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调查方法十篇

民意调查方法篇1

关键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意愿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31-07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陈留彬，2006)。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活动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由于与国有企业处在并不对等的社会政治地位，民营企业常常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因此，随着民营企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方法与效果。之所以考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原因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国有性质的企业(含国有控股的企业)的所有者本质上就是全体人民，所以国有性质的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民营企业就不同，其所有权理论上归属于投资者。因此，从所有权理论上并不能合理解释民营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那么，民营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呢?如果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又通过怎样的方式方法来履行社会责任呢?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怎么样呢?这些问题关系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战略，亟待回答。

本文将通过对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来考察这些问题。结果发现，尽管民营企业主观上愿意履行相关社会责任，但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大部分民营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还停留在较低的认知层次上，比较关注于职工的工资发放和社会捐助，而对工人的其他福利、环境保护等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还很不够。这并不符合目前国家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体面劳动”与“绿色经济”等要求。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不佳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认识不足。尽管大部分民营企业都认可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形象的观点，但是很少民营企业认可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强企业经济效益的观点。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的不清晰看法，极大地扼制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相关措施来鼓励民营企业自觉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二、理论分析

世界银行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英国政府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进行综合考虑，在自愿基础上采用高于最低法律规定的标准。美国商业与社会责任协会(BSR)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公司在考虑道德价值、遵守法律规定、尊重人民、社区和环境的情况下开展经营活动。在此，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民营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然后分析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和措施；最后再分析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

(一)意愿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长期价值最大化。而为了实施长期价值最大化，必须解决好由于管理者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负责而导致的多目标冲突问题。如果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是不可能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承担相关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将使企业变得更有利可图(Jones，1980)。因此，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民营企业不仅应对股东利益负责，而且应对界定清晰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即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不是为了实现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一种伦理性责任(Donaldson和Preston，1995)。观点从根本的价值判断视角来论证企业必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认为这样做完全类似于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任务(Freeman，1984；Clarkson，1995)。按照这一观点，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改善，就意味着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注程度不断提升，但这对所有者利益的关注程度有可能下降(郑海东，2007)。然而对于民营企业，由于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高度统一的，对所有者的责任是硬约束。因此，对所有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即使会降低，降低的幅度也应很小，因为民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制度约束都不允许其对所有者的责任大幅下降。考虑到对所有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两方面责任的一个上升而另一个又不下降，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具有很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而且，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日益发展与壮大，社会公众对民苜企业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要求的心理压力，也会促使其越来越注意所有者以外的利益，从而促使民营企业管理者愿意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也会为民营企业带来声誉效应，从而为该企业日后的经营创造有益的社会环境，这也可能促使民营企业愿意履行社会责任。

(二)方法

以上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那么，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又要通过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履行社会责任呢?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方法。综合现有研究，我们可以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整合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方法(见图1)。

图1表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以下两类：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和不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所有者、员工、供应商和顾客。对于所有者，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尊重并保护所有者利益，诚实报告企业财务信息；对于员工，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给予员工适当待遇(包括教育与培训、工资与晋升、安全与健康)；对于供应商和顾客，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交易公平并诚信，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改良和开发产品、广告的合理化、给予产品使用指导、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不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政府、市民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于社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改善社区环境，改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对于政府，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遵守法律，特别是在反垄断法、产业结构合理化上的合作、抑制通货膨胀；对于市民团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慈善捐赠，并负担社会贡献的经费；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招聘公平，积极推进社会活动、监督和公

开社会活动的结果。

(三)效果

民营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组织，其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更有利可图。实际上，承担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它与获取竞争优势的其他手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建立高质量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获取竞争优势(郑海东，2007)。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了经营中所需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对于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利益相关者，所有者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经营所需的财务资本；员工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经营所需的智力资本；供应商为民营企业提供所需的原材料、技术和劳务；顾客通过购买民营企业的商品和劳务，而维持了民营企业的再生产。对于不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利益相关者，社区和广大社会公众可以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氛围，为民营企业所有者以及员工提供了良好的精神生活环境，同时它们也是民营企业的现实和潜在消费者；政府可以维持民营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保障生产经营和相关合法利益。

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与利益相关者构建良好的关系，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这些资源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价值。而利益相关者众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民营企业的要求不一样，民营企业可以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构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与企业价值的提高。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履行相应社会责任可以改善企业绩效，提高企业价值。但是，这个观点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呢?有很多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这个观点。陈留彬(2006)、郑海东(2007)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综合评述。，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效果与其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留彬，2006)。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发放

由于无法通过档案数据库来较准确地获取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方法和效果相关数据，我们通过向民营企业管理者发放问卷调查方法，来考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方法和效果。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陈宏辉，2003；陈宏辉和贾生华，2004；姜万军等，2006；金立印，2006；李立清，2006)，结合我们的理论分析，我们首先初步设计一份问卷，并向一些问卷对象进行了预试，然后，我们再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订。除考察调查对象特征的相关问题外，最终的问卷共包括三大类问题：(1)考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愿度的题项；(2)考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法的题项；(3)考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果的题项。我们共计向民营企业发放了248份问卷，收回了200份问卷，剔除6份回答前后矛盾的问卷后，共计得到有效问卷194份，有效收回率达到78％。信度分析表明，该问卷的Cmnbaeh's Alpha系数为0.83，这表明我们的问卷符合探索研究的需要。

考虑到调查结果的代表性，我们在研究设计中，尽量将问卷调查对象分散化。表1与表2分别给出了问卷调查对象所在行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盈亏状况等分布情况，以及问卷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职位等分布情况。

(二)问卷调查对象分布特征

从表1和表2中不难发现，调查对象遍布各个行业，问卷调查对象分布比较分散，排除了调查结果会受到问卷调查对象分布特征的影响。调查对象所在的企业规模63％为小企业，主要原因是我们调查的对象是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的规模一般都较小。

四、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度调查

我们分别从主观方面(见表3)和客观方面(见表4)来考察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

表4从客观方面反映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表4表明，仅仅31％的民营企业正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而一半的民营企业都将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列为企业长远战略。这反映出尽管民营企业主观上愿意履行相关社会责任，但是，这仅仅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目前他们并未履行相关社会责任。而在“经营过程中是否考虑社会效益”问题上，考虑者与不考虑者几乎各占一半。这进一步佐证，在客观方面，目前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度并不高。结合表3关于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意愿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民营企业意识到需要履行相关社会责任，但这个主观意愿仅仅停留在主观意识方面。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程度远远低于他们的主观意愿。因此，如何调动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将民营企业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主观意愿转换成客观现实，从而实现民营企业的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仍然是国家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五、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法调查

我们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括的内容(见表5)；另一方面考察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只有在认识到社会责任涵盖的具体内容，才可能更好地履行相关社会责任。

(一)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涵盖的容调查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涵盖以下两个方面：(1)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表5中第1-10题分别表示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根据表5的第1-10题的顺序，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考虑股东、债权人、政府、顾客、员工、供应商与同行、知识产权拥有者、社区与社会公众(第8-10题都指对社区与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的社会责任。调查对象认为，民营企业不仅对相关利益者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搞好自身的经营管理也是民营企业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表5中第11-15题分别表示调查对象对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的社会责任认识。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应该有效配置资源，诚信经营，自主创新、节能降耗，并采取先进的企业文化。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的社会责任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又必然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二)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考察

在认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涵盖的内容之后，我们进一步考察民营企业如何履行其社会责任。表6描述了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总体管理情况。表7至表10则具体描述针对每一类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

表6给出了民营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情况。表6表明，目前民营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并没有集中统一的模式，不同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机制并不相同。而且，大部分民营企业(83％)都没有设立社会责任部门。这进一步表明，目前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要想民营企业有效履行相关社会责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构建若干套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履行模式，在民营企

业进行免费培训与推广。

表7给出了民营企业对职工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可以看出，多数民营企业对职工的薪酬福利的保障仅局限于工资方面，而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职工都没有“五险一金”和带薪休假。这表明，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职工薪酬福利制度与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工作生活保障性不强，离联合国劳工组织与中国政府倡导的“体面工作”要求尚存在很大的差距。

表8描述了民营企业对客户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多数民营企业(73％)已制定了客户关系管理制度。但是，与客户互动方面还不够，经常对客户满意度进行调查的企业仅占44％，设有专门渠道接受客户意见反馈的企业不到一半(49％)。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客户社会责任的履行仍然停留在“制度建设一大筐，实际行动却没有”的层面上。这可能由于民营企业规模不大，而无暇顾及客户的社会责任。但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民营企业骨子里就没有重视对客户的社会责任。

表9A、9B两部分描述了民营企业社会公益活动和捐助情况。表9A表明，仅有2％的民营企业从未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和捐助。但是，大部分社会公益活动和捐助集中在救灾(90％)与扶贫(53％)两方面，环保、社区公益与教育等方面的参与度很低。这表明，尽管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捐助，但是，参与的层次较低，仅局限于对临时性的突发灾害与贫困人口的救助上，还不能形成持续的、永久性的社会公益救助制度。表9B描述了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捐助的具体方式。民营企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捐助的主要方式是捐助财物(98％)、参加公益活动(75％)与履行社会义务(55％)。而具体到社会捐助的方式，捐助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公益组织捐助(41％)。这也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捐助的相对混乱局面，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捐助体系，从而也难于对社会捐助形成有效监管，进而容易让人怀疑捐助财物的使用效率，这反过来又会挫伤民营企业社会捐助的积极性。

表10表明，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整体情况不太好，仅仅56％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考虑环保。在不同的环境保护方式中，相对较多的企业采用的是参与环保公益活动(47％)。采用其他方式的企业都不超过30％。这表明，民营企业的环境保护几乎都是被动参与的，即被动参与其他组织或单位举行的环保公益活动。很少有民营企业主动采取相关环保措施。因此，在全世界都提倡“绿色经济”的今天，如何提高民营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促使民营企业自觉主动地实施环境保护，仍然任重道远。

(三)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

表11表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不容乐观，经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民营企业仅占27％，而且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内容主要是财物信息(53％)和工资福利(53％)，披露其他社会责任信息内容的民营企业还不到30％。这进一步表明，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视很不够，以致即使履行了相关社会责任，都懒得去披露。也可能是，目前信息披露没有针对社会责任信息制定具体规范，以致民营企业“无法”可依，不知道如何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所以就不披露。而社会责任信息的不披露，又会挫伤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因为企业外部人士无法获知他们履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所以，为了促进民营企业更好地履行相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管制部门，尤其是会计管制部门，要及时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使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六、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调查

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效果必然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我们在调查中，也考察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效果(见表12)。从表12可以看出，大部分(89％)的民营企业都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形象有利，仅有9％的企业持相反意见，而这也与88％的企业关注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的结论非常一致。这表明，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将履行社会责任当作是提升企业形象的手段。

但是，在调查履行社会责任对除了提升企业形象之外的其他生产经营管理有怎样的影响时，民营企业的看法并不一致。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加长期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比例分别仅为38％、35％和23％。而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将会增加企业成本与降低经营效益的企业比例也达到37％和14％。这说明，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强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势的观点，在民营企业中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结合前述关于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形象的观点的一致认同，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民营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还仅仅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即只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形象的好处，还没有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竞争能力，对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

在调查履行社会责任是否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效应时，76％的民营企业认为可能会。这个结果再一次印证了前述关于履行社会责任将会增加成本(37％)和降低经营效益(14％)的调查结论。这些结果再一次印证了前面关于民营企业不愿意积极主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观点。从而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要想民营企业积极主动地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从而避免挫伤民营企业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呢?调查结果表明，多数民营企业(51％)认为需要改善信息披露。结合前述关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不够理想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在目前，要想改善信息披露，政府有关部门要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强制民营企业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并且制定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不能仅仅依靠民营企业自愿性披露。自愿性披露并不能有效激励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另外，也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31％)认为，为了防止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国家应该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促使民营企业科学规范地履行相关社会责任。要防止不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给民营企业带来的伤害。

七、结语

民意调查方法篇2

社情民意调查是指对社会生活基本情况和公民意见或愿望的调查。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等系列制度，以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此后，各省和部分地级市政府纷纷建立专门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简称民意调查机构），民意信息逐步进入地方政府决策咨询程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表征。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给政府民意调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民意调查工作，更好地发挥民意调查机构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开展民意调查的国内外背景、**市民意调查工作的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以“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服务决策”为宗旨，进一步加强民意调查工作的若干建议。

一、开展社情民意调查的国外国内背景

（一）民意调查概述

民意调查，又称民意测验，是调查者运用科学的调查与统计方法，通过亲自接触或广泛了解，如实反映一定范围内的民众对某个或某些问题的态度倾向的一种应用性社会调查活动。从世界范围看，民意调查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方法的运用。1935年10月，美国人乔治?盖洛普创建“美国民意测验所”，并对抽样方法和访问方法进行了重大改进。自此，民意调查步入了借助更科学的抽样方法、更高质量的数据采集方法的轨道，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产业。目前，民意调查已被西方各国普遍采用。在美国，民意调查已形成年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产业。

（二）西方民意调查发展史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将民治无谬论应用于治国之道，他歌颂民意的威力，认为即使是独裁政治也要以民意为依归。卢梭是最先使用民意一词的重要政治理论家之一，他强调民意不能在被逼迫的情况下产生，而政府可以藉民意间接地影响世道人心。

现代民意调查研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两个重要的源头，即：市场研究和模拟投票。所谓“模拟投票”也称假投票，起源于1824年的美国，是政客和记者用来预测谁能赢得选举的需要。采用的方式大多是在报上印好选单，要求读者把圈选好的单子寄回报社。当代美国关于选举的民意测验的准确性误差在2.2%左右。

（三）我国民意调查发展史

1、新中国成立前的萌芽发展。我国是较早进行现代民意调查的国家之一。清末民初，在各类政客、官僚的文书公告中，“民意”一词频频出现，成为争夺话语权的标榜。1922年11月，我国举行了第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在《晨报》上公开发表，开了我国民意调查的先河。中国共产党所主办的第一次民意调查是1938年2月由重庆《新华日报》所举办的读者意见征询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影响最为广泛的民意调查是《大公报》在1942年10月10日所作的关于中国民众对抗战前途问题看法的民意调查。

2、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9月，整整30年间，开始是由于不重视实证社会科学，1957年以后又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我国的民意调查处于冰封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意调查才得以复苏。新中国首次正规的民意调查是1982年6月首都新闻学会等单位共同进行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这次调查是我国最早的一次从问卷设计、抽样设计、组织实施到数据处理，都严格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的民意调查。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意调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发展阶段，突出表现为事业发展的多元化、资金注入的多元化、调查内容的多元化。1992年以来，仅零点调查公司实际进行并向社会公开的民意调查结果就超过了600项。日本《读卖新闻》曾在20xx年12月24日针对零点调查的《中国城市市长支持调查报告》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项“耐人寻味”的发展。

3、新世纪以来的全面发展。20xx年，南京开展万名群众公开评议机关活动，南京市委、市政府把评价部门和行业的标尺交给普通老百姓，对排名靠后的部门和行业的“一把手”进行诫免谈话，甚至对末位实行免去其职务的办法，借助民意推进了政府部门作风的转变。民意的理性表达，已经从传播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扩展到政府部门和行业，并对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民意调查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日益显现。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切实增加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这成为各级政府成立民意调查机构的重要依据。20xx年12月16日，湖南省成立了隶属于省统计局的民意调查中心。此后，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市民意调查机构相继成立，民意调查报告也屡屡见诸报端。目前，全国省级统计部门都已成立了民意调查机构，大部分省会城市和部 分地级市也都设立了类似的民意调查机构，民意调查结果进入政府决策已成为大势所趋。

二、**市社情民意调查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20xx年8月，**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顺时应势，正式成立，隶属于**市统计局，这是**省第一家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成立，被国内许多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学者誉为具有“创新眼光”。市民意调查机构成立后，坚持“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服务决策”的宗旨，建立了调查员队伍，配置了具有30条电话专线的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cati系统），开展了各类民意调查项目50余个，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掌握社情民意，进行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突出重点开展民意调查工作

一是围绕党委、政府工作考核开展满意度调查。近两年来，开展了公众满意度年中、年末调查，调查结果作为**市委、市政府对县（市、区）“两个社会”考核的重要依据。20xx年上半年，**市提出开展“多城同创”，并召开动员大会进行部署。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积极跟进，开展了季度市区卫生满意度调查。同时还开展了限禁放烟花爆竹满意度调查，提供给有关部门作为指导工作和考核依据。

二是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调查。如在每年市“两会”期间，开展“**民众最关心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调查”、“**民众对两会关注度调查”等，有的调查报告还被作为“两会”参阅材料。20xx年10月，开展了“构建**和谐社会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被作为市委读书会的参阅材料。同时，还就市委、市政府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收集社情民意，如开展了“**创业创新环境调查”，收集从企业家到普通民众对于全市创业创新环境的意见建议。

三是围绕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调查。在20xx年市政府召开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前夕，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市民对出租车价格调整意见的调查”，并在听证会上通报了调查结果，成为听证会的一个亮点。另外，还开展了“民众对农村社会治安状况的看法调查”、“民众对**房地产市场状况的看法调查”、“民众对义务教育的看法调查”、“市民文明礼仪行为调查”、“市民的节能意识及行为调查”等，反映民众心声，下情上达，为党委、政府制定政策、评价工作和改进服务，提供民意依据。

四是围绕公众的心理情绪和价值取向开展调查。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待社会的心态以及自身的价值取向不同。民众心态的变化也是重要的社会变迁。因此，我们自20xx年开始了“民众心理情绪和价值取向调查”，定期对民众心理情绪和价值取向进行调查，并进行动态分析，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

（二）把握准确客观的民意调查原则

准确、客观是民意调查的生命。为了使民意调查的结果相对于民意原貌的偏差降低到最小限度，保证民意调查结果准确、客观，市民意调查工作始终坚持三个“性”：

一是调查工作的独立性。要求从事民意调查工作的人员坚持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开展工作，杜绝先入为主的设置和外部的干扰，力求真实地反映民意，不做为某方面贴金或歌功颂德之事。

二是调查设计的合理性。坚持按照统计学的原理进行问卷设计、抽样设计。一般地，在总体单位足够大时，精确的民意调查的样本量不低于600，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下，最大抽样误差在4%以内。

三是调查执行的准确性。包括调查培训、调查质量监控、样本回收等都严格规范要求。美国1948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盖洛普和罗珀等民意调查组织，都预言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将获胜，成为民意调查历史上的一大笑话。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调查执行环节上出了问题。

（三）逐步完善民意调查的方式和手段

目前，**市采用的民意调查方法主要有四种：

一是传统的面对面访谈，俗称面访。包括入户访部，街头拦截等。由访谈者对被调查者提问，并将答案记录在问卷上，然后对问卷进行处理和数据录入。面访是电话访问的补充。有些特定对象，无法通过电话访问，必须进行面访。比如，对一些流动性较强的人群征求意见。

二是信函访问、留置访问。向特定的调查对象发出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填好后发回。这种方式适合于一些深层次的调查研究。

三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技术发展起来。问卷由相应的软件来设计生成。访谈者坐在crt终端前，通过电脑拨打号码，用小型的耳机式电话向被调查者进行访问，并通过电脑记录结果。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是目前**民意调查采用的主要方式。

四是网络调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民意调查方式的转变，电子邮件（e-mail）、网络调查目前已经成为业内广泛采用的一种调查手段，但网络调查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方式目前在我市尚处在尝试阶段。

（四）民意调查工作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反映社情民意。由于所选的民意调查议题通常是公众普遍关心的并有较大影响的问题，因此，民意调查结果往往能够成为党委、政府制定决策、实施政策的重要参考因素。而且民意调查结果通过媒体，有利于广泛地形成社会舆论，拓展决策部门倾听民声民愿的渠道，实现下情上达。

二是监督社会环境。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与社会风险的增大联系在一起的，这要求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监督。而社会环境的监督总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指标的数据采集和综合处理来实现的。民意调查机构所进行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就发挥了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

三是引导社会舆论。民意调查结果在有关媒体上，往往会成为公众关心、议论和思考的问题，并对人们产生某种影响，引导着社会心理和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意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它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观念、态度和价值取向，进而对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具有导向和约束作用。如“市民文明礼仪”、“培养健康饮酒习惯”等调查正是在某程度上发挥了这个作用。

四是协助公共决策。民意，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共同意见和一致态度，而态度和意见通常被认为是“行为的准备态”或“行为倾向”。既然人民群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政府决策要想做到现实可行和有预见性，就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民意，顺乎民意。我市已开展的不少民意调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协助公共决策的作用。

五是充实传播内容。我市开展的民意调查大多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为传媒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传播素材。对于看惯了报道内政外交、精英人物等新闻的普通大众来说，对那些反映与自身关系更密切、与自己的意见更贴近的普通百姓的声音，无疑是更有兴趣的。

我市社情民意调查工作开展两年多来，得到了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原市委书记蔡奇，现市委书记张鸿铭、市委副书记朱贤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元茂荣等领导共作出重要批示15篇次，充分肯定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工作。20xx年初，原市委书记蔡奇批示指出：“党委、政府工作要多关注社情民意，摸准基层群众的脉搏。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今后要多发挥作用。”同年11月，蔡奇同志又在《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汇报》上批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社情民意，市统计局民调中心就是重要载体，并在这方面做了富有特色和成效的工作，值得肯定。今后民调结果将作为各级评判形势与工作的重要依据，而且逐步过渡到向社会公开。”市委书记张鸿铭对20xx年末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的批示指出：“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很重要，有助于各部门对照检查，改进工作，提升形象，请各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加强整改，落实在今年各项工作中。”20xx年1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元茂荣专程到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视察，对我市民意调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新的一年的工作提出了希望。

与此同时，许多新闻媒体，如《杭州都市快报》、《**日报》、《**晚报》、《**商报》、**电视台、**有线新闻台、**广播电台、新浪网，都对我市的民意调查工作进行了专访和深度报道。如20xx年12月，**电视台《深度二十分》栏目对我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了20分钟的专题采访报道。有些新闻媒体还与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合作开展了专题民意调查。社会公众对社情民意调查工作也给予了支持和配合，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经常会有公众主动来电反映情况，并不时收到群众的来信，这对民意调查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加强**市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建议

根据政府善治的原则，一个科学、民主，符合“善治”要求的政府决策，应当实现决策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决策规则的民主性、科学性，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和效率性，决策方式的规范性和高效性，以及决策参与机会与结果的公平和公正性。

（一）要重视和加强民意调查制度建设。我市成立民意调查机构在全国地级城市中属于先行者之一，目前对政府民意调查机构的运作和支持，基础资料（如抽样框）的采集等还没有很明确的规范。从全国来看，民意调查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和健全的行业管理办法，缺乏技术规范。建议以市政府发文的方式，明确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性质、地位、工作规范、调查结果的效力等，对民意调查结果进行分类，明确各类调查结果进入决策的层级和程序，使民意调查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各项活动能够在制度保障下运作。

（二）要建立民意调查项目综合研究平台。民意种类繁多，如何采集，开展哪些方面的民意调查？这是民意调查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应当成立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项目综合研究平台，定期研究热点民意议题。建议成立**社情民意研究会，由市领导担任名誉会长，聘请一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为成员，定期开展研讨交流，拟定民意调查项目。还可以此为平台，建立一个资料共享的信息库，为专业团体和社会各阶层提供信息服务。

（三）要建设一支正规的、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加强学习，严格培训，努力提高民意调查工作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高校学生资源，在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建立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一方面高校学生参与民意调查，可以增长社会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调查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

民意调查方法篇3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18日印发了《关于规范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意见（一）（试行）》（下简称《意见》），《意见》中规定对于申请调查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无法自行取得，以及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根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出具《调查令》，授权当事人的律师进行调查取证。这项制度的实施，标志着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在江苏省法院系统的正式启动，不仅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规定的不足，而且对于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各项权利救济得以实现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现行立法对这项全新的制度并无规定，本文在这里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民事证据调查令的含义及适用条件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民事证据调查令这一法律术语，它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理论。①目前，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都在民事诉讼中确定了“强制提供证据规则”，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发出命令要求对方当事人或案外人提供其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实施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的目的与强制提供证据规则基本上是相通的。②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民事证据调查令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对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无法自行取得，以及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经申请并获受诉法院批准，由法院签发给当事人的诉讼律师向有关单位收集涉案所需证据材料的法律文书。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可以对民事证据调查令的适用条件作出如下界定:

1．申请调查令的主体和持令主体有明确限制。根据《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在调查主体问题上有两个限制：一是申请主体的限制。申请人必须是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包括原告、被告及其诉讼人；二是持令主体的限制。持令人只能是本案当事人的律师。因此，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因种种原因没有聘请律师的，不适用调查令。如在自行取证遇到障碍时，可直接书面申请法院进行调查。

2．申请调查令的时间有明确限制。《意见》是对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规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申请调查令的时间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在法律规定或法官指定的举证期间内提出。根据省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调查令》样式，申请调查令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可适用。由于“诉前取证属于诉讼外调查，不是必然地涉及审判”，③加上当事人诉讼动机尚不明确，为了防止当事人为降低诉讼风险而滥用调查令申请权，故在案件受理之前，人民法院不能签发调查令。

3. 申请方式有明确限制。根据《意见》第八条的规定，申请调查令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要写明申请理由及申请调查的内容。

4. 申请调查的证据范围有明确限制。根据《意见》第八条的规定，申请调查的证据范围限定在：一是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无法自行取得的证据；二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范围，《意见》没有明确，这给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自由裁量保留了空间，笔者认为，这里所称的客观原因是指“当事人通过正常的调查途径仍无法获得的证据”。结合《若干规定》第17条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不能申请调查令，只能申请法院依法调查。

二、民事证据调查令的运作程序

根据《意见》第九条的规定，民事证据调查令的运作应 遵循以下程序:

1. 提出申请。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向有关单位调查收集证据时遭到拒绝，或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有关证据时，可向受诉法院申请调查令。申请人应当向受诉法院递交申请书,如实写明申请理由及申请调查证据的内容及有关线索。

2. 法院审核。人民法院接到申请人的申请后, 由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的理由、申请是否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调查证据的范围及与案件的关联性等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出具调查令；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以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或其诉讼人。《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情形没有表述，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不予签发调查令：（1）当事人在受理案件之前提出的申请；（2）涉及国家秘密；（3）涉及商业秘密；（4）涉及个人隐私；（5）与案件审理无关的证据；（6）证据不为被调查单位所占有、保管或控制或其没有提供或协助的义务；（7）其它不宜由诉讼律师持令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3. 持令取证。当事人的律师取得调查令后即取得向调查令所指定的被调查单位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在调查令有效期限内，有义务协助调查令实施的单位或个人，在核对持令人姓名、单位无误后，应当积极协助持令人收集、调查证据。

4. 回复法院。持令人在取得案件所需证据后，应将调查令交被调查人存档或保管，并向受诉法院提交持令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如果协助调查令实施的单位或个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妨碍持令人调查取证的，持令人应当将调查令交还法院并书面说明情况，由法院责令被调查人履行协助义务，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向其调查收集证据。

三、民事证据调查令具体运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省法院系统实施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是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树立人民法院公正、中立裁判形象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目前，全国已有多家法院出台相关规定付诸于审判实践，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在民事证据调查令的具体运作中，笔者认为，尚需注意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民意调查方法篇4

关键词：民事证据调查令 当事人 调查取证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中并没有对民事证据调查令这一概念进行法津上的界定。但是，我国许多地方法院都已经试行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200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上海法院调查令实施细则（试行）》，①对调查令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来源于三个方面即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律师接受委托调查取证，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收集证据。虽然《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针对三种不同主体调查取证有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过于笼统，实际操作性不强，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事人的举证权利与举证义务不平衡

证据是民事诉讼审理和裁判的基础，证据的收集与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密切相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③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我国法律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加大了当事人的举证义务。针对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的保障，《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有规定④。可见，我国法律在加大当事人的举证义务，明确举证责任的同时，没有对调查取证权进行具体的程序性保障，使得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沉重，举证权利稀薄。

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主张不仅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且应当在有效的期限内加以证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⑤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超过期限提交的，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否则法院不组织质证。举证期限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法院认可。另一种方式是直接由人民法院指定，一般指定的期限不少于30日。严格限定举证期限，有助于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举证期限的规定也对当事人举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制定具体的配套机制来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显得十分重要。

（2）律师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人收集、提供证据。律师属于委托人中最重要的一类。但《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仅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一条⑥规定了律师经常被调查人同意，可以收集证据。虽然《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对于单位和个人不予配合的，并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成为追求法律体系完善的摆设。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社会普遍的法律水平和认识能力比较低，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不知道该不该配合，而且对于配合程度也没有具体的认识，对于提供哪些资料也不清楚。同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都不愿意麻烦，怕自已提供的线索、事实会让别有有心的人用作非法目的，或被对方当事人用做对自已不利的证据。所以，在现实社会中，大家对律师的调查取证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或直接拒绝。但是，律师法要求律师在收集证据时必须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且没有规定如果被调查者不配合调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方式。所以，律师调查取证十分艰难。

律师在对有关行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取证时，政府职能部门经常以各种理由拒绝调查。例如，律师承办案件过程中，需要到公安局调取治安卷宗材料，或到国土资源局查询权属信息等。这些单位一般都会以"内部规定"来拒绝调查。笔者向一些有经验的律师了解过情况，大部分的律师认为现行的法冶环境对律师的执业有巨大的影响，律师在调查取证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际中也无法发挥司法救济的职能。建立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调查取证职能，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保障。

（3）没有充分发挥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⑦规定，人民法院有依当事人申请和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民事诉讼法不仅将人民法院列入了收集、调查取证的主体范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第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院依申请和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具体情形。

笔者认为，对于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规定的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实践中许多部门都用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来拒绝当事人和律师的调查取证，法律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规定不够具体，导致法院在审判中认定的标准不一致。法官忙于审判工作不愿用过多的时间调查取证。所以在认为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时，会要求当事人或人自行调查取证，使得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方式在实践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其次，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过于宽泛。当事人对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没有详细了解，导致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不主动向职能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调查取证，而以证据由国家部门保管为由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这样使得当事人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转移给法官，增加了法官的审判压力，降低了诉讼效率，不利于法官居中裁判。最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程序和手段，使法院在实际调查取证中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形。

在我国，当事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调查取证权，而是法律规定的三种不同主体的调查取证方式没有协调发挥作用，导致司法实践中调查取证难成为突出问题。当事人不能收集到诉讼所需的证据需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不能接近，上诉、申诉、成为了突出问题。我国法律对调查取证权保护明显不足。我们应积极探索新的调查取证方式，建立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来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注释：

①黎陈靥.刍议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之构建[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09）.

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④《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

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⑥《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民意调查方法篇5

第二条为本县行政机关的重大决策组织实施的专家咨询论证和民意调查，适用本制度。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决策的实施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应当组织实施专家咨询论证和民意调查。

（一）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规章草案、重大政策措施、重大政府直接投资项目等问题；

（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组织实施专家咨询论证和民意调查的事项。

第四条专家咨询论证和民意调查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

对需在一定范围内保密的民意调查，实施机关应当明确具体的调查对象。

第五条专家咨询和民意调查的组织实施由决策的实施机关负责。

由县政府组织专家咨询和民意调查的，县政府可以指定有关部门和机构组织实施。

第六条专家咨询团由精通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在相关专业领域有较高造诣的权威资深专业人士组成。咨询团成员由县科委负责考察，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后，由县政府统一颁发聘书。

民意调查对象按职业、年龄、性别、生活水平、文化程度等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人数每次原则上确定在200人左右。

第七条专家咨询论证一般采取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或通过网络、电话、信函咨询等方式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民意调查采取定期与不定期调查、典型和全面调查相结合，以问卷为主，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走访为辅的调查形式。

第八条专家咨询论证和民意调查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咨询论证程序

1、提出咨询论证事项；

2、根据事项内容明确具体的专家咨询论证组成员；

3、向专家咨询论证组成员提供相关文件及背景材料；

4、召开咨询论证会或通过网络、电话、信函等方式咨询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专家咨询论证组成员应就下列内容对论证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

（1）咨询论证事项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2）咨询论证事项是否符合我县的发展实际；

（3）咨询论证事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

5、根据专家咨询论证组成员的意见，形成决策建议报告县政府。

（二）民意调查程序

1、根据确定的事项制定调查方案，设计调查问卷；

2、抽选调查区域、单位，确定调查对象；

3、采取抽中单位组织发放问卷和调查员深入居民户中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填写调查问卷；

4、对返回的问卷进行审核汇总；

5、根据汇总结果，写出综合调查报告报县政府。

第九条专家咨询论证原则上不得超过15天。综合性决策论证调查原则上应在2个月内完成，专题性决策在20日内完成，明确了具体时限的，以明确的时限为准。

第十条对民意调查的所有被调查对象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以及收入情况、家庭财产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对相关部门或单位及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专家咨询团成员或民意调查组了解情况，查阅资料、数据、相关文件等不提供方便的；

（二）故意对专家咨询团成员或民意调查组提供虚假或错误信息，造成决策失误的。

第十二条县长办公会或县政府常务会应定期或不定期听取各事项的咨询论证和调查结果的情况汇报。并可根据决策需要，邀请专家咨询团成员和民意调查群众代表列席会议的相关议题。

第十三条实施专家咨询论证和民意调查后，未通过专家和群众认可的重大事项不得实施。

第十四条专家评审费、咨询费和调查费在科三费中列支。第十五条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咨询团成员，县政府

民意调查方法篇6

一、全方位、多途径引入民意调查机制。

我们在干部的选拔、评价及监督管理等环节引入民意调查的方法和手段，让干部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开放民主的体系内，用人上的组织意图与公众民意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扩大了干部工作的公信度。

1、在干部选拔中引入民意调查。选谁不选谁，民意作依据。20__年以来，我们在干部选拔工作上先后组织了对181名后备干部人选公众形象、113名任职考察人选信任度和82名试用干部支持率的问卷调查。

2、在干部实绩评价中引入民意调查。20__年底，在全县乡镇换届考核中，组织对32个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和423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入户调查。20__年4月，对列入中组部试点考核的3个部门及其1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电话、网络等形式进行了民意调查。

3、在干部监督管理中引入民意调查。20__年以来，每年利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组织对科级领导班子及其党政一把手公众形象进行问卷调查，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和党建网站进行干部作风网络调查。

4、在干部工作评价中引入民意调查。开展专项民意调查。为了解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反映，征求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意见，每次干部调整异动后我们都组织开展了专项民意调查。

二、科学组织，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民意调查。

1、突出针对性，围绕“群众熟知”设置核心评价要素。对于不同的调查对象或调查事项确定不同的调查内容设计问卷。对于后备干部、任职考察人选，主要了解民意认可程度，评价指标主要为公众形象、信任度、支持率等。对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评价，则围绕工作思路、工作投入、工作成效、工作作风、公众形象等，从群众能够直接感知的事情入手来设计调查问卷。比如在对乡镇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考察时，针对领导班子的工作成效，我们就选定了村村通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农业产业调整等工作的满意度设计问卷。

2、突出关联性，合理确定民意调查范围。我们根据民意调查对象关联的知情度确定调查范围。比如，对拟提拔人选是乡（镇）党政正职的，民意调查范围为来自基层的、未参加民主测评的本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拟提拔人选是党政领导班子副职的，民意调查范围主要是分管范围内未参加民主测评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拟提拔人选是部门（单位）负责人的，民意调查的范围主要是所在部门或下属单位未参加民主测评的一般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服务对象。这样，尽可能地使民意调查的范围与干部工作和服务的对象紧密相关，能真实地反映群众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社会评价。

3、突出公正性，分类评估调查结果。我们把问卷调查的备选项加以不同的权重进行百分制记分，然后对领导班子和领导班子正职按照“乡镇类”、“县直经济工作部门、管理机构及执法单位类”、“县直事业单位类”、“县直党群机构类”等5类进行分类排队；对领导班子副职，除在班子内排队外，还在全县同一序列干部内排队。

民意调查方法篇7

论文关键词 检察机关 调查取证 检察监督

一、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的权利属性

所谓民事检察中的调查取证，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申请或者根据案件需要依职权作出的据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申诉是否符合抗诉条件的一项调查活动。民事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力来源于抗诉权，在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一般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启动抗诉程序；二是证明法院的审判有错误；三是纠正错误裁判。从本质上讲，调查取证权是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的一种手段。当检察机关通过对民事抗诉案件和相关法律文书的审查，或通过其他渠道，发现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损害当事人利益时，进行相关调查取证活动的权力，其是一项保障民事抗诉有效实施的具体权能。离开了调查取证，民事检察工作则会变成对人民法院审判过程的简单复核，难以实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

二、限制民事检察调查取证的必要性

（一）检察机关调查权的法律限制

调查取证权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是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依据《办案规则》第十八条对于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的四点规定，符合该四点规定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第十七条对调查的非必要性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非确有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不应进行调查。从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来看，如果检察机关没有调查权，当事人举证能力又受到限制，就无法证明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也就无法正确、有效地行使监督权。但对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的限制有其必要性。因为，作为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民行检察部门，其监督目的不在于对当事人纠纷进行再次评判，而在于对法院判决、裁定的正确性、公正性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这也决定了民事检察的调查权必须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二）“诉辩平衡”原则的要求

“诉辩平衡”是民事诉讼中诉辩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既民事诉讼中审、诉、辩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被形象的称为“等腰三角形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诉方和辩方分处于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角的位置，既诉、辩两方在诉讼中所处的地位是完全相等的。民事案件确实应强化当事人的举证意识，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特殊侵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时或本应由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或者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遭到法官拒绝，以及存在伪证等情况，因此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为了便于查明案情，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在抗诉审查过程中享有一定范围的调查取证权。这既可以提高抗诉的准确性，还能有效地发挥检察院对法院是否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职能。把握好“诉辩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对调查取证权在对象上划定界限，避免公权力越界调查，从而产生私权的不平衡。有学者指出，检察机关在申诉阶段的调查取证，容易导致国家公权力协助一方当事人举证，破坏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诉辩平衡。但应当考虑到的是，调查取证权的着眼点并不是要干预属于私法范围内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对同属公法范围内的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一种监督，是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三、限制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的几点建议

结合来自民事调查取证权的不同声音，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决定了调查取证权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决定了检察机关在申诉阶段的调查与审判程序中的调查有着本质的区别，对申诉审查中调查取证体系应加以限制以达到完善检察监督的法律效果，以下是笔者对完善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的几点意见。

（一）明确启动方式，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民事调查权应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无须以申诉人的申请为前提。这是因为：在申诉阶段，依申请调查和依职权调查实际都是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过程中的同一个程序，无须重复规定。是否调查最终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抗诉是否需要，已经有了生效判决，审查角度是原审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是否合法，所以依申请和依职权调查的结果殊途同归。用来支持抗点的，或能够证明案件是否能提出抗诉的证据，则不论是当事人提出的还是审查中发现的，都需要查实；而与抗诉关联不大，即使查证后，也对原判没有什么影响的，则都不应当调查。这与审判阶段，鼓励当事人积极举证是截然不同的。故没有必要再单辟一个当事人申请调查的程序，申诉人可以在申诉书中主张对原审未依法调查不服，这样的程序问题自然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范围之内。其次，若有证据证明法院“应查而未查”，就可以依法抗诉，再审程序中可由法院进行调查。终审判决生效后，当事人能够提出调查申请的，除了程序违法问题，就只能是“在原审中提出过，人民法院应当调查而没有调查”的证据。民行检察的职能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如果法院驳回当事人的调查申请有合法依据，检察院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再去调查；而倘若确有证据表明法院应当调查而没有调查，说明原审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这本身就是一个抗点，只要能够证明法院“应查而未查”就可以提出抗诉，再审阶段监督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即可。民行部门在决定是否抗诉的过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资源去调查这部分证据，反而偏离了其法律监督者的主业。

（二）细化调查范围，明确调查处理的要点

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是检察监督权本质属性的外在延伸，是可能证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证据。目前《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行使调查取证权的四种情形：（1）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3）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4）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归纳起来，也主要是下面两个方面的内容，偏离这两个方面而过多地通过调查取证涉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纠纷，则难免有滥用检察权干涉私权处分之嫌。

1.当事人在原审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依法应当调查，而没有调查的证据。但法院未尽调查搜集证据的职责，使得一方当事人因为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法院充分保障，而不能与对方当事人达到平等举证，诉辩关系不平衡，从而承担了相应的败诉风险。因这种情况下，败诉方不可能再有后续的诉讼机会，检察机关调查搜集该部分证据，应当视为向因原审法院的失职而在诉讼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救济。

2.为证明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以及审判人员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证据。这类证据与案件的公正审判与否密切相关，属于抗诉的法定条件。且这类证据当事人一方往往很难举证，唯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才有相应的取证能力。

（三）立足检察监督，明确调查取证的效力

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多持抵触意见，认为不符合新证据的构成要件从而不予认可。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依法调查收集的证据不应但当属于“新证据”范畴。这些证据原本应当存在，调查取证只是由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违反了法定的程序规则，而致使其无法出现，因此，该类证据不应算作“新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应当由检察机关在再审庭审时举证、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质证，由法庭根据证据规则依法决定是否采纳。笔者在出庭支持抗诉时，还曾遇到法院要求检察机关把调取的证据交由申诉人向法庭提交，法院的理由是检察院只能监督再审过程，对于举证，是当事人的应承担的义务，检察机关不应介入。

目前亦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据应当具有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再审程序中无须对于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再进行审查，应直接认定该证据的效力。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取得的证据，并不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只能证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抗点，并不当然具有推翻原审裁判认定的事实的证明力，必须经过法院庭审的质证，否则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同样，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调查权所取得的证据在再审程序中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也必须接受庭审阶段的质证。鉴于当前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再审程序中只能宣读抗诉书，监督庭审过程，而并不参与其中，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调查权所取得的证据在再审中，一般由申请抗诉方提出，由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或经法庭出示该证据，询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并记录在案。这种观点实质上混淆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本质区别，也不符合目前的司法实际。

民意调查方法篇8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其他执行力赋予方式的关系

根据《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第13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的途径有三:(1)对于具有合同效力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债权人依法申请支付令。(2)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⑥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的，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3)双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这三种途径下，权利人均可获得执行名义，各种方式的效力也大致相近。三种程序同为广义的非讼程序，法院和公证处均有合法性审查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调解协议既可以作为债权文书通过公证获得执行力，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获得执行力的原因之一。不过，《人民调解法》在确立司法确认程序的同时，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是否仍可通过公证债权文书和支付令方式获得执行力，并未明确。在此背景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0日出台了《关于适用督促程序审理涉及非诉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意见》和《关于审理涉及司法确认非诉调解协议效力民事案件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对于司法确认和支付令这两种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规范，说明《人民调解法》确立司法确认程序之后，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仍然可以依督促程序申请支付令的方式获得执行名义。债权文书公证是一项特殊的公证，其前提之一是要求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债权文书的公证均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法院和公证处对于文书的合法性审查程度相近，效力相近。债权文书公证按债务总额的0．3%收取费用，但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在成本趋动下，当事人自然不会选择公证程序，将调解协议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事实上成为一种休眠制度。①当然，债权文书公证并没有规定时间限制，按照现行规定，如果过了司法确认的期限，当事人仍可申请公证，不过期限过后债务人是否会配合债权人进行公证，仍然是一个问题。在程序启动方式上，不同于司法确认的双方共同申请，督促程序由债权人单方申请启动。当事人申请支付令，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以一方当事人负有金钱、有价证券为主要给付义务，且当事人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被申请人没有依协议自动履行。②督促程序中有效的异议应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本身的异议，那么，债权人基于调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债务人的有效异议即是主张调解协议本身无效或应撤销，或已为给付而致债务消灭。对于调解协议的债权人来说，单方即可提出支付令申请，且无30天的时间限制，法院仅为程序要件的审查，并无复杂的审查要求，其形成的有效支付令的效力与司法确认裁定书也相当，有效运行的督促程序相比司法确认程序，显然更为简洁。于是，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督促程序审理涉及非诉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意见》确立了督促程序优先的原则，即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另一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人民法院对后者不予受理，优先适用督促程序处理。因此，在上述三种调解协议的执行力赋予方式并行的前提下，符合逻辑的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程序可以使将调解协议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的程序失去存在意义，而督促程序本身又可使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失去内容。但是，督促程序并不适宜作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的程序，除了因为支付令申请仅限于调解协议的给付内容部分之外，还在于督促程序中对申请和异议的审查方式均为程序要件审查，并不对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起不到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监督的目的。

(二)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模式的局限

对于司法确认的申请，《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要求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或由一方提出申请另一方同意。《人民调解法》不仅强调了“共同申请”的要求，还要求当事人应当及时申请，即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请。《司法确认规定》并没有明确将另一方的同意表示视为共同申请，从而更加强调申请的共同性，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94条仍坚持了这种模式。共同申请的要求，对于一些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既不执行协议内容，也不配合另一方进行司法确认申请的，将难以实现司法确认，这将导致立法加强诉调对接的目的难以实现，另一方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寻求救济，如此将使已取得的调解成果归于无效。有学者指出，立法对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由双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而非法定确认的选择性制度设计，旨在鼓励当事人自觉履行，强调合意和自愿对于调解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减少对司法资源的浪费。［14］但是，若从鼓励自愿履行的目的出发，规定单方可以申请司法确认更能促进自愿履行。获得执行力是对调解书效力的强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作为一种效力威慑，可以促使对方依法履行，否则，没有履行积极性的义务人只要顺利拖过30天，即可使债权人失去利用司法确认程序获得执行力的机会。因为对于债务人来说，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并不是一个对其有利的效果，其积极主动采取某种行为去争取这种效果，动力不大，因此，要求债务人主动去共同申请让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债务人的积极性显然不高。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实践可供借鉴。1955年台湾地区“乡镇调解条例”制定时，规定了备案和审核两种程序:调解成立后，应将调解书发给当事人，并转送乡镇自治机关呈报管辖法院备案，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方才送法院审核。经法院核定的调解书，具有执行力;经法院备案的调解书，只具有私法上和解的效力，没有执行力。1982年修正，为疏减讼源，扩大调解的范围，强化了调解的效力，规定调解成立后，不待当事人申请，一律呈送法院审核，调解委员会将调解书移付法院核定后再发给当事人，经法院核定的民事调解，与民事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从该次修正前后法院受理调解件数来看，修法当年的1982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6519件，1983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8326件，1984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10730件，1985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22964件，1986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27879件，年增加幅度相当大，表明该次修正绩效显著。该次修正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与移送审核这一便捷的程序相比，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程序稍显复杂累赘，并不经济实用。共同申请的要求，或许体现了法官们对于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心存悬疑的态度。［15］应当来说，调解协议本质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作出共同申请这一要求的目的与《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规定的当事人应提供“承诺书”的要求一样，无非是确认双方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的自愿性①，但这类要求似无必要。调解协议的自愿性是调解协议有效成立的基础，双方对于调解协议的签署本身已经表明了其自愿的意思表示，并已经得到调解机构的证明，这些证据已经符合了形式审查调解协议自愿性的阶段性要求，不必再附具其他书面证据。而如果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产生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并由双方当事人举证证实。该共同申请的要求实际是混同了两个不同的司法审查程序的证据要求，为债务人一方滥用权利提供了有利途径。双方共同申请的要求，类似于日本诉讼前和解，但其条件不同。日本法院对诉讼外和解的司法审查，针对的是当事人私人间的和解，该和解并无调解协议的程序效力。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的预设前提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作为程序合成的结果，应具有相应的确定力以及对当事人的拘束力。［16］这种确定力为程序效力，体现为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一事实的确认。要求当事人共同申请也好，签署承诺书也好，均为再行确认这一事实，并不符合程序效益原则。事实本身自证其身，双方共同申请，忽视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职能，降低了调解协议的效力。非讼事件的无争议性为相对无争议而非绝对的无争议，只不过在非讼程序阶段争议尚未出现而已，共同申请的模式追求绝对无争议性实无必要。

(三)司法确认的单方申请或移送审查

现行双方共同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实现诉调对接，应当按照非讼程序法理来完善这一程序。非讼程序由单方当事人启动，实行单审原则而不实行对审原则，不存在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另一方当事人在非讼程序中并不出现。从逻辑上看，单方申请并不排斥双方共同申请，允许单方申请并不违背《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单方当事人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获得执行名义，只要给予相对人适当的程序保障，即为正当的程序设计。现行人民调解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类似于其他立法例的救济性司法审查程序，或许是因为立法采用了双方共同申请的模式，导致协议出现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的可能性不大。在单方申请模式下，只需要留出对方当事人的救济期限，规定对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确认调解协议无效之诉或撤销调解协议之诉，就可以给予相对人足够的程序保障。单方申请的具体程序是，一方当事人持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经形式审查后，予以确认并告知相对人，相对人认为调解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原因的，可以在收到裁定后的一定期限内向作出确认裁定的法院，相对人的并不使调解协议失去执行力，但相对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中止调解协议的执行。相对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的，仍可通过再审程序寻求救济。法院经过审查作出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或者裁定调解协议无效的，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其实体争议事项。另外，为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台湾地区的移送审查制度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司法审查程序启动方式。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规则的完善

(一)司法审查的事件范围

《人民调解法》仅笼统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是“民间纠纷”，但是否上述范围之外的其他调解协议，均可以或有必要进行司法确认，仍需进一步分析。在台湾地区，民事事件的调解成立后不予核定的案件，最大可能的原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此类案件依法自始不生效力;再者较可能发生的原因属于买卖或登记事项，前者属公证事项应依公证法办理，后者则专属于登记管辖，纵使不予核定。［17］根据相关规定，台湾地区法院对于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书的核定除审核调解书的形式是否符合要求外，还对调解书的内容进行审核:(1)调解内容有无违反公序良俗或法律上强制、禁止规定，例如预立离婚契约，则有违善良风俗而无效;(2)调解内容是否为关于私法上权利的争议，如当事人因合意而订立租赁契约，应依公证程序办理，不属可调解的案件;(3)调解内容的法律关系是否不许当事人任意处分，如亲子关系出于自然血缘，不得依调解程序宣告脱离父母子女关系;(4)调解内容是否合法、具体、可能、确定;(5)调解内容如为给付或行为不行为义务，应明确而适于强制执行，若不能强制执行，则不予核定。这一做法体现的原则可资我们借鉴，由此可予司法确认的事件范围应遵循公证优先、行政优先和必要原则。公证机构作为国家证明机关，其证明力强于调解机构，在一些情况下，若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给付内容，仅仅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若想强化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公证也是一个选择，此时即会发生与司法确认的范围交叉的问题，对此应确立公证优先的原则。因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职能不仅是起到证明、公证的效果，还起到监护和确认的功能，单纯证明的功能应由公证机构完成，而不是法院完成。对于不具有给付内容的纯粹确认事项或形成事项，或者不具有可执行性的给付内容，当事人如果要强化效力，只需公证即可，并不必进行司法确认。从制度功能设计上来说，国家已经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必要的渠道，法院应不予受理此种司法确认请求。在行政处理事项与司法确认事项有交叉可能的，最主要的是登记事项。对此，根据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划分，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法院仅仅为司法救济机关。比如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经调解达成协助办理过户的协议，此协议即不必确认，由双方直接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即可;同样，夫妻双方经调解同意离婚并达成财产分割的协议，即为离婚协议书成立，双方直接办理离婚登记即可。当然，登记事件的办理通常要求为双方共同办理，如果不能满足共同办理的条件，即只有通过单方申请司法确认来完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还应遵循必要原则，只有有司法确认必要的调解协议才应予以确认。除了《司法确认规定》第4条和第7条规定的不予确认调解协议以外，下列几种调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下列内容即无确认必要:1．不具有执行性的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目的是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可执行性是确认的首要条件，不具有执行性的调解协议不应予以确认，但需要确认的调解协议并不限于单纯的给付内容，给付的请求本身具有请求确认权利存在的内容，故对作为给付基础的给付请求权的确认，也为司法确认的附带确认对象。实践中有的调解协议既有可执行性的部分又有无执行性的部分，对于此类调解协议，可以一并确认，以赋予调解协议中此部分的内容以确定力，例如，解除合同并给付赔偿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在对赔偿金的给付部分赋予执行力的同时，对于合同解除的内容也一并予以确认。2．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①其一，在物权关系中，权利人之外的义务人都是不特定的，权利人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因此，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时，是否侵犯案外第三人的利益难以通过书面形式审查予以查明。其二，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是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可执行的内容。3．形成性的调解协议。法律规定应由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的形成力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事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不应予以司法确认。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只能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以形成裁判(裁决)予以撤销，不能由调解委员会调解。司法审查的目的为获得公法上的效果，当事人达成的解除合同的调解协议，本身已经具有私法上的形成效力，解除之后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并无审查确认的必要。4．关于诉讼契约的内容，调解协议如含有限制对方诉权或权利的条款，该部分即不宜由法院予以确认。5．附生效条件调解协议，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附生效条件调解协议，并不违法，应是合法成立的合同，但作为司法确认的对象，因其效力不具有确定性，故不宜确认。

(二)司法审查标准

关于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有观点认为，应当采用形式与实质审查同时并行的审查模式。［18］笔者认为应结合司法审查程序的非讼属性采取形式审查标准。《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规定了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消极要件，对于这些要件的审查，法院只需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调解协议予以形式审查。特别是对是否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审查，在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为第三人获知或其执行结果为第三人获知之前，法院往往无法立足于第三人的地位进行实质审查，只可能依形式证据作审查。例如，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由交强险公司直接赔偿受害人5万元，因保险公司未参与调解，此调解协议的不当之处通过形式审查即可判断，但如果借款纠纷双方当事人约定以债务人持有的某物抵债，若该协议侵害了该物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即难以通过形式审查作出判断。

(三)司法审查的文书

非讼程序中的裁判文书，理论上通说为裁定形式。［19］《司法确认规定》第8条规定的文书为决定书，学者认为，使用裁定书相对更为合适，［20］裁定最适合作为司法确认书的载体。［21］司法确认的法律文书应为裁定而非决定，理由在于裁定和决定的性质不一。决定是指人民法院就诉讼中的某些特殊事项所作的处理和判定。［22］赋予私文书执行力的事项显然不是“诉讼”中的特殊事项的范围。相对判决来说，法院在作出裁定时，并没有对案件的事实作出是非判断，仅审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在作出判决时，需要评价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正确，对案件事实真伪作出实质判断。法院为处分时，是否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实质上的审查，是区别判决和裁定的主要标准。法院对非讼事件的处分方式，主要以裁定的方式为之。［23］鉴于司法确认程序的非讼性质，宜将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确认的法律文书定为“调解协议确认裁定书”，该裁定的性质为非讼裁定。新《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将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判文书明确为裁定，是适当的。司法确认的结果应有三种形式:(1)确认裁定，针对调解协议有效且有执行内容的，作出确认裁定以赋予其执行力，并对相关事实赋予一定的确定效力。此即《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该款规定将确认的效果与可强制执行相结合，也从反面规定了仅有可执行内容的调解协议方可确认。(2)不予确认裁定，即调解协议本身有效，其内容也不违法，但不必或不宜由法院确认。现行《司法确认规定》第4条用立案审查制度过滤掉部分不应予以确认的调解协议，其范围更多是从主管的角度出发，并将身份性的法律关系排除在外，但关于人民调解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定的是民间纠纷，其范围很广。实践中的一些民间纠纷的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协议是有效的，但不具有给付内容，或者不具有可执行性，不应予以司法确认。《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第5项和第6项情形也属于不予确认的范围。(3)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裁定，此即《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此种无效的原因是法院依职权进行司法审查时发现的，并不是依当事人的请求予以确认的。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限，是法院裁判权的范围。［24］确认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前4项的情形。司法确认裁定的主文可以是对调解协议整体的确认，也可以是对调解协议的部分内容予以确认，对于不宜以法院裁定予以确认的部分，可以通过在裁定主文明确司法予以确认的部分来予以回避，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四)司法确认裁定的效力

民意调查方法篇9

一、启动模式

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行使检察监督权的启动模式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依当事人申请启动监督；二是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在民事诉讼监督中，原则上应当以当事人申请监督作为基本模式，对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模式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立法上采取列举主义，明确划定监督范围，检察机关自身则应采取审慎态度，恪守谦抑原则，除非法律明文规定，不宜依职权主动介入。［1］

1、依申请启动监督

如果案件调解的内容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仅仅涉及个体权益的案件，只有在公民、组织提出申请且符合检察机关受理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启动监督程序。具体讲依当事人申请启动监督程序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当事人提出申诉。这是检察机关介入监督的前提条件。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处分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检察机关必须予以尊重。因此，检察机关对案件提出抗诉，一般要以尊重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为前提，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诉的，一般不予抗诉。［2］二是当事人对申诉事项提出证据，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这是启动监督的重要条件。三是证据能够证明调解违反了自愿或合法原则，案件处理在程序上严重违法，在实体上明显错误。这是启动监督的实质条件。

2、依职权启动监督

民事审判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告不理，即如果当事人不行，法院不会立即审理。民事检察权是居中监督，不站在任何当事人一方的立场，是站在国家法律监督者的立场行使监督权，民事检察权的行使不完全是不告不理，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应当依职权立案审查。［3］也就是说，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因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损害往往缺乏适格的诉讼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检察监督显得尤为重要。2011年3月两高《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的调解提出抗诉，这无疑是对现行法律的突破。体现了国家对某些私权的适度干预。具体讲依职权启动监督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调解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益；二是法官严重违法，即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之一的，即使案件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诉，检察机关也应依职权提出抗诉。

二、审查方式

根据民事调解案件的特殊形式及调解结案的特点，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案件的审查应当遵循以“书面审查为主，调查核实为辅”的原则。

1、以书面审查为主

根据民事诉讼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既然向检察机关申诉，就应当提供申诉的理由和依据，故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一般不进行调查。［4］对调解书内容无涉国家和社会公益，虽有错误但不至于严重违法，如法官违反自愿原则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应回避的未予回避；在调解中明显偏袒某一方当事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这些案件需要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为前提，需要当事人实质性举证，检察机关只需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案件卷宗进行书面审查，一般不应介入调查。［5］体现了“私权自治”原则。

2、以调查核实为辅

检察机关民事调解监督的来源除了当事人的申诉外，还有一部分是依自身职权。对依自身职权提出监督的，事先往往需要调查。如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涉及案件标的真正权利人的确认；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或虚假调解，侵占国有、集体或第三人财产的等都有调查核实的必要。笔者认为，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1）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2）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3）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未调查收集的；（4）民事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6］

三、标准和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应当再审。”可见，对调解再审的条件是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因此，笔者认为，对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标准应当以违背自愿和合法原则为标准，对调解进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上应与法院对调解案件的监督范围一致。

1、对违反自愿原则调解的审查

调解制度的本质属性及正当性基础是当事人的合意。如果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都坚持不愿调解，法院就不能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否则，人民法院在调解活动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该调解就因缺乏当事人的合意而不合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审查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应结合以下因素考虑：一是一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欺诈或者威迫行为，并直接影响到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二是审判人员在调解过程中违反自愿原则强制调解或其他违反中立原则的行为。

民意调查方法篇10

论文关键词　违法行为调查　调查范围　程序设计　调查机制

一、违法行为调查对于民行检察监督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监督空间、丰富监督措施，推动民行检察工作发展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了检察机关办理抗诉案件的调查范围，但没有规定调查手段和程序，司法改革方案提出“要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和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措施”，但如何完善，目前没有相应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的违法行为调查，带有监督执法和司法弹劾的性质，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行为。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调查权既是我国国家机构分工合理性的需要，更是法律监督的内在核心要求。违法行为调查弥补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调查手段的缺失，拓展了民行检察的监督空间。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进行违法行为调查，能更好地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民行检察部门违法行为调查权是对民事行政案件法律监督的有效组成部分和坚强后盾，能够有效地推动民行检察工作发展。

（二）促进抗诉工作、强化监督效果，及时发现和查处审判人员的职务犯罪

民行检察部门违法行为调查侦查职能这一震慑力的存在，有助于促使审判机关公正司法，保证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效力。当前，司法腐败现象较为突出，惩治司法腐败，加大对审判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监督和打击力度，已经成为迫切要求。由于民事行政案件涉及面广、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案件数量多，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民事行政审判工作中出现腐败的可能性相对刑事审判也要大得多。通过违法行为调查，发现民事行政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是完善和强化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方法之一。而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中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法定的抗诉条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完全可以在抗诉工作中同时跟进违法性调查，以“查”促“抗”。

（三）提高效率，节省诉讼成本，减少申诉人的重复上访

申诉人在对判决不服进行申诉的同时举报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过去的程序是控申部门在接到申诉人的材料后将申诉案件移交民行部门审查，将犯罪举报移交举报中心或自侦部门审查。自侦部门的侦查人员对审判人员审理民行案件的操作程序不一定了解，调查前要花较长时间才能摸清楚。因此常常出现民行部门审查结论出来了，自侦部门还没有结论，或者民行部门和自侦部门在一定时间内都在重复同样的劳动的现象。如果民行部门负责违法行为调查就可以节省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减少申诉人的重复上访。

二、违法行为调查的范围

违法行为调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活动中，对审判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的调查活动。在开展违法行为调查的初级阶段，调查范围应仅限于对既不能抗诉也不能侦查查办的职务违法行为，调查的对象限于审判和执行人员个人。

（一）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或者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损害司法公正的

1．故意违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管辖、立案、审判组织、回避、期间、送达、诉讼费用、审理期限的规定，处理案件的。

2．在诉讼中不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违法采取保全措施、违法使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侵犯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的。

3．违法收集证据、主持证据交换、质证、审核认定证据，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

4．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规定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立案标准的。

5．强制当事人进行调解，或者调解书内容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在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活动中渎职、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当事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1．在执行活动中不采取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采取执行措施违法，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滥用职权案立案标准的。

2．在执行活动中违反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程序、范围、时限规定的。

3．在执行活动中违反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评估、拍卖、变卖财产规定的。

4．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及执行活动中索取、收受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尚没有达到犯罪数额的。

5．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执行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三、违法行为调查程序设计

（一）违法行为调查的主要来源

（1）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及其人、利害关系人申诉；（2）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投诉、举报、控告；（3）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自行发现；（4）本院其他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发现；（5）有关部门移送；（6）上级机关交办或协查；（7）犯罪行为人自首；（8）其他合法途径受理。

（二）违法行为调查的受理

1．初步受理：民行检察部门受理案件应当由处内勤统一接受，接受线索的应当在三日内填写《案件线索审查登记表》，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受理的初步意见，报处长、主管检察长审核。确属本处管辖的，处长、主管检察长应当作出受理的决定；不属本处管辖的案件应当退回举报中心。

2．分类移送：案件线索受理后，应对其情况进行审查，认为线索清晰、具体，具备违法行为调查条件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安排案件承办人违法行为调查。认为线索笼统、不具体、不具备违法行为调查条件的，可以存查。列入存查的案件线索，需填写《存查线索登记表》，写明存查原因，报主管检察长批准。存查线索应由专人负责保管，并将《存查线索登记表》复印件送举报中心备案。

3．正式审查：民行检察部门的承办人在接收案件后，应于七日内填写《提请违法行为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案件线索的基本情况（来源、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举报内容），违法行为调查的目的、方向、步骤、方法、人员安排及所需的时间。《提请违法行为调查报告》需报处长、主管检察长审核，检察长批准后，再行实施。

违法行为调查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经检察长同意后可以延期。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时规定具体期限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结。

违法行为调查终结，案件承办人应当制作《提请违法行为调查终结报告》，提出立案、不立案的处理意见，报处长、主管检察长审核，检察长批准。

（三）违法行为调查的方式

在调查中，根据需要，可以采取询问、查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查阅案卷材料、勘验、鉴定等方式。但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不得妨碍人民法院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四）违法行为调查的处理

1．调查的事项属于抗诉事实的，分别作出抗诉（提请抗诉、或者向同级法院发再审检察建议）、不抗诉（不提请抗诉）决定。

2．发现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行为但不涉嫌犯罪的，以发《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要求人民法院及时反馈纠正处理结果。

3．移送犯罪线索立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经过违法行为调查后，案件承办人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或犯罪嫌疑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需要立案侦查的，应当制作《违法行为调查终结报告》与《案件线索移送函》，经处长审核，报主管检察长批准，将犯罪线索移送反贪、渎检部门。

四、违法行为调查的运行机制

一个行之有效的违法行为调查机制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在组织机制方面，成立“纵”的和“横”的组织领导，协调体系

1．“纵”系上下联动。所谓“纵”即是发挥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作用，上下一体，统一行动，整合违法行为调查资源，具体作法应借鉴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制：以省级检察院民行部门为指导，地级检察院民行部门为主体，以基层检察院为基础的办案运行机制，省级院对下级的办案工作进行指导，遇到干预阻力时，直接参办。地级院对整个地位的民行违法行为调查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基层民行部门积极协助，形成一体化违法行为调查机制。

2．“横”系协调配合。所谓“横”即是民行部门在本院检察长的领导、指导下开展违法行为调查工作，并且加强与渎职侵权和反贪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民行部门开展违法行为调查工作的目的，即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进行专门性的调查，发现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将够立案标准的案件线索移交给自侦部门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民行部门应高度重视同自侦部门的衔接以及相互间的配合与协调，必要时民行部门也应请求自侦部门的大力配合与协助。

（二）锁定错误判决（一般是前一判决）变个案监督为全面监督的工作机制

民行部门可在锁定错误判决（一般是前一判决）所造成的危害性前提下，对错误判决展开违法行为调查，这种变个案监督为全面监督的工作机制，通过对民事行政改判案件的总体监督，民行部门就有了一个违法行为调查民事行政案件的宽广平台，就可以全面地带动民行违法行为调查工作的进行方向。

（三）检察一体化——注重整合检察资源

检察一体化应当坚持“刚性”监督与“柔性”监督的统一，实现单层监督向多层性监督转变，整合监督资源，协调联动，增强监督实效。

1．与侦查监督、公诉、自侦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对于因刑事犯罪行为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而受害单位又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司法保护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由于侦监、公诉、自侦部门直接掌握这方面情况，民事行政检察与之加强沟通才能掌握案源，加之刑事诉讼办案期限有限，民事行政检察必须及时介入，才能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