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机制十篇

经济发展机制篇1

关键词：循环经济创新资源

党的十六大和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确定了我国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达到25000元人民币（约合3000美元）、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在2010年前，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主要是控制环境恶化趋势，并改善重点地区的环境质量；从2010年起到2020年，则是要求全面改善环境质量。到那时，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将初步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从求生存、求增长阶段到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整个社会步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这一目标，可谓中国历史性的跨越。

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2004年和2005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目前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认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循环经济”已经融入中国主流经济概念当中，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从资源禀赋看，我国是总量上的大国，人均水平上的贫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从资源利用效率看，目前我国创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上31%的钢材、30%的煤炭和50%的水泥。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循环利用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废旧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从资源消耗角度看，自2001年起我国万元GDP能耗已经逐年下降，2004年又上升了14%。

另外，过去人们单纯用GDP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巨额的投资推动，掩盖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效用，导致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产品高价，资源地价，环境无价”的畸形特征。显然，不改变这种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方式和对环境的破坏，要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在计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时提高了对自然资源环境作为“社会财富”和“潜在社会财富”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以往我国为了摆脱贫困落后，选择了效仿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作为振兴国力的手段，这造成国内生态环境形势更趋严峻。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而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改革开放以来，静观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还在加剧。人们不顾自然生态规律滥用环境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给现在的经济生活带来副作用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这类后果传递给子孙，这种时间上的后代沿袭，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自然灾害和更多的物种灭亡。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中促进经济发展。有效地防止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以较小的环境损失换取高效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境治理能力。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创新保障

（一）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创新保障

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制订一系列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用法律法规制度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已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是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应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家循环经济法》和相应的《国家绿色消费法》、《资源循环再生利用法》等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和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

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鼓励措施。

（二）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创新保障

资源的价值被人为地低估是我国资源严重浪费的根源，而其根源又在于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失以及资源的过早耗尽是子孙后入多少倍也难以挽回的。因此，要加快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让资源以价格的形式真正体现出资源的价值。

政府需要研究并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水价、电价等价格政策的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就是通过政策调整，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经济学价值。

为了防止没有计划地使用、早用、误用和过度利用资源的情况发生，可以对共有财产（指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课税，并且应该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对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本文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起节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三）绿色科学技术支撑体系创新保障

绿色是循环经济模式的守护神，应贯穿于资源开采，产品研发、生产、包装、销售、消费及回收利用的全过程，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绿色研发。绿色产品的开发过程是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理念的关键所在，企业应以绿色需求为导向，实施绿色设计，树立绿色品牌。在整个产品研发过程中，始终强调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废弃物的有效处理，做到“清洁生产”，使企业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

2.绿色包装。绿色包装是绿色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第一信息，应以环境保护为首选目标。无论在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和包装风格上，都要力求简单，充分考虑对环境无毒害和可分解成能再循环的原则。

3.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绿色消费已成为21世纪的潮流，标志着消费者已经意识到环境恶化对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要求企业生产、销售绿色产品，以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绿色食品”、“绿色家电”、“绿色服装”、“绿色家居”、“绿色建材”等绿色产品已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随着“绿色消费”的需求不断高涨，企业应不断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推行绿色营销。

4.绿色标志认证。ISO14000认证和绿色标志认证是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绿色通行证”。目前，“绿色壁垒”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重大的影响。据统计，我国有数百个品种、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4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每年都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因“绿色壁垒”被禁止。为了突破“绿色壁垒”，应努力争取环境认证，特别是ISO14000认证，以扫清我国产品出口的技术障碍。

5.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改变过去只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的做法。在GDP核算中考虑资源环境因素，最终反映出经济的净增长。这种核算方式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的新模式。但目前直接运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尚有一些技术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可以通过从小循环到中循环，最终到大循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逐步采用绿色GDP的核算方式，即小循环——企业层面：根据生态效率理念，在企业大力推行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生产企业都成为生态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中循环——生态工业园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企业清洁生产的基础上，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不断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最有效利用，从而达到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大循环——循环型社会层面：在一定区域内，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实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

（四）政府引导、共同参与、普及环保教育体系创新保障

经济发展机制篇2

十大体系建设是个体制机制创新的系统工程，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十大体系实施三年来，很多人认为，十大体系抓的都是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抓与不抓一个样。其实，十大体系离不开日常工作又高于日常工作。笔者根据自己对十大体系工作的了解，认为十大体系的精髓就是以无缝对接长珠闽为目标，通过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手段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抓好十大体系建设，需要找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节点难点来切入，它不仅能锻炼干部的改革创新能力，而且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说，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现象不抓十大体系也照样会出现，只是迟早问题。但我想，因为抓了十大体系，提前破除了制约发展的障碍，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体现了其体制机制创新的助力器作用。__通过对十大体系的大胆探索，有效破解了系列体制机制障碍，有力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

一、着力破解四大难题，为产业发展扫除障碍

围绕稀土、钨和甜叶菊等特色主导产业的发展需求，该县通过创新机制，着力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物流如何通达，质量如何提高等四大难题。

1、提高授信额度，增加信贷投放，解决好资金从哪里来问题。该县通过实施金融服务体系，出台了信贷投放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了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今年以来，__金融机构千方百计优化金融服务，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努力向上级行社争取扩大授权授信额度，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资金支持。__菊隆高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的授信额由1200万元提高到4200万元，利华兽药由5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止10月底, 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7.37亿元，比年初增加4.69亿元，同比增长4.51%。其中工业园区贷款总额达到4.6亿元,信贷增量达2.2亿元，比年初增长30.52%。

2、外引内育并举，解决产业发展的人才与用工问题。该县通过实施人力资源体系，一是组建了“__工业园学士后流动中心”，搭建了人才引进平台。采取政府补助、企业使用、来去自由的方式，专门为企业引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现已为菊隆高科、世瑞矿产、红金稀土等企业引进了15名紧缺人才，为企业自主创新、攻克技术难题注入了新鲜血液。二是组建了“工业园劳动保障事务所”，搭建了劳动就业平台。专门规范劳动用工，帮助企业招工。通过举办就业再就业招聘大会及平时就业介绍，为92家企业招工6996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人才62人，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问题。同时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城镇公民职业化”两大工程，20__年培训农民35000人、城镇公民10774人。

3、提高通关效率，发展物流产业，解决物流不畅问题。该县通过实施口岸物流体系建设，在有效促进物流通畅的同时，创造了物流产业迅猛发展的奇迹。一是完善了口岸通关服务机制。开通了__—厦门、__—深圳铁海联运通道，提高了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运输成本5%左右；建设了口岸服务网，及时将最新的外贸政策和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申办等知识宣传到各进出口企业，适时组织外贸企业参加进出口通关知识业务培训，使32个企业报关员知识得到及时更新。二是加快物流产业发展。该县把汽车货运产业当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来抓，创造了汽车货运产业发展的奇迹。在20__年底，__共拥有货运汽车401辆，20__年新增货运汽车326辆，20__年目前新增货运汽车818辆、1462吨，车辆增长数和吨位增长数均为全市第一。汽车货运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今年新增的816辆车辆今后每年可增加的直接税费达800多万元(其中县级直接税费460万元)，加上间接收入每年可超1600万元。同时狠抓物流载体建设。投资1000万，占地30亩，建成标准仓库11栋、1.1万平方米的__天志仓储物流中心于8月建成投产，且其隔热、防潮效果达到了国家标准。洋塘汽车检测维修中心、红金汽车修配城、光彩物流中心、储潭货运码头等物流基础设施正在规范实施中。

4、采制推广标准，鼓励扶助创新，实施名牌兴县战略，解决质量不高问题。通过实施技术标准体系，该县出台了采用高新技术标准、鼓励技术创新、扶持名牌创建的系列政策，在工业、农业中大力开展了标准化生产和争创名牌活动。省级名牌产品由20__年实施技术标准体系前的无到目前的3个，分别是__菊隆高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菊隆牌”甜菊糖甙、__远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远驰牌”钨粉和__江钨钨合金有限公司生产的“虔锋牌”钨铁，其中__江钨钨合金有限公司生产的钨铁还获得了国家免检产品资格。为了指导和帮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__还专门组建了“工业园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组织__鑫隆康稀土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申报了国家创新基金项目，组织科技成果鉴定2个，已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5家，省、市民营科技企业20家，省级高新技术产品25个，位于全市前列。技术标准的提高和名牌产品的效应开始在经济效益上显现。20__年1-10月，__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31.7亿元，上缴税收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5%、33.4%，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已达7家。

二、搭建三大平台，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

环境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__在实施十大体系过程中，始终围绕优化发展环境这一核心，创新了系列体制机制，加快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对接步伐。

1、简化程序，增加透明度，搭建行政服务综合平台。为了方便群众办事，__在建设政策法规体系中，组建了行政服务中心，有行政审批事项的30多个政府部门统一进驻中心集中办公。在行政服务中心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并联审批制和程序公示制，做到各项行 政审批一站式服务。为了增加政策法规透明度，__还编印了《涉企政策（收费）一本通》，规范整合了涉及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及行政许可和收费项目，企业房屋报建费用从58.2元下降到4.2元，真正实现部门规范收费，企业明白缴费。在十大体系进工业园服务站、进市场服务站、进乡村服务站设立了21个政策法规查询中心，为工业企业、市场业主、广大农民开展政策文件的查阅、咨询服务。行政服务正向政策透明、办事便捷方向迈进。

2、加快信息化步伐，建设高效便捷的现代信息平台。通过实施信息网络体系，城乡信息日益通畅。建成了县政府门户网站和11个乡镇门户网站，还有31个单位建立了自己的网站，60多个县政府组成部门接入了政务网。在重要核心部门推广应用了网上办公系统，电子政务正在逐步推广。开通了县档案网，设立了“现行文件”专页，县委、县政府、政府部门已公开的现行文件可以在网上查阅、下载，利用网站加强对外宣传，提供办事服务。建成了__工业园网站，为园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产品推介、招工用工信息服务，园区企业宽带安装率达95%，16个企业开通了网站，企业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实施了乡村信息化工程，全县各乡镇建成了农民知识化网络培训中心，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给农民留下了不散的课堂、不走的专家，建设了30多个“网络新村”，通过财政补助促成622户农民用上一宽带网，已有10%的果农收到了网上脐橙订单实现了网络销售，脐橙等农特产品销售半径由市内扩展到了省外；一批乡镇建成了惠民短信系统，利用这个平台与农民沟通互动。

3、创新产权交易机制，搭建产权规范流转的交易平台。在实施产权交易体系中，该县大胆创新机制，建设了产权交易中心、招投标中心、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和国库集中收付核算中心，搭建了流转规范顺畅的产权交易平台。所有国有资产处置统一进入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实行阳光操作。今年1—10月共组织国有产权交易33宗，市场评估总价8967万元，总成交价达12554万元，增值3587万元，增值率40%。通过阳光交易国有资产增值，筹集了资金妥善安置了职工，促进了企业改制。通过国库集中收付核算中心，将对全县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核算统一在一个平台上操作，既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财政运行效率，又方便了群众办事，为部门和基层提供了一个快速便捷的服务平台。

三、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推进社会和谐

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保是稳定之基。__通过大力实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保障和社会救助等各项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

1、健全网络，规范管理，把握就业这民生之本。通过实施社会保障体系，该县在各乡镇和工业园都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把劳动和就业服务网络向乡镇和园区延伸，搭建了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的桥梁。同时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从源头上规范劳动关系。加强了劳动合同的签订和鉴证管理,妥善处理调整劳动关系矛盾，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41起，结案41起，结案率100%，涉及农民工252人，追讨工资45.4万元；督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9850份，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双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正在逐步建立。

经济发展机制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

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经济发展机制篇4

一、实现“三个到位”，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组织领导到位。对改革试点的范围、时间、政策措施等进行全面部署后，组织召开了由23个部门单位参加的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工作协调会议，制定印发了《高密市夏庄镇扩权强镇改革试点方案》；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常务副市长、组织部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市深化扩权强镇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编办，具体负责扩权强镇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将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重点督查事项，纳入放权部门和夏庄镇领导班子考核内容，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和市扩权强镇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度督查，形成了全市上下共推扩权强镇的整体合力。

二是权限下放到位。编制、法制等部门对市直各部门单位的下放权限进行全面梳理，建立了放权台账。经夏庄镇和放权部门协商，第一批确定公安局等23个部门单位下放管理权限75项，并统一签署了委托书。为确保工作平稳顺畅运行，相关部门单位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交接人、承接人，强化业务培训，并从市直部门抽调10名同志组成工作组到夏庄镇帮助工作，解决了该镇因专业人员不足产生的“接权难”问题。

三是政策扶持到位。根据夏庄镇实际，制定了财政、土地、金融、产业等14项扶持政策，研究确定市直部门支持夏庄镇快速发展的产业项目，明确市级包靠领导、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目前，各项扶持政策均已得到落实。财政政策方面，夏庄镇不再承担企业出口退税超基数7.5%的上解支出，镇域内产生的建设项目土地纯收益、税收地方留成和基础设施配套费，市财政等额补助或返还，镇级可用财力明显增加。土地政策方面，今年上半年为夏庄镇解决土地指标155.9亩，占全市指标的48.6%，为项目落户创造了条件。产业布局方面，聘请山东建筑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设计院等单位，完成了夏庄镇总体规划、高新区控制性规划和莫言家乡旅游规划，该镇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实现战略性调整。

二、实施“三个创新”，通过创新举措增强发展活力

一是创新园区建设形式。自去年以来，高密市先后实施了“北工、南文、中商、东新、西农”五大板块联动发展和“高新区、开发区、胶河疏港物流园区、高密滨海特色产业园区”四区引领战略，着力打造转型跨越的新平台、新高地。作为“北工板块”和“高新区”的叠加区域，夏庄镇按照“镇区一体、产城融合”的原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区内56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建成投产，天普电子元器件、涡轮增压器二期、高锻重型压力机等项目进展顺利，宏浩太阳能、明冠科技二期等项目落户开工，总投资达168亿元。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借离青岛空港、海港近的优势，着重发展现代物流业，其中永平再生资源港储物流基地、三川国际贸易项目、盛高冷链物流项目共占地700余亩、总投资8亿多元，上半年已完成销售收入4亿元，实现税收600万元，成为对接青岛的“桥头堡”。

二是创新工作运行机制。根据新型城镇化要求，结合扩权强镇改革试点，科学界定夏庄镇政府职能，重点强化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小政府、大服务”的要求，在上级规定的机构编制总数内，将原有机构进行整合，综合设置“三办八中心”，明确各机构职责分工，并在人员配备上向夏庄镇倾斜，今年通过公务员考录等途径，新补充8名工作人员。扩大镇级干部管理权限，除党委、政府、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外，其他副科级干部任命由镇党委研究决定，报市委组织部办理有关手续；对中层干部，镇党委、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自由调配使用，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是创新内部管理模式。以基层党建工作为切入点，强化内部管理，推动扩权强镇改革工作向纵深发展。该镇通过专家授课、事迹报告、拓展训练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强素质、促发展”活动，每季度评选“十佳干事创业标兵”，年终评选“十佳干事创业模范”，在支部开展“星级支部”创评活动，丰富党建内涵，提升工作境界，锻造了一支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党员干部团队。同时，成立纪检监察服务中心，在规范权力运行、维护社会稳定、联系服务群众等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得到潍坊市纪委充分肯定，并在全市予以推介。

三、实行“三个推进”，通过改善民生凝聚发展合力

一是加快推进生态建设。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不断加大市镇两级投入力度，以河流、道路、村庄改造建设为重点，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投资5.5亿元，加快建设集生态文化、环保、景观于一体的胶河湿地公园；高质量完成了潍胶路、夷安大道、张二路等10个绿化工程，建设休闲娱乐小广场、小花园20多处，绿地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加快推进镇中心大街、高东路商业街、二中大街等市政工程建设，全镇水泥硬化道路49公里，安装路灯800盏，天然气、供排水、饮用安全水等基础设施进一步配套完善。投资2000万元，建成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安装压缩式中转站11套，自动式垃圾箱345个，组建路灯、绿化、道路三支专业队伍，推行农村垃圾“村集、镇运、市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城镇建设管理的形象和品味。

二是加快推进社区建设。高密市以中心社区建设为重点，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为核心，不断规范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体制，推动社保、计生等民生服务功能下移，满足群众实际需求。出台引导激励政策，加快夏庄镇官庄、河崖等社区的改造提升；总投资1200万元，建起官庄养老托老中心、卫生服务中心；总投资7000万元，开工建设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的官庄大厦综合服务中心、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的市中心敬老院；总投资近亿元，建起夏庄中学、官庄中学、东流口子小学等省级规范化学校7处，实现了“初中教育镇区化、小学教育社区化”目标。大力推进集中居住区建设，先后建成抱玉山庄、和谐家园、东浦花园、龙泽嘉园、盛世家园等6处集中居住区，完成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其中，车道口、毛家庵两个村，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整村搬迁，实现了人口向城镇集聚、居住向社区集中的目标。

经济发展机制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机制；发展模式；行为主体；异质性；转换成本；转换收益；对称性分布；合作博弈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07-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处于重工业化发展阶段，高投入、高排放和高污染所带来的环境、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技术范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其顺利发展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对旧的技术范式的替代，也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替代，而且意味着整个经济技术和社会系统发展的理念的彻底改变[1]。低碳经济具有环境的正外部性，一方面，从世界层面分析，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全球碳排放的减少和气候变暖趋势的减缓，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性公共产品；立足于国家内部，低碳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层面上低碳经济带给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利益在消费过程中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主体的低碳转型成本却非一致。如果没有相应的一系列补偿机制和约束机制作为基础性条件，那么低碳经济成本与收益的非一致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主体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动力不足[2]。如果说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涉及到国家、地方、企业和消费者等众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选择，那么其发展必然需要一种合理的制度体系安排来激励与约束行为主体的低碳行为和非低碳行为，避免出现集体行动的悖论。中国建立了多层级的政府体系，存在着不同属性的区域体系，区域之间无论是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存在差异，这构成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背景①。理论上，中央政府可以利用政府权威将不同地方政府的冲突、矛盾行为调适整合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协调行为，从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3]。然而回到现实中，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以异质性区域之间的合作行为为基础，其本质是异质主体之间通过合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4]。这种合作行为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设计既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低碳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

二、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架构

低碳经济是为应对环境、全球气候的不利变化，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建立的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称[5]。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在面临一系列的环境压力下的强制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是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赋予了低碳经济的技术属性，涉及到低碳技术的演化路径和扩散效应；二是低碳经济是以化石能源的低碳化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而形成的以低碳转换、产品服务以及消费领域的低碳化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系统，这赋予了低碳经济的经济和社会属性。低碳经济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属性必然会引发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然而低碳经济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其公共性，其发展结果具有外部性。理论上，外部性的治理一是基于私人视角，强调将外部性内部化，科斯定理和法律制度是私人治理的主要手段；二是基于公共部门视角，强调通过罚款、税收、治理补贴、可交易的许可证、行政管制等措施对外部性进行治理，其中对污染征税和可交易许可证是最为常见的方法。在中国现行的治理结构中，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不仅决定于国家相应的政策法规，而且也决定于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如果将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纳入到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框架内，区域之间异质性及其合作行为就成为其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制度决定主体行为，影响着主体绩效，影响着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和[6]。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政府新的发展理念在生产、消费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保证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外源性制度安排，是行为主体内在动力产生的源泉，其协调性表现在区域经济政策体系、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上。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涵盖了原则、目标、主体、工具和手段。首先，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应按照“平等共处、互惠互利、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市场主导、政府调控、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的原则来构建其协调发展的机制。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将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形成与行为主体转换成本相一致的补偿机制，以保证各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的一致性。在区域范围内受产业布局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产业分布和产业结构。理论上，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既是产业组织发展的必然，也是分工的必然，在不同区域之间表现出异质性是客观现象，然而将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的差异性纳入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去思考，如果在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下，淘汰落后的高碳产业，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化必然会有转换成本的存在，必然会给区域的经济总量和就业带来短暂的影响，那么这势必会导致区域地方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自觉发展低碳经济动力的不足，如何弥补一定区域范围内因高碳产业转型而产生的经济、社会成本，是跨区域低碳产业协调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它客观上要求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经济系统之上应有专设的协调主体，其主要职责是根据不同区域之间因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而产生的成本、风险的评估和相应的补偿制度的供给。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多重性决定于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的实现，是以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产业分工协调性和利益协调性为支撑体系的。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应该包括基础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三大机制体系。基础机制的内涵和着力点是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政策体系、共性技术体系的一致性，在基础性机制的作用下，不同区域的经济形态虽有差异，但其发展内涵却是高度一致的，具有低碳经济的形态特征。动力机制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分享机制，是保证不同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条件，涵盖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低碳经济是以低碳产业为支撑体系，低碳产业涵盖了能源供给、能源需求以及低碳服务，能源供给包括化石能源的低碳化和可再生能源；能源需求方面包括低碳交通、节能建筑、节能工业、绿色农业、能源回收利用处理等；低碳服务主要是碳交易市场、低碳发展咨询等[7]。显然地，由于低碳经济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的非一致性，在跨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机制的体系架构中就应该建立相应专设区域机构，作为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协调机构，也就是低碳经济的行为协调主体是地方政府，或是在行业协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设机构。产业协调发展机制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显然地，基础性机制、动力性机制和保障性机制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三者之间的协调一致和作用发展才能保证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

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既决定于国家相关制度安排，也决定于区域之间的不同行为主体的异质性程度和合作意愿，这客观上要求不同行政区域范围之间的各地、各部门要打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由各地政府或行业组织在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框架下，成立专设区域机构作为协调主体，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协调手段，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加强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实现各地区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各地利益，通过产业分工和利益协调机制使各地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三、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

（一）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机制

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以运行有效的一系列外源性制度安排为前提条件的，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其低碳经济总体目标实现的基础。首先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客观上要求在交易市场上建立起以碳计量为基础的标准谱系和碳交易市场。其次从低碳经济系统组织演化过程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低碳型企业、低碳产业链和低碳产业生态网络三个阶段[8]。任何经济体系都有一定的投入和产出为基础，低碳经济既要求整个经济系统投入环节的低碳化，也要求其转换环节的低碳化和产出产品使用过程的低碳化。低碳经济的生产组织特征及其所内含的生产组织活动的特殊性、客观性要求微观层面的生产组织的能源应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换，需要相应的低碳生产技术和低碳产品市场作为支撑，离不开跨区域低碳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它客观上要求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应该有一体化的低碳能源供给市场、低碳技术市场、低碳产品市场。碳交易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市场一体化的核心，其建立和运作目的是要打破区域封锁，促进低碳经济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低碳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确保低碳产业的形成，引导产业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的有序转变。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组织方式对既有生产经济活动方式的替代，它不仅表现为微观层面上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而且也表现为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组织生态的变化，这表现为具体的经济活动组织的外部基础设施与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一致性，它包括了跨区域之间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在时间维度上不仅要体现未来的生产活动的低碳化，而且应该包括对既有的生态足迹的低碳化处理，前者是在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框架内进行的，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低碳生产的激励和对高碳生产的惩罚，后者就包括对已有污染环境的综合治理的内容。

（二）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除对一般性的资源要素和产品要素有着内在要求外，更为重要的是政策、法规的配套，它客观上要求在国家整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和相关法律、法规外，区域之间应围绕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制定一系列兼顾各方利益的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法规以规范和约束不同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跨区域低碳经济的利益表现是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复合体，不同区域经济社会活动主体的利益最大化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一般地，随着跨区域横向层面范畴维度的增加，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必然会增加，受各行为主体利益独立性的影响，如何在保证各区域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上，又实现更大区域范畴的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一套动力机制来保证对受损地区利益的补偿以及对整体利益损害的约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与运作离不开专设机构的协调以及正确的协调手段和组织架构。不同区域实则为一个巨系统，发展阶段、构成要素、结构和功能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不同区域在发展形态上的差异。从演化角度看，跨区域低碳经济需要经过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需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构成要素是不同的[9]。基于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运行绩效：一是要促成行为主体的行为与国家低碳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一致；二是要促成行为主体在低碳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产业发展与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致；三是促成跨区域低碳经济活动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一致。

（三）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性机制

低碳经济的发育程度与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伦理密切相关，低碳生产方式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在生产领域，低碳经济直接反映在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上。因此从这一层面上分析，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是跨区域低碳经济的重要保障性机制。受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的历史惯性影响，虽然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能够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演化升级规律，能够反映政府干预的作用痕迹，但却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一个地区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在优化升级的过程中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性矛盾，也就是一个地区的低碳经济转型会因不同区域的不同转型成本而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这不仅是一个区域由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矛盾所在，也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产业分工协作机制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性机制。由此可见，基于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低碳产业体系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是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性机制，它涵盖了低碳能源供给机制、低碳能源需求机制和低碳服务咨询机制。总体上，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为主，不同的经济区域的能源结构不尽相同，在能源日益短缺的大环境下，煤炭、石油能源市场属卖方市场，凭借其市场实力，拥有煤炭、石油能源的区域极易将低碳化的成本转移到煤炭、石油净进口区域，造成能源低碳化成本在区域之间非对称分布。低碳能源供给机制的建立的目的一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使高碳能源的低碳化，二是要在相应的政策支持下增加清洁能源的供给，改善整个能源供给结构。低碳能源需求机制着眼于能源的节约和节能技术的应用，倡导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的低耗性。低碳服务咨询机制既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也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跨区域的碳交易或建立在碳交易基础上的碳金融既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减碳行为，也是区域层面上新的经济增长点，它的发展可以较好地弥补一个区域因低碳转型而造成的经济成本[10]。在这一机制系统内，它的正常运行客观上要求跨区域的地方政府、企业在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和目标框架内，并在专设机构的协调作用下，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对跨区域的不同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实行产业集聚和错位发展，在达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优化不同区域经济布局，确立主体功能区，从而达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见图2）。

四、结论

中国的低碳经济是以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为现实背景的，在横向层面的行为主体低碳经济发展过程的合作行为决定着低碳经济的成败。如果将低碳经济的正外部性与微观层面上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转换成本纳入到经济活动主体决策变量中，我们不难发现，横向层面的行为主体缺乏自主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在动力，这客观上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促进低碳经济在横向层面的异质主体之间形成。立足于低碳经济的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属性，这套机制可以归纳为基础性机制、动力性机制和保障性机制，三者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可以实现低碳经济在跨区域层面上形成，同时三者之间共同构成了我国低碳经济机制系统，它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其系统化程度决定于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和运作绩效。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J].经济研究，2009，（3）.

[2]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王璟珉，聂利彬.低碳经济研究现状述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4]余敏江.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际间协调：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2）.

[5]胡志伟、刘勇.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省域竞争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4）.

[6]卜国琴.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设计的实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3）.

[7]于刃刚.低碳经济与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3）.

[8]于林.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制约因素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

[9]熊焰.低碳转型路线图[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10]刘鸿渊，孙丽丽.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3）.

经济发展机制篇6

关键词：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机制

从古至今，三农问题备受重视，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持续性、长期性的关注。实现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当前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是新常态，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步放缓并趋于稳定；中国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国民整体经济水平的前提，因此，必须及时发现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完善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理应提上日程。

一、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粗放型

当前大部分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单一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导致农业产出效益极低。究其内因：一方面，绝大多数青年劳动力选择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基本是老弱妇孺。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农民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不能掌握有关农业机械化的科学技术，不懂得高效率的生产农作物，使得农产品的产出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均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而农产品不能有效进入市场直接导致经济收入水平偏低。究其外因：政府有关部门虽然积极帮助和引导农民转变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模式，在由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我国农村基数庞大，某些偏远基层对政策执行存在偏差。目前所面临的现状是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无法得到技术支持、资金投入，再加之缺乏经验，使得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不能形成产业化经营，在经济发展中只能选择传统的种植业和简单养殖。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二）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决定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性问题，对此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为的是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缩小日益拉大的城乡发展差距，缓和日益突出的农村社会矛盾。但是某些地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忽略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的农村地区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大搞村庄形象建设。大面积的耕田、湿地、草滩、树木被宅基地的修建所毁坏，例如：我国陕北某一村庄占用20余亩地修建平房50间，目前仅有6户人家居住，新农村建设时期所修建的房屋利用率不足30%，而该村耗费数目不少的资金打造的篮球场、乒乓球桌等被常年闲置。最重要的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浪费土地资源并未使该村的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该村投入大量资金为农民建设了蓄养猪牛羊的大棚，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和解决农民所切实需要的技术问题，缺乏经验和专业指导的农户在养殖家畜时出现了牲畜大面积死亡的状况，这使得投入和产出远达不到预期的收益。综上分析，农用良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负效应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大为不利的。

（三）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一段时期“重工轻农”的思想盛行，从而导致对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倡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但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却动摇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根本，整个社会对农业发展的掉以轻心使得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城镇化发展的加速进行也忽略了城镇化水平的质量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未协调好农业的发展，而农产品的价格机制也打击了农民依靠农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农民试图运用新技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所以农村经济的发展没能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趋势。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的事实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既然存在制约，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依然未见缩小。

（四）农村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中国农业生产的实质其实是农民以农村土地资源为主要的开发利用，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绝对性意义。人口的增长、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是农村的耕地资源在不断减少，比如非农用地的建设、退耕还林等。但是，更多的原因有：第一，农民在利用土地耕作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垦殖、过量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资源的盐碱化、沙化和荒漠化。第二，一些重污染企业逐渐从城区迁移到城郊甚至乡村中，一部分企业将污染物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土地中。除此之外，农民生活垃圾的随意丢弃和不恰当处置，也导致了土壤资源的不同程度污染，可用的土地面积在不断减少。第三，受“打工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而选择了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最终使得大面积的耕地被抛荒。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多重限制，我们急需完善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

二、完善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1]从我党成立以来，一直高度关注三农问题。

（一）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转型机制

深化农村改革，则必须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措施有：第一，重视思想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否定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必须毫不动摇以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思想层次上给予高度重视。第二，健全政府扶持农业生产机制。政府积极帮助和促进农民在生产农产品时要符合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高品质要求。从政府层面，必须提供足够的资金投入，加大宣传农业机械化的力度，在技术上给予农民指导，争取使农业发展由向现代化农业生产转变。第三，完善互联网销售农产品机制。改变农村经济的单一发展局面，引导不同的农村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争取第二产业就地加工特色农产品，第三产业把物流业作为重点引入，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大销售路径和平台。这三点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转变旧式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寻求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在任何时候，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换取单纯的经济增长。长远来看主要措施有：第一，尊重客观规律。遵循自然规律，以绿色科技为动力，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的同时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协调发展道路。陕西省周至县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为主要特色，以此为重点的改造，在促进周至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得拥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周至成为炙手可热的创业热土。第二，加强环境保护法的宣传。例如环保部门实行轮岗制，定点定期对所辖乡村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第三，完善环境保护监督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主要负责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加强监督。编织严密而有效的监督网，保证环境保护法的有效落实。总之，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建设环境友好型农村在体现人文情怀的同时更能获取可观的长期性经济效益。

（三）完善农村土地资源的规划和利用机制

耕地是农业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增加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耕地大量减少，而耕地资源的低效利用更使得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第一，完善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界限机制。规定对总量和速度加以控制，且非农用地在不是必然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占用耕田，比如不考虑实际需求的篮球场建设。第二，提升土地耕种的经济效益机制。加深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到有限的土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运用新技术尽量使其达到高产能。第三，提高农民保护土地资源的意识。对农民的思想进行充分教育和引导，让他们真正意识到保护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急迫性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没有开发为建设用地的荒山荒坡进行植树绿化；对受污染的土地资源进行综合治理，恢复退化的土地，恢复种植能力；严禁对森林、湿地、荒漠等自然区进行开发建设，加大保护力度，发展生态效益。”[2]

（四）完善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机制

对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视是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具体举措：一是完善对农村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培训机制。主要包括：第一，把好“入口”关，即在选拔村干部的时候要完善有关方面的考核制度，从源头上注重对村干部的质量选拔。第二，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的培训机制，尤其是对村干部法律知识和廉洁自律的教育，细化培训具体方案来保证其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样他们才能够带领农民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第三，完善对村干部的监察机制。例如可以成立村民监督村干部的委员会，乡镇府设立匿名邮箱接收村民的信件。二是完善农村教育保护机制。我国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让位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动力发生根本变化，农村经济发展亦不例外。这些变化对我国新时代的农民劳动力要求日益提高。而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水平较为落后，明显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为此，必须保障农村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具体措施有：第一，保护日益消失的农村小学，加强普法宣传促进农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第二，从法律层面完善关于农村教育保护问题。第三，从政府层面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建立相关培训机构的多方面资金投资、技术扶持和加大乡村教师队伍人才输送。

作者:王彤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经济发展机制篇7

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国家已经把成渝经济区列为四大重点关注的经济区之一，标志着成渝经济区的发展规划已经纳入国家重点发展规划，这将使成渝经济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成渝地区包括成都、重庆两座特大城市，16个中等城市和17座小城市，共由35座城市组成，其中共包含142个县级行政单位，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和重庆市总面积的35．75％，全国总面积的2．7％。常住人口约9960万人。这一地区不仅是西部乃至是全国重要的重型机械制造、电站设备制造、军用飞机设计制造、电子信息科研和设备制造、汽车制造、水能资源开发、天然气资源开发、天然气化工、核工业和其他军事工业基地，也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成渝两市区域经济的融合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并开始了前期规划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今后不仅要结合“十一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深入研究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还将涉及交通规划建设：产业整合、分工与协调；环境和资源的支撑条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等一系列具体方案。成渝地区经济规划的落实将促进成渝地区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形成，带动和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增强城市间的空间聚合度，促进区域内以点、线、域面、网络为基础的区域自组织机制的形成，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使成渝地区成为西部地区人口与产业最为集中、经济实力最强、竞争力最大、最具增长潜能区域。

可以预测，一旦将成渝经济区20万平方公里内的成都、重庆、内江、自贡、江津、永川等35个城市纳入经济共同体，全面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将有可能使两地GDP五年后超过1．4万亿元，即现在的两倍。这将使成渝经济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同时，还将进一步使成渝经济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演变成为东、西部经济结合的主要地区。

从经济区理论到经济区形成机制

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经济联系紧密地区为对象的规划，是国家总体规划在特定经济区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落实。从逐渐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经济三大板块，到“十五”计划期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东一中一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经济区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大体上讲，经济区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辐射和经济吸引，与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经济网络。因此经济区的概念一般指有一定的空间位置和特定范围，是由一个或几个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其周边广大农村构成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地区内部的整体性是划分经济区的主要依据；经济区内部是通过各类大小城市为枢纽来组织、沟通和强化各种经济联系的；经济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有着密切联系。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三个条件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原来简单协作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即地域分工和协作；社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专业化地区经济的出现；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使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吸引力加强，从而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区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地理的区域划分。经济区必须具有一定的地理界限，形成封闭的空间区域，并富于特点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性质。它是具有全国性专业化和发达的内部及区际各种经济联系的生产综合体。与行政区不同，它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是客观存在的生产地域单元，与部门经济不同，它不是与某一生产部门为对象的区域划分，而是多部门组成的生产综合体，它不是完全的封闭系统，而是和其它经济区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开放系统。经济区通常有以下几类特点．第一，自然地理特点，经济区内具有相同的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条件；第二，自然资源特点，即具有一种或几种矿产资源、水资源、生态资源等；第三，经济结构特点，即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部门或产业部门的构成．第四，经济发展的特点，即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经济、技术水平；第五，经济联系的特点，即具有共同的市场、相对密切的交通运输联系等；第六，管理和制度的特点，即采取相同或类似的经济管理体制。

于光远先生主编的《经济大辞典》是这样描述经济区的：一个国家按一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内在联系、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和社会分工关系而划分出的经济区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往往因为一个地区拥有一定的资源，在日渐兴起的商品经济中建立了相应的产业群，形成了这个地区的的某种优势和特定的功能。生产力配置的这种区域划分，反映了不同地区适应市场需要、开发和利用自己资源、扬长避短而达到的最优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有计划地划分和建立经济区，成为合理配置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形式。划分社会主义经济区的原则是(1)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办事，把生态系统同经济系统统一起来，每一个经济区在生态环境上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在经济活动上应有提高经济效益方向的一致性或接近性：(2)区内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及布局合理，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形成真正的经济优势，并且同国民经济总体的健康发展保持协调一致；(3)要有一个或几个相互依存的大中城市，形成经济中心，它同区内城乡有密切经济联系，同其它经济区也有相应经济联系，形成一个开放式、有层次的经济网络。经济区的界限不等同于行政区的界限；(4)经济区的发展要有近期和远期规划并同国家的统一发展计划相衔接。

经济区形成机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区，近些年来发展比较快、比较成功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当属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目前，珠江三角洲已经从“小珠三角”扩大到“大珠三角”不久前又扩展到“泛珠三角”的提出，长江三角洲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建立健全了超越行政区划的协作关系，产业结构和分工趋于合理，现在，长三角正在积极推进“15+1”机制。从长三角、珠三角发展的经验看，经济区域的形成机制源于两方面：一是政府的组织协调。在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区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的组织、规划、协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行政区域与区域经济区域界线的不统一必然导致行政要素和经济要素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通过政府之间的协调来化解。二是区域经济的自组织，即通过经济活动在大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之间的空间集群与空间扩散，使中心城

市与中小城镇和经济腹地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实现结构调整、功能转化和空间形态的变化，自我诊断、自我完善，以适应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要素的空间优化配置。

由此可以看出，区域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完善的必然结果，未来20年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一股新动力。经济区的规划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区经济协作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规划，有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组织，区域经济的自组织能力增强。

成渝地区崛起的动因

从区域经济形成机制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成渝地区主、客观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存在，经济区规划的前期研究比较充分。在国家层面上，国家发改委已将成渝经济区纳入了国家“十一五”前期规划，成渝经济区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成渝两市的融合终于纳入了政府的规划，这为成渝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必将进一步推动成渝两市的合作，增强两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

两大城市积极行动 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域经济合作，其核心就是城市之间的合作，成渝两市政府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发展与合作的重要性，近两年加强了互动和来往，两地政府就未来经济合作事宜进行了广泛的商谈，提出两地在今后合作中要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市场主导、系统协调，并对两地合作进行了远景规划。成都和重庆两市还就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的合作签署了协议，即《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统称为“1+5”川渝合作框架协议，开始了两地联手打造中国西部最具活力、最富吸引力和最有竞争力的增长极的历史进程。

两大城市优势互补 重庆、成都同处长江上游，直接与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和南贵昆特色经济区相连，同是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城市。两地地域相连，经济互补性强，重庆的产业基础扎实，具有承东启西的交通优势，成都巨大的消费市场为重庆提供了市场空间。每年资金流动超过100亿的成渝两地，既是合作又是竞争，因此要消除地区封锁，建立统一市场，这也已是成渝两大城市的共识。

前期规划充分论证 成渝合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各界的希望。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成渝两地就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区域内产业分工协作、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城市布局、社会事业等问题。提出了打破行政分割，突破体制障碍，实行产业分工协作，发展能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制造、旅游等特色产业等专题研究报告。

成渝经济区的格局 成渝经济区实际上包括了3个次经济圈：成都平原经济圈、重庆都市圈和宜宾都市圈。重庆都市圈以渝中区为中心，包括渝北、南川、长寿、万州、涪陵等城市。成都经济圈包括资阳、绵阳、德阳、都江堰、遂宁。目前最适合成为成渝两地经济能量交换的区域是川南地区的城市群，即内江、宜宾、自贡、泸州四城的聚集区域。该城市群紧邻成渝高速公路，而且正位于成渝两地中间点。今后，对发展条件较好的重点开发区域，要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发展环境，引导经济和人口向这些区域转移。对开发密度较高、应该进行优化整合的区域，要加强对其空间开发的指导与协调，限制盲目开发；对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比较脆弱的区域，要对开发建设活动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控。

成渝地区经济社会现状

成渝两市比邻，空间距离仅300公里，是西部人口最为稠密、产业最为集中、城镇密度最高的区域。成都平原的城市密度达每万平方公里2．4个，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达到东部地区的城市密度。但是，成渝两市的影响力范围还远未强大到在空间上相互重叠或呈连续分布。

交通运输 铁路和高速公路虽然实现了人口与物资在两个城市之问的可移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空间运输成本，但时间成本仍然很高，500公里的铁路线要花10个小时以上。成渝高速公路虽然大大降低了成渝两地的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只需3至4小时左右)，但公路运输在准时性、全天候、便携性、安全性、舒适性以及低费用方面仍有许多不足，由于空间可达性尚不足，使其难以保证在成渝两个中心城市之间形成一定的通勤流。

城镇空间格局特点 在川渝地区的35个城市中，除了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外，其余33个都是中小城市，其中19个是县级市，其间没有一个大城市，呈典型的断层特征。由于成渝交通轴沿线上城镇数量多、规模较小、等级相近、综合经济实力较弱的特点，在成渝两市之间难以形成中介作用。内江是成渝交通轴线上惟一的中等城市，其地理位置恰好处于成都、重庆之间的中点。但内江的城市规模与经济实力与成都、重庆相比相距甚远，难以起到连结成渝两市、激活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由于成渝相距300公里以上，这号致该区域内的人口、物资、产业、资本、技术、信息、服务与人才向成渝两地高度集中，极化效应非常明显，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两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形成交汇。

经济发展 2001年成渝地区人均GDP为5258元，2002年为6785元，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2002年，成渝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919亿元，财政收入231．76亿元，分别占西南6省(区)市的46％和25％；川渝地区无论对外贸易和吸引外部投资，都有很大进展。四川2002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49％，成渝地区进出口和利用外资总额分别占西南地区的45％和52％以上。从三次产业的发展看，2001年，重庆市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是17：41：42，四川省三次产业的比重是22：40：38。

工农业发展 农业：成渝地区农业经济发达，是我国粮食、油料、蚕茧、生猪、水果、蔬菜和多种经济作物的主产区。200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占西南地区的39％，粮食、肉类、水果总产量分别占西南地区的40％、51％和33％，是西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工业：成渝地区是我国“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布局建设地区，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具有较强实力。2002年，成渝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西南地区的40％和47．6％，其中，重型机械、军用飞机、电子信息、汽车、核工业和其他军事工业研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教育和科学技术 成渝地区拥有高等院校64个，科研机构200多个，高级科技人员10多万人，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开发区4个，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环保产业、核工业等高新技

术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金融服务和消费 成渝地区设有中国人民银行、开发银行等大区域金融分支机构，初步形成了以资金存贷、同业拆借、证券买卖、外汇调剂为主的金融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2002年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分别占西南、西北地区的45％和30％以上，贷款余额分别占西南、西北地区的45％和28％。成渝地区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占西南、西北地区的46．7％和25％。

以上分析表明，成渝地区既是西部的科技、文化、金融、商贸中心，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来自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同时存在于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基础条件。挑战来自于区域的外部和内部，从全国看，几大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对成渝经济区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和挑战，同时，成渝地区也可以借鉴已经比较成熟的区域合作形式制定本地区的发展战略。从区域内产业特征、城镇布局和交通发展上看，调整、改造、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

未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在进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研究中，应该遵循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因地制宜地指明不同区域发展的方向和调控原则。从成渝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特征看，在未来成渝经济区有可能形成五大产业集群，即(1)以成都为中心的电子信息、重大装备、冶金、食品、石油化工、新材料、汽车、农业、金融、商贸、旅游、物流等产业集群。(2)以重庆为中心的汽车制造、装备制造、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冶金、化工、商贸、物流、金融等产业集群。(3)以川南宜宾市为中心的能源、天然气化工、盐化工、有机化工、硫磷化工、造纸、名酒、旅游为主的产业集群。(4)以南充为节点的食品、纺织、能源、建材、天然气化工的产业集群。(5)重庆东北地区的万州着重发展农业、商品和旅游业，形成具有特色的三峡产业。

为形成成渝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在今后发展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加强环境保护 加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生态环境的建设，搞好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还草，坚持改革与开放、科学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原则。处理好行政区划和区域经济规划的关系；处理好环境保护与规划建设的关系，处理好建设项目与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处理好工农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成渝相距300公里以上，这导致该区域内的人口、物资、产业、资本、技术、信息、服务与人才向成渝两地高度集中，极化效应非常明显，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两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形成交集，因此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从未来发展看，随着交通技术和交通建设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大，不仅成渝经济区外部交通和环形交通可望得到较快发展，尤其成渝核心区内轨道交通、通勤交通、快速交通已经提上建设议程，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在成渝之间可望形成两小时快速通道，在成都和绵阳之间以及类似的成都平原城市群之间形成半小时快速通道。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确保三峡的生态环境，实现川渝两地的产业互补，是川渝经济区划的必要条件。成渝两地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两地商业竞争肯定存在，但从产业结构来看双方更多的是互补。例如，成都的优势在于金融、商贸、电子工业、旅游，而重庆的优势在于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物流，两者几乎没有什么雷同，完全有条件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重庆发展需要经济腹地，而四川恰好能为其提供广阔的原材料、产品、劳动力市场。还有，不久前经国家批准开始建设的溪洛渡水利工程，输变电的设备投资和发电的设备投资同样巨大，四川没有输变电设备，但重庆有输变电设备厂，如果两地能合作建个大型的输变电设备厂将很有意义。此外，重庆的汽车、摩托车工业基础雄厚，四川的绵阳、德阳是全国的重型机械制造基地之一，完全有能力为重庆的整车生产在零部件上搞好配套。

加快企业所有制改造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也是企业所有制改造比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大都是非国有经济比较活跃、国有经济虽也占一定比重，但往往已得到较好的改造，采取与非国有经济融合的混合状态所有制形式。成渝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作为老工业城市，重庆的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国有经济比例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76％。因此要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区划，必须壮大成渝两地的非国有经济。

加快中心城市的规划建设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成渝之间的广大地区缺乏具有一定产业支撑和经济规模的中等城市，因此要培育一批中等规模的城市，引导产业、人口向中等城市集聚。发挥成都与重庆两大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成渝地区城镇体系建设，发挥对城镇郊区、边远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提高社会服务的水平，争取国家支持，建立金融中心，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为成渝经济区提供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机制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研究

一、科学认识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基于闭环型物质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活动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以及资源再生化(restoration),这通常简称“3R”原则。减量化是指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实行清洁生产、文明消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再利用是指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条,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目的是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资源的重复使用效率,尽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产品。资源再生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重新生产出原产品和次生产品,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

二、经济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见图1),“+”表示正反馈,“-”表示负反馈。经济系统正反馈表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从而对生态系统物质需求增加,且迅速占据物质总量;权且假定人口不增长,按照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系统的正反馈作用。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表现在生态容量会限制人口需求增长,即经济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为此,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经济需求无限和生态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第一,人口需求经济增长资源(能源)供给环境质量提高;第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平衡;第三,资源(能源)价格(市场)信息调控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如果把三个反馈网络构成一个整体,会发现人口、资源、环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要素。

在第一个关系网络中存在的致命弱点是资源(能源)的高消费模式,不顾环境质量和人口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二个关系链中,现实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多数技术体系,其资源效率低下,并且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在第三个关系链中,资源低价、产权不明等非市场化管理,政府调控缺位或不力,既破坏环境质量,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环境保护技术体系、建立产权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场。这些单靠独立、单一的学科边界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整合生态、社会、经济、技术要素,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以,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是统筹的核心,实现有效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循环经济与制度创新

1、环境资源是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对它配置失灵。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有明晰的产权,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了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环境资源的产权明晰至少会存在如下问题。

(1)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市场交易。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极强的弥散性,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关的地域和人群,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就会产生困难,严重影响产权交易。

(2)交易费用过高,使交易难以成功。交易费用包括把交易双方召集到一起的费用、取证以确定损害和赔偿的费用等等。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中很难把所有的当事人都集中到市场范围内,而总有一些人想利用环境扩散的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即产生“免费搭车”问题。由此看来,对于环境资源的配置,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欲通过传统产权制度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一些规制来完成这种交易。

2、生态环境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应纳入生产函数来考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生态环境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把环境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是合理的。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环境资源是可以给予一个价格的,如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反映其经济价值,不论是土地、矿产,还是森林、水体。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大规模“生产”生态环境要素,以弥补过去几十年对生态环境的巨额欠账,消除生态环境透支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循环经济不同于过去的污染控制,污染控制是末端治理,而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开始就注重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大量投资,提高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以弥补生态供给能力的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好生态环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问题,激励人们从事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1、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宏观决策体系。首先,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远利益与短期行为的关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经济发展要遵循生态环境反馈机制的原则;要以生态环境的物质输出量为基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扭转生态失衡;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其最终目的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是从传统GDP中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之后的净产值。绿色GDP账户使“经济增长”与“生态成本”一目了然,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有多大,而且反映地方政府的真实政绩是多少。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句话,建立绿色GDP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宏观决策。

2、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构建规制化的市场。庇古认为,由于外部性因素存在,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即所谓市场失灵。这就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补贴的办法,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一方面,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给予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企业会自动将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等都是征税与补贴的具体应用。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准使用准补偿、谁破坏准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美国建立的以“气泡、补偿、银行、容量节余”为核心的一整套排污权交易体系,有利于实行污染控制、改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气泡”是把某一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根据环境的吸收净化能力,给予一个总量污染许可排放指标,实行总量控制,不允许突破,从而保证污染排放量在环境容量之内;“补偿”是指新进入或扩建企业在不达标的情况下也可以投产经营,条件是它们从现有的污染源购买足够的排污权;“银行、容量节余”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富裕的排污权存入银行,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候使用和出售,鼓励节余。

3、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的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约束。由于环境资源是公共资源,并且在近期内没有直接效益产出,需要以法律进行强制性约束。虽然我国政府于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但如何确保实施工作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还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实施细则等法规体系,严格法律约束,以法律的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4、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理念。可以建立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城市环境质量、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状况以及企业环境质量。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建立区域环境评估与巡查制度,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也要关注贫困人群。因为贫困,会有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城乡居民难以承担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的经济成本,政府应该帮助他们提高这种能力,处理好少数企业与大众权益的关系。

5、倡导绿色产业政策,防止环境污染的国际传输。国际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一是发达国家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同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的途径,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的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买进那些在其国内遭到环境法严厉控制所不能生产的初级产品,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三是采取付给高额处理费的形式,将那些难以处理和降解的垃圾输往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构建新的环境与贸易制度,应对环境污染转移的风险:第一,要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构筑国际污染转移的防线,从政治角度出发将防止“环境殖民主义”措施写入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中,同时倡导世界各国都参与、监督发达国际遵守国际公约;第二,建立国际投资产业准入制度,对国际来华投资项目应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决禁止污染严重而又无法治理的项目投资,减少国际环境污染转移的机会;第三,认真研究国际贸易环境壁垒政策,严格制定标准,防止国际环境污染向我国转移。

【参考文献】

[1]陈祖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再认识[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4).

[2]李金昌:资源经济新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5.

经济发展机制篇9

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城镇化主要是指某一国家和地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生产力增强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其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乡村型社会转变成第二、三产业的城市型社会的过程，通常也被叫做城市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拓展农村的发展范围，增强城乡的互动与交流，为农村人口创作更多就业机会，实现劳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运用，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及意义

1、基本定义

城镇化又有城市化之称，所谓城镇化，是指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业过度。城镇化进程主要包括四个发展阶段：城镇化、郊区城镇化、逆城镇化与再城镇化。科学、合理的城镇化能够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城镇化发展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汇集，产生集聚效应，还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它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压力，还能扩大市场发展，形成工业模式向创新型工业化转化；城镇化建设在区域协调性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作用，它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快速发展时，能够吸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程务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还能有效解决人地紧张这一现实问题；城镇化还能在促进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在城乡结构优化以及社会协调性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

二、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

1、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

据相关资料分析发现，城镇化发展中影响经济发展的要素多种多样，每一种的影响力的效果也有所不同。其中，劳动力与资本作为城镇化发展中的基本要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对经济水平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资本又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种，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与物质资本相比较低，物质资本更能提高经济效益，它的带动作用高于人力资本。城镇化在资本投入以及资本投入所起到的带动作用，相对于劳动力投入来说，前者的带动作用较大，这主要就是因为在城镇化建设发展中，大多的农业人口进城参与城市建设，农民获得一定经济收入后，会选择在城市定居，因此，农村人口会逐渐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所以会导致上述现象发生，而且这种趋势在短时间内会呈持续发展态势，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种长期影响，同时也导致人们对城镇建设和生活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此外，城镇化发展中的明显变化就是农业人口逐渐转变成非农业人口，原有农村人口的知识储备较薄弱、综合素质较低，因此，大量农村人口转移会使人口的整体素质提升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知识资本的实际积累。

2、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不断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可以积累大量的物资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第三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所以，城镇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可以在促进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释放需求的基础上，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并且还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城镇的设施建设，实现生产制造以及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三、城镇化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策略

1、加强资本积累

在经济发展中，为了更好的发挥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应该不断加大各资本要素的积累。同时，资本积累还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发展的要求，所以资本积累在城镇化发展建设中非常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愈演愈烈，城镇化发展建设需要对技术、资本以及信息等要素进行合理的整合和完善，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它们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城镇化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城市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和贡献，及时发现城市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并且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情况找出具体的解决策略。要合理控制城镇化的实际发展速度，城镇化发展步伐如果太快，很容易产生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和失地农民，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城镇化发展情况，合理控制和调节城镇化发展步伐，使其能够更好的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2、发挥城市具有的辐射作用

在城镇化发展中，城市的工业、文化以及物质等水平占有着重要地位，影响着城市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建设，城市中的文化和物质会逐渐朝着农村地区进行渗透和发展，提升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发展水平，促进农民思想进步，而且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会受到城镇化的影响，发生一定的改变和提升。城市中除了物质和文化会影响城镇化发展外，工业对农村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反哺作用，工业的快速和高效发展能够给农村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得农村发展拥有大量的资金和物质基础，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建设。此外，工业发展能够推动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在城镇化发展中利用价格机制、补贴以及服务的调整推动农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从而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我们在城镇化发展和建设中，应该要正确的认识到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并且注重工业发展和提升，以此来带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提高农民参与度

我国开始城镇化建设时，相关部门的决策者和经营管理者应处理好城镇化与“三农”之间的关系，片面、绝对的城镇化指的是消灭农村和农民户口，全面的、新时期的城镇化即指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增加农民福利，从而实现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养老、就业以及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一致性。与此同时，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时，应强化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为乡镇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确保农民稳定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社会力量还应提供及时的帮助，减少城镇化建设的压力和矛盾，实现农村经济有序发展、持续进步。

4、弱化社会矛盾

城镇化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会随之扩大和增多。农民工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较大，但是大多数农民工尚未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在医疗保险、生产安全以及劳动薪水等方面。城镇化过程中，经常出现土地强行占用等现象，少量的补偿金未能弥补经济损失，农民利益得不到及时的保障。此外，在房屋拆迁方面，拆迁方与被拆迁房屋用户之间的沟通较少，强拆、钉子户等现象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于城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者不能坐视不管，应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交流和沟通，在此基础上，制定能够满足双方利益的方案，同时，工作人员应深入调查、分析已经存在或者潜在的社会矛盾，公正执行相关法规、条例，促进城镇化进程持续进行、发挥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结论：总而言之，在当前时展背景下，虽然我国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各个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经济水平逐渐拉大。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城市化的发展和建设，并且正确认识到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加强文化、物质以及人力等资本的积累，加大农村设施建O，满足农村人口的发展需求。同时，发挥城市所具有的辐射作用，注重工业发展，从而为农村发展创造更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推动农村快速发展，提升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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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机制篇10

关键词:统筹城乡;机制;城乡差距;区域政策;要素流动

一、城乡经济运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乡社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影响其行为的仅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纯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补贴三部分构成,即纯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补贴,可见纯收入与自身能力大小正相关,与其生活成本负相关,与其所获得的福利保障补贴正相关。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生活条件所需花费的成本,福利保障补贴是指同等条件的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实,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补贴大,那么总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补贴+社会保障补贴,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保障补贴统一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性收入。这样,居民的总收入就是由其市场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两部分构成。

(二)运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所有的可流动的产品和要素都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流动从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结构和增长极等理论可知,城市在整个大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发展优势。基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原因,厂商、居民以及资本等可流动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以谋取最大利润和效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实现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从而确定均衡的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要表现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生产经营行为),并要以居民的行为作为运动的基础。因为尽管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也是城乡发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支配的,其价值都体现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这种劳动力要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按最优化原则在各种约束条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资源,参与农外就业、科技进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会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人口不断集中于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出现聚集不经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边远地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经济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向城外(农村)迁移,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总之,出于经济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会作出选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最大。可见,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对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会使主体在城乡空间上位移,最终实现居民城乡收入均等化,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只取决于主体的偏好,与其经济收入无关。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所描述的,发展初期地区差距会日益扩大,从长远看地区间的发展将趋向均衡。这种设想也被稍后几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证实,并被概括为区域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线”或“威廉姆森法则”。但是,如果仅凭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种使地区差距状况发生转折的倒u形曲线的顶点何时才能到来。

由于居民的总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策收入两部分构成,市场收入主要由居民的个人素质、知识、技能等决定,政策收入则由国家对待居民所处区域(城市或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决定。可见,居民的总收入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区域(是城市还是农村)紧密相关。相同条件的城乡居民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市场收入低于城市工商业的收入。通过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区域将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会在城乡区域间迁移,也就是说这样就会最终导致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一致。当然,这种收入与城乡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又与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 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这时劳动者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对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罢了。

2. 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农村时,那么,只有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城乡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缩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那么,从事农业的居民就会往城市转移,但是没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与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则其收入可能要低,城乡差距将不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拉大。

3. 如果居民在农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即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则城市居民会往农村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而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则农村居民会往城市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

(三)结论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保证相同能力的城乡居民能获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决定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待城乡区域的政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或缩小城乡差距,提前或延后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二、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而远离城市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价格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悬殊,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从1978-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2倍,绝对差距由209.8元急剧扩大为7 238元;如果用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表示,1978年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20~0.24,1980年为0.33,1990年扩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0年后达到0.417,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已经达到0.447;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8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61.8%,到2005年分别下降到36.7%、45.5%,两者差距由当初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 432万人。当然,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乡教育存在严重差距[4],具体表现为:一是原来的《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存在歧视。《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附加费,而大多数城镇居民则没有这个责任;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方面,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类似硬性规定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二是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15岁~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为8.46%,比城市低了35个百分点;而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为47.62%,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三是城乡教育投资差距。以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 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 955元,农村为1 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四是城乡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办学层次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投资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农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稀少。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广大农村都得到了实现,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也使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的距离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其教育层次仅仅限制在9年义务教育上,在高中层次和大学层次上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村的高中教育与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农村的高中入学率还很低,有的地方还在28%以下;农村不仅没有大学,就是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遇也比较少。

3.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趋势[5]。其主要表现为:(1)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405元,农村为138元,以后逐年扩大,到2004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7 812元,农村为2 185元,农民消费在城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乡消费结构存在差距。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大,1978-2003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为45.6%,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7.5%下降为37.1%。(3)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差距大,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重视衣着服饰,从支出额来看,城镇衣着支出额从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增幅一直不大,从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乡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众所周知,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将会更大。

4.城乡差距还表现为[6]:(1)城乡医疗差距大。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2)就业差距大。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打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当然,在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费差距是最直接的经济差距,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则是间接的经济差距,因为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生活,从而影响其收入。

(二)城乡经济差距悬殊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自身素质、能力的差距较大,这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个体的能力差异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乡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镇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水平和拥有较多的财产积累,从而具有更强的消费支付能力。

在实际的城乡政策上,确实也证明了这种城乡差别。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各地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对农业支出的份额始终大大低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投资政策系统不利于农业,这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在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由于农村社区的边缘性、生产的分散性及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各类物品和服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产品,特别是“软”公共产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种农村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这具体体现在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上,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7]。还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对农民存在着的明显不公平,农民合法权益被大量侵占。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乡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动,这不但阻碍了城乡经济的更快发展,也阻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和步伐。

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0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但是,现实却出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情况。蔡昉(2005)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林毅夫等(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从理论上讲,二元结构理论,只谈到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却没有讨论城市居民往农村转移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的人员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并且这种转移还不是充分的、自由的,还受到很多的制约,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理论上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转移人口拥有的农村资产没有退出来,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国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约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农村转移,导致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和爱好的城市居民不能进入农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见,城乡差距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城乡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尤其是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 城乡空间作用机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场主体不能根据市场收入在城乡自由选址,致使城市向周边农村在空间上的扩散步伐受阻。

3. 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不完善,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4. 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有欠缺,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城市居民获得同等条件下的福利保障补贴大于农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悬殊的农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机制的构思

区域政策决定区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响区域的经济环境,并且也对所在区域居民的市场性收入产生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乡经济差距之所以一直这么大,甚至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城乡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样;同时,又不能使城乡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乡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寄希望于某个领导或某个领导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来强制执行,而应该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构建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差距的机制。总的说来就是应该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鉴于此,笔者认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

1.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让城乡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流动,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乡市场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使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使农村要素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农村居民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同时也为农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取市场收入的潜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3.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村居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获得相应的福利保障补贴。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缩小、甚至均等城乡福利保障补贴。

4.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城乡规划机制,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进行统筹安排、综合布局和指导管理,使政府站在城乡经济全局的视角来有效配置城乡要素资源,提高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使城乡居民收入逐渐提高,城乡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只要我们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统筹城乡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土地流转,使城乡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规划,那么,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就会逐步解决,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不久将会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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