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十篇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1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方法论;结构;意义

中图分类号:J110.9文献标识码:A

提出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问题的探讨,是出于对艺术史基本治史方法的研究需要。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史叙事结构,可以被视作是文本叙述的一种框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艺术史事件与历史脉络,是通过有选择的叙事顺序来展现给读者的。然而,从叙事理论上说,描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文本叙事结构,都会涉及多种结构元素,例如:介绍――涉及历史事件、历史文献及历史背景的陈述;旁白――以旁观者或观察者的视角描述历史事态或历史环境的反应;主题――截取历史事件的典型性作出揭示与阐释。由此可见,探讨艺术史叙事结构的多样性问题,决不是一般文本叙述的框架结构问题,而是艺术史如何完整、真实和具有专业性视角展现的问题。事实上,史学界对各种历史叙事结构进行的梳理与考察表明,历史是表现在治史目的的引导下,以多样的叙事结构与叙述方式对历史多重脉络的组合与描述。这样,历史就不仅仅是对于史实面貌的再现,它还是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深层结构而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史叙事结构除多种结构元素外,还有文本与语义,以及治史者自身认识上的多种叙事模式,这为纯粹艺术史的话语语境,进而显示艺术史独特的叙事文本价值提供了新视角。

一、中外艺术史治史方式形成的叙事结构差异

从中外艺术史治史方式来看,其叙事结构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一方面反映在中西艺术不同的哲学基础。比如,中西艺术理论中对“自然”的不同认识,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的,中西艺术中的“自然”观在艺术本体论、艺术表现论方面具有不同的倾向和内涵,这导致了中西艺术史观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表达方式,也使得彼此观照各有不同的视角。另一方面从治史方法来看,仍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中国史籍的编纂方法都是古今典籍一并收录,对于史料的演变脉络虽有所揭示,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深究有限,遂使历史源流多不可考,这是编纂体例上的问题。况且,相比较历史学或哲学研究而言,我国艺术史研究至今仍未真正形成以新学术方法来从事研究的状态。艺术史的叙事结构大多遵循传统史籍的治史方法,比较偏重文献考据与引述,以及史料个案的撰述。并且,叙事体例与传统史籍的撰述方式相接近,仍然是以传记形式为主的撰述。从现代学术更侧重严格的学术要求角度来看,这种传统史籍的撰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史真相的深入解读。现实状况是,我们对之前艺术史的了解只是流于前辈的知识讲述,缺乏在更大时空中对艺术史呈现的艺术风格、艺术精神,乃至艺术家与艺术作品渊源的全面揭示。

比如,于安澜早于民国时期就开始撰写《画史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重版)共五册,分别为第一册: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画续;第二册: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图绘宝鉴续纂;第三册:无声诗史、明画录、国朝画徵录;第四册:益州名画录、吴郡丹青志、海虞画苑略、越画见闻、南宋院画录;第五册:国朝院画录、玉台画史、画禅、竹派、墨梅人名录、读画录、画友录、履园画学、溪山卧游录。这部称为“画史”的专著,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文献选本,选辑自唐至清各朝代的著名画录22种,以断代、地方、别史、笔记四类编纂,具有典型的史籍编纂引述的特点,并有类似纪事本末体性质。因此,在这部画史中很难见到著作人对画史选本著述思想的系统阐述,也难见到对传统绘画风格、艺术精神进行比较和联系的评述。因为是辑录画史,针对画家与作品的内涵揭示,只是局部点评而无关联论述。又如,蔡仲德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主旨也是为中国音乐史的美学思想提供原始资料,所选文献仅于美学资料,其他音乐史料概不收入。入选资料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分为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四部分。该书选入的史料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依据通史来作历史分期,并按通史习惯对所选原文进行简要介绍,后加注释、今译、附录等。这部称为音乐美学史料的选本,真正是资料辑录,是传统文献典籍编纂方法的延续。但从读本的实际用途来说,由于缺乏贯穿始终的著述思想的系统阐释,多少离史料的解读远了一些。

此外,在综合艺术史方面,民国时期国立艺专教授李朴园所著《中国艺术史概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重版)较为代表。该史书主要论及造型艺术,是从建筑、雕刻、绘画三个领域展开探讨,力求涵盖造型艺术的整体面貌,是一部系统地梳理和呈现从原始社会到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艺术变迁史的学术著作。李朴园对艺术史的划分方法,相对于传统史籍编纂分期较为灵活,分为原始社会、初期宗法社会、后期宗法社会、初期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社会、第一过渡期社会、初期混合社会、后期混合社会、第二过渡期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文艺”与“中国艺术之将来”等篇章。这一划分方法堪称独到,体现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这部史书,就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通称为“社会主义文艺”,这种批评方法和艺术史观显示出学人的独立见解,因而被我国近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林文铮高度称赞,称其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艺术史的伟大创举,其意义类似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其实,从李朴园所著《中国艺术史概论》可以看出,我国近代史学研究和著述方式已经发生转变。回顾历史有清晰的显示,清末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就与传统的通史撰述有所区别,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出现两种叙事文本结构:一种是像清廷应学堂教科之需,从日本译介数种历史教科书,曾作为官方审定历史教科书来使用,但这些史书大多属于常识性教科书性质,学术性不甚高明。诚如,梁启超于1899在《东籍月旦》(收录《饮冰室合集》)一文中所言:“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但此类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式多数采用新史体例,以新眼光、新学识来编纂中国史,重要的不是它们所提供的具体历史事实,而是“史识”。这些教科书之所以在清末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他们所吸引的亦正在于此。另一种是清末“本朝史”研究,也引进出版了一些日本人编著的清史著作,主要有三种,即增田贡之《清史揽要》,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三岛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这三种清史均用汉文编纂,不过此类史书在学堂流传有限,因当时学部颁布《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认为:“我华掌故自有专书可读,不必乞诸其邻,转贻数典忘祖之诮。”而被审定为“暂用书目”。之后,另一本取鉴《支那近三百年史》颇多资料而由汪荣宝所编纂的《本朝史讲义》,却被学堂普遍采用,还得到官方的肯定,认为“钩元提要,本末悉贯”。可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教科书的叙事结构中已有体现。客观地说,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式开始使用章节体,但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然而,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话题转至当今,相对于仍处在起步与探索阶段的中国艺术史而言,西方艺术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在西方形式美学理论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风格分析、图像学等研究方法,为西方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如风格分析在贡布里希、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艺术史研究中的运用,使西方艺术史具有典型的“风格史”特征。如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在西方影响甚大,他不仅注重艺术史的外在条件,如社会、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也重视分析艺术形式诸要素中所反映的艺术史变迁的特征,这种互动式研究对于艺术史叙事结构的转变确实是具有启发意义。沃尔夫林的艺术史研究,不是作系统的方法论陈述,而是通过方法论的实际应用来理解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即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对风格问题作出宏观比较和微观分析。特别是沃尔夫林提出的“时代风格”这样的史学概念,给予艺术作品的母题与其艺术史整体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鉴定确认,从而使艺术史获得更加多元的历史真实的存在。李格尔不仅放弃了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关于艺术衰退的标准观点,而且也摒弃了封闭的历史周期概念,他尝试将整个艺术史作为一个连续贯穿的过程来看待,并就风格的内在形式,外在的构图原理,以及艺术家和社会背景的关系进行全面阐述,勾画出艺术史风格的各种因素在历史时空中的变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史风格化的形成。

图像学研究被西方艺术史学界称之为是一种集中了多种学科探索艺术史意义的方法论,同时又是以历史学――阐释学为基础进行论证的科学,它的任务是对艺术作品进行全面的文化解释。把对作品的解释意义作为艺术史叙述的主要任务。图像学的这种涵义,标志着西方艺术史研究从文献文本开始转向对作品图像的解读。图像学还吸收了“风格分析”中关于形式因素的各种母题,使之成为西方艺术史叙事结构的特点之一。归纳而言,西方艺术史的叙事结构比较注重以风格作明确划分和排出序列,并采用集中概括的方式,使各种各样的艺术史实,通过分辨作出清晰的梳理并发展其论断。叙述特点有点有线有面,从文本到作品,从分期到总体,从脉络到结构,从历史史料到理论概述,总之从不同维度开拓了艺术史叙事结构的新空间。

二、艺术史叙事结构与叙事理论的互证阐释

诚然,从中外艺术史治史方式可以看出艺术史叙事结构的差异,而从叙事理论与之互证更可以看出艺术史叙事结构深层的多样性问题。关于叙事理论,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提出过叙事结构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叙事结构概念是,情节的整一性才是最好的叙事结构,而“插曲式”是最差的一种叙事方式。正如他在《诗学》中所说:“在简单情节和行动中,以插曲式的为最次。所谓‘插曲式’,指的是那种场与场之间的承继,不是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连接起来的情节。”①进而从学理上阐明,“插曲式”(episodic)指的是文本前后没有因果关系而串连成的情节段落。比如,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写各个人物对普罗米修斯的访问。这些人物,诸如河神、伊俄、神使,他们互相没有联系。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插曲式或者说穿插式的情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结构概念解释,这种缺乏首、中、尾统一性情节的戏剧是最差的叙事情节。而柏拉图的叙事结构概念稍微复杂一些,他将文本形容成是一个抛在观众面前的哑谜,考验着大众的理解力。其实,观众只要稍微搜索一下自己知识的记忆库,就会在这个“哑谜”的叙事结构中,嗅出一丝柏拉图的味道来。因此,柏拉图提出的“洞穴比喻”,②把客观世界分成为两个部分,即表象部分和理念部分,而人就像一个面朝洞壁的囚徒,理念世界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射在洞壁上,他由于不能够返过身来一窥背后那理念的世界,只能把壁上的影像视为真实的世界,并沉迷于其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之假说,构成了西方几千年来形而上学的基础。其流变思想一直影响到黑格尔的“宇宙精神”③,以及被马克思嘲讽为“从天而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里列举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提出的叙事结构概念,主要意图是想证明哲学和哲学家侧重的理智和逻辑的叙事,对于还原客观世界的现象认识是有帮助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结构排除所谓的“插曲式”,是为了将叙事脉络梳理得更加清晰;柏拉图的叙事结构概念强调的“表象”与“理念”的区分,是揭示客观世界真实现象的有力依据。当然,应该承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提出的叙事结构概念,只是学理上的或者说形而上的概念推理,并且是摒弃了由叙述人叙事、评价、描写、议论的立场和手法,只注重在主体范畴内的演绎,这与叙事侧重于再现外在客观世界有所不同,取消了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在主观世界和叙事偏于采用主客观话语去讲述事件的意义,这实际有违叙事的现实意义。

其实,直至20世纪初叶,对叙事理论作出“描述心理”支持的美国自然主义哲学家塞拉斯④提出的科学实在论,也具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叙事结构概念的影子。塞拉斯认为,明显的影像和科学的影像关系是科学实在论的中心问题,这两种影像是给人类理智上的两种投影。而科学实在论倡导的是对科学的影像正确性的解释。这种解释有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三种解释强调的不只是存在于人能感知到的东西,也存在于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人所能想象的东西。这样,人就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从而确定心理学的评价标准。如此,叙事结构又多了一种基于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作为参照。受当代阐释学和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科学实在论的学者提出,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这种理论观点存在着片面性。事实上,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所独有的产物,科学的陈述其实也都是建立在修辞之上的,通过修辞和叙事可获得理论阐述的完美性。换言之,“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项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⑤。进言之,修辞与叙事之间存在着许多潜在的述说意义,通过对这些意义的深入挖掘与研究,有助于发现更多的潜在的叙事结构。

在20世纪里,叙事学都是以不同形式与文学相伴相随的,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文学和文化学研究中最具应用价值的学问。它作为研究叙事形式和叙事结构的科学,曾压制历史学研究方法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才遇到从历史主义营垒里不断发出反对声音。近20年里,后结构主义者又不停地对叙事学科学化走向和权威性发起了挑战。然而,20世纪中晚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结构的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则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⑥、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和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等学者,试图重新论证叙事学的普遍价值性而引起的。之后,当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宣称,叙事学阐述的叙事结构在逻辑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时,关于叙事结构的争论再次浮出水面。如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将叙事结构分为春、夏、秋、冬四种,他称之为“原型”。⑦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其理论意识与叙事结构上,突出叙事结构不是文学史材料的堆砌,而是整合在一个较为严整的文学史框架内。以此意义而论,艺术史的叙事结构也有着自身的实际状况,不论是艺术史家尝试着拆散社会发展史的层层递进,或是因果缠绕的历史事件叙事模式,而让艺术史的叙事因此变得更加透彻;还是艺术史家运用各种富有哲理性的观念,大量地渗透到艺术史叙事过程中,试图重新定义艺术史的叙事内涵。可以说,对艺术史这种带有解构性的叙事结构的尝试和研究推进,显示出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的存在价值。

关于这一点,从西方艺术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方法论上看,艺术史研究不仅需要注重对作品和资料的理性研究及考古分析,也依然需要凭借史学家直觉的审美进行再创造。同时,还需要获得人文情感的理解力,这是由艺术史学叙述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特别是在强调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上,还必须注重史学中文化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毕竟,艺术史叙事过程和研究对象都具有观念的形态。诸如,艺术的“风格史”,就不只是一种叙事内容,而是阐述一种艺术史的观念。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下,艺术史在方法上和观念上必然会走向更为多元的、开放的、多向度的舞台。其主要的趋向和特点,是从艺术史自身事件的叙述走向把艺术史置于社会和文化史中作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史学研究。这种研究是非线性的、单向度的史学观念与叙事内容。所以说,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有着极大的空间。

其实,在西方艺术史学家眼里,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问题探讨,主要困扰的思路是如何正确对待“生物模式”⑧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模式。也就是说,面对艺术史叙事结构,是犹如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有着可预见的自然规律的顺序,还是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换言之,艺术史究竟是轮回的性质,还是在不断地开拓自身学术生命的可能。当然,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说,艺术史叙事结构应该是后一种,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己。巫鸿撰写的《美术史的形状》,提到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乔治•库布勒对美术史的“形状”进行的反思很有启发。库布勒在《时间的形状》一书里质疑了美术史上“生物模式”的叙事结构,即把美术的发展描述成为“滥觞期――成熟期――衰落期”的三段式系列。巫鸿认为:“新一代的学者必须抛弃这种简单的‘生物模式’(biological model),以便用更复杂、更严密的历史叙事取而代之”,⑨这是试图在一种通行的艺术史叙事结构以外,寻找另一种遵从艺术史整体性规则的叙事结构。据此,有研究者指出:“由库布勒的《时间的形状》、赖德霖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巫鸿谈到本土艺术史的叙事经验,巫鸿考察了梁思成、林徽因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研究中体现出来的艺术思路、艺术方法,巫鸿认为,虽然梁思成的建筑史确实受到了温克尔曼著作的直接影响,但是他的建筑理念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持续着中国艺术中这种创作性的‘复古’逻辑。在巫鸿眼里,艺术史的‘形状’,是‘一个既非进化也非退化的历史’。因为中国问题的横亘其中,巫鸿的行文在处理古与新、西与中的问题上,特别谨慎,尽管其行文有独到看法,但仍可看出,艺术史的叙事困扰,使他对外有所保留,对内则心无旁骛,巫鸿难免艺术情感上的自卫”。⑩可见,探讨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不只是叙事方法上的问题,还有其学理上的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探讨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话题,最初的形成是人们从艺术史的回顾过程中把事件与史料、脉络与时间秩序化、理性化的一种结果。就是说,人们怎样看待艺术史线索,即艺术史观的确立问题,决定着人们将如何确定艺术史脉络,以及叙述艺术史的整体进程。近现代以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技艺决定作品优劣的时代,这样在艺术史的叙事过程中也只是以确认地位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作为唯一的叙述对象。也就是说,艺术史的叙事结构总体说来是单一的,即围绕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特别关注谁掌握艺术的制作技术,谁就获得艺术史的话语权,这是由于历史上复制与传播技术长期滞后造成的。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艺术品的原创技艺,而艺术家和大多数理论家最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也是关于技艺的话题。人文主义的兴起促使艺术审美思想出现多元化发展,而初期那些不能脱离具体的技艺和形式而建构起来的艺术史叙事结构,因此受到质疑。有研究者就提出“以中国绘画史为例:自六朝至宋元,绘画的艺术行为主流发生了从宫廷贵族到文人的转换,但无论是贵族还是文人,其创作主体的阶级烙印都是很明显的,艺术史的发展始终都控制在对制作技艺具有垄断地位的社会群体手中。……因此,在那些时代艺术与技术的接代延续只能局限于一定的小范围内,师徒门户成为艺术生命延续的主要形式。而现代图像学的成功之处,就是跨越了一般历史的局限,研究者所关心的审美含义,是超越于艺术形式差异的美。根基于‘图像’的美学思想,可以看到那些在传统艺术研究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许多艺术作品在技艺和形式上迥异,却具备着更多相同的审美因素。故而,我们看到的传统艺术史著作往往是风格流派的演变史或艺术家的传记、编年史。而图像学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所传达的完整的文化信息,即首先研究的是艺术家在当时及当地的审美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心理、实际目的等”。B11

综上所述,探讨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意义,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艺术史属于“历史学”范畴,其本意都是揭示历史对象和历史发展规律及特点,旨在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而艺术史的叙事结构,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定事件或情节叙述来刻画艺术的发展进程。比如,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与艺术流派,以及艺术家与艺术作品,是以“叙事性”描述得到加强,并且是以艺术历史呈现面貌为叙事主题。作为艺术史叙事结构的主要方式,既是艺术史叙事结构的起点,又是推动艺术史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艺术史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叙述,实际上是具有二度创作的性质,而且这一现象比较普遍,这必然促使艺术史叙事结构的“情节表现”十分突出。诸如,艺术家性格的陈述,以及艺术作品的深度阐释,这种二度创作的表现方式,形成从“艺术家”到“艺术作品”的叙事过程,必然反映出艺术史具有的“事件性”直面史实的叙事需要。

其三,艺术史叙事的类型风格和类型语言,离不开与艺术观念、艺术风格、艺术思潮、艺术流派,以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构成的特定关系,而这一关系又是决定艺术史叙事结构发展的方向,进而从艺术史的本质特征来看,无论采用何种类型风格或类型语言,艺术史叙事结构都具有叙事特定对象的特征,这是无法避免的。综其三点,对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问题探讨,是认识和揭示艺术史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是对艺术史方法论的全面检讨,进而是对艺术史叙事的最好解读。

三、艺术史叙事文本的结构意义

任何一部艺术史的叙事文本,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存在着一种多维的、多方位的,甚至是非线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叙事层次。诚如,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将叙事作品分为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三个层次,认为,“每个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和意义。并且,每个叙述层又细分出不同的叙述类型。由此,组合起来的叙述层构成了叙事作品的整体”。B12

这里,我们以英国艺术史家苏利文撰写的《艺术中国》B13一书为例来作论证,说明问题。该书于1961年初版,迄今为止经过多次修订,印行40余年,被西方艺术史学界誉为是认识中国艺术史有价值的读本。

其一,该书在功能层中清晰地分出“功能”和“标志”两种性质。所谓“功能”性质,突出是对中国艺术史的全面研究,上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之根,下至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融合,中间历经商代艺术、周代艺术、战国时代艺术、秦汉艺术、三国及六朝艺术、隋唐艺术、五代与两宋艺术、元代艺术、明代艺术、清代艺术,以及20世纪中国艺术。“标志”性质,则是在该书第四版修订时,增加了反映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研究的新内容和新成果,特别是对艺术考古主题的揭示与把握,形成“以历史的眼光看艺术,以艺术的眼光看中国”独运匠心的提法。当读者读完全书,便可以发现历史的风云际变,都贯穿于整个中国艺术史记载的考古发掘、历史事件、文献典籍和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史与社会发展历程皆有渊源,且流变有序。

其二,行动层,实际上就是具体的叙述过程。众所周知,世上是没有一部叙事作品是没有“核心内容”或没有“行动主体”的,在文学作品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人物”刻画与塑造。根据人物的行动可以对作品叙述进行分析或划分,而把为数众多的人物纳入若干个行动范围,每个人物在自己的行动范围中就成为主人公,这是文学作品叙事行动层的突出表现。其实,艺术史的叙事文本同样类似于此,即主线是按照治史者的叙述话语形成主体,而不是仅按文献或考据资料的主体来划定,这是形成艺术史叙述“核心内容”的关键。《艺术中国》初版于1961年,正值苏利文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有着成熟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从书中对中国古代的艺术论述来看,归纳范围和条理都清晰可辨,可谓深思熟虑。诚如,苏利文在中译本序中所说“1950年之前,我们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于安阳的商代遗址。”留心思考这句话,便可知苏利文吸收或参照了当时的新观点,在吸纳的同时有比较,也有划分,这是治史者的叙述话语形成主体的标志。降至1999年,《艺术中国》已出第四次修订版,作者在论述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脉络时,叙述方式更为简释,取各个时期代表之作,一路延展,娓娓道来,直到“二十世纪中国艺术”而止。因为是纯粹西方人眼里观察和研究的中国艺术史,所以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更容易被西方读者的阅读思维所接受,多年来这本书被耶鲁和牛津大学用作是中国艺术史的入门教材,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关于中国艺术史较好的一部史书。

其三,叙述层,也可以理解为是接受层。就任何叙事作品而言,叙述的过程都存在一个接受模式,即叙事作品的授与者和接收者的关系模式。常言道,叙述者和读者的联系,通常是通过叙述者的表达“符号”来完成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叙述同语言一样,只有两个符号体系:一种是叙述者的主体符号体系,如人称体系或非人称体系等;另一种是叙述作品具有的语境符号体系。一般说来,叙述不能从使用它的外界取得意义,如同语言学研究需要深入到句子和句法当中一样,叙事作品的分析也需要深入到话语和语境当中。该书作为西方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读本,苏利文将全书用十二章编写。单看目录结构,似乎并不复杂。不过稍作留意,便可发现苏利文对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轨迹,仍带有自己的审视态度和叙述语境,比如:“历史文明的曙光”、“商代艺术”、“周代艺术”、“战国时代艺术”、“秦汉艺术”、“三国六朝艺术”、“隋唐艺术”、“五代与两宋艺术”、“元代艺术”、“明代艺术”、“清代艺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从这些划分可知,西方与中国的历史观念存在着意识差异和观念对立,即历史时期划分,西方注重历史相关性的脉络联系,中国注重朝代本身特征的界定。换言之,这是与我们对历史的积习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别。当然,苏利文的西方思维习惯进行的断代划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他将隋唐与五代的艺术发展割裂开来,而把五代与两宋组合为一个时代,这可以说混淆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性质。由此可以看出,苏利文带有西方人看东方的眼光,存在着在所难免的隔阂。此外,苏利文还将晋代的绘画与书法归入到三国,这样两晋时期为中国历代所推崇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便无从着落,以至于书圣王羲之不见了踪影。并且,“书画同源”作为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理论命题也被忽略。可见,苏利文对中国艺术史的梳理有其叙述的局限性。

诚然,艺术史叙事文本的结构意义,具有罗兰•巴特列举的叙事作品所具有的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的三个特性,但这并不是艺术史叙事文本的全部特征。同样,艺术史叙事文本也如同其他叙事作品一样,具有话语不断复述的整体性,即在不同叙事层次上复述同样的成分,复现等值的内容。这种多重组合,是引导读者像分析其他任何叙事作品的话语一样去分析艺术史的叙事话语。诸如,语义、语境、文体、结构等。就像我们阅读贡布里希的《艺术发展史》,B14首先,是从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叙述层次中理解其功能叙述的目的,即在艺术史研究中,贡布里希采用了投射论和情境逻辑的方法,反对艺术史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主张在情境逻辑的分析方法中,从“艺术问题”和“艺术作品的历史比较”两个角度入手,对艺术史研究产生启发意义。其次,从贡布里希艺术史叙事文本的话语不断复述中,理解其叙述思路的价值。比如,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导言”的第一句话说:“实际上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众多的艺术家。”这句话对“艺术”多少持有预先的界定,就是说贡布里希的意思是不去追究对艺术的一般理解,而是去讨论那些估且被称为“艺术家”的作品及其历史。事实上,这种语义是对整个艺术史叙述的保护。因为,如果先从“艺术”的定义出发,作为艺术史学家的贡布里希就不用写这本艺术史专著,他得花上许多篇幅来讨论什么是“艺术”。而且,讨论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从语言学来看,“艺术”的定义很难获得完全的逻辑支持,而从哲学来看,关于“艺术”的研究,又容易与人们的日常经验过于混淆,作为波普尔科学哲学自觉的推崇者和实践者,贡布里希只能依据经验主义本身,放弃对概念的抽象演绎,来谈论艺术史。这样,将艺术史作为社会的“承认程序”,也从广义上指出了艺术生产、艺术传播与流通的社会制度与形态,从而导致了不同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史“概念”的出现。这样一来,艺术史叙事文本的结构不仅有叙述层次的互相关联,而且有叙述话语的多重组合及表达意义。由此,合成的总体效果是艺术史叙事文本结构的脉络十分清晰,叙事的内容十分明确。

事实上,史学界对于历史叙事文本的结构方式已有共识,即所有历史著述都包含有一个深层的叙事结构性内容,这表现为史家的深层思维活动的体现,他们通过对叙事文本结构的选择,便预示着自己的研究方式。而叙事文本结构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治史的叙事结构和阐释方法等。史学界形成的这个共识,说起来有些抽象,举例来说就比较清楚。例如,在《史记》中,太史公对于人物的刻画过程及历史想象,始终让置身其中的历史人物扮演着叙述的主角。在记叙刘邦不同时段活动的描写,就刻画出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多重性特点。对此,我们不得不说《史记》的主题、观点和取向有史家深层思维活动的体现,这就是司马迁创立的以人为主的纪传体,藉由描述历史人物的言行,进行褒贬,寄寓史义,在述史的框架之下,完成叙事与写人的统一。可见,人物叙事,正是《史记》解释历史的主要方式。同时,司马迁尊孔为圣,尤其是视《春秋》为典范之作,叙事过程中几乎处处以《春秋》撰述方式为参照。因而可说,司马迁编纂史料的方法,很像《春秋》那样讲求体裁选择,而对史料取舍,则依据编排随宜,不主一题。诠释《史记》叙事结构上的成就,扩而广之,对于艺术史的文本叙事考察,亦有参考价值。

关于历史叙事文本的理论探讨,西方早在20世纪中叶已形成一大研究领域。例如,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所揭示的历史叙事文本及方式的作用,便是对关于“深层的叙事结构性内容,表现为史家的深层思维结构”这一人所共识论点做出的一种阐述。海登•怀特在其代表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B15及其他相关论述中所提到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就说明历史著述包含有深层的叙事结构的问题。海登•怀特藉此展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这一结构理论主张将“建构、想象和比喻,这些曾经都是传统历史学家排斥的东西,用来充当其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建构而来,它之所以称为是建构的产物,是因为史学家是“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阐述故事中的事件”。B16这种理论上的推理论证,同时又靠一种历史学的语言规则来实现,它教会历史学家认识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叙事中的创造和描述的积极作用。其实,海登•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观念,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尽管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史学观基本出发点是“反历史”的,但他对历史叙事话语的阐释,以及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带给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另一是提出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B17

话说回来,艺术史叙事文本的结构与纯粹的历史叙事文本也有着同样的话语模式,它是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历史阐述的意义。当然,艺术史毕竟有自己的特点,在叙事文本的处理上有其独道之处。例如,艺术史涉及到艺术家、艺术作品,以及艺术体裁与题材、艺术观念、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等,都是艺术史叙事文本中的特殊主题和特殊的文化载体。尤其是艺术作品更是艺术史中最具感染力的媒介,同时也是反映艺术家的创作与历史发生联系的确凿事实。

比如,关于中国早期艺术史中的宗教表现叙事,就涉及到作品的阐释与互证,而这种阐释与互证,正像海登•怀特认为的是具有历史的“创造”意义,突出的是艺术史家从编年史中挑出的典型性事件,汇编成可以预料到的艺术史史实。诸如,在新石器时期,当人们懂得用磨刻、敲击等方式,在岩壁上表现一些像是动物、狩猎、放牧、战斗的场面,或是神灵祭祀等活动的图像。这些图像通常被琢画在岩壁上,称之为“岩画”。而对岩画采取的叙事文本的记载,它不仅是对原始绘画作品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原始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形态意义。

又如,论及西周时的礼乐制度,以及《诗经》和《楚辞》在音乐上的特点和贡献,这是中国先秦乐论史的重要内容。作为艺术史的叙事文本,自然不可以局限于一般历史学或文学史料已作出的揭示。正如,海登•怀特相信的那样,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如是观察,礼乐制度是我国周代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的措施。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它也使乐成了礼的附庸,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这种观察无疑透视出礼乐制度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加强宗族观点,形成“天下一家”的思想作用,这一点可以说是艺术史关注的主题,即“礼乐制度”,以“乐”从属于“礼”,这是一种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乐有“风”、“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礼、乐、刑、政四术是西周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礼、乐又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立的一种等级制度。礼可以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敬和。礼、乐的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的手段。所以,“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表现。作为艺术史记述的艺术现象与社会制度产生的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艺术史料文本的叙事内容。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艺术史的叙事结构多样性问题的探讨,目的在于尽力探究艺术史包容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以及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艺术体裁与题材、艺术观念、艺术风格、艺术流派与历史渊源的关系。而这一切应属艺术史回归叙事本位,即艺术史本体性的思考。因为从逻辑关系来看,既然是历史叙事本位,就要充分考虑叙事文本的结构意义。事实上,艺术史叙事文体无论是采取何种叙事方式来结构,其形态既是史家对客体的一种认知能力的反映,也是构筑历史形象的体系展现,显露治史者主体理想的一种创造力。同样,这一切对于艺术史的叙事方法同等重要,具体到艺术史叙事文体来看,即再现系统,包括谋篇布局、作品图释,以及阐述艺术史发展脉络及规律等。所以说,艺术史叙事结构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采用多种方法论探索艺术史的叙事文本的结构意义,这既表现在对认知客体的文献搜集、筛选归纳和叙事篇章的多种把握;又表现在治史目的的引导下,以多样的叙事结构与叙述方式对艺术史多重脉络结构的组合与描述,这是艺术史叙事结构多样性问题探讨的旨归。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海译《诗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页。

② 柏拉图早期著作《理想国》中,提出的“洞穴比喻”,记述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动,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被火光映照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而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可当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时,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人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事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面白墙上的影子而已。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它像是理念上的一粒钻石,折射出理念的丰富内涵;又像是一串项链,把理念串连起来形成为一个整体。

③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对人类历史研究中混乱历史观的有力冲击。但由于黑格尔把历史发展归结为“宇宙精神”的驱动,所以他对历史的整合在根本上是不适用的。而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226页。

④ 美国自然主义哲学家塞拉斯(R.W.RoyWoodSellars,1880～1973),在20世纪头20年间,他持批判实在论的观点,并且是这个流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08年,他首先使用“批判实在论”这一名称,1916年出版了《批判实在论》一书。1920年,他与G.桑塔雅那等美国哲学家共同出版《批判实在论文集》,该书的出版通常被看作美国批判实在论学派形成的标志。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的观点逐渐转向自然主义。这种转变最初表现在他1922年出版的《进化的自然主义》一书中。到30年代,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唯物主义,1930年出版的《物理实在论的哲学》一书是一个标志。40年代后,他不仅对唯物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辩证唯物主义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在1944年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简述》一文中,概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对其中许多观点表示赞许。他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高度评价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47年起先后在明尼苏达、耶鲁和匹茨堡大学任哲学教授。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主席。塞拉斯以提倡科学实在论而闻名,认为明显的影像和科学的影像的关系问题是科学实在论的中心问题,这两种影像是世界在人类理智上的两种投影。在意义理论上,他倾向于贯通论的观点,认为意义不是表示一个词与某种外界事物的关系,而是表示一个语言项目与另一个语言项目之间的关系。

⑤ 叶浩生《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理论心理学》,载于《心理学报》,2007年第1期。

⑥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其符号学著作使他成为将结构主义泛用于文学、文化现象及一般性事物研究的重要代表。他提出写作的零度概念,以反对萨特关于文学干预社会的理论,认为文学如同所有交流形式一样,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并在多部著作中运用其文本分析法消解言语所指,尝试按照作品本身的组织原则和内部结构,揭示文本种种因素的深层含义和背景。他概括出文本的三个层次,功能层、行为层(人物层)、叙述层,以此分析读者对文本的横向阅读和纵向阅读,其理论观点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影响很深。

⑦ 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将叙事结构比喻为春、夏、秋、冬四种模式,并称之为“原型”。他认为,冬对应于反乌托邦,例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等作品,春的原型对应于喜剧,也就是说,那些会将糟糕的局面导向快乐结尾的故事,如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夏的原型对应于乌托邦幻想,如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秋的原型对应于悲剧,其中理想的情形走向灾难,例如《哈姆雷特》、《奥塞罗》和《李尔王》。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其理论意识与叙事结构上,认为文学史书写不是文学史材料的堆砌,而是整合在一个较为严整的文学史框架内进行。

⑧ 生物模式(Biological pattern)是指生命系统中的时空有序结构。生物模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从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直到种群与生态,都会形成其特定的时空结构模式。而生物模式形成,则是指细胞在实践和空间上有秩序地进展。所谓西方艺术史的“生物模式”,大致是说,艺术史的叙事结构将艺术家与作品紧密地按照整个艺术思维的封闭系列,依据生物模式进行叙述。

⑨ 巫鸿《美术史的形状》,载于《读书》,2007年第8期。

⑩ 胡传吉《艺术史的叙事困扰》,/home/node/459 10K 2009-4-24.

B11：传吉《艺术史的叙事困扰》,/home/node/459 10K 2009-4-24.

B12[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B13[英]苏利文著,徐坚译《艺术中国》(Michael Sullivan.The Arts of China),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B14[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B15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译本为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B16陈新《史与诗的变奏――读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4月13日。

B17Lloyd S. Kramer.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 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rninick LaCapra'. New Cultural History[M]. edited by Lynn Hunt,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On the Variety of the Art History Narrative Structure

XIA Yan-jing

(Nanjing Arts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0013)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2

［关键词］ 《霸王别姬》；《梅兰芳》；陈凯歌电影；突围

一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无疑将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如此，我们一直坚信，在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史上，他将比同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贡献更大。给出这样的论断并不在于他那得天独厚的电影世家出身，也不在于他的电影更多关注艺术题材，而在于他的电影更加关注历史理性与个体心灵的碰撞，在于他的电影中历史叙事与心理叙事的复调结构，更在于他的电影中坚守着中国传统的艺术追求和美学精神。张艺谋的电影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民风民俗，由此来展现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诸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陈凯歌更多是关注个体与历史、文艺与现实、性别与政治这些矛盾冲突，诸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等。或者说，张艺谋胜在电影取材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风情，胜在对内容的把握更契合了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不断壮大的历史契机。在西方看来，张艺谋电影代表的是中国形象，与此相应的，中国官方的重大活动如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亦是宣传与塑造中国形象的总导演；陈凯歌则胜在电影艺术手法表现上的中国特色，胜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他的电影里，艺术至上的理念、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影片整体性的抒情化表达都更富有中国独特的传统韵味。从陈凯歌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几代电影艺术家影子：费穆的《小城之春》，吴贻弓的《城南旧事》，谢晋的《芙蓉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诗词歌赋的艺术精神在现代电影中的转化运用。

盛极而衰是万物的必然规律。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陈凯歌在获了大奖，赢得地位，走向辉煌之后，都无可避免地开始了迷失与沉沦。虽然《英雄》《十面埋伏》《无极》这些豪华的商业影片红极一时，但是斥骂之声亦不绝于耳。在影视艺术面前，他们都不甘寂寞地选择了市场。于是，宏大场面、视觉刺激、明星演员、动漫技术、媒体宣传与票房成了他们首选，最终影视艺术也就只剩下了苍白的影视技术。陈凯歌在《霸王别姬》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沉沦，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其电影的复苏――《梅兰芳》，在庆幸他影视创作的回归之余，静心思索又不无担忧，从《霸王别姬》到《梅兰芳》，陈凯歌在多大程度上回归，是否具有提升的可能以及他又能否突破创作上的瓶颈呢？我们给出的诊断是，《梅兰芳》不过是一场并不成功的复制，仅仅稍显复苏，回归尚远，更妄谈突破。

二

当陈凯歌《霸王别姬》横空出世之后，此片甚至被许多影评家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电影，这着实让关注中国电影发展的人们信心大增并充满了无尽的期待。这种期待绝不仅仅是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大奖，更重要的是陈凯歌通过电影把中国的抒情传统与史传传统实现了完美的结合。《霸王别姬》既具中国诗词歌赋的抒情韵味又富历史理性的强烈反思，在叙事节奏、艺术氛围、历史事件与形象塑造上均近乎臻于完美。但是，陈凯歌并没有沿着《霸王别姬》的艺术风格继续开拓，自《霸王别姬》之后，其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不断沉沦，此后十几年的电影之路不过是其一场漫长的风花雪月。在这场旅行中，陈凯歌在电影的艺术追求面对现实利益时丧失底线，对电影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处理失衡，最终他把电影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继承进行了一次浪漫化的处理。

经历这场漫长的风花雪月是必然的。首先在于中国电影面对现实的挑战。自西方大片不断涌入中国市场，在观众不断把目光投向西方，在媒体技术的冲击和电影制作不断转型的背景下，陈凯歌顺应这一潮流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更有其不甘落寞和从众思想在作祟。于是，在艺术创作与技术制作之间，在坚守风格与顺应潮流之间，在艺术至上与票房收入之间，他最终均选择了后者。只要看看他苦心经营的影片《无极》之后，我们便可一目了然。观众本以为其韬光养晦多年会有一次影视的超越，但是在影片上映之后观众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华丽壮观而精神阙如，最终沦为一出有关“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喜剧恶搞，也就不难理解的。陈凯歌电影的这一转型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影片的艺术追求上他最终否定了自我，放逐了自我。

其次，在电影文本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处理上失衡。电影毕竟是一种艺术，它应该符合历史真实，但是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艺术处理。在这一点上，陈凯歌从《霸王别姬》到《无极》无疑是渐行渐远。对于前者，陈凯歌把程蝶衣的个人身世、历史风云与家国仇恨在艺术与现实的结合方面可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且这种艺术化的处理不留一点痕迹；对于后者，陈凯歌忽略了现实，只剩下了肆意的空想，把一个有关诚信的诺言演绎成了遥不可及的寓言故事。

再次，陈凯歌电影沉沦的致命伤在于他把原本电影中的抒情传统抽掉了内在精神实质而徒具浪漫的印象。陈凯歌的电影是极具艺术气质的，这一点估计谁都不会否认。他的电影无论是选材上(如《霸王别姬》《我们永远在一起》《梅兰芳》等)，还是在电影细节的处理上以及叙事视角与结构上，往往都与艺术有关。关于艺术题材的影片在情感上更容易感动观众，但亦更易流于感伤的宣泄。正确处理情感的节制，这要求电影的选材、叙事节奏的舒缓、整体氛围的营造以及人物形象的细节刻画更富有创造性处理。比较来看，《霸王别姬》最好，《我们永远在一起》次之，《梅兰芳》再次之。陈凯歌的电影不是越来越艺术化而是越来越情感化。所以，对于陈凯歌来说，从《霸王别姬》到《无极》的电影之途不过是一场漫长的风花雪月。

三

在这场漫长的风花雪月之后，在令人彻底失望的《无极》之后，陈凯歌进行了绝地反思。于是在选题上又回到了其一贯熟悉的艺术题材，在《梅兰芳》公映之后，从大量影评和观众的反响来看是誉大于毁，但把《梅兰芳》看作是陈凯歌电影的回归之作，笔者认为言过其实，此片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苍白的影视复制，其艺术水准较之范本《霸王别姬》相差何止千里。这尤为突出体现在影片中的历史理性与个体心灵的碰撞以及历史叙事与心理叙事在复调结构的处理上。

历史理性与个体心灵的碰撞是陈凯歌电影表现的重要方面。他总是习惯把个体的人生历程与心灵体验融入历史理性的长河。因有《霸王别姬》的一片叫好，陈凯歌把翻身之作的《梅兰芳》也放在了充满艺术与现实矛盾的伶人身上，而梅兰芳正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我们无意于有学者指出影片中的梅兰芳与现实中的梅兰芳的差别，因为那是导演艺术处理的合理需要，而在意的则是陈凯歌如何把这个影片中的梅兰芳的个体心灵置于具体的历史中展现。较之程蝶衣的塑造，梅兰芳形象的塑造太过苍白无力。在程蝶衣的塑造上，陈凯歌可谓匠心独具，程蝶衣的卑贱出身与其时代伶人地位的契合，其艺术至上的理念与从一而终生死抉择，性别取向背后的政治文化意味，艺术自由与政治历史的冲突，陈凯歌把小我的程蝶衣放在大我的历史中去体验那种孤独的个体心灵，用具体的个人去演绎抽象的历史，于是个体具有历史的使命，历史具有具体而鲜明的承载。历史理性与个体心灵碰撞后，历史与个体都更为明晰，更富震撼力。《梅兰芳》又如何呢？陈凯歌一如塑造程蝶衣的模式，亦从少年梅兰芳到中年梅兰芳，分别选取几个历史阶段去呈现。但是这种历史理性与个体心灵碰撞却总是呈现出间隙，梅兰芳在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使命，同样电影《梅兰芳》在主题上可清晰地依次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京剧新旧派之争，远去美国，拒唱京剧。整个影片又贯穿着与孟小冬的爱情，似乎历史也展现了，个体情感也描绘了，但不幸这两者是分离的。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个人心灵与历史冲突是无处不在的，在具体表现中又注重铺设(如爱吃冰糖葫芦的小癞子之死)、反复(程蝶衣所唱戏文的反复出现)、对比(如不肯为唱戏从一而终的四儿)等手法使之更为可感，梅兰芳的塑造在情节上的安排都是为了作为预设目的的主题使命而服务的，缺少这些可感的细节铺陈，于是个体心灵与历史的冲突就成为概念先行的表达。

在历史叙事与心理叙事的复调结构上，《梅兰芳》与《霸王别姬》亦有显著的差别。《霸王别姬》侧重于心理叙事，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的展现，拓展了影片的心理空间；《梅兰芳》侧重于历史叙事，更加关注历史事件的影响，营造了影片宏大的历史空间。综观这两部以人物为表现中心的影片，程蝶衣的形象塑造是在历史之中展现个体，而梅兰芳的形象塑造则是通过个体来展现宏观的历史。这两种取向本无可厚非，但在叙事的效果上却极为不同。《霸王别姬》实现了历史叙事与心理叙事的复调结构，而《梅兰芳》仅仅是一种历史叙事的单线结构。《梅兰芳》本想继承《霸王别姬》的这种复调结构，却在是更契合历史还是更契合心灵的选择上无疑偏向了历史，由此而造成了整个影片在叙事上的沉闷与干枯，相比之下《霸王别姬》的叙事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叙事出发而波及宏观历史的展现更富有表现力和感知力。即便是《梅兰芳》中有关爱情波折少许的心理叙事也仅仅是历史叙事的点缀，并没有为调和整个影片的历史叙事的硬度。

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同样以艺术人生为表现主题的这两部影片，从观众观看的角度评论，《霸王别姬》比《梅兰芳》的戏文部分比例更大、质量更高。大量的戏文在影片中的穿插一如古典小说与戏剧中的诗文部分，这为整部影片的旋律和氛围营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梅兰芳》在这方面的处理明显偏弱，黎明主演梅兰芳的戏份较之张国荣主演程蝶衣的戏份少之太多，只有在第一部分中关于京剧新旧擂台的对比尚可，在之后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中，梅兰芳的戏份不过是蜻蜓点水，这对观众的观看期待造成极大的失落。《霸王别姬》在表现艺术人生主题的同时，还触及更多的方面，如性别的政治文化意义等，但是《梅兰芳》的主题由于太过突出而削弱了过度诠释的可能。同样作为爱情的插曲，菊仙较之孟小冬所赋予的意义无疑更多更深刻。

由此来看，把《梅兰芳》看作陈凯歌电影的复苏与回归还为时尚早，这只是一次对以往电影蓝本的影视复制，即便是复制其水准亦江河日下。或许陈凯歌一生再也无法超越《霸王别姬》的艺术成就，但他能回归其最为擅长的表现主题和创作风格还是令人极为期待的。因为，以陈凯歌的丰厚的艺术积累和一贯的艺术追求，走出目前的创作瓶颈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等待。

［参考文献］

［1］ 岳晓英.戏痴与凡人――《梅兰芳》《霸王别姬》之比较［J］.艺术百家，2009(02).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3

【关键词】 中国电视剧；民族叙事传统

一、民族叙事审美文化观念与中国电视剧的文化意义

随着强势的好莱坞“帝国主义文化”电影在全球的扩张和渗透，消费文化观极大地冲击了各民族的传统艺术和审美文化，娱乐性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商业性成为影视创作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国影视剧传统的艺术追求和审美价值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艺观，以及在传统经典艺术中确立的艺术至上的审美价值观，使中国影视剧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艺术，一向强调作品的宣传教化功能，追求高雅的艺术品格。这固然给予中国影视剧以丰富的文化艺术滋养，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中国影视业的负荷，损害了电影和电视剧作为流行文化，作为最主要的大众“消费故事”应有的自由轻松的天性和审美本质。同时也使得贯通中国艺术史的高雅与通俗的矛盾，在电影和电视剧之间冲突。电影的高雅和电视剧的通俗观念，使影视研究者在聚焦电影的同时，显得忽略了电视剧，尤其是对电视剧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意义和价值的研究。

比较中西影视剧文化观念的差异，考察中国叙事艺术的传统文化观念，能使我们在一个纵横交错、深远开放的文化视野中，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电视剧在消费时代的文化意义，深刻认识在全球化背景中，电视剧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传统和艺术品质、保持文化趣味和艺术精神的多元性与独立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使电视剧能够在好莱坞电影的压力下，在“文化帝国主义”垄断的国际影视文化市场上，为中国影视文化争得一席之地。

西方文化对事物本体的关注，使他们强调电影和电视剧传播形式、音像效果、欣赏环境等物质本体层面的差异，并视之为本质性区别。西方电影文化传统观念对逼真的视听效果的追求，对电影院独特的观赏环境、仪式化的观影经验和观影快感的强调，使电视剧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只是一种枝节繁冗、漏洞百出、没有结局的肥皂剧，或是作为电影的延伸和泛滥的劣质仿制品。因此，电视剧只是一种非正式随意性的文化形式，而不是正式的需要严肃对待的艺术。

对于西方国家的观众来说，电视剧只是家庭里的一件普通家具(电视机)提供的千百种节目类型中普通的无足轻重的一种。是在没有别的正式文化活动安排的情况下，呆在家里的一种随意的消遣和调剂。

而在西方批评家眼里，戏剧和电影是高尚的需要严肃对待的艺术，因此需要有汗牛充栋的理论著作来强化其重要性。与之相比，电视剧是等而下之的肥皂剧或无足轻重的情节剧，甚至“不能算是具备了传统意义的形式”，①不具有完整独文本的可分析性。

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的观念，以及整体直观的审美型思维方式，使人们不去细究电影物质本体的差异性。正如当初把电影称作“影戏”，只注意了其“戏”以连续运动的人物造型叙述人生故事的艺术特质，而忽略了人物形象是实体或是影像，忽略了影像是人物实体的逼真再现或是假定性模拟等涉及艺术本体差异的问题。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人生真理，人类精神才是“道”，“戏”之大“道”则在于展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文化理想，在于“教化民众”，使其能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完善人格情操。至于“戏”实现的物质形式，无非小“技”，不值得特别强调。电影、皮影、舞台戏莫不如此，更何况如此接近的电影和电视。影视一家的观念认为，电视只是以其技术上的优势拓展了电影艺术的叙事潜能。

家庭化的生活方式，“瓦肆”听书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叙事艺术的文化观念，也使电视剧在中国与在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影视观念很少厚此薄彼地偏执，在影视理论家看来，电视剧承载着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包括小说、戏剧和电影在内)所有的文化意义和美学功能，是以“适俗”的大众趣味，实现“导愚”的教化功能，以“奇”思“妙”想的叙事形式，讲述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是“穷巧极工”，“传神写照”人物性格心灵的艺术形式。

而对于中国的普通观众来说，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是短篇叙事一个是长篇叙事，相当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至于观赏环境，正如当初看戏听书得去“勾栏瓦肆”，而有钱人则愿花钱把说书人或戏班请到家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家”是最方便最理想的享受“故事”的环境。无论是电视批评家还是普通观众，都把电视剧看作独立完整的叙事艺术文本，插播的广告无非是中场休息时的茶水瓜子，每日几集的时间间隔，也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心理准备。于是，电视剧在中国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②

自1994年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大片”以来，美国电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进入中国市场。《泰坦尼克号》、《星球大战》等好莱坞电影创造的高科技奇观、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原型，享乐、欲望、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性类型元素，在使消费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的同时，与贯穿好莱坞电影的美国神话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一起，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影视文化观念。当好莱坞电影通过刺激中国观众的观影快感，强化影院文化意识，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观众的时候，在政治性、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夹缝中挣扎的中国民族电影，却很难在宣泄与宣传、叛逆与认同、个体与集体之间，探寻一条通向世界的民族电影之路。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将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民族电影的生存显得前景堪忧。

与此同时，电视剧撇开好莱坞超越现实的欲望奇观，在广泛吸纳融合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和叙事艺术传统。以一种对这个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老民族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的热切关怀，展现着风云变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叙说着一出出回肠荡气的中国人自己的人生传奇，形成对中国人生命、生存和心灵的观照。中国观众选择了电视剧作为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类型和虚构性叙事形态，因此，电视剧的意义不仅是在电视节目中，还在于它在所有大众娱乐叙事文化形态中占有的至为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力远远超过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艺术。

二、中国电视剧叙事机制与民族叙事审美传统

“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③在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审美价值观念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中国电视剧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红楼梦》、《西游记》、《努尔哈赤》、《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就曾在香港、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播出。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凝聚着为中华文化所珍视的审美传统和艺术精神的电视剧，在亚太地区成功发行，表明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的深刻影响，而这些电视剧传统的叙事类型、传统的审美规范和传统的文化内容，作为全世界华人文化圈的心理共鸣点，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文化基础。

但是，流行文化作为一种蓬勃生长的新的文化类型，也在不断地引导人们对传统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电视剧也要求传统文化得到现实的言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等电视剧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渗透当代生活、当代意识对传统的反思和流行文化的轻松通俗。新近流行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和《大宅门》，也正是通过当代意识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反省，流行文化对叙事艺术传统的自觉改造，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流行文化的融合，从而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成功的。

电视剧《笑傲江湖》以武侠的传统形式所表达的“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经典而不刻板。如果说令狐冲的形象还以金庸小说为蓝本的话，世情传奇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就具有了中国电视剧人物创作的独创性。虽然仅仅是前半部分(40集)，我们已看到他鲜活的个性形象，他的我行我素、放任不羁、宽容大度、乖张暴戾，“他精湛的医道，潇洒的处世，救了不少人；他的愚孝，他的专制，也毁了不少人”。④这使他超越了以往电视剧主人公的人格模式，超越了封建卫道士、反封建战士、民族英雄、豪侠、浪子等性格模式，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深拓出现实人生中人性的复杂性。同时，创作者将充满当代意识的人文情怀，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所作的深刻反思，寄托在白景琦身上，使之作为文化的叛逆者和继承者，展现了五千年历史积淀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格。尤其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救亡”主题下的启蒙意识——对蒙昧的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对处于类似情境下的中国影视文化的深刻启示：加入WTO后，面对好莱坞“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在“挽救”民族传统文化，“挽救”民族影视文化的忧患与焦虑中，应保持一分对民族文化，对民族影视文化深刻反省的自觉与清醒。

创作者正是以这一分自觉与清醒，使《大宅门》从形式到内容，都集中地体现着当代流行文化对民族文化传统自省后的扬弃，达到了中国电视剧对民族叙事文化传统认识和借鉴的新境界和新高度。在取得雅俗共赏的流行效果的同时，获得了超越其艺术价值的文化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传统的叙事审美模式与电视大众流行文化的娱乐形式，民族传统文化、当代意识以及当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合理与不合理)，共同构成了制约中国电视剧叙事的形式与内容的联合机制。以下将通过对一些出色的电视剧叙事文本的解读，进一步分析中国叙事审美传统在中国电视剧中存在的形态及其文化意义。

三、中国电视剧对民族叙事传统的扬弃

历史叙事的文化理性与艺术智慧：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叙事的种种文化理性原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加重电视剧的负荷，损害电视剧作为大众娱乐文化自由轻松的天性和审美本质。《大宅门》则采取了“拟史”的折中，借鉴了历史叙事的艺术审美智慧而不拘泥于历史理性原则规范的刻板。

历史剧《太平天国》对社会政治背景深刻性的强调，使其社会背景与故事相剥离，描述着当时政治社会的几个清政府贪官、西方列强的炮舰和一大群饥民，却都游离于情节之外。而《大宅门》(前40集)在所叙的一系列历史变迁中，设置了作为社会政治背景的人物(慈禧、李总管、詹王爷、常公公、魏鹤卿、关静山、田木父子等)，并都是与大宅门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的。他们融汇于剧情构成外在的叙事张力，与白家二奶奶、白景琦、白颖宇等主体人物剧情构成的内在叙事张力呼应互动，形成了一个广阔深厚的叙事境界。

此外，《太平天国》剧“以文运事”的叙事策略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强调，使人物和情节成了受制于历史事件的傀儡，限制了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和流行文化的虚构叙事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发挥。《大宅门》则“因文生事”，充分发扬了电视剧虚构叙事的功能，使史实只粗略地存在于大社会背景里。它以营造真实性时代文化氛围、塑造真实性人物性格为出发点，进而把对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寄寓于文化氛围和人物性格中，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理性真实，既达到了“落花流水，无不自然”的审美效果，又丰富了电视剧的文化内涵。

拟史的叙事章法，使中国电视剧以传奇人物与历史人物的交织，传奇故事与历史事件的互动，传神写照五千年历史、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及生存方式；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展示中国文化的主体，揭示出中国文化本身所蕴涵的深刻矛盾；使我们民族对于历史难解的心结，对于历史想象和历史叙事的渴望，对于文化传统的迷恋，以最世俗最大众化的电视神话的形式得到了莫大的释放和满足。

预言叙事的传奇性：电视剧作为大众娱乐文化形式，强调能够“满足人的好奇、娱乐和创造的内在欲望”⑤的虚构叙事的传奇性。在古代史书和小说中大量存在的预言性叙事，是用以增强传奇色彩的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传统，是“历史写真受到超现实的神话素意象和梦幻境界的干涉渗透，在时间和事件发展状态的错位中，暗示出某种预兆和机缘”。⑥电视剧《武则天》中道士袁天罡观天象而对国家命运和武媚娘命运的预言，《橘子红了》中“算命的”说秀禾和大妈的命运，电视剧《大宅门》开篇着力渲染白景琦出生时不哭反而笑的奇异事件，无疑都是受传统预言性叙事的影响。这使得后来发生的种种变故和戏剧性事件，蒙上了一层与之相关的神秘色彩。同时，预言和应验之间所隐含的错综迷离的天机和神秘莫测的命运感，造成了解释的多义性，并在最惊险处给观众以某种心理暗示，满足了人们对于生命、命运和历史偶然性中无法解释的神秘感的好奇，预言叙事强化了电视剧虚构叙事的传奇色彩。

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造：《大宅门》把类似于《玉堂春》的故事移植到杨九红与白景琦身上，对《玉堂春》故事类型的叙事肌理进行了精心的梳理和改造。

《大宅门》里的白景琦在杨九红之前，就已经历了一场不说惊世骇俗，也算得上叛经离道的自由恋爱。未经父母家庭同意，私自娶了仇家女黄春，被双双赶出家门，两人可谓一往情深，也曾相濡以沫。开胧胶庄发迹之后，白景琦才开始了与杨九红轰轰烈烈的公子与妓女的艳情，待有情人终成眷属，杨九红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又展开了。婆婆对她无休止的羞辱与迫害，夺走她的女儿，被奶奶养大的女儿对她的鄙视与憎恨……对于杨九红来说，这些都是可以承受的来自社会传统的外部压力，更可怕的却是来自爱情本身的危机——白景琦作为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对于压力的顺从、认同乃至利用，以满足其本性欲望的喜新厌旧。杨九红在没有名分的怨愤中，在年老色衰被遗弃的担忧中，变得刻薄狠毒，她偷走了女儿的孩子，逼死了地位比她更卑微的槐花，就由家族宗法制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

对于杨九红的传奇故事，《大宅门》采用了中国传统虚构叙事的多种技巧，采用了为宋元话本所惯用的悖谬和错位的叙事策略，⑦于庸常之中见新意，为电视剧叙事增添了亮色。杨九红在理智上知道，夺走她女儿的是她的婆婆，自幼没有母爱的佳莉，也是一个无辜的爱害者，是她心痛心爱着的女儿；奶奶带大的佳莉，对她只有和奶奶一样的鄙视和厌恨。伤心绝望的杨九红把对婆婆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把女儿被夺走的怨愤发泄在女儿身上。一段常见不新的故事，通过设置人性与文化、情感与理智这两个极端的悖谬策略，化腐朽为神奇，突显出人物性格的悲剧色彩，强化了对文化传统批判的力度。

杨九红为得到白景琦的专宠，带了槐花替白景琦冒死去日本人占领的关东办药，当她以过人的胆识，历经艰险得胜归来，并以为可以居功得宠时，白景琦已经与丫头香秀打得火热。这种动机与结果相错位的传统叙事形式，强化了情节的戏剧性。以得宠为目的的冒险传奇以失宠而告终，这是千年父权制下演绎得最俗套的宫闱争斗故事，《大宅门》却能妙笔生花，以杨九红的关东冒险所体现出的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与其渺小的目的构成强烈的反差，使这个庸常的故事获得了深刻的文化精神。

叙事的扩展，叙事形态的改变，使《大宅门》叙事焦点离开了望门公子与名妓女曲折动人的深挚爱情故事，转向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从而使叙事主题、审美意趣以及叙事所指征的文化意义与人性深度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超越了《玉堂春》打破出身门第封建文化观念、追求自由爱情的主题，而深入到对这个主题所蕴涵的人类自身的种种悖谬的反思：文化传统与自由反叛的悖谬，人性欲望与纯真爱情的悖谬，情感与理智的悖谬。

研习传统，转成新鲜，中国电视剧以当代人文精神改造叙事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使《大宅门》、《橘子红了》、《女巡案》、《太平公主》等一批优秀剧目，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出奇制胜，于庸常之中见神奇的叙事传统，作为贯彻始终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风格，获得了无人不“奇”，无事不“妙”的审美效果。同时又超越了从道德伦理和正义善恶的价值判断出发编排人物情节的传统叙事模式，以张扬个性、质疑传统道德、质疑传统善恶价值、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等当代意识为叙事动力，寄寓着对人性弱点、对鄙陋的文化传统的批判。

不再是80年代艺术先锋们对传统叙事形式的生硬而刻意的否定和质疑，不再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影片中表达过的那种思想巨人的沉重忧思，不再是大师们“人皆昏昏，我独昭昭”的呐喊批判，电视剧是站在审视全人类文化的高度，以一种对人的文化的宽容和一种对人的悲悯，在维护我们民族所珍视的叙事审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当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当代意识在这里不再是孤独思想者所悟，而被淡化为当代人的一种常识融于叙事。难怪习惯了忧愤和呐喊式批判的人们，因无法找到“第五代电影”用影像空间构置的那种压抑、苦闷、绝望的深度文化环境，而难以发现并理解被电视剧精心改造过的传统叙事流程中所蕴涵的文化批判意义。中国电视剧集中地体现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叙事艺术形态对传统叙事智慧在更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向叙事审美传统的再度复归。

注释：

① 劳拉·斯·蒙福德著，林鹤译：《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8页。

② 尹鸿：《意义、生产与消费》，《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③ John Sinclair， Neither West nor Third World: The Mexican Television Industry Within the NWICO Deb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3:343-60

④ 郭宝昌：《大宅门》前言，作家出版社。

⑤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页。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4

［摘要］为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可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与我国当代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

历史题材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乐于表现的重要对象。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写有专以历史题材作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剧，小说家司各特特别善于以历史题材来写小说。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即使是《水浒传》与《西游记》，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存在。可见，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借诸于历史题材创作，竭力要向读者营造它所叙述的事是真实发生的事的假象，本身是其技艺的组成部分。那么，一旦历史进入到文学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现身于艺术中、本身又带有艺术特点的历史？又如何去看待它的真实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置身于这样的困境：是否将文学中的“历史”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等量齐观？为解决这种困境，我主张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这个概念有可能使我们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从而有可能使我们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历史题材的表现问题。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总是与虚构、想象等人类的艺术行为有关，它的人物、事件、情节与场景总是被塑造与想象出来的。即使是历史小说，一个作家确实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被视为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但是，小说中真实的信息，并不像我们一般要求于历史著作那样地严格。正是在这儿，我们能发现“历史形象”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它与历史——即被视为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有关；另一方面，它与艺术形象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意味着，小说中的“历史形象”，首先要被视为小说形象中的一部分来看待。于是，历史形象问题就可能成为评论和研究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对历史与文学两种文类的联系与界限的认识。

同作为一种叙事的技艺，历史与诗(史诗)有着共同的源泉。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文艺女神缪斯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各司其职，分管历史、史诗、抒情诗、颂歌、喜剧、悲剧等。在这里，历史与诗同被视为一种艺术(技艺)，而且都是记忆之女。就某种意义而言，诗也可被视为记载历史(记忆)的一种技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诗经》中一些被学者认为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诗是记载民族记忆的一种方式。

然而，历史与诗的这种同源性并不能掩盖它们的相异性。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区分过诗与历史的界限。在《诗学》中，他明确地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p28-29)

亚里斯多德通过诗与历史的比较，用意是阐述诗的摹仿也具有真实性，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和真理隔了三层”，是不真实的谎言。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可然律是指在假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可能发生某种结果，必然律是指在已定的前提或条件下按照因果律必然发生某种结果。换言之，历史所写的只是个别的已然的事，事的前后承续之间不一定见出必然性；诗所写的虽然也是带有姓名的个别人物，但他们所说所行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因此，诗比历史显出更高度的真实性。亚里斯多德强调了诗的哲学色彩，认为诗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与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亚里斯多德借此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层面的真实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肯定了艺术的虚幻性。就这个意义而言，亚里斯多德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为文学的想象留下了合理的空间，他说：“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1］(p93)

从上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的不同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对“历史”的理解是某种带有编年纪事性质的“编年史”，这是由个别的不具有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历史事件组成的。然而，此后的历史写作使“历史”本身的内涵发生了亚里斯多德未曾预料到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历史”也成了一种叙事的技艺，是一种历史学家编修的具有可然律和必然律的一种艺术时，情形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一些历史书籍可以被视为是文学；另一方面，一些文学书籍在特定的场合里，又被视为历史。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就变得是需要辨明的东西，而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在文学史上被视为是“发愤抒情”之作，而在史学中被称为具有“实录”特点的作品。在“实录”和“抒情”这一绝不可相类的两个概念之间，《史记》究竟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就不是一个能够清晰地予以回答的问题了。同样，《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曹操的形象被众多的读者认同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是常见的事。也就是说，历史与诗的界限看似清晰，实际上又是模糊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端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提出了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看法，这种看法将历史写作视为一种类似于文学的话语写作。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之一海登?怀特（HaydenWhite）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和《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等文章中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它的阐释需要修辞性的阐释。他引用加拿大学者弗莱的理论认为历史接近于诗歌，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在其中存在神话式的情节结构，其本质是一种杂交式的文类，是和诗歌结合后的产物。当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所以他认为把历史叙述成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完全取决于历史家本人的叙事观点——如历史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美学效果，是历史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赋予了它。所以他说“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2］（p160-168）如果带着这种眼光去看《史记》，我们发现，叙事中体现出来的使人震撼的美学效果，像刘邦、项羽和荆轲这些人物形象，只能被视为是司马迁个人的想象力作用于特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产物，而很难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站在“历史”这一角度看，《史记》往往缺乏真实性；而只有站在艺术叙事这一角度看，《史记》才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这真是一个暖昧不清的真实性问题。这样，只有将《史记》视为接近于诗的话语写作，我们才能理解：它所体现出来的叙事艺术成就，属于艺术性的技艺，而不属于“历史”。

这种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看法对历史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其直接后果是否定了亚里斯多德认同的诗与历史的界限。这里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著作的新的方式，使我们在关注“历史”这一术语“讲述过去的事”这一属性的同时，去思考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谁写下了它？”这个问题使我们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历史表述往往并不将我们引向一种关于过去的事件及其发展逻辑的真理，而是特定的作者带着特定的个人与时代的“偏见”写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事的解释。因此，分析历史著作就像分析小说一样，既要考虑到组成它的人物、事件与情节，也要考虑这些表述中带有作者个人印记的美学效果。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这一看法，同样也能为我们如何看待文学中与历史相关的写作提供新的观察方式。就某种意义上讲，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形象，似乎才更合适地被视为是海登?怀特所谓的“话语写作”，是作家依据“建构的想象力”对“历史”的重构。在这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合二为一，或者说，历史叙事消融于文学叙事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西游记》中也使用了“玄臧取经”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它的表现方式与《三国演义》对历史题材的表现方式是绝不能相类的。因此，根据历史题材作品中对“历史”不同的使用与改编方式，我们可以将历史形象大致分为这样三类：纪实类、戏说类与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在这儿，考察的一个中心问题，或者说，据以划分的一个核心标准，即是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问题。所谓纪实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作者是本着为历史作纪实性的记录（作品本身也体现出来）的精神塑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在市场上相当红火的以领袖为题材的纪实类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所谓戏说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那类除了人名是真的，而所叙述的所有事都是虚构的历史题材创作现象，像电视剧《戏说乾隆》即是此类作品的典型。所谓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历史形象，实则上是一个相当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只是指明了它所处理的历史题材是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文学史上出现的大量历史题材创作，都属于此种类型，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郭沫若的历史剧也应该属于这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历史形象的划分，大致上勾勒出了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面貌，体现出了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对“历史”不同的处理方式。

历史形象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是相当有益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经常会以历史中个别的事实甚或是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评价的错误来指责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的历史表现缺乏真实性。除了炫耀学问的吹毛求疵，这种指责一般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与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记忆相关，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中相当重要的媒介，所以历史学家所要求于历史的，是能够起到传统上所谓的“资治通鉴”的认识与教育功能。而传统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往往能够与这种传统功能相适应。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写作所体现出来的“以古鉴今”的特点，就是自觉与有意识地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历史形象这一传统功能的例子。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于中国的小说与影视剧中“历史题材热”现象中的历史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却不能不说是往往与这种传统功能相左，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时期开始的产物，其传播载体以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为主，其主人公多是历代的王侯将相。这种历史热现象与我国转型期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以实用性、世俗性、当下性为价值取向的消费文化，在催生了“历史题材热”的同时，又内在地决定了其中的历史形象的特点。在众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和电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和制作者那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创作状态：一方面试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的“再现”，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大众感兴趣的一些视点重新诠释与“化装”历史；一方面试图以巨大的场景和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另一方面又是商业主义的，世俗的。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有点类似于杰姆逊分析怀旧影片时所提到的特点：“它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个来龙去脉。”［3］（p206-207）这种历史形象消费，是非历史的形象消费。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叙述已发生的事”的传统的叙事功能，它不再必然地与传统的精神、气度、道德联系在一起，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历史变成了“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所选取的形象消费的一种，从而沾染上了极浓的流行趣味，其与历史意识相关的深度感消失了。杰姆逊说：“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关于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这两方面。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3］（p186-187）一般说来，过去意识(历史意识)可理解为个体对整体人类时间的一种连续性存在的意识，或对过去历史上兴衰成败变革的意识，这是一种深沉的与传统相关的意识，构成了传统的历史小说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代的历史形象消费中，虽有部分作者企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所谓的“再现”，以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但是，这往往也会淹没在整部作品对流行趣味的迁就和迎合上。在历史热中，我们没有走向历史，反而是在告别历史与传统，从而浮在表层，在非历史的感性经验中感受当下。这正是在当代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诗艺［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5

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观念摄影是新叙述摄影的源流。

现代艺术在经历了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及抽象表现主义之后，艺术便逐渐结束了其自律的过程。艺术家开始对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媒介进行反思，并试图寻找新的方式和介质来拓展艺术的边界。摄影技术这时开始受到艺术家的青睐。摄影出现在各种激进的艺术实践中。我们对观念摄影的认识就是缘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艺术实践。同时，艺术批评实践也开始关注摄影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事实上，“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实践成为定义后现代艺术的美学范式。艺术家转向这些媒介，使得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技术与文化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以此来挑战艺术自律的概念。摄影作为一种手段，让艺术家能够记录下他们思想表达的过程。”80年代，美国艺术家舍利·莱文(SherrieLevine)和辛迪·舍曼(CindySherman)的作品问世，成为摄影史上里程碑。美国艺术史家所罗门一戈多(AbigallSolomon—Godeau)在1984年所作的重要论文《艺术摄影之后的摄影》一文中指出：“挪用”(APPropriation)和“仿像”(Simulation)成为观念艺术的两种不同的策略。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摄影记录性的否定，莱文对摄影大师作品的翻拍、“挪用”以及舍曼用“仿像”方式来批评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成为80年代后现代艺术的代表。对她们来说，此时的摄影并不是用来作为单纯的记录，而是批判摄影作为一种再现功能的工具。在她们的影响下，90年代活跃的新叙述摄影艺术家着迷于在作品中刻画他们纯粹的幻想。从最初对摄影记录功能毫无保留地惊叹和崇拜，到后现代艺术中行为艺术家利用摄影作为保存和记录他们行为过程的载体。到新叙述摄影通过“仿像”来否定摄影的记录性，经历了肯定——利用——否定的过程。

二、表象剥离下的幻境——崭新的新叙述摄影

2002年。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移动的图像——古根海姆馆藏影像展”中，将摄影分为“叙事幻想。行为和身体，历史、记忆、身份以及形象建构、经验主义视角”五个主题进行展出。笔名将其中的“叙事的幻想”(NarrativeFantasy)以及“形象的建构”(TheConructedImage)两个主题归纳为“新叙述摄影”。因此，它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因为，不论是叙述幻想还是构建形象。都是用摄影的方式去记录一个被抽离或者重造的表象。与传统的平铺直叙、毫无保留的记录不同。新叙述摄影是后现代艺术的滥觞，是对摄影记录性特征的否定，是通过视觉控制创造出的新图像。

国内当代艺术圈喜欢把新叙述摄影的鼻祖辛迪·舍曼的作品称之为“摆拍”。摆拍只是从方式和手法上对摄影作品的划分。摆拍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摄影技术发明之初，早期胶片的感光速度还没大大提高之前，哪一幅作品不是摆拍呢?1857年雷兰德拍摄的《人生的两条路》，以及罗宾逊的《弥留》，他们作品中演员生动的表演以及精心设计的背景堪称摆拍摄影的始祖。从超现实主义到达达主义摄影，就连最普通的生活照，摆拍都是最普通的拍摄手法。所以，仅从摆拍手法来说明辛迪·舍曼这类摄影作品是不全面的。

数字技术的发明，给了艺术家更大的自由去创造他们的影像世界。在电影、电视以及可以乱真的网络游戏的影响下，虚构影像的风格开始流行。新叙述摄影也在这时悄然兴起。艺术家们自由地发掘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和当下超真实的网络游戏，都是他们的叙事资源。

三、现实还是未来?——新叙述摄影可能的梦游路径

从新叙述摄影虚构的幻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着眼于当下，通过对眼前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造。探讨生活的感悟与体验。比如，格利高里·克鲁德逊(GregoryCrewdson)精心搭建了美国城市郊区的现实场景，来营造一种超现实的图像。另一种是放眼未来，通过拟造的未来世界，来思考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森万里子(MarikoMori)充满想象力的视觉新形象，给人新的时尚气息，展示出未来高科技背景下和谐的宇宙景象。

下面本文将以美国艺术家克鲁德逊和日本艺术家森万里子的作品为例，分析新叙述摄影在西方的生态景观。

1、玫瑰下的冷漠——克鲁德逊的新叙述摄影

1985年，克鲁德逊于在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校区获得学士学位。从师于简·葛汝佛(JanGroover)以及劳瑞·西蒙斯(LaurieSimmons)学习摄影。1988年，在耶鲁大学获硕士学位。他从早期的拍摄家庭题材的作品《家庭和朋友系列》。似乎和大多数摄影家一样，还未找到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和主题。1992－1998年。他开始迷恋生物学，拍摄了《自然奇观》(NaturalWonder)。在摄影棚里搭建着各种自然景观，营造一个虚假的、超真实的图像。这时。我们已经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他那种对图像控制的能力和追求。之后，克鲁德逊创作了一系列成功的作品。1998－2002年的《微光》(Twilight)，2002年的《梦之屋》(DreamHouse)，以及2003－2005年代《玫瑰之下》(BeneaththeRoses)。

克鲁德逊是摄影艺术中建造场景和编制事件的高手，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克鲁德逊在创作之前，没有任何预先设计的目标。他会开着车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很长时间。来寻找场地。当场地确定下来之后，他才会开始构思作品。他的作品常常聚焦于美国郊区景观。他精心的安排着戏剧化的场景，将日常生活表现不安而无奈。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科幻或者恐怖片中使用的经典道具。克鲁德逊把自己比作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他说，“我对那些表面看起来平常但却非常离奇的境遇感兴趣，并且努力去寻找一些充满幻想或神秘的事物。我一直着迷于摄影的美以及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他不遗余力的打造着他思维中的日常世界。他更像是一个引用美国文化的制图师，其间带有暴力、忧郁、腐蚀性的孤独。欣赏克鲁德逊的作品，有一股无法释怀的压抑和沉闷，评论家伯格(StephanBerg)认为，“他的影像世界是在一种显而易见被称为强迫症的力量驱使下创作出来并被细节化，在长镜头的描述下永久的被颠覆。”克鲁德逊将美国梦变成了一场噩梦。并且像所有噩梦一样，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他将人物肖像与美国郊区的自然景观巧妙的融合。关注人类精神的焦虑。恐惧与欲望。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手法，让人想到了杰夫·沃尔的作品。不同的是，杰夫·沃尔关注艺术史题材，而克鲁德逊的现实主义定格于美国的社会冲突和人类灵魂的最深处。

评论家在论及克鲁德逊的作品时。都会提及爱德华·霍博(EdwardHopper)的作品，克鲁德逊自己也说，“爱德华·霍博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美国传统，如美丽、悲伤、疏远以及欲望。”我们在克鲁德逊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霍博绘画中出现的气氛、光线、构成和形象的影子。但是，克鲁德逊作品中“美丽、悲伤、疏远以及欲望”充满了讽刺，甚至到了自我嘲讽的境地，冷漠的爱、诡秘的幽默满布着他的作品。

克鲁德逊非常讲究细节，作品中每一处角落、每一束光线、每一个表情。都融入了艺术家对主题的阐释。他的作品一般场景宏大。全景式角度，而人物在其中只是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但却非常自然的成为视觉的中心。灰暗的场景、死沉的色调、麻木的表情。成为克鲁德逊作品的标志。在他的作品中，那些神情呆滞的角色让人看到了物质富裕社会下。人类空洞的精神与灵魂。

2、未来世界的“萨满公主”——森万里子的新叙述摄影

森万里子1967年生于东京，先后在伦敦和纽约学习和生活。现往返于东京和纽约进行个人创作。森万将高科技、流行文化、时装、科幻小说结合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日本传统。东西方艺术形式和主题。森万同舍曼一样将自己化妆成各种形象，不过，她自己认为，这些形象都需要观者再创造。观者自己去重新阐释她的作品。

在她的影像作品《萨满女孩的祈祷》(TheShaman-GirlsPrayer)中，她将自己装扮成有着白色的头发、玻璃似的瞳孔的未来世界的人造小精灵形象，站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手持水晶球，并不停用日语念着“咒语”。森里将自己作为人间世界和未知精神现实的中介，她奇异的装扮与不断重复的符咒，加之机场尖端的环境使观众也随着她进入冥想的状态。她让自己呆在一个极小的“没有空间”的地方，以此来作为远东精神中的神秘主义与可望高科技的消费主义精神的中介。

森万旅居西方的经历，使她对自己的传统产生好奇。她深入研究过日本文化，并访问了日本的宗教中心。对于佛教的兴趣，我们可以在她90年代的作品《深奥宇宙》(EsotericCosmos)中找到端倪。作品分为四幅，描述了由空气、火、水和土壤四要素组成的宇宙《爱的信息》是关于空气的图景，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上，巨大的风力涡轮机布满远景，中景是一个企图建立自给自足世界的科学实验基地，前景是一个浮动的胶囊结构的物体，它的形状像胚胎，而且一层套一层，里面是森万和她的妹妹，仿佛是在讲述生命的开始的故事《镜水》(MirrorofWater)，拍摄于法国的一个洞穴中拍摄，画面中心的这个透明体像储存胚胎生命的器皿，水面上还有象征生命的水滴涟漪。森万形象多次出现，好像是在凝听远古和未来的生命故事。《净土》(PureLand)中，森万受到奈良药师寺佛像的启发，将自己化妆成传统的符号形象。被四周小音乐师包围，这些小音乐师看起来就像未来的外星人，不过，他们的形象来自于1000年前日本面具。画面的背景是死海的黎明。在我们的记忆中，人类和外星人都是在不断的战争、打杀，而在森万的作品中，传统和代表未来的外星人和谐的共处于美景中。

森万带着对世界的悲悯之情，将所有宇宙的生命都视作新宇宙的生命循环，超越历史和文化、此岸和彼岸。就如同佛教中的涅磐，一切并非消失而是永生，自然的消解和转化，其间充满了对宇宙万物的普爱。森万将这些及其深邃的含义用一种流行的时尚形象来表现，从早期的多重影像处理手法，到后来结合录像、音乐的装置和电影，森万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一种新奇和惊异。

四、新叙述摄影的裹征

新叙述摄影运用“仿像”的手法去拓展艺术的边界以及人们认识的极限视野，通过故事性的情节和绮丽的人造景观去营造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新叙述摄影习惯于在摄影画面中去讲述故事。这些画面并不存在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而是通过对现实景观的改造或者制作，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场域。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摄影，新叙述摄影有着自身独有的表征。

1、记录性的否定

摄影的记录性是人们对摄影最基本的认识，从家庭相册、新闻报道、档案记录到军事侦察，摄影的记录性在各行各业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新叙述摄影与某些传统的信条相反，认为：“摄影从未被作为一种纯粹的客体媒介，提供未经修改的真实景象。任何照片都不同于其他的照片，即使是出自同一个物体，同样的出片过程。甚至，通过视觉控制，镜头可以记录下最暴虐的谎言。”就如同结构主义否定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一样，新叙述摄影将对二元世界的解构运用于摄影中，将艺术家作品中的景致与实际拍摄的图像剥离，重新建造着摄影的真实，从而否定了摄影的记录性特征。真实图景和摄影作品中存在着藩篱，它们之间要么产生抗拒的力量，要么两者之间的阻隔被跨越，后者替代前者并产生某些启发性的效应。

2、传统叙事的超越

新叙述摄影的特点是运用图像编撰故事。自成体系，并将时间性融入叙述之中，突破了叙事的自然时间程序，将视角转移到叙述者所处的内心，或者采取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传统摄影的叛离和超越。当观者在欣赏一件摄影作品时。很容易被具象的细节所吸引到艺术家所预设的情节里面。传统的叙事摄影是以客观记录性为主导，空间、情节不受叙事者，也就是艺术家的控制，而是被动去捕捉眼前的景物。新叙述摄影打破了传统叙述中叙述意义的预设，而是将叙事者放在观者的语境中，叙事的意义在观者的阐释中绵延。

3、新技术的集成

新叙述摄影虽然秉承了观念艺术的特质。但从不把摄影技术当作简单的记录工具。艺术家精细地营造着画面的整体效果和每一处细节。画面的烘托并不是简简单单想法的拼凑，或者毫不思索的“喀嚓”按下，而是一环扣一环、形而下的摄影技术的支撑。艺术家可以为了一个镜头的拍摄，静下心来准备几个月的时间。搭建场景、选择模特、安排人员、后期制作，最后才形成一张完整的作品。一张作品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绝不亚于一部电影中的某些镜头的拍摄。

今天的艺术作品，再也不是艺术家拿着画笔对着画布进行个体户似的创作了。高制作的摄影，必须经过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艺术家再也不是孤军作战，他们与技术人员、演员、甚至程序员、科学家一起创作，在这个虚拟与真实交织。充满私人与公共、控制与反控制的领域中，不懈地思索、体验与交流。在克鲁德逊的创作团队中，有灯光、艺术、聚点、运输、演员五个部门，三四十名工作人员。

4、消费美学的彰显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广告、电影巨片、电视直播、流行文化包围的消费世界中，这种从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上的美学消费，形成了当下崭新的消费文化。身处消费文化之中的人们，对物质消费的享受已远远超出其实用性。“消费意识形态文化不仅体现在商品营销和宣传的广告环节，它还表现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现代性历史，已经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环境，以及先在的历史感和美学意识”。我们已分不清是电影在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电影。消费文化已经成为新叙述摄影不可缺少的元素。在克鲁德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美国现代家庭的物质世界。森万里子的作品更是将现代的时尚与设计融入其中，消费文化已经成为新叙述摄影不可缺少的元素。

五、结语

中国的观念摄影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当时活跃于体制之外的“先锋艺术”的推动下，艺术家开始尝试各种艺术媒介和手段，以对抗学院写实的阴影和体制的束缚，去寻找新的伊甸园。受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新叙述摄影。与西方相比，一些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家，过于心高气傲。在没有潜心或不屑研究技术的情况下，一味强调“观念”，而观念在无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又显得苍白无力。新叙述摄影在西方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中国它仅仅是个开始。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6

关键词:中国古典小说;时空观;生成

中国古人类时空观的产生及发展

时间在哲学上指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空间则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使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可以看出,时空问题非常抽象,但却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时空观不是先天就有或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依靠生活与劳动实践形成的｡例如,原始人捕猎野兽,要对野兽出没时间和活动区域有所了解｡当自然界昼夜转换､四季更替,时空的变化切身影响到先民的生产生活时,人的意识感于外而思于内,便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并对时空开始了一些懵懂的探索｡象形文字的出现,便是这种探索的有力证明｡

远古时代,人类白天劳动,晚上休息,而人类大脑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界定白天与夜晚的标准,因此,划分昼夜的标准还是来自于自然界本身,人们利用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客观存在且共同可见的天体,来作为区别白昼与黑夜的标准｡白天,太阳在天上运行,大家举目可见,先民便用太阳表示天明,而称之为“日”｡中国云南的纳西族有一种象形文①,其表示白昼时间的“日”字,和太阳完全是同一种形象｡(图1—1)

同时,古汉字及金文甲骨文中,也是借太阳表示“白昼(日)”这样的时间单位｡据《说文》中有关“昼”字的解释:“日之出入,与夜为界｡从晝省,从日｡“意思是说,白昼指画定太阳从出到入这一段时间｡中国如此,人们在古埃及象形文中同样也看到,太阳的形象除了表示太阳外,同时兼指白天和一日的时间单位｡②

再如图1—1中所示,我们的先民也用月亮的形象来表示“夜”,汉字甲骨文中还在月亮的形象旁附加人的形象,表示万物休息既为夜的深层含义｡在有了“昼夜”观念后,人们又将时间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由此产生了“朝暮”､“年岁”､“四时”等种种代表时间的概念｡而这一切概念都和“昼夜”观念的产生一样,同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客观事物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历法的出现,表明人类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其认识时间和计算时间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水平｡

同认识时间一样,我们的祖先对于空间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到难的复杂过程｡因为在先民的生产实践中,必然涉及到生产工具､物品及劳动地点的位置和方向问题,这就驱使人们要具有各种空间方位的概念｡从纳西象形文字及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先民最初以自身身体或手臂的朝向来表示方向(图1—2)

图1—2中显示的甲骨文“左右”字形是人两只手臂的抽象,而纳西象形文则更形象和生动的展示出两个“人”的形象,以人头和手臂同时向左或向右来表示“左右”的方向｡先民对“左右”方向有了正确认识后,近而又借助山体､日月､江河等诸多自然存在的客观物象,形成了“上下”､“前后”､“东南西北”这些较为复杂的方向观念｡

我国古代先民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有关时间､空间的认识,例如古埃及文中“夜”以星星来表示,这和我国古代居民用月亮形象表示夜晚相同,即都是用自然客观存在的天体来表示时间概念｡而在英语及法语､德语中,“南”(South)的词根来自“太阳”(Sun),其意即“阳面”｡“北”(North)来自希腊语“Nerteros“本意为“下方”｡大概古希腊先民站在他们的奥林帕斯山上,眼望北方,地势低下,所以借“下方”表示“北”｡③这也同我国古代先民对于“东南西北”方向的认识方式相吻合｡

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历经一个由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当远古居民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了完善的了解后,便自然而然的意识到自然界一切生物和物体都有一定的寿命和空间存在形式｡并且,在人类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将自己所掌握到的空间观念运用到实践中｡人类模仿太阳的形状,制成圆形的器皿,模仿月牙的弧度,制成弯弓……,这说明人们已经能够从具体的空间物象中中抽象出几何图形｡随着人类脑部的进化,人类的思维日益活跃,整个社会文化也极大的发展,人类将时间､空间概念合并抽象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时空观”｡而这种时间与空间合并,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我国旧石器世代的河套人的器皿上,刻有菱形､方形､圆形的图案,人面鱼纹盆,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一种葬具,其图案也完全是由弧线､直线､圆形､扇形､三角形等简单的几何图案构成,显然,原始居民将图案绘制在器物上是为了装饰或另有宗教含义,然而,先民对于几何图案的运用,则很有可能是来自对于空间的认识,并用形象的图案表示出来,可以说,远古人类的空间观念在手工绘画中,最先表现出来｡

在灵宝市西坡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220平方特大型房址,该房址大致呈长方形,有斜坡式门道,房屋的结构颇为复杂,在这座“超标房“的四周规则分布有立柱的痕迹——柱洞｡室内柱有4个,匀称地分布在室内｡这证明,这时我国的原始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空间思维能力,可以将头脑中的“假想空间”与“现实空间”完美结合,并以建筑的形式将其实现｡

我国祖先还曾有过长时期､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由于对地形､环境的大量测量需要,极大的推动了先民对于空间结构的认识,并能从中提炼出各种对于空间结构的计算方式｡人们利用数学方法和抽象出的几何图形来研究空间问题,于是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周髀算经》,其中的勾股弦商高定理,便是对于空间所具特性的一项重大发现｡中国几乎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类似望远镜的“窥筒”,代数学的发展也在当时世界趋于领先地位｡因此,对于“时空”更为理性的研究应该是从数学､几何分析中而来｡

中国古典小说时空观溯源

当时空的概念反映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之中时,表明我们的祖先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经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时空概念是完全有别于绘画､建筑及代数学等对于时空的理解的｡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时空观念是对现实时空观念的一种继承､发挥和拓展｡

我国最早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上古神话,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从我国古老的神话中汲取了诸多营养,无论从创作方法,还是审美上,都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神话的显著特征就是角色荒诞不经､情节奇特虚幻,而在涉及到有关时空的问题时,更是充满了奇思妙想,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极具浪漫主义精神｡

在满族创世神话中,太阳神为阿布卡赫赫三姐妹,阿布卡赫赫出生于水泡之中,身轻漂浮空宇之中,水珠中可以看到女神的七彩神光｡她性格慈善,是清晨温和太阳的象征,之后,阿布卡赫赫又以身造日,从自己身上裂生出另两位女神卧勒多和那姆赫赫,卧勒多性格刚直,是正午烈日的象征,而那姆赫赫则嗜睡不醒,代表黄昏时分的太阳｡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或在现实中分析,众所周知由于地球引力的缘故,不可能有新生儿诞生于半空之中,世界上也并没有所谓太阳神的存在,太阳在宇宙中有且只有一个,属恒星,一天中之所以会有早晨､中午和黄昏,并不是因为三个太阳轮流交替的缘故,而是地球自转的结果｡那么上述神话所描述的阿布卡赫赫女神及时空概念就是“无稽之谈”了,可是这则古老的神话能够流传至今,证明读者还是相当喜爱它的,读到它时,明明知道它所记述的故事是“假的”,可依然觉得它很美妙,不会产生厌烦之感,原因就在于读者明白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及科学水平低下,人类对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因此猜想自然界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超人”——“神”,“神”就能主宰一切｡原始先民在创作这些神话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非现实想象和处理,并不是由意识的,为取悦读者所作,而是对自己的各种疑惑做出解释,或是出于宗教的需要,但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讲,则完全是从欣赏的角度来重新阅读这些神话故事了｡后世的读者不会计较故事是否科学､是否完全反映现实,因为读者都能够清楚的区分“现实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神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创作无法脱离生活的本质去凭空虚构,神话中所涉及的时空观念也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时空观念,而它只是更艺术､更具想象力的反映出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神话创作中这种对于时空的艺术处理,被后世叙事性文学所借鉴,就产生了其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这里,不妨对叙事性文学中的“时空”作一界定:叙事性文学中时间的定义应该是指叙事的全过程,即所叙事件或故事从开始到发展直至结局的过程,包括叙述节奏的快慢､伸缩､跳跃､起伏､心理时间等｡而对于空间的阐释则是指叙事情节､自然环境､社会背景､人物群和心理空间等诸多方面｡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完全以现实生活为原型,但却更强烈､更集中的反映现实时间和空间｡

实际上,叙事性文学可渗透于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即便是在有现实主义诗歌总集之称的《诗经》中,也有很多作品利用叙事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而其中对于时空艺术的运用,则更使诗歌增色｡

《诗经•国风•郑风•女曰鸡鸣》这样写到: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首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诗歌全篇采用了叙事文学中的对话体形式,第一章夫妻围绕清晨时间和劳作的对话,自然交待出自然环境和人物普通劳动人民的身份｡第二章是全首诗歌的中心,但却没有过多的艺术加工痕迹,只以妻子的陈述为主,诗人着力将点睛之笔放在第三章,有意放慢叙述速度,反复咏叹,骤然凸现出了第二章夫妻向往和睦生活,期望白头到老,及其相互尊重､体贴的深切感情｡

在《诗经》后,我国文学发展的高潮不断,楚辞､汉赋､叙事散文､等重要的文学样式都相继孕育产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而无论在何种文学体裁之中,却都闪动着叙事性文学的点点光辉,对于叙事时空的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地｡楚辞可融记事､写景为一体,其穿越时空的艺术手法,表现出飞廉奔属般的浪漫精神气质;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既吸取了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又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文铺张恣肆､据古论今的文风;叙事散文的叙事传统､体例､写作艺术等则对后世史传文学及小说创作有直接启发,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在上述各种文体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代表我国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里程碑式作品｡

《史记》分别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之间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特别是作者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著作中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地原则,即职责､官位或所做之事类似的人物,其传记以历史时间前后相次,各传记之间又相互渗透,但发展轮廓非常清晰,这就形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起明灭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人物描写是《史记》创作中的一大亮点,作者不仅能准确把握表现对象的外部基本特征,同时又对其内在意识和心理空间挖掘极其透彻,用三维立体的透视方法,再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格,使作品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从《史记》历史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司马迁对于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创作时更是成竹在胸,成功运用了顺序､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将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写得精彩了然,还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真实再现出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剑拔弩张的宏大场面,同时又融入作者自身独特感受,巧妙的编排与叙事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史记》的创作,为后世的唐传奇､宋元戏剧及再明清小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们中与叙事时空有关的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均可看到《史记》影响的痕迹｡

唐代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应该算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前身,唐德宗建中年始,许多文人投入了传奇的创作,使得传奇创作的艺术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传奇小说的普遍特点是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这大概是后神话思维的一种体现,而诸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利用现实中瞬间即逝的时间与神仙世界缓慢的时间进程这两种奇特的时间作为对比尺度,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内涵颇为丰富｡

提及对于小说叙事时空的影响,则不能不说到戏剧与话本小说｡在戏剧及话本小说中,其时空的设置很注重突出叙事时空的当代性和地域性,它们既可以为故事情节的生发､开展等创设有力的条件,又可以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强化戏剧与话本小说的现场接受效果,同时又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使戏剧和话本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些,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随着古典诗文､辞赋､戏剧等各种文体不断发展完善,叙事文学的因素也日益成熟,小说最终登上我国文学舞台｡其发展一直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势,而四大名著的诞生,则无疑代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至顶峰｡无论是《三国演义》中高度跳跃､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还是《水浒传》中发挥到极致的流动视角;亦或是《西游记》里小中寓大的神话空间;或者《红楼梦》中真幻雅俗错综的时空结构,无不体现出对前代文学体裁中叙事时空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中西方叙事时空对比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与思考方式的不同,我国与西方的叙事时空艺术有很多不同｡

我国古代认为,存在的一切都不是自足的,一切事物的内涵并不都在事物自身之中,因此,存在与非存在并没有绝对的意义｡这就是说,空间的内涵也在时间之中,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一书中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从无不可破坏､永恒不变的原子论与原质论｡因此中国时空观念中没有西方纯空间､纯物质性的实体观念｡而西方则是从质子､原子开始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个由小及大的过程｡与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人关照世界的方式,它的“第一关注点”往往是整体性而非分析性的,任何具体的个人和事物都首先必须放到宇宙地大框架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象征家族的姓自然就在象征个人的名之前,表示四季大循环的年必须在表示小循环的月和日之前,群体的诞生呢,自然也就要早于个体｡这种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小说创作的时空艺术｡

提及叙事时空,实际上这是叙事学中的一个子概念｡通常是放在叙事学中进行研究｡在西方,“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叙事的著名二分说可以看作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上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在叙事学中都有详尽地讨论｡叙事时空在叙事学中属于“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叙事的话语层面,即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叙事事态､时间､语态､语式､人物描写､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的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查特曼､普林斯等｡其对时间的考察分为三个子系统:时序､时距和频率｡如果叙事话语中的时序与故事中的时序不同,则说明话语中出现了“时间倒错“现象,如倒叙､预叙､中间叙等｡故事时距和话语时距的关系可能体现为: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大于话语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以及故事时距小于话语时距(比较少见,主要用于主观心理叙事)｡频率用来比较故事发生的次数和话语中发生的次数,分单一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也讲述n次)､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一次,话语中讲述n次)､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讲述一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学不断从其他领域汲取养分,形成了众多的跨学科叙事学分支,成为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景观｡对于叙事时空的艺术研究也日渐深入｡

然而,在我国,虽然叙事文学传统历史悠久,但在理论方面却相对薄弱,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说:“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有些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会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观象在它们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手指’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④

这说明我国的叙事学理论大部分是从西方汲取和借鉴,甚至完全的照抄照搬,拿西方理论生硬的套取中国文学｡以叙事时空艺术来讲,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的时空艺术处理和中国叙事文学作品之间有很大差异,西方叙事学中涉及到的语言各种时态对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艺术,而中国文学创作中却只有永恒的现在时｡这和中西方关照世界的方式有观,西方研究事物总是从微观着眼,而中国则习惯从宏观把握｡在语言中,中国人的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实际上要比西方进步,因为汉语本身这一种超越历史,表现共时的能力,使中国的叙事具有了沟通瞬间与永恒､出入天道和人间的功能,在时空的艺术处理上更具张力｡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对于西方精辟的叙事理论就要抛之一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于现有的材料,对叙事时空艺术进行分析和逻辑把握,认识､了解西方有关叙事时空的理论,正确处理其与中国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关系,进行还原､参照､贯通､融合,显示我国文学的高明､精湛之处,以叙事时空的独特视角,揭示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创作的别样魅力｡

参考文献:

[1]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9.

[2]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

[3]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

[4]赵捷.艺术的时空美[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

[5]赵军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1.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7

《左传》成书于战国,是先秦历史散文的典范,它和《史记》分别代表了当时叙事性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文学史上的“古文”派,在写作上即极力模仿《左传》、《史记》。所谓“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1](501),正道出了历史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崇高地位。《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古代文献,保留下来的是汉译本。就内容而言,它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历史着作。文学是其表现形式,历史则是它的实际内容。就历史文学而言,无论华夏民族的《左传》、《史记》,还是蒙古族的《秘史》,其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作者以全知全能的眼光来描述的。作者首先对所写的历史知识和过程成竹在胸,能够从容地驾驭史料,将其剪裁组合,布局谋篇,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史着构思的整体一致性。史书叙事的特点是要向读者告知事理,以缜密取胜,实事求是,并遵循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要求。而文学叙事的特点则是以情动人,为达到此目的,可以采用夸张、虚构等手法。但史书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堆彻,撰史允许在大体上不失真的前提下,用细节想象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以突出其鲜明特点。在史事的叙述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增删详略或艺术夸张等手法。事实上,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历史场景描写,也成为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恰当地引用诗文、歌谣、民谚等,不仅是史书保存历史史料所必需,而且也增强了史书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如《史记》中的《大风歌》,《左传》中外交辞令借《诗经》的吟诵。在《秘史》中,民谚、歌谣、口传故事的记载运用极多,这些民谚、歌谣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蒙古史料,而且也为《秘史》的撰写增辉不少。当然,《秘史》也和《左传》、《史记》一样,书中常常为了某种目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用一些夸张性的语言,或增加虚构性的故事,或利用附会性的神话传说等。从历史真实方面看,这些显然起到了混淆真假的作用,但若从阅读的趣味性方面看,这些因素的加入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这也正是《左传》、《秘史》这些历史、文学名着受到人们持续喜爱的重要原因。

(一)叙事特征

《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所谓的“右史记事”,即是以叙事为主的史书。以《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叙事性历史散文,将先秦叙事文学推向了辉煌。尤其是《左传》,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言事相兼,繁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2](26),“《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3](5)。“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4](111)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是体现《左传》叙事艺术水平的名篇,仅仅用了四百多字,就写出了郑庄公的虚伪、阴险和狡诈,文中记述了他与武姜、祭中、公子吕等人的对话。“姜氏欲之,焉辟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厚将崩”等等,语言简短,却颇具个性。故事情节在人物的一问一答中发展,叙事流畅,情节则层递而紧张,三言两语就塑造出了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形象。

《秘史》对战争描写最精彩的部分是纳忽崖战役。对该战役的描写颇为用力,通过完整的情节叙述,勾勒出了多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秘史》描写战争场面的高超艺术水平,而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借助人物之间的精彩对话:塔阳问:“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是什么人?”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栓着,那狗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别额台四人。”塔阳说:“似那般呵,离得这下等人远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问:“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欢般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忙忽惕二种人。”塔阳说:“既如此,可离得这下等人远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你见么,你曾说若见达达时,如小(左羊右历,音历)羔儿,蹄皮也不留。您如今试看。”塔阳但说可惧,又令上山去立了。又问:“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着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吞一个全人呵,不够点心。怒时,将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儿名的箭射呵,将人连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作拙赤合撒儿。”塔阳说:“若那般呵,咱可共站高山上去立了。”又问那后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最少的子,名斡赤斤。他性懒,好早睡迟起。多军马中,他也不曾落后了。”

于是塔阳遂上山顶立了。[5](127-128)《秘史》对此次战役的描绘并没有从战场的正面着笔,而是从塔阳与札木合之间的一问一答中写起,但此次战役展开的时间、空间和层次,却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和叙述。既表现了成吉思汗奋勇当先、指挥有方的军事才能,又表现出了蒙古人势不可挡的气势,如排山倒海般一波一波地向乃蛮部冲去。如贪食的鹰般的成吉思汗,身先士卒地率领着如狼似虎的蒙古兵步步进逼,乃蛮部步步后退,乃至于无路可退。战斗在慢慢地进入白热化,犹如看一场战争的独幕剧,即将进入高潮。最后写道:“其夜乃蛮欲遁,人马坠于山崖,相压死者甚重,明日拿住塔阳。”笔调一转,骤然结束,好像突然间幕落剧终,令人回味无穷。

(二)神话、传说入史成文的取材观

神话,是人类在未能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时想象的产物,其叙述表达基本上脱离现实和缺乏事实根据。传说则有所不同,传说必有其符合现实事实的部分,然而传说流传久了就有可能转化为神话。无论古今中外,神话和传说都是文学艺术之源,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其入史成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和审美价值。历史和文学在思维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有所不同,历史要求记录客观的真实,文学追求的是主观的真实,即使是具有现实主义笔法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而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因此,早期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也不严格。如我国的早期文献典籍中文史哲不分,甚至有“六经皆史”的观点。而在西方,《圣经》中的《旧约》既是犹太民族早期的历史,又是最早的优美的文学作品。蒙古族的史诗《秘史》同样如此,它记载了自成吉思汗二十二祖至斡歌歹汗五六百年间的历史,其开篇即是苍色狼和白色鹿的神话: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斯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山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显然,这一叙述并非历史的真实,但作为记载历史事实的《秘史》,除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之外,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意图性。正如《孔子传》所说:“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6](4)《秘史》的作者同样如此。另据《元史?文宗纪》载:“奎章阁以纂修《经国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即《秘史》)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绍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7](784)又《元史?虞集传》载:“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8](4180)可知,《秘史》成书后,早期是藏于大内秘不示人的,其作用只是录“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事以垂戒后世子孙。既然历史着作皆以求治道为目的,所追求的自然应该是客观的事实材料,那么,作者为何又加入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离奇传说呢?这显然是出于维持权力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各民族史书中所记载之事,并非皆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事实。被编纂的史书中,既有客观社会 时代背景的影子,也有编撰者的主观意图。所以,神话、传说在各民族史书中的屡见不鲜便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传统史书撰写及文体表现的特点之一。

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作历史传说,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起源神话。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不像西方古代神话那样严整化和系统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起源神话后来多被零散地插入史书典籍而不能独立成篇。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方面,集中体现在“本纪”中,比如在《高祖本纪》中,就载有刘邦之母“梦与神遇”而孕的故事以及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都是统治者为自己编造的说法和借口,用以证明独裁王朝的正统性、合理性。在《秘史》中,同样有着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阑豁阿感光而孕、其所生子为“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的传说,这与《史记》所载刘邦的神奇来历出于同一机杼。在二十四史中,在记载开国皇帝的出生来历时,皆免不了夹杂附会一些离奇的传说或神话,读者自然不能因此贬低《史记》、《汉书》以及《秘史》的史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神话传说,也可以看作是活在民间的历史。其之所以在民间不被认为是虚构荒诞之事,其重要原因在于神话被文学化、传说被书面化加之广泛传播之后,一般民众便皆信以为真。因此,当民间历史书面化的时候,神话传说在民众心目中便自然成为真实的历史。神话、传说或历史化、或文学化,记载神怪最多的《山海经》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山海经》有时被归为地理类史书——即历史化,有时被归为志怪类的小说——即文学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认为,“书中叙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将收入太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理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9](69)。历史大量取材于神话、传说,也正是我国传统史书史、文不分的特点之一。神话、传说之所以“为文章之渊源”,是因为“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10](9)历史取材于传说、神话,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0](9)《蒙古秘史》是远古蒙古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蒙古文化早期开放的最美的花朵,《秘史》中的神话、传说构成了蒙古民族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二、与中国“讲史说话”传统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四大小说名着中,有三部与历史典籍有着密切关系,是对历史材料的世代演义和再创造。《三国演义》以前有《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则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西游记》以前有《西游记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再之前则是《大唐西域记》;《水浒传》的原型多源于《大宋宣和遗事》。离开了历史材料,四大小说名着不可能产生。《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是两宋时代民间说书艺术中的话本,也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先声,它们也是民间口传历史故事书面化的一个里程碑。两宋的话本,大致分为四科:讲史、合生、小说和讲经。四科虽都是民间艺人的创作,但亦有所不同。鲁迅说:“《梦粱录》(二十)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说讲经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是知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10](115-116)话本中的“讲史”之体既然是“真假相伴”、“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即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对其进行艺术加工,那么,当然也就不能将“讲史”作为历史的着作。“讲史”话本基本上是说话人的创作,虽然它们也必须取材于“前代书史文传”,然而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却出自于民间艺人的艺术创造,而且还吸收了长久以来在民间所流传的史事民间化故事。胡士莹(1901-1979)认为,“讲史”应该:一、取材历史,做不同程度的虚构;二、讲说前代兴废之事,着重于政治军事抗争;三、线条粗略,风格雄浑,长于铺叙、议论;四、基本上采用正式的书面语言,但讲说者也增饰一些当代口语,成为半文半白的文体……等等七个标准[11](102-109)。大体上看,这些要素确实构成了“讲史”文体的基本特点。从文学因素看《秘史》,它所取材的史事,所吸收借鉴民间口传历史,所进行的艺术加工,所采用的叙事结构与方法,都与中国传统的“讲史”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可见,《秘史》的编撰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正如民间艺人对历史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方法一样,这也正是拙文将《秘史》与“讲史”话本进行比较的原因。

(一)叙事结构方式

宋代“讲史”中最着名的话本是《前后汉书》、《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现在可以看到的平话,最早刻于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即居其一。《三国志平话》的叙事结构和编年体史书一样,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吸收了其它史书和民间口传历史的故事。就时间和空间结构而言,《三国志平话》和《秘史》的叙事结构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对历史故事、事件的讲述和记载,既有时间的连续性,又有空间故事的完整性,这种融合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叙述结构,在后来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了明清长篇小说中的章回体。在叙事方式上,《三国志平话》和《蒙古秘史》一样,不时地插入其它事情以作补充和故事的发展。这和它讲说的形式是分不开的,因为讲话不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直线般平铺直叙下去。历史事件不是一件接一件单线发展的,很多事件是同时、平行发展的,说话人的一张嘴不可能同时讲两件事。所以,平话叙述中常常借助“话分两说”的插入语。比如,讲完司马仲相断案后,便“话分两说”转入汉灵帝与皇甫嵩的对话,引出地陷。接着再以“话分两说”,转入地陷之事的叙述,为黄巾起义作过渡。黄巾起义的叙述又是为了刘、关、张三人的出场做了铺垫。当一件事的叙述展开到一定程度时,便以“却说”转入它事,这种民间口传历史的书面化表述,也成为《秘史》叙事的特点。

由于历时长、人物多、事件杂,《秘史》不用插叙很难展开有条理的叙述,也不可能表现出言简意赅、文省事密的叙事文体特征。如《秘史》第一卷第8节、9节插入了阿阑豁阿的家世及朵奔蔑儿干娶阿阑豁阿的原因,第9节末一句“朵奔蔑儿干取了阿阑豁阿为妻的缘故,是这般”点了题。《秘史》中在插入叙事时,往往会用“缘故”、“是这般”等原因性提示语。插叙不仅增强了《秘史》的故事性,同时在文献记载方面也增强了历史价值。再如,第三卷116节叙述札木合和帖木真再次结安答(结盟兄弟)时,插入叙述了他们小时候第一次结安答的事。札木合在《秘史》中的首次出现是帖木真请求王罕、札木合帮助救孛儿帖的时候,如果不叙述帖木真和札木合小时候结安答一事,此处札木合对帖木真的慷慨相助就会显得突兀不通。因此,在116节末一句,作者说:“再次做了安答的缘故,是这般。”不同的是,《秘史》的标志语不是放在事件叙述的开端,而是放在事件叙述的结尾。所以,《三国志平话》叙事采用的是启下的方式,《秘史》的叙述则往往采用承上的方式。

《秘史》和《三国志平话》等说话底本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的相似性,显示出了蒙古族和汉族在历史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殊途同归。虽说前者产生于与汉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蒙古草原,后者产生于具有浓厚中原汉文化的民间土壤,但它们都是对本民族历史的复述与记录,而且加上了艺术方面的创造与加工。这种叙述艺术形式方面的相似性,应该说是蒙古民族文学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汉文化密切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在此之前,中原汉文化修养较高的耶律楚材、丘处机等人对蒙古族上层的文化影响业已产生。当时金国的大部分地方已为蒙古人所占有,伴随着的是大批具有特殊技能和较高文化水准的汉族人才涌入蒙古。据史书记载,金人、蒙古人攻克一座城池时,都伴随着这种人 才迁移现象的发生。《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记载金人攻克东京之后的情形:“金人来索……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军器监工匠……三千余人……图画工匠三百余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12](583)《金史?选举三》有“说话待诏”的记载,隶属于秘书监。《元史?木华黎传》记载,木华黎定辽东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13](2932)《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汴梁将下,……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着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14](3459)在稍后于《蒙古秘史》创作年代的吴澄那里,汉、蒙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更为显着。吴澄是宋元间人,地地道道的理学家,他所编纂的给元代皇帝讲解《资治通鉴》的讲义,简直可看做是民间话本和《蒙古秘史》的翻版。

汉高祖姓刘名邦,为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时分,好生没体例的勾当做来,苦虐百姓来。汉高祖与一般诸侯,只为救百姓,起兵收复了秦家。汉高祖的心,只为救百姓,非为贪富贵来。汉高祖初到关中,唤集老的每头目来,说:“你受秦家苦虐多时也。我先前与一般诸侯说先到关中者王之,我先来了也。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随他所犯轻重要罪过者。其余秦家的刑法,都除了者。”当时做官的做百姓的心里(注:文中缺字)快活有。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法来,不是心里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般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呵,万万年太平也者。[15](103)由此可见,在宋、金、蒙(或元)之交,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否对《秘史》的创作者产生过影响,目前还缺乏直接史料的证明。因为《秘史》的作者到底是谁,仍然是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但从文本对照情况看,可以肯定地说,《秘史》与汉蒙民间文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其受汉族讲史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汉蒙讲史文体的发展体现出了相似的文学发展规律。

(二)语言艺术特点

《秘史》叙事条理的清晰、语言的生动优美,是其得以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部历史文学,《秘史》的叙述语言精彩准确,形象生动,人物对话有声有色,富于个性,二者有机结合,穿插运用,往往寥寥数语,就写活一个人,烘托出一个场景。”[16](368)究其原因,这除了《秘史》作者语言应用的精炼之外,还与产生《秘史》的蒙古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秘史》的语言不仅具有清新的草原气息,饱含蒙古民族传统的民间韵味,同时也是北方游牧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期积累,非一人一时所能达到。《秘史》在“讲话”时大量借助日常用语或引入民间化的历史故事,这种民间化、口语化的语言特点,是“讲史”文体能够成功和吸引听众的一个关键原因所在,也成为《秘史》叙述语言的一个显着特征。汉族讲史文本《三国志平话(卷上)》在描写黄巾起兵时,曾借张角之口说道:今日汉朝天下合休也,我合兴也。若我有日为君,尔每大者封王,次者封侯,小者封刺史。[17](10)这种具有鼓动性、功利性的语言,生动贴切地表达了下层民众的心声。以利益为诱饵,正符合了普通市民百姓的口味和兴趣。同时,也利于现场表演发挥,这是“说话”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张飞古城称王的那段更妙:则说小人独镇中原,近有一人引十疋马来,杀败小人。每月要进奉。在于山南一古城,自号‘无姓大王’。古城内建一宫,名曰黄钟宫,立年号是快活年。使一条枪丈八神矛,万人难敌。[17](59)“说话”的对象是普通市民阶层,不用他们的语言,不表达他们的心声,不站在他们的立场,是很难在演出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所以,民间化、口语化是“说话”艺术必须具备的特点。甚至是人物塑造、说话中也常常以“胡汉”、“牧牛村夫”和“庄农”相称。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8

关键词：主流电影;意识形态;艺术审美;国家形象;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157-06

在中国电影发展格局中，主流电影体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成为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主流电影是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某种程度上主流电影的叙事史也成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史。新世纪以来，中国主流电影不断尝试回避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习惯，力图在民族精神、历史景观与文化心理等多重向度中更加突出个体形象。主流电影叙事策略的调整，使当代主导价值系统与个体生活体验开始了某种缝合，进而将权力型传播和政策性传播与消费性传播融合起来，依托影像中的历史记忆更好地建构国家形象。

一、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与叙事转型

新世纪以来，价值秩序的重建成为讨论中国主流电影叙事转型的时代语境。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匮乏的精神生活之间发生了某种错位，个体对于内在价值支撑和生命境界等精神生活开始有所诉求。新世纪以来，以往以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主旋律电影，在叙事模式与叙事风格方面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不仅在概念上选择回避，而且逐渐以“主流电影”的姿态逐渐取代，进而不断探索符合文化市场并能够承担文化功能的叙事方式。新世纪之初，《走出西柏坡》讲述了主席身边警卫员耿涛接管天津之后，在复杂形势下从大局出发，稳定城市经济、支援前线战斗的故事。该部作品显示，主流电影叙事开始远离精英主义，以平民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取代政治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电影文本开始有意识地对观众主体进行内在情感召唤，通过对主流价值观的缝合与嵌入，潜移默化地建构起观众主体的意识形态。《东京审判》是在观众审美水平与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借助审判这一严重缺阵的叙事类型，传达不能忘却的主流历史观与民族记忆。《云水谣》更是对以往伦理道德化叙事的一次颠覆，摒弃了借助历史事件言说价值取向的叙事惰性，注重在无言的历史洪流中展示个体生死相依的坎坷命运，隐含了主流意识下的家国情怀。毋庸置疑，经典叙事仍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叙事形式，通过电影文本的设计赢得观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肯定，需要寻找借鉴商业元素、艺术审美、主流形态相融合的叙事可能性。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选择以宏大的编年体叙事方式，对国家正史进行影像化表述，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与历史事件的阐释延续，丰富当代民众的思想，试图在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市场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由此，主流电影传统的较为生硬的、说教的、救世的叙事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型，更加注重大众的、生活的、介入式的情理逻辑，从而在一种与历史的相遇中，接受者完成对政治逻辑中观念性价值的接受。

电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载体，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商品，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公共空间。诸多身份特质，使得电影需要在市场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以文化转型姿态的合理性，完成对文化产品商品化逻辑取向的接纳。这就要求主流电影整合民族化和平民化的向度，突出历史语境中民族精神景观和民众文化心理空间，更加注重通过普通个体形象的塑造来构建国家形象，从而使接受者产生情感与价值共鸣，满足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影像建构与传播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人对国家形象自我想象的重要方面，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以独特视角再现了晚年邓小平的伟人形象，再次将电影的权威叙事话语进行历史重置，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以定性重要历史事件来凸显人物价值，成为主流价值与市场规则影响下，主流电影寻求多种意识形态叙事融合与平衡的新尝试。《张思德》则以黑白影像特有的历史质感与庄重感，以充满人性的故事唤起人们对特定历史的记忆，注重艺术感觉下的形象塑造。同时，影片还规避了将典型人物作为抽象政治符码或空洞的意识形态代码，而是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进行缝合，将“张思德”形塑为血肉丰满又不乏精神感召力的生命个体。

主流电影的出现是社会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与文化资本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新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加广阔的叙事空间。《秋之白华》摒弃了以往过于类型化、扁平化的倾向，以特有的人文视角进行诗意化、个人化的重新阐释，将峥嵘岁月中先驱们的光辉形象融入爱情与家庭的伦理场域中，并以话外独白的话语方式，成功地将个体的心理变化与人物形象塑造结合起来。新世纪以来，社会价值伦理逐渐趋于多元共存，主流电影一直致力于突破以往经典人物概念化创作的美学桎梏，转向以人性张扬为特质的叙事趋向。《郑培民》《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郭明义》等都是以真人或真事为原型创作的主流电影，这些影像都不约而同地将情感力量作为叙事支点，聚焦个体命运的变化，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有效参与建构主流价值观念。由此，新世纪主流电影在对历史经典事件与人物的叙事中，兼顾着价值观念、历史深度、艺术水准、市场规则、大众伦理及观众心理等多方诉求，努力建构一种多元共生的叙事模式。影像叙事由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宏大主旨，逐渐转向重视大众性与商业性，开始逐渐建构以挖掘个体内在精神世界为基点、以彰显核心价值观念为导向，兼顾电影美学理念与市场需求的主流电影形态。

二、主流电影的大众诉求与叙事生态

主流电影的血液中充满了文化担当的基因，以表达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不断建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为己任，从而增进大众对民族精神的集体认同。“用影像建构的大众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认同，不仅能够引导大众对中国历史的真实判断，而且能够完成国家对国民心理的现实导向。”①影像叙事本身是话语建构的过程，电影自身文化与工业的双重性质，需要其淡化意识形态而实现其商业化诉求，走更具大众化的电影叙事之路。《生死抉择》在宣扬主旋律的同时，更多凸显了主角作为普通人的心理冲突，给接受者以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同时也获取对社会问题想象性解决的方式，蕴含了价值理性与历史哲思的深度。主流电影必须不断寻求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不断为自己拓宽生存空间。可以说，主流电影是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表征，是社会文化生态状况的影像反映，同时又成为推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内在动力。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经典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和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实现资本的升值。《紧急迫降》以强烈的商业意识传递了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实现了主流文化模式的自觉阐释，成为主流电影中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样本，整合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产品的双重载体，实现了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双重定位。主流电影需要寻找国家话语与大众审美需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结合点，通过对影像叙事逻辑的优化，最终形成电影商业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艺术性等多元调和的话语形态。《十月围城》其实是对民众革命的想象式书写，只有建立在对主流价值背景中人性剖析的基础上，才能与大众文化产生联系，从而在宏观政治与微观视角中不断建构出可以认同的国家形象。新世纪主流电影需要承担抚慰大众精神的功能，因此，要让电影在国家形象建构上更接近于普通大众的现实经验与真实记忆，并使其在电影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多元价值范畴下，主流电影作为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既需要满足大众的文化诉求，也需要自觉承担社会核心价值的传播，探索主流意识形态、民间基本伦理观念和文化市场经济等多重区域的契合点，从而实现艺术性与商业性、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立场的良性互动。电影其实也是复杂社会存在的文化显现，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构模式的呈现，也是社会、民众文化心理的反映。《集结号》以当代社会转型中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问题切入，探索出公共文化空间中主流文化与商业娱乐相互融合的路径，为世俗社会铺陈了正向的文化质地并注入了人文精神。这种以自我生命体验话语传递主流意识实现文化诉求的模式，成为主流电影发展的典型模式。

主流电影需要兼容叙事文本和社会历史文本，让文化教化、个体审美、资本诉求等权力关系，都通过影像叙事逻辑得到最大化，并在电影文本中保持博弈与平衡。《唐山大地震》是对“打造主流电影的政治类型”的大胆探索，将民众的集体经验和灾难记忆放置在家庭伦理情感背景下处理，以实现对生命个体内在环境的观照与关怀，展示中国人传统的深层文化心理。以往宏大的、史诗般的大角度、全方位的影像叙事，被对生命意义或灵魂的追问所取代，而选择了“用小视角承担大格局，用心灵史化解灾难史，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来聚焦核心价值”②。个体的苦难记忆往往可以表达出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主流电影要弥补精神价值表达的欠缺，建立有效实现国家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叙事语法，从历史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表达个体的思考，将国家的历史变迁与命运转折转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觉醒，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观众的审美需求进行缝合，完成政治话语的影像隐喻表达。《一九四二》就是以庶民生命的视角描摹了新的民族心灵史，打破了过往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为历史灾害进行了原型化的描摹。在这部实现多维度呈现的史诗般的作品中，民族精神历程作为表达的重点，是建立在将个别知识话语整合到庞大叙事之中，不断形成思辨性整体而实现的。主流电影的叙事生态，往往以伦理化叙事、平民化视角、国族主义、类型化等叙事策略作为缝合机制，而影像叙事在这里更多传递的是对于历史透视和认知的仪式感，是一个民族自我精神成长与成熟的表征，更是面对历史时的自信与自强。由此，寻找可以满足大多数观众审美需求的公共叙事，是电影实现市场化效应的关键，要善于将历史的、道德的、伦理的故事，放置于电影文化工业、社会历史与表述话语的功能之中，寻找能够完成建构民众集体记忆并打造公共空间的影像叙事策略。

三、主流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叙事经验

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社会文化生产过程中，体现社会的资本构成及生产方式。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市场诉求、电影美学艺术之间的嫁接与结盟，正是政治、资本、审美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与表征。政治对艺术的控制，资本对艺术的收编，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合谋，艺术在政治与资本中的挣扎，伴随着电影工业运作模式的成熟与完备，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之间会更加趋于合理化、系统化、内质化与常态化。“美学不再作为某些对象的特定属性，而是作为与自由个体的感性和理性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和态势。”③电影的文化功能日益得到重视与强化，以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文化生产兼顾大众文化市场的效益，重新获得文化领导权。主流电影迫切需要形成艺术与市场双赢格局中的叙事经验，这也加速了由政治性叙事向商业性叙事、审美化叙事经验的探索。英雄主义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被歌颂主题，在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中，英雄主义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风声》成功地完成了文本的价值移植与市场化运作，成为商业电影概念下对谍战电影通俗美学叙事的有益尝试。它对于英雄话语的实践与审美方向的转变，也带动了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转变。不仅如此，《风声》还融合了主流片与商业片之间的内在分裂，建构了一种既能展现国共暗战，又避免正面展示两者之间冲突的叙事类型，满足了接受者的历史与审美想象。如何使主流电影中的谍战片在保证商业化、类型化、审美化叙事模式的同时，打造更具市民精神和通俗化叙事特征的美学范式，在既定套路化的叙事类型中不断创新，是电影发展格局中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听风者》将意识形态的诉求建立在类型叙事结构中，巧妙地以市场逻辑解构电影的审美情趣，以去政治化的叙事策略，将商业电影的特质与民族化特征进行完美结合，以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冲击、感召观众的心灵，从而形成风格独特的价值信仰话语体系。谍战电影的创作倾向与视角逐渐成为当代主流电影文本构建的模式与生产动力，改变了过去以特定历史事件及人物为对象的叙事样本，针对电影的情节、行为、镜像与人物的信念、性格、爱好等细节领域进行虚构与想象，在回避主流意识形态口号化的前提下，实现观众艺术审美与市场效益的诉求。

同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生产活动，其叙事内容、形态、方式、结构、风格等需要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需要与体现审美话语主体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变化相契合，需要与接受者所需的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相结合。消费主义的泛滥和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传统以启蒙和传播人道主义精神为使命的电影艺术生产发生变化。同时，中产阶级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者，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认同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消费的引领者，其通过影像符号构造的审美想象自然影响到电影文本形态及美学流变，以及价值伦理、政治话语、历史意义等，成为当下主流电影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观众审美心理的电影叙事，往往具有将社会历史与大众审美的娱乐性融合在一起的潜力，从而在引领社会审美走向的游移中，不断寻找官方与民间、艺术与商业互相调和的出路。《触不可及》淡化了矛盾冲突，将重点放在女性视角的新型叙事中，完全消解了人物身上的政治意义和身份符号，更大限度地展示叙事的张力。影片将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化为对人性建构及伦理呼唤的探索中，兼顾精神维度与文化维度，借鉴了商业电影的运营经验，以感动人心的力量昭示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永恒生命力。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往往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想象性封闭空间，人物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逻辑在这个虚构的空间中，借助多义的隐喻形成国家与民族形象的寓言，这种方式既和空间性影像修辞有关，也受制于现实与文化语境提供的主体可能性。生活语境的细化往往可以将政治形态注入民众的生活形态，从而逐渐削弱意识形态凸显下容易导致的抵触情绪。《秋喜》塑造了一位具有缺点的潜伏者，人物的政治意义与身份符号被影像叙事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更大限度地展示出叙事语境的象征性建构。同时，该片由于叙事景观的过多展示导致了喧宾夺主，冲淡了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从中也暴露了主流电影叙事经验的不足，体现了因对国家-天下共同体及大国建构价值的匮乏而产生的明显焦虑。这也是长期将文化形态的主流电影当作文化武器的后果，较多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导致电影文本创造活力严重不足。主流电影将意识形态逐渐去政治化，电影叙事的深层结构更多体现在影像的叙事经验上，这也是以社会主流文化为取向、以电影的叙事形态为核心的文化接受心理层面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到，主流电影所处的基本文化语境，是一种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相互博弈的纠缠状态。

四、主流电影的国际视野与叙事认同

如何发挥电影意识形态、传播媒介、艺术样式、文化产业等多重身份特质，通过本土文化资源建构多元的话语交流空间，实现其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本价值最大化，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主流电影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电影叙事需要在满足民族意识与世俗化生活的同时，兼顾向外展示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及现实生活变化的情趣，需要建构全球化语境下的自主话语空间与艺术视野，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与世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电影叙事是对秩序的一种认知与价值构建，影像的力量往往来源于话语的建构，主流电影叙事作为当代民众的生存体验与历史想象，需要建立在虚构性乌托邦的基础之上，以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强化话语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寻找民族性与全球流的可能性。《紫日》是以电影形态诉诸民间话语形态进行的历史叙事，将国家、民族意识内化为民族文化记忆，显示出参与民族文化传统构建的姿态。全球化背景下影像叙事话语主体的定位，以及由民族意识与民族信仰凝聚而形成的观照，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着重新阐释，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角度促成了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价值生成。全球化时代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有利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主流电影叙事需要借助文化想象进行更具人文精神的自我叙述，需要在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传统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描述变化中的秩序并构建共同体认同，在多元共生的全球记忆框架中提供一种自我形象的全球化想象空间。

主流电影自身所具备的主体意识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主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与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影像叙事主体的思想力让实现民族历史文化与心理的结构观照成为可能。电影叙事话语中由本土转换到模糊场域的超地理处理，使电影的想象空间在多地域展开，进而为获得本土文化的认可，包括重构宏大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成为可能。电影需要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找全球本土化或本土全球化的叙事策略，在坚守民族价值立场的基础上，积极展开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与对话。《冲出亚马逊》改变了以往“被看”身份中西方强势文化心理的意义符码，融入并拓展了民族或隐或显的人文性格与审美视域，这无疑是主流电影从现代化想象向全球化想象转变的成长轨迹，是多重语境和多方力量中民族文化表达权与话语权的体现。

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大国，具有为全球提供自我形象与自我叙述的责任，需要提供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建构性力量。主流电影要将全球消费者作为对象，打造属于自己的电影叙事文本，创造更加多元与包容的文化空间，为建构文化认同和想象秩序提供有力支撑。《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叙事中均涉及跨国经验，虽然对有关历史形态的叙述具有虚构性，但也对实现影像本土叙事进行了积极探索。《拉贝日记》融入了国际化特征的叙事策略与文化态度，将民族记忆与所谓国际人道主义进行整合，主流电影的叙事姿态或许比较容易引起西方主流社会的同情与接受。但值得警惕的是，虽然可以将文化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隐含在国际化影像话语之中，但这种叙事态度非常容易导致影像失去本身独立的叙事品格。因为作为文化产业内容的电影，其文化资本同样遵循资本运行的逻辑规律。《金陵十三钗》尝试在一个宏大的本土历史故事中，以强烈的主体意识融入“全球的杂合性”等因子，以民众集体记忆为视角描绘大背景、大事件等图景，以期形成某种语境的交互。在文化全球化交流过程中，主流电影更加需要将叙事立场建立在东方式的价值体系之上，发挥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性，并积极参与全球性资源分配与生产体系建构中，以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姿态，改变已有文化空间意识并淡化意识形态冲突。价值立场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导致了影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左，主流电影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象征叙事，需要更加关注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共同体验与价值理念，创造凸显本土化与民族性的“语义环境”，积极探索并逐渐确认自身的发展模式。

五、主流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电影是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输出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重要载体。主流电影需要体现特定的民族意识与发展意识，更加善于将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等宏大命题进行整合，以民众普遍认同的影像叙事话语进行呈现。贾磊磊提出：“我们应当建构一种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使中国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走向商业化的制片体制，同时使中国的商业电影体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精神。我们主流的商业电影现在存在着一种颠覆梦幻的叙事模式，形成了一种与经典的叙事成规相对峙的恶无恶报、善无善报的叙事逻辑，这种价值取向不仅在心理上粉碎了观众对于电影抱有的梦幻想象，而且也在精神上摇撼了观众对于社会公正与历史正义的集体认同。”④主流电影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构性力量，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担负着特殊的文化职能，需要个体从虚幻的影像叙事情节中，借助情感记忆接受并建立起相应的文化逻辑，进而逐渐建构起整体性与抽象性并存的国家形象。

首先，实现影像话语中宏大命题与多元叙事主题的缝合。主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虽然在建构与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往往由于过分强调主流话语体系而导致叙事的单一化与程序化。《集结号》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一改过于直白的宏大叙事模式，采用淡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叙事主题视角，将英雄形象进行平民化处理，凸显了不俗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社会转型时期，影像叙事话语需要在去政治化的基础上，与民众社会生活形态与个体生命体验进行一定缝合，在寻找更多不同叙事主题中，体现厚重的人文关怀。电影的叙事话语要将对信仰与生命本源等形而上终极命题的追问，与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文本移植并相互介入，与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经验建立联系，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空间意识的话语实践，也更加迫切需要在主流价值等宏大叙事与故事情节设置、视听画面产生的情感力量等诸多因素之间，寻找合适的叙事支点。

其次，实现影像话语中价值主旨与建构国家形象的融合。社会转型是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的动态过程，民众价值观念的调整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语境，影像话语在倡导自身价值主旨的话语场中，需要呈现民族视域下的庶民伦理价值，从而完成民众形象与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十月围城》对英雄群体进行的是日常化书写，带有浓重的民间世俗文化的烙印，以普通人之间的友谊、血缘亲情与伦理道德彰显中国人的民族大义与革命气节，从而较好地塑造与传递了国家形象。主流电影要避免简单的道德说教，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精神生态与价值构建等问题放置于影像话语框架之下，以调动观众的情感体验，使其接受隐含在电影情节中的文化逻辑，完成人类共有的美好理想、价值准则与生命情感等恒定性的文化价值认同，并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建构国家形象。主流电影塑造国家形象，既是电影话语的内部对话，也是一种重要的文艺实践。

再次，实现影像话语中故事资源与多维诉求的整合。主流电影需要摆脱意识形态色彩痕迹明显的表述，需要借助好的故事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在民族化和平民化的向度上，实现国家话语、资本市场、大众趣味、影像逻辑等多维诉求。《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逐渐被遗忘的社会记忆中的故事，以影像独有的视听语言为历史灾难进行了较为原型化的描述，影像话语以节制的情感传达了命运的悲怆及庶民的挣扎与不屈，在促使民众对历史集体记忆认同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也完成了对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心理的引导。主流电影需要选取能够将个体命运与历史格局相整合的故事资源，表现民族自我精神的成熟，要不断探索与大众文化、文化市场相契合的电影生产模式，避免主流话语强势介入，以生动的故事打造符合主流价值取向，并不断融合商业电影技巧的电影形态，从而不断构建与完善民众需要的文化生活。

最后，实现影像话语中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的结合。电影话语以其强烈的叙事话语功能，重构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全程参与着民族对自我与他者的艰难认知。某种程度而言，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被影像话语建构出来的，主流电影叙事话语中的文化景观表征与传播了国家形象，对民族意识的想象成为民族主体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需要精神生产者对民众的个体经验与主流话语进行提炼。《唐山大地震》以“个体化”的苦难记忆唤醒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将主流价值观与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进行较好结合，着力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与命运，实现了以唤醒内心对主流审美意识召唤的定位。主流电影需要将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行辨析，将普通个体的经历放置在历史空间中，并使其作为历史事件的真正在场者，以主体最真实的经验与情感促使观众深入思考，在影像的光影与话语中实现对于当下社会性的建构，从而以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民众在意识层面不断寻找生命的力量感、尊严感与神圣感。

注释

①④贾磊磊：《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和价值体系》，《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9

关键词：长篇小说；新世纪；汉语写作；艺术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69-18

新世纪过去十多年，虽然短暂，但全部中国文学发展至今，种种迹象都足以表明它显示了厚积薄发的态势。对于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传统文学今天固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悲观的人们看到图书大量印刷背后的销售困境，看到本质的人们则将其理解为大调整大洗牌，我们这些在文学中浸淫几十年的人们，则看到内在的沉淀。历经如此大浪淘沙，如此风云变幻，我们要看到历史大转折所蕴藏的机遇和质地。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梳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揭示其走向，把握其价值内涵。

从整体上概述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新世纪之前的几年，每年长篇小说已经达到几百部之多；到了新世纪之后，就突破了一千部；最近几年，每年更是突破了两千部。2002年，《中华读书报》记者撰文：“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版长篇小说700部至800部，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直逼1000部。”这篇报道的记者同时对世纪之初的长篇小说创作表示了困惑，记者提问：“当前的长篇小说从数量上讲，是绝对的高产，但面对如此多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还是佳作难觅呢？中国小说学会评委会副主任汤吉夫认为，长篇小说驾驭起来难度较大，需要一个作家成熟的全面的艺术功底，长篇创作不应该有速度问题，好作品根本就需要耐心。他同时指出，一些作家过于浮躁的创作风气，也是造成长篇小说难觅佳作的重要原因。因长篇小说《白鹿原》蜚声文坛的作家陈忠实在谈到长篇小说创作时认为，这些年来给人以感动的作品不少，但给人以震动的作品太少。陈忠实认为，作家写作长篇本身就要耐得住寂寞，‘长篇小说得慢慢来’。”[注：新浪读书频道网页：“2002年度小说排行榜”揭晓长篇劲刮“浮躁风” 。 book.sina.com.cn/news/c/2003-03-26/3/2586.shtml.] “佳作难觅”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之所以说是“永恒的”问题，因为佳作从古至今，从中国到世界都是“难觅”的。我们现在接触到古典作品，都是因为经历过数百年、上千年的大浪淘沙，最后存留下来的作品。我们接触的世界文学名著，也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无数多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名篇佳作。以此标准来衡量，当代的作品就显得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并不奇怪，哪有那么多的佳作？佳作肯定是少之又少，难以寻觅。如果俯拾即是，怎么可能是佳作？除非奇迹发生，这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或者是一个通灵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被文曲星附体，出手即是佳作——这怎么可能？

在这里，我们也只能选取少数作品，来看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固然，我们不能面面俱到，也无法去批评那些寻常之作，但是，这些作品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氛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和氛围，也不能从中有“佳作”脱颖而出。我以为，批评弊端、指出问题固然重要，但如何在如此浩繁的现象中，能在百年中国的文学史背景上并且在世界性的现代文学经验框架中，看到新世纪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所具有的特点，那些可称之为艺术贡献的特质，或许更为迫切和重要。为求得篇幅上可操作，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以求勾画出一个时期长篇小说的走向与轮廓，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疏漏之处只有请大方之家见谅了。

一、 乡土叙事的本真性：回到生活与有质感的现实

乡土叙事构成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叙事的主导领域，这固然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中国现代的历史过程，就是乡村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进程。虽然具体的历史变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术语来描述，但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最广泛的意义上，乡土叙事是一项现代性的事业。与乡村中国的现代转型相关，中国作家大部分来自乡村，或者出

于乡村士绅家族，或者出身于普通农民。这使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在主体的实践性方面，也不得不具有乡土特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过，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句话显然是指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性转型。因为它最终以暴力革命的剧烈形态表现出来，农民问题就更加突出地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思想意识问题的核心。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领域是乡土叙事就是必然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以来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产物，也与中国社会面临着进入现代的挑战一样，中国文化与文学也一样面临进入现代的挑战。而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并无所谓的“乡土叙事”，其现代的转型有一个漫长的思想意识的演进，如果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观点，那是启蒙意识与浪漫主义意识的对抗推进的现代意识变迁[注：有关此一论述可参见［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对启蒙运动的首轮攻击》一章有对此问题的论述，参见该书第28—50页；或参见陈晓明《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落实到文学艺术方面，就是以个人自我为表现中心，而不是社会经验和社会变迁为表现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因为面临社会变革的强大的挑战，社会化的变迁也就构成文学叙事的主导内容，历史叙事和乡土叙事也就占据主导方面。

如果说“现代文学”时期的乡土叙事主要表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剧烈的冲突，如鲁迅、沈从文、废名、台静农、蹇先艾、鲁彦、许钦文、吴组湘、艾芜、沙汀、路翎等等；那么自毛泽东在延安解放区发表《讲话》之后，革命的理想主义就引导文学对历史进行重新表达，乡土中国的革命就成为文学叙事的全部内容。五六十年代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乃是现代性激进化的体现，阶级斗争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支配了乡土中国的叙事。八十年代的乡土叙事固然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走上现实主义恢复的广阔道路。但我们今天看来很清楚，新时期的乡土叙事总体上是表达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主题，其控诉“四人帮”也好，人道主义也好，都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功能逐渐弱化，文学叙事可以依据作家个人的经验，回到文学本身，例如标榜为“新写实主义”的众多作品就是如此。新世纪的乡土叙事，显然在这方面有更为彻底的改变，乡土叙事可以在作家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乡土生活可以处理为更为单纯的生活事实，可以显现出生活的质朴性和本真性。这并不是说新世纪的乡土叙事就与一切思想意识无关，这当然不可能。而是说，在乡土叙事中透示出的历史批判意识或反思性，都是在作家个人经验意义上展开的，它是作家个人的见解，不是为了直接明确回答时代设定的总体性思想。它与意识形态规训化写作区别在于：后者的时代总体性思想是权威意识形态明确给予的；所谓个人化写作形成的时代总体思想是无数的个人小思想汇聚而成的，是多种思想交汇、碰撞、谈判与妥协的结果。虽然中国当代思想远未达到理想的协调状况，但相较于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中心化与一体化的思想结构，还是有明显的改变。 并不能认为质朴性与本真性就是天然地具有“乡村的”特权，孟繁华曾经警觉地指出：“乡村身份在革命话语中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身份，这个身份由于遮蔽了鲁迅曾经批判的劣根性，而只是抽取了它质朴、勤劳以及和革命天然、本质联系的一面。”[注：孟繁华：《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本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我们讨论的本真性问题，主要是就其叙述态度、视角和方式而言。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新世纪长篇小说乡土叙事的“质朴性”和“本真性”的相对意义。2000年，王安忆出版《富萍》，这部作品讲述外来乡村女子融入上海的艰辛故事，写得颇为伤感。富萍从乡村来到上海，她找到未婚夫李天华在上海帮佣的祖母处落脚。城里的生活打开了富萍的眼界，她对原来的婚姻安排渐渐产生怀疑，在她忍受了一连串的带有屈辱性的事件之后，她决心离开李天华的奶奶，独自去找寻自己的生活。后来她来到棚户区，与一位残疾青年结为夫妇。这个故事多少契合了新世纪初中国文坛方兴未艾的“底层写作”，与王安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恨歌》那种海上繁华旧梦相去甚远。这部作品回到质朴生活的意愿相当强烈，要表现出底层生活的艰辛

和困境，写出生活中的那些琐碎的点点滴滴。这种对生活的观察态度不再是为时代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深远渴望；而只是对普通人生存事相关切的一个视角。新世纪中国社会正在为各种巨大的渴望和超级想象所鼓动，中国作家反倒更为冷静平淡地看待生活的那些边缘角落，这或许可以说中国作家在二十一世纪初有一种自觉。

2001年，阎连科出版《坚硬如水》，这部作品重写乡村的文革事件，虽然历史批判意向相当强烈，但书写乡村的政治历史却显示出更加质朴的特点，历史批判的反思性与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的刻画结合得相当巧妙。高爱军与夏红梅在传统势力深厚的乡村建立起“红色革命根据地”，欲望与革命被粘连在一起，革命根据地建到了墓地，而且也成为交媾的场所。欲望使强大的历史意愿变得空洞，革命回到身体，乡土叙事在这里从人性出发，从人的心理获得了展开的动力。小说最终是革命的疯狂完全压垮了欲望，关于革命的历史反思还是成为小说的主题。但荒诞与反讽确实显示出新的小说素质，与荒诞同歌共舞，阎连科的历史批判另有一种微妙的深刻性。

2003年阎连科发表《受活》，这部作品讲述一个残疾村庄历经的历史变故。从大迁徙的历史溯源，到农村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这个残疾村庄过着自己的世外生活。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像土改、入社、大跃进并未完全改变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但在深化改革的第二次浪潮中，也就是中国社会全面向市场化推进的时期，这个残疾人村庄也面临卷入市场化的选择。带领他们走向市场的是一个叫柳鹰雀的县委书记，他异想天开地要从前苏联购买列宁遗体。因为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走向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一度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保存列宁遗体的高昂费用成为一个负担，这给河南农民可乘之机（这当然是小说的虚构）。柳鹰雀设想建立一座列宁陵园，供中国人民参观，这样带动的旅游收入将极其可观。为了筹集足够的经费，柳鹰雀让受活庄的残疾人组成艺术团四处巡回演出，结果“圆全人”（健全人）抢走了残疾人全部的劳动所得。这部作品的不同寻常处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向何处去的问题，革命以它最为痛恨的两种形式：市场化与娱乐化的形式来展开“继续革命”。柳鹰雀这个在“社校”成长起来的孤儿，他以其独到的方式，领会并实践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的开拓进取精神委实可嘉，但他几乎走的都是异想天开的路数，显示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特有的神话特征，但他最终是一个失败者。阎连科的叙述简洁瘦硬，质朴中还是透示着他一贯有的荒诞感和冷僻的反讽。乡土中国的叙事与对革命遗产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在土语、历史记录、生活实录之类的叙事中，有一种强大的悲悯情怀，不只是对个人，还有对一段历史的悲悯。

刘醒龙一直是一个关怀现实的作家，笔法细腻、情怀深厚。数年前的《圣天门口》也是试图重新讲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动荡的故事，其中对暴力的反思颇为坚决且深刻。因为历史叙事的体制，刘醒龙追求一种话语表达的风格，长句式多少有些主观性意念透示出来。《天行者》则显得平实纯朴，这部长篇系对早年影响深广的《凤凰琴》的扩展和续写，讲述偏远的界岭小学一群民办教师的故事。高考落榜生张英才本来有颇为远大的抱负，却不得不面对现实，靠着任乡教育站站长的舅舅才当上界岭小学的代课老师。这里的偏远寂寞，穷困无望，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基层教育的真实困境。小说写出了身处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的生活艰辛，他们想改变命运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在困苦中昭示出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品格。为小人物立传，真切而透彻地写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和愿望。小说当然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但善良和纯朴终归是这些人的本性，真挚与朴实使小说始终在苦涩中透着温暖，读来引人入胜。小说洋溢着冷峻的幽默感，每天伴着笛声升国旗的场面，也是小说中的神来之笔，意味无穷。小说写情深切有力，多有感人至深的细节。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使这部作品内涵丰富醇厚。

毕飞宇的小说以细腻温雅为人称道，他擅长深入内心去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九十年代的《玉米》写得淡雅纯净，乡村气息楚楚动人。新世纪出版长篇小说《平原》显示出艺术的大气象，《推拿》则显示出他把握生活质地的那种艺术能力。小说描写一群在推拿房里工作的盲人的故事，这个小小的“沙宗琪推拿中心”，也是一个小世界。他们共处在这个小小的黑

暗的世界，生活如此艰辛困苦，他们自食其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价值。他们可以在黑暗里看到光亮，他们也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有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然而，他们抵达幸福的道路是如此漫长艰难。

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写出盲人的自尊自强，他们因此而具有的特别敏感的心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行走，也如同走在盲道上，也如同在走命运的钢丝，小心翼翼，每走一步似乎都无比艰难。小说把盲人之间的友爱写得动人心弦，透过对爱的追寻，写出他们因为自强不息而在黑暗中摸索的精神品格。毕飞宇的小说叙事似乎已经炉火纯青，他能拿捏到火候，把一种心理刻画得微妙而又淋漓尽致。小说写了一群人物，张宗琪、沙复明、小马、金焉、都红等等，这些人物几乎个个都有性格，毕飞宇把握人物已经是极其老到。就这部小说而言，当然得益于他有过担任特殊学校教师的经历，那是深入生活的真切体验，因而能写出生活的本真性。而且，毕飞宇的小说笔法业已精细老道，温雅中却有冷峻，细腻中有棱有角，那些生活故事有一种本真的疼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的故事，《白豆》、《米香》、《下野地》等，有一种难得的生活韵味。固然反思性与批判性的主体意向被生活自然的呈现所替代，二者也很难说何者的价值更高。但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在表现生活的状态方面，确实是有另一种路径。董立勃的小说更为直接地写出生活本身的意味，那种从西部泥土中散发出来的气息如此真切和感人，这已经与八十年代人们崇尚观念性的冲击大异其趣。

贾平凹无疑是中国乡土叙事最为突出的作家，八九十年代他的作品以西北风土人情独树一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废都》引起文坛激烈争论，贾平凹也因此沉寂过一段时期。随后还有《白夜》和《高老庄》，都是他过渡时期的作品。新世纪伊始他出版《怀念狼》，叙事风格转向狠一路。固然这与他关注一个特殊的动物“狼”有关，但也表明贾平凹在寻求风格的某种变化。这作品开篇就有关于狼与一座城池的古旧传说，其中渗透着血淋淋的人与动物的生存搏斗。小说的主要故事是写记者拍摄一个由十几只狼组成的狼群的曲折经历，这个线索倒是叙事上的一个较为简单明晰的处理方式。“怀念狼”还是在写对西北风土人情的表现，可以感觉到，贾平凹的笔法更加瘦硬自如，叙述的散文化手法平实却精致。

贾平凹在新世纪有影响的作品当推《秦腔》，这部厚厚的长篇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部长篇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带着很强的现实批判性，贾平凹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土地荒芜，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只有村上老人丧葬，才回到村里抬棺材。如此农村景象，令贾平凹震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三农问题变得异常突出。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社会累积矛盾最深、社会变革转型最为激烈的时期，贾平凹看到中国西北农村面临的困境，他要写出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瓦解和转型。转型的方向尚不清晰，但旧有一切正在瓦解却是令人忧患悲观的。这部小说可以说写出了乡土中国叙事面临终结的境况。其一，这部小说通过一个自戕的15岁的少年引生的视点，来看一个唱秦腔的女人白雪的命运遭际，写出乡土中国传统文化历经的消蚀状况。如果作为乡土中国叙事的传统文化消蚀之后，那么这种叙事的文化底蕴将是什么？将用什么来替代和补充？其二，小说写出了五六十年代创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农村叙事的终结。小说中以夏天义为代表的老一辈的农村干部正在老去，对现实迷惑不解，跟不上已经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他只能坐在餐桌旁，吃一碗凉粉， “浑黄色的泪水顺着皱纹一道一道往两边横流”。当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气势豪迈的干部，现在也不得不面对晚景的凋零。新的一代农村干部比如君亭这样的人，如何与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叙事连接在一起？当年的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已经不见踪影。其三，乡土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今的中国农村正在面临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多重冲击挑战，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贾平凹对此事的表现当然相当深刻，但他唱出的是挽歌。乡村中国如何保持它的田园式的旧有秩序？经历过现代性的冲击，甚至经历过革命激进现代性的洗礼，乡土中国其实早已经没有了田园牧歌，一如秦腔的悲怆。现代化就是乡村的消蚀，土地的消失，中国乡村发展的前景在何处？贾平凹在思考，但无法给出方案。

这部小说运用一个阉割少年的视点却是颇有艺术探索的

特点。贾平凹让15岁的少年引生自戕生殖器，多少有些与《废都》的欲望有意构成一种反向关系（断绝关系）。也是这种潜意识在作怪，《秦腔》的叙事显示出与《废都》颇为不同的特征。《废都》那是在古典美文的记忆恢复中寻求的一种清雅空灵的叙述风格；而《秦腔》则是回到乡土生活原生态的一种瘦硬滞重的笔法。《秦腔》更明确地回到西北带泥土味的生活中去，也从那种民间的乡土的生活风习中找到更加自然的语言呈现方式。

2011年，贾平凹出版《古炉》，67万字的厚度还是让人们惊异于贾平凹的创造力。但人们也会有所疑虑：在《废都》和《秦腔》之后，《古炉》存在的理由何在？只要稍有语言和文本的敏感，就可感觉到《古炉》与《废都》的美学风格相去甚远，而与《秦腔》接近，但又更有贴近事物本相的那种质感。

固然，《古炉》通过狗尿苔这个孩子的视点去书写中国西北乡村卷入文革的全过程，乡村农民如何与革命结合在一起，如何投身于革命疯狂中，革命的疯狂又是如何席卷和改变了乡村的伦理秩序。贾平凹确实写出了乡土中国的独特“文革”史，它区别于迄今为止所有知识分子的“文革”史。小说中的人物霸槽等农民形象被写得相当有质地；狗尿苔与牛铃就那样自作聪明地白吃了二坨屎这类细节，作为乡村文化价值守护者的善人梦呓般的说病和自焚都让人触目惊心。小说的历史思考是相当激进的，结尾处枪毙霸槽的再吃人血馒头的细节，有意重复鲁迅的《药》，这是对二十世纪启蒙与革命历史的再度反思，也揭穿善人反复“说病”的隐喻。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相当复杂尖锐，但对于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来说，对于存在着的《废都》、《秦腔》和《古炉》来说，更要紧的或许是去探究贾平凹的小说艺术风格的内在性变化。之所以说存在“内在性变化”，贾平凹的小说艺术变化不同于其他作家，他总是从此前的作品脱胎而来，不管是在顺应的路径上，还是逆反的方式上，贾平凹的小说艺术每做一次变化，都有内在的连接线索。

《古炉》的叙述颇为微观具体，芜杂精细，甚至琐碎细致到鸡零狗碎的地步。其叙述极大的热情给予乡土农村世界里的“物”，遇到任何地上的物体生物（石磨、墙、农具、台阶、狗、猫、甚至屎……），都停留下来，都让它进入文本，奉物若神明。其叙述说到哪就是哪，从哪开头就从哪开头。无始无终，无头无尾，却又能左右逢源，自成一格，随时择地，落地而成形。这种叙述，这种文字，确实让人有些惊异，有些超出我们的阅读经验，但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文字不可名状的磁性质地，它能如此贴着地面蠕动，土得掉渣又老实巴交，但又那么自信地说下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说。

《古炉》的叙述，应了苏东坡的话“随物赋形”，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文说》）。这就是浑然天成。但《古炉》确实又有一种粗粝，随物赋形，更像落地成形，贴着地面走，带着泥土的朴拙，但又那么自信沉着，毫不理会任何规则我行我素。它试图要呈现出来的是乡村生活的本色与本真，如此本真到如物的生活世界，被理念化的革命暴力击中，于是乡村世界在激进现代性境遇的崩溃景象，被表现得彻底而尖锐。 当然，并不是说新世纪的乡土叙事，只要回到生活的本真性就可，不需要对中国乡村展开新的探索。其实不少作品还是面对现实，探讨中国乡村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写出了农民自发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以及资本介入农村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更大的资本进入农村形成的新的系列矛盾，新的资本与权力结合，这是薛传薪与旷开田的结合。旧有乡村权力詹石磴没有抓住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机遇，他注定了要失败，而暖暖抓住了，她成功了。但旷开田走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道路，也带来新的问题。作品在这方面探讨了更深层次问题，也为中国农村下一步的道路提出思考。这其实是中国当下经济改革的某种缩影，权力与资本结合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制衡这种能量？人民有可能吗？小说当然还是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虽然不尽人意，也是一种理想和难能可贵的探索。

总之，新世纪长篇小说在乡土叙事方面，确实表现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不同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印记与九十年代的躁动与迷茫，为更为沉静和淡定的个人思考所代替，与之相应的在小说艺术方面，也有

一种自在与单纯，那就是更为贴近汉语本身，贴近乡土生活的本真性，贴近可触摸的有质感的现实。

二、反思历史的深刻性：穿透人性与拷问灵魂

历史叙事乃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主导叙事方式，也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这种艺术样式，当然是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也是中国进入现代回应西方的挑战作出的文化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中国文学走向白话文，与之相应，现代白话小说也获得了空前发展。小说的发展本身是一项现代性事业，如梁启超就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盛，现代民众的塑造的任务归结于小说，而蔡元培则归结为美学——现代美学的传播接受和真正产生作用，也有赖于现代小说的传播。因为在印刷术与报业普及的早期现代社会，美术、音乐、戏剧与电影的传播毕竟有较大限制，而文学的传播则要广泛得多。于是，小说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因为现代中国面临着民族国家“启蒙救亡”的双重任务，文学就这样成为最为有效的政治动员手段。这也是文学在现代得到空前重视的缘由。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史传传统与现代社会紧急的现实动员需要，现代中国长篇小说所获得的这种发展机遇，使得它必然偏向于历史叙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茅盾的《子夜》，就是为了回答“中国社会要走什么道路”这样的现实问题。另一部长篇小说路翎的《财主家的儿女们》，以澎湃的激情表现战争动荡年代中国传统家庭的崩溃，即使带有强烈的主观激情，也是对历史过程及其社会问题的表现，根本上也还是属于历史叙事。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确立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解放区的革命文艺的代表作，表现了土改这样的历史大变动的过程。尽管意识形态的要求支配了小说创作，但也是一种历史叙事。从此，中国的革命文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压倒性地以历史叙事为主导形式。所谓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红色长篇经典：“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无一不是宏大历史叙事。

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主要是以期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引领文学潮流，直至九十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才有成气候的发展。以1993年的《废都》和《白鹿原》为表征，长篇小说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的重头戏。八十年代影响大的长篇小说寥寥可数，张洁的《方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有能力写长篇的作家，贾平凹、陈忠实、张炜、莫言、铁凝、王安忆、刘震云、阎连科、李锐、余华、苏童、范小青、徐小斌、阿来、刘醒龙、林白……，形成比较强大的长篇作家阵容。这些作家在二十一世纪初更趋向于成熟，中国文学从过去的青春/革命/变革式写作，走向了中年/常规式写作，作家们在自己的艺术风格道路上行走，挖掘的是自己脚下的深井。某种意义上，正如吴义勤所说的，“长篇小说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注：吴义勤：《关于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热”的思考》，《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可能真的要磨到中年以后，对长篇这样的文体，对用长篇来表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有艺术功力驾驭，才能掘下自己的深井。

这样的“深井”既然根源于脚下的大地，就带有很强的中国本土特色。历史叙事就依然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如果对比欧美西方的小说艺术，我们会感觉到，西方的小说即使是长篇小说，也是以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为中心，其小说叙事的推动力来自人物性格冲突或内心矛盾。中国的长篇小说由外部历史事件决定其结构和情节走向，人物的命运由外部历史事件决定，大的历史变动和事件对一个家族及其个人的全部命运都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中国，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改到大跃进，从自然灾害到文革，从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所有的这些变动，都决定了每一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命运。如此说来，文学叙事确实也离不开历史，历史必然是表现人物命运的基本架构。

在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历史的反思时，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新世纪有一部分小说

对历史的直面思考。或通过人物，或通过对自我的解剖，给予历史以某种思想的深度。新世纪伊始，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无疑是一部相当有勇气的作品，这部作品对1957年的中国历史及那代知识分子进行了相当真实的表现。小说有一条爱情主线，那种绝望与痛楚并非寻常年代可比。在今天，如何记住历史，如何书写历史，这是小说给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如小说中被处决的女性冯俐所说：“我觉得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责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要记下历史谈何容易，谁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尤凤伟借助小说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如果没有文字留下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像水那般地消失无踪了。相应的历史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变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部小说是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作家留下了风骨，如谢有顺所说：“历史选择了尤凤伟，让他这个没有经历过‘反右’的人，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写下一部‘五七人’的精神档案，它的确是意味深长的。”[注：谢有顺：《尤凤伟：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参见尤凤伟《中国1957?小说跋一》，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小说写出了一群人的命运，如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苏英、吴启都、陈涛、张克楠、董不善、高干等人，在历史的变动中， 人物的性格心理刻画也相当有深度，可以说比之新时期的“反思小说”有着更彻底的直面历史的勇气。 铁凝的《大浴女》（2000）试图通过尹小跳这个人物的自我忏悔的心理刻画，去写出人性的内在复杂性，小说叙事终究还是转向生活的历时性变化，导致的性格心理成长的故事。尹小跳终究从一个稚嫩的被虚荣浮夸的男人吸引的少女，成长为一个能洞悉自己人生经历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原本关于自我与人性的反思，让位于历史反思，或许小说试图在两个维度上找到结合点，给予尹小跳的人生经历以一种历史性——历经人生风雨的洗礼。这样，小说就成为一个成长的历史性的叙事，对自我的忏悔和人性的反思，就使成长的叙事具有某种深度性。铁凝对女性心理的复杂与微妙的表现有独到之处，在历史叙事结构中来表现女性的命运，这又成为铁凝新世纪小说叙事开辟的一条路径。《笨花》显然是为纪念抗战而作，但作者对抗战的理解也有自己的角度和深度。她在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和家族变化的历史中来看中国民族的命运，来看抗战对中国乡村以及中国民族的影响。铁凝的叙事并不在控诉性上下功夫，而是去写出乡土中国的生活，乡土中国的自然的存在，如何被二十世纪的暴力的历史所摧毁，特别是日本的侵略给予中国乡村和中国民族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但小说最令人难忘的是写出中国华北乡村的那种自然本真的生活，写出那种自然本真生活中的女性，她们在暴力的历史中所经受的灾难性的命运。笔调越是纯朴宁静，那种历史性的哀痛就越发无法排遣。最后向喜中枪掉进粪池，历史如此悲剧，又如此虚无，给予的历史批判又从深刻的虚无生发开去。

红柯《西去的骑手》（2001）是一部以在西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历史人物马仲英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写得情绪饱满、气势昂扬，颇有西部粗犷豪迈风格。红柯一直以写西部著称，生活于西部，要写出西部的风土与历史。他主要张扬西部的一种生命热力，不可屈服的强悍的西部精神。这样的历史书写本身也可视为对历史的一种招魂，其中无疑也包含对现实的某种文化批判。

李洱《花腔》（2001）一出版，就颇得评论界好评。李洱是一个学者味颇重的作家，有人文情怀，他通过对“葛任事件”的考证式书写，其实引入的是对革命史的反思。在革命中，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革命与个人究竟构成什么关系？这本书的历史叙事有着非常大胆的探索精神，把历史教科书的常识引入叙事，非常直接地加强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小说叙事手法又有大量的转折、疑虑、重复、辨析，使历史陷入疑难重重的领域。

新世纪对现代中国的书写，莫言的作品无疑是重头戏。他此前的《丰乳肥臀》与新世纪的《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可以称之为“现代三部曲”，叙述了中国近代遭遇西方列强进入现代的民族命运。《生死疲劳》则以动物的“六道轮回”为其叙事结构来建立历史编年体制，地主西门闹土改被枪毙，投胎错投为动物，由此开始了他不断变更动物属性的生命轮回，先后以驴、牛、猪、狗等四种动物形象转换人间（另加上猴、大头婴作为补充的形象），这个轮回正好对应了中国

当代史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莫言要写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的剧烈变动，这种变动既具有断裂性，又有相似性，轮回就是如此隐喻式地揭示这种历史的本质。历史像是投错胎一样改变和轮回，西门闹虽然是一个已死之人，他的生与死都精疲力竭。显然，莫言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痛楚与变更。当然，莫言这部作品依然在依靠历史框架在叙述中起作用，历史主义的魔鬼还是附身于他，这是中国作家目前写作长篇小说始终无法摆脱的幽灵。也许中国的历史太过于强大，历史难以终结，这不只是历史记忆和历史的延续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不管是阎连科，还是贾平凹，都意识到，或者说以其无意识的艺术敏感性在突破历史主义的限制，阎连科依赖对历史本身的质疑；贾平凹则依赖那个阉割的视点，现在莫言则通过动物变形记的戏谑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固定和压制。这些动物走过历史道路，它们的足迹踏乱了历史的边界和神圣性，留下的是荒诞的历史转折和过程——那是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的变形记。

小说的主人公西门闹原来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地主，土地改革全部家当被分光，还被五花大绑到桥头被枪毙。他在阎王殿喊冤，阎王判他还生，结果投胎变成一头驴。西门闹变成一头驴却是好样的，雄健异常，但它却也不得不死于非命。西门闹所有投胎成为的动物都勇猛雄壮，这摆脱了他作为一个地主的历史颓败命运，在动物性的存在中他复活了。这个动物的存在，这个动物的视角，使莫言的叙述具有无比的自由和洒脱，它可以在纯粹生物学和物种学的层面上来审视人类的存在。这个审视角度是如此残酷和严厉，人类的存在居然经不住动物的评判。莫言的叙述既试图抓住历史中的痛楚，又以他独有的话语形式加以表现。而历史只是在话语表现中闪现出它的身影，那个身影是被话语的风格重新刻画过的幽灵般的存在。

事实上，小说在历史、阶级与人性的叙事上，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在内容。我们从莫言小说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在一种历史情境中的人性的揭示，不管是对洪泰岳，还是黄瞳，或是吴秋香，这些在历史中呈现为恶的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另一方面，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形象还是相当鲜明，作为主角的西门闹自然不用说，蓝脸这个忠诚愚顽的奴仆，一辈子不入社的单干户，他以他的独特方式坚守着农民的历史和伦理，这个当年的“中间人物”，在莫言的重写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更年轻一辈的人物，蓝解放、金龙、合作、互助、杨七……等等，不管着墨多少，莫言三下五除二就在戏谑中让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样一个漫长的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的历史，经历转折、断裂、重叠和重复，这个历史最终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其中悲剧的动力机制根本上是来自阶级对立的谬误，以及这种谬误的诸多变形。西门金龙烧死西门牛，这就是革命中的轮回和报应，革命的弑父也在被革命的阶级内部发生。当然，历史在根本上是遭受质疑的对象。人性的谬误与悲剧来自强大的历史，强大的历史怨恨最终也化为子虚乌有。小说以西门闹喊冤变为驴开始，最后的结尾是洪泰岳身抱西门金龙同归于尽，其他的人结局都充满肃杀之气。而小说结尾的那个细节，庞春苗骑着自行车被逆行的红旗牌轿车撞飞，酱驴肉散落一地。这或许是无意的闲来之笔，但“酱驴肉”也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历史的批判与虚无在这里就平分秋色了。莫言近年的《蛙》以计划生育为题材，写出中国民族创伤经验的另一侧面。以姑姑的一生反思历史经验，也是对民族生存命运的审视。 方面的创作有独到之处，他书写西部藏地的异域文化与宗教情怀。他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2003）、《悲悯大地》（2006）与《大地雅歌》（2011）不止是篇幅厚重，而且内里的文化含量也是沉甸甸的。范稳《水乳大地》令人刮目相看，叙述激情饱满，把握历史十分自信。这部关于藏地宗教的故事，写的却是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同时佛教与基督教在这里展开了一种严峻的对话。在宗教情绪展开的大地上，有一种生命热力的蠕动，那就是不同部落之间的生存战斗。

小说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这部小说讲述上世纪初以来西藏澜沧江某峡谷地区不同部族之间的生存斗争，他们各执不同信仰，既展开血与火的冲突，又有水乳相交的融合。藏传佛教徒、纳西族之间的信仰之争，其间又插入西洋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的介入。小说既展现这块严酷土地上的带有

始意味的生存情景，又表达着人们对自然与神灵的特殊态度，生存在这里显示出粗犷雄野的特征，又有人神通灵的那种无穷意味，作品显示出了少有的精神性气质。西藏的异域风情，严酷的大自然环境，宗教之间的生死冲突，生命的艰险与瑰丽……，从上世纪初到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西藏历史，如此紧张而舒展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使我们面对一段陌生的历史时，直接叩问我们的精神深处。

通过宗教回到精神生活的源头，回到最初的那种存在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已经遗忘的“寻根”主题。但在这里，生存之根基是什么呢？其直接性是宗教信念。小说力图在信仰冲突中来表现出异域的生活画卷，并且充分地展示了一种“族群”的存在方式。小说展示了澜沧江一个小小的峡谷地带被宗教支配的生活，这里演绎着千百年的信仰传奇。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初，这些带有原始意味的部族，又面临西洋宗教的介入，精神生活的局面变得错综复杂。基督徒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信仰，佛教徒对来世和转世，对神灵的迷信，纳西族对鬼神的敬畏，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显示出生活世界的那种巨大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些族群生活于艰难险阻之中，他们的存在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信仰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如此重要，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超越存在的困境。在这里，文学书写回到了“族群”最初的存在方式——明显不同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才有的那种生存信念和超越存在困境的那种始源性的意志力量。

小说始终饱含着回到生存始源状态的那种激情，精神、存在与书写本身获得了一种同一性。范稳依赖这种同一性，同一性支配着他的叙事，提示了共同寻求精神（信仰）归乡的道路。但这种同一性与他的挥洒的浪漫激情叙事在美学上却又构成一种矛盾，同一性的理念多少还是束缚了叙事上的自由。

当然，小说似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爱，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信仰与部族之间的敌对，那些世代相传的深仇大恨，只有纯粹的肉身之爱才能化解。泽仁达娃之与木芳，独西之与白玛拉珍，都以肉身之爱超越了宗教与部族——这似乎才是真正的“水乳大地”。宗教的力量显得那么困难，而是身体的交合则是那么单纯自然。就像水乳交融一样。在这里，爱的同一性占了上风，成为与宗教一样的根基，宗教只是在最终的本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在皈依的那个时刻具有同一性——不同的宗教在那样时刻都回到了神或上帝那里，而爱却是更为原初的同一，身体的交合是纯粹的同一，是绝对，这是生命的归乡。人类的恩恩怨怨，仇恨与苦难，都只有在宗教里化解。这似乎是小说在根本上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作者显然是从一个理想化的同一性角度来表达宗教观念，他把宗教看作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一种维系人类平等、友善、和平共处的精神信念。我知道，这与其说是作者的现实理念，不如说是期望与祈祷。

历史叙事方面，艾伟的《风和日丽》和严歌苓的《小姨多鹤》都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反思力度。前者对二十世纪的革命史反思，后者则在战争的背景上来看女人的遭遇。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力度和艺术强度都值得称道。

苏童的《河岸》这部作品中，本来是要叙述库文轩的流放史，这个原本是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革命的子嗣，突然被怀疑真实性而被贬黜流放到船上。但库文轩的故事随之却退场，隐没到幕后；只有他儿子库东亮的故事浮现出来，成为主导性的故事。原来就是“我”库东亮的叙述，现在变成是他的真正的故事。流放的故事，变成了青春成长的故事。政治无意识变成了青春的觉醒意识。在青春成长中认识到了，或者说客观化地展现了流放史的过程。这部小说在叙述上隐含着转换，子一代如何承载着父辈的历史，如何去看父辈的历史，如何认同父辈的历史。政治的反思性批判与“看”的美学风格化表述结合在一起，形成苏童始终具有的那种叙述风格。

这部小说思考革命历史中的身份政治问题。库文轩自戕，失去了革命子嗣的资格，他也没有资格充当欲望的权威，他的命根子没有了半截，留着的半截也没有用。他是个“半人”。他前面是半个根；屁股后面到底有没有鱼形胎记？如此反讽的叙述，“革命之根”是与生俱来的胎记。革命身份的论证，变成了身体的符号特征。小说实际上一直是库东亮在叙述，他看父亲失去革命身份的历史，他失去革命子嗣身份的历史。所有的故事都围绕“革命身份

”问题，成分，这是那个年代的本质记忆。库文轩的成分/身份；库东亮的身份/成分。这是历史的煎熬，可悲而可笑的煎熬。革命与血缘的神秘性在这部作品被表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如此重要的一个的影响着中国几代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是独特的，就此一点，这部作品作为一项历史书写和历史反思就有它独特的价值。在那个年代的青少年的成长焦虑就是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神授性的焦虑。整个五六十年代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焦虑：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五六十年代的《千万不要忘记》中的萧继业、丁少纯，《年轻的一代》中的林育生等革命后代，一直在不断敲响阶级斗争的警钟。

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革命逻辑中，虚无总是时刻威胁着这样的铁的必然性。空屁，是“我”的历史的虚无，是革命历史的虚无与荒诞。库文轩在他快死之前，他身上那个鱼形胎记已经失去一半了，那是儿子库东亮在给他父亲洗澡时看到的。傻子扁金也有鱼形胎记。库东亮落得与一个人们最不耻的傻子争夺革命后代的资格，但这种争夺是神秘的血缘的争夺，而血缘不可考，只有依靠胎记。在革命的后代，与土匪的后代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库文轩被赵春堂打为土匪和妓女的后代。从崇高的革命烈士后代，转眼就变成了人们所不耻的“反革命”的后代。 述结构方面颇有独特之处，河与岸构成的动态空间结构，使小说的叙述始终有一种空灵舒畅流动的气韵。这样的结构并非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化于小说叙事的内容。河上的赎罪的船队与岸上的世界构成一种区隔，河上是被隔离的他者，在革命史中有一个被隔离的他者的历史。岸上的世界是暴力的排他的斗争的世界；而船上的世界则有悲悯仁爱，是另一个社会，是在政治之外的另一种存在。

当然，这部小说苏童的叙述艺术又回到了他得心应手的状态，“我”的叙述视点、抒情语感与句式都表明苏童重回“先锋派”时期的那种在艺术上的自由与自在。那种叙述浸含了“我”/库东亮的性格、心理的叙述，始终穿行在河流与岸的交错之间，叙述与河/岸的互动，也是抒情与河流的互动。因为叙述的句式之优美，在阅读中会产生一种叙述的超时间性与空间感。“我”的视点在河与岸之间回荡、回落。当然，这部小说有抒情笔调和优美诗意的语言，是否又建构了一部诗意的流放史？如此隐晦诗意的流放小说？它总是在历史批判与青春成长的意义指向之间摇摆。对诗意的追求压倒了政治反思性，压抑了历史批判性。这是否也构成这部小说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新世纪过去数年后可谓是收获之年，这正说明汉语文学确实在走向成熟和大气。2011年，长篇小说依然显得后劲十足，除了贾平凹的《古炉》外，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无疑是相当有份量的作品，这部以一个早年的阔少爷后来成为阶下囚的陆焉识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写尽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磨难，他们自身的弊病和漫长而惨烈的成长历史，这里面对人性的表现和对灵魂的拷问，显示出严歌苓的某种彻底。严歌苓能把个人的历史与大历史背景结合得如此贴切深刻，不只是在于她的艺术才华，还有她对祖父历史的那种理解和体验。同样，格非在写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之后，又有《春尽江南》，这是他写作的“江南三部曲”，也是要写出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的命运，写出历史中的人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性，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精神危机的追问，也可见出格非的那种决绝的勇气和思想的力度。

三、艺术的张力：文体意识与叙述意识

长篇小说在艺术创新方面，当然不如短篇小说自由灵活。长篇小说的构思也必然要以故事人物为基础，没有故事和人物的长篇小说除非是激进的而有真正挑战性的实验，否则是很难富有成效地展开的。中国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正如我们前面讨论时指出的那样——以历史叙事为其基本叙述法则，而依托历史大事件的编年体叙事几乎也是其最为常见的模式。九十年代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也是以历史编年为叙事的结构。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有更为明确的突破意识，如何破解历史叙事的编年体结构也是其开掘新路径的一个方向。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繁复变换的叙述才有好小说，平实朴素的叙述也同样可以产生相当积极的艺术效果。实际上，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大多数还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并不着力于艺术手法方

面的探索，但也可以看出传统现实主义方法运用得圆熟老道，也是相当精彩的作品。如成一的历史小说《白银谷》，写得气势不凡。写当代官场小人物的作品，如阎真的《沧浪之水》，以及后来讲述女人心性的《因为女人》，都颇受读者欢迎，有鲜明的时代感。李佩甫的《城的灯》表现城乡的冲突，这些作品都有相当出色的艺术水准。好作品并非一定要艺术方法的探索。只是我们在这里探讨新世纪中国小说在艺术手法方面有哪些变化和突破，或者如何寻求更新的可能性——我们做此立论，并不否认传统平实手法也可以出好作品，并非唯“创新”、“变革”马首是瞻。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只是叙述语言或语感方面的变化，就可以看出鲜明的创建一种文本风格和叙事文体的渴望，也因此给予小说叙事以独特的艺术品质。如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是以抒情性和浪漫主义风格展开的叙述，这种叙述不只是有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且文体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林白的《万物花开》充满幻想的成分，她的《妇女闲聊录》就以十分平实的纪实手法来展开叙事。为了寻求一种文体的自由和变化，中国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技术性的视点。通过对叙述人的肉身的特殊处理，获得一种超自然的自由能量。林白的《万物花开》让叙述人脑袋里长了一个瘤子，这使充当叙述人的人物可以更自由行使幻觉和幻想的特权。贾平凹的《秦腔》的叙述人引生，自戕切除一段生殖器，这使他的自我意识总是有一种病态，他的行为也获得了超出日常规范的自由性。前此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以傻子为叙述人，故而叙述视点更加自由灵活。莫言的《生死疲劳》以动物的视角来叙述，看到的世界可以变形，使得反讽与嘲弄等超现实的叙述自由灵活地展开。范稳的《大地雅歌》不断变换叙述角度，小说根据人物的变换，让每个主要人物都成为叙述人。这使小说在叙述藏地文化和那些极端的生命经验的时刻，有了多元的视角。这无疑也是去神秘化和神圣化的手法，在这里不只是一个膜拜藏地神性的视角，也有流浪歌者、强盗、活佛、基督教传教士……，叙述视角的灵活多变，让不同的人把内心的经验更为直接地表达出来。

新世纪的中国小说，文本意识——也是叙述意识——越来越具有艺术含量，多文本的叙述，叙述角度多样变换，以及个人经验与语言风格的自然捕捉，都显示出超出以往的艺术能量。

李洱的《花腔》则是用叙述中的悬疑手法来打破时间结构，叙述人的作用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如何叙述这个故事本身决定了这个故事中要探究的诸多疑点，叙述变成一种探究，变成对历史的追问。

在叙述上，莫言的《檀香刑》也属于历史编年体，其时间的线性结构也相当明显，但莫言的叙述以古典章回体作为展开的结构，同时吸取高密地方戏猫腔使小说叙述有一种开启感。当然，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技法实在自由自如，故而他的叙述并不为线性的时间所困，没有呆板单调的感觉，仅仅是赵甲那凶狠的目光与那些稀奇古怪的刑法构成的奇观性，也可以破解时间的线性结构。《生死疲劳》虽然打定主意要写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历史的现实性，莫言还是用轮回的荒诞感使现实性有开启转换的距离感。 2010）较之他以往的作品，叙述显得平实内敛，但莫言显然不会满足于简单的叙述方式，在保持平实本色的基调的同时，他赋予小说叙述以变化的多种文体。《蛙》的叙述人是一个自称为蝌蚪的文学习作者，他的梦想就是写出一部戏剧，以表现他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的姑姑的故事，这些想法是他以谦恭的态度给一位名叫杉谷义人的日本作家写信表达出来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名叫万小跑，那是蝌蚪在小说叙事中的形象，这个自诩为飞奔如兔的人，却为蛙的形象所困扰。不用说蝌蚪与“跑”是一种矛盾，蝌蚪只能在田里游走，只能期待成为青蛙而后才能在田地里跳跃。“蛙”在意义指向是与“娃”谐音，但在小说叙述方面依然还有其象征意义。小说可能有反讽性地用“井底之蛙”的自嘲来讲述，也可以看成是作者有意限定在“低洼”处的叙述，但中国还有一种说法：听取蛙声一片——这就是声音或语言的自由抒发了。作为一个被规定了未来或许只能成为“井底之蛙”的蝌蚪，在小说叙事中却有一个“小跑”的名字。他要逃离什么？他要如何逃离？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戏谑化的命名，却包含着小说美学的隐喻。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第一次直面当代中国民族影响最大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问题，这也

中国在政治上最受西方批评的一项“政策”。莫言没有回避矛盾，几乎是迎着矛盾上。要写出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遭遇到的生存挑战，它的困境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姑姑的一生既承载着革命历史的接连错位，又被重新嵌入新时代的国策展开的历史进程。姑姑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乡里的所有女人甚至所有家庭展开了一场斗争，姑姑几乎牺牲了也是遗忘了她个人的幸福，才把这项基本国策进行到底。莫言在叙述这样的民族和个人的创伤时，他采用了异常冷静平实的叙述方式，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于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如何与当下历史展开对话。《蛙》拼合了书信、小说叙事与戏剧的多种形式，打破了历史的整一性结构，自我的经验卷入其中。历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整全性的形式存在。在对现实的直接表现中，他要介入“我”的当下感受，“我”的当下性与现实对话。很显然，这样选择一个外国人/日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倾诉对象，只是“我”的文本写作降低到非全能的角色。“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的规划。没有历史自己的规划，只是“我”记忆的历史，而且，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逃离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蝌蚪变成万小跑，原来是在艺术形式上，在小说的形式完成之后，他戏剧性地、荒诞性地撒腿就跑。小说最后以戏剧介入，尤其是以荒诞派戏剧的形式，揭示出计划生育的悲苦与荒诞，并且把当下带入历史。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我”（蝌蚪）的经验，“我姑姑”的经验要突显出来。莫言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姑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只是叙述的角度，而是文本建构的基础完全改变了。“我姑姑”的历史是无历史的历史，不再有家族史的意义，她不再有婚姻，她与革命史只是擦肩而过。那是一个歧义丛生，错位随时发生的故事，她与飞行员王小倜的闹剧般的恋爱（王小倜居然叛逃到台湾），不再会有革命的后果，而只有几近滑稽的爱欲形式。

依靠文本间的对话，《蛙》重新建构了叙述人的地位，同时也对文本中的单一个体经验进行重新刻画。重要的是把个人、人物从历史的整合性中解救出来。《蛙》的戏剧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自诩只是一只小虫，作为一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

另一部长篇，张炜的《你在高原》，与那只趴在田地上运气的青蛙不同，这是站在高原上放眼四望的叙事。10卷本，450万字，这显然是汉语写作史上的不同寻常的举动。我以为在艺术上要说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的话，那就是：这部系列长篇如同有一个“我”在高原上叙述。这个“我”的叙述穿越历史。叙述人可以在历史中穿行，这是在宽广深远的背景上展开的叙述，有一种悠长浓郁的抒情性语感贯穿始终。汉语文学在历史叙事方面有自身的传统，并且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需要进一步去发掘的是，汉语文学在突破历史叙事的现实主义或客观主义的习惯模式方面还有多少新的作为。张炜这部作品可以说就在这方面做出独特贡献。张炜的叙述可以称为“晚20世纪”和“早21世纪”中的文学行为，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他呈现出历史情境，他进入历史和当下的深处。张炜的贡献当然承继了先前的厚重作品，如《白鹿原》等，但它有非常独到之处，那就是能用“我”的主观化反思性叙述穿越历史。张炜的叙述人“我”携带着他强大的信仰进入历史，并且始终有一个当下的出发点。这使与历史对话的语境，显得相当开阔。

也正是这个站在高处的“我”的叙述，沟通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给当代汉语小说带来饱含激情的叙述。张炜以他的思想、信仰和激情穿越历史，因此他能建构这么庞大复杂，激情四溢的历史叙事。从根本上来说，他与当代依然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叙事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是这么一部10卷本的长篇小说，尽管每一部都有独立的主题，都有独立成篇的体制，但叙述人宁

伽贯穿始终，其中的人物也在分卷中反复登场，故事也有明晰的连贯性。但张炜在这么漫长的篇幅中，始终能保持情绪饱满的叙述，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想象在人文地理学的背景上开辟出一个空旷的叙述语境。并不是说浪漫主义要比现实主义优越，也不是说从后现代主义退回到浪漫主义中国文学就有了更为中庸调和的路数，而是浪漫主义从中国现代起就被压抑，总是以变形的方式，甚至经常被迫以现实主义的面目出现。是张炜以他的自然自在的方式释放出充足的浪漫主义叙事资源。或许说以浪漫主义为基础，融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张炜以“我”的叙述穿过历史深处，同时有多元的叙述视角展现出来。 体大思精之作，包含了历史叙事与个人的自我经验，为了在叙述上建构一个宏大的背景，张炜不断地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知识考察。于是整部小说由人文地理学、历史叙事与自我的反思性构成一个立体的叙事空间。这是张炜非常独特的创造，小说中的主人公宁伽的学历和职业是研究地质学，其实地质学不仅是一个职业的背景，而是张炜想由此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地理与现代中国剧烈动荡的历史构成一种关系，同时也与宁伽的自我反思构成一种对话。这使这部小说有一种广阔的视野，有一种苍茫悠远的背景，小说叙述空间显得独特所在。

小说的故事内容经常可以反射出一种叙述效果。小说中对五十年代人的反思和“注视”的经验就不只是局限于叙事内容方面，同时会形成一种叙述的形式效果。这部小说不只是反思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反思父辈的历史，对当代权势的无止境膨胀进行直接抨击，同时也写出“我们”的历史，写出五十年代人的命运。小说对这一代人的书写是当代文学所少有的，能够审视一代人，揭示这代人的独特性，反思、批判与同情融为一体，留下一份五十年代人的精神传记。

小说在对五十年代人进行叙述时，张炜经常写到“注视”。如此大的历史背景，如此苍茫的地质学和人文地理背景，小说却有非常细致的叙述穿行于其中，那些感受也是自我与当下的交流，我以为这就得益于张炜注重对“注视”的表现。在《忆阿雅》中“注视”被表现得尤其充分和多样。这部小说里有目光，人的目光、我的目光、他人的目光、动物（阿雅）的目光、我与阿雅交流的目光……等等。过去我们的小说叙述当然也有目光，如朱自清的《背影》，就是写父亲的目光，儿子对父亲注视的目光。张炜的小说是他在看父辈历史，在当下经验中一直在审视，这个审视又让一种虚构动物的“阿雅”对“我”的注视所介入，只有我能读懂阿雅的目光。这个动物是圣灵，在注视着我的一切。当然，实际上，张炜在注视历史，注视友情，注视我们，注视内心，注视“50年代”这一代人。

这部大部头的作品并不显得滞重，相反，另有一种舒畅与空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张炜二十年的功夫，在小说叙述艺术方面，已经磨砺出自己的风格，也把汉语小说的艺术推到一个难得的高度。汉语小说有张炜这样在高原/历史之上的高亢充沛的叙述，也有莫言的《蛙》那样低洼贴着田地却诡异的叙述。数年前阎连科《受活》以强硬之力要点燃的后现代的鬼火，还只是在与世隔绝的多少有些怪诞的“受活庄”里强行突围；现在莫言和张炜却是以如此自然而宽广的方式显现汉语小说的魂灵。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已经无需斤斤计较于西方/中国、传统/现代、以及各种主义的区分，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可以率性而行，可以自成一格。

我们或许也要看到，这些文体上的变革、变形，乃至于抒情性的浪漫主义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无意识的变体，是以艺术手法来掩饰难以表达现实态度和反思性意识。但这也未必是其不是之处。张清华数年前在研究莫言的《红高梁家族》时曾经指出：“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和已经经历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时代—— 不是因为它的完美，而是因为它的丰富与适宜，甚至它的压抑和带有悲剧氛围的时代气息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和已经经历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时代—— 不是因为它的完美，而是因为它的丰富与适宜，甚至它的压抑和带有悲剧氛围的时代气息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张清华：《<红高梁家族>与长篇小说的当代变革》，《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些有意识深处受阻的思想意识的表达，转化为一种艺术的变体，甚至不得不从文体与叙述的角度去寻求新的可能性，它会造就

汉语小说新的某种特质。

所有这些都表明二十一世纪初有一些中国作家有着自觉而自信的文体意识和叙述意识，也表明汉语长篇小说抵达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历经了现代文学对启蒙价值和革命理念的表现；历经了五六十年代革命文学对创建中国民族风格的试验；历经八九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广泛借鉴；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在个人写作的晚期，在汉语白话文学的后期，抵达这样的“晚郁时期”（迟来的成熟时期），在困境里厚积薄发，它更自觉而执着地回到个人的生存经验中，回到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中，回到汉语言的锤炼中。因此，它有一种通透、大气、内敛之意；有一种对困境及不可能性的超然。

四、回到汉语的写作：融合西方/世界的小说艺术

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主要是解决观念问题，似乎只要观念解决一切自然迎刃而解，如反思文革、回归人道主义、人性论、高扬启蒙精神、彰显现代主义理念……等等。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在观念变革方面几乎偃旗息鼓，但在重写历史这一点上，也建构了一个时期的共同意识。九十年代因为回到民族传统呼吁，整理传统典籍也成为一时热点，学术界也从思想史转向学术史。所有这些，都使中国民族性或本土性具有了合法性。文学开始关注传统文化，这与八十年代唯西方现代派马首是瞻大有不同。《白鹿原》的成功多少是一个时期错位的产物，《白鹿原》固然有陈忠实艺术上的十年磨一剑下的功夫，但也因为陈忠实地处西北，与“85新潮”的“现代派”与“寻根派”远远行注目礼，他还是应着“寻根”的流风余韵写作，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不想一拖就到了九十年代。时势大变，他的西北文化底蕴现在派上用场，成为有着时代依据的文化质地。而且他以文化来反思20世纪的暴力革命，这部“寻根”的迟暮之作，想不到却又是重写历史的开风气之作。它的开风气，在于它的厚实和深刻，全面而彻底，结实而有力道。这就真正开出一条路数。随后不少作品，都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的中国激进的社会变革。

当然从故事性来说，中国作家讲述的都是中国故事，当然都有中国本土性或民族性的特征，但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创新潮流是追逐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借鉴现代派的艺术经验。几乎每个作家身后都站着一位(或几位)外国作家。余华身后站着川端康成、卡夫卡、普鲁斯特；格非身后有博尔赫斯；马原身后有海明威、博尔赫斯；莫言身后有马尔克斯；张炜身后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阎连科背后有托尔斯泰、卡夫卡等等。但进入九十年代，中国作家回到本土的意识更加主动，并非简单从西方转向中国本土，而是开始融合一起。例如，莫言、张炜、阎连科和刘震云等人，在立足中国本土写作的基础上，自然融合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现在的中国小说也开始有中体西用，有些小说就是中体。并非说中体就是好的，就是艺术自觉，只是说能更加自然吸收世界文学经验，中国小说显出艺术上更加自然和成熟的状态。 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经验的理解更加透彻，这表现在那种经验融合在他们的文本的肌理中。王刚与麦家的小说都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刚受现代派小说影响很深，早年就一直创作现代主义式的小说，如《冰凉的阳光》、《博格达童话》。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一股清新纯净之气，似乎看不出现代派的影子。显然，中国经验中的个人体验决定了小说叙事的表现手法。《英格力士》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故事背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小说非常透彻地描写了少年人对知识的态度，萌生的性意识，对友情的渴望，对父辈的敌视和反叛，对成人权力的怀疑，由此导向对人性、对历史造成的强大压抑机制的颠覆性批判。如此丰富的因素，小说却写得非常流畅清澈，那种明亮感，如同北疆的阳光一般透彻。小说叙述轻松自然，保持着一种幽默和快乐的格调。小说又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在整体的叙述中贯穿始终。从开始所表述的童年人的忧郁，一直到结尾没有考上大学的那种失败感，都散发着一股忧伤的气息，但主人公显然没有放弃人生追求，他的失败掩蔽不住他的人生信念，这使得小说的叙述在透明中又包含着一种韵味和精神品格。小说最内在的思想一点点渗透出来，生命本身的倔强使得自我的存在可以在历史的别处，这就是失败的青春生命，却终于具有英雄般的史诗性，失败者的自我承诺也是一部英雄传奇。

麦家深受博尔赫斯、斯蒂芬?金的影响，但中

经验也是被他参透的经。他的故事中的中国经验已经包容住他借鉴外来的艺术经验，且手法越发老道，也使得那些外来的技法不再那么显眼。《解密》讲述中国军队701情报单位破解密电码的故事，着力刻画人物的心理，那本关键的密码本的丢失把故事引向玄机四伏的领域，也让读者从这里去透视人物的灵魂和心理。《解密》像是侦探间谍小说的变种。在山里头的黑屋子中，一群人在截听敌方的电码，麦家把书写对准这个场面，他探究的是一个场域，一个黑暗的场域。故事被秘密所牵引，进入到无法洞见的深度。这种状态显然不是指故事表面无穷无尽的不可知状态的密电码的追踪，而是指麦家在根本上揭示出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存在的黑暗状况。这里面不只有博尔赫斯，多少还有存在主义哲学的体验，但这一切都在中国故事内里深藏不露。

2003年，《暗算》又制造了一种黑暗，它更强调神秘性，那是在更加黑暗的密室里破解密码，从而也是破解命运密码的故事。在这里，“暗算”被做了双重的处理，既是指破译电码，也是指这些破译者的生活如何被暗算。坦率地说，后者在世俗化意义上的故事并不巧妙，也不怎么惊人。作者真正要揭示的，是生命永远处在黑暗中，那种光亮是从黑暗中的坚硬存在磨砺出的火花，它是黑暗的极致。2007年，麦家出版《风声》，讲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工与地下共产党斗争的往事，情节中隐藏着一个惊人的行动：为传递情报，那个隐秘的共产党特工选择了用自己的尸体作为情报的载体。这部小说在构思上受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影响，作者接近博尔赫斯那个幽深的侧面，他如此热衷于书写黑暗，并在黑暗中与博尔赫斯这个瞎子大师对话。

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麦家的写作无疑属于独特的路数。他的小说把红色经典的故事元素，与悬疑小说的叙事方法，再加上博尔赫斯不可知的形而上哲学，当然还有斯蒂芬?金和卡夫卡的要素，这一切被组成一种自然天成的叙事形式，使得他的小说在艺术上还是相当精巧和凝炼。麦家写作的根本用力处还在于追逐文字的能力，汉语言文字的体验在他的写作中其实也构成一种独特力道和美学效果。在这种叙述氛围中，汉字似乎也有一种效果：诡秘、幽暗、神奇，深不可测，到处潜伏着玄机，让人透不过气来。汉字把阅读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山谷，而黑暗开始降临。阅读没有退路，只有在黑暗中摸索。那真是孤苦伶仃的阅读，无助的阅读，就像他的写作一样；当然，也是极其富有刺激性的阅读。这是一种关于阅读的阅读，也是关于写作的写作。麦家以他的方式，给出了后现代小说的中国本土写作和阅读的独特经验。

确实，在什么意义上，汉语的语言特性可以从小说创作的艺术机制中构成一种动能？也是就是说，汉语的特性可以引导、带动、开启小说的叙述，这就是汉语成为小说艺术的一种本体能量。这对于中国小说经验来说，是最为内在的和最为硬性的艺术特质，也可以说在这一意义上，汉语小说在艺术上是不能替代的，是有独特贡献的。

《废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率先尝试了汉语小说的路径，它要呼应传统经典美文。其语言风格要与《金瓶梅》、《西厢记》还有一些笔记小说比肩。《废都》在九十年代也是给予小说叙事以汉语特性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汪曾祺、林斤澜的作品，还是要在风格和意境方面加以阐释，如何理解它们的汉语特性，是否有一种汉语小说，还是难以有明确的意向。九十年代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文体上可能受到《哈扎尔辞典》的影响，实际上，二者的体例与叙述方式，所要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指向一个迷失的历史，以史料学的方式展开叙述，韩少功则是回到生活本身，以最简洁的语词与生活的特质加以命名。韩少功小说意识非常鲜明，那就是汉语小说是否有超出现代西方小说的文体，是否有一种汉语小说特殊的更加自由的美学品性。直至新世纪的《暗示》，韩少功的文体探索和汉语的写作特性的探索更加明确。《暗示》无疑是跨文体写作的极端之作，其极端并非文体方面有多么奇特，而在于绝大多数人都乐于把它称之为小说，如果说是随笔之类的文体，它没有任何问题。但作为长篇小说，它的文体实验就很极端。小说作为现代一种文体，它总是以人物、情节、故事和细节描写为文本的主体，韩少功的《暗示》则是从一些词语入手，去解读其中隐秘的含义，其实是文化的、政治的、人性伦理的含义。这部作品要“暗示”什么？作者的暗示并无一个主导的

思想线索，也没有一个作为中心的主题，而是信笔而去，让那些感觉、词语、意象带出一些故事片断，它们像是短篇小说的串联。暗示也不乏其中一些故事前后呼应关联，但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的命运，都在暗示着我们古旧文化某种特性和质地。韩少功对楚文化有相当强的认同，早在寻根时期，他就做过这方面阐释。我们今天称之为汉语文学，其实内里的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是相当充足的。韩少功还是有一种态度立足于楚文化的边界，来开掘汉语写作的更加自由的方式，打破文体的界线，杂揉乡野异闻，接近历史脉络，触摸人性痛处，这是他所要暗示的一些路径。这部作品的内涵韵味十足，思考与体验于平淡中透出深刻和意外，确实有一种汉语写作的独特意味。 语长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如前所述以历史叙事为主导叙事。一方面是由中国现代历史的强大社会意识决定，另一方面则是在艺术上受苏俄文学以及十九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奉现实主义为圭臬必然以历史叙事为根基。但新世纪的中国作家也试图通过多种艺术手法，促使历史叙事开放和变异。如前所述，通过文本拼贴，通过个人化的语言风格等等。但是，如何使得汉语的特点在小说叙事中得以发挥，并且可能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一种力量，这才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在艺术更深层面的开掘。莫言的《生死疲劳》在语言方面的汪洋恣肆，也可视为汉语的能量在起作用。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都可以看出汉语的文化与意蕴所起的作用。当然，贾平凹的《秦腔》以更为朴拙的乡土特色显示出贾平凹完全给予汉语贴着泥土走的那种本性，到了《古炉》则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贾平凹的叙述随物赋形的那种汉语特点，那与西方现代小说表现性的语言，即与心灵和情感相关的语言相去甚远。前者的语言，乃至于文字可以带动叙述，而后者是叙述构思和结构决定了语言的走向。

直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们似乎可以说，有一种按汉语本性展开的叙事。在小说的叙述方面，这一“顶”字，却有着隐喻意义。它只是表面戏仿林彪的话，实际上则是一句顶着一句，如同英文词的“against”，这样，“顶”这个字，就有一种叙述的起承转合的意思。这样来理解，就可以看到这部貌似忠厚老实的小说，其实有着向汉语的可能性发动挑战的叙述实验倾向。小说的叙述其实是以“顶与转”来展开的，也就是要对不可叙述的故事展开叙述。这部小说的叙述显得十分平静，娓娓道来，不急不躁，但却充满了转折。小说的叙述显得枝干横逸，一个叙述迅速转向另一个叙述，一个故事刚开始讲述，还未展开，就牵涉到另一个故事，结果转向讲述另一次讲述。第一小节讲杨百顺他爹老杨与赶大车的老马的朋友关系，这里面却穿插着打铁的老李要给他娘做寿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又套着老李与另一个铁匠老段较劲的故事，再转向老李给娘做寿的酒席排位，老马与老杨排在一起。小说再转回来，老杨已经老了，瘫痪在床，打铁的老段来看他，讲述着当年老杨不拿他当朋友看的往事。第一节只有9页，作为开头却是引出了如此众多的人物和故事，其容量惊人，或曲里拐弯，或套中套，三五个故事结成一体，似乎相干，似乎又无需要拐这么多弯。小说接下去第二节讲杨百顺16岁之前觉得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接着讲起老裴的故事，由老裴转向他去内蒙贩毛驴搞相好事发，对方的丈夫找来，结果老裴被老婆老蔡抓着把柄，从此在家里落入下风。老裴改为剃头，某日与老蔡口角，大打出手，引来老蔡的娘家哥哥论理，而这个故事还没有讲清楚，就要转向讲述杨百顺与朋友李占奇看罗长礼“喊丧”，因看“喊丧”而把家里的羊丢了，只好躲到外面过夜，这一躲才在路上遇着老裴。拐了一个大弯，才发现原来故事是这般绕过去又绕过来的。其实这里面还有几个附带的故事无法复述，“跑题”和“顺手牵羊”，是这部小说的显著叙述特色。如同古典小说，“按下不表，且听下回分解”一样，只是刘震云的“按下”与“且听”转折频率太高，有点令人目不暇接。或许刘震云这里面有着某种叙述哲学，那就是没有什么故事是重要的，一定要在文本占据重要地位，一定要以它为中心来展开叙述。任何叙述都可介入，叙述就是游戏，就是此一故事与另一故事的随机关联。小说整体叙述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每个故事都要牵扯到另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无法独立存在，一个靠着一个，一个顶着一个。这么多的小故事随着不同的人物转来转去，每个都十分

精彩，都引人入胜，但都无法独立成篇，总是被其他的人物和故事侵入，打断。这即是乡土中国生活的特点，又是汉语的特点，汉语讲述是无中心的讲述，讲述随时离题，随时按某个词语的指向开启小故事的路径。

如此“顶与转”，使得故事简短却充满了无限可能性，每个故事都显得生气勃勃，因为它有可能变异出别的故事。叙述如同变魔术一般。这部小说里经常有这样的句子评价两个朋友在说话，倾听者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说着说着就说成二件事”。刘震云玩的叙述花招就是把一件事变成两件事，让它分岔，如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只是刘震云不搞形而上，他只是让乡土中国的故事自己变质、变味。这是对贱民生活的叙述，也是对二十世纪宏大历史的讽谕。

结 语

总之，新世纪之初的中国长篇小说表现出更加多样和成熟的艺术特质，其艺术特征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不相同。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磨砺，其艺术也自然到了火候，臻于成熟；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历经人到中年的修炼和积淀，在艺术上也到了形成个人风格的境地。当然，新世纪不再有硬性的任务式的时代意识，作家们可以从容地以个人对社会历史独立思考的方式回到文学本身去写作。这些个人的思想超出于原来的那些已经建制化的话语套路，因而也给予了汉语叙事的艺术表现方法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其思想力度、深度，对现实的穿透力以及艺术表现的创新性都还远不尽如人意，但这是时代给定的条件所限，一个时代注定只能有那种文化，那种文学。中国有几位作家抵达了历史给予的极限处，在这样的极限处，有感悟、有自觉，有几部作品可以立在路的尽头，未尝就不是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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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亦婷 王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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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wareness at the end of a centennial journey of literature

——artis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saga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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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xi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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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篇10

关键词:电影艺术；“南京大屠杀”；三种叙述模式；跨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

与普通题材相比，构建国家形象所需的素材往往与国族政治相关，其中，民族存亡、浩劫、危机的灾难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重述民族的生存危机、释放民族巨大悲痛，有效凝聚起国内民众的意志，表达特有的民族情感，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灾难及其影响已经难以局限在国内，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对本民族灾难性事件的叙述，即是在世界舞台上表达民族国家特有的集体意志、政治观与价值观，展示、传播国家形象；并因其灾难性，更易于激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的支持，被其他国家接受与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适合构建国家形象的素材之一。它具有宏大而高阶的全球性平台，如“二战”反法西斯的背景，类似的集体暴力与种族灾难，以及本身的多国性特征，曾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关注。①到目前为止，国内电影出现三种各具特点的叙事模式，以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正史叙事模式，以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文艺片模式，还有张艺谋新近的《金陵十三钗》的商业化叙事模式。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无论何种模式叙述效果都差强人意，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质疑，内外效果差异甚大。我们认为，本民族灾难的叙述未能展示出一个健康、理性的国家形象，反而被认为是虚假的对外宣传，矫揉造作的情节剧，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客观地说，这与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叙述缺陷密切相关。

一、政治、文化与经济：“南京大屠杀”的三种叙事模式

毋庸讳言，虽然国内政府与社会群体、民间组织对“南京大屠杀”周年都有规模不一的纪念、宣传，但这种社会仪式与活动大多停留在例行公事的层面上，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等叙事媒介）的重视程度、持久程度均远远不够，这导致整个话题在国际上缺乏传播力。有学者指出：“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作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而在“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②

事实上，国内电影不乏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和吴子牛1995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代表了一种依据正史的叙述模式，坚守民族国家的特定立场，凝聚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如出现中日组合的夫妻/恋人、台湾被征召入伍的日本士兵），严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非人的暴行、残忍，突出国人过去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他者的妖魔化和我族的凄惨形成强烈比照。然而，这种叙述局限于义愤的民族情感上，简单地理解这场灾难，缺乏直逼人性的力度。影片虽然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但很难以探知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如吴子牛把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归因于躲避负责安排难民饮食理由（“找筷子”），显然过于轻率，难以让人信服。但重要的是，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在一个值得认同、理解的叙事者引导下，想象地经历故事虚构的情境。它强调叙述的特殊性、体验性。《南京大屠杀》里，医生一家（秦汉扮演）和老师（刘若英扮演）和观众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其悲欢离合流于视觉表面。概言之，“正史”叙事模式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调民族灾难中的集体形象，于是，镜头对准散落的人群，难以真正聚焦具体人物，深入复杂的内心世界。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