总体经济效率，使投资增长的总量效应受到结构效应的削弱，最终使政策当局陷入求均衡和保增长的两难困境因而，要减轻和消除货币政策超调，关键在于扭转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投资渠道的过度依赖，凸显经济均衡发展和结构优化在调控目标中的重要性。

饶品贵等在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的不同影响，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微观证据。其基本结论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货币紧缩对非国有企业银行信贷造成更人的冲击，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替代融资方式，证明了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在我国的存在。另外，他们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我国银行信贷资源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配置的差异及其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信贷资金的边际增加会使企业下一年度取得更好的业绩，不过这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身上，说明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却没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朱新蓉等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是否有效的问题。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基本有效，但是存在行业的非对称性，少数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传导存在低效应问题;货币政策效应整体上存在时滞性，而且不同行业的时滞有差异。

马勇考察了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及其政策效果，在DSGE模型中，动态地引入了一个具有摩擦的内生性金融体系，系统考察了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反应方式。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最有效的方法是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做出灵敏反应，紧盯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规则依然可以成为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石。基于宏观稳定的货币政策可能更青睐简单、清晰的规则，而非复杂的多目标规则王博等以高储蓄率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关系形成的约束为切入点，研究了有利于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货币供给规则。他们将货币供给反馈规则引进了代季交叠(OLG)模型，讨论了差分经济系统稳态均衡点附近的稳定性和福利最人化的消费水平，并用我国1985--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参数校准和模型估计。结论是央行遵循的货币供给行为的结构参数可以影响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进而能够影响稳态的储蓄率;1997年后我国超额货币供给对通胀偏离其目标的反应程度发生了变化;我国过高的储蓄率与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不相容，已经触及理性人的边界状态。作者认为间接提高代表性行为人的贴现率并辅以货币政策参数微调，可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戴金平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化利率规则和非市场化信贷指导两种货币政策调节方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指导都能够引导实体经济、平滑经济波动和增加社会福利。然而，信贷指导这种非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会加剧金融市场利率的扭曲，从而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Z0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研究

范志勇等用参数和非参数方法核算了开放条件下我国1981--2010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状况和特征。指数核算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分析都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快速下降，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资本投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上升，成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贸易条件的恶化使我国2003--2009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实际产出增长，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现象。

龚关等突破了资源配置效率测量方法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他们证明用TFPR的对数方差测量资源扭曲会增加计算误差，转而采用MRPI和MRPL的方差衡量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扭曲程度。他们用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我国制造业跨行业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过对我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果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国1998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增长57.1 % , 2007年会增长30.1% 。

邵宜航等从异质性企业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对交通等硬环境和金融市场软环境造成的扭曲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并将数据延伸到2007年。研究发现:资源配置优化可能带来很大的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收益，资源配置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以2005年为分界经历了先改善后恶化的转变;金融环境扭曲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是造成总体资源配置扭曲恶化的根本原因;交通等基础设施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关键作用，2005年后对人、中企业来说交通等设施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金融的负面影响。

蔡防将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成败。他总结了四种人类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式的新占典增长。他认为我国已经经历了这四种类型的前三个，最终会进入一个新增长阶段。在当前我国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占典增长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不过需要一系列人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

董敏杰等用一个可以测算经济增长来源的非参数分析框架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他们推导出一个非参数分析框架，用1978--2010年的省际数据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测算结果显示，TFP、劳动、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0.9% -3.7% - 85.4%。这表明TFP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我国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很高而且依赖性越来越强。

刘瑞翔在一个考虑了环境因素的非参数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下，用1989--2010年的省际数据，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消耗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为70.2% ,全要素生产率为20.55%，环境消耗为9.25 %，然而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很大差异;存在增长源泉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波动贡献度相背离的现象，中国经济更多地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致的变动趋势。

李平等基于纯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我国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增长的源泉。主要结论是:我国生产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其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资本投入驱动型，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源于资本投入贡献的差异;我国生产率2002年以来呈下降趋势，同时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证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武鹏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他用SFA和DEA方法，基于我国1978--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劳动、资本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研究发现: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贡献率高达92%;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略高于劳动，但绝度水平较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分为1979--1985年、1986--1997年、1998年后至今三个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投资拉动的作用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二是效率驱动的作用逐渐弱化，直至走到经济的对立面。中国未来迫切需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效率驱动。

张德荣研究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他根据统计数据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适时转换动力机制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深层次看，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激励。我国存在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

郑挺国等构建了一个可以综合利用我国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的经济周期计量模型混频数据区制转移动态因子模型。他们运用该模型识别了我国1992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态势，并在搜集宏观经济实时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05--2011年间经济周期的识别和测定进行了实时分析。他们发现混频数据区制转移动态因子模型可以很好捕捉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并且可以提取出基于混频数据的一致指数;该模型在我国经济周期测度上有很好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从而对我国是适用的。

欧阳志刚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方法检验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国际协同，并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的约束下分解了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周期。他们对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分别设定了非线性因子VAR模型，以研究国际共同冲击、本国冲击和外国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波动具有国际协同特征，国际共同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有明显的正向冲击效应;2012年以来国际经济增长趋势处于下降通道，将会带动我国经济的下行。

杨子晖等也考察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他们构建了一个国际经济周期三层因子模型，基于24个主要经济体的跨国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在过去十多年里与全球经济周期密切关联，我国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国际共同因子项解释了我国CPI波动的很高份额，外部因素对我国物价变动有显著的冲击;美国经济周期对世界经济周期具有主导作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经济因素对主要经济体的产出、股指波动的影响增加。

吕朝凤等构建了一个考虑外生政府支出冲击和代表流动性冲击的偏好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解释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代表流动性冲击的偏好冲击是消费、TB/GDP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政府冲击是消费、就业、TB/GDP和产出波动的重要来源，该模型可以解释我国92%以上的经济波动特征，而且可以合理预测实际消费与TB/GDP之间、产出与TB/GDP之间的明显的逆向协动性。

林建浩等用条件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对我国1979--2011年GDP增长率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演变过程中的人稳健问题。研究发现: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界，我国经济从高波动与低波动交替出现阶段进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人稳健2006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了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的方差结构转移，目前还无法判断这是人稳健的插曲还是终结。对于人稳健的可能原因，他们认为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存货投资并不是GDP稳定化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化与产出增长的稳定化紧密相关;货币政策呈现出与GDP增长类似的波动结构变化是人稳健的重要潜在根源。

五、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变动趋势问题的研究

孙国峰用DSGE模型实证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测算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一定幅度的高估，但危机后我国加入WTO后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共同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变为低估，低估幅度在2006年时达到近15%的最高点;次货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低估幅度迅速减少，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高估;2009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均衡。

陈华研究了央行干预对人民币汇率均衡的影响。他从外汇交易者异质性的微观假定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了央行干预对汇率失调程度可能存在的影响.并结合2005年8月至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用ESTAR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央行干预对汇率失调存在U型效应，央行干预推动了人民币汇率更加均衡。

陆前进等从银行信贷、外汇储备角度考察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形成机制，强调了银行利润最人化的信贷供给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双重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可以表示为贷款利率、名义汇率、外汇储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价格水平的关系式，这些因素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名义汇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正向变动，贷款利率、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压力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负，劳动生产率和美国价格水平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正。

徐国祥等构建了人民币分别同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货币的五元和四元模型，研究跨市场汇率波动传导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波动传导效应关系，汇改后人民币表现出更强的波动传导效应，只有欧元汇率表现的相对比较孤立;在新兴市场之间构建的汇率波动传导模型中，和其他货币相比，人民币具有更强的波动传导效应。

梅冬州等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不考虑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型货币错配情形下，货币升值能明显降低贸易顺差，并且对产出的影响不大;然而在考虑到我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持有人量外汇资产并且主要依靠国内融资的现实情况后，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货币升值会降低企业净值，使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迅速上升，从而对投资和产出有抑制作用，进而带来投资品进口的人幅下降，最终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林念等研究了实际汇率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对1980--2007年12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受汇率制度的影响;实际汇率升值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加速促进服务业发展，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二者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411徐涛等研究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存在差别，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作用不大，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毛日异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就业的传导机制和渠道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出口开放渠道和进口竞争渠道对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对于私营工业部门，国有和外资工业部门的就业水平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戴觅等首次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汇率冲击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就业人数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有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企业就业量因汇率升值而下降，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量因汇率升值而上升，使得汇率冲击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经济效果很小。

徐建炜等针对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的加总谬误问题，测算了我国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通过匹配国内外分行业的价格和贸易数据，他们估算了人民币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国内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还讨论了实际有效汇率指标用于计量经济分析的内生性问题，并提出了两种修正内生性的指标，发现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指标优于加总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戴觅等则利用2000--2006年企业一交易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我国企业层面的名义和有效汇率。他们发现，不同企业面临的汇率变化存在很大差异，企业有效汇率差异的95%来自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差异而不是行业间的差异，企业的进口的数目与其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四黄万阳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有没有被低估的问题研究发现，中美基本要素对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有重要的长期和短期影响，2008 --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被高估了5%--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了2%-6%，而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2009--2010年接近均衡水平。

六、收入分配与宏观收入分配调节问题的研究

林毅夫等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了收入分配的根本决定因素，认为政府不当的发展战略才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如果政府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持续下降}。利用我国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

褚敏等利用我国1986--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的视角揭示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恶化的深层原因。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行为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国有企业垄断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结合，即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的行政垄断，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根本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消除行政垄断。

常进雄等研究了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问题。他们从CES生产函数出发推导了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基本条件。研究发现:劳动对产出的贡献远高于资本，劳动者的所得却远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怎样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取决于发展水平和要素票赋，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大于单位弹，通过扩大就业可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反之则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我国东部地区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提高工资水平是有效的，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扩大就业是有效的。

陈宇峰等综合考虑了技术偏向、垄断利润和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试图完整揭示劳动份额的影响和决定机制。研究发现，就单个产业来说，垄断利润率是劳动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其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的技术，同时二元经济结构下逆资源票赋的技术偏向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

学界特别关注城乡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万华基于泰尔指数构建了城镇化与收入不均等的理论关系，绘出了表明二者关系的倒U型图形。基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在1978--1994年间使总体的收入不均等上升了，但1995年后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尤其是2003年后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使贫富差距有所下降。钱忠好等考察了土地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扩大，二者是一种倒U型关系，城乡居民收人差距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扩大到相对平稳再到相对缩小的态势，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影响的拐点为25.3%。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s4万远海等评估了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考虑了内生性问题，重点关注那些户籍属性发生转变的群体，并综合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来估计户籍的歧视性作用。研究发现，2008年，户籍歧视使农村居民的收入下降了3.5%，户籍歧视的存在使基尼系数从0.488上升到0.499因此，户籍歧视对我国的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徐建炜等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1997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尽管1997--2005年税制的累进性下降了，但是由于平均税率人幅上升，个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人多数年份仍然上升了;我国2006年以来多次调高个税的免征额，在提高了个税税制累进性的同时降低了平均有效税率，免征额提高从总体上反而恶化了个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它在降低中、高收入者税负的同时没有使低收入者受益;我国个税与发达国家相比累进性较高，平均税率偏低，削弱了个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5r i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李斌等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和松弛问题的非径向非角度SBM效率测度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法，测度了我国工业36个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了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门槛值。研究发现:2001--201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倒退，导致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为负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但存在着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介于门槛1.999和3.645时，逐步加人规制力度会有利于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蒋伏心等选取了2004--2011年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用两步GMM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呈U;型动态特征，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抵消效应转变为补偿效应环境规制主要通过FDI和企业规模两方面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利润率和工资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并且不受环境规制的影响。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抵消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杨继生等通过构建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系统，测度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环境成本和社会健康成本及其地区差异，并考察了法制、文化、社会意识等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健康动态影响的趋势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成本约占人均GDP的8%10%，且发达地区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医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66，显著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最终反而降低了社会健康总水平;非量化社会环境因素对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2008年以后显著弱化。

涂正革等基于我国1995--2011年30个省工业化、城镇化和COZ排放的数据，用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研究了工业化、城镇化对CO排放的动态边际净影响。研究发现:我国COZ排放的区域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加速是我国COZ排放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工业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但工业比重的边际碳排放量却呈上升趋势;城镇化给我国碳减排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城镇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COZ排放量平均增加6.83MT他们最后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产业转移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赵红等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1978--2010年COZ排放与城市化、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贸易开放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贸易开放长期中对COZ排放有正向影响，城市化则有负向影响;短期中，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对COZ排放的正向影响较强，城市化则有较强的负向作用，贸易开放的作用不确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存在互为因果的双向影响机制，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和城市化与碳排放则仅存在单向影响机制。他们从减排政策、能源结构、对外开放、城市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茂兴等将环境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扩展后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部门在内的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分析了环境的消耗、再生和管理，物质资本积累、研发、人力资本开发等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基于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是:人力资本开发、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可持续最优增长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长期来看，环境管理对最优增长率、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端;消费者越偏好未来的消费，环保意识越强，可持续最优增长率就越高。

篇5

今年下半年以来，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控的房地产政策以及步入退出通道的家电刺激政策对国内家电市场产生的作用逐步显现：家电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市场需求同比快速下滑、经营成本高企、内外销普遍低迷。

阿拉丁中营网行业总监吴辰辉指出，“在这种政策下，一直追求产能扩张、规模化盈利的家电企业赶快转型。即将开启的2012年家电市场竞争，不是拼速度、拼规模，一定要拼耐力、拼实力。”

政策调控趋紧

从2009年三大家电刺激政策利好的频频出台，到今年以来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一系列紧缩调控措施出台，近年来政策进退成为影响国内家电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先后出台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后，直接引发了家电企业在上游端的融资空间受限、原材料成本上涨，下游的房地产政策调控引发的楼市成交低迷、市场需求放缓，让家电业陷入了“两头受挤压”的艰难生存环境中。

吴辰辉指出，“家电市场由于房地产调控、CPI上涨等宏观因素的影响，用户购买能力受到一定压制。”不过，亦有家电企业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国家政策推动下的各个地方政府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将在今后成为推动家电市场刚性需求的重要力量。”

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对当前家电上游产业链造成不小的影响。《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正引发铜产业链的资金困难，铜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在实行低库存策略，以销定产、按需采购。来自阿拉丁中营网的监测数据表明：截至10月底，国内的铜库存降至7.4万吨，创年内最低点。

吴辰辉分析，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到家电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特别是在家电业毛利润长期偏低的情况下，这种剧烈波动对家电企业成本控制压力更大。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整体增加，会造成家电采购需求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此外，承担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导致家电企业系统性运营风险。

企业多元转型

今年下半年以来，节能惠民、以旧换新、家电下乡政策等三大刺激政策步入退出通道，国内家电企业在“内忧外患”下面临新一轮的发展转型挑战。

转战中高端市场、推动低碳绿色转型、发力新能源物联网智能等新兴市场，《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国内家电企业正在谋求并构建“后政策驱动”时代的竞争体系。海尔推出全球首台物联网冰箱、美的推出并销售太阳能空调、小天鹅推出智能投放功能的物联网洗衣机、长虹推出智能家居系统解决方案、TCL推出智能云电视标准、海信推出三网融合新品I’TV，越来越多的家电企业已经将市场竞争的重点从价格战谋求份额最大化，向技术战构建可持续竞争力转变。

在家电观察家洪仕斌看来，“无论当前的智能电视热潮、全直流变频升级、多开门保鲜冰箱的热销，都折射出国内家电企业在完成了资源积累后，谋求以新兴技术撬动新兴市场的转型努力。”他表示，不过，从制造立企向技术立企的转型，对于中国家电业而言并非易事。

篇6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银行县支行是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货币政策体系的“神经末梢”，处在上传基层经济金融信息，下达总行货币政策意图的关键部位，但由于近年来的一些改革措施不配套，使人民银行县支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效能受到一定制约，给辖区内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原因涉及到方方面面，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定位有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弱化。毋须置疑，近年来，人民银行县支行针对辖内部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低、不良资产率高，经营效益差，金融风险存在隐患的现实，把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且强调其任务就是强监管、防风险、保稳定。这种职责定位，客观上形成了人民银行县支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履行监管职责上，而未把货币政策职能摆上应有位置，抓紧抓实。思想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力，本来一些对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大量具体的工作没有去做，更没有集中精力，系统、深刻地研究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措施和办法，最终导致人民银行县支行没有真正发挥履行货币政策职能应有的作用，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是信贷管理欠科学，直接影响传导效果。目前，人民银行县支行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信用传导渠道，但从实施效果看，这一渠道存在许多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导效果。主要表现在，首先是贷款权限过分集中。1998年1月1日，人民银行取消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由商业银行自主放贷，各商业银行均在系统内实行了“限额管理”，过度强调资金管理的统一性，贷款发放权上收现象较为严重，国有商业银行地（市）分行贷款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县（市）支行的贷款权几乎没有，从而使主要分布在各县市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大缩小。同时由于贷款在商业银行上下级之间上报、研究、审批、反馈、发放的过程手续多，时间长，一笔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快则十天半月，慢则二三个月，企业普遍感到贷款不方便，贷款到位慢。使一些项目的资金需求不能及时保证，减弱了政策效果。其次是在信贷业务的管理上，商业银行普遍对企业实行贷款信用评级制度，企业只有达到较高的信用等级才能取得贷款，由于信用评定不尽科学，企业规模、经营实力等评定标准对广大中小企业资信评估不利，形成脱离现阶段企业实际情况的高门槛政策、使获得贷款支持的企业范围明显缩小。如工商银行将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AA、AA、A、A级以下等几种，只有在A级以上才在可能获得贷款，据调查，绛县20__年与工商银行有贷款关系的26户企业中，只有10户有贷款资格，仅占贷款户数的38，由此可见，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功能呈现日益萎缩的现状；第三是各银行在信贷政策的制定上不能突出自身特色。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执行中，竟相将资金重点投向辖区几个时下发展势头较好的大企业，不去下功夫研究潜在市场，贷款投向严重趋同，“垒大户”行为越演越重。这样一方面形成资金在企业间的分布不均，不利于开发潜在市场，培育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潜在的系统性信贷风险。第四是不对称的信贷激励约束机制导致信贷人员“不想贷”。在严厉追究信贷人员责任的同时，忽视对信贷人员的工作激励，没有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奖励措施，奖励工作出色的信贷人员，由于信贷人员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对称，不仅无法调动信贷人员信贷营销的积极性，反而挫伤了其积极性，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三是县域金融机构萎缩，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不健全，使信贷政策无法传导到位，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调整经营策略，贷款主要关注大企业大项目，有逐步淡出中小企业的迹象，由于县域金融机构减少，再加上邮政储蓄存款分流农村资金，尽管农村信用社加大对“三农”的服务和投入，终因其自身资产质量差，资金实力弱，想放贷愿放贷苦于资金不足，因而出现了对中小企业服务的真空地带。不仅限制了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增大了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等问题的难度，从而使信贷政策无法传导到位。

四是政策措施不灵活，削弱了信贷政策实施效应。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高度统一，缺乏灵活性，人民银行基层行难以结合实际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行分层次调控，因而难以发挥对区域信贷结构调整作用。由于商业银行没有正确处理信贷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制约了信贷投入的增长。信贷政策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引导信贷资金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其制定的依据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因此，信贷政策应具有区域性、系统性。但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信贷政策的执行中，过分地强调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缺乏区域实施上的灵活性，不能针对因各地经济差异所形成的对金融需求的不同而实行灵活的政策措施，使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加剧，削弱了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其原因有二：首先是没有正确划分企业大与小、强与弱的关系。目前各银行为增强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在信贷业务策略方面，重点倾向于“大城市、大企业”，纷纷推行“扶优扶强”、“抓大放小”的经营战略，但是由于在不同地区、企业布局不可能均衡摆布，企业的规模也因产业特点的不同标准各不相同，且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求“大”的原则下，机械性地选择贷款对象，使县域企业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大打折扣；其次是没有正确处理产业政策限制与区域产业特点的关系。由于信贷政策在具体的产业投向、产品投向等方面的统一要求可能与地方经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使银行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弱化，尤其是一些以资源型传统产业为主的地区，在产业升级改造时，往往由于信贷政策的限制得不到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优化经济结构的进程，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得不到加强。

五是信用环境欠佳，制约货币政策的传导时效。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经济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只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为货币政策的有效畅通传导提供“优质的土壤”。然而目前的社会信用状况不容乐观，企业不讲信用，大量拖欠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加之借改制之际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惧贷心理，使银行心有余悸，严重挫伤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据调查，绛县县域经济发展中企业贷款不能满足的原因依次为：产品没有销路（80）、负债包袱重（67）、信用度低贷款逾期欠息（61）、经营亏损（53）、自有资金不足抵押担保不落实（42）。由此表明，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低，是难以引起银行贷款青睐的首要原因。其具体表现在，一是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经营风险大，多以农产品粗加工的传统产业为主，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无市场无销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缺乏竞争力，

很难引起银行贷款的关注；二是产权改革不彻底。绛县中小企业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占52，私营企业20，股份制企业13，其他经济成分企业15，而国有集体企业大都采取租赁、承包经营方式，真正涉及企业最核心的产权改革并不多见。由于产权不明晰，产权主体缺位，企业法定代表人负盈不负亏，银行只能望而生畏，不敢下注；三是财务状况差。多数中小企业缺乏自身积累，资产负债率高，历年亏损、人员、税费等历史包袱沉重，欠息欠税欠费的中小企业十分普遍，生产越多亏损越多，资本金及有效资产严重不足，导致贷款抵押担保难。

六是宏观调控的负面影响。20__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保证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同时，经济运行中一些旧有的突出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又出现了一些需要关注的新问题，货币信贷收缩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在金融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同时，行政性信贷控制措施导致信贷投放结构与宏观调控的意图存在一定矛盾，货币供给量增速下降过猛，用于正常生产的短期流动贷款减少，用于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增加，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民间金融又趋活跃，资金体外循环增加。如果货币信贷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速和结构，将对20__年县域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对策

产生于改革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也唯有改革与发展才能得以较好地解决。其中，着眼于微观创新是解难的前提，着眼于落实创新是解难的关键。这就要求县级人民银行要努力当好建言献策的“参谋员”，疏通梗阻的“服务员”和抓好落实的“督导员”。具体地说，县级人民银行要在工作实践中需要做到“六个创新”。

（一）创新金融环境。地方政府要积极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一是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本着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战略原则，坚持提升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主导产业并重，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扶优扶强，积极培育、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实施资产重组联合，以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产品为龙头，发展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带动辖区经济整体上较快发展。二是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整顿和规范社会信用，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是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同银行、企业一起共同努力，尽快提升区域信用状况，营造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要在全社会加强信用宣传教育、倡导诚实信用观念，营造一种讲信用光荣、不讲信用可耻的舆论环境，促进全社会信用观念的提高；要积极支持和配合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制裁各种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权，确保金融资产的安全运行；要开展区域内企业信用评价活动，使企业真正认识到只有良好的信用度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和支持，重塑平等互利，恪守信用的银企关系；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区域性信用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降低银行放贷风险，有效解决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人民银行要继续加强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管理，确保信息录入的及时、准确和完整；整合、挖掘系统数据资源，加强对重点行业、企业贷款情况的分析，进一步提高系统应用水平；积极推进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扩大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范围，补充和完善信用中介机构的档案，探索信用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对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进行研究和规划，积极推进社会信用环境建设。

（二）创新督促检查。近年来，为支持扩大内需，人总行制定了《关于金融机构开办消费贷款的指导意见》、《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关于农村信用社开办小额信用贷款的指导意见》、《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信贷政策措施，同时为解决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要求金融机构编制信贷资金营运计划、建立贷款营销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确定贷款审批权限等，这些要求的实现，既离不开基层人行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也需要人行进行督促检查。为此人民银行要尽快建立金融监督检查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和完善行使金融监督检查权的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依法开展对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有关行为的监督检查。依法规范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行为，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水平。同时，应引导各金融机构彻底摒弃“大就是强”、“大就是好”、“抓大丢小”的信贷观念，增强经营货币的市场营销理念，树立“五好五不论”的信贷意识，即只要企业机制好，产品质量好，市场销路好，经营效益好、还贷付息信用好，不论性质、不论大小、不论归属、不论行业、不论城乡都积极予以信贷支持。通过大力组织协调和加强督促检查，切实确保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三）创新管理体制。商业银行要改进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建立政策统一、区别对待、效益优先、确保安全、责权一致的信贷资金管理方式。商业银行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制定和运用区域性信贷政策，促进信贷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避免政策上的“一刀切”所形成的区域之间政策效应的不平衡。按照有效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合理调整授权制度，既要强化总行一级法人的经营体制，又要使下属分支机构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在授权的前提下作出灵活的应变，增强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强化信贷风险防范和约束机制的同时，更要建立和完善信贷投放的激励机制，实行贷款责任、权利与利益相一致，调动基层行和信贷人员的放贷积极性。人民银行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紧紧围绕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一是强化窗口指导。根据上级行的货币政策要求，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辖区经济发展的地方特色，制定货币信贷指导意见，明确贷款的重点支持对象，利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劝告、引导，影响其放款的数量和方向；二是用足、用好手中掌握的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特别是要借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东风，重点支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并以此为杠杆，激发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三是搭建平台，通过举办银企座谈会、贷款供需洽谈会等多种形式，促进政、银、企的沟通，促进项目与资金的衔接，实现经济金融的同发展共繁荣。要改进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方法，突出对企业的信用评价和所处的经济、信用环境的评价，即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效益性，又注意评估其资本实力和贷款方式的风险性，使信用等级评定能够动态客观地反映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要引导商业银行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对A级以上或能够提供有效担保的中小企业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授信额度。除项目贷款外，对提供低风险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各类信贷业务审批权可一直下放到基层行。要简化信贷审批环节，提高放贷效率，建立贷款“绿色通道”，大力推行贷款限时服务，对无故延期放贷者实行处罚。要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强化基层行营销贷款的职能，调动基层行对中小企业营销服务力度，着力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并建立相关组织、制度保证和约束激励机制。

（四）创新协调机制。县级人民银行要进一步提高科学观察、分析和判断经济金融形势的能力，提高执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能力，提高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能力，提高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力，提高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力，提高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能力，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确保信贷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综合经济部门、银监部门、各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建立由人民银行、银行监管部门、各银行、保险、证券机构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季度经济金融运行形势分析例会制度。分析研究辖区经济金融运行状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改进改进建议和措施；同时，也应了解当地政府对信贷的需求及建议，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信贷意见，统一政府、企业、银行的思想，针对重点行业贷款情况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苗头性、局部性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增强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有效性，提高“窗口指导”的有效性，以引导金融机构进行信贷结构调整为目标，及时向金融机构传递宏观政策意图，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着力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建设，加大对重点行业、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和推动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管好用活支农再贷款，积极支持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支持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协调金融机构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和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五）创新调控手段。县级人民银行要根据上级行的货币政策要求，指导商业银行按照择优扶持、营销和管理并重的原则，根据中小企业所处地域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和投资环境，制定引导性较强的贷币信贷政策，包括中小企业的行业政策、地区政策、客户政策、利率政策、分类指导政策和风险控制政策，同时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当好金融机构的“代言人”，不断为金融机构排忧解难，为其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人民银行再贴现与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贷款比例挂钩，实行多贷多贴，其利率也可适当优惠。要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信贷集中投放风险预警机制，调控和引导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向投量。继续发挥信贷政策结构调节功能，切实落实有保有压。在企业经营机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鼓励和限制性的窗口指导和信贷措施来贯彻落实有保有压是必要的。

篇7

王廷科：经营环境变化催促商业银行转型

2011年，国际经济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政策性复苏之后，将重新进入下行区间，金融体系脆弱性犹存，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而强烈的分化，经济和产业结构将加速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交织，使得国民经济在运行中呈现诸多两难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环境所逼、形势所迫。因此，“十二五”时期必定是一个经济金融的重要转型期。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只有谋远而变、顺势而为，主动推进经营模式的转型，才能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转型压力

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必然性来分析，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环境变化使商业银行面临转型的压力。

一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将从过剩行业调整、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企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发展、消费增长转型等各个方面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带来风险和机会两方面的深远影响，这要求商业银行既要在业务和客户选择过程中增强风险识别与把握能力，又要抓住更多优势客户基础和新的金融业务机会，调整业务结构与服务方式。

二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逆周期全面强化，将从风险控制和资本要求等方面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重大影响和压力。由于受到全球监管新举措、新标准的影响，比如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反周期监管、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等，势必使国内银行业监管随之全面强化，这需要商业银行进行一系列重大经营调整，包括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改进盈利模式、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等。

三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都要有新的重要发展，直接融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间接融资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利率也必然会逐步地走向市场化，这使得银行业传统的过度依赖贷款增长的业务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和过度依赖大企业大项目的业务拓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必须重新进行调整。

四是内外部金融竞争的加剧也为银行业经营模式转型带来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年，银行业经营和竞争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同质化带来的竞争残酷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催生差异化。出于持续发展和建立比较竞争优势的需要，寻求差异化竞争策略，积极探索新的经营蓝海，已是商业银行的必要选择。

商业银行转型战略

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取向来看，以下八个方面战略选择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更加重视和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客观上需要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和完善综合服务功能。不仅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更要提供与融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投资银行、现金管理、清算托管、财富管理以及消费信贷全面金融服务，强化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现代金融服务提供商。

第二，更加重视业务的均衡协调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居民消费的升级转型，商业银行有必要通过均衡业务发展战略，推进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资金市场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均衡、协调、合理发展。加快信贷结构调整，逐步降低贷款集中度，开发新的融资市场；全面提升个人银行业务发展水平，提升个人银行业务利润贡献度；提升中间业务和新业务的利润贡献度，不断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第三，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之一，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使中国经济不能再走高耗能、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发展路子。而从银行业来说，资本约束的强化也迫使商业银行必须走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其核心就是要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资本消耗，增强内生增长能力，不断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和股本回报水平；要在优化资本配置、决策体系、风险管理、市场营销和客户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资源消耗取得更多的效益与价值。

第四，更加重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过度依赖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的业务模式日益受到挑战，需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从战略上把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作为方向，有利于商业银行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和提高定价能力。

第五，更加重视发展低碳金融业务。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积极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在建设绿色银行、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更加重视发展中间业务。发展中间业务是破解资本约束和盈利模式单一化的必然选择。“十二五”期间商业银行转型的基本战略选择就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大力创新各类中间业务品种，增加合理收费收入特色，进一步发展各类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改变传统盈利模式，建立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模式。

第七，更加重视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发展之源，也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必然要求。西方发展国家是金融创新过度，我国银行业则是创新不足，我们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而抑制金融创新。不过，金融危机启示我们，金融创新既能对冲和分散风险，也能聚积和放大风险，关键是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业银行既要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取得比较竞争优势，又要使创新始终围绕客户的服务需求和自身稳健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需求推动创新，不断提升创新的有效性。

第八，更加注重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十二五”时期银行业发展在面临诸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新的风险因素，如利率市场化的风险、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风险、资产价格泡沫条件下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潜在的风险隐患等。同时，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银行业将实施更为审慎、逆周期的行业监管，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要取得转型成功，必须以科学的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为导向，进一步增强风险定价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作者系光大集团股权管理与运营部总经理）

张杰：货币政策调整、巴塞尔协议III与银行业转型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货币政策，由先前宽松的、积极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在汉语当中，“稳健”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正如“积极”之于财政政策，可以积极扩张也可以积极紧缩。如何理解这个“稳健”，网上也有很多说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央的这种努力和意图最终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表示怀疑。“中央一声令下，效果马上显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地方、对于一些国企和国有银行，中央政策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严格意义上讲，此前的巴塞尔协议与中国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巴塞尔协议III则有些不同。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让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深受打击，而中国则“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因此，新的巴塞尔协议就不能不考虑中国因素。巴塞尔协议III中体现中国的因素当在情理之中。其实中国实际的资本充足率比巴塞尔协议III要求的要高，银监会制定的中国监管标准比巴塞尔协议III高出一些也属顺理成章。相对于资本市场，银行业是中国的看家本领，所以让中国参与此类全球性规则的制订，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外，巴塞尔协议III推行以后，全球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将要增加，不难看出，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实际上是经济危机背景之下银行稳健派或者银行家的胜利，或者说是银行出资人的失败。在短期，银行出资人要多掏钱，其收益率也会相应下降。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随着全球银行业的经营跨过这个门槛，出资人利益集团会有相应对策，加上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巴塞尔协议III仍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长期以来，基于特殊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背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与企业部门。因此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让银行业转型，即从服务政府经济目标、服务大项目、服务企业，一下子转向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短期注定不会见效，因为银行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由此不难设想，中间业务在银行业的经营转型当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还需要时日。此外，中国的银行业长期享受高利差，这一方面表明银行体系本身具有改革惰性，同时也预示着利率市场化与未来中国银行业转型的空间比想象得要复杂。

中国银行业一直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疾驰，然而像9%以上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持续还是个未知数，一旦回落到6%或5%，银行业能够保持稳健经营也是个未知数。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关联度太大，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减缓，银行业的发展也将受阻，而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高位增长恐怕不可持续。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为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预作金融准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陈金洪：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全球经济在2011年将继续处于复苏通道，但复苏势头将比2010年减弱。全球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犹存，风险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将有所回落。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先抑后扬，地产投资经历探底回升过程；国内消费将持续增长，但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有限；出口前高后低，贸易顺差进一步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回归“稳健”是必然趋势。重点是对冲通胀风险，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惩罚性定向央票的发行或许不可避免。M2的增速目标预计中性偏紧，贷款投放可能基本延续2010年3∶3∶2∶2的节奏，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依然较大。

在此宏观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各类风险的管理能力仍有待加强，“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依然存在；二是贷款规模控制下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面临压力，风险抵补能力不足问题仍较突出；三是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四是宏观形势和政策变化加大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难度。

为此，2011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应重点关注如下几点：

第一，关注房地产风险。2011年，流动性将成为房地产企业的首要问题。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风险主要表现在：大型房企集团多头授信，集团内互保问题；大型房企集团关联机构繁多，信息严重脱节问题；房企负债类整体逐步上升，资金链趋紧问题；贷款面临集中到期问题；房价不稳定导致相关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加大，风险缓释功能减弱等。

第二，关注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整合可能导致部分融资平台被关闭，银行贷款面临授信主体更换、担保方式更换等贷款重组的可能，增加了贷款偿还的不确定性。另外，房地产调控持续深入可能引发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地价下降及需求减少，对于“土地财政”特征明显的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可能锐减，部分到期贷款可能存在难以按期足额偿还的风险。

第三，关注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应该加强动态监控，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第四，关注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在2011年保持升值趋势，对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发展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致力于贸易金融、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银行格外关注。

第五，关注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该风险使得部分资产泡沫程度加大，相关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加大，风险缓释功能减弱。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松奇：央行货币超发与通胀

前不久，吴晓灵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本意是提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被某媒体作者进一步引申放大，并演变为“央行货币超发43万亿元”。该说法引起了强烈反响，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和现央行副行长马德伦都明确表态说“央行货币超发”提法不科学。随后，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出面进行了正式回应，他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GDP是流量指标，M2是存量指标，两者直接相减的算法不科学；二是央行货币超发是因为存在所谓“倒逼机制”。

新的理论入手点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是流通中货币的源头，有三个流出渠道：现金、再贷款、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的外汇购买行为。这三个渠道在释放基础货币时总是通过商业银行这个最重要中介机构体系进行。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并不直接与企业、家庭和国外部门打交道，只有商业银行才能通过自己的资产负债业务在千万次日常交易活动中把央行的货币供给由可能变为现实。在近年的商业银行业务中，除了由央行到商行，再到企业或居民户的间接货币供给活动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货币供给派生渠道，就是商业银行的票据贴现转贴现业务。这类业务若无真实贸易票据支撑或客户因信用等级高获取较大折扣保证金要求，就会在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贴现业务中凭空生成货币供给。这种由银行承兑汇票连锁转贴现形成的衍生性货币供给由于增大了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规模，在监管部门一定的存贷比例监控制度下又反过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性质属于坊间流行的所谓“货币超发”，但这种货币超发并不是吴晓灵所说的央行货币超发。

从理论意义上说，假定不存在财政直接透支的体制基础，央行如果存在货币超发的主观故意，除了购买中央政府债务和为某些金融机构提供弥补亏损窟窿的再贷款这两种渠道外，正常现金投放和购买外汇行为都不能算做是货币超发。

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说，货币超发是指与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相脱离的货币供给行为。中国的现金供给通常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衍化出来的，每个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后，企业的基本账户都可以提取现金，这种现金供给事实上存在一种自动生成机制。而央行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外汇虽然转化成了人民币，但每一笔外汇都有国外部门的实际供给能力相对应。因此，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转换成人民币不构成外部购买力，但央行购汇投入的基础货币也大体被央行又用央票对冲的方式回收了去，只要时间及时数量足量，这里似乎也不存在所谓货币超发问题。

从货币供给机制说，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头，企业、居民户的信贷类业务和现金持有行为都会对货币供给乘数产生影响，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通常中央银行并没有货币超发的故意，因而也不承担所谓货币超发的责任。

不应归咎于央行

纵观世界经济周期发展史和通货膨胀史，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货币的舞蹈史，从理论说这没有错。但每个国家、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通货膨胀成因都千差万别，有外部输入式、内部生成式、成本推进式、需求拉上式、制度转型造成的体制摩擦式等等，因此，很难简单地用货币供给增速与GDP增速对比来解释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国M2每年以18%左右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的背后推力是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速扩张及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现状在强制结售汇体制下中央银行的被动货币投放。在多年的实践中，中央银行已摸索出一套娴熟的对冲操作经验即用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从市场吸纳流动性。从1999年至2009年，央行负债合计由3.5万亿元已扩张至24万亿元。这10年间额外增加的20多万亿元的中央银行负债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大体抵平。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尽管会形成短暂基础货币投放，但央票对冲已抵消了那些巨量购汇人民币对流通的冲击效果。

篇8

2016年全年金融市场最大的波动来自于工业品，南华工业品指数上涨了70%。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带动了通胀的回升，对于宏观政策来讲，通胀是比金融市场波动更为重要的目标。

2016年经济表现出局部的L型增长和V型的通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宋国青认为，这反映出了宏观政策的协调有待提高。

作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参照标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相信会比现在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更全面监测流动性和需求变化的能力。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种宏观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再通胀能否延续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二者的协调度在2017年如果得到进一步提高，那么这种变化可能会缩窄中国的产出缺口。

流动性和通胀的变化

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以及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在过去的18个月中带来了宏观流动性的持续回升。传导的渠道有两个，一是财政扩张；二是房地产投资需求。

房地产投资是在社会融资当中的，这部分比较容易观察。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地方债务置换减少了银行贷款、信托贷款以及一部分城投企业债券融资，导致这两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偏低。但是从政府债券存量来看的话，是在快速增长的。2015年末，社会融资存量在138万亿元，政府债券余额15万亿元。在2016年当中，社会融资存量增长了16万亿元，而政府债券余额增长了7万亿元。政府债券融资增量接近社会融资增量的一半，其对于流动性的影响已经很大了。

我们可以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加上政府债券托管余额，再扣除金融机构的财政存款余额来作为包含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全社会融资规模。从2008年以来，这个广义的融资规模的同比增速领先于PPI同比增速的变化，显示出稳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是稳定流动性。流动性总量高增长刺激了总需求增长率上升，特别是在工业领域（见图）。

广义的融资规模反映出流动性增速回升是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的，2016年11月达到17.4%，也对应了PPI的持续恢复以及在2016年下半年的加速上升。而且，流动性增长尚未逆转，也就意味着未来PPI仍将继续回升。

逻辑起点在于供需。要预测未来的宏观政策变化，可以先从过去政策组合是如何影响供需和通胀来看，再去推演政策对通胀变化的反馈，以及又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金融资产价格。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工业投资相对稳定，波动较大的是基建投资和住房按揭推动的房地产销售，这主要是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居民加杠杆的体现，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降息降准一直没有使用，外汇占款下降还间接减少了货币供应。不过，在2016年，截至12月23日，公开市场操作和MLF一共实现了净投放3.9万亿元。

这是货币政策在2016年的主要变化。这样人民银行能够在频率上根据通胀和经济增长指标变化的节奏来调节货币供应量。

市场能精确看到的是人民银行的货币供应量，不能精确观察到的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在货币需求理论当中，货币需求量从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看，分别是名义收入的递增函数和名义利率的递减函数。2016年名义GDP增长，同时债券市场反映出持续下降的长期利率水平，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初几乎是全年名义GDP的最高点和名义利率最低点的重合时间，意味着货币需求量达到全年的顶峰。因此，人民银行虽然增加了货币投放量，但是依然阻止不了反映货币需求量的短期利率的上升，并且率先体现在了公开市场招标利率上。

对政策协调的反思，从过去看将来

那么通胀的快速回升又如何解释呢？要是从前面构建的广义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来看的话，似乎财政政策的执行以及房地产信贷对流动性的影响超出了货币政策传统的监测范围。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低估了当前的流动性增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就出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上。

传统的需求调控只考虑货币与财政。之所以这里要加上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是因为这对房地产企业融资以及居民房贷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金融监管格局当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显然还不能做到很好地协调，其结果是放大了需求端的波动。

接下来再探讨需求和供给端如何实现新的平衡。

2016年PPI同比增速的大幅度上升带动了工业用电量的同步回升，但并没有如过去那样伴随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相应上升。从长周期找原因或许是因为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在短期内同样很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对于一部分生产的控制。这对于中下游产业和居民部门的负面影响很大，体现为利润向上游转移以及生活成本上涨。

“这说明，供给侧管理政策和总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存在问题，刺激需求限制供给引起了过大幅度的价格上升。出于环保考虑的控制生产是合乎社会公共利益和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但是在需求调节方面或许也可以考虑进行更好的配合。” 宋国青指出。

而且，从用电量和工业增加值的不同步来看，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控制很可能是要比不纳入统计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更加严格的。而且，或许是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小型企业以更多的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产生了不及大型企业的工业品产出量，最终导致了供需的失衡。生产吨钢和吨煤的耗电量在2016年下半年有所上升，显示生产效率降低。

从最近货币政策的一些迹象来看，这种流动性充裕和通胀上升的情况或许已经引起了决策层注意。按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既有的情况，房地产投资的需求会自然下降。不过，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增速绝对水平已经较低，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产业政策或许还会进一步强化目前工业品供需失衡的情况，那么PPI反映的通胀还会上升。决策层如何面对表观通胀上升的压力，就要看是去调整货币政策还是去调整多个方面的政策协调。

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设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是目前的改变似乎只是从货币政策入手，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政策或许也有，但是其他方面的政策变化并不明显。财政政策依然延续了“积极”的提法，产业政策也就是供给侧改革要继续“深入进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更有可能导致商品价格和债券收益率双双维持上升的趋势。

“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局部的L型增长和V型通胀说明前者不可持续，下调增长目标在所难免。”宋国青表示，“供给侧改革潜力很大，但最好等看到实际效果后再扩大总需求。”

中国内需影响美国加息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之所以相比于其他经济体现出更强的韧性，有更大的内需提振空间，一是由于总需求调控政策更具灵活性；二是由于潜在增速相对较高；三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相对较低。2016年依照G20会议上的倡议和承诺，中国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内需，但此时上述的三个条件相比于2009年都显著弱化了。

全球经济2016年缓慢复苏和2017年增长预期进一步上升都是基于中国强劲的内需刺激。目前的复杂局面是，全球经济一方面受到中国财政刺激提振，同时又受到美国持续加息冲击，之后又将面对2017年中国财政政策和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中国受到金融稳定约束的货币政策和美国受到政治体制约束的财政政策，二者的不确定性相对小一些。

贸易顺差的短期变化反映一个国家内外需的相对变化，顺差下降表示内需相对变强。中美贸易差额的波动体现了各自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看，贸易差额的波动和中美两国的政策逻辑以及观察到的经济复苏情况是一致的。

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季调后月均逆差从600亿美元左右缩小到2009年初的100亿美元左右，中国顺差继续扩大。中美两国合起来大约产生了大约800亿美元的需求缺口，全球经济也随之进入通缩。

到了2009年，中国推出的“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顺差大幅压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但是从2014年开始，中国顺差大幅增加，从不到200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495亿美元，全球经济重新进入通缩边缘。不过，这一次美国没有大的变化，这显示美国的内需稳定。

2016年截至11月季调后，货物贸易顺差下降到363亿美元。中国顺差绝对额下降了130亿美元，但考虑到中国贸易顺差的上升趋势，顺差在边际上的下降更显著，这也意味着2016年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力度是相当大的。相比之下，美国贸易差额平稳得多，维持在逆差400亿美元上下。

从贸易差额的变化看，2016年全球经济的上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需求的上升，美国没有多大贡献。中国需求对全球需求的影响比过去更强。美国加息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需求强劲。

用当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扣除折旧作为国民经济的净投资额，可以观察一个国家的投资的容量。2000年以来中国的净投资不断上升，并在2007年超过美国，而美国净投资额从2006年见顶之后迅速下降，资产泡沫上升，目前净投资额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在2015年，以当年美元/人民币平均汇率6.35折算，中国净投资额约为美国的4.1倍。考虑到美国投资的可能变化数量相比于中国有限，2017年的全球总需求和通胀仍然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投资需求，进而上溯至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2017年中国需求增长率弱一些，全球经济的情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可能的内需增加远不及中国一般程度的需求调整的影响大。

“两个大国考虑外需的内需管理能够形成货币财政政策的协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份额继续增大，中国对协作效果的影响增大。”宋国青分析称，“实际上，美国现在是否出现加息周期，更多取决于中国。”

没有必然的再通胀

在已经发生了或者有相当可能发生通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提升通胀率或许有合理性，但也要视经济潜在增速而定。在宋国青看来，中国目前再加码刺激投资的理由很弱。

中国对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影响巨大，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有可能达到GDP增长而国民收入大幅度少增长甚至不增长的程度。

正如流动性总量增长加速导致内需增长加速一样，抑制流动性总量也会抑制内需和总需求，通胀也会随之降低。因此，宋国青认为，2017年影响内需和通胀的关键问题是流动性总量，其他因素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

流动性总量在2017年的主要不确定性一是来自于货币供应量，二是来自于财政刺激产生的货币。

从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布的公告来看，虽然货币政策还是“稳健”，但增加了“中性”和2016年比还是稍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中央重提“调节好货币闸门”是一个偏向于紧缩的信号。在2011年上半年和2013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曾经两次提到“把控好流动性总闸门”，结果随后都出现了流动性的收紧。

这次公告还指出，2017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和2015年年底的相比，增加了“有效”，但是没有提到“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增加必要的政府投资”。

如果2017年中国为了更深入地推进供给侧改革而让需求刺激有所减弱，对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2016年中国GDP构成和总需求刺激的方向，截至三季度末，房地产比上年多贡献了0.3个百分点，建筑行业多贡献了0.1个百分点。这两项若有所放缓，将是2017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再看中国对海外的影响。中国2015年贸易顺差比2014年增长了约3700亿美元，2016年比2015年大约下降1500亿美元。从贸易顺差边际的变化看，中国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外需贡献了大约0.3个百分点。以类似的方式计算中美贸易差额变化，中国对美国的GDP贡献了大约0.2个百分点。

根据IMF在2016年7月的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在3.1%，美国经济增长在2.2%，中国的贡献相对而言是相当可观的。倘若中国调整内需政策，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胀形势都将面临不确定性，再通胀并非是必然发生的。

篇9

一、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

（一）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和货币政策传导作用。人民银行鹿泉支行要引导金融系统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加强对辖区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增强“窗口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通过召开金融系统负责人联席会、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货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研究分析辖区货币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改善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增加信贷投入，支持和帮助其它金融机构解决业务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进一步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支持中小金融机构扩大经营规模。积极办理票据再贴现，促进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要加强对辖区内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业务的指导和管理，拓宽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渠道。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加强融资工具宣传，引导企业关注融资产品创新，逐步提升自主融资能力。

（二）稳步增加信贷投入总量。金融机构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保证金融系统资金流动性充裕，始终保持积极有为的精神状态，稳步增加金融信贷投入，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努力满足我市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积极优化信贷投入结构，合理配置金融资源。

1、金融机构要围绕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布局规划，重点支持重点支持新型建材业、电子信息业、休闲旅游业和食品加工业四大主导产业，筛选部分骨干企业予以重点支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扶持一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信誉好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要予以公开授信，适度发放信用贷款。同时，各金融机构要加大对西部山前旅游度假、体育休闲、生态居住区的信贷支持力度。

2、加强对工业园区建设的信贷支持，各金融机构在开户、结算、贷款发放等方面对入驻工业园区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和信贷优惠。在同等条件下，金融机构对入驻园区的企业优先安排资金、放宽贷款额度、给予利率优惠，充分利用信贷杠杆引导生产要素向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形成资源集约配置、企业梯度聚集、上下游产品相互衔接的产业集群。

3、积极探索和推动“绿色信贷”机制建设，加大金融对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结合鹿泉实际确定贷款投向，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要求的“五小”企业，严禁放款；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对优先支持、限制支持的行业企业和产品，分别确定信贷支持的最低比例或最高比例，银行监管部门要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同时要避免贷款过于集中现象，以降低贷款风险，保持整体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4、积极支持“三农”，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农行、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农业、订单农业的信贷支持，重点支持一批竞争力强、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规模农业。农发行、农行及农村信用社要积极支持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大对农村现代流通业、物流业的贷款营销。支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连锁经营；支持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和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

5、积极推动下岗再就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机制，加强部门合作，沟通业务信息，总结工作经验，积极拓展下岗再就业贷款业务，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继续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及时协调解决发放贷款过程中的困难，努力扩大助学贷款覆盖面，多渠道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6、积极拓展消费信贷业务，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各金融机构要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培育和扩大信贷消费热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运用利率杠杆等措施，努力拓展鼓励住房、汽车、旅游、耐用品等消费贷款业务。要积极探索促进农村消费信贷快速发展的有效方式，拓宽农村消费渠道，促进农村消费水平提高。

（四）努力推进金融信贷工作创新。各金融机构要抓住当前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切实转变经营观念，正确认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业务拓展与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积极争取上级的政策倾斜，努力拓展各项业务。要完善信贷授权授信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信贷考核奖惩制度，并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新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减少信贷资金风险。

二、完善机制，明确责任，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一）完善授权授信机制。人行鹿泉市支行要在支农再贷款限额分配上适当支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利率原则上要低于同期同档次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各商业银行积极争取上级支持，针对民营企业规模小、数量多以及贷款小、急、频的特点，合理确定民营企业评级标准和授信额度，制定适合民营企业实际的贷款审批程序，在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情况下尽量增加对我市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信用村镇建设，适当提高小额农贷授信额度，在规避风险前提下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流程，降低贷款门槛和贷款利率水平。

（二）明确金融机构服务方向。农发行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积极支持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积极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信贷政策为导向，积极支持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对农田水利、耕地质量、生态环境、公路、农业信息化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增加对小城镇基础设施的信贷投入。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快推广小额质押贷款等金融业务，引导邮政储蓄资金支持“三农”。保险机构要根据农民需求，逐步拓展新险种、新业务；对受灾农户及时给予保险赔付。

（三）改善融资、结算环境和融资结构。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帮助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通过股市或债市直接融资。改进结算服务手段和方式，大力推广运用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以鹿泉市被确定为“河北省农村支付环境建设试点县”为契机，加大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投入力度，为辖区企业和个人提供多种便捷的支付结算工具。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大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宣传力度，为农民工提供便捷、安全的支付结算服务。改进外汇管理与服务，为企业进行外汇贸易提供便利，支持扩大招商引资，促进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

（四）扩大农村金融服务对象。各银行、信用社要积极投身河北省“全民创业”活动，创造性地开展农村金融服务。

三、打造金融新生态，增强吸引金融资源的实力

（一）规范制度环境，实现政银企农协调共赢的“秩序金融”。积极搭建政银对话平台。由人民银行鹿泉支行、发改局、财政局组织，不定期召开政银联席会议，研究掌握国家金融政策，分析判断金融运行态势，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有关问题，通报全市经济发展状况和重大经济决策，为金融机构支持辖区经济发展，调整信贷结构，确定信贷投向，促进银企合作提供依据。搭建银企沟通平台。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及时筛选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企业和项目，不定期举办经济金融协作发展恳谈会、金融产品展示会、项目推介会、银企洽谈会等，多渠道促进银企对接合作，有效满足企业项目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需求。构建银农对接平台。建立银农恳谈会制度，让金融机构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时满足新农村建设中的配套流动资金需求。

（二）改善信用环境，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县域诚信体系建设的力度，深入推动“诚信金融”创建工作。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农村信用信息系统两大系统建设的优势，由人民银行牵头积极推进鹿泉市辖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农村信用联社会同农业部门继续扎实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活动，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城区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积极开展“信用社区”创建活动，对社区内信用企业和借款人实行贷款优惠政策,努力改善城区信用环境。金融机构加大对有潜力企业的培育力度，督导企业依照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规范财务制度,按照真实、合规、透明要求主动接受银行的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按时还本付息。积极推动建立守信企业正向激励机制，定期评选守信企业，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金融、财税、工商等相关部门对守信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

篇10

1994年，我国进出口首度由逆差转为顺差，在随后的11年里始终保持平稳增长趋势。尽管顺差规模不大，占GDP的比重大体保持在3％以内，但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使外汇储备日渐增加，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同时，顺差的逐年扩大不断提高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

然而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口大规模增加，贸易顺差骤然上升，2008年贸易顺差一度达到298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6.9％。巨额贸易顺差不仅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给我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

巨额贸易顺差造就了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增加了外汇持有成本和风险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远远高于适度规模，并且差距在逐渐加大。过度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本应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造成资金浪费，且外汇储备的结构过于单一，美元资产占比过高，一旦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会大幅缩水，因此外汇储备的持有风险较大。

贸易顺差的攀升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造成了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和美元供给的增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失衡，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这又会进一步导致资本净流入，强化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央行不得不利用公开市场业务回购债券，被动扩大货币投放量，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不断增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也被削弱，央行陷入维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两难选择。

巨额贸易顺差使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我国出口规模的大幅增加挤占了贸易国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我国出口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对其国内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这些贸易大国采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做文章，施加压力，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给我国未来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威胁。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贸易顺差出现了连续的下降2009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1020亿美元，下降幅度达34％。贸易平衡状况有所缓解，但要进一步缩小贸易顺差，使其降至适度区间，单靠人民币升值是不能彻底解决的。从2005年到2008年的汇率走势和进出口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并没有有效地使出口顺差减少，出口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因为，加工贸易顺差是贸易总顺差的重要来源。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加工贸易进口零部件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工产品出口价格的上升，加工产品的竞争力不一定被削弱，加工贸易受汇率的影响有限。

因此，要解决贸易顺差问题，良药在于调整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这样才能将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病根彻底拔除。

调整贸易结构关键在于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拓展加工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长度，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由单纯的无技术加工向设计、研发、批发和零售、服务等内容延伸，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技术含量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加工贸易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加工贸易，让企业走出去，建立跨国公司或开展外包业务，实现加工贸易“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