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十篇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1

20世纪简帛学的发展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后，简帛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简帛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已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20世纪的简帛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简帛材料的利用已成为研究从战国到魏晋时期历史的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其影响具体表现在证史、补史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三个方面。

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简帛学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中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站在世纪之初的角度，从学术史和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来探讨简帛学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形成

简帛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汉景帝末年鲁共王为扩其宫殿而毁孔子宅，获得与当时不同文字的简牍，即所谓“古文”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书。这些简牍被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得到，孔安国将其中的《尚书》与当时流行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中不同之处。随后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又对这批简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数十车竹简，是我国古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西晋组织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荀勖、和峤、傅瓒等进行整理研究，共整理出包括《纪年》在内的各种古书75篇，计16种之多，这就是有名的《汲冢书》。

此后，古代简帛的发现还有多次。举其要者有：晋元康年间所得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南齐出土的楚简、北周发现的居延汉简、北宋政和年间发现的东汉永初二年的讨羌檄书等。

简帛出土与简帛研究几乎同步，孔安国就是所知最早的简帛学家。古代学者简帛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释文字，归纳篇目，并将其与当时的文献相互参照、校订，其成就与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古代简帛的出土是零星的、偶然的，其研究也仅限于释文与年代考证，不仅简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其整理研究也无持续性和规范性，因此，那时的简帛研究还不能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二十世纪简帛发现层出不穷，其总数超过二十万枚以上，分布地域广阔，牵涉到的历史时期从战国至魏晋。受近代学科分类与学术独立发展的影响，这一百年来简帛的发掘与研究是在一种科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出土简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愈益突出。关于这门学科的命名，学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称为简牍学，有的称为简帛学，有的称竹简帛书学，有的称为木简学。笔者以为还是用简帛学较为可取。首先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尽管帛书从数量上来说不能与简、牍相比拟，但帛书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学科名称上就应有所体现。其次，“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倾向，现代人也是如此。如居延简多为木质，但我们仍称其为居延汉简，而不称“居延汉牍”（参见林剑鸣《简牍概述》）。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完全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并称的一种书写材料。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似更简洁、明快。

简帛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帛学的形成。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后各约五十年。由于近代简帛的发现是与外国探险家的所谓“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期发现的简帛很多流往国外，简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马伯乐、孔拉第等。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对简牍发掘和整理，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从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开始，至1949年，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从事简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劳干、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黄文弼、陈般、夏鼐等。他们揭开了我国学者独立科学发掘、研究简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颇为丰富，内容涉及敦煌、居延、罗布淖尔和楼兰尼雅汉晋简牍。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与外敌入侵，整个学术环境十分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简帛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帛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出土简帛数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简帛也得到新的整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队伍与机构扩大，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十年里，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新一代学者成长壮大。台湾地区学者与国外学者也给予简帛学极大关注，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通过两个时期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勤奋努力，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帛发掘系统、科学。二十世纪的简帛发掘，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摈弃了“挖宝”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科学发掘。解放以后，各级文物部门对包括简帛在内的古代文物保护统筹安排，系统发掘，不仅有了科学的发掘报告，而且做到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考察与发掘。科学发掘无疑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前提。第二，简帛保护、整理方法科学、合理。科学家们研究掌握了一套针对不同质地的简帛而采取的不同脱水、复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学识、经验来释读简帛文字外，还利用远红外线技术来辅助释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简帛制度研究成绩斐然。简帛作为记载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无论在材料运用与书写方式、形式与称呼、编联长短、题记与符号等若干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规范。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揭开了其中的许多奥秘。第四，简帛整理著作硕果累累。二十世纪简帛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老的简帛整理著作不断得到修订，新出土的简帛整理著作又不断问世，出版周期缩短，科学性增强。

简帛学与历史研究

简帛的发掘、保护、整理、释文、分类、复原，是简帛学的重要内容，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简帛学。笔者认为，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只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简帛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鸟瞰式的回顾，就能清楚地看出简帛学对历史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十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此书对敦煌汉简中的文书作了重新分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成就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罗、王二人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其意义极为深远。

自此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这些论著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极大地扩展了汉魏历史研究的内容。

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证史。如同甲骨文、金文印证商周史一样，简帛对于证实战国秦汉魏晋史同样意义重大。如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就是运用简帛、石刻、铜器、陶器铭文印证司马迁、班固之记载的真实性与否，取得了较以往单纯以文献证文献的训诂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还有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是否是后人伪造？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西北简提供了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材料。劳干、陈直、陈梦家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尹湾汉简则又提供了汉帝国内郡的行政、军事组织的基本情况，二者相互参照，可以对汉代政治结构有更清楚的了解。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过去只能依据文献进行研究，所知有限。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正因为此，关于汉代的文书研究才成为可能，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如除了知道秦律残暴外，具体条文所知甚少；汉律也是如此，如大家根据汉初实际，对黄老政治、施德缓刑的推行有疑义，但亦缺乏证据。历代学者对秦汉律的研究，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等也是从文献到文献。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形成可以说是简帛材料出土之后的事。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在古医学、科技史、古文字等领域中，简帛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不胜枚举。

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就战国秦汉魏晋史的研究来说，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简帛的出土，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整体水平提高。但必须看到，二十世纪简帛学所取得的成就，又与二十世纪史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不可分离。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被中国史学家接受以后，不仅给简帛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简帛资料不再局限于一般史实考证的层面上，也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得到更深层次的检验与佐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史学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为简帛材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深信，对简帛材料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将随着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也将随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对简帛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首先，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所有简帛材料都视为新材料，对本来文献材料已经有的东西或不了解，或视而不见，或没有研究清楚，就容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出现盲人摸象、舍近求远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局部问题上，简帛材料也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文献材料，至于改写或重写既往历史，彻底推翻前人观点的地方也不可能俯拾皆是。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2

关键词：《春秋》 孔子 中国文学传统

引言

孔子据鲁史做《春秋》，用了大约一万五千字，记载了春秋242年的史事，记载得非常简略。对于《春秋》这部史著，后人有褒有贬。誉者把它推崇备至，说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也有人对他进行贬低，比如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服”，这里的朝服指的是各国之间来往的文书。这两种看法前者是将之神话，是很典型的封建意识。后者也是一种极端的看法，它脱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太绝对化了。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虽然《春秋》简略，但是它正是中国史学的开始，所以这一观点也是不足取的。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孔子及其

一、孔子修《春秋》，标志着私人修史的开始

在孔子之前，只有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的国史，比如《周书》、《郑志》等。孔子依据鲁国史作《春秋》，他是把私藏于王宫府库中的档案公开出来，整理成为当时土庶阶层都能看到，并且可以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所以章炳麟在《古国论衡》中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史事，灿然若明”。他的话对然字数不多，讲的却是很精彩。这同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打破学在官府一样意义重大。

二、孔子开创了重视“史义”的传统

孔子开创了重视“史义”的传统，这使原来只处于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献的阶段，跃进到“史学”阶段，并且使史学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是指：从没有历史记载到有历史记载；从只是历史文献到能称之为史学，这就是《春秋》的出现；史学由处于自在的阶段跃进到出现刘知几的《史通》这样的史学理论著作，能够进行自我检讨的阶段。能成为史学的书不应该只有史料，还得有一套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指导思想贯穿于其中。从这个角度看，以前记载商州重要政治言论和事件的《尚书》及各国国史，都属于历史记载或者历史文献范畴，还尚未达到史学这一层次。史学不仅有史事，还应该有史义，即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以此对历史记载起指导作用。《春秋》虽然文笔简略，但是它按时间系统地记载了史事，尤其是孔子按照一定的文词表达自己的褒贬、是非意旨，贯穿于全书之中，至此，真正具备“史实、史义”的史书第一次出现了。孟子谈到孔子在《春秋》中灌输了自己的《史义》时，认为这是同以往的历史记载最大的不同，他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司马迁也讲：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修《春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创始。这影响了后代的史学家，他们立志效法孔子，在史书中表明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而且对于后代士人以至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重视史学风气也有深远的影响。古人把著史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就是要托以不朽，流传后世。比如北宋司马光做了宰相，仍然用19年时间修成《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这精神的得来与孔子有极大的关系。司马迁认为《春秋》“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传自孔孟，”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孔子对于中国史学业有消极影响。最主要的就是《春秋》过分强调褒贬书法，“别嫌疑，辩是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这种做法后来被有些人推向极端，尤其是在两宋时期，由于重视纲常伦理，致使对一些重要史实被掩盖和歪曲。比如欧阳修修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朱熹写《通鉴纲目》等，都竭力效法《春秋》的褒贬书法。宋明时期又出现不少史论，宣扬理学家的伦理观念，专凭主观臆断评论历史。

三、孔子修《春秋》确立了史法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3

一、删繁就简――议论文中的叙事要简明扼要。

与记叙文中的记叙相比，议论文中的记叙更为简洁明了。这是由二者的作用决定的。记叙文就是通过完整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来传达主题，所以其记叙务求完整，描写务求详尽。而议论文中记叙主要是为议论服务的，而且议论文是以议论这种表达方式为主的，所以议论文中的记叙不要求完整，可以是一个场面；不要求详尽，可以只言片语。

请看一位同学在议论文《克制》中的一段话：

初中时，有一天我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去上学，浅蓝色的，很漂亮。走到楼梯转弯处，我不小心绊了一下，向前冲了两步，不偏不倚与迎面一个端水盆的同学撞了个满怀，尽管那同学使劲端稳水盆，水还是晃了出来，漂亮的新裙子一下子淋上了污水。我顿时气愤难平，升起一股无名之火，泼口就嚷：“怎么走路的，你有毛病啊!”那同学诚惶诚恐，端着水盆不知所措。看到他尴尬的样子，我的心中却一阵快慰，于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自顾自地走了。我事后也没怎么留意．想不到那同学课后专门向我道歉，那份小心却着实让我愧疚、不安。可以说，这本是我的错，自己绊了一下撞上去的，却怪在别人身上，还责骂他。如果这点磕磕碰碰当时不发脾气，克制一下。不愉快的事就根本不会发生。速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不懂得克制，不学会忍让，不仅会伤害别人，而且也会伤害自己。

作者为了论证“如果不懂得克制，不学会忍让，不仅会伤害别人，而且也会伤害自己”这个观点，举了自己的新连衣裙被同学不慎泼上污水，忍不住恶语相向的例子。应该说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然而由于记叙得很不精简，使叙述和描写占了主导地位，淹没了结论，淡化了议论文文体特征。

那么，怎样修改呢?可以改成：

一次，由于我撞翻了一位同学端的水，我的新裙子被弄脏了，我不但不赔礼，反而责骂他，弄得那位同学反过来向我道歉，这使我有些不安。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懂得克制、忍让，就不会伤害别人，也就不会伤害自己了。

二、切中肯綮――议论文中的记叙要有所侧重。

这个“侧重”，就是要通过记叙体现对结论的支撑和论证。―个事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指向多个结论，可以印证多个论点。我们在记叙时，就要选择能够证明自己论点的关键词语、句子有侧重点地进行记叙，这样才能和后面的议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之时，不料遭李陵之祸，被汉武帝下狱，受宫刑，蒙受极大耻辱。四年后出狱任中书令一职。他以刚毅的意志顶住了来自朝廷上下的讥讽，全力以赴地从事著述。经过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巨著《史记》。

从司马迁的这个事例至少可以提炼出两个观点：“只有生存，才有发展。”“逆境创造成就。”而如果分别围绕这两个观点展开记叙，应该怎样记叙呢?

只有生存，才有发展。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之时，不料遭遇李陵之祸，被汉武帝下狱，处以宫刑。面对飞来横祸，面对奇耻大辱，司马迁也曾想过以死解脱。但转而想到自己未竞之事业，只有坚强地活下来，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父亲的遗愿啊!于是他选择屈辱地活下来，忍受着心灵的煎熬和痛苦，全力以赴从事著述。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

逆境创造成就。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之时，不料遭李陵之祸，被汉武帝下狱，处以宫刑，蒙受了奇耻大辱。这样沉重的打击，这样悲惨的境遇，不但没有打垮司马迁。反而激发起他更为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不甘于鄙陋没世，而要让自己的文学才华流传于千秋万代。逆境没有使他丧失信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韧刚强。他发愤著书，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

不难看出，在围绕“只有生存，才有发展”这个观点展开叙述时，紧紧围绕“生存”这个核心，更侧重于突出司马迁对于屈辱地活着还是痛快地死去的艰难抉择，以此突出生存对于发展的首要意义和价值。而在围绕“逆境创造成就”这个观点展开叙事时，我们更侧重于突出司马迁被汉武帝下狱、处以宫刑、蒙受了奇耻大辱的“逆境”，并强调了逆境对于司马迁取得巨大成就的作用。

三、形象生动――议论文中的记叙要准确生动。

议论文中的记叙虽然不及记叙文中的记叙完整详尽，但也不能因陋就简。议论文中的记叙也要力求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论点服务。

请看下面两段文字。

事业的成功在于勤奋。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辍耕录》是怎样写成的吧?元末有个叫陶宗仪的人，他在松江时一面从事耕作，一面写作，有所感悟就记录在树叶上。后来经过整理，写成《辍耕录》这部书。这个故事启示我们：事业的成功在于勤奋。如果陶宗仪不是坚持不懈、勤勤恳恳地进行业余创作，哪里会有《辍耕录》的问世呢?

事业的成功在于勤奋。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辍耕录》是怎样写成的吧?元末陶宗仪种田空暇之时，在树荫下歇息。凡有所感悟就记录在树叶上，七年如一日，辛勤积存的树叶有十余瓮。后来经过整理而成书，共三十卷，题为《辍耕录》。这个故事启示我们：事业的成功在于勤奋。如果陶宗仪不坚持不懈、勤勤恳恳地进行业余创作，哪里会有《辍耕录》的问世呢?

两段文字相比，第一段文字只是泛泛而谈，笼统概述。而第二段文字则把空泛的概述准确细致地表达成“种田空暇之时，在树荫下歇息。凡有所感悟就记录在树叶上。七年如一日，辛勤积存的树叶有十余瓮。后来经过整理而成书，共三十卷，题为《辍耕录》”。从而更具体地突出了陶宗仪的勤奋，使得这个事例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四、多管齐下――议论文中的记叙常常结合描写、议论、抒情。

需要注意的是，议论文的文段中，常常兼用各种表达方式。记叙常常和描写、议论、抒情结合起来，增强表达作用。请看下面的文段。

生无所息，是一份坚韧一份执着。我看见苏武，比大漠还要古老的汉使，守望着他的高原。大漠的风雕刻出手掌的龟裂，大漠的霜雪染白了他的双鬓，草原上的树孤独地守望着自由，鹰群年复一年地画出亘古的弧线。我听不见他的哀叹，只看见光滑而秃的汉节。是的，它在诉说着尊严、自由与气节。于是我懂得，生无所息，不仅是生活态度，更是生命流淌的血液。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4

耿相新，三联书店，2011

大凡爱一物之深，总不免在了解、收藏之后难于满足及至想要追问它的来路去处，世人大抵如此。譬如真心好书好文者，不仅案头满牍净手捧卷，更难免生出追溯出关于“书”的前世今生。书籍的今生不难了解，倒是这“前世”大有可探之处。那么或可一读耿相新先生著作的《中国简帛书籍史》，笔者以为即便为门外之人也多有裨益之处。

华夏千年的文化，是汉字为主的文化，而汉字文化的载体，正是始于书籍。钱存训博士于其学术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中曾谈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在这最早的时期中，不仅今日通用的文字和书籍的一些性质渊源于此，而且影响后世的哲学思想、生活习惯和伟大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孕育而成”。对于中国简帛书籍的研究，不仅能够探究出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同时更能展示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而《中国简帛书籍史》一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几乎都是印刷史、文献学与版本学的附庸，而诸多的学术著作也表明简帛书籍史并未独立于简帛学术史、简帛文献学等。可以说，一部中国简帛书籍史正包括了泱泱中华数早年繁多的文明的文化史。

作者从“书籍史”出发，想说的却不仅限于此。书中从简帛书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开篇，辅以简帛书籍的书写与缮写，并专门对于简帛书籍时期的作者、读者、传播方式、编校方法与书籍管理等进行了研究与总结。要说“书籍史”与“出版社”的必然联系，本书中可以《简帛书籍的编校方法》一章为例。章节中首先介绍简牍书写时期们必不可缺的工具――书刀，书刀的作用在于刮削简牍上的错字以及旧简重新利用，如果说书刀是简牍书写时期书籍编辑的“器”之一(此外还有书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笔墨砚台等)，那么彼时的编辑思想与方法则正是书籍编辑之“道”了。关于简帛时期书籍的编辑活动，作者主要记录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比较大的编辑活动――“一次是春秋末年孔子生活时代前后‘六经’的编撰，一次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编校群书”。同时，作者也总结出此时刘氏父子的编辑方法与编辑思想，即“以人系书，编撰全集；以类系书，编撰总集；证明定篇，开创新例”。自此，书籍的体例被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书”也成其为书。此外，作者在《简帛书籍的著作形式》、《简帛书籍时期的作者群体》、《简帛书籍的传播方式》、《简帛书籍的阅读群体等章节中》，对于“书籍史”与“出版史”的共生问题均有论述。

这些将“书籍史”与“编辑史”共生看待的学术角度，是其他领域学者在研究中所不能具备的，同时这正是本书独有的显著创新之一。正如简介中评道：“是书为国内第一部从出版人的视角来结撰的中国书籍史”。

“我所理解的书籍史，它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应当是用不同文字复制于不同载体上的供阅读、传播之用的信息、知识、思想文本的――也就是关于书的――全部活动。”基于如上对于中国书籍史概括的思想指导下，耿相新在本书中系统地揭示了书本身的内在形式与外在表现方式、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书籍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等贯穿于“书籍史”中的几对主要矛盾，并以此形成了全书的框架。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5

【论文摘要】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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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6

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认为，读书是坚定信念、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是丰富知识、提高能力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好读之心，更要有善读之举。要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和学习生活化、生活学习化。要有选择、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读书。要善于在读书学习中积累知识、思考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先达说，学习是终身的事，终身学习、学习终身，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是社会动物，学习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是获取社会力量的唯一途径。善于学习，于个人而言，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政党而言，可以永葆先进性；于国家而言，可以保持快速、长期的发展。

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认为，学习力是学习的动力、毅力、能力和效能的综合体现。她说，党员干部提高学习力是顺应发展大势、赢得竞争主动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是提高素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需要。提高学习力是为了形成更强的创造力、竞争力。应当更新学习理念、突出学习重点、创新方式方法、转变学风、建立健全制度。

赫尔岑说：“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爱因斯坦说过，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

高尔基说过，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梯子，我向着上面爬着，从兽类到人类，走到更为理想的境地，到那种生活的憧憬的路上来了。

牛顿说：我的成功归功于长时间精心的思考。

赫尔曼・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

读点历史，更多是来自内心的渴求。“鉴往而知来”，发现时代变迁的大势，追寻历史演进的规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功能的认知。尤其在眼下这个“深刻变革、深刻变动、深刻调整、深刻变化”的时代，难免会有种种矛盾，带来种种困惑。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读点历史，是希望历史的密码，能启发当下的思考，提供理解自己、理解时代的参照坐标。历史学不仅仅是故纸堆中的寻章摘句、考据钻研，也应该走出书斋、面向大众，不仅让大众获取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介绍历史学看问题的方法，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接受它，把它变成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

领导者读史有什么用?南怀谨说：“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领导者读史至少有修习立身处世之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工作方法等三个方面的实用价值。读史是一种本领，要会读、真读、善读、精读。读史意在知史、识史、辨史。一切读史都立足于通今、益今。要多读出一些反省、反思的启示。

古人讲：“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历史是思想的沃野、灵感的源泉。读史当明变。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研究党史。

俄国著名作家尼古拉・鲁巴金说：“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

古人说“开卷有益”，“读书达理”。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

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家王朝。”1945年为《文化课本》写序，他要求干部把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王夫之说：夫读书将何为哉?辨其大意，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

读书可以养心，即涵养性情，使自己经常保持好心情、好心境、好心态；可以养脑，即活跃思维，启迪智慧；养颜，即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

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中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

读诗五识：一识字；二识人，了解诗人的个性；三识世，了解诗歌所处的时代；四识物，指名物、事物，包括制度习俗等；五识法，大概知道诗歌是怎样写成的。

王国维治学语录两则：考古之事，于古代材料，细大均不可放过。忽其细处，则大处每不得通……又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功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谷超豪院士的名言：学海茫茫欲何之，惜阴岂止少年时。秉烛求索不觉晚，折得奇花三两枝。

当代著名文学家朱东润、郭绍虞提出三个“一条龙”的读书治学方法：一是必须重视文史哲“一条龙”；二是必须重视文学与语言“一条龙”；三是必须重视文学与艺术“一条龙”。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7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

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他还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

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2、霍金身残志坚

1959年17岁的霍金入读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攻读自然科学用了很少时间而得到一等荣誉学位，随后转读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1963年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即运动神经病。当时，医生诊断他只能活两年。他在手术过后的几天又写下了世界名著《时间简史》，奇迹般的活下来。但在往后数十年逐渐全身瘫痪并失去了说话能力。少年时霍金并不好学。1970年代初霍金与彭罗斯合作指出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大爆炸前必然有奇点存在成为首篇重要文章随后成为少数认真看待黑洞的学者。他结合了量子力学及广义相对论于1974年3月1日霍金在《自然》提出黑洞发，一种能量最终导致黑洞蒸发该能量被命名为霍金辐射引起全球物理学家重视。

霍金的新发现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该论文被称为“物理学史上最深刻的论文之一”。

3、范仲淹刻苦学习：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8

关键词：云中郡；《二年律令・秩律》；九原地区；军事地理意义

1 云中郡所辖县数

汉初，郡县设置基本沿袭秦制，云中郡亦然。《史记・匈奴列传》记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略取“河南地”后新设四十四县，曰：“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m戎以充之。”[1]关于这四十四县（或三十四县）的上属问题，各学者说法不一。清代学者全祖望、王国维等所持的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县归九原郡统辖，“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匈奴列传》作“四十四县”）。此三十四县者，优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准之，实即九原郡之地。”[2]然自清起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辛德勇在《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一文中认为这四十四县既非仅局限于秦九原郡一隅之地，也非统属于其他某一郡同一郡内，而应当分布于秦人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北整个黄河“大河套”范围之内新开辟的土地上。[3]亦邻真等人认为，这四十四个县主要隶属于九原郡和云中郡。[4]赵云田也认为新筑之县应集中于云中郡与九原郡。[5]

《汉书・高帝纪下》记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封刘喜为代王事云：“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6]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平定代地经过曰：“转击韩信、陈g、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g将宋最、雁门守酢R蜃攻得云中守p、丞相箕肄、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g灵丘，破之，斩g，得g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7]对比两则史料我们会发现，三郡在高祖六年至十一年短短五年间竟减少了十五个县，对此，辛德勇先生认为，“陈g叛乱与朝廷平叛的军事行动，以及匈奴连年侵袭所造成的人口损耗，完全有可能导致朝廷裁减撤销一些县级建置。”所以他推定，“参照这一点，可以判断，云中、雁门、代郡三郡的属县，从汉高祖六年的五十三县，下降到高祖十一年的三十八县，完全合乎情理；高祖末年云中郡下辖十二个县，这一数目无可置疑。”[8]而与之不同的是，尤佳等人通过对《史记》中“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的句式的解读，认为“定某郡若干县”、“降（定）某郡若干县”等并不一定表示此县数为该郡之辖县总数，故不宜认定“云中郡十二县”一定表示云中郡辖县总数为十二。[9]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调整代国封域，据《汉书・高帝纪下》载：“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10]周振鹤先生对此的解读为：“诏书所谓‘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说明高祖十一年将云中郡分成两半，云中县以西部分为新云中郡，属汉；东侧则属刘恒代国，当置为定襄郡。”[11]此时云中郡被析分为新云中郡与定襄郡，据《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载，成帝年间云中郡辖有十一县，定襄郡辖有十二县，虽时隔久远但也能略窥一二。

按照周振鹤先生的整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属于汉初云中郡的县份有云中、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河阴、武都，共十三个县。[12]此外，第448号简有地名“旗（？）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释文对该地没有注释，周先生认为“不知何地，因厕身云中郡诸县之中，故置于此”，或为云中郡属县，在后来的修订文本中又放弃了暂将此县列入云中郡内的处理方法。晏昌贵先生怀疑为桢陵之误，亦属之云中郡。[13]何慕女士认为旗陵就是箕陵，《秩律》中的旗陵就是《汉志》中的桢陵，即后来的东汉箕陵县。[14]综上，按照《秩律》所载，吕后二年（前186年）云中郡与九原地区至少有十四县，且可能均归属西北边郡云中郡统辖。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汉初九原地区未置郡的基础之上的。

2 汉初九原地区置郡与否

目前来说，学界关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谭其骧先生在《西h地理杂考》中认为，汉初九原地区没入匈奴，直至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河南地”后，才于此地设置五原、朔方二郡。[15]周振鹤先生在《秩律》公布后撰文指出，其所载九原地区后属五原郡辖下的九原、西安阳等七县，在吕后二年之前东属云中郡管辖，武帝所收河南地仅相当于《汉志》所载的朔方郡地。五原郡地在元朔二年以前，一直在汉帝国的疆域范围内，只是未单独立郡。据他推测，五原郡乃是置朔方郡的同时，析云中郡西部地而置。[16]辛德勇先生对汉初九原地区置郡与否的问题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九原郡在西汉初年同《汉志》所载一样仍独立存在，直至元朔二年因辖境扩展而更名为五原。《秩律》所列云中、九原等十三县应参据《汉志》五原、云中两郡所辖县份，将其分别归属于九原郡与云中郡。[17]赵志强先生认为，九原郡即从赵武灵王初置一直到西汉前期，始终存在，并保持独立建置，虽然疆土时有盈缩，但并未并入他郡。[18]此外，肖爱玲女士主张汉初九原地区未置郡，其城邑直属中央。[19]朱郑勇先生在《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一文中对高祖时帝国北部疆界是否到达阴山南麓意存怀疑，至于汉从匈奴麾下收复这片土地后，是将之归于云中郡还是重置九原郡，他认为“于史无证，只好阙疑”。[20]尤佳等人则认为，汉初应当没有九原郡建制，其地可能东属云中郡领辖，直至武帝元朔二年汉廷在开置朔方郡时，可能才析分云中郡西部而设五原郡。[21]

对于汉初九原地区是否置郡的问题，诸说纷纭，且各家论证缜密合理，我还不能有所决断，只是倾向于汉初九原地区可能未独立置郡，《汉志》所载五原郡辖下的县份当时由云中郡统辖，武帝时析分云中而设五原郡。故题目所论云中郡包括《秩律》里的云中、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河阴、武都、旗陵等十四县。即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迤东地区。

3 汉初云中郡的军事地理意义

从地形上看，云中郡核心地域为大青山以南的平原区，西北是向西南析出的乌拉山山脉，北面是形势完整的大青山山脉，东面是向东南析出的蛮汗山山脉，南面为黄河。赵长城修建于蛮汗山、大青山、乌拉山南麓，控制着云中郡北面全部的南北山谷通道，如呼和浩特西北的白道（筑有白道城）、包头市区的昆都企河谷（汉光禄塞）、乌拉特前旗的大琐沟口（阴山高阙）等，赵长城沿线修筑有障城、烽燧，目前已发现公庙沟口障址、张连喜店障址、哈拉盖烽燧址等四十余处遗址，这些边防设施可以有效阻遏匈奴骑兵的攻击。[23]除了边防一线，云中郡核心地区还分布许多城池，大多有军事防御设施和功能，且城门大多在南墙设置，用以减弱敌骑兵对城门的冲击。下面是根据考古成果所统计的云中郡城址军事设施表：

云中郡以乌拉山、大青山、蛮汗山、黄河天险作为第一层防御屏障，以赵长城、昭襄王长城为第二层防御设施，以重点城池为第三层防御屏障，三层防御体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各自发挥职能，互相配合支援，以应对敌人的攻势。正是凭借着独特的地理形势和得当的防御策略，云中郡得以在秦末汉初强大的匈奴攻势下依旧保有核心地域。而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析分定襄郡，又大大强化了汉廷对云中郡的直接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地位。

注释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6页。《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作“三十四县”。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都考》，中华书局，1959年，第538页。

[3]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篇第一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中华书局，2009年，第188、203、204页。

[4]亦邻真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5]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6]《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61页。

[7]《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0页。

[8]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31页。

[9]尤佳、吴照魁、崔建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9―110页。

[10]《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70页。

[1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2―73页。

[1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秩律》，文物出版社，2001年，二年律令图版，第443、447、448、458号简，第43―45页；释文注释，第193―197页。

[13]晏昌贵：《与汉代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4]何慕：《张家山汉简地名札记二则》，《丝绸之路》2012年第20期，第102-103页。

[15]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97页。

[16]周振鹤：《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第45-49页。

[17]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31页。

[18]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第68-80页。

[19]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7―38页。

[20]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第83-90页。

[21]尤佳、吴照魁、崔建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118页。

[22]转引自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3]参见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24]转引自贾伟：《秦汉时期河南地及其周边地区军事地理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9-50页。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T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5]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

[6]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7]亦邻真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8]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何慕：《张家山汉简地名札记二则》，《丝绸之路》2012年第20期。

[12]贾伟：《秦汉时期河南地及其周边地区军事地理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3]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4]晏昌贵：《与汉代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尤佳、吴照魁、崔建华：《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6]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

[17]周振鹤：《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18]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19]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9

《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该书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今山东惠民一带)，为逃避齐国的战祸，辗转到南方的吴国，因为熟知兵法，吴国大将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于是孙武向吴王献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由此，《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由于其经历主要在吴国，故人称“吴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两汉时期官方曾经三次组织人员整理各家兵书，《史记》、《汉书》均提到了《孙子兵法》，东汉末，曹操认为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过于“烦富”，且没有抓住“兵书”的主旨，因此曹操专门为此书做了注解，名为《孙子略解》。南北朝至唐，为《孙子兵法》注解者渐多。北宋时期，由于边塞军事吃紧，朝廷特别重视“兵书”，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列“武经”之首，第一次被当作官办教材进行讲授。而且自宋代始兴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热潮，一些文人将以前历代(东汉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孙子兵法”收集起来，合称《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是后世《孙子兵法》传本的主要来源。明清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热度不减。

《孙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传至日本；18世纪又由传教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据说拿破仑经常词读《孙子兵法》，20世纪初期，《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文，开始在西方国家流传，并被各院校当作必读的军事教材：到20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出现全球性“孙子热”。不过，现代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战争和军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经济管理、人事关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孙膑兵法》也称作《孙子兵法》、《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孙膑出生地在今山东鄄城、阳谷一带，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了解孙膑最好的两件事例。孙膑原与魏国将军的庞涓同师学艺，但庞涓妒才，自觉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骗到魏国后软禁起来，并施以膑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故此后人又以“孙膑”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来孙膑被一位来魏国的齐国使者偷偷运到齐国，推荐给齐国的大将田忌，并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在围魏救赵战略中，齐宣王采用孙膑的计谍，最后孙膑以“减灶诱敌”的计略，在马陵大败魏军，击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以谋略取胜的战例，此战也使孙膑举成名，名留青史。现在据学者考证及新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擒庞涓实为桂陵之战。由于其经历主要在齐国，故人称“齐孙子”。虽然早期文献还见有孙膑其人其事的记载，但《汉书》以后，就几乎失载了。人们推测《孙膑兵法》大约在东汉后期失传，已失传近1800年。

临沂两部汉简本《孙子兵法》的问世

汉简本《孙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据后来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很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先生在现场，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日”几个字，当时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因此，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临沂地区和山东省上级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伍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过了保护处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两部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篇10

宋朝名相赵普说过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对传统中国的影响，大而国家，小则个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无所不及；《论语》还传播到国外，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6世纪以后，《论语》被介绍到法、英、德、俄等国，对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化进程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论语》中挖掘“东方的智慧”，诠释和阐发其现代意义与当下价值。

《论语》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也是儒家最原始和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孔子和他的门人的品格与思想，从东汉起，《论语》就被列入儒家经典。汉人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题辞序》）唐人薛放也说：“《论语》者，六经之箐华。”（《旧唐书・儒林传》）到南宋经理学大师朱熹集注后，《论语》成为“四书”的一员，“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后世之标准也。”（《论语训蒙大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子们必读的典籍之一，两千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崇。自汉代以来，历代都不乏研究者与注释者，很自然形成专门的学问，构成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论语》学。

在洋洋大观的经学研究中，《论语》学始终占据引人注目的显要地位。然而，迄今为止，国内仍没有一部比较详明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断代或通史性质的《论语》学研究专著。唐明贵博士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出版了《〈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从学术史角度梳理清晰《论语》学发展脉络，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提出不少有创造性的新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经学史著作。下面从三个方面略作评述。

（一）扬榷是非，考证精详。作为经学的重要分支，《论语》学可谓源远流长，各种著述虽不如《周易》、《春秋》 多，但也是林林总总，不胜阅读；另外研究者众，学说纷纭，要在前人积聚深厚的基础上有所发见，有所提高，不仅需要过人的毅力与恒心，付出超常的劳动，而且还要有过人的胆识与见识，洞察精微，明辨是非，独出心裁。唐明贵博士知难而进，对于《论语》学史上不少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进行缜密的思考，条分缕析，梳理出有说服力的论点，颇见功力。

关于《论语》的成书，前人作了很多研究，形成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孔子亲定说、孔子弟子编订说、孔子门人编纂说、文景博士编定说。该书对这些说法一一加以分析，指出了各自存在的不圆满之处，认为《论语》的编纂有一个过程，而不是短期成篇。孔子生前，弟子从游，各记所闻，这可以从《论语》中“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得知。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分离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便将各自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的篇章。及至子思，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验证《论语》最后成于子思之手这个结论，该书利用留存至今的各种历史文献和郭店楚简中的出土文献，证明《论语》结集于曾子之门人。接着又从《大学》与《中庸》入手，论证了二书的作者曾子和子思具有师承关系。最后，又从《中庸》和《论语》思想的一致性上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证《论语》最终由子思裁定的结论。《论语》成书的过程和它的主要结集者在该书得到非常详实的阐述。

两汉时期，《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诞生，经过整理，《论语》文本初具规模，产生影响较大的改编本《张侯论》，特别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由于张禹在《论语》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禹和《张侯论》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何晏、陆德明等人提出“本受《鲁论》，又受《齐论》” 的说法。该书则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张禹本受《齐论》，后改治《鲁论》，且以《鲁论》名家。对于前人所说《张侯论》乃兼采《齐论》、《鲁论》 而成的说法，作者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张禹并未混合《齐论》、《鲁论》 经文，而是以《鲁论》为本，兼采《齐论》家的解说而已。该书提出这些观点，有理有据，论证充分，翔实可靠，颇有新意。

（二）别出心裁，创新体系。《论语》 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很广，主要包括对《论语》名称的由来及含义的研究，对《论语》的编纂者、结集年代、文本变迁、篇章结构、海内外注本、海外传播、社会地位及影响的研究以及《论语》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篇章真伪、学派风气和《论语》学发展阶段的研究等，涉及哲学史、经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文化史等多门学科，因而要廓清《论语》学的发展历程，殊非易事。

该书从专题研究与断代研究入手，以汉魏六朝隋唐时期中国《论语》学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演变的丰富内容及其蕴藏的复杂政治文化意义，提出一系列有新意的论点，尤其是从学术史角度对历代学者《论语》注本的分析，把《论语》学划分为六大时期：形成期（两汉）、发展期（魏晋南北朝）、衰落期（隋唐）、复兴期（宋元明）、总结期（清）、新时期（民国至当代），对各个时期《论语》学进行综合分析与概括，突出特点，是该书的一大建树，贡献非小。

（三）旁征博引，资料翔实。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挖掘史料与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之两大关键。作者在史料收集上用力甚勤，不仅精读各个时期史书的相关记载、有代表性的《论语》注本，而且阅读了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河北定州汉墓竹简等与该书研究相关的出土史料，还参考和吸收了近人以及外国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

十分难得的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学风，在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用史料说话，所议所论皆有充分的证据。如对于清儒刘台拱、段玉裁、丁晏、沈涛等人指陈孔安国《论语注》为伪书的说法，作者在驳斥此说时，先后引用了《礼记・乐记》正义、河北定州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土堆汉墓简牍、《史记》三家注、《五经正义》、何晏《论语集解序》、《孔子家语后序》、《说文解字后叙》 、梁启雄《论语注疏汇考》等材料，征引不可谓不广，资料不可谓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