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感想十篇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1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1]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毕业论文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足交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 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硕士论文 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医学论文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称论文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 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 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4] 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

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 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 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 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留学生论文 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 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 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工作总结 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3]陈泽环，方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2

1899年——在这本书出版之际——美国社会的人们都在期盼新世纪的到来，资本和技术的高速发展让人们以为自己身处最好的时代，凡勃伦这一年42岁。世纪之交的美国，“土豪”层出不穷，银行家和企业老板们正在依靠自己的奋斗实现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国梦”。

“中国现在的有闲阶级比历史上所有的（有闲阶级）要奢侈和浪费。”一位经济学家向《英才》记者感叹道。

有评论认为《有闲阶级论》专门围绕着富人们“因自己财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这种优越感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在这个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小时代”，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新富们模仿的对象，比如在那些繁冗的礼节。

“归根到底，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凡勃伦如此判断道。他对于人类社会的变迁思考甚多，认为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

“他就像一个从火星上来的人一样，以其讽刺智慧评述着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荒谬。”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的《经济思想史》对凡勃伦这样评价道。100多年过去了，凡勃伦对社会和人的刺探依然锋利。

另类经济学家

他自己绝对算不上“有闲阶级”。

凡勃伦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他的父母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凡勃伦在家中排行老四。当时他的父母从挪威移民到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身上没有多少钱。后来靠父亲的木匠手艺和母亲的勤劳，凡勃伦一家建立起了一间家庭农场并生活了下去，如今这座农场已经成了美国的历史地标。

从邻居那里学会了英语，并在家不远的卡尔顿学院开始了真正的求学历程，直到耶鲁大学，凡勃伦先后修习了经济学和哲学（他在卡尔顿学院的老师约翰·克拉克对他以后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影响深刻），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在1884年，尽管已经在学校中取得了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并有多封有分量的推荐信，但凡勃伦还是不得不面对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

为了生活下去，他只好返回老家的农场，而这一呆就是7年。尽管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啃老”，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为他今后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1891年，他返回康奈尔师从詹姆斯·劳克林研习经济学，在后者的帮助下，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谋得一份教员的差事，几年之后，凡勃伦被“转正”成为助教并在《政治经济学》（芝加哥大学的一本经济学评论双月刊）杂志里承担编辑工作。

直到《有闲阶级论》出版，凡勃伦才真正在学界引起了一些注意。但这并未结束他的漂泊生涯，后来人们把凡勃伦看成天生的离经叛道者，迥异的成长经历和广泛的阅读和学习似乎让他在每一所学校都无法呆太久。

“如果按照传统标准，他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老师，在上课开始时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也不知道该讲到哪里结束。”一名学生这样回忆凡勃伦的课堂表现——凡勃伦会在走进教室的时候胳膊底下夹着半打书，然后坐在讲桌后面，从他那胡须之间发出对传统经济学挑衅的嗫嚅。

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相比于他在教学上的“非主流”，他在个人的生活作风上也并不招院系同僚的喜欢。当时凡勃仑已经结婚，但他在芝加哥大学传出了诸多风流韵事，据说他还曾这样抱怨到：“当一个女人看上你的时候你又能怎样呢？”

在学术上、教学上的边缘化和他个人在生活上的非正统使他无法融入芝加哥大学的圈子，最后被学校解职而离开。

有点“拧巴”但从不退缩

凡勃伦的学生密契尔告诉人们应需要有一种幽默感来欣赏凡勃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凡勃伦很少受到同行的赏识，作为一个非正统学派（制度学派）的学术创始人，“他与正统理论在科学上和道德上的不同意见，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非正统思想的发展”。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凡勃伦用社会学的方式理解经济问题。在他看来，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而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的。

“凡勃伦在讨论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清晰的逻辑体系，有点像侃大山。”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这样告诉《英才》记者，凡勃伦将制度理解为思想习惯，康芒斯（凡勃伦的继承者）将制度引申为习俗，习惯是个人的，习俗是群体的，到诺斯再发展为一种法律制度。这便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更像是一名经济学领域的堂吉诃德，有点“拧巴”但从不退缩。他的“野心”很大：直接挑战由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并希望重建一个包含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组成的统一社会科学。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以及“长期均衡”等基本假设在凡勃伦看来是有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像是“空中楼阁”，建立在没有被证明过的假设之上，而且拒绝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进。

凡勃伦则把达尔文的思想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当中，他认为，在社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经济学应该对社会和制度的变化有所察觉和解释，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之上，因此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也应该被引入经济学科当中。

在凡勃伦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他都是通过自己设立的一套框架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套被称作“二分法”的框架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礼仪行为，就是那些不依靠技术和生产劳动来创造效用和收入的行为，比如资本家们；另一部分是生产行为，就是那些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劳动来创造收入的行为，比如工程师和工人。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3

[关键词]管理伦理；经济价值；企业管理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相互融合的产物。管理伦理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效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尊重消费者权益，关注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不重视管理伦理，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意识到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不少经营管理人员只看到管理伦理代表的社会责任这一面，错误地认为重视管理伦理是在“务虚”，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束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主要阐述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并探索企业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具体方法。

一、管理伦理的经济价值

管理伦理不仅具有社会价值、生态价值、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

1．管理伦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既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要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止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不相符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根据委托——理论，企业可看作由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构成的组织。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人，同时，上级领导是委托人，下级员工是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激励不相容?穴利益不一致?雪、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委托关系会产生问题并引起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成本就是委托人采取很多管理措施来监控和限制人的活动而产生的管理成本。企业通过加强管理伦理建设工作，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增强相互信任，可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2．管理伦理可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了当前的“买方市场”，产品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除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搞好售后服务外，还要注重树立企业良好的企业伦理形象。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不仅考虑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精神文化和伦理方面的因素。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在生存和安全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的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爱与归属、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有保障后，人们更乐于接受具有社会责任感、重视消费者权益的企业的产品。当人们知道某家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之后，一方面可能因对该企业产品质量及各项承诺产生疑问而拒绝购买，一方面还可能因自我道德要求而不愿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以免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帮凶。

3．管理伦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本”，伦理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对伦理规范的重视和是否按伦理规范行事对员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员工在与企业确定正式的劳动合同之外，还会形成自己的心理契约。员工的心理契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正式合同中的条款外，企业的各种行为都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的重要因素。如果员工感觉到企业讲究社会公德，公平地对待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对员工负责，员工就容易形成关系型的心理契约。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归属感和忠诚感将大大增强。员工会感觉“有责任”回报企业，自发地努力工作。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下，员工将更重视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更愿意与企业长期共同发展，不过分看重短期物质利益。

4．管理伦理是推动企业管理发展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管理伦理属于社会意识，它对企业管理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确的管理伦理道德的作用，必然推动管理实践的发展，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进步的伦理道德能够为管理的变革做舆论准备，论证管理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批判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改革的重要意义，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在同错误伦理道德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提高管理实践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活跃，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管理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方法都必须不断创新，更需要进步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导，予以保证。其次，伦理道德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作为制定政策法规的指导思想，影响着管理法规的制定，由于不同的道德观念，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会制定出完全不同的管理法规。

5．管理伦理能够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环境中从事活动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管理伦理对企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正确的管理伦理的指导下，能够建立一个竞争有度、互助合作、积极进取的工作环境，使个人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等和整个组织统一起来。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管理者往往使企业内部的管理伦理和社会的伦理相适应，使企业内部和外部建立一致的伦理关系而保持和社会的协调，这样，就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当企业的管理伦理与社会伦理相一致时，也有利于企业塑造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因为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也一定符合管理伦理的要求。比如，符合企业管理伦理的“善”的行为，也是社会伦理所认同和倡导的“善”的行为，这种“善”的行为越多，对社会的感召力越大，美好的形象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来，将大大有利于企业的兴盛发展。因此，良好的管理伦理是促成个人、企业、社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强有力的纽带和桥梁。

二、企业实现伦理管理的方法

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无论理论界还是企业界都开始高度重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研究与实践，并逐步形成一个新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时，伦理向企业活动广泛而全面的渗透也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一个新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和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相融合的现代管理阶段，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管理伦理阶段。H·艾伦·雷蒙德博士在其《第三次浪潮中的经营管理》一书中指出，第三次浪潮型企业是未来企业成功发展的必由之路，有机式管理取代公式化管理成为第三次浪潮型企业的基本模式。而有机管理除了关心产品、组织外，特别关心伦理。因此，第三次浪潮型公司实质上就是伦理型公司。美国学者爱德华·福瑞曼和丹尼尔·R·吉尔伯特在《公司战略与公司伦理》中指出了当代管理学革命的两个前沿：第一，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且有着复杂的价值网络。因此，管理者应采用价值管理和文化管理。第二，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中。他们认为，寻求卓越实际上就是寻求伦理，经营伦理一体化是正在发生的管理科学革命的关键所在，伦理经营是管理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企业要想真正做到伦理管理，就必须在各种管理活动中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对利益相关者负起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及其他活动中所应该承担的对员工、客户、社会和环境保护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社会经济组织还是作为由许多个人因共同利益有意识组合而成的群体主体，总体上都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产物，也必然结成诸种社会关系并在协调和解决这些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企业在创造自己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受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制约。每一种社会关系及其主体都有特定的利益和伦理要求，这就决定了企业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必然承担着特定的道德责任。

伦理管理要求企业正确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具体来说要做到：（1）就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来说，企业应该尊重员工、爱护员工，视员工为企业的生命，努力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企业应当本着公正合理的原则，为员工提供平等的上岗就业、工资分配和接受教育、职位升迁的机会；企业应本着民主平等的原则，为员工创造自我管理企业的机会，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从而使员工尽心尽力地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工作。（2）就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应当支持政府的社会公益活动、福利事业、慈善事业，服务社会。（3）就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安全、舒适和耐用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诚信”应当成为企业为消费者服务、对消费者负责的基本价值理念。“诚信”指诚实守信，企业应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安全可靠的产品，不制造或销售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销售中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不搞虚假广告等。（4）就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企业与原料厂商、销售厂商之间要诚实守信、互利互惠；企业与同行之间要公平竞争、互助合作，不能靠特权和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等手段强行销售自己的产品。（5）就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尤其是帮助残疾人就业，为社会排忧解难；企业应当积极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慈善事业，救助无家可归人员，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支持老少边地区发展经济，资助社区的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等。企业与社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企业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作的努力，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6）就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说，企业应当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许多企业掠夺式的发展而导致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土壤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不仅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对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企业作为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必然要对其负责。伦理管理要求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加主动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戴木才．管理的伦理法则[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温克勤．管理伦理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3]苏勇．管理伦理学[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4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竞争乱像”事件，比如：一直以来的中国移动与中国联想之争；蒙牛与伊利之间的斗争；及互联网行业的“360与QQ之争”等。在这个高竞争的时代之所以出现竞争乱像是有很多原因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许多专业人士采用所谓的高技术来与竞争对手抗衡。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伦理教育，再加之人们的专业伦理意识不高，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竞争乱像”行为。毋庸置疑，这是企业打着专业的旗帜实施非专业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用专业的手段反专业，以上事例和行为也从另一个层面反应了我国专业伦理的缺失。不可否认，这与企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了我国高竞争时代的竞争是以专业的手段反专业。

二、高竞争时代专业伦理缺失的危害

随着科技的进步，产业的发展，竞争的激烈，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却日渐滑坡，这不仅体现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像商业领域、工程领域、医疗领域等诸多从事专业化、技术化的关键行业领域里也出现了日趋严重的专业伦理问题，并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尤其在这个高竞争的时代，专业伦理的缺失成了“市场经济的败血症”，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也损害了我国企业自身的形象。

1 对消费者的危害

专业伦理的缺失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俗话说“顾客就是上帝”，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不正当竞争不仅造成了消费者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影响了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甚至危及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比如3Q之争就给广大腾讯和360用户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和潜在的危害。同时，随着“染色馒头”、“牛肉膏”、“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的报道，如今很多消费者已经不知道能吃什么与该吃什么。

2 对企业的危害

专业伦理的缺失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竞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并遵守社会公德。然而一部分企业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这不仅在微观层面上损坏了企业自身的商誉，而且在宏观层面上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具体来说，专业伦理的缺失将会导致企业经营短视。丧失远大目标；导致消费转移，损害产业利益，降低企业的忠诚度，从而发生品牌转移或消费替代，进而威胁到行业的生存与发展。

专业伦理的缺失也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公正性是市场竞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正常的市场背景下，每一个企业都是平等的，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并通过正当的手段赢得竞争和优势，由此获得的利益也才是正当的、合法的。然而，有些企业为了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则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或用专业化的手段反专业。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利益。

3 对整个社会的危害

专业伦理的缺失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了他人或团体的经济安全或利益；对自然环境造成短期或长期的破坏；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使社会无形资源受损；就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而言，使经济处于低层次竞争。阻碍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蒙牛集团针对圣元“性早熟”的恶性营销事件曝出后，伊利集团也被卷了进来，中国三大奶制品企业的“互掐”严重阻碍了我国乳制品行业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专业伦理的缺失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在社会互动中，发生辐射、传递、碰撞，干扰了人们的价值判断，甚至扭曲人们的经济伦理观念，污染社会人文氛围，打击公众对社会公德、社会进步的信心，从而造成人们对真善美追求的漠然，严重损害人际间的真诚关系，破坏了社会和谐。在360与QQ之争中，腾讯公司强迫用户卸载360软件，严重威胁了网民安全和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安危。

三、专业伦理教育缺位是专业伦理缺位的主要根源

在社会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这种以专业的方式来违反专业的规范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究其根源，专业伦理教育缺位是专业伦理缺位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专业伦理必须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支持，若无专业知识和技术，行为就会鲁莽。甚至伤害所要对待的生命或社会。”实践证明，伦理与专业伦理与我们密切相关。专业伦理属于道德意识范畴，是在工作情境下产生的一类专门的伦理道德品质，专业价值观和相关的职业伦理践行原则是在各类专业发展中经过几论和实践工作者提炼、概括、上升、积淀而成的，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由此可知。专业伦理是可以通过传授而获得和形成的。比如：教授专业伦理教育就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因为伦理方面的知识会让人树立一些态度和价值观，继而会产生想要有的伦理行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同学习生物化学会鼓舞人做医生相比，学习伦理学更会激发人做出符合伦理的行为。而没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与专业伦理教育的人则很难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其专业伦理素养相对也不高。

首先，我国历来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德育课或品德课，学校乃至社会都有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却一直不够重视甚至忽视伦理学教育。观念上的这一误区，使得在教育的理念上出现了对专业伦理教育忽视的倾向，或者仅仅把它当作职业道德教育的层面上来对待，这就导致了许多专业人员职业道德总体状况不佳的现象。比如：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专业伦理教育表现为对专业伦理知识的系统灌输。学生对伦理知识只是机械的记忆，这一缺位就导致了学生对专业伦理知识的不理解或理解不到位。从而不利于专业伦理素养的形成，使其部分缺失。

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当今这个追求效益的年代，社会崇尚科学，崇尚技术，这本无可厚非，但对科技的推崇超越科技本身所能承载的作用时，往往会导致人们盲目地把技术的力量推到无所不能的位置。传统的观念和意识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只要技术领先，就可以在竞争中取胜。这就造成了误解，专业教育成了唯技术教育，从而忽视了行业所应具有的伦理关怀和人员所应具有的伦理素质。就像360与腾讯QQ，他们就借用了所谓的高技术相互竞争，却不知在竞争中对广大用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就是专业伦理教育缺位导致高技术人才专业伦理缺失的典型事例。

再者，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而人们的技术、能力的获得要靠现代教育的传授。在这样价值观念的影响和作用下，教育应传递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在不知不觉中被淡化了，而转向能够创造经济效益和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与技术。这就使得技术教育在当代学校教育中居于垄断地位，形成了技术霸权。在这种技术理性的指导下，专业教育所给学生的只是有用的知识、能赚钱的技能，而对于专业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被挤到一隅，甚至消失。像蒙牛与伊利之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不惜一次又一次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情何以堪？由于专业伦理教育的错位，高技术人才的专业伦理素养严重缺失。

四、高竞争时代专业伦理重塑的具体对策

专业伦理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加强专业伦理教育是重塑专业伦理的关键。因此企业、高校和个人应该共同为之努力。

1 企业：

（1）对企业员工进行专业伦理教育培训

企业员工的个人道德素质对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成功而又符合社会需要的职业人，不仅应具备卓越的职业技能，还应拥有良好的职业伦理，因此应该根据具体的需求对企业员工进行专业伦理培训。比如：通过有关企业伦理的培训，提高伦理的敏感度。目前我国企业的员工教育训练偏向管理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伦理的教育训练，必须切实加以改变。同时，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也应加强自身的伦理修养。不断的学习与教育，增强个人人格魅力。

（2）提高企业人员的专业伦理水平

道德教育是专业伦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道德教育可以提高企业人员的专业伦理水平。首先，通过道德意识能力培训让员工了解企业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掌握企业伦理知识，澄清道德价值观：其次，通过道德推理能力培训是让员工掌握决策模型及其标准，揭示并研究那些直接与组织有关的道德争议问题，帮助员工全面考虑道德困境中的各种备选决策及其结果：再次。通过道德行为能力培训来缩小员工价值观和行为的差距，让员工把公司的内部资源道德决策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最后，通过道德领导培训来检查并且丰富各种能够塑造道德环境并指导组织的道德活动的结构、战略、资源、政策和目标等。让每个企业成员都自觉地维护企业伦理、做伦理表率。

（3）进行榜样教育与伦理沟通教育

为了增强员工的专业伦理素质，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家到公司给员工作生动的报告或讲座，讲述他们是如何加强伦理修养做出不凡业绩的，从而感染和激励员工。在典型示范的教育过程中，让员工在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榜样，监督和激励自己朝着典型榜样的方向努力。

为了防止企业竞争乱象行为的发生，在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伦理沟通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可以通过“灌输教育法、案例讨论法、角色扮演法和榜样教育法”来进行伦理沟通，减少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冲突，化解不必要的误会，从而减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 高校：

（1）设置专业伦理课程

科学的课程体系，不仅应符合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习的培养目标，也应充分适应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目前，高校专业课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中已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关德育的课程也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再增加一门专业伦理课。尽管很有必要。但确实也不太现实。在此前提下，有人认为有效办法是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中增加这部分的内容。通过结合与渗透的方式，进行专业伦理教育。或在大学生修养课中侧重专业伦理的教育：或结合专业课，进行有关专业伦理规范的教育；或开设“专业伦理”选修课等。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建设，除了教育部门创造有利条件外，还需要教师们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

由于专业伦理可以用渗透的方法融入专业知识与技能学习之中，各类专业均可成为专业伦理教育的载体，因而专业伦理教育不仅与专职德育教师有关，而且与专业课教师直接相关。总体而言，每位教师都可成为一名优秀的德育教师，只要真正从内心重视和关注德育，热爱德育，关注学生道德发展。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高校德育的整体水平，相反会极大地提高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专业课教师和德育专职教师也可组成专门的教师小组来承担专业伦理教学，通过讨论、专题讲座等形式，对学生的专业伦理意识和是非辨别能力施加影响。高校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教师资格认定、定期师资培训两方面来具体落实专业伦理教师的道德理论与运用能力。总之，从事专业伦理教学的教师应成为高校德育教师的一分子。与专职德育教师一道共同担当专业伦理教学的任务。

（3）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成功教学的保证。参照国外成功的教学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在进行专业伦理教育时。必须改变现有教师中心、理论灌输、笔试为主要考核的教育模式；坚持道德教育的实践性和主体性，采用案例教学、讨论教学、体验教学等多种方式方法。例如：在讲述一些伦理原则时，可以用案例教学法，因为案例具有生动、鲜明真实等特点，学生易于认同，并能进入案例设置的各类情景之中，容易收到好的效果。在课堂中，可以采用报告、演讲、展览、声像教育等形式，用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教育学生，树立榜样。同时，还可以适当运用反面教材，进一步增强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对那些违反道德规范，丧失专业伦理而造成事故的案例进行曝光，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讨论、分析，明确摒弃，引以为戒，做到防微杜渐。

（4）重视专业伦理实践

专业伦理重在实践。专业伦理的实践性，主要是指学生在今后专业生涯中对伦理问题的实践积累和发展。在大学阶段，结合专业教学活动进行伦理教育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往我们常常把专业教学活动（包括单位实习、毕业设计等）与德育实践割裂开来，专业教学活动只管专业课题。德育实践则另行组织。往往使专业教学活动及其实践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而德育则成了“没有手段的目的”，既然我们认识到德育、智育、体育等是一个相互联系、协调共生的系统，那么就应充分发挥它们的交互作用和整体功能。在专业教学实践中进行专业伦理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这需要专业教师和德育工作者通力合作，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锻炼专业技能的同时，关注与专业有关的社会与伦理问题，并对此进行及时的分析、讨论，从而促进学生的分析判断和选择能力的发展。

3 个人

（1）树立正确的专业伦理观

当今社会有三种比较流行的伦理学理论分别是：效益论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德行论伦理学，但是到底该选择哪一种呢？这就有待于我们自己。从效益论的专业伦理来看，我们应该推崇“规则的效益论”即在追求最大效益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从义务论的专业伦理来看，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注重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应守职业秘密等；从德行论的专业伦理看来，专业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习惯跟道德判断力。

（2）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

伦理素质的培养最终靠学生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把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准则，道德修养是人一生的系统教育学习工程，因此要引导学生注重提高人文素质，从而提高道德认识能力，走入复杂的社会环境能分辨是非、洁身自好；还要注重内在品质的修养，提高意志能力，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中，时常“内省”。从而正确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养。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5

关键词：民族院校；研究生；伦理道德；现状；原因；对策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获悉：2005 年我国在学全日制研究生规模达到98 万人，实现了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性飞跃，迅速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渠道，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向国家输送近16 万名博士和120 万名硕士，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但同时，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和研究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对研究生整体素质特别是伦理道德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民族院校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研究生伦理道德素质的教育显得更加突出。

一、民族院校研究生伦理道德现状分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源自自己所处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看待民族院校伦理道德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变迁的现实，只有对现状有了正确的分析和估量，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1.要看到民族院校研究生伦理道德的主流。我觉得首先是要把民族院校研究生伦理道德问题放到变迁中的中国和世界这两个大局中来考察。民族院校研究生伦理道德建设的机遇与挑战、成绩和问题、现状与前景、方法和途径，无不与这两个大局相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三十年来，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使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发扬，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大发扬，自主自强、奋发前进的民族精神大发扬。这一切都极大地振奋了研究生们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在成为促进民族院校研究生伦理道德和人生观进步的主导因素和驱动力。

首先是他们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关心社会变迁，观察社会转型的视角以经济建设为轴心展开。据笔者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滚动调查的报告显示，在对关于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作的三次选择中，比例最高的是“党风不正、腐败现象蔓延”，占74.3%；其次是“经济失控”，占66.7%；第三是“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占44.8%。他们普遍担心大中型企业步履艰难，市场经济运行忽冷忽热导致生产力下降，分配差距拉大引起两极分化等。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研究生更多地还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考虑的，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景有78.8%的人回答“一定会顺利进行”或“最终会建成”。其次是他们的参与意识和竞争进取观念增强。市场经济实行效率优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经济活动社会化程度提高，信息交流节奏加快，人际交往频繁，拓宽着人们的视野和活动空间，增强着人们的参与意识、整体观念和决策能力。市场经济的这些驱动力，有形或无形地激励着民族院校的研究生，为努力适应社会需求，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德、识、才、学多方面充实和完善自己，使参与意识和竞争观念不断强化。再次是他们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观念正在形成。研究生群体具有感受时代精神敏感性的特征。他们紧跟时代，观察社会，了解社会，根据社会要求塑造自我。他们思想活跃，勇于进取，创新动机、法制观念、经济、效率、效益意识等大为增强，这都为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最后是他们的开放意识和务实自强的价值取向得到拓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民族院校研究生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认同。市场经济通行的等价性原则有利于推动人们竞相变换经营战略和策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经济遵从的价值规律，有力地冲击着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等级观念、门阀观念的官本位思想，也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保守封闭的落后观念。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 公共组织;伦理失范;匡正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062-005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身份和利益的二元多重性以及中国社会近些年来因社会伦理失范导致的频繁发生的各类公共事件，包括塌方式腐败问题、黑作坊事件、刑讯逼供事件、暴力执法事件、天价药费事件、见死不救事件以及时常发生的各种灾害救助、拆迁补偿安置等公共组织未能及时到位尽职事件等，都呼唤不仅急需转换社会治理理念，转换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和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还要加强公共组织的伦理建设，提高公共组织成员自觉履职尽责、服务公众的伦理道德水平，使之能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1]

一、当前我国公共组织伦理的现状与问题

公共组织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今天社会转型的环境背景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范状态。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我国公共组织伦理的现状

社会转型时期不仅经济、政治领域发生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不断受到冲击，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不容忽视的变化。当前我国公共组织伦理缺位在公共组织中主要表现为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等现象。一些公共组织成员民本意识、法律意识、平等意识淡漠，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个人权势感、优越感和占有欲极度膨胀，有些公共组织部门官员把拥有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特权而不是服务于公众的公共权力。利益主体意识模糊，集体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从社会的现实状况来看，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定位模糊。由于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从而使公共利益面临着个人利益的威胁和挤压，窝案成为现今腐败最主要的形式之一。[2]

圈子文化流行，潜规则盛行。“圈子文化”是指社会中的“小圈子”，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圈子内部纯粹利益纽带衍生出来的依附关系。“圈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和社会规则扭曲的反映，是掌控社会资源、裁判社会规则等权力属性伴生出来的集聚效应。与权力相关的圈子不仅有官场内部的组织分化，还包括政商一体的链条化，以及关联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小组织，如法官与律师等。圈子利益导向所形成的“潜规则”，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瓦解规则的约束力和规范性，颠覆了公众的价值认知和判断。

科层制等级森严，唯上文化风行。科层制以其专业化分工、明确的程序、规章和制度等有效地推进组织的运行。科层制采取按照资历、政绩进行晋升制度，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会造成组织成员唯上级之命是从，很少自觉地思考上级的命令是否合理合法，甚至即使是滥权的决策，也盲目被动地去执行，这些唯上级之命是从的现象广泛存在。

（二）公共组织的制度和结构对其成员个人的伦理价值判断带来误导和负面影响

每一个公共组织成员都隶属于特定的组织，都在公共组织制度和结构这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工作和行为，而组织制度和结构主要对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起到一种规范和约束作用，因而对组织成员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

为了尽量提高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减少组织内部滋生的腐败，保证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均能最有效地围绕着组织的目标来行动，公共组织科层制体系依照“专业化”和“分工负责”的原则来进行最可能的组织结构设计;这种“专业化”和“分工负责”的组织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散个体责任”的嫌疑，造成每一个组织成员仅仅关注整个组织活动中只属于自己这份职责的这一小部分，而很难从组织层面上对行动的整体和全局方面作出正确的伦理价值判断。[3]

因此，公共组织带有科层性质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结构不仅有阻碍组织本身伦理价值判断的倾向，还有阻碍组织成员个人伦理价值判断的倾向，从而使公共组织伦理几乎处于一种混乱的失范状态之中。

（三）公共组织的权威与社会大众的正当权益出现违背和冲突

在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下，公共组织建构了一套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严密的合法化权威体系，这种权威发挥效用的最好证明和体现就是其成员对组织的服从和忠诚。它要求组织成员能够辨明自己对上级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以及绝对服从上级的旨意。组织权威虽然给组织成员带来一种归属感、安全感和依赖感，但也使成员个人渐渐与组织融为一体，从而将成员个体的伦理价值判断与对组织这个整体的目标保持一致和不变，从而使组织的整体利益与成员个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但组织权威会给组织成员带来两种冲突选择：一是成员个人对上级交付的履行职责“与组织权威之间” [4]的对立，二是成员自己对上级的履行职责与其“作为公民的受托人之间”[5]的对立。当两者出现矛盾和对立时，公共组织成员就面临一个伦理选择困境，是依照组织的意愿行为还是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做出行为，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对组织的不忠，而将使自己面临诸多的风险，包括遭受来自组织的各种压力、威胁和惩处，甚至被当作叛徒来对待。所以，杰拉尔德・E・蔡登指出：“那些揭露内部丑行的人被认为是叛徒，必须当众受辱。”[6]在此种情形下，组织成员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应对这种困境，要么违背自己意愿牺牲公众利益而被迫向组织和上级妥协，要么干脆另投其他的组织。但这种成本和代价对于组织成员个人来说是巨大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组织成员往往在短时间内就懂得，要想在组织中保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取得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听从组织安排，“安分守己”，做好自己份内的事，然后慢慢沿着等级制度往上爬。这就为公共组织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提供可能，直接造成公共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对立、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7]

（四）组织价值与组织价值观掩盖和压抑个人价值和个人价值观

组织价值对于组织自身及其组织成员来说，既具有正面的作用，也具有负面的影响，其本身是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的统一体。就其正面作用来看，组织价值具有塑造组织成员价值、思想和行为的作用，它通过组织成员的意识、行为、观念等体现出来。对于组织成员来说，组织价值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要求组织成员必须按照组织价值来行事，从而展现组织的风貌，扩大组织的影响力，树立和强化组织的权威。然而，组织价值和组织权威一旦在组织及其组织成员中建立起来，就有可能强迫组织成员努力实现，从而有可能取代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使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被掩盖和埋没，使组织价值高高处于个人价值之上;同样，组织价值观也将高于个人价值观。其结果必然导致组织成员只能在现有的组织价值框架内被动遵从和行为，而不能在超越组织价值框架之外，但又被社会所允许和接纳的价值范围内行事。这将与组织成员追求主动、创造、负责、自主等人格的发展背道而驰，必然使成员的人格被压抑和限制。组织成员人格在长期的压制之后，必然造成人格和心灵的扭曲和变形，而诱发组织成员病态人格和行为，使其做出当面应承而背后违背，或疏离逃避、盲目跟从和消极应付的一系列不良行为，而不是积极主动去应对。[8]

公共组织的制度、结构、权威和价值作为其组成部分，对组织及其成员既有正面的作用，也产生负面的影响。其内在的矛盾对立不仅是组织伦理失范的根源，也是其表现。因此，要查找分析原因，寻找公共组织伦理匡正对策。

二、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原因有多种，而主要的因素有：

（一）伦理道德缺位

中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伦理道德防线被冲破，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使得伦理道德对社会成员及公共组织成员的约束处于一种“空场”和“缺位乏力”状态。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调动生产经营者节约成本，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但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催生个体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及国际间资金、产品和服务交流等深化，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随之而来。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下，将有可能使一些个体成员自私自利的贪欲不断膨胀，致使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现象盛行，导致公共组织成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忠于职守、遵纪守法等道德信念的约束力逐渐弱化。再加上公共组织成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没有达到高薪养廉的程度，难以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因而使部分公共组织人员失去忠于职守、廉洁诚信、勤奋工作的动力，由此淡化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出有损于公众利益的不端行为。[9]

（二）特权思想复燃

在伦理道德“空场”和法律法规制度欠缺的情形下，一部分社会成员和公共组织成员的思想退化，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淡化，再加上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得一部分掌握“公权”的组织成员特权思想泛滥，凭借组织赋予的公共权力和相应的经济政治地位及其特殊身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享有特权，谋取特殊利益。一些手握重权者，甚至把自己主政的地方变成了自己和亲朋故友谋取私利的经济领域和场所;私欲膨胀、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公权在手，高人一等，不满足已享有的良好的政治生活待遇，总觉得还应该享受更高、更特殊的待遇。权力上“唯我独尊”。一些单位的一把手变成“一霸手”，听不进别人意见，对权力特别是对人财物等实权十分眷恋，揽权、滥权，不按班子分工，不讲民主集中制，只搞“一言堂”，作风上“简单粗暴”。有的领导干部作风漂浮，不接地气，不愿深入实际调研，下基层走马观花，好大喜功，下指示做决定严重脱离实际，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经济损失。这样就产生了蛮横霸道作风，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欺压和愚弄公众，侵犯公共利益，损害了公共组织的形象。[10]

（三）管理制度缺漏

社会转型必然引发社会管理制度的转型。原来适应于旧的体制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难以发挥其约束的功效。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共组织成员的管理还停留在一般的要求层面上，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和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从而出现“制度缺漏”，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和公共组织成员钻制度的空子，谋取个人私利。对违反组织伦理规范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制裁，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不但违反伦理道德，而且还触犯法律法规，败坏社会风气。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必须加快制度建设，堵塞漏洞。如新加坡公共组织制度建设就十分齐全周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甚至与养老金挂钩，使得公职人员违反道德和法律的成本巨大，使制度具有真正的威慑力，人人心存敬畏，不敢违背，不能违背，不想违背。

（四）监督机制缺失

作为对公共组织主体起约束作用的公共组织伦理规范，其特征就是要求公共组织成员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加强自律，但是，公共组织的自律是不会天然养成的，它不仅需要道德自律、行政伦理教育、道德人格养成和公共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更需要社会的监督。在我国，虽然有对权力的多种监督形式，但大多只是流于形式而不能真正得力有效和到位。我国存在普遍严重的状况就是对拥有领导权力的上级主管监督力度不足，主要因为权力因素导致监督失控。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归属于政府控制，其很难有效对本地区和本部门做出强有力的监督。同时，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属于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广泛性监督，特别是手无权力的社会公众相对于拥有特权的公共组织成员来说，完全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没有任何优势来保障其实施监督权。新闻媒体等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监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监督主力。监督不得力也是使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1]

三、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匡正对策

社会转型引发社会伦理和公共组织伦理的失范与转变，由此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侵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威胁社会的秩序与安全，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应该急需从内部升华及外部控制两个方面着手，匡正失范的公共组织伦理，提高公共组织成员自觉履行职责、服务公众的伦理道德水平。

（一） 加强公共组织伦理文化建设

公共组织伦理文化不仅是组织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由组织伦理物质文化、组织伦理行为文化、组织伦理制度文化和组织伦理精神文化等四个方面组成，具有规范、导向、凝聚、激励、调试和辐射的功能。加强组织伦理文化建设，能更有效地发挥组织伦理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提升组织伦理的价值。

支持和鼓励公共组织成员的伦理道德行为，促成公共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平等与协调，不仅要从制度上给予安排，还应该从实际行动上给予支持。对公共组织不支持和打击组织成员主张伦理道德行为的举动给予提醒、批评、警告，甚至相应的惩罚，营造和形成一个弘扬组织伦理、规范组织伦理和实践组织伦理的社会氛围和风气。

反思传统观念，革新公共组织本位思想，推动公民本位思想和社会民主思想的发展，平衡组织权威与公众权威之间的关系，促成公共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平等与协调。坚决摒弃政府组织的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12]

（二）加强公共组织伦理自主性建设

为了制衡唯上文化盛行及特权思想形成，公共组织成员要加强伦理自主性建设。主要是从公共组织伦理的自身发展因素来考量，通过内部升华的方式，以制衡伦理道德缺位及特权思想复燃。通过内部的优化，促进公共组织伦理良性自主运行机制的形成。以伦理的正义感、公正性和服务的原则性去维护公共利益，抵制住上级组织对公共利益违背的行为，是一个下级公共组织及其成员必备的责任和美德。一个具有伦理性质的、道德的公共组织系统，离不开下级公共组织及其组织人员伦理自主性的解放。下级公共组织及组织人员内化积极的组织伦理，会养成保持清廉、公正的品格，对不道德组织环境有敏锐的警觉和判断力，并会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共组织成员要有修养公共组织伦理的内驱力和严守公共组织伦理的自信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使公共组织伦理自主性取得实效，才能真正实现提出的“三严三实”的目标要求。

（三）重新设计和建构公共组织体系和伦理规范

针对组织制度及组织结构的内在逻辑特性所引发的组织伦理失范问题，切实从公共组织伦理执行的外部环境及成效来考量，通过外部控制方式，重新构建公共组织体系和及其伦理规范，完善其监督体系及机制，来确保公共组织伦理执行成效。应该从加强公共组织的人性化内涵和削弱公共组织的制度或结构性要素出发，重新对公共组织体系、制度、结构、伦理和规范进行设计。重视公共组织的改革，强化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对其服务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和建构。同时，要加强公共组织伦理制度化建设，即一种行为的规范建设。引领积极的体现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及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价值认同，占据组织成员的主流意识，这样的伦理规范不但具有伦理的引导性，也同样具有监督性和评价性作用。[13]

在建构伦理规范时，要充分尊重公共组织的人性化内涵，既要肯定人性中道德人的一面，也要承认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这就要求既要加强道德伦理的宣传和教育，强化道德伦理在社会中的引导示范和表率作用，又要加快有关伦理道德法案的制定和实施，从制度层面强化伦理道德的约束功效，从而将内部约束力量与外部约束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成公共组织成员良好人格的尽快形成。在制度约束方面，尽量做到制度创新与形势发展同步，使公共组织成员无空可钻，不敢冒然触犯公共组织伦理规范。[14]

（四）构建完善公共组织伦理的监督体系

公共组织伦理的监督机制是维护、发展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重要环节。公共组织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要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然要依赖于一定的监督机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监督体系既是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手段，也是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目的。

公共组织伦理的监督主体不仅包括垂直领导关系的行政组织，还包括政党组织、权力机关、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监督系统。从组织内部来说，要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平行监督并重的监督方式;从组织外部来说，要把组织外部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做到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协调，形成立体监督系统，特别是要发挥各种现代媒体舆论监督的快捷性、广泛性和权威性。只有通过多形式、多主体参与公共组织伦理监督，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公共组织管理的社会参与属性。置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于阳光下，从根本上实现公共组织管理的社会化。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行政组织的行为实施监督，使有违反公共组织伦理道德要求倾向的公共组织能够得到这些评价监督主体的及时提醒和反馈，以此保持公共组织行为的伦理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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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感想篇7

[关键词] 中医文献; 医学伦理学; 医学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09)27-123-02

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道家的行善积德主张、佛教的慈悲救苦理念是历代医学伦理思想的精神支柱[1],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传统医学文献蕴涵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传统医学文献中伦理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始于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抗争自然,以求生存与繁衍,做出一些维护人类健康和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诸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伏羲画八卦……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亡”。又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嵇其医事,以制其食”等等,祖先为拯救苍生,发展医药,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为历代所称颂。人们在和疾病进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实为中医伦理学思想之萌芽。

古代医家强调人命之至贵,谓“人之情,莫不恶于死而乐生”,将医术视为“仁术”、“圣人之术”,蕴藏着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医圣张仲景,公开申称其“精究方术”之目的在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伦理道德观。痛斥“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之“趋世之士”,严厉批评了当时医学界“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等草率了事,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唐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中医伦理学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孙思邈云:“人命至贵,有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从而规范了医生的诊疗作风、治学态度和道德修养。孙思邈不仅医学上业绩光辉,且医德高尚,他倡导“精诚”之医德观,就是中医伦理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明清医学伦理道德之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如李梃之“习医规格”;喻昌之“六不失”;龚廷贤之“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之“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之“祝医五则”;李中梓之“不失人情论”;张璐之“医门十戒”;徐春甫之“庸医速报”、“医业不精反为夭折”等医家精辟之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

2 “医乃仁术”、“ 以人为本”、“济世救人”是伦理学思想形成最具影响的思想和方法

传统医学历来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其最具典型影响的莫过于“医乃仁术”、“圣人之术”、“心存仁义”的观念。如先哲“仁义”、“人为贵”之人本思想和人生之学,“仁心散播天下,仁术救助黎民”、“笃行仁义,兼济天下”之举。唐代医家孙思邈坚持以“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和“盖人一死不可复生”的人本思想,把“大慈小恻隐”作为医生的崇高品质。“人命至贵,有贵千金。”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性命。”树“誓愿普救生灵之苦”的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追求。把“仁爱救人”作为医者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传统医学特别重视习医者之道德伦理修养。古人在习医前必“以血盟誓”,以端正品德,强调“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并跪对天地,向上苍起誓,“有敢背言者,反受其殃”。通过“以血为盟”、“指天发誓”要求医者摒除杂念,酷爱医学,发“大慈小恻隐”之心,树高尚品德,以赢得病者信赖。孙思邈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这种“心怀仁爱”、“博施济众”,视患者“皆如至亲之想”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病人的医学伦理道德观,是一种极有价值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认为医者济世活人,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孙思邈倡导“上极天文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劝诫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汉代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晋・皇甫谧坚持“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明代医家徐春甫强调“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要求业医者要博采群书,多见多闻,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为解除病人疾苦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体现了全神贯注、高度审视、分毫弗谬的精湛医术和高度责任感。

3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3.1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对生命及其价值尊重的意识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医务人员过多依赖于现代检测技术,淡化了对生命尊严以及生命价值尊重的意识,使医学出现了“非人格化”倾向。因此,在当今医学界重新强调生命尊严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强调人道主义才能正确对待和应用医学技术,正确对待人的生命,并给予生命价值以理性的认识,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医学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有关伦理丧失的问题[2]。此外,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生殖技术、基因工程、死亡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医学难题,对传统的“贵人”思想也引发了强烈的冲击。因此,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医学人道主义的同时,坚持人道主义信念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3.2 以德为崇的医学伦理道德理念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的医德情感

随着社会经济新格局的出现,社会各方面利益分配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分配上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客观存在。等价交换的商品意识乘虚而入。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大大淡化了医务人员对病人疾苦的同情心,对病人愿望、要求的关心以及诊治疾病的诚心、细心和耐心,使手中的医学技术也成了急功近利的手段,医德情感荡然无存。博爱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医学之博爱又具有其鲜明的职业特性,这就是缘自于对生命的敬畏、热爱和尊重而产生的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和爱护。这里,爱已不单纯是一种说教,而是医学行为本身。就医学理想而言,医生必须是一名成熟的爱的使者[3]。

3.3 以艺为精的精湛医术有助于纯洁医务人员的从业动机

医学原本是一种世俗的职业,但医学既有幸与人的生命结缘,便具有了以世上最圣洁的品格为标准来升华自己的机会。诚然,医学无法远离世俗生活,医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从医作为一种职业无法抹除谋生手段的烙印。但是,医学可以成为圣洁的职业。医学必须有达圣的人文价值追求,世俗的生活可以躲避崇高、淡化理想、抛弃人文、远离圣洁,医学不可以,人类对生命的热望不允许医学随波逐流、走下圣洁的殿堂。有的职业可以以利润为第一要义,以金钱为第一动力,医学不可以,人的生命价值至上的性征不允许医学抛弃责任,混迹于喧嚣的市场。选择了医学就选择了责任、义务和奉献。中国有两句话用来说明医学达圣最为贴切:“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同样,医者可以进入达圣境界。中国古代“悬壶济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老人的药理解为他自己的生命,老人正是以自己生命的全部为奉献,用来拯救生灵。今天的医者追求达圣的人文价值,当然不必跳入悬壶之中,也不必一日而遇七十毒,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所说,他们常忙于处理一片恶臭的脓血,常低俯下来察看一个卑微的贫民的病容。达到圣洁境界的医者,对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感悟,对人的生命有着由衷的敬畏,在对病人奉献终极关怀的过程中,守护他人身心健康,守望自己精神家园已显得尤为重要。

4 结论

二千年传统医学文化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和吸收的有益成分,在当今构建现代医学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可能完全背离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文化的传承最突出的表现在价值理念的延续和认同,虽然今天对于医学伦理的规范研究日益成熟,对文化多元性的影响和交融也日益密切,但是优秀文化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在具体的医疗行为过程中依然存在,而且会在文化转型和社会的进步时期凸显出来,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医学伦理的发展是紧紧围绕现实的医患关系和目前的医疗社会环境展开的,价值观的冲突、文化习俗的变迁、社会制度的改革等等因素都在制约着今天的医学伦理构建,但是,作为人类伦理的追求共性而言,强调生命质量和价值、追求公益公正的现念与传统的“仁爱”思想一脉相承[4],只是历史的语境迥异,这也反映了人类思想的延续性和价值观的共性。我们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其中和谐的医学伦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传统和谐理念的“仁爱”思想曾经对二千年的传统医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5]。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医药发展的历程检验了“仁爱”思想的合理性和现实存在价值,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传统医学史是“仁爱”思想合理性的最好注脚;另一方面,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理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和历史继承,作为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最高价值观,“仁爱”思想既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对利益冲突日益紧张的医疗环境的有效伦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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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感想篇8

〔论文摘要〕通过对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剖析，阐述了如下经济伦理观点:经济伦理学应定位为应用伦理学;其研究范围应包括经济制度的道德评价、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中的伦理研究、经济活动者及其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等;其分析方法则在于运用功利主义思想、康德的道德法则以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等。

理查德·t·德·乔治(richard t. degeorge)既是美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亦为当代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对于其经济伦理思想，国内学界多停留于一般性介绍和规范应用的层次，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从剖析其关于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思想人手，简要说明其经济伦理观点。

一、对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分析

所谓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指的是美国人对于企业经营所持的一种普遍观念，即，企业经营的目标是赢利，在经营活动中进行道德考虑不合时宜。这里的“非道德”并不意味着“不道德”。它其实是指对企业根本目标的一种定位:企业经营既然以赢利为终极目标，那么直接关注道德就与企业的性质背道而驰，在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虚伪的表现。这样看，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本质含义就是，“伦理与企业经营是两码事”。德·乔治认为，这种观念实际上站不住脚。

第一，它偏离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德·乔治认为，美国社会关注着企业行为的道德性，对企业不道德的决策保持着高度敏感。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媒体报道商业丑闻所带来的公众反应、公众组织、商业伦理的研究以及公司开展的伦理项目。这样看，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未获全社会的一致认同。而且这种公众诉求也对企业产生了一定的道德压力，促使它们在决策过程不得不考虑伦理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第二，它偏离了美国企业的价值观体系。德·乔治认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对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中的自由观念做了绝对化的理解，在企业经营的实践中则混淆了自由观念与如何使用自由之间的差别。

在德·乔治看来，经济自由的观点是“以在自由经济制度中经营者所必备的成熟度、知识水平以及责任心为主要依据和基础的”，其价值预设是“所有人都希望维护个人的利益，每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自由的经济制度只是实现经济自由的环境，其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其利益。但个人能否充分实现其利益，还在于能否合理地利用、并维护这一环境。因此，就其实现来说，自由同时也意味着责任:一方面要自我负责，要对自我行动目标的选择负责，需要培养相应的责任能力。另一方面要对维护自由的制度环境负责，自觉地将自我的经济目标约束在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总之，经济自由并非意味着，只要不违反各种法律规定，即可任性而为，而必须以相应的责任感和责任能力为前提。非道德性神话“通常强调获取收益的愿望而非对自身利益进行选择的自由”“。就此而论，它偏离了美国经济制度所蕴涵的自由理念。

德·乔治进一步指出，自由虽然是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核心价值，但其他的传统价值观念如公平与机会均等等理念也值得尊重。然而，美国经济制度蕴涵的功利主义与效率至上的价值理念，难以与公平和机会均等的传统价值观相协调。具体说，在经济实践中仅靠自由经济的制度，只能保障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与机会平等，在调适实质公平方面则不足;对于功利主义与效率至上原则，由于美国人注重其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由此难免会带来竞争方面的消极效果。对于美国自由经济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非道德性神话的信奉者未予正视。这里德·乔治隐含的观点是，自由的经济制度既然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实现其经济自由的环境，那么他们就有责任不仅去维护，且有必要来改善这一环境。也就是说，无论从个体还是社会的角度看，企业合理的行动方式不应是去利用制度的缺陷，而应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在经济实践中弥补制度调节的不足。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需具备相应的道德敏感度和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毋庸置疑，德·乔治的上述反驳乃针对美国的现实观念而言，应联系美国文化的语境来理解其论证的有效性:其一，公众对企业道德性的关注之所以成为有力的反驳论据，应联系美国当代生活的民主化来理解。从民主的观念看，判断一种观点的合理性，合乎民意是其标准之一。非道德性神话既然与民意相悖，则不足以解释和说明美国观念的现实，其合理性亦应遭受质疑。其二，作为美国企业中流行的一种“传统”观念，非道德性神话之所以需要修正，亦当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看。也就是说，一种传统观念是否需要修正，其衡量标准首先在于它能否有效应对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以发挥规范和优化现实之用。就此而论，非道德性神话之所以不合时宜，经济领域之所以要求伦理规范的介人，在企业决策中须纳人伦理考虑，这些主张首先并非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经济实践提出的要求，即，为了更好地说明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并为之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由于当代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趋于尖锐化和普遍化，力求在当代经济实践的背景下建立经济与伦理的合理关联。而当代经济伦理学最初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这一事实无疑为其理论的实践和问题面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二、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构

对非道德性神话的反驳，为重新思考企业与道德的关系扫除了观念障碍。那么，在当代美国的经济实践背景下，企业与道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可以从哪些方面人手去思考两者的关系?德·乔治做了一个大致的勾画，即“企业的道德背景、所有权的基础、企业的职责、企业与法律以及不断变化的经营使命”。这五个方面可视为从企业层次来思考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五个主要的问题领域。对此的说明，可以揭示两者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关系之复杂性，因而需要相应的专门研究。同时它也提示出两种基本的研究进路，进而有两种形式的经济伦理学:“一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出现的经济伦理学，二是作为伦理学整体范畴组成部分的经济伦理学”。前一种实对应于美国式的企业伦理学，其侧重在实践操作层次，可归为较前沿的企业管理的范围。后一种则注重伦理学方法的运用，以对经济伦理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规范指导。严格说来，后一种才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意义的经济伦理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德·乔治提出了如何构建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思路。

首先，德·乔治将这种经济伦理学定位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或者说应用伦理学。按照他对专业伦理学的界定，经济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即，运用一般伦理学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领域的具体问题，其中主要是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他将经济伦理学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用一般伦理学的原理对经营活动的案例进行伦理分析。其二，对用于各种经济组织的道德术语进行元伦理分析。其三，分析用于评价企业结构的各种术语。其四，为解决经济伦理问题，可能会涉及与问题相关的其他知识领域如哲学、经济学等，而进行相应的研究。其五，描述值得推崇的道德准则和典范式的道德行为，其行为者可以是经营活动参与者，也可以是具体企业。

其次，从其研究的面向或进路看，经济伦理学可一般地理解为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同时又可分别对各层次进行独立研究:第一个宏观层次研究对经济制度的道德评价，以及该制度的替代方案及其调整问题;第二个中观层次研究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第三个微观层次研究对经济活动者及其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在扩展的意义上，研究国际化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可视为经济伦理研究的第四个分析层次。

最后，德·乔治认为，对经济伦理学的作用和目标不能作过高的要求。它能帮助人们认清经济伦理问题，并为其解决提供更系统的方法和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但不能改善任何人的道德水平。其“最终目标既不是维持现状，也不是激烈的变革，而是对需要变革的方面提出补救的办法，是对合乎道德的事物进行充分的保护”。要之，其经济伦理学的目标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有效地解释和说明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二是为解决经济伦理问题提供规范指导，为提高经济决策的伦理质量提供合理的方案。

三、经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

在德·乔治看来，经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首先来自一般伦理学方法在经济领域的运用，那么，发展研究方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建立伦理学方法介人经济实践之间的桥梁，以分析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

在其《经济伦理学》中，德·乔治发展出三种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和运用功利主义思想、康德的道德法则以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分别扩展为其经济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分析方法[i7sa，道德法则评判方法，以及权利与公正原则的应用方法，并说明了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分析的具体步骤。由此他进一步贯彻了将经济伦理学定位于应用的思想，使伦理学方法能有效地介人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

就他发展方法的过程看，特点有二:其一，这三种分析经济伦理案例的方法，所依据的伦理理论无一不在美国有深厚的传统。而他又认为，虽然三种方法的思考路径有别，分析出来的结论却大同小异。在当代合理多元主义的伦理学对话背景下，这或可视为一种注重运用本土资源的自觉。其二，他并非直接运用某个伦理学原则作为经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而是通过发展出相应的道德分析步骤，将对原则的道德理解与对经济实践过程的把握相结合，从而将一般的伦理学原则展现为经济实践中的伦理推理。显然，这是一种沟通一般伦理理论与经济伦理实践的努力。

值得追问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经济伦理学有没有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他在《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中提出了“伦理置换”( ethical displace-ment。另译为“伦理移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视为一种表现了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学科而特有的方法。

所谓“伦理置换”，指的是在某一层次上无法解

决的伦理问题，可以置换到上一层次上以寻求解。这是一种应对伦理困境的方法。在个人层次上无法解决的经济伦理问题，可以置换到企业层次以求解决;企业层次的伦理困境，则可以反映到制度层次来讨论，以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四、德·乔治的经济伦理观点

可以就以上三方面的梳理作简要分析，以揭示德·乔治的经济伦理学包含了何种经济伦理观点，

或者说，是出于何种关于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看法，而构建其经济伦理学。

首先，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针对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伦理相脱节的问题。非道德性神话的破产，一方面说明，秉持“经济与伦理无涉”的“传统”企业经营观念，难以适应当代“新经济”的运作方式，不足以应对其中凸现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以此观念来主导企业经营，其副作用日益明显，并与人们日常的道德期待相悖。企业伦理研究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即为明证。在此意义上，非道德性神话也可以视为引发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原因。德·乔治的判断是，经济运作中排斥伦理考虑，这一现状是不合理的，必须面向当代经济实践，建立经济与伦理的有效联系。

其次，从其学科构建看，德·乔治注重以经济实践为基础，进行经济伦理规范的整合。其中包含的经济伦理观点可概括为:

第一，伦理与经济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合理的关联。这要求有一种面向现实和问题的态度，即，从理解经济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当的伦理方法去介入现实，以说明问题所在，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二，既然以实践和问题为主要面向，那么其经济伦理学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改善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实践首先要求可操作性，一般伦理学作为分析工具和方法介人经济伦理问题的方式是直接的。也就是说，这些工具和方法本身是否合理，它们介人经济领域的问题之时是否需要某种新的理解或修正，或者说经济伦理学是否需要基于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深层探讨，而确立属于自身的专门理论，在他看来，并非其经济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三，他所提出的“伦理置换”方法，对于在实践中整合出有效的经济伦理规范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视为其经济伦理观点的具体化。由此可以将实践中经济与伦理关系中的问题逐步反映到理论中来，并作有针对性的探讨。比如，一个企业自愿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却发现因此而在同业竞争中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固然可以说，既然是道德责任，那么就不应因为效益的原因而放弃，否则只是工具性的、虚伪的道德。然而这种“德福背反”的状况毕竟不合理，那么就可以置换到制度的层次来思考，通过改善制度以减少“德福背反”的状况。一种合乎经济伦理的制度应该往保障“德福一致”的方向发展。

最后，德·乔治将其经济伦理学定位为一种应用伦理学，可以通过分析这种“应用”的性质，以进一步理解其经济伦理观点。分两点看。

第一，作为应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显然有别于以经济实践者为主体的、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伦理学。它在自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的同时，积极寻求两者相通的桥梁，从而如何让伦理学方法得以有效地介人经济实践，当为经济伦理学的基本研究取径。这一点可以从他对经济伦理学的目标定位来说明。

表面看，其目标定位较为“卑微”:经济伦理学只是就经济决策的伦理方面作评判，并提供予以改善的参考方案。它既非意味着直接就决策优劣作判断，更不是要代替企业去做决策。然而这一卑微的定位包含了合理的考量:究其实，经济伦理学虽然以现实为主要面向，但也正因此就必须看到，现实的决策之合理性，依赖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伦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这样看，这种“卑微”，与其说是强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局限性，不如说是表达了对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尊重。换句话说，不能以关注现实为借口，而确立一个理论所达不到的目标:一方面，理论总是力求从某一方面去描画和优化现实。经济伦理学只是力图充分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伦理因素及其重要性，并提出改善的方案以供经济实践者参考。它“并非万应灵丹，只有当那些掌握实权的关键人物采取恰当的行动之时，经济伦理学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其目标不能是膺越的。另一方面，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关键在于通过冷静的分析而增强其理论说服力，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而不是要基于“激烈变革”的实践狂热，去直接发起各种改变现状的社会运动。

第二，经济伦理学被定位为“应用”，但既要发展为一门学科，若缺乏自身的基础理论，则其独立性不显。德·乔治显然未在经济伦理学的范围内对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做深层次的探讨，而采取了悬置基础问题的态度。但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态度可以从其相关论述得到解释:其一，道德多元的事实。在其《经济伦理学》第二章，德.乔治用相当的篇幅讨论了“传统道德与伦理相对论”的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美国乃至西方的伦理生活中，占主导的是道德多元的观点，经济伦理学不能无视这一观念事实。这意味着只能形成多种特定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在基础问题上则难以达成统一的、尤其是成体系的观点。当然，这种“特定”也意味着，从某种传统价值观出发，可以形成相对合理的经济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其二，就它与一般伦理学的关系看，经济伦理学的基础问题或可在哲学伦理学中探讨，或有待通过经济与伦理在实践中整合，然后才能反映到理论中。在此意义上，至少在目前，经济伦理学可以视为一般伦理学的附属学科。这种注重实践整合的态度无疑也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9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经济伦理学感想篇10

【关键词】伦理道德 道德精神 道德规范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传统伦理道德的演变和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严格按照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而生活，与社会伦理道德相违背的行为都将受到谴责与惩处，对人的行为评价也以伦理道德标准执行，所以说，传统伦理道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伦理发展的过程中，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分别是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宋元明清这三个历史阶段，在该阶段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结合佛、道、儒、释形成了现代伦理道德雏形，我国现代伦理道德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萌芽时期，从古代神话和相关典籍中可以发现传统伦理道德的“身影”。我国古代神话故事宣传思想大致相同，普遍为忠、孝、仁、义、礼、信等，深刻影响着先秦时期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先秦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既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诉求，在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最初的伦理道德架构，为以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唐时期。经过先秦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框架已经确定，然而，此时的伦理道德思想并没有成为主导社会规范的思想标准。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始据理力争，在思想方面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在当时看来是文化领域的“灭种”行动，然而，在今天看来，董仲舒的思想对于规范社会秩序，使社会伦理道德形成体系，维护社会安定有着极高的历史意义。②董仲舒在总结孟子的“五伦”、“五常”后，创新性提出了“三纲五常”理念，董仲舒为确保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将统治者地位推崇至无限高地位，从而使儒家学说在统治阶级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宋元明清时期。新儒学伦理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具代表性。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在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的正当需求被漠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这种伦理道德思想在与封建政治相结合而沦为道德专制主义，则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也是如此，他与程朱理学站在了对立角度，强调人心，以人心为万物本源，导致社会自由主义盛行，陷入混乱。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传统伦理道德内容与儒家学说内容基本一致，不仅证明了孔子是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创始人，也是对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文化成果的整理。直到今天，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思想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依然在影响着我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积极作用。③

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首先，修身养性，向内探求。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基于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稳定，对人本性的信任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的基础。传统伦理道德并不要求“灭人性”，而是要求人们能在面对利益时控制内心欲望，加强个人思想对私欲的控制。然而，仅仅通过个人修养实现对人行为的规范极不现实，传统伦理道德依然需要相关制度性的规范作为补充。尽管如此，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人性修养对于伦理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极为重要。通过修身养性认识到自身思想上的不足，发现个人与传统伦理道德要求之间的差距，进而追求对个人身心上的更深层次的修养。

其次，克己奉公，注重整体。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社会成员责任感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强调社会成员根据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为社会发展而努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体服从于集体，私利服从于大局，这就要求个人对私欲的控制，实现各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各司其职。传统伦理道德将国家统一、民族团建、社会稳定作为三大重要前提，因此，社会各成员应当按照此要求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集体利益为重，特殊情况下需要牺牲个人利益，这是民族使命感、责任感和历史感的直接体现。

最后，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主要任务为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利”和“义”方面我国传统道德伦理就要求人们能够做到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孔子就曾劝诫弟子要“见利思义”，在面对利益时要时刻考虑道义。只有当利与义在一起时，人的最终选择将会暴露此人伦理道德思想上的问题，这也是伦理道德在划分君子与小人时依据的标准。识大体，讲大义才是君子的行为，而为获得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则被视作小人。④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理论缺陷

科学与理性精神的缺失。我国传统社会状态是一种伦理社会，社会成员关系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伦理关系，道德是规范成员之间行为的标准，因此，道德就成为衡量社会成员的价值核心。然而，当伦理道德被当作工具任意使用将会造成社会成员在个人价值观、人生观上的选择出现错误。⑤

伦理道德作为主要的社会关系调节规范是对传统儒学文化的误解，是一种泛道德思想，泛道德思想导致我国人民对新事物、新文化的接受能力极低，甚至拒绝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导致我国在近代历史阶段发展极其缓慢。

法治精神的缺位。传统伦理道德作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方法之一，只是一种补充，伦理道德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具备强制性，完全根据个人自身修养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法律是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些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依靠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这就是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内涵。

使用伦理道德作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法治精神”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影响到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也会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⑥

公共伦理原则的缺乏。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念也无法接受以雇佣关系为主要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出现。而且，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限制了底层群众获得平等资源的机会，这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较为开放的社会空间，导致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隔阂，无法接受社会文明思想，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下形成的社会文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文明，而是一种公共行为下的“社会文明”，不具有广泛意义的代表性。

传统伦理道德的现实价值

“公忠”爱国的道德精神。“公忠”作为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一直受到最广泛的推崇，“公忠”强调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在面对利益冲突时，应当从大局出发，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不计其数的英雄践行“公忠”思想，他们在面对国家利益时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命，这就是伦理道德理念中“公忠”的最直接、最动人的体现。“公忠”理念的培养，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极为重要，能够提高全民族团结程度，增强中华儿女在世界上的自信心和自尊心。⑦

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智慧。第一，要求社会成员具有“仁爱”思想。“仁爱”是协调、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伦理道德理念，通过人与人之间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要求社会成员严以律己，学会宽容。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和对他人的宽容重要之处在于修身，即道德修养，通过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达到和他人、社会保持和谐关系，当修身行为广泛存在之后，社会和谐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

第三，明确自身定位与合理定位他人。正确的自我定位对于提高个人对他人与社会的认知极为重要，通过正确的认知自己、他人、社会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采用科学的手段，得出正确的结论。认知错误将会对人际关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发生错误判断和行为。

第四，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诚信是立人、立国之本，只有恪守诚信才能得到他人信任，在进行承诺时，应量力而行，对于承诺的事情，应竭力完成。

第五，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谦虚是个人修养高低的直接体现，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通过谦虚的态度可以获得对方的好感，更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便于工作的开展和感情的加深。

传统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以伦理关系为主要成员关系调整依据，关注成员之间因伦理关系而建立的各种义务和权利，其中以“三纲五常”、“五伦”、“五常”为代表，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成员关系的深度总结，使家庭生活井井有条。⑧在剔除其中的糟粕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成员伦理关系准则依然适用于新时期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依然是我国传统美德的重要体现，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

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教导人们及时行善，通过不断行善提高自我修养，严于律己，超越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礼记》认为，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诚信守道之人，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这一说法印证了伦理道德和修身之间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修养，实现个人道德素质的升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极为有益，伦理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依然存在，多数人也承认对道德准则的遵守是个人修养的一种体现。

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道德人格。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追求精神领域的需求是当前大多数人的目标，精神追求是高尚伦理道德素质的体现。对于道德精神追求古人也有着较为直接的定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对于新时期道德精神养成具有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是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总结，新时期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伦理道德在不同高度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帮助，指导并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新时期发展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建议

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在传统伦理道德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超越法律制度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然而，伦理道德依然作为法律之外的补充。传统伦理道德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负面性，然而，绝大多数伦理道德理念仍然是正面的，通过对伦理道德的有效利用，可以达到法律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法律通过强制性而使人屈服，道德通过内心的责问而使人心服。

强调奉献利他，注重集体利益。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自给自足生产经营历史，在此期间的人际关系通过宗法关系维系，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体系，进而形成具有实际可操作的道德行为规范。由于宗法关系基于族群而存在，因此，集体意识较早地存在于古代人的思想中。在面对利益选择时，伦理道德要求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国家。市场经济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因此而导致的个人主义已经偏离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对此，应当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进行再认识，只有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才能实现，单独维护个人利益而忽略集体利益，虽然得益于一时，然而却因损害了集体利益，集体无法保全，个人利益也因此而最终受损。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先公后私的道德理念仍然需要。

建立完善的道德赏罚机制。现代伦理道德规范也应当关心人的内心诉求，通过对人内心情感、心理的分析，以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进行了解，对个人行为进行正确引导。传统道德中的奖惩措施就是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另外一种行为引导手段，对遵守伦理道德要求的人员给与表扬和奖励，对违伦理道德要求的人员进行批评和惩罚。通过道德的奖惩实现对个人行为的正确指导，使社会成员能够明辨是非，知悉对错。

结语

传统伦理道德是我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建设的基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极其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在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客观评价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分析其价值，选择性的继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内容，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要与传统伦理道德相呼应，逐渐建立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伦理道德规范。针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鲁东大学食品工程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王红武：“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

②于铭松：“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③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

④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⑦肖祥：“‘伦理’与‘道德’之辨析”，《唯实》，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