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征税形式十篇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1

一、针对税种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宣传方案，有的放矢，提高自觉纳税遵从度是基础。坚持不懈地做好税法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公民的自觉纳税意识，是做好“两税”征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针对税种的不同，制定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税法宣传办法，有效地提高纳税人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自觉性，才能为“两税”的有效征管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南昌市地方税务局针对“两税”税种的特点，专门制定了“两税”宣传方案。如对车船使用税，采取的是“套餐”方式，即一是广而告之。通过新闻媒体、地税网站、电子显示屏等着重宣传车船使用税征收的重大意义、征税范围、缴纳方式、计税标准和适用税额，使纳税人及时了解车船使用税有关政策及文件规定，提高对主动申报缴纳车船使用税的认识，以减少征收工作中的阻力。二是零距离沟通。通过设立咨询台、举办培训班、散发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与纳税人零距离交流，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进行政策宣讲，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赢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保证该税征收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警示教育。对过期未缴纳车船使用税者严格按规定进行催缴，对经催缴仍不缴税者，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通过适当方式予以曝光，从而维护了税法的刚性。对印花税，则采取的是除通过设立政策咨询台、散发宣传单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积极向纳税人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外，对合同签订频繁、业务量较大的单位，还采取主动上门沟通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税收辅导，有效地提高纳税人对政策的理解，增强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提高纳税人对税收的遵从度。

二、抓队伍人员思想，更新“小税种大责任”征管理念是前提。由于“两税”税源零星分散，难于管理，且占税收收入总量比重小，征收难度大、成本高，税务部门往往疏于管理。为此，南昌市地方税务局领导，首先更新思想观念，明确指出，要在抓好主税种征管的同时，摒弃过去重大税、轻小税的片面认识，充分认识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小税种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与作用，把它们纳入征管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来抓，深挖增收潜力，全面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征管质量和水平。并强调：一个地区对零散税收征管重视程度如何，不仅是对该地区征管水平的衡量，更是对能否坚决贯彻总局依法治税指导思想的检验，是依法治税的迫切需要。队伍人员的思想素质提高了，才能在全局上下牢固树立“抓大不放小”的征管理念，才能善于“捡”“两税”这样的“小芝麻”，积液成裘，在“两税”这个“小税种”中实现大作为。

三、加强税种管理，强化税源控管是关键。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基础和核心工作，而“两税”又存在点多、面广，既有“西瓜”可抱，又有“芝麻”可捡的特点，顾此失彼就必然会造成“两税”的税收管理盲区。因此，建立源泉控税机制，抓好“两税”控管和对重点税源户的监管，分析和研究税源，实现“两税”申报与征收的最大化，是加强“两税”征管、有效防止税款流失的基础。南昌市地方税务局为切实做好“两税”征管工作，认真开展了对“两税”税源、征管现状的摸底调查，并及时按税种建立了基础资料数据库。以印花税为例，依托信息化数据集中和“一户式”信息管理等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征收、管理、税政、稽查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分析纳税人的申报纳税资料和财务会计相关信息数据，以及与其销售收入等指标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对比，强化印花税的税源管理。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印花税在各行各业的不同特点，一是加大对建筑安装行业、外来基建等重点行业和重点税源户的监管力度，对建筑安装项目开工进行立项登记，完善对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管理，在建筑安装企业、外来基建单位到税务部门开具门临发票时，按开票金额及时足额附征印花税，并分户建立扣缴台账；二是加大对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印花税征管，特别是对批发零售业大型企业的销售合同类印花税管理，对合同金额较大，销售收入明显偏低的企业进行重点调查分析清理，仅2006年全年批发零售行业这一项就入库印花税1 4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5万元，增幅达47.8%。

四、建立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创新税收管理是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政策的改变，税收管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在工作中不断查找问题、积累经验、巩固成果、完善模式，寻求政府支持，部门配合，建立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下“两税”的征管与服务水平。以车船使用税为例，其管理难点就在于户籍管理难以到位，尤其是地税部门对车辆无检查和留置权，造成车船使用税税款的大量流失。因此，南昌市地方税务局针对这种情况，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当前车船使用税管理的形势后，清楚地意识到，车船使用税能否及时足额征缴，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地方党政的大力支持，能否将各部门的职能优势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张强有力的护税协税网络，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部门各自为政、零打碎敲的管理办法，形成集中征收，多环节控管的管理模式。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强化部门协作、优化税收管理的新举措，即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对全市的在籍机动车采取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信息共享、集中办理、税检同步、一站式服务”的征收管理方式，在各县区及城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各机动车检测站设立机动车车船使用税征收窗口，集中办理车船使用税缴纳事项，对需要办理免税手续的纳税人，到其主管的地税机关办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则在核发新购机动车辆牌证、办理车辆定期检验、转移、变更登记时，先查验完税情况，对没有缴纳车船使用税或没有办理免税审批手续的，通知其到车船使用税征收窗口缴纳税款或主管的各地方税务机关办理免税手续后，再办理有关车辆业务手续。从2006年9月正式运行这种新的征管模式以来，有效地实现了车船使用税的源泉控管、信息共享与工作互动，仅四个月，就共受理了4万余辆车车船使用税的征免等涉税事宜，征得税款440余万元，甚至还出现了单日征收税款突破10万元的记录，取得了良好的开局。2006年全年实现车船使用税1 026万元，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增长516万元，增幅高达101.18%。随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的出台和该条例在2007年起的正式实施，车船使用税（现更名为车船税）的征收和管理必将进一步实现新的飞跃。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2

颈，为此需要深入分析形成税收成本居高的原因，并由此提出建设性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效遏制这一不利现象，引导税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税收成本;税收环境;征管模式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税收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税收成本是指在税收收入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的总和，是税务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控制

税收成本是提高财政效益的重要途径，同时税收成本也是全面、准确地衡量财政支出项目效益的重要依据。

一、税收成本的含义

税收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成本是指征纳双方在征税和纳税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有形和无形代价的总和，具体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及税收经济成本三个部分

。狭义的税收成本仅包括征税成本，即税务部门在行使征税权、组织税收收入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当前，追求税收公平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税收成本

，不仅是衡量税收工作的重要标准，也是提高我国税收管理水平、深化税制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二、目前我国税收成本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税收成本的现状

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国家税收收入的逐步提高，企业所承担的税收成本相应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1994 年税制改革后，国税与地税的两个机构的分别征纳

税收，机构设置存在成本重复叠加的效应，并且两个机构在信息传导与分享、组织结构设置与分布、人员构建、税种分布合理性、税收征纳以及法规设定权利等方面存在不完善的

地方。

2.我国税收成本的现状形成的原因

（1）税收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只有三部已经成文的税收法律，包括《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如果包含一部行政执法的《税收征管法》，那也只有四部。不仅可以依

据的成文法律很少，而且在税收征纳的执行过程中，税制随意性大，稳定性差，透明度低，很多新的添加的税收执行条例是以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国家财政局以发文通知函件的形式

向全国各地税务机关通知的，由此所带来的主观随意性和易操作不稳定性，很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和税收成本的膨胀。

（2）税源比较分散

由于技术落后的限制，产业结构的不优化，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规范的工业服务业体系，同时地貌广阔，加之各个地方经济与自然情况迥异，税收征纳情况理所当然地千差万

别。比如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和东部各个地区，税源比较集中，而且征管便利，这些地方显然就比那些税源分散、征收困难的地方的税收征管成本低很多。

（3）税收征管不规范

这主要体现在征管模式不完善。国家税务总局在1996年提出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使征管效率

大幅提高，征管力度明显加强，但在实施中也暴露出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首先，忽视了管理的重要性。其次，过分强调了稽查的作用，把稽查凌驾于税收管理等方面之上，违背

了“管理是基础，征收是目的，稽查是保证”这一税收征管规律。

三、合理控制税收成本的途径

1.加快税收法制建设。

首先列在头等重要地位的就是要加快形成除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种的人大成文立法，尤其是加快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这三大税种的立法进

度；接下来，在立法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程序法，加强相关税种的税收征管，强化税收监督。在当下我国逃避税以及部分税收舞弊行为盛行的状况下，除了加强立法外，还应协同

推进税收监督机制。为此，就需要各个税收执法部门和财政部门加强税法宣传，强化对偷逃税行为惩罚力度，追究相应责任。在违背税收法律惩罚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

制度，比如一旦偷逃税，即向社会公众公布其相关信息，令其社会信誉与正常生活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在高成本的偷逃税制度设计下，公民偷逃税的倾向肯定会极大削减。

2.培养税收成本观念，净化税收征纳环境。

以税收宣传为主要形式，通过对纳税义务人和征纳者双方的税收成本观念普及与税收法律的宣传，达到净化税收征纳环境的目的。具体而言，通过各个税务机构、地方税

务局和国家税务局向纳税人普及法律知识；比如，地方税务局积极开展纳税人学校的工作，税务机构定期向公众和定向服务的企业定期发送最新和最全的税收法律条文。

3.进一步优化税率设计。

目前世界上税率设计有公认的三种：单一式、扁平式、高耸式。这里主要介绍前两种。其中单一式以单一的比例税率为主要特征，而且几乎没有税收优惠，所以执行起来效率

最高，但是却没有真正考虑公平的层面；扁平式则就是所谓的最有所得税理论，注重税收的公平作用实现，以倒U型的税率设计为基础，讲求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承担低税率，而

中等收入者承担高税率，这样减少了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降低了高收入者的逃税动机，以减少无谓损失，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尽可能多的征纳了足额的税收收入。目前我国则是比

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并行，而且累进税率也没有实现扁平式注重公平的效果，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税率设计经验，我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1）改部分比例税率为累进

税率。比如企业所得税率我国主要是按照25%的比例税率进行征缴，而在美国则为扁平式的累进税率，显而易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这种设计并未调动起企业做大做强的激励，为此

，需要探索设计符合我国的扁平式的企业所得税累进税率。（2）将部分累进税率调整为扁平式的累进税率。比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累进税制，并没有达到两头轻中

间重的税率设计，而是逐级递增的累进税率，这样势必会加大无谓损失，诱使个人偷逃税和降低个人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地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需要尽

快完善改革工资薪金的不合理累进税制。(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童大龙.关于税收成本的探讨［ J ］.经济问题探索,2000,(1).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3

(一)两岸交流使所得重复征税问题突出

随着两岸往来的不断扩大，从事两岸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数量逐渐增长，其获取的跨两岸所得也随之迅速攀升。从各个领域中获得的所得形式多样，涉及营业利润、投资所得、各种个人劳务报酬等。特别是在部分地区海上试点直航开通、空运间接通航后，两岸商贸和人员往来频繁，航运、空运业务量增大。由于大陆与台湾税制不同，且行使税收管辖权存在矛盾，很容易造成跨两岸所得被大陆和台湾分别征税，形成对所得的双重征税。对于从事两岸生产经营活动的纳税人而言，这会加重其负担，影响其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在两岸交流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避免对跨两个税收管辖区的所得重复征税显得尤为重要。

(二)避免两岸所得重复征税关系台胞利益

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或其他活动的台胞更关注重复征税问题的解决。由于没有一套完整具体的协调两岸税收的文件，因此台商在大陆投资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台籍人员在大陆取得劳务所得，面临向大陆和台湾分别缴纳所得税的局面。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保护台胞利益，促进两岸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

(三)重复征税问题客观上会增加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动机

由于两岸缺少协调税收冲突的途径，一些台商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同时也为了避开台湾当局的审查，会设法成为能得到税收优惠的纳税主体来规避或减轻税收。比如，选择与大陆签订相关的税收协定或税收安排的国家或地区为第三地，先投资第三地再转投大陆。可见两岸所得重复征税问题处理不好，客观上会增加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动机。

二、两岸避免所得重复征税现行的基本条款

(一)20__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本法自20__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第二十四条规定：“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在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

(二)20__年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大陆6部门宣布了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交往与合作的13项政策措施，其中第六项“对海峡两岸船公司从事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海上直接通航业务在大陆取得的运输收入。免于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准予其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但扣除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义务人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四)根据台湾当局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二十四条：“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有大陆地区来源所得者，应并同台湾地区来源所得证所得税。但其在大陆地区已缴纳之税额，准自应纳税额中扣抵。前项扣抵之数额，不得超过因计其大陆地区所得，而依其适用税率计算增加之应纳税额。

两岸现行的基本条款中，避免所得重复征税的方法主要是限额抵免法。采用限额抵免法既承认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又使居住地行使了居民管辖权，两岸均有权对税收利益进行分享，这有利于保证两岸各自的利益，同时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大陆在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了抵免限额的年度结转，这种做法在避免重复征税上效果更好。另外，大陆对部分特殊行业免征所得税的做法消除了该项所得重复征税的问题。

三、两岸避免所得重复征税现行措施的不足

(一)税收管辖权冲突未能有效协调

大陆和台湾分属于不同税收管辖区，行使的税收管辖权重叠是造成两岸所得重复征税的根本原因。大陆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行使来源地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1998年起台湾采取营利事业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即我们所指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税”合一的税制。对营利事业所得行使来源地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与大陆相同。台湾对个人综合所得按属地原则行使来源地管辖权，另外《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二十四条表明，对来源大陆所得必须并入台湾个人综合所得申报。限额抵免虽然在协调来原地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上做出了贡献，但未涉及其他形式的管辖权重叠问题。税收管辖权冲突未能完全解决，即形成两岸所得重复征税的根本问题未得到解决。

(二)未涉及对所得认定标准差异的处理

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跨两岸所得的形式越来越丰富。由于两岸对所得征税范围、征税对象、常设机构判定等规定不同，使得在对跨两岸所得征税时容易产生矛盾，造成对同一笔所得进行双重征税。现行的两岸避免所得重复征税的政策措施中未涉及对所得认定标准差异的处理。

(三)缺少相关税收信息交流的途径，抵免过程繁琐

实行限额抵免可以起到避免重复征税的作用，但因为要进行抵免，势必要求居住地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在来源地的实际收入和税收情报进行调查核实，由于两岸没有签订类似税收协定的有关文件，又缺少相关税收信息交流的途径，两岸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真实的税收资料，限额抵免的真正效果并不理想。另外，进行税收抵免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来说是一项复杂且费时的工作。台籍人员申报大陆来源所得的认证过程复杂，先要在大陆公证，再要得到海基会的认证，因此很少有台商去申办。据台湾财政部统计，最近几年，号称百万人的大陆台商年均只有500人左右在台报税，申报率奇低。

(四)未体现大陆对台商的鼓励政策

为鼓励台胞在大陆投资经营，大陆出台诸多鼓励政策，特别是优惠的税收政策。长期以来，台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享受到优惠的税率和税收减免。虽然从20__年1月1日起，台资企业将适用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但新法中给与享受低税率优惠的企业5年过渡期，原来承诺“两免三减半”没有享受完的企业，还可以继续享受完这些优惠政策。另外，大约60％港

澳台企业是小企业，因此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20％的优惠税率；若属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税率更低。 对于台资企业来说，若想真正得到税收优惠需要有两岸之间的税收饶让政策。严格地说，税收饶让不是一种独立的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只是抵免法的附加。税收饶让可以保障台胞在大陆得到税收优惠的那部分所得税，在台湾视同为已缴纳税额而给予抵免，不再按台湾税法补征。但由于两岸缺少税收饶让政策，大陆给予台商的税收优惠得不到有效落实，鼓励台商在大陆投资经营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四、避免两岸所得重复征税的几点建议

(一)避免对跨两岸所得重复征税的最佳方式，就是签订一套完整、详实的协调两岸税收关系的文件，即税收协定

由于大陆与台湾属于同一个国家，因此对签订的文件在名称上应该回避“协定”二字。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的文件，可以协调税收管辖权，明确所得、常设机构等基本概念，确定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签订有关避免两岸重复征税的文件应该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的文件依据的范本。台湾属于资本输出地，因此主张依据oecd范本；而大陆则倾向于联合国范本。选择签订有关避免两岸重复征税文件的依据，应注意整体的利益得失。

2．两岸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的文件应该借鉴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的《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借鉴两个《安排》，是因为台港澳存在很多共性，比如经济制度、与大陆的经贸往来等。但实际上台港澳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税收制度、经济结构、政治背景等。因此，两岸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的文件应该与两个《安排》有显著区别，具有海峡两岸关系的自身特点。

3．由于政治原因，两岸通过官方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文件的这种做法，现阶段实施起来存在很大困难。政治因素不仅限制了两岸交流，而且也阻碍了两岸解决重复征税问题的进程。

(二)在两岸暂时不能通过官方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文件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一些灵活、过渡的方式：

1．通过单边或多边方式，针对部分所得项目，出台有关政策或签订某些文件，特别是对两岸交流中日渐增多的某些所得项目，避免对其重复征税；

2．简化申报抵免程序，尝试增加两岸税收信息的交流；

3．逐步建立处理税收争议的协商机制，在没有签订有关避免重复征税文件的情况下，妥善处理税收冲突；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4

应当说明的是，法典化的含义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英美法系认为，法典“是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系统收集、总结或者修改，是私人或者官方按照特定主题将现行有效的法律予以归类整理和系统化”，即法典化是指将各种法规予以归类、系统化，编纂成法典，如《国内收入法典》被编入《美国联邦法典》第26篇内。而德国等大陆法系认为，法典是“一套体系，具有建立于某些共同原则之上的统一的概念”，而其精确性正来自这种统一性，它能够调整所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那些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两者的主要区别在是否包括针对某个法律部门共同问题的系统性立法。我国也应取后种意义上的法典化概念。

从各国现行税法法典化情况来看，其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法典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法规编纂成体系庞大、结构复杂的法典，其内容包括适用于所有税收活动中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的总则规范、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很少，只有美国、法国、巴西。在统一法典模式下，并不排除以其他形式规定税法问题，如美国，有关税权划分、立法程序、开征的税种及其限制等由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税收程序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第二种是通则化模式，即税法通则加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重要的、基本的税收法律规范集中规定在一部税法通则中，以便对各单行税法起统领、协调作用，而有关各税种法、征管程序、救济程序等专门税收事项仍采用单行法的形式。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等，而比利时、爱沙尼亚、捷克也正在制定税法通则。这种模式也不排除在宪法、行政程序法及其他单行法律中规定有关税法问题。第三种是分散模式，即单行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问题都采取单行法律、法规的形式，没有就有关税收的共同问题制定统一适用的法律。这种模式下的税收法律规范分散规定在各种税法文件中，不仅缺乏共同性问题的系统规定，而且各种规定易相互重叠、冲突或遗漏，是法典化程度最低的模式，目前不少国家采用这种模式，我国也属于这种类型。

分析上述三种模式，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现行法典化模式的国家中，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并不比采用通则化模式国家的法典化程度高。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其有关适用于所有税收的一般规则分布在税法典的各个部分；税法典中的“F”部分是关于“程序和管理”，但对每一特别税收或类似税收的征收都有各自的程序规定。法国有关税收程序问题也是由专门的税收程序法规定的。相反，比较而言，制定了税法通则的第二种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更高，这尤以《德国税收通则》为最，因为它们都有关于税收基本问题、共同问题的系统规定。第二，在税法法典化中，以采用通则化模式最为普遍。将税收活动中一些基本的和共同性的问题规定在税法通则中，而将税收中的专门问题留给各单行税收法律规定，既解决了税收立法的体系化问题，又将税收活动中的特殊问题通过单行法律加以具体灵活调整，是一种科学、富有效率的立法模式，因而受到税法法典化体例模式国家的广泛采行。第三，税法法典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程序法的法典化。这表现在：一是各国已制定的税法通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例如《德国税收通则》，共九编415条，除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欠税责任法中的少量规定为实体债务法的内容外（如有关税收的定义、欠税责任关系、税收优惠的目的等章），其他七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税收程序问题的规定。二是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的税法典中，其有关税收共同问题的规定也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内容。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分标题的内容除了“程序与管理”部分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共同规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按照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主要税种的内容分别规定，没有对适用于所有税收问题的一般规则进行集中规定。法国则有专门的税收程序法，它独立于税法典。

应当指出的是，各国税法法典化表现为税收程序法法典化的方式，是有其现实原因和合理性的。一是各国的税制要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作为其法律形式的各实体税法也必须要经常修订和完善，这使得实体税法的法典化成为困难和不必要。即采用以税收实体规范作为法典主要内容的模式时，不仅法典的编纂工程巨大，而且在修订和适用时也很不方便。二是有关各税法通则性内容和税收程序性规定较为稳定，技术性强，将这些内容以通则式法典予以规定，从立法技术和实际运用上来说，都是简便易行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税收法律中包含两个在稳定性、共同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组成部分，一个是适应社会经济变动的修订激烈的税收实体法，另一个是较稳定的、共同的、修订不激烈的税收程序法。三是随着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各国在税法法典化实践中，认识到税收程序性规定在提高征税效率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的重要性。于是尝试税法法典化的国家，都将工作集中在以税收程序性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的制定上。同时，各国有关对税收程序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即属于税法总则的事项，逐渐被纳入税收程序法中。而在我们看来，税收实体法的重心在于税法分则，税收程序法则构成税法总则的核心，因为税法总则实际上是有关税收征纳原则、征纳制度、征税机关组织的法律。实践中，各国并没有将税收程序法的内容限定为纯粹的程序法，而是将有关征税行为、征税机关组织、征税权限等实体内容与税收程序一起规定在税收程序法中，即各国实定税收程序法都表现为我们称之为税法通则这种形式，从而使税收程序法的制定与税法通则的制定进一步吻合。

二、中国税法通则的模式

在具体确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模式时，我们认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要采用与行政程序法并列的方式。我国制定税法通则，必须考虑好与行政程序法的衔接和协调。鉴于税收活动的特殊性、大量性、经常性，税收征纳活动应当主要适用以税收程序制度为重要内容的税法通则，行政程序法处于对税法通则补充的地位。第二，税法通则在国家整个税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位阶。税法通则应当是税法法典化在我国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它应当就有关税收征纳实体和程序制度、税收债务要素中的基本问题等作出规定，以便为税收征纳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成为制定其他税法规范的“母法”。第三，在规模上，我国税法通则应当采用与日本、韩国相近的适度的、较发达的税法通则形式。德国税收通则属于发达式的税收法典，体系庞大，内容完整，从追求完美的角度看，它是税法通则的理想模式。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都没有德国那么健全；我国现行的立法习惯也多是采用制定单行法律的形式，每部税法的篇幅都很小，条文最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只有94条，而且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的立法传统习惯用比较抽象、广泛的词句，更像是制定宪法的风格，而不是写细、写具体。其结果是中国的税法和规定加起来所描述的细节也不及西方国家某一项法律里描述的细节多”；目前，我国的立法技术也无法达到德国税收通则对立法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我国在第一次制定税法通则时，必须立足于国情，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急于就成，现在还不能采用德国的法典模式。同时，我们也不能采用俄罗斯的“发展式”模式。因为俄罗斯税法通则过于简单

，内容狭小，原则性太强，且不注重程序问题的规定，满足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的税法通则体系完整，规模适度，有关税收程序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规定，又有一定的操作性，值得我国借鉴。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移植，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所取舍和创新，做到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

为了确定中国税法通则的内容，避免法律调整过程中出现空档、重叠和冲突等问题，保证法律适用的效果，关键是要处理好税法通则与下列法律的关系：

一是与宪法的关系。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税收管理体制、税权划分、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等问题，应当由居于国家根本大法位阶的宪法来规定，这些问题是税法通则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的。如果降格在税法通则中规定，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二是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税收程序与行政程序有许多共同属性，它基本上可归于行政程序，因此，以征纳程序作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在总体上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税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别行政程序法。目前，世界上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德国、日本采取的排除式，即行政程序法不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但需说明的是，这种适用除外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德国税收通则已经将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直接移用过来。另一种是行政程序法补充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方式，它考虑了税收程序活动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程序活动的特殊性，我国的税法通则也应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为了使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制度能够在税收程序中得到适用，就必须将其吸收规定到税法通则中，并于行政程序法同步公布施行，否则即会出现像台湾因在行政程序法之前施行的税捐稽征法排除其适用的情形，从而影响行政程序法应有的功能，并使税收征纳活动缺乏更严格的程序保障规定。

三是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法通则”的角色。制定税法通则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并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上升到税法通则中。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我国将来也应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税法通则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即税法通则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基本法、综合法和上位法，税收征管法将缩小和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不得与税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法通则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换言之，将来税法通则应采用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2条、《韩国国税征收法》第2条所规定的相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关于中国税法通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在实体上，应当规定下列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也属于程序问题）：一是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一般原则，比例原则、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诚信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等税收程序性原则等；二是税收征管权，税收债务的构成要素，纳税义务的成立、继承和消灭，税收特别措施等；三是征纳行为，包括征税行为的效力、合法要件、成立、生效、变更、撤销、转换、废止、附款等规则；四是法律责任，包括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的法律责任、征税主体违法和纳税主体违法的法律责任、抽象税收行为违法和具体税收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一般税收违法行为和税收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它涉及到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法律责任的形式、税收罚则的适用等。

有关税收活动的程序制度，应当是税法通则规定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在这些程序制度中，一是有关税收管理程序、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执行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等税收征纳程序制度，它们是程序制度最主要的方面。二是有关税收救济程序。目前，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税法通则中，都有关于税收救济程序内容的规定，体现了对税收活动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体规范的思想。但鉴于我国已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税法通则中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的，主要是结合税收争议救济的特点，规定一些特别适用的程序保障制度。三是有关税收行政立法程序。征税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税收行为的程序，属于税收程序的范围，并且是征税机关实施税收征管活动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种税收法规、规章在税收征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规范抽象税收行为，应当在税法通则中就有关税收规范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当然，鉴于我国已制定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法通则中只需就税收规范制定程序中某些特殊事项作出规定，如在税收规范文件的提案、起草、听取意见和评议、公布中，应当更多地吸收广大纳税人参与。四是税收内部程序。主要是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下级或不同级别征税机关之间关系的原则、授权、委托、行政协助）、管辖（如管辖原则、类型、权限争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等。但各国税法通则中涉及的主要是征税机关相互间的关系和管辖，一般不涉及征税机关的设置、实体权限划分、征税经费来源等内容，后者应当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但考虑到我国组织法并不健全，有关税收征管体制、征税职权等也应在税法通则中规定。

四、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

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是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立法架构虽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处理好了，不仅有利于税法通则的制定，更有利于其理解与执行。在确定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处理好实体与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少国家的税法通则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是关于征税权运行的法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除了“第一编总则”是关于税法共同问题的规定，“第二编欠税责法”是关于实体税收债务的规定外，“第三编一般程序规则”的结构为征税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总则）——征税具体行为的一般规定，以下各编则按照专门税收程序（核查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执行程序）——救济程序（行政救济程序、司法救济程序）来安排。可以看出，德国税收通则的制定采用了征税权自我规范的立法思路，其法典呈线性结构。首先规定征税权行使主体，接着是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然后是程序运行结果的征税行为自身的效力，并重点对各专门税收程序（特别税收程序）进行了规定，最后是税收救济程序，遵循了按照主体、征税行为、对征税行为的救济的大陆法系立法结构的一般模式。

不过，各国税法通则中的程序性规定一直是立法的重点，这不仅表现在以程序性规定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如日本），就是上述实体内容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对程序性内容的规定，其立法架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德国的一般程序规定与专门程序规定即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类型，即在总则中，不分征税行为的种类和程序的阶段，

对各种类型税收程序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即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回避、证据、期限、期日、送达等；在分则中，对专门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如核定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另一种是不区分总则与分则，而是根据征税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我们认为，中国税法通则在架构立法内容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税法通则应当对税收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立法结构， 按照总则——税收债务——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征税行为——专门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为立法主线。第二，在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上，应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将基本的、共同的税收程序制度集中规定在总则中，可使法典精简密实；而在分则中，可以针对特定征纳行为的特点规定专门程序，使一般性与特殊性得以很好地结合。第三，应考虑与行政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关系，但更要结合税收征纳的特点，而不必拘泥于现行规定，即要将反映税收活动规律的科学、正当、有效的原则和制度吸收到法律中，使税法通则在税法体系中具有基本法、综合法的位阶，并成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

五、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时机和起草组织安排

我国有关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起草已有很长时间，至1999年初，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稿已经六易其稿，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为履行WTO规则，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统一、公开、公平、高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在具体把握我国税法通则制定的原则、条件、内容、时机时，应坚持以下要求：

一是以我国加入WTO和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为契机，统筹规划，调整立法思路，不失时机地重新启动我国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法案起草和学术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税法通则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应当整合相关资源积极组织实施。

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立法理论研究，既要总结梳理我国税法学术研究成果，也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税收立法和税法学理论，提高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三是认真总结我国税收征管法立法和实施的经验，总结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实施情况，并对征税机关制定的大量税收规章等进行整理，对税收征纳实践情况进行调查，以便使制定的税法通则成为符合实际、能够为中国的现实所接受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

四是制定统一的税法通则与制定各单行税收法律齐头并进，分步实施。为了使立法机关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已通过）、行政收费法等法律更好地适应税收活动，应当结合税收征纳实际，同时起草这些法律在税收领域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还应当配合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及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加紧税法通则的起草、协调、调研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在行政程序法颁布实施时，同步公布施行税法通则。即便行政程序法因故搁浅，税法通则在时机成熟时也应当单独颁布，以使在与国民财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纳领域实施统一的程序法律，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公开、合理的程序保障，并可为将来行政程序法典的实施积累经验。[1]

五是改革税法通则草案起草的组织形式，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参与税法通则的制定，使立法过程成为推动中国税法理论研究和税收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职能部门组织起草《税法通则（官方稿）》，可在现行税收基本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二是由中国财税法学会这一“民间”学术机构组织起草《税法通则（专家稿）》，可不必拘泥于现行的官方草案，而是在理念、体例、架构和制度设计上体现应有的特色和风格。吸纳民间机构起草基本法性质的税法草案，对于提升理论界对税收立法的参与程度，增强税法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公正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全民税法意识的提高和税法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在现代税收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广泛的行政程序关系为税收程序关系。为了保证制定出来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本国特色并能够产生好的法律实效，必须注意大量吸收税收程序法在适用中的经验。

「参考资料

[1]Black‘s Law Dictionary，5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233

[2]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5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于**年9月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其初衷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还在于调节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未曾预见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削弱了税种设置的效率，甚至违背了该税种最初设计的本意，未能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有效调节。20*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贫富的差距。但是由于此次改革只是“微调”，没有对税制模式、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依然存在公平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横向不公平和纵向不公平两大方面。

（一）横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有多个收入来源和收入来源较单一的两个纳税人，收入相同缴纳不同的税收。所得来源多的人分别按不同税目多次扣除免征额，可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涉及税目单一的人却因扣除金额少要多纳税。如一人工资2．600元每月，另一人则每月有1．600元工资再加1000元的劳务报酬，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迫使纳税人将收入化整为零，或偷税漏税以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第二，因来源不同导致同一性质不同收入项目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乙两人，甲每月获得工资薪金所得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1．600）x15%-125=535元，乙该月获得劳务报酬所得也是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x（1-20%）x20%=960元。可见，甲乙两人取得数量相同的劳动性质所得，但由于适用税率不同，导致两者的应纳税额也不同。

第三，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所得性质不同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月工资收入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1．600）x30%-3，375=11．145元，乙中奖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x20%=10．000元。甲的工资所得与乙的中奖所得数额相同，因分别适用9级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而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第四，同为利息所得，对存款利息、股票分红、企业债券利息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财政部门发行的债券和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

第五，同为中国的纳税人，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因适用的费用扣除额不同（本国居民扣除额为1．600元，外国居民扣除额为4．000元），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二)纵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收入来源少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高收入者却缴纳较少的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专家们的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比**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相应的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在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却相对降低。20*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1］根据广东省地税局公布的消息，20*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第二，隐形收入和附加福利多的人往往少纳税，偷逃税现象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全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还不包括职工个人没有拿到手里却获益匪浅的那部分“暗补”，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或优惠就餐、住房装修等等。这些“暗补”、收入少纳税或不纳税，说明现行税制仍然存在许多漏洞，没有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第三，对工薪按月计征，对劳务报酬等一些所得采取按次计征产生的纵向不公平。例如，一个月工资为1．500元，年收入为18．000元的工薪阶层，和一个假期打工一个月挣得2．000元的学生相比，前者不缴一分钱的税，而后者却要缴80元的税。

第四，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搞“一刀切”，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成员是否失业等情况均未考虑在内，在新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了税收负担不公的现象。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两人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导致事实上的纵向不公平。

第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管不严也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表现在：首先，个人所得税实行以源泉代扣代缴为主、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为辅的征管方式导致税负不公。工薪收入相对于其他税目而言，较为规范透明，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税收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征收效率高，工薪阶层偷逃税现象就少；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形式多，加上大量现金交易的存在，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控和稽查，税收征管成本高且效率低下，导致高收入者偷税、逃税、避税现象严重。虽然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偷逃税和欠税问题依然严重，执行中的外来人为干扰及某些税务干部执法不严等更使个人所得税的偷逃现象愈加严重。其次，一些基层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包括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征税，存在多征税、少征税和虚征税的问题，也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再次，我国幅员辽阔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纳税条件不一样，容易导致税收征管发达的地区多征，落后地区不征或少征，不能真实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的原因剖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未能较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的选择、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存在偏差造成的。

（一）税制模式选择偏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税制模式选择上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课征模式。这种税制模式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采用分项计征，易使纳税人通过划分不同收入项目和收入多次发放而使所得收入低于起征点，达到偷逃税、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第二，未能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综合计算，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负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考虑纳税人家庭人口、支出结构因素以及实际负担水平，难以体现“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量能负担原则，难以实现税收负担公平，有悖于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目标。

（二）税制设计不合理

第一，税率方面。一是工资薪金的税率级距设置不合理。低税率的级距小，这使得本不是个人所得税要调控对象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征税主体。据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收入的46.4%，无形中是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二是税率档次过多、税率偏高。累进的甚至累进程度很高的名义税率不仅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却有可能导致纵向不公平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4，5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4元，月收入为896元左右。其纳税所得额绝大部分在第一和第二级，对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相当少，最后两极税率很少使用。三是非劳动所得轻征税、劳动和经营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而偶然所得，如中奖，只征收20%的比例税率。这形成对劳动所得征税高，非劳动所得征税低的现象。四是同一性质不同项目的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造成税负不一致，导致税负不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同为勤劳所得，由于税法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既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也不利于鼓励勤劳所得。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工薪所得按月计征，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纳税年度计征，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在一般个人的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与个体工商户的年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全年应纳税额远高于个人工资薪金的全年应纳税额。

第二，税基方面。据资料显示，2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原因之一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过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还不够宽,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外汇交易所得等项目尚未征税，特别是对投资的资本利得没有征税；附加福利仍无法计价并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高收入者并未从法律上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基的涵盖面过小，无法真正实现税收负担公平。

第三，税收优惠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包含了11项免税、3项减征、10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其中有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普遍、平等纳税。

（三）税收征管效率偏低

第一，税收征管法律不健全。我国税收征管中出现税收征管不严、执法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中的法律约束力差，对税收执法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无法可依。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对税收活动共性的问题进行规范的税收基本法，现行的单行税法法律效率弱，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执行难度大，使得税收征管中许多征管措施无法可依。其次，税法的法律约束力差，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一是税收法律只约束纳税人行为，对征税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二是税收执法缺乏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使得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也使涉税案件的查处缺乏应有的力度、效果。再次，缺乏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存在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方面，税务机关内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既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监督、纠错目标，也没有形成科学的监督考核指标体系，而且由于税收任务因素，也不利于从税务机关内部实施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另一方面，我国对税收执法的外部监督，尚没有形成有较强针对性的职能部门监督和具有普遍性的纳税人监督机制，对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税收执法行为的规范性、税款入库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

第二，税收征管能力较弱。目前制约我国个人所得税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是人和物两类因素。

从人的因素分析，目前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状况还不能适应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素质不够过硬。二是整体业务素质比较低，尤其是专业知识不精通。三是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大。表现为依法治税的观念树立得不够牢固，没有为查处的违规、违法渎职案件所警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见利忘义的行为仍存在；面对繁杂、多变的税收法规，有的无法真正领会税法的立法意图，不能正确领会和处理好税收执法和服务经济的关系，增加了税法实施的难度。

从物的因素分析，征管方式仍不能超越个人主动申报和扣缴义务人代扣缴的局限。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及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加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在一些部门仍存在大量非货币化的“隐性”福利，如免费或低价获得住宅及其他各种实物补贴，致使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同时，国税、地税没有联网，信息化按部门分别执行，在实际征管中不仅不能实现跨征管区域征税，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导致税负不公。

（四）税收征收环境欠佳

第一，依法纳税意识薄弱。受历史习惯、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纳税的意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价值取向被一些负面伦理道德因素所误导，社会上一部分人把能偷逃税视作一种“能力”的体现。由于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纳税人纳税后必然导致其收入的直接减少，而纳税人偷逃税被发现后对其处罚的力度却很轻，于是，在目前各种征管措施不到位、风险成本较低、社会评价体系缺失的前提下，人们受经济利益驱动，强化了为维护自身私利而偷逃税的动机和行为，客观上加大了税收征管与自觉纳税之间的距离。据税务部门的一份资料报告，在北京市常住的外国人中，主动申报纳税的占80％，而应征个人所得税的中国公民，主动申报纳税的仅为10％。此外，现阶段纳税人缴纳个税没有完税证明，纳税多少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失业、赡养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没有联系，这也是公民主动纳税意识不强、纳税积极性不高、偷逃税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6

税收行政效率是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税收收入的实现要依靠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管理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纳税义务人在纳税过程中所支付的纳税费用。征税成本也称征税费用，是指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比如税务机关的房屋建筑、设备购置和日常办公所需的费用，税务人员的工薪支出等。纳税成本也称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比如，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纳税人雇用税务顾问、会计师所花费的费用等。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二者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

二、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

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隶属于税收的效率原则。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就是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研究影响税收行政效率，应考虑一定时期的经济、地域、管理机制、人员和社会环境，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效率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一）影响征税成本的因素。税收征收费用是指税务机关为取得税收收入而发生的行政管理及其他各项费用。征收成本至少应包括人员经费、办公费、业务费、基建费、设备费及其他费用。研究分析影响税收征收成本的因素是优化税收征管改革、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目前，影响税收征收费用的主要因素是：

1、征管观念。税务机关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职能、权限和义务。如果税务部门包办各种纳税事项，不仅混淆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会使税收征收成本大量增加。因此，转变征管观念，理顺征纳法律关系，明确各种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归属，是降低征收成本的基本条件。

2、征管模式。征管模式是指不同征管要素的组合与分离形式。不同的征管模式对征收成本有不同的影响。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征管模式必然形成征纳行为的障碍，也必然造成内部监督制约的无力和管理效率的低下。依法行政和科学管理是征管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适应目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经贸发展要求的，也必将对降低征收成本起到促进作用。

3、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机构设置是指有关机构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维修费或货币支出。人员配备费用包括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征管模式决定。在新的征管模式下，要综合分析地域和税源规模，科学设置基层征管机构，打破行政框架，为降低征收成本打下组织基础。人员配备方面，必须改变机关人员多、基层人员少；服务人员多、业务人员少；税政人员多、稽查人员少；一般干部多、专业干部少的局面，按新的征管模式和现代管理的要求，科学定岗定人，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4、税收执法环境。税收执法环境是税务部门在征税活动中的社会制约因素，它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约束力、公民的税法观念和依法纳税习惯、各部门对税务部门的支持配合情况、税务机关在地方的地位和整体形象、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的资金运营情况等内容。一般而言，征税成本的高低与税收执法环境的好坏成反比。税收执法环境好，征税成本较低，反之则高。

（二）影响纳税成本的因素。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如将纳税申报的时间折算成货币，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来说，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纳税成本：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建立账册；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就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申报，并按期足额缴纳税款。在此过程中，纳税人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申报表及申报缴税以及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花费一定的时间；纳税人为正确执行税法，合理缴纳税款，需要聘请税务顾问，同时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纳税人需要合法减轻其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收筹划。

三、提高税收行政效率的途径

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就是要控制行政成本。控制行政成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降低税收成本；二是优化税收成本结构。降低税收成本直接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提高，而优化税收成本结构则是在征税成本总额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成本结构来提高税收效率，间接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提高。

（一）优化征管模式，促使税收征管功能最优化，这是降低征税成本的关键。税务机关应该尽快摆脱“保姆”角色，向为纳税人服务的功能转化。将多数基础工作交由纳税人完成或由纳税人委托税务机构完成，表面上是将征税成本转化为纳税成本，但从整体上看，税务机关为此腾出人力、物力加强征收管理、信息管理，从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政策，建立简繁适度的税制结构。这是降低征税成本的根本。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大致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要简化税制；二要设计便于征管的税收制度。税制的繁简与税收部门工作效率有着密切的联系，优化税制能够大大的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了关于税收行政效率的原则，即：最小征收费原则，要求征收成本与入库税收收入之比最小；确实原则，要求税制不得随意变更，尽量使纳税人清楚明白；便利原则，要求征收时间、方式、地点应尽量方便纳税人。

（三）提高征管人员素质。针对当前税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工作。除了要求熟悉税收法规、财会制度，掌握调查研究和查账技术外，还要求税务人员有廉洁奉公的职业道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备写作、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能力。同时，特别要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但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有出色的领导才能。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7

论文关键词 “营改增” 电子商务 课税问题

随着国内网络的广泛普及和网络购物用户的急剧增长，我国的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成为传统商业模式外一股强劲的新生力量。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超过1.3万亿元，同比增长67.5%，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而美国电子商务占零售总额不过5%。中国仅用了四年时间，达到了美国用十年时间达到的渗透率。在13年的“双十一”网购狂潮中，国内仅天猫一家商城就实现了350多亿的巨额交易。这些数字的不断刷新在给予我们震撼的同时，其内在的巨额税款流失和税负不公问题也给我国税收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一、关于电子商务应否征税的争议

针对电子商务所引发的税收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具有递进性的两个方面——应然与实然，即对于电子商务，我国应不应该征税和可不可以征税的问题。

（一）应然之争背后的利益博弈

对于是否应该对电商征税，主体地位的差异之间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

一是地方政府认为应当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二是电子商务的交易双方——电商和网上消费者出于对价格的考虑不同意对电子商务征税。三是作为我国主管税务的官方的态度则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一方面，出于维护现有税制的权威、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和保证发展中国家税收管辖权利的考虑，官方表态为不会对电子商务实行完全的免税政策。但另一方面，其又强调要支持电子商务产业的兴起，不以不适当的税收政策给其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二）技术难题引发的实然之争

对实然问题的争议主要在于：即使已经明确了国家应该对电子商务征税，事实上是否具备了可以对其课税的实质性条件。

依据主体及营业规模的不同，电子商务模式可以分为三类：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消费者（B2C）以及消费者对消费者（C2C）。前两类皆涉及到有正规营业执照和经营实体的企业，故对其征税在技术上无太大难度。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C2C经营模式，因其涉及的交易双方皆为个人，大部分卖方没有经过正式登记，经营规模也较小。对其征税在税收征管上来说，难度非常之大。

应然之争和实然之争是对电商征税这一问题讨论的两个阶段，其侧重点各有不同。从本质上讲，电商征税争议的背后是当前经济发展应注重效率还是注重公平的发展方式之争，也是市场化改革中税收诸多问题争议的再次显现。

国家税务总局目前正在调研实施电子商务征税，调研组相关专家达成的共识是网上交易应当收税。而从立法角度，商务部已经证实，正在牵头组织研究《电子商务促进法》，拟从总体上确立我国电子商务的法律原则和定位。根据现有形势分析可知，对电子商务征税已是大势所趋。

（三）营改增大背景下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

从完善我国国内税收政策的角度出发，对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探讨需注重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思维应跳出传统商业模式和传统税收制度的束缚，从电子商务本身特有的表征出发对症下药；二是在我国实行“营改增”大背景下，电子商务税收制度应驱合政策导向，不违改革大流。

尽管我国现在对于电子商务领域的税收征管，无论是政策上、立法上还是网络技术上都面临一系列难题，税务机关无法伸展拳脚。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营改增政策的纵深实施与改革的不断推进，一旦电子商务中技术和政策等其他层面的问题得以一一解决，营改增政策入主电子商务领域也不无可能。

二、“营改增”与“电商征税”衔接的可行性

（一）不同方案之间的理论比较

对电子商务究竟应征何种税，目前尚无定论。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和权威机构提出的多种不同方案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为开征新税方案。持此类方案的一方认为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应突破传统思维限制，全面创新税制。具体而言，此方案设计的新税主要有比特税和托宾税两种。第二大类则主张在坚持现有税制的前提下，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造和扩展，使之能适应电子商务征税环境。细分而言，又有征直接税和征流转税的不同观点。

面临电子商务对传统税制体系的强烈冲击，欧盟的选择是上述方案中的第四种——征收增值税。欧盟是普遍实行增值税体系的地区，在许多国家中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1998年6月8日欧盟发表了关于保护增值税收入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报告，这使欧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电子商务征收增值税的地区，开创了对电子商务征收增值税的先河。

欧盟的增值税政策自实施以来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并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这对未来我国营改增政策进军电子商务领域，实现增值税大一统局面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二）“营改增”视角下的电子商务税收要素

在对电子商务统一征收增值税的前提下，我国欲实现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征税权，在法律层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税的设定和征收具备法律依据，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税收法律关系。

进一步而言，对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的核心是“税收之债”，即税收实体层面的债务关系。笔者旨在从电子商务税收之债的角度入手，简要分析构成电子商务新视角下税收之债的主客体基本要素——纳税人和征税对象，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的取向问题，为电子商务征税提供一点思路。

1.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

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对于纳税主体的规定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但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化使得纳税主体的确定变得困难。所以，未来在构建电子商务税收制度这一块，主体制度的设计焦点应集中在如何确定主体身份上。

为了应对企业形态的虚拟化，强化对电子商务的税源监控，我国可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要求所有法定需要进行税务登记的单位凡建有网站者都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网址、电子邮箱号码等上网资料，公司的税务登记号码和税务主管机关必须展示在其网站首页上。另外，我国可借鉴国外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建立起我国的电子商务纳税人识别号制度，每个纳税人都拥有唯一的专属识别号，方便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监管和征收。

在电子商务代扣代缴制度中，网络服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发挥着关键性的积极作用。在电子商务运作环境中，网络服务运营商掌握电子交易信息，即控制着信息流；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了网上支付手段，即控制着资金流。未来对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税务机关只要通过控制其中一条“流”向的全程，就可以通过与网络服务运营商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以代扣代缴方式实现全方位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

2.征税对象

电子商务以其销售模式的离线与在线（即是否有线下实物的流转）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电子商务模式和间接电子商务模式。

在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信息流和资金流可以直接依托网络进行数据化传递，但是物流这一环节在实质上仍未脱离传统的交易模式，征税客体依然是物和行为，对其认定自不存在障碍。直接交易模式下，由于交易商品的无形化和电子化使得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实现了完全的网络化传递，进行征税客体的认定时传统方法不再得以适用。如网络上提供的软件下载服务，在认定时就可能出现“服务”和“商品”之间的两难。

上述尴尬局面的出现是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在“营改增”政策植入电子商务领域之后，因增值税征税对象范围的扩展使得直接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下客体的认定不再成为难题。

三、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税收优惠是一国税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形式鼓励、引导人们的投资消费行为，从而实现一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保等政策目标。

（一）实行税收优惠的必要性

对电子商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究竟是否有必要，这关系着电子商务主体的经营成本和利益得失。综合来看，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为支持实施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

从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做法来看，对电子商务实施税收优惠也成为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其中以美国为典例。美国是电子商务应用时间最早、应用面最广、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它在很早就喊出了“全球电子商务自由化”的口号，提出全球电子商务免税方案。但以近几年美国的电子商务政策来看，其免税立场开始松动，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一样的风向标。

（二）税收优惠之外的“新声音”

另有部分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对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持否定意见。其理由除了对电子商务予以税收优惠有违税收公平原则，还要求在借鉴国外税收政策时，应做细致的实质性考察。

“以电子书销售为例，在多数欧洲国家，电子书在销售时要被征收全额增值税率，而受益于行业游说团体的不懈努力，纸质书籍则只被征收很小一部分税率，甚至免税……，因此免税的有力支撑已越发失去立场。”另外，前面笔者有论及美国今年6月通过的《市场公平法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电子商务经济的不断成熟壮大，电子商务税收优惠理论受到质疑，要求实现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平等化待遇成为新一轮呼声。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8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本文结合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的重点，论述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深化的方向和大体思路，说明当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及近些年来税制改革的大体历程，具体从税制结构的设计，降低税率，加强税收管理和遗产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种优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为进一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关键词 ：新形势；税制改革；税种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137-01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群过多等一些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问题。而现阶段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跟税收功能不健全、税收制度不完善有关。因此，研究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对经济社会的调节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我国税制改革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制度调整。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不相同，主要呈现两个不同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缓慢，出现“再工业化”。全球金融危机向主权债务危机转化，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再次，国际贸易出现新态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主动发起对华反倾销的调查。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低碳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主题。它也影响税制的调整，尤其是对税收制度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2.我国现行税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税负水平不合理。一般来说计算税负水平有三种方法，分别是小、中、大口径。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

其次，税种结构也不太合理。有些税种在征税范围上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两个并列的税种，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而有些税种重复设置，有些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未能调整，如增值税与部分营业税的部分税目。

再次，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过窄，只包括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两个环节，没有涉及到交通运输、建筑安装和其他第三产业，而从课税对象看也并没有涉及到不动产。同时，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致使内在制约机制的作用削弱。

3.我国税制改革深化的方案设计

增值税改革方向：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降低征收成本，加强税收的控制。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扩大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二是在普遍征收中性增值税基础上，对部分第三产业，如餐饮、娱乐等，允许地方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同时，对其它地方税进行改革，清费立税，扩大地方税收来源。

消费税改革方向：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如将高档皮毛皮革制品、高档家具等传统的高档消费品、奢侈品以及高档保健品、高档电子产品等新型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一次性用品纳入征税范围；提高某些高消费行为、非环保消费行为的营业税税率或在征收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另外，应适当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及实木地板等税口的税率。对节能型、新能源型汽车免征消费税。

所得税改革方向：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税制使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更公平的姿态竞争。具体做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先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大概7%-8%，职位国内企业的1/3-1/4。因而需在税率、税基和税收减免上统一。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机制和计征方法进行规范，包括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多种计征方式的统一和规范，取消各种特殊计征方式统一规范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劳动所得项目的税前扣除标准和办法将税前扣除分为经营（工作）费用和生计费用两部分，分别规定扣除标准，使个人所得税简捷、规范，功能增强。

4．结论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也出现很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不同企业税负差别较大，个税不能很好的起到调节收入分配问题及个税的计算和税率都需改革，企业所得税也存在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实行两套税率、税基、税收抵免也不相同。本文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出发，结合国内外关于税制改革的研究和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及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大致方向，具体从降低税率、扩大征税范围、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和完善并开征新税种的必要性及具体做法展开论述，希望能为进一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参考文献：

[1] 岳树民.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J].税务研究，2011，01：28-32.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9

日前，在商务部召开的新闻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财政税收相关主管部门正在对电商税收立法问题进行研究调研。商务部正在牵头制定《电子商务促进法》，旨在推动中国电子商务特别是中小电商企业的发展。随后，有媒体报道称，预计今年内正式对网店开征5%的税收。但据本刊记者多方了解，电商征税一事确已列入商务部研究课题，但在收取额度、征收范围以及时间等方面尚无定论。

自从全国政协委员、苏宁云商董事长张近东在今年“两会”上引爆电商征税的话题后，“怎么收”、“收多少”、“何时收”等问题也成为业界热议的焦点。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仍然对现阶段的电商征税表示不赞同：“电商尚处于新生阶段，相当一部分商家以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存在，不具规模。在如此情况下，征税将对小型店铺带来毁灭性打击。”

既然电商征税话题在业内招致弹远多于赞的声音，为何商务部还要逆民意而研究实施案例？

网店征税5%？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近东明确建议应该加强网店征税，强化政府对C2C网商的管理，国家税收部门应研究电子商务的征税方式、加强税收监管、创新征收手段，从制度层面规避偷漏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近东的观点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的认同。

自张近东将话题引爆之后，关于电商征税的讨论就一直未曾中断。5月下旬，国家工商总局就召集阿里、腾讯、京东等12家企业进行摸底，拟针对部分企业逃开发票、行业不正当竞争等多个领域起草电商行政法规。

近日，更有知情人士告诉《IT时代周刊》，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等相关部委正在研究调研电商征税的具体措施，年内有可能对网店开征5%的税收。

而当这一消息盛传开后，业界顿起轩然大波。有业内人士称，《网络发票管理办法》曾在两个月前正式实施，网络发票的加快推行是为网购和电商征税做准备，官方的此次表态或表明电商征税将很会实行。

对此，商务部电子商务司相关负责人给予否定，他还介绍说，目前仅是在调研阶段，并没有“具体措施办法”。

关于电子商务是否该征税，国际上就有两种态度。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长靳东升谈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此前主张不征税，但美国现在也开始征税，因为电子商务对州税中的销售税冲击比较大；另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他们主张征税，也确实在征税。

近期，围绕着向电商征税的《2013市场公平法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投票中获得压倒性支持。据悉，该法案针对所有每年在美国远程销售总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卖家征税。有国内电商行业的人士称，这则法案的通过或将给我国电商征税立法提供蓝本。

但也有不同声音认为，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电商发展形态和行业环境也不相同，美国相关法案的推进仅限于借鉴意义。

姚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对电商征税要区分发展阶段和企业类型。规模大的、发展比较好的电商企业当然要依法纳税，而对于成长中的中小电商企业该如何纳税，应该再做进一步讨论。

C2C电商或受到冲击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主要的模式有三种，即B2B、B2C、C2C。其中，作为B2C的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当当网、亚马逊中国等大多数自主营销型网商平台已经具备了完善的税收制度。而3种模式兼具的阿里集团在去年1万亿元的电子商务交易份额中，天猫的贡献率仅为20%，80%交易额来自于淘宝店大量的个人卖家，这些卖家中的部分企业未征税。因此，张近东电商征税提案的针对范围更多的指向了C2C电商，首当其冲的是在C2C行业占垄断地位的淘宝。

张近东表示，中国当下电商交易的90%是以C2C的形式从事B2C的交易，约一半交易量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进而导致假冒产品充斥、侵权现象严重。

惠诚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副主任赵占领也认为电商市场上确实存在张近东所说的这种情况。他指出，C2C电商包括两类卖家：已经进行工商登记的实体公司和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个人，考虑到促进就业、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目前尚未要求C2C模式中的个人卖家办理工商登记并进行纳税。所以，难免会有企业型卖家以C2C形式从事B2C交易、规避纳税义务。

以C2C形式进行B2C交易的做法，已经引起各界乃至监管部门的关注。2011年，武汉市国税局开出国内首张网店税单，对淘宝女装网店“我的百分之一”征税430余万元。

据称，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对此也早有预料。在2011年召开的网商大会上，马云就曾表示网店要时刻做好征税准备，“网店什么时候开始征税，并不掌握在淘宝手里。淘宝能做的是与网商共同努力，把税收的期限和额度适当放宽”。

由此看来，电商纳税已是大势所趋。但不少业内人士仍认为，目前时机尚未成熟。

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表示，“电商毛利率普遍在10%-20%，部分中小商家连基本利润都无法保证，税收部门在此时启动电商征税，对它们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小微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

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法规，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月销售额为2万元，不到此额的免税。而淘宝方面称，淘宝上94%的卖家不在征收税收比例，这些卖家一年的营业额在24万人民币以下，因此这些企业都可免税。其实也正是这些小卖家构成了淘宝主体市场，也是整个C2C电商市场的主体。如果未来对这些企业征税，它们的价格竞争力将会减弱。

去年淘宝和天猫实现了万亿交易额，粗略估计淘宝交易额约为8000亿元。如果以5%的额度征税，淘宝的商家一年将因此要上交近400亿元的税收成本，淘宝卖家的积极性将会受到削减。

另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实际运营的个人网店数量达1365万家，较2011年的1620万家，同比减少15.7%，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两税法的征税形式篇10

关键词：餐饮业；营改增

一、引言

“营改增”是指原来按照营业税征收的部分行业，现在改为按增值税征收。由于营业税具有重复征税的缺点，无益于分工合作与产业结构转型进级。实施“营改增”政策是为了减少重复纳税，帮助企业降低税负。我国从2012年1月1日开始的营改增”试点到现在，餐饮业仍未开始“营改增”。而从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餐饮业作为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改征增值税是势在必行。

二、餐饮业实施“营改增”政策的目的

（一）降低税负水平

我国餐饮企业税负水平普遍较高，其中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车船使用税、卫生费、排污费等，占整体营业额的7%-10%。而且主要税目集中在营业税，规定服务业中以营业额的5%来缴营业税，其中推行特殊的是，自2012年1月1日开始，酒店业和餐饮业纳税人销售的食品为非现场消费的还应该交纳增值税，不交纳营业税。

（二）消除重复征税

重复征税是指国家对同一征税对象征收多种税或征税多次。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一般有两种流转税，即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值税主要适用于制造业，而营业税主要适用于服务业，并且两税种在税收收入中占据很大的比例。由于增值税需要纳税人凭借自身向上下游企业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税额抵减销项税额来计算应该纳税的增值额。因为餐饮业纳税人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游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向餐饮企业购进餐饮服务也就无法获得进项税额抵扣自身销项税。这样已经在餐饮业缴纳过营业税的餐饮服务又在下游企业缴纳了增值税，形成了这部分的二次征税。而餐饮业实施“营改增”之后将很大程度上消除以上的重复征税，对促进产业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和优化经济结构都有极大作用。

（三）解决征收权限难题

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并存的现状，使得税收征管复杂化，征管权限划分存在冲突，降低了税制效率。增值税有国税系统负责征管，除了银行总行、保险公司总公司等之外的营业税由地税系统负责征管，两税并存情况下容易产生征管方面的争议，产生税收管辖权方面的矛盾。

三、餐饮业“营改增”政策难点的研究

（一）餐饮业“营改增”后的征税对象与税目划分的难点

只有将征税对象去具体而细致分类才能确定其税目，再依据征税的税目来确立营改增制度下税率。实施“营改增”改革的背景下，划分餐饮业的增值税税目，要根据餐饮业的经营形式、经营性质、经营模式以及盈利的幅度和模式。我国餐饮业的经营模式主要分为独立经营模式、兼营模式、单位内部的餐饮服务机构（学校食堂、政府食堂）这三种模式，营改增制度的征税对象涵盖了以上三种任意一种。营改增制度下，餐饮业增值税税目的分类与餐饮业的经营性质、经营形式、经营模式以及盈利模式和盈利幅度息息相关。餐饮业的经营模式是多样化的，根据不同经营模式，其“营改增”的税制安排也各有差异，因此营改增改革制度的施行给餐饮业的税制设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特别是餐饮业“营改增”后的纳税人纳税难点与税目划分的困难。

（二）餐饮业“营改增”后税负变化及税率选择的难点

餐饮业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现为：总产出等于总投入。而餐饮业的总产出计算方法可按照服务行业去使用销售收入法进行，表示为：总产出=销售收入+存货增加。再就是依照有关数据的统计，餐饮业的存货增加额与固定资本总额都是为零，由此可将总产出计算公式得出为：总产出=总投入=销售收入。营改增制度下，在餐饮业总投入中的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以及固定资产折旧这四个方面都不存在进项税额，其发生进项税额的部份重点是在中间投入部分。所以，实施营改增以后餐饮业的税率选择以及税负变化可以根据上面的关系来确立。而其缴税额的计算方法有这下面几类：（1）税改前营业税税负率=应缴营业税税额/应税收入=5%，其中（应税收入含税）；（2）税改后增值税税负率=应缴增值税税额/应税收入（含税）=（销项税额一进项税额）/应税收入（含税）；（3）营改增税改的税负变化=税改后增值税税负率一税改前营业税税负率；上述计算方式中（2）、（3）两种计算方式显示：餐饮业税负将上升。

四、餐饮业“营改增”政策完善的建议

（一）加强对餐饮业税源的监督与控制

对于餐饮业，其税源监督与控制存在一定的困难，税务机关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分区域或者分类型的管理方法。根据餐饮业不同的经营的复杂程度、税收额度、经营规模等采取有差异的管理，注重重点税源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协助复杂程度较高的税源纳税人或者重点税源纳税人进行税务管理的整个流程的活动，例如会计核算、纳税申报等等。同时还可以实施奖励政策。对税收优惠或现金奖励鼓励和表扬活动，建立一个餐饮行业税收模式，鼓励全行业的积极税收，按实际纳税。再就是还应当强化对纳税制度和漏税、偷税等法律条例的宣传，定时地检查和评估重点单位的纳税状况。

（二）低税率路径选择

中国的餐饮业整体税负水平较高，在全面实施营改增之后，也应当适时改善餐饮业的税制安排，本文观点是建议餐饮业增值税税率进行了低税率路径选择。同时可以参照国际增值税征收经验，如香港、台湾地方的规小餐饮机构的纳税税率最低仅为百分之一。受餐饮业特殊的性质的影响，其投入中所含有的增值税税额有时不能够在税额计算当中全部抵扣，因此，内地餐饮业还是应当使用低税率的征税办法。在设置税率的时候，应尽量使用不同的税率，可以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进行设置。其具体税目设计与税率可以规定为：快餐服务业、冷饮及相近行业税率设置为百分之十三，正餐和其它同类服务行业税率设置为百分之十一；规模较小的餐饮业使用简易计税方法纳税，征税率可设置为百分之三，同时还应当保持行业税负水平的下降趋势，积极提倡餐饮企业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和税务计算制度。（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海.餐饮行业税收征管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11）：146-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