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福利的概念十篇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1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2

关键词：效用；体验效用；过程效用；个人幸福；公众幸福

作者简介：王艺(1984-)，女，湖北襄樊人，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科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哲学、幸福经济学、幸福学等研究；陈湘舸(1948-)，男，湖南新宁人，浙江大学企业文化与制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08-04　收稿日期：2009-12-20

一、回到边沁：复归效用的幸福内涵

“效用(utility)”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概念之一。在早期的效用理论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杰里米・边沁关于功利(utility)和功利原理(principle of utili-ty)的论述。在他的传世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边沁写道：“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者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如果利益有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就是这个人的幸福。”而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边沁，2006)。可见，边沁的效用概念是以幸福为基本内涵而建立起来的，它关注人的苦乐，包含着对幸福的追求与对不幸的防止和缓解。这种效用定义在经济学著作中一直被沿用至19世纪末。然而自马歇尔开始，效用便逐渐丧失了它的幸福内涵，被简化和庸俗化为以金钱来衡量的欲望满足程度，随后又经历了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的演化，在更间接的意义上被解读为偏好与选择。

“效用”概念的演化过程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经济学更接近于它使自身成为一门如物理学一样客观精确的自然科学的理想，但却逐渐偏离了它的本质和初衷。因为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费尔巴哈，1984)。追求幸福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而经济活动又是人类活动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其初衷和根本任务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保持和增进人类幸福。然而，主流经济学却以幸福不可观测为由，用财富等更加直观可测的中间变量取代幸福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从而一步步把幸福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这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它的幸福本质，从原本的经世济民、富国裕民之学蜕变成为一种以单纯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的“财富经济学”。由于财富只是影响幸福的因素之一，是获取幸福的手段之一，它不仅并不等同于幸福，而且对幸福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有限。所以，尽管这种财富经济学曾经为人类幸福感的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在物质丰裕的现时代，它在增进人类幸福方面的作用却是越来越有限了，在很多情况下，其负面作用甚至大于正面作用。

为了改变经济学的“不幸福”现状，使其真正担负起指导人们追求幸福经济生活的使命，必须在经济学领域内进行一场全面的、彻底的“幸福革命”。为此，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努力，他们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向现代主流经济学发起挑战。“效用”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个对于恢复经济学幸福本质而言极为关键的概念，自然是重点革命对象之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开创性地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效用：一种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决策效用”(deClslon utility)，一种是边沁意义上的“经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卡内曼指出，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经验效用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经验效用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合理化”排斥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主观幸福体验是不能被观测的，二是选择已经包含了效用中蕴含的所有必要信息。卡内曼在随后的分析中证明，这两个理由都是不成立的，经验效用不仅是可测量的，亦是在体验上与决策效用完全不同的。而且经验效用相比决策效用能够反映出更加真实、丰富的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回到边沁”，恢复效用的幸福内涵，使主观幸福感重新进人经济学的视野(Kahneman et a1，1997)。除卡内曼之外，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抱有相同的看法，如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Yew-Kwang Ng)、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等(陈惠雄，2005；王冰，2008)，因此卡内曼“回到边沁”的呼吁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响应。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布伦诺・S・弗雷(Bruno S Frey)对此评价说：“最近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经济学界内出现的一个新运动认为，效用应该从幸福的角度被赋予内容，而且这个内容能够也应该得到衡量”(弗雷等，2006)。

二、超越边沁：关注效用的过程之维

然而，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功利主义确实提供了很多洞见，比如它对后果的敏感性，以及认为对各种社会安排的评价需要关切所涉及到的人们的福利等等，然而功利主义的效用观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其最主要的两处缺陷就是：(1)它只关心效用总量的最大化，而不关心“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罗尔斯，1988)，换句话说，在纯粹的功利主义者那里，“只有总量是重要的――不管分配是如何不平等”(森，2002)；(2)它忽略了许多重要的“非效用因素”，即那些自身有其重要的内在价值，却并不必然引致幸福结果的因素，如权利、自由等。功利主义的这两大缺陷实际上源自它的同一特质，那就是它的结果导向性，或者说，它的“目的论”性质。正是因为功利主义仅仅注重幸福的结

果而忽略通向结果的必经过程，才导致了对分配公平的漠视和对“非效用因素”的忽略。因此，继卡内曼提出“回到边沁”的口号之后，弗雷等人又针对功利主义效用概念的结果导向缺陷提出应当“超越边沁”，给予过程效用(procedural u，tility)应有的关注。(Frey et aI，2001)

弗雷等人指出，现代经济学通常把结果看作效用的唯一来源和唯一决定因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行为的结果，而且也看重引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比如，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就经常考虑到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环保标准、是否遵守劳工条例等等。而且，人们对过程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对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而是因为过程本身内含着很多重要的价值因素。比如，很多时候人们会仅仅因为自己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表现真诚或者受到他人真诚友好的对待而感到满意，还可能因为身处的制度环境的自由、民主、公正而感到幸福，与结果如何并无重大关联。所以说，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效用之源。

从过程中获得的效用，即过程效用，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现代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

1、过程效用强调效用的幸福内涵，它从更宽广的角度把效用理解为快乐与痛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等。这就回归了早期经济学的观点，即认为效用包含了所有为人们所珍视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过程效用理解为基于过程本身内含的价值因素的实现而产生的幸福感，即过程幸福。

2、过程效用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效用的决定因素。它超越了经济学仅仅以工具性产出来评价某种物品或行为、制度的效用的传统思路，把过程中蕴含的一些重要的非工具性价值，即无论其对结果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实现本身就能够直接给主体带来幸福感的价值，看作是效用的决定因素。这就使得那些虽然自身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必然引致幸福结果的价值，如公平、自由、权利等，不再因为被看作是“非效用因素”而受到忽略。

3、过程效用关注人们的基本心理需要。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其中有三种内在需要被认为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autonomy，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不同的过程，即由人们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环境、制度、体制等决定的具体行动过程，能够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满足这些内在需要。过程效用即由此产生。

可见，过程效用的提出是对现代效用概念在“返本”基础上的一次“开新”，它既坚持了早期效用的幸福内涵，又为效用增添了一个过程维度，使我们能够突破传统效用概念的结果导向局限，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效用。

弗雷等人在考察了消费、工作、政治参与、税收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主要活动之后，总结出了过程效用的三大来源：制度(institutions)、社会交往(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以及自动自发的活动(when people unde~ake an activity for itsown sake)。民主、公平和自由是有利于创造过程效用的制度环境的基本特征。赋予民众以参与权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核心要素。参与权赋予人们归属感、认同感和自决感(a no，tion of inclusion，ident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使人们感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自由主要包括选择自由、表达自由和决策自由等形式，它能够满足人们自治、控制和自决(autonomy，control and self-determina，tion)的基本心理需要。公平是迄今为止被研究得最多的制度特征，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不仅关注结果公平和分配公平，也关注过程公平，尤其是当与权威(比如官方和上级)打交道，而且结果难以改变的时候，人们对过程公平的关注度非常高。如果过程被认为是公平的，比如在决策前预先通知员工、给予其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讨论的机会等，人们就会更加乐意接受官方的决策结果。

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也是影响过程效用的重要因素，人们希望在社会交往中收获尊重、平等、诚信等过程价值，同时他们也会根据自己受到的不同待遇作出不同的应对。比如，当税官对纳税人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时，他们的纳税意愿就更高一些；反之，如果仅仅把纳税人看作是必须履行纳税义务的下属，他们就以试图逃税来应对之(Feld et al，2002)。

还有很多时候，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并不抱有某种功利性的目的，而是仅仅出于对活动本身的热爱而渴望享受活动的过程。所谓“在钓而不在于鱼”，正是大多数人投身自己所爱好的活动时的心态。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奇克岑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在一项关于创造性(creativity)的研究(1990-1995)中发现，当人们全神贯注于一项目标明确、能得到即时回馈、挑战与能力相当，更重要的是自己喜爱的活动时，常常能够产生一种“心流”(flow)体验，这种体验本身是他们投身于该活动的动力，与结果无关(契克森米哈赖，2009)。

在过程效用的三大来源中，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二者。一方面，制度能够引导人们选择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他人；另一方面，制度环境还影响活动的内在价值。比如，如果制度环境赋予人们更多的自治权，人们会更加喜爱工作。

三、源于过程效用的幸福启示

过程效用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关注过程效用有助于个人幸福的增进

过程效用作为一种与结果效用截然不同的、独立的效用类型，其存在提醒人们，幸福并不只有从既成结果中才能获得，过程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幸福之源。结合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来看，过程对于个人而言甚至是一个比结果更为重要的幸福之源。因为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结果幸福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获得的，要收获结果幸福也相对比较困难，而过程幸福却是哪怕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都能够获得的。而且在过程中能够体验到的幸福感比从结果中收获的幸福感要更为丰富多彩!结果幸福所包含的几乎无一例外是成功与收获的喜悦，也许再加上些许苦尽甘来的感慨，而人们所能够创造的过程的美好与精彩则有多种表现形式，人们可以从一次真诚的交往活动中体会到友爱的温暖，可以在一次忙中偷闲的小憩中享受宁静的幸福，可以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身心的愉悦，也可以因全神贯注于自己喜爱的活动而获得“心流”体验。所以，关注过程幸福，努力于“为”中求好，而把结果幸福作为水到渠成的额外收获，有助于个人人生幸福的增进。于“为”中求好，要求个人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1、主动营造“心流”体验。契克森米哈赖把心流产生的条件总结为：目标明确、行动能够得到及时反馈、挑战与技巧

的平衡、行动与意识相融合、摒除杂念避免打扰、忘记时空与自我、行动本身具有自成目的性(autotelie)。那么，要创造心流体验，首先必须设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明确的目标，并且采用合理的方法及时得到反馈；其次要发展活动相关的能力和技巧，并使之在活动中不断得到提高和强化；再次必须排除干扰，全神贯注于活动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享受活动本身的快乐，关注过程幸福，不要患得患失，对成败过于计较。

2、发展健康的兴趣爱好。健康的兴趣爱好不仅有利于产生心流体验，还有助于人们发现生活的美好，最大可能地享受过程幸福。因为过程幸福能够在不同情况下产生，并且有着多种表现形式，每一种兴趣爱好都可能带来不一样的幸福体验。有些兴趣爱好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复杂的技能，比如围棋、滑板运动等，在这类活动中比较容易产生心流体验；也有一些兴趣爱好不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只需要人们放松身心去感受和体验，比如欣赏音乐、游览名山大川等等。所以说，尽可能发展一种或多种健康的兴趣爱好，能使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3、积极应对外部情境，调整内部心境。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每天都要应对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问题，因而常常身不由己地陷人某种压力情境，烦恼、不安、忧愁、焦虑随之而来。这时如果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学会自我调整，则能使情况大为改观，甚至把原本的压力情境转化为心流体验。

(二)关注过程效用有助于公众幸福的增进

过程效用的研究能够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3

效益审计，又称绩效审计，从20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发达国家国家审计的主要任务。在我国，1983年新中国国家审计制度恢复建立后，曾经在该领域开展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主要局限于企业的效益审计。《审计署2009年至2009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首次要求全面开展效益审计，并提出到2009年，国家审计资源中用于效益审计的部分要超过50％。效益审计的全面展开，各级审计机关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审计目标，如何确定审计项目和项目的具体审计目标。本文拟从审计基本理论出发，通过对效益审计概念、需求和假设的分析，提出审计目标确定时应遵循的理念和原则。 一、效益审计的概念界定 效益审计概念是中国特有制度背景下的产物，最初提出的概念是“经济效益审计”，指的是经济效益实现途经开发利用和实现程度的审计。针对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只重速度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上提出“把全党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效益审计概念反映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定审计目标与任务这一基本指导思想。 什么是经济效益？简单地讲，就是指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投入越少产出越多效益越高。 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效益好坏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盈利为评价依据，由此产生了经济效益概念外延的扩大，提出了审计评价中应该坚持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相结合、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与此相适应，经济效益审计逐渐被效益审计概念所取代。这些原则的提出似乎可以使得审计评价非常全面科学，但实践中，却将效益审计复杂化，而效益审计目标更加模糊。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效益”的概念作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从微观上讲，效益应该解释为资源的节约，这种节约可以表现在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同样的投入（经济），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多的产出（效率），或以同样的产出满足更多的需求（效果），在国外称之为3E审计。从宏观上讲，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中，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以及政府行为（包括公共资源的取得、分配和使用）都发挥着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依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本身也有效率和效益问题。政府的效益审计，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学概念的效益，即在社会资源一定（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如果一项制度安排，在使一些人福利增加的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但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这项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益的。因此，政府效益审计的基本目标/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客观、专业的审计信息，一方面对政府在使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和效率性方面发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审计信息促进制度、政策的改善，促进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促进各方利益的积极协调与平衡，在增加社会财富和国家实力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这正是审计的价值所在。 严格地讲，效益与效率在中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效益审计概念更多地体现着结果导向的审计思路，即审计更多地关注产出。而效率更多地关注过程和程序，体现的是过程导向。前面对效益的解释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依据，但是一般审计结果使用者和被审计单位甚至审计人员很容易从狭义上理解效益审计。这对效益审计开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在国际上更通行的概念是绩效审计。在英文的解释中，绩效的概念可以指结果，也可以指行为、事项、过程、程序、能力等方面。这样就使得审计的着眼点多样化，既可以是结果导向，也可以是过程导向，还可以是混合导向。绩效审计概念中，没有限定审计的目标，可以是效率、效益（效果），也可以是经济、公平，还可以是控制或制度的有效性等。每个绩效审计的目标，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和具体审计环境确定。 另外，绩效的概念在国内外均已为社会大众和从事管理的理论及实务工作者所理解和接受。在管理科学中，绩效评价、绩效管理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使用绩效审计概念可以更方便地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有效与社会沟通。 因此，将效益审计与绩效审计概念作为通用概念使用，有利于效益审计的深入发展。 二、效益审计的需求分析 在审计理论研究中，对审计主要是财务报表审计存在与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受托责任论”、“论”、“信息论”、“保险论”等关于审计需求的理论解释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实证检验，而对于效益审计需求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而效益审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4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职工薪酬；会计处理；职工福利

一、引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企业会计体系的构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2014年伊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修订并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财会〔2014〕8号。该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并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2014年新会计准则的修订、与实施，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与完善，也标志着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二、职工薪酬基本概念的变化

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在原概念的基础上，新概念增加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报酬或补偿，并将之前的"其他相关支出"更改为“补偿”，这使职工薪酬的定义更加贴切，减少各项定义的模糊性，各项福利的界限清晰，表述更为精准。职工薪酬基本概念的变更，进一步扩大了职工薪酬的范围。

“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企业提供职工配偶、子女、受赡养人、已故员工遗属及其他受益人等的福利，也属于职工薪酬。”原准则没有提出离职后职工福利的范围，除了企业为职工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外，离职后职工福利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而新准则的颁布，增设了离职后福利，将职工薪酬的范围延伸，包含了给受益人的福利，并且将全职、兼职、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等的福利都被纳入职工薪酬中，这促使监督管理职工们依法纳税的同时，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贯彻执行新准则。

三、职工薪酬的新增内容

在新准则中，除了职工薪酬相关概念的变动外，另外新增加了许多内容。新增内容包括：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离职后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

1.带薪缺勤

新准则中增加的带薪缺勤分为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累积带薪缺勤是可以将带薪缺勤的权利结转至下期，本期未用完的带薪缺勤权利在未来期间可以使用。顾名思义，非累积带薪缺勤则是不能将此权利结转至下期，并且无法得到现金支付。这一项新增内容明确地将未来应付的义务在会计期间进行处理。这一项在实际运用时体现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及时性，企业应当在职工实际发生带薪缺勤时的会计期间确认相关的职工薪酬。如果职工在离开企业时得到了现金的支付，即说明他有带薪缺勤的权利，则企业就必须将全部累计的此权利的补偿金额支付给该职工。

2.利润分享计划

利润分享计划是指因职工提供服务而与职工达成的基于利润或其他经营成果提供薪酬的协议。这一计划的基本思想是将企业产生的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雇员，以促使雇员更好的为公司服务。这种方式可以将企业与员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此方法与符合企业的理财目标，即企业在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双方共赢。但是，如果利润分享计划占直接薪酬的比例较大时，职工很难预测自己的经济收入，这会造成职工的经济保障不稳定，可能会引起人才流失的后果。

3.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劳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后，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与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离职后福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各项薪酬的界定范围更加明确与规范，并且在不同的薪酬上会计处理不尽相同，也使会计工作人员能更好地确认与计量各项薪酬，使会计体系进一步的完善，完整的规范了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离职后福利的计划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这两者之间的主页区别是：前者指独立地向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企业不再承担支付义务，也不承担风险；而后者是除设定提存计划外的离职后福利，且企业承担风险。原准则中的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便属于此项计划的设定提存计划的范围内。

4.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外的所有职工薪酬，都应归纳在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中。具体包括：长期带薪缺勤、长期残疾福利、长期利润分享计划等。新准则新增了这一概念，实际是将除特殊薪酬外的福利都纳入此范围中。引入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实际情况中可能遇到的长期职工薪酬，都囊括于此，以便完整规范与之相关的会计处理问题。

四、新准则职工薪酬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的预示着我国的企业会计体制正在逐步走进国际轨道，这不仅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日益深化，这更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体制的日益完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这次新准则共有十项准则的大幅度改动，其中职工薪酬相关事项的变更督促着我国薪酬制度更加完善。通过新会计准则的发行，可以更好地引导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新会计准则中职工薪酬的概念与会计处理进一步完善、各项福利的进一步明确，促使企业必须依法纳税、实事求是的稳步前进，更好地规避逃税漏税现象的发生，这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2]张宁飞.浅谈新会计准则下职工福利的会计核算[J].现代经济信息.2014（14）.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5

原题是这样的：

《美国自由的故事》写道：美国人遇到了“两套对立的自由概念的体系”，一种是“为私营企业”自由服务;另一种是以“一种对财富平等的分享”为基础的“社会化的自由”。事实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1936年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自由必须包含由政府保证的经济安全。由此可知

A.罗斯福新政体现了第一种关于“自由”的观念

B.罗斯福新政体现了“另一种”关于“自由”的观念

C.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应当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

D.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由代表着从物质的无保障中得到解放”

这道题的切入点是“‘自由’概念的阐释与理解”，依托的教材知识点是罗斯福新政。命题者通过引用文字材料创设情境，在短短的百余字里运用了9个“自由”，这9个“自由”互相解释，互相比较，意图让学生辨析“自由”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可以说试题的设计颇有创意。由于试题所引材料过于简略，语言表述风格又不同于常规，加之翻译带来的阅读困难，学生根本无法辨识系列“自由”的“庐山真面”。试题提供的答案是D，考后虽然江苏省考试院没有提供本题的难度系数，但却指出有59%的学生错选了B项，“难度很大”。①近期，笔者反复阅读了《美国自由的故事》②一书，依托原著语境，基本弄清了所述问题的来龙去脉，在此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历史言论与概念的阐释和理解谈谈自己的思考。

试题所引文字全部出自于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的第九章“新政与自由的重新定义”，所探讨的“自由”是罗斯福新政中的经济保障问题。针对试题所说“两套对立的自由概念的体系”，从该章节“保障与自由”部分摘引的下列文字或许能够说明其内涵（下划线为笔者添加）。

全国天主教福利问题研讨会在1935年放弃了教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宣布“社会正义”要求政府保证人们能有持续性的就业机会，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一种说的过去的生活和足够的经济安全感”。（第283页）

早在1934年，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就将他自己的“自由”定义――即“普通人拥有的更大的安全感”――与早期的为“少数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契约自由并列。因此，罗斯福将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第290页）

如果罗斯福启用这个词来支持新政，“自由”――这个词在镀金时代的本义是指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变成了他的对手的战斗口号。（第290-291页）

反对新政的力量为后来那种反政府干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生长蔓延播下了种子。这种思想支持自由市场，反对福利国家。（第292页）

由以上引文，尤其是加下划线的文字，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信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存在两种关于自由的表述，而这两种“自由”都无关个人政治自由，而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一种坚持的是传统观点，主张契约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另一种则主张经济安全、福利国家，反对经济不平等，罗斯福并不是对两者的折中，所主张的恰恰是“另一种”，也就是立足经济平等，追求“经济安全”，实施保障制度。这种主张遭到了部分社会上层人士的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正像试题中缺省的“如同罗斯福以压倒多数赢得连任的事实表明”，①罗斯福的这种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试题中的另两种表述“自由必须包含由政府保证的经济安全”（题干），“自由代表着从物质的无保障中得到解放”（D项）与“另一种”自由所论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个主题可以用原著中本部分的标题来概括，即“保障与自由”。这种精神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罗斯福新政关于社会保障的措施。罗斯福把社会保障“构想成是一种对自由内容的扩张，即把向范围更为广泛的需要帮助的美国人群体――包括失业者、老年人和没有自立能力的人在内――提供政府帮助作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②

这样看来，B项显然是正确的。那么，是什么偏差让命题者否定了B项呢？江苏省考试院的试题分析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见到的一种对此题的分析或许能够让我们看出一丝端倪。该观点认为“新政作为‘一种旧民主制度的新应用’，本质上还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不可能服务于以‘均贫富’为基础的‘社会化的自由’，选项B错误”。③笔者揣测，可能命题者和该观点一样，把“对财富平等的分享”理解成了“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实际上，“平等”和“平均”是差异巨大的两个概念，“平等”在这里强调的是经济主体的地位，而“平均”则强调的是经济上的数量。按原著中所述，罗斯福“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坚决主张“经济平等”，这和传统农耕社会的“均贫富”、社会主义者要求的“集体所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文献进行解读时，我们不能完全立足于自己的语言习惯和先入为主的认识，而应该考虑文献撰写者的语言特点和行文风格，应该充分结合言论或者事件产生的时代背景。

行文至此，笔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美国自由的故事》作为一部享有极高美誉度的历史专业著作，命题人的解读和大部分学生的理解竟然大相径庭，问题出在哪呢？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正确解读史料，尤其是那些富有个性的言论和概念呢？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德罗伊森说：“历史方法的特色都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解释的工作。”④要实现正确解读，恐怕首先要从学者对历史阐释的特点说起。

在美国人的意识中，自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自由女神像、自由钟等著名景观的象征意义深入人心。但在历史上，自由的内涵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每个时代都按自己的口味来重新确定自由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①方纳自70年表其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力、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一文时，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观察美国历史的重要视角。《美国自由的故事》是方纳的代表作，该书将“自由”作为观察美国历史的一个组织性话题，把一部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美国的历史描述成了一个“充满了辩论、分歧和斗争的故事”。②

在埃里克・方纳的笔下，美国自由有四个维度：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而叙述的线索则主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展开。

从政治方面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自由集中表现为民族性的自由和民主性的自由两方面。民族性的自由指争取政治自决，摆脱殖民而独立，增强联邦政府的力量――“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民主性是（男性白人）对参与政治即投票权的强烈愿望――“投票权是自由的第一标志”。内战时期的美国自由意味着公民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呼吁把自由赋予黑人奴隶。二战后，美国正式将冷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将其定位为一场全球范围的有关自由未来的斗争，使自由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那就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60年代的民权革命使政治自由的受众群体扩大，黑人赢得了选举权，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

从经济方面来说，伴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成熟（即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后开展），“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与市场关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镀金时代（从内战到19世纪末）的“契约自由”――“契约思想”是“自由意志和自愿行为的体现”，进步时代（20世纪初到大危机前）的“工业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经济”，表现出美国人对经济形势的高度自信。大萧条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对“自由”重新定义。扩大政府的权力，利用政府力量保障自由，尤其是要求政府在经济自由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成为了美国经济“自由”发展的趋势。二战爆发后，罗斯福用“四大自由”将保护美国与对更好未来的期望联系起来，这个口号后来成为美国参战目的的官方宣言，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埃里克・方纳用他那如椽大笔把“自由”这个词在不同时代的涵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其见解之独到、文笔之精美，令人折服。鲜明的时代性让“自由”这个原本简单的词语熠熠生辉。事实上，不仅方纳笔下的“自由”具有时代性，历史上许多概念、学说在产生后，其内涵往往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同样会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像我们所熟悉的平等、民主、人权等名词也和“自由”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同样演绎出了一个个“充满辩论、分歧和斗争”的故事。人文主义是我们解读西方思想的主要线索，但在思想史上，普罗泰格拉、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彼特拉克、霍布斯、伏尔泰、卢梭、康德等精神先驱的著作对人文主义的诠释却是渐进发展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更是大时代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主体内容从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再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其范畴早已糅合三教，不复旧日模样，审视其间的不同阶段，儒学的“因时之变”和“应世之用”清晰可见。说的沉重一点，也许时代的局限是每一个著述者最沉重、最无法跳脱的宿命，那位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匠，也只能让自己的眼光和笔触止步于汉武时代。

一般而言，由于作者在阐释和运用某些概念时往往有足够的文字铺垫，后人阅读时很自然地会被带入语境之中，理解起来并没有太多的障碍。但在阅读所引用的史料片段时，由于这些片段所展现的历史往往是“只鳞片爪”，缺乏原文更为宽阔的语境，让人很难作出准确解读，弄不好还会出现盲人摸象的笑话。那么，在无法查阅原著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史料的真实内涵呢？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实现历史理解。这种回归需要从两个角度进入：一是回归作者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概念;二是回归叙述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从叙述者的视角观察和认识历史。

回到原作者所叙述的“历史现场”解读言论和概念，需要寻找“一个支点”，形成“两条线索”。“一个支点”是指作者发表议论所指向的或者相关联的历史事物。对于一些简单的语言表述，当找到这个历史“支点”后，我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理解这些语言。大多数时候仅仅找到支点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依托这个历史支点，理出或横或纵的线索。横的线索是从支点处对历史作一个横切面，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之间实现“横通”，借助各历史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果关系来理解作者意图。例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绪论中借用了孟子“知人论世”的观点，认为李鸿章的悲剧结果乃是中国晚清时势所造就，并非李鸿章一人之功，进而发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他说“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代史”。①诚然，晚清时局艰难，李鸿章纵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也是独木难支大厦，晚年只能无奈地悲叹，自己只是清王朝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回天乏术。②梁启超的观点也启发我们，不知时事而空骂李鸿章卖国不是科学的历史认识。

纵的线索是从支点上溯下延，把历史上前后相关联的事物连成一条线，实现“纵贯”，从历史发展的沿革中探寻言论或者概念所涉及历史事物的“所以然”。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着强烈的世俗色彩，鼓吹人们追求现实生活的享乐，甚至有几分私欲膨胀、不受节制的倾向，这用今天的观念来看，我们很难把它和“崇高”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而要理解它，就需要我们从中世纪禁欲主义盛行的宏观历史背景，黑死病的肆虐对宗教价值判断的颠覆来认识。

回到原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概念和言论，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之同情”，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③要明了作者所处的“环境”，需要阅读者知悉其生活的宏观和微观双重背景。宏观背景包括该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发展特征、经济状况、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舆论导向等等。1901年，梁启超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考其缘由，这一时期社会上排满观念和汉民族复仇主义思想日益炽烈是主要原因。其后，“中华民族”一词逐渐获得认同则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不无关联。同样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基于政治目的撰写的，当是时“购船置械”的洋务运动已经走向失败，列强虎视，大清王朝“屡见败衄，莫克振救”。康有为欲造变法之势，但又认识到“布衣改制，事大惊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出发点，康有为借助了孔子和儒学的权威地位来宣传社会进化论中变的观念，呼唤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当我们把西方政治学说与传统儒学的冲突碰撞结合在一起认识康有为的这两部著作时，自然就能读出他否定今文经学，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先师的言外之意。

微观背景主要指原作者的家世渊源、阶级立场、人生经历、主观倾向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学者诠释历史时“前见”的差异，继而造成文本叙事的主观性和多样性。不同的人处同一个时代，而对相同的历史事物所阐发的思想观点有时会截然不同，这就是微观背景的差异所致。此类情形俯拾皆是，此不赘述。

还需要说明的是，像“自由”这一类的译著文字，由于文化背景、作者语言特点和翻译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文章拗口不说，一个接一个的从句繁琐冗长，个性化的语言似是而非，解读起来更加困难。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大胆拨开系列从句的冗余，抓句子的主干成分，掌握它的核心意思。然后借助上文所述“回归历史”的办法进行理解分析。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学术笑话；理性人假设；帕累托效率

国内高校尤其是财经类院校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学生人数众多。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学把经济学原理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给全校新生开课。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也有广泛应用。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因而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订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在我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1]。

从教学内容、所占学时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高校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的主要内容。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如何呢？国外曾有个笑话，大意是调侃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只记得“供给”、“需求”等少数名词。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为康奈尔大学弗兰克教授的《牛奶可乐经济学3》作推荐序时，曾经感慨：“在经济金融相关课程和课题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读了四年经济学本科的学生，甚至已经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当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隔靴搔痒？为何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政策却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为何那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们往往只能把基本的经济原理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里？”[2]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以及有限观察，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许多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学完充满大量“可怕的”图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与一阶导数的初级与中级经济学之后，确实也许还能记住“供给”、“需求”、“边际效用”、“通货膨胀”等少数词，但没有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用经济学概念与原理深度分析社会问题。

本科生的各类经济学课程，知识体系虽然比较成熟和完善，不少知识也并不晦涩深奥，但是教学上依然需要创造性。现实状况要求我们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改善西方经济学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笔者曾观摩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以及优秀教师的教学，发现大家尽量将生动的生活事例引入课堂，或将课题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前沿知识引入专业课，激发学生兴趣等。这些给了笔者很大启发，我们尝试将挑选的日常生活事例、学术笑话引入西方经济学教育，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学术性，改进教学效果。以下介绍初步思考与做法，抛砖引玉。

一、生活事例与经济学基本概念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教学方式创新，其精要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经济语言、生活语言和数学语言），营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兴趣，引导学生真正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而对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产生持久、真实和积极的影响力[3]。笔者非常认同这些理念与做法。道不远人，经济学应直面现实，从现实生活与日常体验中获取教学灵感。以下是与“理性人”假设相关的一些例子。

经济学在一般情况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具有理性偏好（rational preference）。消费者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消费组合进行打分或排序，这一行为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理性的偏好具备完备性与可传递性两个特点。笔者举的例子是：

如果张三同学下课后到食堂吃饭，假设选项有三项：叉烧饭、烧鸭饭、切鸡饭。那么，理性的消费者应该能给这三项排序。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叉烧饭更好，还是烧鸭饭更好，或者是两者无差异，张三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排序，这就是偏好的完备性假设。如果张三认为叉烧饭比烧鸭饭好，烧鸭饭比切鸡饭好，那么张三应该认为叉烧饭比切鸡饭好，这才满足偏好的可传递性假设；否则就不满足。

笔者进一步提出三个问题，如果一个消费者的偏好不满足可传递性假设，其行为会有什么特点？一个骗子如何利用这一点从中获利？儿童是否有可能出现不满足偏好可传递的行为？从课堂效果来看，同学们感觉例子很生动，问题也比较别致。通过例子加深了对“理性偏好”的理解。

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一般假设人们是自身幸福水平的最好裁判，一个人的偏好（体现为各种选择）与其福祉或者说快乐是一致的。但是，偏好有可能偏离福祉，这有几种理由：首先，由于无知和不完全预见性，一个人偏好的东西不一定符合他真正的福祉。其次，一个人的偏好不仅受到自己福祉的影响，而且受到此人对别人福祉考虑的影响。最后，个人可能有非理性偏好。这又有几种情况：人们有一种牺牲未来甚至完全忽视未来的倾向；存在过多的享乐诱惑和强烈的生物欲望；某些人可能会执拗地坚持某些习惯、风俗、原则或其他东西[4]。

笔者根据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典型事例解释上述知识点，例如恋爱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预见性，还有养老金制度的例子。各类组织的职工每个月要依法缴纳养老金，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做学问就应该不疑处有疑：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理由有哪些？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指出人们很可能由于无知或短视，导致年轻时储蓄不足（类似于年轻时锻炼不足与阅读不足，恐怕没有多少人后悔自己读书期间锻炼太多，读书太多），加上其他现实原因，导致对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需求。这些由基本概念拓展而来的知识对深刻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有帮助，对于企业员工福利管理制度的制订也有其参考意义。

此外，在真实商业世界中，超市、电影院、饭馆的诸多做法可以用于解释许多经济学概念。例如超市的定价策略可以联系价格需求弹性这一重要概念。此外，现实中不缺乏关于价格歧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方面的例子。用精心挑选的、学生熟悉的日常例子讲解经济学，学生理解与记忆效果较好，也更了解什么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二、学术笑话与经济学概念、视角

学术界有很多嘲笑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笑话（也可理解为这是自我解嘲）。香港的林行止先生有妙文介绍经济学笑话，此不赘述。许多学过经济学的学生毕业多年后，能够记住的一般不是各类数学公式与曲线，而是一些有趣的例子与笑话。实际上，恰当的笑话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解与记忆重要概念，并激发用所学知识思考现实问题的行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经济学笑话里面也有很多门道。例如不少笑话嘲笑GDP这一指标的缺陷，指出GDP有可能与人们福祉呈负相关关系。如果停留于这样的笑话，就会忽略GDP与人类福祉也有正相关的一面，而且这一指标相对利于量化考核；不足在于还有很多因素难以衡量而又对福祉影响极大。经过利弊考衡，我们方可深化对GDP以及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以下这则经济学笑话在学界流传较广：

经济学家的儿子和数学家的儿子是小学同班同学。有一天数学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一只铲，在10天内挖成一水渠，请问10个人持一只铲，需要多少天才能挖好同样的水渠？”数学家的儿子回答说需十天。教师问经济学家的儿子，回答是：“要看情况而定”（It all depends）。

这可能是嘲笑经济学家经常说模棱两可的话。笔者对学生提的问题是：（1）回答需十天的，这是对生产函数做了什么假设？（2）你自己会怎么回答。该笑话涉及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是否能够替代，或者劳动与资本的比例是否固定不变。理解这一问题对学习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劳动经济学有一定帮助。如果结合“三个和尚没水吃”等管理故事讲授，可开阔学生思路。如果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面临的不同约束与特点，似乎还可以鼓励大学生跳出“标准答案”的束缚。

下一个学术笑话为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某次公开演讲中所引用，有助于理解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效率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

医生、牧师和经济学家周末到球场打高尔夫球。打了一会儿，发现场上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很奇怪，打球不守规矩，横冲直撞。他们到管理处抱怨。管理人员解释说，此人是我们社区的英雄，因救火失明，所以我们特别决定，他可以在周末任何时间到这儿免费打球，以表敬意。

原来如此！听完后，牧师说，我要每天为他祈祷；医生赶忙说，我可以帮助他免费看病，使他重见光明。轮到经济学家，他沉思了一下说：你们能不能让他晚上来打球？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这个建议体现了经济学的效率视角，而经济学所说的效率一般是帕累托效率。如果白天打和晚上打，对社区英雄是无差异的，那么这个建议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因为白天打球的人们没有受到干扰，他们的境况改善了。

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谈到，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5]。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经济学分析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着眼点，探讨理性的人们如何在给定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福祉有改善（即是否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

结合上述笑话，这段论述就更好理解。笔者在课堂上提的问题是：在哪些假设不满足的情况下，笑话中经济学家的建议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有学生很快反应，从高尔夫球场经营者以及员工的角度（加班费，额外的照明以及其他支出）、盲人英雄的角度（就是喜欢白天打球，在阳光下打球）入手，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与帕累托改进、卡尔多改进，效果就比较好。可见适当的学术笑话可以作为辅助，有效解释经济学重要概念与分析视角。以上两则笑话可在林行止的书中找到类似的版本[6]。

三、改善教学效果的建议

本文从一些生活事例与学术笑话出发，介绍了理性偏好、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效率等经济学概念与分析视角，就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创新与教育效果改善提出一些建议。当然，更好实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还有很多重要因素需要注意，限于篇幅本文尚未讨论。例如怎样看待数学训练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作用，如何改善经济数学教学效果；如何在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同时，注意根据具体国情，修改相关假设前提，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等等。

如何收集恰当且有趣的例子与笑话，并以有所新意的方式呈现？笔者粗浅的感受是：（1）加强经济学学术经典的研读以及对学术前沿的了解，准确深刻地理解经济学重要概念与原理。（2）多研读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深入浅出的著作。近些年来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为教师业务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与条件，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的作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笔墨不少，对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都很有启发。（3）开阔视野，借鉴多学科的智慧，跳出经济学看经济学。事实上，哲学（有学者视经济学为道德哲学的分支）、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论述，都有可能加深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4）在此基础上，留心观察身边的真实世界，收集学生熟悉并且与课程相关的案例、笑话与故事，同时开发出配套的问题，引导学生借鉴所学知识，深入系统地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毕竟，学习与反思西方理论，最后要落在思考与解决中国自己的真问题上。

参考文献：

[1] 方福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 中国大学教学，2005（9）.

[2] 弗兰克.牛奶可乐经济学3（国计民生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刘金石，刘方健.教学方式创新：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J].中国大学教学，2011（9）.

[4] 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7

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影响》这本书的出现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关于幸福问题的深入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预示着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范式的转型，也意味着经济学正在重新回到她应该讨论的核心命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中的福利主义学派开始成为一种新潮流，福利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的福利问题，开始反省人类财富的增加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但福利经济学在方法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因而并没有为经济学探讨幸福问题开出一种革命性的道路。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直至现在，阿玛蒂亚・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森的结论和方法同时对经济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经典著作中，森一直在拓展他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这些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的讨论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中显得那么鹤立鸡群，因而也就显得如此稀有而弥足珍贵。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森一直试图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视角和哲学视角，对原有的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多有中肯的批判。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是效用。通过效用这个概念，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看似精致然而内部却漏洞百出的经济学大厦。效用又分为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经过罗宾斯的决定性贡献，经济学家已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人类效用不能被基数性衡量与评估。效用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涉及每一个人对于自身满足感和幸福的主观判断。因此效用只是每个人选择决策时的考虑因素，而不可能成为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的变量。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地表示出效用的不可比较性。一个富人正在沙滩上享用大海的美景、晴朗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此时，他身边躺着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的流浪汉。富人对这个年轻的流浪汉说：“年轻人，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奋斗啊。”年轻的流浪汉问：“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奋斗呢?”富人说：“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啊。”年轻的流浪汉又问：“获得更多的财富又是为什么呢?”富人说：”获得更多的财富你才能到海边度假，享受这里的海滩和阳光啊。”年轻人反问道：“那么，你认为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这个年轻的流浪汉对富人的诘问使富人无言以对。对于富人而言，巨大的财富的效用显然很高，他的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和获取巨大的财富，然后比他人获得更多的享乐。然而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看来，财富并不是通往更多的快乐的手段，快乐与财富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弱。显然，在富人和流浪汉之间，对财富这种东西的效用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的分析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建立在序数效用基础上的偏好显示和选择行为，才是构成经济学大厦的必要基石。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和价值判断都不相同，因此基数效用在操作上完全不可行。序数效用论决定了每个人内心的偏好顺序，这种偏好顺序又由消费者无差异曲线表示出来，因而也就合乎逻辑地以偏好指数建立了需求理论的基础。这是希克斯和艾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就证明了的，萨缪尔森更是认为效用就是偏好，并通过偏好和选择行为建立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效用这个基本概念上。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最有用的概念莫过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对此，阿玛蒂亚・森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部分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华，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森对帕累托最优这个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讽刺在很多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共识。帕累托最优仅仅关注经济效率方面的最优化，而没有关注效用分配方面的最优化。没有了效用分配的最优化，没有了人类之间的平等感和满足感，仅仅经济效率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吗?

幸福与效用不是等同的概念。在《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中，作者充分显示了效用和幸福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一方面而言，效用和幸福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独特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社会地位、偏好指数以及预期来判断效用和幸福。因此，当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妇女声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层职业女性声称自己“感到并不幸福而且对未来很悲观”的时候，你一点也不要感到惊讶。但这是否能说明幸福是完全主观的、不可计量的、不可验证的概念呢?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表明，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能有希望比较精确地衡量幸福――当然幸福衡量的指数体系本身也具有某种主观性。同时，运用对幸福的自我报告而搜集的经验数据，对于比较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的差异是有帮助的。因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幸福的主观性和不可计量性，也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可以获得若干被广泛接受的要素，来比较不同人的幸福感。不过，对于那种通过快乐仪来测量人的主观幸福的生理学方法，我却有些保留意见。生理学意义上的幸福，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只有在被置于社会性视角内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否则与单纯的动物性快乐没有任何区别。

下面我们该谈谈经济学家怎样讨论幸福了。从影响人类幸福的主重要素而言，经济因素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绝非全部。这些因素包括：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经济因素，如个人收入、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

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如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权利等。

经济学家显然会更多地关注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如收入(包括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通货膨胀、就业、分配以及自由交易。在这些所有因素中，收入、通货膨胀、就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但是这些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结构，有时经验研究的结果令人惊讶而发人深省。比如，尽管很多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幸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武断的说法。这就涉及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第一，富足国家的人们是否比那些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第二，是否收入的增加在长远时间里会提高幸福水平?第三，在一个国家里，高收入者是否比低收入者更幸福?

答案是复杂的。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了生活富足的国家确实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有更大的幸福感。但是平均生活满意度并不是财富的简单线性增函数，而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曲线关系：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有助于幸福度的提高，但一旦达到某种限值水平之后，收入对幸福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效应。在《幸福与经济学》一书中，收入对幸福的积极效应与社会体制以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受到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反向的因果关系也存在，即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越强的国家，其公民工作努力程度也越强，从而体现出更大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经验表明，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收入有着明显的增加，但在同一时期内，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显著下降了，收入与幸福呈现一种剪刀差的关系。

对于第三个问题，在一个国家中，民众的幸福水平与收入也存在着某种积极的关系，尤其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这种随着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幸福增进就越显著。但是在瑞士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即高收入的群体的主观报告幸福竟然比低收入者要低。相对收入理论和适应调整理论都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经济学家还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对人类幸福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因素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时，其方法更多地依赖于客观数据，这些数据既包括总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经济学家在问卷调查和实验中所获得的个体数据。客观地说，经济学家的方法是单一的，在解释这些经济因素与主观福祉之间的相关关系时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觉的成分。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意味着人们总是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所有资源禀赋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但是很不幸，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人类是很不理性的，有时候人类是完全非理性的，至少人类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

人类的很多不幸福就是来自于人类的非理性、有限理性和集体无理性。比如，农民为了获得较高的农作物产量，在自己的耕地里施用大量的化学肥料。这些化学肥料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激增，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同时也刺激了化学肥料产业的繁荣。因此，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有所提高。但是同时，这种似乎理性的行为却带来食物质量的下降，导致人类的健康水平降低，使得很多人受到疾病甚至残疾的折磨，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水平。个体的理在给整个经济带来更多经济效率和产值的同时，却显著降低了人类的总体幸福水平。从无数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保险的结论：自利最大化的理能够增进人类幸福是一个危险的假设。它有可能把人类引向一个完全相反的命运。

不幸福的经济学中还常常会涉及人类社会对于经济总量的荒谬计算。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有趣的例子是：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孩子难以获得母亲的呵护，母亲难以找到注视孩子成长的幸福感，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减少了，经济总量却提高了。

经济学家不仅要研究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的绝对规模，而且应该探讨经济总量和收入的结构和源泉，否则，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民众主观福祉的增加。如果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是人类幸福水平的降低，那么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呢?从幸福视角审视经济增长，我们的很多发展战略和模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反省。

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因素(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对幸福的影响，而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更多地汲取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范式，从而对幸福研究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对失业者的主观福祉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心理学方法。宏观经济学理论创造了“自愿失业”的概念，当一个人觉得工作时所获薪水和负担不如失业时所获失业福利和休闲更合算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失业。而传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的、短暂的现象，政府不应该介入经济，不应以增加总需求的方法来促进就业。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失业者面临着明显的幸福损失，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水平会产生实质性的消极效应。作者对瑞士的经验研究《幸福与经济学》证实了这一结论。失业者遭受的收入损失、心理损失和社会损失应该被综合起来考虑。就其心理损失而言，失业会产生压抑与焦虑，甚至会导致自尊的丧失，对很多人来说，失业意味着沉重的打击，即使这个人所在的国家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失业者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况较就业者差，死亡率和自杀率较高，更趋向于酗酒和其他非正当的行为。而且经验研究表明，男人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失业后所面临的幸福损失会更大。失业者面临的社会损失也很大，失业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会因失业而下降，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也会遭到破坏，因此，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感有着致命的影响。这些结论，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社会学的视角在幸福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经济变量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值所能够计算的。在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人类在婚姻，家庭、社群、宗教团体中所获得的幸福感会比单一的个体所获得的幸福感要多。在《幸福与

经济学》中，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群居动物”或“社会动物”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实验性的发现已经证明，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和教会等)的成员，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

政治学的视角对研究幸福问题也是有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的精华所在。经济学家并不忽视公共选择过程和公共行为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制订者的受欢迎程度、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程度等，都会对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主观幸福造成影响。在书中，作者谈到美国公民对政府信赖度的下降以及公民参与选举程度的下降，这些现象可能显示出美国公民对美国总体的公共政策、政府信誉以及政治制度有一种消极的评价。而在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的信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幸福水平都比美国高。经济体制和公共决策体制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对瑞士二十六个在公民直接参与和政治地方分权程度有着很大差异的州所做的研究表明，存在更为广泛的公共决策民主参与和地方分权更加良好的州，人们的主观福祉明显要高。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8

一、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的内涵

成本原是经济学中的生产费用，即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支出。与生产过程一样，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希望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最小的要素投入实现其执政目的，因此，执政也存在产出与成本，执政成本就是执政党为了实施政党意志主张、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需要采取一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来施行政策方针，其过程中所耗费的物质的如人力、物力、财力以及非物质的如信息、时间等内容的总和。

执政成本包括战略实施成本与战略机会成本。战略实施成本，指执政党在实施其大政方略时所付出的实际投入成本。譬如，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国家需要组织专家评审考察、投入资金与资源建立战略储备体系以及储备体系的维护费用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成本；战略机会成本则是相对与实施成本而言的，任何一项选择意味着放弃另外的选择，施政措施的一种方案意味着其他方案的放弃，这样，其他方案可能带来的福利产出就是战略机会成本。假如国家在选择战略石油储备计划时还有另外能源开发计划，但由于资金有限，只能选择战略石油储备计划，那么，其他能源开发计划可能为国家带来的福利就是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机会成本。

战略实施成本不是简单的经济数据，而是包纳了经济、信息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资源在内的综合。其内涵中，首要的是执政党内部的信息传递与控制成本，然后是执政党与其他执政团体之间的政治协商——交易成本。执政成本的外在表现是会计成本，是为了保障政令畅通、制度落实，而消耗的经济数据。

福利产出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宏观概念，对个人来说，福利主要是效用，体现对个人的满足程度。福利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经济学教科书中饿汉与富翁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于富翁而言，一元硬币的效用非常之小，而对一个饿汉，一元硬币至少能够买上两个馒头，以解决其饥饿之急。这就说明相同的物质形式给不同群体带来的福利是不同的，执政党的每一个执政措施，给不同群体所带来的福利有所差异，执政党追求的目标是福利帕累托最优（即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策，以使得所产生的福利得到增加），而社会福利是个人效用的累加，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福利产出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让尽量多的人口感受到尽量多的效用。因此，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多的福利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二、树立“执政成本”观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

执政党往往重视执政成果，而忽略为之付出的代价、成本。而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能否保持青春活力，能否持续发展，重要的因素是其党的经营理念。企业家的经营理念是不断减少成本、追求最大的利润。中国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党，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理应通过各种努力降低执政成本，减轻人民负担，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大的福利。缺乏“成本观念”，执政党就会走上“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盲目地、一味地追求政策的落实，体现的是低水平的执政能力。

“执政成本”首要表现是执政党的信息传递成本与信息控制成本。信息传递成本是党的执政意图在各级组织传递而产生的成本。政府决策信息在组织结构中传递，经过不同的节点与不同的层次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变、弱化，复杂的组织结构会导致信息弱化程度加速，成本增加。信息在简约的组织结构内传递迅速通畅，成本消耗小。信息传递成本过高，意味着执政效率低下。信息控制成本是党组织进行信息反馈而产生的成本，信息反馈是组织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反馈途径与组织管理层之间的障碍条件越少，所产生的费用就越少。因此，政党的组织结构是影响执政成本大小的非常重要的主观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机构臃肿的组织机构会有高效的管理能力,同样难以想象一个杂乱无章的集体能够产生出强大的生产力。信息上传下达成本巨大是我党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传到下级机构就变了味道，上级要求抓教育要落到实处，下级模糊应对，勉强交差，大量的信息流失，成本巨大。有些单位工作效率低，时间观念差，相同的工作需要数倍的时间来完成、下级组织向上级汇报情况，不及时、不具体、不准确，使得基层信息无法传递到上级组织，上级无法判断组织运行状况等等都是信息反馈成本太高的表现。

执政的交易成本高低意味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寡众。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参与国家管理与建设的政治团体也越来越广，执政党为了贯彻自己的执政方略，需要更多的群众基础，更多的政治支持，任何缺乏广泛的民众与政治支持的制度措施都难以得到实施。与民众及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沟通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体现了执政党的支持基础，反映了执政党的政治协商能力。

执政的会计成本，主要指用于维持执政党进行各种活动的经费总和。会计成本体现执政党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会计成本越高，纳税人所承担的成本分摊就越大。执政党本身不创造财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政党，没有任何政治捐赠），其所有活动的经费主要源自纳税人的劳动成果，用人民的财富为人民谋福利。如果把国家比作企业，人民是财富的所有者，是最大的股东，执政党是资产的经营者，必须为财富所有者的资产保值增值，执政成本的多少应该与福利产出挂钩，脱离成本谈利润是不可以思议的。执政党执政的会计成本，能够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党为人民负责的责任心，是关系到党在人民心目中形象的重要表尺。200*年中国审计风暴，所揭露出的庞大数字，在客观上已经体现出我党执政成本过于膨胀的现实，遏制这种腐败膨胀现象，严格控制会计成本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经济学途径

(一)评价执政能力必须坚持“两点论”

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是对偶的概念，成本反映执政过程中的投入，福利产出则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福利。在衡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时，必须要将“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两点联系起来分析。

如上所述，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是执政效益的两个基本因素，任何方面的失衡将会改变效益状况。与厂商生产不同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成本是隐性的，难以通过会计成本核算，而执政党的福利产出是显性的，可以通过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得出结论。因此，人们往往会形成一个误区，认为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就是要评价执政党是否为百姓带来了福利。反驳这种观念的实例有许多，典型的代表就是政绩工程现象，如果以是否有福利产出来评估该政府的执政效益，那么可以肯定政绩工程的正确性毫无疑问（因为多少还是为当地的某些群众增加了福利），但是如果用“两点论”来分析，政绩工程相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成本是否过高，是否为当地最多的老百姓带来了福利，很容易认识到，相对成本太大、福利产出不高的政绩工程体现出当地政府执政能力的低下。

很显然，如果用微观的视角来看待国家，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好比工厂管理层与工厂，所有厂商决定是否投资的核心内容是能否获取至少比平均利润还要多的利润。同样，决定执政党执政效益的核心内容是其执政所带来的福利是否与其成本相称，如果执政成本非常巨大，带来的福利产出却很小，整体的效益就不好，即使带来的福利也比较大，但是在除以成本基数后数值比较小，也可以说执政的效益不佳。

分析执政成本与执政能力的关系，应该考虑执政成本的构成——战略实施成本与战略机会成本，战略实施成本要求执政党在施政工程中要注意控制成本大小，提高国家资源利用率，战略机会成本则要求执政党在施政之前进行详细周密的战略研究，寻找最佳方案，而衡量最佳方案的标准是唯一的，即能否为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富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总是能够在众多战略选择中选择出最优方案。

因此，必须将成本与福利产出综合考虑，这样才能有清晰的视角来看待执政效益，才能科学认识执政能力。

(二)制度建设与成本效益挂钩，是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要问题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途径有许多，首要的应该是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制度的作用，好比汽车与公路，要让所有的车辆都走得通畅、快速，仅仅有好的车辆是不够的，在布满石头的公路上，奔驰还没有拖拉机开得快，好的公路、好的路标，比好的汽车更能减少交通事故频率。好的制度，就如同一条优质的公路，能够让执政者按照各种路标安全驾驶，而不会迷失方向。制度与成本效益挂钩，从根本上规定了制度的内容与性质，指出了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成本与效益体现出的为民执政指导思想，将在制度建设里成为一条硬的规定而落实下来。成本与效益是制度建设与执政能力之间核心的纽带，既反映了制度为谁所定，又展示执政党的领导决心与魄力，是执政能力的高层次体现。

中国经济建设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蕴含着的基本道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民谋福利的理念始终保持不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好的制度是提高执政能力的现实基础，然而，建立怎样的制度、怎样建设制度是全党正在面临而且亟待解决的重要路径问题，要将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就要将执政成本与效益（福利产出）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标准，因为好的制度，是可以最经济地规划与运筹人民的财富,是可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最大的福利。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9

【论文摘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重点对计量标准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目前我国老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老龄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收集，以及研究中碰到的难题和结症等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需要，因此，加强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迫在眉睫。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老人经济福利的计量

我们做研究，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和概念问题。克雷斯托对老龄经济学研究中遇到的计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他认为，从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老年人以及比较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口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估计量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选择使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必须考虑的计量问题包括：（1）计量收入积蓄的层面概念，即是用个人、家庭还是用家庭户为计量单位。（2）分析单位和对“老年人”单位的界定，即老年人为户主的平均家庭户收入与只有老年人的平均家庭户收入是不同的。（3）调查数据来源的选择。（4）按家庭或家庭户规模、资产对老人经济福利的贡献，以及实物收入，对在可使用的调查数据中，一些收入类型的低报进行调整。（5）集中趋势计量单位的选择，即用平均数还是用中位数。（6）横截面视角对纵向视角，即用横截面数据还是用纵向数据。

1. 分析单位和收入概念

美国大多数消费收入和资产统计基于普查局调查的数据，如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SIPP调查等，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分析单位可以是家庭户、家庭或个人。这同样适用于分析老年人收入时所使用的概念，例如，个人层面的分析可以侧重于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或家庭户收入的分析。由于相对少量的老年人家庭包括非家庭成员，家庭户和家庭收入计量非常相似。许多研究使用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比较老年人为户主和非老年人为户主的家庭户资产，因为，在这种分析中，以老人为户主的家庭户权数是相同的，不管这样的家庭户是否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老人。与有配偶老人相比，关于独居老人的数据被大大地加权。而那些住在非老人户主家庭户中的老人则没有被体现出来，因此，这样的数据在统计上不能代表老年人口。家庭户收入作为简明扼要的计量单位仅仅反映部分情况：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同样重要，因为，用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关于“经济资源共享”假设充其量只是对复杂现实的粗略估计。为了比较不同老年亚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与其他年轻人群的经济福利，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家庭户收入差异和消费这些收入的人数的差异，确定可以比较的家庭生活水平。通常按照未调整的家庭户收入，用户主的年龄对家庭户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特别指出，老年户主家庭户显然不如非老人户主的家庭户富有。

2. 贫困计量

一些研究者认为，试图按照一个绝对的、不随时间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计量标准测量贫困是不适当的，而且会夸大老年人经济改善情况。他们建议使用一个相对计量标准，如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另外，官方的贫困统计以现金为基础，没有反映实物补助的变化，因而可能低估了改善情况。争论的结果建议贫困计量标准使用更宽泛的收入概念，例如在收入中包括医疗补助等。由于许多老年人聚集在接近按官方定义的贫困线区域附近，有关低于贫困线的老人和非老年人的比例变化趋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分乐观的老年人经济状况改善的画面。尽管研究者对使用官方贫困线尚存在相当大的不满，但对于使用一个恰当的贫困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在现有的贫困标准框架内，运用不同的贫困线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3. 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

像现金收入一样，对资产的所有权代表着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即使这些资产在即定的年份没有兑现成现金的收入。有研究者采用几种方法来分析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特别是探讨了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净值，因为它是在个人晚年生活中可以分配的年收入。住宅资产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资产。住宅资产提供居住资源，在西方国家它的价值可以被折算为“估算的房租”。显然，在比较经济福利时，完全忽视住宅资产是说不过去的。莱德勒也将财富纳入分年龄别的经济福利比较之中。考虑到在计量方法上缺少共识，他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估计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将财富定义为全部净价值（包括100%住宅资产），其它仅按金融资产概念来定义财富。调整后的收入概念包括非财产收入加上1/3财富。通过这种方法，将资产适当考虑进来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改善了。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老年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非老年人，不管其净值或金融资产是否被用来定义财富概念。

4. 其它概念问题

在计量经济福利当中，老年医疗保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另一个分析问题是集中趋势计量方法的选择，因为晚年收入存在偏态分布，平均数受到高收入人口分布的影响很强（高收入人群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地影响了平均数）。一些分析家认为，分年龄组进行比较时，应当主要使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作为比较的基础。假使老年人收入分布不均匀，集中趋势的任何单个计量方法都不足以为比较不同群体收入提供根据。因此，必须用其它有关收入分布的信息补充集中趋势的计量分析的不足。

二、经济状况

在过去几十年里，老年人的经济福利一直是公众争论的焦点。赫德认为，抱着众多目的，分析老年人经济状况的研究结果发现，测量经济福利比只测量收入统计数据效果要好，用这种计量方法能确定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改善得更快，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地位更高。这些研究最终的社会目标是评价非老年人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1. 收入的来源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认为，在美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金已经成为老年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随着社会保障受益人其它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金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舒尔兹分析了1996年65+老人的收入来源构成：社会保障是主要来源，占40%，资产收入占18%，养老金占19%，工资占20%。西方学者指出老年人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舒尔兹列举了老年人可能受到通货膨胀不利影响五个主要方面。（1）没有随通货膨胀调整的资产价值会贬值。（2）转移支付的收入或其它收入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其实际收入会减少。（3）工资水平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减少。（4）实际税收负担的增加。（5）如果通货膨胀针对构成老年人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项目，特别是用于计量和调整各种收入来源的指数不能准确反映老年人购买模式，那么老年群体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 收入趋势

赫德认为，没有一项的调查或研究能够得到对家庭户规模和收入进行调整后的令人满意的收入结构。他首次运用一种规模调整方法，然后将这种调整方法应用于某一个年份，假定调整的结果具有稳定性，把这两种方法合并，就可以看出完全调整后的收入趋势。

3. 收入分配

舒尔兹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家庭的总货币收入情况，另外，还分析了1998年不同年龄户主的中位数家庭收入，45-54岁为61，833美元，55-64岁为52，577美元，65-74岁为34，719美元，75+岁为27，717美元，可见，中位数收入变化还是很大的。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收入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社会保障累进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老年人的收入分配比非老年人更加不平等。

克雷斯托分析了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现象，早年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是导致晚年经济不平等的因素，预测退休后影响经济福利的要素与预测退休前影响经济福的利要素是一样的。福切斯认为，65岁以上的收入状况比65岁以下的要平等得多，65岁以上的收入差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性收入明显减小，前者的分配比后者更平等。经验研究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克雷斯托和希尔用吉尼系数比较1984年SIPP调查中不同年龄组的不平等状况，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户收入，并对家庭户规模、低报和资产等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65-74岁的收入不平等比之前的任何年龄组都高，而75+岁最高。克雷斯托和希尔提醒说，这种分析没有告诉我们退休前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的人和退休后处于有利的地位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人。这样的分析则需要使用纵向数据而不是横截面数据。他们还认为，生命事件如健康状况变化或丧偶可能引起老人经济状况的改变，未来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深入理解这种事件的财政金融影响以及退休计划项目能否为避免这些影响提供保护的程度。受教育程度也是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社会经济指标。一项研究表明，与中青年相比，受教育程度更好地解释了65岁以上人的经济资源的变化情况。

4. 贫困

老年人贫困一直是老龄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因为贫困问题给老年人造成很大的麻烦，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时间比非老年人更持久，解决的办法也很有限。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人数从1959年的550万下降到1976年330万，比例（贫困老人人数占老年人总数）从35.2%下降到15.0%，老年家庭的贫困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从27%下降到8%。莱德勒认为，伴随者收入增加，老年人贫困率急剧下降。美国普查局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非货币收入等因素，贫困率会显著降低。美国劳动统计署在1998年做了一项研究表明：用一般通用的方法计算1995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贫困比例为10.5%，用美国科学院（NAS）建议的方法计算为24.2%，两个结果相差很大。

女性丧偶老人的贫困率也下降了，但比起总人口和其他老年人的贫困率还是高，原因很复杂。一种解释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贫困家庭丈夫比富有家庭的丈夫死得早，经常的情况是贫困家庭的女性丧偶老人继续遭受贫困。另一种解释是，当丈夫死后，一些收入来源中断了，一些财富减少了。第三种解释是，死亡率与财富水平有影响，丈夫死亡时财富构成的变化为女性丧偶老人的高贫困率提供一些解释。由于横截面的贫困数据存在同批人效应，目前还不清楚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个人年老时花费的资产造成的。

5. 财富

赫德认为，尽管收入实际上是计量老年人经济状况唯一使用的标准，但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至少对于老年人来说，财富却是测量消费机会更好的计量标准。基于收入的代际比较要改成用财富来比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职人员大部分财富是观察不到的未来的收入。由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我们甚至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年龄的退休老人的财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财富数据对收入数据是一种有意义的替代和补充。如前所述，单独的收入数据只能部分地理解老年人经济资源的拥有量，财富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所以，有必要研究老年人的财富分配。由于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的偏态分布更严重，在分析中忽视老年人持有的财富会低估晚年生活实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

经济学福利的概念篇10

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因此，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福利经济学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累进所得税等调节社会贫富的政策主张。

这些主张当时遭到了很多贵族经济学家的反对，最著名的当属帕累托，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定理，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才是最优的，也就是提高穷人福利的同时，绝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后来，福利经济学便沿着帕累托的思路进行，将重点放在了对既得利益者的补偿上。但事实上，如果要既得利益群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要补偿他们，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举例来说，如果在对巴菲特进行征税的同时又对巴菲特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定理横空出世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至今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但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建设从来就是两码事，后者主要源于现实的需要。德国的俾斯麦最先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保障型国家以及北欧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几乎没受到福利经济学的任何影响，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福利经济学停滞了，但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却狂飙突进。

福利社会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进展。比如20世纪60年代，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公共贫困”的概念，他痛斥美国人在进行大量奢靡浪费的同时却吝啬于拿出一部分资金改善社会公共服务，他这些批判也确实说到了美国人的痛处，随后美国便开始了以消灭贫困为代表的伟大国家建设，而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演讲稿也是加尔布雷斯帮忙起草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他认为福利危机不光是钱的问题，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风险越大，政府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要增加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对待失业，不仅要提供失业补助，更要对失业者进行培训。这一崭新思想得到了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等领导者的赞同，并付诸实现。

21世纪前10年也是保守主义的10年，减税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世界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主义”，其本质也是基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则主张通过国家的机制设计让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服务。

在中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2006年，郎咸平提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能是其他人更加贫困”，在当时掀起一股旋风，郎咸平这一对帕累托定理的反向运用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对“帕累托最优”定理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