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范式十篇

法学研究范式篇1

关键词：教学方法；研究范式；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8-0005-03

一、多种教学方法研究范式存在的可能

同教学概念的复杂性一样，人们对教学方法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对教学方法的多种定义进行分析，可得出它们的一些共性：教学方法是为实现教学目的服务的；教学方法的实质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二者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教学方法是师生活动的方式、步骤、手段和技术[1]。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方法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某一事物，它是一种手段，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受到教学目的、教学环境、教师、学生、课程等多因素的影响，这都给教学方法的研究带来了复杂性。

如果对教学方法的层次进行划分，又可以进行不同层面的理解。如有学者将教学方法分为三个层次：操作性的教学方法、原理性的教学方法、技术性的教学方法[2]。也有划分四层次的：原理层面（“教学方法观”）、技术层面（“教学策略”）、操作层面（“学科具体教学法”）、技艺层面（“教学技巧”）[3]。

从教学方法存在的形态来看，有静态的教学方法，又有动态的教学方法。静态的教学方法指存在于教科书、论文、政策等文献中的教学方法，其主要用途是进行师资培训，或作为研究资料使用；动态的教学方法是在教学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定的操作流程或方法技巧。至于教师为何要选用这种教学方法而不选用另外一种教学方法，这又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

二、教学方法研究范式的历史回顾

从整个教育史的视野来审视教学方法及研究范式的变革，可以发现，多种研究范式共同促进了教学方法的繁荣，在不同的时期，某一范式又起着主导作用。

（一）“经验—思辨”范式

古代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人们教学经验的总结。人们可以从《论语》、《孟子》、《旬子》、《礼记》等儒家经典中见到许多关于教学方法的言简意赅的表述，这些表述尽管有较强的说理成分，但也只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未能上升到科学理性的层面。西方的教学方法从古希腊到启蒙时期都表现出浓厚的思辨色彩。希腊哲学富有思辨精神，在教学方式上表现出静观、辨证、演绎、理智的特点，如苏格拉底的“产婆式”教学法。西欧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教育思想所推崇的教学方法表现出形式主义、脱离生活实际的特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弗吉里奥主张将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作为自由教育的基础。夸美纽斯是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一位教育家，他在观察自然的基础上，以类比自然的方式提出了教学的一系列原则和泛智教学方法。18世纪后期，教育学开始走上大家讲坛，康德首先在大学里讲授教育学。康德的《论教育》深受卢梭教学思想的影响，并提出了教学的一些方法。

（二）“科学—实证”范式

近代科学的发展从观念上改变着人们的教学观念。19世纪初期，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接过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教育心理化”的口号，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提出著名的“教学形式阶段”理论，显示出科学化的趋向。19世纪末，教育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事件，如1885年，艾滨浩斯有关记忆的研究，引起了教育界对于学习过程中联想的关注；比纳于1888年发表了《实验心理学研究》；1895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协会；1898年，拉伊主张将实验教育学与实验心理学区分开来等等。在这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教育科学化”运动。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法国的比纳和西蒙，美国的赖斯、桑代克等，都为实验教育学的建立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统计和测量的理论和方法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开始主导教育教学研究。这一时期，斯金纳提出了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泰勒的课程理论深受现代工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布卢姆等人从生物分类学那里获得灵感，从认知、情感、动作技能等领域制定教育目标体系，力求用可观察、可测量的手段来描述学习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研究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

（三）“诠释—理解”范式

近代唯科学主义相信通过科学实证的手段可以解决教育中的一切问题，却走上了一条远离现实人生的道路。事实上，自近代唯科学主义诞生之时，人文主义作为另一种思潮，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握世界，在人文主义思想家看来，人文科学的方法必须深入生命的内部来对生命的历程加以“体验”、“重演”，进行“理解”和“解释”。如精神科学的创始人狄尔泰看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变化性，注重对人的个体独特性的研究。由于教学方法具有个体性、过程性、伦理性、文化制约性[4]，使得“诠释—理解”范式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中成为可能。此后，由于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西方一些重大思想家的理论影响，使得“诠释—理解”范式广泛进入教学研究领域。比如，卢梭提出的自然主义教学方法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对儿童生命的理解与敬畏。又如，对当今教育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存在主义教学思想主张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关注学生自由个性的发展，倡导师生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

法学研究范式篇2

站在21世纪初叶的新起点，回顾“法经济学”自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至今的学科发展，可以发现，法经济学经历了一个从一种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到一系列法律的经济分析原理和观点为世人认同和重视，再到法经济学在全部法律领域中推广应用进而成为法学研究之主流话语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法经济学实际上掀起了一场法学研究范式的持久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传统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关系乃至于全部法学理论都面临或正在被重新阐释；旧的法律体系的整体构架和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面临挑战，法律的制定、实施过程也被赋予经济性解释，提出了制度优化和效率性改进的方案。法律制度由此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学术理解”上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

一、范式理论与法经济学范式的确立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系统加以阐述的。库恩指出：“‘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个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其理论内涵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一个新兴学科而言，范式的基本意义乃在于标明学术规范，形成问题意识，确定研究范围，提供论证进路：1）范式在内容上包括一系列学科概念、原则体系、逻辑前提、推理形式、语言表述、讨论程序以及注释和引证规范等等，且又须是较长一段时期经过历史的淘汰和试错机制而形成确定有序的学术规范，具有常规化和格式化的特征，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科学形式。2）范式作为发现问题、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对于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范式，可能就不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干脆就不提出问题。就学科研究而言，关于问题意义之理解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所采用“范式”不同的缘故。3）一定的范式，总是要确定其研究客体的范围界限和本质属性。即只对容纳于范式之中的研究对象感兴趣，而拒绝对范式之外（并非不存在）的东西予以说明。大家在限定的范围内和共同认可的概念基础上讨论问题，便于取得最大共识，实现智识上的进步。4）任何学科范式都总是与某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推理方式、论证进路相关联。应用新的研究范式论证有关问题，不仅在形式上明显有别于旧范式，而且在事实上也可能针对新情况，面对新问题，提出新结论。

其二，范式具有突出的理想性和普适性。任何科学理论，就其本质而言，都和地图一样，是一种信息节约的工具。其理论模型越简单，越能舍弃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理论就越易于节约信息；理论越“普适”，其解释范围就越大。申言之，“范式”是人们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为着理解和对象化的便利而确定的“理想类型”，具有高度抽象和简洁的特性。它通过突出地表达诸多观点中的一个或几个，将许多弥漫着的、无联系的，间或存在的个别现象综合起来，然后将它们整理到一个完整的分析结构之中。它让对象在观察者的认知中定位，再通过对相关对象在认识中的比较，获得解释的条件。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象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 显而易见，正是这种从相关对象的某些重要特征中提取出来的多元化的理想类型构成了“学科研究范式”的基础。

其三，范式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纵观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没有理论的批判就没有理论的进步。与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相适应，科学进步的意义就在于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科学理论的变革通过范式替代而实现，科学研究批判性的实质是新范式代替旧范式。它是对前一种理论研究进路的革命性批判与拓展，也是对“科学共同体”重新概念化的过程。 从而体现出知识的积累、继承和创新。

其四，范式具有较强的集合性、群体性和累积性。范式研究是群体互动合作的活动，一个成型的学科研究范式会把一批研究者都吸引过来，从而使得科学研究不再是孤立、私人和单干的活动。对于整个科学共同体来说，在一个明确学术传统和范式范围内进行研究，比那种没有这种收敛标准的研究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更能汲取“规模效益”。科学的群体化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构筑了学术合力，消解了科学研究中的私人化色彩，增强了对话交流的共同语境，从而使科学研究的人力资源得以最有效的组合和配置，并世世代代积累下来。

总而言之，这样的“范式”，既是一种信念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即哲学范式或元范式；又是一种科学习惯、学术传统和具体的科学成就，即社会学意义上的范式；更是一套学科整合的工具箱、解决疑难的方法论，以及用以概括和类比的图象集。 这样一来，库恩就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而且成为开启某种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用经典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理解，所谓“范式”，实际上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是一种理论模型、框架，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现实的思想体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共识。

从法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和学科定位来看，范式转换发生在“以效率为中心的价值观”确立之时。法经济学选取法律与经济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借助于理性人假设和交易成本理论）作为突破口，将法律作为经济生产的内生变量，发现和解释深藏于法律条文和司法判决之中的经济逻辑，从而使波斯纳等法经济学家很轻易地就“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 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如它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各级法院的判决理由书中），从而展示了学科交叉和比较研究在分析社会问题方面的基本价值。

从研究方式看，主流的法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采用实证统计方法，而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案例研究，以及经验性的定量研究等为其基本分析工具。法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个特点，甚至也得到了非主流学者的基本认同。马劳伊就此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

从研究范围看，法经济学最初对法律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管制的领域，而学科发展至今日，早就突破了这一原初想法，法经济学广泛地应用和渗透在各种法学研究和法律运作过程之中，已然成为当前国际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即转向以“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为其研究重点的整个法律领域 ，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甚至在比较法和全球化下的法律运作方面，法经济学也有着越来越广阔的适用范围。

从研究目的看，主流法经济学以“个人理性”及“资源稀缺性”为认识论基础，以实现经济意义上的“效率”和“均衡”作为核心衡量标准，将传统法律主张的各个部分“翻译”或转换成经济学语言，其目的在于寻求解决法律问题的“科学”答案，优化法律资源配置，促进法制建设。与之不同，马劳伊提出：“法经济学不是传统法学所讲的寻求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或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互相竞争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比评价和选择意识形成界定法和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从而导致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真正的主观性的变化。” 在他眼里，法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意识形态，其范式框架可以将多种法学的目的定义涵盖其中（包括法学是为了寻求真理，法学是一个独立的和自发的科学，法学完全是不确定和联系的权力的政治学，等等），但其实质始终是关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对话。

综上所述，法经济学和传统的法学研究在处理的材料和所面对的问题大体一致，但由于立场、方法乃至视角相互歧异的缘故，法经济学范式关注的不仅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系统的法律制度，而且是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以及人们的法律生活本身。它不但引入了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主题；并在引入一种新的分析方法的同时，还确定了一个新的对象。换言之，如果把法律理解为有关社会生活的各种规则和社会结构，那么，法经济学不仅以局外人和旁观者（本人并不接受规则的约束或承受规范后果）的立场获得有关法律的“客观、中立”的外在观点，而且作为接受这些规则并以此作为其行动指南的一个群体成员的立场获得有关法律运作成本和收益的内在观点。 由此确立的法经济学范式，实质上就是在一种社会复杂交往实践基础之上的法学研究范式，具有开放性、经验性和反思性的特点。而就其指称意义而言，它既非单一的经济学方法，也非单一的法学方法，不仅是一种新颖独特的方法模式，而还是一种价值、一种价值模式，一种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

这种以方法论的创新为基础的面向新时代的法学范式，从总体上看，主要体现为它是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的有机统一体。其具有如下四个学科特征：

1、交叉性。当今的学科发展日益呈现出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横断性学科层出不穷，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就法学体系中的理论法学而言，一般地说，包括“法律的学说”（theory of law）和“有关法律的学说”（theory about law）两大类。前者包括法理学（奥斯汀创立的专门法律理论）和某种意义上的法哲学（有关法的一般理论），后者则广泛地涉及法学和多种学科门类的交叉渗透，诸如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法美学、法文学（中间都可加“和”字），以及法律控制论、行为法学、信息法学、结构－功能法学、比较法学等等。这其中，占据主流地位，对社会法律现象和法治实践最具解释力和科学性的是法经济学。

2、综合性。众所周知，法经济学并不拒斥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相反，原来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关系、法律规范以及立法活动、司法解纷程序等，透过法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获得了新的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解释和结果预测。更重要的是，借助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我们还可以打破私法与公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试行法与正式法、强行法与任意法之间的壁垒，对各个部门法，诸如刑法、合同法、侵权法、公司法、环境法甚至宪法和行政法进行综合或居间水平的系统考察，提供了关于部门法的一体化的规范分析及其价值基础、伦理基础、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反思，构成把法理学与各部门法联结起来的中间学科。 它

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就好比系统科学在总体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样，不同于部门法学，而是综合性的横断学科。

3、科学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追求研究的科学性是法经济学的生命线。长期以来，忽视对现实法律问题的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一种理论的假说和逻辑推论定性无法以实验手段来证明，其结果也无法用统计学数据和定量经验分析方法加以推断时，就会造成理论的归谬和知识体系（解释力）的平庸。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科学”属性的，它包容了各式各样的函数关系式、数理模型、回归分析、线性研究、博弈论等，强调前提假设（或约束条件）的设定和可操作性研究。受其影响，法经济学研究成为推动法学研究走向实践，使之具有可控性、可重复性和模拟检验之科学性的桥梁。

4、实践性。法经济学不是单纯从纸面上的概念到概念、逻辑到逻辑，而是兼顾法律运作中的经济成本效益，兼顾法治过程的供求均衡，兼顾法律制度的优化创新的对策式研究。法经济学将研究的“实然性”和“应然性”结合起来，既分析现象世界的实际状况，深入研究法律规范、法律条文以及某一个司法个案的成本效益问题，也对部门法的划分、法律原则的实际应用提出独特的看法，并借助“最低成本标准”等均衡性目标，对法律改革的得失进行评价。

二、法经济学范式基础

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学理解系统和理论框架，法经济学范式包含着一整套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定理和基本方法，进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提供了一般的理论研究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内容十分丰富。对法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概述如下：

（一）法经济学基本假设

从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创立以来，理论的内部逻辑推导（一系列假说及其结论）与经验事实一致便成为学科发展之科学性的基本要求。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为着学术研究和对象化的便利，学者们在研究问题时有必要对现象世界进行高度抽象和类型化处理，有必要对不完全了解的事情做出假设，抽象掉不重要的变量，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可以把握的关键性变量上。只有确定贯穿于全部研究工作中的便于演绎推理的逻辑前提，创设共同认可的交流平台和理论前提，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的研究才能更深入和拓展，各种研究成果也才便于累加成一个体系，从而形成对现象世界科学有价值的解释。理论研究的任何问题（或现象范围），只能是一定假设条件下的问题。因此，理论研究的抽象程度及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假设条件的正确确立。

1、理假设

法经济学研究中“理”假设的核心内涵是：假定人们对法律是熟知的，对自己在一种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会通盘考虑适用法律行为所引致的法律后果，并做出恰当的有利于实现自己利益的行为选择。将经济学应用于法律分析，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要考虑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是否与经济行为人具有相同的行为方式。如果二者不具有共同性，经济学就不能应用于法律分析。法经济学是通过这样一个类比来使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具有与经济行为人一样的行为方式的，即将法律规则体系类比为市场价格体系。由此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反应就类似于市场中参与者的反应，都是根据既定的“价格体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法律规则和市场价格都构成了行为人所不能左右影响选择产出的约束条件，系统的法律规则体系构成了不同行为的“隐性价格体系”，因此可以确信法律规则约束下的行为选择和市场价格下的行为选择具有相同的机制。

在法律生活中，人们“为权利而斗争”，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在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成本收益的核算。法律收益越大，人们就越有动力清晰界定各自享有的权利，他们总是积极争取享受更多的权利并力图摆脱法律义务。与此同时，由于法治条件下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供求状况是有差异的，主体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在不同地区、行业、组织、时段中会有不同的安排和配置，这使得法律主体面对的隐含法律成本和收益便很不一样，进而导致其对待法律的态度各不相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规避或者抵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取决于他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及其蕴含利益的评价，取决于这种法定利益与其自身利益诉求之间差距的大小。循规守法者往往确信他们守法所带来的收益会远远大于成本，违法必然得不偿失；选择规避法律或打法律“球”者，则是在守法成本较高又不能公然违背的情况下，自觉寻找法律变通办法，以使自身利益尽可能不受损失的实用策略。对许多经济犯罪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我们发现，理性的犯罪分子也常常对其犯罪收益（暴利）与购买犯罪的价格（刑罚）进行得失比较，只有在犯罪收益大于成本时，他才会选择犯罪。也即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等于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放弃从事合法活动的机会和从事合法活动应得的合法收益。任何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性，而犯罪这种投资的风险性更大。因为如果犯罪败露，犯罪人遭到逮捕、定罪、判刑，其犯罪投资便无法收回，因而，犯罪也是具有资本投入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冒险的资本投入活动。对于收益（利润）在决定当事人选择守法或者违法、犯罪或者接受刑罚处罚之间的杠杆作用，19世纪中叶英国评论家登宁曾精辟地分析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总之，从规范意义上讲，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为目的，立法、执法和守法的真正根据是以法律修辞掩盖着而不是阐明了的经济理由，市场经济规律天然地、内在地决定着法律逻辑，寻求法律的经济依归是法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2、效用（目标）最大化假设

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把人解释成利己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就是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这种观念认为主体行动的惟一目标就是使行为人的物质财富（货币财富）最大化。这样虽然便于对人际间行为效果的比较，但同时也限定了理论的使用范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更为复杂，他们经常把社会地位、个人荣誉、个人精神感受等也纳入到目标函数集中去 ，各种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如集体行为偏好、利他主义、自愿负担、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等）也常常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人类对财富最大化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追求表明，制度或法律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人们为其偏好所支付的成本，决定了人们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的行为选择。事实上，人在传统的中国式解纷模式里，一个人在其权利受损或遭受冤屈后，最有可能做的行为，既不是莽撞地报复责任人（私力救济），也不大会直接诉至官府，而是先看双方私下能否协商解决，私了不行再委托某个权威人物予以仲裁，司法救济手段只有在纠纷久拖不决的最后时刻才会被考虑到。这种不愿或不主动选择诉讼的观念至今仍有遗留。有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农民普遍认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获得的结果最为公正，但考虑到较高的审判执行成本，90%的人最终还是倾向于公正性不尽人意但却成本低廉的干部解决和私了方式。

3、稳定偏好与需求偏好的多样性假设

美国法经济学家孙斯坦认为，“隐藏于行为选择背后的不是单个的东西，而是多个东西——志向、趣味、物理状态、对现存角色和规范的反应、价值、判断、感情、动力、信仰、奇思怪想，等等——毫无规则的集合，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将根据特定的情境产生特定的后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偏好是由社会情境构成的，而不是由社会情境引出的换言之，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情境的一项功能，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规范的一项功能。” 其意思是说，世界运动有其客观的规律，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法律的结果。这种遵循和坚持，实际上就是对牢固确立

的习惯传统和稳定的秩序本身的稳定偏好。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常常是无形的、潜在的，深深植根与人们的风俗习惯之中。哈耶克就此指出，“对这类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甚或对这些惯例的存在亦可能不具有很明确的意识。” 这种对秩序和传统的确定依赖和偏好，基于不同区域、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风俗习惯、舆论评价、伦理道德、宗教教法等多种形式，并俨然成为法律活动得以发生和展开的“秩序”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国家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们对“秩序”的稳定偏好，人们仍会“不由自主”地遵循旧的习惯，变相地抵制现行法律，只到现行法律做出某种让步或者变通的规定为止。例如，土耳其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于1926年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瑞士民法典》，而不惜以彻底牺牲传统的伊斯兰习惯法为代价。但是，当国家颁布的现代民法典进入民事婚姻领域时，土耳其的农民和小市民仍普遍地适用旧制，以致依成文法是非婚生，而根据民众的传统观念却为婚生的孩子的数目不断扩大，因而不得不借助特别法使这些孩子获得合法地位。这既反映了文化传统对成文的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又表现了人们原有的稳定偏好对法律的制约作用。

4、有限理性假设

法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来自于：（1）现实生活是复杂的；（2）事务本身是发展的，因而其属性和状态是不稳定的和不可确知的；（3）人的头脑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限制，要穷尽所有的行为可能并预见所有行为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4）搜集信息、处理及计算、行为本身的执行都是有成本的。由此，有限理性不仅反映出客观现实（事务和环境是不确定和复杂多变的），而且也反映了人的经济特性（个人会本着成本节约和合理使用的原则去搜集和处理相关信息）。正是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人们才需要集团、制度与组织，需要分工与协作，需要法律与契约，以对付个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性不足。

人们的理性认识有限，也注定了人定的相关法律规则也不完美，是有限的。人们在法律决策过程中寻求的并非“最大”和“最优”标准，而是“满意”解。在法律运作实务中，往往通过以下方法弥补法律主体有限理性的缺陷：（1）援引最相类似条款，类推适用于特殊的法律事实，从而使法律获得一种自我调适的功能。（2）预留“法律空白”有待事实发生后加以填补。（3）法律效力不完全，出现瑕疵（如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不当影响、欺诈、胁迫等），而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的方法。（4）设置灵活机动的法律原则，允许当事人依据具体情况进行法律行为的方法。（5）采用恰当的法律行为的解释方法，努力探求真实意思。

5、机会主义假设

按照威廉姆森（Williamson. O. E）的定义，机会主义假设是指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往往借助于不正当手段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倾向。 法律主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突出表现为“法律规避”。法律规避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几乎令各国的统治者对其颁布的法律有效性问题感到怀疑。从规避的主体上看，各阶层、各团体，甚至包括制定法律的统治者在内都极力逃避法律责任或绕过法律栅栏追求个人、集团的某种利益。显然，以法律意识淡薄、道德素质差、文化水平低等因素来解释法律规避的普遍性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法律规避背后必然有只“看不见的手”在默默地、强有力地驱使法律框架内的人们选择规避，这只“手”如同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导厂商如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样引导人们规避法律。换言之，如果法律的供给和需求失衡或由于法律秩序自身的原因无法满足法律主体的需求，或者其守法收益低于规避法律收益，法律主体就会产生规避法律的动机。因为此时他们选择规避法律才是理性的，选择守法则是非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主义假设实际上是对前述追求理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的补充。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并非是他们的理性不同，而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法律环境和自然条件以及由此造成的可选择方案不同。对此，我们更应该发现并改变导致人们行为异化的法律制度，而不是简单地禁令或严惩。

6、法律稀缺性假设

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资源稀缺性在人类面前是一个常态。这样的资源的稀缺性除了人自身资源（体力、智力和心理的承受能力等）和物质资源的稀缺性之外，还包括非物质资源，如信息、制度和法律等的稀缺性。

在法律世界里，权利是稀缺的，特别是那些排他性权利（如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尤为稀缺，因此人们争“权”夺“利”。法律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稀缺的资源。只不过其稀缺性质并非像自然资源一样源于“匮乏”，而是源于法律规范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尽管从表面上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创设法律法规，制度创新并不困难，经验借鉴和法律移植也很容易，但是法律制定并实施的条件和成本却限制了政府的选择空间，甚至扭曲了政府的理。以致于现存的法律制度不仅难以达到最优水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生相反的运作，出现了成本高昂、效果很差的“法律失效”现象。此外，受到法律的需求压力、法律创新成本相对高昂以及法律的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 等因素的制约，法律、特别是形成有效供给的法律（即良法），必然存在稀缺性。换言之，法律在使有限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良法资源的稀缺，又激发人们进行法律改革或制度创新。

7、不完全信息假设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事物的属性或状态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人们才有必要设计出各种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来尽可能减轻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并降低对风险的成本支付。

在各种信息场合：1）完全信息是一种静态的理想世界，它假定人们拥有关于某种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及其行为后果的完全信息，信息在大众之间不受阻滞而广泛、及时地传播，每个人都能同时接收到相同信息并做出最优的决策。正如哈耶克所说，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信息，假如我们能从已知的偏好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了。 2）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人们并不拥有完全信息，且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都需花费代价，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和组织结构的不完善性，对于任何决策者来说，都意味着非常高的成本。3）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社会关系各方当事人存在信息拥有量的差别，或者由于专业化使个人在其自身的专业领域比其他专业领域的个人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从而决定各方处于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的不同地位。 非对称信息的产生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加者很自然地取得了比那些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当市场活动中非对称信息情况发生时，如下两种结果就不可避免了，一种是信息劣势者不得不使自己面临行为及其后果的“不利选择”；另一种是信息优势者容易作出侵权或垄断等“败德行为”。

纵观上述法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及其法律后果，可以认识到：法律制度作为影响和制约人类行为的内生变量，其原则规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主动调适作用，人们并非完全对抗法律，也不会盲目服从，而是循着法律规范所引起的个人利益得失的信号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和变换着对法律的需求，如通过购买（或服从）宪法而得到公共秩序的庇护，通过购买刑法以享受基本生存与生活的安全，通过购买民商法和经济法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效益，而这

些法律需求的范围、样式和水平，又总是受到个人心理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供给水平的影响，良好的法治关系便建立在优化的法律供给和大众法律需求的边际之上。联系到法律改革，就应该通过检验和优化法律规范，矫正权利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导人们的自利倾向朝既“利己”又“不损人”发展，使外部效应“内部化”， 大大降低社会成本，最终达到“利人利己”的最佳境界。

（二）法经济学基本范畴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交易成本在法律制度安排、解纷程序和人们的实际法律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解释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过程的基本范畴。 本文所指就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调整的（权利）混沌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彼此间交易或发生关系（形成“私”的或“公”的法律关系）时可能支付的一系列成本变量。包括：（1）产权保护成本；（2）公害和外在成本；（3）信息发现成本；（4）谈判成本；（5）协议执行成本；等等。如述种种成本变量，形成包含一组成本的交易成本群（Transaction costs），这和法律权利群（Rights）概念很类似，都是包含多种具体二级概念的复数形态的概念。实际上，权利群（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和交易成本群（社会往来和经济交易的必要耗费）之关系，就如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一样，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从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以及经济法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通过交易的变化，也是权利（产权）的变化，交易是权利（产权）产生的原因，而权利（产权）则是交易的结果。

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由此就形成了法经济学的如下重要结论：（1）法律制度的存在之所以必要，关键在于它能节约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和由于人们的行为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而引致的类似成本的存在及其节约是法律的真正起源和经济本质；（2）不同的当事人对于权利的不同估价是权利发生交易的源泉；（3）在不同的法律和法律规范下，交易成本的高低不同；（4）法律应该明确界定和维护当事人权利，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5）法律供给要与社会对法律的有效需求相一致，越能采用或满足市场交易（合同）方式制定规则，人们守法的可能性就越大。实践中，并不是有了法律，甚至有了理论上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律就必然能满足社会的法律需求。只有那些符合法律主体的理性选择、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才会被人们自觉遵守。

（三）法经济学基本定理

总结诸多法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梳理出如下几个基本定理：

1、斯密定理（Smith theorem）。自愿交换对（市场上的）个人是互利的。 这也就是“无形之手”定理。其基本内涵是如果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那么毫无疑问，循着市场手段的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最优是可以达到的。

2、规范的霍布斯定理（normative Hobbes theorem）

国家通过建立法律结构，使私人协议难以达成所造成的损失最小。这个从霍布斯写于17世纪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总结出来的定理 ，其核心意旨是：由于人们普遍意识到如果大家彼此争斗不已就会两败俱伤，而在保护财产上却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因此就需要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履行各方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社会契约”。而在为消除合作障碍而进行谈判的一个确证无疑的结论是，谈判者的权力明确，他们合作的可能性就大，而谈判者的权力越模糊，其合作的可能就小。在这方面，只有国家才既具有使各方信息公开的权威，又能对各方谈判和协议执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一言以蔽之，由于用一个机构建立一套保护产权与社会发展的大规模武力系统比建立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力系统更有效率，用国家的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更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3、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 即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TC＝0），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换言之，“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和欺骗，并在这种交易上达成一致协议，那么，这种交易就属于有效的。”

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I）：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TC>0），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建立和实施，可以消除达成私人协议的障碍。

4、波斯纳定理（Posner theorem）

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波斯纳提出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进路（即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的：（1）行为人的行为是他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当事人对一定权利的不同估价是其交易得以进行的原动力；（2）法律制度在运行中会给当事人带来收益和成本，故可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来评价法律行为；（3）财产权利界定清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通过制定使权利让渡的成本比较低的法律，可以促使资源流向使用效率高者手中，从而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四）法经济学基本方法

按照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中的提法，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不限于一种，而是从以经济学为主的多个学科中汲取不同的研究进路与方法论，综合而成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工具箱”。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将法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区分出四类：

1、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相结合

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法律意旨是：商品市场中的个人（买者或卖者）与法律市场中的个人（如法治过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纳税人、人、所有权人、保证人或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等），他们的品行和行为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法律人”同“经济人”一样，也会通过对法律制度的选择、严格执行或“规避”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古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也自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而集体主义方法论则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改进和批判建立起来的。它把法律当成是一种集体产品或公共产品，强调从环境和集体行动角度来解释和理解个人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运用方法论集体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典范。它把个人置于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之下，通过对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等因素的宏观分析，解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不同于个人利益、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在整个法制运行系统中，有关法律组织（如议会、法院等）本身就是重要的法律主体。集体组织一旦成立，就必然会形成新的、与个人意志不同的集体意志，人们的正义诉求只有通过这些组织的帮助才能实现，这些组织内部成员的分散意志只有高度统一为集体性的整合意志时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法律组织和政法机构在其运转过程中也对法律个体的偏好产生着影响，法制建设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行动者的所作所为。集体主义方法论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一部分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者在内的人信奉的经济哲学方法论。

实践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方法论的对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尖锐，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针锋相对，不如说是相辅相成和互为补充的。按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互补性，来分析“法律人”行为和整个法治化过程，是本文的基本思路。新时代的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须能以辨证批判的思维，包容并综合这两种方法论的合理成分，构建自己的科学体系。

2、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也称伦理分析、是非善恶分析，它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致力于评估法律制度及法律活动将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判断标准，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标准。法律的规范分析即“法律应该怎么样”，它不把现存的制度看成是既定不变的，而是先假定可用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调整的法律资源是稀缺的，因此需注意合理配置法律资源，防止法律失效和相关资源浪费。法律的实证分析即“法律是什么”或“法律会怎样”，这种经济分析方法非常适合研究法律实效，即依可测变量对法律效能作定性鉴定和定量分析。具体说，实证分

析又包括：理论假定、模型设计和逻辑证明；建立模型和计量检验；案例研究方法；等等。

3、博弈论方法

博弈论也是自二战以来发展起来的，它研究当人们知道其行动相互影响而且每个人都考虑这种影响时，理性个体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一个正式的博弈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博弈的参与者、对弈的次序、博弈时对奕者可利用的信息、行动、策略，以及博弈的结果、支付等。 法律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有利因素在于：（1）博弈论很适合于分析法律等非市场制度。博弈论所研究的对策行为与法律规则作用下的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更相一致，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行动选择，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必然受到其他当事人行为的影响，所以，将法律规则下行为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归结为对策行为更加科学。（2）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并兼顾现实予以解决。它认为均衡的实现要符合一系列严格条件才能达到，指出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人们选择不利制度和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3）博弈论提供了具体分析信息不完全状态的工具，后者也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提供了解释。（4）行为的均衡分析。博弈论坚持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均衡分析思路，但它将均衡建立在行为均衡而不是价格均衡上 ，行为的均衡而不是行为结果的均衡使博弈分析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局限于得到效率结果，从而有助于得到动态的法律均衡分析结果，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正像博弈理论对经济学的全面改造一样，博弈理论也必将为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为那些希望理解法律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人提供洞察力。” 并在实质上成为法经济学的主要应用方法之一。

4、统计分析以及社会调查、预测、评估等方法。

通常也称为社会学方法。包括田野调查、数据的统计与比较、社会实验、抽样调查等等。近些年来，欧美国家的法学家，如弗里德曼（L. Friedman）、马考利（S. Macaulay）、楚贝克（D. Trubek）、格兰特（M. Glanter）、塞德曼（B. Seidman）、基特尔（R. Kidder）等，就法社会学德方法论、法的执行的不同模式、社会结构对法律的影响、解决争端的法律方法与非法律方法的选择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刑事案件中的交易、交通事故案件中的交易、垄断行为的认定、反倾销税的征收比率、一定时期的犯罪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乃至于欧洲各国央行支付结算的法律控制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和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就。

法学研究范式篇3

关键词：教学研究；发展趋势；方法取向；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6－0005－02

收稿日期： 2007-03-10

作者简介：张静(1973-)，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教学研究是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实践的有效途径，对教学论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由于教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不断扩大，尤其是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当前教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方法取向和研究范式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一、当前教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教学研究要描述事实、解释原理、阐明标准。为此，当前教学研究将要展开以下几方面研究。

1．教学事实研究

教学研究首先就要进行扎扎实实的教学事实研究。这类研究是揭示教学现象的各种事实性属性，获得“教学是什么”的结论，它是用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母体学科的框架与方法观照教学，使我们客观准确地知道教学现象的种种性质与特点。教学事实研究包括教学社会学、教学文化学和学习论等研究领域。教学事实研究不仅是其他类教学研究的基础，而且是我们借鉴外国先进教学理论，使之在中国“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教学理论的必经之路。

2．教学价值研究

价值研究是在了解教学现象的各种事实之后，对教学过程的各种价值问题加以探讨，如研究教学目的、教学过程的道德和审美的基础与标准等问题。教学价值研究是以“应该”的方式提出论断的，它改造着教学的方向，常用思辩的方法。具体包括教学伦理、教学美学和教学哲学等研究领域。

3．教学决策与设计研究

该研究是为使教师科学有效且符合道德及审美准则进行教学工作而开展的操作层面的研究。教学决策与设计研究是把普遍的观念、原理转化为个别的、具体的操作方式与行动方案，使教师能按着一定的程式进行教学工作。具体包括教师如何备课、编写教案，如何选择或设计教学模式，如何上课，如何进行教学评价和教学管理等等。教学决策与设计是教学理论指导实践的中介环节，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能充分发挥教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4．元教学研究

元教学研究是以理论形态的知识为研究对象，把目光集中于以语言为载体的教学陈述系统，是对教学理论作整体反思，是一种“反省吾身”的高层次研究［1］。进行元教学研究，需要借鉴语言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可以检查和分析概念、范畴的意义和用法以及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是让我们驻足反思，回到历史中去切身体验各个教育家的生活方式，并切身把握其思维过程，以获得对其理论以及理论背景后深层次意义的理解，历史地把握教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二、教学研究方法取向的转移1.由一元走向多元

研究方法由以前的定量研究转为重视定性分析，现又转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互补与融合。定性研究是根据研究者的认识和经验，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一现象变化过程和变化的原因，侧重对研究对象质的方面的分析评价。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解释主义，主体与客体不是截然分立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更多地强调理解。它能有效地处理教学过程中那些难以用定量方法描述的因素，从而从总体上掌握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其不足之处在于主观性太强，带有很重的主观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定量研究是对事物属性进行数量上的分析，从而判定事物的性质和变化。定量研究一般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多项因素，并将其数量化，引用一定的数学方法，通过变换来判断诸因素的关联，最后用数值来表示分析研究的结果。定量研究具有精确性、严密性、验证性和预测性，但在教学研究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它只是机械地考虑一些因素。教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定因素。因此，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应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由科学化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

针对教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要使教学研究走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进一步拓展思维空间，不断地同国外教学领域和其他学科进行信息和方法论的交换，使教学论由相对静止的孤立封闭的体系改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对不同学科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加以研究，使教学研究得以广泛吸收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有助于我们揭示教学规律，论证教学原理，说明教学方法以指导教学实践。再者，由于教学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活动，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单靠一门学科或个别研究者是无法深人的。因此，以多学科的角度或运用跨学科的方式，由多个研究者共同协作，联合攻关已成为必然的新的趋势，不仅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还可以相互启迪思维，集思广益，这对深入教学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3．由寻找规律到面对现实教学

研究不再是为了寻找某些教学本质或规律，而是要真正面对教学现象，解决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传统的从高一级学科的理论推延低级学科理论的演绎式，以及从现象中去抽取本质的归纳式都要在这一思想之下予以适当的转换。传统教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也应部分地由现代教学研究思想方法负责。面对教学现象本身，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教学现象都具有时效性与地域性，“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教学现象间并不存在着可通约性，因此，我们最好“就事论事”而不能过多地“就事论理”。当然，我们并非不重视理论，事实上，我们不能离开理论，因为任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中已经有理论存在了，只是我们并不刻意地用理论去套解现实，以免“削足适履”，也不把追求理论化作为我们研究的目的，而是使研究者得以超越理性或传统思想的过多束缚，进入到更广阔、更自由的创造境界中追求原创性。

4．由建构理论到尝试解释

面对教学现象本身，我们需要摒弃具有排他性的“理论”概念，还要尝试着去解释而不是去“界定”教学现象，解释的最大特点是其开放性。说一个解释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由建构理论向尝试解释的这一转换，可以有效地清除研究者由于固步自封所造成的错误，使教学研究领域真正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容的研究氛围［2］。

三、“田野”研究范式的应用

随着教学研究新的发展趋势的出现以及研究方法取向的转移，一种新的教学研究范式――“田野”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田野”研究范式是引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是指研究者走进研究场域进行现场观察、描述、实验并理性分析和抽象概括，获取第一手真实资料继而进行的研究。

研究者对教学实践的现场――课堂进行观察、“深描”、理性分析和抽象概括，以此探讨和认识教学的规律，提高教学质量，彻底改变教学研究的方法。这种深入教学实践现场的研究，借鉴和移植了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我们称之为“田野”研究范式。

如何应用“田野”研究范式呢。

1.研究者的观念需要变革

研究者不能永远停留在对理论的钻研上，而要以理论作为武器，深入到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入实际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不要理论的指导，而是对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研究者要转变观念，走出书斋，深入学校课堂来研究教学活动，使自己从一个单一研究者角色向作为参与和观察的研究者转变，获取和积累第一手资料，逐渐地从“文本式”的教学研究者转化为“田野式”的教学实践研究者。

2．研究者的研究主题要明确

研究者一方面要把握住当今世界教学发展的总进程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当前，世界教学发展的趋势主要是适应信息社会的挑战，重新认识教与学的过程、方式，重新开发课程与教学资源，这是我们应该把握住的大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国教学论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者不应盲目引进和移植国外教学论，也不应刻意批判传统教学论，而是应该用我国当前现代教学发展过程的事实、材料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教学论研究，研究者必须亲临教学现场，采用“田野”研究范式。

3．研究者要充分利用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与一线实践工作者的合作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教学研究者提供了理论的源泉，也促使教学研究者和一线实践工作者走到了一起，为研究者开展“田野”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因为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新理念与原有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管理等方面不断发生着冲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也是教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教学研究者必须深入课程改革试验区与一线实践者一起进行课堂研究，不仅仅研究自己的教学活动，还要研究大量的来自一线的教学教案，然后充实它并赋予一定的意义。

4.研究者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研究的实践性

现代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它不仅改变了教师教的方式和学生学的方式，也使研究者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变革。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研究绝不同于书斋文献中的“文本”研究，它可以把教育场的每一环节、教学活动的每一细节真实、生动地再现，可使研究者节省时间、节约经费，又能“亲临”教学现场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具备实践条件的研究者进行研究增强了实践性。所以，“田野”研究范式决不排斥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

法学研究范式篇4

【关 键 词】研究范式/教育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理解范式

【作者简介】孙冬梅，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黄坤，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

教育研究方法是一个广泛的范畴，涉及到很多因素。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讲，教育研究方法涉及教育研究所依据的指导理论和具体研究流程。对于一个具体的需要研究的教育问题，研究者会根据一定的指导理论，制订详细的研究方案，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的基本方向。这个在理论指导下出炉的描述研究过程的方案，可以认为是一种宏观上的教育研究方法，或者称作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讲，教育研究方法涉及具体的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实际采用的方法，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法等一系列可以为教育研究服务的方法。

一、教育研究中运用的研究范式

从教育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教育研究采用的范式就一直处在发展与变革之中。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都在教育研究领域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对教育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两种思潮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也以教育实证主义范式和教育理解范式之间冲突与对立的形式在教育领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变革

1.教育研究范式的兴起。早期的教育学者受自然科学思潮的影响，信奉经典实验和还原主义，青睐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拉伊和梅伊曼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创立实验教育学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事件。拉伊在他的《实验教育学》中指出，“实验教育学将广泛采用观察、统计和实验等方法来补充旧教育学的思辨方法，使教育学的研究更趋精密化，使其成为一门严密的、系统的科学教育学，以取代超经验的思辨的理论教育学”[1]。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科学研究采纳实证主义的倾向。拉伊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教育学者的看法，随着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的盛行以及描述统计、推论统计在教育学中的发展完善，实证主义逐渐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研究中广泛采用的范式。

2.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随着教育科学发展，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使教育学这种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丧失它的独立性。他们认为教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实证和实验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人类的教育现象。他们坚持精神学科人性化的理解传统，对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德国的文化哲学家狄尔泰提出“我们对自然进行说明，而对精神生活进行理解”的观点后，理解逐渐成为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狄尔泰关于理解的思想经过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继承和发展，逐渐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并且随着人本主义思潮进一步深入人心，理解作为一种“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的方法论，其影响变得越来越广泛。我国学者冯建军总结道：“20世纪中叶，理解的解释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门显学”[2]。伴随着理解这一哲学理念影响力的逐步提高，人本主义的理解范式逐渐形成，并为教育研究所采用。它继承了精神科学传统的理解范式，主张从整体的角度出发，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研究社会现象，其影响力随着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扩大，成为了一种与实证主义对立的研究范式。

（二）两大范式的对立与困境

1.教育研究范式的对立。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研究范式各自坚持自己的哲学理念，独立地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发挥着作用。两种研究范式的对立，反映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教育科学中各有影响又各不相容的局面。两种不同范式的支持者相互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批判，但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理解范式，都不能完全否定对方。毛亚庆教授在他的论文《从两个教育家的争论看教育研究的两大范式》中详细地记录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斯金纳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在1955年于芝加哥召开的心理学年会上的关于“人与教育问题”的辩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集中地反映了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两大教育思潮在教育研究范式上的矛盾冲突。两种教育研究范式都凭借自己坚持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中合理的一面，渗入到教育研究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推动着教育研究的发展。

2.由对立产生的困境。受学术界广泛流行的两大哲学思潮互不相容且相互批判的现状影响，两大教育范式在哲学理念上的冲突与碰撞也一直存在。两大范式最初展开了“势不两立”的相互批判。当他们在相互批判中发现彼此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且无法否定对方方法论中合理的方面时，双方都不再歇斯底里地要置对方于“死地”了。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两大范式的冲突从此消失了，他们仍然坚持着各自本体论与方法论中的合理面，却对对方本体论与方法论中的合理面有意的“视而不见”。从此，两大范式从“势不两立”的斗争状态走向“非暴力不合作”的冷战状态。这种冷战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两大教育范式在教育领域内相处状态的主要方面。面对哲学理念上“矛盾不可调和”的困境，两大阵营的学者在筋疲力尽的相互辩论和批判之后，都不愿意再做徒劳无功的形而上的征服对方的努力，他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形而下的具体研究方法，秉持着各自范式的理念，虔诚地从事着具体的教育研究工作。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教育具体研究方法的合作开启了两大范式融合的破冰之旅。

二、教育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中采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往往和所运用的研究范式有关系。研究范式是较宏观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而研究方法是研究范式包含的理念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受实证主义范式影响而出现的教育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统计法等，受人本主义的理解范式影响而出现的方法主要有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法、个案研究等。

（一）两大范式影响下的教育研究方法

1.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范式把教育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对教育现象进行完全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它的理论假设认为，教育现象具有普遍性，并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环境和社会情况；同时，教育现象由一系列变量系统构成，可以加以分割，做个别的、孤立的研究。所以受它影响而形成的教育研究方法，如实验法、统计法等都体现了经典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例如：教育实验法强调在严格控制或特别创设的条件下，观察、记录、测定教育现象的变化，研究教育条件与教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结论。这清晰地反映了经典自然科学的实验原则在教育中的具体应用。类似的，教育统计法也是经典统计原理在教育中实际应用的产物，教育统计中广泛采用的spss软件，其内核，便是在统计科学基本原理指导下的具体统计分析方法的程序化运用。

2.理解范式研究方法。人本主义的理解范式认为教育现象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倾向于从“人类是有意识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对具体的教育问题进行体验和理解，并做出整体意义上的解释。毛亚庆教授指出：“人本主义在教育的研究上强调以价值的诠释为手段，注重教育现象背后意义的诠释。认为对学习者和教学交互作用的理解、主体建构知识能力的肯定、价值赋予和创造可能性的尊重，这些在教育研究上的应用，确实能掌握教育中某些问题的根本原因。”[3]因此，受理解范式影响而形成的教育研究方法，如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法、个案研究等都强调体验和理解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深入甚至参与到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把教育现象中人的行为和教育现象发生的背景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理解，从而揭示出教育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现象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例如，陈向明博士把质的研究定义为“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4]强调研究角度的整体性和研究过程的互动性，强调解释性理解，恰到好处地契合了理解范式的理念，把握了理解范式的精髓。

（二）教育具体研究方法在教育实践中趋于合作

不同于教育研究范式面对的哲学理念的思辨，教育具体研究方法面对的是具体的教育问题。所以，具体研究方法不再关注哲学理念的取舍，而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有效地解决教育问题上。因此，为了有效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复杂的教育问题，一些教育学者逐渐撇开了门户之见，开始在教育实践中融合各种适用的具体方法。他们吸收了实证主义“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和富于逻辑的推理揭示着教育现象中的客观规律”[3]的理念，频繁使用着以实证主义为理念的实验法、统计法，对教育研究的数据和实验进行着经典的科学分析；同时，他们也吸收了理解范式“以人性化的态度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对教育现象中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并从他们的角度对教育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释”[3]的理念，频繁使用着以解释性的理解为理念的质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更有效地收集了教育现象中参与者的真实想法和现象发生的相关背景等一些不易直接搜集的、与主观意识高度相关的资料。一些研究方法由于同时吸取了两大范式的长处，在教育研究中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如调查法，不仅使用统计法得出教育现象中不涉及太多主观意识的真实客观的资料，还使用实地访谈等互动的方法来了解教育现象中关乎主观意识的资料。两类资料互相补充，共同为教育研究提供证据，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研究者得出更接近客观真实的研究结论，推动了两大范式的融合和教育研究的繁荣。

包括教育实践在内的社会科学实践展现的两大范式合作共赢的证据以及由此取得的繁荣深深地影响着哲学家们，他们从中得到了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启示。一些哲学家以社会科学实践凭借融合各种方法取得的不容否定的实践成果作为立论依据，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两大哲学思潮进行反思，力求在哲学理念上找到融合两大哲学思潮的依据，两大范式走向融合的条件逐渐成熟，融合的趋势即成必然。

三、两大范式在教育研究中逐渐走向融合

1.两大范式走向融合在哲学理念上的突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是众多反思两大范式为何持久对立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其中的翘楚。他提出了复杂性的概念，认为物理的、社会的、精神的客观存在都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元的，不是简单的、线性的、二元的。针对经典科学以“有序”、“分割”和“理性”为原则来研究客观实在所存在的片面性，莫兰教授指出，“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或问题愈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5]。

可尽管如此，莫兰教授并没有走到实证主义的对立面。他虽然批判了经典科学研究范式的片面性，但他并不排斥经典科学研究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他站在更高的角度，力求分割与整体、有序和无序取得和谐，试图通过阐述现实的复杂性，寻求建立一种能够将各种知识融通的复杂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复杂方法”论，或“复杂范式”。

莫兰教授在《复杂性方法国际研讨会交流稿》中指出，“复杂性思维方式绝不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排除确定性以便建立不确定性，排除分割以便建立不可分割性，排除逻辑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地，它的做法是不断地往返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基本元素和总体之间、可分割性和不可分割性之间”[5]。为了更准确地阐述复杂范式的精髓内核，莫兰教授进一步提到，“问题无关于抛弃经典科学的原则——有序、分割和逻辑——而是把它们整合到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丰富的框架内。问题也无关于用空洞的整体主义来反对刻板的还原主义，而是关系到把整体性与部分的具体性联系起来。应该联接有序和无序、分割和结合、自主和依赖的原则，它们在宇宙内部处于互补、竞争和对抗的两重性逻辑的关系中”[5]。

这些论述更清晰地阐述了将以分割、量化、实验为特征的实证主义范式与以整体、定性、理解为特征的理解范式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指出两种范式应该在竞争的同时互为补充，并统一在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复杂范式里。莫兰教授的思想观点为两大范式走向融合提供了哲学的理论支撑。

2.两大范式在教育实践中走向融合。教育问题往往是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者经常会把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研究目的的实现服务。他们充分利用每种范式的长处，根据研究的具体需要合适地采用两种范式下的具体研究方法，以搜集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

在使用实证主义范式影响下的方法时，研究者或者使用统计法对古今教育现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统计，揭示教育的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对中外教育现象的数据进行对比统计，揭示教育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上表现出的规律；或者使用实验法针对一个教育理念进行客观而严格的实验，来验证理念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或者使用问卷调查法针对一些教育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揭示教育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等等。

在使用理解范式影响下的方法时，研究者或者使用质的研究方法，在自然情境下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做出“理解性解释”；或者使用访谈法来了解被研究者对事物和现象的各种主观想法；或者使用教育叙事法直接呈现生活故事的内在情节，还原生活真实并显露其现实意义等等。在一个教育问题的整体框架内，研究者综合使用上述各种方法进行教育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客观上实现了两大范式的合作。

3.两大范式走向融合的未来展望。在教育研究实践的客观要求下，在哲学理念逐渐综合化的思潮影响下，两大范式及其影响下的研究方法必将一步步走向融合。在坚持各自理念并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两种范式相互合作、共同繁荣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与此同时，两种范式影响下的研究方法秉承着各自范式的理念，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逐渐走向合作，为实现教育研究的繁荣不断地注入活力，贡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拉伊.实验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冯建军.教育研究范式：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整合[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0).

[3]毛亚庆.从两个教育家的争论看教育研究的两大范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01).

法学研究范式篇5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法学研究范式篇6

 

“谈到科学的研究方式，我们就遇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如是说。他所指的两个相反的方式是：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即善本身，美本身和真本身);以及两者的辩证观“经验观点和理念观点的统一”。[1]黑格尔对美的研究方式的分类也适合于对哲学研究方式的分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而现代科学哲学和学科哲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一个进化论的研究》[2]、《科学发现的逻辑》[3]、《猜想与反驳》[4]对归纳问题的解决和对知识进化、证伪主义的提出都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此外，现代学科之间界限的模糊与学科的交叉也衍生出一些适用于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种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产生于人类学的研究，而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成熟，也被广泛运用到营销学、社会学、文学研究诸领域。然而从现有的广告学学术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部分知名学者开始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以美学、哲学、文艺学、史学的理论切入到广告学的研究中，[5]但是尚无学者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广告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更没有人系统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归纳广告学学术研究。从哲学的向度到具体研究的过渡就涉及到科学范式(Paradigm)的问题。因此，在广告学学科范围内研究范式，对广告学学术研究从混乱的、不自觉的经验性探索阶段过渡到自觉的理论研究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科学范式。[7]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书中，库恩所说的“范式”主要指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他指出了“范式”的固守作用以及“范式”的演变和与之而来的研究方向与视野的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渗透，人们对范式理论的应用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开始将“范式”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社会科学中的所谓“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结论，所以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更多的却是理论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这样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范式的更替和转换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广度和维度的拓展上，而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中所谓的“科学革命”[8]。既然在社会科学中，不同研究范式的更替所展现的是科学理论的广度、深度的拓展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在库恩看来，“范式”集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主体的心理特质三个层面于一体，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多方面功能的范畴。[9]在广告学研究中，库恩所指出的这三个层面都有自身的学科特殊性。因此，广告学研究的范式体系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选择受到研究者的政治立场、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目的等等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思潮。广告学的研究者亦同样，他们基于共同理论和共同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定的共同观点。他们或者以广告学自身的理论、或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关照广告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学术流派。[10]

 

第二，“范式”指置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背景中的某一时代的科学理论系统，即一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现状以及方法论和技术上的时代特征。同样，广告学比其他社会学科具有更强的时代性。虽然广告学的历史并不

 

久远，但是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广告学在理论上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时，随着业界的进步，广告学理论也不断更新，深入到业界的各个环节。

 

第三，“范式”还包含了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范畴里，用范式作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包含一些或明或暗的前提：什么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实体?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等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约定俗成性，而没有自然科学所谓的基本的世界观问题。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立场上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范式(立场)采用的研究语言、研究材料、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在广告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广告学研究者们从自身的学术背景、自己的立场、自己所掌握的感性材料、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通约的差异。

 

从以上三个层面可以看出，“范式理论”在广告学研究中不仅适用，而且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纵观国内现阶段广告学的研究，“范式理论”的应用一方面可以为理论研究者们带来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可以供广告学的研究者甚至是广告学的学生梳理出广告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不同理论维度、不同方法。

 

成熟研究范式的意义：来自传播学的启示

 

著名的法国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不无遗憾的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那样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11]一方面缘于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广延性，另一方面源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交叉性，传播学作为一个自足的学科仍旧充满了多义性、不明确性甚至是混乱性。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开始走实用主义和“超科学”(学科泛化和边界模糊)的误区，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基础理论。然而，当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广告学的时候，这种荒凉感却更加强烈：研究者犹如置身于理论的荒原，无远弗届而无处措足。虽然与其他成熟的社会学学科相比，传播学在学科范式的建构上仍不够成熟，但同时也不能否定这种研究范式的分野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越来越明显。

 

鉴于范式具有难以辨认的特点(事实上，一个研究可能跨越不同的范式)。对范式的认识有助于认清各种观点、流派的渊源与演变，更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从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从范式的角度切入到对传播学理论、流派等的研究。胡翼青在《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中称：“传播学的范式就是研究传播的不同方法和思路。”[12]李舒在《传播学方法论》中虽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厘正，但仍语焉不样，对它们的具体区别与联系存而不论，在行文中仍将范式与方法论相互指代，[13]更没有从范式的角度去进行传播学理论研究。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富有远见地将大众传播的研究分为三个范式：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并对每种范式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据作者所言，全书的知识结构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研究范式展开。其中经验学派对应客观经验主义范式、批判学派对应批判理论范式、多伦多学派对应诠释经验主义学派。[14]笔者认为这种粗浅的分类和稍欠斟酌地将学派与范式进行比附仍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但是从作者试着构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体系的角度看，《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一书仍然是一次极具重要意义的尝试。

 

传播学的范式研究在学科研究的趋向性、理论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主体的价值性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果，它让我们看到：成熟的学科范式建构对学科未来的学术研究走向具有深远意义。但同时，范式理论在理论界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1.学科研究的趋向性

 

对传播学范式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分野和研究主体在经验上的差距，学科内部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对象、目标的差距过大，使得传播学研究范畴不断扩张，有学科泛化的趋向。但是，范式理论在指导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的价值仍然不可忽视。

 

2.理论发展的可能性

 

各种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的沉淀给不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域。在相对静态的时间内，范式研究为研究者带来了审视理论发展可能性的广阔视角。

 

3.研究主体的价值性

 

范式的应用涉及到研究者的立场问题，而这种研究立场的区别具有不可通约性。在传播学的研究中，这种主体的价值判断尤其明显。对传播学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解有助于澄清不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

 

4.范式理论暴露的自身弊端

 

对范式理论科学性的质疑始终存在：这一方面指向范式理论解释社会科学问题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指向范

 

式理论带来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导致学者们在对传播学范式研究中的含糊与分歧;另一方面的问题导致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学科边界虚无化和学术的无中心化。

法学研究范式篇7

教育管理就是教育管理者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对管理客体施加积极的影响，实现学校工作目标的活动。从其管理内容来看，涉及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管理、科技管理、学生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管理、后勤管理等。“范式”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一种哲学思想，库恩坚持强调对“范式”“只有完全从哲学上理解它才合适”。如果从哲学上理解，“范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其内涵则是这套研究方法、评价标准所秉承的“形而上学承诺”，即对世界本体的基本假定。关于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有的人将其分为类推一演绎的范式、经验一分析的范式、理解一诠释范式、社会一批判的范式。也有人把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分为四种类型：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学院派理论思辨研究范式、西方体系的研究范式、企业主义的研究范式。但这些分类法只是注重了教育管理研究在“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外在形式、方法上的相同性，但这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范式，“因为范式一定是具有哲学意蕴的，而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意味着何种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倾向，所以仅有具体方法构不成范式”。所以我们考察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就应上升到哲学层面，从教育研究方法人手分析其哲学基础——实证与诠释。

一、实证——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实证与诠释是对事物的两种不同认知方式，发展而为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伴随社会哲学思潮的发展，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诠释向实证的转变。西方最早的教育管理研究方法是诠释。远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在雅典城的阿克德米(Academy)学园从事教学时，就进行了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他在《理想国》中阐述了其理想的教育管理体系。在中世纪的大学，大学教师围绕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发表自己的观点，争取大学的地位和权利。17世纪、18世纪，教育成为公共事业后，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研究，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和《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成为近代教育管理研究最早的成果。从总体来说，20世纪以前，教育管理研究很少采取实验、测量等方法，主要通过思辨、解释来探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等教育管理领域涉及的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属于诠释方法论的范畴。20世纪初，以佩恩和哈里斯为代表人物率先详细阐明了新的行政管理所需的新科学原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受思辨哲学的影响，仍然属于诠释的方法。而以教育学家桑代克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在20世纪初开展了美国规模庞大的学校调查运动，桑代克还认为“人性的真实情况可以成为量化的科学研究的材料”，他们运用调查、统计、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等方法对学校管理效率、财务效益、学生成绩等进行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揭开实证研究的序幕。而欧美出现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推动了欧美各国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为教育管理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生动素材。美国教育家杜威把哲学与教育等同起来，反对传统哲学，主张对社会和教育进行实证研究。他从对学校教育的现实弊端解剖着手，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观，只相信人的经验，认为有用就是真理。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教育学家格林菲斯、哈尔品等认为，教育管理科学只关注和研究纯粹的教育管理事实，而不应关注事实的价值。随着心理学、统计学等科学方法不断引入，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出现繁荣的局面。

第二次转变是从实证向诠释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格林菲德为代表的解释(诠释)主义范式开始崭露头角。解释主义主张社会是由互动的个人组成的，人们并不机械地对行为做出反应，而是要在交互作用中对彼此的行为进行定义、解释和领悟。他们针对实证研究在教育管理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关心人的意识和情感、割裂事实与价值等不足，批判教育管理研究实证主义范式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认为不能用数学的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教育管理问题，也不能脱离事物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思想基础，抨击实证主义的事实孤立、价值中立等观点，提倡将教育管理问题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背景中进行研究，进而建构起具有整合性和辩证色彩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

第三次转变则是再次由诠释向实证转变。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后，以院校研究、校本管理等为代表的教育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院校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的学校调查运动。1974年美国发行《院校研究新方向》系列丛书，标志院校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美国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再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历程中，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和高等学校的管理系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以具体大学为研究对象，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校本管理则是近10年来兴起的学校民主管理、自我管理、效能管理研究，两个流派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归入实证主义的范畴。

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经历几次转变，出现许多不同范式，形成纷繁复杂的局面，但从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来看，总体上它形成了诠释一实证一诠释一实证的发展脉络，两种范式在论争中交替发展。但综观整个发展过程，西方教育管理研究主要借助以实验为基础产生的科学管理、行为管理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普遍注重实验与统计等方法的运用，形成了注重客观事实，讲求实证的传统。

二、诠释——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也有古老的传统。我国的教育发展以儒学的传承为主要线索，在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儒学的鼻祖孔子的经典中，就有许多关于教育管理方面的思想。由于受中国以思辨为主的传统哲学的影响，长期以来对教育管理的研究也以个人思辨和对传统经典的诠释为主，“中国的儒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先秦孔门定期规模，历经汉唐诸儒注疏疏解，北宋各家与南宋诸子畅其源流，王门诸子特加发挥，以至20世纪当代新儒家唐、牟、徐赋予新诠，可谓德泽深厚，绵延不绝”。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受西方实证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中国也曾出现过以实证为特征的教育管理研究，如晏阳初、陶行知等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等，但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改革，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从而掀起了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高潮，许多高等学校成立教育问题研究机构，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理念、性质、类型、培养目标、布局与结构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迅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翻译、解释国外教育理论，或以个人的概念、范畴与命题形式揭示教育“规律”，或注解教育政策与预测发展形势，其特征主要是以对文献的分析诠释和发表个人对教育的一般理解与观点，这些研究继承了我国以诠释为特征的教育管理研究传统。“我国在1981年～1997年这17年间共发表的2389篇教育管理论文中，采用实证、调查方式进行研究的文章大约有203篇，占整个文章数的8.49％，其他文章都属于思辨性研究”。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从宏观层面的大规模改革转变到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教育管理研究开始重视美国以实证研究为主的院校研究。但目前也是偏重于对院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引进、辨析，对院校研究的范围、内容、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还没有有效运用院校研究的实证范式去研究现实问题，更没有形成新的范式。由于研究范式的单一，使得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在短暂的辉煌后陷入尴尬境地，研究成果大多是与教育管理现实脱节的理论或空洞说教，教育主管部门不看，学校领导不用，教育管理研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受到冷落，出现了边缘化倾向。

三、综合——教育管理研究未来范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可以归结为实证与诠释的交替。在长期的博弈中，实证与诠释都显示出了各自的一些不足，也都难以致对方于死地。实证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从现实世界中独立出来，假设一种人为设想的理想状况即实验环境来研究，而事实却往往是与教育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有些事单独看是有效的，但放在更大的环境或背景下看可能就得出相反结果，或者假设的环境条件不可能存在，则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同时，实证研究只重事实而排除价值判断的态度也存在缺陷，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成为“纯客观”的人，所以在选取样本、设定环境时所谓的“事实”也不是“纯客观”的事实，如果两个价值判断不同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起，“实证”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内部的因素源于科学哲学的内部革命，波普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论等直接动摇了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方法论原则的基本信念。而外在因素则是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诸如反种族运动、越战、石油危机、导弹危机等政治事件使得人们对依靠理想假设建立起来的教育理论感到怀疑。诠释克服了实证的孤立、非价值的缺点，但却容易陷入空泛和抽象。特别是诠释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空灵神秘的倾向，伽达默尔教授说“诠释学是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这就使得选用诠释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更容易脱离现实，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缺少定量研究，不能形成有针对性的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科学革命是一种范式的变换，理论流派之争很多时候也可以归结为范式选用的不同，但范式的背后总是和一定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哲学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范式的变化。哲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混沌到简单，再到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是指科学研究领域中与混沌、分形和非线性相关联的“复杂性”，而非指混乱、杂多、反复等意思。以前建立在实证哲学和诠释哲学基础上的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思辩诠释、实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化后，未来将建立在复杂哲学的基础上，互取其长，逐步走向融合，建立形成一种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事实背后的价值，既重视实验和数据、又重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范式。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特别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教育管理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脱离现实的教育管理研究不会有生命力。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分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6年初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年会上就尖锐而又充满期待地指出，他很希望从浩繁的教育管理研究论文中，找到针对当前中国穷国办超大规模教育的现状来改革中国教育管理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或方法，但结果不如人意，很多文章要么是生吞活剥国外理论，要么是对国内现状的归纳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缺乏对现实问题、管理矛盾或困境等的深入研究。所以，在综合范式下，首要的是运用实证方法对现实问题材料的发现、收集、积累和整理，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理论的指导来进行研究，吸收、借鉴教育管理研究学术成果与相关理论的发展，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学术水平，避免就事论事。研究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做到不说大话、套话，避免人云亦云的重复。

二是要充分尊重事实的客观价值，坚持论从事(实)出。要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研究结论与价值判断，不能把领导意图、理论假说当结论。有些研究者通过对教育管理实践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因为结论与其理想的假说或专家权威的观点不符，于是采取削足适履的方法换个说法以证明其假说的成立，或者为了迎合某种时政与时髦的需要，结论在先，而所谓研究只不过是围绕先定的结论或既定政策做注解，找事例，甚至编造数据，假造事实，以虚假的“实证”来“诠释”教育现象或理论。这些都是对实证与诠释的反动。

法学研究范式篇8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 研究范式 复杂性科学 简单性范式 复杂性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010-04

[作者简介]欧阳明，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龚萍，云南大学网络与信息中心硕士生（云南昆明 650091）

教育技术学是涵盖科学、技术、艺术、工程技术与人文科学等五方面性质的交叉学科。来自工程技术或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各自擅长的学科研究范式来研究教育技术学，致使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多种多样，甚至有所对立，至今仍未能形成统一、公认的研究范式。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反思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能够得出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应统一或整合到莫兰复杂范式的基本观点。笔者筛选了与莫兰复杂范式相匹配的一些研究方法，倡导研究者予以重视、采用。

一、教育技术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技术系统的功能、构造、工程技术、演化、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多样性和实践运用等等问题。焦建利曾这样论述教育技术学的复杂性：“作为研究教育实践活动技术学层面的教育技术学，它不仅受教育自身复杂性的困扰，而且也无法摆脱技术复杂性的羁绊；而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与作为学科的教育技术学，又各有特殊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仍未能清楚地说明教育技术学研究复杂性产生的原因。本体论意义上的教育技术研究的复杂性应归结为以下5个方面：（1）源自于系统规模及要素的复杂性。教育系统所涉及的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媒体、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等）不仅数目庞大，而且还具有多样性，不可能像牛顿经典力学那样将所有运动的物体都简化为“质点”来进行处理。教育技术学构成中的教育系统尚且如此，那么作为教育与技术相交叉的教育技术系统，其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2）源自于系统层次结构的复杂性。教育技术系统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结构，如按教育技术的实施过程来划分，就可分为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5个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再划分为多个小的层次。各层次结构之间的差异，极大地增加了教育技术系统的复杂性。（3）源自于研究主体本身的复杂性。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研究者为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和学科发展的需求，需要主动地进行学习或调整自身的认知结构。在此自适应过程中，受研究领域、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往往会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研究领域等。如此，教育技术系统中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智能性就导致了其复杂性。（4）源自于非线性作用的复杂性。教育技术系统涉及的要素既广又多，这些要素之间很难区分主次，多要素参与的非线性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复杂性。（5）源自于人类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复杂性。教育技术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以人为主体要素的系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种主体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自然带来了教育技术系统的复杂性。

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复杂性使其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从而使得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混乱多样，甚至相互对立。

二、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现状

长期以来，对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不注重方法论，方法单一，定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了以应用为取向的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桎梏。近年来，教育技术学界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纷纷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诸多研究方法引到教育技术学研究之中，使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在分类上，教育技术学“二分法”研究范式的不同名称包括：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研究、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实证主义与解释/建构主义等；“三分法”的不同名称有：实证主义、管理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等。瑞斯克根据当前教育技术领域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把教育技术研究分为8种研究范式：实验、准实验、元分析、个案研究/人种学、系统评价、成本一效应分析、模型开发与技术开发；巴巴拉・西尔兹和丽塔・里奇从整体学术的角度考察，认为教育技术研究范式正在向“接受定性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以及建构主义心理学观点转移”；黄荣怀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范式经历了“经验总结――对比试验――系统整合”等三个主要阶段。

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范式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教育技术学是科学、技术、艺术、工程技术、人文社会五大领域的混合体，在学科特性上同时兼备五大领域的特性。这五个领域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决定了教育技术学同时兼有科学、技术、工程、人文与艺术的研究范式，导致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复杂性。二是教育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前文已提到）使得研究范式难以统一。

三、从简单思维和复杂性对比的视角分析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桥梁学科，在简单思维的影响下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使其研究范式显得混乱甚至对立，难以甚至不可能解决逐渐涌现出来的复杂教育技术问题。笔者将简单性思维下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与复杂科学性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以此说明复杂性视角更有助于解决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问题。

（一）简单思维下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

在复杂性科学被引入教育技术学之前，或者说在教育技术学学者真正正确地运用复杂性思维来思考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之前，诸多的教育技术问题都是在简单思维下解决的。以下是教育技术学的简单性范式所遵从的11条原则。（1）摈弃目的论原则。受简单性思维范式的影响，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有些问题有很强的目的性，是非科学的，故其研究范式是自主性的。（2）普遍性原则。在复杂性科学出现以前，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追求的是普遍性，而局部性或特殊性会被作为偶然因素排除在普遍性之外。（3）决定论原则。在简单性思维影响下，教育技术学学界的研究者总是不经意地将随机性、混沌、无序性等当做研究中的“噪声”，排除在研究之外。（4）线性因果性原则。因果决定论是简单范式中线性思维所信奉的有因必有果的观点。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线性因果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前文所论的还原论便是代表。（5）时间可逆性原则。时间被作为无关要素而排除，使得事件性和历史性的东西不具有价值。（6）客体性原则。客体性原则是介于对象与主体之间的绝对分离原则。受简单思维的影响，以往的教育技术研究者识会消除任何有关主体的问题。（7）对象与环境相互分离原则。简单思维使教育技术学的对象与其所处的环境处在孤立或分离状态。（8）单值逻辑原则。简单范式下，单值逻辑的“是”或“不是”广泛地存在着。教育技术学研究史上的“质”、“量”大战，就是研究者在“非此即彼”的单值逻辑下进行思考所导致的。（9）构成性原则。他们把事物看成是由若干组成要素构成的，因而容易忽视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10）还原论原则。试图把对总体和系统的认识还原为对组成它们的简单部分或基本单元的认识，忽略了有些部分经整体呈现后是不能再还原到具体部分的事实。如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了水，但水的特性是氢和氧都不具备的一种新特性。（11）形式化和数量化原则。简单范式下，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总是试图通过量化和形式化来表述整个研究活动或研究结果。最典型的是教学设计的研究者们总是试图用简单的图表形式来表述设计思想，但这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教学活动中人、事、物之间的活动。

（二）复杂性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

20世纪末兴起的复杂性科学为教育技术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复杂性科学中的系统思维方法是以往简单思维中单纯的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融合。将系统思维运用于教育技术学复杂性问题研究，使得教育技术学某种程度上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桥梁学科。自复杂性科学被运用于解决教育技术的复杂性问题时起，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以下是笔者从复杂性视角来阐述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应遵循的11条原则。（1）兼容目的论原则。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从自我的角度（如自身的认知结构、认知风格、态度、立场观点等等）选择研究内容和方法解决所研究的教育技术问题，难以或不大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研究者之间形成派系，继而形成相应派系所公认的基础研究理论和规范等等。研究者既是派系研究范式的“生产者”，又是派系研究范式的“产物”。（2）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原则。当前，教育技术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复杂的，充满个性和多样性，如同“千人千面”一般。在复杂性科学看来，教育技术学研究既要追求普遍性、统一性，更要充分考虑所研究问题的个性、多样性。（3）非决定论原则。在复杂性视野中，“在某些条件下，那些特例、反例、偶然、非稳定状态、混沌的现象可能反而是本质的重要显现”。莫兰曾指出：“复杂性研究中，无序和有序既是对立的，又以某种方式合作形成组织。”如在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教学设计中，设计者根据教学目标，按标准的设计流程精心地对每个教学环节进行设计，而实际教学效果总是千差万别。（4）非线性因果性原则。在复杂性科学看来，事物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关联的因果性，相互反馈、干扰、协同作用，产生偏转、重新定向以及自组织等现象，非线性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要注意事物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5）时间的不可逆性原则。一粒种子长成作物，自然不会再回到原来的种子状态。教育技术系统也是演化的、复杂的过程。演化着的教育技术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功能越来越强大、结构越来越复杂，并与社会环境不停地进行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6）主客体统一原则。复杂性研究认为，对象与主体是不可分离的，即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整体。此点与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都认为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互为主体、相互渗透，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实际是主体和客体在互动的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解读和构建。如此看来，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彼此分离的，从而打破了以往人们因客观的观察需要排除主观干扰的局面，而把观察者、相关认识都整合在观察和认识中。（7）对象环境一体化原则。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与其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任何教育技术系统既对其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产生作用，又要承受环境所施加的压力，进而调整自身，适应环境，不断进化。（8）两重性或多值逻辑原则。在复杂性科学看来，形式逻辑只有单值性，是有限度的，而复杂的推理则包含着互补、竞争和对立的联合。在复杂性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出现矛盾冲突时不能简单地判断正误，而应该将矛盾的双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更加全面和准确地把握矛盾双方所指的事物或问题，进而得出求解事物或问题的最佳方案。（9）生成性（过程性）原则。生成性原则是指要重视事物规律、结构的过程性，强调事物的生成性。对于教育技术学所设计开发的一些教学活动来说，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可能更重要。（10）涌现性原则。系统的整体具有而部分所不具有的特性，即涌现性，它是主体自主性和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非线性作用的结果。涌现的结果不等于整体各部分相加之和，这是理解复杂性与整体性之间区别的关键。教育技术的研究要注重涌现而规避部分之和即整体的简单思维。（11）有限形式化和有限数量化原则。复杂性研究认为量化和形式化的表述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某一特定范围、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教学活动，却不能概括全部的教学活动，它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应谨慎地说明得出结论的范畴，以及使用范围。需要指出的是，复杂性视野中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并不是对简单思维下各研究范式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兼容与发展。

（三）两者的综合比较

以上分别从相对应的11条原则谈论了简单思维和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面对众多的教育技术复杂性问题，我们必须摆脱简单性思维的束缚，应该在复杂性视野下，以复杂性科学所倡导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教育技术学中的复杂性问题，构建教育技术学复杂性研究方法论，从而引导教育技术学研究走出还原的、线性的及多元对立的困境，应该在莫兰的复杂性范式下统一概括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式。

四、教育技术学研究应遵从莫兰的复杂性范式

法学研究范式篇9

会计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涉及到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问题；二是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问题；三是会计学者问题。

（一）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问题

托马斯.库恩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所提出的"范式"理论及其"科学共同体"理论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并对科学研究及其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库恩认为在一门科学发展的某个历史时期，通常会形成所谓"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家集团，这些科学家们受到了相同的教育，吸收了相同的技术文献，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范式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范式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些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2）从心理上说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3）某种自然观（包括所谓"形而上学"假定）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范式成为某一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范式也是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范式也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的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有了共同的范式，才配称科学，否则就不是科学。

根据范式理论，库恩提出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即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断交替，旧范式不断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表现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

我国会计学或者会计理论研究发展至今尚没有一个会计学界同仁所公认的研究范式，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会计学研究水平不高，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范式，又严重阻碍了我国会计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从库恩理论中不难得得出如下结论：范式问题不解决，会计科学的成立与否已难确定，更难以进行其他卓有成效的会计问题研究。探讨会计研究范式问题，并最终确立一个公认的会计学研究范式，正是会计哲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会计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会计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工具，这一工具既包括精神工具也包括物质工具，比如世界观、信念、理论、方法、仪器，等等。这了这种范式，研究人员才能够使其研究行为有所依凭，研究成果才能够在同样的语汇背景下进行交流和讨论，从而有效地避免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论，使得每一点学术努力均产生与之相称的学术成果。

法学研究范式篇10

论文关键词：主客二分研究范式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　心理学的整合视野

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内涵、发展脉络及历史地位。作者认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体现着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定向，张扬的是人有别于自然物的“天使”形象，展示的是将人的心理、行为视作“生活”，试图从内部体验、直观以达成对人的独特本质洞察的“内观心理学”境界。它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均可在未来心理学中获得各自合理存在的空间。

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业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主客二分研究范式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二者的对峙与整合，构成了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完整图像。

1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内涵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对立物。主张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来规范心理学。它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为自然物一样的认识客体，心理学的研究主体则只是反映客体的一面镜子。主张主体与客体的截然分离，无论是实验操作还是理论构建均应彻底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性。物理主义(或自然主义、机械主义)的世界观、方法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自然科学取向、逻辑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客观主义研究范式、因果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强调人、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特本质，积极追寻心理学的特有研究方式，主张研究主体向研究客体的渗透、移入、融合，突显心理学真理的人性本质。

人本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目的性、价值性、个体性、历史性、整体性等是其基本特征。心理学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一切特征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积极关注人的自由、价值、尊严，以增进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进而促进人的潜能实现为根本目的。

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主张问题的性质乃心理学方法选择的依据，决定着方法的适切与否。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应积极寻求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研究方式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反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定向，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强调心理学应以人文科学为规范，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

直觉主义的研究原则。认为人的本真状态为一活生生的有机体，只有通过非逻辑的直觉体验或内在体悟才能获得完整把握，而逻辑则必然造成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割裂、歪曲与限制。直觉体验不是从对立面观照人，对人有所规定，而是直接与人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融汇共存，舍为一体。它既有领悟能力，又有亲身体证功能，其真理本身具有本真性。

整体主义的研究原则。认为人及其心理、行为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一样的假设结构如元素、原子；整体亦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有着部分所不具有的新性质。因此，对整体的理解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心理学应以理解人及其心理、行为为己任，以立足于整体或质的理解与分析为基本方法。

主观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心理学的知识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而是有着主观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点。目的、价值乃至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不仅应该、而且可以作为心理学的对象；以价值为导向、从价值的观点选取事实并形成问题，乃心理学研究应有的立场；内省、直觉、体验、理解、解释等则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

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认为人有别于物，有着心理、意识、目的、意志等。人可以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决定，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存在于自然界的因果规律并不适于人的心理、行为，目的、价值、经验、意志等应纳入心理、行为发生发展的解释框架。

2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发展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在批判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常识心理学对内在体验、直觉洞察的自发运用，宗教、哲学心理学对内省、反省、直觉、禅悟、同感理解地位的自觉高扬，构成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先驱。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型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冯特的“精神科学”心理学方法论及格式塔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论可视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冯特承继了赫德尔与维柯有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他赋予实验内省法与历史法(即民族心理学方法)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实验内省法只适于那些与感觉和运动反应密切相关的意识内容的研究，只有在这些简单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上，心理学才是“自然科学”的，而对于高级心理过程，对于“由种族和民族决定的心理差异”的研究，则带有“精神科学”的性质，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才能达到对人类心理的直觉理解。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论则建基于现象学哲学之上。现象学强调摒弃一切先前的理论与假定，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它将现象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现象乃呈现在我们的“直接经验”即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现象即本质，而本质是被直观到的。但上述主张井未自觉地高扬人的独特本质并追寻人的特有研究方式，只能视作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确立、成型与狄尔泰、斯普兰格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狄尔泰不仅以其生命哲学与解释学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其“描述心理学”内具体阐明了其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主张。他认为，艾宾浩斯的“说明心理学”是模仿“原子物理学”的思想，把心理现象归结为心灵的元索的结合，不能认识具体的心理学的现实，如艺术家的创造想象、价值感、义务感、自我牺牲、宗教热诚等等。由于任何心理现象的部分总是深嵌在一个连锁的整体——一个“结构关系”中，因而，心理学应以人文科学为规范，从体验到的结构关系出发，用“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和理解它的多个方面，以“描述心理学”或“理解心理学”去替代“说明心理学”。“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理生活”。而所谓理解，是指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的过程。此后，斯普兰格认为，那种以“意义关系”为特点的整体——整体的人格，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当我们不以文化生活的表现而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个人为出发点时，我们便可找到为数较少的“意义倾向”或价值：经济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宗教价值。并且，根据这六种“意义倾向”何者占优势，可以把人格划分为六大类型：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他特别强调，作为“理解的先验图式”，这六种类型不能用实验法来证明，但能使我们在人同历史环境的关系中，在人与“艺术”、“科学”、“社会生活”等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到人本主义心理学阶段，罗洛·梅、罗杰斯等人亦赋予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以较高的地位。罗洛·梅高度重视现象学方法的运用：“现象学叫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先入之见与观念，然后系统地对眼前的资料加以直接的观察和整理”。罗杰斯则主张，对于心理学方法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当作人，当作有主动性、创造性、有自决能力的活生生的个体来研究。心理学应接纳现象学的思考，应该将假设的检验、测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经验性、技术性手段及其应用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等。心理学研究应遵循以下步骤：通过自身内部的参照系统取得主观知识；把主观知识核对以他人的观察，取得客观知识；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取得人际知识。不止于此，在罗杰斯的倡导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运用现象学观点于心理学研究的方案。按照安斯多的调查，这些方案包括现象学方案，体验方案，现象描述方案等。至此，主客同一研究范式获得了自己的全部特征。但同时亦与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呈现出绝对化的两极对立。

试图超越两种研究范式的狭隘，使心理学方法论建设走向完善的，当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主张以人为本去构筑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以“层次整合的思维”看待人的本质或人的心理发展，在层次整合中将为两种研究范式所割裂的“此”与“彼”重新融合为一个新的整体。其基本主张为：整合的研究取向。认为人是整合的人，成熟的思维是“层次整合”的思维，因而强调将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物”的研究范式与“人”的研究范式纳入到同一层次整合系统之中；问题与方法的统一。不排斥方法对于科学进步的价值，但主张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必须适合于问题，问题与方法之间是统一的。心理学应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人为出发点去建构自己的方法论，以人为依据去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问题；“科学的客观”与“道家的客观”的相容。不否认“科学的客观”对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的追求，但认为这一以主动干预、价值无涉、感情超脱为条件而达成的客观只适于远离人的自然事物的研究。对人而言，更重要得多的客观来自以顺其自然、价值关涉、感情移入为途径所达成的“道家的客观”；整体理解与分析研究的互补。认为人及其心理、行为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个体的目标、价值、动机等昭显了其心理、行为的整体“风味”，使整体获得了不同于其部分的新性质。因此，心理学研究应致力于个体的目标、价值、动机的把握，建基于整体的理解之上。但这并；意味着心理学排斥分析研究只是这种分析、分类是以对于整体的完整理解为前提、目标。

3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历史地位

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始终引领着心理学的主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更多地为非主流心理学所坚持。但不可否认的是，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构成心理学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中确立了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

主客二分研究范式本质上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在这一范式的引领下，心理学的发展呈现出诸多弊端：人的理想应然的世界，人的超越自然的、自我创造的、实践性的本质被排除于视野之外；目的、价值、动机、人格等未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文化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等未能纳到心理、行为的解释框架之中；适于人的特性的心理学研究原则、方法的探讨遭到忽略甚至排斥。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强调人有着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独特本质，提出以人为本去构筑心理学的方法论，无疑已使心理学对方法论的思考由对心理、行为的拘泥上升到了如何将人真正当作人研究的高度，使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回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其具体主张亦不乏合理之处：(1)提出问题中心论，强调问题决定方法，重新摆正了问题与方法的关系，有助于心理学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它激励着心理学家们去思考、探索适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保持对方法的开放态度，使得为主客二分研究范式所排斥的经验方法(如内省报告、直觉理解等)在心理学研究中再度获得适当的位置；同时也使得一些重要问题，如人性、价值、自由、尊严、动机等重新回到心理学研究中来。使心理学更贴近于生活，更能服务于社会。(2)提出直觉主义研究原则，主观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内在体悟、直觉理解、意义阐释等是获取心理学知识的基本途径，注意到了关于人的心理学知识有着相对于人、相对于一定社会文化和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特点彰显了心理学真理的人性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逻辑主义知识论、客观主义研究范式的不足。(3)倡导整体主义研究路线，从总体上看适应了近现代科学逐步从经验科学走向理论科学、从注重分析的研究方法转向注重综合的研究方法，日益重视整体研究和辩证思维的趋势，并从根本上扣住了人的整体性特点。倡导整体理解与质的把握，力陈是目的、动机等使人的整体特性能够从各个局部中突显出来，使心理学由单纯注重感知、记忆等认识过程的研究逐渐拓展到动机、价值、人格的研究上来。(4)确立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肯定了目的、价值、动机、经验等在人的心理、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特点。事实上，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展现出一种迥异于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心理学境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表征着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追求，展现的是人作为机器、动物或一般自然物的形象，张扬的是人的“物”性及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将人的心理、行为视作“现象”，试图从外部加以观察、操作进而获得其一般规律之认识的“外观心理学”；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体现着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定向，展现的是人有别于一般自然物的“天使”形象，张扬的是人的“神性，本质上是一种将人的心理、行为视作“生活”，试图从内部体验、直观以达成对人的独特本质的理解与洞察的“内观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