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十篇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1

懒于思索，不愿意钻研和深入理解，自满或满足于微不足道的知识，都是智力贫乏的原因。这种贫乏用一个词来称呼，就是"愚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初一下册历史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初一下册历史知识1元朝的统治

一、元朝的疆域

1.地位：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

2.疆域：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广大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元朝的版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二、行省制度

1.背景：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确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2.措施

(1)在中央，由中书省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设枢密院

负责全国的军事事务;设御史台负责监察事务。

(2)在地方：把山东、山西和河北称作“腹里”，直属于中书省;除吐蕃、畏兀儿地区外，设置了岭北、辽阳等10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

3.影响：行省制度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明清以后继续沿用。

三、元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1.原则：为了对辽阔疆域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各地区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

2.措施

(1)在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区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加强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如在东南地区，设置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琉球，这是历史上中央王朝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

(2)对西藏的管辖

①蒙古贵族招降吐蕃，吐蕃各地归附蒙古，开始在西藏调查户口，设置驿站。

②元朝建立后，将西藏划为单独的行政区，由宣政院直接管辖，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事务。

③设置地方机构，征收赋税，屯驻军队，实行完整而有效的管理。

3.意义：西藏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简述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1)元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和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大江南北的统一。

(2)元朝行省制度的设立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对后世行政区划影响很大。

(3)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4)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

(5)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主管全国的佛教事宜和西藏的军政要务。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初一下册历史知识2宋代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1.原因：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

①南方战乱较少;

②南迁的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

③南方自然条件优越;

④统治者的措施;

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

2.区域拓展：自宋代开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向湘江以西拓展，同时，江西、福建和两广地区也得到很大开发。

3.表现：人口增加，垦田面积扩大，耕作技术提高，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1)水稻：

①品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北宋时推广到东南地区。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

②区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南方的水稻在北方也得到推广。

③结果：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2)经济作物：

①茶树：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

②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

二、手工业的兴盛

1.纺织业：

(1)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生产发达。

(2)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兴起，海南岛，已有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棉纺织品种类较多。

2.制瓷业：河北定窑、河南汝窑、浙江哥窑等地的瓷器，给人别致的美感。

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发展成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的中心。

3.造船业：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业有很高的水平，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北宋东京郊外，建有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南宋制造的海船，配备了指南针。

三、商业贸易的繁荣

1.商业

(1)城市：黄河、长江及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最大的城市是开封和杭州，人口多达百万，出现了早市和夜市。

(2)乡镇：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叫作草市;城乡之间的市镇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区。

(3)纸币：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时，纸币发展成与铜钱并行的货币。

2.外贸

(1)港口：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

(2)范围：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

(3)管理：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

四、经济重心南移

1.时间：从唐朝中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完成。

2.表现：中央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

思考：

1.宋朝海外贸易为何发达?

(1)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宋朝有发达的造船业，配备了先进的指南针，能够进行远洋航行。

(3)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政策，在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加以管理，从而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4)两宋时期，北方民族政权并立，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碍，政府转而大力发展海上贸易。

2.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我国经济重心以秦岭——淮河为界，其南移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1)东汉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

(2)南朝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3)从唐朝中晚期至两宋时期，南方的战乱较少，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使南方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逐渐超过北方。南宋时，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

初一下册历史知识3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一、契丹族与党项族

1.契丹族

(1)生活区域：游牧在我国北方的民族。

(2)建国：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辽太祖)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有时称契丹，有时称辽)，都城在上京临潢府。

(3)统治：阿保机建国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国力不断增强。

2.党项族

(1)生活区域：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后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

(2)建国：11世纪前期，元昊称大夏皇帝，定都兴庆府，史称西夏。

(3)统治：元昊仿效唐宋制度，订立官制、军制和法律，鼓励垦荒，发展农牧经济，创制西夏文字。

二、辽、北宋、西夏的和战

1、北宋与辽──澶渊之盟

(1)背景：宋真宗时，澶州之战，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宋军击退辽军。

(2)内容：辽宋议和，辽朝退兵，宋给辽岁币。

(3)评价：

①“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均势的体现，它对宋辽两国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②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岁币成为北宋人民沉重的负担。

③对辽来说，“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安然脱险，还得到了岁币。

④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宋辽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展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发展，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2、西夏与北宋的关系

(1)战争：元昊称帝后，多次进攻北宋，北宋节节败退，但西夏损失亦很大。

(2)议和：北宋与西夏订立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宋夏边境贸易兴旺。

3.如何正确认识北宋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1)宋辽、宋夏之间有战有和，和战交错，但“和”始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2)辽宋、宋夏之间的战争只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但无侵略与反侵略之说。它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交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4.“澶渊之盟”与宋夏和约的异同点有哪些?

异：宋与辽结为兄弟之国。夏向宋称臣。

同：宋辽、宋夏议和都结束了双方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客观上有利于双方和平相处;宋王朝都要交纳岁币。

初一下册历史知识4北宋的政治

一、宋太祖强化中央集权

1.建立：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宋太祖)在陈桥驿发动兵变，以开封为都城，建立政权，史称北宋。

2.统一：宋太祖和他的后继者，陆续消灭了南方割据政权，结束了中原和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

3.措施

(1)军事上：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控制了军队;控制对军队的调动，使禁军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还经常调换军队将领，定期换防。

(2)政治上：

①在中央，采取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设置相当于副宰相的若干人，与宰相共同议政;设立多重机构，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政大权。

②在地方，派文臣担任各地州县的长官，并频繁调动，三年一轮换;在各州府设置通判，以分知州的权力。

(3)财政上：取消节度使收税的权力，设置转运使，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

4.影响：宋朝把中央集权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皇权大大加强。

二、重文轻武的政策

1.目的：防止武将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

2.措施

(1)重视文官：宋太祖重用文官掌握军政大权，宋太宗继续采取抑制武将、提升文官地位的政策，文臣统兵的格局逐渐形成，文官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甚至主持军务，武将受到多方面的牵制。

(2)注重发展文教事业，改革和发展科举制。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读书风气，也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提高，造就了宋朝科技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文治局面。

3.辨证认识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

(1)积极影响：

①杜绝了武将跋扈和兵变政移的情况发生，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及经济的发展。

②造就了宋朝科技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文治局面。

(2)消极影响：

①文臣掌兵，不熟悉军务，而将不专兵，兵无常帅，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也导致了北宋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多次失利。

②重文轻武形成了以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集团，但由于政治机构重叠，相互牵制，官吏冗多，人浮于事，既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下降，又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支出。

初一下册历史知识5“贞观之治”

一、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

1.建立：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李渊就是唐高祖。随后消灭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平定了全国。

2.即位：626年，李世民(唐太宗)即位，年号“贞观”。

3.统治

(1)纳谏：唐太宗吸取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勤于政事，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大臣魏征敢于直言，前后进谏200多次。

(2)用人：广纳贤才，知人善任。著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

(3)政治：

①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及决策程序;

②制定法律，减省刑罚;

③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

④严格考查各级官吏的政绩。

(4)经济上：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5)军事上：先后击败东、西突厥，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

4.结果：唐太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力增强，文教昌盛，史称“贞观之治”

5、评价唐太宗：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

6、封建社会的主要盛世及其共同点：

(1)主要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

(2)共同原因：

A、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是盛世局面出现的前提和基础。

B、政治清明和政策稳定是盛世局面的保证。(如：制度的创新、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外交政策等。)

C、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

D、统治者的勤政爱民、励精图治。

(3)共同表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外交开放，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5、现实意义：

(1)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保证社会经济发展。

(2)合理调整统治政策，促进经济快发展。

(3)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4)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并重，确立民本思想，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创建和谐社会。

三、女皇武则天

1.称帝：与唐高宗共掌朝政，后相继废掉两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自己取而代之，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统治措施：打击敌对的官僚贵族;

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继续推行贞观以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发展生产。

3.影响：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增长，边疆得到巩固和开拓，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四、开元盛世

1.背景：唐玄宗多才多艺，治理国家也很有能力。

即位后，稳定政局，励精图治。

2.措施

(1)重用贤能，出现贤相姚崇和宋璟。

(2)整顿吏治，裁减冗员。

(3)发展经济，改革税制。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2

一、宋王朝德政界定

宋王朝自立国伊始，统治者在打造宋王朝这艘“航空母舰”时，绞尽脑汁提出了诸多的施政措施。这些措施，尽管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在剥削、压迫农民和手工业者方面具有反动性的一面。当然，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性，是时代的反映。但是，其中有些措施在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和倡导社会变革方面又具有历史性（或进步性）和人民性的一面。这些措施，也正因为具有历史性和人民性，我们把它看作是宋王朝在“积贫”、“积弱”背景下所实施的善举或德政。因此，探讨宋王朝所实施的是否德政，主要看它是否具有历史性和人民性，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统治者在打造宋王朝这艘“航空母舰”时，遇到了诸多困难。在“打造”伊始，就面临着中国历史再次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封建割据时期，人心背向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局面，国家统一就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建造”之后，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就成为首要任务，需要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运行”之中，又遇到一些以前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举措已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发展，需要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于是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因此，纵观宋王朝历史的兴衰，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和倡导社会变革就成为整个宋王朝当时的四大主题。凡是行政举措符合这四大主题的，就是宋王朝的善举或德政，反之，则不能认为是善举或德政。之所以这样认为，乃是这些举措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乃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有利于民族团结。其中，适合当时生产关系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尽管宋王朝的诸多举措仍然看法不同，至今存在争论，但是，把这四个问题作为当时的时代主题、作为主要的善举或德政还是得到多数人认可的。

二、宋王朝德政表现

1.实现国家统一

从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到梁开平元年（907年）唐灭亡止，计一百五十多年，是地方藩镇势力的分裂割据时期。对于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怎样统一呢？北宋王朝决定实施“先南后北”统一战争的方略。建隆三年（962年），宋王朝合并荆湘，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宋王朝以“假道”为名，兵不血刃占有荆南三州十七县，接着，宋军进军朗州，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乾德二年（964年），宋王朝派王全斌、曹彬领兵六万，分道伐蜀。翌年，后蜀被消灭，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开宝三年（970年），宋王朝以潘美、尹崇珂率师伐南汉。翌年，南汉亡，宋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开宝九年（976年），宋王朝五路兵攻北汉未果。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漳、泉一带的陈洪进主动献出漳、泉二州十四县的土地户口。吴越王钱对陈洪进的“纳士”，非常不自安，在形势逼迫下，也决定献出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五万六百八十。至此，南方的割据政权全部削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伐北汉，北汉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部结束，北宋王朝实现局部统一。

由此可见，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到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尽管这个统一从疆域上说，远远比不上以前的秦王朝、汉王朝和唐王朝，但在当时人心思合、时代要求统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2.维护国家统一

北宋王朝建立伊始，它是在后周柴氏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接收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所继承的是五个短命的王朝，即在五十三年的时间内，改换了五个朝代和八个姓氏的十三个君主。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的短命王朝，这是宋王朝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杯酒释兵权”是宋王朝从军事方面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初步尝试。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的晚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免去了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的重要职务，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高级将领。这样，“黄袍加身”事件重演的隐患就消除了。从表面看来，是宋太祖为了巩固刚到手的皇位，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宋王朝。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1]是宋王朝从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诸方面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又一重要措施。

(1)“收其精兵”（即军权的集中）。北宋王朝初立，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另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统禁军，削弱了禁军统帅的军权。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调，目的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2]藉以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结下深厚的关系。此外，还有所谓“更戍法”，即分遣禁军戍守边域，军队的驻屯地又时常更换，统兵将领则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使其“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3]悍将武夫也就无从拥兵自重而演变为反抗中央的割据势力。

宋王朝兵制还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在这些兵种中，只有直接控制在中央的禁兵最强，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而且禁兵一半驻守京师，一半驻守各地，这就达到了内重外轻，内外相制的目的。这种“强干弱枝”[4]的办法，对于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控制，巩固国家统一，起了不小的作用。

(2)“稍夺其权”（即政权的集中）。北宋王朝，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规定军事行政由枢密院掌握，财政权由三司使掌握，宰相的权力只有一般行政而已，这就改变了以前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另外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职。枢密院和中书对掌大权，号称“二府”；三司使则称为“计相”。枢密院、三司使的权柄是和宰相不相上下的。枢密使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虽统帅军队，无握兵之权。这就使得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没有可能发动军事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中央集权的精神。“五代以来，节度用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宋王朝使用文臣知州事，州官人选，概用文人，州郡长官不能称兵逞强，据地自雄。即所谓“兴文教，抑武事”；[5]重文轻武，便成为宋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宋太祖便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6]宋王朝在削弱地方力量方面，还表现在北宋时地方官规定三年一任，不得连任，并设置“通判”以分其权。通判名义上是知州郡的副手，实际上权力却很大，知州郡的命令一定要他联署才生效。通判还有权直接向皇帝报告知州的好坏。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相互牵制的矛盾，一州一府便不致为长吏把持，从而避免危害中央集权的统治，从政权方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3)“制其钱谷”（即财权的集中）。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因此，宋王朝规定各路市县征收来的租赋，除诸

州度支经费外，一律输送到中央。并于各路设置转运使，负责管理征收转运一路的财赋。从唐天宝年间以来，藩镇屯兵自养，用“留使”、“留州”名义截留地方租赋以及肆意征税的现象，从此以后不再存在了。

3.发展社会经济

宋王朝农业工商业比唐代进一步发展，是在宋王朝的建立和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背景下进行的。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奖励垦荒。在太祖、太宗两朝，多次下召，招集流民，奖励垦荒。与此同时，宋廷对地方官也采取奖励政策，以各地垦田及户口增加的多少进行奖励。

(2)兴修水利。宋王朝兴修水利，主要体现在交通和灌溉两方面，并且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汴河是开封水利交通的主要干道，是宋王朝的一条生命线，仁宗天圣二年以来，每年征调大批役夫修理汴河；蔡河位于开封南面，建隆元年、二年，开挖、扩充，调京畿、陈、许等州农民数万，“以通淮右舟楫”；[7]在对黄河的修治方面，宋王朝每年春季征发民夫数十万，加固河堤，种植榆柳，以防河水泛滥；长江水道在舒州石牌湾一段，“其地最险”，仁宗时，征调劳力，用工三千万，开河十里，避开险路，“人以为利”。[8]北宋王朝，还是一个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时代。不论是渠堰的数量和规模，还是灌溉面积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封建王朝。

(3)重视工商。宋王朝重视手工业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北宋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等；地方上，西京（洛阳）、真、定、青、益、梓等州有场院，江宁府、润州、湖州有织罗务等。

宋王朝对手工业的重视还体现在手工业政策的变化上。宋仁宗以后官府用召募制和矿税制代替了唐代以来的应役制，从而削弱了手工业关系中的劳役制，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正因为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手工业政策的变化，使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分工、技术、工人数、产品、产量、质量都超过了唐代；火药、罗盘针和活字印刷术，至宋末元初就传到国外。

宋代商业的繁荣，除了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它的促进作用以外，与宋王朝的重视也分不开的。宋朝统治者稍稍改变了西汉以来封建国家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在有些情况下允许商人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富商的地位更是显赫；官吏兼营商业者也很多，这些都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4.倡导社会变革

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始终存在改革的要求。这种要求之所以存在，在于针对“积贫、积弱”的现状，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宋王朝不得不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而这种调整，又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尽管当时争论很大，但据有关史料记载，宋王朝的几次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且得到后世的赞誉。其中，熙宁变法，被誉为北宋一次大的改革运动。熙宁变法，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站在地主阶级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广泛利益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兼并势力，稳定中间阶级、缓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巩固封建统治。尽管宋神宗逝世以后，元佑党人全面否定新法，无情打击变法派，加之变法内部分裂，变法派的力量大大削弱，中下层士大夫的政治主张遭到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集团的政治代表人物的反对。但是，因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的实行所获得的巨额青苗、市易息钱及雇役出剩的役钱，宋朝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局面，加之鼓励兴修农田水利，确实收到了实效，单是水利田一项，在熙宁年间就兴修了上万处，使千万亩的土地获得灌溉之利。可见，变法的“富国目标”部分达到了。

三、宋王朝德政辨析

改革是宋王朝德政的一条红线，以上分析所涉及到的事件和人物的内容多半与改革有关。改革在整个宋王朝中，又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在北宋还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在不同的时期、阶段，由于所面临的局势不同就决定了其改革的目的和内容的不同。

1.北宋前期的德政

北宋初期为了重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不再继续出现。宋太祖、太宗所进行的诸如“杯酒释兵权”、“以文臣知州事”、“收其精兵”、“稍夺其权”、“制其钱谷”等一系列“强干强枝”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使宋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而且重建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并且从此不再陆续出现。而统一局面的形成，就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开辟了道路。宋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所以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之内达到空前的高度，是与宋王朝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初的德政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2.北宋后期的德政

宋王朝到了宋仁宗、宋神宗时期，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结果，建立了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且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了对内防范农民的起义和对外防范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豢养了庞大而又缺少战斗力的军队。于是，“冗员”、“冗兵”增多。单就“冗兵”所耗费的金钱来说，就占了宋王朝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从而造成国库的空虚。

加之，宋王朝所奉行的“金钱换和平”的统一方略，并把它移植到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上。用这种方法会增加国库的支出，使国库更加空虚。并且，用这种方式换来的和平还会滋长人们贪图享受的心情，松懈当时国人的忧患意识。为了筹措资金、增加税收，又会把它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加之，宋王朝在经济方面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越来越多的掌握在少数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中，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但他们仍然要交纳“两税”。从而造成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农民起义不断。最终形成了对内“积贫”，对外“积弱”的局面。这时的宋王朝，正如有人所说的，它已经像一个五脏皆患痼疾的中年病人，随时有疾患发作、难以救治的可能。

由此可见，宋太祖、太宗两朝的措施，到了宋王朝中期逐渐失去其进步意义，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一种社会弊端，导致“积贫、积弱”局面的出现。但是，守旧派仍抱着“因循守旧”的看法不放，极力反对变法。而之所以宋王朝仍能存在、维持，是外部边患还不十分严重，内部基本上稳定，即“天”尚怜。但这是暂时的，一旦“天”变了，就不可收拾。于是，改革派提出裁减冗员、冗兵，严格控制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及转官升陡重新进行严格规定。用经过改造的科学制度（即“精贡举”）、“保甲法”、“将兵法”替代。对国库空虚，用“保甲法”、“保马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和“市易法”等办法增收。通过这些节省开支、增加税源的办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当然，他们君臣所实施的德政，也存在一些不良影响。诸如“在实施的德政中有的甚至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方田均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此类事件不时涌现。“保甲法”、“养马法”和“将兵法”也最终没能够使宋王朝“兵强”，改变对外“积弱”的现状。加之，因实施改革的德政而引发的党争，使当政者消耗了大量精力，给政治改革带来极大的灾难。我们对宋王朝德政的把握时，既不能因为范仲淹 、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弊端而要求改革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就由此否定宋太祖、宋太宗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制定和实施这些方针和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善举或德政的合理性；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性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善举或德政，就由此否定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提出的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所表现出来的善举或德政的合理性。这两种倾向或态度，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3.宋王朝以改革而表现出的德政与社会经济发展

改革促进了宋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王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朝，成为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说明宋王朝经过不断改革所确立的多种经济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如果说宋王朝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么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尽管变法在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复辟活动中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则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M].建隆二年七月.

[2]　宋史·兵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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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马光.涑水纪闻[M].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纪事[M].

[6]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收兵权[M].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3

关键词：北宋后期；西北蕃部；民族；立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121―07

从现代法的意义上讲，宋代并没有“民族法”这一部门法意义上的称谓。但是，由于北宋后期西北边区的民族众多、成分复杂，加之严峻的军政形势，时代大背景使得宋朝关于调整西北蕃部汉蕃民族关系、蕃族内部关系等的法律规范非常之多，其内容在宋代法制史籍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有关西北蕃部的立法

神宗即位之初，王韶上“平戎三策”，说“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神宗有志“复河、陇”，采纳了熙河开边、向西北扩大辖区的边疆政策。时河陇多为羌和吐蕃据有，王韶等经过几年对西北地区的经营，相继收复熙、河、洮、岷等州，“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岩、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开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然而，自开熙河以来，“朝廷财用益耗”，而且蕃汉民族关系、边地违法犯罪以及其它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面临边区新的形势，宋朝因时而宜调整蕃部民族政策和法律政策，颁行了许多对蕃部的民族法规。

1、“汉法治蕃部”

熙宁元年(1068)，王韶在“平戎策”中提出，对瞎征部“制其部族，习用汉法”的主张；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也提出，“今以三十万之众，渐推文法，当即变其夷俗”即改变蕃部旧俗，用“汉法”统一管理边区蕃汉民户，它的益处在于“今三十万之众若能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既为“汉人”则“蕃汉一家”，何患不治?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就洮西香子城之战中，“官军贪功，有斩巴毡角部蕃兵以效级者”，造成了“人极嗟愤”之现象深表担忧，王安石上疏说“今熙河蕃部既为我用，则当以汉法治之，使久而与汉兵如一”，这就是“用夏变夷之术也。”对于这种“用夏变夷”进而实现“以夷攻夷”的民族观，神宗皇帝讲得更为清楚，“岷、河蕃部族帐甚，偿抚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谓以蛮夷攻蛮夷者也”。熙宁八年(1075)熙河经略使高遵裕在谈到洮州新附之众的统治策略时，也认为应“略有统制，使之渐习汉法。”可见，神宗熙宁年间，“汉法”治蕃部已是北宋朝廷君臣上下达成的共识。

宋徽宗时期，北宋开边又进入一个高潮，此时的宋周边民族地区，用汉法处理蕃族违法犯罪问题已是大局之势。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鉴于“缘边官吏及诸色人公然不法，盖是法禁不严，人敢冒犯”的现象，宋廷将原拟于湖广南、北路、广南西路新边实施的蕃汉关系法，首先在西北边区颁布，即《熙河兰湟秦风路敕》，其法令规定：

“①、诸乞取蕃族熟户财物者徒二年，二贯徒三年，十贯加一等，至一百贯或奸略人者斩，不以赦降；②、原减诸与蕃部熟户交易而小为价致亏损者，计所剩，以监主自盗论；③、诸蕃族熟户无故辄勾呼追扰者，徒二年，禁留拘系加一等，三日以上又加一等，因而致逃叛者，又加一等。”

从大观法令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认识：其一，蕃部违法犯罪以“汉法”处罚，不再以“蕃法”处罚；其二、根据犯罪情节分等处罚，从决杖、刺配(监主自盗)、徒刑到死刑，刑名齐全；其三、无论蕃汉民户，违法均以此法判罪。大观法令同时也表明，宋朝西北边区对蕃汉民户违法犯罪的处罚，此时已基本纳入统一的“汉法”体制，大约在此前后，西南边区的某些部族地区也已统一实施了“汉法”，元丰八年(1085)，“邵州、芙容、石驿浮城等峒已修寨铺及归明户及元首地百姓如省地法，应婚姻出入、典买、卖田、招佃客，并听从便”。

2、严禁盗窃

由于一些蕃酋或蕃民因本性所致或利益驱使，经常于缘边偷盗劫掠，还有一些蕃族民户因西北边区严酷的自然环境，“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及政府对边境的种种限制，致使他们的生计受到极大的威胁，不得不铤而走险偷盗粮食财物等，“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以致西北边区贼盗现象极其严重，“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人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数月，终不能制。”神宗熙宁九年三月，内殿崇班德顺军静边寨主田 说：“边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户者”，他们平时窃入西夏境内盗孳畜人户等，但当西夏人来论理索还时，却反称西夏人进入宋境窃盗。更为可恶的是，蕃部盗孳畜人户，未有酋首、邻族不知者，但他们都“上下蒙蔽”，而边臣“或未晓彼情，或希功赏增饰事状”，更致掩杀无辜，造成边境矛盾和磨擦。为了打击进入西界作贼盗窃者，宋廷下令：“重之赏格，许人陈告”捕获者依法严惩。

3、严惩叛逃

在熙宁、绍圣年间的拓疆开边过程中，有许多蕃民或因战争和“胁以兵威”的招纳，或因客观困难暂时归降，但其中有许多蕃族民户并不是诚心归降，时服时叛是习以为常之事，“二酋虽降，然其种人本无归汉意”。对此，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在谈到北宋诸路招降纳诱的政策时说，“自元丰以来，诸路所纳不为不多，但缓急汉界有所举动，则猝然逸去。”显然，蕃族民户叛附反复无常。

熙宁时，鬼章侵犯宋朝西北边境，蕃族讷儿温、禄尊首率部族叛附鬼章，边事宁息后归顺投宋，但元丰元年，“又阴附董毡、鬼章”。对讷儿温和禄尊的叛降无常，宋神宗下令：知岷州种谔“集蕃官出纳儿温及禄尊，对众明谕所犯，凌迟处斩”，“妻儿田产并赐包诚，子年十五以上配广南牢城，十四以上所随行”。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知鄯州王赡奏道：“有大首领结兀龊、心牟钦毡、蔺逋叱等九人于洗纳阿结家，谋遣逐族质户入城，欲于闰九月九日夜内外相应，复夺青唐城，已将结兀龊等处置讫。”哲宗诏：依前降指挥，谋叛人“发遣赴阙”，即交皇帝直接裁决。其余反叛人等视其悔改程度，或“监管”处罚、或“管押”。表明宋廷对涉及反叛朝庭、谋图叛乱，威胁到政府在西北边疆统治秩序的违法犯罪，重刑处罚、毫不宽贷。除了重典治罪，甚至还用军事镇压的手段和方式予以严厉镇压。《宋史》卷191兵志记述：王韶“讨平河州叛蕃”，卷492《吐蕃传》亦载：哲宗元符二年九月(1099)，“山南诸羌叛，王赡遣将破之，戮结兀龊及钦毛毡等九人”。

鉴于西北边地不稳定的因素，或因边民造谣生事而引起，宋廷对那些煽动蕃部叛乱者，使用特别法惩罚：

“勘令环庆路日近频有属户蕃部惊疑作过，虑有奸人造作语言，动摇部族，令本路常切觉察，如果民于蕃处委说事端，情涉扇摇者，许知情人密告官府，查究属实，法外特行处置。”

为了打击造谣生事之人，宋朝采取严惩与告赏相结合的措施，给告发者“优与恩赏”，鼓励告发，同时对“诬告”者严加惩治，防止冤枉无辜边民，“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下诏斩之，以示 天下”。对于蕃部造谣生事和其它“作过”蕃人，如果蕃部官员置若罔闻，则以渎职罪论处，或夺官罢免，严重者给予刑事处分。熙宁五年，庆州荔原堡都监内殿承制窦琼，内殿崇班朱辛被处夺宫，冲替管勾蕃部司公事任怀政被处罚铜十斤，“以失觉宗蕃官臧嵬等投西界故也”，元丰元年，知庆州刑部朗中直龙图阁范纯仁夺职，“坐不追捕作过熟户蕃部”。

4、防禁军情外泄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西夏进攻大顺城，宋夏双方的关系在和议不到20年之后又开始紧张起来，此后双方不断争战，为了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宋朝一方面注意从各种渠道搜集与“外敌”有关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并给能在战前或战争中提供敌情者给予重奖；另一方面，严格防范边境军情外泄，措施之一是对事涉边情人员的严格控制，如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宋夏通和，战事稍息，环州原有西夏降宋蕃部三人，“熟知彼国事，旧来留在本州询问敌情”，知环州种诊认为“夏国既通和，无所用之”，申请将二人“发遣于近里州军安排”，神宗严责道，“今诊及敢轻妄便谓通和，窃恐边防亦已驰备，缓急有误国事。”令：王广渊严戒沿边“谨敕边备”，加强防务。措施之二就是对偷窃、泄漏军情者严厉惩罚，元丰二年，环路经略司俞充言：“蕃部昌宁为西界首领，使诈归投来刺边事，续来理索，并熟户蕃部苏尼亦入汉界刺事”，环庆地方官员害怕依法处置会引起边患，所以奏请“昌宁还西界，苏尼刺配近里州军”从轻处罚，但神宗批复：

“斩苏尼、昌宁处死，苏尼有死罪二：一犯十恶，法当缘坐，今幸败获，所宜明正典刑，特为未减。昌宁虽本西人，自是入中国刺事，理亦不可”。

神宗同时下诏沿边~延路、宥州等地，对蕃族首领“擅遣人人中国刺事人罪”严加诫断。事实上，擅派人窃探宋朝国家情报，已构成现代刑法意义上的“间谍罪”，理应严惩。同年又有“西人张灵州奴伪为汉人，来侦边事”，尽管恰逢宋朝“德音”免罪，但由于刺探军情属严重违法犯罪，神宗诏令“不释，刺配郴州牢城”。宋哲宗时期，环庆蕃兵吃多逋把投顺宋朝的军情偷报西夏，结果被处死。

5、严申边禁，加强防务

熙宁四年(1071)，朝庭累令“陕西、河东诸路止绝蕃汉百姓不得与西贼交易”，但依然是：

“去冬今春出兵之际，略能断绝。自后，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昨于三月中，有大顺城管下蕃部数持生绢、白布、杂色罗锦、被褥、脂茶等物至西界辣浪和市，复于地名黑山岭与首领岁美泥七悖讹等交易，博过青盐、乳香、羊货不少”。

《宋会要》兵五记述曰：“陕西沿边熟户自来倚为藩篱”，他们或闻边臣有徇私灭公者，“以规财利”，便把货物“给与蕃官，责限取直，倍称其利”。《宋史》也载：元丰二年(1079)，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上奏：“蕃商与牙侩私市，其货皆由他路避税人秦州”。为了制止边地私贸易活动，维护宋朝禁榷法令的顺利执行，北宋对西北边区的贸易实施严格的限制政策，对违犯边境地区经济法制的行为进行严历处罚，尤其是在宋夏、宋辽交恶时期。规定：

第一、不得倒买倒卖。熙宁二年(1069)，宋廷立法禁止诸色人与沿边官吏“转卖物货”，并颁布告赏法令：

“陕西经略使应命官及诸色人，如敢将物货请求沿边官吏转卖者，其受嘱并物主并禁，勘取旨卖物不计多少，并没官，仍许知情人陈告，支赏钱三百，以物主家财充。”

熙宁七年(1074)，规定：“诸汉蕃义军、义儿私易 卖官印马，徒一年”，如果马或老或病者，可呈验印退“官马”字样许卖，“即不申官，各减私易罪五等。”元丰二年(1079)，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说，博买牙人与蕃部私相交易，物货从小路偷运入秦州，逃避商税，政府即命秦、熙、河、岷州、通远军市易务，募“博买牙人引致蕃货赴市易务中卖”，如敢私市，“许人告，每估钱一千，官给赏钱二千。”

第二、不得越地贸易。熙宁九年(1076)规定，“川、陕商旅不许挈家属入威、茂州，及本处人与蕃部交易，止得于州县城内，不得出接连蕃部处城门，如有移家住居及妇女看亲，须经永康军及锦州龙安县给公凭。”，也就是说，只有地方州县政府发放的暂住和通行证，才可留住和通往。元丰四年(1081)，应群牧判官郭茂恂请求，宋立买马场“就场交易法”，规定：“蕃部马入汉界，并令人买马场，除中官外，价高马许诸色人就场交易”。元v占二年(1087)，令河、岷、兰州缘边，今后“诸蕃官般擦入汉卖买回日，许由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蕃”但如果在内地汉区，听其自便。换言之，蕃商经营买卖，只能从汉区交易得到所需物货，钱钞是不能带回蕃部的，以防钱铁被F铸成兵器，对宋造成不利。

第三、严禁与夏贸易。两宋时期，宋夏边境地区设有榷场，但榷场贸易总是受战争因素左右，时断时复。神宗熙宁三年(1070)，宋因西夏不断攻扰边境城镇，禁止陕西河东边民与夏人贸易。同年四月，“严行禁断沿边蕃汉人户不得与西贼私相交易”，若不遵行，重立赏告发。“自今有违经略司并所管官吏，当刻罪重断”并委转运司经常觉察。次年，再以累降指挥形式重申，陕西、河东诸路“止绝汉蕃民毋得与西人交市”。熙宁时期，尽管朝廷屡下禁令，不准边人与夏人互市，但由于边区蕃汉人户迫于生活所需，以及商客受高额利润的驱使，甘愿杀头挺而走险，结果“私贩不绝”，“无复禁止”。宋哲宗时期，“禁边民与夏人为市”但仍然是“访闻私易，殊无畏惮”，宋廷要求各级将官及城寨使臣觉察，“违者，治之。”

第四、严禁与辽贸易。辽同西夏一样，亦属北宋朝廷贸易限禁对象之一。熙宁九年，宋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原因是河北榷场“私贩者众”。元丰元年(1078)，为了防止蕃商将与国家军情军政等有关的书籍带出边境，重申景德三年(1006)的颁布的书禁，立《卖书北界告捕之法》，内容是：

“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贸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

哲宗时期，规定“商贾许往书蕃，不得辄带书物送中国官”。终宋一代，这种边境书禁常行不变，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宋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和边区问题的严峻局面。

6、禁杀蕃人

熙宁六年(1073)，诏“杀熟户以邀功者斩，仍许人告，每名迁一资，赏钱百千，无资可迁，加五十千。蕃官授使臣，若铃辖蕃族宁静，不致引惹及无科率搔扰，候及七年，与磨勘，如犯七条合计赃私公罪，比展年法加一倍”。元丰五年(1082)，诏令~延路：“杀降人者，许人告，每人赏钱三十千，至百人止，告杀五人以上者，仍迁一资，杀降人者斩”。

二、科刑原则

1、“恩信为先、其次诛罚”

北宋后期的西北蕃部，宋夏、宋辽边境军事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西北边区蕃部的向背对北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稳定西北边地以达到“联蕃制夏”的目的，宋朝继续在西北实行“恩信稳边”的民族政策，“毋宁生事”、“务安种落”。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就蕃部本征贵种等三人的归附问题，谈到：

“大抵蕃部之情，视西夏与中国强弱为向背，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既不假杀伐，自当坚 附。矧蕃部之俗，既宗贵种，又附强国，今用本征贵种等三人，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则中国形势愈强，恐不假杀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

此段论述颇能说明“恩信慰怀”政策的重要作用。哲宗时期，~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分析宋夏关系时说了一段话，录其原文如下：

“臣窃惟元裕以来，朝廷之所以御夏人处边画者，莫非以礼义为本，以恩信为先，虽彼屡肆跳梁，边民被害，而一切容贷，期于息兵。”

从上述事实可看出，宋朝“恩信稳边”政策在哲宗时期并未改变。元裕七年(1092)，阿里骨请求与宋订立条约，要求宋承诺“不侵占蕃家地土”，枢密院的答文是：“汝但不于汉家作过，汉家自是于汝蕃家别不生事”，该答文明确表达了北宋对吐蕃“你不犯我，则我不犯你”的宋蕃边境“互不侵犯”原则。

这种边地民族政策，影响了宋廷在对蕃部民户违法犯罪进行处罚时，必然要考虑二个方面问题，即一要惩制犯罪，二要注意边地社会的根本稳定。熙宁五年(1072)，西夏把荔原堡逃叛熟户嵬逋等十七户共七十八人(其中两户为新招附部族，十五户为宋英宗治平年间招附的蕃户)送回宋朝。按照宋朝法律，叛逃乃属“十恶”犯罪，是两宋刑法严惩的犯罪行为之一，宋神宗问王安石对这些蕃部犯法者如何处罚，王安石说：

按照宋朝法律，两户“法皆斩”，但是，这些蕃户叛逃西夏事出有因，譬如二户叛逃犯家中的弱妇幼童，“若强状要走，女弱何缘不随?”；另十五户叛逃是因当地官员“措置乖方，给地不足”而致，因此主张“宜贷其女弱、不须行法。”

神宗担心“若释之，今后逃叛何可复禁?”，王安石回答：

“但顾我恩信方略如何，不在诛戮此数十口，然后能使人不逃叛”，况且如果“因而抚存此蕃户，给足田土”，蕃民则“蒙恩更生，”其余蕃户见朝廷如此对待，“岂不感悦?”不然，“徒诛戮此举，有伤仁政，于边防大计实无所补。”

在王安石的建议下，神宗欣然同意对七十八户蕃民免罚，依旧住边营生。可见，北宋后期在对西北蕃部民违法犯罪处罚时，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量刑定罪时的“恩信为先、其次诛罚”的刑罚原则，这是中国传统法“明德慎罚”的伦理思想，它鲜明地反映了宋代民族边区法制与边地民族政策相结合，与国情、边情相结合的时代特征。

2、刑的减轻

随犯、自首犯免罚：元丰四年，“有陕西诸路州军自边逃来厢禁军、汉蕃弓箭手、蕃兵义勇及其保甲人夫等甚众”，神宗旨意招抚，令：“一月之内自首者免罪，厢禁军重执兵器复本营，而义勇、保甲、蕃汉人户仍归原处州”。哲宗元符二年十一月，令熙河、秦风路限百日许逃亡军人自首，与依旧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有必要补充的是，“弓箭手”既是宋代乡兵的一种，又是北宋西北屯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神宗时期对西北边区的开拓经营，熙州、河州成为屯田区，需要大量的屯田劳动，为了解决这种劳动急需和短缺的现状，一方面政府将诸路罪犯中的“少壮者”配往西北屯耕，“河州作过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每人给地一顷。“自来陕西、洛边归顺熟户蕃作过者，编置东南州军，乞选少壮堪任战斗者，刺充弓箭手；另一方面，对于逃亡弓箭手采用免罪收纳的措施，“逃去弓箭手并营田地土，昨多方设法如人请佃”这可能也是对弓箭手逃亡免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元v二年八月，西蕃大首领鬼章青宜被擒，宋廷诏谕，“应随顺犯边羌户，安存免罪，依旧住止”，元v五年七月，“诸人违制典买蕃部田土，许以免罪，自二顷五十亩以下，责其出刺弓箭手及买马备边用各有差”。

冒功领赏，许“自首改正”，《长编》卷337元丰六年七月壬子条云，“~府路蕃部有因立功妄冒父祖职名以就酬奖励”，宋廷令“自陈与免罪改正”，并限“一季自言，许人告，以其人职名俸给赏之。”就是说，冒功者若自首可获免罪，否则，若是别人告发，则以其职和俸禄赏于告发者。

情理可矜者免罚：尽管谋叛、叛逃犯者属北宋政府从重处罚的对象，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或叛逃者情有可原者仍可减轻处罚。前文已述，熙宁五年(环庆路)荔原堡有逃户嵬逋等七十八人、十七蕃户，王安石阐述其中逃叛各有缘由：其一，“疆壮要走，女弱何缘不随?”；其二，地方官吏“措置乖方，给地不足，致其叛逃”；其三，“顾我因信方略，不在诛戮此数十口，”然后才能禁止蕃户不逃叛；其四，若“抚存此蕃户，给足田土，只会在边居住”则“蒙恩更生”、“岂不感悦”因此，王安石认为，不必诛杀这些蕃户，而通过施恩布惠的方针，分给他们土地，让其犯者及其家属居边地营生，则为更上之策、长远之计，结果十七蕃户被判“免于处罚”。

特殊事件“劝谕”免罪：哲宗绍圣三年(1096)，吐蕃青唐政权大首领阿里骨新逝，其子瞎征接袭，此时的吐蕃部族内部极不稳定，而西夏却正想方设法意欲联结吐蕃对抗北宋，就在这种对宋朝极为不利的危险时期，却发生了岷州管下衣彪族首领当征结等四十户投奔西蕃结兀捉事件，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宋廷对此次叛逃事件的处理是，“劝说晓谕、释免逃罪”。

三、结语

从以上对北宋后期西北蕃部民族立法的考察，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概括：首先，北宋后期，西北边区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依然十分复杂，特殊的军事战略位置决定了西北边区广袤蕃部的向背对于各派政治力量的影响巨大，为此北宋在西北边地开边拓土、扩大辖区、维护在其新旧归附区的统治时，通过对蕃部颁行新的法令法规，加强统治、保证“联蕃制夏”军政战略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次，北宋后期政府明显加强了“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步伐，逐渐形成以“汉法”即宋国家法律为主的统一刑罚体制，“自用兵以来，迁配京西、江、淮之间者，其数不可计矣”，反映出汉法在处理部族矛盾和纠纷中广泛和频繁的运用。再次，尽管北宋对反叛、盗窃、刺探国家军情等蕃族犯者，一般从重处罚，但对情有可原和被胁迫犯罪者，仍然或免或减刑，甚至以说服教育令其悔改的方式处理，这种法律理论和实践，只有把它放到宋代西北蕃部错综复杂的边地社会环境、军政边防形势的时代大背景中才能得到栓释和理解，它是国家法和民族法、法的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4

[关键词]将门；折家将；祖宗家法

在宋朝建立的初期，宋太祖认为仅靠武臣不仅不能适应治理天下的需要，而且还会影响到扩大统治的基础，为了能够使宋朝可以长久治安，宋太祖赵匡胤实行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他提倡文人委以重任，严禁武人干涉朝政。“重文轻武”作为宋朝三百年统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既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及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北宋中后期，因为经常和西夏连年交战，陕西成为北宋精兵健马的汇集之处，陕西军就逐渐取代河北军和河东军成为北宋最精锐的部队，即称为“西军”。西军中有名的部队有麟州“杨家将”，青涧城“种家军”，府州“折家军”等。西军将领一般世代相承，形成“将门”之势。本文将以“折家将”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简要的分析研究。

一

追念祖宗之制、推崇“祖宗家法”，是赵宋一朝最突出的制度现象。邓小南认为：在宋人心目中，“祖宗”的举措施为及其原则被认定为“祖宗之法”，被奉扬为一个朝代神圣的政治号召。大到朝廷决策的理论依据，小到任用官员、确定则例……凡事举述“祖宗家法”，称为赵宋突出的历史现象。对于“祖宗之法”的重视与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王朝建立之后，如何保证其统治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至于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王朝，始终是宋初统治者关心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就经常与臣子谈及如何使子孙后代能谨守开国以来所创立的法度。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中云：“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1）而宋太宗在他的的即位诏书中，也曾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2）

可以说，这种极端化政策的长期执行不仅导致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的盛行，以文官士大夫阶层作为政治中坚，加之以守内虚外、避战求和为主的国防战略，更是使得武将的地位一落再落，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

二

宋末的军队可分为乡兵、厢军和禁军三部分，其中厢军和乡兵战斗力普遍低下，仅能维持地方的基本治安。而作为宋军主力的禁军，同样也分为三部分――京营、河北军以及西军，而以上三部分的军队人数占了宋军的大部分，南方各路禁军人数加在一起也不及以上三部分中地任何一部。而北宋中后期，因为经常和西夏连年交战，陕西成为北宋精兵健马的汇集之处，西军就逐渐取代河北军和河东军成为北宋最精锐的部队，“折家将”就属于西军中的一支。

据《五代史》中折氏宗族传记记载，五代西河郡麟府折氏为羌族折掘氏后裔，党项族。折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族，族人多聚居于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自唐始，五代到宋一代，折家都是将门豪族，世代尚武，占有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之地，在宋、辽、夏、金角逐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了200多年。

唐朝中期的时候，党项族分为实力较强的两派，一派是折氏，一派是拓跋氏，拓跋氏在后来建立了西夏国，与折氏一族成为世代死敌。唐朝末年的时候，国家四分五裂，战乱四起，这时候折氏一族的领袖折宗本在战乱中崛起，折宗本曾任振武军所隶五镇都知兵马使之官，振武军在历史上记录不祥，大致在现在的陕西府谷县一带，所谓的兵马使也就是地方上的军事长官之类的官职。折宗本死后，他的儿子折嗣伦继任麟州府（现陕西神木县）的刺史。据史料记载折嗣伦不仅具有抵御外族侵扰的军事才能，也有团结部族、安定民心、经营农牧的行政能力。而折嗣伦的儿子折从阮，在前两代努力的基础上，成为了当时折氏家族最杰出的人物。折从阮从小受父辈的影响，就崇尚武功练成了一身本领，青年时就成为了河东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到了后唐同光年代，成年的折从阮成为了府州的刺史。到了后晋的时候，幽云十六州被契丹人占领，府州也就落到了契丹人的手中，契丹人为了能直接控制府州，想要将折氏一族强行迁往辽东，被折从阮坚决拒绝，率族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后终于重归后晋。回归后晋的折从阮奉命率部队北征，从此，折氏与契丹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折从阮率领折家军，在边境线上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战争生活。到后汉的时候，折从阮已经官至兵马节度使；到后周，折从阮被封为郑国公，成为后周的显贵。后周显德年间，折从阮去世。虽然从唐末到后周折氏一族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但其家族固守边境线上，奋勇杀敌、抵御外敌的战争生活却没有变。以上折宗本、折嗣伦、折从阮三代壮大了其家族在府州的势力，提升了家族在府州的地位，奠定了家族世袭府州的基础。折宗本、折嗣伦、折从阮三人是折氏的第一代将领，特别是折从阮，独自据守府州，经营西北，那时中央政权统治软弱，但是因为折从阮勇武过人，所以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敢进犯陕北，史称折氏“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於宋者矣”。（3）

到了后周和后汉时期，折氏归附于后周。折氏一族作出这样的抉择使的折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为府州在地理位置上与契丹、北汉交界，很容易受到两者的夹攻。另一方面却离后周的的政治中心比较远，一旦受到夹击很难得到及时的援助，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生存，也就是说折氏选择的是一条与战争为伴的生存之路，必须能在战争的夹缝中靠自己的实力生存下去。折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还在这严酷的考验中培养出了折氏新一代的将领。折德，是折从阮的儿子，就是第二代将领中的代表人物。在折德35岁时，当时北汉大举进攻府州，折德率领折氏族人勇敢迎战，消灭北汉军两千多人，之后乘胜追击渡过黄河，占领了大片北汉属地。为此受到后周皇帝的赏赐，封为节度使。折氏地位的上升，引起实力更大的党项族拓跋氏一族的不安，当时拓跋氏的首领叫李彝兴，当时他也是节度使，控制着府州通往中原的道路。为了消除折氏一族的威胁，他下令切断了折氏与中原联系的通道，这相当于将折氏逼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虽然这一事件后来在后周皇帝的干涉下得以解决，折氏通道得以打通，但是折氏与拓跋氏的矛盾依然存在。事实上这时的折氏已经处于契丹、北汉、夏州（后来拓跋氏一族建立了夏国），三大势力的包围之中，这给折氏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折氏随后便归附于宋朝，折氏希望宋廷能早日平定北汉，打通通往中原的道路，摆脱自己孤立无援的困境。为此折德多次率军主动向北汉进攻，取得了不少的功绩。对此宋太祖赵匡胤给予了优厚赏赐，并允许折氏可世袭府州知府，事实上这等于确立了折氏近乎藩镇的地位。这在坚决抵制藩镇割据和官职世袭的宋朝是难能可贵、绝无仅有的，这也反映了折氏一族对于宋朝的重要性。

而折氏的近乎藩镇的地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军事上折家长期处于战争前线，御辽，抵挡西夏，抗金。几代名将辈出，兵源大部分是党项族人，统军将领也皆为折氏子孙，据《折继闵神道碑》、《折克行神道碑》、《折惟忠妾李夫人墓志》等文献记载，折氏常兼管麟府路之事，折御卿充麟州兵马都总管、夏银府绥都巡检使，折继闵兼任麟府路驻泊兵马钤辖，折克行兼麟府都巡检使，折可求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第十二将，同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这样就造成麟府路尤其是府州的军事权力牢牢的的掌握在折氏之手。其次政治上从宋太祖答应折家世镇府州之后，府州知州皆由折氏子弟充任，多是弟继兄位或者父死子继，且宋廷规定，地方知州任期一般为3年，事实上很多人往往做不到2年，而折家的知州一职却没有限制在任期限，最长的折克行做知州28年。府州知州从折从阮到折可求，共7世14人，这样府州的行政多掌握在折氏手中。最后经济上因为折氏世袭知府州，据《折继闵神道碑》记载，折氏可以“用其部曲，食其租入”。而休战时期折氏又控制着边界贸易，除此之外还有战争的掳获，义庄、别业的收入，开垦闲田的收益以及朝廷的俸禄和赏赐。这样折氏在经济上也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

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保证了折氏在府州的特殊地位，为其成为藩镇性质的军事集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样在北宋一朝“祖宗家法”的治理下却形成了特殊的“将门”现象。而到了南宋、金代，虽然折氏一族仍然有任知州一级的官员者，但却再无世袭之事，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了。可以说折氏一旦离开了世袭的府州，也就意味着丢失了根据地，失去了他们所控制的蕃汉民众，失去了地处三国要冲的特殊条件，一旦失去这些，折氏也就失去了政府给予其特殊政策的基础，武的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文才又难以和文化发达的南方竞争，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三

从以上所述内容可以看出，在“重文轻武”之风盛行，武将地位低贱的宋朝，折家却能世镇府州，形成“将门”。宋代最重视清除割据势力，为什么容许这样一个特殊家族存在？这似乎与北宋一直以来奉行的“祖宗家法”相违背，但是深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有其出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首先，太原作为北宋河东路之核心城市，其南接开封，北邻燕云地区，而折家镇守的麟府路位于河东路与燕云地区之间，一直是作为缓冲地带保护着中原腹地。若麟府路失守，河东路会受到北方民族政权的直接军事威胁，进而动摇北宋统治。其时，麟府路所辖地区，番汉杂居，其中党项人为番人中之主要力量。北宋政府为更好地处理该地区的民族关系，采取了羁縻政策，即为稳定麟府路党项人而不使其转投西夏，启用作为党项人代表的折氏家族去管理该地区，而党项与辽、西夏为世仇，基本没有叛逃的可能性，且折氏也有足够的实力去统治该地区。

宋廷既然要依靠折氏，自然在各方面要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和政策上的优惠，使其能够为宋廷效忠出力。

其次，麟府路位于辽、宋、夏交界处，属于边界地区，长期跟西夏和辽处于战争状态，而北宋当时的禁军战斗力普遍低下，这就需要有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军队来防御边界，折家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折家世代镇守府州，在当地具有相当深的影响力并且熟悉环境，并且由于长期处于前线，战斗指挥水平也相对较高。这样，宋廷出于军事需求也必须依靠折家而给予其较好的待遇。比如允许折氏世袭知府州的职位，并且通常情况下都是终身制，如遇特殊情况则特殊处理，如有病不能胜任时，就提前换人。

最后，虽然宋廷出于各种原因对于折家有优惠的政策和较高的待遇，使其能发展成“将门”，但是宋廷却在政策的另一方面，对其加以控制，防止其成为新的藩镇。具体的措施有：一、中央在麟府路驻扎有禁军一万多人。这支军队的任务明是为了御敌，实际上是“疑其强盛，别置兵马一司，以视其举动”。（4）这支军队的统军将领完全由中央派人，除了在北宋末年国家大乱时授予折可求是一个例外。二、知州的任免权归中央政府所有，对于通不过中央考核的可以随时撤换，如折继宣“虐用威刑”，“人用流移”，（5）宋廷便将他撤换。而对于作战失利者也有处罚的措施，如折继闵庆历元年十月之战失利，就被免去了宫苑使之官。三、宋廷用以牵制知州权力的通判一职一般也不由折氏担任，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由中央派人担任，如史谭、杜陟、赵安易等分别担任过府州签署判官公事、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职。四、宋廷授予河东路监司（提点刑狱司、转运司、提举常平司）监察之权，主要就是针对府州，比如嘉定五年时，监司不顾宋廷对府州的特殊政策，“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以致（知州折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6）朝廷知悉后，命知州梁适“密加抚存”，（7）折氏才安下心来。宋廷中央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和措施将府州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折氏虽有“将门”之势，却只能忠心耿耿为宋廷效劳，不能形成实际意义上的藩镇。

综上所述，“折家将”虽有“将门”之势，却无藩镇之实。虽然地位看起来比一般武将要高出很多，但归根到底却仍然处于宋廷“祖宗家法”的制约之下。它的出现只是宋廷出于边境需求而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法。但其“重文轻武”、“以文御武”的基本国策却从来没有改变，“将门”现象也只是表面显赫却无实际根基的一种假象，它始终处于宋廷“祖宗家法”的制约之下。

注释：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1

（2）李焘《续资质通鉴长编》卷十七

（3）《五代史》折氏宗族传记

（4）《宋会要》方域二一之五

（5）《宋大诏令集》卷188《府州敕榜》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二

（7）《宋会要》方域二一之七

参考文献：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

[4]司马光《悚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5]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6]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上海商务印书馆。

[7]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

[8]王夫之：《宋论》，岳麓出版社，1992年。

[9]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2002年。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中华书局，1979点校本

[12]陈峰：《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北宋“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02期。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5

截至2014年1月2日，全国179座城市实现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后，居民通过电脑甚至手机就可以了解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这也让一些重点污染源企业无处藏身。然而，根据有诸多NGO组织参与调查的大气污染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尤其是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等地区一批大型火电、钢铁等高耗能企业污染物排放依然严重超标。其中不乏建龙集团、河北钢铁、首钢、华电、华润电力等一些光鲜亮丽的巨无霸企业、上市公司。

鲁冀火电、钢铁企业严重超标排放

2014年1月14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人民大学环境政策研究所、阿拉善SEE公益机构、自然之友等组织共同《蓝天路线图》大气污染调研二期报告，指出一批大型火电、钢铁等高耗能企业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呼吁各界推动落实在线监测数据的实时公开，以社会监督促进大规模减排。

2013年，中国多地频繁遭遇严重灰霾侵袭，治理路径引发社会更多关注。比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11年12月提出的蓝天路线图，也可以看到，中国在信息和预警应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13年，山东、浙江、河北等省开启的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实时公开，为识别灰霾源头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

截至2014年1月2日，179座城市实现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居民通过电脑甚至手机就可以了解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而实时凸显污染严重，促使多个地区制定并着手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虽然部分关键措施的落实以及效果尚待确认。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通过分析可以认为，当前的污染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污染源的识别也必须扩大到区域范畴。根据相关研究，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高耗能产业密集，消耗大量煤炭，形成了巨大的污染排放。推动减排，一批大型电厂和钢铁、水泥、化工企业必须首先得到管控。

国内环保组织自2013年2月起开始联手推动污染源信息的实时公开，并获得北京、河北等地积极回应。而环保部也于2013年7月30日规章，要求各省建立平台，实时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山东、浙江、河北等省率先开启在线监测数据实时。马军认为，山东、浙江、河北等省市的良好实践，有助于满足公众知情权，也有助于识别区域内的主要污染源头；而天津、广东、湖南等重要省市的在线平台没有能够如期，令人遗憾。

根据大气污染调研二期报告中在线数据初步分析，在华北地区，山东、河北等省的一批大型火电、钢铁企业严重超标排放，其中部分企业甚至在当地处于重度污染的一些时段依然每个小时都在超标排放。这些主要污染源的排放量变化对当地空气质量造成的直接影响，值得进一步研讨。

实时有助于识别区域内的污染源头。通过对比在线数据，可以发现各个地区的工业污染源排放规模差距显著。以2013年10月到12月山东、河北和北京三地部分主要企业为例，山东、河北8家企业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是北京8家主要企业的37倍和30倍，这些污染源应是减排的重点。

半年后能否达标仍存疑

在被披露的一批大型火电、钢铁等高耗能严重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中，除了一些小企业，不乏建龙集团、河北钢铁、首钢、华电等行业巨无霸乃至上市公司。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高级项目经理顾蓓蓓认为，从现在到火电业和钢铁业排放新国标实施已经不足一年时间，但大批企业似乎并未做好准备，半年后是否能够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令人忧虑。

2013年的大范围雾霾，激发了最为进取的政府行动计划。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通过10条措施，用5年时间让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应当指出，山东已经提前对火电、钢铁等重点行业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而河北也刚刚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钢铁业排放标准。但是，江苏、浙江、辽宁等重点省市排放标准，包括河北省的火电、水泥等排放标准，天津市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尚待提高。

该报告认为，减排必须抓住重点，首先应从排污口固定和排放标准清晰的大型工业源管控入手。通过计算发现，山东、河北等重点地区的部分重点企业如能达标排放，达到一年内将要实施的新标准，其氮氧化物等污染排放将可实现大幅度的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指出，国家对空气质量监测，要求每30天中90%的数据也就是27天数据都应该有效。但根据山东省公布的数据，多数平均值不到20天，有些数据全省都缺。“说忘了上传电脑上的信息，我觉得忘了上传第二天再传是没问题的，但就是没传，没传是不是设备坏了？设备是不是会同时坏掉这也是个问题。”宋国君无奈地称。

政府管理存在巨大空间

宋国君认为，颗粒物排放的最大源头是大工业源，例如，燃煤火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而控制颗粒物排放技术是最成熟的，可是，根据有限的公开数据，距离稳定达标排放还有很大的差距。

“甚至有科学家提出炒菜油烟排放的VOC对PM2.5的贡献值，我觉得我国科学家对PM2.5的研究方法很值得商榷，这等于转移视线，该研究好的没研究好。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达标，并且完全有这个承受能力，只是我们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宋国君表示。

就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组织《蓝天路线图》大气污染调研报告对外的同时，也得到了山东省环保厅的回应。该回应称，山东省认真开展了实时，也在认真核实着这些数据。同时提到要求30万千瓦的脱硫线路逐步拆除。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上这些设施，一方面对超标企业限期治理，对不涉及民生的企业有可能采取停产整治。

该回应同时认为：“排放限值在山东省提前，大幅地加严了。这种限制不能通过简单的加强管理，或者提高燃煤标准就能解决，必须要深度改造工程才能达标。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开展，所以这些企业就出现了反复超标的情况。”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6

【文章一】

(一)经济制度及赋税制度：

1.井田制：(西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度)

2.由公田到私田：(齐国“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

3. 西汉时期：编户齐民制度(人头税的开始)

4.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实行

5. 唐朝前期：租庸调制;唐朝后期：两税法

6.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

7. 明朝“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

8. 康熙“更名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9. 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

【文章二】

1. 农业

⑴农作物：

①商周时期：“五谷”

②两汉时期：稻麦成为主要粮食作物

③茶叶在唐代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唐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④北宋时期从越南引进水稻良种占城稻

⑤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国外引进高产农作物新品种玉米和甘薯

⑥清代前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

⑵工具：

①商周时期：木、石、骨、蚌(少量青铜农具)

②春秋时期：铁农具出现;战国时期：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③两汉时期：铁农具使用广泛(西域和珠江流域)

④曹魏时，马钧改进了翻车，用于灌溉

⑤唐朝时期：创制新的灌溉工具筒车;曲辕犁便于水田耕作

⑥北宋时期：尖头犁铧、人力操作的踏犁

⑶耕作技术：

①商周时期：粪肥、草木灰、绿肥转自环 球 网 校edu24ol.com

②春秋战国时期：牛犁耕并推广(农业技术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

③两汉时期：耕犁装犁壁翻土碎土，早欧洲千年;西汉赵过发明播种耧车;二牛抬杆的牛耕法推广 *

④唐朝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有所影响

⑷水利工程：

①春秋战国时期：桔槔(中原)芍陂(楚孙叔敖)都江郾(战国秦李冰)郑国渠(战国)

②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灌溉渠;江淮江汉陂池;东南排水筑堤;西北坎儿井 *

③隋朝时期用运河灌溉

④唐朝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工程

2. 手工业

⑴青铜铸造：商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

⑵冶铁业：

①春秋战国：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是世界冶铁的一大成就，比欧洲早两千多年。

②西汉：煤成为冶铁燃料、淬火技术

③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力鼓风冶铁;低温炼钢技术发明推广

④北魏相州以制造军刀著称;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

⑤唐朝时冶铸业已普遍采用了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⑥北宋时期，煤的开采量很大，煤还广泛用于冶铁炼钢

⑶陶瓷业：

①商周原始瓷器是我国陶瓷发展的一次飞跃

②魏晋南北朝：南方盛产青瓷、北方创制出白瓷

③唐朝的唐三彩;青瓷中的秘色瓷;刑窑的白瓷：“南青北白”

④北宋制瓷业水平超过前代：定、汝、哥、官、钧窑是的五大瓷窑;江西景德镇以生产青白瓷著称

⑤元朝时，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⑷漆器：

①原始社会河姆渡遗址：红漆碗

②商周达到较高水平;周朝漆工艺用于车制造

③战国漆工艺夹纻技术

④两汉时期：“万人之功”

【文章三】

****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秦朝开始确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政治、经济、文化)

2.汉武帝的大一统

3.唐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三省六部制、科举制

4.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集中军权、行政、司法和财权;科举制发展

5.元朝的行省制度

6.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明律、特务统治、八股取士

7.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文字狱

【文章四】

政治制度

1. 禅让制(原始社会)*

2. 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夏启“家天下”)

3. 分封制：(西周分封诸侯的制度)

4. 秦朝：郡县制度

5. 两汉时期政治制度(“汉承秦制”)

⑴刺史制度：(监察制度)西汉武帝始自东汉止 “刺史”“州牧”

⑵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武帝“推恩令”“附益之法”

⑶察举制(选官制度)自上而下推举人才;东汉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

6. 唐朝时期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科举P75、府兵、募兵)

【文章五】

改革及变法

1.春秋战国时期：

⑴齐国管仲“相地而衰征”

⑵鲁国“初税亩”

⑶魏国李悝楚国吴起和商鞅变法(秦国)

2.北周武帝的改革，后灭北齐，统一黄河流域

3.北魏孝文帝改革*P57(背景及影响)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7

关键词：宋代；桂西北；抚水（安化）州；治理策略

一、宋王朝对桂西北民族地区的行政治理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随后攻灭南汉与南唐，统一岭南。金灭北宋后，宋室南渡，南宋王朝丧失了在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域，但在南方则继承了北宋时的境域。宋王朝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像历代帝王那样实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 的统治策略，主要是以羁縻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统治。桂西北地区也不例外，因为该地的经济文化更加落后，也就采取了更加放任的羁縻政策，例如在抚水州（后更名为安化州）地区曾经实行“弃而不闻”、“罢置诸州” 的措施。宋朝统治者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缓解该地区的民族矛盾，从而稳定王朝的统治。具体表现在：政治上树其酋长，封官赐爵；经济上赠予土酋丰厚的物资；军事上镇压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筑寨自守，同时组建乡兵（土丁等）加强防御等。本文试以抚水（安化）州为例，从行政和军事等方面分析宋王朝对桂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

1.行政建置

宋朝统一岭南后，首先对唐代在岭南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划分。宋在统一岭南的初期，广西、广东还同属于广南路 。太宗时将广南路一分为二，成立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简称广东、广西，广西之称始于此，广西于是固定成为一个独立的高层政区 。广西地广人稀，“事力微薄”，但为了“务美观”，于是众建州县 。

宋朝在广西设置了许多的州、县、和峒（洞），但宋王朝并没有对所有地区都实行有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羁縻州的控制力度，宋王朝在广西羁縻地区设置了为数众多的“寨”，来加强对这些地方的管理。其中，在桂西北且属于抚水州管辖的寨主要有带溪寨、普义寨、镇宁寨、恩德寨、德谨寨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宋王朝在抚水州这个地方设置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当然，“寨”除了具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军事职能之外，还集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于一身。由此可知，“寨”是羁縻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它在客观上对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宋王朝在桂西北民族地区的军事镇戍

广西位于宋朝的南部，同时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属于多事之区。宋王朝实行“重北轻南”、“守内虚外”的政策，把主要兵力驻守京师和北方。在驻防兵力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广西屡屡发生的起义事件，宋王朝并没有完全忽视在广西的军事力量部署。一是设置了禁军，禁军是由朝廷直接调遣的中央正规军。宋朝征发邵州、澧州、潭州戍兵数千人前往镇压，当时抚水州的少数民族武装很强，官军一时无法镇压，连宋朝运粮的官员也被杀害。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反宋力量才被镇压下去。二是厢军，所谓“厢军”，就是在各州招募来的兵员中，除了精选出来送到京师充当禁军外，剩余部分则留下来驻守地方，成为地方武装。从全国来看，厢军名义上为各州镇兵，间有更戍，但是广西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宋朝对广西厢军的教阅颇为重视。宋朝加强广西厢军的训练，主要是为了提高厢军的素质，提升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做到缓急可用，从而达到镇压广西少数民族反抗和防边的作用。而厢军参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具体事实，从《宋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三是乡兵，广西乡兵有土丁、保丁、寨丁、洞丁、效用等种类。土丁和保丁是宋朝在镇压侬智高起义之后组织起来的乡兵，土丁和保丁原来只服兵役，后来更兼及劳役负担城墙修葺等劳作

三、宋王朝治理桂西北民族地区策略的影响

宋王朝对桂西北民族地区的治理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羁縻策略。这样的治理形式，对宋王朝在桂西北地区的统治而言，既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一是宋王朝在桂西北民族地区广泛建立羁縻州、县、峒，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有利于宋王朝在这一地区统治秩序的稳定。二是在对地方官的任用上，不仅对当地的土酋进行封官，也以封官的形式予以招安和笼络发动武装起义的少数民族首领，有利于恢复、稳定地方秩序。三是在军事上充分利用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地方武装，有利于镇压地方叛乱和抵御外来入侵。

2.消极影响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8

为何“京A号段无法选择”？在涉及“京A”牌照的腐败案中，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及其秘书王飞等人，又是如何多次为他人办出京A牌照的？挂京A牌需要哪些条件？谁又有权审批京A？

《方圆》记者多方走访办案人员和知情人士，对一系列疑问追根溯源后发现，京A牌照的“流出”，还需要从牌照发放部门――北京市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北京市车管所）内部探究原因。

“普通老百姓正常渠道不能办理京A、京C等特殊号牌，京A号段也不会放入现有的选号程序中，只能找关系违规办理。”案发后，北京市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曾一语点破“迷津”。

今年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驳回了北京市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的上诉，终审维持了“有期徒刑10年”的判决。透析宋海燕受贿案，或许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秘出众多问题的真实答案。

“意外”案发

在北京市交管局系统内部，宋海燕有较好的口碑。因面容和气质俱佳，担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后，上级机关还安排宋海燕身着警服做客新华网、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为社会民众解读北京市交通便民举措。

作为“70后”的研究生，宋海燕的前途原本“一片光明”。1993年，宋海燕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工作，之后历任车管所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政秘科副科长、驾驶员管理中心副主任、政秘科科长，2011年3月，宋海燕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

北京市车管所网站介绍，北京市车辆管理所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领导，承担着“全市机动车和驾驶员管理”、“核发驾驶证、核发和换发号牌证照、办理各种机动车和驾驶证异动手续”等重要职责；下设7个副处级和6个科级机构，同时负责20个交通支、大队车管站机动车和驾驶员管理业务指导。

关于车管所内部科室机构的具体名称和分工职责，网站上并没有明列。而据记者了解，北京市车管所内部具体设有牌证科、政秘科、驾驶员管理中心、检验科、档案信息科、装备财务科、涉外管理科、涉牌涉证案件查处科等科室；知情人士透露，众多科室中，负责车辆号牌登记、办理工作的直接主管科室就是“牌证科”和“政秘科”，其他科室辅助相应的工作，而宋海燕正是利用担任政秘科科长、车管所副所长的职权便利，为他人违规办理了若干京A牌照。

“宋海燕的案发很意外”，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2012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侦查两名社会闲杂人士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了宋海燕伙同程雷等人买卖京A车牌的线索。根据检举，北京市公安局纪委联合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对宋海燕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

调查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宋海燕办公室搜查出了31张燕莎商城购物卡，因涉及职务犯罪，北京市公安局将案件线索移交给北京市检察院。2013年5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对宋海燕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案件移送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审查。

40张燕莎购物卡和“领导批条”

检察机关查明，在担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后，宋海燕共收受了40张燕莎商城购物卡，共计面值20万元人民币，分别为北京某经贸公司法人“刘总”和北京某控股公司董事长“庄董”所赠。

2011年，刘总的公司买了一辆奔驰 SLS型轿车，为了“凸显”公司实力，刘总想办一个京A牌照。这年8月，北京市车管所前所长给宋海燕打了个电话，告知有一个朋友刘总要来车管所办理牌照。在车管所办公室，宋海燕接待了刘总，刘总拿出了上级机关某领导批条，“请X所长解决一副单A号牌，XXX”。因有领导批示，再加上前任所长和现任所长关系很好，宋海燕立即电话请示所长，所长指示“事办好，要热情”。

不敢怠慢，宋海燕拿着购车发票、购置税本、保险、进口关单、身份证等资料带着刘总亲自办理登记手续。在政秘科，宋海燕找值班民警做了登记备案，打印了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之后，宋海燕让刘总到楼下找牌证科科长选号。

在牌证科科长办公室，见刘总拿着“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牌证科科长没有多说什么，当即拿出一页A4纸，纸张上打印了一连串京A的车牌号，让刘总挑选。看了半天后，刘总挑了京A6XXX2车号，牌证科长将刘总选的号从A4纸上划掉，并将京A6XXX2这个号写在车辆手续档案袋上，然后告诉刘总可以去办理后续的邮寄手续了。

办理完全部手续后，离开车管所前，刘总再次拨打了宋海燕的手机感谢，声称事情办得很满意，以后想交她这个朋友。宋海燕很客气地应下了。

办理完这次京A车牌后，大概过了半年，刘总给宋海燕打电话约见面，“用茶叶感谢”，宋海燕在亲戚家的小区。刘总一个人开车来到小区，将两盒茶叶放进宋海燕车的后备厢。相互客气一番后，刘总说起儿子最近买了一辆兰博基尼，也想上京A车牌，宋海燕有些“犯难”，表示“这个车属于豪车，按照规定，不符合发放京A号牌的对象”。得知这不能上京A号牌后，刘总希望在办理过程中能够顺利点，选到其他号段好号牌，宋海燕答应帮忙。

分开后的第二天，宋海燕拿茶叶时，发现在茶叶盒里用皮筋勒着十个红色的小卡袋，每个小卡袋里装有两张燕莎商城购物卡，每张卡后标注有5000元金额，一共是20张，总计10万元人民币，宋海燕将购物卡放在了办公室保险柜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刘总的小孩来到了车管所，宋海燕安排一名民警全程陪同小刘，帮助小刘选到了京N1XXX0号车牌。

手法相同，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庄董也用20张燕莎商城购物卡，打通宋海燕办到了京AA5XX9的车牌。不过，介绍人并非刘总，而是某部委下属协会的秘书长。

2011年年底，该协会秘书长王某约宋海燕吃饭，并介绍庄董给宋海燕认识。吃饭过程中，庄董提出，自己公司有几辆奔驰和兰博基尼，想上京A带字母的牌子。听完车型后，宋海燕一一否决了，她告诉庄董，京A的牌子发放对象里不包括一百万元以上豪车。

吃饭结束后，庄董埋单时顺手给了宋海燕一个LV女士皮包，宋海燕收下了。2012年9月，庄董给宋海燕打电话说又买了几辆新车，有一辆是奔驰A160，才二十多万元，想上京A车牌。之前，王秘书长也给宋海燕打了电话，让其帮忙关照。

宋海燕找到了所长，直接提出了王秘书长的要求，并称“车辆没超标，没有超过一百万”。因王秘书长所在的单位对北京市车管所的等级评定有业务指导关系，所长也不敢开罪王秘书长，同意在自己权限内审批京A带字母的牌子。

庄董派自己的秘书来车管所找宋海燕如愿办到了号牌，秘书还同时把据说放着文件的一个大牛皮袋放在宋海燕办公室桌上后离开了，宋海燕打开一看，里面没有文件，有20张燕莎商城的购物卡，每张5000元面值，她随手将购物卡锁进办公室保险柜里。

神秘的“批条规则”

事实上，宋海燕第一次办理京A号牌，是受一位多年好友刘某的“请托”，那时宋海燕还是车管所政秘科的副科长。

刘某系北京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副校长，她和宋海燕的认识源于1995年。当时，北京市车管所负责市内驾校的培训和考试，因为工作关系，宋海燕和刘某接触较多，一来二去，二人逐渐熟悉发展成好朋友，经常一起逛街。后来，宋海燕逐步升任领导岗位，而刘某也成了驾校副校长。

2007年，驾校董事长买了一辆宝马M6，董事长希望刘校长能通过车管所的关系，上个京A的好牌子。刘校长也知道，正常程序办不了京A牌照，但迫于无奈，她硬着头皮找到宋海燕帮忙。多年的朋友开了口后，宋海燕找到了交管局的分管副局长，面对下属，副局长给足了面子，批了个条子，内容为“请给宋海燕办理一个京A牌照，关照”。

拿着批条，宋海燕找到了牌证科科长，给车主办理了一个京A5XXX6车牌。“这次办完牌照后，我才知道，领导批的条子带‘关照’两个字的，可以发京A后面全是数字的牌照；光有领导批条，没带‘关照’两个字，只能办理京A后面带字母加数字的牌照，大家都是喜欢京A后全数字的，这样的牌子看上去更牛些。”案发后，宋海燕曾向办案人员解释了“批条规则”。

拿到牌照后，刘校长给了宋海燕一个信封，里面装了5000元现金。有了第一次后，“覆水难收”。2007年8月，驾校主任买了一辆“指南者”，通过刘校长找宋海燕帮忙，办到了京AEXXX6的车牌，为此，刘校长又感谢了宋海燕1万元现金。

2008年，刘校长借了唐山市一煤矿老板任某3000万元做生意，为了报答任老板，刘校长找到宋海燕。而为了帮刘校长“还人情”，宋海燕找到车管所所长和牌证科科长分别打招呼，最终帮任老板上了一个京A5XXX8的号牌。上了车牌后，刘校长用报纸包了4万元现金送上。

“京A5XXX8”的车牌让任老板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出尽了风头。以至于在一年后，任老板的孩子又买了一辆“奥迪”和一辆“阿尔法”，任老板又请刘校长帮忙上两副京A牌照。

在宋海燕的帮忙运作下，任老板又拿到了京A6XXX5和京AFXXX1两幅车牌。为了感谢宋海燕，刘校长送上了45000元人民币。

除了现金，日常生活中，宋海燕购买的一些衣服，发票抬头开成刘校长所在的驾校，之后，刘校长会拿着发票报销后，把钱再给宋海燕补上。判决书认定，宋海燕在驾校先后报销了24000元的个人费用。

判决书还认定，在2010年，宋海燕为另一个多年的朋友朱某办理了京AFXXX6号牌，并收受朱某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

未被认定的“京A故事”

案发后，宋海燕曾向办案人员交代，她还为陈某、张某、丁某等人办理过京A号牌，并收受过这些人员给予的财物，但由于宋海燕对这些人员的具体身份供述不清晰，办案人员没有办法具体确定调取出户籍和车辆信息等相关证据，导致宋海燕交代的另一些行为未被认定。

比如，据宋海燕交代，某央企领导腾某的外甥陈某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为了能上到京A牌照，腾某找到了北京市交管局某副局长向宋海燕打招呼，并约出宋海燕与外甥陈某一起吃饭，事后，宋海燕帮助陈某办理了京ABXXXX的号牌。宋海燕称，手续办完后，宋海燕在办公室里收到一个法国香水盒，里面装了五沓1万元钱的人民币，一共5万元，但在办案人员取证时，腾某否认与宋海燕有经济往来，宋海燕口中的“外甥”陈某也“消失”了。

与此相类似，在2011年，通过时任交管局某副局长批的条子，宋海燕为张某、丁某等人办理过京A车牌，案发后，经查相关登记备案，批条的确存在，但宋海燕称，回忆不起来张某和丁某的具体名字，也记不起具体的车牌号和收受的钱财数额，致使相关的线索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查证。

2014年4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认定，宋海燕负责接待、核实及转办有关重启号牌工作之便，为他人办理京A牌照，并收受钱款13万元、燕莎商城购物卡40张及报销个人费用24000余元，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一审判决后，宋海燕不服上诉。她提出，自己是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措施，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

法院认为，宋海燕在向办案机关交代其受贿事实时，侦查人员已经从其办公室内起获了相关财物，搜出了燕莎购物卡，宋海燕是在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涉嫌受贿线索之后，方才交代受贿行为。法院还认为，办案机关对宋海燕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宋海燕只有如实交代才能说明问题，其交代的受贿犯罪实施亦属于上述线索针对的实施，因此宋海燕的供述缺乏主动性，不能认定为自首。

据此，今年2月，北京市三中院驳回了宋海燕的上诉，维持原判。

车管所的“自我授权”

宋海燕案公诉人指出，在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期间，宋海燕分管政秘科和总所值班室，有负责登记审核重启号牌申请及协调、呈批所领导审批等职务便利。

据宋海燕交代，在车管所内部所有科室中，从工作职能上看，普通车辆号牌的正常管理、手续办理、发放是由牌证科负责。但是，因为京A号牌、京C号牌等特殊号牌的发放有一些特殊性，而政秘科是离领导最近的科室，所以负责登记领导批办、批条子的车辆特殊号牌的办理登记，打印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然后再转到牌证科办理，后续具体工作包括审查手续、发放号牌、号牌录入管理、发放行驶登记证书等均由牌证科完成。而“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正是宋海燕获取京A车牌的主要渠道。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宋建国担任交管局局长前，针对车辆报废后回收到的京A车牌等问题，北京市车管所就给北京市交管局上报过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管理规定的“请示”，但未获批准。

之后，北京市车管所出台了《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是通过这份内部规定，车管所进行了“自我授权”。系列案件中，宋建国、王飞等人所审批的“京A”号牌权限均来源于该文件。

2006年，担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宋建国在工作中发现找交管局办理京A号牌照的人特别多，而之前审批的京A号牌，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此，宋建国想废除京A号牌等特殊号牌的审批政策。

宋建国曾安排车管所所长、法制处处长和分管副局长三人，论证废除审批“京A”车牌的可行性。上述三人经论证后，向宋建国汇报，目前废除不了这一特殊政策。原因有两点，一是审批的规定在宋建国当局长前就有，不能因为换了局长就废除；二是交管局有对上服务的任务。

此后，宋建国又安排上述三人就审批京A牌照政策的合法性，请示上级机关。不久，上述三人第二次向宋建国汇报，称经论证、请示，审批京A号段车牌既不违法也不违规，理由是：这部分车牌属于报废车牌，放在选号机中易出问题，不如灵活使用发放下去；并再次强调对上的服务问题。

把京A车牌放入选号机，会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两次论证均未有符合逻辑的详细说明。

最大的祸根

经过论证、请示，在2007年的局长办公会上，宋建国通报了上述论证情况，并提出对于京A牌照的审批只能减少，不能扩大，而且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宋建国还要求办公室制定文件，内部掌握。

根据车管所的内部规定，京A牌照的审批明显被划分出了三个权限层级――京A8、京AV等号牌由交管局局长审批；再往下京A带全数字的号牌，需要交管局副局长以上批；京A带字母的号牌，由车管所所长审批。

即便是份内部文件，但在执行起来并不严格。比如规定明确要求“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

检察机关查办系列案件案情表明，宋建国、王飞、宋海燕等人审批出的“京A”牌照，基本流向了老板个人和私人公司。

内部规定还要求，机动车价格超过100万元的豪华车辆须经审核请示同意后办理，奥迪轿车除外。此款在宋建国面前犹如一纸空文，经宋建国之手批给刘长青、翟玉堂、郭文贵等人的车牌均挂上多个豪华车型。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9

关键词：河道综合治理；措施；目标；流域和谐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ingle function and only aiming at flood control of the traditional river training, tak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roject of Jingshan County Dafuhe river training, the paper proposes new desing concept for comprehensively manag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from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for the engineering designers to discuss.

Key words: rive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measures; objectives; harmoni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asin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富水河，是荆门市京山县境内最大的河流，她是京山北部人民的母亲河，自古至今闻名遐尔。 富水河，发源于大洪山南麓白龙池，由小泉眼汇集而成，逶迤向东南而去，依次流经三阳、绿林、宋河、罗店等镇，最后在应城市注入汉北河。此河在京山境内境内河道长107.5公里，汇集大小支流52条，流域面积1254.92平方公里。较著名的支流有小富水、石板河等。富水河滋润全县三分之一的土地，哺育了京山20余万富水之子。 富水城为京山的古县城之一，位于富水河中游的宋河镇秦关村境内。因界内有富水河而得名。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富水县被废止，并入京山县，富水城作为县治达400年之久。富水城地处肥沃平坦的滨河平原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密集，长期保持本地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上游流域内著名的水库有刘畈水库、高关水库等，著名的风景区有绿林许家寨山峰等。

该河由大洪山丘陵过渡到江汉平原，区域内盛产银杏、板栗、桐子、楂子、菜籽等，森林覆盖率较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富水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航道，在未修建高官水库之前，百吨级轮船四季均可由汉江上溯至京山县宋河镇。1966年，富水河上游三阳镇修建了刘畈水库；1970年，又在宋河镇筑起了高关大坝。从此，这条黄金水道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同时，也结束了富水河、汉北河流域旱涝相交的出现，灌溉了京山、应城、天门三县市数万公顷良田。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富水河由于年久失修，河道淤积严重，河床抬高，河水污染严重，河流丧失固有功能，每逢汛期，涝水难以及时排出。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两岸工商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排进富水河，以及本世纪来人为的垦坡营造经济林木和河道的无序、无证采砂，导致富水河两岸水土流失加剧、水量减少、水质污染，美丽的母亲河变得伤痕累累，富水河的治理迫在眉睫。

一、治理的目标和原则

按照一般河段10年一遇，重点河段20年一遇的标准，除宋河镇、罗店镇按20年一遇的标准外，其他河段均按10年一遇的标准进行综合整治。

综合整治切忌以河治河、单打一的治理方式，要找出问题的原因，综合整治。通过以富水河综合整治为纽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全面提高富水河两岸的防洪、排涝能力；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搞好两岸的绿化和节点景观，全面改善流域水生态系统，把富水河流域建设成京山县的生态走廊、景观长廊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整治措施

富水河位于京山县大洪山风景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区域经济发达，绿林镇为湖北省著名的风景区；特别是宋河镇，历史上为商贾云集之地，有小汉口之称。通过河道综合整治，使河道景观与两岸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两岸生态文明建设。

1.认真做好前期的规划与勘察设计工作

（1）统筹协调、综合治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有效防御洪水、又科学安排洪水出路；统筹处理富水河治理与城镇发展、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统筹协调治理河段与河流上、下游及左右岸的关系；统筹衔接河流与山洪灾害防治的关系；统筹兼顾河流治理与河道管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防洪与排涝、近期与远期的关系。 （2）突出重点、量力而行。以保护重点地区及沿岸城镇、成片农田和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为目标，既要考虑近期治理的需要、又要量力而行，区分轻重缓急，分期分段开展治理。 （3）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富水河防洪存在的实际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目标，从当地防洪实际出发，找准需要治理的重点河段、关键环节与薄弱环节，采取经济、适用、生态、有效的措施，优先解决最突出的问题，讲求治理效益。

2.因地制宜，综合整治

河道不仅具有防洪功能,还具有储水、净化水质、调节小气候、维系水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传统的河道整治，通常功能较为单一，仅强调河道的防洪功能而忽视其他工程措施，大多采用钢筋混凝土或浆砌块石加高堤坝抵御洪水。河流的硬化、渠化，隔阻了人与水的关系，造成地面与水面相隔离，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水泥衬底和护衬之后，割裂了土壤与水体的关系，使水系与土地及其生物环境相分离，有些生态功能就会随之消失，比如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水质污染就会加速和加剧。

本次河道整治，倡导新的设计理念，以人为本，摒弃传统单一硬质工程观念，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拟将富水河建设成为一道亮丽的滨水风光带使其既具有传统的防洪功能，又具有自然、人文景观特色。针对富水河河流域突出的洪涝问题和防洪最薄弱环节，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根本，处理好与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与山洪灾害防治相衔接。以提高城乡防洪减灾能力为目的，以河道疏浚、防护等工程措施和防洪非工程措施为手段，通过对富水河流域近自然的综合治理，保障区域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近自然的主要设计原则如下。

（1）功能性原则

既满足河道防洪排涝的功能要求又保护环境、美化环境最大程度地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使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和谐统一。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10

【关键词】北宋；官僚制约机制；经济背景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52-03

对于官员，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大都不曾放松管束和约制。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已对掌权者提出了“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的告诫，他提醒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的疾苦，重视民众的呼声，要以民众的喜怒为好恶，以民心向背为政权安危的标尺。在职官选任上，历代都强调严格标准、严格权限、严格程序：秦汉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有科举制。为保证官吏在任勤政，各个时期又有严明的考课只读：秦汉有“上计”制、部门考课制，唐有“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宋有磨勘制，明清有京察大计之法。所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官员们受到了来自制度与非制度方面的多层制约，甚至尊贵为皇帝者，他的意志也时时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和左右，不能为所欲为。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制约排除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在这一制约系统内部，制约者与被制约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制约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制约机制，造成了制约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某些权利环节的虚监、漏监，特使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制约机制是由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现实所决定的：在集权化的专制政治中，权力制约的全部动力来源于帝国利益的垄断。

与其他封建王朝“立纲建制”迥异的是，北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持武立国”，外戚篡权、宦官干政使他心有余悸，权力失控、武人擅权更让他坐卧不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赵匡胤代周称帝建立北宋王朝以后，善于汲纳唐朝灭亡、五代乱象的历史教训，一方面果断采取“杯酒释兵权”、科举纳贤仕等智慧举措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重构官僚政治结构、完善官僚制约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避免滥权。北宋官僚政治制约机制的产生，是历史教训、政治乱象、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等多种因素复杂媾和、互推共助的产物，是历史演进、时展的必然。

一、生产发展、经济恢复为官僚集权制约制度产生经济条件

唐末至五代近二百年，藩政割据政权林立、战乱烽火接连四起，导致社会生产几近停止，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赵宋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常年征讨，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社会基础条件极差，用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形容丝毫不过。面对如此惨状，宋初统治者持“黄老为治”的执政理念，积极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赵匡胤代周建宋之时，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中原腹地：北部有契丹少数民族辽政权和居于一隅的北汉政权；南部有南唐、吴越、后蜀等七个割据政权，它们对立足未稳的赵宋政权而言，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生产破坏尤为严重，民众迫切希望安宁稳定的生活。为此，赵宋王朝一方面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之策，操练军队、厉兵秣马，为讨伐周边割据政权、实现南北统一准备条件；另一方面，采取多项鼓励措施，积极恢复生产。在农业方面，努力改进农具，积极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垦荒和南北作物互相交流。宋初，新形田地大量出现，譬如山区梯田、河旁淤田、临海沙田、湖中架田等，大幅度地增加了宋初的耕地面积。资料显示：北宋初年，全国耕地面积约295万余公顷，到开禧五年即1021年，耕地面积已经超过524万公顷。上述数据是指纳税面积，而实际耕田面积为800万公顷①。耕地面积的大量增加，踏犁、鞅马等新型农具的推广使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新的水平，农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粮食生产有了保证。粮食足则天下安。民众种地收获粮食，安居而乐业，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宁。在手工业方面，金、银、铜、铁等金属矿藏大面积开采，数量达二百七十余处，是唐朝时期的两倍，煤炭采掘业、造船工业等大行于世；丝、麻、毛纺织业初步发展；官窑、民窑逐渐发达，甚至有的瓷器运销国外。在金融商业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据《元丰九域志》载，北宋全境管辖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②，是盛世唐朝的3倍。伴之而起，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商业日渐兴盛，金融业较唐朝有了进步，城市经济功能有较大提高。

二、开放土地之禁、土地买卖合法化为官僚集权制度产生的物质条件

继唐朝中期杨炎推行“两税法”后，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③的土地政策，国家不再承担向小农授田的义务。与此同时，私家地主占田限额也被取消。至赵宋初年，土地集中趋势更甚。宋太祖为保赵氏江山永固，对手握兵权的石守信等将帅解其兵权，但允许他们过“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④的地主生活。太宗时期为促进租税田赋增收，对地主广置田地的行为不仅不加限制，反而大力提倡，朝廷下诏“有能占田而倍人租者，与之”⑤。由于国家政策允许，贫弱小农由于自然灾害等因素而加速破产，国家官田和小农私田继而以“合法”形式渐渐流入到少数人手中。而所谓的“合法”形式，主要是通过土地买卖进行的。“两税法”增加了国家收入，对地主兼并土地不再进行限制，可以说是对进行封建社会以来土地占有形式的致命一击。至北宋时期，国家不仅允许，或是变相鼓励，而且还制定了土地买卖的相应政策措施，以保护正常的土地买卖：“其分田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给簿”⑥。开放土地买卖的禁令，允许广置私田，均田体制走向瓦解，最终导致了大量土地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计，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租佃经济急速扩展开来，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表现形态。

三、官员安逸享乐之风需要集权政治的产生

赵匡胤掌握后周禁军，赖于部将黄袍加身而称帝建宋。国擅于将，将擅于兵，人主兴废，出自兵变。五代伊始，禁兵和藩镇是政治上的两大祸患，帝王尤忌之。赵匡胤以禁兵起家，因而对手握重兵的将帅极不放心。巩固皇权，势必除此二患。赵匡胤采纳赵普等重臣的建议，以“杯酒释兵权”之法而罢石守信等宿将典兵之权。为了安抚他们，赵匡胤则允之以良田千顷、豪宅数处，或美女数名，虚其位，领薪授爵而坐享安逸。“杯酒释兵权”传之而惧，掌兵重臣纷纷辞官归隐，赵匡胤都允之大量土地和金分银钱财，以安度余生，惠及子孙。禁兵作为心腹之患解除之时，又采取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三大纲领”，逐渐将节镇的兵权收归中央统管，以致于难以与中央抗衡，肢体之患得而解除。以和平方式夺将帅兵权的做法，的确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赵宋江山的稳固，但另一方面，允其大量土地、钱谷等享乐之法，却助长了虚位重臣和闲职差官的安逸享乐之风。官职空位则采之以科举之法填漏补缺，而得新任的诸多官吏，除个别有真才实学外，其余或因资浅，或为才庸，根本难堪大用。

另一方面，由于北宋统治者大力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治”，生产逐步发展、经济渐渐恢复，萧条之景渐趋繁荣之象。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即便普通百姓也手有余财，而约束机制的缺失又让失范官吏定生贪念之心。受宋初安逸享乐遗风的影响，特别是现实利益的驱使，碌碌无为之辈的大批官吏，视利而动、铤而走险，大肆收刮百姓财物或私受贿赂、买官卖官，将大量财物揽入其怀。在名利的诱惑之下，之风弥漫于北宋整个官场。

四、官职错置、人浮于世要求官僚集权制度产生

就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系统而言，北宋官僚政治结构相当特殊。在官员铨选制度上，实行“官与职殊”、“名与实分”；在官吏考核方面，设磨勘等诸多考课之法。北宋承袭前制，隋唐机构设置基本保留下来，但多为虚位，握有实权的乃皇帝设立的新机构。而“名与实分”的官僚政治结构，一方面造成行政机构臃肿，官僚群体年有所益，月有所增；另一方面则官制混乱不堪、效率相对低下。北宋初年，这种官僚政治结构尚在构架试行之中，其弊端隐而未显。但伴之推行日深，终而暴露无遗，引发诸多社会乱象。

宋初统治集团注意到了前朝中央与道（府）权力措置出现的权力乱象，对以往的权力措置着力梳理、整顿：在承继前制的基础上，或摒弃，或限制。他们以服务皇权为目标旨向，以收夺官员选任权力为突破口，拉开了职事官队伍整治的序幕。基于“方镇太强、君权太弱”的前朝教训，宋初积极推行“强干弱枝”之策，以加强君权。在官员选任方面，加强铨司职能，宋初曾两度详定《循资格》、《四时参选条件》等官选条例，而就其变更内容大体有三：与铨司密切相关的部门官员选任悉由他官“权判”；京官以上决于铨司之外，由中书门下直接“堂除”；幕职铨授，藩镇使府不得自行辟僚佐。与此同时，别以差遣以做内外之事。北宋初年，大批京朝官获外任，“由是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知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⑦。客观而论，这样做，较为妥帖地解决了当下矛盾，实现了用人权力的平稳过渡，便于以皇帝为中心的最高统治集团驾驭、策励群臣为封建统治俯首效力。但随之而来的是，“本官”与“差遣”分殊，中央三省六部职事官系统被抽取了职事，“本官”在位领俸而不知其职事，落得“窃禄偷安”之闲差，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沦为碌碌无为之辈，苦待数年“差遣”至方知内外事，为免于杂言碎语而殃及仕途。不得不慎行其权。

五、错位的磨勘考课之法造成社会问题突出促使官僚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生

考课，作为封建社会考察官吏为政绩效的重要手段，古已有之，非始于北宋。但北宋考课在前朝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官员的考核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赋税征收、场务课利、人口现状、社会治安等关涉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指标都纳入其中，避免了考课内容的简单化、形式化。然而，课绩优劣等级均呈报中书，由中书对课绩定等，并决定现任官吏的黜降、升陟，就此他们尤为关注。

考课意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社会实践为标准考核官吏，而实践中却夹杂着官僚权势等诸多人为因素，主官敷衍塞责、官吏营私舞弊，使考课绩效偏离了客观事实本身，终而使考课之法沦为政治交易、迎合请托的中介。回溯考课历史不难得出结论：考课，重要在对现任官吏德行、才干、劳效等三方面的综合考察。但北宋考课不在“绩”、“课”，而在“资”、“任”，不问德行、才干，而重年劳、资历。况且，在考课实践中，朝廷考官与考任官吏结成利益共同体，沆瀣一气，仅以簿籍纸录为凭据，“考课之司但据课历以入升殿之科，无缘查其真伪”⑧。以年劳、资历等作为极为重要的考课内容，而其结果必然使考课悖离“循名实责”原则，官僚之选任黜降、升陟与实绩俨然脱节，而考功课吏在实践中推行即是“至月限满日，便与转官”之实。德才兼备的官吏寄希望升陟的磨勘考课之法，一旦演化为论年劳、资历而“进秩赐金”的一种工具，那么能降大任于贤才者，必然甚是寥寥。而在其任的官吏升迁与否全决于年劳、资历，他们趋炎附势、欺上瞒下，无非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罢了。官吏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在其任而不行其事的态势持续发展，社会问题就会在成年累月中而越积越多，终而致天怒人怨，潜藏着酝酿的风险，甚至风波卷起会威胁到赵宋王朝的江山社稷。从另一角度视之，社会不治又不单纯是关系赵宋江山稳固的问题，亦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的利益息息相关。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士大夫以天下事为己任，奋笔疾书言其事。士大夫多知识、明吏道，对国之大事洞察多有一定深度，因而言事即能切中其弊。倡兴官僚制约机制以约其行则是革除弊政的可行性途径。

六、简短结论

权力的自身属性决定了权力异化的必然性，权力制约的目的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防范权力异化的倾向。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作中，限制皇帝权力的制约方式虽发挥了相当作用，但传统一元化的集权政治模式之下，行政是国家事务的全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分立已无存在。“分权”只是“集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一种简单的事权分割，权力分而不立。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君权制约机制至多只能是某一时或者某一事对君权的防范和牵制，它与现代西方式的“权力制衡”机理完全不同。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承前启后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靠“陈桥驿兵变”在马背上武力夺取的天下，赵氏政权吸取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朝纲混乱、藩镇不忠、武将乱权的历史教训，一上台便暴露了对后周武将可能夺权的怀疑和对黄权失衡的无法容忍。赵匡胤连同他的后代们一起建立起皇朝时代堪称最为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乱世的局面。宋代堪称最为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产生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一方面，传统君权政治下，君权的实施需要借助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持，而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商品经济的壮大和繁荣为基础的。官营经济和的现象也就伴随而生，对官员的经济腐败的治理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政治秩序运作的链条当中，官僚制约机制也就有了产生必要；另一方而，世袭制之下君主人选的无可选择，而唐末五代以来君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悲剧在一次次上演，不断地提醒着宋代官僚精英们，君权专制和放任将把国家政治推向危险的境地。于是，宋代的中央集权约束机制是社会治理，官僚考核的必要手段，并逐渐总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制约手段。

权力的自身属性决定了权力异化的必然性，权力制约的目的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防范权力异化的倾向。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作中，限制皇帝权力的制约方式虽发挥了相当作用，但传统一元化的集权政治模式之下，行政是国家事务的全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分立已无存在。“分权”只是“集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一种简单的事权分割，权力分而不立。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君权制约机制至多只能是某一时或者某一事对君权的防范和牵制，它与现代西方式的“权力制衡”机理完全不同。

注释：

①宋史论集[M].齐鲁书社，1982：10-11.

②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M].中州书画社，1982：14.

③文献通考[M].卷三，田赋三.

④陆宣公集[M].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⑤宋史[M].卷295，谢绛传.

⑥文献通考[M].卷四，田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