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十篇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1

一、经济危机转型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但危机从总的来说还是突出表现在生产领域，形成了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只是伴随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经济破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 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明显地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发生了经济危机转型。

那什么是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是指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进一步蔓延到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混乱。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由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爆发的包括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转变。传统的经济危机多数首先发生于产业领域，然后传导到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继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并爆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倒退状态。而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爆发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等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现象，致使产业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发生危机。这些金融指标包括货币汇率、短期利率、证券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金融机构倒闭数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 的形式，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泡沫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因此，当代经济危机就其表现形态来看是金融危机，但就其深层次或本质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危机，或者说是以金融危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二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未变，还是过剩，只是过剩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代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其实质仍然是相对过剩。只不过当代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过剩”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是指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转型的特征

经济危机转型即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虽然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表现形态较之原先的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来说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1、危机的爆发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2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76-02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诱发的金融危机海啸充斥着地球每个角落，在各国的努力下，金融危机正在逐渐缓和，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主要在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关系领域，但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也引起了高度重视。从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关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后危机时代的内涵研究；二是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三是对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

一、关于后危机时代内涵的研究

在关于后危机时代内涵的研究中，包含着“后危机时代是什么阶段”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无法准确给出其内涵与外延的一个概念。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

孙立坚指出：中美经济最近都出现了程度不同而又明显的回暖迹象，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1]李伟认为后危机时代也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明确指出它是“一个危机得以缓和与不稳定、不确定相互混杂的时代，是危与机、希望与问题共生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2]左顺根也指出后危机时代是指世界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一个相对平稳期。该时期的最大特征是经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引导使危机的危害得到缓解，经济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内在矛盾还长期存在，经济危机还会回来，甚至加剧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3]。

刘峰认为，后危机时代（Post-crisis）是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经济波动较小，但是未来的经济发展仍然充满着较大的变数和未知，不确定与不稳定性是后危机时代特征的主要内容，并指出社会发展环境将在长时间内处于后危机时代[4]。吴春梅、石绍成也说后危机时代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相对平稳期[5]。白晓也提到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升，结束了经济危机时经济环境的极度萧条和社会心理的恐慌而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后危机时代。”[6]此外，她还指出这“是一个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时期”，“是一个既包含了危机内容本身又囊括了危机之后新的时代内容与价值的过渡性阶段，是由危机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中间环节”。

二、关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进入后危机时代，关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成为后危机时代研究的主要问题。国内理论界对危机的产生根源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经济、社会、社会价值观等方面提出各种对策与建议。

经济学界认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监管力度不大，过度负债投机造成虚拟资本的极度膨胀，纵容金融风险而致。强调自由市场的观点，认为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金融领域的机制性问题导致危机[7]，提出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等具体措施。

社会学主要强调社会建设问题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要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和完善城市化、社会福利体制、中产阶级以及消费信贷等四大支柱条件。因此，在应对危机中，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即在经济刺激政策之外积极推行社会建设政策，扩大内需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8]。

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界则从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维度强调危机爆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并以制度、文化及其互动的角度揭示危机产生的成因机制，并在制度、体制、市场调控和管制以及文化等层次提出较为宏观的对策建议。

多数学者认为，“后危机时代”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全球统一的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应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也有学者提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危机，而是一次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危机[9]。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美国化”时代和美国式意识形态的终结，宣告美国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推行的失败。通过这次危机，更多的人能认识到“美国化”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并不一定可行，美国式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全球普适的。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对于自我意识形态的确立，不能盲目追随他人。

三、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

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不仅要从经济理论方面分析这场危机，也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审视。

冯晓宁和白晓都认为这场危机不仅使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正确性[10]。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1]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大，不平等加剧，进而极大地降低了吸收资本盈余的能力，这是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人们对其产生怀疑，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稳定，即使是极端新自由主义者也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

第三世界的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谈到：“在我看来，全球化是现代历史事实，是积极的事实，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被自发的文化回应抹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两项任务：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重塑或重构；二是尽快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

从我国的立场出发，我们要确立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主义作为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这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市场的建构中去，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改善市场环境，减少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第二，转变政府职能，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改变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途径和方式，将微观、刚性、全能干预转变为宏观、柔性、有限干预和协调。第三，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完善市场道德体系，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构建文化安全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中外文化就以辨别、创新和发展，建立有效防备预警机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体系。

四、简要评述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学者关于“后危机时代”理论的讨论涉及面比较广泛。在系统性和深度上还可以加强研究。

首先，对于其内涵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大家对后危机时代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基本一致。但是，对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比较宽泛。“后危机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大的背景环境下各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各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应该加强对解决问题对策的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在我国，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金融危机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日益显现、劳动收入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等，这使得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政治信仰淡薄、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而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凝聚力。正因如此，学者们应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保持国家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参考文献：

[1]孙立坚.“后危机时代”的课题[J].理论参考，2009，（4）.

[2]李伟.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模式”的理性分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3]左顺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与货币政策抉择[J].经济与管理，2011，（1）.

[4]刘峰.“后危机时代”转换的困境极其展望[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6）.

[5]吴春梅，石绍成.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政府改革：背景、特性与路径选择[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

[6]白晓.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新认识[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7]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

[8]成靖.“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后危机时代的意识形态[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9]冯晓.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哲学反思[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3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4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永恒指导思想

提起此次金融危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华尔街高管们的贪婪。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仅凭借对房地产行业前景的预测，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还贷能力的劳动者，然后将次贷产品不断地流通，以此获得巨大的利润，从而使次贷危机在滚雪球的过程中孕育诞生。但是这种贪婪又何止仅体现在华尔街的高管身上，纵观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哪一次不是人们无止境的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人的贪婪在促进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了两难境地。从这一角度上讲，自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就进入了一种危机与后危机的交替状态。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是对人类贪婪的一种反抗。而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向人类的贪婪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因此，危机指导我们必须将世界经济发展引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增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和长远发展的眼光，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是不断宣扬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以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而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却恰恰是对自由经济发展的一种嘲笑，没有足够约束力的金融创新，往往在利益的驱使下使人们不自觉地由“天堂”走入“地狱”;没有实业基础的金融泡沫，在其繁荣发展的背后，必然是风险的一步步累积。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对此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也会呈现出多方面的差异，而且即使在一国内，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适时地作出调整。此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西方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使热衷于西方经济增长模式的人从迷恋中走出，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平等的心态重新审视本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和谐发展、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补充、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发展，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地区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消费模式的转变，以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十年来，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一方面与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深受美国人信贷消费文化的影响。在美国，“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是主要的消费模式。“借钱花”已经成为那里的生活常态，透支后再还钱的过程，就是逐渐积累信用的过程，没有这个借的过程，就无法建立起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而美国金融体系也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促进人们超前消费的各种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但是这种消费模式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普遍信用的基础之上，一旦彼此之间的信任消失，则可能形成泡沫，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2］而且这种消费模式以未来的消费能力来指导现在的生产，往往会形成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未来的经济发展受到威胁。此次金融危机将这种消费模式的弊端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在“美梦”中突然惊醒。而这种刻骨铭心的痛必然会使人们转变这种消费模式，“理性消费”“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储蓄的增加和消费的理性化必然会使全球经济的发展陷入一种被动。而如何在人们合理消费的情况下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逐渐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锐不可挡，但是，今天的全球化仍然是由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他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从而使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强国与富人手中，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最富裕的500个人的收入，超过了最贫穷的4亿1千6百万人的总收入。可见，全球贫富收入差距之大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我们撇去它的政治影响不说，单从经济消费方面来分析，这种差距的扩大化，使全球的消费都趋于一种疲软化。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少数人的消费水平会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大多作为投资者，更多的是将钱投入到生产中，使生产不断扩大;而作为贫困的大多数人来说，消费水平则被大大压抑。这种差距扩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应该说，我们已经迈入了“供大于求”的时代，消费对于生产的影响逐渐增大，有时甚至具有了决定作用。而我们全球拥有60多亿人口，如果将其贫富差距缩小到合理限度内，提高20多亿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将会形成一个超大的消费市场，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促使各国达到共赢，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持续强大的动力。

三、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赢

此次金融危机使美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据美国国会预算局2008年10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9月30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高达4380亿美元。其失业率连创新高，物价飞涨，人们的信心受到重创，即使到了今天，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这次危机的破坏性正在逐渐减弱，但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被严重动摇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同时，欧盟与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其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经济在2008年增速仍然达到了5．2%，中国也在2009年完成了经济增速保八的任务，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其发展前景不可忽视。［3］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美国仍然占据其超级大国的席位，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受到削弱;欧洲和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会有所下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4］

在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将显示出更加年轻的活力，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心。这种格局的变化必然反映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重点。此次金融危机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全球各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大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虽然各国之间在利益上往往存在着分歧，但是“合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减发达国家在国际上过于谋取自身利益而给其带来的危害。同时，这种力量的增长能够加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二者相互借鉴，使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共赢。

四、着眼于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5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实质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交替轮回。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因此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需要借助侵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来向其它国家进行无限的扩张，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欲望。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面对经济低迷及严重失业的情况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重新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直至危机爆发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出现V型、U型、L型的发展趋势现在仍需观察。但金融化的进程不会因为危机而停滞，金融的发展仍需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新的发展阶段的来临必将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大财团的利益，因此它不会在金融化进程中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6

【关键词】 财务危机；渐进型财务危机；突发型财务危机

财务危机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大量财务危机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财务危机概念的界定、财务危机的预测、财务危机成本的计量、财务危机与公司治理等问题，对于财务危机的类型及其不同的特性则鲜有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尝试。

按照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我们可以将财务危机划分为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两大类。所谓渐进型财务危机，就是一般文献中所指的财务危机，即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项目投资过度、财务杠杆过高等原因所导致的严重亏损、现金流严重不足、无力清偿、资不抵债和破产清算等事项。它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体现为企业财务状况的不断恶化。突发型财务危机是指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如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等给企业带来了资产的损失，从而所导致的财务危机。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外部影响和防范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下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两种财务危机进行比较分析。

一、形态特征

由于渐进型财务危机是逐步缓慢发生的，而突发型财务危机是瞬间突然发生的，因此两者在形态特征上自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企业是否陷入财务危机可以以现金流是否充足作为判断的标志。如果把现金流量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以时间（t）作为横坐标，企业拥有的现金流量（c）作为纵坐标作图，那么，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态特征大致可以用图1、图2来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现金流指的是净现金流，即相对于企业的现金支付需求来说，其现金供应是否充足。位于零点之上的则表明现金流入足以应付现金流出，而在零点之下则表明现金不足，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渐进型财务危机类似于“自然死亡”。企业作为组织系统，象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到衰的过程，要经历发起、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的阶段，有一个生命周期。当一个企业开始进入市场后，随着其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管理的改善等，其现金流逐步增加。随后，由于外部市场竞争或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等原因，其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渐渐萎缩，在财务上表现为现金流的逐渐减少，这时，企业如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扭转局面，则最终陷入财务危机甚至完全退出市场。

图2表示的是突发型财务危机，与渐进型财务危机不同，这种财务危机类似于“猝死”，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点。突发型财务危机可以发生于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段，图中表示的只是一个可能的时点。从图2中可以看出，它可能与企业原来所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完全不相关。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一些原本经营业绩良好、现金流充沛的企业也遭受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即刻陷入了财务危机。

二、形成机理

（一）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里，一般会依次出现导致企业陷于财务危机的各种原因、症状，企业最后陷于财务危机。

从产生的原因看，根据john argenti的研究结论，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八项：一是企业管理差。企业管理差主要是指高级管理层的结构缺陷，包括首席执行官一人独断控制企业；其他董事不作为；知识结构不平衡的高管队伍；财务职能弱；缺乏管理深度、具有很高权力的首席执行官等六个方面。二是会计信息不足或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缺陷。包括没有使用预算控制系统，或者预算控制系统不健全，或者完全不存在；缺乏现金流量预测；不存在成本核算系统；资产价值的不恰当估价等四个方面。三是企业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经营环境的变化可分为竞争趋势的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变化、技术变化等五大类。四是制约公司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因素。五是过度经营。六是开发大项目。七是高杠杆经营。八是常见经营危险。其他学者对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分析和归类。但是，不管如何分析，都包含了企业内部原因和外部市场原因，而这些原因本身也是逐渐发生和演变的。同时，在众多原因中，企业管理差是其根本原因。

从形成的时间段看，根据财务预警分析中的“四阶段症状”分析法，企业的渐进型财务危机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财务危机潜伏期，特征是企业盲目扩张、市场营销无效、疏于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资源配置不当、无视环境的变化。第二阶段为财务危机发作期，特征是自有资金不足、过分依赖外部资金、利息负担重、缺乏会计的预警作用、拖延债务偿付。第三阶段为财务危机恶化期，特征是经营者无心经营业务和专心财务周转、资金周转困难、债务到期违约不支付。第四阶段为财务危机实现期，特征是负债超过资产、完全丧失偿付能力、宣布破产。所以，渐进型财务危机是一个动态持续、逐步递进的过程，且具有经常性的特点。

（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成具有瞬间爆发的特点，没有一个较长时间持续演化的过程。

从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突发性财务危机来源于自然灾害，即企业本身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完全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财务危机。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外部突发事件，如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和披露，但产生的根源仍来自于企业的内部管理不善，如污水排放超标、产品质量不合格等。所以其实质上来源于人为灾害，如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实际上是行业潜规则曝光，吉化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月饼陈馅事件则是个别企业不重视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人为灾害。不论是何种情况，突发型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相比渐进型财务危机更单一、更明显、更直接。

从形成的时间段看，第一种情况下的突发型财务危机几乎没有阶段性，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企业同时发生了资产损失，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财务危机。第二种情况下的突发型财务危机发生的时间比第一种情况下相对要长一些，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任危机期，表现为客户流失、产品滞销、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等。第二阶段是财务危机期，表现为现金流不足、无力偿付、筹资渠道缺乏等财务危机的一般症状。

三、外部影响

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某个企业所发生的财务危机也具有外部性，对企业外部产生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

（一）经济影响

不论是渐进型财务危机还是突发型财务危机，都会产生外部经济影响。

在微观层面，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会给其外部利益相关者带来经济影响。首先，给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竞争对手）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所引起的公司特有的财务危机使得竞争对手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甚至实行寡头垄断，从而带来利润的增长等好处；另一方面，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会“传染”给行业内其他公司，这一负面影响往往占了上风。其次，企业的客户和供应商也会受到其财务危机的损害。再次，企业的财务危机也对其贷款银行产生影响，对此，国外有很多研究，虽然具体的结论和观点不同，但都说明企业的财务危机这一事项对贷款银行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培莉，2005）。

财务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财务危机能引发银行体系脆弱性，进一步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或深化金融危机，使经济难以复苏。并且，这种诱发作用存在必然性（王克明，2004）。

（二）社会影响

除了经济影响外，突发型财务危机还会产生显著、直接的社会影响。虽然渐进型财务危机因影响了宏观经济从而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但突发型财务危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通过经济影响间接作用的，且在危机发生当时就产生了。当然，有时候很难区分这种影响有多少是由于突发型财务危机产生的，又有哪些是由于引发突发型财务危机的事件本身所产生的。

四、防范机制

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不同特征必然导致其防范和控制的时点和重点也有所不同。

关于企业财务危机预测的研究历史悠久，从20世纪60年代beaver和altman采用的单变量、多变量线形判别分析开始，涌现了很多预测的方法，如多元逻辑回归方法、生存分析法、神经网络模型等。有研究结果（吕长江、周现华，2005）表明，多元判别分析、逻辑线性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这三个主流的预测模型尽管其使用有各自特定的前提条件，但均能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前1年和前2—3年较好地进行预测。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可预测性使得企业能够对其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进行事前的防范。防范的重点在于调查企业内部存在的管理问题，寻找将要导致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对症下药，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当然，如果企业的事前防范失败，陷入财务危机时，仍然可以进行事中和事后的控制，采取与企业现状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和财务策略，提高盈利能力，增加现金流量，使企业逐步走出财务危机。

相反，突发型财务危机具有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事前的防范非常困难，但仍然可以进行一定的风险防范。企业可以在盈利年度提取应急基金进行稳健性投资，平时的财务政策应注重流动性管理，对易损、危险性财产和工程项目进行保险等。这样，当意外事件突然发生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防范财务危机。而对突发型财务危机的防范重点还是在于事后控制，即当意外事件发生后，财务危机已成为必然时，采取迅速的应急措施和策略安排，防止财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尽可能降低企业所遭受的损失。 这时， 企业一方面要与股东和各债权方等进行良好的沟通，争取一切机会取得其谅解，对债务协议作出重新调整。另一方面，缩减日常开支，降低费用，生产自救。此外，还要积极筹集资金，特别是争取政府补贴和无息贷款，争取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社会捐助，从而弥补现金不足。

综上所述，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由于其产生的原因不同，从而在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外部影响以及防范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企业改善管理、有效应对财务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工孟，芮萌，许庆胜.现代企业财务困境预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 j. argenti, corporate collapse-the causes and symptoms. new york: mcgraw-hill, new york: 1976.

［3］ 李秉成.企业财务困境形成过程研究［j］.当代财经，2004，（1）：109-112.

［4］ 张培莉.财务困境及其经济影响［j］.财会月刊，2005，（b8）：60-61.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7

关键词：普世价值；和谐文化；生态和谐；动态均衡机制

一、矛盾的对抗性是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机制的不健康是对抗性矛盾形成的总根源。

人类生存危机是综合性危机，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社会与自然系统等机制化动态均衡系统及补偿机制系统的缺失或破坏以及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的危机。危机来自于矛盾的对抗性，矛盾的对抗性来自于机制系统的不健康，也即维护系统动态均衡机制的缺失，这种对抗性的根源在于系统的机制性动态均衡修复机制的缺失或破坏以及人的信仰的迷失、环保意识的缺位所形成的。

人类自身系统内部构成了社会生态系统，生物圈构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圈由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系统，而人类活动则是这个系统中影响最大最能摇动系统平衡的因素。矛盾的对抗性是干扰系统平衡的根本原因，人类信仰的迷失，机制的不健康是对抗性矛盾形成的总根源。只有消除对抗性矛盾的总根源，才能保持系统的稳定性。此是构建机制化动态均衡系统恢复健康机制为主线，构建生态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

二、走生态和谐社会之路

(一)打造以生态和谐文化理念为主导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构建生态文化制度、生态政治制度、生态经济制度、生态自然制度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实现社会内部和谐，是消除社会内部对抗性矛盾及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的根本途径。

1.以生态和谐文化理念为指导，构建开放式，包容性多元文化并存的不断调整的生态和谐文化发展机制系统。

构建健全的文化形成机制。从生态文化发展内生动力机制及制度构建上找出路，从文化传统上、制度上和文化上理顺党和人民的关系，实现政党文化民族文化的生态和谐。

2.构建先进的生态和谐文化发展机制—构建生态文化内生动力激荡机制。

建设包容性文化发展机制，在有序的相互激荡内生机制下，形成民族特色的最先进的民族生态和谐文化。繁荣民族生态文化，关键在于能否摈弃过时的腐朽的文化传统，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在现实中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包容性多元价值观，切实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构建先进的生态文化发展机制的原则：

一要有博大的文化发展理念，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二要吸收采纳西方一切优秀文化发展成果，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原则。三要把文化发展建立在内生动力机制基础上的原则。四要吸取我们的传统文化精华，创新我们的现代生态新文化的原则。在继承人类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打造生态和谐的哲学价值观和民族灵魂，精神支柱。

（二）以生态和谐文化为指导，构建科学的生态和谐社会发展机制系统。

1.构建生态政治制度,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及机制的构建，化解对抗性社会矛盾。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成熟的系统动态均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生态系统运行机制还不够成熟。就中国目前来说最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的领导与体制改革的矛盾，即政治生态和谐问题。需要探索平等参与、自由竞争、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法律规范的生态政治运行机制制度。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及机制的构建，化解对抗性社会矛盾，以维护和谐发展局面。

2.打造生态系统和谐的经济运行机制制度。

打造生态经济GDP增长机制。首先，生态经济是环保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法制经济、多元化市场主体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进行综合治理，向整体生态效益要经济增长，把经济发展纳入到大生态系统之下，实现由绿色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逐渐解决经济增长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

制定生态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打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大生态经济发展形态。

创新发展机制措施。实施村村开放战略，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促进生态农业林果业及特种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鼓励大户和工业资金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加快生态林果业发展，形成收益增长与生态恢复良性循环互动机制。

（三）把人与自然关系提高到制度设计的高度，实现人对于自然的自由。

1.以生态文化理念为指导，打造生态和谐自然系统，消除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

通过正确处理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同自然环境资源的关系，把生活水平由量的增长到质的增长的转变，严格控制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规模，把人的再生产及人类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建立在对自然的改造与自然的修复能力平衡的基础上。

构建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环境治理修复机制和监督机制制度，污染治理决策评价监督机制及补偿机制。通过促进生态科技的发展等革命性变革，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科技及提高人类修复自然平衡的能力。

2.把人与自然关系提高到系统的动态性生态制度设计的高度。

首先要坚持改革，革除片面的索取自然观，进行生态自然和谐制度探索。构建科学的发展机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人到生态人的转变。

过去人类在制度设计上，只要求自然适应人类，没有把人类适应自然的因素考虑进去，片面的索取自然，掠夺自然，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历史的教训要求人类必须改变这种现状，进行自然和社会的系统动态均衡的社会发展机制的探索。如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政府自然环境修补与治理保护专项基金，用于自然环境恢复、污染治理、监督检查等。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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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萨克塞。生态哲学[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9

当前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动态分析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超主权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和启示。部分学者认为，通过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一是任何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需要将政策重点转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转向结构调整和对累积问题的解决上。二是缺少统一财政纪律的区域货币的运行具有内生风险，而援助体制则可能伴随显著的道德风险。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篇10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7-0013-04

货币危机泛指汇率的变动幅度超出了一国可承受范围的这一现象，或者是“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导致货币大部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状态”(Kaminsky et al.1998)。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源于对20世纪60、70年代拉美货币危机的研究，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率及造成的危害随之增加，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学界对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近期货币危机主要预警模型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归纳。

一、信号分析模型

该模型是Kaminsky、H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信号分析模型分四步进行：一是确定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危机预警时机(window)；二是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关系的变量，进而确定先行变量；三是按照噪声――信号比(noise-signal ratio)最小化规则，确定阈值；四是一旦经济中相应指标变动超过阈值。则将之视为货币危机。即将在24个月内发生的信号。由于KLR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分析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变量模型。

为了克服KLR模型的单变量属性，Kaminsky(1999)进一步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并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复合指标，1个复合指标是对各预警指标发出信号数的简单加总。另外3个复合指标则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通过对预测指标的扩展，KLR模型已经能够较好地处理预警结果输出的单一化问题，并利用多个复合指标可以更好地发送预警信息，极大地改善预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进一步提出了多状态(multiple-regime)KLR模型。他将货币危机分为6种，即经常账户恶化型危机、财政赤字型危机、金融过剩(financial excesses)型危机、国家外债型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型危机和自我实现型危机，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前四种，其发生与受害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后两种，经济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国际市场形势所致。这样一来，KLR模型可以在对货币危机预警的同时，进一步将货币危机的损失与其类型联系在一起，厘清对货币危机深度的认识。

信号分析模型经济经过不断修正完善，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它可以根据多个变量发出的信号估计危计发生的概率，同时有效提供关于危机根源和广度的信息，但该模型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及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二是KLR模型的隐含假设是在解释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特定的的函数关系。即阶梯函数(stepfunction)关系，这一界定使得模型无法对一个变量是刚刚超过阈值，还是大幅超过阈值进行区分，因而使得变量提供的信息未能充分利用；三是模型指标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仍避免不了倾向性；四是虽然通过加权平均解决了预警指标的单一利化问题，但由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未纳入考虑，因此。这种汇总是表面的。

二、离散选择模型

针对信号分析模型的这种缺陷，有学者提出了离散选择模型，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通过纳入新的解释变量来扩展模型，进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变量。其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以下几种：

Frankel和Rose(1997)构建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面板Probit模型。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对一系列前述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极大对数似然估计，以确定各个引发因素的参数值，从而根据估计出来的参数，建立用于外推估计某个国家在未来某一年发生货币危机可能性的大小。该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譬如在FDI流入枯竭、外汇储备较少、国内信贷增长迅速、实际汇率高估的时期等，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此后，Andrew Bery和Catherine Pattilo(1998)对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墨西哥、阿根廷货币危机的概率进行预测，但准确度并不高。

Bussiere Fratzscher(2002)认为二元Probit模型混同了危机前的诱发期和危机后的恢复期，而实际上在这两个时期危机预警指标的表现具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将上述变动分为三种状态或时期(regime)。即货币危机平静期、诱发期和恢复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三元应变量Logit模型进行危机预测。该模型对32个国家1993年12月到2001年9月的月度数据验，预测效果还比较理想，在样本内可正确预测73％的诱发期和85％的平静期，在样本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时，可以正确预测57％的诱发期和83％的平静期。此后。Kumar等(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Logit模型，该模型使用32个发展中国家1985-1999年数据，主要分析了利率调整引起并未预期到的货币贬值。以及其总货币贬值水平超过以往水平的情形。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解释变量。

应该说，离散选择模型出现了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拓展到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方向，且模型的预测值较好解释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模型中存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二元或多元离散变量后信息的损失，而且没有确立一个根据预警危机和避免噪声的能力对变量进行排序的标准：二是不同指标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所以假设参数恒常的面板模型在货币危机的预警方面通常表现很差(Abiad,2003)；三是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的可能，这直接限制了更多变量的采用，最终影响对危机预测的准确性。

三、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

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Markov-switching Model)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形式。它将结构性的变化视作一种机制向另一种机制的转换，譬如金融运行特征发生的显著变化，包括大幅起落或中断，汇率急剧贬值、经济增长趋势逆转等，进而将结构变化内生化进行估计。

Martinez-Peria(2002)提出一个带有动态转换概率的状态转换模型，该模型采用两种形式：一个是汇率转换模型，假设汇率是一个AR(4)过程；另一个是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内生变量有3个，即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均服从一阶Var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直接对投机供给建模，同时加入预期因素。对1979-1993年对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投机性冲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没有考虑变量状态转换性质的模型可能存在设定偏误问题，经济基本面和预期因素共同决定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Abiad(2003)也将体制转换模型用于预测货币危机，他首先拓展了预警指标，即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指标和金融脆弱性指标三类。而后采用单参数检验显著的预警指标分别对1972-1999年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国是否发生货币危机进行了预警。研究表明：体制转换模型预测货币危机的准确性比已有的预警方法更高，同时发出的错误信号更少。在Abiad研究的基础上，张伟(2004)进一步验证了Abiad的结论，他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改变样本区间、选择不同的确预警自变量，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体制转换模型在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该模型的预警能力较强，时效性也较强。应该说Maikov-switching模型通过估计过程中将结构变化内生化，充分利用因变量本身的动态信息。有效的避免与阈值设置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把连续变量转换为离散变量所造成的信息损失。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预警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引入制度变量。将时间序列模型扩展为组合模型，而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数据频率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应用的复杂性。

四、人工神经网络系统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tral Network)，是一种基于连接学说构造的通信生物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人脑的思维持征，通过合理的样本训练、学习专家的经验、模拟专家的行为，并通过引入非线性转换函数来求解各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从而使它具有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和高速信息处理的能力。近年来，ANN在货币危机预警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极大促进预警建模和估计动态系统方面的发展。

Fratzscher(2002)提出一个多层感知器ANN模型，以克服困扰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的数据采集和样本外预警效果差的问题。该文对1990-2000年欧洲5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预测。模型的网络输入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技术指标，并在预测前应用R/S分析方法对上述几个货币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多层感知器ANN模型的预测结果优于其他模型，多层感知器ANN模型70％的方向(gradient)预测准确率大大超过了KLR模型的准确率。

CHck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应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进行货币危机预警的模型。并利用1998-1999年的日度数据以测度市场情绪(market sentiment)，变量包括汇率(以美元度量)、股票价格指数、银行间利率、储蓄利率，其结果在预测精度上和统计性质上优于其他模型，尤其是作为比较基准(benchmark)的随机游动模型。

Lin等(2006)进一步引入了模糊逻辑的推理功能，提出了数据导向的神经模糊模型(NFM)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警。NFM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经济性在货币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有明显差异，且这种反常行为具有再发性。该文在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基础上，使用了1970-1998年2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职，与Probit模型相比，NFM不但具有更好的样本外预警能力，还提供了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但是，用神经网络组合模型进行货币危机预警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神经网络自身的优化问题，如隐藏层数及隐藏层结点数的确定、激活函数的确定、局部最优等，神经网络的结构直接影响着预测效果。此外，神经网络可以根据残差最小的原则不断地调整参数来改变预测效果，但是它不能改变输入数据，而货币等金融数据往往是波动的，存在噪音的。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除噪，优化神经网络的输人数据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其他预警模型

在货币危机中使用的其他预警模型上，还有：

(一)DCSD模型

DCSD预警系统是由Andrew和Pattillo(1999)在FR回归预警模型与KLR信号预警模型的基础上开发而成。该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指标与危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线性关系在临界值处有一个跳动，随后将继续以更大的倾斜度性相关。因此，它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来简化分段线性模型的形式，直至得出最终最简化的模型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先按显著性递增的序列对所有的预测变量(解释变量)进行排序，通常用每个预测解释变量所对应三项的显著性的检验统计量来进行排序。将显著性不强的变量从模型中去除，最终可获得最简化的模型形式。

(二)费舍尔判别分析(FDA)模型

FDA模型是一种单模态分析方法。它借助方差分析的思想，选择一个最优的投影向量w.同时使得在投影空间中的类与类之间的差异尽可能的大，确保投影到一维空间上的样本具有较好的可分离性。Bardos(1998)指出，FDA的优势在于其稳健性、易解释性，技术上简单，容易维持。Burkart和Coudert(2002)认为，已有预警模型繁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区别类似的变量，也无法决定其各自的权重。有鉴于此。作者利用15个新兴国家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构建了FDA预警模型。但结果显示，FDA与Logit和Probit模型的结果无显著差别，尽管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困扰，后者的预警功能还是要比FDA更强。

(三)Duration模型

Tudela(2004)考察了20个OECD国家在1970-1997年间的货币危机。通过引入了盯住汇率的连续维持期(spdl)及其久期(duration)，分析了货币危机的时间依赖问题，结果显示，维持期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汇率调整的政治成本是随着盯住汇率维持期的长短而变化的，旨在保护汇率的稳定政策的可信度的提高会减少放弃盯住的概率。

(四)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

极值理论是一门用来分析和预测异常现象或者小概率事件风险的模型技术。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评估极端事件的风险。近年来发展起来的POT模型(Peasks Over Threshold)是对观察值中所有超过某一较大阈值的数据建模，由于POT模型有效地使用了有限的极端观察值，因此通常被认为在实践中最有用的。Schardax(2002)把极值理论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当中，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东欧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POT模型对货币危机有良好的适用性，样本内的解释力能达到70.81％，并且它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非常高。但是，极值理论应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数据的不足也是这种方法的一个制约因素。尽管可以通过模拟方法来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但成本相对较高。

六、结论及建议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预警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偏重研究模型的改进，对有关风险预警的定性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更偏重数据模型的使用，但考虑到具体国别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开放程度和金融体制等的不同，因此还需要根据具体实际应用选择模型，特别是还应该注重专家的综合评估意见及审慎分析，来加强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工作：

二是风险预警仍然局限在宏观和行业层面，目的是帮助潜在的受害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危机的全面爆发，鲜有关注企业遭受货币及外汇风险预警要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