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的法律法规十篇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转投资对象；债权；公司净资产；母子公司

“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 [1] 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规定在第12条，与其它国家、地区而言，《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问题，采取了严格、单向限制的态度。“公司转投资行为对于鼓励企业经营多元化与自由化、增加投资渠道、有效运用资本有着积极意义，它已成为企业间相互联合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手段” [2]，但是转投资也会引发诸如虚增资本、实质性减资、董监事滥权、母公司不规范行为等法律问题，为确保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各国公司法一般都对转投资行为予以一定的限制，我国《公司法》亦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很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本文拟结合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对在转投资对象、转投资形式、投资额计算问题、母子公司问题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加以探讨，提出笔者立法建议。

（一）转投资对象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我国《公司法》第12条第l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从立法者本意来看，这一规定旨在禁止公司成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因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在该经济组织的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须负连带责任，这会给股东和债权入的权益带来不利影响。然而，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否公司转投资对象只能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回答是否定的。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法人以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形式行在，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非公司企业法人，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也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公司法》将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合理的，而应当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实际上，公司的转投资应当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内，不仅可以投资到公司，还可以投资到非公司的企业、事业单位等。从而扩大公司的投资渠道，鼓励公司的多元经营，促进全社会的经济繁荣。” [3]

(二)转投资形式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见《公司法》第12条第1款，该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恰与《公司法》第3条关于投资和股东责任的规定是一致的，因此，《公司法》此处规定的转投资，仅指股权投资而不包括债权投资，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行为所设置的限制仅针对股权形式的转投资而不针对债权形式的转投资，即债权形式的转投资不受限制。这一种情形显然是不合理的，果真如此，其危害是很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公司转投资是以债权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对其不加以任何限制，则债权投资的不断膨胀同样可以导致公司资产的虚化，从而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公司债权投资不加限制，违背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修改《公司法》时或在有关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公司转投资包括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两种形式，并对债权投资的限额做出合理的规定。

(三)转投资限额计算问题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根据《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而言，其转投资以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越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为限。“公司用以经营的资产，不完全是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同时也包括由债权人投资而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无论是股东的投资还是债权人的投资，在帐面上都等于公司资产。” [4]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公司无形资产是否包括在公司净资产内，如何确定？而且公司净资产是一变量，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可见，以资产净值作为限制投资额度的基数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一般公司都可采取某种合法手段规避此种限制。况且，以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为限的根据是什么?” [5]因此，这样限制的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 。 “《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条款严重制约以投资主体形成为标志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极不利于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6] “建议删掉《公司法》第12余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 [7]这个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在正在修改的《公司法》或在以后的有关立法、司法解释中应予以回答。

(四)母子公司规定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由于公司的转投资形成母子公司，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作违法或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因此，许多同家都在立法上对母子公司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借以限制母公司的不规范行为，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 [8]但是考察我国《公司法》，就整部法律而言，其规范均围绕一个独立公司而设置，没有涉及到母子公司这一特殊形态；而就整个中国现行法律体系而言，亦无一部规范母子公司的相关法律。“我国《公司法》只对公司对外投资这一行为采取了限制，而未对因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的公司与被投资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详细规定，使得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经济纠纷，给司法审判工作造成了困难。”[9]因此，修改的《公司法》应当对这个重要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必要时，也可以单独立法，制定一部《母子公司法》亦未尝不可，在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规定。

结语

公司转投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营行为，是存在于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中普遍现象，对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从我国《公司法》10年的实践来看，公司转投资也滋生了不少问题，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既是公司的一项法定权利，又必须符合公司及有关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安全需求”。[10]鉴于这些情况，健全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公司转投资规制是我国《公司法》修改面临的重大课题，完善这方面的规定也能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参考书目：

[1]俞宏雷.公司转投资的效力及其处理[J].人民司法,2003,(11).46

[2]戴德生.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1(4).22

[3]张?旆?公司的经营范围与转投资的法律问题[J],2000,(9):116

[4]李静冰.论公司资产的特殊性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J].中国法学,1995,(3)

[5]何向亮.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转投资限制[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0,20(2).63

[6][7]刘纪鹏.对《公司法》修改的十点建议[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90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 一人公司 法律规制 法人格否认 完善

我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公司法》明确了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确立了我国的一人公司制度。我国新公司法仅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是不允许存在的。

一、加强一人公司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人公司制度是一柄典型的双刃剑。一方面，一人公司制度的正面效应显而易见：有单独投资欲望的投资者无须寻求合作者，有利于鼓励个人创业投资；由于股东的惟一性，决策灵活，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为投资者降低了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有限责任的庇护对投资者极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一人公司由于产权的惟一性，股东人格与公司人格易混同，股东易滥用公司人格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侵害债权人利益，股东也易利用公司规避义务，影响社会交易安全。从经济发达国家一人公司的实践经验了解，利用一人公司的优势侵害债权，规避义务或从事其他违法行为甚多。因此，各国公司立法在确立一人公司制度的同时，从资本制度、登记制度、财务监督制度、法人格的否定规则等方面对一人公司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

二、我国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

我国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采取严格的法律规制，就如有学者所言:“像中国的公司法中，对一人公司规定这么多的限制性条件，可能在世界各国的公司法制度当中也是少见的”。

1.最低资本额与出资缴纳制度

新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降低为三万元人民币，同时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但是，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实行严格的资本制度，新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并且要求股东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新公司法规定了一人公司较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加强了资本充实制度，体现了我国公司立法对于一人公司的谨慎态度。

2.禁止重复设立一人公司

新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如此规定，是防止自然人股东过分放大信用和滥用有限责任，避免投资者利用多个一人公司实施关联交易、规避合同义务或转移侵占财产，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妨碍交易安全。

3.投资人公示制度和股东决议的记载制度

公示制度是指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宣示，使相对交易人与之往来时能够知道自己的交易风险。新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公示制度的规定有利于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交易的相对人真正了解一人公司的状态，提醒交易相对人在与其进行交易时及时规避风险,同时鼓励一人公司的股东更好地按照诚信原则开展交易。股东决议的记载制度要求一人股东做出相当于股东会权限范围事项的决定时，应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该制度有利于督促股东审慎、合理地行使股东权利。

4.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禁止公司法人人格滥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这也就是英美国家所谓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新公司法借鉴了国外公司法发展出来的揭开公司面纱的理论，在第二十条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新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专门针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格否定进行了特别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种特定条件下的“推定混同”制度将证明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的举证责任施于一人公司的股东，减轻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可以使得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一人公司法律规制的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公司实践的迫切要求，是公司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国新公司法对于一人公司制度的规定及其立法技术方面尚有诸多缺陷与不足，不利于在一人公司的实践中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一人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细化“法人格否认”原则，增强其可操作性

引入法人格否认理论，对于利用有限责任进行风险规避的投资者产生一定威慑作用，但是，如果这一原则被不加限制地援用，就会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这一公司基本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胁和动摇，挫伤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所以，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原则的适用必须谨慎。我国新公司法对此规定太过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正确援用这一原则，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明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关系。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是公司的基本制度，而“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平与正义而采用的例外原则，这一关系必须明确，否则可能会导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滥用。(2)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规定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这些具体情况援用这一原则，不得类推适用。(3)严格规定这一原则只能适用于审判程序，而不得适用于执行程序和仲裁程序中。(4)应当建立最高院备案制度。由下级法院将在实践中对于这一原则援用的情况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备案，这样便于最高院及时掌握这一原则实际运用情况，便于总结经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对于这一原则的适用。

2.完善一人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司内部有效的制衡机制

相对于传统公司类型，一人公司更加需要合理的监督与制衡机制。但是新公司法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规定还是有限的。关于一人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规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股东决议应有详细记录，以便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对股东决策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做出判断时有据可查，任何股东决议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记载，股东对其委托行使股东权利的人做出的决议也应负责；一人公司的董事会可以由股东、职工代表和外部人士共同组成，也可以不设董事会，而由单一股东或外部人员担任执行董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可以聘任单一股东或外部人员担任经理，以便使更多利益主体参与公司经营，达到一人公司治理结构的平衡；一人公司应当设立监事会，关于监事的人选，由职工代表、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代表担任，在监事会的具体职权方面，应赋予监事会对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的选择权和对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的监督权。这样既可以保障监事会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监事会对公司事务的过度干预。

3.加强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

判断一人股东是否恶意滥用公司人格的重要依据就是公司的财务记录，因此，加强对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尤为重要。应建立严格的一人公司财务制度，严格禁止自我交易，杜绝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发生混同，避免股东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一方面，健全公司财务制度，要求一人公司每一笔业务登录在册，形成备忘录和年度财务报告，以便对公司财务进行审查，减少公司财产被转移、隐匿的机会；另外，可以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一人公司财务会计人员隶属于会计公司，一人公司股东对会计人员不构成直接的利害威胁，保障财务人员遵守财务法规，有效监督一人公司的财务状况。

4.继发型一人公司、实质一人公司应纳入公司法规制范围

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没有考虑到复数股东的公司在设立后，因股权转让或继承导致股权集于一名股东而形成的继发型一人公司。公司法对于一人公司的严格法律规制，是否也适用于这种由于股权的变动而形成的一人公司，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承认继发型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范围。为避免继发型一人公司逃避法律的监管，侵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公司法应对继发型一人公司做出明确规定:一旦公司股东人数由复数变为单数，该继发型一人公司应立即进行登记、公示，并在营业执照中注明，同时要求该公司应具备一人公司的条件（如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十万元），并且，所有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继发型一人公司全部适用。

实质一人公司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股东，其余股东仅是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实质一人公司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现行公司法并未规定对其特别的法律规制。在我国公司立法的现阶段，既然禁止不了实质一人公司的产生，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规范、引导。因此，通过立法给出实质一人公司的判断标准，确定其法律地位并纳入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的范围意义重大，有利于一人公司的规范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德枢:一人公司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江平:法人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3]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转投资；风险；法律规制；信息披露

转投资是现代公司的经营自主权，是公司生存发展的经营策略之一。各国公司立法对其都予以承认，但是转投资会给其股东、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人带来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大多国家的公司立法又会对转投资做出不同程度的规制。我国最新公司立法取消了对公司转投资数额的限制，转而规定由公司章程自由决定转投资的数额，这符合公司意思自治原则，但也由此产生了转投资信息不对称、转投资形成的交叉持股或母子公司关系之表决权的行使以及超过公司章程规定数额的转投资法律效力如何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公司转投资的必要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的成熟和发展，特别是公司治理理论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司作为法律上的“人”，其所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广泛，这是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理念发展的必然产物。转投资是公司行使其权利的表现。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公司拥有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即公司为其设立目的和经营目标有权决定其法人财产的经营方式，公司有权进行投资经营。公司转投资对活跃资本市场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资本是运动的，资本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资本一刻也不能停止，资本只有运动才能实现其增值的目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关键，完善、健全和活跃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繁荣和发达的标志。公司进行转投资，能使其资本运动和周转起来，在实现资本增值及其资本经营目标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资本市场的活跃。公司转投资有利于公司间的优化组合，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因为公司经过转投资行为进行收购、兼并、淘汰落后企业，可以实现公司间的优势互补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亦可以通过转投资行为形成强强联合，组建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进行规模化经营。

然而，公司转投资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首先，如果对公司转投资的对象不加以限定，允许公司成为无限责任的股东，那么就意味着公司要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为限来对其投资作保证。一旦其所投资企业经营不善而负债或破产，公司所负债务可能大于其所投资的金额而影响公司的资产稳定和正常营运，甚至导致公司破产，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和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其次，如果对公司转投资的数额不加以限定，公司过多地投资于其他公司而荒废自己公司的业务，不进行实业经营，会导致违背公司设立的目的。再次，公司转投资会使公司的实际资本不足，经营能力弱化，危及公司的资产结构，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即如果公司通过转投资而获得的权益难以实现，在很多情况下，公司债权人将不得不接收公司的因转投资而获得的权益而受清偿。这实际上是由债权人承担本应由作为债务人的公司承担的投资风险，不利于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此外，公司的转投资导致公司资本的虚增。单向转投资和双向转投资都可能导致资本的虚增。这不但使社会公众误认为公司资本雄厚，信用良好，而且有可能违背公司法上的资本真实原则。公司资本真实原则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现行法的许多规定均以资本的真实为依据。如果对转投资所产生的资本虚增问题予以忽视而不加以重视和预防，则现行法的许多规定将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最后，董事、监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转投资通过交叉持股控制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另外，若对公司转投资不加以限制，公司资本还有可能被应用于股东没有事先同意的风险事业，从而使股东面临难以预测的投资风险。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公司转投资行为的一般法律规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公司进行转投资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不能对公司转投资予以否认或加以十分苛刻的限制与约束。但是，公司转投资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公司作为由股东投资而形成的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法人组织，其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其股东(或所有人)、债权人、职工及整个社会利益紧密联系着。如果公司转投资可能的风险变成现实，那将对公司的股东、债权人、职工及整个社会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公司转投资不利致公司破产，那将可能导致股东投资的丧失，债权人利益的无法实现，公司职工下岗失业，政府税收的减少以致社会的不稳定等。由此可见，对公司的转投资行为予以合理的法律规制是十分必要的。

各国公司法一般都允许公司的转投资行为，但对公司转投资均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对转投资对象的限制和对转投资规模的限制两方面：

一是在转投资对象的限制上，主要在于解决公司能否向合伙企业等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投资对象进行转投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律都禁止公司成为其他经济组织的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包括成为合伙人或无限责任及两合公司中的无限责任股东。法律限制公司成为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主要是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考虑的，因为无限责任股东和合伙企业合伙人对公司或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旦其所投资的公司或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债务，整个公司资产都将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影响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韩国商法》第173条规定，公司不能成为其他公司的无限责任社员(股东)。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不得成为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之合伙人。《日本商法典》第55条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其他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而美国对此有例外性规定，美国《标准公司法》第3.02节第(9)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他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联营人或是上述实体的经理。

二是对转投资规模的限制，一般是指法律上对公司转投资累计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由于转投资可能导致公司资本的虚增，不仅有悖于公司资本充实原则，而且由于转投资会减少公司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从而可能降低公司的实际偿债能力，从而增加公司债权人的风险。所以，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为适当地控制转投资的规模，往往规定一个最高的比例来限制公司转投资。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不得成为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之合伙人；如为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时，其所投资总额，除以投资为专业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经依左列各款规定，取得股东同意或股东会决议者外，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的百分之四十”。

三、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司转投资行为的规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与原《公司法》关于转投资问题的规定有以下几点变化：(1)取消主体上的例外规定，即将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再作为特殊的主体对待，而是与普通公司一视同仁。这是立法贯彻公司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一大进步。(2)扩大了转投资对象的范围，除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公司可以向任何非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投资。(3)取消了公司累计转投资额的限制标准，将原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对外转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规定予以删除。这是对公司转投资从严格的限制到相对宽松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4)规定了公司对外转投资的数额由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体现了公司意思自治原则。

对于最新公司立法中关于取消公司转投资数额的限制的有关规定，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我国不宜采取转投资不予限制的立法模式。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实经济环境与信用背景的制约，二是现实法律环境的制约。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现实的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外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现象。而有关国家监管部门并没有因为原公司法关于转投资数额的限制而进行阻止和限制，基本上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关于转投资超过50％限额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法律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导致转投资数额限制在现实中缺乏操作性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对公司转投资进行数额限制缺乏操作性。新公司法取消转投资数额的限制，而由公司自己来决定投资与否及投资数额等相关事项，是务实的表现。我们不能因为对公司转投资可能的风险的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法律制度之网还未建立起来而因噎废食。最新公司立法对转投资问题不再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是公司法上的一大进步，顺应了公司发展的潮流，符合公司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

但是，我国目前关于公司转投资问题的公司立法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一是《公司法》规定由公司章程确定转投资的数额。然而，在公司章程对转投资有数额限制的情况下，公司对外投资超过了公司章程限制的比例，超过的部分应当如何确定其效力?最新公司立法对此却没有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究竟这种情况下是有效还是无效，学界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如果判定无效，则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如果判定有效，则新《公司法》有关“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等规定效力何在?二是公司转投资形成的母子公司问题。在公司转投资构成了母子公司关系之时，子公司已经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自主性，其经营政策、方针、计划等均系由母公司决定。因而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的工具。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还没有规范母子公司问题的相关法律，这乃是公司转投资限制问题引发的法律漏洞，所以，有必要在公司立法中对此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四、我国公司转投资行为法律规制的改进

根据我国目前的关于公司转投资问题的立法规定，对转投资可能的风险应在事前予以防范，并在事后予以救济。对此，我们试探性地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一是转投资状态的公开化。即要建立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其目的在于使利害关系人了解公司资本结构的真相而不为虚增资本的假象所蒙蔽。公司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持股信息变动的披露与关联企业合并经营、合并财务报表的披露两项内容。而我国现行公司立法对公司转投资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都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只在《证券法》第86条作了规定，而该规定的适用对象仅是上市公司，并不包括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且其对公司相互转投资信息披露问题也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应当完善公司转投资持股信息变动披露制度，首先应全面地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的转投资行为一应纳入披露制度。另外，要丰富健全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如披露公司转投资的数额、转投资的对象、转投资的期限及赢利和亏损状况等，以确保债权人和股东等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也是对公司高管人员的有力监督。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公司法　一人公司　法律规制

一、我国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

(一)明确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新《公司法》第58条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第59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只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限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改变了过去只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的不合理、不符合平等竞争规则的规定，使得各类投资者可以享有平等的投资权，可以满足个人兴办公司的需求。毫无疑问，新《公司法》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对于刺激个人投资者进行小股本投资，培育中小企业，加快私营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二)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

新《公司法》第59条规定，一人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万元，并且一次性缴清全部出资。而成立普通的公司，不仅可以分期缴纳出资而且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也只要3万元，新《公司法》第59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家一人公司，而且该自然人所设的一人公司也不得作为股东再设新的一人公司。但对法人设立一人公司则无此限制，也就是说，法人可设立多家一人公司(独资公司)，并且，该一人公司(独资公司)还可再对外投资设立一家或多家一人公司(独资公司)。

(三)对一人公司的规制及一人公司股东责任追究

《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就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负举证的责任，即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来证明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是否独立，这就与一般公司发生债务纠纷由权利主张者举证不同，实际上加重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法律义务。针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情况，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降低交易风险，这一规定是完全必要的，目的在于强化要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严格分离。

二、我国《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立法的缺失

(一)我国《公司法》缺少关于一人公司审计操作性的法律规定

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如在美国，无论一人公司的规模大小，都必须设置备忘录，有年度财务报告，为税务交纳提供检查。在澳大利亚，专门设立了私人会计公司，负责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我国《公司法》第165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是否就意味着所有的一人公司都必须在年末均应进行强制审计?如果要求所有的一人公司都须强制审计，首先，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能力能否满足这一要求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我国会计师行业能否压低审计成本，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经济实惠的审计服务?抑或只是在会计师信用不彰、审计报告质量不高的情况下，为中小型公司的经营制造不必要的负担呢?这种不区分经营内容而要求一人公司都须强制审计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加重一人公司的负担，与新《公司法》所倡导的鼓励投资创业的初衷也相去甚远。笔者认为，即使对一人公司强制审计的规定应予保留，新法在进一步修订时也应当补充“中小企业豁免”的制度。

(二)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适用范围过窄

一人公司独立人格的确认存在着隐患，即股东可能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自己承担有限责任的地位，损害公司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乃至整个交易安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可以弥补一人公司制度在这方面的不足，将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忽略公司的独立人格，而让公司背后的股东与公司一起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我国新《公司法》中对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仅规定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股东利用公司从事违法活动以及股东和公司发生财产混同的其他情况没有加以规定，这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即使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他仍然承担有限责任，这样没有办法更好地保护交易相对人以及交易安全。

(三)没有针对一人公司特征规定特殊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除第62条是关于一人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之外，并没有太多明确关于一人公司特殊治理结构的规定。传统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已经不能规制一人公司，因为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已经转移至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经济秩序，而不再是以协调复数股东之间的利益为核心了。而新《公司法》并没有对一人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作太多规定，而是更多地从外部进行规制，这在实践中将可能带来一人公司治理的难题。一人公司最主要的不是外部较之普通公司有较大的差别，它们都是以独立法人资格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各种活动。一人公司与普通公司最主要的区别是内部股东仅为一人，股东人格和财产极易与公司人格和财产相混淆。所以，更应该通过特殊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规制防范这种混同情形的发生，而不应该只是通过不平等的外部规制。尤其是在母子公司的情形下，子公司如果是该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则该子公司即为一人公司。此种一人公司的特殊治理结构对该一人公司的规制就更显得格外重要。如何将该子公司的治理同母公司的治理完全分离开来是避免母子公司财产和人格混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三、完善我国一人公司制度的建议

(一)健全一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鉴于一人公司极易发生公司与单一股东的财产混同，要严格健全一人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证一人公司的各种财产、账表与单独股东的财产、账表完全分离，一人公司的营业场所与单独股东的个人处所互相独立，保证将公司发生的每一笔业务都记录在册，以确保一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一人公司采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财务、会计处理方法都应上报公司登记部门和税务机关以备核查；公司的会计人员应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有条件的可以向税务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聘请，没有条件的一人公司设置的会计人员应当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培训和指导；公司的每一笔业务都要真实、准确、及时登记在案；有关部门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稽查和审核，如果发现有脱离正常交易价格、无限制支付股东巨额报酬、隐匿财产、虚报盈亏、关联企业不正当交易等行为应及时加以制止并勒令受益者退回不正当所得给公司，同时按比例对公司课以罚款；对于不按规定设置账簿，不如实记账，不

妥善管理账簿及有关记账凭证、原始资料，以及报复或唆使会计人员等行为按规定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公司法对健全一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只能做一般原则性规定，而具体操作中的细节问题由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以及相关会计法律、法规予以调整。

(二)全面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时应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的地位，细化“公司法人格否认”原则的适用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首先，明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关系。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是公司的基本制度，这是不可动摇的，而“揭开公司面纱”则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平与正义而采用的例外原则，这一关系必须明确，否则可能会导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滥用，从而背离了采用这一原则的最终目的。

其次，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规定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这些具体情况援用这一原则，不得类推适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立法的重要性上，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不能与独立法人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内容非常繁杂，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结合本国的公司法实践特点，及时总结规律和经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定，可以使得立法对于公司实践与司法实践的发展保持相当的一致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司法解释应有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同时可以避免对于公司法进行频繁的修改影响公司法的权威性。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 创业板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法律规制

肇始于美国的股权激励制度被视为上市公司给其高管的“金手铐”,一直以来对吸引和留住人才有着非常重要的刺激作用。据wind数据显示,自2010年4月探路者在创业板第一个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来,整个创业板市场共有约102家上市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或拟订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可见,创业板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热情高涨,但显现出来的问题也不少,高管激励后辞职套现的现象频发。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有何正负效应?股权激励的约束条件如何确定?如何有效规制股权激励,以切实有效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现实思考和回答。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法律内涵

股权激励就是通过员工持有公司或者企业的股票,从而达到将公司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结合起来。这种激励机制旨在建立一种模式,使得经营者、员工以及企业之间存在约束机制。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股权激励机制一方面可以调动内部员工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和投资人。与其他激励方式相比较,股权激励的时效性较强,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较多,且能很好地整合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考察各国创新型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式,我们发现,目前国际上运用较多的股权激励方式有: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员工持股计划(ESOP)、虚拟股票、股票增值权、业绩股票、延期支付计划等。其中,业绩股票和虚拟股票属变通办法,股票增值权则激励效果较差且需要大量现金支出。因此,目前采用较多的是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效应分析

(一)正面效应

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具有以下正面效应:

1.能够激励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通过给予公司高管一些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将公司的利益和高管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公司高管有了积极的预期,将极大地激发高管为公司谋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简单的辞职套现,从而防止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一旦得到行权或解禁,公司股权得到稀释和分散,股权集中化得到缓解,公司治理机构得到改善,从而提升了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进而董事会的结构也得以改善,独立董事得以真正独立的行使权利,这极大地消减了“一股独大”产生的弊端。

3.有利于整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本价值。股权激励机制将有利于公司吸引和留住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人才的优势就是公司的发展优势。其次,股权激励机制还能抑制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提高了公司运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性,增加公司的利益以及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本价值。

(二)负面效应

股权激励确实有着诸多正面效应,但如果不加以有效规制,也会产生较多负面效应:

1.股权激励收入占薪酬比重过大会诱发新的道德风险。有些公司为了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会使得高管的股权激励收入远远大于薪酬。这种方式将股票期权与高管的利益紧紧挂钩,就会使得股价越高,高管的利益越大,势必诱发高管道德风险,美化公司业绩,粉饰公司财务报表等事件就会发生,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

2.如果股权激励机制运用不当,会使得股权激励与公司长期业绩目标脱钩。股权激励的初始目的是通过给予高管股权期权促使高管和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降低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方向。如一些公司在出台的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当股市处于牛市背景下的时候,即使公司相对于同行业来说表现很差,但是管理层也能从股票期权中获得利益,但是这种利益获得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无关。此外,很多创业板上市公司对其股权激励的后续约束规定很少,使得公司高管能很自由地转让激励的股权套现,背离股权激励的初衷。

3.股权激励将导致利润操纵、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问题频发。为了获得行权,公司高管将有动机通过操纵公司利润来实现其目的。在实践运行中,具体行为表现为:行权及授予条件、计提奖励基金、追求短期利润,选择高风险投资、制造稳步增长的业绩。其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及外部投资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信息,很多时候,公司高管和相关合谋者利用股权激励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公司股价,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三、创面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规制缺漏及对策分析

(一)规制缺漏

层出不穷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显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恰恰正是财务舞弊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强化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制一直以来是各国证券立法者和监管者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国推出创业板时,除了强化《公司法》、《证券法》的法律规制效能外,还先后出台了众多有关创业板上市公司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交易所规则。但仔细考察后发现,现行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只是散见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11章第9节中,并没有明确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则。可见,对于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制存在着很多缺漏:一是立法滞后和缺失。创业板市场本来存在的潜在风险比较大,加上股权激励存在的不完备性,使得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立法滞后和薄弱,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没有专门立法。二是股权激励的非法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虽然现有规定要求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必须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但信息披露义务人如果没有依法、合规进行信息披露,相应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使得非法信息披露难以得到应有惩处。三是规制方式和处罚缺失。如何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违法进行股权激励进行规制监管,如何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目前都存在漏洞和缺失,这给监管带来巨大风险。

(二)规制对策

面对前文所述的规制缺漏,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强化和完善:

其一,推进和完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立法规制。针对立法滞后和相关制度缺漏,当前必须加快专门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立法,制定专门规则来应对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与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存在较多不同,尤其是在创新性方面,因而其对人才的要求较其他公司更高,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设计与主板、中小板要有所区别,这就要求推进其区别化立法。

其二,严格限定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对象范围和行权条件。首先,创业板上市公司对哪些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其激励的对象范围必须在相关规则里严格限定,避免各上市公司各自为政,混乱实施,从而影响股权激励制度的正面效应发挥。目前来看,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应限定如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确认的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其次,对于股权激励给予的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行权或解锁的条件必须通过法定规则加以限定,严格规定行权的时间、行权股权或股票的数量、比例等,防范内部人通过股权激励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其三,强化和完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信息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行使都是由公司管理层掌控,而激励的对象又大多为公司管理层,因此股权激励的正当性、合理性只有通过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来确认和保护。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了确保管理层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得以妥当实施,往往在利益的驱动下,操纵行权价格。在实施过程中,公司有可能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隐瞒自身的利润,从而达到打压股价的目的,而等到股价将到最大限度的期权认购成本时就把之前所隐瞒的利润挪移到当期行情,从而促使股价提升,这样一来公司高管将获利不菲;甚至不排除公司高管利用职权之便向激励对象提供财务支持或者其他的虚假行权,进行利益输送。因此,及时、全面地信息披露尤为必要,这些信息披露主要包括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以及接触锁定、虚假行权等重要环节的信息披露等。为防范虚假行权,应对激励对象的现金认购行为进行充分披露,实现对整个股权激励的监督。

其四,改进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的监管。《办法》规定,上市公司拟订股权激励计划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专业的会计、法律服务,必要时还可以独立聘请财务顾问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发表意见。如果这些提供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发表虚假或者误导意见的话,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可见,这些中介机构也是股权激励的重要监管力量。因此,从强化监管来看,对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应加以监控,防范中介机构在提供服务时被收买而提供虚假的意见。同时,引入中介机构评级分类制度,利用惩罚机制加引导机制对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加以监管。

其五,健全和强化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税收机制跟进。在税收机制上,我国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8月颁布出台了《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61号),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通知规定,因股权激励取得的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应缴纳相应个税,并详细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等。但仔细考察发现,根据该通知的要求,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通常要适用45%的最高税率,纳税义务产生的时点比较早,关于股权激励延缓纳税的优惠政策目前也仅针对高管。这种政策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效应,众多股权激励对象只得通过集中出售股票来获得资金去缴纳税款。显然这严重背离了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目的,也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对该税收政策进行适当修正:一是借鉴美日等成熟资本市场的普遍做法,适当延后股权激励纳税义务产生时点,将时点调整为实际出售时,即股票实际出售以后,获得激励的人员才需要纳税;二是扩大纳税优惠的适用对象,高管以外的普通员工也可享受纳税优惠。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6

一、夫妻二人公司的界定

所谓夫妻二人公司即仅由夫妻二人作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夫妻二人公司的性质，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1、由于我国法律未禁止二人公司存续过程中股份的自由转让，夫妻二人公司可能会因股份全部转为夫或妻一人所有而成为一人公司。即便股份分别在两个人的名下，实际上仍然只由一人掌控，因此夫妻二人公司本质上属于一人公司。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的规定，在股份全部转为一人手中时，夫妻二人公司实际上已成为个人独资企业。3、夫妻二人既是公司的决策者，同时又是公司的直接经营管理者和财产所有者，即股东直接参与并控制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的行为直接受到股东意志的支配，这实际上已与无限公司无二异。4、如果夫妻双方对财产未进行分割，那么所设立的公司的财产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使公司财产丧失了公司法所要求的独立性，这里公司在实质上已经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债权债务的承担应比照合伙处理。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均不足取，夫妻二人公司是有限合伙与公司嫁接的产物，本质上应属于有限责任公司。1、虽然夫妻二人公司有时会处于一人公司状态，但这只是私法自治过程中一个过渡阶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通过股份的再次流转来使公司的股东构成恢复到正常状态。我国公司法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并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另外，根据《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虽然公司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但这可以看作是夫妻部分共有财产公开的约定，更容易为第三人所知情。2、夫妻二人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还是有本质差别的。个人独资企业在设立时，就必须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而且该自然人对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夫妻二人公司在形式上股东为二人，方可注册登记。且正是因为有限责任的吸引，才使得夫妻二人公司蓬勃发展，成为很多家庭型中小企业的首选形式。3、对于夫妻二人公司为无限公司的说法也是不可取的。其固然形式上与无限公司有相似的地方，但最主要的一点无限公司股东承担的是无限责任，这与有限责任的规定不符，况且无限公司也并非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形式，无限责任不利于鼓励投资，是当前多数国家已经摒弃的一种公司形态。4、夫妻财产共有制并不影响公司法人的财产权，只是其权属的转移必须经二人共同同意。且合伙是根据合伙协议成立的，体现合伙人的自由意志，而公司的设立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对公司作比照合伙的处理方式，难脱贬损公平之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夫妻二人公司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类型，由于其股东间特殊的身份关系，使其有时在有限责任形式的边缘徘徊，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存在的积极意义，我们首先考虑的应是怎样对其进行正确合理的引导，对其规避法律的做法加以规制，让其充分发挥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轻易否定一种理论，随意修改法律，从成本与价值的角度考虑，这也是不可取的。

二、检讨夫妻二人公司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公司法对夫妻二人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上的空白与冲突，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在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认定上存在诸多困惑，“某一法律制度，尚其在理论上模糊不清、没有确立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要件而又在司法中得到适用的话，不仅会造成法官适用的困难，而且还是相当危险的，极易造成法官的主观臆断和司法擅权，导致错误裁判甚至腐败。” 在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作以检讨。

（一）夫妻二人公司揭示出传统公司法理论的“真空地带”

1、一人公司理论。对于夫妻二人公司来讲，因其法人机关意思的一致性，与实质上的一人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且可以通过内部股份的转让变成形式上的一人公司。我国公司法虽然不承认原生的、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但并未明确禁止嗣后的、实质上的一人公司。

2、揭开公司面纱理论（Lifting the veil of Incorporation）。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然而由于我国公司法理论赋予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债权人无法透过公司面纱直接追索股东的责任。夫妻二人公司就可以披上有限责任的外衣，肆意地滥用股东权利。

3、董事中心主义理论。夫妻二人公司由夫妻二人掌握着公司全部的股权，即此时公司人格已经形骸化，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传统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种制约机制对夫妻二人公司而言是形同虚设。因为公司内部关系并不存在影响第三者利益的问题，无需对股东和董事以及公司的利益进行平衡，也就无所谓表决权的行使，公司的利益即夫妻二人的利益，因此董事中心主义得不到贯彻执行。

4、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理论。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别行使，可以使经营者抛开个人利益，更好地为公司利益服务，也令其无法利用职务和地位之便，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夫妻二人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及经营权均集于夫妻双方或一方身上，夫妻二人可以任意地处置公司财产，使公司丧失独立性。

（二）实践中对夫妻二人公司规避法律行为的疑惑与无奈

1、公司行为与个人行为界线不明。由于夫妻公司只有夫妻二人，在交易过程中通常会令交易相对人认为夫或妻一方行为即为整个公司的行为，在受到损失后，夫妻二人会以其行为为个人行为，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为由进行抗辩。而有时夫妻双方在日常消费时，也会使用公司的支票帐户等，使行为的性质难以明确。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7

王兆华 王力

[摘　要]随着一人有限公司的形式即将载入《公司法》，我们必须警惕一人有限公司存在的种种弊端，从一人公司的登记设立、财务监督和加强股东责任等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以促进一人公司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一人公司 弊端 规范

7月24日《新京报》报道，公司法修改草案已基本形成，草案规定，一个自然人可投资成立1个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5万元。一人公司的形式有可能得到法律认可，体现了国家更加注重建设有效率的、平等的市场经济，一人公司也激发人们的创业欲望。

对一人公司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一人公司，也叫独资公司、独股公司，是指公司资本的由一个股东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1] “一人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股东，并且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一人公司也称独股公司、独资公司。” [2] “一人公司，系指公司之全部股份或出资，全部归属于单一股东之公司” [3]一人公司是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人公司仅有一个股东，二是一人公司的全部出资或全部股份由公司惟一的股东所有，即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必须持有全部出资或全部股份。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人公司的出现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出资经营者为追求有限责任利益，将其独资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结果。

既然公司的股东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保护，自然会有人通过滥用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责任，在我们对一人公司充满期待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一人公司存在的弊端，例如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制度因为只有一名股东而无法建立，公司的财产易于与股东的财产发生混同，使得交易者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薄弱；股东易于滥用公司人格图谋法外利益；规避侵权责任，严重削弱侵权法的社会功能等。这些公司治理与法律规制方面的问题，成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早期禁止一人公司存在的依据，但理性的人们很快发现，一个具有合理存在理由的现实，只能通过制度进行完善而不能禁止。与其可能存在的弊端相比，一人公司对于市场活力的作用更值得期待。于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建立了一人公司的制度，并在公司立法时修正有限责任原则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以控制股东对一人公司法律人格的滥用，引导规范一人公司的良性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基于一人公司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笔者以为，在确认一人公司合法性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来有效地对一人公司的运行进行规范”[4]，这是涉及对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及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大问题。“公司法理应针对一人公司之负面效应，构建一套有利于其扬长避短、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使其不良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使一人公司在科学严谨的法律体系下良性运转” [5]。因此，我国应当在以下在一人公司的登记、经营、和责任等方面下手加大对一人公司的法律监督：

1，实行严格的登记、公示和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同时禁止滥设一人公司，禁止一个自然人设立多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严格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禁止滥设一人公司” [6]。防止一人公司的滥设，就必须强化登记机关的权力，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公示主义。为了使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在于公司交易时充分了解公司的状况，一些国家要求一人公司在设立时必须予以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可供公众查阅。“日本和德国公司法均规定了一人公司唯一股东的登记和公示制度。” [7]有的国家的规定更为严格，不仅要求设立时要登记，还要求自一人公司公开登记起的运营状态，增加公司的透明度，如欧共体第12号指令就要求，一人股东应执行股东大会的职权，但以股东大会身份通过的决议应当以书面形式入档。同时，由他自己和由他代表的公司签订的契约，也应以书面形式纪录入档。这种书面记载制度增加公司的透明度的做法，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实行最低资本金制度，强化资本充实和维持义务。“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人公司中很容易出现资本不实或资本混同的问题,为了使最低注册资本具有实际意义,还应重视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充实” [8]。资本充实义务的履行，无疑可使最低资本金制度具有实际意义。强化资本充实义务主要使股东要完全和适当履行出资义务，防止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在一人公司的场合中公司的资本极易流失使得成立后的公司成为“空壳公司”或“皮包公司”，所以自公司成立后和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公司资本的现实资产，这就需要从外部加强对公司的监督。但是外部监督不能干涉公司的经营活动，侵犯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3，实行公司法人资格否定制度。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应当充分肯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使投资者即股东获得有限责任利益；同时，法律又不能漠视股东利用公司的法人资格，从事不正当的活动，以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缺乏有效约束 ，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被一人股东滥用之可能性 ，远远超过非一人公司的场合”。[9]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反向适用该法理的成功判例比例仍较低。如前面提到的实证分析资料所以，必须把公司法人资格否认作为公司独立人格的必要补充予以确认。“一人公司因无其他股东可以牵制单一股东，更易发生滥用有限责任原则的现象。即使通过公司立法的加强，上述现象仍难以完全避免。那么，一人公司的场合下，就给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留下了广泛的空间”。[10]公司法人资格否定，在英美法系就是“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制度，这一点为大家所熟知；而在大陆法系德、日、法等国就是所谓的直索制度，直索指“法人在法律上独立性的排除，假设其独立人格不存在之情形” [11]。在美国公司法中公司法人资格否定适用的常见理由有，“①制止‘欺诈行为’(fraud)；②制止‘非法行为’(i11igality)；③制止‘虚伪陈述’(misrepresentation)；及④达到‘公平’(equity心)的目的” [12]。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单一股东滥用权力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强制单一股东承担个人责任，滥用权力情况包括：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回避法律；或利用法人资格回避契约的义务；或利用法人资格欺诈第三者等。这些情况出现时，法院可以否认一人公司的法人资格，强制该公司股东个人承担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在一人公司的场合下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强调公司直接承担滥用其独立人格的一人股东的责任，实践意义重大”。[13]

4，建立严格的公司财务制度，加强对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严格禁止自我交易，杜绝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发生混同。既然一人公司属于法人的一种，其财产就必须独立，且严格和个人财产分离。在一人股东主观上有恶意，滥用了公司人格来规避债权或其他责任的时候应当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让一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而判断一人股东主观上是否恶意滥用了公司人格的依据就是对其财务的监督，而这就必须建立严格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健全公司财务制度，将公司每一笔业务登录在册，形成备忘录和年度财务报告，以便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查,减少公司财产被转移、隐匿的机会” [14]。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也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对一人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保存备忘录、年度财务报告，以供检查。另外，还可以设立专门的私人会计公司，负责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

5，建立一人公司的债务担保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强化了股东个人的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除了以其出资额为现对一人公司承担责任外，在公司破产或解散清算时，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承担有限的担保责任。这种担保制度的规定，不应当是强制性的规定，而应当是一种任意性的，毕竟一人公司也是法人，是法人就应当承担有限责任，何况有限责任也是一人投资办公司的动力源泉，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人公司为了取信于对方交易人，可以向交易人披露本公司的投保情况，以加强本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法律通过这样的调整,会在一人股东、一人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人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相对平衡” [15]

6，对一人公司的权利能力进行限制。一人公司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对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不利，故对不同的一人公司应限定其从事一定范围的行业：国有独资公司应被限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垄断性、公益性行业或其他重大行业为宜；非国有的一人公司不得从事这些行业的生产经营；对于股东为外国人的一人公司的能力范围可根据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原则做出特别限制。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在以上几个方面加强对一人有限公司的规制，可以想象我们将能够把一人有限公司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一人有限公司必将在扩大就业，繁荣市场，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等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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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祥俊.公司法要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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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果威.美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4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证券公司；法律；合规管理；问题建议

一、证券公司法律合规的含义

随着我国证券行业近20年的发展，证券公司对内部法律合规开始逐步重视起来，作为金融机构面临的核心风险之一的合规风险，证券公司内部纷纷建立了法律合规部门专门负责合规风险，合规管理也因此已经成为证券公司风险管理中的核心部门，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公司合规管理施行规定》的第二条对合规管理的定义为：“证券公司制定和执行合规管理制度，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培育合规文化，防范合规风险的行为。”因此，建立健全的合规管理体系，是确保证券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我国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好方法，并对我国证券公司合规监管的制度转变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证券公司法律合规管理存在的问题

2008年8月1日自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以来，我国证券公司的法律合规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但是证券公司内部的法律合规管理仍然出现不少问题，法律合规的职能经常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主要面临的以下困境：

1.法律合规管理的独立性不足

我国证券公司内部的法律合规部门由于其特殊性必需独立于证券公司其他部门，可见合规管理的独立性是有效实现合规的前提条件，但当前我国证券公司普遍都存在合规管理独立性不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管理上，公司的内部制约机制很多情况下流于形式。虽然在《证券公司合规管理施行规定》中明确了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规定，但是由于合规管理部门甚至合规总监其自身就受到高级管理人员的间接约束，特别在薪酬福利和绩效考评上都会受到公司管理层的影响，因此法律合规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障。

2.法律合规管理部门职责主次不分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组织架构体系一般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各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组成。组织体系下的各部门都要负责对本部门的业务进行合规监管，而法律合规部门要对各部门的合规情况进行复核，但法律合规部门更重要的职责是识别证券公司管理层的合规风险，保证证券公司规避可能因此出现合规风险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介于目前证券公司的高管层是证券公司合规风险爆发的重要诱因，因此证券公司法律合规部门必须将重点放在合规经营管理层的各项行为上。但实践中法律合规部门却极少合规经营管理层的业务，更多的是审核业务部门的业务是否合规，而业务部门也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将审核法律合规的任务完全交给法律合规部门来审核，就出现法律合规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日常的常规性合规业务上，忽略了最重要的对管理层的合规工作。

3.法律合规部门沦为应付外部监管的专职机构

由于证券公司法律合规部门不是证券公司的经济业务部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很多中小型证券公司对法律合规部门的建设相比较经济业务部门比较滞后，存在人员配备少、管理层也不太重视等情况。甚至个别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对内流于形式，把设立法律合规部门的目的定性为应付对外部监管机构的监察上，把所有的工作职责放在与外部监管机构的“公关”上，只要做到外部监管能应对自如，证券公司的法律合规就算完成了。

4.法律合规专业性人才不足，缺乏合规人才的培养机制

由于证券公司法律合规近几年才刚有所起步，对合规人才的需求不是很大，往往证券公司里的法律合规部门的员工不超过五人，法律合规部门的员工也大多由稽核和风险管理部门里的具备法律背景的员工抽调过来，但这与法律合规的岗位要求有一定的差距。随着近些年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对法律合规人才的专业行要求也更为严格，最好是具有复合型人才除了自身要具备法律背景之外还需要掌握一些金融、财务、计算机专业的知识，而且要了解其他业务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可见法律合规的人才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但目前证券公司内部对合规人才的培养却非常不重视，缺乏像经纪业务部门那样的培训机制，导致法律合规人才的专业性明显不足，法律合规人才高素质队伍亟待加强。

三、证券公司法律合规管理的建议

1.完善法律合规管理的内部机制，确保合规管理的内部独立性

合规管理的独立性不足的情况存在已久，这就要理顺法律合规部门和经营管理层及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因此笔者建议法律合规部门特

别是合规总监的任免、薪酬、绩效考勤必须独立于经营管理层，合规总监的直属上司应该为董事会，对董事会直接负责。合规总监的下属部门的考核也应有合规总监独立考核，由监事会或者董事会监督。另外，法律合规部门要加强主动合规，主动合规其他业务部门的履行职责的情况，保证证券公司的合规运营。

2.明确各部门的合规管理职责，推进证券公司全员合规

《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的第三条规定：“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应当覆盖公司所有业务、各个部门和分支机构、全体工作人员，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从规定中可以看出，法律合规的管理不是单靠合规部门就行的，也不是法律合规部门的一家责任，在现实中证券公司的各业务部门将部门内的各类合同或者投资项目、产品业务方案等要求法律合规部门“会签”，法律合规部门承担了业务部门合规职责，这样违背了全员合规的理念。因此笔者建议，证券公司内部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合规审查的主体和职责，合规审查的责任明确到各部门，而法律合规部门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审查公司的各项制度上和经营管理层的决策上，这样既保证了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同时也推动了证券公司的全员合规的良好氛围。

3.加强证券公司的合规文化建设

证券公司的合规文化建设有利于将员工的合规理念与日常业务工作相联系，在工作中自觉合规约束自己，有利于降低证券公司的合规风险。因此笔者建议，建设公司的合规文化，首先要做到法律合规部门自身要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的规定。其次法律合规部门要对公司内部员工进行定期的合规培训，并且和员工的绩效工资挂钩，让员工在培训中培养合规意识。第三，要让经营管理层来支持倡导合规文化的建设，建议经营管理层的总经理或者副总经理担任合规文化建设的负责人，合规总监担任副手，有利于合规文化建设在政策执行上的保障。

4.重视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性法律合规人才

目前证券公司法律合规部门的现状是合规人员需求量小，但专业性要求高的特点，经常出现招不到合适员工的现象，这对证券公司的内部合规管理的发展是不利的，人才得不到很好的补充严重影响合规管理的质量。因此笔者建议，法律合规人才的培养是长期性的工作，可以从每年公司招聘的应届大学生中选有潜质的，这些大学生应当具有复合型的专业背景，然后通过一到两年的各个岗位的轮岗，再安排的法律合规的岗位上，这样做既有利于法律合规人才对各业务部门的流程熟悉便于开展合规工作，而且对合规部门在公司里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四、结语

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负面效应，转投资，法律规制

引论

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对公司转投资的法律规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1] 公司转投资对分散经营风险，调整产业结构，节约交易成本和稳定经营权有着重要意义，是顺应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经济现象，有利于控股经营，实现集团战略。但是由于欠缺完善的法律予以调整，因此公司转投资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滋生了不少的问题，“公司转投资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严重阻碍了转投资行为积极功能的发挥。如何对公司转投资实施法律监控，是各国公司法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我国涉及到转投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由于本文主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对转投资的限制性条款进行分析和探讨，因此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条款不作探讨。

一、公司转投资的负面效应

1、资本虚增及“空洞股份”的出现

无论公司相互投资，抑或公司单向投资，都会产生虚增资本及“空洞股份”的出现。“空洞股份”的出现，必然使公司的真实股东的“真正股份”在总股份中所占比例下降，当这种“空洞股份”与其他股东的“真正股份”同样行使股东权时，真实股东的“股利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遭到了来自“空洞股份”的欺诈，其表决权即公司支配权亦随之稀释。同时，虚增资本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使债权人盲目相信公司实力而与之交易，有害于交易安全。“转投资行为导致的虚增资本，从极端而言，则公司与银行同具有制造货币之功能，使债权人误认为公司资本雄厚，妨碍交易安全；而在转投资行为导致实质性减资的情况下，债权人却可能不知道公司资产已虚化，同样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3].

2、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会

依据现代公司法律，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的不是少数股东而是公司经营者，那么毫无疑问代表转投资公司行使对目标组织的出资者权益归根结底亦只能是“戴着公司面具”的经营者。在公司转投资形成的经营者支配的环境下，其所带给转投资公司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的危害十分明显。

实际出资的人被从支配的地位排除掉，而没有出资的人却在支配着公司，单向投资的情形亦是如此。“在相互转投资情形下，董事、监事可能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4].转投资公司一旦将一部分资产转投资于目标公司后，初始股东便失去了对该转投资部分资产的最终控制，不得对目标公司中的该部分资产行使控制权，而由转投资公司的经营者代表公司行使出资者权益。这样，一旦初始股东对目标公司失去了控制就很难防止董事、监事、经理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此外，在公司转投资情形下，经营者处于绝对的控制支配地位，极易形成无责任经营，即使其不忠、未尽管理人义务或过错造成公司损害亦不会受到任何责任的追究。

3、转投资行为形成的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

在公司转投资持有被投资公司股权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即构成母子公司关系。此时，形式上两公司皆为独立主体，但实质上子公司已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自主性，其经营政策系由母公司所决定，因而子公司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逃避税收，规避法律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这表现在：母公司把子公司看作自己的分支机构、办事处而不仅仅是公司的被控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财产竞合，母公司从子公司中大量借款而不归还；将子公司作为本公司担保负债的工具等。

二、公司转投资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

1、公司转投资的必要限制

首先转投资对象的限制。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禁止公司充任合伙人或成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日本《商法》第55条规定，公司不得为其他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并将这一规定视为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及我国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与此相反，美国《标准公司法》却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它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联营人或上述实体的经理。两种不同的立法体例体现了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日本，台湾及我国大陆的规定着眼于交易安全优先，美国着眼于效率优先。

一方面，合伙事业是—种极具风险的事业，会对债权人的权利发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合伙事业又是一种具有极大优势的企业。法律的任务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让当事人的在风险与商机之间选择并尽可能减少风险，对于公司如何运营、如何投资，最终有决定权的是从终极意义上拥有公司的股东或反映投资者共同意志的公司章程。公司转投资合伙是公司的一个重要投资渠道和方向，如果公司股东愿承担风险，法律就不该武断地绝对禁止，应将决定权移交于最终拥有公司的股东。然而，转投资毕竟涉及到转投资公司的权利及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又不能漠然视之。因此，我国《公司法》可以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存在相反规定，公司不得充任合伙人或者其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

其次限制转投资数额。在参照国外公司法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双向相互持股和单向持股的比例分别做出具体规定，“相互持股不免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重叠以及偿债能力的弱化，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利益显然都是不利的。” [5]“《公司法》一方面不应全面禁止相互持股，因为这会否定公司对外投资的法定权利；另一方面又应对公司间相互持股的比例给予必要限制，以此杜绝虚假出资、资本不实现象。”[6]对公司转投资数额的限制，应考虑到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的弹性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就单向转投资考虑到我国国情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可借鉴我国台湾公司立法态度，即限制的比例宽严适中。这样就能既保护交易安全，又兼顾效率，以二者之间的平衡。

2、对公司转投资负面效应的积极调整

单纯地对转投资予以限制，显然不能有效解决转投资所产生的问题，因而需对转投资引起的负面效益予以积极调整。对此，德国法有专门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公开化。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化的目的在于使利害关系人了解公司资本结构的真相，而不为虚增资本的假象所蒙蔽。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的规定，一企业对他企业取得越过25％的股权时，必须以书面通知该企业，而受通知的企业必须将上述受通知的持票情形，依章程所定方法公告之。[7]

其次限制股权行使。根据德国法，公司对他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其股权的行使，不得超过他公司股份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有两项例外：一是由公积金转增资本而获得的新增股份；二是公司已依规定将其在他公司的投资额通知该公司，而未从他公司获得类似通知前或通知有相互投资的事实前。在相互投资公司中，如一公司对他公司持有50％以上股份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他公司经营者，他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份，其股权不能行使，此所谓股权行使之限制，包括表决权及股息分配权。美国法律亦规定，如果甲公司持有乙公司的股权过半数时，乙公司所持有甲公司股份无表决权。限制行使股权的目的在于防止经营者借相互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矫正公司经营者无责任经营。[8]

最后对转投资公司少数股东的一般保护。当公司转投资对少数股东的权利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法律赋予少数股东的—般救济措施。对少数股东的一般救济措施多种多样，但其重点在于：（1）少数股东所享有的各种诉讼提起权；（2）强制公司或多数股东收购少数股东的股份；（3）董事对少数股东义务之承担；（4）公司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受信托义务之承担等。

3、加大对违法转投资行为的规制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9]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有待完善，对于实施违法转投资行为的公司，首先应在公司立法中强化公司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较为简略，有待完善，“我国的转投资限制立法虽有其特色和优势，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在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尤其是关于民法法律责任的规定”。[10]

违法的公司转投资通常是在公司净资产为零或为负时以及越过50％净资产限额的情形下实施的，这就极易公司资产不充实，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与债权人间产生经济纠纷，或因公司通过转投资而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以被投资公司的独立人格来对抗债权人，使其债权无法得到满足，进而引发经济纠纷。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立各方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如何在相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干涉和破坏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产生于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而其本身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丰要有两种：第一，认为既然公司转投资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则应认定该行为无效，强制收回公司用于转投资的资产，以清偿其所欠债务。第二，使公司债权人取得股份代位权，强制公司转让其投资股权，由债权人行使。但此两种方法均有不足之处：

第一种观点突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如果以被投资公司资产偿还转投资公司债务，则无异于公司替股东还债，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强制收回投资也有损相关公司的合法权益，显然有失公平。

第二种观点以强制转让股权的方法清偿债务也有弊端：首先与《公司法》现行规定不符，况且如果被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充分了解和信任是公司高效顺利运营的前提，而债权人通过受让股权而以股东身份加人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往往不利于与其他股东的合作，进而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运作，损害其效率。

综合考虑，在公司违法转投资而无法清偿债务场合，有关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律条款可设定为：第一、原则上不得执行被投资公司财产，而只能以转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即用被投资公司到期应分得的股息、红利偿还。第二，如果被投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则债权人可通过受让转投资公司股份而依法代位行使股权，但必须遵守持股披露规则。第三，如果被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能双方自愿（经被投资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且不会因此干扰被投资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准予债权人通过受让股份，利用被投资公司的股份而实现债权。第四，在特定情形下，引入“刺破公司面纱”制度。按美国的判例学说，当法人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不为诚实目的使用、维护欺诈或规避法律时，法律就将公司视为合伙组织，从而否认其独立人格。因此，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公司超过法定限额违法转投资之时，转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主观上具有滥用公司法人形式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以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客观上两个公司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则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刺破公司面纱”、“公司人格否认”等原则，突破公司人格独立、责任有限而互不连带的一般规则，以被投资公司资产承担债务，从而有效规制公司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余论

公司转投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营行为，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对其加以规制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既是公司的一项法定权利，又必须符合公司及有关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安全需求。”[11]这是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监事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权利滥用的需要，也是防止虚增资本、投机炒作牟取暴利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司法》修改应当对转投资做出完善的规定，健全这些规定为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公司公平的竞争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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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的法律法规篇10

【关  键  词】一致行动/规制/公司收购/信息披露

公司收购是公司外生型成长的重要手段，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而言，收购行为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证券市场固有的缺陷，需要证券立法对公司收购进行全面规制。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尚不成熟，法律法规尚不够完善。现行证券法的缺憾之一就是缺乏对上市公司收购中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反映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立法，对此问题皆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对一致行动（注：一致行动不仅存在于公司收购中，也表现在通常的证券交易中以及股东对公司事务行使表决权中。本文仅仅探讨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致行动问题。因此，本文中的一致行动特指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致行动。）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规制一致行动的现实需求

通常，一致行动是指在公司收购过程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即民事主体）相互合作以获得或者巩固对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行为。综观各国证券立法，对于一致行动的基本规制就是：将一致行动的人作为一个人对待，其共同持股视为一个人持股，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强制要约义务等。在我国《证券法》出台前，国务院证券委1993年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于一致行动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该条例第47条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法人在依照……规定作出报告并公告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行直接或者间接买入或者卖出该种股票。”第48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参与立法者认为，其中的“间接持有”也就是“一致行动”，［1］（P109  ）但是这些规定显然比较粗疏。时隔五个月，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宝延风波，就暴露出上述规定的不足。

自1993年9月14日开始，延中股票独树一帜，连续上涨11天。9月30日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公告其持有的延中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已达5  ％以上。10月1日至3日为休息日，10月4日宝安上海公司再次公告，  其持有的延中股票已达15.98％。  宝安上海公司持股比例跳跃幅度之大不禁令人顿生疑问：其操作合法吗？中国证监会对此事进行了专门调查。调查结果如下：1993年9月28日，  宝安上海公司的关联企业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电子灯饰公司所持有的延中股票分别达到4.52％和1.57％，合计6.09％，已经超过了5％的法定披露义务的比例。9月29日宝安上海公司持有的延中股票为4.56％，与其关联企业总共持有的延中股票已经高达10.65％。截止9月30日宝安上海公司公告时，三公司合计持有延中股票已达17.07％。在宝安上海公司大量买进过程中，  上述两个关联企业将所持有的延中股票中的约114.77万股卖给宝安上海公司，24.60万股卖给社会公众。宝安上海公司的关联企业通过低进高出，  大获其利。虽然证监会确认该收购行为有效，并对宝安上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进行处罚，但三公司的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延中公司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却是毋庸置疑的。

宝延风波的关键就在于宝安上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采取了一致行动，即《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所指称的“间接持有”，从而应当将三公司作为一个人来看待。三公司合计持股比例早已超过5  ％，不但不及时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反而违规继续买卖延中股票，构成了内幕交易行为，最终损害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对一致行动作出更为详尽的法律规定，已经成为现实的需要。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现行《证券法》在这方面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没有采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间接持有”的字眼，导致学者对《证券法》是否规制一致行动提出了不同看法（注：有的学者主张证券法有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参见周友苏主编：《证券法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刘淑强主编：《〈证券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有的学者主张证券法没有关于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参见李伟：《论我国证券法中的上市公司收购》，《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第31页；  范黎红：《论强制要约收购义务触发点之合理界定》，《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  第103页。）。当然，结合我国证券立法发展的进程，  应当认定我国证券法有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只是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二、规制一致行动的法理学基础

自从证券交易产生以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一直是证券立法的主要目的。公司收购首先是一种证券交易行为，然而它又与一般的证券交易行为不同。收购行为以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对于目标公司股东和证券市场秩序影响甚大。因此，各国证券立法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特别立法，对一致行动的规制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利己性动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是以利己为动机、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换言之，人们更为注重的是效率。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听其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2］（P252、253）一言以蔽之，只有在保证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才能够借助自由竞争实现效率。在市场经济中，法律能够提供完善保障的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造成的机会均等。在机会均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增进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就证券市场而言，法律给予投资者的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所提供的法律秩序。其中公开是核心，只有遵循公开原则，所有投资者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投资决策，无论盈亏均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进一步而言，投资者采取一致行动，违反的就是“三公”原则，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内幕交易，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法律有必要对一致行动进行规制，要求一致行动的人承担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市场机制富有效率、不可替代，是分配资源的唯一有效办法。证券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信息流动迅捷，无须国家干预，证券市场就能高效率运转。［3］（P412）我们必须看到，证券市场存在缺陷。对于投资者而言，  证券市场具有投资和投机的双重价值。所以，证券市场存在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而这恰恰是证券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顽症。只有运用干预机制，要求有关市场主体依法履行披露义务，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上述行为发生。

在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投资者日益增多，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获取上市公司的信息，从而成为证券市场中的弱者。如果法律不能为他们提供有力的保护，他们就可能选择退出证券市场，进而动摇股份制的社会基础。在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的广大中小股东更是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中。倘若法律对一致行动不加规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就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一致行动的人通常为大股东，极容易利用自身的资金、在目标公司的地位等优势控制股价的走向；而广大中小股东还蒙在鼓里难以认清股市走向，极易受损。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于公开要约收购中以现金收购完全没有规定，因此收购者不须做任何公告，导致目标公司股东根本无从知悉收购者的收购计划、目的，甚至无从知悉收购者的真正身份。［4］（P150—151）有鉴于此，美国于1968年通过《威廉姆斯法》，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进行补充，即对公开要约收购进行规制，其中包括对一致行动的规制。

因而，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而言，证券法应当对一致行动进行规制。这并不是要求法律禁止一致行动，而是要求一致行动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股权平等是证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们过于强调形式平等，忽视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权益实际上的不平等。在公司收购中，为了确保股权平等，各国证券立法均把保护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作为一项原则。通过赋予一致行动的人以法定义务，保证中小股东获取信息渠道的畅通，以求得二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可见，证券法在规制一致行动中应当着重解决的，主要不是投资风险问题，而是保证一致行动的人及时向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相关信息的问题，做到信息对称。

为了回应证券市场的现实需求，证券立法应当对一致行动进行法律调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致行动的认定，这是规制一致行动的前提，也是一致行动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否则，规制一致行动就无从谈起。由于一致行动的人应当视为一个人是规制一致行动的基本原则，那么一致行动的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不言而喻了。

  三、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一致行动的认定

同一目标公司的数个股东采取何种行为，才能够被确认为一致行动的人？这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规制一致行动中遇到的难题。

根据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13（d）—3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作为合伙、有限合伙、辛迪加或者其他团体，为了获得、持有或者安排目标公司的证券而行动，这样的辛迪加或团体应当被视为一个人。”实践中，美国法院在适用§13（d）—3条款时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一个公司的若干股东，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合计已达到5％，  他们同意为影响公司的控制权而共同行动，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获取公司的股份，这种情形是否构成一致行动？［5］（P112）在  Bath  Indus.,  Inc.  V.  Blot一案中，法院认为，单纯为了获得公司的控制权而相互协作，尚不构成一致行动，只有在协作之后取得该公司额外的股份，才必须以团体的名义承担信息披露义务，如Gap  Corp.  V.  Milstein  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中表示，一旦两个以上的股东为了取得公司的控制权而相互协作，那么自协作之日起，不论其是否取得该公司额外的股份，这种协作均应当被视为一致行动的团体。按照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见解，其支持法院的后一种看法。无论采取法院的何种见解，股东之间的共同行动的协议是判定其一致行动的基本因素。在认定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具有某种以获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以书面形式存在，也可以以其他形式存在，甚至只要有足够的情况证据（circumstance  evidence）即可。［4］（P157、158）当然，若干股东仅仅相互交换信息，  甚至商讨是否采取一致行动，尚不构成§13（d）—3所指出的“团体”。由此可见，对一致行动的人的认定主要采取推定的方式。

如果说美国证券立法对于一致行动的人的推定尚不够明确，那么《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注：该《守则》为自律性规范，但在香港证券业一直被较好地遵守。虽然《守则》属于自愿遵循之列，但对藐视《守则》及依据《守则》作出的裁决的人，《守则》的执行机构可以采取制裁措施。）中对于一致行动的定义则采取了极为明确的列举式规定。“一致行动的人包括依据一项协议或者协定，透过其中任何一人取得一间公司的投票权，一起积极合作以取得或巩固该公司的控制权的人。除非相反证明成立，下列类别的人均将推定为进行一致行动：（1  ）一间公司，其母公司、附属公司、同集团附属公司、前述4  类之中任何一类公司的联属公司，以及前述4类公司是其联属公司的公司；（2）一间公司与其任何董事（连同他们的近亲、有关系信托及由其任何董事、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控制的公司）；（3）一间公司及其任何退休基金、  公积金及雇员股份计划；（4  ）一名基金经理与其投资事务是由该基金经理以全权方式处理有关投资户口的任何投资公司、互惠基金、单位信托或其他人；（5  ）一名财务或其他专业顾问（包括股票经纪）与其客户（就该顾问的持股量而言）以及控制该顾问、受该顾问控制或所控制与该顾问一样的人；（6）一间公司的董事（连同他的近亲、  有关系信托及由其该董事、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控制的公司），而该公司已正受到要约或凡该公司的董事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可能即将收到一项真正的要约；（7）合伙人；及（8）任何个人与其近亲、有关系信托及其本人、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控制的公司。”而且，如果一个人拥有或者控制第（  1）类公司20％以上的投票权，除非有相反的证明成立，否则该人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属于第（8）类的其他人将被推定为第（1）类中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人采取一致行动。此外，如果正在调查当事人是否采取一致行动，那么当事人必须披露一切相关资料，否则可以推定他们一致行动。根据《守则》，一致行动取决于三个因素：（  1）协议或协定；（2）积极合作；（3）取得投票权。由于协议或协定是合作的一个因素，而且合作与积极合作之间差别甚微，所以《守则》于1992年第二次修订时，有人建议废除三个因素的提法。但是该提议最终未被接受。［6  ］（P325—327）

可见，香港对于一致行动的认定，采取的也主要是推定方式。究其原因，由于上述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很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外人又难以知晓实情。当然，当事人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他们事实上没有相互合作、协同行动，那么《守则》执行人员应当依此作出裁决。

回顾我国的证券立法，其中也有关于一致行动的若干规定，只是极为粗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所指的“间接持有”就是一致行动，其中就包括关联企业的持股。证监会关于宝延风波的处理也证实了这一点。何谓关联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六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及其关联人一览表和简况”，但对关联人未作任何解释，中国证监会随后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亦然。所谓“关联人”应理解为关联企业。对此，《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6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关联企业，是指与企业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其他在利益上相关联的关系”。此外，1997年财政部颁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式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定。但是就关联企业本身而言，我国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也是极为模糊的。从有关上市公司公布的1993年以后的年度报告或年度简要报告的实际内容来看，都明确列有“子公司与关联企业”或“下属单位与关联公司”；对关联公司或关联企业，都仅依投资或控股比例一个标准衡量。可究竟占多少比例才算关联企业，各公司间极不统一：有的只列全资子公司，有的扩大到占投资比例50％以上的企业，有的则将只占总资额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零点几的企业也列为关联企业，可见人们对关联企业的认识何等混乱。［7］（P23）那么，在我国一致行动是否包括其他情形？有的学者则认为，一致行动包括以亲属名义或者以合伙的名义购买的股票的持有，也包括有控股关系的投资者合计持有。［8］（P175）然而，  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对此不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反而将“间接持有”的字眼也删除了，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失。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增设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明确其概念及其认定方式，对于后者可以采取列举式的推定方式。

  四、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一致行动的法定义务和法律后果

某一公司的若干股东一旦被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人，就应当被视为一个人。换言之，该一致行动团体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票合并计算，总计达到法定的持股比例，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强制要约义务。对于强制要约，各个国家和地区证券法的规定较为一致。至于信息披露义务则略有不同。在美国，一致行动的团体，持股达到法定比例，可以选择共同填报一份13D表格；也可以自行填报，  而且必须将同一团体的其他成员一一加以说明，但是有关其他成员的各项资料仅以申报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的为限。与之不同，根据《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一致行动的人应当共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间为达到法定持股比例的下一个交易日上午9点之前，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为严格，  就是与香港相关立法《证券（内幕交易）条例》规定的5日相比较也极为严格。  将上述两种披露办法进行比较，本文认为，后者对于目标公司股东的保障更为完善。因为如果允许一致行动的人选择自行披露，由于对团体其他成员缺乏足够的了解，极有可能产生误导性陈述；而且公众投资者需要阅读多份持股公告，不利于其了解相关信息。与信息披露义务相联系，一致行动的人还应当承担两项不作为义务：一是禁止一致行动的人利用尚未公开的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否则构成内幕交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禁止一致行动的人在法定期间内卖出后又买进或者买进后又卖出目标公司的股票，否则所得收益归目标公司。

一致行动的人违反其法定义务，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后果，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这涉及法律对一致行动的最终评价和对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保障。无救济就无权利。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一致行动的人，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此主要探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问题。

在美国，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32（b）的规定，  一致行动的人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应当在未能提供信息的期间内每日交纳100美元罚款。该法新增§20（a）和§21（a）规定，所有进行内幕交易的人应当以所得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为限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处以100万美元以下或者非法所得（或者避免的损失）3倍的民事罚款。该法§32（a）规定，上述内幕交易构成犯罪的，可以处以100万美元（罪犯为自然人，如果为非自然人，数额为2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并处。根据该法§16（b）的规定，  一致行动的人在6个月内卖出又买进或者买进后又卖出目标公司的股票，  所得收益归目标公司。1990年《证券执行与救济法》赋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四方面新的职权，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诉讼禁止任何违反联邦证券法反欺诈条款的人员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董事。该不法行为人的范围显然包括一致行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