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物保护的看法十篇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策略民间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 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及文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内容上规范了部级与国际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总政策的制定，通过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作为主体，采用合理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技术或者行政措施，也包括必要的财政措施，通过诸多方式的措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立的目的还包括不断开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合作和援助。通过国际合作不断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与经验，通过共同的行动及统一的援助保护机制，不断促进国际上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等等诸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金保障机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该项基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存在。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条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方面的要求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该公约在我国适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方面亟待加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用来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规定的基本法律。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见的是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中我国应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应尽快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机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需要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消失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由于受各种经济利益或者不同动机的驱使，我国的某些地方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意识及做法。举例来说，有的行政区域热衷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有的行政区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这些因素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操作来看，对我国而言，该公约的适用需要通过将公约的大多数规范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该公约被我国的国内法所接纳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公约的适用来说，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衔接需要一定方式的转化与并入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规范效果。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策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环境的完善。从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来说，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国内法的基础外，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合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环境。法执行力度的强弱，对法律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来说，除了要有立法上支持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等诸多方面的保护力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离不开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支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媒体等，应不断强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手段。需要不断普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诸多科学常识，也要普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公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贯彻到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基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机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通过法律的方式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不断加强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使用与开发机制。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应确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我国还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等等。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确立，不断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从而真正促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法律的层面出发，通过法律手段确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具体包括规划制度、普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机制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联系的制度。具体的保护制度指的是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区域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必要的工作日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同时还要以区域为单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及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通过名录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代表制度，即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进行有规划的保护，包括资金援助或者相应的传承支持。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上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效果，举例来说，我国公布与实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与义务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确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密切的工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手段，对我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资料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区域列入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从而对其实施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主体的配合。需要不断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本文系2010年湖南省科技厅计划项目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个案（地方戏曲）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2

[关键词]毁损文物类犯罪 立法评价 建议

综合看来，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已初具规模，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由于事物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新事物、新情况源源不断出现，目前的文物保护法规呈现出很多的缺点和不足。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对文物的保护，我们应该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文物保护的现实情况出发，不断研究新问题，发现新情况，完善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就毁损累文物犯罪的立法状况而言，笔者认为还是存在问题的，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一、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故意损毁文物罪的刑罚进行改造。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相比，有时候故意毁损文物罪的社会危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故意损毁文物罪的最高刑期是10年有期徒刑，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的最高刑却是无期徒刑，这显然是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也使刑罚的轻重失衡有违刑罚的公平原则。所以，应当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故意损毁文物的刑期进行改造，以实现刑罚的公平。鉴于故意损毁文物罪的严重危害性，笔者建议可以将特别严重的毁损文物行为（如损毁大量国家保护的一级文物）的刑期提高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只有这样，方能使得对一些特别严重的毁损我呢无的行为的处罚显得罪刑相应。

二、增加并完善罚金刑的适用。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贪图财利或者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对于追求不发经济利益的而犯罪分子适用罚金刑，给予一定数额的金钱剥夺，既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对犯罪分子起到惩罚与教育的作用，从而预防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文物犯罪大都是犯罪分子出于贪图财利的动机和目的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对这类犯罪适用罚金刑，一方面可以剥夺其再次实施文物犯罪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对犯罪分子贪图财利的一个惩罚，同时也挽回和减少了国家的经济损失。就毁损文物累犯罪而言，目前，虽然大都规定了罚金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常常只处以自由刑而忽视罚金刑的适用，使得罚金刑流以形式，丧失了财产刑处罚的功能。因此，鉴于罚金刑的好处，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应在司法实践中加大对犯罪分子罚金刑的适用。此外，就过失损毁文物罪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笔者认为，由于本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不大，与其使行为人为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还不如对其使用罚金刑，一方面是对其过失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也能挽回和减少了国家的部分经济损失，同时也能体现刑罚的人道性。

三、将“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改为“过失造成文物毁损、流失罪”。这是因为，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的犯罪对象仅仅是珍贵文物，范围太窄。如果仅仅只处罚过失造成怎鬼文物毁损、流失的行为，就会丧失对一般文物的保护，使一般文物处于危险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本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珍贵文物的做法使范围太窄，应予以拓宽。再者，从故意毁损文物罪和过失毁损文物罪的立法来看，其犯罪对象既包括作为动产文物的珍贵文物也包括不动产文物，因此，出于保护文物和惩治文物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的目的，本罪的对象同样也应当包括作为不动产的文物，即不应遗漏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刑法保护。

四、建议将“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修改为“故意侵害文化遗产罪”。我国刑法324条第2款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清洁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本条规定可谓是问题多多，亟待重构。首先，“名胜古迹”四个字本身就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有学者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2 条规定之精神，名胜古迹是指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被核定为全国或者地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区或与名人事迹、历史事件有关而值得后人登临凭吊的胜地和建筑物”。

笔者对此一说法抱有异议。第一，名胜古迹不是靠法律界定的，竟是靠某法条精神揣测的？第二，被核定为全国或者地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区属名胜古迹。据笔者所知，即便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未必会被核定为“风景区”。那么，严重破坏世界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行为也不能治以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吗？第三，“胜地”和“建筑物”的用语，太过空泛。核定主体是谁？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抑或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基于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的立法缺陷以及完善文物保护立法的需要，笔者建议把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修改为故意侵害文化遗产罪，这样会与故意损毁文物罪更加协调。

历史文化遗产既是我们的财富，同时因其承载了大量的文明信息，也就成为我们研究古人、研究历史的途径和载体，所以，需要通过立法的完善予以保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薛瑞麟，《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孙娇，女，陕西咸阳，四川大学0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院刑法学，中国刑法。综合看来，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已初具规模，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由于事物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新事物、新情况源源不断出现，目前的文物保护法规呈现出很多的缺点和不足。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对文物的保护，我们应该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文物保护的现实情况出发，不断研究新问题，发现新情况，完善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就毁损累文物犯罪的立法状况而言，笔者认为还是存在问题的，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一、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故意损毁文物罪的刑罚进行改造。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相比，有时候故意毁损文物罪的社会危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故意损毁文物罪的最高刑期是10年有期徒刑，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的最高刑却是无期徒刑，这显然是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也使刑罚的轻重失衡有违刑罚的公平原则。所以，应当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故意损毁文物的刑期进行改造，以实现刑罚的公平。鉴于故意损毁文物罪的严重危害性，笔者建议可以将特别严重的毁损文物行为（如损毁大量国家保护的一级文物）的刑期提高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只有这样，方能使得对一些特别严重的毁损我呢无的行为的处罚显得罪刑相应。

二、增加并完善罚金刑的适用。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贪图财利或者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对于追求不发经济利益的而犯罪分子适用罚金刑，给予一定数额的金钱剥夺，既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对犯罪分子起到惩罚与教育的作用，从而预防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文物犯罪大都是犯罪分子出于贪图财利的动机和目的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对这类犯罪适用罚金刑，一方面可以剥夺其再次实施文物犯罪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对犯罪分子贪图财利的一个惩罚，同时也挽回和减少了国家的经济损失。就毁损文物累犯罪而言，目前，虽然大都规定了罚金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常常只处以自由刑而忽视罚金刑的适用，使得罚金刑流以形式，丧失了财产刑处罚的功能。因此，鉴于罚金刑的好处，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应在司法实践中加大对犯罪分子罚金刑的适用。此外，就过失损毁文物罪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笔者认为，由于本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不大，与其使行为人为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还不如对其使用罚金刑，一方面是对其过失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也能挽回和减少了国家的部分经济损失，同时也能体现刑罚的人道性。

三、将“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改为“过失造成文物毁损、流失罪”。这是因为，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的犯罪对象仅仅是珍贵文物，范围太窄。如果仅仅只处罚过失造成怎鬼文物毁损、流失的行为，就会丧失对一般文物的保护，使一般文物处于危险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本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珍贵文物的做法使范围太窄，应予以拓宽。再者，从故意毁损文物罪和过失毁损文物罪的立法来看，其犯罪对象既包括作为动产文物的珍贵文物也包括不动产文物，因此，出于保护文物和惩治文物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的目的，本罪的对象同样也应当包括作为不动产的文物，即不应遗漏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刑法保护。

四、建议将“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修改为“故意侵害文化遗产罪”。我国刑法324条第2款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清洁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本条规定可谓是问题多多，亟待重构。首先，“名胜古迹”四个字本身就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有学者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2 条规定之精神，名胜古迹是指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被核定为全国或者地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区或与名人事迹、历史事件有关而值得后人登临凭吊的胜地和建筑物”。

笔者对此一说法抱有异议。第一，名胜古迹不是靠法律界定的，竟是靠某法条精神揣测的？第二，被核定为全国或者地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区属名胜古迹。据笔者所知，即便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未必会被核定为“风景区”。那么，严重破坏世界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行为也不能治以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吗？第三，“胜地”和“建筑物”的用语，太过空泛。核定主体是谁？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抑或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基于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的立法缺陷以及完善文物保护立法的需要，笔者建议把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修改为故意侵害文化遗产罪，这样会与故意损毁文物罪更加协调。

历史文化遗产既是我们的财富，同时因其承载了大量的文明信息，也就成为我们研究古人、研究历史的途径和载体，所以，需要通过立法的完善予以保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3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地方立法；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利益关系协调

Abstract：The Chinese local legislation on protection to the historical & cultural town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ince the 1990s. Steadily as they were been rationalizing, the institutions designed in the current local legislations turned to be more and more contradictory to the recent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protection to the historical & cultural tow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form to the practices on protection to the historical & cultural towns and establish new principles in local legislations, especially the integral protection to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of the interest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terested parties.

Key words：protection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the local legislation；the integral protection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s； the harmony of the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9-5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央相关立法的不断活跃，历史文化名城①保护的地方性立法获得了长足发展：山东、江苏、北京、福州等省市立法机关，都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下简称“名城保护”）的单行法规；还有部分省会城市如昆明市和南京市，在省级地方立法之外又制定了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甚至某些并无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如广东省中山市，也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暂行规定。这种地方立法纷纷出台的景象，表现了地方政府对名城保护的积极心态与高度热情。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名城保护法制建设为时尚短，经验不足，尤其是相关地方立法是在理论研究尚未起步的条件下，循着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开展的。而随着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过去在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不足不断显现，名城保护已有的地方立法甚至中央立法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如何在总结已有地方立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接受新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引，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是当前中央和地方名城保护立法的首要任务。本文以浙江省的相关立法为研究对象，就未来中国名城保护地方立法的基本理念展开理论探讨。

1　保护模式：实行文化遗产的一体保护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4

众所周知，文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其具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科学价值，人们通过文物可以了解历史文明的魅力，而博物馆对于文物而言，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博物馆能够有效保护与管理文物，使得文物的存在价值得到不断地增长，并且有效延长了文物的存在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博物馆对文物保护与管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博物馆在保护文物与管理文物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现本文以下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现状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介绍：

（一）相关法律以及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针对博物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而对其文物保护与管理而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方针等，从而为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而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实践生活中，博物馆以及地方相关部门并没有重视保护、管理文物的必要性以及意义，以至于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方针来执行对文物的保护、管理，致使博物馆中的文物屡次遭到了破坏。

（二）博物馆文物遭到破坏且未按相关文件标准来对其进行维修

根据目前博物馆文物现存情况来看，有不少文物处于常年失修的状态，以至于文物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致使整个博物馆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然环境的侵蚀，以至于有关文物会遭到破坏而逐渐失去其历史文化价值。

（三）关于博物馆建设力度不够问题的分析

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重视程度的加深，逐渐加强了对博物馆的建设，但是博物馆的建设水平以及其力度较西方先进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以至于博物馆难以发挥保护、管理文物的作用，甚至在对博物馆建设时出现资金紧张的局面，致使地方相关政府渐渐忽视博物馆的建设。

二、探讨改进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的相关有效措施以及建议

由于博物馆对文物起到保护与管理的作用，则需要不断地提高其保护、管理水平，从而有效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执行，本文以下针对上述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几点相关有效建议以及改进措施，从而提高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价值。

（一）科学制定相关文物保护方案

博物馆保护与管理文物的前提工作，是需要搜集文物相关信息与资料，并且根据文物自身特点而制定相关保护方案，从而有效、顺利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进而充分发挥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搜集文物相关信息资料对博物馆开展保护、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文物相关信息资料的采集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较强的工作，并且对其信息资料的搜寻力求做到全面与具体，例如：文物的照片、其价值评估、历史信息等资料，同时，还需要对文物进行检测，以了解文物的材质、工艺以及其病害机制等信息，从而为制定文物保护方案而提供有力依据。

（二）重视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文物遭到破坏除了人为因素以外，就是自然环境的因素影响，由于文物在博物馆存放的时间较长，其会受到灯光、空气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腐蚀性破坏现状，因此，博物馆部门需要对其做好相关防护性保护措施，从而使得文物能够有效避免遭到环境病害机制的侵害，进而有效保障文物的自身价值。

（三）进一步规范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工作程序

由于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较繁琐、系统性较强的过程，为了使得博物馆保护文物、管理文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则需要不断地规范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工作程序，从而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实现规划化与科学化，进而有效延长文物的存在时间以及提高其自身价值。另外，还需要不断地对文物自有的材质以及工艺进行反复试验，从而以得到文物材质的性质以及性能，进而为后期修复文物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继而有效提高文物修复水平。

三、探讨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近几年各国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的加深，均对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从而使得文物保护工作逐渐趋向规范化与科学化：首先，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工作开展逐渐呈现以人为本的特点；其次，加强对民众宣传文物保护教育工作，使得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工作呈现全民化趋势；第三，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应用相关计算机技术来实时监控文物，从而保障文物的安全性。

四、结论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知识产权保护

前 言

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渐趋消亡。与此同时，许多工业化国家盗用他国文化遗产、将其纳入本国文化产业战略的现象并不鲜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作为一种国际知识产权体制，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倾斜的特征，致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品暴露于公共领域，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被掌握在工业企业手中。[2]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有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但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仍尚待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被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4]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可概括以下特征：

1.无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物，它们可能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为外界所认知，但其实质内涵不依附于任何物质材料。

2.主体不确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久远，大多数已经与该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或寻找最初所有人及后续继承人。

3.价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毋庸置疑，并且在当今各国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又具有深刻的政治价值。

4.公开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相对公开的，尤其是传统草药、舞蹈、技艺等，使得“盗用”现象时有发生。

5.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它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产生、创新、完善，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目前关于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存疑的观点集中在用传统知识产权的标准机械化地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两者在区别中也存在着联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区别

1.主体上，知识产权的主体是确定的，知识产权法集中于对个人创造性劳动的报酬。[5]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它由特定区域的群体或者个人通过传承所掌握。

2.客体上，知识产权的客体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出现，具有固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风俗习惯、民俗节庆或传统技艺，没有固定载体。

3.时效上，知识产权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受保护，一旦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就自行消灭，所涉及的知识产品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财富。[6]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传承的产物,其保护理应不受时间的限制。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联系

1.从私权角度看，知识产权是“私权”,但不能理解为“个人化”的权利。个人主体与共同体主体的私法二元结构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该类主体是知识产权主体保护的核心，后者为知识产权保护集体利益的情形，如商标法中关于集体标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可能是单个的自然人或一定数量的群体。在作为私法上的主体谋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法意义上的权利。

2. 从无形性角度看，知识产品由于其创造性以及创造性的价值而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客体都是智力资源，具有非物质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一个重要的结合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表现，它们可以被认知和再现。

总体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存在理论上的问题，并且从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越来越广泛，已经从文学产权和工业产权延伸到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领域。知识产权法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

三、知识产权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服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两个目标点，一是反对非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利用的保护。知识产权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如下保护：

1.著作权保护。著作权保护的合理性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与著作权客体的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与作品的表现形式基本相同，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相统一的特征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2.商标权保护。商标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消极保护和积极保护。前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制止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使用。积极保护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地理标志,特别是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这对于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意义。

3.专利权、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

专利是国家对发明创造赋予的垄断权。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申请人披露技术信息，保护期满以后，发明创造便进入公共领域。商业秘密保护不需要向公众披露信息，也没有保护期限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根据自身特性及公开程度诉求不同的保护机制。最后，对于无法诉诸著作权等形式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兜底保护。

结语

在一个越来越类同化、几乎完全暴露在互联网监视下的世界中，独特的文化将获得更大吸引力，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极具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体系性的，需要众多法律部门相互衔接。同时，任何的法律都不应当被理解为一整套固定的模板，而应当是一个工具箱，能够有足够的选项加以整合。在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时候，应立足其特殊属性，寻找共性，降低甚至消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极因素。

参考文献：

[1].参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4条.

[2].吴汉东.论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对象[J].中国法学，2010，（1）.

[3].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

[4].参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

[5].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J].学术论坛，2007，(3).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6

关键词动物权利 道德权利 法律权利 动物福利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021-02

2009年9月18日,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社会公布,这是我国首部动物福利性质的非正式法律文稿,动物权利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支持动物权利的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展及监护或制度的设置等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理由。但对这些理由需要深入考究。

一、道德权利不等同于法律权利

有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为动物的权利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为其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提供了前提。①笔者认为,“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对其应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余谋昌认为:“当我们涉及生态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敬仰。”②环境伦理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过渡关系,二者性质不同。首先,从产生方式看,道德权利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共同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除来自风俗习惯外,很大一部分由人为立法产生;其次,从内容看,道德权利义务内容因人因地而异,衡量标准模糊不确定,而法律权利义务的内容是明确一致的;最后,从保护方式看,道德权利里被保护是通过舆论力量以及行为人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而法律权利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道德层面谈及动物,是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强制力显然超出了道德自律范围。

二、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之不能

有学者建议立法赋予动物法律权利主体(或类主体)地位,这在传统的“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难以实现。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参加某些特定类型的法律关系除了要具有权利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③而动物却不具有权利能力。首先,在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特殊情况下),而物、人身利益、精神产品、行为等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都将动物当作“物”看待,例如,前些年出现的清华学生向熊泼硫酸的行为被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使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有学者引用该条规定的第一句来否定动物是法律上的“物”而应是“主体”,这是对该条文的误读,即把条文肢解后的部分独立进行理解,而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条文的意义。作为私法,《德国民法典》的真正意图是说明,动物在私法的范围内是一个活物(livingthing),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拥有的无生命“物”;作为活物,它应该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待……必须保证动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物及具有一定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伙伴来对待,对待的措施不应不利于动物物种和感受的保护。④从此看出,德国法律仍将动物视为物,但将动物同传统的普通物区分开来,作为特殊的物,适用特殊的法律进行保护。当不存在特殊规定时适用一般物的规定。

动物成为法律主体,其权利和义务之间无法平衡。依法理,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在平等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几乎不存在。如果动物是与人对等的权利主体,那么无论是人伤害动物抑或动物伤害人,侵权一方都应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要求动物承担行为后果却缺乏现实可能性。动物受其自然属性的限制,不能因年龄增长或接受类似人类的教育而形成意思能力,从而也不能形成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能力,这是动物不能实现其权利义务的先天。进而,有学者主张用现行法律监护制度,将动物作为有限的法律主体来保护其权利。⑤笔者认为,现行监护制度是为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设立的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制度,要求监护人能够代表并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人的行为使被人承受行为的后果,要求关系双方存在法定关系或以意思联络为基础的授权关系。然而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监护关系以及关系的发生原因。人既无法承担起监护动物的责任和法律后果,动物也无法承受被行为的后果,动物与人之间也没有可相互理解的法则。人能够体会动物的感觉,只是人根据自身的体验所做的一种“换位思考”。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证明动物的本意,人无论如何也超不出自己的视野来理解非人类存在物。⑥如果动物权利通过制度来实现,动物意志恐怕代表的是人的喜恶,其实质也仅在于动物被作为人之间意志较量的工具而已。

动物具有法律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难题。例如,动物如何参与诉讼?如果人损害了动物的利益,动物何以寻求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法律是否也调整同为法律主体的动物之间的“侵权”关系?如果动物具有法律权利,人类还能继续买卖、圈养、屠宰动物吗?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动物权利无从谈起。

三、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展能否及于动物

法律先后承认奴隶、妇女、儿童、法人、国家的主体地位,但动物并不必然被纳入法律主体扩及的范围。前述法律主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征,即属于人的范畴。奴隶、妇女、儿童本属人类,只是在社会不同阶段其权利受到一定限制。随着人类文明和道德的进步,人类逐渐消去在人内部划分等级的观念。而法人、国家属于人的范畴因其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具有“人格”的拟人化特殊主体,能确实被人所控制,体现人的意志,并像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虽然人是由动物演进而来的,人与动物的本源是一致的,但应承认,人经过不断地选择和适应环境,最终发展为一个高级物种。人与动物分离,也正因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有理性、能思考、善言语、会劳动、可直立行走等。在人类社会,人类有自己的行为法则。同时,动物世界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但两者很少甚至没有共通性,人显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动物身上。例如,我们显然不能用“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动物的生育,也无法使破坏人类财产的动物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正因为存在诸多“不可为”因素,才让动物法律主体地位难以成立。法律终究是人的法律,过分扩大权利的主体范围,可能会造成动物权利对其他权利的侵害。

四、建议——动物法律保护的可行出路

为更好地保护动物而颠覆现行“主客二分”的法律结构,把动物设为法律主体未必能得偿所愿。最明智也最可行的方法是用旧体制去解决新问题,应循序渐进地对现有动物保护法律规定加以完善,以满足动物保护的时代要求。人类保护动物归根结底也不在于是否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本质上是靠法律制度规制人的行为,强调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修订、完善我国相关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扩大保护范围,增加保护内容。就我国而言,动物保护立法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体现在保护范围过窄,主要限于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而对普通动物如不加以保护,其将来也可能濒临灭绝。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立法应体现人类对更多物种的关怀,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当扩大动物保护范围,并酌情施以不同的保护力度。这样做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法律要求,是法律和道德共存并逐渐融合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体现在保护内容单一,我国现有动物保护法律更多地将动物作为一种资源来保护,且只简单地保护动物生命不被杀害或身体不受伤害。应在有关法律中增补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内容,更关心动物的生理状况和生存条件。

第二,在坚持原有法律框架内可进行适当的创新。我国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创造性地提出:与法律人格对应,可以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地在法律上对其设置特别的规则,或许更能体现动物在法律上的特别属性以及法律对其所应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⑦

第三,保护动物也应成为法律规定的道德义务,此举并非承认动物对人具有法律权利。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使某人负有对某一别人作一定方式的行为的事实,并不自然就意味着后者有对前者的这种行为的权利”,而“每一个人使个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作一定方式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授予后者以对前者的法律权利”。⑧因此,权利可引起义务,而义务并不可引起权利。在法律中规定人保护动物的义务,基于人类自我反省和自觉基础之上,是人类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义务。

第四,从长远看,应加快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是将保护动物的义务法律化,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法则。前不久公布的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就是一部保护动物福利性质的法律建议稿,站在维护人类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平衡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关系。该稿如能最终成为正式法律文本,将有利于遏制虐待动物的不良风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卫生,在全社会树立关爱动物的良好道德风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最终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结论

解决动物的生存现状最终有赖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护动物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只有了解生命的意义,对生命体现足够的尊重,才会善待动物。赋予动物道德权利,旨在帮助人们形成尊重动物生命的道德意识,建立生态平等的文明意识。人类保护动物并非在于是否承认动物的权利地位,主要还是要解决人自身对动物存在的各种偏见,进行“道德洗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待动物的非道德行为,而法律规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注释:

①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9.

②余谋昌.惩罚中的觉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76.

③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187.

④常纪文.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8.

⑤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环境法研究网.

⑥许健,沈展昌.动物“权利主体论”质疑.河北法学.2004(1).139.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7

关键词：文物 保护

什么是文物？为什么要保护？这是文物工作的根本问题。否则岂非成为无的放矢了吗？可这根本的问题过去却没有很清楚的解释。过去有一句话：“文物者，旧货也。”这句话批得对。因为文物中间有许多是不属于旧货的，并且也不是所有的旧货都能成为文物。上述的说话是一种误解，这和文物就是“古物”或“古玩”这些旧概念是不能分的。

建国以来，国家公布了文物保护法，将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遗址、建筑物等都称之为文物，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举。因此在中外文中很难找到一个相称的准确译名。为什么一些完全不相同的东西能统一在“文物”这个名称之下呢？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文物法》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说：“为了加强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制定本法”。既然保护文物的目的是为建设精神文明，那么凡是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遗物，都应可称为文物。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遗物，都能够起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作用的，否则，我们的大地上将充满着过去遗物，以至新的社会建设将无法进行。因此“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又规定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什么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那就要经过一定的科学研究和鉴定。一般说凡是能反映一定的历史时代和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即可称之为文物。如果以为自己不需要时，就可将一些物品排除在文物之外，称之为“非文物”，过去有过这种例证，那是不妥当的。

如河北省赵县的安济桥，俗名赵州大石桥。是中国现存的一座最古单券石桥，券跨37.02米，尤其值得一提的，券上另有四个小券，即可减轻桥的本身重量达500吨，又可在洪水期间起到泄洪的作用。桥的矢度7.23米，加上四小券，桥身仍是较为平坦的。券上加券是中国古代石桥的创举，早于欧洲数百年。该桥在1955年经过修正后，其下游早筑有便桥以便行人车辆的行走。为了便于保护，该桥已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不再作为实用的桥梁保存了。据说北京的卢沟桥也有“退役”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之说，这颇能发人深思。我们试看放在陈列柜中的一只青铜爵杯，这本是古代贵族的饮器，现在绝不再以一只酒杯视之，而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当时手工艺水平的表现。观于此，文物于一般物品的分别，也就清楚了。所谓“看看者”，就是要把一件文物看做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艺术、科学水平的象征，给我们以启迪与教育。普通的东西一般是以其本身的使用价值为我们服务的，而文物却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艺术、科学水平来作为其价值的，主要是以它的历史作用来为人们服务。

既然文物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的宣传工作做的很不够，但是文物破坏的现象，似乎还没有今天这样的严重。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事客观形式使然。因为过去破坏文物的经济动机比现在少一点，文物的出卖，也不如现在这样的顺利，这是一种客观形势。我们应当从主观上加紧对偷盗文物的打击，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除此以外，更要注意重点保护的政策。因为从一开始文物工作实际上就在执行这种政策，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既符合于客观需要，也符合于主观需要。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都谈到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保护一切文物的原则。所以不改变原状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古建筑是最为复杂的，要按此办理，其他也应如此。因为文物作为一个时代的例证，应该有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否则文物的价值也就大成问题了。目前有好多的好心人往往画蛇添足，将真文物修成了假文物。例如过去的辽宁义县的辽代奉国寺，大殿中本来有一堂相当漂亮的辽代童男女塑像，可惜在解放之初就被一位老工匠加塑得面目全非，有的双手所捧的东西，一看就是后来所加决非原物，现在无法究其责任问题了，但足以引以为戒，希望今后再不发生这类事情了。

有些人是不理解保护文物的。他们认为，倘若一切不变。都按照原状保护起来，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改革变化的教导，不是正相反吗？但是“文物保护法”已经公开颁发，公开反对者表面不多，而实际不执行的还是不少，这是反对派中间最严重的。这里我们决不可犯“凡古皆保”的错误，否则我们的社会只能停止不前了。但我们也不可犯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凡是古东西都要抛弃。我们留下一些古旧的东西，目的就是为着比较，一方面保留灿烂的古代文明，一方面也显示了今天比起昨天来，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过去我们的保护多是带有偶然性的，一些应该保留的东西，偏偏毁掉了，现在需要根据文物保护法，重新调整充实文物保护的办法，对此，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现在提出一些问题，仅供后来者努力完成。

1、文物不是一般古玩，应当改变陈腐的旧概念，这种概念首先大家、特别是文物工作者是必须明确的。

2、文物始终是在破坏中获得保护的。因此我们必须始终面对着文物受破坏的局面，采取一切努力保护手段。另外，也不能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应该大力宣传文物新发现的重大意义，因为那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3、要发挥文物的教育汽笛作用就是一定要加强文物的研究工作，应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单独文物部门工作者是不行的。

4、近些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把文物工作的政策理论建设搞起来。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这个文物古迹公布浩如烟海的文明古国将无所适从了。

参考文献：

【1】宋伟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

【2】潘国刚：《文物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文物保护规划》

【3】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8

关键词：田野；文物；保护；探讨；对策

一、田野文物的概念

田野文物主要是指分布在地上、地下、水域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它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田野文物，对传承城市乡村历史文脉，繁荣文化事业，建设经济文化强县具有重要意义。

二、田野文物面临的形势

田野文物分布广，数量多，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其中大多数散落在乡村田间。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重现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文物保护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城乡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逐步深化，田野文物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受破坏问题愈演愈烈，造成无法弥补的历史、文化缺失。一些不法分子受高额暴利驱动，文物犯罪呈多发势，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文物犯罪活动猖獗。2012年，国家文物局接报文物案件143起，其中古遗址，古墓葬被盗掘案件91起，占63.6%，从发案率看，田野文物仍然是当前犯罪侵害的首发对象，破坏、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盗窃石刻，仍然是威胁文物安全的首要因素。鉴于此，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文物督函[2010]1249号），要求“坚决遏制盗窃，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石窟、石刻案件高发态势，确保田野文物安全。”各省市也相继印发有关文件，田野文物安全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田野保护的对策

1、提高对文物价值的认识

什么是文物？它的价值有哪些，这些看似很平常的常识，却有不少人存在模糊认识。在城市、乡村认为文物是“古董”“古玩宝贝”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人们关切的是它值多少钱。一些电视鉴宝节目单从可移动文物的货币价值去宣传，导致人们对文物的种类和价值的理解认识失之偏颇和不全面。拍卖文物的过程更让人们关注的是其币值。盗窃地上、地下文物者，也就是看中了这些“宝贝”值钱才不惜一切代价。基于这种意识，一些不法分子把盗窃文物当成了发财的门路，于是乎，文物被肆意损毁，疯狂盗掘才屡禁不止。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在传承民族文化、联结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觉得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根，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乡愁，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不把文物当作是祖辈留下的根脉去传承，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悲的。

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让居民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201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了这个信息。笔者认为，要保护好文物，一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在思想认识层面上高度重视文物工作，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二是要创新宣传手段，在城乡广泛宣传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使文物真正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努力使保护文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营造“人人关心文物、全民保护文物”的良好社会氛围。

2、加强文物法律法规的理解力和执行力

我国现行有效专门的文物保护规范性文件包括了文物法1部，规范性文件1项，行政法规5项，法律性文件1项，部门规章24项、部门规范性文件114项、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等总数超过430项。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表明了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为文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当前面对人为破坏文物情况日趋严重的形势，需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加强对现有文物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力度。在这方面各地都有很好的经验。山东省青州市全面推进联合打击文物违法犯罪工作，公安局和文物局相互支持密切配合，联合行动，查获多起文物犯罪案件，抓获犯罪人员多名，有力地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认真贯彻《文物法》和各项政策、法规，落实文物保护“五纳入”要求，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文物保护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我县文物管理所在一古墓的保护过程中，加强和公安、村委的配合，盗墓贼二次盗掘古墓，二次被发现并抓获4个作案犯罪人，阻止了盗掘犯罪行为，保护了古墓的安全。田野文物保护的经验证明，法律、法规有个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基层就要不等不靠根据实际情况，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在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力上下足功夫，做出成效。

3、建立有效的文物安全网络 （下转第93页）（上接第91页）

田野文物安全的关键是将保护措施落到实处。田野文物点多，面广、线长，仅靠文物管理部门是难凑效的，建立文物保护网络势在必行。一是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落实镇、办政府部门的保护管理职责，夯实安全基础。二是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专职保护机构或安全责任人并成立保护小组。三是与公安、国土、建设、规划等部门建立常设联络机制，全面掌控全县文物的生存环境。四是文物管理部门要经常分析了解全县基本建设形势，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丰富区进行定期不定期巡查，对重点区域实行重点管控。五是要积极争取文物应有的职权和地位，按照文物保护、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两利”方针，使建设用地、选址动土纳入文物调查勘探审批，范畴，把文物保护前置，预防用地文物安全问题。

田野文物保护是一项长远工作和系统工程，与当前日趋严峻的安全工作形势相比较，仍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向先进单位学习，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懈努力，完成好保护田野文物的艰巨任务，让文化遗产惠及人民群众，让文化根脉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京文.北京：城乡建设热中的地下文物保护对策.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2.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9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

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对文物保护的看法篇10

1.城市化进程中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

1.1传统建筑年久失修

由于政府对文物保护的认识程度不足，经常出现资金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致使大量传统建筑无法得到及时的修复。由于以往的传统建筑多是以木质材料为主，时间久远之后，就非常容易致使建筑出现发霉、松动以及开裂等情况，屋内的墙体以及门窗等物品也非常容易受到白蚁的侵蚀，进而出现松软空洞等现象，使得建筑的安全性受到影响。尽管在相关规定中，对正常文物维修费用做出了明文规定，要求政府从城市维护费用中抽取部分给予文物保护单位，来实现文物保养、安全以及维修。但实际情况却是，资金始终无法落实到位，这就导致文物建筑无法得到及时的维修和保养，最后被判成为危楼进而被拆除。

1.2.法人违法违规现象频频出现

文物保护中所指出的法人犯法主要是指：在法人意志支配下，以法人名义组织开展的谋取利益行为，导致文物遭到破坏，这种行为就属于文物保护中的法人犯法。在城市化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法人应当以身作则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但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频频出现的文物遭到破坏的事件，无不说明法人为了更好的满足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经常做出缉对文物进行破坏的情况。根据所了解到的数据来看，现目前文物违法案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法人违法。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使得文物保护政策的执行难度不断增大，并且这种以法人名义所开展的破坏行为，相较于个人犯罪来说，其破坏力更大，性质更加恶劣。在我国《文物保护法》中第七条中明确指出“一切组织、机关以及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必须追究法律责任。此外，《刑法》中也明确规定故意破坏或者损毁珍贵文物，应给予判刑或者罚金处罚。但实际在执行时，多以处罚金的方式来进行治理，但在面对更多的利益回报，区区罚金已经不再对法人造成约束，同时这也使得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的威慑力严重下滑。

1.3文物管理体制被擅自改变

我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指出，针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统一核查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人民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对其进行文物保护管理。但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当下，不少地方都试图通过改变管理体制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将一些本应当由政府部门参与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各种方式转交给企业开发经营，甚至还有一些地区面向国内外公开招标。一部分地方经常出现文物被破坏的情况，这与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管理体制变更等均有密切联系，但这种现象使得文物保护政策执行力严重衰减，同时性质也更佳恶劣。文物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文化，其公众性和公益性等特点，但企业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往往忽略了这些文物特点，急功近利，致使其遭受破坏。例如：始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其在1987年正式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在2010年2月黄埔军校同学会经过改造成了夜总会重新开业，这时悬挂在正门右侧的“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子已经被“急招服务员”所取缔，让人很难想象，以往肃然起敬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变成了一个有着浓厚商业氛围的夜总会[2]。

2.城市化进程中文物保护政策执行的优化策略

2.1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细则

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政策文件中都仅仅是对保护内容、对象进行了明确，而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的管理操作规定却非常模糊。例如：有规定指出对传统民居、纪念性建筑物以及名人故居等应保证其原来的风貌。那么李小龙、红线女同样算名人，但他们的故居却无一幸免，针对该情况执行人员的回应是它们不属于挂牌文化保护单位。为此，各地政府在出台政策时，应当更加重视政策细则的完善，通过对政策文件更加的具体化，这就避免了执行人员根据文件内容自由发挥的现象，同时详细且规范的政策，也更加利于他们在执行时，做到有章可循。

2.2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高额回报面前，处罚力度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文物保护政策的威慑力和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现目前，大多数地区的文物保护政策都是多年前所拟定的，其中关于经济处罚也是根据当时经济水平来拟定，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往的两万元在今天已经不足以让违法犯罪胆怯。为此，各地政府可结合当前经济条件，对罚款限度进行重新拟定，让所有违反犯罪都意识到对文物进行破坏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唯有如此，才能够发挥更好的警示效果。此外，除了给予较大的经济罚款外，还应当加大其他方面的处罚，例如：若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同时将其与官职联系起来，避免出现为了面子、政绩而致使文物遭受破坏[3]。针对其他企业则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规定社区劳动或者拘留、判刑等，通过处罚力度的加大，来提高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重视。

2.3建立文物保护信息数据共享系统

要实现文物保护政策的有效落实，仅仅依靠文物行政部门是不可能，还需要房管、规划、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机关以及城市管理等各个部门全力配合。现目前，各大地区政府都未形成文物保护信息数据共享平台，且多是以规划部门以及文物部门的事务为主。例如：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最终用作商业用途，这就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批时，应当与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再进行营业执照的核发。若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在变成夜总会之间经过这样的审核环节，那么具有历史气息和严肃分为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也不至于变成一个商业经营场所。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各个单位沟通不及时、信息资源无法共享等有着直接关系。为此，地方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处应当作为牵头单位，积极组织其他部门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中，并通过构建文物保护信息数据共享系统来改善信息闭塞的情况，而牵头单位应当及时对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和地方文物保护情况上传到数据库中，以便其他单位在处理时，有章可循。同时，这种方法还可起到各个单位相互监督、共同学习的作用。

2.4多渠道拓宽文物保护的资金来源

一是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尽管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重视度越来越高，政府每年也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在文物保护上，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根据当前掌握的数据来看，美国近十年来投入在国家公园保护中的资金达到了168.2亿元，而中国却仅仅花费0.1亿元在风景名胜区保护中。这充分说明中国在文物保护的投入上远远不够，而部分地区每年甚至还伸手向风景区索要几千万的人民币。我们国家在文物保护上的资金投入量，甚至还不如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其中印度每年的投入资金量达到了3.1亿元，而墨西哥则投入14.2亿元[4]。为了避免文物保护资金被白白浪费，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财务和管理监督小组对资金的流向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通过发行文物筹集资金。在英国和意大利为了筹集文物保护资金均通过发行文物的方式来拓宽资金来源，这说明这种方法是非常可行的，我们也可学习和借鉴这种方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发行文物，并将的收入根据相应的比例用于文物保护和修复中，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文物保护，同时也能够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

2.5鼓励民间力量介入文物保护

我国本身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古文物和古建筑，但这些文物所分布的范围非常广，以往我们认为文物保护工作是政府的工作，而政府也将所有的工作都一肩承担，这使得政府经常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而民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也因此大打折扣。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应当有相应的转变，让全社会都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使文物保护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每一位公民，每一个企业的责任。为此，我们可以通过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并充分展现民众的主体作用，使政府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民间力量的进入得到改善，同时也能够真正形成全民保护文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