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十篇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1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集群 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F263； F26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11-0041-04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LUAN Jingzhu1*， WANG Yue2， CHU Shuzhen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2. Jiangsu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as teased and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government acti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e found that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layed i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cluster， while the domestic on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life cycl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level perspective and performed the relative empirical study.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government behavior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迅速，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医药产业集群，以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明确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各项政府行为和对发展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意义。

1 基本概念的界定

1.1 医药产业集群的内涵界定

1.1.1 产业集群

哈佛大学Poter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重点阐述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某一特定领域内，在地里位置上邻近、有相关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以彼此的互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经济现象。继Poter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新的阐述，如国外的Roelandt和denHertog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指出集群是在一个价值增值生产中相互联系的、具有强烈相互依赖性的企业组成的生产者网络；国内的仇保兴从中间组织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介于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二者之间，它比市场稳定，又比层级组织灵活，正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使得产业集群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其后，学者们延续了经典的产业集群概念，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产业集群进行更多层面的解读。

1.1.2 医药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是指将新药研究、开发、生产与各种疾病的诊断、防止和治疗相结合的产业，其作为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行业的进入壁垒高，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相对垄断性等基本特征。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一样出现在医药产业中。结合文献研究，医药产业集群是指以医药产业为核心、相关辅产业为支撑，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高度集聚，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医药企业和相关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机构、大学或教育研究机构等）组成的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并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产业整体。

1.2 政府行为的内涵界定

政府行为首先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主要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虽然政府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文献累积，但具体到政府行为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和理论家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权威定义。不同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府行为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各种视角对政府行为的界定，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政府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为保证和促进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发展目标，利用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政治、经济、文化等）和自身事务进行管理的各种活动的统称。一般体现为法律法规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和影响等。

2 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2.1 国外研究概况

2.1.1 产业集群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Poter[1]指出集群代表了一种关于国家、州际和地区经济的新的思考方式，它对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新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要求。他认为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它对钻石体系的影响，其意义也要根据公共政策的表现加以观察。政府的行为不仅要考虑到社会福利，还有其政治动机。Akifumi[2]认为政府和大量的企业是产业集群政策的中的重要角色：政府是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者，而企业则是集群价值链管理者。

2.1.2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分析研究

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国外学者对此研究得比较广泛。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产业，分析其产业政策的现状、变革，并建立模型分析政策效果。Akifumi对中国天津地区丰田汽车形成的产业集群建立模型，进行个例分析，认为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要融入价值链管理的思想，促进企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及时更新。Barbieri等[3]对我国广东省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政策、创新政策等）及表现进行了分析，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可通过密度（每平方公里内聚集的企业数量）、附加价值、新产品的产出、出口情况4个指标来测度。

2.2 国内研究概况

2.2.1 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的政府行为研究

Poter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诞生、发展和衰亡；Tichy认为产业集群存在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4个阶段的生命周期。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也常应用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应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而发生变化。戴卫明[4]指出，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去避免集群成长中的负面因素，并加强正面因素的效应。柳晓明等[5]则论述了政府的角色定位，集群成形期的政府角色主要为引导者、服务者和调节者；成长期的角色是调控者、协调者和要素提供者；成熟期的政府则应扮演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而在产业集群的衰退时期，政府应当做“挖掘者”和“转移者”。

2.2.2 基于政府层次的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研究

在研究产业集群或区域经济问题时，倾向于将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产业集群是一定区域的企业集中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会对本区内的产业集群建设投入更多。在此基础上，关于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较为普遍。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地方政府的各项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扶持产业集群[6-7]。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对本区产业制定适宜的规划和政策、资金支持和招商引资行为、提供公共品以及完善中介机构。

2.2.3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的政府行为研究

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将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论两个维度综合起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陈志平重点论述了地方政府在在建集群和成熟集群中的作用：对于在建集群，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创新企业，并打造集群的人文环境，塑造集群的品牌形象；对成熟集群，地方政府应重点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产学研联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进集群开拓国际市场，引导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并优化企业分工合作[8]。蒋东仁[9]认为：在集群形成初期，地方政府行为重心在于提供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和资本集聚；发展阶段一般侧重于提供教育和培训，鼓励企业加强协作，融合企业创新；成熟阶段侧重于鼓励集群扩大开放，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升级；在衰退阶段，地方政府行为转向宏观调控，规避集群风险，引导集群战略转移。

3 医药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3.1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存在许多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如美国的洛杉矶、圣地亚哥、德国的海德堡，丹麦的“生物谷”等。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有两种：一是自发形成，另一是政策驱动[10]。将生物医药作为本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来发展，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成为国外学者的关注热点。政策驱动型产业集群中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为集群形成提供条件，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能够分为产业重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前者的目的是政府为了应对产业危机，后者则是为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政府的政策方向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扶持创建专业的生物科技公司；建立集群发展的专业机构；促进产、学、研结合，使得科技成果产业化。

3.2 国内研究概况

3.2.1 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医药产业集群总体情况，也有一些学者对具体的医药产业集群进行针对性剖析[11]。其基本形成的共识包括：① 科学的医药产业集群规划的制定；②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③ 各项政策（产业专项政策、税收政策、创新优惠政策等）的支持；④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此外，不同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而各有侧重。如其中陈玉文等[12]还提到政府应完善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建立专业行业协会。

3.2.2 以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的政府行为实证研究

除了理论分析，一些学者还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尹蕾等[13]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医药工业园区中的政府功能，其设计了17个政府行为指标并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了制度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园区监管、软件配套支持4个因子，结论是政府能够通过政策和制度来推动园区发展，并规范园区活动。但政府对于园区的软件设施只能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园区监管来影响。褚淑贞等[14]以全国30个医药工业园区作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医药工业园区发展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其选取了园区规划、招商引资、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约束政策4项作为政府作用的测度指标。数据结果显示，各地政府对园区企业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朱艳梅等[15]也以实证的方法分析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和政府扶持3个因素对我国医药产业集聚的影响。

4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学者倾向于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观点来分析政府的各项行为；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对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角色、产业政策及其作用的研究较多，国内的研究则包括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证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进程，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对有关政府行为进行更多实证研究，探索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机制，评析已有相关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进一步从政府层面促进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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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尹蕾， 褚淑贞， 吴幼萍. 医药工业园区政府功能定位的实证研究[J]. 上海医药， 2013， 34（23）： 48-51.

[14] 褚淑贞， 沈念伍， 钱生稳. 产业集聚视角下我国医药工业园区发展要素的实证研究[J]. 科技与经济， 2013， 4（2）： 46-50.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2

【关键词】社会责任 累计超额收益

一、概述

国外对于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国内的多数文章还停留在理论研究上，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将有助于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石磊，魏玖长，赵定涛（2010）分析评估了汶川地震后我国沪深257家A股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认为上市公司的灾难捐赠行为会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蒲吓剑（2009）以汶川地震中万科遭遇的“赈灾门”事件为研究对象，发现消极的社会责任行为对股票价格有负面的影响。本文较之以前研究的不同点在于：选择医药行业为样本，避免了因行业差异而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探究投资者对于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假设我国股票市场是弱式有效的，此时投资者可从公共信息和私人资料中获取超额利润。其次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毒胶囊事件的曝光可被当作是利空消息，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据此提出以下假设：毒胶囊事件会对医药行业产生负面的市场反应。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2年沪深A股医药制造业内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ST、暂停上市等公司，以及事件窗口内缺乏数据的公司，最终得到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中检测出问题胶囊的公司有一家，通化金马（000766）。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2012年4月15日央视节目曝光某些企业用皮革废料制成药用胶囊的当天为事件日，但由于该天为周末，故将其顺延至2012年4月16日，定为第“0”天。本文选择 [-20，20]为事件窗口，同时选取[-120，-21]为估计期。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相关数据处理采用Excel与SPSS 19.0统计软件。

本文将采用市场模型来计算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CAR，用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反应，最后检验CAR[t1，t2]与0的差异。如果检验结果显著，则说明该事件对股价影响显著，否则说明该事件对公司股价影响并不显著，或者说影响没有通过证券市场反映出来。

三、实证分析

图1表明毒胶囊事件前后出现了负面的市场反应，行业CAR下跌，之后又开始大幅升高。表1 是对研究样本在[-20，20]窗口期内对CAR进行的T检验，以显示上述结果的统计学意义。

表1表明事件日前后累计超额收益没有发生显著变动，而在事件日前第17天，前第8天，后第18天，后第20天有显著变动，这与图1相符。这说明事件日前信息存在提前泄露的可能性，股票市场对该信息做出了提前反应。由于研究样本的21家上市公司中20家为未涉及毒胶囊事件的企业，事件日后第20天CAR显著为正，表明投资者对未涉及毒胶囊事件的企业是肯定的。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3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医药行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已被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列为未来推动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该产业特征鲜明，例如新产品开发周期长、研究创新投入高、附加值高、风险高等，这些特点使得投资人在进行项目评估时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难。据2005年中国创业投资协会的调查，目前创业投资决策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包括生物技术企业的价值评估，传统的以NPV为基础的静态项目评估方法无法反映生物制药行业开发项目中蕴含的期权价值。

生物制药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新药研发需要相当长的研发时间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其产品从研发直至上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鉴于国内医药行业数据不够透明和充分，本文采用美国数据进行分析。美国制药行业在2002年对全美制药企业的新药品研发时间进行了调查，其基本情况如下图1：

2002年美国生物制药行业新药投资项目从研发到进入市场平均所耗时间为14.2年，并且每个阶段的投资额均在百万美元以上，整个过程中R&D投入规模巨大，例如R&D费用占美国医药行业销售额的比例就从1970年不到12%上涨到上世纪90年代的20%以上，与同时期的美国其他行业，例如电力（8.4%）、计算机（7.8%）和电信（5.3%）相比，生物制药行业研发投入显然要高得多。2003年美国制药行业R&D投资总规模就超过了305亿美元。巨大的研发投入背后带来的是潜在的巨大收益。在美国药品一旦批准上市，其产生的回报率极高，统计数据表明，成熟期其中年销售收入有80%的可能超过6千万美元，20%可能超过6亿美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生物制药行业企业的价值由当前价值和未来成长机会价值两部分构成，那么在药品上市之前，生物制药企业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却没有相应得销售收入，企业当前价值很低；但是一旦药品上市，却有可能获得极高的收益回报，而且正是前期的研发创新为企业日后扩大生产规模，获得巨大超额利润提供了成长机会。因此，如何结合生物制药产业价值创造的特点，客观、有效的评估生物制药项目的未来成长机会价值是生物制药企业风险项目决策的重中之重。

二、生物制药行业风险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特征分析及其定价

一般生物制药行业新药研发投资需要经历多个不同阶段，以美国药品研发为例，就有实验室测试阶段、临床实验前动物测试阶段、三个临床实验测试阶段、美国联邦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阶段和最后的市场化产品推广阶段等六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技术性测试成功后，药品研发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接受进步测试，直至药品克服全部技术风险最后进入市场化阶段才最终为企业创造巨大价值。整个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会给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下一阶段的选择权。

根据其特点，这种选择期权可以分为以下六种：推迟投资期权、扩张投资期权、收缩投资期权、放弃期权、转换期权、增长期权等。生物制药企业在新药开发过程中每一阶段所嵌入的实物期权用图2表示：

因此生物制药研发投资决策具有动态序列性，形成了一个6重的复合性实物期权。

在期权定价方法中，经典的Black-Schola模型可以看作是针对看涨期权的一重定价模型。有关以期权为标的资产的复合性期权的定价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Geske在1979年提出的两阶段复合期权的定价模型。在该模型中Geske继续沿用了Black-Schola模型中经典的期权定价偏微分方程：

三、期权定价公式的应用

假定某生物制药企业计划开发某种新药，预计6阶段各自所需时间 分别为：实验室研发阶段（2年），临床前动物测试阶段（4年），临床测试第一阶段（1年）、第二阶段（2年）、第三阶段（3年），药监局审批（2年）。每一阶段对应的到期日期和每一期的期权执行价格 都在表1中显示。另外，假定药品研发成功最后，项目进入商业化阶段预计产生的经营性净收益现值 为8500万元，与此同时商业化阶段的预计投资成本 为3120万元。无风险利率 采用10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5.3%。最后项目权益的收益标准差的估计值为101.97%。药品整个研发过程中全部的R&D投入为600万元。

根据复合期权定价公式，依据上述参数可以计算得出该6重复合实物期权的价值为2750万元，超过R&D投入2150万元。因此药品研发项目的真实价值RNPV为RNPV=NPV+实物期权=600+2750=2150万元

该药品研发项目考虑实物期权后的真实价值为2150万元，投资项目经济上可行。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4

【关键词】 中国台湾; 中医药; 科研计划; 制定

随着全球性的对传统医学的再认识和重视，中国台湾地区科技、经济、卫生主管部门以及相关机构也对中医药研究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推动，希冀通过中医药科研的发展与进步进一步提升科学化研究数据、提升中医药临床疗效，以促进民众健康。因此，作为科研导向作用的科研计划的制定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详细阐述台湾中医药科研计划的制定。

1 中国台湾制定中医药科研计划的政策背景

中国台湾地区推动科技发展的方针与原则，是19990120公布施行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根据该法，每4年召开一次中国台湾地区科学技术会议，官学研各界针对台湾科技发展的现况、挑战与愿景拟定具体建议，达成科技发展共识，依据会议重点结论订定“科学技术发展计划”，该计划是各部会拟订科技政策与推动科研发展的依据。200501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拟订了中国台湾未来4年科技发展的总目标，主要是：强化知识创新体系、创造产业竞争优势、增进民众生活品质、促进中国台湾地区持续发展、提升民众科技水准等[1]。会后研拟的“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5～2008年)于200506通过，以作为中国台湾推动科技发展的蓝本。

《科学技术基本法》第九条规定每两年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策略及现况说明;第十条规定每四年订定“科学技术发展计划”。鉴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因此再出版“科学技术白皮书”，提出现况说明、勾绘适当新远景及策略，并滚动修正“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执行计划。《科学技术基本法》公布以来，台湾地区已依次于“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1～2004)”、“科学技术白皮书(2003～2006)”及“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5～2008)”、“科学技术白皮书(2007～2010)”提出科技发展现况说明及远景与策略，作为台湾推动科技发展的依据。

除此之外，还辅以“行政院”科技顾问会议、“行政院”产业科技策略会议及“行政院”会报进行中短期的政策修订、检视与调整。另有“经济部”与“国科会”等各科技相关部会每年召开多次会议，视需要制定与执行其权责内的政策与措施。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生物技术产业的迅速成长，以及基因研究技术的发展，给中国台湾中医药科研的新拓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迫切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制定适当的科研发展策略，为此，中国台湾地区相关主管部门逐渐将包含中草药产业在内的生物技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之一，予以大力推动与规划。2005年召开的“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会议，主要是为台湾生技产业发展方向作整体的评估与建议，并引导国际联盟布局。200610召开的“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农业生技、医疗器材和生技制药等三领域。其中，生技制药的发展目标是：建立以创新价值为目标的崭新育成模式，找出具有临床实验价值的候选药物，辅以商务及技术的育成模式，使其推展至临床实验二期，加速新药的研发速度，提升药物研发的价值创造[2]。

2 中国台湾重大涉及中医药科研的计划

近10年来，中国台湾科研主管部门通过设立大型研究计划的形式，组建研究团队，推动与执行相关的研究，来带动台湾地区经济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并培养一批人才。当前，台湾中医药科研主要纳入“生物技术”领域来规划和执行。近年来与中医药科研相关的重大科技计划主要包括：“生技制药'国家型'科技计划”、“基因体医学'国家型'科技计划”和“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详细介绍如下。

2.1 生技制药国家型科技计划鉴于生技制药产业深具发展潜力，近10年来台湾积极推动发展这一产业。该计划的执行部门是“国科会”“卫生署”与“经济部”。第一期于2000年开始执行，为期3年，总经费为新台币10.6亿元，目标以本土抗癌天然物的研发为主。第二期执行期为4年(2003～2006)，总经费为新台币75.9亿元，总目标为：致力于中草药、新药、生技药品的研发，并整合上(“国科会”)、中(“经济部”)、下(“卫生署”)游的资源，以建立新药研究、药理、毒理及临床实验体系，研发治疗中国台湾民众常见疾病的药物，并以本土性癌症与感染症的检验为目标，发展多功能的生物医学芯片[3]。本计划第三期(2007～2010)延续第二期的合作模式，并以癌症、糖尿病、心血管及神经药物为研究主轴，整合各部会的药物研发资源及研究人才，期望促使上游研发成果落实产业界，以期在有限的资源及经费下，能带动中国台湾生技制药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小而美并具国际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产业[4]。规划架构包括新药探索、临床前实验及临床实验各项研发，结合“国家”卫生研究院、各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经济部”支持的研发机构、医学中心及药厂或生技公司等学、研、产各界，以推动计划的进行。

本计划与涉及中医药研究内容的研究重点分述如下：

“国科会”部分，从事的中医药研究包括天然药物组的子课题：以中药、民间药及海洋生物为其研究方向，加强本土药材及海洋生物的研发。

“经济部”部分，与中医药研究最为密切的科技专项有：生技中心的“免疫调节与抗老化中草药产品开发四年计划”、生医中心的“肝病及气喘中草药新药开发四年计划”、药技中心的“提升传统中草药产业研发技术四年计划”等。

“卫生署”部分，与中医药研究关系密切的是两个临床实验：1)中草药临床实验：研究方向包括①西药的辅助疗法;②比西药的副作用低或并用可降低其副作用者;③可取代价格昂贵的西药，具有经济价值者;④不易治疗或比西药更具有疗效者;2)中西药并用临床实验：包括中草药与西药并用，有临床疗效或其交互作用研究等。

2.2 基因体医学“国家型”科技计划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对自身基因图谱认识的不断深化，全球科学家们都认识到致力于基因体的功能研究已经是大势所趋，基因体的研究不仅可向人们提供窥探自然、了解生命基础奥秘的方法，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所衍生的知识产权、开发的产品等都能产生相当高的经济效益。为此，“国科会”与“卫生署”依据台湾第五次科技会议决议，于1996年开始规划推动“基因医药卫生尖端研究”，并于199808开始执行。2001年，“基因医药卫生尖端研究计划”升格为“国家型”计划，在“国科会”、“卫生署”、“经济部”及相关部会共同参与下，于2002～2005年，执行第一期“基因体医学'国家型'科技计划”，总经费为新台币72.7亿元。此计划的总目标是：以基因体为基础，进行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特别对中国台湾地区常见的疾病，结合基础研究、动物模式测试、临床实验、技术移转及业界发展等研发工作，完成基因医药开发，以促进产业技术生根[5]。研究计划范畴涵盖基因体医学、生物信息学、蛋白体与结构基因体学、基因体科技的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等。为了集中资源，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于200505起以中国台湾地区重要且有特色的三大疾病——癌症、感染性疾病及高遗传性疾病等特定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继续进行创新与基础基因体的研究[6]。

第二期从2006～2010年为止，规划方式较第一期更具整合性与一致性。透过部会署的直接参与各分组的工作会议，对规划方向与内容提供双向的直接沟通;“国科会”补助上游的基础研究计划，并建置维运核心设施，以提供必需的基础建设与技术支持，依研究领域规划为肝癌组、肺癌组、感染症组、高遗传性疾病组、伦理法律社会影响组、创新研发组、产学合作组及国际合作组。“卫生署”从法规、遗传咨询、与国民健康相关的癌症与感染症以及中医药基因体相关研究着手，“经济部”则从较具有产业发展性的生物信息、遗传资源保存与开发、基因药物技术开发3方面进行规划[7]。

“卫生署”科技组、中医药委员会、“国民健康局”则积极配合推动“肺癌”、“中医药相关基因体研究”、“基因体医学之健康服务应用计划”三大研究项目。“经济部”科专计划则锁定具有产业发展潜力的技术开发与建立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环境建构，并同时以业界科专机制补助生技医药业者投入基因体相关研发与应用，以研发带动产业发展，创造生医产业经济效益。此外，另建置包括基础基因体分析、高速基因型分析、生物影像、临床样品、突变鼠模式、疾病表现型分析、蛋白体分析、生物信息分析及蛋白质结构分析等共19个核心设施的建置及运作，2005年已有18个核心设施开始对外提供高质量服务[8]。

2.3 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是由“国科会”“农委会”“中央研究院”“卫生署”及“经济部工业局”等机构共同推动的跨部会的大型计划。其中，计划的共同研拟整合、推动与执行机构是“国科会”、“农委会”及“中央研究院”;“卫生署”协助办理基因转殖农产品在食品应用上必须的安全评估与管制技术;“经济部工业局”协助办理研发成果的厂商辅导及技术推广。该计划第一期从1999年开始执行，已执行3期，其中与中医药最为密切的是第3期的“中草药及保健食品产业化体系之建立及推动”。

3 中医药委员会制定的科研策略及计划

“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负责掌管中国台湾地区中医、中药的行政管理、研究发展及典籍信息等业务，一直将中医药科技研究列为重点业务项目之一，持续推动中医药的研究发展。

3.1 科研策略结合中国台湾地区科研发展的总体方向与策略及重大科技计划，中医药委员会根据中国台湾中医药的特点、面对挑战与机遇，依据“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中草药产业技术发展五年计划”，拟定“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整合型计划”，争取列入“政府”科技预算，积极进行中药质量管理研究、推动中医药科研、临床实验环境及法规的制定等，自此中医药委员会研究经费大幅成长，迄今平均每年约以10%稳定成长。

此外，鉴于中医药基因体研究的重要性，中医药委员会为配合“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邀请学者专家召开了数次座谈会，讨论中医药如何与基因体研究结合的方向，制定了“基因体医学'国家型'科技计划——中医药基因体相关研究计划”，进行：①中医的基因体研究：建立以基因体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的模式及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基因体模式;②中药对癌症患者免疫调控因子基因表现的影响;③建立基因体鉴定为研究平台研发相关中药——以防治肝病为例;④中医药与感染性疾病的基因研究——以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不同感染性疾病的基因体异同及探讨中药抗病毒的效用等项重点。在中医药委员会积极推动下，已在多个学术机构建立了中医药与基因体相关研究团队，延揽中医、西医、生物科技及统计等人才，建立了研究平台，希望通过此研究计划的开展，了解中医与基因表现的关系及中药对基因表现的效应，建立中医理论的实证基础。

3.2 科研计划上述两项计划是近年来中国台湾中医科研发展方向的指导策略，在此架构基础上，中医药委员会每年聘请产、官、学、研界精英召开数次咨询会议广纳意见并配合该会业务需要与工作目标，拟订“中医药研究计划招标公告”，刊登于该会网站公开征求招标。招标公告对每年的中医药研究重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是这两项指导性计划的具体化呈现。

中医药委员会还制定了计划的审查程序及管理、考核流程，从计划征求至成果呈现，过程可分为“征求计划”、“计划审查”、“计划管考”及“研究成果”等4个阶段共13个步骤，详细管考流程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林宜信：《台湾中医药现代化及国际化研究思路：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整合型计划成果要览(1986-2006)》，183页，台北，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图1 “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研究计划管考作业流程图

历年研究计划的执行机构以大专院校为最多，第二为医疗机构，第三为研究机构，第四为卫生机关。且大专院校和医疗机构承揽的计划总数逐年增高，2005年承揽了全部计划数的91.5%，从中可见这两类执行机构对中医药研究的投入与参与。

依计划类别，可将研究内容分为中医政策研究、中医临床研究、中医药药理研究、针灸研究、中医辅助诊断仪器及诊断基准研究、中药品管研究、中药资源研究、疾病典籍研究、研究成果整理计划、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保育类动物药材研究与中医药基因体研究等12大类。历年研究重点是中药品质管理研究、中医临床、中医药药理研究、基因体研究与中医政策研究，而针灸研究、疾病典籍研究等近年均未获资助。研究成果以供中医和中药继续教育讲座为最多，而在申请专利或技术转移的潜力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台湾地区中医药科研未来的方向与重点仍然是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为达成此目标将全力推动中药品质管制、中药新药研发与中医药基因体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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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茂昆.中华民国科学技术年鉴(2004)[M].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35.

[6] 国家实验研究院.中华民国科学技术年鉴(2007)[M].台北：科技政策研究与资讯中心，2007：222.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5

一、医药研发外包的定义及范围

医药研发外包（CRO）是一种为各类医药企业提供新药临床研究等服务，并以之作为盈利模式的专业组织。最初，CRO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临床试验方面，目前业务范围已经向化学结构分析、化合物活性筛选、药理学、毒理学、药物配方、试验设计、药物发现、临床前沿研究、药物基因组学、I―Ⅲ期临床研究、药物代谢研究、药物安全性研究、研究者和试验单位的选择、监查、稽查、数据管理与分析、药物申报注册、信息学、临床文件和政策法规咨询等诸多方面扩展。

二、医药研发外包全球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全球医药研发外包的发展现状

1、全球医药研发增长态势强劲

根据 Frost&Sullivan报告，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中，CRO承担了近1/3的新药开发组织工作，在所有的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中，有CRO参与的占2/3。CRO服务的全球市场以每年20―25%的速度增加。1999年全球CRO业务额为76亿美元，到2005年为163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36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3.8%。临床试验外包业务将在企业研发预算中占有越来越重的份额。据Reuters Business Insights分析，2006年医药企业的内部研发费用为680亿美元，CRO临床试验项目费用为190亿美元，到2010年分别上升为910亿美元和360亿美元，CRO临床试验费用在过去5年内几乎翻了一翻。未来3年，医药研发年投入增速将放缓为9.6%，CRO将达到16.3%。

2、美国占CRO一半以上市场份额且发展成熟

2007年，美国有300多家CRO公司，市场占有率达到65%，如世界排名前列的昆泰（Quintiles）、科文斯（Covance）等，这些公司约占全球CRO的40%。美国CRO产业比较成熟，能够提供早期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各期临床试验、药物基因组学、信息学、政策法规咨询、生产和包装、市场推广、产品和销售支持、药物经济学、商业咨询及药效追踪等一系列服务。

3、欧洲和日本CRO市场具有较好的成长性

欧洲医药研发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位。欧洲约有150多个CRO公司，2007年全球市场占有率为23%，2010年上升为29%。日本CRO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7年日本以国际化为标准的新GCP颁布，厚生省（卫生部）对临床实施规范和数据质量要求上升，促使了日本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发展。日本医药研发外包以每年30―40%的速度成长，EPS、CMIC等前3家CRO龙头企业占据了日本CRO业务50%的市场份额。

4、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承接优势

印度人力资源的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1/7，凭借人力成本和语言优势，在CRO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05年市场份额达到1.2亿美元。印度拥有61家经美国FDA批准的制药厂，是除美国以外最多的国家。印度目前已经从CRO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在基因测序、DNA 文库构建、新型农作物品种的遗传学研究和生物信息学方面前景看好。

（二）全球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发展趋势

1、市场规模和业务范围迅速扩展

2002年，世界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市场规模为100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163 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360亿美元。2005年全球制药行业研发活动外包的比例为24.7%，也就是说，约1/4的研发工作选择外包方式。到2010年，外包研发支出占研发总费用比重提高到40%左右。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业务正扩展到临床试验之外的更加广泛的领域。如，药物研发、临床前研究、药物经济学、药物基因学、药物安全性评价、Ⅰ期―Ⅳ期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分析、信息学、政策法规咨询、产品注册、生产和包装等。大型CRO公司的服务也在增加。

2、向亚洲国家转移的势头加快

近年来，一个新药的全球平均研发成本由过去的5亿美元上升到12亿美元，且成本不断上涨，由此带动了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不断扩展。发展中国家具有人力成本低廉、相关人才密集、病患者资源库丰富等有利条件，国际大型的CRO公司都加快步伐将新药开发中的非核心业务脱离出来转移到印度、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医药研发人力资源成本约为美国的1/10，而印度的人力成本是美国的1/7。

3、医药研发外包联盟（CROSA）趋势更加明显

由于单个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技术及信息、服务范围比较有限，特别是面对难度大、涉及范围广的病症难以应对，医药研发外包联盟可以把具有高质量服务能力及研发能力的机构联合起来，解决世界性的医疗疾病，所以这类世界性的联盟越来越多。

4、 CRO企业市场并购重组高潮迭起

2009年11月，世界前三大CRO组织之一的PPD公司先后收购了依格斯医疗科技公司和保诺科技。PPD公司的强项是后期临床实验，保诺的优势是药物研发前期的一体化开发，依格斯在临床试验上占优，并购后PPD不仅增强了研发能力，而且成为目前在华运营的最大跨国临床研究机构。

5、医药研发离岸外包成为跨国医药公司最重要的创新模式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已不局限于将公司非核心研发业务进行离岸外包，而是在控制新药核心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开展多种形式的研发业务离岸外包模式。如，美国诺华（NOARTIS）公司与世界范围的CRO公司开展从药物发现到临床试验等全面的研发合作，将新药研发实现外部化；辉瑞（PFIZER）公司实施战略性紧密型研发外包模式，将化学服务业务整体外包给俄罗斯的ChemBridge公司，实行新药研发的部分外部化。此外，跨国医药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离岸全球研发中心，实现医药研发外包的内部化。

三、我国医药研发外包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

（一）我国医药研发外包的发展现状

1、医药研发外包总体增长迅速

2011年，我国医药研发（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123亿美元。2006年临床前研究市场规模为25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51亿美元左右，2006―2011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5.7%；2006年临床研究市场规模为34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72亿美元左右，2006―2011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5.8%。

2、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数量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在国际CRO企业的带动下，以及我国鼓励新药研发政策的大环境下，医药研发外包得到了迅速发展。1996年，MDSPharma Service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CRO企业从事药物临床试验业务。随后，其他跨国CRO开始陆续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目前，我国从事CRO业务的各类机构主要集中在京、沪两地。北京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数超过200家，集中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业务量达20亿元，占了中国市场份额的25%。上海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数超过300家，主要集中在张江药谷，业务量达28亿元，占了中国市场份额的30%。

从企业性质划分来看，第一类是昆泰、科文斯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第二类是合资型企业。如，Kendlewits,Ever progressing systems（EPS）等，服务对象主要是小型跨国企业及一些大型本土企业。第三类是本土企业。如，依格斯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这类企业约有200家，服务对象为中国本土企业，服务内容包括改变剂型、仿制药研究以及临床研究等。

从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承担的业务范围来看，第一类是从事临床前研究的CRO企业。这类企业主要从事与新药研发有关的化学、临床前的药理学及毒理学实验等内容。第二类是从事临床试验的CRO企业。第三类是从事新药研发咨询。当前国内的CRO机构中从事这类业务的占绝大多数。

3、医药研发外包专业性人才优势和成本优势突出

我国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将成为欧美医药企业青睐的主要因素。据统计，2006年，我国在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领域的毕业生分别达3.9万和2.2万人次，2006―2009年期间复合增长率为12%。其次，伴随着中国CRO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海外人才及中国留学生不断向国内流动，对我国医药研发外包能力提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关村、张江、泰州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许多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是留学生创办的。此外，较低的人力成本提高了我国医药研发外包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医药研发成本中，1/2以上的费用是人力成本的花费。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聘请研发人员、临床工作人员和招募受试者的费用都较低。据Quintiles 分析, 在中国及亚洲其它一些国家进行临床试验比西方国家节约近30%的费用。

4、医药研发园区和产业基地集聚示范效应初步显现

“十一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选择了产业基础好、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加快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认定了12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10个生物产业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各类医药产业园区100多个，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吉林、四川、湖南、湖北等25个省市。通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部分医药园区形成了集群效应，吸引了一批留学生回国创业，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张江生物医药基地、泰州医药高新区、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二）中国医药研发外包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仍然存在企业规模较小、业务范围狭窄、外包层次较低、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行业缺乏国际通行标准，以及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都影响了中国承接国际医药研发外包业务。

在服务范围上，发达国家CRO企业比较成熟, 具有庞大的国际资源网络和信息网络, 能提供全产业链的服务, 服务范围涵盖了新药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全过程。而国内CRO公司业务范围及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在企业规模和价值链上，中国CRO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以新药研发咨询、新药申请报批以及新药注册为主。大多处于药物研发价值链的下游领域，目前的新药研发主要停留在改剂型、改规格、改包装、改变给药途径等简单的、低水平阶段。在制度环境上，国内实行的资质认证及质量标准体系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统一。这是国内CRO企业承接离岸医药研发外包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大力推进GMP、GCP等质量体系建设，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体系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知识产权保护上制度的不健全。跨国制药企业之所以不愿意将新药发现等方面的业务外包给国内CRO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知识产权考虑。

（三）中国医药研发外包发展的主要趋势

生物产业是国家“十二五”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随着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政策支持体系将继续完善。同时，医药研发市场规模扩大，企业竞争力增强，这些都将为中国医药研发外包发展壮大带来黄金机遇期。

1、国内外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首先，随着中国人力资源优势、技术能力提升、设备条件改善、政策环境完善等因素，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将新药研发业务持续向中国转移。温德尔・巴尔说过，跨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迅速扩大的医疗保健市场，并分享其庞大的研发外包人才库。其次，随着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保障水平、保障能力、保障层次不断提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全面覆盖，城市高消费群体对医疗保障的需求层次提高，将使国内医药研发需求持续扩大。这既为本土CRO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又为外资CRO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第三，国内外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普遍提高将直接为医药研发外包市场带来增长效应。随着全球疑难病症增多，医药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制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普遍提高。国际制药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5―20％左右。目前，中国企业不足5％，有的甚至不到1％，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随着国内制药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应对国际竞争压力，以及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政策支持因素，也将带动国内企业医药研发投入有所上升。

2、医药研发外包行业集中度、专业化及综合化水平大幅提高

目前，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如，上海药明康德、开拓者化学、美迪西、先导化学、辉源生物科技（原华大天源）等企业都有相应的外单。从技术市场登记的合作分析中可以看出，药明康德承接的研发外包业务占到上海研发外包业务总量的50%左右，在专业化上体现出较强的优势。其次，是美迪西、开拓者化学、睿智化学等几家企业。中国本土CRO企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务领域专业化和综合化趋势较为明显。

3、战略联盟将成为我国医药研发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模式

随着全球医药研发外包对承接方的专业化及一站式服务的要求加强，纵向一体化战略正成为CRO行业拓展业务范围，提升盈利能力，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目前，中关村、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逐渐形成了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中关村CRO联盟、浦东新区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联盟、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工作委员会等CRO的联盟，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CRO的中坚力量。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ABO）整合自l6家外包机构，通过品牌共享和营销协作的形式，提供从新药研发、临床前研究、临床实验到登记和签约生产的“一站式合作研究服务”，使联盟整体经营收入翻了一倍。

4、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仍是中国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主要来源地

目前，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市场。北京医药研发外包企业主要承接美国、丹麦、瑞典、日本和韩国业务。上海医药研发外包企业则主要承接美国、日本、英国、香港、瑞典、法国业务。

四、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产业政策扶持，不断完善和优化发展环境。应针对医药研发外包行业特点继续完善减免税政策、人才引进和培训政策、融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注重服务体系建设，为中国CRO企业承接国际业务创造条件。要重视各类医药研发外包平台、行业组织及中介机构建设，为企业承接各种国际新药研发业务提供帮助。组建国家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中心、产业联盟等机构，推介我国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提高承接大宗国际业务能力；创办国家医药研发外包专刊、网站等加强宣传和信息交流，增强国内相关机构对CRO的认知度。

第三，积极推动国内医药研发外包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企业联盟等形成发展壮大，形成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

第四，实现CRO企业与新药研发企业的良性互动。近年来，医药研发外包已成为提高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能力和建立外部知识产权网络的重要手段。CRO行业的成长对于推动中国新药研发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中国医药行业整体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加强各类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园区建设，继续提高医药研发外包的聚集效应。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6

关键词：医药知产 转化医学研究 产业集群

随着全球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各国企业也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增强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对知识产权的看重，不仅仅是体现在走进来的外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同样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一、医药知产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总理曾指出：新时期，世界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作为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就是重视和鼓励创新。

由此，知识产权不仅事关企业的存亡，更关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这场专利战中占据有利的地势，成为了新时期科技与经济竞争最要紧探索解决的问题，从国内外的形势看，产业集群是共同点。

二、产业集群是提升医药知产升级的有效措施

产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企业和机构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集中。纵向延伸到销售渠道和顾客，横向延伸到包括提供互补产品的生产商和通过技能、技术而相互联系的企业，当然包括地方政府部门机构。

1、以印度为例说明医药创新系统对产业技术能力的培育作用

1.1在印度制药产业创新系统中包括国家医药产业与科技政策、国家药物管制制度、药品专利制度、国家药物研究机构、制药企业以及人力资源培训与教育水平等。

1.2政府在制药产业创新系统扮演重要角色。印度制药产业快速发展是印度政府对制药产业在产业政策、药品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强有力干预结果。印度政府在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给予企业研发费用的支持、研发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等措施。目前印度全国用于医药研发的投入中，来自产业内企业的投入占到了2/3，其中私营企业研发投入甚至在10年前已经达到了85%左右的比例。

1.3 制药企业仍然是产业创新系统的主体。印度制药产业初期是以国家公共研发机构，从90 年代开始逐步转化为以私营企业模式。不仅在活动的成效方面有很大的改善，还有助于企业逐步积累技术知识，发展技术能力。

2、以国内的生物医药的启示--转化医学为例，来说明产业集群的重要性和意义.

转化医学研究倡导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 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验证, 进而完成产业化, 形成诊断与治疗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此研究能够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医学之间固有的屏障, 建立起彼此的直接关联,缩短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过程, 可将科研机构获得的研究成果, 经过快速验证, 最终以产品的形式,迅速转化为临床上诊断与治疗的新方法, 让患者更快地受益于医学、生物乃至机械信息等科学技术[1]。

转化医学研究最终目标是成果经过产业化, 将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成果应用到临床,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 迫于晋升和考核等压力, 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的产出成果中, 更加关注的是文章,缺乏专利保护意识。科研成果过早地进入公共领域,被国内外公司无偿的使用,丧失了应得到的经济收益。在国际合作中, 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一定要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让科研人员了解生物医学领域涉及的知识产权及其可以专利的主题。

总之, 转化医学研究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 使生物医学的研究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在转化医学研究中, 科研人员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特别是在国际合作中要有专利保护意识。科研人员要有敏锐的感知力, 及时了解国内外相应的政策和信息,以保护科研成果, 避免不必要的权益损失,实现转化医学最终使患者受益于科技成果的目的。

三、结合我国各地的现状来比较、探寻一条因地制宜的医药知产发展之路

近年来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全国三大医疗仪器产业聚集区。江苏省集聚了一批跨国企业的中国生产基地，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和中间体出口基地初具规模。上海市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形成国内领先的产业链，以浦东为核心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已经基本形成。长江三角洲也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较好的产业集群。

与主要的经济区相比，成都产业集群还很薄弱，虽然成都呈现出西医制药、中医制药、医疗器械有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传统制药则一直占据主要地势。四川省已将现代中药和生物工程产业列入全省工业“7+3”产业（七大优势产业和三大潜力产业）予以重点推进。2012年，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促进产业发展，成立了医药产业发展推进领导小组，鼓励医药企业向集团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支持培育生物制药领域新的增长点。省局领导带队深入企业调研，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行政审批中，探索实行“一站式”服务。

此外，四川省科技厅为了推进医药产业发展，将搭建包括生物医药信息服务、新药研发技术服务、投融资服务等六大平台；大力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培育一批创新药物战略性产业化；深入推进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

四川省的医药行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最明显的劣势在于未形成发达的产业区域体系。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未能充分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至于生产制造、协作配套环节相对较为薄弱。

四、四川省医药行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机制

美国生物产业集群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与世界一流学术研究机构毗邻。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与生物医药企业尚未建立真正的合作互动机制。

2、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我国医药行业集群发展的支撑点。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设施配套、资金信贷、税收减免、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使得重大产业项目以及教育、科研、医疗等优势资源可以优先集聚。

3、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医药行业产业链比较长，包括基础研究、开发研究、生产、销售等。只要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每个环节的研究和资金的注入都到位，就会促进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断优化。

4、加强与环渤海经济区域的分工和合作

努力建立高效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努力消除区域内各种壁垒，增强区域竞争优势。四川省应该利用自身的发展，与重庆市一起充分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区域孤点的辐射作用建立经济网络，为推动产业集群的战略实施打好基础。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7

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医药工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4459.44亿元，比2004年增加近1000亿元，同比增长26.19％；累计完成工业销售产值4207.84亿元，同比增长25.26％；累计实现利润352.80亿元，同比增长18.25％，比2004年提高了8.7个百分点。

有人认为，2005年的医药业在行业整体成本不断上升以及药品价格持续下滑的大环境下，在2004年的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利润增速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仍然取得了以上不菲的增长业绩，这就意味着医药业在2005年呈现出了明显的复苏态势。同时也有专家预测，如果现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不变，2006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按现价可望达到5100亿元，2020年我国医药市场的价值将达到1200亿美元，并预言若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霸主。

生存困境

彼得・德鲁克在其所著的《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一书中指出，企业的两项基本职能就是市场营销和创新，只有市场营销和创新才产生出经济成果，其余一切都是“成本”。而营销安全管理理论又指出，价格是影响企业营销安全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企业的营销组合当中，价格是唯一能给企业产生收入的因素，其它所有的因素则表现为成本。医药企业的定价空间主要受国家政策、企业成本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三方面影响。

1．价格持续下降

2005年10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再一次发动了药品的降价，大幅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平均降价幅度40%左右，最大降价幅度达到63%，降价金额约40亿元，是迄今为止政府历次药品降价措施中降价幅度最大的一次。中国医改至今已走过了20多个年头，近些年的中国医改史可以说是一部医药产品的降价史，从1998年药品的第1次降价到2005年10月，我国的药品已经连续17次降价。2006年5月18日，国家发改委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制定阿霉素等抗肿瘤药品最高零售价格的通知》，这意味着我国药品的第18轮降价已经开始，此次降价涉及67种抗肿瘤药品，共3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23%，最大降幅57%，降价金额23亿元。由此可见，药品价格持续走低已成必然趋势。

2．成本刚性增长

医药企业成本刚性增长主要的表现是原辅材料、能源、运输流通等的涨价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GMP改造提高了企业的固定成本。

1999年6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从1999年8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2001年10月1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加快监督实施药品GMP工作进程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全国6731家医药企业当中有5146家企业被列入实施GMP范围，占总数的76%，这些医药企业必须在2004年7月1日以前全面完成认证，否则将被强制淘汰。

受各种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医药企业的厂房都比较陈旧，设备都比较简陋，这就使得这些企业要完成GMP改造就必需在硬件改造上投入大笔资金。专家认为，除了少数医药企业在硬件改造上所需投入的资金在几百万元范围内，大部分医药企业的改造资金通常需要千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近亿元。这一切表明，GMP改造必将大幅增加医药企业的固定成本。

3．竞争不断加剧

GMP改造除规范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外，还使得大多数企业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生产规模，绝大多数企业不但没有停产或减产，反而增加了剂型与生产线。据初步统计，经过此次GMP改造与认证，医药企业的生产能力至少提高到2001年的20倍左右，产能严重过剩，有70%的企业设备闲置率达到50%，竞争越发激烈。

除此之外，我国医药业急功近利的无序竞争还导致了医药市场的恶性竞争。我们都知道，医药产品是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比如PCR诊断试剂的成本只有10多元，而售价却在100元以上。巨额的利润驱动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力，就必然导致众多医药企业，甚至一些非制药企业也纷纷投资此类项目，造成同一产品多家企业生产的现象，形成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使得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恶性竞争。例如，目前我国诺氟沙星的生产企业有120多家，氟派酸的生产企业有1000多家，干扰素的生产企业有20多家，白介素的生产企业有10多家，EPO的生产企业也有10多家。

药品价格的持续走低，竞争的不断加剧，成本的刚性增长，不仅使得医药企业已经步入了微利时代，而且还必将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滑，甚至出现亏损，进而引发生存危机。

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医药全行业亏损面为22.59%，累计亏损额为35.94亿元，比2004年增加了1.88亿元，增长了5.52%。在23家国有重点医药企业当中，有4家企业出现了亏损，亏损企业数量比2004年增加2家，合计亏损金额4.11亿元，19家企业实现盈利，其中12家保持增利，7家减利，可见药价持续下降、成本刚性增长、竞争不断加剧，使得医药企业的亏损额不断增加，利润率不断下降，很多医药企业正面临着生存危机。

成长困境

由于我国医药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医药行业的营销费用却不会因为药品价格的下降而减少，再加上原辅材料、能源、运输流通等成本不断地上涨，使得很多药业尤其是中小型医药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甚至亏损不断，企业经营陷入了困境。由于我国医药业的行业集中度比较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研发与创新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医药行业本身所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及长周期的特点，这就使得很多中小型医药企业无法通过企业自身的投入来走出企业经营的困境，它们被迫选择与其它企业进行资产的重组或并购，而且资产的重组与并购又是大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一条有效的捷径，从而引发了我国医药业的并购狂潮，使得很多中小药业面临着并购的危机。

统计近几年医药行业最为热门的关键词，“重组与并购”肯定是其中之一。

2004年的重组并购狂潮后，医药业并没有进入后并购时代，“重组与并购”一词仍然是2005年医药业无法忽略的关键词之一。相关数据还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医药行业共发生了19起并购事件，比2004年同期增加了46%，所涉及的金额超过了2004年前三个季度并购金额的总和，达到了20.14亿元。医药业的重组与并购可谓强势不减，陷入经营困难的中小型医药企业时时都有被重组与并购的危险。医药业的重组与并购之所以会如此疯狂，究其原因，主要有：

1．医药行业内在特质的驱动与国家政策的推动引发了我国医药业重组并购的狂潮。我国医药业的行业集中率比较低，医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医药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薄弱，总体效益低，使得重组与并购成为我国医药企业做大做强的一条有效的捷径。我国现有63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而且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规模小、效益低的我国医药企业，每年只能拿出占销售收入2%的费用来进行研究与开发，这远远低于国外一些药品生产企业17%-18%的研发投入水平，这就造成了我国医药市场上创新药少仿制药多的局面，目前我国西药市场上有97.4%的药品都是仿制药品。而医药行业对研发、技术、资本等方面又有很高要求，这就决定了我国医药企业的这种规模小、效益低、行业集中率低的局面不可能长期保留下去，医药业的重组与并购便成为大势所趋。另外，我国的“十五”规划所制定的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对医药行业的重组与并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十五”规划为我国医药产业制定的发展方向，是培养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发展大公司、大集团，发展目标扶持建立5-10个年销售额达50亿元的特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建立40个左右年销售额达20亿元的大型医药企业，合计销售额要达到全国医药销售额70％以上。因此“重组与并购”必将成为近几年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

2．加入WTO后，医药行业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重组与并购逐渐变成了中小型医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自救行为。自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后，我国医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入世的保护期也即将过去，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进一步加强以及药品批发和零售市场的逐步开放，在这样一个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行业里，我国国内制药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这种压力必将推动在医药行业内部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重组与并购在医药业就显得理所当然与迫在眉睫。同时，由于医药行业属于高增长行业，其预期的发展前景与利润空间都相对较大，必将使得行业外资本不断地流入医药行业。而行业外资本为尽快占领医药市场，其进入的途径越来越多地采取重组与并购的形式，这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医药行业的重组与并购，从而使得经营陷入困境的医药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被重组与并购的威胁。

诚信困境

医药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是医药行业价值链的末端，也是最重要的一端。但在这个具有高度专业知识的行业，信息极端不对称，医药产品的制造商利用其在医药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与消费者的博弈过程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医药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成为了一群软弱的羔羊，所有医药产品的制造商都想来宰一刀、分一杯羹。于是乎，近几年一些真假难辨的医药广告甚至一些虚假宣传就频频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一些医药企业也经常运用一些不规范的市场操作手段及市场炒作手法来对其医药产品进行营销。

国家工商总局曾经公布过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那就是在368条医疗广告中，有326条是违法或者涉嫌违法广告的，违法（涉嫌违法）率高达88.59%。而当这些真假难辨的医药广告、虚假的宣传以及一些不规范的市场营销手段被有关部门及媒体不断地曝光、被社会各大媒体不断地口诛笔伐时，当“虚假宣传”、“浮夸广告”、“伪专家”及“伪理论”等一系列负面词汇不断地出现在消费者面前时，消费者对医药行业的信任度也就跟着不断下降。信任度的不断下降必然会引起消费者的持续不满，进而导致医药行业的信任危机。

目前，消费者对医药产品的了解与认识的主要途径就是医药广告，因此医药广告的真实性就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对医药业的信任度。当“息斯敏”被迫修改说明书、蚁力神卷入“伟哥”风波、巨能钙含双氧水被指有毒、劣质眼药水被强令召回以及“中华灵芝宝”虚假宣传事件等医药业的丑闻不断见诸于媒体时，消费者对医药业的信任度也就不断地降低，进而导致了医药业的信任危机。

医药广告主要以偷梁换柱的形式来逃避政府部门的监管，以真假难辨的广告内容来蒙骗消费者。例如很多医药企业通过在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上开辟“专家答疑”、“健康咨询热线”、“名医介绍”、“科普宣传”及“人物采访”等专刊、专栏、专版的形式来逃避政府部门的监管；在刊有一些科普知识的报纸版面，以新闻报道及科普宣传等看似新闻实则广告的形式广告，虚实难辨，真真假假，让消费者防不胜防；通过用违反科学规律的词语对医药产品进行虚假宣传来蒙骗消费者，例如在目前，像肾炎、癌症、肝硬化、尿毒症等之类的疾病还没有特效治疗药，而消费者又往往对这些疾病有着求医心切的心理，于是有些违法医药广告就针对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打出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幌子，在广告词当中采用类似“百分之百”、“肯定”、“完全”及“痊愈”等字眼来蒙骗消费者，并诱使消费者花高价钱购买它；对各种明令禁止的广告通过种种非正常的手段妄自为之，《药品广告审查办法》规定治疗肿瘤、艾滋病、改善和增强的药品不得广告，可是目前这类广告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及各种手段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是在街头散发，有的是夹在合法的报刊中，有的是塞在住房的门栓上、车筐里，有的是粘贴在大街小巷的柱子上；经常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刊播医药广告，《药品管理法》及《广告法》规定药品广告在刊播前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管理部门审查，并核发广告审查批准文号，然而有些医药企业在明知批文过期失效甚至根本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就直接医药广告，有的仅仅是凭医药科研单位、医生或患者单方面的证明及他们所说的治愈率、有效率以及其它不科学的断言及保证，就在各种媒体上疯狂地宣传。

广州市统计局曾经对社会诚信进行了一次大调查，共5000位居民参加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广州市民对于医疗和药品行业诚信问题的关注程度最高，分别有64.4%和51.0%的被访者认为医疗、药品行业急需加强诚信方面的建设，由此可见医药业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急需加强诚信建设。

研发困境

根据中美与中欧就中国加入WTO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中国政府在涉及医药行业的相关条款中，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了承诺：一是保护药品知识产权，加入WTO之后立即执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二是降低进口关税，从2000年至2003年1月1日，医药品进口关税由9.6%降低到4.2%，其中大宗进口药品关税由14%降低到6%，医疗器械进口关税由9.9%降低到4.7%；三是2001年取消进口大型医疗设备的行政管制；四是自2003年1月1日起全面开放药品分销服务，即允许外商在中国从事采购、仓储、运输、配送、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经营活动；五是开放医疗服务。

在上述承诺中，对我国医药业产生影响的是第一、第二、第四这三方面，受这三方面的影响将使我国医药企业所面临的营销环境越来越受限制，其中保护药品知识产权将是制约我国医药行业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入世之后“免费午餐”已经消失。因此，能否取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或产品将对我国医药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要取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或产品，就必须提高医药企业的研发能力，然而，我国医药企业在医药产品研发的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1．严重落后的研发模式

新药的自主研发过程是指从新化合物的发现到新药成功上市的过程，其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便是新药筛选，它是通过计算有机药物分子设计或通过植物、动物、矿物、微生物、海洋生物等各种途径获取新的化学物质，然后将这些物质在特定的体外或体内药理模型上进行筛选评价，以发现具有新颖结构类型和显著药理特性的先导化合物。因此，可以说筛选是新药创新的源头，是新药开发的起点，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医药企业研发新药的能力。

目前美国制药业筛选新药所用的方法和模式主要是大公司自己筛选和小公司筛选以及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机构筛选。当这些中小公司以及科研机构筛选到一定程度后，如临床前一期，就将这些新药转卖给大公司。由于大公司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它们能够再进一步对有开发前景的新药系统地展开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药品科研和技术开发主体是政府直属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长期以来，我国的这种新药研发模式阻碍了我国医药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的提高，再加上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医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仿制药品风险小、利润高，导致了我国的医药企业只能进行简单的移植与仿制，造成了产、学、研条块分割的局面，使得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无法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高效率的研究与开发。

由此可见，我国药品开发模式的落后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的主要“瓶颈”。因此，寻找新的研发模式，加快新药的研发速度，降低研发成本成为我国医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幸我国医药业已经在朝这方面进行努力，例如成立了国家新药筛选中心，采用了国际上比较先进的联合开发模式等。

2．研发经费严重不足

我国现有医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行业集中度不高，再加上由于受到国内用药水平不高、难以进入国外市场以及国内医药研发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新药研究的预期回报率较低，从而使得我国医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每年只能拿出占销售收入2%的费用来进行研究与开发，这远远低于国外药品生产企业17%-18%的研发投入水平。而医药研发又是一个充满风险、耗资巨大的投资，国外的化学药物研发经费一般都要在3-5亿美元左右，有的甚至高达10亿美元。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以及医药研发的巨大耗资，使得我国医药企业在新药的研究与开发上远远落后于国外医药企业，造成仿制药多创新药少的局面，导致产能过剩与品牌竞争重复，从而形成恶性竞争。

3．研发风险巨大

医药企业对其研发成果的保护一般都是通过向专利局申请医药品专利权的形式来进行，先申请到专利的医药企业将在市场上获得先机与主动，而没有申请到专利权的企业其前期的研发投入便会付诸东流。入世后在WTO框架规则下，我国医药企业研发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由国内的医药企业转变为国外的医药企业。由于我国医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研发力量薄弱，从而使得我国医药企业在研发上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医药企业在同一种新药的研制速度上慢于国外医药企业，一旦国外医药企业抢先申报医药品专利权，便会使得我国国内医药企业的前期研发投资落空，最终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国医药企业研发能力的薄弱，使得我国国内生产的大部分新药品都是通过仿制而来，这种仿制行为将给企业的生存埋下巨大的隐患。其原因是：一、这些产品只能在国内销售，而不能出口国外；二、随着国外医药企业在我国国内申请的专利越来越多，而在WTO这个游戏规则下，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专利，这样就使得我国医药企业的仿制行为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甚至引发知识产权的官司。例如因抢注“伟哥”商标而声名鹊起的沈阳飞龙药业的产品一上市就被美国列入的黑名单，至今仍一蹶不振。

背景资料

2004年医药企业的并购狂潮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仅2004年前三个季度，医药行业的并购数量就已经高达43起，平均不到一周就发生一次。在这43起并购中，有9起交易金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11起交易金额在1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之间，10起交易金额在5000万-1亿元人民币之间，12起交易金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最高一起并购金额为4.7亿元人民币，近六成的并购交易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医药业的重组并购狂潮在2004年就已经被引发了。

背景资料

2005年上半年违法药品广告统计数据

2005年1～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181份报纸的10598次药品广告进行监测，发现违法药品广告行为9680次，违法率达91%；同时，对全国35家地市级电视台（频道）的20792次药品广告进行了监测，发现违法药品广告9573份，违法率46%。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的2005年1～4期违法药品广告公告汇总通知，我们发现，2005年1～8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通报批评并移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药品广告14481次。在这些违法药品广告中，未经审批擅自的为13114次，占违法广告总数的90.56%；擅自篡改审批内容的为1307次，占总数的9.03%；禁止广告的为60次，占总数的0.41%。

背景资料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8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在四川多民族的地域优势和成都中医药大学多学科的背景优势条件下，创建了包含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体化、多层次”的藏医药人才创新培养体系。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民族医药学院结合研究生社会需求调研，紧紧围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工作，努力探索藏医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创新途径，开拓了多种教育渠道和教育资源，在为教学创新改革提供条件保障的同时，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和软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开展藏医药研究生培养的高校有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西藏藏医学院和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由于藏医学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且各高校的情况各自不同，几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目前都在探索最适合各自院校的培养模式。藏医学研究生教育至今为止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导师素质参差不齐，数量较少；生源比例单一，学缘结构较差；科研、临床教学能力不足；±音养方向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等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在近几年的教学经验总结中，发现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方面现代院校教育的大课堂，使得学生包括研究生很难有机会和时间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加之在藏医药理论指导下的藏医药课程的特殊性，如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晶珠本草选/概论》，之前未储备该理论知识的研究生，即本科为其他专业的学生，就很难把握藏医学立体、复杂、抽象的意象思维。因此，藏医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大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

另一方面，现代院校教育存在与名医经验传承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些名医所在分散，学校、医院、药厂、私人诊所和寺庙都有他们的身影，这导致许多宝贵的学术经验难以传承和发扬。藏医药的研究生人才相对匮乏，而民族医药的研究与开发又迫在眉睫。所以，如能缩短高水平藏医人才的成长途径，对加快藏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人类治疗高原病及其他疾病的意义不言而喻。

2.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新途径的探索

    2.1广泛调研确立藏医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为了确立符合行业发展和时代社会需求的藏医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通过多种形式先后对甘孜州、阿i贝州州藏医院和白玉县、松潘县、木里藏族自治县、若尔盖县等部分县（中）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药研究院、藏医学院；西藏山南地区藏医院、青海省藏医院、藏医学院；甘肃甘南地区藏医院、藏医药研究院；山南地区藏药厂、西藏自治区藏药厂、青海金诃藏药,、金珠藏药等单位（除云南外的五省藏区的藏医医疗、科研、藏药企业);四川德格县德格印经院、德格县八邦寺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藏医人才的社会需求和藏医行业发展需求调研，并拜望、聆听了著名藏医专家阿嘎?旦科老师的意见，制定出培养藏医基础(思维-诊疗-传承-藏文化）扎实，能够到藏医医疗、科研、藏药企业、保健行业以及藏区基层行政管理岗位就业的并且具有一定发展潜能的藏医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目标。

    2.2采用专兼并用引聘结合的方式构建师资队伍，突破师资短缺瓶颈近4年来，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在民族医药界，“网罗”了一批知名藏医师、科研人员和学者作为特聘研究员，在特殊办学条件下积极寻求多渠道援助，已采用“以专职教师为授课主体，辅以聘用兼职教师讲座、授课、担任导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积极进行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地域和品牌优势，本着“双赢”原则，聘任了藏医专业兼职或客座教授10余名，迄今巳请到了教学效果良好、在相应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阿坝卫校伟科主任医师、康巴藏语卫视编辑益西多吉、巴塘康宁寺住持堪布阿珠格西、阿坝州藏医院华尔江主治医师、西藏藏医学院藏医系主任次仁教授、青海省藏医院院长昂青才旦教授、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魏立新教授等为学生授课或讲座，让研究生通过与名师零距离接触学习的方式提升藏医学研究生的知识实际运用能力。

3.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完善各项制度和软环境建设

3.1发挥地域优势借鉴学校多重点学科发展经验完善软环境建设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一方面积极利用甘孜、阿坝两州自然、人文和医疗资源，组织学生在藏医院临床观摩学习，并根据除藏医院外，民间、寺庙也有众多,藏医大师行医的事实，对跟师观摩对象不作限制，但在制度建设中，为学生制定了详细而严格的学习记录表格，观摩学习记录考核审查合格后方可计入学分，确保学习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利用学校品牌优势，多次主办大型学术会议，并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全国各大学术会议、论坛和学术研讨会，拓展视野，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发展；另外，还与西藏藏医学院、青海大学藏医学院、青海省藏医院、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建立联合培养平台，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软环境提供了有利保障。

3.2围绕培养目标构建实效性较强的藏医学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并征询了大量专家意见，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将藏医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分为四个板块（如图1):即专业基础知识课程群、专业知识课程群、实践实训课程群、综合创新知识课程群，其中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群均分为藏医和相关医学两部分。课程的开设注重藏医思维、传承能力的培养，为藏医临床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保障，多种形式的实践实训课程是切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有力措施。，

研究生课程采用“因人制宜，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主要是专业基础知识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如必修课有〈漏珠本草选/概论》《藏药学选/概论>〉等，选修课有《藏文化基础》《藏传佛教基础》等；而综合创新知识课程和实践实训课程则主要体现在跟师学习过程中。由本科人才培养的探索中发现，在跟师学习中同时考虑到“家传”和“寺庙因素，应将二者融合在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中，增加人文精神因素在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的影响，以培养出智、法、能、德兼备的具有文化、理论、临床等藏医学相关知识的的现代复合型藏医学人才。

3.3注重教学效果健全教学质量监督保障体系成都

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培养过程各环节的质量监控，学院于2014年专门成立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学位委员会，作为教学和培养质量监督的领导机构，制定了〈诚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生教学监督和学位培养工作暂行办法》，使学院教学培养质量监督工作进入了制度化管理轨道。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委员会定期抽査研究生教学质量及课题进行程度，由研究生向委员会汇报课题进展，并对委员会专家提出的问题，及时解决或纠正，最终由委员会专家给出综合意见反馈给学院，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考核之一。

3.4以信息网络建设为突破口搭建科研信息平台提髙研

究生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由于藏医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在现代教育院校教育下培养出来的藏医学研究生存在知识面不宽，专业领域过窄，知识结构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加上专业相关的信息量不足，信息利用滞后，造成许多科研仅停留在低层次研究水平上，创新、超越甚少。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通过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搭建科研信息平台，在培养过程中实现人力、数据、计算、网络通信、仪器设备等资源的全面共享，±音养出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的能力、整合和评价信息的能力、综合运用信息能力的研究生，推动藏医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与创新。

4.讨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经过多年探索曰，正在进行藏医学本科人才教育的改革尝试（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学改革重点项目“融合师承、家传和寺庙等社会教育资源的特色藏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首次提出“院校-师承-家传-寺庙”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突出师承教育、家传教育和寺庙教育的特色藏医思维和藏族文化，变单纯的知识灌注为藏医思维提升及藏族文化储备的训练，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手来完善藏医学本科的院校教育。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学院考虑将“家传”和“寺庙”因素加人藏医学研究生培养计划，为培养合格的藏医学研究生提供软环境支持。

藏医学的研究生教育在全国尚属起步时期，在某些方面虽然可以借鉴中医学研究生教育的经验，但藏医学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佛学思想和天文历算等的教育培养，同样需要重视；在藏医学研究生的科研和临床培养方面，必须要增加硬件条件的建设，如临床培养基地、科研实验基地等，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适合各高校的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还需不断探索。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的藏医学教学经验虽然不够深厚，但作为藏医药高等教育的承担者之一,通过教育改革的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和时代需要的藏医药人才，从始至终都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中心和重点。在未来的工作中，学院将继续利用学校的多重点学科背景、藏医药师资力量和区域优势,发挥藏医药教学科研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在稳步推动教学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创新，推动藏医药研究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9

（1）中医药标准化管理模式与方法学研究

明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职能部门在标准化中的定位和分工，寻找解决标准制修订和管理的分类统筹规划、质量控制与经费安排等归口问题的方法与可行性分析。研究解决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主体的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动态管理模式与方法，探索建立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的理论依据与方法等，使中医药标准管理体系能正常运转和真正发挥有效的管理作用。

（2）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评估方法和标准研究

在把握中医药研究成果分布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将研究成果用标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来评定，设计科研成果转化标准申请表及计量评定软件系统，以国家中医药科技成果为对象，开展评估模型的设计和验证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将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制修订的项目建议书，供有关部门作为标准制修订项目的立项依据。

（3）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发展战略与技术策略研究

明确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发展战略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加强国际标准化的掌控能力。确立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发展技术策略，设计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系统工程方案和国际标准化高级人才培养的技术路线与方法等，以尽快扭转我们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被动局面。

（4）民族医药标准化发展战略研究

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蒙医、藏医、维吾尔医、傣医、壮医等一批有独立理论和临床体系的民族医药事业均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和引导，发展快速，“十一五”期间开始的民族医药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了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组织开展民族医药标准化发展战略研究，编制其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的持续、有序、健康发展。

二、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支撑体系建设

在中医药标准化体系中，包括基本（标准）体系和支撑体系两个部分[2]，其中支撑体系是标准推行和标准化建设的保障，在进一步深化基本体系的基础上，强化标准化支撑体系建设是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需要和重大举措。

（1）建立健全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家中医药标准化管理的主体，并接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技术指导；内设中医药标准化办公室，并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要求，负责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日常工作，并聘请行业内的相关专家组成中医药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标准化工作的顾问，负责行业标准化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工作；依照国家标准委颁布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管理各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指导其开展中医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和其他相关标准化活动；形成关系清晰，分工明确的3层结构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系，其中各专业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中医药标准化技术管理组织，负责各专业领域的中医药标准的制、修订及标准实施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建立健全其技术管理体制，落实其组织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任务，保证各委员会的工作正常开展是中医药标准化技术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加快中医药标准化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保障和激励机制。推动建立中医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协调互补的标准体系。全面实施从标准计划立项到标准以及实施等整个过程的动态管理和责任制，建立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激励机制，完善中医药标准技术组织管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良性循环，加快标准化运行机制创新。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中医药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为技术管理核心、中医药机构为主体竞争承担的技术标准制修订运行机制。鼓励学术和技术水平先进的中医药机构承担更多的标准起草工作，全面提升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水平和标准质量水平。

（2）完善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制度建设

认真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结合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实际，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制度建设，完善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管理制度。规范中医药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等活动，保证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和程序的规范、严谨、高效。在已有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国家中医药标准化成果奖励管理办法》、《国家中医药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章程）》、《中医药标准化研究与应用推广基地管理办法》、《中医药标准化专业技术人员资质管理条例》、《国家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管理条例》等各项规章制度。

（3）设立研究中心，搭建标准化共性技术平台

在全国有条件的相关单位设立中医药标准研究中心，形成中医药标准化技术研究网络。各研究中心的建设和管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统一的建设规范和验收标准，各个研究中心按其研究专业方向的标准开展中心的建设工作，同时加强已建中医药标准化研究机构的组织和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标准化研究机构搭建开放式标准化共性技术工作平台，并给予一定力度的经费支持，充分发挥他们在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提高他们的贡献度。

（4）构建应用推广基地网，加强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在全国各省、区遴选有条件的相关单位设立中医药标准应用推广基地，并颁布基地建设和管理标准，根据该标准开展基地的建设工作；加强基地标准应用推广部门的组织和能力建设，开展标准的应用和标准的验证、监测、评估工作，促进标准的质量和应用水平，积极带动基地所在地区的标准实施应用，国家将给予一定力度的经费支持，充分发挥基地在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并提高其辐射能力。

（5）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创新型技术团队

加快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团队建设，加快中医药标准化国际人才培养，积极探索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方式[3]。鼓励高等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开展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特别是高层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积极吸纳对中医药标准化事业有认识、中医药专业知识掌握较好的人才进入中医药标准化人才队伍中来。继续鼓励项目承担单位以进修方式培养中医药标准化专门人才。大力开展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训，“十二五”期间，继续通过每年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对承担标准化项目的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中医药标准化项目研究和有计划地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有标准化知识又有中医药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进一步充实部级标准化专家人才库。继续建立不同类型的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基地，完善培训教材，保障人才培养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制定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人才政策，研究提出各项激励制度和措施，调动行业内外专业人才积极参与中医药标准化工作。（6）中医药标准化实施监督管理中心和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设。构建全国中医药标准化实施监督管理中心，建立健全中心工作机制，有效开展对中医药标准的实施监测和评估反馈工作，努力提高中医药标准的实施水平和效果；应用信息科学理论和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搭建中医药标准信息服务网络平台[4]，全面开展中医药标准化信息服务，包括提供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动态信息、标准化知识和技术咨询、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立项申请和工作动态、中医药标准检索下载等标准化信息服务。

三、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

继续深化《中医药标准体系表》的研究，在指导中医药标准制修订的工作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依据《中医药标准体系表》所制定的中医药标准目录，继续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中医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中医药标准体系。特别是根据国家医改和重大专项工作的需要，所亟待制订的相关中医药基础、技术和管理标准，如国家医疗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应用项目配套的中医药标准。改变以国家财政专项经费为标准制修订研究主渠道的标准制修订工作思路，加强与国家科技部门的协调，大力促进科技成果项目直接转化为标准的工作，以提高中医药标准制修订的效率和水平。

四、加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管理机构建设

建议研究和颁布《国家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管理条例》，在各国际组织在我国中医药领域设置分支机构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统一分类，理顺关系和建立统一协调的国际化目标和工作策略，相互支持，资源共享；建立健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如世界卫生组织（WHO）传统医药中心、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等，以保证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任务（WHO、ISO等国际组织的标准制修订）的实施水平。实施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人才战略，建立国际标准化高级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完成国际标准化高级技术人才队伍构建目标。为开创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人才支撑。

五、结语

医药行业的行业研究篇10

关键词：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028

1 引言

当前我国医药制造业发展速度较快，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攀升，逐渐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在我国医药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全球市场上医药产业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巨大。

2 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对于医药制造业的研究主要针对研发新药、知识产权等领域。Jorg C・Mahilich和Tonmads Roediger-Schluga（2003）通过研究医药产业R&D投入，发现R&D投入强度决定着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Daron Acemogl、Joshua Linn（2004）从规模效应角度出发研究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提出医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一定影响。

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国际竞争力，其中大多使用指标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DEA法。穆荣平、吴灼亮（2005）立足于我国医药制造业现状，综合评价分析医药制造业后发现影响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产业规模不大，由此提出了促进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六个重点问题。韩娟（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确定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张海燕（2014）根据我国医药制造业现状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我过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他国的差距。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但有关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中国与医药制造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度比较分析较为稀缺。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医药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英、美、德、日进行比较分析，并采用钻石模型对我国医药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 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依据科学性、数据的可得性原则，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IMS）、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相对贸易优势指数（RTA指数）四个指标分析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以UN comtrade的数据为基础，将当前世界市场上医药制造业较为发达的英、美、德、日与我国进行比较研究。

3.1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IMS）①是指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可用来反映一国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如果比重提高则说明该国的该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增强。IMS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呈正向关系。

由表1可知，德国医药制造业IMS最高，美国次之，表明两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劲；英国虽与德、美相差甚远，但与我国相比产业竞争力优势明显；日本则低于中国。2000-2015年期间，唯有德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处于扩大状态。中国虽略有下降，但与英、美的大幅度下降相比属于小幅度波动。因而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市场上尚不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3.2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②，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在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由于TC指数剔除了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等变量影响，因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之间可比。

通过对表2进行分析可知，就TC指数而言，德、英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最明显，中、美居中，日本则处于明显弱势。我国自2000年以来总体上处于下跌状态，TC指数自2012年开始由正转负，因而我国医药制造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表2中除德国的TC指数有所提高外，其余四国均处于下滑趋势，可见与德国相比，其余四国的医药制造业并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

3.3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③是指一国某产品出口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份额的比例。RCA指数反映该国这一产品在该国出口格局中的地位，从而根据比值的大小确定这一产品在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表3数据显示，2000-2015年英、德呈现出增长趋势；美国则持续小幅度波动，且2000年与2015年持平；中、日则处于递减趋势，且日本的下降幅度略大于我国。以2015年为例，英、德RCA指数在1.25-2.5范围内，表明两国医药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优势；而我国则为0.19，说明我国医药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英、美、德相比并不具备竞争力优势，且与三国差距较大。

3.4 相对贸易优势指数（RTA指数）

相对贸易优势指数（简称RTA指数）④体现医药制造业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相较于其他指标能更准确地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

从表4数据来看，RTA数值均为负，可见五国的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均处于下降状态。由于日本从2000年开始持续处于负值，可见该国的医药制造业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而原本竞争力优势最明显的美、德的竞争优势也逐步削弱。我国从2012年降为负数，可见我国医药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逐渐弱化。

4 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行为及政府行为来分析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4.1 生产要素

高技术产业必然带有高投入的特征，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大军中的一员，大量的R&D投入是必然的。我国医药制造业大多为仿制药而非原研药，究其原因为R&D投入不足。2015年美国辉瑞医药公司的R&D投入为76.9亿美元，占其销售收入的157%，而我国药企仅为4%-5%。我国医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远远低于医药制造业发达国家。而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一的医药制造业，研发能力、研发投入极为重要，我国医药制造业要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增强R&D投入必不可缺。

4.2 需求条件

1978年至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医药制造业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医药制造业发展迅速，是我国医药市场发展最辉煌的30年，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刺激着我国医药产业发展。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需。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深，人们对医药制造业的需求将会持续U大，医药制造业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4.3 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

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的发展程度将会对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弱产生重要影响。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之间相互配合、协同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可以促进集群范围内企业之间的交流，扩大知识溢出效应范围，减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产业发展。医药制造业R&D投入成本高、长久的研发周期与较高的投资风险，都需要产业集群范围内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的配合，从而降低风险，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4.4 企业行为

2015年我国医药制造业CR4、CR8分别为9.3%、10.8%，根据贝恩分类法，属于原子型。我国的医药制造业市场集中度偏低，医药制造业市场企业兼并行为频发。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为了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医药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需的。

4.5 政府行为

由于无法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因而钻石模型中政府行为属于可变因素。我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这为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的支持对于医药制造业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言尤为重要。

5 结论

本文从市场能力角度构建了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IMS、TC指数、RCA指数、RTA指数对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测算分析，并与英、美、德、日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2000-2015年期间我国医药制造业发展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在与英、美、德、日四国的医药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比较中，我国仅略强于日本。文章最后基于钻石模型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医药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医药制造业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施角度。

注：①IMS = XijXig，其中。

②TC指数=，其中：Xij为j国i产品的出口，Mij为j国i产品的进口，Xij|Mj为j国净出口， Xij+Mij为j国i产品的进出口总额。-1

③RCA指数=XijXjXigXg，Xij表示j国家i产品的出口额，Xj表示j国家总出口额，Xig表示i产品全球出口额，Xg表示世界所有产品总出口额。RCA指数越大，则说明该产业国际竞争力越具有竞争优势。

④RTA指数=RCA指数-MijMjMigMg，Mij表示j国家i产品的进口额，Mj表示j国家总进口额，Mig表示i产品全球进口额，Mg表示世界所有产品总进口额。RTA指数正值表示某种商品相对于另一国具有相对优势，负值则表示不具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彬.美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4）：81-91.

[2]张海燕.中国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4.

[3]杨秀云，郭永.基于钻石模型的我国从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0，32（1）：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