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十篇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理论经济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任保平教授是这一方向的带头人。近年来，任保平团队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先后出版了《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主持翻译了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同时在《经济研究》等期刊50余篇，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0》《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4》，形成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系列报告共6本，《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获得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陕西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0》获得西安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行梳理评价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达到一定阶段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依据这一界定，该书从经济增长前提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层次，从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国民经济素质和经济增长竞争力六个维度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2.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指出经济增长质量的价值判断体系由终极价值判断和实践性价值判断两部分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终极价值的判断核心是人的发展，是基于人本主义经济发展观的判断标准；而经济增长质量的现实价值判断则是以功利主义为核心，实现经济有效增长的判断标准。终极价值判断成为主要价值判断标准，现实价值判断是终极价值判断的实现手段，是终极价值判断的过渡标准。质量型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现实价值判断与终极价值判断相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经济增长质量的终极价值判断是人的发展，具体表现为： 经济增长要实现人的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要以社会文化发展为前提、经济增长最终要促进人的发展；现实性价值判断的具体要求是经济增长要实现增长代价的最小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经济运行的平稳化、产出效率的最大化，经济结构的高级化。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2

一、重要性概念的定义

1.会计重要性概念定义。对会计中的重要性概念，有很多种定义和描述。国际会计准则对重要性概念的描述为“如果资料的省略或差错会影响报表使用者根据会计报表采取的决策时，资料就具有重要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把重要性定义为：“考虑到一定周围环境，会计报表中存在的一项错误或漏报的会计信息，可能使一个有理性的报表使用者受其影响而改变其决策的程度。”我国会计准则没有给重要性明确的定义，而要求会计核算过程中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应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具体来说，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或会计信息使用者相对重要的事项应分别核算，分项反映，力求准确，并在会计报告中作重点说明。而对于那些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则可适当简化会计核算手续，采用简化的会计处理方法，合并反映。

2.审计重要性概念定义。重要性也是现代审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国际审计界对它的定义多源于会计理论中对重要性的定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审计重要性》的说明，“重要性”是指“信息的错报或漏报足以影响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所作出的经济决策，那么该信息是重要的”。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十号——审计重要性》给重要性所下的定义为：“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

二、重要性概念在实务中的运用

1.重要性概念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重要性原则作为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基本原则的一种修订性惯例在会计核算中采用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会计核算中运用重要性原则首先会涉及重要性的判断问题，但对于不同的会计主体和会计事项来说，重要与不重要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重要性可以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判断：就性质而言，只要该会计事项一发生就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则属于具有重要性的会计事项；就数量而言，当某一会计事项发生额达到一定数量就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则应将其作为具有重要性的会计事项处理，但不同规模的在判断某一会计事项是否重要时，量的标准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一个资产总额一亿元的企业和一个资产总额一百万的企业，判断某一项支出是否属于重要性事项，其数量标准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在实务中，成本控制中的例外原则，选择现金等重要资产作为内部控制制度的重点，存贷管理中的ABC法等都可视为重要性原则的灵活运用。具体的运用标准可根据我国各类会计准则、规章和国际先进惯例中的规定，合理选用。

2.重要性概念在审计实务中的运用。重要性概念对审计实务有广泛影响，审计人员对重要性的判断直接影响审计范围、审计程序和审计风险。会计人员运用重要性概念，是对会计信息是否单独提供或揭示进行首次判断；而审计是对会计信息进行鉴证，其对重要性所需的判断力高于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审计人员对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应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考虑。《审计重要性准则》中规定：注册会计师应以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为判断基础，采用固定或变动比率等确定会计报表的重要水平。根据国外的经验，以总资产和总收入为判断基础的，其重要性比率为0.5％—1％；即在1％以上的错、漏报会影响信息使用者正确地决策，而0.5％以下的错、漏报则不会影响其正确决策，其间存在一弹性区间，对规模较大的单位应选用较小的比率，而对规模较小的单位则应选用较大比率；以净资产为判断基础的重要性为1％；以税前净利为基础的为5％－10％。审计人员必须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规模、业务性质、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自身经验等主观判断被审计单位可容忍的最大错、漏报，即重要性数量标准。同时，审计人员还应根据错、漏报的性质，也就是错、漏报原因判断其重要性。某项错、漏报从数量方面或许并不重要，但就性质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具体来说，金额相同的情况下，以下几种错报与漏报对信息使用者的影响更为重大：（1）舞弊或违法行为造成的错报与漏报；（2）可能影响履约义务的错报与漏报；（3）影响收益趋势的错报与漏报；（4）不期望出现的错报与漏报，如现金和实收资本账户若出现较小错报与漏报，也应引起相关利益者的高度重视。

三、会计和审计中重要性概念的联系

尽管“重要性”在会计和审计中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笔者认为会计中的重要性概念与审计中的重要性概念存在多方面的联系：

1.重要性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在保证会计和审计质量前提下，提高会计和审计工作效率。从理论上讲，会计核算越全面、准确，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越高。但由于现代企业规模的庞大、业务的复杂，要达到上述要求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因此，会计和审计职业均采用了重要性概念。

2.重要性概念对和审计实务均产生了广泛的。会计中以重要性的判断影响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划分标准、费用计入方式、明细账的设置依据、项目在会计报表中披露的详细程度等诸多方面。审计中对重要性的判断会影响审计范围的确定、实施的审计程序、审计结论、审计意见的类型和最终审计风险。

3.重要性概念在会计和审计中的运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会计和审计对重要性判断时均需从数量和性质两方面考虑。但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对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规定量化标准；从重要性判断的性质方面讲，也没有明确哪些属于重要的事项或哪些属于不重要事项的指南。因此，会计和审计人员应根据主体的性质及其规模的不同并考虑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综合会计项目的性质、精确度要求及有关法规对财务会计的要求等因素对其重要性水平作出判断。

4.会计和审计对重要性的判断，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数量角度，最终都是以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为依据。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关注的事项，会计应分项核算，力求准确，详细披露。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影响较大的项目，审计中应实施详尽的审计程序以降低审计风险。由于会计和审计对重要性的判断最终需考虑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会计中重要性规范的是事前与事中的会计处理，而审计是对会计信息的再次确认，其重要性规范的是对会计处理结果的事后审核。可见，会计重要性的判断会影响审计重要性的判断，笔者认为合格的会计师在进行审计鉴证时应先考察被审计单位对重要性的把握与运用后再选择合理的重要性水平，以期达到审计成本、效益与风险的最佳效果。

5.实证是合理确定会计和审计重要性标准的有效途径。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多元性及多层次性，决定了其对报表信息的使用要求不尽相同，因而对重要性的判断会有多重标准。客观地说，现有的会计和审计准则中的重要性标准多数来自会计师们的经验，即其标准是通过实证方式取得的，实证的依据也来自于会计师的经验。实际上，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很大部分是实践经验的。所以对会计和审计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需从实证研究入手。美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统一重要性标准的实证探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展。但由于在实务中重要性的定性与定量标准皆难以把握，目前界也只制定了比较模糊的标准，对其深入认识尚需继续大量的实证调查。

四、基于新经济环境对重要性概念的再思考

1、重要性在实务操作中的主观性和上的客观性最统一的。重要性的判断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但重要性的判断离不开特定的客观环境，要受到会计系统外部使用者的制约，它不应以信息提供者的意志为转移，至少应该使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运用重要性原则对同一事物进行判断时，结果相同或相近。重要性的主观与客观的两栖特性，要求高水平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判断，而高素质的会计和审计从业人员匾乏是我国会计与审计界的症结所在。

2.重要性是创新性与一贯性的统一。由于知识经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日益创新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得重要性的性质与数量标准都在经历着革新，其标准需要随着经济环境对其新要求而修正，以适应新经济业务的需要。而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对同样的经济业务所适用的重要性标准则应一致；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业务的重要性应相同，所以制定重要性标准时应注意前后一贯。目前我国内部对判断会计事项的标准缺乏一贯性，实务中重要性准则与相关细则的缺位，使得会计操纵的空间得以存在。管理当局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有些不重要项目进行利润嫁接；而对于某些重要项目则不予充分披露，以蒙骗广大投资者，这也是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失真的一个原因。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3

一般认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确立了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其中规定了在十二种情形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并且可以不向其支付报酬∞。这一合理使用制度被作为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范围而存在，在实践中作为作品使用者免责的法律依据被广泛运用。但是，这种列举式的成文法规定在客观上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丰富的具象，难以囊括现实中出现的所有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形，于是出现了许多鲜活事例无法简单套用这一条文来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引发诸多争议②。加之条文本身使用了尚需解释的含糊措辞——如“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适当引用”、“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少量复制”、“合理范围内使用”等@——这就更加使得这一看上去精致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充满需要填补的缝隙。因此，如果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些无法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案例，也就是所谓的“疑难案件”时，该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判断?基于法的稳定性与恒常性要求，在不同的案件中所采取的判断标准应保持一致，以便著作权司法领域中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为：判断某种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归属合理使用范畴的规范性(normative)@标准是什么?本文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提出了将“效率”(efficiency)作为判断某一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归属合理使用的标准，即通过观察待定的作品使用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的效率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符合则属于合理使用，反之则不属于。下文首先分析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由于知识特质所决定的特殊效率形态，这是确立效率标准的前提。接着指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效率理由，这是确立效率标准的主要依据。最后对整体的论证思路进行再次理清与强调作为结语。

二、知识特质所决定的效率形态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主要指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立基于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经济学对于法律问题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可以预测法律制裁对相关行为所产生影响的科学理论；第二，经济学提出了一整套评估法律的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标准@。本文所关注的主题集中在第二个方面，即经济学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标准，这一规范性标准就是“效率”。那么，什么是效率?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效率?

(一)效率的不同形态

“效率”作为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概念之一④，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意义：第一是生产效率(ProductiveEfficiency)；第二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前者指在生产过程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后者指一种资源的配置状态，即对相较于人们无限欲求来说客观上必然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充分利用的状态，这种效率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帕累托效率可以细分为三种@：帕累托最优效率(ParetoOptimalityEfficiency)；帕累托更优效率(ParetoSuperiorityEfficiency)；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帕累托最优效率意指在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下，不可能在不损害他人效用的前提下增加某人的效用，即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变动都将以他人效用的损失为代价促进某人的效用；帕累托更优效率意指如果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变化到另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时，至少有一人的效用因此增加并且没有任何人的效用因此而减少，那么后种状态相对于前种状态来说就具有帕累托更优效率，这种变化过程也称为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意指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时，在这种转变中如果受益人所增加的效用能够弥补受损人所减少的效用，那么这种改进就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状态。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效用弥补不需要实际进行，只要在理论上足以弥补即可，因此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也被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更优效率”。帕累托最优效率是对资源配置状态的静态描述，它体现了一种极限以至于实际上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更优效率是对资源配置状态的动态描述，它暗喻着所有相关人的一致同意，这就使得其实现条件在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显得过于苛刻，适用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最常使用并且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效率主要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种意义上的效率实际上意味着资源配置所产生的个体效用加总的最大化。从上述对效率不同形态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效率主要针对如何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而言，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福利(粗略的可以视为社会中个体效用加总)的最大化。

(二)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

不过以上仅是对效率的一般性描述，在将效率引入法律领域中应注意：效率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与形态的概念，在相异语境中效率具体指向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领域的不同进一步明确效率的特殊内涵，这是将效率标准运用于著作权法律分析的前提。著作权是关于知识的财产权，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可加以利用的一种资源，这就决定了知识与效率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才算是知识的最大化利用?换言之，对知识这种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是什么?这取决于知识本身特殊的经济性质。知识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一种无形物⑩，这种特质决定了知识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exhaustive)两种经济学特征，因此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非排他性意指无法或难以排除其他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享有，即知识一旦物化到载体中公开(比如写作成书、拍摄成电影、绘制成美术作品等)，排除他人不付费用进行享有的成本很高。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作品一旦公开则他人对其复制享有的成本极低(比如著作的复印拷贝、电影的网络下载等)，这意味着著作权人排斥“搭便车者”(FreeRider)@的成本极高。非竞争性意指一个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享有不会减少其他主体对该种资源的享有，该资源的效用扩展到他人的成本为零@，即知识物化到载体中进行消费时不会被消耗，不同的主体可以在相同、相异的空间、时间内对同一知识进行消费，这种消费行为不会使知识发生损耗。换言之，知识一旦产生并物化到载体中后，就其本身来说不具有稀缺性。在这两种经济特性中，知识的非竞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从知识消费角度看——既然非竞争性意味着知识的无消耗性，那么知识就不会因为消费而灭失。同时由于效率意味着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进而意味着作为个体效用加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对于知识这种不具竞争性的资源来说，可以对其进行无限次的反复消费，并且对其消费的越多，则个体效用的加总(社会福利)也就越大，也就意味着越具效率。比如一部电影公开发行后，一个人观赏还是一万个人观赏，抑或更多人数进行观赏都不会对电影本身的价值产生消耗，并且随着观赏人数的增多其产生的效用加总也随之增加，理论上不存在加总的极限；从知识生产角度看——知识创造总是不可避免地在现有存量知识基础上进行，这可以极大节省知识再生产的成本∞。非竞争性意味着不同知识再生产者可以互不干扰地利用现存知识进行创新，不会对知识本身产生消耗，并且再生产出的创新知识又可以同样形式进入下一轮的知识生产中，由此循环往复产生几何倍数的增长，典型如汉字这种数千年前产生的知识直到今天还在知识创新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非竞争性特征除了决定知识本身消费与生产的无限性之外，在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中时，也决定其边际效益递增的特殊机制。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一般规律是边际收益递减，即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单纯增加某种生产要素，起初会使边际产量增加，但达到一个极点之后，边际产量的增加就会减缓，也即边际收益逐步递减。而当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时，其非竞争性决定的无消耗特质使得产量的增加伴随着平均成本的摊薄，也即边际成本不断下降，边际收益随之上升。同时知识还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通过知识创新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Pro—ductiveEfficiency)，进而使边际收益持续递增，使社会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因此，知识的这种固有特性决定了对它进行最有效率利用体现在“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这一特定内涵之上，也就是使所有现时对知识有需求，以及所有将来可能会对知识有需求的主体都能够以最低成本使用知识，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体现。换言之，对于知识这种不会因使用而消耗殆尽、反而会日益丰富的非竞争性无形资源来说，配置效率的内涵体现在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可以最低的成本接近(access)它，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资源配置也最具效率。当然在实现这一效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具体知识生产者的效用造成损害，但是从长远来看知识最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效用将大于个体所遭受的效用损失，因此知识领域中这一效率的特殊形态本质上归属于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三、效率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标准

明确知识领域中效率的内涵意指“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使用”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将这种意义上的效率作为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判断合理使用的标准?究其原因在于——促进这种意义上效率的实现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理由。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合理使用制度(甚至包括著作权法律制度本身)，就是根源于效率的必然要求：

(一)两种市场失灵

既然对知识这种特殊资源最有效率利用意味着最广泛使用它，那么如何才能到达这种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特别是其中的价格机制)是资源有效率配置的最佳手段，在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lyCompetitiveMarket)中，价格机制会引导生产者与消费者将边际成本调整到边际收益的位置，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价格也总是趋向等于边际成本⑩。但是众所周知，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是不存在的，市场总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也就成为著作权法律制度(包括其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效率理由⑩。在著作权领域中存在两种市场失灵。首先如上所述，知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种经济学特征，其中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而非排他性特征则与著作权领域中第一种市场失灵紧密相连：知识的非排他性意味着排除他人对该资源享有的成本很高，也即知识具有正外部性(PositiveExternalities)@，呈现收益外溢的特征。因此知识会给个体知识生产者以外的主体带来利益，而知识生产者则很难对这些主体进行收费，将知识的收益内化。既然个体知识生产者难以在市场中将知识所产生的收益内化，也就意味着无法弥补其在知识生产中所付出的成本。那么根据理性最大化的普遍规律，个体知识生产者就缺少生产知识的激励，市场条件下知识的供应发生短缺，于是产生了第一种由于知识作为公共物品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途径：传统途径是由政府来提供知识生产，比如政府通过征税掌握资金后建立科研基金进行知识生产活动，保证知识的供给。但是，詹姆士•布坎南(JamesBuchanan)所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已雄辩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依然是由理性个体所组成的自利组织，同样存在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现象。比如在缺乏价格机制引导之下，政府并不能获取关于社会所需知识种类与数量的完全信息，因此政府主导的知识供应会出现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可能，还会出现非自愿“搭便车”的问题@；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法律制度的常态设置促使私人提供知识这种公共物品，这种制度就是著作权中的作品所有权制度。通过法律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将作品的所有权归属于作者，要求作品的使用者对作者进行付费，使作品的收益可以内化于作者，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此时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从典型的公共物品转变为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所谓的“自然垄断物品”(NaturalMo—nopolyProducts)或者说是布坎南所谓的“俱乐部物品”(ClubGoods)@，即具有排他性但不具有竞争性的物品，通常被称为可排他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通过这种对作品所有权归属的明晰，以赋予作品“排他性”的方式使得作者可以对作品使用者进行收费弥补生产知识所付出的成本，进而使得著作权人产生生产知识的激励，解决第一种市场失灵的现象。然而，这种对著作权人的产权确定却产生了另一种市场失灵，即由于垄断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因为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是对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思想本身)的所有权0，这种表达的同质性非常弱，就其本身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一部影片对内容的表达与另一部影片对内容的表达具有非常不同的异质性，就每一部影片本身来说其表达都是不具有重复性的，消费者看了这部电影并不代表他就已经看了另一部电影(否则就会涉及另一部电影作品侵权的问题)。所以著作权人拥有对作品的所有权实际上意味着其对作品具有了垄断权力@。这种对作品的垄断导致了两种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产生直接相关的后果：其一是增加了对知识进行利用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例如假设所有使用作品的行为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那么庞大的潜在作品使用者就必须花费时间、精力一一与著作权人进行谈判、协商，其中耗费的交易成本将会无比巨大，作品(知识)的使用也会因此受到限制；其二，这种垄断的权力使著作权人对于作品的出售价格会形成垄断价格@。这种价格一方面确保了著作权人可以收回创作知识所付出的成本，并因此获利。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作品的价格会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由边际成本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这就排除了一部分无法支付垄断价格的作品使用者。同时作为理性最大化主体的著作权人在收回创作知识的成本后并不会自动放弃持续收益，其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而是根据法律对其赋予的垄断权力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于是，著作权人对知识的这种垄断导致了知识传播的阻碍，知识这种特殊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状态(最广泛使用)就由于著作权人对知识的垄断而无法实现⑤。

(二)为实现效率而存在的合理使用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著作权法律制度通过对作者赋予作品所有权应对第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解决了知识有效率利用的前提——知识生产的激励问题。但是由此产生作者对作品的垄断引起了第二种类型的市场失灵，阻碍了效率的实现。该如何解决第二种市场失灵，实现知识的最有效率配置?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运而生。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不经过作者同意、不支付作者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的权利，来形成对作者垄断权力的制约，防止作品垄断权力的滥用，从而有利于促进作品更广泛的传播，实现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事实上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社会主体对作品“接近”(access)的权利来消除作者对作品绝对的垄断权力。当然，合理使用中的“合理”这一限定词的存在意味着对作者垄断权力的制约并非绝对，此间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也即在允许作品使用者绕开作者对作品垄断权力使用作品时，由于这种垄断本身是为解决第一种市场失灵而存在，不能因这一绕道的行为而使第一种市场失灵重新出现，因此合理使用制度虽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知识的有效率利用，但是这种效率的实现必须顾及激励机制的存续。于是在著作权法领域中最著名的平衡问题由此产生：对作品的接近会与对作者的激励产生矛盾，因而产生了所谓“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过与传统知识产权法学者将这种平衡视为知识产权法的核心不同，本文基于上文的阐述认为“平衡”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核心目的。这是因为如上所述，知识特质决定了对其进行最效率配置意味着最广泛使用，如果我们承认对资源的最有效率利用是人类存在的必然要求，那么以这种效率配置状态作为规范性目标，则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仅仅只是手段而已，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促进知识最广泛传播，使尽可能多的主体能对知识进行使用，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甚至恰恰相反)，这种对激励机制存续的保护，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作者生产知识激励机制的保护，而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激励机制的保护。这是因为每个具体作者的效用函数是不一致的，因此某种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可能会损害到作为个体著作权人的效用，但对于作为整体的继续生产作品的激励机制却并不会造成损害。例如数年前胡戈制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讽刺电影《无极》引发的纠纷中，虽然该视频引起了导演陈凯歌的极大愤怒，但是不难判断：胡戈对《无极》画面的使用如果被确认为合理使用，导演陈凯歌权衡利益之下并不会由此放弃对电影的创作(知识的生产)，整个电影行业也并不会因此就丧失了创作的激励。因此只要作为整体的激励机制不受到损害，即使个别主体不愿意继续生产，知识仍然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而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其配置效率就体现在“被最广泛的使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确保这一过程顺利进行，由此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就要看这一行为是否能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最终实现知识最有效率的配置。综上，既然实现知识最有效率配置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理由和目的，那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顺理成章就应根据该种行为是否有利于这种效率的实现来进行判断。同时由于知识的原初生产需必要的激励机制来维持，因此进行判断时还应兼顾激励机制在整体上的存续。于是归纳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观察：该种行为能否在不损害激励机制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而并非对某个个体的著作权人的激励是否继续有效)，有利于促进作品得到最广泛使用，满足知识的配置效率。如果答案是，那么就可以归属于合理使用制度，反之也然。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4

关键词：会计职业判断；传导机制；决策

中图分类号： F2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273-03

引言

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说过一句话：“关于市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会计职业判断”是个专业用词，但与生活中的“判断”有着相通之处，它是针对会计领域中的不确定性事项而派生出来的。会计职业判断贯穿于会计工作的全过程，与会计信息的产生、监督、使用息息相关。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的名词委员会于1953年发表的第一号“会计名词以报”，将会计定义为：“会计是一种艺术，旨在将具有或至少部分具有财务特征的交易事项，以有意义的方式且以货币来表示，予以记录、分类和汇总并解释由此产生的结果”。①

会计判断的“艺术”特征与会计信息加工的宗旨相背离，“艺术”特征意味着信息的不确定，而信息的基本功能在于消除决策的不确定性。对一系列不确定事件进行加工生成另一系列的不确定，会计工作将变得毫无意义。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首先应具备客观可靠、真实可比的质量特征，如何协调会计职业判断的“艺术性”与会计信息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会计职业判断的制度背景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Jensen and Meckling，l976）。两权分离导致委托关系产生，而委托人与人利益诉求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在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过程中产生契约摩擦和沟通摩擦，即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现象，必须通过会计职业判断来加以解决，而不同的判断又带来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如何确保会计信息质量需要允当的会计职业判断（陈云，2006）。

另一方面，要协调这一矛盾，使得不同的判断程序生成的会计信息要口径一致、相互可比，还要求所有的判断都应遵循同一个公认的标准。会计实务统一遵循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无疑体现了这一要求。现行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对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给出了确定唯一的处理办法，但会计制度与准则的弹性空间日益放大的趋势也是很显然的。由于前已提及的不确定性特质，消除判断，对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规定统一一致的会计政策显然是不可能的，现行制度框架内有愈来愈多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愈来愈多的方面依赖会计人员的估计和判断。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制定落后于经济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交易形式、结算方式的变化，以及难于琢磨的收益与风险在制度外也为会计职业判断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会计准则的刚性与不完备性和现实适应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会计准则必须允许管理当局在财务报告中采用适当的职业判断，进行必要的会计方法选择。会计准则的这一无奈设计恰好成了一些企业管理当局蓄意操纵利润的最好借口和工具。一些企业管理当局常常利用这些会计准则中的职业判断和会计方法选择，有意识地滥用会计职业判断的规则，从而达到粉饰利润的目的。会计准则为会计职业判断提供了法律依据，限定了会计人员运用判断的程度，并通过惩罚等措施促使其更加客观的进行判断（杨家亲、许燕，2003）。

会计职业判断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要看其执行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由于理性经济人机会主义的存在，职业判断才产生了对错之分，正确的判断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错误的判断则会使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会计准则天生不是滥用职业判断的动因，但会计准则天生会成为企业管理当局操纵利润的工具。二者会在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发展。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为经济后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会计职业判断传导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会计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语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会计引导资源有效配置，会计信息是重要的信息资源，而生产会计信息、实现会计引导资源配置的根基与出发点就是会计职业判断。允当的会计判断通过会计信息影响投资者行为以及公司的投融资行为，从而对经济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图1中给出了利用会计职业判断生产会计信息，进入市场而影响资源配置的途径，是会计职业判断研究的一个框架性介绍。从图1中可以看出，会计职业判断至少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影响公司行为和投资者行为：会计职业判断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特征要求生成会计信息，帮助公司管理者和投资者评估投资机会，其搭配项目甄别作用（project identification），这将直接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当投资者感到投资风险降低时，他们所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也随之降低，这将大大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会计信息通过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来影响资源配置，起到治理作用。允当的会计职业判断生成的会计信息可以降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少逆向选择，减少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来增强经济效果。高质量的财务会计报告对资本市场的这些功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随着公允价值导向的会计准则的引入，会计职业判断成为会计的关键和难点，这就需要有相应的估价模型，估价模型又以资产定价理论为基础，因此，会计职业判断影响着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微观行为。

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由来己久，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屡见不鲜。美国第七大公司――安然公司破产案，以及居世界五百强之列的美国世通公司、施乐公司、波音公司的财务丑闻，严重打击了股票投资者的信心。国内会计信息失真现状同样令人触目惊心：银广厦、琼民源、郑百文、红光实业等已成为会计造假的代名词，虚假信息披露事例不胜枚举。2008年，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宣布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衍生品”成为金融危机中重要的一块多米诺骨牌。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亟需提高，会计职业判断允当与否成为中心议题。

经济全球化使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使企业会计环境、会计处理对象日趋复杂，新企业会计准则又大大增强了会计人员选择会计政策的空间、机会，以及正确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的难度，同时也使我国会计的政府监管面临新的难题。因此，对会计职业判断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调查，是当前会计界、政府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面临的紧迫理论要题和现实难题（王善平，2006）。本文在夏博辉等学者初步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圈子，围绕会计职业判断的允当性理论，在新会计准则实施的环境下，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更有操作价值的检验结果。

三、启示与展望

会计职业判断失当从根本上来自于企业会计规范、歪曲会计信息的动机和机会。尽管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能够逐渐减少这种动机和机会，从而提高会计职业判断的允当性，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的动机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完全达到会计判断的理想程度。极其庞大的监管对象以及各类监管对象不同速度的市场化进程，意味着会计职业判断仍将在很长的期间内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和压力，而对会计职业判断的探讨则具有急切且长远的实践意义。

一方面，对会计职业判断允当性的研究有利于会计目标的实现。会计基本目标是“满足会计信息需求”，满足会计信息需求是会计信息系统的价值所在。会计目标引导会计系统运行，因此，会计信息的需求是会计信息系统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运行的基本依据。运用职业判断对会计事项进行处理是为了更客观地满足各方面的信息需求者，满足了这些需求，也正体现了会计信息系统的价值。如果需求不同，会计信息系统的运行也不一样，产生的会计信息自然也不相同。会计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信息用户对会计信息的满足程度，对会计职业判断允当性的研究能够挖掘出解决让信息使用者更为满意的决策方法，进而实现会计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对会计职业判断允当性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信誉和社会地位。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建立，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国内外各种违规、造假事件如安然、安达信、银广厦、红光、琼明源事件常常令我们深思：会计业到底怎么了？会计职业界这个服务导向型的行业，它的生存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需求，需求来自良好的信誉，良好的信誉是实现会计信息增值的基础。对会计职业判断允当性的研究当然希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在外部监督体系完善、良好职业环境下进行的判断选择，大大缩减故意操纵会计准则的判断空间，优化职业判断的执行效果，降低会计风险，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因而能提高会计人员的信誉和社会地位。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会计准则有待加强贯彻落实，提高执行力。并且，会计职业判断不准确是导致会计判断允当性不高的直接原因；违背会计准则操纵利润是由于在委托关系下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导致了会计职业判断的套牢问题；对会计准则理解有误源于会计人员的有限理性，以及会计准则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完全契约的存在。由此可见，由于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发执行以来存在的诸多问题，皆可从会计判断经济后果视角进行分析并得到启示。研究会计职业判断是为了改善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现状，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使会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因此，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基于会计职业判断角度的经济后果假说，在我国弱有效市场中，通过实证检验允当的会计职业判断性能否产生积极的市场反应，并对会计信息产生增量信息作用，市场能够通过会计信息对会计职业判断做出的反应。这些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深化会计职业判断的允当性理论，夯实现代会计理论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有利于挖掘会计职业判断深层次的经济学根源，论证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另外，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与否是倍受关注的焦点，新准则实行的原则导向留给企业更多的空间进行会计判断，但同时为了限制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准则较多地压缩了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项目。新会计准则能否国际趋同与我国特殊国情并存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作用，是财务概念框架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Fields T D，Lys T Z，Vincent L.Empirical research on accounting choi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31（5）：255-307.

[2] 王善平.会计职业判断理论及应用研究[R].长沙：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2006：17-21.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5

关键词：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准则； 资产减值； 会计监管 

 

当前，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多样，企业经济事项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多，增大了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会计人员在许多方面需要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进行判断，才能对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恰当的处理，才能合理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如果会计人员缺乏职业判断能力，就会使会计核算不合理，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状况的公允表达。因此，正确运用会计职业判断，不断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是我国会计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会计职业判断的涵义及特点 

会计职业判断是指会计人员按照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要求，根据企业理财环境与生产经营的特点，结合自己所有的专业知识和执业经验，对不确定的经济事项进行会计处理的行为过程。它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全过程，其目的在于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做出正确的决策。归纳起来，会计职业判断具有以下特点： 

（一）目标性 

会计职业判断作为会计人员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其目标是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努力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进行会计处理和揭示会计信息时，除了希望判断和选择的结果能及时、恰当地反映出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外，还希望其对确认、计量和揭示方法选择和运用，可以有效维系企业的经济利益。 

（二）主观性 

会计职业判断是一种行为过程，它受判断者的知识程度、实践能力、经验水平以及所处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于有些判断很难有一个明确、客观的标准，使不同的人对同一事项的判断结果可能不同，而且会计准则也允许企业会计人员选用不同的方法对会计资料进行加工处理。这些都决定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结果不是客观的，它具有明显的主观性。 

（三）专业性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它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而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事项所作的推论与判定。因此实施会计职业判断的主体必须专业。 

（四）风险性 

会计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决定了其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会计人员一旦对经济事项作出了某种判断和结论，无论是对自身还是报表使用者，都具有经济后果性，这种经济后果性一般体现为会计风险的存在。会计人员职业判断是否准确，要受很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因此，会计职业判断的结果具有高风险性。 

 

二、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 

（一）会计法律、法规 

它包括《会计法》、《公司法》、《税法》等会计法律规范，以及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技术规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是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基础，会计法律、法规为会计职业判断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限定了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的程度，并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促使其进行更客观的判断。 

（二）经济事项的不确定性 

会计职业判断就是要对不确定的经济事项进行判断，而且随着新经济业务的不断涌现，经济工具的不断创新，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它没有因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的日益规范而缩小。根据交易或事项是否已经存在、对当期财务报告的影响结果是否确定和金额是否需要估计，经济业务可以分为基本确定、低度不确定、中度不确定以及高度不确定四类业务，经济业务不确定性越高，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要求就越高，失误风险就越大。 

（三）知识结构和经验 

专业知识是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特色所在，也是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前提条件。良好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要求会计人员应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广泛的知识面，这就要求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不能只限于本专业，而是既要有一定的深度，又要有一定的广度，需要做到深广结合。而经验能够形成与特定判断任务相关的知识，使人在遇到相同问题时能得到更快更合理的解决。 

（四）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以及教育的力量维持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它只发生在法规和准则对会计人员行为限制的边缘地带。职业判断的合理程度也取决于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自律程度。会计人员如果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对企业和社会具有较高的责任心，就会有良好的会计行为动机，排除利益干扰，根据客观事实做出恰当的职业判断，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 

 

三、会计职业判断在新会计准则中的具体应用 

（一）对资产减值的判断 

按照资产减值准则的要求，企业应当在会计期末对各项资产进行核查，判断资产是否出现了减值迹象。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以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对于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是按单项资产还是按资产组确定减值损失以及可收回金额的确定都需要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在实际操作中，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的确定都是非常关键，也是难以确定的问题。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是企业管理层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整个过程现金流量的最佳估计，不能仅从单项资产独立来看，而必须将其与整个企业的经济状况综合起来考虑。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使用的折现率，应当是税前的，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利率，这也需要会计人员的判断。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6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农村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的总目标在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将总目标划分为农村经济环境、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法信环境3个子目标。

(一)农村经济环境

评价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首先要考察农村的区域经济环境。这里，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农民生活3个维度来考察农村经济环境，设立12个指标。

1.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区域GDP增长率：区域GDP是一定时期内，区域内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

农业GDP增长率：反映农业的发展态势，是第一产业较前期增加的产值与前期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农业投资产出率：是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反映农业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通过区域报告期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计算得出。

农业就业率：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这是一个逆向指标。

地方财政收支比：是地方财政总收入与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值，反映区域经济实力。

2.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反映农业在所有产业中的地位以及农业对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贡献。

农村非农产业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非农产业是指乡镇企业和农户非农产业经营。这一比值反映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3.农民生活的衡量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中的“农民人均所得”。

农村消费率：是农村居民个人消费和农村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农村国民支出总额的比率。它反映了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值，是通过对比反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

社会基本保障参保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加人数与农村人口数之比。

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二)农村金融发展

进一步将农村金融发展细分为金融规模、金融业务、金融效率、金融机构管理和金融市场调节机制5个准则，共包含14个指标。

1.农村金融规模的衡量指标。农村金融规模主要通过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比重和农村金融就业比来反映。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比重是农村金融机构资产与农村GDP的比值。农村金融业就业比是农村金融业就业人数与农村总就业人数的比值。

2.农村金融业务的衡量指标。现实情况下，农村地区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信贷和保险领域，农村存款、信贷和农业保险的规模和贡献大小是农村金融业务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农村存款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是用农村报告期和前期存款量之差除以前期农村存款量。

农村贷款增长率是以农村报告期和前期贷款量之差除以前期农村贷款量得到的。

农村保险深度是通过农险保费收入与农村GDP的比值计算的。

3.农村金融效率的衡量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指一段时期国内储蓄总额与投资总额的比例，是一个相对指标。该指标是一国资本形成效率的重要标志。

农村存贷比：是指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

资产利润率：是反映企业资产盈利能力的指标，是指金融机构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利润与同期资产平均占用额的比率。

4.农村金融机构管理的衡量指标。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资本充足率反映金融机构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

备付金比率：指保证存款支付和资金清算的货币资金占存款总额的比率。

5.农村金融市场调节机制的衡量指标。金融市场调剂机制的衡量指标均为定性指标。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指标的评分，应从竞争是否有序，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是否完善以及金融机构利率定价是否合理等方面进行考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否，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的态度，问题金融机构是否及时退出和民间金融机构建立状况等。评价市场监管机制则应从监管机构监管法规出台是否及时，监管理念、手段是否先进，监管者素质如何与监管有效性的社会认知度等因素入手。

(三) 农村法信环境

农村法信环境指农村的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共计6个指标。

1.农村法律环境的衡量指标。农村法律环境可用法律体系的完备性、金融案件发生率以及金融案件执结率3个指标来反映。

法律体系的完备性是一个定性指标。在评价时应分析法律法规建设情况和地方法规制度制订情况，考虑在金融行为、金融机构和个人以及监管三方面是否有较为完备的立法。

农村金融案件发生率通过农信社案件发生数与金融案件发生数的比值计算得到，该指标为逆向指标。

农村金融案件执结率考核的是农村法律的执行效率，反映的是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及时得到实现，关系到司法的权威和农民对司法的信任。

2.农村信用环境的衡量指标。农业贷款不良率：金融机构农业不良贷款占总农业贷款额的比重。不良贷款是指在评估银行贷款质量时，按风险被分为次级、可疑和损失的三类贷款。

信用农户比重：信用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重。

农业信用贷款占比：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的农业贷款占所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重。

二、评价方法

选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农村金融生态进行评价，在确定具体指标权重时使用层次分析法。

(一)评判模型的设置

根据农村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具有三个层次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二)评语集合的确定

根据评价决策的需要，将评判等级标准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5个等级。评语集合为：

(三)评价元素权重子集的确定

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系数，首先构造判断矩阵，形式如表6：

其中，Xij 表示对于Yk 而言，元素Xi 对Xj 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值，一般取1,3,5,7,9等5个等级标度，数值越大表示Xi较Xj 越重要。判断矩阵的数值是根据数据资料、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认识，加以平衡后给出的。

在判断矩阵的基础上，进行层次单排序，确定与上层某元素相关的本层次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重值。具体而言，就是即对于判断矩阵 X，计算满足XW =λmaxW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其中λmax为W的最大特征根，W为对应于λmax的正规化特征向量。利用同一层次所有单排序的结果，就可以计算层次总排序，即对上一层次而言，本层次所有元素的重要性权重值。

层次排序的结果应满足一致性要求，否则就要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为了判断一致性是否达标，需要将一致性指标 CI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查表得到)进行比较。对于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指标为：

对于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指标为：

对于2阶以上的判断矩阵，其一致性应满足以下标准：

经过对判断矩阵的计算、检验和调整，得到各级评价要素指标的权重系数子集。

子目标权重（一级权重）记为：

各准则权重（二级权重）记为：

各具体指标权重（三级权重）记为：

(四)评判的实施

根据实际调查资料与研究数据，采用模糊数学和精确数学方法对各个评价指标进行定量估算，然后由评判专家小组的每一个成员根据已确定的评价等级标准依次对各个指标进行评价。对于一个指标，选择某评价等级的专家人数占专家小组总人数的比例，就是该指标在这一等级的评价值。以此类推，可以得到各准则的评价决策矩阵Ri(i=1,...,10)。

根据评价决策矩阵，建立模糊评判矩阵，即分别对各评判因素进行单因素评判结果的隶属度向量组合。首先，由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向量Ci和评价决策矩阵Ri进行合成运算，得到准则层各要素的隶属度向量：

基于准则层各要素的隶属度向量，得到各子目标的评价决策矩阵Ri(i=1，2，3) ：

再由准则层各要素的权重系数向量 和评价决策矩阵 进行合成运算，可得各子目标的隶属度向量：

基于各子目标的隶属度向量，可以得到总目标的评价决策矩阵R：

R＝（E1,E2,E3）'

最后，由各子目标的权重系数向量和评价决策矩阵R 进行合成运算，可得出对农村金融生态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7

[关键词]效益审计　审计标准　评价指标　政府信息管理

[分类号]D630 F239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是指运用效益审计的理论和方法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所进行的一种专门性审计。在该活动中，效益审计者根据国家审计法规和国际惯例的要求，按照授权和规定的程序通过收集、分析、评价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其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审计证据，对其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简称为“3E”)等进行审查，发现问题，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提出改进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建议，将审计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帮助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在这项活动中，标准是关键，因为审计工作是在判断基础之上进行的，而所有的判断工作又都是建立在一定标准之上的。

1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含义

1.1　效益审计标准

什么是效益审计标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弄清楚什么是标准、什么是审计标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解释，标准是“衡量事务的准则”，而“准则”是指“言论、行动等所依据的原则”。相应地，审计标准就可以理解为在审计工作中为了便于审计工作有效开展并根据审计对象而制定的一些判断准则或原则。同理，作为审计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效益审计来讲，其标准就可以理解为衡量被评价对象效益状况的准则或原则，它是用来考察和评价被审计活动是否符合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业绩标准。根据《世界审计组织绩效审计指南》的解释，这些标准应当反映待检查事项所应具备的规范化控制模式，应当代表良好的实践行为――即一个理性、有知识的人所认为的“应当是什么”。

1.2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属于效益审计，其审计标准相应地为效益审计标准。结合上述效益审计标准的理解，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就可以界定为用来判断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的基准或原则，也即是用来衡量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是否符合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业绩标准。其中，经济性标准是用来评价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资源消耗方面的标准。效率性标准是用来评价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中其产出与消耗资源之间的关系标准。效果性标准是用来评价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关系标准。经济性标准、效率性标准与效果性标准共同测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是否履行节约、是否实现高效、是否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等。效益审计标准是评判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高低的尺度和参照物，一方面它可以为效益审计工作提供测评基准，减少人为主观性，降低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引导政府信息管理部门向既定的目标迈进，更好地履行职能。

2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构成

2.1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层次构成

从衡量的结构层次来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可以划分为微观层次标准、中观层次标准和宏观层次标准。微观层次标准主要是从某一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部门或机构的角度来考察该部门或该机构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益状况，如在经济性方面其成本是否低于财政预算、效率性方面是否比以往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等。中观层次标准主要是从某一区域范围的角度来考察该政府信息资源部门工作是否在这一范围内有效益，如是否实现了信息共享、共享是否有效、共享成本是否经济等。宏观层次标准主是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工作的效益状况，如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信息化进程，是否有利于改善政府管理和服务等。

2.2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内容构成

从衡量的内容范围来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可划分为经济性标准、效率性标准和效果性标准。经济性标准主要用来测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部门或机构是否以最低的成本为政府和公众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信息服务等；效率性标准主要用来测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是否以一定的投入实现了最大的产出，如在不增加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费用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将纳税人的钱是否“钱尽其用”等；效果性标准主要用来测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是否为政府决策带来了明显的好处，是否改善了政府与公众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是否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等。

2.3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性质构成

从衡量的效益性质上来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可划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定量标准主要着眼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中可以量化的效益指标，是评判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效益程度的重要依据或准则。如考查资金运用是否符合经济性要求时，其标准就应该以定量标准为宜；定性标准主要着眼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结论判断或难以量化的内容。在考察、衡量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时，应注意标准的运用，因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主要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而这种社会效益具有难以量化、滞后性、模糊性和“心理价值”等特点，定量标准难以测度。

3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选择的要求

作为具体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工作来讲，选择什么样的标准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讲，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选择应满足如下要求：

3.1　符合效益审计标准的一般性要求

根据《亚审组织效益审计指南》第3章22款规定，合适的效益审计标准应具有可靠性、客观性、有用性、易懂性、可比性、可接受性等特点。理所当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也应符合这些要求。其中，可靠性要求是指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审计工作者运用同样的标准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客观性是指审计标准能最大限度地不受审计人员或管理部门偏见的影响；有用性是指通过这些判断标准，能够得出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审计发现和结论；易懂性是指这些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内容清晰，不会产生误解，方便理解；可比性，指运用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中的标准能与其他类似活动中的审计标准相比，并且还能进行同期比较等；可接受性是指这些审计标准能够被审计单位、立法机构、媒体和一般社会公众所理解，并且愿意认可。

3.2　标准必须围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目标来选择

效益审计标准实际上是对审计对象目标的注解、转化和展开，使之变成可以进行取证与计量的各项质

量数量指标体系。在信息时代，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的对象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方面：①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或知识支持；②为公众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③做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提升自身工作效益。在确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时，必须考虑这些职能目标，围绕目标来选择合适的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效益审计工作才能得出有针对性的审计结论，提出有价值的审计建议。

3.3　选择标准的来源应是广泛的

《世界审计组织效益审计指南》指出，规范性的效益审计标准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管辖被审计单位运作的法律和规定；立法机构或者行政部门采取的决策、政策和程序；与最佳实务的比较；与历史材料的比较；专业标准、经验和价值；独立专家建议和专长；新的或既定的科学知识以及其他可靠信息；以前在类似审计中用过的标准或者其他最高审计机关用过的标准；开展类似活动或项目的机构；效益准则或者立法机构以前开展的问询活动；关于一般管理和被审计事项的文字等。作为效益审计工作范畴之一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其标准来源于也应是多渠道的，它既可以来源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可以来源于部门制定的计划、预算和定额，既可以是其历史业绩水平、行业水平或国际水平，还可以是相关的理论依据或科学计算数据。在选择相关标准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工作要拓宽眼界，注意标准来源的广泛性。

3.4　标准的选择必须与环境相一致

效益审计工作总是在一定环境下展开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选择必须与环境相一致。应注意以下问题：①标准选择要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相适应，如当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中浪费较严重时，经济性标准必然处于该项目审计的核心地位；②与社会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要求相适应，如公众要求政府部门提供公平的信息服务时，效果性标准就显得更为重要了；③要注意与被审计单位意见的协调，被审计单位的意见是其工作开展的基础人文环境，在开展效益审计时必须考虑这一环境因素。

4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系的构建

一个科学合理且实用的评价标准体系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保障。经过综合考虑，本文采取对审计标准进行具体转化(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并给各指标赋予权重的思路来完成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体系的构建工作。

4.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根据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标准的含义、构成和选择要求，结合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的三大业绩标准――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经过反复讨论、筛选，设计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4.2　给各个指标赋予合适的权重

权重的赋值是效益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对于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由专家小组根据经验或一些专门的方法来确定，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根据对一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判断结构(主要是两两比较)把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结果直接而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一层次元素两两比较的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而后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

由于构建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三层，为了求出最低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最高层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在此采用逐层计算的方法，从最高层开始，由高向低逐层进行计算。具体到某一层，其操作方法是：对于某一层次准则c，假如有元素D1和D2，其中哪一个更重要，重要的程度如何，通常按1-9比例标度对重要性程度赋值。对于准则c，n个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得到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A=(aijnxn其中aaij，就是元素Di和Daj相对于c的重要性的比例标度，且aaij>0，aji=1／aij，aij=1。再对该矩阵进行运算，求得特征向量，并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入、一致性指标cI和随机一致性比率CR，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将符合一致性检验的特征向量作为指标的权重。现以效果性方面的“用户满意情况”为例进行分析。经过专家打分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到判断矩阵(见表2)，经过运算，该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w=(0.078，0.487，0.435)T，最大特行征值λ=3.013，cI=0.006，CR=0.010

同理，计算出其他各层次指标的权重。最后对这三层级的指标权重进行合并运算，就可以得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评价指标(三级指标)的最终权重，具体见表3。

有了这些具体的评价标准，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评价工作。当然，这些标准在具体的审计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审计活动的深入，有时因工作的要求也需要作适当的调整，以便更好地完成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益审计工作。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8

【关键词】重要性原则 会计重要性 审计重要性

知识，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化和无形化使会计和审计的和范围进一步拓展，会计信息系统加工的对象纷繁复杂，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完全对称的信息环境几乎不存在。面对日益高涨渴望充分披露会计信息的呼声，成本效益先行的经济人必须重新审视重要性边界。如何把握充分披露原则与重要性原则的均衡统一，是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值得深思的。况且经济环境使面临不断加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工具的日益创新对会计提出了新要求，哪些是应在表内确认的重要项目，哪些需表外重点披露，取决于对其进行重要性判断。大量不断涌现的被现行财务报告体系轻视的不确定性经济业务，因为所需判断内容多、判断难度大，给管理当局使用操纵、隐瞒等手段弄虚作假提供了庇护土壤。而在审计工作方面，对重要性的快速准确的判断无疑能合理降低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符合人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的心理，这对于我们建立独立审计诚信机制，甚而对于整个市场诚信的建立能起到推动作用。

一、重要性的概念

（一）会计重要性的概念

对会计中的重要性概念，有很多种定义和描述。国际会计准则对重要性概念的描述为“如果资料的省略或差错会影响报表使用者根据会计报表采取的决策时，资料就具有重要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把重要性定义为：“考虑到一定周围环境，会计报表中存在的一项错误或漏报的会计信息，可能使一个有理性的报表使用者受其影响而改变其决策的程度。”我国会计准则没有给重要性明确的定义，而要求会计核算过程中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应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和程序。具体来说，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或会计信息使用者相对重要的事项应分别核算，分项反映，力求准确，并在会计报告中作重点说明。而对于那些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至于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可适当简化会计核算手续，采用简化的会计处理方法，合并反映。

（二）审计重要性的概念

重要性也是现代审计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国际审计界对它的定义多源于会计理论中对重要性的定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审计重要性》的说明，“重要性”是指“信息的错报或漏报足以影响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所做出的经济决策，那么该信息是重要的”。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十号――审计重要性》给重要性所下的定义为：“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

（三）会计和审计中重要性概念的联系

尽管“重要性”在会计和审计中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会计中的重要性概念与审计中的重要性概念还是存在多方面的联系的：

1、重要性概念的提出都是为提高会计审计工作效率。

重要性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在保证会计和审计质量前提下，提高会计和审计工作效率。从理论上讲，会计核算越全面、准确，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越高。但由于现代企业规模的庞大、业务的复杂，要达到上述要求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因此，会计和审计职业均采用了重要性概念。

2、重要性概念对会计和审计实务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重要性概念对会计和审计实务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会计中以重要性的判断影响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划分标准、费用计入方式、明细账的设置依据、项目在会计报表中披露的详细程度等诸多方面。审计中对重要性的判断会影响审计范围的确定、实施的审计程序、审计结论、审计意见的类型和最终审计风险。

3、重要性概念在会计和审计中的运用，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工作人员的职业判断

重要性概念在会计和审计中的运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会计和审计对重要性判断时均需从数量和性质两方面考虑。但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对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规定量化标准；从重要性判断的性质方面讲，也没有明确哪些属于重要的事项或哪些属于不重要事项的指南。因此，会计和审计人员应根据经济主体的性质及其规模的不同并考虑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综合会计项目的性质、精确度要求及有关法规对财务会计的要求等因素对其重要性水平做出判断。

4、重要性的判断都是以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为依据

会计和审计对重要性的判断，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数量角度，最终都是以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为依据。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关注的事项，会计应分项核算，力求准确，详细披露。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影响较大的项目，审计中应实施详尽的审计程序以降低审计风险。由于会计和审计对重要性的判断最终需考虑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会计中重要性规范的是事前与事中的会计处理，而审计是对会计信息的再次确认，其重要性规范的是对会计处理结果的事后审核。可见，会计重要性的判断会影响审计重要性的判断，合格的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鉴证时应先考察被审计单位对重要性的把握与运用后再选择合理的重要性水平，以期达到审计成本、效益与风险的最佳效果。

5、实证是合理确定会计和审计重要性标准的有效途径

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多元性及多层次性，决定了其对报表信息的使用要求不尽相同，因而对重要性的判断会有多重标准。客观地说，现有的会计和审计准则中的重要性标准多数来自会计师们的经验，即其标准是通过实证方式取得的，实证的依据也来自于会计师的经验。实际上，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很大部分是实践经验的。所以对会计和审计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需从实证研究入手。美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统一重要性标准的实证探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展。但由于在实务中重要性的定性与定量标准皆难以把握，目前理论界也只制定了比较模糊的标准，对其深入认识尚需继续大量的实证调查。

二、重要性概念在实务中的运用

（一）重要性概念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

重要性原则作为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基本原则的一种修订性惯例在会计核算中采用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会计核算中运用重要性原则首先会涉及重要性的判断问题，但对于不同的会计主体和会计事项来说，重要与不重要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重要性可以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判断：就性质而言，只要该会计事项一发生就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则属于具有重要性的会计事项；就数量而言，当某一会计事项发生额达到一定数量就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则应将其作为具有重要性的会计事项处理。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判断某一会计事项是否重要时，量的标准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一个资产总额一亿元的企业和一个资产总额一百万的企业，判断某一项支出是否属于重要性事项，其数量标准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在实务中，成本控制中的例外原则、选择现金等重要资产作为内部控制制度的重点、存货管理中的ABC法等都可视为重要性原则的灵活运用。

显然，我们从前面有关重要性概念的表述中可以得出以下观点：1、重要性概念总是针对会计报表而言的。判断一项经济业务是否重要应视其在会计报表中的错报或漏报对会计报表使用者所作决策的影响而定。若一项业务在报表中的错报或漏报足以改变或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则其是重要的；否则就不重要。2、重要性必须从会计报表使用者角度考虑，因为会计报表是为了满足其使用者的信息需要编制的。当然，会计报表使用者应是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并能够理性的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人。3、重要性的判断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企业不同或时间不同判断重要性的标准也就不同，重要不重要是相对的，对重要性的评估需要运用专业判断。4、重要性与相关性虽都要考虑信息对决策者的影响或引起的差别，而且决策者需要了解的(即相关性的)信息往往就是重要的信息，但二者间仍存在着重大区别，不能混淆：相关性取决于决策者对信息是否感兴趣，而重要性则取决于信息是否对决策者起作用，不披露此类信息是否足以引起重大的差别。有些信息可能与决策相关，但因其金额过小，不予披露不至影响使用者的决策，此类信息即为不重要的信息。5、运用重要性原则是为了把握住问题的实质，抓住关键点，兼顾效率和效果，以实现成本效益原则。

（二）重要性概念在审计实务中的运用

重要性概念对审计实务有广泛影响，审计人员对重要性的判断直接影响审计范围、审计程序和审计风险。会计人员运用重要性概念，是对会计信息是否单独提供或揭示进行首次判断；而审计是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鉴证，其对重要性所需的判断力高于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审计人员对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应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考虑。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十号――审计重要性》中规定：注册会计师应以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为判断基础，采用固定或变动比率等确定会计报表的重要水平。根据国外的经验，以总资产和总收入为判断基础的，其重要性比率为0.5％―1％；即在1％以上的错、漏报会影响信息使用者正确地决策，而0.5％以下的错、漏报则不会影响其正确决策。这里存在一个弹性区间，对规模较大的单位应选用较小的比率，而对规模较小的单位则应选用较大比率。以净资产为判断基础的重要性为1％。以税前净利为基础的为5％－10％。审计人员必须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规模、业务性质、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自身经验等主观判断被审计单位可容忍的最大错、漏报，即重要性的数量标准。同时，审计人员还应根据错、漏报的性质，也就是错、漏报原因判断其重要性。某项错、漏报从数量方面或许并不重要，但就性质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具体来说，金额相同的情况下，以下几种错报与漏报对信息使用者的影响更为重大：舞弊或违法行为造成的错报与漏报；可能影响履约义务的错报与漏报；影响收益趋势的错报与漏报；不期望出现的错报与漏报，如现金和实收资本账户若出现较小错报与漏报，也应引起相关利益者的高度重视。

重要性概念在审计实务中的运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编制审计计划时，合理评估重要性水平，据以确定所需审计证据的数量

由于计划重要性水平越低，意味着可容忍的报表或账户余额中的错报、漏报的金额越小；而可容忍的错报金额越小，为保证审计工作能发现所有超过或容忍错报的重大错误所需要的审计工作量和证据就越多。因而，重要性水平与审计证据间呈反向变动关系，计划重要性水平越低，所需获取的审计证据越多。

2、在审计过程中，重要性判断直接对审计风险的评估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的定义，审计风险是指当会计报表存在重要错报或漏报时审计人员发表不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由于重要性是审计人员从报表使用者角度进行判断的结果，因而重要性水平确定的越低，审计人员通过审计不能查出会计报表中重要错报的可能性(机会)越大，审计风险就越大。此时，审计人员只能通过执行更详细的符合性测试或实质性测试程序来降低审计风险。可见，审计风险与重要性水平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即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风险越低；反之亦然。把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这种反向关系可使审计人员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保证审计工作的效率与效果。

3、评价审计结果时，重要性水平有助于合理确定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报告的种类

审计人员在评价审计结果，确定应发表审计意见的类型时，应当汇总已发现但被审单位尚未调整的错报或漏报，将其同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相比较，确定该汇总数是否超过重要性水平或其性质是否重要。如汇总数超过重要性水平或属性质重要，审计人员应考虑扩大实质性测试的范围或提请客户调整报表；如客户拒绝调整，或实施扩大测试后，该汇总数仍超过重要性水平，应发表保留意见(比较重要时)或否定意见(非常重要时)；如汇总数接近重要性水平，审计人员应实施追加审计程序或提请被审单位进一步调整已发现的错报或漏报，以降低审计风险；如汇总数远低于重要性水平且性质不重要，可发表无保留意见。在具体确定审计意见类型时应进行定性判断，充分考虑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

（三）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对重要性原则使用的比较

1、会计人员对重要性原则的使用

会计重要性是报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一种需求特征，其含义表现在两个方面：报表使用者只需要重要的会计信息，以及管理当局按报表中是否存在重要的遗漏或错误承担责任。实务中，企业管理当局依据这样的标准对外编报会计报表，法官依据这一质量标准判定管理当局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审计人员依据这一标准来确定自己发表审计意见的类型。

会计重要性作为约束会计行为的准则，与审计(或司法)重要性作为CPA发表审计意见或追究信息提供者法律责任的准则是有差别的。会计重要性从量的角度考虑不应强调“遗漏”或“不报”，只能强调“每个重要项目应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报。不重要的金额应与具有类似性质或功能的金额汇总，不必单独列报。”(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29条)。“如果某项目单个看不重要，则应将其与财务报表内或附注中的其他项目汇总。但是，其重要程度不足以在财务报表内单独列取的项目，对于附注而言，却可能是足够重要的，从而应在附注中单独列报。”(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30条)

2、审计人员对重要性原则的使用

企业外部人需要重要的会计信息，审计人员对重要性原则的使用就是根据各项法规、准则的规定及审计人员自身的专业判断，检查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是否遗漏或错报了企业外部人需要的重要的会计信息。

审计人员对重要性的运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以重要性水平作为判别会计报表质量状况的标准，并依据这一标准对会计报表的质量状况发表审计意见；第二是作为审计行为(工作)的准则，即：只检查会计报表在所有重要方面是否符合“三性”(合法性。公允性、一贯性)。

三、对重要性概念的再思考

（一）重要性在实务操作中的主观性和上的客观性是统一的

重要性的判断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但重要性的判断离不开特定的客观环境，要受到会计系统外部使用者的制约，它不应以信息提供者的意志为转移，至少应该使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运用重要性原则对同一事物进行判断时，结果相同或相近。重要性的主观与客观的两栖特性，要求高水平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判断，而高素质的会计和审计从业人员匮乏是我国会计与审计界面临的主要。

（二）重要性是创新性与一贯性的统一

由于知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日益创新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得重要性的性质与数量标准都在经历着革新，其标准需要随着经济环境对其新要求而修正，以适应新经济业务的需要。而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对同样的经济业务所适用的重要性标准则应一致；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业务的重要性应相同，所以制定重要性标准时应注意前后一贯。我国企业内部对判断会计事项的标准缺乏一贯性，实务中重要性准则与相关细则的缺位，使得会计操纵的空间得以存在。管理当局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有些不重要项目进行利润嫁接；而对于某些重要项目则不予充分披露，以蒙骗广大投资者，这也是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失真的一个原因。

（三）重要性原则是诚信回归的加速剂

在实务操作中，体现成本与效益统一的重要性原则是诚信回归的加速剂。时下全球呼吁诚信回归，在独立审计诚信将可能意味着直接审计成本的增加或审计市场份额的失去之际，对重要性的快速准确的判断无疑能合理降低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从而中和其“诚信回归成本”，符合人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的心理。这对于我们建立独立审计诚信机制，甚而对于整个市场诚信回归能起到推动作用。所以加强对重要性的深入和运用，对会计和审计的有着长远而深刻的意义。

(1)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1996年12月26日国家审计署，自1997年1月1日起实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94年8月31日国家审计署，自1995年1月1日起实行)

(3)张武标.审计重要性的运用[J]审计与理财，2006.1.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9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与发展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影响。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

的援助项目，不管是研究项目，还是实际建设的项目，大致都在法律与发展这个框架下进行的。浏览世界银行的网站就会发现，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法律问题，“法律和发展”（lawanddevelopment）至今仍然是不少学者经常关注的一栏。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世界银行提出的经济发展公式中的各种变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学者分析中国模式的成功，特别是在中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在并未完善的法治社会框架中却创造了经济的极大腾飞，这从侧否定了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普世性。中国是否真的作为一个特例存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众多模式中，在理论上，中国司法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缺乏使得很难解答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这种“中国之谜”。正式的裁判机构对于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早源自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从这位最富影响的经典社会理论家入手来讨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制可以为长期投资和交易提供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这一现代化理论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的发展政策。该理论认为，发展的过程蕴含着一种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摆脱,这种理论也直接成为了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理论基础。

但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这个论断却遇到了难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初期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存在中立而有效的裁判机构，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法律和法制正在变得完善，正朝着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中已经出现的经济发展和成熟法制共生的方向前进。怎样解释这样一种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先期的法治不完善究其原因是因为即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但中国的文化、宗教和族群中的规范等替代机制的存在，使得法制的重要性还表现不出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因缺乏正式的裁判机制而受到阻碍，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真正地证明有效的法制和法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只是对经济尚未全面发展时期的情况提出一种替代解释。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改革情况是对马克斯·韦伯论断的一种纠偏，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法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根本无法证明正式的法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两者有任何关联的话，也是经济的成功促成了法律和法制的发展，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了对法制的需求，而国家机构则应时生成法制供给，但这些观点也缺乏经验与实证方面的证实。

中国司法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究竟何为前提亦或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否高效、公平？这都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围绕着司法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的主题着重分析，利用历年《中国法律年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这些数据将涉及到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机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案件数量的变化，上诉率与结案率的变化，我国的仲裁情况概述与经济审判庭在中国存在理论与现实基础等方面，得出我国司法制度现状的一个一般性结论以及司法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契合之处。

二、司法效率与经济发展

效率就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成果，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是效率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活动同样可以有效率追求与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

一个国家司法效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该国司法制度在实现民主途径中的科学化程度或进步性程度。司法效率就是通过司法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寻找最佳的方式，以最少的人、财、物和时间投入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进而实现司法目的。

（一）司法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

司法效率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具有一定的时空性，是近年来中国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司法效率顾名思义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中的投入与产出比。

投入是作为司法机关和有关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的人力、财力及时间、精力、名誉、声誉等耗费和损失的总称。对人民法院来说，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投入本已紧张和有限的审判资源，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生效判决能否得到执行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执行难已经是司法活动中的症结，有效的判决得到及时执行是司法效率的重要评价指标，因此将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中的成本计算在内的话，人法院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的。

司法效率高低这个指标的实现主体还有从事社会法律服务的律师、公证员等，同样也进行了一定的投入；对有关当事人来讲，在具体的司法诉讼中一般情况下都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进行法服务的必要，聘请律师的费用对于当事人而言应是一笔较大的投入。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案件庭审之前要进行侦查、批捕，甚至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在具体司法诉讼中还要出庭支持公诉，公安、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活动对于警力非常紧张的两机关而言，也是不小的投入。概括来讲，对于任何一起具体司法活动和诉讼，单就司法机关和各有关当事人的投入而言如上所述就是不菲的投入，那么所有这些投入相对应的产出就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之后的判决，也就是司法活动及诉讼最终的结果。司法效率中还涉及到有关时间及审限的因素。

在我国司法制度中对于诉讼中有关的时限问题，在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限来进行诉讼，就应认为是符合了诉讼效率的基本要求。在时间效率因素方面，造成效率低下的重要方面是有关案件因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再审和重审问题。

案件的判决得不到有关当事人及检察机关的认同，依照我国法律，有关当事人可以上诉、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程序。一旦进入二审程序，司法机关及有关当事人的投入又要继续增加，在此条件下，司法效率已经在无形中大打折扣。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有关当事人及司法机关仍然可以提出重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司法效率可言，而且司法权威与公正也受到挑战。

（二）司法效率与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研究司法效率要以法院为视角，简单而言，法院的发展及表现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从需求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活动越频繁，有关合同和财产权利的纠纷越多，对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的需求越大，对法院的需求也越大。因而，法院潜在的作用也越大。从供给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的财力越强，对法院的投入才会越多，法院的办案条件才会越好，法院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办案的质量才会越高，法院的执行效果才会越好。司法效率水平高低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作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一般来讲，我国近年来司法效率高低标准很大程度显现在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含经济纠纷案件)，又很大程度现在民事案件的审结率，另外，之所以用民事案件来做中国30多年来诉讼案件数量变化的依据，是因为民事案件向来占诉讼案件中的较大比例。如1987年全国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数是1875229件，其中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就有1213219件，经济纠纷案件有366110件，民事件数占全部案件数的65%，民事案件加上经济纠纷案件占全部案件的84%，因此，优先选用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和结案数比较能恰当地显示出司法效率的相应指标。30多年来，我国民事案件收案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与一审民事案件审结数几乎契合在一起，且审结率集中在98%到101%之间小幅振荡，从这点可以表明我国的司法效率初步指标能够达到现代国家的一般标准。

新古典增长理论曾预测，由于技术进步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递减，贫穷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不看好我国，他们认为我国制度存在缺陷，包括缺乏法治、有保障的产权和制约执行机构的任意性的政治体制。这种思想的渊源来自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North）,他认为，可执行的产权和公平竞争规则在削弱国家剥夺能力的同时，可以确保私人企业家和大多数有效率的企业获得收益。所以，我国的经济被认为并不会高速增长，进而经济纠纷的数量也并不会持续增长。但事实上，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纠纷数量在不断增长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以前，经济纠纷作为一项独立的案件其数据一直被统计，且经济纠纷的收案数和结案数也被翔实地统计着。经济纠纷结案率走势与民事案件结案率走势大体相同，这是一种必然。从案件分类的角度看，近20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现在看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民事案件范畴，所以，根据事物的相似性原理，在既有的社会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两者的数据走势应是相近的，经济纠纷案件的结案率相当高，从这点可以分析出，司法效率在经济纠纷中仍然体现较高的数据，足见我国司法系统在涉经济纠纷方面仍然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的，这从侧面也解释了中国法院在法庭和人员配备上都倾向于民事法庭和民事法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曲线开始急速攀升，而且中国以9.6%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了30年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30万亿元，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2010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10.4%，我国经济总量现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这个现象和我们的诉讼水平是否正相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有学者认为“，诉讼率指标的水平和变化作为一项指标反映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交互作用的合力。如果我们不能区分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比例，如何解释数据的意义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中，不断冲击着国内与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储备与演绎理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崩溃论”甚嚣尘上，但这也不妨碍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曾经看轻中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早在10多年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即将结束，认为东欧、俄罗斯巨变后中国经济也即将崩溃，中国的粮食问题会引发“中国向世界输出饥荒”；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引起了很大的争论；2002年左右，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信任；2003年后，是对中国是否会出现经济过热的争论。

这些西方质疑者出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与中国的转型市场经济是不具有相同的作用机制与原理的，中国的经济规律必须运用于中国的制度变化和环境。经济高速增长须有特殊的增长条件、因素、路径、动力等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设计的华盛顿共识，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够自动实现增长。按照这套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等国造成“转型衰退”就是对这个理论不适应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的最好例证。中国在产权不够明晰、市场发育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增长超出了经济学的已有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这在经济学上仍然是要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而且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任何经济主体（包括企业、个人）既受法律保护，又受法律的制约。没有统一、健全、具有一定力度的法律体系作保障，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无序状态。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于经济活动会有影响，可能直接的影响不够明显，但间接的影响却不可小视。自1997年中国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中国各行业各阶层都在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改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首先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宪法取得了执政和民主政府组建的合法性基础，宪法又规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与分配方式等等与经济有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在规范市场主体方面，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在市场交易规则方面，制定了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招标投标法；金融保险方面，制定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进行修正；在对外融资方面，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海商法和对外贸易法等等。毋庸置疑，公正司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多渠道表明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近年来社会、经济关系也日趋复杂。中国法院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应改革，中国法院由过去单纯的惩罚犯罪，变为主要调解民事、经济关系，司法活动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法院的司法任务就是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如上所述，中国法院在刑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不断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审理了大量案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诉讼案件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一是增长的倍数，如果以1978年人民法院一审受理案件数到2006年和这期间的最高数值即1999年的诉讼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增长了12.71倍；二是在近30年的历程中，人民法院一审受理案件的年增长率达到9.14%。其次，收案数的增长并不是线性的。其中有很多波动，尽管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有时增长得快，有时增长得慢；有时正增长，有时负增长；1997年以来直到现在，收案数增长变缓，甚至在2000年以后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究竟该如何解释我国诉讼案件的急剧变化？可以说这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

从占总数较大比重的民事案件来看，近30年来中国民事审判由婚姻、家庭、侵权纠纷拓展到经济合同、房地产、知识产权、企业改制、破产、劳动争议、金融证券以及涉外海商等经济文化生产的各个领域。2008年，传统民事纠纷只占全部民商事案件的22.98%。足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诉讼案件种类在总数中的增长不同，与现代化有关的民事案件呈现出“诉讼爆炸”的趋势，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关于非歧视、透明度和法制统一等原则，清理了司法解释1200多件，使得中国司法机构的公开、平等和中立等绩效指标得以加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方保护主义。从这些方面分析，可以得出司法效率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司法公正与经济发展

司法活动通常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司法公正在法制社会甚至在社会文明进步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司法公正有其一定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具有真理的普世性，又具有国情的各项特征。司法公正实现的最大关键点就在于法律的价值被司法机关准确地在裁判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

（一）司法公正与目的价值

司法公正一般认为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如果我们将在尽可能重现原有事件基础上的裁判结果认为是实体公正的话，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实体公正，必然要提出程序公正。因为只有程序公正实体才可能公正，否则，司法公正与实体公正无法实现。也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平安所说：“程序正义的观念即便不是赋予审判正当性的唯一根据，也应被认为是其重要根据之一。如果不存在衡量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外在标准，只能依靠程序本身来决定结果的正当性。”程序公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诉讼直至最后作出司法裁判。司法的最终功能就是定纷止争，维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司法裁判一经形成，就是最高权威，一般不可变更，这并不是因为正确的判决是由法院作出的，而是因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一个案件裁判的是否实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在中国的语境体现下就是审判监督的案件的存在，又名再审案件。

近20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审判监督案件的收案数呈现出“L”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收案、结案总数同比下降，共受理再审案件50500件，审结49394件，同比下降2.16%和6.8%，其中刑事案件下降5.17%，民事案件下降2.05%，行政案件上升0.93%；未结案10612件，上升11.46%。生效裁判正确率达99.59%，该年度经审判监督再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占当年生效裁判的0.41%。

（二）司法公正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通常认为公正有力的司法制度和外资是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法律制度薄弱的情况下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很多人提出了中国在不健全的法制体系甚至不健全的司法体系下获得高速增长，是不是这种原则的例外，中国如何在明显缺乏法治和未明晰的产权制度下，能使外国投资竟然大胆进入，是中国法制环境并未如西方预料的那样糟糕，还是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巨大市场潜力所吸引以致作出的不够理性的投资行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法制环境是很不好的，百废待兴。1978年时，中国连界定市场体制的基本法律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证券法、银行法都没有，或者至少没有一部满足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反映的是计划经济的需要。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些早期的法律不是被废除，便是被修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投资者的确因缺乏可运作的法律体系、管理外国投资的法律含混又不完备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遭遇困境。1978年到1991年，对华的外国投资额相当小。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1992年。尽管法律体系在1992年远未完善，但中国在为投资者提供一种至少某种程度的可预期性框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10

一、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重庭审程序，轻审前准备程序

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发起前，乃至改革初期我国实行的是“四步到庭”审判模式，即“询问、调查、劝说、调解”四步曲，调解不成之后再开庭。通过庭前的询问、调查，主审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就已先入为主，对整个案件形成主观看法，开庭只是走走形式、走走过场。“四步到庭”实际是一种“先审后开庭”，导致了社会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信任危机”。出于维护司法公正形象的良好愿望，审判实践倡导了“一步到庭”，它要求审前准备阶段除了程序性的送达诉讼文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等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外，有关证据、事实、主张（答辩）的交换，证据的质证、认证，事实确认等全部都在庭审中进行，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暗箱操作，确保了司法公正。但是，“一步到庭”模式下，法官及当事人在开庭时对案情及争议的焦点均不清楚，大量庭审时间花在归纳无争议的事实、证据及明确本案的焦点问题上，由于对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缺乏充分的准备，稍微复杂的案件往往导致多次开庭。“一步到庭”明显有悖于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笔者认为，“一步到庭”、“四步到庭”弊端的根源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准备阶段与开庭阶段的分工，“四步到庭”准备阶段做了属于开庭应做的事，“一步到庭”正相反，准备阶段该做的事放到开庭阶段去做。从英、美、德、日等国家诉讼立法看，准备阶段除了程序性的告知权利义务及送达法律文书外，更主要的内容是当事人间交换主张（答辩）、事实及证据，区分有争议和无争议部分，进而明确案件的争议焦点。庭审阶段则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争议证据的质证、争议事实的辩论。把无争议部分与有争议部分的区分工作放在庭前完成，不仅不会导致当事人对法审判公正性产生怀疑，而且能够使法官和当事人在庭审前就了解案情，明确争议焦点，庭前就可进行充分准备，从而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可见，这种分工是科学的、合理的，我国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应当借鉴，以摆脱“四步到庭”、“一步到庭”模式的误区。

当前社会各界对司法审判要求最迫切的是审判的“公平、公正、公开”，而经济案件完整的审判过程包括“准备阶段—庭审阶段—判决”，其中最能体现三项要求的当属庭审阶段。“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为当事人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辩论场所和条件成为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动因。目前改革实践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庭审方式改革上，以至于审判实践中常常把经济审判方式改革与经济庭审方式改革混同。

笔者认为，审前准备程序改革与庭审方式改革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据统计，美国有95％左右的民事经济案件在庭审前就已调解、和解、撤诉，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对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重视。美国早在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就已确立了审前准备程序，1970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修改后，于1980年、1983年、1993年对审前准备程序又进行三次较大规模的修改，形成目前较为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借鉴西方国家的诉讼立法，不难得出审前准备程序改革与庭审方式改革并重的结论。从审判过程看，先是准备阶段，而后才是庭审阶段，可见审前准备与庭审改革虽然同等重要，但从顺序看应当先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再进行庭审改革，目前许多地方庭审方式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司法体制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颠倒了改革的顺序，未做好充分庭前准备就试图开一个精彩庭是不现实的想法。因而当前应当按照这一顺序把审前准备程序改革做为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着力点”。

二、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重庭审方式、轻裁判文书

经济案件完整的审判过程包括“审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判决”，判决是最终阶段，其内容的载体就是判决文书。当前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涉及到判决阶段更多是当庭宣判，因为当庭宣判率被作为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而裁判文书改革则没有引起很好重视，以至出现经济庭审方式改革轰轰烈烈，而经济裁判文书改革则是万马齐喑的局面。无论庭审程序如何“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审判公正性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对当事人而言，打官司就是向法院讨个说法，对法官来讲，审判案件就是为当事人判断是非。因而，在裁判文书中把案件的是非曲直说个明白，既是当事人，也是整个社会对经济审判的当然要求。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主任在1998年6月27日北京香山举办的“全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讨会”上指出，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我国绝大部分法院的现行民事判决书在写法上不同程度存在四方面问题：1？归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时缺乏规范，随意性大，遗漏、肢解、歪曲当事人的意思的现象时有发生；2？确认证据的理由不作交代，使人无法了解有关事实是如何查明；3？基本上不确定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使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变的毫无意义；4？不详细阐明判决理由。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很客观，这种现象很普遍。裁判文书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决定了裁判文书改革在整个经济审判方式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裁判文书改革是庭审方式改革的折射，与庭审方式改革良性互动，一方面裁判文书的内容来源于庭审过程，其结构依据庭审模式设计，以庭审方式改革为基础；另一方面裁判文书改革为庭审方式改革明确方向、指引道路，促进庭审方式改革的开展。旧模式经济裁判文书对证据如何采认、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法规为何适用均无需阐述，暂不论没有按规范意见开庭，即使不开庭也能写好旧模式的判决书，旧模式裁判文书对庭审程序已丧失了制约作用，庭审方式改革也就失去意义。笔者认为，“经济一审判决书”格式应当要求罗列当事人所有举证及人民法院查证的所有证据，归纳当事人无争议事实及相应证据，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逐一阐明认定的理由，列明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所参照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说明适用及参照适用的理由。新模式对庭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离开高质量、高效率的庭审，新模式的裁判文书就无法制作。

裁判文书作为经济案件审判最后一道关卡，对审理每个阶段都起着监督检验作用，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裁判文书改革为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突破点”，结合审前准备程序改革这一“着力点”，庭审方式改革取得成效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以开庭率100％作为衡量公开、公正的标准

社会对庭审方式改革提出“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并把它作为“1999年审判质量年”的重要举措。公开审判制度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开庭公开，给当事人提供公平论战的场所和条件。除法律规定不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均应公开开庭审理。目前不少地方法院把开庭公开片面理解成为每个案件都应当开庭审理，公开审判制度就是追求开庭率，为此把一、二审开庭审理率高低作为衡量公开审判制度贯彻落实情况的标准。笔者认为，在当前公开审判制度缺乏衡量标准情况下，开庭率高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应成为衡量公开审判制度的标准，片面追求开庭率100％的做法有悖于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首先，庭审程序不是法定必经程序，庭前调解、撤诉的案件就不经过庭审程序，美国民事经济案件经过庭审程序的不到5％。其次，庭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提供公平论战的场所和条件，对于简单的案件，审前准备程序当事人就对主张（答辩）、事实及证据无异议，并自愿放弃庭审论战，那么场所和条件的提供就失去了意义，此时强行开庭审理，不仅违背了当事人的意志，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不符，而且导致时间的浪费和诉讼成本无意义增加，从而违背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第三，开庭审理主要是对有争议的新证据、新事实进行质证、认证、确认。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建立的举证时限制度或当事人举证声明制度以及二审终身制都限制了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的主张（答辩）、事实及证据。二审只是对一审当事人围绕诉争焦点提出主张、事实及证据进行重新的认证、确认，可见二审应以书面审为主，不应追求二审案件开庭率。第四，我国实行的是合议制，每个案件开庭一般都要三名审判人员参加，追求开庭率100％将给目前审判人员缺乏的司法现状造成雪上加霜。这是当前法院人力、物力、财力所无法支持的。笔者认为，不应片面追求开庭率100％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对于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除了法律规定不应公开外，一律都要公开。

四、法官工作贯彻“从立案到结案”的全过程

经济纠纷案件完整的审判过程包括“审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判决？”三个阶段，庭审阶段、合议判决阶段，法官必须参与，但审判准备阶段法官则不宜介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安排审前准备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解当前法官工作压力，提高庭审效率，如果审前准备阶段特别是审前会议法官仍必须参加的话，那么“审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所耗费的时间与“一步到庭”两次以上开庭所耗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审前准备阶段的设计就不具备优势。二是从公正性角度出发，法官庭前介入，在当事人各方尚未围绕证据进行公开质证、认证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形成主观看法，从而使庭审流于形式，重新回到四步到庭“先定后审”的老路上去。

西方国家审判准备程序也避免主审法官介入，“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下，要求法官和陪审团必须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只以法庭上所获得的信息来形成他们对案件的判断。为了保证法官在开庭之前原则上不接触案件，诉答阶段和证据开示阶段一般是由助理法官主持。法国专门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法官，与主审法官进行分工。主审法官不介入审前准备程序是法官中立性的体现。我国实行的“合议制”，法官中立性要求是对合议庭全体成员共同提出的，合议庭其他成员也不宜介入审前准备程序。

美国早期审前准备程序实行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阻挠诉讼进程，造成诉讼迟延及诉讼费用上升，为此美国对审判准备程序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改，创设了审前会议制度，建立了法院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在当前我国公民素质不高，法制观念不强的情况下，法院更应介入审前准备程序，我们不能重蹈美国覆辙。笔者认为，在目前审判人员严重缺乏的司法审判现状下，由书记员主持审前准备程序是可取的作法，书记员完全能够胜任这项程序性工作。

五、衡量错案标准以客观事实或评查时法律事实为依据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所指的事实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下“事实”应理解为“客观事实”，而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则应当理解为“法律事实”。时间不可逆性决定了客观事实无法原封不变地回复到原始状态，即使摄像机把过去的事件拍摄下来，也可能因为摄像的角度不同而无法恢复事件的客观性。对于客观事实，虽然我们不能通过时间倒流机器去展示它，但客观事实留下的物质、痕迹，包括通过经历者感官所形成的某些感知、印象，为恢复并再现原来的事实过程的主要内容提供了事实材料和根据，这些事实材料和根据就是证据，法律事实是以证据为依据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构设出来的。”由于证据的收集、提供可能不完备，证据的分析判断可能产生偏差，在此基础上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很难做到完全相符。由于客观事实无法原封不变地恢复到原始状态，案件判决只能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具备唯一性，而法律事实则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证据及主审法官判断的变化而变化。1999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审判质量年”，衡量案件是否是错案，不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也不能简单地以“法律事实”为依据，而应当强调以判决时的“法律事实”为依据。

由于客观事实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转性，而法律事实又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解必须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也是一种误区。调解意味着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体现，片面追求不可逆转性的客观事实或者不确定性的法律事实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有悖效率、效益原则。另外，调解在诉讼各个阶段均可进行，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一般在庭审结束后，可见，调解与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在时间上是相互矛盾的。

六、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没有明确分工

经济案件审理逻辑结构包括三个主体两个阶段：“证据材料真—证据事实？—法律事实。”第一阶段是对当事人举证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把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上升为证据事实。证据的客观性指凡是作为定案的证据都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证据的合法性指证据必须符合法定形式和依合法方法取得；证据的关联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指该证据必须与其所证明的案件事实有内在必然联系；二是指证据与证据之间应当相互联系。第二阶段是判断用相关联的证据事实证明待证争议事实是否满足“完备性”、“一致性”、“排他性”，满足这三性则主张的待证事实就上升为法律事实。证明完备性指所有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素或情节都应该有证据证明，而且这些证据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系统；证明一致性指所有证据证明的案件情况都相互一致，没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差异和矛盾；证明排他性指所有证据证明的案件情况是依据这些证明所能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案件审理的逻辑结构划分为两个阶段最大的功效是有利于庭审分工。目前庭审程序正好也有两个阶段：“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调查阶段针对的是个别证据，主要是解决证据的效力问题，而辩论阶段则是在有效范围内综合说明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证明本案应该确认的事实。”因而，证据材料上升为证据事实过程应在法庭调查阶段，待证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过程应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一分工明确了法庭调查阶段与法庭辩论阶段的任务，法庭调查阶段有关证据的质证也需要辩论，但不应就此认为已到了法庭辩论阶段，也不应以未到法庭辩论阶段，阻止当事人对证据三性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