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税政策十篇

契税政策篇1

广州地税局今日通知称，“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法〔2019〕6号，以下简称6号文，见链接)的规定，为落实好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结合广州市实际，广州市地方税务局明确以下操作指引：

一、从即日起，主管税务机关按现行规定正式受理住房交易环节税费申报。

二、对2月25日后已预受理的申报，主管税务机关应通知纳税人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纳税人也可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纳税事宜。

三、对2月25日至即日已按原政策3%税率申报缴纳契税，且符合6号文规定契税税收优惠条件需要退税的纳税人，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购房所在地的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以下简称《查询证明》，应有出具方盖章才有效)及有关资料，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四、对2月22日至2月24日多缴或少缴契税的纳税人，从即日起，请按6号文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税、补税手续。其中，需要办理退税的，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查询证明》及有关资料。

五、对申报办理退税、补税以及已预受理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给予“二次办税优先服务”。”

按照今年2月19日财政部的最新通知即6号文，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

涉及营业税具体为：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不过，6号文当时曾指出，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暂不实施上述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型住房契税优惠政策和营业税优惠政策，上述城市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仍按照之前政策执行。

契税政策篇2

以上文件中，财税[2008]175号的执行期间是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国税发[2009]89号则属于财税[2008]175号的配套文件，与其同步执行。财税[2008]129号属于规定特殊业务，自其之日(2008年10月22日)起开始执行，并继续有效。

企业公司制改造

1，非公司制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整体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对改建后的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上述所称整体改建是指不改变原企业的投资主体，并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行为。

对于上述规定的理解不能陷入误区，这里的非公司制企业并非专指国有企业，而是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等所有的非公司制企业。只要这些企业整体改建后不改变原企业的投资主体，并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行为，就可以享受免征契税优惠。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有着近20年历史的国有独资大型商业企业，于2001年8月开始全面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一次性整体退出，全部由企业员工持股，历时一年完成股份制改造，于2002年8月正式注册为非国有的股份制企业。这样的改制业务如果发生在2009年以后，是不能享受免征契税的优惠的，因为其改制后，原企业的投资主体已经整体退出。

2，非公司制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其部分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且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在新设公司中所占股份超过50％的，对新设公司承受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2003年重组改制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并在此基础上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过程中，对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名下的土地、房屋权属办理更名登记至集团公司名下，免征契税。

3，国有控股公司以部分资产投资组建新公司，且该国有控股公司占新公司股份85％以上的，对新公司承受该国有控股公司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上述所称国有控股公司是指国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国有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国有控股公司。

公司股权转让

在股权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这里的“股权转让”，仅包括股权转让后公司法人存续的情况，不包括公司法人注销的情况。在执行中，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对公司进行的登记认定，即公司不需办理变更和新设登记，或仅办理变更登记的，适用该规定，公司办理新设登记的，不适用该规定，对新设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应征收契税。

2009年5月，三元集团、北京华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进行了重组。具体重组的措施是，华都集团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给三元集团，由三元集团托管大发公司，华都集团、大发公司仍保留独立法人资格，三元集团将更名为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于新首农集团而言，表面上是通过无偿划拨方式获得了华都集团的国有资产，但由于重组后华都集团并不取消独立法人资格，其实质就是北京市国资委将持有的华都集团股权无偿转让给新首农集团。新首农集团取得华都集团股权的重组过程不征收契税。对于大发公司而言，其股权只是由原股东北京市国资委交由新首农托管，同样也不征收契税。

公司合并与分立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据法律规息合同约定，合并改建为一个公司，且原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其合并后的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2008年5月24日，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达成以协议安排方式合并，并以换股形式完成。10月15日中国网通从香港等地正式退市，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的正式合并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在上述合并中，合并后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2，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派生方、新设方承受原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征收契税。

A公司于2008年8月通过竞拍购得一宗土地使用权，该项土地使用权竞拍价值4000万元。2009年4月底，A该公司准备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另一家企业B公司，拟定售价6000万元。双方协议安排，先由出让方将土地配付一定的货币资金以分立方式设立一家C公司，同时将C公司全部股份分配给原A公司全部股东。新设方C公司承受该公司土地不征收契税。新设方C公司股东将全部C公司股份转让给B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环节不征收契税。B公司股东取得C公司股份后择机再推动B公司和C公司合并，合并环节由于原投资主体(B公司股东)存续，对其合并后的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虽然上述业务操作过程比较复杂，但是最终实现将土地使用权由A公司转移给B公司，没有任何契税负担，如果直接转让，以最低的3％契税税率为例，B公司也要承担大约6000×3％=180万元的契税。在上述方案中，如果政策利用得当，还会节约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

企业出售、注销、破产

1，国有、集体企业出售，被出售企业法人予以注销，并且买受人按照《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妥善安置原企业全部职工，其中与原企业30％以上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减半征收契税；与原企业全部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免征契税。

2，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注销、破产后，债权人(包括注销、破产企业职工)承受注销、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以抵偿债务的，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注销、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凡按照《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妥善安置原企业全部职工，其中与原企业30％以上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

所购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减半征收契税；与原企业全部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免征契税。

在原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广州海印实业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海印布料总汇有限公司在清算中，通过公开拍卖方式竞买了破产企业原持有的广东商品展销服务中心100％的投资权益，该交易中包括广东展销中心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一号的房地产权属的转移。由于该交易仅属于资产买卖，并未安排安置任何破产企业员工，对上述房地产权属转移应征收契税。计税价格依据房地产的成交价格确定。如果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且无正当理由，由征收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在税务实践中，浙江还曾经出现过两个以上买受人联合购买关闭破产企业的土地房屋是否适用契税优惠政策的问题。两个以上的买受人承受关闭、破产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而且两个企业都参与安置了原破产企业职工，签订了符合契税优惠条件的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在计算符合契税优惠条件的职工安置比例时是否可以合并计算。考虑到买受人毕竟属于不同纳税主体，此时只能分别以其中各个买受人为纳税主体，按照其安置原关闭、破产企业职工的人数比例来判断是否享受规定的土地、房屋契税优惠政策。两个以上买受人安置的原关闭破产企业职工人数不得合并计算。

其他

1，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早在2006年8月，国务院批准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集团公司实施债转股。根据债转股方案，原三大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湖北省政府、孝感市政府资本金全部缩水为零；原世界银行贷款缩减后转为股本，由孝感市国资委持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债权缩减后同样转为股本。对于债转股后新组建的公司承受原磷化工集团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2，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和划转过程中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不征收契税。这里的“行政性调整和划转”，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资产划转。

3，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无偿划转，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无偿划转，不征收契税。

契税政策篇3

关键词：税收政策；有效性；制度约束

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与增值税的全面转型，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税收政策问题的关注。但究竟什么是税收政策?什么是税收政策的有效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有没有制度因素的约束?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分析。

一、税收政策及其有效性的相关概念厘清

税收政策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但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却鲜有定义。本文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并依据公共政策的含义给出。所谓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从全体纳税人取得税收收入时所坚持的原则和所运用的制度。所坚持的原则以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为约束条件，所运用的制度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税收制度，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所谓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是指税收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福利。

二、不同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是不同的。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本文有关制度因素的选取只能是选择性的，同时由于制度因素的复杂性和非独立性，有关制度因素的分析会存在交集。下文将主要按照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兼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特点)、正式制度的逻辑顺序，采用列举法来对一些制度因素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予以分析。

(一)国家观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国家观

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诺思…指出掠夺论下，国家是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机构，其职能是代表那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榨取其他选民的收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所有权使当权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奥尔森的匪帮论指出国家是由流动匪帮向常驻匪帮的转变形成的。当一个流动匪帮选择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以税收代替抢劫并提供产权保护时，国家便出现了。

与掠夺论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巴泽尔以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认为在此状态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时从事生产、保护和偷窃。个体间关于生产和交换的契约最初依靠个体间的自我执行机制，这种契约的执行缺乏保证，最终那些在暴力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个人或团体从中脱颖而出。这种提供保护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机制就是国家。

掠夺论与契约论所说的国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诺思提出了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该理论的国家观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指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或剥削者)和被掠夺者(或被剥削者)。

契税政策篇4

根据通知精神，佛山纳税人2月22日及以后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契税，符合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均可享受新政策。

契税新旧政策对照

1关键词：普通住房

原政策规定必须是家庭唯一住房，且属于容积率、面积、交易单价均符合规定的普通住房。新政策对容积率和交易单价已不再限定，不区分普通或非普通住房，家庭首套或第二套改善性住房，且面积符合规定的均可享受优惠。

2关键词：税率

原政策规定，超过144平方米的首套住房税率是3%，新政策不再划分144平方米界限，统一规定为90平方米以上住房税率是1.5%。

对于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原政策规定90平方米及以下的税率是3%，新政策是1%;原政策规定9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是3%，新政策是2%。

3关键词：如何申请优惠

纳税人只需如实提交家庭住房情况诚信保证，主管税务机关据此对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购房记录进行查询，结果符合规定的，即可享受契税优惠。诚信保证不实的，属于虚假纳税申报，将依法处理，并将不诚信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营业税政策新旧对照

1关键词：全额征收

个人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　外销售，仍将全额征收营业税。

2关键词：同等征收

个人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不再区分普通或非普通住房，一律免征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仍免征营业税。

3关键词：办税程序

个人购买超过2年(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应持房产证或契税完税证等证明材料，向地税部门申请，按照规定条件办理免征营业税手续。

政策执行时间

契税政策篇5

著论文联盟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一、税收契约及税收契约关系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契约与税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税收筹划作为由社会多方契约关系制约的、多方契约力量之合力推动的一种经济行为，也与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

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从现代税收的逻辑发展来看，税收原则是税收征纳过程中为简化判断而对其工作环境所作的基本约定，税收政策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通过博弈达成的均衡契约，纳税报告①则可看作是税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约。正是基于税收与契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及现代税收所内涵的契约属性，我们认为，把税收的本质确定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恰当的。

1．税收是一种公共契约。

从契约视角观察税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向国家提供确定的税收，并向国家交换无差别地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国家利用其对政治资源的独家垄断，通过支配收取的税收，提供契约标明的回报，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论述赋税原则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②接下来，他还有一段精辟的话：“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③。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关于赋税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交换思想。因此，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缴税完全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这种权利、义务交换的载体便是税收。所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以税收为纽带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就构成税收征纳之间就宽泛或具体意义上产权的分隔达成的书面契约。宽泛意义的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④。因此，存在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是政府强加给纳税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契约，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为不请自来的一个“法定契约方”，笔者倾向于把这种天然存在的税收契约称为“法定税收契约”。

税收既然作为契约出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纽带可以引入一种与契约高度相关的概念—债，对此，我们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相对债务的关系。并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法律上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税收契约关系的履行中，超出作为这种产权契约的税法规定的额度和范围的征收就是掠夺，而纳税人也不应该因其向政府付费而提出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既定的税收制度下有进行合法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的权利，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对此评价说：“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任何既追求财产再分配、又资助特定经济活动的税收制度，都会导致边际税率在不同契约方之间，特定契约方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活动中产生大幅变动。”⑤

一旦契约订立，总免不了违约或侵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相关的条款予以限制，这在税法中体现为税收处罚。在税收征管法中，这样的条款极为分明。除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关于核定征收、税款追征、滞纳金、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条款维持征纳契约的履行并随时提供救济。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或其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获取税务当局要承诺执法不当下的赔偿责任，如税收保全不当下的税收赔偿，以及超征税款的加息归还；规范税收征管操作，并对越轨行为给与相应处分，这体现在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人员行为给与禁止性和惩罚性条款中。

2．税收是公共契约的前提假设。

将税收视为公共契约存在几个前提假设：

第一，国家和纳税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强权操纵。

第二，税收是中性的，体现一种正义精神。

第三，纳税人的产权明晰而确定，由税法所约定的税收额是清晰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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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和纳税人各自拥有独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保护。

第五，法律充分考虑了征纳双方的利益，且其确定的税率是适当的。

在上述五项前提假设中，笔者认为国家与论文联盟纳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各个层面上。

税收倡导的正义精神也是税收成为公共契约的重要前提。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⑥税收契约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理念，正义精神是税法的核心价值和最高境界。法国《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来保障纳税人仅依契约纳税以及获得应得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美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把先行缴纳税款作为纳税人申请救济的前置程序。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税收的正义精神。

（二）利益相关者交易中的税收契约

契约是市场中交易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时所约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契约的基础。交易活动的实质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对财产权利所作出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企业与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职工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是靠契约来维持的，这种契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契约。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其本质是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明显区别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如果我们给交易中的税收契约一个准确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的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协议或约定。笔者倾向于把交易中的税收契约称为“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

“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被引入企业契约中，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护适当的经济关系。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合理签订并履行“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按所订立契约的相关约定统一安排纳税事宜，实现税收筹划的战略目标。

（三）税收契约的内涵剖析

1．税收契约是经济契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税收契约”和“相关者交易契约”必须在企业契约的约束下展开，因此极易被忽视。也有人认为，税收契约难以独立存在，只是企业契约或财务契约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认识很难透彻领会和把握税收契约对经济的深度影响，这也是造成税收契约受到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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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现有文献观察，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筹划及其契约安排问题，譬如财务决策中的税收因素分析，企业逃税与税务监管的辩证与博弈关系。但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从企业与契约方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税收筹划，尤其是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难度。

二、税收筹划的契约特征分析

（一）税收筹划源于契约关系

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与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职工、供应商、客户等之间的契约，而且各契约关系人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我们承认“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部分契约关系人（如股东或管理者）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以减轻自身负担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业税负契约中使用会计数据作为决定税负大小的重要指标，则在税负契约执行过程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对会计数据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纳税人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理性的纳税人自然具有强烈的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动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存在，税收筹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筹划存在多重契约方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要考虑多重契约方，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纳税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探讨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和交易中的税收契约关系，所以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所涉及到的契约方包括税务当局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不同的契约方。

纳税人针对两类不同的契约方，应采取不同的契约模式和税务对策。研究税收筹划时引入契约方，可以将税收筹划看作是纳税人的最优纳税设计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行为”。换言之，这里引入多个契约方，意在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必将涉及税务当局与利益相关者。这里引入“契约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契约观点，旨在说明税收筹划的契约方影响着税收筹划的决策行为。迈伦·斯科尔斯曾对契约观点作如下评论：“契约具体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契约各方作出决策和收取现金流的权利。”⑦接下来，他在全球税收筹划的三方面特征中阐述了“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考虑所有契约方”的观点。

（三）税收筹划受到法定税收契约关系的制约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制框架内通过投资、经营、理财等活动的谋划、安排以降低风险和减轻税负的税收规划行为。税收筹划之所以出现，源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因为政府作为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在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强制”与企业签订了税收契约，即颁布所制定的税法，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考虑到契约成本因素，政府并不与每一个纳税人进行单独谈判协调，而是单向强制规定。所谓税法其实就是政府与纳税人签订的通用税收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税款征纳是由税收的强制性来保障的。政府征税是出于保证财政收入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纳税人纳税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纳税人总有寻求节税的动机。如果税收不具强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动一样靠企业自愿捐赠，那么，税收筹划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就一定会存在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税收筹划必须在税制框架内开展，这是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对税收筹划的一种强制性约定。

（四）契约的特性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必然性

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契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契约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论文联盟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契约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规定，企业的纳税活动应以会计所得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应纳税金。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企业自身状况进行税收筹划，以节约税金支出。同时，纳税人对税法可以选择性利用、甚至“滥用”，对税收规则的运用拥有相当的自和控制权，这也部分解释了税收筹划能够存在的缘由。转贴于论文联盟

（五）税收筹划可以利用契约关系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企业的交易活动，税收筹划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创造交易，降低隐含在交易中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担负着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为最大化税后收益而组织的生产要求考虑各契约方目前和未来的税收状况论文联盟。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旨在对各契约方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所以，从契约角度观察，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各契约方利用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节税的。当然，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约、构建新契约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长期的。

（六）利用契约形式的变化节税

契税政策篇6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企业改制重组步伐加快，企业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也需要不断进行完善。2015年以来，财政部、税务总局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改制重组。扩展了企业改制重组契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近日，又出台了《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8号，“核准”改“说明”，取消特殊性税务处理审批，企业可自行享受重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从而促使企业改制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趋于完善，税收优惠新政持续给力需求旺盛的企业改制重组。基于此，笔者特对2015年以来的企业改制重组新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收集整理、归纳梳理如下：

契税：八种情形免征或不征

《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7号，重申、延伸和完善了企业改制重组免征契税的优惠政策。

1、企业改制：整体改制符合条件的，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包括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变更）后的公司中所持股权（股份）比例超过75%，且改制（变更）后公司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对改制（变更）后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2、事业单位改制：改制为企业投资主体存续且出资比例超过50%的，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改制为企业，原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后企业中出资（股权、股份）比例超过50%的，对改制后企业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3、公司合并：原投资主体存续的，合并后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为一个公司，且原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合并后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公司分立：与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5、企业破产：债权人承受抵偿债务的土地、房屋权属，征收契税视情两免一减半。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破产，债权人（包括破产企业职工）承受破产企业抵偿债务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妥善安置原企业全部职工，与原企业全部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与原企业超过30%的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的，减半征收契税。

6、资产划转：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按规定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国有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免征契税。

对承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规定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国有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免征契税。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

7、债权转股权：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8、公司股权转让：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在股权（股份）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份），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个人所得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可以分期缴税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包括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新的企业，以及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参与企业增资扩股、定向增发股票、股权置换、重组改制等投资行为。《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第三条，明确了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土地增值税：四种情形暂不征收

《关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5号，明确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涉及的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非公司制企业整体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改建前的企业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改建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所称整体改建是指不改变原企业的投资主体，并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行为。

2、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且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原企业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合并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3、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企业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对原企业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分立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4、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国有土地、房屋进行投资，对其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或延期纳税

1、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递延纳税：

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自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年度起不超过连续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投资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尚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于投资协议生效时，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

符合财税〔2014〕116号文件规定的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同时又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等文件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可由企业选择其中一项政策执行，且一经选择，不得改变。

2、四类股权和资产划转延期纳税：

《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0号第一条规定，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限于以下情形：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获得子公司100%的股权支付。母公司按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处理，子公司按接受投资（包括资本公积）处理。母公司获得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即母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母公司按冲减实收资本（包括资本公积）处理，子公司按接受投资处理――即母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无偿转移资产。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向母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子公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母公司按收回投资处理，或按接受投资处理，子公司按冲减实收资本处理。母公司应按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相应调减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即全资子公司向母公司无偿转移资产。

受同一或相同多家母公司100%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在母公司主导下，一家子公司向另一家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划出方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划出方按冲减所有者权益处理，划入方按接受投资处理――即全资子公司之间无偿转移资产。

契税政策篇7

一、税收契约的签订机制

对于注定不完备的税收契约，如果能够构造合理的签订机制，那么也可最大限度地提高税收契约的完备性程度，接近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状态，从而使其具有良好的自我保障条件和履约基础，大幅度节约税收契约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由于法定税收契约是单边强制性契约，其签订过程一般由国家委托政府部门（具体为税务机关）制定税收制度并强制执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一对一协商签订过程。相比较而言，交易税收契约属于纯粹的市场交易框架下的契约形式，其签订过程明显不同于法定税收契约。

（一）法定税收契约的签订机制

1.法定税收契约的制定与完善：一个博弈均衡的过程

法定税收契约其实就是一国或地区税务当局制定的税收制度或规则。税收制度与规则的形成是一个多重社会博弈过程，其不可避免受到来自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的交互影响。税收制度或规则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契约，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法律或规则的制定权最终安排给了政府，而政府或其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对税收制度与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或规则如有漏洞，各市场主体便会乘虚而入，获取税收利益，而一旦政府发现便会调整税制或重新规制加以堵塞，这个“避税”与“反避税”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主体就税收制度或规则进行的社会博弈过程。一次“博弈”过程的完成，税收制度或规则暂时达到“纳什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是稳定的，也自然不会长久，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或纳税人获取新的避税方法，便又会引起新一轮的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博弈均衡”状态。税收制度或规则经过多次博弈便会得到不断完善，税收制度与规则日臻精美，复杂程度及有效性不断提高。但这种博弈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和外界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约束，所谓的博弈均衡只是暂时的，永远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

2.法定税收契约的制定规则：公平、公正、公开

为使制定“法定税收契约”的社会博弈过程顺利进行，首先需要建立博弈规则。就税收法律制度而言，博弈规则就是要使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公平原则就是要体现税收法律制度的“公共契约”本质，做到不偏不倚，不能以损害某一社会主体的利益而使另一社会主体受益；公正原则就是要求监督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政府机关和社会中介机构秉公执法，既不能，更不能与利益主体同流合污；公开原则就是要使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让尽可能多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参与，避免“暗箱操作”。

作为法定税收契约，一旦制定颁布就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法定税收契约所约定的税务当局级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这些规定能够被第三方（主要指税收复议机构、法院和社会中介组织）所验证。税务当局无权超出税法规定的范围和额度征税，任何契约之外的事项除非双方签署新的契约，纳税人都有权不予接受。[1]而纳税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守税法，偷逃税款及其他税收违法行为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3.法定税收契约的制定权：结构与程序

法定税收契约的制定权就是税收立法权，即立法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税收立法权还包括税法解释权、税种的开征与停征权、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税收减免权等。目前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但从契约理论角度分析，纳税人不再是完全被迫地接受税务当局施加的各项税收政策，中央政府制定修改税收制度或制定新的税收政策时也逐渐听取来自纳税人方面的不同声音。

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因此，对税收立法权进行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税权范围，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对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因此，税收立法权适当下放给地方政府是必要的。

中国税收法律由国家税务总局草拟，这是出于税法严肃性和历史惯例的考虑。但是由行政执法部门起草不符合一般立法惯例。税收立法程序应为：由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小组（包括专家、学者、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等）起草税法；草拟完成后交由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审查；然后向国税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有关部委及各省级人大、政府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也应听取广大纳税人的意见，以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最后统一修改后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执行。

（二）交易税收契约的签订机制

1.交易税收契约的达成：谈判理论

签订交易税收契约的首要环节就是对具有缔约意图的对象进行搜寻，对具体契约条款进行谈判，签订契约文本或确认默认契约的达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交易税收契约条款的谈判，它涉及到缔约各方权利义务的界定、享有利益的计量和税收契约的安全性程度。因此，运用谈判理论对交易税收契约的签订机制进行研究较为适宜。

谈判理论又称讨价还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它主要解决缔约各方在可能合作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契约协商。交易税收契约的签订是一个市场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各缔约主体之间谈价还价的过程，其结果或是在相互合作的条件下达成一致同意的协议，并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确定在税收契约条款上，或是未能达成一致同意而使交易税收契约谈判中止。

一般来讲，交易税收契约的谈判与签订，以各契约方达成一致协议、进行合作并通过合作获取所期望的福利改善为出发点。否则，各缔约方不会进入谈判过程以谋求交易税收契约的达成。然而，各缔约方主体的自利性决定了在谈判博弈过程中，可能存在缔约开始前的逆向选择行为和契约履行开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其结果表现出非合作博弈特征。因此，在绝大多数契约的博弈谈判中，各缔约当事人主观上自愿进行合作性博弈，在客观上却得到非合作博弈结果，这是因为存在许多阻碍合作博弈成功的因素，如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倾向等。

2.交易税收契约的签订程序与方法

根据谈判博弈理论的观点，交易税收契约的签订程序与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即建立风险值、预测合作剩余与确定合作剩余分配的政策。

（1）建立风险值便是确定交易税收契约参与者的资源禀赋情况，并明确缔约各方的竞争情况，以确定竞争出价。它实际上是界定各缔约方参与交易税收契约合作的机会成本，即若不进行合作，各自的资源用于其他用途所可能得到的收益。确立缔约风险值是谈判过程中确定合作剩余的基础，没有风险值的确定，便不能确定通过缔结该项契约所可能获得的合作剩余。

（2）预测合作剩余是对资源由于合作将其从估价低的地方流入到对其估价高的地方，所产生的各缔约方福利的改善量所作的预测。预测合作剩余，一般需要寻找合作均衡解―各缔约方应获得风险值加上合作剩余的平等份额。合作剩余可以表述如下：

Rc=Vc-Vi

Rc-合作剩余

Vc-签订合约所得到的财富总额

Vi-各缔约方不进行合作而具有的财富总额

（3）确定合作剩余的分配政策是契约签订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分配政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交易税收契约能否最终达成，一般来讲，在缔约方谈判实力均等及不存在外界压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由谈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此时合作剩余的分配基本上是一种平均主义，每个契约参与者的合作剩余份额均为（Vc-Vi）/n；当各缔约方的谈判力并不均等时，很可能导致合作剩余分配的不平等，但其结果仍具有均衡性。

需要指出的是，合作剩余的分配不仅需要缔约各方的一致同意，更需要缔约各方对契约的切实履行，这必然需要对契约的履约过程进行监督与控制，以确保契约的顺利履行。

二、税收契约的履约机制

税收契约不可能达到真正完备的程度，这一客观事实使得税收契约的需要有一个切实有效的履行机制才能保障其功能发挥。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有三种类型的不完全契约事项导致契约各方发生争议时，需要一套合理有效的履约机制作为其执行基础：（1）由于外生契约因素影响了当事人的履约能力，缔约一方当事人欲解除其履约责任；（2）一方利用缺少契约风险管理条款的机会来侵害另一方利益；（3）一方由于利润减少欲想终止契约而非基于契约困难[2]。税收契约也是如此，根据税收契约履行需不需要司法权威的参与，税收契约的履约机制可分为自我履约机制和强制履约机制。在税收契约履行过程中，不能偏颇或偏爱某一种履约机制，而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税收契约的有效履行。可以说，提高税收契约的履约机制关键在于实现自我履约机制与强制履约机制之间的平衡。

（一）自我履约机制

自我履约机制的研究，长期以来就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哈耶克和马歇尔认为，在没有任何第三方执行者的情况下，“声誉”和商标名称便可以成为激励确保契约绩效的私人手段[3]。作为契约的一种，税收契约的履行也更多地依赖其内在保障机制的作用而自动执行，因此，构造税收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可以更好地完成契约的履约过程。

1.自我履约机制的基础条件：声誉机制

税收契约能够自动地实施，其本身必须是各缔约方通过博弈所达成的处于纳什均衡状态的契约性协议。博弈论的研究表明，如果一项契约或协议不能构成纳什均衡，它便不能自动实施。这就意味着，税收契约只有在处于纳什均衡或接近纳什均衡状态时，才能在不需要外界力量直接参与的前提下自动实施。同时也意味着，此时的纳什均衡状态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境界，遵守税收契约所约定的行为规则对各契约方来说是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从博弈论角度分析，要使税收契约能自动地履行，签订契约的博弈行为就必须重复进行，参与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在一次性博弈中，当事人是不会讲信誉的，只有在多次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人才会有足够的耐心关注其未来的收益，此时声誉机制才会起作用，契约才能自动履行。由此，可以归纳出税收契约自我履约机制能够运行的几个基本条件：（1）参与税收契约博弈的各缔约方要有足够的耐心，并且缔结税收契约的博弈行为能够重复进行；（2）税收契约缔约各方必须重视未来利益，即未来利益的驱动和吸引促使各缔约方自动遵守契约条款；（3）缔约各方的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观察到，由此引申出信息披露与信息透明的制度需求；（4）作为税收契约基础的数据提供与加工必须讲诚信原则，即税收契约基础信息的形成或获取必须以契约诚信为基础。

对照分析法定税收契约与交易税收契约，我们不难发现：（1）政府制定和修改税收制度是经常性的、重复发生的事情，这说明政府与纳税人缔结法定税收契约的行为属于重复博弈；征税人和纳税人都重视双方合作的未来利益，两者相互依存；作为税收契约基础的税收数据或信息来源相对准确可靠；缔约各方的违约行为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具有较高的违约成本，但现实中也存在缔约方无视法律尊严，出现恶意践踏税法的现象。（2）交易税收契约并不如法定税收契约那样完全具备基本条件。只有与拥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利益相关者才能保证实现重复博弈，否则，与非长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通常都属于一次易合作，如果未来再合作需要重新订立契约关系。因此，缔约各方并不重视未来利益。即使缔约各方的不诚实行为能够被即使观察到，那么因为属于非重复博弈合作，所以约束力并不强。因此，交易税收契约必须严格界定违约政策，以便在违约行为出现时按照契约条款实施相应惩罚。

2.自我履约机制的作用机理：私人惩罚

税收契约的自我履约以缔约当事人的声誉为基础。一方面，当声誉的价值超过违约行为的收益时，损失威慑就可以促使其自动履约，而声誉的积累则以当事人过去的行为记录和履约历史情况如诚实、诚信情况为基础。另一方面，在税收契约履约过程中，一个不好的信誉记录将会导致当事人获取持续的未来交易变得十分困难，这是通过缔约相对人对违约方交易关系的终止来实现的，尤其是存在健全的信用报告制度时[4]。这种通过交易关系的终止和信用报告制度的信息传递功能来促进当事人履约的机制，便是私人惩罚机制的形成，它构成了税收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作用机理。私人惩罚机制赖以为基础的声誉损失通常有两种具体形式：一是与交易者关系终止有关的未来损失，另一种则是与交易者在市场上的直接声誉贬值有关的损失，这将导致该交易者在未来与他人交易时的成本增加。

3.自我履约机制的环境条件：法律制度与产权界定

税收契约的自我履约需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为迪约双方在发生契约纠纷时提供解决问题的参照基准，使各缔约方形成稳定的预期。而且，法律震慑力量的存在对未来的税收契约履约产生事前的规制效应。为何在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能够正常运行？其原因在于清晰的法律条款可给予人们稳定的预期，而在法制不健全、处于变动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自我履约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交易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扭曲的，交易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法律、法庭处理契约纠纷时的态度与结果的判断[5]。

产权是声誉机制的基础，税收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运行同样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作为环境条件，因为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给缔约当事人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规则[6]。如果产权不清，契约当事人便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单方面守信也不可能从重视声誉行为中获取利益，于是也就没有追求声誉的动力了。一个社会的诚信程度与该社会对产权与契约的保护制度有关，对产权与契约的保护越有效，社会的诚信度就越高。就税收契约而言，无论是法定税收契约，还是交易税收契约，无不需要合理的产权制度作为诚信基础。中国的现实情况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缺乏完善的产权制度，导致了社会信用的缺失，使得税收契约乃至各类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的正常运行收到了极大挑战。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重新树立契约诚信和契约精神，有赖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完成。关于产权与税收的关联性关系等问题，在后文将专门研究。

（二）强制履约机制[7]

一般情况下，税收契约的履行依靠自我履约机制，即有效利用“声誉机制”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当缔约各方的利益冲突无法协调解决时，尤其是存在尖锐利益冲突时，法律强制履约机制就能发挥出其应有的裁决和震慑功能。

1.法律机制：解决契约纠纷的参照系

税收契约的强制履约机制，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机制，因为其主要依赖于法律的权威与裁决，不容契约参与者对法律权威展开谈判。从经济学角度看，法律是一种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其作用在于法律本身也是通过博弈形成的[8]。然而，法律本身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当作为其他契约的强制选择性权威时，便不可避免地需要拥有其剩余控制权的司法部门有一个适当的出发点。就此而论，有两种竞争性的法律契约理论提出了不同要求，传统法律契约理论认为，法庭在对注定不完全的契约进行裁决时，所需强调的是提供“公正”的契约条文来填契约“空隙”，而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庭作为裁决方不应直接以公正性作为判断标准，而应该在考虑各缔约方签约意图的基础上，以减少交易成本、签订经济上有效率的契约为前提[9]。出发点不同，对法律机制的功能及其效率的认识便存在较大差异。法律机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税收契约履约机制，其功能在于提供一种契约争议私下解决的参照物，而比一定非要直接参与税收契约纠纷的调解与平息不可，其效率不在于直接带来多少履约成本的节约，而在于其震慑力和参照系的作用而减少了税收契约纠纷。

2.强制履约机制的本质：违约赔偿

强制履约机制的本质是违约赔偿。违约赔偿是保障履约机制的核心手段，其原理是通过强制性违约赔偿来增强缔约各方的信任度及由此协调其交易行为，保证契约的公平履行。

违约赔偿手段的运用首先要辨别税收契约能否被强制履行，这便涉及到免责条款的判定。一般来说，如果契约当事人违约是因为受到另一方的强迫和意外事件，使得契约不可能或没有必要而不能有效履约，那么法律上就不能强制履行契约。一旦税收契约通过司法辨别可被强制履行，便需要对适用的违约赔偿机制进行选择。

违约赔偿机制有三种：一是损失补救赔偿，二是超额赔偿，三是衡平赔偿。三种赔偿机制的适用范围如下：（1）当违约损失易于判定且违约影响范围较小时，损失补救赔偿就是适当的，它适合于违约“私害”[10]的赔偿，通常对于市场主体之间签订的交易税收契约，当出现契约一方违约时就适合采用损失补救赔偿。（2）当违约损失不易被判定且违约范围较大、时间较长时，通过“禁令”形式的衡平赔偿就是适当的，它适用于“公害”[11]的赔偿。（3）当违约性质严重，并易于造成对法律权威的蔑视及对后续性契约行为有不良导向性影响时，适于采用超额赔偿机制以扭转不良势头。

3.法律机制对契约履行的影响

法律在税收契约的强制履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法律契约理论下，法庭对税收契约的强制执行主要是试图对其不完全的契约条款提供公正的契约补充。但在法律经济学下，法庭则倾向于在考虑各签约方的缔约意图的基础上，对注定不完全的税收契约提供有效率的契约条款来弥补契约的不完全性，但法官的有限理性及其在税收专业知识的缺乏可能导致其采取被动战略，即要么对不完全的税收契约置之不理、不予执行，要么对不完全税收契约视为完全税收契约来处理，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主动对不完全税收契约进行完善。因此，法庭在对税收契约的强制履行过程中，其基本功能是对不完全的税收契约进行完善。但出于谨慎原则的考虑，法庭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谁能够以较小成本避免契约履行失败，其损失便由谁来承担。权且把这种策略称之为“谨慎策略”，即“谨慎策略”已不再是追求公平正义，而是强调基于经济学效率意义基础上的要求了。“谨慎策略”对法庭至少有两种好处，一是避免因对专业知识及相关知识的不熟悉而对税收契约强制执行出现显失公平、更加无效率的裁决，二是节约规范税收契约条款的各种成本。当然，更深层次分析，法庭采取这种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法律环境和商业环境，法庭可以尽量避免滥用“自由裁量权”带来的执法风险。基于此种现状，笔者认为“谨慎策略”已经影响了公平正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实、颠倒是非，可以考虑通过两种途径予以解决：其一，借助权威，即借助税务当局、社会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判定专业问题，给出相对公正、有说服力的裁决；其二，组建基于税收与经济领域的专业性法庭。

三、税收契约的监督机制

（一）税收契约监督的一般模型：税务稽查博弈

税收契约的监督旨在发现税收契约运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信号，并予以监察和督促，以及对已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纠正、补救，使其不致于偏离契约缔结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税收契约的运行效果依赖于税收契约的监督机制。

税收契约的监督受制于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当对税收契约进行监督的成本大于其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时，这种监督其实是无意义的。因此，按照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对税收契约监督的最佳点位于监督的边际成本与其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点上。

税务稽查是税务当局对法定税收契约实施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发现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稽查的博弈通常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性的动态博弈，所以具有一定的约束功能。

下面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构建税收契约监督的一般模型。

在税务稽查博弈模型中，参与人包括税务当局和纳税人。假定纳税人不诚信纳税可少缴税额为T，税务稽查成本为C，税务当局实施稽查概率为θ（0≤θ≤1），纳税人不诚信的概率为ω（0≤ω≤1），税务当局稽查后发现纳税人不诚信的处罚额为F。为了简化模型，假定税务稽查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表1概括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对应的策略组合支付矩阵。

1.在给定ω时，税务当局选择稽查（θ=1）和不稽查（θ=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1，ω）=（T+F-C）ω+（T-C）（1-ω）=ωF+T-C

U（0，ω）=0×ω+T（1-ω）=T（1-ω）

令两种期望收益相等，即得到：ωF+T-C=T（1-ω）

解得：ω=C/（T+F）

当ω>C/（T+F）时，税务当局的最佳选择是进行税务稽查；当ω

当ω=C/（T+F）时，税务当局随机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2.在给定θ时，纳税人选择不诚信纳税（ω=1）和诚信纳税（ω=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θ，1）=-（T+F）θ+0（1-θ）=-（T+F）θ

U（θ，0）=-Tθ+（-T）×（1-θ）=-T

令两种期望收益相等，即得到：-（T+F）θ=-T

解得：θ=T/（T+F）

当θ>T/（T+F）时，纳税人的最佳选择为不诚信纳税；

当θ

当θ=T/（T+F）时，纳税人随机选择诚信纳税或不诚信纳税。

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纳税人不遵守税收契约的概率与税务稽查成本成正比，与处罚额成反比，即对不遵守税收契约的行为惩罚越重，纳税人就趋于遵守税收契约；税务稽查成本越高，纳税人越趋于不遵守税收契约。所以，降低税务稽查成本，加大对纳税人不遵守税收契约的惩罚力度，就可以有效促进纳税人遵守税收契约，有利于提高税收契约的履约率。这充分体现出税收契约的监督机制对提高契约履约率的显著效果。

（二）税收契约监督的辅助工具

税收契约监督不仅局限于上面讨论的税务稽查博弈模型，还有一些税务监督的其他辅工具，比如纳税评估、信用评级等。

1.税务审计与第三方审计

审计是指通过客观地获取和评价有关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认定的证据，以证实这些认定与既定标准的符合程度，并将结果转达给有关使用者的系统化过程[12]。审计在税收契约的履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税收契约履约行为的适当性、真实性等方面的监督。在委托理论中，审计作为一种监督力量内嵌于委托-契约之中。审计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与执行而产生的，并对契约运行中的履约行为和产生的信息进行鉴证。

审计日益渗透进税收领域，近年来税务审计（Tax audit）在全球经济监管中的异军突起体现了对法定税收契约的审计监督力度。事实上，税务审计是一种有效的税收监管方式，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了普遍应用。OECD对税务审计的定义是：税务机关采取特定的程序和方法核实纳税人报送的税务申报材料是否符合事实的审核评定过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纳税人申报数据资料的正确性、及时性以及完善性，并不包含审计处罚环节。税务审计的主要职能是其对税收契约履约情况的监督职能，其次是对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的教育职能。

对于交易税收契约的审计监督，主要体现在第三方审计机构的介入。如果交易税收契约的履行出现契约争议和冲突，为了澄清事实进一步保证契约履行的公正性，通常契约各方会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实施审计鉴证过程，并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发表独立的、公正性的审计意见。但是，中国审计诚信日益受到关注，审计本身所存在的合谋、寻租行为严重损害了其鉴证职能的发挥，审计对税收契约的监督作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大力整治审计市场，重树审计独立、公正、诚信原则，才能更好地发挥审计对税收契约的监督作用。

2.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当局运用数据信息比对分析的方法，对纳税人申报纳税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分析，通过税务函告、税务约谈和实地调查等方法进行核实，从而做出定性、定量判断，并采取进一步征管措施的税收监管行为。纳税评估作为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税务管理的有效方式，利用纳税评估可以发现税收征管中的不足，强化管理监控功能，以帮助纳税人发现和纠正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出现的纳税错漏事项，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与税收遵从度。

纳税评估不同于税务审计与税务稽查，有其独特的特征，也显示出其对税收契约监督的独特价值：（1）实施纳税评估时，一般仅限于税务机关内部，不对客体进行实地稽查；（2）纳税评估的基础信息资料来源渠道广泛，包括来源于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存储的信息资料，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行政审批、发票、财务核算等资料，以及从银行、政府机关、行业协会等取得的外部信息数据；（3）纳税评估侧重的是事中、事后评估；（4）纳税评估主要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和数理统计学等现代化科学手段，对评估客体的各项涉税指标等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揭示其异常波动程度，作为评定纳税人申报税款是否真实、准确的参照；（5）纳税评估注重评估客体的陈述申辩。在实施纳税评估过程中，可以采取约谈、提供纳税资料等多种方式获取信息，允许评估客体陈述举证，实现交互式信息反馈，更适合于税收契约的监督；（6）纳税评估为纳税信用等级管理提供全面的信息来源，所以纳税评估的结果是形成了系统的纳税信用评价资料，这为税收契约的监督打开了税收信用视角的窗口。

契税政策篇8

近年契税收入规模与增长潜力也大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加强两税征管的税极性，契税收入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契税的特殊地位和征管对象的特殊性, 房地产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契税征管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二手房交易计税价格和首套房认定问题较为突出。

一、当前契税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税收执法地位弱化

长期以来，契税征管的法律保障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牧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迄今为止国务院还没有出台任何有关契税征管的行政法规，实际工作中省市主管部门解释也是参照《税收征管法》，契税征管程序法的缺失，致使契税征管工作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客观上决定了契税执法力度的弱化。契税的源头在国土部门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末端在房地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只是契税征收的中间环节，无论哪一个环节出现脱节都会造成契税的流失，直接影响了契税征收质量。

2.相关政策操作性不强，计税依据难掌握

一是不能做到按时纳税申报。根据《契税条例》规定，纳税人应在纳税义务发生后10 日内到征收机关主动申报纳税。由于纳税意识薄弱，不少居民之间的土地、房产交易，通过私自订立买卖合同，付清款项后直接将原房地产权属证明直接交给购买房，不到征收机关申报纳税，也不到相关部门办理确权手续。即使刚刚购置的增量房，也存在纳税人交齐开发商的房款后直接居住，不办理房产证，征收机关也不可能去逐户摸底并催收，致使大量税款不能及时入库，甚至造成税源流失。

二是计税价格合理确定有难度。为了达到偷漏税的目的，开发商和购房户签订两份商品房预售合同，低价合同用来交税;尤其是二手房交易双方随意性更大，为达到偷漏税的目的。往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自己签署的买卖合同上协议价款往往低于实际成交价款,或者干脆签订两份合同,一份用于双方实际成交,另一份对付契税征管部门。二手房交易关于商用房税率核定有漏洞，原房产证上整体作为商用，被人为的分层评估，楼下门面部分按商业门面评估适用4%税率，楼上部分作为住宅低价评估且办理唯一住房证明享受低税率优惠。按照《契税暂行条例》规定："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征收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实际操作中很难正确把握“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界限，合理核定计税价格。当前有些县市房地产评估中介机构并没有脱钩独立，仍然依附于国土、房产管理部门，属于“官”中介，契税征收机关只能单纯依赖于没有脱钩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征管部门若参照基准地价或委托其他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由于受个人和部门间利益的驱动，致使国土、房产管理部门又不认可，考虑到相关协税护税部门之间的配合，契税征收部门只能作出妥协让步，无法履行税收法规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合理的计税价格。征管部门的妥协，这样不仅削弱了税收的刚性，还给“关系税”、“人情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无法杜绝税款跑冒滴漏，无法做到应收尽收。

3.契税新政执行中首套房认定难

实际工作中征收机关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普通住房的认定，只能依据房管部门出具的个人家庭唯一住房查询表。个人家庭唯一住房查询表是由房产管理部门通过住房信息系统查询后出具的，但是大多县市房管部门电子查询系统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推广，如肥西县房产管理部门的住房信息查询系统就是2004年开始使用，04年以前房屋信息不全难以查询，造成征收机关对纳税人唯一普通住房认定失准，特别是家庭成员的户口不在同一个簿上的，可能使纳税人购买的非唯一住房被认定为唯一住房。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以“离婚”为手段来达到少缴契税的目的。当今社会现实，在较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少数家庭为了达到少纳税款，社会责任感缺失，纳税意识淡薄，选择低成本“离婚”。从2010年契税新政出台到现在，征收机关受理离婚夫妻办理契税减免的比以前正常年份有明显提高。其离婚间隔之短，令人对其“离婚”的目的表示怀疑。但征收机关人力有限，也无法对这些纳税户的离婚证真假进行甄别。以上纳税人弄虚作假取得的首套房证明，却毫无顾忌可以在《家庭唯一住房书面诚信保证书》签名并按下鲜红的指印，这主要是首套房纳税后续管理跟不上，稽查力度不够，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为此受到惩处付出代价。

4.部门配合需要明确的法律约束

契税的征管，财税、国土资源、房管等部门的配合是最关键的。而现有的法规对部门配合要求的很笼统，散见于相关的文件中，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以至于各部门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现象，信息资源不能共享，不能严格执行“先税后证”制度，给征收工作造成很大的漏洞。

二、强化契税征管工作几点建议及对策

1.尽快完善契税法律保障体系

针对目前契税法律地位弱化的现状，国家税务总局应该尽快出台符合的契税征管工作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改变契税征管程序法缺失的现象，完善契税征收的法律保障体系。

2.加强部门协调配合，严格实行先税后证

加强部门密切配合也是契税征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契税征收处于房地产管理的中间环节，契税征收实行源头控制和“以证控税”“先税后证”程序，要求契税征收部门要与国土、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管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制度，协调配合，控制好契税征收的每个环节。国土、房管部门坚持以“先税后证”为把手，不见契税完税凭证，不予办理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形成从源头到末端的链条控制体系，达到共同协税护税的局面，杜绝税款的跑冒滴漏，确保契税应收尽收。

3.加大宣传和惩处力度，严格依法治税

由于目前有些县市没有出台相关房屋的基准价格，针对房屋买卖中价格是否符合公允价值界定没有依据。对无正当理由明显偏低的计税价格，组织稽查人员到开发企业认真核实，发现有虚假的购房合同而少报计税价格偷漏税者，按税收征管法严厉惩处。同时，加大税法的宣传力度，提高纳税意识。要进一步加强契税征管政策的宣传工作，采取召开会议、办宣传栏、印发宣传资料等有效形式，全方位地进行税法宣传，使人们熟知税收法规，从而提高全民依法纳税意识，扭转契税征收弱势地位，创造良好的纳税氛围。

4.积极推行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建立房屋交易计税价格信息平台

契税征收部门与房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三家建立契税征管信息网，积极推行与房地产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实行网络化、一体化办公，实施契税信息网络化治理。建立科学合理的房屋计税价格信息平台，会同房管局、物价局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联合公布各住宅小区二手房市场平均交易价格，以此作为计税价格核定的基本依据，按照一定的浮动幅度和楼层系数核定某小区的最低计税价格，凡低于最低计税价格的一律按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纳税，堵塞二手房交易中的税收漏洞。

5.加强对征管人员的业务培训，推行文明办税

一是加强对征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对契税政策进行系统培训、技能考核,提高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二是推行文明办税,实行文明用语、高效率办事等服务举措,提高服务水平。三是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大对税收法律法规及执法程序等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断增强执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契税执法中用法得当、执法得力。

契税政策篇9

为了支持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就企业改制重组中涉及的若干契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

非公司制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整体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对改建后的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非公司制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其部分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且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在新设公司中所占股份超过50%的，对新设公司承受该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二、企业股权重组

在股权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企业股权，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国有、集体企业实施“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由职工买断企业产权，或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或者通过其职工投资增资扩股，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对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三、企业合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改建为一个企业，对其合并后的企业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四、企业分立

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对派生方、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不征收契税。

五、企业出售

国有、集体企业出售，被出售企业法人予以注销，并且买受人妥善安置原企业30%以上职工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减半征收契税；全部安置原企业职工的，免征契税。

六、企业关闭、破产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关闭、破产后，债权人（包括关闭、破产企业职工）承受关闭、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以抵偿债务的，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关闭、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凡妥善安置原企业30%以上职工的，减半征收契税；全部安置原企业职工的，免征契税。

七、其他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和划转过程中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不征收契税。

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无偿划转，不征收契税。

第五、六款所称“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是指国有、集体企业买受人或关闭、破产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承受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原企业职工进行合理补偿，并与被安置职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工合同，以及按照《劳动法》落实相关政策。

本通知自2003年10月1日起至20**年12月31日止执行。

契税政策篇10

下列房产免纳房产税：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

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

三、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

四、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