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十篇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1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2

关键词：农业经济；农业经济问题；分析方法

一、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现状

从现实状况看，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取得了稳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以及农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变化，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因素阻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影响了农业生产，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生产的风险。比如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农业市场信息滞后等问题。首先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影响便是生产能力的下降，长久以往，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所以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其次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物价持续走高，农业生产的成本也在大幅的上涨。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直接导致了农民收益的下降，这将进一步加重之前提到的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是极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后是农业市场信息滞后，就是农业市场的发展不健全，信息传递滞后。如果农民能提前知道当年的市场情况，那么他们可以有效规避风险，防止损失的发生。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到位，这便导致了一些农民跟风种植，最终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二、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实际调查并取得大量客观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种方法，通常被用于相互作用事物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解决研究对象中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方面，首先是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取得最新资料，运用抽象思维法对取得材料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方法，或者从中找出新的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定量分析是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现象变化的过程与形成的结果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方法，是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将经济现象的有关数据和其变化程度实行量化，其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的存在或以不同的量的变化引起变化的过程，。

（二）综合系统分析

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科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整体、着眼于综合，主要从各部分结构如何经过相互组合的方式形成整体和具体演变过程，综合考察分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整个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其特点一是根据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把整体作为目标，着眼于整体和全局，实现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方法。二是以系统的观点，根据多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系统结构，利用综合方法，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针对宏观整体性而言的，可以理解为从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过程。微观分析，是指小的方面或局部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在国民经济中局部小范围或个别农户为对象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静态分析是指对一种事物横断面的一种状态分析，其特点是不考虑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不考虑均衡变动过程，只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分析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是过程分析，与静态分析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引入时间因素，同时涉及因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考察在不同时期中各种变量变动情况。动态分析研究的是过程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静态分析研究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相对静止的。

三、以上分析方法在实际经济问题中运用的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运用

在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定量分析的结果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解释和理解，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文》中回顾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推广增长模型，将气候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运用ArcGIS的测算地理影响因素；运用OLS、Spatial Lag、Spatial Error、Spatial Durbin Model等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效应分析，着重分析空间溢出性和收敛性等方面，研究空间效应是加强还是减弱。就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以定量和实证分析为主，其中在实证中运用ArcGIS插值方法获取气温和降雨量的数值，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稳定性的邹氏检验，残差值得Moran’s I检验，估计空间面板数据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具体估计方法涉及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选择的检验方法主要有Wald检验和LR检验，空间Hausman检验等。在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法分析问题时，通常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法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综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发现和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一文中是大量运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本论文一个最显著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局部微观上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又每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步式的研究，这是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现。文章中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则是运用了综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概论和述评的形式来分析，同时紧密结合系统分步研究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文章全文利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研究方法，并在全文交替运用，章节内部各段落之间，独立的章节之间，均有涉及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

（三）宏观与微观分析的运用

在农业经济学中，整体上来分析农业经济这个大系统，就属于宏观分析，宏观就是大和整体的意思；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就属于微观分析，微观就是小和部分的意思。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大和整体范畴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农户或企业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小和部分范畴属于微观方面。因为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受宏观的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约束，所以既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又需要从局部来分析。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运用

影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均衡，引起均衡点的移动 这就需要利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例如在《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文章从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相结合，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通过结构建模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且乡镇企业贷款有助于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四、结论

上述的四种分析方法是研究我国农业经济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只有熟练掌握并自觉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某一农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实现对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正确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0（02）.

[3]杨志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发展与创新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7（04）.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3

    贸易利益是一国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福利改善效应。贸易利益又可以分为静态贸易利益和动态贸易利益。静态贸易利益侧重贸易后一国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或独立经济区域参与国际分工和开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利益;动态利益侧重国际贸易对参与方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推动制度革新等。

    (一)静态贸易利益的分配

    对价值链分工下静态贸易利益的分析主要是从出口收益(体现了分工利益)角度分析的。诸多学者关注到全球价值链各环节产生的附加值是有很大差异的,从而造成企业分工利益的差异等(如迈克尔?波特,2002;施振荣,1992等),KaPlin-sky和Readman(2000)、Kaplinsky(2001)、Giulianietal.(2005)、李晓钟和张小蒂(2006)等又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存在的技术差距角度,提出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较发达国家获取较少的贸易利益。

    从价值链分工视角分析中美贸易的静态利益分配,摒弃了传统的以贸易差额为衡量指标的表像判断。章江益、张二震(2003)和朱廷珺(2006)指出,在现有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主体多元化,不再由出口国独享。李翀(2005)认为,中国并没有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黄满盈等(2008)、王苍峰等(2009)认为,近些年来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中方得自贸易的相对利益不是增加反而是减小。刘光溪等(2006)认为,中美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张燕生(2006)、赵蓓文(2008)、陈继勇和刘威(2008)、唐慧和林玲(2009)、Dean,J.等(2009)、Feenstra等(2010)指出中美贸易顺差带给中国本土企业的贸易利得有限,外资企业是中国受益最大的利益主体。

    在新型分工下,传统的贸易条件指标难以反映各国贸易利益分配状况,一些学者尝试以某一产品作为利益分配的对象。如张纪(2006)对笔记本电脑、美国加州大学一个课题组(2007)对苹果公司的iPod播放器、刑予青、NealDetert(2011)以iPhone为例进行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分拆,发现中国出口净收益实质很少。曾铮,张路路(2008)运用陈宏易的出口附加值测算方法,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出口的贸易利益进行了测算,发现中国制造业对美出口的附加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中国从贸易顺差中的实际获利并不高。也有一些学者选择对传统的贸易条件指标进行改造,设置“产品内贸易条件”(有的称之为“垂直专业化贸易条件”)指标,以此来判断一国静态贸易利益的变化。杨海余、黄廷江(2007)采用该指标的测算方法和体系,计算和分析了中美贸易中八个典型制造业部门1995-2005年的产品内贸易条件,分析这些行业对美国出口的静态利益的变化。

    (二)动态贸易利益的分析

    贸易的静态利益难以全面说明一国的贸易所得。尤其是在二战后,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国际贸易正在对各参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动态贸易利益已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诸多学者认为中美贸易虽然失衡,但对美国是有利的,或者美国获利是最大的。Pakko(2000)认为,贸易赤字以及国外借款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而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居民消费支出增加。

    尹翔硕(2001)认为贸易逆差对美国的“新经济”有重要贡献。萧琛、杨丽华(2006)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提高“趋势劳动生产率”,可促进优化微观产业结构和保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于春海、李南生(2006)认为贸易逆差在协调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有重要作用。Luo(2008)认为美国在中美贸易赤字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国跨国公司从对华投资中获取贸易难以得到的利益。Mo-ran(2009)、Desai,Foley和Hines(2009)利用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美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包括中国)的投资,对母国是绝对有利的,不会牺牲母国经济。ShuiandHarris(2006)、Li和Hewitt(2008)、宁学敏和任荣明(2011)从环境角度分析认为,中美贸易顺差中,美国享有巨大的贸易生态利益。

    在动态贸易利益的实证分析中,高运盛等(2004)发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有负相关性,孙杰(2007)认为美国的贸易失衡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和外汇储备等途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刘建江、杨细珍(2011)使用面板协整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郭其友和王春雷(2011)通过对1978-2007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的分析及估计发现,中美贸易使双方均获得正的总利益。但是,中国居民获得了产出利益而损失了消费利益,美国居民则刚好相反。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贸易风险分担的研究

    一般意义上,价值链分工下国际贸易的风险可以分为:分工风险、贸易风险(狭义)和外资风险。其中因为分工是生产环节,其通过贸易的交换环节实现,所以广义的贸易风险可以涵盖分工风险。

    (一)中美贸易中的分工风险

    Samuelson(2004)运用传统的李嘉图自由贸易模型分析认为,在需求缺乏弹性的前提下,中国的技术创新将动摇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使美国无法从中国产品的出口扩张中获利。林玲和段世德(2008)通过对国家、企业以及个人等利益主体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在中美贸易顺差背后是中国贸易利益的流失,并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钟娟、佘群芝(2008)从污染排放视角考察了2004年中美26个工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结果显示,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出了进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恶化了中国环境。

    (二)中美贸易中的贸易风险

    纯粹贸易风险是因为进口增加带来产业损害、出口环境及贸易壁垒等的产业损害,以及因产业关联效应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失业等。随着国际分工的广泛深入,学术界对产业损害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国内对此一般与倾销联系起来,主要集中在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构建上,许多方法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实证研究较少,缺乏实用针对性,产业损害的定性研究也普遍缺乏产业损害的数据支持和实践的检验。关于中美贸易的产业损害风险,学术界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针对具体行业的贸易摩擦主要是探讨如何应对。而对于失业的风险,则是两国学者甚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1.中美贸易招致美国失业率上升论如Baily和Lawerenc(2004)等的研究认为,在2000-2003年间,美国制造业15%的就业机会减少要归因于自中国进口额的增加。Scott(2005,2008)的研究也指出,1989-2003年,美国由于中国劳动者低工资的竞争失去了150万个工作机会,而2001-2007年的中美贸易逆差则造成约230万美国人失业。Dooley等(2004)估计,中国如果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则每年可以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出口部门的直接就业岗位约为300万个。麻省大学的JamesBurke,Ger-aldEpstein和MinsikChoi(2004)认为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流失跟美国制造业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有着较强的联系。

    2.中美贸易没有招致美国失业率上升论李末无(2004)用协整方法证明中美贸易顺差不是造成美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周念林(2005)认为,中美贸易对美国失业率影响有限,美国的失业主要是由其国内原因造成的。刘志梅(2006)则以1980-2004年美国贸易逆差和相关经济数据作为基本分析依据,通过统计分析,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张与经济增长速度成正比例关系,贸易逆差变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OxfordEco-nomics和SignalGroup(2006)的报告认为,短期内从中国的进口会对美国就业与GDP产生负面冲击,但是其长期影响则刚好相反。王应贵(2008)利用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和中国对美国行业出口贸易额的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顺差并未引起美国全国性失业率上升。夏先良(201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没有给美国就业造成不利影响,反而给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项松林、赵曙东(2010)利用美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分析提出,美国的失业问题不是进口中国制成品引起的,减少中国的制成品进口解决不了失业问题。

    3.中美贸易中的外资风险外资风险主要是关注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的控制而带来的产业安全或经济安全威胁。国内对此研究很多,但专门针对美资风险的研究还很少。

    简要评价

    新型分工下中美贸易利益和风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对中国得自两国贸易的静态利益、美国得自两国贸易的经济增长利益及就业风险等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1.对中美两国产业的价值链分工状况没有透彻分析。国内一些学者只是对“中国向美出口的价值链分工程度和状况”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但是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价值链分工状况却没有述及。

    2.对中美两国的出口静态贸易利益没有形成对比分析,国内一些学者只是关注了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的获取情况,难以真实说明价值链分工下中美贸易的静态利益分配状况和规律。

    3.对中美两国的动态贸易利益分析多从局部着眼,实证分析没有掌握分析的基点。对中美两国的动态贸易利益研究(就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都是从单一国家(主要是中国)、以中美贸易(或进口或出口或贸易差额)为实证测算和分析的基点,这不符合价值链分工的时代特点,夸大了贸易对一国的影响,而且这种单向性的分析也难以反映中美两国在贸易中的动态利益获取和变化。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4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模型；功能；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众所周知，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理论研究和实际分析中。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计量经济学模型必须要能够很好的模拟实际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几种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就是以此为目的来展开分析的。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简述

1.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内涵：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而做出定量分析。而在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时，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是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这一设定工作包括选择相关的经济变量，以及确定各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其中，模型变量涉及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数学关系涉及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计量模型只不过是在对现实经济现象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的简单化，因此在设计计量模型时，往往会为了突出主要经济变量的作用，而忽略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模型的建立要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运用恰当的方法，务必保证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现实情况。

2.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1）静态分析功能。静态分析是指给定解释变量的数值就可以求得被解释变量的数值。这可以直接由计量经济学模型所确定的数学关系式得到，只要把已知的解释变量的数值直接代入数学关系式即可。（2）比较静态分析功能。比较静态分析是指在其他变量的数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的变化会引起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大小。只要将两组不同的解释变量数值代入到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数学关系式中，并作差，就可以实现这一功能。（3）动态分析功能。动态分析是严格区别于静态分析的一种方法，它要求确定被解释变量随着解释变量连续变化的具体变化过程。这是分析的高级形式，可以根据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数学关系式画出对应的图形，然后根据图形判断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变化过程。

二、几种具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根据所使用数据的类型不同，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型：

1.横截面数据模型：横截面数据模型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是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横截面数据是一组同一时点上不同指标的数据集合。例如：某一年各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同一时点上不同家庭的消费。这类数据是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础，已经广泛应用到各种经典模型中。横截面数据模型要求解释变量和随机扰动项满足几项基本假定，比如：要求随机扰动项均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某一定值的正态分布，同时各扰动项之间互不相关。如果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假定没有被满足，就会出现诸如异方差、自相关、多重共线等问题，从而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从而更好的拟合现实情况。

2.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这种模型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解决的是与时间有关的问题。时间序列数据是同一指标随时间的推移所得出的一系列数据集合。比如：近几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某厂逐月的主要营业收入和主要营业支出。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已经被广泛用于分析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过这一模型要求所使用的数据序列满足平稳性和正态性等要求。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规律是固定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会发生伪回归问题，从而使计量模型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对这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是通过单位根检验来测试数据是否平稳。

3.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是目前最流行的模型之一，这一模型中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是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相结合的数据。比如：全国各省份2001-2010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某医院各心脏病患者逐年的治疗费用。这类数据能够增加各变量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减少了共线性，从而提供更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它可以同时提供同一样本随时间推移所得的指标数据信息和同一时点不同样本的指标数据信息。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方法。其中，前者要求面板数据模型的数学关系式中的截距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后者要求面板数据模型的数学关系式中的截距是对某一固定值的偏离。这两种方法可以通过Hausman检验进行区分。

三、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比较分析

计量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处理数据最有用的手段。由于同属于计量经济学范畴，各模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目的一致：各模型的建立都是为了将实际问题进行简化和抽象化，进而定量分析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满足假设：各模型都是对实际问题的简单模拟，因此在模型设定前首先会做出一些严格的假定来保证模型的解释力；有侧重点：各模型的建立宗旨是：研究问题的本质，屏蔽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因此在其设定时都会为了突出某些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将其他变量排除在模型之外。

当然，不同的模型也有其独特之处。使用数据不同：根据它们的定义就可以知道，这三种模型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数据。这三种数据的维数不同，第一种数据只涉及指标这一个维度，第二种数据涉及时间和指标两个维度，而第三种数据增加了第三个样本。层次不同：第一种模型属于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范畴，而后面两种模型属于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范畴。研究侧重点不同：第一种模型侧重于相对简单的实际情况，第二种模型主要研究与时间相关的问题，而第三种模型研究的是相对复杂，信息量较多的问题。

四、总结

总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定量分析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横截面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之间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充分认识各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于分析实际问题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刘亚清.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J].经济学动态，2010（5）：22-31.

[2]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4.

[3]刘丽艳.计量经济学局限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3（3）：3-14.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5

巴廷金（D·Patinkin 1922—）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早年曾作为美籍犹太人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任教。以后，返回以色列，现为希伯莱大学埃利泽·卡普兰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并担任以色列摩里斯·福克经济研究所所长。1956年发表了其著名的代表作《货币、利息与价格》（Money，Interest and Prices）。他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采用宏观分析的方法，以表示财富存量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为核心，对货币在所谓静态与动态一般均衡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凯恩斯效应和皮古效应，建立了一个所谓反映“货币经济”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学说。巴廷金的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发展方向的一个顶点。②本文将着重对巴廷金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学说及其主要特点进行概要的述评。

一、静态一般均衡分析

巴廷金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是其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他的一般均衡模型具有若干基本假定：1．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充分的灵活性；2．经济行为的主体不具有“货币幻觉”；3．不存在“分配效应”；4．政府不发行付息债券和不进行公开市场的活动；5．不存在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6．不考虑预期的影响；7．充分就业。在此基础上，巴廷金构造了一个由商品、货币、债券和劳动（力）四个市场组成的模型。其结构方程组为：

ko是固定资本设备数量，为一常数；r是利率；yo是实际国民总收入，等于实际国民总产量，为一常数；Mo是名义货币供给量，为一常数；

从模型设定的角度看，巴廷金的一般均衡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把实际余额引入消费函数和其它市场的供求函数。巴廷金消费函数分析的基础是凯恩斯的收入支出分析。他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同样把消费者的支出水平视为其收入水平的函数，假定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他同时认为，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也决定于消费者的财富存量。在巴廷金看来，在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所谓“货币经济”中，代表财富存量的实际货币余额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消费者总是希望在他的现金余额与他的计划开支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比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客观上决定于随机支付过程的特点或处罚成本（Penalty cost）①，主观上决定于消费者对不便利或现金短缺风险的评价。”②如果现金余额的存量超过了消费者认为是必要的水准，他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反之，将减少消费支出。而消费者借以判断其货币余额是否充分的标准，就是所谓实际货币余额。实际余额对消费需求的这种影响，被巴廷金称为“实际余额效应”。他认为，这是财富存量影响消费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通常的消费需求理论中”，却“被忽视了”（第18页）。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是巴廷金一般均衡分析的主要作用机制。

2．否认货币需求对利率的下降具有无限弹性。巴廷金的货币需求分析是以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为基础的。他根据凯恩斯关于人们持有货币动机的假说，也把货币需求归结为所谓“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作用的结果，从而把货币需求视为国民收入、利率以及实际余额的函数。但是，他认为，货币需求曲线虽然对利率具有负斜率，但并不存在所谓“流动陷井”。其原因在于，利率的变动引起了经济体系中其它市场的变动。具体地说，利率的下降将引起：（1）居民对消费品计划总支出的增长；（2）企业对投资品计划总支出的增长；（3）居民对企业发行的债券持有量下降；（4）居民自己发行的债券总量增长；（5）企业发行的债券总量增长。而只要利率的下降所引起的货币流入量（第4、5）大于货币流出量（第1、2），则不论利率等于何值，货币需求量都是继续增加的；反之，都是减少的。从而就货币市场而言，不存在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无限弹性。

3．提出均衡利率的水平是以一般均衡的方式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被决定的。他认为，利率是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居民选择财富保存形式的重要因素。由于利率水平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只有在所谓“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利率时，企业才出售债券；而同时，利率又是反映消费者的所谓“时间偏好”和“测度保存一单位货币而不持有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③的标准，从而利率也必然影响消费者在消费与储蓄、债券需求与货币需求之间的选择。因此，“当整个经济社会处于均衡时，利率必然同时等于流动（liquidity Service）、资本的生产力和时间偏好三重边际（threefold margin）”④。从而均衡利率必然是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被确定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债券市场决定利率的可贷资金学说和凯恩斯关于货币市场决定利率的流动偏好学说，从瓦尔拉斯定律（Walras Law）的角度看，实际上是等价的；从而完整的利率决定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以一般均衡的方式在所有的市场上同时进行。（第375—377页）此外，利息率的变动存在着一个下限，这是由于在低于一定的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人们宁愿保存“具有流动性”的货币和购买商品，而不愿持有“缺乏流动性的债券”（第69页）。因此，债券需求函数的特点决定了在债券市场上存在着一个虽非常数但总是存在的最低利率。

巴廷金静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核心，是通过把绝对价格水平引入商品需求方程，提出价格水平的变动会通过实际余额的变动影响商品需求，而把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和商品的供求联系起来；从而试图论证，由于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他所设定的经济模型存在着一般均衡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均衡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

巴廷金采用了计算方程数和未知数数目的“传统方法”①来论证其一般均衡体系具有唯一的均衡解。他推论，由

尔拉斯定律，结构方程组线性相关；所以，只有三个方程独立。因此，根据线性方程组解的判别定理，推出方程组解存在且唯一。即p=po，

巴廷金进一步假定，劳动市场的货币工资率对超额的劳动供求存在着足够迅速的反应，其均衡值不受其它变数变动的影响。因此，均衡的稳定性可从两个市场（例如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分析推出。他认为，当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同时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如果价格小于均衡价格水平，利率大于均衡利率水平（反之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价格的下降将使消费者的实际余额增加，从而产生实际余额效应；提高商品需求曲线，产生使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率的上涨，在减少债券供给的同时，引起了债券需求增加。其结果，导致利率开始下降。但是，利率的下降，由于提高了债券的价格，从而会使消费者的一部分购买力转向商品需求，和价格下降产生的实际余额效应一起影响商品市场，增加商品需求，推动物价上涨；而价格的上涨，由于刺激了投资品的需求，又会反过来影响债券市场，增加债券供给，减少债券需求。这样，经过反复的调整，依靠市场的相互作用，当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实际余额达到理想状态时，整个经济将重新实现一般均衡。

由此可见，巴廷金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突出地强调了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所有价格、供给和需求量的同时决定。他认为，上述一般均衡分析具体地再现了瓦尔拉斯的“尝试过程”（the process of

每种价格又都影响所有市场”（第376页）的“货币经济”中，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各个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所有市场的供求函数也不可能不受到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从而“任何非均衡状态的存在，都会自动地引起校正力量（correct force）的作用，而最终消除这种状态。反之，一旦均衡实现，市场力量的作用，将使进一步的变动停止”（第234页）。因此，他认为，在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他所设定的经济模型存在着所有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均衡具有所谓唯一性和稳定性。

二、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巴廷金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货币数量增长的动态效应。货币数量的增长对于均衡价格和均衡利率究竟具有何种影响，一直是新古典货币理论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重要分歧点。巴廷金关于货币数量增长的动态考察试图通过实际余额效应的分析，重新肯定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他假定，政府增发的新货币是一次性的，它通过两条途径进入经济体系：（1）政府直接把印发的新货币投放商品市场以增加政府的购买力；（2）通过银行系统把新货币注入经济体系。

巴廷金认为，当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在商品市场上将有两种力量对商品需求产生上涨的压力：第一，总需求中的政府需求将增长；第二，由于总实际余额的增长，在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下，投资和消费需求也将增长。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使总需求曲线偏离原有的均衡位置，导致通货膨胀缺口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商品市场通货膨胀缺口的存在将会引起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商品市场出现超额需求时，价格将开始上涨；从而在负的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下，减缓商品超额需求的压力。当价格的上涨比例小于货币数量增长的比例时，实际余额将继续大于货币量增长以前的水平，从而通货膨胀缺口继续存存；反之，将会导致衰退缺口。而只有在价格与货币作同比例上涨，即“经济中的实际财富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时”（第238页），商品市场才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在巴廷金看来，新货币注入商品市场，也会引起债券市场的波动。由于实际余额的增长，债券的供求曲线都会向上偏移，从而使利率下降，并引起所有市场的进一步调整；刺激投资品的需求增长，加剧价格上涨，引起利率回升。“当价格的上涨完全吸收了增长的货币数量时”（第239页），利率重新回到原有的均衡水平。当新增的货币量通过第二条途径注入经济体系时，虽然银行本身不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但新货币的注入使银行存款增加，从而导致债券需求增长，利率下降。因此，会产生和第一种情况类似的动态调整过程。

巴廷金的结论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长都将引起“均衡价格水平的同比例上涨”，“但使均衡利率的水平保持不变。”（第238、241页）换言之，由于货币量的增长不影响经济体系的“实际状态”，货币数量增长的效应是“中性的”。但是，他强调，利率的不变性是作为动态过程的结果来看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利率不仅是可变的，而且这种变动构成了动态调整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第239页）。因此，巴廷金关于货币数量增长效应的分析，可以看成是一种重新表述的“动态”货币数量说。从比较静态的角度看，它与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是一致的；但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又同时吸收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而他整个货币数量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是实际余额效应。

2．“扩大的”流动偏好分析。巴廷金认为，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是一种狭义的分析。他把流动偏好变动的效应仅仅归结为影响人们对货币与债券所做的选择；实际上流动偏好的分析可以扩大到一种“更为一般的”（第244页）情况，即人们对货币、债券与商品三者进行选择。他假定，在动态分析中，流动偏好的变动效应“中性”，即它只影响以货币为一方，以债券和商品为另一方的财富持有形式的选择，而不影响人们在商品与债券之间的选择。

巴廷金认为，流动偏好的增长最初将产生两方面的效应：（1）商品需求曲线下降以及随之产生价格下降；（2）债券市场的需求曲线下降、供给曲线上升以及随之产生利率上涨。随着价格的下降，实际余额效应将会把商品需求拉上，并使债券供给下降、债券需求增长，从而使利率的上涨发生逆转。他认为，这种动态调整过程最终将终止于新的均衡重新实现。在新的均衡点，价格水平低于初始状态而均衡利率保持不变。在新的均衡价格水平上，累积的实际余额效应将足以弥合商品市场的衰退缺口，并使债券市场的利率回到初始状态。因此，流动偏好的变动不影响均衡利率的稳定性。从而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关于流动偏好变动效应的不同观点，并不是来自他们分析中的差别，而是来自他们对这种变动的性质所暗含的假定的差别。”（第248页）因此，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是否能作为“对古典与新古典货币理论的根本性的挑战”（第374页），他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3．模型设定条件改变的动态影响。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七项假定基础上的。只有这些假定条件发生了变动，均衡利率的动态稳定性才可能受到影响。

在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刚性的情况下，由于排除了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当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时，劳动市场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商品市场的需求无法充分回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长虽然对均衡的重新实现具有促进作用，但动态调整的过程将改变均衡利率的水平。如果在任何一个市场（例如在债券市场）存在着“货币幻觉”，由于债券需求只决定于名义货币持有量，不存在实际余额效应使货币量增长引起的利率下降过程发生逆转，从而利率将不受阻碍地持续下降，直到在某一个低于初始均衡利率的水平上才能重新实现均衡。在分配效应存在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长所产生的价格上涨将引起实际收入的重新分配，如果“由于价格变动而使收入增加的人比收入减少的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和借贷倾向”（第285—286页），“强迫储蓄”的出现将会导致均衡利率水平的下降。如果考虑政府发行的付息债券，私人部分的净债券持有量将不再等于零。因此，在货币数量增长引起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将小于初始状态。在实际金融资产效应（Real-Financial-Asset-Effect）的作用下，商品市场必然出现衰退缺口，债券市场出现超额需求，从而为重新实现均衡，利率的均衡水平必然低于初始状态。

此外，巴廷金还分析了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引入私人银行系统和存在非自愿失业的情况下，经济模型的动态过程。他认为，由于上述因素的引入，改变了模型运行的基本条件；从而均衡利率的动态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因此，巴廷金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结论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只要若干假定条件得到满足，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三、模型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从巴廷金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到，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一些独自的特点，它反映了当代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

1．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中，货币因素与实物因素、绝对价格与商品市场的供求是完全无关的。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经济理论的传统方法——两分法，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以商品需求函数表示的实物部分和以货币需求函数表示的货币部分。前者构成了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后者构成了货币理论的研究领域，从而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截然分开了。这种两分法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代表实物部分的商品需求函数对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不发生任何反应的假定；它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为商品需求函数不具有“货币幻觉”，或称之为所谓“齐次定理”（第174—175页）①。

巴廷金的一般均衡分析则试图完全否定齐次定理；通过把绝对价格水平引入商品需求函数，以及相应地把实际余额效应引入一般均衡分析，融合传统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在绝对价格影响商品需求的情况下，所谓货币部分的货币量或价格水平的变动，会通过实际余额效应的作用，影响实物部分的商品需求；而商品市场的供求变动又会反过来对绝对价格产生上涨或下降的压力；从而通过实际余额的作用，来沟通经济中的货币部分与实物部分。通过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相互影响，使绝对价格成为一个和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确定的量，从而对新古典经济学截然分开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进行了融合。

2．财富存量的影响和实际余额效应分析。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论点：（1）消费函数仅决定于国民收入，即所谓关于消费函数的绝对收入假说；（2）货币数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社会实际余额的变动，仅对债券市场的利率产生影响，即所谓“凯恩斯效应”的假定。但是，在巴廷金看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强调了收入流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却忽视了财富存量，特别是流动资产的实际价值对消费支出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凯恩斯对于货币作用机制的分析，只强调通过利率的变动对总需求的“间接影响”，而忽视了通过实际余额的变动对总需求的“直接影响”。

因此，为“弥补”凯恩斯消费函数的上述不足，巴廷金的一般均衡理论把表示财富存量的变数——实际余额引入消费函数。这样，既保留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又补充了财富存量对消费函数的影响；相应地，既肯定了凯恩斯关于货币冲击债券市场的“凯思斯效应”，又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冲击商品市场的“皮古效应”；从而以一种更为一般的“实际余额效应”的方式表明，在凯恩斯收入支出理论和流动偏好分析的基础上，新古典货币数量说的传统结论仍然是能够成立的。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6

关键词 最优反应函数 动态效率 静态效率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 发展 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

1 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存在着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首先，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其次，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再次，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最后，软件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接近于零，所以可以认为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边际成本相等且不变。

2 不存在盗版厂商时的正版软件定价策略

如果我们实施极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市场上不存在盗版软件，此时正版厂商是市场上唯一的生产者，整个市场结构就是标准的完全垄断市场。相关的函数如下： 反需求函数：p1=a-bq1 需求函数则为：q1=a/b-p1/b 成本函数为：c1=f+cq1 利润函数为:：μ1=(a-p1)(p1-c)/b-f p1为正版软件的价格，q1为正版软件的需求量，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3 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3.1 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当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

3.2 软件 企业 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1=f+c 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 企业 的利润函数为：

其利润函数为：

4 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 经济 学 分析

4.1 伯特兰模型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省会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都有自己的统一价格。

4.2 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当盗版软件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MC=c时，从正版软件厂商的最优价格反应函数：

易于推出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为:

5 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比较一个正版厂商面对一个盗版厂商所采用的最优定价和它面对多个厂商时的最优定价：

而社会福利则除了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则与知识扩散有关，知识扩散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函数，所以动态效率是创新和保护的函数。如果我们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则没有人愿意投资进行创新。如果我们过于保护，比方说，将软件的版权无限期延长，那知识将无法扩散，技术无法进步，经济就很难增长。有学者用下下列图3表示社会福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社会福利(严格的讲是动态社会福利，即动态效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是线性相关的，在P*(此处P为保护水平，而非价格)处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P*都会造成动态效率的损失。

6 主要结论

所以认为为了社会福利的进步，就应该允许大肆盗版的看法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因为静态效率最大化要求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保护，这样人人都可以盗版，软件价格一定会降低到边际成本处。但动态效率则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P*不可能为零)，所以两者无法同时达到最大化。

尽管没有定量上的最优值，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软件的保护方面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比方说缩短软件保护的著作权年限，以提高静态效率和知识传播速度，同时在保护期内严厉打击盗版，保护企业的创新精神，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参考 文献

1 张曼.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 理论 与实践的启示[J]. 经济评论，2002(4)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7

【关键词】 静脉产业园； 循环经济价值链； 优度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2-0012-05

一、引言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气候问题，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的首选战略，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模式之一。而加快建设各城市和城市圈的静脉产业园更是保护城市环境、削减城市污染，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但纵观目前的城市清洁产业的发展现状，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低下的现状亟待解决。

静脉产业园是以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活垃圾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将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经过压缩、堆肥和燃烧等方式转化为新的资源和产品的产业集群，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园区主要以“废弃物―再生资源―产品”为运行路线，而这种资源的价值增值过程往往存在着最优路径，即通过园区企业之间的协作和分工，将再生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可实现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率和资源价值增值最大化的动态长链过程。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企业之间分工合作不理想和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使静脉产业园中存在着“不经济”“低效益”的价值链，从而影响整个园区的效益。因此，探索科学全面的静脉产业园价值链评价方法，找出园区内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低下的价值链以对其优化，是提高静脉产业园整体效益的关键。

价值链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最先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设计、生产、销售过程中进行的种种价值活动的集合体，这些价值活动共同构成了整个企业价值创造的“价值链”。据此，学术界也相继出现了从多种视角来构建产业循环经济价值链的思想，如王建明等（2009）基于价值网视角从宏观产业链和微观企业两个角度间接地评价了江苏地区企业循环经济价值链；赵春雨等（2009）通过分析工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价值构成要素及运行模式，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得到各价值要素对循环经济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程度。而对于静脉产业园的循环经济评价分析，日本学者的研究已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提出了采用物质流分析（MFA）方法和从物资生产率、再利用率、最终处置量三个方面建立指标来评价静脉产业园的绩效。而我国对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不多，主要以王军和岳思羽等（2009）学者通过分析日本北九州静脉产业园的物质流转情况，从园区经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控制和园区管理角度细分指标，提出建立静脉产业园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已被环保部于2006年9月采用，并制定了《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HJ/T 275.2006），成为规范静脉产业园的建设和运行的标准指南。但是目前对静脉产业园的循环经济评价很少从价值链的角度来准确测算评价内部不同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本文将从静脉产业园的价值增值角度来评价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即从“废弃物―再生资源―产品”这一价值流路线来建立评价考核要素。具体来说，应以各价值链的废弃物收集和处理效率、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比率和转化的成本利润金额以及废弃物转化中的二次污染量和环境损害水平等角度来横向比较园区各价值链的运行效率。

二、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要素

静脉产业园的生产链条延长过程一般包括废弃物回收、再资源化、最终处置和再生资源加工四个阶段。根据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原理，工业园区各价值链上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并不是由企业各种活动价值的简单加总而得，它还包括各企业价值运动的相互影响性。因此，在考虑影响工业园区价值链运行效率因素时，除了要考核四个环节内部的价值运动，还应将这些价值运动的相互联系所创造的价值考虑进来。具体来说，第一，废弃物的回收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将城市的废弃物以一定的组织进行有序的回收和分类，最大限度地回收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是本环节的重点，这是各废弃物再资源化的价值运动的开端。第二，废弃物再资源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一定的技术和投入新的原材料和能量，将分选后的废弃物进行资源重新加工以循环再利用的过程，这是静脉产业园各循环经济价值链价值增值出现明显悬殊的阶段。第三，废弃物最终处置阶段。这一阶段是将前两个阶段产生的最终废弃物在无害化处理后以最合理的方式处置的过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降低环境污染，是保证园区环境效益的阶段。第四，再生资源加工阶段。这一阶段是按照各再生资源的价值属性和市场信息，运用专业设备和技术，将其加工成不同类型产成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园区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阶段。因此，总结以上四个阶段各自的重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建立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评价要素：

第一，废弃物处理水平。静脉产业园的首要任务是消纳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产生的废弃物，因此其循环经济价值链的效益应首先体现在其处理园区废弃物上所做的贡献，它主要表现为各产业链处理的某种废弃物相对于整个园区回收和新产生的该种废弃物总量的比例。而园区某种废弃物的回收和产生量可以该园区的数据监测部门监测到的数据为准；园区各价值链的废弃物处理量则可根据链上各企业的相关数据加总求得。

第二，资源再利用水平。资源的再利用是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得以延伸的前提，因此应将资源再利用水平列入园区各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体系中来。从各价值链某种资源重复利用量占整个园区的利用水平来评价资源的再利用率。

第三，废弃物再利用收支水平。在静脉产业园的废弃物再利用过程中需要企业投入原材料、设备和人工成本等。如果再利用成本远远超过再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则企业再利用资源的动力就会变小，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则易出现断裂。当再利用成本远远小于再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园区内循环经济价值链则会不断延伸，直至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达到平衡。所以，废弃资源的再利用成本和收益的大小是直接关乎静脉产业园内循环经济价值链存续的关键。

第四，废弃物排放水平。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生态效益还有赖于园区内最终废弃物排放量和其带来的外部损害成本，而园区的最终废弃物排放率可由各企业的废弃物排放量的测度值获得，也可通过物质流分析方法测度出园区内各企业产生的废弃物总量的相关排放数据，并依据废弃物排放水平，利用专业环境成本系数值转化方法（如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开发的Life-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Endpoint Modeling，简称LIME法），从价值角度测算出排放的最终废弃物的外部损害成本大小，以找到园区内循环经济产业链上生态效益低下的环节。

三、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模型构建

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要素分为价值指标和物量指标，评价指标的单位并不统一，为了能客观地得到各价值链运行效率结果，本文采用可拓优度评价法的思想，结合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结构特性来建立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模型，得出选取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优和最差的循环经济价值链（刘潇，2006）。

（一）可拓优度评价方法原理

（二）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模型案例分析

表1中的指标C1～C12可描述为两类：

生态效益方面。第一类是资源再利用水平指标。C1：废弃物处理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所处理的某种废弃物数量与园区收集的该种废弃物数量的比重；C2：废气利用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收集和被重复利用的废气量与链上各企业生产过程中收集和新产生的废气总量的比率；C3：废水利用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收集和被重复利用的废水量与链上各企业生产过程中收集和新产生的废水总量的比率；C4：固体废弃物利用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收集和被重复利用的固体废弃物数量与链上各企业生产过程中收集和新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总量的比率。第二类是污染控制水平指标。C5：最终废气排放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向外排放的废气量与生产过程中最终废气总量的比率；C6：最终废水排放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向外排放的废水量与生产过程中最终废水总量的比率；C7：最终废渣排放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向外排放的废渣量与生产过程中最终废渣总量的比率；C8：最终废弃物的外部损害成本，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废弃物排放量所对应的外部损害成本大小。

经济效益方面。C9：循环经济价值链利润总额，表示一定时期内循环经济价值链所创造的利润总额；C10：表示一定时期内循环经济价值链所花费的成本支出总额；C11：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本期较上期利润增加额；C12：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本期较上期成本减少额。

结合表1的原始指标数据可进一步分析，生态效益方面，的废弃物处理率和废水利用率是最低的，而最终废气和废渣的排放率又是最高的，进而导致最终废弃物带来的外部损害成本也非常高；经济效益方面，其循环经济利润总额在偏低水平，并与前期比较无较大提升倾向。因此，首先，要提高其废弃物处理量，充分发挥其在园区的应有的作用。然后，应该改善设备以提高废弃物利用率，并严格监控其废气排放情况。最后，此价值链上的企业应借鉴价值链上企业的管理经验，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来提升利润增长空间。

另外，价值链的优度评价结果也偏低，其生态效益指标中最终废渣排放率和外部环境损失成本都很高，而且其利润额小于成本额，从而出现了“循环不经济”的困局，必须不断降低循环经济运行成本，优化价值链产能排放方式，提升其运行效率。

四、结论

静脉产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建设静脉产业园既是有效治理城市污染和环境管理的有效实现形式，也是将废弃物转化为各种有用资源、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我国静脉产业园的建设尚在初步阶段，从园区不同产业和企业角度来评价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生态和经济效益是找到园区薄弱环节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实践中，静脉产业园的运行效率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园区的集约化程度不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差和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结合实际，继续保障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准确评价。对于持续高耗能、高污染、不经济的产业链应及时改组以优化升级，链上效益极差的企业则应及时予以取缔；而对于已充分实现了生态效益但经济效益相对落后的产业链，政府则应加大补助力度，从而从各产业链逐个提升运行效率来提高静脉产业园的总运行效率，以努力构建一个环保、高效的静脉产业园。

【参考文献】

[1] Porter， M. Competitive advantage [M]. New York： Free Press，1985.

[2] 王建明，陈红喜，余健.循环经济产业价值链测度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 （10）：118-121.

[3] 赵春雨.循环经济价值链的价值要素模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 （15）：111-116.

[4] City of Kitakyushu. Kitakyushu international center，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Kitakyushu offic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Z]. Kitakyushu City：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Measures in Kitakyushu City，2004：42-50.

[5] 岳思羽，王军，乔琦.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方法分析[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7）：60-63.

[6] 周莹.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的综合评价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7] 郝珍珍.基于价值链理论的静脉产业园竞争力研究：以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为例[D].天津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8

关键词：利益基本矛盾；生态制度；法统计学；地方区域投融资；研究方法创新

一、 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采用“四分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同时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因此，刘文华老师认为，在人类物质生活领域，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存在并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但是，集体利益包含社会整体利益，但当两个个人组成的集体时，该集体就不能称之为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一个地方政府的部门与地方政府、该政府部门与部门官员个人，都存在却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因此，从法律制度研究的视角来看，笔者结合社会学、法社会学及法益理论等基础理论，①采用“两分法”，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归纳为“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但是，如何发现、探索利益博弈基本矛盾的客观规律，如何研究、分析并运用生态制度，传统计的“行而上”法哲学、强调“效率”而难顾“公平”的法经济学等研究方法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统计学是从现象中归纳、探索并检验规律的学科。因此，构建以法律及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统计学研究方法是生态制度研究方法的创新。

二、 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源及生态制度内涵法统计学分析

法统计学是综合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广义的制度和法律为研究对象，探索和发现“生态、正义”的“应然之法”即应该是这样的法律制度，矫正与“应然之法”相背离的“实然之法”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法律制度，实现现实生活中法律制度的生态化即符合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运用法统计分析方法对人类社会实践及其发展历史的分析归纳为，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立统一；其不但是存在于人类物质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而且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永恒的基本矛盾。正是这对矛盾的运动导致了社会非正规制度及国家和法律制度等正规制度的产生。

1. 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及制度的根源。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是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支配、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的源泉。

首先，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不但存在于人类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存在于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其中，物质生活是基础，精神生活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包括对外在的自然界和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人类在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即通过劳动获得或潜在获得物质财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的能力的差异，合作所获得的财富大于个人，但是，合作的前提是按贡献公平分配。于是，合作就形成集体利益，而公平分配及合作的分歧就形成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当社会进化到氏族部落或国家产生后，这对矛盾就转化为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因为，天赋人类的基础即生存权，由于人人都有生存权，这就要求实现自己的生存权不能损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存权。但在远古时代，是从吃人的社会，人本身就是一种能给别人生存的食物。人类为了不至于因互相冲突、战争、杀戮而导致人作为一个种群而灭亡，于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就开成了控制人类内在本性的关系即安全的制度保障，如一些动物或古代的部落形成了互不侵犯的领地，如果一旦侵犯就以战争或相似的杀戮来制止这种行为。因此，从生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身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安全，也要求建立控制别人或自己的内在的本性的各种制度，故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不但存在于物质生活领域而且也存在于精神生活领域。

其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包含于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并且后者一样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始终并且永恒的支配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矛盾。当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有机统一、协调发展时，就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否则，就阻碍社会的发展。其一，人作一个群体性动物，当面临着动物的攻击、自然灾害或其他种群的攻击等集体利益危机时，如果不维护整体利益，就可能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种群灭亡。其二，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而忽视了个体利益即个人私利的激励，导致因生产力低下而创造的物质财富缺乏，从而最终损害了个体利益，阻碍了人类文明发展。相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过分强调个体利益，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了社会集体财富的缩水，也同样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其三，在现代社会，社会整体利益不仅是作抽象社会人的整体利益，而且由于社会是一个包括一切生物的有机整体其整体利益也包括生态平衡利益。在地球生物圈上人与其他生物是共生的，如果过分强调人的利益，特别是强调个别人的个体利益，而损害生态环境，导致特定的物种灭绝，最终将会因生物链断裂而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因此，“应然之法”即“应该是这样法律”是体现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矛盾运动规律的相对静止的外在表现，是生态制度的本质属性。

2. 生态制度的本质是近似的“应然之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在特定时间和范围内是相对均衡、静止的，但矛盾运动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这就要求有体现其博弈均衡相适应的制度；当两者不协调时，就会自发调整而达到新的均衡，这要求制度变迁以形成新的与其利益博弈新均衡相适应的制度。因而作为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度也应当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当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处于相对静止、均衡发展阶段，其制度是稳定的。当矛盾打破旧的均衡而建立新的均衡时，就要求制度变迁，构建新的利益博弈规则即新的制度。因此，“应然之法”是理想的、自动的体现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矛盾运动规律的制度。

然而，制度是人制定的“现实之法”，是提供人们交往的基本的结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通过这个基本结构来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因而，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是包括个人之间的各种群体利益博弈的产物，也是解决冲突的博弈均衡解。均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点，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双方或各方都能接受最现实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之法”必须凭借人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并认识客观规律即“应然之法”，并通过制度的变迁使“实在之法”符合“应然之法”而形成“生态实在之法”即生态制度。所以，生态制度是近似的“应然之法”。同时，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矛盾中的集体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集体利益，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社会关系的集体利益。其矛盾也就存在两类子矛盾，即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和涉及人之间的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相应地，体现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衡发展的生态制度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自然生态制度；二是体现人与人之间协调、均衡发展的制度的生态制度。

三、 生态制度研究方法的法统计学方法运用

集体与个体利益的矛盾统一体是相对的，是有其范围的系统，如地方区域经济相对全国经济体系而言是个体，而相对地方区域内部的经济个体而言，又是集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作为特定系统内部的近似的“应然之法”的生态制度研究，必须要以探索、认识、分析并检验规律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的生态规律，实现法统计学的生态制度研究方法创新。

1. 生态制度的法统计学内涵。制度又分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其中，非正规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发造成的调整人们行为的准则或规则，而正规制度则是原始部落或国家以维护其集体利益或集体中占主导地位小集团的利益并以集体或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作为正规制度的法律制度，是由代表集体利益的机构国家制定的并用强制力维护的正规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包括个人和社会在内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因为，如果人类文明要得以维持和发展、社会要避免无序和解体，法律就要为利益提供支持。因此，法律制度应当是与反应并体现“应然之法”的生态制度，是“引导、规范和强制”其他制度的制度，其目的是“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秩序”。但是，客观规律是隐藏于客观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的属性。特别如生态的地方投融资制度，是典型的集体利益与个体均衡制度。传统的法经济学以效率为主难于计量公平；②法哲学强调的是“行而上”的“公平、正义”的分析，结构法学、历史分析法学等方法，都但很难度量和具体操作。因此，以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的法律及其制度统计分析即法统计学分析方法，就是探索、发现、分析并检验制度是否生态的方法，是生态制度研究方法的创新。

生态制度是符合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衡发展的制度，而集体与个体利益对矛盾分类两类系统，一类是集体统一体为两个体组成，另一类是多数个体组成的集体统一体。生态制度法统计学的内涵条件为：合作创造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体创造的利益并且利益的分配是公平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第一类生态制度用公式表示为：（1）■（a+b）？叟a或b；（2）■（a+b）∈a或b；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存在，才是生态制度。第二类生态制度的公示衍化为：（1）■？撞ni=1（ai+b）？叟ai或b；（2）■？撞ni=1（ai+b）∈ai或b。

2. 生态地方投融资制度中法统计学运用。地方投融资本质是地方人民运用地方财政资金“矫正天然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理论”，“地方特定区域的人民”运用天赋的“政权”授权“地方政府”运用“治权”为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引导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是实现兼顾私人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整体或区域集体利益最大化。地方投融资法律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地方区域经济及其规划的生态问题、地方区域财税制度及投融资法律制度的生态问题以及地方投融资效果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的生态化分析及效果的检测，都需要从大量的数据中运用历史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大数定理分析、满意度调查分析法、相关度分析法等既能分析公平的秩序又能分析效率的统计学专业方法，从地方投融资及其相关的现象中抽样、收集客观数据，并对一些定性的东西进行量化，运用客观“数据说话”来探索、挖掘生态规律，矫正制度的“非生态化”。因此，地方投融资制度的生态化研究是法统计学方法运用的典型的案例。

首先，在地方区域集体经济体系及规划的生态化检测的法统计学运用中，其一、运用客观的历史经济数据采用如回归法、概率法、协方差分析等专业的统计分析方法分析、预测或预警经济结构的变化及趋势，制度或修正区域经济政策、规划，以实现市场自然失灵风险的“软着路”。其二，从规划制度来看，可运用回归分析、大数据分析，从自然生态和制度生态两个方面，制定生态规划。同时，既要防止规划超前，而造成浪费；又要防止滞后而导致“瓶颈效应”。

其次，地方投融资是一种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地方区域“经济杠杆”，其投资资金及融资成本的分析最终来源于地方区域人民的税收来分摊。在地方财税制度及投融资制度的法统计学运用中，其一，投资及融资额度都需要对历史的财税状态、经济结构和融资区域影响进行法统计分析，制定生态的投融资预、决算及运营制度。其二，运用"数据说话"的统计分析、归纳方法，制定生态的投融资实施制度，矫正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代表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的非生态制度。例如，从表1全国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可知，非生态的地方投融资政策、制度是地方债务、地方经济危机的潜在因素之一。

最后，在地方投融资效果及责任制度的法统计学运用中，因为生态制度包括自然生态和制度生态，所以地方区域投融资效果分析，既要分析自然生态效果，又要分析社会、经济效果，并作为调整规划和财税制度的依据。在责任制度的构建中，一是在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资一般整体经济责任制度，即a6法律，SW=∑PW+∑（地方政府投融资）+a法律；其中a为系数，SW是指社会生态财富，PW是指地方区域内个体财富。当a=0，市场为自由竞争市场，SW=∑PW+∑（地方政府投融资）；二是在明晰内部各部门或机构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管理中的岗位责任制度，即SW=∑PW+∑（地方政府投融资）+a[（损失补偿性矫正法+惩罚性矫正法）]；三是在上述科学的考核和监管机制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运用“大数定理”建立具有一定存款功能的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保险制度作为生态责任制度的补充。

注释：

①“在德国刑法学笼罩在黑格尔的观念论之下时，维也纳的耶林等的研究却为法益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由宾丁与李斯特提升为刑法体系的基本概念，至此，法益概念获得德国刑法学的中的核心地位。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利已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起个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张文显：《20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法益是指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5页-167页。

②“与市场一样，法律用等同于机会成本的代价来引导人们促进效率最大化”，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1月第2版，第763页。

参考文献：

1. 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美）罗斯科・庞德著，廖德宇译.法理学.第三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 （美）约翰・康芒斯，赵睿译.制度经济学（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4. 周明勇，易丹辉，肖宏伟.“论民间借贷制度演化”.现代管理科学，2013，（9）.

5. （美）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统计测度、国际比较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2013LD03）；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环保投资核算体系优化与绩效评价体系建立研究”（项目号：20090911）。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9

关键词：交通运输；区域经济；协调性评价；陕西

1.引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它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系统是区域社会基础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各项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区域投资环境的主要构成主体[1]。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强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增加了对交通的需求，因此，经济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是相互影响的，应该相互匹配，协调发展。

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交通运输发展适度超前或与经济发展同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若交通运输滞后于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从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如果交通运输过度超前于经济发展，则会占用大量的建设资金，影响其它行业的投资，同样也会使经济发展面临困难。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研究两系统如何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而要达到区域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发展，就要找寻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与实现手段。

目前，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汪传旭对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做了较多的研究，建立了部分量化分析的模型。他将灰色系统协调模型用于判断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计算协调发展系数，将交通运输系统变量作为系统作用变量，经济系统变量作为系统的行为变量，用gm（1，2）进行拟合，计算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的出协调度[3]。运用了大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套反映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协调发展指数，并建立了定量分析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定量评价计算方法[4][5]。王孝坤也研究了综合运输复合系统协调发展[7]。但现有的评价模型计算出来的协调度只是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的状态协调度，并没有体现经济是否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所以是片面的；建立协调发展指数模型时，首先需要专家确定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这样计算出来的协调发展指数主观性较强。

为了较为客观地评价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性，本研究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再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度及交通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度，最后得出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静态、动态协调发展度。这种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评价过程中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同时又能清晰地反映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程度。

2.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的含义

2.1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

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同是社会经济大系统中具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子系统。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经济发展水平又决定着交通运输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指：交通运输与经济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

2.2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发展的协调度

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称为交通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关系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2.3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管理

当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度偏离某一范围时，就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当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使得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协调发展。这种调节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失调状态，并使得经济与交通运输之间的摩阻减少，使经济与交通运输相互适应的过程称为协调发展管理。

3.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1指标体系的建立

3.1.1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特征，真实地反映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状况。

典型性原则。尽可能的选择反映系统特殊性、综合性的关键性指标。

简明性原则。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和浓缩性，尽量通过数个主要的指标，勾勒和刻画评价对象的状态特征。同时，各指标之间必须建立有机的联系，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可操作性原则。从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的角度，应选择通过现有的标准数据库能够较容易获得的数据指标。

3.1.2指标体系

遵循上述原则，本研究建立的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将区域的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复合系统分为经济子系统和交通运输子系统，分别用两级指标来表征。其中经济子系统分为经济规模指标(反映经济总体发展)，经济结构指标（反映经济系统构成），经济效益性指标（反映经济效益）三个特征面，用9个具体指标表示；交通运输子系统分为交通运输规模指标（反映交通运输发展），交通运输结构指标（反映交通运输构成），交通运输发展性（交通运输投资）指标三个方面，由16个指标表示。4.评价方法与步骤

4.1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4.1.1首先对指标数据（i=1,2,…,p;j=1,2…n）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标准化数据。

4.1.2采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对指标数据（i=1,2…p；j=1,2…n）进行计算。根据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向量及最初的标准化数据，可以得出相关系数矩阵r的主分量。如果主分量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即可利用前个主分量来计算交通运输、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由前个主分量及其对应的方差贡献率p可以得到经济、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为：（ⅰ）

4.2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指数计算

4.2.1回归分析

以x、y分别代表交通运输系统、经济系统，并把y作为因变量，x作为自变量，作回归拟和分析，可以得到交通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y’；

以x、y分别代表交通运输系统、经济系统，并把x作为因变量，y作为自变量，作回归拟和分析，可以得到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x’；

4.2.2协调性计算

（1）静态协调性的计算

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交通运输、经济系统综合发展协调性指数；为交通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度；为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的适应度。

式中，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为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

同理可以得到：

其中，为系统在各个时刻的静态协调度。

设t2＞t1（任意两不同时刻），若,则表明系统一直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

5.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省1994~200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

5.1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对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值，结果如表2、表3及图1所示。

5.3结果分析

5.3.1综合发展指数及与发展实际的对照

本研究对经济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进行定量评价的结果与陕西省经济和交通建设的实际比较相近。从图1可以清楚看出，经济系统整体的综合水平呈平稳逐渐增长趋势，交通运输系统整体的综合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是具有波动性。1994~2003年这10年间，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8年，两个系统综合水平值都为负值，原因是在这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缓慢，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许多突出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第二阶段为1999~2003年，经济系统综合水平值为正，从1999年国家主席在西安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之后，陕西省经济综合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1999年对交通运输系统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却比1998年明显减少了，从而使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系统的发展；2000年随着西安—安康铁路建成、陇海线西安—宝鸡段提速工程全面完成、宝鸡—中卫铁路正式运营、宝鸡至牛背梁等一级公路，及秦岭隧道、府谷黄河大桥等一大批大型、特大型公路桥梁隧道的建成，使得陕西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使得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又开始同步；2002年，陕西省对交通运输系统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比2001年明显减少了，因而使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系统的发展。

5.3.2静态协调度分析

从图2看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静态协调发展处于波动状态，尤其明显的是1999年和2002年出现了协调发展指数的低谷，这与图1中反映的情况一致。其原因也是由于1999年和2002年用于交通运输系统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比前一年明显减少了，影响了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而同时经济的发展却是保持稳定的增长状态，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大，因此交通运输系统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降低；

5.3.3动态协调度分析

从图3看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动态协调发展指数表达的是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前一个时间段的平均发展状况，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与静态协调发展指数比较，明显具有平滑的特点。平均的动态发展状况较各年度考察的静态发展状况具有滞后性。在静态发展协调度评价中，协调指数的最低值出现在1999年，而动态协调指数的最低值出现在2002年。总体看来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动态协调发展一直在缓慢下降，反映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进一步增大，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进行协调发展管理。

6.结论与建议

6.1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有效的避免了多目标模糊综合评价中的主观性影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

6.2本研究评价模型计算的结果与陕西省的发展基本相近，能较好地解释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发展的实际；

6.3考察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对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从发展趋势上看，陕西省1998年以后的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高于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静态和动态发展协调度分别呈现波动下降和缓慢下降的趋势，说明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大，实现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主要矛盾是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因此，政府有必要实施对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管理，以促进两系统的协调发展，从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工具、交通运输管理与信息技术、政策支持等方面大力加强交通运输系统建设。

6.4本文研究的只是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从总体上呈现的协调态势，只能说明了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不能解决交通运输方式与经济结构协调性评价问题。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需要运用其它定量方法进一步研究交通运输方式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文久.区域经济规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sunjiuwen.regionaleconomicplanning.[m]beijing.[m]commercialpress.2004]

[2]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十一五”交通事业又快又好发展——李盛霖部长在2006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politics/2006-01/16/content_4059312_1.htm.2006-1-16.]

[3]汪传旭.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模型及其应用[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1998.04.[wangchuanxu.analysisofmodelsandapplicationof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ransportationandeconomy.[j]journalof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1999.03.]

[4]汪传旭.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9.03.[wangchuanxu.the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coordinatedevelopmentoftransportationandeconomygrowth.[j]journalof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1999.03.]

[5]汪传旭.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效果的综合评价及其灵敏度分析[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2000.01.[wangchuanxu.thecoordinativeeffectoftransportationandeconomy:itscomprehensiveevaluationandsensitivityanalysis.[j]journalof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2001.01.]

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篇10

[关键词] 网络成本 产业集群 集群创新 动态竞争

一、网络成本理论的研究

贝路斯与阿堪基里（belussi，arcangeli，1998）认为，日渐增多的网络应用将意味着企业需要大量额外资源用于规划和管理网络，包括合作投资于新知识的创造和吸收，以及通过创新获取、调整和应用从外部引进的新知识等。潘迭等（panditetal，2001）认为，网络成本是由产出市场的拥挤和竞争与投入要素市场（包括房地产，劳动力）的拥挤和竞争引起的。贝路斯与阿堪基里（belussi，arcangeli，1998）则认为，网络成本是不完备契约、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偷懒（demsetz，1988）引起的，具体包括：新网络的成本和解散成本（沉没成本损失）；参与网络的成本和网络成熟是的维持和巩固成本。

二、产业集群演变过程中网络成本分析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集群内成员企业之间通过协作，以及专业分工而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会在要素禀赋集中的特定地理区位，使在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人工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方面获得的成本优势，并随着企业数目的增长而进一步强化。从根本上分析，这种优势是一种静态竞争优势，它促使企业聚集，是一种向心力。此时网络成本很小，集群收益远大于网络成本。随着集群的发展，集群逐渐进入到成长、成熟阶段，集群规模不断的扩张，企业数量大量增加，此时集群网络联系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用于经营网络的成本逐渐增大，集群聚集性此时具有离心力作用。在这阶段中，集群收益虽然逐渐增大，不过网络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快，逐渐逼近集群收益；当网络成本等于集群收益时，集群打到了平衡，此时的集群达到了最佳规模。

在集群的形成阶段，集群收益大于网络成本，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集群表现为集聚；在进入成长、成熟阶段后，随着网络节点的增多，网络成本上升逼近集群收益，离心力就大于向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集群网络成本高于集群收益，集群内部企业与外部企业相比不再具有成本优势，集群成员企业或选择转入其他产业，或会转移到更有聚集经济优势的其他地区，集群逐步走向衰退期，网络成本的迅速增加容易引发集群内部企业的恶性竞争，甚至导致集群的迅速崩溃，最终集群所在区域会陷入长期没落，成为“问题区域”。以上分析，如图1所示。因此，为了保持集群生机和活力，必须设法延长集群的成熟期或者进行及时集群的蜕变，阻止其过早进入衰退期。

三、基于网络成本的产业集群静态和动态竞争优势分析

由以上有关产业集群演变过程的分析可知，集群会由于网络成本的上升而丧失集群的集聚经济所带来的优势，所以应该要构建好集群内部组织活动的相互作用机制，使之能更好增强集群创新能力，制定控制组织间关系的规则来维持作用机制的运行，进行集群网络节点之间的学习和创新的进行。通过提升集群的集聚收益和降低网络成本的措施，产业集群达到静态竞争优势和动态竞争优势两种情况，保持集群发展的可持续性。

1.产业集群静态竞争优势分析

通过集群创新，提高集群的集聚收益，来保持集群静态网络的集聚经济优势。通过集群内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的创新，提高集群成员专业化水平，通过成员的分工协作降低生产成本。在其他条件固定不变的情况下,集聚经济收益的增长将使集群收益曲线向左上移动,从而导致均衡点右移,达到延长集群生命周期的目的，如图2所示。但这种措施的运用只是静态的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没有对集群内各环节运用创新来降低网络成本，其优势是有限的，随着网络成本的上升集聚优势会被抵消，并且这种静态的集聚经济优势只需具备一定的要素条件便可形成,没有不易被模仿的创新，很容易被其他区域的竞争对手模仿。

图2 产业集群静态竞争优势提升图

2.产业集群动态竞争优势分析

通过集群的各环节进行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来控制集群网络成本的上升,减低网络成本，实现集群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网络成本的降低，使集群的网络成本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使均衡点右移，延长了集群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实现了集群的可持续性，如图3所示。根据潘德特(pandit,2001)的观点,网络成本是由产出市场的拥挤和竞争与投入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的拥挤和竞争造成的。集群的过度拥挤和竞争所造成的网络成本上升,是目前我国一些产业集群过早步入衰退期的主要原因。

图3 产业集群动态竞争优势提升图

四、基于网络成本的集群可持续发展分析与小结

集群要避免内部企业的过度竞争,以及产品的雷同,必须通过提高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来改进集群企业的歧异化能力,从降低产出市场的过度拥挤和竞争的角度着手来控制网络成本的上升。同时对网络中的信息扭曲进行强加行为规制，激励集群企业的合作创新倾向以共同培育集群动态能力。集群学习能力和内部知识的根植性,难以为其他区域复制,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它是产业集群发展可持续性的内源力。

进行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企业获得和分享创新资源、达成的共识和默契，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增强集体学习机制,扶持企业衍生,赋予企业集群创新活力,最终形成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成为企业集群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既要提升集群的集聚收益，加强政府部门的的关注，又要减低网络成本，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的关系，这两个措施相互实施更能有效的保持集群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belussi fiorenza ，arcangeli fabio.a typology of networks：flexible and evolutionary firms.research policy，(1998)（27）：415-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