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征税标准十篇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1

〔论文摘要〕 个人所得税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集中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没有真正起到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逆向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不能实现的原因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讨,一是立法,二是法律的实施。

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

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着,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517.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2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 税源管理 纳税评估 信息化建设

一、新企业所得税变革亮点

1、纳税人认定、纳税义务和纳税地点。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的界定，取消了以资本来源作为区分标准的作法，统一了适用对象。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登记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将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并明确前者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同时改变以独立核算为标准确立纳税地点的方法，确立了以法人为标准的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制度。

2、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充分考虑了财政减收承受力度、国际税收竞争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统一为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改变了原有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分设档次过多、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的现象。

3、收入确认。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收入确认上增加了收入总额内涵的界定，首次提出了不征税收入的概念，并严格区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在实施条例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应计入应税所得额中的收入形式及确认标准和确认时间，比原有税法更清晰明了。

4、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仅统一了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政策，明确了不得扣除的支出范围，而且调整了扣除基数，尽量与新企业会计准则接轨，避免调整计算的复杂性。比如工资薪金支出取消计税工资标准，改为内外企业统一据实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计税基数从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年度利润总额，扣除标准统一为12%。

5、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较原有所得税法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规定了5年过渡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能平稳过渡。二是基本废除原有“区域优惠”体系，构建了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技术进步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三是增加了对创业投资企业和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体现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的改革理念。四是在细节上将原来对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改为工资加计扣除政策和减计收入政策。

6、反避税。为打击日益严重的避税现象，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专门制定了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对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等各种避税行为进行规范。明确了转让定价的核心原则即独立交易原则，将独立交易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业务往来；增列了无形资产和劳务方面的成本分摊协议条款、税务机关和关联企业间的预约定价安排，要求关联企业报送关联业务往来报表和提供相关资料，强化了纳税人及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义务。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引发的税收征管问题

1、税收管辖权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适用范围，按法人标准确定纳税人，排除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并规定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但在税收征管上仍适用过去“一税两管”体系，即按企业开业登记时间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范围，2002年1月1日之前成立的企业由地税征管，之后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由国税负责征管。而在实践中发现，原来由地税部门征管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投资企业及合伙企业，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吸收新成员组建为公司制企业，这类企业是仍由地税征收，还是由国税征收？总机构在2002年之前成立由地税征管，分支机构在2002年以后成立由国税征管，汇总纳税时管辖权归国税还是地税？这些在新税法中都未明确，这就可能导致国、地税征收机关争相介入管理，也可能相互推委，无法做到有效控制，给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税源管理。

（1）企业纳税地点变更导致的税源管理问题。原内资企业以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为纳税人，实行就地纳税，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分公司应税所得要汇总到总公司进行纳税。随着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纳税地点的变更，对于各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来说，其纳税户户籍管理和税源管理将随之发生变化。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由于没有所得税征收权不便监管，法人所在地对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情况又不了解。在此情形下，各地税务机关如何防止漏征漏管、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如何掌控分支机构的涉税信息、如何交换和共享已经拥有的征管信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2）“老企业”和“新企业”的身份认定与过渡期优惠政策的享受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给予老企业5年过渡期优惠政策，新企业则不能享受。原则上说，新老企业的认定以工商登记时间在2007年3月16日之后还是之前为界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改制重组的增多，企业新办、合并与分立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复杂，难以有明确的标准。

3、税基管理问题。

（1）纳税人身份认定变革带来的税基管理问题。原所得税法按资本来源划分纳税人和纳税义务，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此判定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法人地位、实际管理机构和控制地双重标准确定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若为居民纳税人则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全部所得作为税基缴纳所得税。税务机关如何清楚界定什么是“实际管理机构和控制地”，什么是“仅在我国设立的机构、场所”，成为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关键性问题。

（2）收入确认、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的变革引发的税基管理问题。基于纳税人经济理性的考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利用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采取各种手段来缩小税基，达到少缴税的目的。比如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确认日期均为“合同约定的应付日期”，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约定方式改变税基。税前扣除中的工资薪金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企业就可能采取虚增雇佣人数，虚假提高工资水平等方式增加税前扣除基数。再比如，计算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当年扣除上限时，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是否可以作为计提基数，各项扣除的审批手续是沿用原有审批规定还是一切推倒重来呢？如沿用现行规定，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呢？如推倒重来，基层征收机关的工作量又将如何？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又将如何？另外，因国税、地税部门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带来的税务差异是否会干扰企业的经济活动呢？

4、反避税引发的税收监管问题。过去外商在优惠政策多、实际税负低的情况下，规避所得税的动机较弱，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大部分外资企业不仅税率有所提高，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将逐渐减少，这就使得外商会采用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等方式在各环节规避所得税，这无疑需要我们增强税收监管。但目前税收监管本身存在以下问题。

（1）监管方法、手段落后，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基层税务机关在监管方面，一般以企业所填数据为准，对企业申报的境外情况基本上是依据企业申报什么，就予以承认并予以抵免，易导致反避税行为的发生。

（2）企业所得税税源动态监控体系不完善、税源信息不完整、所得税信息化程度不高。与地税、工商、统计、房管等部门信息沟通不够，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没有建立。

（3）“一税两管”各自为政，同一类型企业税负差异较大。在实际监管工作中，两个税务部门为了强化所得税管理，各自制定了一些具体监管办法，对同一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同税务机关运用的管理方式不同、监管力度不同、规范管理的程度不同，势必会出现税负“避重就轻”的问题。

（4）税收监管缺乏专业人才，管理队伍有待加强。新企业所得税是一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纳税调整项目多、计算复杂的税种，要想全面提高征管效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素质和先进征管理念与方法的管理人员。而现实中所得税征管工作量大，人手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税法的要求差异较大。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税收征管的改进建议

1、合理界定企业所得税税收管辖权，优化机构设置，明晰职责分工。从理论上说，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应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上缴国库，再按分享比例返还给地方。这样“一税一管”，执法主体明确、执法力度一致。但我国当前国税、地税机关的征管力量、征管水平短期内达不到“一税一管”的要求。因此，本文有如下建议。

（1）建议5年内延用“一税两管”，采取随流转税税种确定的原则划分税收管辖权，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缴纳增值税的，其企业所得税归国家税务机关征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缴纳营业税的，其企业所得税归地方税务机关征管。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的，一律在总机构税收管辖机关纳税。一方面，两个税务机关既可以有效利用自身的征管资源进行管理，降低征管成本，又可以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另一方面，这样划分征管范围，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这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2）中长期应对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职能整合，重新设置机构，并明晰职责分工。考虑我国现行的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国家税务总局职能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现有国税部门负责稽查、现有地税部门主管征收和管理，对国税、地税两局的资源进行整合，取消国税局的涉外税收管理部门。在国税局设置税务稽查机构，原地税局负责稽查的人员调到该机构，国税只负责对纳税人进行稽查并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在地税局设置税收征管机构，原国税局负责征收管理等的人员调至地税，负责为纳税人提供登记、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地税局将企业所得税统一缴入地方金库，再由地方金库按规定比例上缴中央，实现共享。

2、加强税源管理、核实税基、完善汇算清缴制度。

（1）进行户籍信息源头管控。通过进驻政府行政审批中心，建立从工商登记到国税、地税税务登记的“无缝管理”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漏征漏管户。

（2）进行户籍信息全面监管。认真做好纳税人设立、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等工作，并切实加强对外出经营业户、非正常户、停业户、扣缴义务人的监督管理，堵塞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管理上的漏洞。

（3）进一步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把税源管理纳入税管员的职责范围，从日常检查、信息采集、资料核实、税源调查等方面明确税管员岗位职责，并制定统一标准的业务流程，促使税管员规范管理税源。

（4）建立经济分析制度。加强与工商、统计、物价等部门的联系，从各方面采集经济信息，运用对比分析、指数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摸准经济税源的变化规律，核实税基。

（5）加强日常管理，完善汇算清缴制度。即按月或按季对纳税人进行检查和监督，及时做调账；对于税法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要求企业设立相应的辅助账簿，在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正常账务处理的同时，按照税法规定对需要调整的项目在该辅助账簿中逐笔登记，在年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将累计数填在纳税申报表有关项目中。这样既方便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减轻年终汇算清缴的压力，又可以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质量和效率。

3、建立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互动机制。鉴于目前所得税征管中信息不对称，税务稽查部门得到企业纳税真实信息少、难于发现问题等情况，建议先按照“降低频率，加大深度，提高质量，注重效益”的纳税评估工作要求，积极开展所得税、流转税联评互动，对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估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逐步建立完善具有指导性、系统性、时效性、针对性的行业评估指标体系或评估模型。再从纳税评估中选定税收稽查的对象，避免税收稽查的盲目性；同时根据税务稽查反馈的结果，及时调整纳税评估的内容，保证企业纳税评估有效实施。这种互动机制有利于及时发现征管中的问题，找出薄弱环节，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4、加快企业所得税信息化建设。一是做好综合征管软件更新工作，满足企业按照新税法预缴申报和按照老税法进行年度申报的需求。二是要加快电子申报、网上申报信息系统和平台建设，实现企业所得税多元化申报。三是要优先建立汇总纳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再逐步建立各企业、各行业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为纳税评估工作深入推进打下扎实基础。四是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要建立健全与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渠道，特别是与国土、科技、贸发等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外部信息做好项目登记、信息采集、税款征收、纳税评估和项目清算等环节的管理工作。

5、强化所得税管理队伍建设，加强政策宣传和服务，确保所得税政策全面、准确贯彻执行。对内加强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坚持专门培训与自学相结合，提高税务人员所得税征税、办税综合素质和技能，建成一支适应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的所得税管理队伍。对外利用网络、上门服务、免费咨询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对新税法的宣传和辅导，使纳税人了解企业所得税政策法规的各项具体规定，特别是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涉及纳税调整的税收政策、税法与会计制度存在差异时纳税申报的办理等，提高纳税遵从度。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Z]．

[2] 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管理司：新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释义[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

[3] 杨斌、徐家尊：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探讨[J].税务与经济，2008（2）．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3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税率结构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098-02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

中国个人所得税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以来，经过不断的改革，发展迅速，成为中国重要税种之一，尤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主要包括合并税种，扩大征税范围，调整税率结构，提高工资薪金的扣除标准，加强税收征管等。目前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采用分类计征，将11种不同来源的收入按照不同的扣除标准，税率结构和计税方法进行源泉扣缴；另一方面，对于年所得超过12万元等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必须自行申报纳税，从而形成了中国个人所得税“分类计税”加“综合申报”的双轨制模式。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分类税制的局限性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一直采用分类税制模式，即将个人取得的各种所得划分为十一类，分别使用不同的费用减除标准、不同的税率结构和不同的计税方法进行课征。实行分类课征制度，虽然有利于源泉扣缴，加强源泉管控，简化纳税手续，减少征税成本，提高征税效率，但是分类税制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缺乏充分性和弹性。中国实行的分类税制是正列举法，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个人收入呈多样性，正列举会导致新出现的收入形式无法及时地纳入征税范围，从而因税制的缺陷导致了税收收入的减少。同时，中国实行的分类税制中只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对除此之外的个人收入实行比例税率，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缺乏弹性。二是分类税制缺乏公平性。从税收公平角度出发，实行分类税制的出发点是使劳动所得少纳税，对资本利得等其他非劳动所得多征税，这意味着通过对纳税人持有的存量财产的再分配实现税收公平。但实践中，该模式直接导致所得渠道多而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税负水平往往低于那些渠道少而单项劳动收入高的纳税人，这有违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二）费用扣除的不合理性

中国由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所以对不同来源收入的费用扣除标准也是不同的，主要有两种，一是定量扣除，例如一般的工资薪金采取3 500元的扣除标准；二是定率扣除，比如劳动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的应税收入超过4 000元时，实行20%的定率扣除标准。

首先，不同的扣除标准难以实现税负公平。其次，定量扣除缺乏弹性。中国对于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标准虽然经过几次调整达到现行的3 500元，但是这个标准需要不断的调整，而税法的修改需要严格的程序，因此这种扣除标准即使在制定时具有前瞻性，但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终会呈现一定滞后性，无法及时减轻低收入者的税负。

（三）税率结构设计的缺陷

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中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对其他的所得实行20%的定率征收。在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将对工资薪金实行的九级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累进税率，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但是最高的边际税率仍为45%，增加税收的反激励效应，影响劳动供给，不利于社会总产出。

（四）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上，中国主要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分类计税”加“综合申报”的双轨制模式有利于加快中国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向综合分类税制的改革，但也增加了征管成本和征管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中国现行的源泉扣缴制度虽然集中了税源，提高了征税效率，减少了征税成本，但在实践中，会发现代扣代缴单位帮助纳税人逃税的行为，同时实行源泉扣缴无法促进纳税人增强纳税意识，不利于推行自行申报的征税方式。二是实行自行申报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和法律监督机制，这导致中国自行申报的纳税人占全国纳税人总数的3%，可见自行申报制度几乎形同虚设。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加上现金交易较多，税务机关很难掌握纳税人真实的收入状况，更无从征管。现行的税收体系中，只有2006年国税局颁布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较为详细地阐述自行申报制度，可见相关法律监督机制不到位，而惩戒措施又不够严厉，由此滋生了纳税人的偷税逃税行为。

三、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进建议

（一）综合分类所得税制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综合个人所得税制与分类所得税制相对，是指将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所得额合并后进行课征，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合并后收入才能较为真实反映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这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有利于建立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自行申报制度，但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是不存在的。比较接近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的美国采取的是除长期资本利得（即持有期超过一年的资本性资产处置收益）外，所有的所得额合并在一起作为普通所得，适用10%～39.6%的五级累进税率，但是对资本利得还是进行分类征收。这体现了美国个人所得税正向综合分类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21世纪初，荷兰、德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实行了个人所得税向综合分类税制的改革。这是由于综合分类税制集合了综合税制和分类税制的优点，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符合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政策要求。

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实行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可以把个人收入分为三类：资本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普通所得。具体而言，资本所得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等财产的收益所得（包括转让收益和占有收益）；生产所得针对的是不纳入企业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中个人投资者所得。而普通所得为除了资本所得和生产经营所得之外的所有货币和非货币性收入。

征收资本所得税应该配合财产税的实施，鉴于目前中国的财产税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资本所得可以先采取较高的累进税率，这样可以实现对财富存量的再分配，调节财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待中国财产税制较完善时，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税率，避免重复征税，减少资本外流。

（二）综合分类税制的完善措施

1.纳税单位的定位。纳税单位一般分为家庭和个人。有的学者认为从税负公平角度考虑，中国应该采取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但这要求有相当高的管理水平，而中国目前自行申报制度尚不完善，家庭申报更无从谈起。另外，对家庭的划分也存在分歧，如果考虑家庭人口因素，不仅加剧征管难度，更会造成税收漏洞。总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仍需坚持以个人为纳税单。

2.费用扣除标准的选择。费用扣除标准的实质是免征额，是一种税收优惠政策，它的选择主要取决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其他税种负担水平，财政收入需要，家庭负担等因素。中国对工资薪金采取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为3 500元，但应该对特困家庭、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予以必要的照顾。资本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普通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应该有所差异，资本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应该低于普通所得，生产经营所得的扣除除了一般的生计费用扣除，还应该允许扣除生产经营的相关费用。

3.税率结构的设计。税率结构的设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一般而言，边际税率强调税率对纳税人的心理影响，从而影响纳税人的工作决策。而平均税率侧重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衡量。就中国现行的个人税制而言，累进税率结构应该进一步扩大档次的收入级距，将税率档次降至4～5级，最高边际税率不宜过高，以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和对私人劳动、储蓄、投资决策的干预。

（三）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改革

1.继续加强源泉扣缴的征管方式。从效率和成本角度考虑，实行源泉扣缴可以提高征管效率，减少征管成本，保证税收收入，所以对于资本利得，普通所得里工资薪金所得仍然应该坚持源泉扣缴，但要与自行申报制度相衔接，源泉扣缴的税款允许在自行申报时予以抵扣。

2.完善自行申报制度。完善自行申报制度可以从加强纳税人信用体系和税收征管法律监督机制建设两方面着手，在源泉扣缴的基础上，按月或季度预缴，按年汇算清缴。

首先，加强纳税人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体系是指包括银行储蓄信息、财产信息和纳税信用信息等在内的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体系应采用身份证号作为唯一识别标志，将纳税人的信息联网，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个人所得税信息和征管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同时，借鉴银行对贷款等级的划分，根据个人自行纳税申报和源泉扣缴的状况，建立不同的纳税信用等级，对信用等级低的实行强化征管，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

其次，完善税收征管法律监督机制。针对目前中国在自行申报方面的法律缺失，应加强税收立法，从制度上减少税收漏洞，严厉打击偷逃税的违法行为。此外，政府应提高征税手段，尽量减少核定征收的范围，提高征税人员的素质，防止税务人员执法犯法。

参考文献：

[1] 邓煜.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发展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14，（14）：26-27.

[2] 王琳.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现状及思考[J].中国外资，2013，（21）：249-251.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4

[关键词]税种结构；优化策略；国民经济运行；优化税制理论

一、新时期税种结构优化的基本标准

税收作为“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①，它天然就和政治与经济两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研究税收问题自然离不开政治和经济，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税种结构优化也应从政治与经济这两个层面来界定。检验一种税收是否优化的传统标准是帕累托效率标准，并以此为依据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来定义最优税收，但其舍象掉了两个重要因素②：一是舍象掉政府税收收入充裕与否因素，从而在税收收入既定的假设前提下来探讨税收对经济效率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舍象掉税收征收管理技术可行与否因素，从而在税收征收成本既定的假设前提下来探讨税收制度设计对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来界定税种结构优化，更为直观和科学。政治方面的内涵除了税收负担分配最符合社会公平准则以外，还应包括国家机器运转所需收入的最大满足；经济方面的内涵除了税收对经济运行的扭曲程度最小以外，还应包括税收征管效率的最大提高。根据税种结构优化的内涵界定，其包含的内容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确定：一是政府所需要税收收入如何通过各税种来实现，每个税种应承担多大的税收份额才最为科学；二是现行税制应该设置多少税种，每个税种应如何分布才最为合理；三是现行税制中应包含哪些税种类型，某一类税如何设计才能最好地实现某一税收政策目标；四是税种的税率高低应如何确定，怎样设计才能在收入与激励上寻求最佳的均衡点；五是税种的征管构成是否科学，现有的征管技术水平是否与税种设计的要求达到高度的一致性，理论与现实是否同时兼顾；六是税种与税种之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地协调，以达到最大合力的发挥而不致于相互抵消。如果能同时达到以上要求，则税种结构才能称得上是优化的税种结构，否则就是一种非优化态势。由此可见，税种结构优化也就是通过税种及其各要素的设计来使税种数量、税种类型、税负高低、税种关系科学化与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多类型、强功能、广税网的税种体系，最终达到实现诸税收政策目标的目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②许建国：《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税收优化目标与改单思路》，载于《管理世界》1996年第6期。

二、目前税种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依据

（一）国民经济运行与税种结构优化

税收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子系统存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的总系统之中，它通过对货币资金分配的介入来影响和作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首次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中的社会流转过程入手，对税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税种分布点以及课税对象选择进行的研究，则为科学搭配税种和正确选择课税点提供了基本思路。马斯格雷夫认为：在由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所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货币资金以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消费货物市场、资本货物市场为媒介，形成周而复始的货币流量循环，政府税收就产生于这个循环系统之中。在各不同循环路径上选择课税点或课税环节进行征税，而形成不同类别的税种，并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根据这些影响可设计出组成税制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社会保障税、消费支出税等，进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税种结构。然而，具体到现实的税种结构中，因为在不同课税点上设计的不同税种可能会产生相同的课税效果。一方面存在税收等效现象，如对货物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征税、对要素市场上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征税，都会对税收收入、毛价与产量产生相同的效果，进而会产生交叉征收或相互替代的可能；另一方面，两部门经济运行流程图只能展现主要的税种，而不能完全揭示整个税种体系中的所有税种，未能体现对财产持有和转移的课税以及对受益行为和外部不经济行为的课税。

（二）税收负担分配与税种结构优化

税收负担分配是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和争论焦点。纵观税收理论的发展历史，在税收负担分配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税收利益税。这一主张认为，税收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模拟，故又称税收价格，社会成员所负担的税收份额是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付出成本的一种补偿，因而个人应按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益大小来按比例负担政府税收，做到受益大者多纳税，受益小者少纳税。二是支付能力说。认为要达到公平负担状态，社会成员必须依据各自的纳税能力大小按累进税率来负担国家税收，做到能力大者多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在以上两种理论主张中，均是以所得作为衡量受益大小或支付能力大小的标准，因而得出两种不相容的政策主张。按照受益原则，对所得的大小必须按比例税率进行课征，而按照负担能力原则，对所得的大小又必须按累进税率进行课征，同时由于对所得的协调而不承认财富的自然分配状态，因此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现代财政学理论认为：在税收负担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单纯以受益原则为依据，也不能单纯以支付能力原则为依据；在税种的设计上，既要存在按受益原则为依据而设计的税种，又要存在按支付能力原则为依据而设计的税种；在受益或支付能力的衡量标准上，不能仅仅局限于所得标准，对受益原则采用消费标准，而对支付能力原则则应采用所得与财富的综合标准。因此，从税收负担分配的角度得出税种体系与结构的设计原则：税种体系与结构只能由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3个系列所构成，流转税体现受益原则，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现支付能力原则。

（三）有效税制理论与税种结构优化

有效税制理论是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主任的维托。坦兹所提出的衡量税制的有效性的8个质量特征所构成①。其目的是为了估价税制的有效性，提出诊断税制的检验方法。具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反映税种收入结构的指标，如集中性指标、分散性指标；二是反映税种要素设计的指标，如从量性指标、客观性指标；三是反映税收征管：质量的指标，如税基侵蚀指标、征收时滞指标、强制执行指标、征收成本指标。具体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税种收入结构方面，有效税制理论认为：在一个良好的税制中，相对少量的税种和税率就能承担筹集大部分税收收入的任务，在整个税种体系中存在不到4个主要税种或税率来确保大部分税收收入的获得。与此同时，还必须减少小税种对税制的干扰，将收入少的小税种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通过收入集中度的提高和分散度的降低，可以提高税制的透明度。二是在税种要素设计方面，有效税制理论强调：从量税在整个税制中的比重严重影响税制的收入弹性以及抗通货膨胀干扰的能力，对从量税的高度依赖会对税制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同时有效税制理论也指出，为提高税制对经济波动的适应性，应减弱对从量税的依赖以及淡化主观评税的色彩。三是在税收征管质量方面，有效税制理论主张：一要减小税基的侵蚀程度；二要降低税收征收时滞；三要加强税收征管；四要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总之，一个有效的税制所应达到的质量标准是：高的集中性指标；低的分散性指标；低的税基侵蚀指标；低的征收滞后；高的客观性指标；低的从量性指标；适当的罚则；低的征收成本。

（四）优化税制理论与税种结构优化

从古典学派到现代供应学派，许多西方经济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探讨优化税制问题。真正意义上的“优化税制理论”的贡献就在于系统研究了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激励理论问题。优化税制理论认为：充分、完全、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在不对称信息的现实条件下，无法获得完全“中性”的税收工具，运用“扭曲性”税收具有不可避免性。在“最优税收”不能满足的条件下，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通过对各种不同扭曲程度的税收工具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扭曲程度最小的税收，运用“次优理论”来指导税制的设计。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优化税制理论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中顾此失彼的现象，即从理论上探讨了效率、公平与财税收入这三大方面的协调问题，又在实践中同时运用公平与效率原则来指导税制建设，强凋信息对税收征管的约束同样也是优化税制理论的一大特色。①维托。坦兹：《有效税制的质量特征》，载于《税收译丛》1998年第3期。

三、现阶段我国税种结构的优化措施与途径

我国的税收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通过这两次税制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的税种结构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种体系与结构。总的来看，我国税种结构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税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分布不甚合理。现有税种对捕捉经济活动税源的能力十分有限，有许多重要的税种仍处于严重的缺位状态。税种之间的协调性较弱，税种与税种之间的冲突、税收的交叉征收以及经济性双重征税现象在全国税制中仍普遍存在，某些税种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我国税种结构框架存在较大的缺陷。—个优化的税种结构中所包含的税种只能是流转税类、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财产税类的税种过少，调节功能明显呈弱化状态，开征与设计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同类别的税种对效率目标或公平目标的偏向不是十分明显。三是我国税制与有效税制的几个质量标准还存在相当的差距。税制的分散度指标偏高，税基侵蚀较为严重。税种中的从量税过多，简化定额征收现象较为严重，征管力度仍显疲软。四是整个的税制建设及税种设计对信息需求的考虑不很充分，使得税收征管的理论与现实难以达到均衡。针对以上状况，近期优化我国税种结构的思路是：

（一）协调商品税与所得税的比重，提高其运行与征管效率

调整两者的比重，不能单纯通过税率的变动来实现。一则降低商品税税率会与保证政府所需的财政收入发生冲突，在我国目前对商品税依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二则提高所得税税率会与世界税制发展趋势相背离，在当前微观经济效益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无异于竭泽而渔。因而，今后重心应该置于扩大税基、涵养税源和加强征管之中。当前，协调两者的比重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制，减少并规范所得税优惠政策，尤其是规范按地区判别所设置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从而进一步扩大税基，增大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二是优化所得税税收政策，依据发展经济的原则，鼓励企业对采用新技术、增加资本投入和风险投资的积极性。可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允许加速折旧、规定研究开发费用扣除标准以及建立风险准备金等政策，从而培植新的税收增长点，加大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丰裕企业所得税税源；三是在所得税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对商品税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的情况下，把握时机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消除其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束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四是加强税收征管，使所得税税源置于税务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在加大打击企业偷逃税力度的同时，增强捕捉个人所得税税源的能力，充分挖掘个人所得税的潜力。降低商品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或更高一些，从而在我国建立起一个富有弹性的双主体税制，增强税收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协调性。

（二）适时优化现有税种，完善我国税种框架

（1）在市场微观主体能依据市场信号作出其投资行为决策的情况下，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对其引导，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投资规模调节问题，则在于归并预算内外资金并加强管理。（2）取消筵席税和耕地占用税，对公款吃喝和耕地滥用的控制必须转向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才能真正收到实效。（3）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适时开征证券交易税、社会保障税、遗产和赠与税等新税种，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4）开征环境保护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5）适当收缩从量税的实施范围。在同时顾及征管便利的前提下，将某些价格波动较大的资源产品改用从价计征，提高税收弹性。此外，考虑着手对农业税制进行改革，在继续遵循农业轻税的原则下，改变计税依据和计征办法，减弱农业税长期以来所具有的固定税额的性质，缩小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的差距，有助于弹性税制的建立和农业税制的长期发展。

（三）调整税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配置，提高税制的有效性

在这个方面，主要根据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与各税种的内在功能来进行，使各税种在各级政府中的划分趋于优化，做到“收放结合，双管齐下”。（1）将个人所得税上升为中央税，健全中央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2）取消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的做法，将其下放到地方税系中，调动地方政府培植地方财源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3）从调节地方收入水平的角度出发，宜将资源税划归中央；（4）恢复营业税的完整面貌，取消既按行业又按部门划分的不规范做法，全部交予地方；（5）对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在其转变为一个独立税种之后，全部划归地方以充实地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能力。在税种结构达到优化的同时，通过变动共享税分成比例来使总量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5

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必要性

（一）内外资企业税负必须公平的现实需求

目前，从名义税率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都是33％，但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多于内资企业；同时，在所得税纳税扣除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也比内资企业 更为宽松，税前扣除项目、标准、范围的差异很大。导致内资企业所得税平均实际负担率为23％左右，外资企业所得税平均实际负担率为13％左右，两者相差 10个百分点。由于内外资企业的待遇差异，使得内资企业在同样的经营条件下，竞争力被明显削弱，处于一种劣势的地位，根本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的发展态势，跨国公司也将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各个产业和 行业；我国企业也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角逐。企业的经营方式、融资方式和渠道将不断创新和多样化；企业的并购、改组，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将 日益频繁；国际会计原则和各国税制、税收政策也将不断调整、完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使得企业有更广泛的空间实行市场主导的资源优化配置；国际间的税收竞争 和协调、国际避税与反避税都将更加剧烈。企业所得税管理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环境、新情况、新问题。

面对这种市场更加开放的形势，我们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虽然不违反WTO的原则，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完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全有利于提升 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要培养民族品牌和自己的大企业，就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要对企业所得税的税制要素进行全面规范，使名义税率和 实际税负尽量接近。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所有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透明的税收环境。目前客观上存在的两税合并进展“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现状 应该尽快改变。

（二）应对世界性减税浪潮的必要举措

1986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在其历史上堪称最重要的一个税制改革方案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效仿。2001年美国政府再次推出庞大的减税计划，进一步推进全 球性的减税浪潮。此次世界性的税制改革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改革方向的一致性都是空前的。各国税收制度、征税方法趋同，不仅说明 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日益加强，而且也反映出国家之间彼此借鉴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性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的基本趋势是朝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 率、严征管”的方向发展。目前各国都在减少税率档次、降低各档次的边际税率、通过堵塞税法漏洞来扩大税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此，我国必须应对世界 性的减税浪潮。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也是为企业减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一项必要举措。

（三）对外资企业的反避税工作已刻不容缓

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额一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且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45个国家在华投资，世界 500强公司当中约有150个公司在华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确实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功效，但是在其他方面的成果似乎还不是很理想，外资 企业“常亏不倒”的同时，生产规模却在不断扩大。事实证明，他们在利用我国给予的税收优惠，采用转让定价等一系列手段进行避税，使我国的财政收入不断流 失。

我们通过对主要外资来源地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对中国投资最大的地区是来自亚洲的香港、日本、台湾等地，而不是欧洲和北美。在2001年投资数量靠前的国家 和地区是?香港35.66％，维尔京群岛10.77％，美国9.46％，日本9.28％，台湾6.36％。其中，维尔京群岛被称为避税天堂。过多的投资资 本来源于避税地，会让人对投资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不仅增加了税收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也会对国家的声誉以及财政收入带来消极的影响。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 惠，事实上给内资企业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例如在混合所有制大量出现的今天，按照25％的标准界定为外商投资企业并给予税收优惠。就是对内资企业明显歧 视）。因此，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就显得十分紧迫，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才能公平税负和反避税。

二、税前扣除项目、标准、范围的国际比较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内外两套税法并存，有相当部分内容已与国际接轨，但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总体来看就是?在税率和税收实际负担方面“内重外轻”，在税前 扣除项目和标准方面“内紧外松”，在税收优惠方面“内少外多”。目前看来，这些差距的成因不再是所有制差异所致，而是综合税制差异和税制总体规划思路的差 异所致。

从各国企业所得税法来看，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允许税前扣除项目的规定，如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税金（除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固定 资产折旧或长期资产摊销，损失（经营亏损和投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等，几乎相同，没有什么差异。但我们在具体扣除标准上和扣除的限制上，却存在着差异：

1、国外没有扣除标准限制而我国有扣除标准限制的项目。如，工资、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公益救济性捐赠等。在我国，这些基础扣除限额或比例的规定，对内资与外资企业又不尽相同。对外资企业的标准要宽松或低一些，而对内资企业标准要严格或高一些。

2、国外与我国都有扣除规模限制，但我国都是较为严格的项目。如，固定资产折旧、坏帐准备金的提取、损失跨年度结转等。在这些扣除项目的标准上，我国制定 的扣除标准相对较严，如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的采用上，我国限制较多；在坏帐准备计提的比例上，我国较低；在损失结转上，我国规定的向后结转期限与发达国 家比，相对较短且限制较多，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损失结转在7年以上，甚至可无限期向后结转。

3、在限定性扣除项目的范围上，我国规定过多。我国除了上述项目在税前扣除有限制外，其他还有很多项目对内资企业也都做了类似的限定，如：利息支出、大修费支出、从提取的职工福利费中列支所谓福利人员的工资、业务宣传费等。

4、 别国允许税前扣除而我国却不允许税前扣除的项目。属于这种扣除项目主要是股息的扣除。股息税前扣除的目的是防止出现对股东投资所获取股息的重复征税的问 题，对股息的税前扣除，最终使从企业利润分配环节向股东分配的利润达到只征一种所得税的目的；要么只征公司所得税（当公司所得税税率高于股息所得税率）， 要么只征股息所得税（当股息所得税率高于公司所得税率）。目前采用税前对股息直接扣除的国家有：冰岛、西班牙、瑞典，采用间接扣除（即完全归集抵免制和部 分归集抵免制）的国家有：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由于我国不允许股息的税前扣除，实际上导致企业重复纳税（即缴纳企业所得税，又缴纳个人 所得税），最终造成给股东分配的利润所缴纳的所得税税率，实际达到55％。这样，非常不利于调动和鼓励民间闲散资金加入企业的投资，也不利于帮助企业筹集 资金扩大再生产。我国银行紧缩银根，企业急需融资但税负太重，内资企业如何快速发展?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允许股息在税前扣除。

三、中外企业所得税产生税前扣除差异的成因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企业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是导致企业税前费用列支失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所有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采用了加大对企业税前扣除限制的权 宜之计。而现在，在非国有经济比重日益提高的今天，这种成本开支“软约束”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仔细反省我们的过去，认真地与国外税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 企业成本开支“软约束”的状况、中外企业税前扣除差异较大的真正原因，还是治税思想和税制设计逻辑上的差异所致。

1、以企业作为源泉“税控装置”的思想导致我国对企业税前扣除的限定过多、过严和范围过宽。与西方国家相比，他们对税源的控制主要以个人所得税为主，通过 对个人所得税设置了较多的税前扣除和抵扣项目，从而使个人对索取票据、保存发票等方面更具有积极性，从交易的源头保证了交易的真实性，有力地防止了企业成 本费用“虚列”和虚增。而我国，采取的是一种相反的思路：用控制企业、单位的财务核算的办法，来控制和征缴个人所得税，而不是以个人为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 的对象。从而使得个人对票据是否填开、填开是否真实等毫无兴趣，使经济交易的真实性在源头上没能得到控制，因而企业成本的虚假膨胀，也在所难免。在这种情 况下，加大对企业税前扣除的限制也就成为最后的防线。造成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的太多和太严，也不利于纳税人实际操作和税收征管的简便高效实施。

2、割裂了税种间的逻辑联系，“单税种突进式”改革导致企业所得税控税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西方国家的税制设计中，税种之间达到了接近完美的“分工与协 作”：个人所得税对税源管理与控制发挥作用，流转税行使财政收入的功能，企业所得税发挥对个人所得税与流转税协调与补充管理的作用。如，通过加大对个人所 得税的管理，保证了企业账面收入的真实性，从而可以放松对企业税前扣除的限制，也保证了流转税的足额征收；将个人所得税的中档税率（一般是第二和第三档） 设置到与企业所得税税率接近或相等的水平，从而自动地防止了企业因为加大税前工资的支出而导致的税收收入总量的减少；对股息的税前扣除，协调了个人所得税 与企业所得税的矛盾，等等。相比之下，我国各税种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搭配，不能显现出对各种经济交易的制衡与管理，各个税种只管各自收入的增长，相互之间在 税源管理的配合上几乎是空白。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者要凭自己的力量堵住漏洞，结果是只能不断地增加税前扣除的项目、范围和严格扣除 的标准。因此，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必须同时改革，才能相互补充和呼应，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思路设想

（一）前提是全国人大尽快将统一的所得税法重新立法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是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的出发点应该是法规向法律靠拢。全国人大应将统一的所得税法尽快重新立法，最晚不能超过2006年。因为，自2001年12月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很快 就到最后的期限了，时间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应自2007年正式实施。

（二）启动的条件是税收收入充裕和对财政减收影响不大

自2004年以来，税收收入增长迅速。2005年1－6月同样增长迅速，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对于两税合并初期可能产生的税收减少的财政负担能力。另外，由 于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均可能影响税收收入，所以只有在增值税转型成功后，财政减收因素消化了，所得税改革才可能更加顺利。因此，2006年应 该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最大限度的减少2007年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带来的减收风险。

（三）新法应体现“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应继续享受五年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以保持税收政策的过渡性。对国内企业应统一优惠政策，以产业倾斜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具体来讲，新法应该统一纳税人的认定标准、税率、税基确定方法、税前扣除标准、征管范围等税制要素内容。

1、应当合理界定纳税人。

我国现行所得税的状况是外商投资企业以法人为纳税人，内资企业以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为纳税人。其实质上是不区分法人和非法人的。因此，新税法应改变将纳 税人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做法，应当按照国际惯例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凡是按中国法律法规设立的企业、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基金会等都属于居民企业，负无限纳税义务；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常设机构、代表处等，只负有限纳税义务，只对其来自中国的收入课 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接轨。

2、应当清理税收优惠和拓宽税基。

根据“宽税基”的要求，必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以产业倾斜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原则进行清理的同时拓宽税 基。除一些特殊的区域外，应取消地区税收优惠，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应当加大对国家产业调整政策鼓励的特定行业、特定产业?如环保产品、节能产品、 高科技产品　的税收优惠。此外，税收优惠的方式除法定的减免税外，还应采用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收入打折、税收抵免等多种优惠办法。

3、应当采用20％的单一比例税率便于反避税。

“低税率”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单一的比例税率是当今世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主流形式，操作简便。有利于公平竞争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它透明 度高，比较直接的体现了横向公平。累进税率注重公平调节，操作上比较繁琐。建议新税法只确定一档20％的比例税率。一方面使中国内资企业普遍得到降低税负 带来的实际好处；另一方面对财政收入的冲击不会太大。此外还能减少由于税率差异给关联企业留下合理避税的空间。同时，还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下进一步扩大引 进外资，减少国与国之间税率不同所引起的避税温床。

4、应当统一税基确定方法和税前扣除标准。

新税基必须涵盖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租金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接受捐赠等所有收入?除财政拨款、行政性收费以外　。在税收待 遇上，内外资企业应一视同仁，不再搞区别对待。应当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折旧水平，规范税前扣除标准，取消计税工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公益性捐赠等限制标 准，应当将所有与生产和经营有关的合理支出费用准予税前扣除。对允许扣除部分只做原则性规定，尽量增加定性扣除范围和减少定量限制标准。必须要明确权责发 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具体适用的收支项目以便于征管。

5、应当对加强反避税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

反避税主要是针对企业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业务转移利润的行为进行审计、调查和调整。应制定确切的法律依据。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跨国纳税人和纳税人跨国交易增多，在新的所得税法中对反避税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便于征纳双方准确掌握法律依据和操作。

6、应当明确征管范围，避免国、地税之间争抢税源。

按照“严征管”的要求，新税法应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征管，应通过严征管来消化一部分因降低税率造成的减收因素。应专门制定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管理制度， 加强预征管理，建立征管台帐。还应该明确国、地税的征管分工范围，规定凡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局负责征管；凡缴纳营业税的，其企业所得税 由地税局负责征管。对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营业税的企业，按其经营主业缴纳流转税的多少来确定企业所得税征管归属权。对既不缴纳增值税也不缴纳营业税的企 业，其企业所得税应由地税局负责征管。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继续由国税局负责征管。这样才能使国、地税做到“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从而避免 国、地税之间争抢税源。

7、应当尽量缩小会计制度与所得税会计之间的差异。

新税法最终应达到“简税制”的目的。近年来，会计与税法两者之间的差异过多，纳税人既要依法纳税，又要贯彻政府的会计制度，增加了纳税成本。有些会计 与税收差异复杂难懂，纳税调整操作繁琐，对税收征纳双方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最终造成无意识违反税法规定的现象十分普遍，增加了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 差异过多，不但增加了纳税人申报时进行纳税调整的工作量，也使税务部门审核纳税申报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建议新税法应该协调好两者之间必要的差异并尽量 缩小差异，使纳税调整项目清晰明确、简便易行。

五、国外税前扣除项目、标准、范围的借鉴

通过对中外税前扣除项目、标准、范围的比较，我们觉得对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合并，尤其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范围的合并，不能再沿用单税种突进的办法进行，如果个人所得税、流转税不做协调性改革，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成效就会大大降低。

1、取消内资企业工资税前扣除的限制性规定，与外资企业一样，允许企业将工资全额列入成本。但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税率做出相应调整：将个税扣除标准提高 到1500元／月，将原一档税率调高至10％，第二、三档的税率分别提高到25％和30％，取消第四、五、六档税率，保留第八、九档税率，职工福利费考虑 可按1000元／人的标准计提。

2、取消广告费税前扣除标准的任何比例限制。

3、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标准统一到外商投资企业的标准上。

4、公益救济性捐赠提高捐赠扣除比例，折旧计提的标准与方法统一到外商投资企业的标准上。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6

论文摘要：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1个人所得税的含义

个人所得税是对（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它最早于1799年在英国创立，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这一税种，有近40多个国家以其为主体税种，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世界税收史上具有税基广，弹性大，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增长等诸多优点，因而正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发展，不仅成为许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几乎与每个公民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2个人所得税在税制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

个人所得税在税制中的地位，主要是指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根据最新中国税务总局统计资料，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500万元，较2003年增收320亿元，增长22.6%，成为中国的第4大税种。

个人所得税的作用主要有：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3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特点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主要有如下特点：（1）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也就是将个人各项所得分成11类，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不同的计征方法以及不同的费用扣除规定。这种分类课征制度可以很大程度上采用源泉扣减的征税办法，有利于加强源泉监控、简化纳税手续。（2）较宽的费用扣除额。主要采用费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费用扣除额的规定对于低收入者有利，使低收入者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免缴个人所得税，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3）在计税方法上采用总额扣除法，避免了个人实际生活费用支出逐项计算的繁琐。在分类征收的制度下，各项应税所得分别按各自的税率和计征方法计算，便于掌握，有利于税务部门提高工作效率。（4）采取源泉扣缴制和自行申报两种征纳模式。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管采用支付单位源泉扣缴制和纳税人自行申报两种模式。对可以由支付单位从源泉扣缴的应税所得，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对于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也就是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代扣代缴为主，自行申报为辅的征纳模式。

4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4.1分类课征税制模式有失公平与效率

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的分类课征办法，不能全面地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也难以有效调节高收入和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

4.2征收范围不全面

主要表现在：（1）税基狭窄：个人所得税在课税范围的设计上分为概括法和举例法。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正列举方式加概括法，这种方式确定税基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征税范围的扩大，虽然用概括法规定了其他认定的应税项目，避免税基流失，但是因其给定的模糊性，容易在征纳构成中引起征纳双方的纠纷和纳税人逃避税行为的发生。（2）减免项目过多：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有14条免税项目，还有其他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和减免税优惠政策。这些减免税政策出于鼓励、引导、照顾、互惠、惯例等多种目的，但减免项目过多、范围过宽违背个人所得税的立法宗旨和政策目标；弱化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分配和组织收入功能；导致税制复杂，给政策制定和征收执法带来操作困难，造成纳税人税负不公平和偷税、避税漏洞。

4.3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缺乏科学性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现行的是综合扣除方式，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脱离，主要表现为：（1）费用扣除采用单一扣除标准不科学。我国个人所得税对生计费用扣除采用定额和固定比率两种方式，只对个人基本扣除进行考虑，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所赡养人口多少，有无老人、儿童、残疾人，影响了个人所得税公平原则的实现。在赡养状况差异很大时，税收负担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税收的不公平性更突出。（2）扣除标准缺乏指数化机制，忽略了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个人纳税能力的影响，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根本无法适应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

4.4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征管效率低下，征收方式需要改进，我国目前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其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另外征管手段落后，管理人员素质低也会影响税收征管效率。

（1）税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

现行个人所得税采取个人申报纳税和单位代扣代缴纳税两种方式；而且以代扣代缴为主。这种征管方式与现行个人所得税制设计是相衔接的，但在征收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公民纳税意识淡薄，越是高收入者逃税的越多，他们或利用权利自定纳税标准，或化整为零，以实物、债券、股权分配等方式逃税，或拉拢税官以吃小亏占大便宜等手段逃税。工薪收入者逃税几乎不可能，他们没有前述的权利和经济实力支付逃税费用，月工资薪金收入基本上是单位代扣代缴，逃税无门。

（2）征管手段落后。

一方面个人所得是所得税种中纳税人最多的一种，征管工作量大；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也是最复杂、最难管的税种之一，应税项目多，计算公式多，再加上个人收入多元化隐性化，现金交易的大量存在，税源难以监控，尚未形成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现代化征管手段。这些都是征管手段落后的原因。

（3）对税源监控不力造成税收流失严重。

主要原因有①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秩序混乱；②在收入监控上，缺乏必要的部门配合和监管手段；③在指导思想上，有的地区忽视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的职能作用；④在政策规定上，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法律不够完善；⑤在征收管理上，工作粗放和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⑥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不能对纳税人起到威慑作用。

5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模式存在问题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走“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之路，建立适应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个人所得税制，是确保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得以充发挥的制度保证。

（1）依据我国国情，选择分类综合税制模式。

选择分类综合税制模式就是对较强连续性、经营性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累进税率；对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分项征收。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这种税制模式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现状。

（2）扩大征收范围。

对于发生的每一笔所得除了司法部门已认定为非法的之外,只要是税务机关核查在先、司法部门认定在后的，税务机关都应对其征税，但这并不能说明征了税的所得就是合法所得，征税之后司法部门照样可以对非法所得追究法律责任。

（3）合理制定费用扣除标准。

要合理制定纳税人的生计费和赡养人口、老人、儿童、残疾人以及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保险等扣除项目及其标准，并视工资、物价、汇率等方面的情况适时地对各类扣除标准加以合理调整。实行费用扣除的指数化，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对扣除标准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4）对分类课征项目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

由于分类课征项目基本为非劳务所得，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他们一方面大部分已是所得税后的所得，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费用扣除的问题，为了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其比例税率不宜太高，在现行20%的基础上，可考虑适当降低至15%为益，且实行按次计征。

（5）完善征管手段，提高征管效率。

理想的税收制度要有强有力的征管手段作保证，在税收制度设计上必须同时从税款的征收和税务的管理两个方面下工夫。主要方法有：在税款的征收上完善“双向申报”制度；在税务管理上加强对税源的监控，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在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规范税收工作；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逐步实现同财政、银行、企业等有关部门的联网，形成社会办税、护税网络；强化税务稽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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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常青.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02，（10）：198.

［3］?田国兴.试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完善［j］.经济师，2004，（5）：223-225.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7

    关键词:清代前期 税则制度 税率

    清代前期政府对内陆各关制订了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原则和法规,称为“某某关商税税则”,对此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者许檀等和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具有重要意义,也颇具代表性。许檀等学者在分析了一些税关计征方法变更、品种增删、部分商品税额的增减及裁革免税之后,认为:“清代的税则条款和税额,从整体上看相当稳定,那么应该可以认为,其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并指出:“不能认为税额的增长就一定是加重剥削”1。

    香坂昌纪根据康熙《浒墅关志》2和嘉庆《浒墅关志》对不同时期浒墅关的税则进行比较,说明税额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增加。他认为,雍正年间规定“计石征课制,其后继续使用,基本的原则没有变化,但是可以推断税率超过定制(部颁税则标准)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还认为,康熙、雍正二次修改税收则例,“每次(商人)担负的税额都被增大”3。 但香坂氏认为北新关的税率低 4。

    简言之,以许檀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整体上税则相当稳定,税率呈下降趋势。税额增长也不一定是加重税收,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则整体上变化不大,税是不重的。以香坂昌纪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税额是增加的,税率增加的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浒墅关几次修改税则,每次都增加了征收标准,商人的税负比较重。应该说,两篇文章都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严谨,但却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分歧主要反映在两方面,第一,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化问题。第二,税率的变化趋势是增加还是降低?从而说明清代前期政府的商品过关税是重还是轻?本文准备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 税则制度

    从管辖角度看,清代的内陆税关分为户部管理的关,简称户关,工部管理的关,简称工关。各关商税则例规定的纳税对象有商人和船户,一般来说,商人缴纳商品税,亦称货税,船户缴纳船税,亦称船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部分户关中的货税则例进行探讨。税收则例是政府规定的征收商品通过税的原则和标准,亦是政府颁发的具体经济法规。政府的税收则例,要求相关人员按规定标准、手续纳税和征收,这里简称为税则制度。

    明代的税则制度分梁船则例和货物则例。梁船则例是向船户收取船料,原来是“以装载货物多寡为率。后从简便,乃验船梁阔狭,定收料银重轻。大抵自五尺以上榷其料至有一、二丈者”5。可能是船只装载货物的多寡很难测量,所以改为梁船计征,使税收方式变得简便。“各钞关止收船料,惟山东临清、杭州北新关兼收商税”6。货物则例是先向船户征收,再由船户向商人收取“纳料等项”。“凡各处车辆船只装载货物经过,或彼发卖,各照货物精粗,定收银多寡,具有则例可遵”7。 当时人评价称:“斯关算舟,弗征其货,政善优矣”8。 明代的货税则例是从价计征,亦称价则,即将过关商品,先官为定价,颁发定价则例,然后按价征税。

    清代顺治元年全面免税,第二年开始征税时,各关一般都沿用了明代的税则,以后才逐渐有所变化。从表面上看,清代政府对税则的变更主要是将明代钱币单位钞贯改为清代钱币单位银两;将明代流通的商品品种、部分商品具体征税数目裁革减免等9。这种改变从官方文书上看,至少延长到了乾隆年间。如临清关,乾隆11年“则例开载应征各项货物,共一千九百余条。今该抚咨送该关收税簿册,逐一查对,所征货物仅止一百八十余条,较之则例开载不及十分之一”10。“临清关商税则例,刊自前明,其条例多不宜于现行。迨乾隆二十九年,该省巡抚崔应阶,以旧刊税则内,开列钞贯名色,兼列前朝衣饰,及赌具等物,非体制所宜,奏明将钞贯名色,折合银数,并将赌具等则删除……通本核校,大约宜现行者十之三、四,而不宜于现行者十之六、七”11。太平关,乾隆11年“征收货税内,有则例未载,比照征输者,有因货物贵重,酌加细料者,有因则例稍重,量以轻减者,历任相沿,商民悦服。若概为改照旧例,均有未便,请仍照现在之数征收一折。经部按册查对,其量增量减之处,尚属合宜。惟比照征收各条,如珍珠、玉器等货,比照潮绸例征收之处,均属未协,议令该抚准泰,会同总督策楞,另行酌议,造册具题”。“夫比例征收,原因例无正条,酌量货物贵贱,以此较彼,价值相等,始可比照。今珍珠、玉器贵重等货,非潮绸可比”12。户部认为:这些商品“从前或因洋船未通,是以例未载入。今前项货物贩运过关谅亦不少,自应酌定税则,增入条例,刊开明白,划一征收”13。乾隆13年,“户部议复,广东巡抚岳浚疏陈,太平、遇仙、浛光三关厂,现征税则与部例未符,酌征货税七十三条,木税二十二条,按册较对,比照粤、赣两关,及该关税则,增者四十,减者二十九,照旧者二十五,均属平允,应准其刊载遵循。从之”14。

    从实质上看,清代货税则例的计征方式有所变化。首先是改价则为税则。清代不再先为商品定价,而是从量计征,称为税则,即各关先按各商品在当地的贵贱程度、来源,以石、车、斤、匹、件、副、箱、篓、包等商品计量单位,规定应征数目,然后按单位数量征收。如通州坐粮厅“旧刊税则,复加查核,据册首声明,伏地货价,每两征税八厘;起京货价,每两征税三厘。而于各物条下,但注作价银数,不列征税银数,与各关体例参差,谨将价则悉改税则,以昭划一”15。天津关“该关旧刊税则,有正税、作价两层。据正税科则所载,核与各关事例约略相符。于作价科则所载,多有前朝服物,及不经见条款。又与正税科则重复互异,轻重悬殊。行据该关声复,作价税则,系该关驻扎河西务时,沿存前朝之例。其后移关天津,始定正税科则。现在概照正税科则稽征,其作价科则……悉行删除”16。打箭炉,雍正6年规定按地方征税旧例,每两征银三分17。实际上就是从价计征,到乾隆41年更定新例,“凡商税一应货物,均分地道,按数科税,照部颁现行条例征收”18。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各关的商税则例,都是以这种形式规定的。

    其次是改梁头则例为签量计石征收。梁船则例亦称梁头则例,是“量船之广狭,以定税之多寡,名曰梁头”19。具体征收方式,“以量船之宽阔,所载货物分平、加平、补、加补四项征收钱粮”20。清代梁头则例中的平料、加平料、补料、加补料是向商人征收的货物税。浒墅关在顺治12年前沿用明代的税则,此后颁发了新税则,“十二年郎中陈襄呈送浒墅钞关则例到部,该司查对款项无异,仍劄该关刷印二册,送部颁发,其堂簿令商人亲填”21。康熙15年监督高璜称:“本关原额税银一十四万五千两。若照部定则例征收,止得银三万两有奇,因税额并添增铜价不敷,原历年收税,官员酌量增定征收。职等在差,亦照历年征收之例征收,可得定例钱粮,并添增铜价。今所增铜价三分五厘之数,可以加增。此外,亦可以酌量加增”22。康熙25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桑格称:“臣于十一月初八日受事以来,看得部定浒墅关收税则例内,不论货物多寡,惟量船之宽阔七尺至一丈八尺止”23。他提出商品价格不同,用同一标准,按船大小征税,是不平等的。“货物自有贵贱,绸缎等物价值,与豆鱼货物价值,大有分别,俱以加补一例征收,甚是不均。应将无论船只大小,计所载货物多寡贵贱作何征收,重复定例,庶奸宄之徒不得侥幸作弊,收税均匀,有益于守分之商人”24。但户部议复称:“高璜等称,浒墅关原系量船征收,年久商民已知,量船征收之例,仍量船收税,则商民不致苦累等语。相应仍照前量船收税。奉旨:依议”25。高璜是康熙15年的监督,户部议复桑格的意见时,高璜早已离任,可能是户部对其进行咨询后议复的。另一种可能是康熙《浒墅关志》将不同时期的奏议聚集在一起,产生了错误,因为笔者未见原折,暂存疑问。户部驳回了桑格改革计征方式的意见。“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户部照监督高璜供称量船征收则例颁行浒墅钞关。二十七年十一月,巡抚都御史洪之杰置立木榜于分司署前”26。此时户部重新颁发浒墅关税则,仍然是梁头则例,是按当时监督实际征收的标准规定的,也就是说承认了监督实际使用的标准。此后大约经过三十多年,雍正5年高斌奏请改变计征方式,才获批准。

    高斌奏称:“查浒墅关则例轻重悬殊,如豆税一项,名曰加补料,有梁头、小贩之分。”“小贩则例,每石税银七分,【大船】梁头止收二分六厘,相去悬殊,甚属偏枯,以致以前小贩豆货虽宽至五分一石,仍不抵关,多被梁头包揽”。他建议“将小贩豆船照现收米税之例,每石收银四分”。对大船“逐船签量,多者依数,每石二分六厘递加,所刮余豆,每石亦止二分六厘”27。这个意见经户部议复,获得允准,税则改为贩运豆货,小贩每石改征银四分。大船“令循例签量,多者依数每石二分六厘递加”28。然而,实际征收的标准仍然与部颁标准有差异。雍正6年已经升任浙江布政使的高斌奏称:“浒关现在商船所纳各色货物税银则例,与部颁则例数目多寡不符”。贩运豆货的“小贩虽减至四分,而较之大梁头船,每石二分六厘,相去尚悬殊”。而贩运米粮的“活梁头船,每石约计纳银二分五厘,小贩米船部定则例,每石四分五厘,现行则例,每石实止收银四分”29。户部议复同意高斌的意见,“将大梁头船所装豆货,照宽减小贩例,一概每石征收四分”。对贩运米粮,部议认为,“小贩米石税额,与梁头多寡互异”。“嗣后凡活梁头船装载米货,俱令签量计石,现照小贩例,收银四分”30。该月9日奉旨议行。雍正6年5月以后,浒墅关新税则对粮食、豆类商品改原来的梁头计征为签量计石征收,规定每石征收四分,不论大船、小贩一律如此。

    高斌提出的问题引起户部的注意,户部在题本最后称:“臣等更有请者,高斌将浒墅关现行征收则例,丝毫无隐,据实奏明。臣等将伊所奏现行则例,与部颁则例逐一项比较,大不相侔,是知各关虽皆有部颁则例,未必能尽遵部则征收,似此有名无实,阳奉阴违,相习成风,事所必有。若不清楚厘定,则税课既无定例,必至任意增加,奸胥猾吏,高下其手,以致地方豪棍,得以包揽把持,殊非恤商裕课之道也”31。雍正6年5月9日,皇帝令“通行直省各关,将各处现行征收则例,彻底清查,据实奏闻”32。于是,各关监督奉旨奏报现行征收税则,户部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审议并重新颁发各关税则。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8

（一）从税制结构来看，大致有三种类型：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总遗产税制是指只对死者的遗产总额征税，而不管遗产的继承情况和遗产将作何种方式分配，英国、美国遗产税制即属这一类。分遗产税制是根据继承人与死者之间关系的亲疏，以及继承财产的多少，进行分别课征的税制，法国、德国等采用此种税制。混合遗产税制是指先按总遗产税制办法征税，然后再根据继承人分得的遗产情况，如果分得的遗产超过一定限额，则按分遗产税制再征一道遗产税，采取混合遗产税制的国家有加拿大、意大利等。

从税制设计角度考虑，总遗产税制税率设计较为容易，税制简单；从征管角度考虑，总遗产税制税源可靠，管理简便易行，而分遗产税制因需考虑总体财产的具体分配，征管相对较难，且易增加偷逃的可能性；从组织收入角度考虑，如都采用同样的累进税率，总遗产税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因为它适用遗产总额而不是遗产分配额；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分遗产税制在减轻财富分配不公方面比总遗产税制有更多的作用，按继承财产规模累进征收的分遗产税，以“财产越分散，缴纳的税额越小”来鼓励财产在个人之间的分散。

混合遗产税制与前两者比较。相对兼容了两者的优点，但征两道税，不仅在税率设计方面比较复杂，而且也有重复征税的嫌疑。

（二）从征税依据看，大致有三种标准：国籍标准、住所标准和财产所在地标准。国籍标准是以财产所有者的国籍为依据；住所标准是以财产所有人的住所为依据；财产所在地标准是按财产的所在地划分税收征管权。

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混合使用的方法，而且主要是采取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

从税率设计看，有累进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实行累进税率有利于遗产税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现，比较公平，而单一比例税率则便于税收征收管理。目前，多数西方国家采用累进税率、如荷兰、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实行单一比例税率，如新西兰、英国；另外尚有极少数国家兼用两种税率，如美国，其总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而隔代遗产税按比例税率征收。

（三）从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征收方式看，国际上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不单独设立赠与税，而是把一部分生前赠与财产纳入遗产税征收范围，如英国、美国等。此方式的优点是征收方法简便，易被纳税人接受，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赠与税的堵漏功能、限制了遗产税的作用。第二，分设两税，并行征收。即对生前赠与财产按年课征赠与税，对财产所有者死后遗留的财产课征遗产税。此方式的优点是防止纳税人生前大量转移财产而逃税，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第三，两税交叉合并课征。分设两税，即生前赠与财产按年课征赠与税，财产所有者死亡后要将生前赠与总额，合并计入遗产总额一并征收遗产税，原已缴纳的赠与税额准予扣除。此方式对防止纳税人偷逃遗产税功效显著，但征管复杂，仅有极少数国家采用。

我国设计遗产税制的思路

（一）目前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客观条件

1.税源方面。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经营方式多样，个人收入显著增加，个人拥有财产数量大幅增长。表1列示1991-1998年度我国城乡储蓄年底余额（年底余额）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收入）、个人购买商品住宅情况（住宅）。

由表1可以看出存款余额、可支配收入等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个人存款的60%掌握在近20%的人手里，2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有社会全部收入的50%多，20%的最低收入家庭占社会全部收入的4.27%。近年来我国的股票、债券市场、无形资产市场都快速发展，使得一批人成为富翁，尤其是金融资产的增长极其迅速，户均实际金融资产已从1990年末的7869元增加到1996年6月末的14715元，增长87%，而且分布不平等，1996年6月末的最高20%家庭的人均金融资产为最低的12倍。现实情况说明我们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税源基础。

表1

名称年底余人均收人均可支住宅（万

额（亿元）入（元）收入（元）平方米）

19919107708.61700.6926.55

199211545.47842026.61456.01

199314762.39921.62577.42943.39

199421518.812213496.23344.53

199529962.251577.742833344.81

199638520.841926.14838.93666.82

199746279.82090.15160.35233.72

199853407.521625425.17792.6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2.环境方面。

(1)社会环境方面。首先，由于我国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法律的宣传、普及使税收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税收观念初步确立，形成良好的税收环境。其次，我国税制建设和税收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加强，税务机关工作程序和行为更加规范，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征管水平显著提高。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领导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2)法律政策方面。遗产税的建立需要完备的法律政策体系来保障。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税收征管法》等对有关遗产的确定和遗产税征收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等法律对纳税人应税财产确定及继承人的具体规定还有待完善，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中共十五大报告、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等都说明要开征遗产税。

(3)配套设施方面。第一，去年上半年我国果断实施，储蓄存款实名制，使纳税人的收入、储蓄实现规范化，方便税源监控。第二，我国资产评估事业日益发展，评估队伍日益壮大，内部管理日臻完善，行业自律不断加强，完全有能力做好遗产的评估。第三，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公证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以及房产管理制度等。

（二）我国遗产税制的设计思路

1.纳税人确定。我国应坚持属人和属地相结合的税收管辖权，对本国居民（在我国有住所或居住期限满1年）死亡时，应就其境内外全部应税遗产征税，对非本国居民（在我国没有住所或居住期限不满1年）纳税人的遗产只就其在中国境内遗产征税。遗产税的实际纳税人应是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继承人。

2.税率设计。开征遗产税的国家普遍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我国作为缩小贫富差距，限制不劳而获的税种，遗产税也应采取超额累进税率，其特点是税负公平。考虑到方便操作，以及今后经济发展和分配制度下高收入者的富裕程度，本着征税面不宜过宽原则，最高税率向高水平靠拢，设在50%左右为宜。

3.课征方式。总遗产税制，税源有保证，税率设置相对简单，征管方便，就我国现状来说，应采取总遗产税制。

(1)扣除抵免项目。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包括以下扣除项目：①遗产所有者的丧葬费用；②相关遗产的管理费用；③被继承人生前未偿还的债务；④被继承人生前应缴未缴的税款、滞纳金、罚金；⑤被继承人无偿捐赠给各级政府、社会福利部门及公益事业的遗产；⑥遗留给被继承人配偶的遗产；⑦未成年人继承的遗产；⑧家族企业按比例扣除的遗产。考虑到现实情况，以及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起征点在40至50万元比较合适；同时对纳税人在国外已纳税款可以限额抵免。

(2)并行征收赠与税。为避免一部分纳税人把财产生前赠给子女或他人，按国际惯例，我国应并行征收增与税。考虑到纳税人对税率的相机抉择，赠与税的税率可以适当高于遗产税率，堵住逃避税漏洞。

(3)征收管理。我国遗产税应采用纳税人自觉申报制度，纳税人应于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6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应税遗产额，经审核后按期纳税；针对特列情况（如不动产遗产税），纳税人可以提出延期纳税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批准延期纳税，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半年。遗产税应实行轻税重罚原则，对纳税人未按期申报、漏报以及有骗税行为的，可处应纳税款1-3倍的罚款。对揭发检举纳税人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应给予适当的奖励和保密。

4.税种归属。目前，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其作为中央税收，少数国家作为地方税收。将遗产税归入中央税收，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重新分配调节，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公平社会财富的目的，但税收征管阻力大、成本高；为体现遗产税的公平性，我国还是将其归属为中央税比较好。

【参考文献】

[1]刘佐.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上海财税，2000(9).

[2]程林，余虹江.关于建立我国遗产税制的思考[J].财贸研究.2000(1).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9

最快要两三年征收

早在2011年，上海和重庆就率先启动了房产税试点，前者征收对象为本市居民二套房及非本市居民新购房；后者则是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二套房。

不过两地试点对楼市的调控作用一直存有争议，后续扩大试点一直也没有展开。

而在201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及房地产税，并要求“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也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房地产税立法的问题。

此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于2013年10月公布，包括68项立法任务。此次调整后，在税法方面，房地产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法、关税法、船舶吨位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七大税法被列入。

此次包括房地产税法再次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意味着本届全国人大在任期结束前，这些税法将被当作立法重点来对待。

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表示，此次房地产税列入立法规划，说明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有了重大进展。列入立法规划，就意味着征收房地产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顾云昌表示，“人大会成立起草小组开始起草，中间还要经过多轮意见征询，草案通过后还要征求公众意见。立法过程非常严谨，最快也要两三年。有专家说2017年出台，这是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也许会更久。并且，立法后也不意味着会马上开征”。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未来用房地产税代替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房地产税立法的完成等为房地产税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上述两项工作大约会在2018-2020年完成，但鉴于工作难度、利益博弈等前车之鉴，上述两项工作有可能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延后。

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有区别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业内人士还无法严格区分房产税和房地产税，甚至经常混淆两个概念。事实上，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有什么区别？未来房产税是否扩围？是否用房地产税代替房产税？

张宏伟表示，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从2011年上海、重庆正式试点出台的意义来看，房产税被视为楼市调控手段从行政转向税费的主要标志，也预示着未来楼市长效调控机制可能就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建立。

但是，房产税的扩围进行并非一帆风顺。据了解，房产税扩围工作的准备早已开始，2013年目标扩围城市对于房产税扩围的培训、技术准备等已基本完成。然而，至今为止尚未有明确的扩围动作，其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

从房产税推出的背景来看，尽管2011年上海、重庆正式试点前也经历了一年多的舆论探讨铺垫，但对房产税对楼市调控的作用仍有争议。

张宏伟认为，一是因为房产税当时是被动出台，在2009-2010年房价过快上涨的市场背景下，旨在通过房产税的出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房产税试点偏向短期功利，房产税试点期间效果不明显，最终导致楼市长效调控机制的建立步履维艰；二是业内一部分声音认为房产税的出台并无明确的法理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房产税试点也很难有继续扩围的依据。

此外，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房产税只是针对房屋而进行的财政税，由于试点期间在增加地方税收方面的作用不大，地方政府对于深化执行房产税上动力也不，从每年上海、重庆调整房产税税率标准的结果来看，其征税效果也是微不足道；同时，由于技术难度、既得利益团体阻力等原因，作为征收房产税技术基础的全国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系统推进较为缓慢，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因此，从当前来看，房产税无法在全国扩围推广。

针对上述房产税遇到的各种问题，其实，本届政府已经在进行各方面的调整。比如推进不动产登记制度、推动房地产税立法、探索用房地产税代替房产税等措施。

那么，什么是房地产税？从概念上来看，房地产税涉及的税种包括了房地产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等。因此，当前提及“房地产税改革”而不是“房产税改革”时，从措辞上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综合性改革。

建议人均60平米内免税

房地产税如何设计，征收范围和税率如何确定，要不要设“免征额”，是民众最关心的话题。

对于房地产税的设计思路，顾云昌认为，现阶段针对房地产的税主要在交易环节，对抑制投机、稳定房价发挥作用并不明显，未来房地产税将会增加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负，并以房地产的评估值为征税基础。

对于免征额和税率，目前官方并未释放任何信息。但是，顾云昌建议，对于免征面积，中央可以设定一个最低的标准，在此标准之上，各地免征面积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上浮。

而对于税率，他建议可以设定一个税率区间，不要太高，各个地方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税率。“目前国际上普遍税率标准是1%，中国可以低一点。”

据了解，此前，上海在房产税试点中税率暂定为0.6%。征收对象为增量房。对于征收范围，目前很多专家认为应该设立一定的免税面积，很多人认为免税面积设定为人均60平方米比较合理，这样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可以有180平方米不用交税，从而保证了居民第一套住房不用交税。

房价涨跌看供需

此前房产税试点时的经验是，尽管试点范围和试点效果都有限，但一谈到房产税，楼市相关方在心理层面就会出现较大的反应―――房地产税来了，房价是不是要涨啊？

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篇10

【关键词】个税改革；综合与分类税制；工资薪金

【中图分类号】F812.42

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主题。而个人所得税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依照我国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对我国居民和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个人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我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当前我国的个税制度虽然历经了多次修法改革，但是修订的内容主要局限于个人所得中的工资薪金的费用减除标准以及利息所得的征免及其税率变动。对于其本身固有的问题特别是触及到制度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因此，研究如何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进行改革，不仅能够很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在每年的两会中，许多人都提出要提高“起征点”，但这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牵扯到方方面面，不是单凭提高起征点就可以解决的。

前国家税务总局官员许善达（2014）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与物价指数（CPI）挂钩，按照CPI上涨幅度的两倍或三倍提高个人工薪的扣除额。朱为群（2015）认为当前我国的个税主要由工薪阶层负担，个税要沦为工薪税，当前我国个税的改革目标应该放在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锁定高收入人群，加强对证券收入，租赁收入以及股息分红方面的监管。同时，他也提倡实施统一比例税率，解决因为累进税率造成的中低收入阶层个税负担过重的现象。施宏（2015）认为当前我国应当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就完善征管条件，拓宽税源基础，简并税目设置，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 完善费用扣除制度等方面入手，改革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他认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应当改变分类税制模式，形成“大分类，小综合”的格局，兼顾公平与效率。高培勇（2011）也认为当前我国应当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税制。

国外对个税改革的研究主要在税率和单一税的方向上。

米尔顿・弗里德曼（1980）的主要观点是：在保持其他税种的税率不变以及税目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以达到降低纳税人税负的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拉布什卡（2006）建议实行单一税制，他认为复杂的税制易导致偷逃税，实行单一税可以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促进税收公平。这种思想也被以后的美国税改借鉴。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不足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政资金；第二是为了进行收入分配，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但就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而言还不是很完善，存在种种的不足。以下就是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一）分类税制的实行不能调节收入公平

现在，我国实行的是分类税制，将收入分为三大类11小项，将纳税人个人来源于不同项目的收入分别按照不同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简化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流程，但却可能会导致税收的不公平，因为那些从多种渠道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往往个人所得税负会比从单一渠道取得相同收入的人税负要低。换言之，在分类税制下，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往往得不到准确的反映。而且，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的收入来源往往是单一的工资薪金收入，而对于高收入者而言，他们的收入来源往往是多种渠道的，分类税制就可以为高收入阶层提供收入纳税筹划的空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目的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降低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而分类税制的实行却减弱了这种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减小。

（二）税率设置不合理

我国在个税的税率方面，主要设置的是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但是这两种税率在有些方面差异过大。同时，我国在工薪方面采用企业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达到了45%，与发达国家的35%～40%差距较大。而这样高税率将会导致高收入者尽量使自己的收入多元化，以达到节税避税的目的，甚至因为高税率，会有很多人采取偷逃税的方式来减少税收负担，这将给纳税极差带来极大的难度。从而导致高税率形同虚设，使得累进税率没有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费用扣除标准的不合理

1.费用扣除标准未能考虑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

我国的个税税制中实行的是统一的扣除标准，对不同纳税人的工资薪金实行单一无差别扣除标准，这就会导致税收负担的失衡。由于不同纳税人的家庭成员数量、支出结构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都不相同，例如，不同的家庭在对子女的抚养、赡养老人、医疗费用以及基本生活支出方面可能不尽相同。在实行“一刀切”的标准以后，虽然会简化税收的征管，但是这极易加重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工资薪金。甚至，因为费用扣除标准的无差别而对婚姻产生扭曲效应，纳税人会对婚姻生子等方面做出自己的选择，以降低自己的税负。这也不是我国征收个税的初衷。

2.未能将物价指数与个税扣除标准结合

从世界来看，自从二战以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物价水平不断的提高，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各国的经济常态。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自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价格改革制度以来，我国的物价水平在总体上来看，是一直上涨的。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对工资薪金的扣除额采用的是固定标准，并没有与物价水平相结合。当物价上涨时，我国公民的生活必要消费支出将会增加，但是费用扣除标准却没有随着物价的变动而改动，这无疑会增加纳税人尤其是以工薪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因此，近年来，许多人在两会提出要提高个税的免征额。但是一味的提高免征额将会导致税款流失。

三、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建议

我国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应该具有明确的征税目的、清晰的功能定位、统一的税率、透明的税基和简便的征收方法。就我国目前而言，为了得到广大纳税人的支持和拥护，当前的征税目的可以规定为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基金。这样一来，我国个税制度的功能定位就是减少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以及发挥个人所得税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结合我国当前的税收实际，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目标应着力于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个税负担，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一）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

1.拓宽税源基础

就现在的征税范围而言，我国应该扩大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首先，可以先确定哪些收入不纳入到征税范围，其余的都是应纳税所得。其次，要明确收入的来源。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收入，只要能够用货币进行计量，都应该纳入到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最后，调整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那些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那些不再需要政策支持和照顾的事项，可以考虑取消或调整这些优惠政策，以适应我国国情。

2.简并税目设置

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税制，就要对现行的税目进行调整和归并。可以将现有的税目调整归并为以下5种：一是劳动所得，主要包括劳动报酬所得以及工资薪金所得；二是生产经营所得，主要包括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以及企事业单位通过承包承租等不同形式取得的企业经营所得；三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保持原有的不变，将稿酬所得也并入在这一类目中；四是继续保留财产转让租赁所得和偶然所得以及利息、红利、股息所得；五是将应纳入课税范围又不属于相应税目的所得并入其他所得。

3.综合征收范围

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就要改革现有的分类税制，最关键的是选择哪些项目进行综合累进征收。考虑到我国国情，可以选择将劳动所得和经营所得纳入到综合累进征收的范围之中。其他的应税项目可以先保持现状不变，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将综合征收的范围扩大。

4.优化税率结构

实行累计税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减少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就目前我国而言，针对个人所得税率，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累计税率的水平，尽量做到累计税率和比例税率平等。在我国，工薪阶层已经成为了个税主要的负担者，个人所得税也沦为了“工薪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的做法：扩大低税率的级距，这样可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针对工资薪金收入的最高税率应当适当降低，过高的税率将导致高收入者容易产生合理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的想法，导致税基侵蚀，违背了量能负担的原则。同时，过高的累进税率将会扭曲人们对劳动和休闲的选择，因为税率的提高，将导致税收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人们的实际工资率降低，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闲暇商品较劳动变得更加便宜了，劳动者将减少对劳动的供给，以更多的闲暇代替劳动。可以将现在的最高税率降到35%～40%，与OECD国家相持平。

5.完善费用扣除制度

在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需要进行调整，可以增加一些特殊费用扣除。例如，家庭中的医疗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房贷利息以及老人的赡养费用等，都可以在税法中制定明确的扣除标准。同时，可以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给予各地一定的调整幅度。同时，借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费用扣除方面的做法，可以考虑将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CPI）挂钩。因为自从2007年以来，我国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导致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同时也加重了纳税人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针对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影响，可以考虑通过人大立法，将个税的免征额与CPI挂钩。可以按照CPI上涨幅度的2～3倍提高个人所得税个人工薪的扣除额。因为物价上涨，而我们的工资不一定同步上涨，物价上涨将会导致我们基本的生活支出上涨，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将免征额与物价指数相关联，这样可以减少物价上涨对居民基本生活的冲击。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借鉴，同时兼顾我国的国情，实行“税收指数化”。而且实行“税收指数化”，不仅可以降低物价波动对纳税人收入情况的影响，而且能够保证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实现税负公平。

6.工资薪金所得按年计税

实行按月计税时，如果两个人工资薪金相同，但是一个人的收入波动较大，另外一人的工资薪金较为稳定时，在实行累进税率的背景下，往往是工资波动较大的那个人需要交纳的税额较多，这就造成了收入的不公平。但在实行按年征收后，就可以避免经济波动造成横向不公平。同时，按年计税的税务处理相对简化，因为当前某些一次性收入的计税有几种方法，这就会导致实际的征收过程比较复杂。在实行按年征收时，这些一次性所得就会被平均分配到12个月，这会简化税务处理，而且也会减少纳税人利用不同的计税方法进行税收筹划。即使在工资薪金所得实行按年申报纳税后，一方面为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收效率，同时为了保障税收收入的均衡入库，按月扣款的方法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仍然适用。只需在每年的年末时，对纳税人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汇算，根据清缴的结果实行多退少补。

（二）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申报

我国可以先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可以考虑将家庭中夫妻双方的1年的工资薪金进行汇总，再除以24得出两人的每月平均收入，再用对应的税率计算出每人每月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再乘以24得出夫妻1年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额，最后在年底是扣除夫妻双方被所在工作单位预扣的税额，多退少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申报有3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得到完整真实的家庭收入信息，全面推动税制改革；二是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意识，因为按照家庭征收，纳税人就会考虑自己的家庭实际情况，充分了解税法规定，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三是能虮Vに笆盏暮嵯蚬平，因为实行夫妻联合申报，将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考虑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能够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但是，为了避免实行夫妻联合申报制度对婚姻造成扭曲效应，也就是防止纳税人因为合并申报制度的施行，将对个人结婚和离婚进行选择，这也不是我国夫妻联合申报的初衷。因此，应当对纳税人提供以家庭为单位申报或者单独申报两种方式，允许他们进行自主选择。同时，也应当规定，当纳税人在这两种模式中作出了选择后，就必须在固定的一定年度内保持不变，防止纳税人在联合申报和单独申报之间随意变换，造成纳税申报的混乱。

（三）完善征管条件

将纳税人的信息与银行信用，社会保障等相挂钩，这样就会提高纳税人违反税法的社会成本，提高纳税人的守法意识。可以建立包括纳税人纳税信息和银行信用信息在内的部门协作机制，形成扣缴单位信息、自行申报信息、第三方信息和税务机关整合信息“四位一体”的信息管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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