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十篇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1

资本主义进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提出，现在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已进入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我没有完全反对，也没有完全赞同。因为新的阶段需要新的基本特征出现：在经济关系和制度上要发生部分质变。比如列宁提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就指出资本主义出现五大新的基本特征，出现部分质变，从而论证其进入垄断阶段。1998年我写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一书，还是坚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但是也指出其具有向国际垄断发展的特点：出现新的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大发展、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全球化深入发展等。后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认为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特别是跨国公司在90年代下半期迎来一个并购高潮，垄断资本的跨国化和国际化的程度大大提高。2002年我又出版了《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一书，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全球急剧扩张的情况。上面两本书都获了奖并获得很多关注和评论。有人说，为什么我还不得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结论?经过考虑，我同意了这一重要判断，但是比较强调新旧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新阶段和过去有联系。2005年我申请了一个题为“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的新课题，就是专门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及其基本特征的。本来快要结项，但是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直至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判断这场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阶段的基本特征很有关系，并将对这一阶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于是就一直跟踪这场危机。

这场危机很可能推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继续向前发展。资本主义是通过周期性危机向前发展的，危机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危机，一类是严重性的大危机。前类危机每8－10年一次，战后由于国家干预，为5－6年一次，有些比这长些，有些短些。严重性危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1873年，像列宁说的，这次危机推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加快向垄断阶段转变，后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进入垄断阶段。第二次是1929年大危机，经济学上叫大萧条，这次大危机推动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阶段转变，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较大干预以避免出现严重危机。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滞胀危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同时出现，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奇怪结合，危机虽然表现得不是很激烈，但是非常难以克服，持续了10多年，资本主义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到80年代中期，具体说是1984年，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又开始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

当前这场危机是第四次大危机，它也将推动资本主义向一个新阶段过渡，现在是过渡阶段，可以称为后国际垄断阶段，新的阶段的重要特征还在形成过程中，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种大危机也是生产过剩，但是比一般性危机表现得严重而持久，其实也是一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危机。要克服这种危机，还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上进行重大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当前危机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转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很多人现在把这场危机从2008年算起。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

先说根本原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美带头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根本精神就是把国家干预缩小到最低程度，其中重点就是减少对金融领域的干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发端就是股市崩溃，因此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融领域实行严厉的监管。二战后发达国家继续维持这些监管政策。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主要方面就是金融自由化。

还有一个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滞胀而崩溃，固定汇率制变为浮动汇率制，资本流动大大便利了，这也是金融资本膨胀的重要因素。

这是本次危机的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

同时，70年代以来金融膨胀也存在客观条件。当时，由于经济长期滞胀，大量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量过剩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后来发展出拉美债务危机。另一部分资本则开始投向金融，使金融膨胀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这是一条拿钱赚钱的捷径。

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走向金融化。以前经济的主宰是垄断工业公司(有金融参与)，现在经济的主宰转移到金融资本家、银行家手里。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发展惊人，金融膨胀速度比实体经济快得多，金融的绝大部分脱离了实物基础。过去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投资于工厂、铁路、外贸等，现在则和实体经济脱离了。

再说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房地产泡沫引起次贷危机。在房地产泡沫时期，金融机构降低贷款资质要求，利润大增，很高兴，而买房人有房子住，房子增值并可以继续用于按揭消费，也很高兴，而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卖出大量高价房，也很高兴。金融机构还把这些按揭贷款打包成证券化的债券，在全球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出卖。在初期大家也大赚一笔。这样互相循环下去，经济就有虚假的繁荣。美联储害怕经济过热，于是提高利率，那些低收入的住房按揭贷款人就交不起月供，导致放贷的金融机构以及那些购买了这些按揭贷款的金融机构和为这些金融机构保险的保险公司倒闭。次贷危机于是转变成金融危机。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

美国人在房地产泡沫没有破灭前，凭借涨价的房子作抵押购买消费品、支付学费等等，使整个经济变成一种私人债务经济。由于美国经济靠私人消费拉动部分占GDP的70％，靠国内私人债务推动经济就非常危险。一旦房价下跌，首先拖垮金融部门，金融部门惜贷，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就陷入危机。其次，实体经济即使生产出来，也由于在地产泡沫破灭后，个人不再能够得到以前那样靠地产涨价得到的消费抵押贷款，个人消费能力大降，房产卖不出去。这样金融危机就转变为实体经济危机。这正是当时美国几大汽车公司濒临破产的原因。

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又传遍全球，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担心整个金融机构崩溃，国家不得不管。新自由主义本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现在也不得不紧急救援金融机构。小布什政府非常快地拨款进行救助，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崩溃。后来的奥巴马政府看到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就在2009年初提出80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

激方案，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小企业。这就导致国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大。

他们原来的美妙想法是，政府债务增加后，经济能够得到复苏，然后国家将因此得到税收。但是实际情况是，经济复苏缓慢。原因是，私人债务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税收也不可能得到增加，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于是私人债务危机转变为国家债务危机。

这一问题在欧洲表现得最突出，从希腊已经蔓延到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欧洲有特殊的原因。欧洲大量开支用于社会福利，这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欧洲很多国家一直坚持一种社会理念，认为既要发展经济，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因此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比较完备。个人社会福利开支由政府、个人和企业三方负担，国家负担部分非常大。欧洲又实行多党制选举制度，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许诺加大社会福利开支，都只能增加而不太敢减少福利，否则就会被赶下台。开支在增加，但是税收却很难增加。在危机时期，政府对企业要减税，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脆弱，往往都是一些轻工业、农业、旅游业等，这些部门在国际经济危机环境下非常脆弱，生产上不去，税收更少了。这样就造成了欧洲版的债务危机。现在这些国家想减少福利、降低工资，老百姓不满，于是导致大量罢工和游行，形成社会危机。

危机发展趋势

美国债务数量已经很大，占GDP的比例也快到100％了。但是由于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霸权地位，所以还没有形成希腊那样的危机。美国政府发国债，美联储就通过印钞票来买，这就是所谓量化宽松政策。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且由于美元在全球通行，必然把通货膨胀播散到全世界。美国这样做虽然避免了债务危机，但是却也会导致美元信用下降，这对美国霸权也是一种威胁，因此它不敢常用。美国这两年面临大选，奥巴马政府可能想把国内矛盾向外转移，比如逼迫人民币升值。这不是办法，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还可能导致中国报复。

总的说来，关于危机中期和长期的前景，可以有如下几点判断。

一是，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将可能一直低迷。

二是，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矛盾将非常激烈。美国的矛盾已经转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也已经转变成政治危机。日本内阁变换越来越频繁，很多改革计划颁布了，但是根本实施不了。在对外矛盾方面，美国想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国内生产，主要针对中国，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导致中国对美出口顺差过大。其实原因是中国经济竞争力在加强，而美国自己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汇率不是主要原因。美国还实行投资保护主义，阻碍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投资有前景的领域。美国和欧洲的矛盾也在加大。欧洲实行高福利，并要救助希腊，要IMF出钱，美国不答应，美国评级公司还将欧元、欧盟国家以及银行的信用级别评得很低，它的意图是让欧元。

三是，资本主义将力图找到新的积累道路，同时力图掀起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二者结合的话，可能渡过长期痛苦而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一次科技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包括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等，它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仍在继续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可能出现新的浪潮，如和以前以微软、intel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信息搜索技术为代表。但是下一代技术革命的关键应该在能源领域，以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以前石油可能会由于危机原因而出现短暂暴涨，但是近些年由于中东持续危机以及中国等国家持续的巨大需求，石油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这将推动新能源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大发展。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关注，未来医疗保健技术也将得到重视和发展。要成为强国就必须在这些新的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奥巴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提出在发展未来新技术方面，美国要做第一，不做第二。

四是，美国力量将相对下降，这表现在由于金砖四国等国家发展得更快，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下降，美元地位也在下降。但是美国的科技创新力量、军事力量仍然很强大，经济实力仍然很大，所以美国的霸权和超级大国地位仍难以动摇。

中国的应对办法

中国首先要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不能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人，但是现在又有人过高估计中国实力。宁可多看到自己的不足，吹嘘自己将在国际上招来负面影响。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2

[摘要]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折射出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困境，即中产阶级的分化及其向低收入阶层滑落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嫁危机的空间变小，资本积累陷入困境；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所有这些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得更加突出。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39-08

欧债危机是发生在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危机由希腊发生并蔓延至欧盟核心成员国。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欧洲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2010年4月底，随着希腊债务危机深化，其“多米诺骨牌”逐渐显现出来。之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逐步深陷其中，再加上希腊，形成了欧债危机的“欧猪五国”（PIIGS）。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2012年，法国等9国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下调，法国信用被踢出AAA级。至此，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演变成为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债务风暴”。

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兼具危机家族的遗传性和变异性，一方面它携带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烙下的不可改变的基因，另一方面显现出其最新进化趋势中的独特性质，由此也暴露了当下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种种困境。

一、欧债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

总的看来，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阶段，资本的历史形态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产业资本、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资本的历史形态是不同阶段资本扩张所采取的形式，由此所导致的矛盾也不同，因此其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是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在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济危机主要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具体表现为供给与消费的不平衡。“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正因为供给和消费的不平衡，导致消费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由此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危机一般表现为：企业生产出的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到危机的中后期出现大量企业关门甚至倒闭，导致社会的大量失业，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和混乱状态。如1825年英国所爆发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主要表现为：少数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本，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生产专业化和协作，进而实现资本的集中。对此，马克思指出：“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这就是说，资本积累的结果使得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资本巨头的手中，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垄断是产业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得到大大提高。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主导，诞生了托马斯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发动机、汽钻、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话等一系列新技术和新设备。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利用大大增强了产业资本扩张的能力。“世界工业产量，1850―1870年的20年间只增长了，1倍，而1870～1900年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20世纪的头13年中又增长了66%”加之这一时期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也使社会分散的闲置货币资本和游资得以集中成为巨额借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产业资本的快速扩张，也加速了产业资本的集中，当这种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就必然要产生垄断。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资本巨头的手中，这就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产业资本的扩张也达到了极致，资本不仅可以获取平均利润，而且可以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资本在攫取超额利润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产业资本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痼疾不仅不会因为产业资本的调整和转型而得以缓解，反而以更加激烈、更具有破坏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

为了应对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放弃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向凯恩斯学派的调节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为此，他主张政府必须成为“看得见的手”，即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实行赤字预算、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刺激并鼓励消费，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是针对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的，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作用，也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对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但是，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并没有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消除危机的有效办法。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普遍出现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逐渐受到各国的冷落。

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和凯恩斯主义的束手无策，曾经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抬头。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简单照搬，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的修复主要是以金融化――即把经济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来进行的，“它的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此逐渐形成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的虚拟经济。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同时，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必然要求跨越国境而向全世界发展，由此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不断加速，金融资产的运作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衰落。以希腊为例，2010年服务业在其GDP中占比达到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真正的财富）并不能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并且为了维持高福利的制度和国家的有效运行，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欧盟国家只能采用征税和发行国债两种财政融资工具，但在西方选举制的背景下，任何执政党都不敢轻易动用增税这一“高压线”。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也就自然成为了各国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救命稻草，由此形成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虚拟资本的发展使企业融资变得容易了，由此为资本扩张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同时也不断为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积累能量与风险。同时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一个大的泡沫破裂，就必然使被它掩盖与延缓的危机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展示出来。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就是这一原因的结果。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就被迫要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的危机演进路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这样，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剧烈波动冲击欧盟各国时，便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由此可见，爆发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金融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

二、欧债危机折射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

这场危机从本质上看依然是资本的危机，危机的持续蔓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它不仅使资本主义遭受重创，也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

1.中产阶级的分化及其向低收入阶层滑落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

中产阶级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社会繁荣稳定度的重要指标。“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既是社会稳定的受益者又是卫道士。”他们没有大的资金实力和家庭背景，不能像大资产阶级那样通过左右政治、超越法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只能依靠社会的稳定、祈求法律制度的公平来保护自我发展。同时，由于中产阶级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能力，他们在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秩序中，很容易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力找到适当的位置，使自己的知识技能得以发挥，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满意的回报。因此，中产阶级本能地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天性，因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必然结果。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劳动脑力化和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不能不引起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结构沿着强化中产阶级地位的方向更新组合。“到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竟然超过了蓝领工人，这在工业文明史上也是第一次”。“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这种更新组合，又成了适应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及社会生产力继续前进的因素，并一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界快速上涨的高额年薪与普通民众收入增长停滞的现象形成强烈反差，中产阶级也因此出现大规模分化且其中大部分向低收入阶层滑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中看到其分化的状况。

第一，社会贫富分化的持续拉大直接冲击和影响西方中产阶级的稳定。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界的富人阶层越来越富裕，而从事底层工作的低收入工作者则相对越来越贫穷，贫困问题日益侵蚀着所谓“中产阶层”。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据统计，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人口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0%。”同样，西欧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如英国1979―1995年最低10%收入层的个人总收入所占份额从4.2%下降到3.2%，而最高10%收入层所占份额则从21%上升到26%。1976―1996年，英国最低10%工资收入层与最高10%工资收入层的工资收入差距从25倍增加到35倍。在德国，1997年柏林经济研究所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占居民人数6%最富有的德国人拥有全部财富的1/3，而占居民人数5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10%的货币财富。在葡萄牙，1997年葡萄牙最富有和最贫穷各10%的居民收入占本国居民收入的比例分别是28%与2%。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范围内的失业人员达到2000万（失业率为11%），有些国家如西班牙竞达到20%左右，2004年欧盟失业率仍然达到8.8%；而所谓正常劳动关系（不包括没有劳动协议保障的临时工、黑工等）在德国只占就业人数的55%，在意大利和英国甚至都不到一半。

第二，西方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利用信贷等手段使得劳动者收入金融化，利用金融方式掠夺中产阶级收入，由此进一步促进中产阶级的分化。在经济虚拟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为了保持“称得上”体面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靠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是在消费者一时人不敷出之际，“寅吃卯粮”，以消费者提前支取远期收入来贴补生产者的即期利益。如通过银行按揭的方式购房、买车。而一旦失去工作，不能还贷，银行就会收回消费者所购车房。因此，中产阶级通过借贷方法以改善他们生活的信用经济，其结果往往是家庭债务高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也使他们的未来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当社会经济的运行一旦出现问题，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产阶级。

总之，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加之中产阶级自身不稳定的特征，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地位的日趋下降，“工资贬值和失业已经慢慢地爬上了社会阶梯――从贫穷的劳工到工厂的蓝领工人再到管理阶层的白领”，“两极分化加剧，逐渐形成了一个‘新阶级社会’――一个由20%人口组成的特权阶级和80%人口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的钻石型阶级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工作状况也趋于恶化，表现为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时间的延长。而欧债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萎缩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不只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就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德国也不例外。“2010年6月，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公报显示：2009年，月净收入介于860欧元和1844欧元的德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61.5%，而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66.5%。同时，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分别从2000年的17.8%和15.6%上升到2009年的21，7%和16.8%。”“这表明，2000-2009年这10年中，德国中产阶级萎缩，穷人和富人群体人数有所增加，有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趋势。”

中产阶级的分化及其向低收入阶层滑落使得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缓冲带”进一步缩小，由此必然会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资本力量一直被最大限度地纵容，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劳资力量严重失衡，其极致便是社会危机的爆发。”当社会大众对国家不满情绪不断增加，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近年来，欧洲各国所发生的罢工、抗议活动日趋频繁就是明显的例证。

2.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嫁危机的空间变小，资本积累陷入困境。

如上所述，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面对有效需求的不足，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扩张政策来扩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财政扩张政策的“常规武器”就是公共债务。“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4.3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使不断扩大公共开支政策长期有效，其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增加开支所需要的资金由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支付，即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剩余价值，来支撑本国国内不断扩大的公共开支。

持续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和运转的主要动力，经济全球化也正是资本在空间上扩张的结果，“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一”的世界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一”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其路径是：首先“通过‘债务陷阱’将欠发达国家‘拉拢’进资本循环体系。”“待时机成熟之时，金融资本就会利用信贷杠杆制造国家债务危机。”伴随着资本在全球扩张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资产被掠夺得无利可图时，危机自然而然地由逐步向里层转移，发端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危机转移的结果。这样，起源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各种经济危机经过转移之后又不断向蔓延，并再次回到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这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心一”的世界经济结构来转嫁危机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扩张的空间也变得更加狭小。

3.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

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福利主义的国家制度危机显现，西方社会一贯引以为豪的民主也遭受一系列的挑战，形成政、经、社相互掣肘，并演变成愈加复杂难解的局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的矛盾。“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存在着冲突的，尤其是在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石，其所彰显的是资本力量，在实践中体现为“一元一票”，这种自由给资本家带来了无数的经济利益。而民主所要彰显的社会大众的力量，强调的是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的民利，即主张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基层范围内实现多种形式的民主，保证人们能够干预决策过程，其在实践中体现的是“一人一票”。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大众的力量是分散的，对于每个选民手中的选票来说，其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对于资本，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则能够充分地利用资本来实现其利益，即“把资本力量扩张到经济系统之外，用于支配国家权力、支配意识形态，从而使全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从这方面来说，在经济社会所真正拥有的权利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法与资本家相抗衡的，“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变得越来越难以兼得。正因如此，资本扩张总是伴随着社会劳苦大众的贫困，他们不仅远离自由，也远离了民主，而也正是这种“经济自由”的肆虐导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持续至今的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一方面欧洲央行持续采取了非常规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以缓解债务危机造成的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欧洲各国都采取了增加税收、延长工作时间、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应对危机。如2011年希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年收入1.2万欧元降至8000欧元”，同时，“向所有纳税人征收特别危机税，税率依收入从1%到5%不等。”上述举措被批评为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社会主义手段对待富人，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加深，社会大众对既有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发展。人们指责现有政策只是在挽救金融家，却让民众作出更大的牺牲。”

第二，选举政治的劫持。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最为普遍的形式，在目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就要尽量得到更多选票，而要争取到尽量多的选票就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一方面要争得资本家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资产阶级的选举是金钱选举。参加竞选的人都要设立庞大的竞选机构，制定竞选计划、纲领，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进行宣传，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在美国，“无论是总统或议员，其能否获得候选人的资格和当选的机会，就看他能否筹到足够的经费，也就是能否找到足够多的支持他的富豪为他捐款。美国政客的重要本领是筹款，这已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颠覆不破的行为准则。”“1996年在选举中获胜的参议员，平均每个席位都要花费450万美元，2000年又上升为500万美元，众议员席位的平均花费也超过了100万美元。”“2000年总统大选中，共和、民主两党的总开支突破了30亿美元。”而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数字又突破了50亿，2012年可能达到60亿美元。在法国，1978年总统选举，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约13万法郎。而2012年的总统选举公款开支，按照世界报发表的文章计算，10个正式候选人的公款费用，预计为2亿2800万欧元，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为2280万欧元。这些大量的金钱除了很少一部分联邦政府的拨款外，绝大部分是大资本家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捐款。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给政客们的捐款高达4.63亿美元，其51%给了，49%给了共和党。同一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从这个渠道获得的资金比任何其他渠道都多――除了诉讼律师这个群体之外，奥巴马从金融行业的捐助者那里获得了3760万美元”，当然这些捐款都是要得到回报的，即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措施、规则和决议来换取选举捐款、竞选帮助、工作以及其他的好处等等。”另一方面，各政党为了能够追逐短期利益，在选举竞争中为了取悦民众又不得不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结果是民主竞选就是看谁给选民的更多，甚至采用“愚民政策”和采取“饮鸩止渴”的行为。以这次危机首先爆发的国家希腊为例，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就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这种看似民主的背后实质上是政治家为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而盲目提高福利水平，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负债累累，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总之，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受资本家和利益集团左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受大众“绑架”的情况也愈发明显，西方国家的政府陷入了低财政收入、高财政支出的“两难选择和两头讨好”的困境之中，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越来越受到质疑，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

三、几点思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导致资本淤积，尤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如果资本还具有开拓新的流通渠道和加以疏通的可能，资本的增值就不会停止。按照马克思上述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是“决不会灭亡的”。也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依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运行系统是个不断扩张的循环系统：资本投入到生产体系中吸收以劳动力为中心的生产要素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生产体系中，如此形成资本的不断地扩张性循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日益庞大的金融系统是驱动资本循环增值的心脏。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也由此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实体经济空壳化、人民大众贫困化、日常消费借贷化，上述因素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常态化，而当一个国家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政府有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进行“救助”，公共债务危机由此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西方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可能性；现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金融动荡也在不断发生。从墨西哥金融体系的崩溃到东南亚金融系统的多米诺骨牌瘫塌，络绎不绝的金融危机无一不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来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至今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剖析，探讨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以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如何规避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萨伊和瓦尔拉斯等人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否认资本主义市场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和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金融、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生产的基本区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的增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货币或财富的增加。经济运动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以往是由物到到货币再到物的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起点到终点都发生了变化，它的起点是货币资本，中经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的循环过程，其循环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W…P…W’是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 W’-G’是第三阶段，即销售阶段。产业资本要实现周而复始的顺利循环，必须要三大职能资本在时间上连续进行转换，在空间上同时按比例分配在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相互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资本主义银行的出现，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相关联的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生成的现实性

当然，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提到：“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是以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则可获得超额利润，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各个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单个资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加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另一方面也包括资本的联合与兼并。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改变资本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比例或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二是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借助于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信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开始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4]。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5]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综合上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根据这个内涵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危机理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以马克思的视野来看，“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明危机的根源，掩盖了危机的真正原因[7]。

三、理论逻辑的现实检验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然而，在资本雪球不断滚大的同时，社会中两个阶层的分化也愈来愈大：一边是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积累；一边是贫困在多数雇佣劳动者手中积聚。这种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社会生产运动中就是：一边生产规模在无限扩大，一边购买能力在相对缩小。正是这种生产规模与购买能力的非均衡发展最终导致社会资本运动的中断，即危机爆发。但近年来，资本主义在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为了刺激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让不具有购买能力的群众以透支未来的形式提前消费。表面上看，这种零抵押、零首付、低利息的金融创新方式将美国的房产及其他商品市场推向了繁荣。然而，“透支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短短的几年间，美国房产市场泡沫就开始膨胀。在房产市场泡沫高强度膨胀的情况下，美联储只好收缩货币政策，调高利息率。利息率的连续上调最终使得次级贷款债务人彻底失去了偿还能力，违约率伴随利息率不断增加，多家次级市场放款机构深陷坏账危机，美国股市应声大跌，并波及亚洲股市，美国金融机构被动收缩，金融危机爆发。如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次贷危机的病症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四、结论及对中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点思考

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提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也正是这本著作的产生使资本主义从垂危中得以“康复”，遗憾的是，虽然凯恩斯提出的 “有效需求不足”几乎接近了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但他在最关键的一步却仍然没有超越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危机以新的症状再次向资本主义发难时，凯恩斯经济学在新危机面前已是力不从心[8]。古典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然而正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酝酿了新世纪的次贷危机。面对危机，西方社会试图再次把求助的手伸向了凯恩斯主义。然而，刺激需求对于缓解危机的深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彻底消除危机，而且会给经济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这种“透支消费”的方法会导致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可能不仅刺激需求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是“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引起的次贷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就始终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走出经济动荡的怪圈。

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不断深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必须树立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各种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层面不断创新，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一，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危机。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与资本证券化的产物，是源于实体经济又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现代经济活动需要借助货币及多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交换结算及资产转换。金融中介工具的发展，使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虚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因为虚拟资本具有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形式，就以为它可以远离现实资本无限制的运转，而无视他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纸质副本）。金融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归根到底是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资产泡沫早晚要破灭。

第二，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构建系统的信用体系。金融危机告诫我们，虚拟经济的产生和积极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是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关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的关键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系统的构建，使虚拟经济的市场具有自动调节虚拟经济规模的功能。这种市场的调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次变为产业资本家”[9]。

第三，强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和监管。监管者应当及时地评估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审慎地对待金融创新，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虽然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风险流动起来，进行分散和转移，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的金融创新，使延伸了的金融链条变得脆弱，酝酿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吸取美国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建立金融创新的监督控制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创新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防止盲目过度创新。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也要不断创新，将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风险置于可监控范围之内[10]。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8.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9.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5.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8.

[7] 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经济学动态，2008（11）.

[8] 邱晖.重新认识凯恩斯革命：基于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研究，2011（11）：180-18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24.

[10]惠宁，何磊.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经济走势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9（6）.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Generating：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HE Le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Yan′an 716000， China）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4

关键词：汇率承诺；政府救助；货币投机；序贯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4607

一、 引 言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遭到重创。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投入政府救助资金，以防止国内银行业的破产，帮助国内金融体系和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人企业尽快度过难关。在中国最近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曾陷入不良资产清理的困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政府救助措施，如证券公司接管和政府直接注资等，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来实施的政府救助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汇率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投机者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攻击，而政府在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例如，提高利率会抑制投资，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俞乔［1］的实证研究，公众对当局在维持固定汇率体制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失业，需求不足，等等)之间选择的预期变化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心的危机，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因此，在控制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冲击的过程中，汇率政策是与政府救助机制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

中国自2005年7月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后，无论是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都已实现大幅升值。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稳定汇率政策。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11月曾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基本的稳定”。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自2009年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人民币是为数不多的未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之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和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又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曾最新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呼吁中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报告指出，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更加重视把通胀作为关注目标，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实际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奥巴马最近也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

面对外部多方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若中国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策略，则显然违背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稳定汇率承诺；若中国继续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则要承受各种压力。然而，隐藏在这种进退两难的表象下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均衡策略。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对危机前的稳定汇率承诺的兑现，它可以有效稳定市场汇率预期，抵制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投机行为。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和货币危机刚刚得到初步平息，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货币投机行为。

本文在Mundaca［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承诺特征的序贯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均衡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承诺的作用机制，提出一种结合政府事前汇率承诺的政府救助机制，分析“自实现”的稳定汇率承诺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Holmstrom和Tirole［3］在关于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中，强调了政府提供救助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必要性,提出了内部流动性可以充分满足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要以国家政府或IMF为代表的LOLR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

Burnside等［4］研究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基金风险对政府相机救助决策的影响。其中，政府救助相机依赖于商业银行是否宣布破产。他们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所投资的外汇基金发生贬值时，政府保证偿付其损失，那么，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这是因为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了担保，当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资产发生贬值或预期发生贬值时，可以通过申请破产而获得政府救助保护。同时，政府的这种救助担保很容易诱发“信念自持”（self-fulfilling）现象。由于政府保证当商业银行宣布破产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形式的政府救助，这样，当银行预期到所持有的外汇基金将会贬值而申请破产时，如果政府立即向银行注入外汇救助，必然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使外汇贬值预期实际发生。显然，这是由于政府不恰当的救助行为所导致的。

Obstfeld ［5-6］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并假定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在此模型中，市场预期是事前（即经济冲击发生之前）形成的，政府保持或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选择是事后做出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很难影响市场预期。

本文在模型中将分析事前的汇率承诺对于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作用，并将具有事前救助承诺的救助机制与事后的救助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Mundaca［2］率先提出了一个序贯博弈分析框架，将政府救助和汇率作为内生的决策来考虑，并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作为模型局中人之一的企业被限定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进行投资的私人部门，这仅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国情，不适用于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的国情。

国内学者对政府救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监管声誉损失等。李剑［7］在Sachs［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博弈分析，讨论了危机发生后，由于IMF救援计划的内在缺陷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使得IMF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问题。巴曙松和陈华良［9］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地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监管威慑力，造成政府救助政策成本的提高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其他相关国内文献主要以国外经验的总结为主。

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缺陷。但是，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政府救助可与汇率政策相互配合。在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未出现将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章，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均衡政府救助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政府提供危机救助的同时，适当的汇率调整可以平衡道德风险问题。

三、 序贯博弈模型与多重均衡的收敛

本文将对Mundaca［2］模型进行改进，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汇率政策特点的序贯博弈模型，并针对多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承诺对于优化政府救助路径、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意义。

首先，构造序贯博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的博弈树。其中，M和Q分别表示政府的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和放弃固定汇率；S和NS分别表示投机行为和无投机行为。

图1 无救助承诺与存在救助承诺下的博弈树

博弈局中人有3个：一是中国政府，将在阶段1保持固定汇率政策，并进行救助承诺或不承诺，同时承诺在金融危机刚发生时的阶段3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剧并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阶段4选择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二是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私人部门），它们将在阶段2决策投资水平；三是市场上的货币投机者在阶段2根据市场预期选择是否投机。对博弈树中各阶段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假设进行如下说明：

阶段1：自然产生关于货币投机行为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概率，所有的经济人获得该先验概率的信息。假设到达博弈的最后阶段，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该冲击分为两种：一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影响较小的有利冲击s2，其发生概率为1-π；二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较大的不利冲击s1，其发生概率为π。

政府在该阶段将公布对于私人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是否承诺救助，并且公布其承诺的汇率政策。对于汇率政策，政府在阶段1承诺将一直保持固定汇率，直到阶段4的经济冲击发生时再决策是否继续保持。该假设的依据是，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

阶段2：市场投机者先形成阶段4的汇率预期Ex，并根据汇率预期决定是否进行投机。因此，如果Ex＞，或Ex＜，则投机行为发生。其中，Ex表示预期汇率水平，表示固定汇率或长期均衡水平。

出口导向型的私人企业再向商业银行借入人民币进行生产投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得美元等外币收入，并用外币收入偿还贷款债务。私人企业根据预期投资净回报最大化原则决定投资水平。

令K表示私人企业投资水平，x（si）表示冲击si（i=1或2）发生时的汇率水平的自然对数，汇率以1元人民币所购买的美元数量计算（下同）。Ri（K）表示当阶段4中的冲击si发生时投资K的总回报，并且满足下面的假设条件：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R′1（K）＜0，R″1（K）＜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R′2（K）＞0，R″2（K）＜0。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私人企业借贷成本将提高，并且，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回收困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边际回报R′1（K）在短期内为负值，随着K的提高边际回报下降程度将恶化，即R″1＜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边际回报R′1（K）为正值，但边际回报递减。在这些假设下，当私人企业预测到阶段4不同的冲击所导致的不同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时，其净回报NR和期望净回报E（NR）分别表示如下：

NR=（1-（si））（x（si）/）Ri（K）（1）

E（NR）=π（1-（s1））（x（s1）/）R1（K）+（1-π）（1-（s2））（x（s2）/）R2（K）（2）

式（1）说明私人企业的净回报受到汇率水平和政府救助比例的影响；（x（si）/）Ri（K） 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私人企业不利冲击发生时债务增加，而有利冲击发生时总回报保持不变；（si）表示阶段4的冲击si发生时政府救助的比例。当有利冲击发生时，政府无需实施救助。因此，0≤（s1）≤1，（s2）=0。若将标准化为1，则式（2）可以转化为式（3），得到私人企业在阶段2的支付函数。

E（NR）=π（1-（s1））（x（s1））R1（K）+（1-π）（x（s2））R2（K）（3）

阶段3：政府保持固定汇率体制，并抵制投机攻击。在该阶段，投机攻击已经形成，政府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M）和放弃固定汇率（Q）。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承诺在该阶段得到兑现，这就排除了放弃的选择。

政府在阶段3开始实行抑制投机攻击的措施，假设主要措施是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当阶段2形成的汇率预期与长期均衡汇率不一致时，调整利率可以有效减少投机攻击损失。但是，利率调整具有两面性，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国内投资成本而影响失业率，如提高利率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从而给政府带来基本面的损失。假定利率调整过程遵循式（4），利率变动对阶段3中非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为式（5），从而构造出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为式（6）。

r=g（Ex-）（4）

其中，g是正系数，而（Ex-）表示在阶段3和阶段4的投机攻击强度。

u3-=α2r（5）

其中，u3表示阶段3的实际失业率；表示自然失业率；α2为正参数。

V3（si，Ex，x（si），（si））=a1（u3-）2+E（V4）（6）

其中，V3（si，Ex，x（si），（si））是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E（V4）是阶段4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α1为正系数。

阶段4：随机性的经济冲击将在该阶段形成并发生，这将影响就业和企业的投资回报。当承诺予以救助时，政府将具体实施阶段1所确定的承诺救助比例和汇率；当无救助承诺时，政府首先理性地选择放弃固定汇率（Q）或保持固定汇率（M）。然后，政府将通过最小化阶段4的损失函数V4来确定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

我们构造政府在该阶段社会福利损失函数V4，假设阶段4的非结构性失业率由式（7）来决定。

u4（si）-=α1［x（si）-］+α2r+si-α3［1-（si）（x（si）/）Ri（K）］（7）

其中，α1、α2、α3均为正参数。α1［x（si）-］表示汇率变化对于失业率的冲击，它代表了一种非结构性失业程度。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导向型私人企业经营困难和市场萎缩，非结构性失业率因此上升；α2r表示利率变化对失业率的影响；-α3［（1-（si）（x（si）/）Ri（K）］表示企业净回报损失对失业率的影响。当有利冲击发生时，由于R2（K）≥0，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不妨设R2（K）=0。

阶段4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由3部分构成，即非结构性失业损失、政府救助总支出和放弃固定汇率的成本，它们分别对应于式（8）中的3项。

V4（si，Ex，x（si），（si））=a2（u4-）2-（si）（x（si）/）Ri（k）+λC（8）

其中，a2为正参数；C为取消固定汇率体制的成本，如政府信用的损失；λ是一个哑变量，当放弃固定汇率时，λ=1，否则，λ=0。

其次，我们求解均衡的政府救助路径。

从图1可以看出，博弈从阶段2开始分叉，阶段2到达阶段4有两条路径：一是投机分支S；二是无投机分支NS，每个分支都具有3个最终节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无政府救助承诺的条件下，进一步通过纳什均衡策略构成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剔除非均衡节点（6）、（7）和（9）、（11）。为便于讨论和应用，将具体结论归纳为命题1和命题2（其证明过程可向作者索求）。

命题1：若无政府救助承诺，并且，市场预期汇率Ex等于固定汇率，从而不会导致投机攻击发生，则在汇率转换成本C充分高时，理性预期均衡只与终节点（8）相容，该节点对应的汇率政策是x（s1）=x（s2）=。

命题2：若无政府救助承诺，并且，市场预期汇率Ex高于固定汇率，从而导致投机攻击发生，则在汇率转换成本充分高时，理性预期均衡只与终节点（10）相容，该节点对应的汇率政策是x（s1）≠，x（s2）=。

在命题1和命题2结论基础上，对博弈的不同路径下均衡策略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在政府不进行救助承诺的情况下，与理性预期均衡相容的终节点有两个，从而产生两条政府救助的均衡路径。这种多重均衡现象发生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只有当博弈过程进行到阶段3时，政府才能观测到投机行为的发生，从而才能形成惟一均衡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其中，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因此，多重均衡的存在容易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从而加剧金融危机，使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这是政府应当避免的。

从两种均衡路径的形成过程来看，促进市场形成一个固定汇率预期（即Ex=），可以促使博弈过程收敛到一个惟一的理性预期均衡节点（8）。基于这一点，政府可以在博弈的阶段1公布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无论阶段4的冲击如何，都将坚持稳定目前的汇率水平。这样，如果政府拥有较高的政策信用，市场将形成保持固定汇率的预期，消除投机行为的发生，使博弈进入无投机行为的分支。由命题1可知，一旦进入无投机行为的分支，政府的均衡汇率政策将是（M，M），从而使得政府实施承诺的汇率政策自动成为一个均衡决策，产生一种“自实现”承诺。

当前，中国政府多次公开承诺保持汇率的稳定，就是一种保持市场汇率预期稳定的一种非常有利的承诺，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自实现”承诺的重要性。它将有效地抑制潜在的货币危机，并在可能发生的新一轮危机到来的时刻，使中国能够摆脱多重均衡发生的困境。

第二，根据命题2的结论可以看出，当市场对于汇率的预期Ex＞已经形成时，惟一的理性预期均衡是：在阶段4，当有利的经济冲击发生时，政府维持固定汇率不变；当不利的经济冲击发生时，政府应放弃固定汇率。这表明，如果金融危机已经促使货币投机行为发生，政府的固定汇率承诺将不会改变市场预期，该承诺将不会“自实现”。最终，政府的最优汇率政策相机依赖于阶段4的经济冲击类型。

四、 汇率承诺与政府救助的博弈均衡分析

政府救助承诺指的是政府在阶段1预测到投机攻击的发生后，通过期望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来确定救助比例，并予以公开承诺，在阶段4实施承诺。无承诺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是指政府在阶段4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并通过阶段4的实际损失函数V4的最小化来确定救助比例。因此，两种政府救助类型反映了政府对投机攻击的不同预期。那么，当政府预测到投机攻击即将发生后，采取政府救助承诺机制与采取无承诺的实际救助在决定机制上具有哪些不同点？实施效果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通过理性预期均衡的求解方法来推导两种不同的决定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然后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来检验政策的稳健性，并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推导决定两种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的方程系统。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的确定均需要考虑以下过程：由于私人企业具有理性预期，因此，阶段2中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会依赖于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和最优的汇率水平；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和阶段4的最优汇率水平又会依赖于最优投资水平，因为它们的确定是发生在阶段2之后。

首先，在无政府救助承诺的情况下，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与汇率是由非线性联立方程组（9）、（10）、（11）共同决定的，并受到0≤≤1的限制。一般地，该方程系统的解没有解析表达式。

发生投机攻击后，阶段4的政府将观测到阶段2中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K^，通过福利损失V4的最小化来确定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s1)。将式（7）代入式（8），并令=1，使用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决定和(s1)的方程：

=1-2a2α3s1-1+2a2α3((s1)-1)(α2gπ+α1)2a2α23(s1)R1(K^)（9）

(s1)=R1(K^)+2a2［α2gπ+α1-α3(1-)R1(K^)］(α2gπ+α1)+2a2s1［α2gπ+α1-α3(1-)R1(K^)］2a2［α2gπ+α1-α3(1-R1(K^)］2（10）

通过最大化私人企业的期望净回报，得到阶段2的最优投资水平K^，并对式（2）求一阶条件，得：

R′1（K^）R′2(K^)=-(1-π)x(s2)π(1-)(s1)（11）

根据式（11）得到K＞0,KX（s1）＜0（具体证明可向作者索求）。这样，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稳定汇率水平的条件下，实施政府救助会导致投资者道德风险的产生。汇率水平保持不变时，政府提高救助比例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根据假设R′1(K)＜0，道德风险问题会给私人企业带来更大的债务风险，进而导致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同时，还可以看出，政府在危机初期保持固定汇率的承诺虽然可以促使惟一均衡的形成，但是，也会附带一定的道德风险成本。

第二，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实施了一定比例的政府救助后，如果政府急于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因此，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政策不适用于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政府目前的汇率稳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基本面损失。

第三，建立有效的政府救助机制，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救助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配合，只有两者的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救助机制的功能，在抵制投机行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基本面的损失。

其次，考虑政府对救助进行承诺的情况。此时，政府在阶段1的期望损失函数V1与阶段3的V3(si,Ex,x(si),(si))相似，但是，政府通过理性预期可以预测到后续阶段中的最优决策K^、(s1)，因此，V1=V3(s1,Ex,(si),(si))。政府通过期望损失函数V1的最小化来确定最优的承诺救助比例，还需要考虑后续阶段的决策对V1产生影响的3条路径，其满足的一阶条件如下：

V1+V1K K+V1x（s1）x（s1）K K+x（s1）=0（12）

因此，最优的政府救助承诺比例与汇率是由式（10）、（11）、（12）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来确定的。

由于两种情况下的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均无法用解析表达式来刻画，为进行对比分析，我们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反映。因此，我们采用Mundaca［2］模型中对私人企业投资回报函数的解析表达式（13）。

Ri（K）=γiK-δiK2i=1，2（13）

并在控制条件为0≤≤1、K＞0、x(s1)＞0的前提下，赋予参数如下初始值。

=1,a1=a2=0.6,α1=2,α2=4,α3=1,g=0.7,π=0.5,s1=0.25,γ1=0.2,γ2=2,δ1=0.8,δ2=0.08

为考察模型参数的变动对中国最优救助比例和汇率的影响，我们在控制误差条件下令主要的政策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动，以此来检验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将具体的模拟结果归纳起来，我们得到如下的稳健性结论：

第一，无论政府是否承诺救助，最优的政府救助机制都将要求汇率不贬值甚至升值来予以配合。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予以救助的同时，还需要防范私人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所导致。

第二，在政府预测到投机攻击即将发生时，政府承诺救助条件下的最优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都小于无承诺条件下的情况。同时，私人企业的投资水平在有政府承诺的情况下的水平略高。可见，政府承诺救助可以减少救助成本，能起到恢复投资者信心的作用。

第三，当α1增大时，失业率对于汇率变动的响应增大。此时，在政府承诺救助下，最优汇率水平下降，最优政府救助比例也略有下降，这显示了政府削减失业损失的政策倾向是汇率政策，此时，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对于降低失业率的效果更加明显。一方面，它可以降低［x(si)-］，从而减少失业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私人企业的净回报损失来减少失业率。但是，后者是与救助比例相结合的，而政府救助比例的小幅下降可能是出于对政府信用的重视而导致的下降。在无政府救助承诺下，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同时提高，说明政府无须考虑信守承诺，而倾向于使用政府救助政策来减少失业。同样，汇率的提高可以平衡道德风险。

第四，当α2增大时，失业率对利率变动的响应增大。此时，在政府承诺救助下，最优的汇率水平与救助比例均会提高，说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政府救助政策，并辅以汇率政策予以配合。而在无救助承诺下，汇率水平与最优政府救助比例同时下降，说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汇率政策。

第五，当α3增大时，失业率对私人企业的未偿还债务的响应增大。此时，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与汇率都将上升，说明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政府救助政策，并辅以汇率政策予以配合，因为政府救助政策可以直接使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同比例地减少，从而产生直接的政策效果。

第六，当随机的经济冲击强度s1增大时，两种情况下的政府最优救助比例都将提高。

五、 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数值模拟，对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汇率稳定承诺和政府救助机制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建立政府救助与汇率政策相配合的救助机制。合理、有效的政府救助机制是一个政策系统，需要汇率政策的配合，因为政府救助政策与汇率政策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在抑制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冲击，特别是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债务危机和失业问题的过程中，单一地使用汇率或政府救助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甚至还可能恶化经济基本面的表现。

第二，应高度重视汇率稳定承诺的时机选择与公信力。在金融危机形成初期，市场关于汇率的预期形成之前，政府稳定汇率的承诺是一种“自实现”承诺，可以促使博弈过程中多重均衡收敛，防止市场信心的起伏，从而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由于中国政府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一直采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种单一的均衡路径，这样，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证券市场）受到较大冲击，但是，近来证券市场的表现已出现改善的迹象。可以预见，市场信心将随着政府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和产业复苏计划的实施会比较快地得到恢复。

第三，在构建有效政府救助机制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事前救助承诺可以减少实际救助的比例，节省财政支出，用于增加刺激经济复苏计划的预算。但事前的救助承诺只适用于市场出现严重的投机攻击的情况。本文模型中的政府救助承诺是建立在政府预期投机攻击即将发生的条件上，因此，政府应在一定的金融预警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否则，无条件的政府救助承诺将导致巴曙松和陈华良［9］所指出的金融监管信誉的损失。

第四，在政府救助机制中，人民币小幅升值虽然可以有效地对私人企业在接受救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危害予以平衡，但同时也会导致对于经济基本面的不小冲击，应该对两方面进行权衡，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

参考文献：

［1］ 俞乔.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1997，（10）.

［2］ Mundaca，B.G.Optimal Bailout during Currency and Financial Crises: A Sequential Game Analysis［J］.Memorandum，2002.

［3］ Holmstrom，B.，Tirole，J.Inside and Outside Liquidity［J］.Wicksell Lectures，2001.

［4］ Burnside,C.，Eichenbaum,M.，Rebelo，S.On the Fundamentals of Self-Fulfilling Speculative Attacks［R］.NBER Working Paper 7554，Cambridge Massachusetts，2000.

［5］ Obstfeld，M.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J］.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etaires (Banque de France)，1994，（43）.

［6］ Obstfeld，M.Models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

［7］ 李剑.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及其道德风险――东亚金融危机的信息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1999，（4）.

［8］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 ［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8，（1）.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5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演化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释中，将资本主义存在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视为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来两个具体矛盾分别为: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的矛盾，二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需求缩小的矛盾。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具体矛盾的内涵在不断复杂与深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实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但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是不可避免，危机是社会对矛盾激化的一种反应，危机从量到质的变化就是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从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另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表现，是新形态对旧形态的一种否定。因此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要弄清其内在矛盾的演化规律。

一、当代资本主义界说

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有500多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界限划定为二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1］从当前跨国公司与资本、生产等的国际化与全球化来看，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转变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总是由一个“中心－”的体系构成。“中心”是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由相对落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表现为并存于竞争，从苏联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开始，这种关系就一直存在，从苏联解体与东欧发生剧变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一跃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和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之前的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自发发展，现在国家会在生产关系上不断进行干预。一方面，这是在战时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其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在当时是为之有效的做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危机后使得社会主义力量涌现出来，这也是为维护自身发展所进行的必要改良。其次，在新科技革命下科技水平与生产力会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自由竞争时期，工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达到3%左右，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年均增长达到6%左右。最后，从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加，经济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在矛盾分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条件下，自然而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20世纪中期即二战后，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从而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变革，以信息科学、材料科学为前沿，计算机、生物工程、空间、新能源等技术应用作为特征带领人类走进信息时代。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一些新的技术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财力物力是私人垄断企业无法提供的，使国家干预成为应时之必然。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应对危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战后各个国家面临的战后重建都使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加强，从而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来调节生产、刺激消费、保证就业，从而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雄厚，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霸主。以美元为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从而维持了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2］该体系的形成也加强了各国贸易与投资发展。在该阶段中，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调节经济并且制定反危机策略。这一系列措施缓和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生产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劳资关系得到缓和，从而出现了战后2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稳固，使生产力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垄断和竞争并存，国家和市场并存。垄断组织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从而保证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家扮演了一个超资本阶级，实质代表了垄断阶级的利益。第二，资本剥削劳动加剧，且手段日益隐蔽化。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模式形成，企业管理不断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工人的劳动量，从而为垄断资本家创造了更多剩余价值。第三，各国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激烈竞争，进而扩大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加剧各国间的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初始的稳定条件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很多扩展空间，但并未改变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随着新矛盾的激化，新一轮危机蓄势待发。

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在矛盾分析

20世纪70年代，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矛盾激化，导致了“滞涨危机”。此时凯恩斯的理论显得束手无策。为克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内在矛盾与危机，美国在70年代末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第一，摒弃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干预有失经济绩效;第二，私有化公共财产、公共权利;第三，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税;第四，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实行自由贸易。这些政策促使美国在80年代出现了利润率上升的一个繁荣时期。同时资本的自由活动范围扩大，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出现许多新的特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来寻找最佳资源配置;跨国公司的数量与规模都越来越大，造成垄断资本集中与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投机活动日益猖獗。［3］这些新特征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向全球范围，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加速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的流动与运作不断自由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变成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国的贫富差距变成全球范围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这主要反映在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和有计划性与跨越国界的全球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能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本就已经出现严重生产过剩的情况下，金融化所导致的金融投机日益活跃，从而使得实体经济生产过剩情况更加严重，随着虚拟资产泡沫破裂，劳动人民负债累累。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主义不顾生产扩大与消费狭小之间的矛盾，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创新，用虚拟资本来试图打破这一限制，造成表象上的消费不断扩大，对企业造成一种畸形预期。［4］而通过贷款消费的形式实质上仍然表现出的是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虚拟资本过度泡沫化后导致虚假需求和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又反过来导致金融泡沫迸裂，使所有的虚假摘掉面具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问题表现的淋漓尽致。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四、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演化规律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演化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资本积累体制的演变中来看。当一种资本积累体制出现时，人们此时对于利润的预期会趋于一个稳定状态，决定利率的因素在此时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从而会出现较高的投资水平，进而导致经济扩张，这种经济上的扩张与繁荣在初期对这种生产方式起到一个稳固作用。［5］随着扩张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就会不断被激化，在不同的资本积累体制中内在矛盾的具体特点不同，但最终的表现形式都是归结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总结的一个基本矛盾两个派生矛盾的固有矛盾体系中。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原有资本积累体制内部不稳定，从而经济伴随着危机陷入一个长期停滞的过程。经济在长期停滞的状态下时，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一切生产就会朝向恢复利润率与积累条件的方向。这个过程就需要一个更适合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资本积累体制来代替，此时各种阶级与社会力量会根据自身利益出发，对不同的积累方式有不同的偏好，最终会有一个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体制尘埃落定。

从此，新的更快的积累再次开始，期间通常都是伴随着大的科技革命来推动生产力来实现。从一种资本积累体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到另一种资本积累体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规律，这种演变规律是其在自身发展和完善中同时发生自我否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克服先前危机所进行的局部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反而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并最终导致资本积累体制的崩溃、经济停滞和社会冲突的激化。

参考文献:

［1］刘俊奇.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张俊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J］.教学与研究，2009，V(10):60－66.

［3］张雷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5):48－53.

［4］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J］.学术月刊，2012(9):65－77.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6

王伟光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我院经济学家必须做到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并举并重，一方面要加大对策研究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殿堂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一定要加强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上加强研究。要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

王伟光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以及未来走向。在经济问题上，既要注重技术、微观层面的研究，又要避免技术化、碎片化倾向，对重要问题要拿出理论性、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全局性的解释。

全球危机进入新阶段

?在岁末年初大家都要对形势做一些估量，我总的估量是全球金融危机仍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李扬在题为?形势与任务?的演讲中如是说。

李扬从三个层面对这一判断加以说明。第一个层面是发达经济体。李扬说，发达经济体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造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的很多超常规措施，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加重了危机复苏的重负，使得危机复苏过程扑朔迷离。

?所以，尽管发达经济体有些数字显示出好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危机没有过去。?李扬表示。

李扬用治理危机的方式作为标准，把危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危机在加重，用数量宽松的措施予以处臵，这个阶段基本过去；第二个阶段，终止危机超常规措施的实施，这个阶段现在仍在进行；第三个阶段，要处臵过去超常规措施所导致的负作用，而这个阶段是中长期过程，大约需5—10年，目前尚未开始。

第二个层面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危机初期曾经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速脱轨?的现象，前者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保持高速度。但是，当美国开始从数量宽松政策逐渐退出的时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立刻感到资金短缺，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以至于发达经济体稳定，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

第三个层面是中国。研究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减速。李扬说，尽管现在7.7%的速度已经相当之高，令发达经济体羡慕，但从10%落下来，两三个百分点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另外，实体经济层面的房地产市场乱象、产能过剩，以及金融领域中的宽货币、高利率、贷款贵、贷款难并存，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问题也很突出。

李扬表示，目前全球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显然，危机深入到如此程度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因此，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是改革。哪一个国家对自身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哪一个国家的改革策略最完备、哪一个国家的改革决心最大、哪一个国家的改革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比较各国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决心，我们非常有幸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道路仍将十分曲折，经济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但相比2013年，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出现小幅上扬，即按PPP计算的增长率为3.3%，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为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包括，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美国的?退出?政策及债务上限问题，欧洲仍未彻底摆脱通缩陷阱等。

今年中国经济预计增长7.5%左右2013年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物价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物价上涨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10%，名义投资增长达到19%，低于2013年的19.6%。

?随着2013年企业效益总体略好于2012年，预计2014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提高，将高于2013年的水平，更加接近于GDP的增速。?李雪松说。

2013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保障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正常秩序，支持了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2014年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M2在14%左右、M1在9%左右、贷款增长率在14%左右，经济运行中的资金是有保障的。2014年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根据CPI增长率的变化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增加而择机出台。

?现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冲刺阶段。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一个典型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黄群慧表示，进入工业化后期，2011—2020年，中国工业的潜在增长区间将从1993—2007年的11%—13%下移到8%—10%，到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后，中国工业的潜在增长区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为6%—8%。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在新一轮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被突出出来。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认为，深化农业改革，应对农业发展挑战，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从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同城同权入手，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提高竞争的公平性；从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入手，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经营权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等。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回归实体经济。?王国刚说。他认为，当前应以公司债券为基本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展开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的工程。在金融运行中，存在着众多可用公司债券予以化解的矛盾：货币供应量高企、银行信贷资金的期限错配、推进债务率降低、推进资产证券化、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熨平股市波动。

?‘财税体制’这个词我们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很多人对财税体制包含的内容并不太清晰，总的来说，财税体制指的是四件事：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财政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由此，他认为，财税改革要注意整体的改革方向，四方面都需要有所顾及。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描述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高培勇表示，围绕总方向的变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四个方面都与以往有所不同。财政收入主要是改革税收结构，财政支出要着眼于稳定税负和调整GDP分配格局，预算管理要实现?规范透明?，财政体制要坚守?分税制?。

2012年以来，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许多产业的长期需求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那么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就成为真正的产能过剩。?黄群慧说。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7

关键词:企业生命周期;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危机防范

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和实践,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不同,当企业运行不良时,也可能正发生人力资源管理危机。与其关心事故的处理,不若重在防范危机的发生。这需要我们了解企业的生命周期,对症施方。

一、企业的生命周期简介

在当今高度文明的商业化经济社会里,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和危机几乎人人皆知。经济生命周期与企业生命周期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存在相似的运动规律。周期性经济波动和危机是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体现,是不可避免的。企业生命也如经济发展周期一样,有其诞生、成长、壮大、衰退直到死亡的历程。企业从其诞生到其死亡的全部过程就是企业的生命周期,大致可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自我调节功能。据2003年8月由零点调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完成的《企业危机管理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处于一般危机状态的企业占45.2%,处于中度危机状态的企业占40.4%,处于高度危机状态的企业占14.4%。总之,我国一半企业处于中度以上的危机之中。因此,在我国搞好企业生命周期的阶段评定,制定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危机防范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二、企业生命周期与人力资源危机管理

企业生命周期的调控,就是从企业运行的全局出发,采用人为措施进行调节。其目的是为了防范企业运行出现大起大落,使企业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人力资源危机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企业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传统的人事行政管理转变为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主。这样人力资源危机管理逐渐成为企业管理者及企业管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们就发现:掌握技术知识的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曾经提出,“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也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已经开发的掌握先进技术、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力资源。当前,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知识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内动力,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则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企业的生命系于企业中的全体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正在成为影响大、种类多、发作频繁的企业致命危机之一。因此,对人力资源危机管理进行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有效配置人力资源的必然要求。

三、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人力资源危机的防范策略

人力资源危机管理重在对危机的防范,根据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防范外部招聘、员工培训、绩效评价以及激励制度这四个人力资源管理维度引发危机,制定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危机防范策略,尽可能把人力资源危机控制在引发的源头。

在创业期,企业面临着生存压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必需拥有运作弹性和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但企业不可能建立一套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对职位进行详细的工作分析。所以人力资源管理重点是吸引优秀人才,迅速开拓市场。通过投资入股、给予股票期权、用企业愿景吸引大量人才加入公司。管理核心是:充分发挥创始人的人格魅力,为员工设计职业生涯规划,发现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为以后企业规范化、制度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成长期,企业发展迅速,战略核心是使企业获得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企业领导者不直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专职活动,人力资源管理开始有比较正式的政策和工作程序。此阶段企业市场扩大、部门增多、人员大增,但规章制度还不完善,高层管理者对基层管理者的控制较多。这就要求进行工作分析,界定各个部门、岗位的工作职责与职权;建立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对基层进行有效地监督,以保证基层行为的规范性。总之,人力资源管理重点是转向专业化、规范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核心在于对员工的培训与开发,让员工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要加强对员工行为的考核。

进入成熟期,企业达到了最佳状态,制度比较完善,一切按部就班,但要注意防范危机。此阶段企业易骄傲自满、滋生、创新精神减弱。由于挑战性减弱,很多经理人职业生涯遭遇了瓶颈,开始考虑辞职。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是提供企业发展远景规划;建立人力资源储备库;组织岗位设计分析;明确人员职责;加强针对性培训;解决员工知识老化问题;多样化激励手段,以吸引、留住企业所需人才;制定关键岗位人力接力计划,以防止关键人力资源跳槽引发的不良事件。

在衰退期,企业战略重点是转型以实现第二次创业。人力资源的工作重点是合理化地减少冗员;在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上对人力资源成本加强控制;从外部招聘管理人员给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培训开发时要灌输危机意识,为变革者营造良好氛围;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上要加大奖励与惩罚力度,配合变革推行,重视员工关系管理,以保证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需明确的是,仅有适合企业所处阶段特点的人力资源危机防范策略是不够的,因为此模式着重于从企业内部进行对人力资源危机的防范,重日常工作,忽略外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冲击。若要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就需要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的人力资源危机预警系统。总之,通过依据企业生命周期建立适当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危机预警系统,企业人力资源危机是能够预知并防范的。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8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复杂度提高，我国家族企业面临更加多变的运营环境，会遭遇更多危机。危机管理对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危机管理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我国家族企业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 家族企业 危机 危机管理

一、引言

家族企业是最古老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钱德勒（1987）将家族企业定义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或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级人员的选拔方面”。笔者认为：家族企业所有权掌握在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手中，是家族企业的核心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家族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也应看到：随着家族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复杂性的提高，其运营风险加大，导致企业危机四伏。这会直接影响企业运营，甚至威胁企业的生存。因此，家族企业危机管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在对国内外危机管理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我国家族企业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提出了解决对策。

二、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企业危机管理是指企业为避免、减轻或消除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害，通过危机监测、危机预警、危机决策和处理等措施来解决危机的一系列动态管理过程。

（一）国外企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

危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起源于欧美。莱特纳（1915）在《企业危险论》首次提出了危险管理；马歇尔（1921）在《企业管理》提出危险负担管理的意见和危机处理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企业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欧美、日本等国家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企业危机管理阶段研究，并开始探讨建立企业危机预警机制等问题。

伯奇和古斯等提出了企业危机管理的三阶段模型：把危机管理分为危机前、危机和危机后三个大阶段，每一个大阶段中又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史蒂文•芬克于（1986年）在《危机管理：对付突发事件的计划》提出危机的生命周期理论，把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长期危机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Gonzalez-Herres和Pratt（1995）建立了四阶段危机管理模型：问题管理阶段、计划阻止危机发生阶段、危机阶段、后危机阶段。

国际上从事与预警管理相关的研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对领导行为有效性的研究和企业危机管理研究。企业预警管理理论所确立的研究主线，是对经营失败、管理失误的“成因机理――发展过程――预警控制”的机理性、过程性分析，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套新的企业管理结构和新的组织方法。

（二）国内企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

我国对危机管理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且较零散，特别是对其作为决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进行实证性研究尚属空白。由于危机管理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因此，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对于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国情下的危机管理至关重要。比如，有台湾学者就调查了台湾500强企业的实际公关从业人员，研究中国（台湾）背景下的危机沟通策略模型。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世界的经济动态紧密相连，从SARS到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内有关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持续升温，陈加奎（2006）在总结评述企业危机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把企业危机管理理论系统性的划分为三个学派：企业危机管理过程学派、技术学派和职能学派，并结合我国古代危机管理思想，对民营企业危机管理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三）相关述评

结合国内外危机管理研究现状和我国市场经济实情，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危机管理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缺乏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系统性研究。我国危机管理研究尚不系统，多数停留于国外理论的简单介绍，结合我国实际特别是我国民营家族企业现实研究较少，且侧重于危机管理理论静态研究，缺乏动态研究。

2．缺少对我国家族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从国内外企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看，多从企业宏观角度研究危机管理，却极少有关家族企业危机研究文献。鉴于地域性，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家族企业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因此，若能从家族企业研究企业危机管理，应该能有创新突破。

3．缺乏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研究。

三、我国家族企业危机成因分析

我国家族企业危机既有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又有潜在危机和现实危机。在本文中，笔者将我国家族企业危机诱因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客观因素

1．外部环境变化，如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战争，重大工伤事故、经济危机、交通事故等可能带来的危机。

2．公共关系危机，如外界媒体对家族企业具有负面影响的报道以及系列报道，可能会损害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影响其产品的销售，使企业的发展面临危机。

3．市场运作危机。在经济市场中，企业不可控制的因素越来越多，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在企业市场运作中遇到的危机主要有产品危机，品牌危机，价格危机和信誉危机等。

（二）主观因素

1．传承危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性是其显著的特征，一些没有建立完善的传承制度的家族企业容易发生这种危机。

2．人力资源危机。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实行家族制管理，但当家族企业进入成熟阶段后，就需要引进外部人力资源来共同管理，然而，有的家族企业虽引进了职业经理人，但由于我国经理人市场不发达，社会信用缺失，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危机。

3．财务危机。由家族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而产生的危机，如对现金管理不合理，造成资金闲置或短缺；应收账款周转缓慢，造成资金回收困难等。

四、我国家族企业危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家族企业对出现的危机不能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给其带来的将是巨大的损失或毁灭性的打击。笔者认为，家族企业危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可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念问题

目前国内家族企业在对危机管理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认识导致企业危机意识薄弱，并最终影响企业危机管理水平的提升。大多数家族企业管理者缺乏危机管理理念，或危机管理思想落后，企业危机管理仅停留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层次上，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家族企业的发展。

（二）战略问题

战略对于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及其重要的，但不少家族企业缺乏明确的危机战略规划，以致在发生危机时手足无措。即使有些企业有自己的危机战略规划，但在阶段性的目标达到以后，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会沉醉于过去的成绩和满足，而忽略企业总体目标和中长期危机战略规划。此外，家族企业的集权式、家长式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企业危机战略规划失误。

（三）组织问题

首先，有些家族企业缺乏有效的科学危机管理机制，包括制定危机管理制度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其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支撑。企业短期繁荣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但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有良好企业文化支撑。但目前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缺乏将危机意识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的观念，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短命原因由此可见。

（四）策略问题

家族企业在危机策略处理上问题重重，如企业在面对发生重大事故的引起的媒体曝光和法律纠纷时，不能正确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从而引发公关危机；缺乏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没有形成结构优化、高效能干的危机管理团队，普遍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危机处理方法匮乏，不成熟。

五、我国家族企业应对危机的主要对策

危机管理是家族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文中笔者借鉴企业危机管理五力模型、企业公关危机处理5S原则等，针对我国家族企业危机管理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家族企业危机管理进行修正。

（一）家族企业危机管理宏观管理对策

宏观管理对策指从企业危机心理和培养危机文化出发，逐步培养企业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和防范机制，从而为企业制定和实施危机战略规划打好基础。

1．树立危机观念，培养危机意识。首先树立全员危机意识，要求领导积极参与强化危机意识的活动，可通过演讲、安全生产教育、图片展览和组织观看相关影片等方法来进行；其次，要树立超前全面的危机意识，企业要注重培养全员的忧患意识，诚信意识，沟通意识，等，再次，家族企业应积极把危机意识融和到企业文化中去，在企业文化培养中深化危机意识。

2．建立危机预警和防范机制。首先要建立高度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危机信息搜集和反馈网络。其次，经常进行自我诊断，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客观评价企业形象，找出薄弱环节，做到有效防范危机。再次，充分利用好本企业各种资源，为危机的预警和防范做好后备工作。

3．做好战略规划。危机战略管理包括四大环节：战略分析，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反馈。在进行战略分析时，要分析企业自身和所在宏观环境中两方面的情况，如政府政策，企业所在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文化风俗等；在制定和实施阶段，要制定企业危机管理制度和计划，并将其以企业制度固定下来；在战略反馈阶段，要对企业危机管理结果进行评价，利用评价过程所获得的信息修改和完善企业危机战略。

（二）家族企业危机管理微观管理对策

微观管理对策指家族企业在宏观管理指导下，通过危机管理组织的组建，设立危机快速反应中心和危机管理计划修正完成企业日常危机管理的程序和步骤。

1．建立危机管理小组。危机管理小组内部成员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危机处理的进程和结果。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应包括以下人员：领导者，公关专业人员，律师，新闻发言人等。危机管理小组要起到以下主要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内外联络；二是为媒介准备材料；三是加强对外界的传播沟通。

2．设立危机快速反应中心。危机快速反应中心是在危机管理小组基础上建立的，其主要功能是在危机发生时能及时进行协调沟通，包括企业各部门之间，危机管理小组与各部门之间，危机管理小组与外界媒体和大众之间等，及时掌握信息源，避免错误信息的。危机过后，要与广大公众全面沟通，针对企业形象的受损程度展开相应的公关活动，以最大程度减少公关危机对企业声誉的破坏。

3．危机管理计划修正。企业在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应积极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修正危机管理计划，避免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使处理此类事件的程序和制度更加完善和高效。

参考文献：

[1][澳]罗伯特•希斯,王成,宋炳辉,金瑛译.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18-19.

[2]周永生,蒋容华,赵瑞峰.企业危机管理(ECM)的评述与展望.系统工程.2003.21(6):19-23.

[3]王满仓,佘镜怀,王伟.现代企业危机管理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3):80-83.

[4]于文博.基于企业危机理论的我国企业危机.管理研究.2007.6.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9

2012年7月30日，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提出，2002—201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2—2007年，这是我国经济在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持续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2年GDP总量突破12万亿元，到2007年GDP总量达到26.6万亿，六年间GDP总量翻番，GDP年均增长率均在10%以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包括全面取消农业税、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事业的发展等。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整个农业和农村发展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粮食保持连续稳产增产，农村面貌发生较大改善，政府对农民的补助力度空前增强。

第二阶段，2008—2009年，这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应急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大体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2008年到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9.6%下降到9.2%，只下降了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贸出口的同比增长率却由2008年的17%下降到2009年的-16%。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以及出口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这和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直接相关。

经济危机的基本阶段篇10

[关键词]医院 财务 危机管理

一、危机管理的内涵

美国著名咨询顾问(Steven Fink) 将危机管理定义为:“组织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在分析、化解、防范危机时采取的行动,是组织对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自然的、人为的、管理的、文化的、环境的和不可确定的所有相关因素的管理”。美国管理学家奥古斯丁认为:“每一次危机的本身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

医院财务危机管理是以医院财务为对象,应用危机管理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将危机管理与财务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预测、分析、防范和化解医院财务风险和危机,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对医院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并最终从危机中获益。

二、医院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1.医院财务管理机制的不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由以前的全额财政划拨改为当前的部分财政补助,仅靠财政补贴已无法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因此,这就要求医院财务管理适应这一变化,但当前的医院财务管理机制还存在很多问题。科学规范的财务管理机制是医院正常开展业务的前提,然而有些医院财务管理缺乏科学的财务经营机制,没有规范的财务管理程序,缺乏现代管理与经营管理思想;财务人员忽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成本收益,支配资金随意性强,造成部分会计信息失真;对材料的管理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材料总账与材料卡片不相符,卡片和实物不相对应,存在购买入账、报废冲账不及时的情况,使固定财产、药品、材料账实不符;购进大型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的购置往往存在盲目性,造成资源积压和浪费,影响资金的合理周转。

2.内部财务监控机制不健全

内部财务监控是医院财务管理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相当独特的系统,为使其更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医院不仅应该设置独立的组织机构,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本医院的特点,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强有力的内部财务监控制度,才能保证医院内部财务监控系统的高效运行。而中国医院大多没有建立内部财务监控机制。即使有,其财务监督制度执行也不严格,特别是有的医院管理与监督合二为一,缺乏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对财经纪律置若罔闻,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财务风险极易发生。我国医院大多数没有建立有效的内部财务监控机制,即使有,其财务监督制度的执行也不严格,同时缺乏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对财经纪律执行不力,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因此,财务风险极易发生。

3.医院资金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率不高

资金结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流动资产大部分有流动负债筹集,固定资产有长期自有资金和大部分长期负债筹集。也就是流动负债全部用来筹集流动资产,这是正常的资金结构;第二种是累计结余是红字,表明一部分自有资金被亏损吃掉了,总资本中自有资本比重下降,说明出现财务危机;第三类是亏损侵蚀了全部自有资金,而且也吃掉了负债资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属于资不抵债,必须采取措施有效的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目前,我国医院的资产和负债比例存在一定的结构失衡现象,负债过度,致使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或无法获得新的融资。资产负债比例如果过高,会使偿债能力减弱,财务信誉下降,一些坏账烂账收不回来,使医院自有资金甚至濒临30%的警戒线。另外,药品、器械和医用耗材等不可短期变现的资产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且较多表现为积压存货,占用了医院的大量资金,降低了资金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

4.医院财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风险意识

任何系统的运行,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高素质的理财人员,更是医院不可多得的财富。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医院的理财人员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受专业教育的程度限制,其综合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有待提高,他们的理财观念和理财方法,特别是职业道德和职业判断能力,还不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要求。

5.财务决策失误

现阶段,我国医院决策普遍存在着经验决策和主观决策现象,许多医院决策者并不熟悉财务,对于医院投融资项目的可行性缺乏周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导致医院规模异常扩大,业务迅速扩张,而收入却远未达到预期效果。

三、医院财务危机管理措施探讨

医院财务危机发展具有动态性,也具有自己的成长阶段.较为常用的3阶段模型:危机前(p re-crisis) 、危机( crisis)和危机后(post - crisis) 3个阶段; 4阶段模型:症状期( prodromal) 、发作期( breakout or acute) 、延续期( chronis)和痊愈期( resolution) 4个阶段; 5阶段模型(也被称为M模型) :信号侦察阶段、探测和预防阶段、控制损失阶段、恢复阶段、学习阶段; 6阶段模型:危机预防阶段、危机管理准备阶段、危机确认阶段、危机控制阶段、危机解决阶段、从危机中获利阶段。 虽然各种危机阶段的划分方式不同,但实质上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根据医院财务管理的特点,本文重点阐述危机前预防和应对危机的策略。任何的事后处理措施远不如事前的预防作业,因为能够在问题尚未爆发形成严重的危机时,实施危机预防措施,找出问题并加以处理,使得危机事件的几率降到最低或者把事态的恶化程度大大降低。

1.完善成本核算制度,健全医院财务统管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要以尽可能少的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要求医院引入成本机制,实现成本最小化。因而应将成本核算与全员和全过程成本管理相结合,即采用全面成本管理法。要落实集中统一管理,增强医院决策层的宏观调控能力,从根本上克服和纠正医院财务领域存在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倾向,构建“一个机构管财务、一套财簿管核算、一个银行账户管资金”的财务管理模式,以适应现代医院财务管理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需要。

2.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加大预算执行力度

全面预算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业务预算、资本预算(投资性预算)、筹资预算和财务预算,涉及收支预算,物资、药品、器械、采购预算和基建工程预算等。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务部门要根据年度预算额度层层分解下达、逐级执行把关,预算内经费支出要履行审批手续,审批权限可根据额度大小分级授权控制。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应做到有效控制和信息的及时反馈,尤其对专用设备、物资采购和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要建立严密的审批程序,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财务部门应将每月财务报表中反映的各业务部门费用情况及时反馈给领导小组,控制资金支出。如有个别科室遇特殊情况需追加支出,应按事先规定的程序逐级申报并经预算委员会审议通过。在医院实际执行过程中,应对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跟踪监控,不断调整执行偏差,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同时,有利于财务部门对各科室收支情况进行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奖惩。

3.加强医院财务信息化管理

财务信息化管理是指在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财务信息得到集成和综合,从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过程。管理者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认真分析判断,形成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并以此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因此,建立一套系统性、科学性的信息传输渠道,将原始数据提炼成可比性强、利用价值高的信息数据就变得尤为重要。财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是财务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目前信息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大量的财务信息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没有提出具有一定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把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摆在当前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首要位置。因此,只有通过全体人员共同参与,尤其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财务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全方位应用,实现信息的数字化收集、传输、共享。

4.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实行监测预警信息分析报告制

医院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以财务信息化管理为基础,以财务指标体系为中心,通过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监测、预测,及时反映医院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变化,并对医院各环节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发出预警信号,及早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为管理层提供决策依据。一个有效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不仅具有信息收集功能,即收集与医院相关的经营政策、医疗市场竞争状况、医院本身的各类财务和医疗服务经营状况信息,而且还应具备一定的分析功能(信息处理),也就是对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化,对医院可能或将要面临的财务危机进行预测预报的财务分析,判断是否预警。一旦财务警报拉响,医院领导决策层就可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措施,及时化解财务危机。

5.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会专业知识也在不断更新变化,财务部门应当积极创建“学习型”部门,要全面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如推荐优秀财务人员到高校进修培训,对财务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用人制度改革,还应当利用绩效工资、学历工资、奖励工资与部队特殊贡献津贴等经济激励措施将财务人才的个人努力程度与报酬相结合,稳定现有财务人才队伍,吸引各级各类财务人才,促进财务人才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合理的财务人才比例结构,在年龄、职称的评定、业务能力的组合上要形成合理梯级。完善财务人才考核制度,通过设置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对不同层次的财务人员进行岗位测评,

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管理能力、计算机操作及运用能力,不断提高财会人员的财务分析能力,及时发现财务风险征兆,为领导及时提供决策信息,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

四、结语

财务危机是现代医院面对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医疗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医院的财务危机发生的几率也在增加。因此,建立和完善财务危机管理机制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Steven Fink. Crisis Management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86

[2] 诺曼. R. 奥古斯丁. 危机管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233

[3]田军章,尹春艳.医院应对危机管理的思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5年1月

[4]易奕. 当前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年第8卷第8期

[5]钟玉青.医院潜在财务风险的分析和探讨[J]. 中国卫生资源,2009年1月第1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