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文十篇

列宁论文篇1

【关 键 词】列宁/政治文明/思想

马克思曾于1844年11月拟定了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准备写一本通过论述18世纪法国革命史来阐释包括“人权”、“民主”、“法律”、“权力的分开与制衡”、“国家管理和公开管理”、“政党”、“选举权”等内容的政治文明，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著作。当然这个构想还不是成熟的，写作计划也未实现。但在这个计划草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的未来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涵，无疑对后人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150多年来，虽然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的。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提出并实践了一整套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基本形成了一个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概念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苏维埃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新型的苏维埃政权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但其更重要的职能是在工农群众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列宁认为，苏维埃实行的民主，其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十月革命刚胜利，列宁就在起草的《告工人、士兵与农民书》中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建立苏维埃，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谈不到新的事业，“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8～2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组织新的生产和消费”。就在这次大会召开不久，列宁在他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进一步阐释了苏维埃民主的本质特征：“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破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列宁选集》第3卷第5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认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关键是保证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必须”的现实条件，即“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能够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个必须，是要求根据人民的意志建立与现实政权相辅相应的制度、体制；第二个必须，是一定要有一支能够有效地够驾驭国家政权的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清楚这两个现实条件的决定性作用。为使工农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落到实处，列宁还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把工农大众的权益写进宪法，明确规定全体被剥削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对自己选出的代表可以随时罢免，这样就从立法上保证了人民参政、督政的权力；建立非党工农群众参与管理的制度，各地党组织应当引导占相当比例的非党工人参加苏维埃工作，以促进苏维埃机关“工人化”，利于加强国家机关与普通工农的联系；在普通工农中发现人才，挑选人才，把他们提拔到适应的领导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在列宁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指导下，俄国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0年底，即使在国内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省各县的代表大会也都多次召开，人民代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发扬民主，参与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列宁评价说：“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俄国这样广泛运用无产阶级民主”(《列宁全集》第37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依法治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些人以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无须太多的法令了。列宁尖锐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仍然需要法律，需要依法治国。“假如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列宁全集》第36卷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认为用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第一天，列宁就起草了《告俄国公民书》、《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等重要法令。此后，无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列宁都是亲自指导立法工作，即使在晚年病重中也不忘指示司法部抓紧完成立法任务。

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建设没有现有经验和模式可循，要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法制体系，只有探索自己的道路。在创建新型法律过程中，列宁强调，首先，要制定新型法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共产党是立法的领导、全国统一法制、法律要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立法应当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等原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第二，人民的基本权利要纳入宪法，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民主政治以及实行的程度如何的主要标志。因为苏维埃宪法“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在人民基本权利中，政治权利居于首位，不仅要赋予人民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而且要赋予他们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体现，政府要为实现人民集会、出版自由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第四，党员和干部应当成为执法守法的模范，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如违法犯罪，定要严惩。列宁在晚年病重期间，更是谆谆告诫同志们要严格遵纪守法，与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三)苏维埃政权需要多种形式的权力监督

列宁指出，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监督方式，以消除苏维埃政权可能发生的弊病，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参阅《列宁全集》第3卷第506～50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永久性地位。在列宁丰富的权力监督思想中，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及法律监督的思想具有更突出的地位。

列宁认为，加强党内监督是苏维埃政权监督系统的核心和最高层次，它对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巨大的监督威力。因而搞好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在列宁这个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专门成立的党内监督机关。其任务主要是对党的上层机关，尤其是对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实施监督。为保证监委的监督有效，列宁提出，监察委员会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赋予它与同级党委平等的地位和权力，享有政治局重大问题研究的参与权、对政治局文件的审议权，包括对国家公务的参与权、检查权、质询权及查处权等；监察委员会所作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不得随意撤销；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职务，任期内不得调离。他还强调，中央监委“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列宁选集》第4卷第782～78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列宁对中央监委工作的殷切期望，也是对中央高层领导无条件地接受监督的要求。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苏维埃政权来自劳动群众，苏维埃的所有代表，都由人民直接选举，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但实践使列宁认识到，初建的苏维埃俄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行使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而只能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替自己管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各级群众监督制度，以防止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就成为必要的了。为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列宁指示，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中央控告检查局，以便于接受审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滥用权力、渎职违法行为的控告和检查。1920年，又在国家监察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农检查院，专门对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实行检查和监督。同时列宁还提出要吸收工农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领导层进行直接监督。工农群众监督机制和监督制度的建立，使苏维埃实行人民民主得到有力的保证。列宁不仅重视从机制、制度方面完善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运作的检查和监督，他还强调，要赋予人民群众罢免权。人民群众掌握罢免权，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人民性所在，是人民民主本质的体现。关于罢免的对象，列宁认为，一是群众选出的代表；二是通过选举成为苏维埃机关、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

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形成，很重要的一点是苏维埃机关成立不久他就敏锐地察觉到机关中官僚主义贪污受贿、渎职腐败等违法现象的滋生，这是党和国家肌体的主要危险，他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52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列宁看来，抑制官僚主义，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只注重教育、批评等手段是不够的，必须使用法律武器，依法对权力进行监督。列宁法律监督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1)全国实行统一法制。他说，“法制只能有一种”，只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才“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切的官僚主义”(《列宁全集》第43卷第195～19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也就有了统一的法律依据。(2)建立新型的法律监督机关——检查机关，其直接受中央机关领导，具有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提出异议的权利。(3)法律监督的约束力、有效性是普遍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4)加大法律监督检查机关的专职性、独立性和权威性。

(四)改革国家机关，建设新型政权

当国内战争结束，国家机关工作日趋正常后，列宁感到政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愈演愈烈了，“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选集》第4卷第7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严重地影响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如何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对这关系党和国家政权盛衰兴亡的大问题，列宁在不少著作，特别是晚期著作中进行了重点论述。

列宁分析了俄国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指出官僚主义给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任务。但从现实情况出发，列宁认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是必须对现有的国家机关进行改革，而且要以改组工农检查院为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工农检查院的官僚主义最严重：机构繁多，办事拖拉、相互推诿、效率低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认为，只有从根本上采取坚决措施改组工农检查院，才能使其真正担负起一个高级机关所应承担的任务。改组工农检查院，列宁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精简人员；二是精简机构；三是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列宁知道，改革国家机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能急于求成，单纯追求数量。所以他提出，改革要“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改革要循序渐进。

要在改革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新型的、文明的、模范的、得到大家信任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定要改变作风，彻底摒弃那种“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使生动活泼的工作淹没在浩瀚如海的公文之中的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要用“三根鞭子抽打”工作中的“三不”，即“不注意、不督促、不检查”的恶习；要撤销不必要的多如牛毛的委员会，以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参阅《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7～38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要进一步科学规定国家机关的职能，特别对工农检查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重要机关的特殊职能给予有效划分。(3)要提高国家机关领导者的素质。作为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是要有科学修养的人，是有吸收人才的能力的人，是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第75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要根据这样的条件培养和选拔国家机关的领导者。

(五)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并成为执政党后，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列宁在实践中探索了这个问题，形成了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根据俄国形势的变化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历史任务，提出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即党要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坚强领导者，成为“真正钢铁般的组织”。第二，根据当时俄共(布)的情况，提出党的建设的主题是永远确保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党员都要为维护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而努力提高自己。第三，提出党的建设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民主集中制和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第四，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执政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列宁全集》第34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新时期的经济任务。此外，由于列宁在晚年病重期间，清楚地预感到由于政治局某些领导人的关系而会导致党分裂的危险，因而提出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党的分裂的忠告。并在经过认真思考、慎重权衡之后，提出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建议。

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它们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概念，有效地指导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极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的我们党来说，学习借鉴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从历史的角度看，俄国毕竟是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的模式、经验可循，所以实践中政治文明建设的诸多方面还远没有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的轨道；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本身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难免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探索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参考文献】

1.参考书目：

《列宁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著

《列宁传》黄楠森、曾盛林著

《苏联兴亡史》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

2.参考论文：

居继清：论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

郭红霞：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及其启示

何峻：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李剑：列宁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理论的贡献

列宁论文篇2

关键词：列宁；农村；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65—04

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农民阶级文化的匮乏。对此，他主张必须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并具体论述了开展农村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根本途径，形成了其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思想。列宁的这些思想，补充并实际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建设理论，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对苏俄农村文化落后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俄国，由于历史传统、城乡差别等多种因素，致使苏俄农村文化异常落后。列宁认为，农村的这种文化落后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文盲问题严重存在。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清醒地认识到阻碍俄国进步的因素，不仅是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在于农民文化上的落后性。虽然早在沙俄时代也曾出现过一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广大工人与农民却被剥夺了最起码的受教育权利，全国约有3/4的居民是文盲。列宁认为，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1920年，按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中统计，每一千名男子中不识字人数占60%，每一千名妇女中不识字人数竟占75%。而且绝大多数文盲是农民。针对此，列宁感叹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309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无产阶级与农民掌握最丰富、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成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农业国家，是很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谈不上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列宁认为，农村社会中严重存在的文盲现象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农民缺乏理解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1922年，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和俄共（布）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本来是一项旨在维护农民利益的正确的、可行的政策，但由于农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差，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怀疑与否定。为此，列宁告诫广大农民：新经济政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而且更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因而需要农民不断学习，并且强调把学习当作一项严峻的任务。“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2]195列宁认为，只有农民群众人人都识字，才能提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从而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其次，农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热情。列宁指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2] 200意思是说，政治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复杂现象，是人的思想意志通过自身的政治行为在政治领域内的反映与表达，他强调苏维埃俄国的农民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有能力、有资格、有觉悟参与其中。而由于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这就使他们严重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热情，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够获得多少个人利益。可见，在列宁看来，文化素质低下的广大农民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

再次，农民缺乏振兴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经验。在苏维埃俄国的农村中，众多农民在分割好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播种着传统的谷种，靠饲养牲畜积肥，使用的农具大多陈旧粗笨，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农具也很欠缺，更别说现代化的大机器了。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把实现全国电气化看作是振兴农业经济乃至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农村中文盲的大量存在成为阻碍农业技术革新的最大障碍。他说：“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1]301还强调，农民文化素质低的现状不改变，就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落后性，结果就会失去农业和粮食这个基础，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

列宁论文篇3

1920年11月，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列宁强调:社会教育的任务是对工农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尤其是要重视对青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教育他们多关心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1921年3月，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应该使工农群众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争取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社会教育”就应该结合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来进行。

第一，列宁主张加强对社会教育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列宁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既要讲究方法，又要追求实际效果，艺术性很强。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列宁不仅在认识上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亲自落实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列宁主张调动工农群众自身的积极性来做好社会教育工作。列宁认为，工农群众有求知的强烈愿望，只要社会教育领导部门和领导者重视这一点，并且采取相应措施，就可以在工作中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使自己的工作得到群众的配合。从这种考虑出发，列宁建议在工厂工人中建立许多以帮助农村进行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团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计划地下乡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或者有计划、有目的地使一部分工厂党支部同农村党支部之间建立联系，前者根据后者的需要和要求提供进行社会教育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第三，列宁主张社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应随着党的工作中心转变而改变。他提出，社会教育工作者应当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考虑到这种转变，使宣传的任务和计划同这种转变适应起来。在思想政治内容改变的时候，应赶快抛弃已经过时的旧的宣传方法，改变旧的作风。列宁认为，正确的方法和作风是向群众说明实际的、明确的经济发展计划，说明工作中的困难，说明克服困难的措施，并把这个工作同提高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工作结合起来，加强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行，保证党的中心任务胜利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战略全局来思考和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他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本任务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基本方面。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这两个方面结合的根本任务就是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人。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内在要求，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提出来的，既符合实际，又着眼长远，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现实的基础。“四有”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国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素质的根本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和促进。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用教育和法制两个手段解决问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搞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大批判”、搞运动的方法，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并且应提倡健康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许许多多思想是非问题，只有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得以明辨，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只有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得以消除。邓小平认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我们要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把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和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结合起来。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思想文化事业，必须在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并得到发展。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继承本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求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加快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还要与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结合起来，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尊重知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精神文明建设本身能否搞好，从根本上讲也取决于在理论、新闻、出版、文艺、教育和科技等方面能否善于发现、充分尊重和大胆使用优秀人才。针对过去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尊重创造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知识才能高效率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才能显示出精神文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

第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精神文明的发展，可以成为社会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使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飞跃式进步，这就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对列宁社会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时，俄国人民掌握政权和建设新国家的实践刚刚开始，而且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形势，使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直处于激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列宁只能从当时的斗争需要出发一般性地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关问题。我们国家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拥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势，这就使得我们党有可能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与文化建设问题。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保证正确发展方向、创造安定团结社会环境等功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等观点，为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方向。

列宁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列宁;实践;人民

一、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演进轨迹

（一）十月革命以前到1918年，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形成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接受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预测和设想，并将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将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此时，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的主要观点有：（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能存在商品经济的，当然也不可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存在交换的社会主义是可笑的。（二）剥夺剥夺者，建立单一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对立的阶级，人人是平等的，所以也不可能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是生产关系也是单一的公有制。其分配方式也是按劳分配的。（三）计划经济。他认为整个社会都是按计划进行的，甚至是社会生产领域，要对国民经济进行严格的管理。全体居民则成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职员。显然，列宁此时的社会主义观还停留在纯理论思考阶段，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1918年春到1922年底，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发展：

1918年春至1922年底，苏联先后经历了国内战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期，也是列宁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观。首先表现在列宁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1）。这是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核心与灵魂。其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深化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指导下，列宁先后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新经济政策，主张采用诸如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一切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总之，1918年春到1922年底，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列宁后来社会主义观的升华打下了基础。

（三）1922年底至1924年1月，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升华：

1922年底至1924年1月，这是列宁同疾病顽强斗争的最后岁月。尽管病魔缠身，列宁仍在关注着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仍在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殚精竭虑。在病床上，列宁口授了后来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实质上都是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紧迫的重大的问题的思考，其中集中体现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思考成果的是《论合作社》（2）一文。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对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新的评价：“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由此转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认为从前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心放在了革命和政治斗争中，而现在应该把重心转移到文化上面了。

那么为什么之前被人们鄙视的买卖机构合作社制度会被列宁认为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呢？因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因此，凡是有利于人民“过好日子”的政策、制度、方法都被列宁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合作制度是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制度。因此，它也就理所当然会被列宁认为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二、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内容

在苏俄人民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丰富而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体系。其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列宁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过不同的论述。这些论述或代表列宁某一时期的认识水平，或是列宁对某些事物的性质的判定。真正代表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是“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的观点和“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正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它们分别从性质和目的两方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

首先，列宁认为，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已经由一种纯理论彻底地变为了人民的实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变革的意义在于：把社会主义从只是被一无所知的人谈论的教条，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4）这表明社会主义不在是教条，不再是单一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是人们的实践。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

其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民追求好日子。正如前面所述，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的主体是人民。人民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其目的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所以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以前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计划生产，而认为单一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人们过上好日子。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科学的揭示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核心。

（二）社会主义的任务论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让人民“过好日子”。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纯文化”，“过好日子”就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像苏联这样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更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要贯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

（三）社会主义的检验标准论

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变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受益者。因此，社会主义的任何变革都应由人民来检验、来评判，其标准便是人民认为“比旧制度好”。这种旧制度不仅指资本主义制度，也指此前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指出：“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6）

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体系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论及其要点。我们必须科学地对待列宁的社会主义观。首先，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区分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其次，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仅以苏联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因而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它。

三、列宁社会主义观给我们的理论启迪

首先，人民应是我们思考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离开了人民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离开了人民，也就无法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历程表明，正是因为坚持了人民的观点，以人民为思考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列宁才能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论，才能科学地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只有坚持人民的观点，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实践应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如前所述，促成列宁社会主义观由纯理论走向科学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出现，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每一个新的发展都是以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历程昭示我们：无论多么精密的逻辑也演绎不出社会主义的真理，无论多么精美的理论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要在实践中修正、完善自己。实践应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人民的实践，坚持实践的观点就是坚持人民的观点，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最后一切从实际出发应是我们处理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实践是变动不居的，社会主义没有一劳永逸的不变的模式。列宁反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不能仅根据纲领争论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主义“当作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因此，对待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能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纲领去推断该怎样处理它，而是要从有利于人民“过好日子”，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去认识它、处理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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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书翰.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J].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2，（5）.

[6]俞良早.深入发掘列宁关于机关改革的思想[]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注释：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466页.

（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65页.

（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208页.

（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52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18页.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01页.

列宁论文篇5

关键词：无产阶级；党内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4-02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实践者，他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俄国自身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列宁依然提出“要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民主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的论断，并且尽其一生付诸行动。近年来学界相当重视对列宁民主遗产的挖掘和整理，研究重点集中在无产阶级、党内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思想，以及如何评价列宁民主思想等方面。

一、列宁民主思想的评价问题

国外研究成果以著作居多，比如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A.阿夫托儿汉诺夫的《苏共野史》和莫西・莱文的《列宁的最后斗争》等。国外研究认为列宁民主思想自形成起就存在很多问题，研究思路以批评、质疑列宁为主，较为盛行的是个人专制论、党治论和无产阶级悬空论等。

20世纪60年代，西方理论界形成了所谓“西方列宁学”和“西方苏维埃学”。这一时期西方列宁学的研究者主张“个人专制论”，强烈责难列宁并声称其是苏联个人专制的始作俑者[1-4]。

主张“党治论”的观点似乎走得更远，概而言之，他们认为列宁就是主张。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属于各派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参加建设性的工作，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害怕自由辩论，他们毫不犹豫地废除了言论自由，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分享政权，而打算通过无限制的来实行统治[5]。

更为夸张的是无产阶级悬空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技术的落后和内战的严重破坏，苏联不仅没有无产阶级而且也缺乏产生这一阶级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双重悬空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而变成一个社会成分不同的少数分子的，不久就变成了党的[5-6]。

针对以上质疑，也有一些西方列宁学家试图以严肃的学理分析态度对待列宁的民主思想，有的还站出来为列宁辩护，比如尼尔・哈丁指出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提出完全是由革命运动的局势所决定的。

中国国内以黄楠森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比较中肯地对列宁思想做了如下基本定位:列宁是人而不是神，列宁思想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20年代形成的对列宁学说的传统认识，由于受“左”的思想倾向影响，偏重于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角度理解列宁学说，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所谓西方列宁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定、歪曲和攻击列宁学说[7]。列宁在长期革命过程中，领导党同经济派、孟什维克、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其中的分歧关系到重大原则问题，这种分歧和斗争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8]；列宁民主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9]。列宁的民主观是一个以民主集中思想为核心的丰富的理论体系，既包括他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看法，又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和人民管理国家的方式等方面的理论建构与实践[10]。认识和评价列宁民主思想，要从列宁当时的语境、原著，从列宁民主思想实践的具体演变中去思考[11]。十月革命前后，列宁面对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环境，从在野党过渡到执政党，从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勾画到现实实践，身份、角色、环境、任务的不同，使得列宁党内民主组织原则经受实践洗礼而不断趋于完善，不能根据革命特殊时期特殊过渡方式而断言列宁主张极权主义等，这是误读列宁[12]。

二、列宁民主思想的主要组成问题

这部分研究以国内研究为主。据不完全统计，挖掘梳理列宁民主思想具体内容的文献，覆盖了已有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梳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列宁的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民主集中制思想、人民民主思想。

（一）无产阶级思想

第一种观点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民主与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存[13]。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就其本质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作为国家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它和国家一样，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统治服务的；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同时对人民的敌人――资产阶级实行，这种组织方式也最终会走向消亡[14]。第三种观点分歧最少，即在“如何实现民主”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集中，即：（1）建立选举与罢免制度。（2）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对国家机关有效监督。（3）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制，充分尊重地方苏维埃的自。（4）建立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5）实行党政分工，正确划分党和政府职权范围。（6）改造国家机构，增强国家机构管理能力，反对。（7）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生活逐步走向民主化。

（二）党内民主集中制思想

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地位，目前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党内民主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集中”为切入点，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列宁整个党建活动的红线[15]。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侧重点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最终形成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特别是列宁晚年即执政的近7年，强调扩大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11]。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发展历程，也有学者做了详细的划分并认为该思想前后经历了“集中制”（1898―1905）、“民主集中制”（1905―1917）、“极端集中制”（1918―1921）、“工人民主制”（1921―1923）四个时期的发展演变[15]。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民主集中制在人民民主中的应用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者认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存在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它的外延相当广泛，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认识和使用。将党内民主集中制运用于人民民主，必须遵循一些重要原则，既要保证党对人民民主的领导，又要有利于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16]。

（三）人民民主思想

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有学者指出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际，把马恩所习惯使用的“无产阶级民主”概念，通过主体方面的拓展而推进到人民民主的层面[17]。人民民主内涵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文化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拥有广泛而真实的民利。人民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应该把握好这个实质，人心向背始终是决定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历史命运的根本因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与满足、人民当家做主是否真正落实、人民民主的发展状况如何，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17]。

人民民主建设的途径方面，学者们意见比较统一。选举权和罢免权、监督权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管理权是列宁人民民主的集中体现，加强人民民主建设的主要途径有：（1）注重发展生产力，为人民民主奠定经济基础。（2）大力发展教育，为人民民主构建文化依托。（3）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人民民主寻求制度保障。（4）强化党内民主，为人民民主提供组织保证。其他研究者考察和总结了经典作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认为人民民主建设存在渐进性[18]，这包括合理把握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不具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优势、民主传统，还指要结合人民参政议政能力素质不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主意识不强的国情来发展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苏联解体、十年“”等充分说明了法制、监督遭到破坏，强化法制和完善监督才能有效保证人民民主落实[19]。

三、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规律总结

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著作主要涉及的有：张慕良的《列宁民主集中制奥秘初探》，尹彦《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和俞良早的《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期刊论文中辟以专门章节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规律的很少。目前研究认为，人民民主是政治必然趋势：人民民主给党的领导以合法空间，使国家走向全面法制化，让人民当家做主成为可能[18]。民主建设有渐进性和现实性，人民民主既要保障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更要保障人民生存与发展，追求民主化的民生绩效[19]。列宁提出由党实现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加强国家机构的管理能力、反对等，体现了无产阶级在实践过程中对民主问题的初步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之源[20]。

四、结语

近年来，列宁民主思想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存在三个问题：（1）重复性研究较多，一些文章引用的事实与材料雷同，观点相似，学术价值有所降低。这警示我们需要全面阅读相关文本，注重挖掘新材料。（2）研究者集中做列宁民主思想某一个方面的专门解读，忽略了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缺乏对列宁民主思想的整体把握。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列宁民主思想做整体的解读，以梳理和把握其中的演变线索，更准确地还原列宁民主思想全貌，以达到读懂列宁的目的。（3）就民主谈民主，不能把握列宁民主思想的逻辑线索和历史演变，并给出客观实际的评价。这些都是接下来可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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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伟东.论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在苏联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0（2）.

[12]汤德森.驳西方学者对列宁无产阶级理论的歪曲[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

[13]顾玉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建设思想的价值诉求及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5）.

[14]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9）.

[15]杨萍.对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历史考察[J].济南大学学报，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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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发展的政治基础――以人民民主为中心的考察[J].学术月刊，2012（5）.

列宁论文篇6

【关 键 词】列宁/市场经济/人道主义

【 正 文 】

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人道主义”和“****”都是可怕的字眼。事实上，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初也都是通过批判人道主义和****（包括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而“发家”的。****“四人帮”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和****问题又一度成为重大的政治—理论争论，周扬老前辈因此含恨离开人间。时至今日，论界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歧见纷呈，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定性而一概否定和批判人道主义的论者至今并未绝迹。

显然，人道主义和****问题，至今仍是当代中国论界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经济上融入全球化浪潮时绕不开的“理论险滩”。笔者在《人道悖歌》（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曾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道主义和****是适应于市场交易和商品生产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不可能不倡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由此出发，本文将进一步回视列宁在搞“新经济政策”前由否定市场经济而一般否定人道主义和****的往史。列宁的理论教训将作为我们今天倡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镜鉴，提醒人们不要再“走老路”。

列宁的失误之一：从社会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到工农应当“不平等”

（一）列宁从社会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也否定人道主义的思路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的列宁，一直把社会主义对立于市场经济。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9页。）；“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0页。）。在1918年夏到1921年春，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同“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直接合二为一。这种“消灭”市场经济和货币关系的理论和举动，显然和苏维埃国家走向有序发展并争得繁荣背道而驰，因而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有鉴于此，列宁被迫宣布：“我们不能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320页。）尽管如此，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执行时期，始终存在着关于努力“消灭”市场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呼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上，产生了列宁对人道主义的又一次“反击”。本文的以下论述，将主要在这种背景上展开。

我注意到，与中国当代笼统反对和否定人道主义的论者不同，列宁当年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却出发于唯物史观关于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早在青年时代，列宁便正确地按照唯物史观原理，反对人们对“自由”和“平等”之类的人道主义口号进行“抽象理解”，而要求人们首先把这些抽象概念还原为经济 事实，在经济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地理解和评价它们。据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产。”（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这一科学认识， 贯彻在列宁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字中，构成了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最主要的理论前提。例如，十月革命后，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列宁又多次重申：“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着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之流的庸人，揭露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343页。）；“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是“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注：《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页。）；“平等思想”“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 125页。），等等。在这里，列宁确确实实和马、恩一样，是把人道主义科学地看作产生于商品经济土壤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认定，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很显然，当列宁重申人道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念上层建筑的观点时，他确乎在重申唯物史观创始人的科学见解。

由上述正确的第一步，迈向了包含错误的第二步，这是列宁的理论悲剧。这个第二步，根源于社会主义对立于商品经济因而也对立于商品经济观念形态的思路。这是本文所讲的列宁一系列失误的根本点所在。在作为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7月31 日）以及着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等文论中，此种偏颇是到处可见的，无须讳言。

例如，列宁曾说：在被压迫劳动阶级“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要的历史关头”的时候，“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316页。）。当谈及等价交换产生的平等观念的时候，列宁又说：“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因之，平等口号也应被否定。（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1页。）列宁多次强调，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拿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的口号来欺骗自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等等。 在列宁的这种批判中，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对头。

（二）列宁从坚持社会主义“消灭”商品平等交易到提出工农“不平等”的口号

“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余粮征集制，在战争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战后的推行，就势必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因为，它实际是剥夺农民的一种形式：它以不等价交换为前提。可是，当时的列宁不是这样看问题。他把要求等价交换的农民看成“投机者”，严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平等的一切呼声，并进而以工农“不平等”的口号与之相抗衡。

列宁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农民“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货币”，因此，“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出卖粮食，出卖必需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第二， “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列宁举例说，“如果60 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无条件地必须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第三，“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 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要不然就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 君子”（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第四，“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认为， 许以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4页。）， 许以自由就是许以“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发财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页。）；第五， “工农不平等”的口号，“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生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应当坚持，（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等等。在这条清晰的思路中， 贯穿着一条“消灭”大商品生产也消灭小商品生产的主线。在列宁当时的思维中，对人道主义各原则的否定，包括对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那种人道要求的否定，实际上，均是作为他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而存在的。批判人道主义，是为了“消灭”商品经济；要“消灭”商品经济，就必须花大功夫批判人道主义，其中包括批判产生于不同的商品经济形态之上的不同的人道主义。

当然，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充分证明列宁并不是僵定的“反商”派。他是服从实践和真理的。假以天年，他会从理论上的“反商”而成为市场经济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人道主义的拥护者和坚定的宣传者。

列宁的失误之二：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庸俗化

（一）列宁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表现之一：市场经济及人道主义均属资本主义

把资本主义看作市场经济的最高和最后发展阶段，进而把当时一切市场经济发展都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表现形态，并因此而把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论断奉为不可移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直至“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列宁的一贯看法。这一看法构成了他对人道主义进行绝对化阶级分析的基本理论依据。

早在20岁的时候，列宁便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书中，把“商品经济（货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题，称为普遍适用的“原理”（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4页。）。他解释道，“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看来，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一）商品生产是生产的普遍形式；（二）人的劳动力也具有商品形式”——这便“是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页。）。很明显，在这种理解中，市场经济便是资本主义。照此推论，作为商品经济观念上层建筑的“自由”、“平等”思想，其最终的指向，都不能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年轻的列宁认定，“‘平等’在生活中体现为‘自由劳动’和把劳动卖给资本”（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410页。）， 在自由平等理论掩盖着的一切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制度”（注：《列宁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自由平等思想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别名。在这里，列宁的看法与今日实践的差距确实不小：

第一，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作为市场经济之反映的人道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列宁把市场经济看成资本主义，不对。

第二，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有效地组织生产并使社会向“有序化”发展的一种超越自然经济的经济形式，是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摸索形成的。其中，作为通则的等价交换原则和自由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解决人类劳力和资源配置合理化以求人类生存发展的行为规范。可以设想，这两者的萌芽、产生和发展，不知耗去了我们祖先的多少心血和智慧，才达到如今这样深入人类心灵深处的地步。以这两个行为规范为根据的平等自由思想，从它产生之日起，显然首先是为人类劳力及资源的合理配置起思想保证作用的，并在悠悠岁月中作为人们一种生存发展的潜意识被积淀在心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因之，它也是人类生命现象和发展潜能的一种反映，具有十分明显的全人类性。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自由平等思想又被染上了阶级色彩。综合起来看，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全人类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体。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也并不等于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被它规范者，除了资产阶级外，也还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它不仅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服务，而且也为全社会劳力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因此，列宁仅仅从阶级性上理解它，并判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显然是对其阶级性绝对化的结果。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产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时间上大体 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重合。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凡是产生和发展着市场经济的时代、民族和地域，必定产生和发展着关于平等、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的不同口号、观念、理想、学说以及理论体系。这种观念形态，从零散幼稚到体系完备，由萌芽状态到成熟可行，在反复斗争中曲折延续，在世代更迭中充实完善，虽然一方面带有阶级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有序化”目标。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理想化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是十分贴切的。 它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理想指向，不是其中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垄断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市场初次成为统治社会的经济形式，因之，这一理想便借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口与笔，以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和“****”、“人的价值”等要求为主体的人道主义理论体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并传遍全球。这种表现，当然不可能不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烙印，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曾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资产阶级剥削的“遮羞布”；但另一方面，这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发展阶梯上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表现。显然，列宁的阶级分析有片面性。

（二）列宁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又一表现：离开人道主义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而只从阶级斗争角度思考人道主义问题

也许是由于十月革命之后所展开的那些残酷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搏斗对列宁的刺激分外强烈的原因，这时，列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和早年相比，有一个很鲜明的新特点，便是反复强调只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超阶级”往往成了他宣判对方荒谬性的主要理论判据。

——青年列宁说：“《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经济”；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自由****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辞句，这些辞句迷惑了各国的市侩和庸人，迷惑了现在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的英雄们。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日常的问题提法来和这种堂皇的****宣言相对立”，“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像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话说得是够绝对的了。当然，其中不乏政治上的合理性：当时，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叛徒们，确实在人道主义口号之下干尽了反人道主义的勾当，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应当予以坚决揭露。不过，在理论层面上，对问题的表述不能被如此推向极端，似乎思考人道主义问题，只能有一个尺度即阶级之间的绝对对立；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尺度，便只能是谬误。事情并非如此。按照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从理论上阐述人道主义问题时，首先应当解决的大问题不是这种“阶级分析”，而是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把人道主义如实地视作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确定其首要的社会功能是从价值观念上保障商品流通及生产，从而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力。在这种科学抽象的前提下，才能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程序，达到阶级分析。列宁的前述论说，在理论上导向对科学抽象的一概否定，导向对人道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绝对化操作，当然有片面性。

只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视角回顾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是列宁的批判借以展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在列宁看来，第一，“消灭封建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制度原则，在全世界历史上占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全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须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4 页。）在这种历史解释中，人道主义作为商品经济替代自然经济的“思想润滑剂”的功能被完全淡化了，这种替代完全被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掩盖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引出了不少弊病。第二，“‘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页。）； “农奴制时代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2页。）在这种解 释中， 一部人道主义历史，便仅仅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和反对地主的历史；人道主义的其他各种经济的、时代的和民族的斑斓色彩，均被简化了。事实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史同样古老，因而，人道主义及其基本原则和口号的历史，大体也与人类文明史同样“高寿”；由于商品经济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已经或必须使用的经济方式，故人道主义及其基本原则和口号，便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和理论特色，被一再重申着。其中包括，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勃兴中，就曾出现的儒家的“仁道”主义；这种“仁道”主义，实际上便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东方古典人道主义。它成为中华民族富有人道主义传统的一大确证，也是“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各国如今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一个内在文化依据。此外，撰写《资本论》时的马克思也把古罗马时代的法权同与其对应的古代商品经济相匹配，认为古罗马已有****的早期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478页。），这是一种科学的论断，值得研究人道主义历史的论者珍视。它也说明，把人道主义历史仅仅与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史相重合，并不准确。这种使之重合的理论，只是为人道主义系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奠立历史学前提，无疑应予疏理和辩证。

（三）列宁把阶级分析绝对化的再一个表现：由否定人道主义而疏远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后，列宁批判人道主义的另一个值得后人戒防的失误，是对更倾向于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颇为偏激，后果不佳。

既然人道主义并不是某些无耻之徒躲在书房里臆造出来骗人的东西，而是市场经济的理想化观念形态，而市场方式又是迄今为止人类在逐渐超越自然经济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惟一能够在全社会层面上逐步达到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力的经济方式，那么，长期生活在这种经济方式及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作为首先要为人类生存发展起观念保证作用的精神生产者和传播者，除了其中一小部分因甘于为****殉道等原因而不能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致外，一般而言，他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或那样地在价值取向或社会理想方面，倾向或具有人道主义思想。须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其首要的社会功能，便是对维系市场规律及与之相关的人类生存发展行为规范加以保证，从而使资源和劳力的合理配置得以展开。显然，阐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念，是在精神生产方面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天职”。如果所有知识分子均消除了人道主义的取向或理想，如果市场经济中的等价自由交换原则根本得不到社会从价值观念上、理论上、心理上、伦理上、法律上、审美感性上、文化氛围上以及人们潜在意识上的支持，那么，可以预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便会陷入“无序”状态，人类社会便会沿着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绘的那种“熵增”方向退化。这当然是人类社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加以避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人类社会有序化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下，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一般都越来越和人道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统治方式的日益巩固和深化，在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就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而言，人道主义是无可否认的主潮；公开的“反人道主义”声名俱臭。当然也无可否认，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也均多少带有本阶级的色彩。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充实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最科学和最高级的人道主义体系。它通过对资源和劳力优化配置的呼唤，通过对作为剥削行为遮羞布的那种虚伪人道主义的揭露克服，首先在最大的程度上指向了人类文明的有序和进步，因而也是全人类利益的真正体现者。遗憾的是，在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的这种关系的问题上，列宁的误解较深，效果也不佳，且至今还困惑着不少中国论者。现在是到了彻底省悟这一点的时候了。

列宁多次在批判第二国际领袖和国内外的其他苏维埃批评者时，同时批评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多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贯彻最坚决的时候，1919年，列宁甚至公开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批评“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页。 ）；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列宁又一次公开指责“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怀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注：《列宁全集》第 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事实已证明，列宁的这些论述当年曾被“四人帮”利用。

列宁的失误之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往往自相矛盾

列宁的价值观念及其决定的社会理想，只能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社会里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观念 上层建筑的铁律所决定的，不管列宁本人对此是否承认。这样，我们即可认定，作为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列宁势必也服膺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代表所服膺的人道主义，与其它人道主义确有区别，例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是空想，而是在实施中的最高级的人道主义。列宁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一个伟大开创者。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列宁又因否定市场经济而在理论形态上陷入对人道主义的一概批判，对自由平等口号的全盘否定。这种内在矛盾，构成了列宁的这种批判的内在混乱，并带来了对它的教条主义理解、照搬和推衍。可以说，这是列宁主义理论严密性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也是其理论征服力相当有限的一个特殊区段。

出于对理论严密性的要求，我们不能不首先从回视列宁的失误开始，进而强化这一薄弱环节。我们应充分认识病像的各种表现，以便最终对症下药：

（一）关于“自由”问题。按照列宁的批判思路，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换原则的产物，因而只是一种“偏见”，“抵触”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在最激烈时， 他连苏维埃社会所应有的“出版自由”也公开予以否定（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2页。）。可是，几乎是在同时， 他又明确承认：“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在1918年3月写的《党纲草案草稿》中，他还认为：“应当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的劳动居民群众实际上享有自由（民主）”。（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 页。）事实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一直也是用争取自由来号召群众的。在1895年写的《党纲草案》中，列宁提出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其中包括“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页。）。1902年在《党纲草案》中，列宁重申，革命的目标是“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 ）。1904年，他还明确说工人阶级“向往自由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后来，他又多次责备“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背叛了自由”（注：《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 指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7页。）。 “自由”概念在这种彼此对立的表述中，实在使人不好把握。看来，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革命家的列宁和作为以现实社会为根本理论依据的伟大知识分子的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彼此不谐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列宁的许多后继者也是这样，甚至毛泽东也往往如此。

（二）关于“平等”问题。在这里，比之“自由”问题来，列宁的态度更加令人难以把握。按照他的批判思路，“平等”比“自由”问题“更深奥”（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320页。）：作为货币的观念化表现，它是“我们没有许下”的一种“诺言”，“我们这里没有平等”（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但与此同时， 他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实行过平等”，“也不可能实行”（注：《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2页。），这两种说法， 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列宁反复地强调过，他在正面意义上所说的自由平等均是“摆脱商品交换”（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8页。）的自由平等。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在逻辑上的一些矛盾似乎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今天来看，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而要以“摆脱商品交换”的观念作为基础，恐怕是大成问题的。按照唯物史观，只要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仍存在，任何在经济上和观念上完全逾越它的企图都会碰壁。事实上，列宁的这种“摆脱”式的新的平等自由，仔细地分析起来，也还是市场经济的产物。1914年，他在解释这种“摆脱商品交换”而“消灭阶级”的平等图景时，曾说过：要“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 的权利”（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 在这种解释中，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平等权利”的设计。许多被认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护者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也都曾沿着这种思路展开过自己的创新想象。两者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权利”观念，区别不大。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依据的依然是这种平等权利。他征引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看法时说：“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250～251页。），因而，“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6～257页。 ）这是人类的“最高目的”，那时候，“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8页。）。这一分析再显然不过地表明了，列宁仍然是以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平等作为最高标准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这也是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理论表现，同时它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平等是市场经济“理想化反映”的论断完全正确。要知道，超越市场经济形式，已被数学科学证明为根本无法实现（注：参见［波兰］奥·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种空想。在这种情况下，以“摆脱商品交换”及其观念的名义进行理论思考和指导实践活动，都不能不反映出一种带有空想因素的悲剧色彩。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经济方式的制约，列宁也一样。

列宁论文篇7

一

也是针对前苏东学术界有关列宁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我提出列宁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非连续性的分期断代认识。依我的看法，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大约是在19世纪末。这一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进程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段：一是早期，这应该是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一直到1906年以前。在这个时期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表现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二是1906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我觉得这是列宁研究和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除去日益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三是1914年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体部分是列宁在1914年到1916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即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不断变化着的革命性哲学思考。

我认为，即使在1894年到1913年期间，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中，他的思想发展也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转换和深入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会另文专题讨论；在此只是集中地来重新梳理一下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特别是“伯尔尼笔记”中的内部逻辑进展线索。关于这一时期的列宁思想发展，在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那里，生成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一种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伯尔尼笔记”）的传统模型，即所谓列宁写作一部唯物辩证法学术专著的计划构想论。（参见凯德洛夫，1984年，第377-378页；1986年，第314页）正是凯德洛夫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参照模型，影响甚远。然而，以我自己对列宁20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文献的深入分析，现在可以断定，凯德洛夫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完全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伪构境。这个伪构境以非历史的拟像，制造了列宁关于写作辩证法专著这一并不存在的理论思想史假象，它是经不起严肃的文献学和理论学术的追问的。

固然，列宁从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开始，便在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引下，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上，他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功地运用到对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一开始就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都是成熟的理论家。我认为，哲学就是列宁起初并没有高度重视的思想领域。所以，在1908年以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了解，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总的说还是不系统和不够深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认识，主要是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这一阶段，列宁不可能具备哲学学术研究和创造的现实动机和可能性基础。这是其一。其二，1908年，为了反击和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错误，促使列宁进行了第一次对哲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也只是使他在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与整个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此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唯物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性地位。可见，凯德洛夫所说的那个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思想条件。这种状况一直到列宁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之后才彻底改变。加上现实斗争的实际需要，这才触发了他在伯尔尼决定认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伯尔尼笔记”。

而拿“伯尔尼笔记”来说，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的那种艰难的极为复杂的思想实验进程，被凯德洛夫漫画式地改写为一个外在的理论搭建过程。以我现在的看法，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只是一种简单性叠加的伪复杂。我的新问题是，在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过程中，他的思考逻辑是否总是同一的？是否如同凯德洛夫所判断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制作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计划”的形成和实现过程？我的研究结论是否定的。我发现：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前期阅读的思考逻辑是一个他性的同一；不久之后，在列宁的阅读和研究深入中，这种虚假的同一性就消解了，列宁自己的思考逻辑中不断出现矛盾甚至是逻辑分裂，其直接结果是列宁自己获得的重要认识飞跃；而在全部研究结束时，列宁在自己的理论小结中又无意识地建构了一种新的非同一性。

真实地看，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读书过程是一次十分投入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的思考焦点是辩证法。在我看来，相对于专业哲学家、思辨哲学大师黑格尔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列宁的这次阅读和研究过程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哲学积累。列宁固然很早就已经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与青年马克思在思想立场上不同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完全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界。即使在他完成全部黑格尔哲学研究并达及很深的思想境界时，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地说，列宁通过研究黑格尔，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基本思考逻辑，在一些问题上他超越了马克思的思考——这恐怕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

二

其实，列宁20年的读书和思考进程是相当复杂的。为了反对前苏联学者对列宁这一哲学思想实验的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我在这里提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与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我将其命名为思想构镜论。在这种新的方法作用下的研究情境中，列宁的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呈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功能性变换的逻辑空间；这种逻辑空间并不直接是列宁的，而是一种由我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参见张一兵，2007年）依据构境式的解读语境，我现在开始认识到，就每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来讲，独创性思考之境的生成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情况。不过我发现，比较多见的思想史范例可以显现的一个一般模式，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生成过程，大约都是一个从他性镜像空间经由自主性思想构境、再到独创性的思考构境的转变过程。

所谓他性镜像空间，即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建构表现为其学术思考的支配性话语，主要是对作为他者镜像② 在场的他性学术思想逻辑（文本）依存和自觉或不自觉的挪用。一般而言，他性思想构境会以一种或多种未被激活的理论资源（学术记忆集群）和他性理论问题式，作为理论建构有意图或者亚意图的支撑构件，由此激发出一种特定的接合式的思考。挪用和改写一下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克莉斯多娃的话语，这是一种简单的互文性③。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通常表现为他性理论构架对主体的结构化支配和观念锚定，而主体的思考空间则呈现为一种简单再生产或封闭式的理论回路。由此生发出一定的生产性和相对的理论独立性，此时被激活的突现思考之境，从根本上说，还是镜像式的无意识认同。更复杂的是，他性思考空间中的学术记忆常常是以理论误认的形式重现的。我发现，这种他性逻辑建构通常发生于一个思想家的早期学术发展时期。比如这里研究的列宁早期哲学思想：虽然他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方面和现实政治斗争领域的思考，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了，可他的早期哲学认识却多为他性认知结构中的产物，即依托普列汉诺夫、狄慈根等人的哲学观念。这一现象还出现在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初始阶段上。当然，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哲学思想始终是处于他性结构之中的，其中很少的独创性却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地理环境决定论。

而自主性思想构境，则是一个思想家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性的思想发展环节。在这个时期里，思想家通常开始摆脱他性理论构架的支配，开始立足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固然还有深层的互文思考，但多数情境下都会将原来作为外在镜像的他性构架转化为我性学术思想生产。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思考主体开始较多地否定性地生成主动的建构活动，迫使原有的理论学术资源更多地服务于新的思考场景。他性思想空间中的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与简单再生产，开始受到新的思考向度的挑战；主体建构性地改变理论逻辑构架为创造性的理论生产式成为必然，由此，我性的理论生产和开放式的理论回路成为思想构境的基本内容和运行方式。比如，1844年前后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同时受到多重他性思想资源的影响：深层逻辑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直接对话层面上的青年恩格斯和赫斯，以及否定语境中的古典经济学。可是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从来不简单地屈从于任何他性构架，他总将别人的东西转变为自己的理论逻辑构件，所谓劳动异化理论就是这种更深意义上互文性的自主性思想构境的结果。当然，虽然青年马克思已经站在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可是他所具有的理论问题式却仍然是他性的，即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这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独创性的思考构境则是指思想家通过原创性的理论生产，建构出自己独立的整体理论生产式和思考空间的过程，这当然多发生于一个思想家的理论成熟期。此时，思想家一般会以批判性地超越自己原有的他性思考构架为前提，将前人假性解决的终极答案扬弃为一个他性幻象。其学术记忆则从原来那种无意识的镜像认同和误识伪相中摆脱出来，通常是在有意的变形和转喻的意义中被激活，并在一个全新的话语或自主性的理论生产式中深化前人的思想，直接建构自己新的独立的思考空间。这个时刻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变革的时刻。在这个思想变革之后，甚至全部思想史都会在一种新的理沦回路中随之改写或重写。当然，从后现代语境来看，绝对的思想原创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种所谓原创性的思想构境，从本质上看也不过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互文性的思想编织（巴特语）和整合罢了。我觉得，思想史上一些最伟大的理论学术原创大都发生在这种逻辑整合的构境之中。

当然，就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全程来讲，无论在其中的哪一个思想生产时段中，都可能发生不同思想构境的整体转换，但最重要的思想空间的转换，还是从他性镜像构境向自主性思想构境的格式塔转换。这个转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性构境不断地让位给自主性的思考，思考主体从被动的地位转向主动建构和积极独立思考的状态。当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创性思想家，才有可能最终确立独创性的理论生产式。同时，也不排除相当多的学者会始终停留在他性构架之中。比如我最近正在研究的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在1969年至1973年间，他的表层思想表现为对列弗斐尔、巴特和德波的理论挪用，进而较多地开始将索绪尔的话语作为重要逻辑参照，还有从肯定到否定语境中的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可是，他的思想深处实际是由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他性话语所支配的。鲍德里亚几乎没有一个简单的他性思想构架支配的阶段，他一开始的学术出场就是具有自主性观念构境的。而到了《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鲍德里亚通过拟像-拟真范式凸显出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

以上观点应该算是我目前最新的思想史解读模式。我在这里关于列宁的研究，显然与第一、二种思想情境相关，而且还是关于“拟文本”思想实验的研究。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我已经大致区分了马克思文本的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完成了的正式文本，通常是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和其他作品；二是生成性文本，这是指作者生产文本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手稿和未完成作品；三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拟文本，这主要是由摘录性笔记和各种思想理论提纲构成。这三种文本类型我原先已经界划性地确认过，现在只是重新命名它们。但是现在的情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列宁研究哲学时给我们留下的文本，主要是摘录笔记、随想式的心得、思想提纲、读书批注和少量未完成的文本。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列宁自己的哲学思想发展，恰恰也是一个从他性镜像空间向自主性思想构境的转变过程。

以这种新的方法和心态来重新面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前苏东学术界的那种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将会被消解，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线索。

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过程并不是一个平滑的同质性逻辑进程；在这一认知进程之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也并非总是完全正确的。在我看来，“伯尔尼笔记”映射出列宁的思想经历了多重思想认识转换和重大认识飞跃。仔细分析，其可界划为这样几个异质性的阶段：第一，列宁在他者镜像语境中以否定性的观念面对黑格尔的认识阶段；第二，不同逻辑认知构架激烈冲突的思想矛盾时期；第三，列宁哲学思想在自主性思考中产生重大思想转变和认识飞跃的阶段；第四，列宁对自己哲学研究的思想小结。

我认为，在进入列宁“伯尔尼笔记”研究之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思考：

首先，在最初进入黑格尔哲学的阅读时，列宁自觉地建构了一种他性的阅读构架，借用拉康的大他者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外在地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镜像他者。按拉康的话语逻辑，他者为一个不是我的外在显像，可是我却在失却自己的过程中内居他者之中。（参见张一兵，2006年）但是，我这里使用的他性镜像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贬义概念，而是一个中性的判断，它只是指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时的某种外部理论权威参照。这个他者镜像从三个方面构成列宁面对黑格尔的认知情境：一是没有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说”的抽象能指；二是由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三是由普列汉诺夫转述和重构的质量不高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有误认的理论诠释。其中，第二、三个理论构件是第一个抽象能指的支援背景。重要的是，列宁在开始阅读的时候，他的思考主体是由这种他者询唤建构的。他以为这是自己正确的阅读参照系，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种外在的镜像他者建构着一种列宁前期阅读中的理论回路：在前期阅读中，他几乎每一次文本改造的定性判断都来自于这个不断返回的立场和原则基础的闭合式的思路。所以，可以断定，列宁在前期阅读中的理论思维场境的主体运作实为一个他性思想空间。

其次，黑格尔的巨型思辨哲学逻辑以及列宁开始对它的简单定性判断，以及后来逐步对思辨逻辑体系的接近和理解。这里有原生的黑格尔的思辨学术情境，在列宁的前期摘录中，它们多半处于没有被激活的状态，更不要说再现式地生成黑格尔的原初逻辑情境了。当然，其中也有列宁对这种理论逻辑的另一种激活，但这至多是一种外在的理论成像。只是在列宁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换后，列宁才开始真正激活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情境，并通过它达到对马克思哲学语境的重新认知和激活。我以为，不能简单地说列宁最终已经完全重合性地把握了黑格尔哲学。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由于不同的认知构架，列宁的思想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构境。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列宁对它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是列宁已经接受和理解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他在阅读黑格尔哲学之前就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当后来列宁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全集》第55卷，第151页）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列宁的思想话语情境中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重要深化进程：这个深化不是阿尔都塞式的“认识断裂”，但却表现为一个飞跃式的认识进步。我以为，这种认识进步并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的直接解读之上的，而是基于对黑格尔哲学逻辑的正确激活和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新构境的理论思考之上的。由此，列宁进入了马克思哲学之思的另一个更高的思考层面。

三

下面再来看一下在列宁“伯尔尼笔记”中，他的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进程：

在列宁最初开始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个阶段中，他所建构的一个研究性的阅读空间存在着最基本的两个重要的话语线索：一是作为历史文本形态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它存在于未被激活的《逻辑学》、《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之中；二是列宁已经理解并认同为自己理论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

在第二个话语线索之中，列宁又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系，进而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哲学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列宁的这一话语线索又隐匿着多重逻辑思考支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关于这一点，列宁开始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一种外在的他性理论镜像。二是列宁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解镜像，这主要由费尔巴哈、狄慈根的哲学文本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误认性诠释构成。这里的关键逻辑支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和外部自然界。它成为列宁前期阅读中颠倒黑格尔的一个重要透视点。

当这两种话语线索在列宁的前期阅读中发生解释学意义上的关联时，列宁并非打算现象学式地进入黑格尔哲学，即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论逻辑构件之上重建绝对观念之思境。因此，列宁一开始就是以从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立场拒斥黑格尔哲学逻辑总体的合法性为前提的；他从来没有要获得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哲学语境的想法。这也就是说，列宁与黑格尔的相遇是建立在一种总体否定性之上的解构活动：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只是想从这种解构了的唯心主义废墟中选取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用的辩证法成份，后来他称之为辩证法的要素。这样，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最初的定性判断是，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神和上帝的观念）是胡说。他并没有意识到黑格尔哲学逻辑中的真正秘密。在这一证伪性的话语相交中，在列宁前期阅读的逻辑运思空间中根本没有黑格尔哲学之境被激活和完整建构的任何理沦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列宁所关注和选摘出的黑格尔哲学观点，常常是从一定的逻辑语境碎裂中获得的非激活的理论要点，并且，再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颠倒，其思想观念原有的系统质已经不复存在，而且部分内容即使是在列宁的思考逻辑之中也无法重新确立起来。我认为，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前期阅读，总体上是在一种外在的他性镜像支配下发生的并不成功的思想实验，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中发生的假性阅读。因为，如果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论逻辑不在场，如何谈得到对其辩证法思想的真正获得？

不过，这一状况在列宁读书的第二阶段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文本的内在逻辑走向看，这种变化一开始并不是列宁的直接意图，而是他在阅读进程中的一种被动摄入；然而他越是走近黑格尔，《逻辑学》等文本固有的总体逻辑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思考场就越是使他靠近马克思。在列宁的阅读进程中，似乎要出现另一条新的读书思路：在列宁原来的阅读思路中，黑格尔是被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的，而在这个新的思想情境中，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不是唯心主义！）被放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同一思路上。在进一步的读书过程中，列宁这一重要理论意向被不自觉地不断加深了。可是，他自己原有的阅读构架仍然居主导地位，所以，在处于第二阶段的列宁的思想中，经常会出现两种阅读构架发生冲突的理论逻辑矛盾现象。我认为，列宁这时的读书视界中已经开始内含着两条不同逻辑的冲突。但在此时，前者还是居统治地位的逻辑，而后者不过是一种新的否定性罢了。显然，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第二阶段的理论构境处在一个双重逻辑矛盾的无意识交织进程中，当然，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相互消长过程。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新的具有激活作用的点点思想火花终于爆燃为一个全新理论情境。由此，列宁重新建构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语境。

在第三阶段阅读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性思想转变，这种思想转变由两次重要的认识转变构成。

以我的判断，第一次认识转变发生在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概念论”的“推理”规定的阅读和思考中。在此处，列宁通过一个复杂的革命性思想实验使一种新的读书逻辑——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认识和评价的基本看法——突现了，这种思想飞跃正是建立在对原有解读框架的总体否定之上。由此，两条阅读思考逻辑的矛盾和冲突被彻底解决了。然而，原有的读书思路不是被判定为错了，而是成为新的读书逻辑构架中并不和谐的无意识子结构。列宁仍然在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的哲学，但这种批判无疑被大大地加深了。同时，列宁终于发现，马克思全部理论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唯物主义地改造了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逻辑。一旦列宁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原有的阅读和思想实验所构筑的理论逻辑空间便随即发生重要的格式塔改变，原来作为他者镜像的一般唯物主义被解构了。这种解构的结果是以分裂的形式实现的：一是被深刻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逻辑第一次在场了；二是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所代表的被误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物；三是这种理论诠释物直接转变成了批评对象；四是列宁发现有必要从辩证法加深对康德-马赫主义的批判。我们会发现，当这些重要的理论逻辑参数发生改变时，列宁的思想理论构境自然也会重组。这种新的思想理论构境表现在列宁一系列新的见解和思考中。其中最重要的认识是，列宁意识到通过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才能更深刻地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视域。列宁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思想，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种科学的理论（逻辑）去认识世界、指导实践和改造世界的，从而在新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视界中更深刻地批判了一切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并最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我还发现，在第三阶段的阅读和研究中，列宁思想还出现过第二次认识转变。这主要表现为，列宁在新的理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真谛的真实获得和创造性的发展。由于对黑格尔哲学态度的转变，使列宁在对辩证法总体结构的把握上也随之发生了突变：一个崭新的辩证法理论视界突现了，这就是客观的、现实的实践辩证法的出现。以我的判断，这一次转变发生在第一次转变之后不久，即在列宁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第二篇（客观性）第三章“目的性”之中。在这里，列宁第一次以对比的方式，把自己理解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总体结构上的对置。列宁的这一重要发现的逻辑前沿的接口是上述关于哲学本体规定上的主体参与性：这种参与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理念，而是实践，实践是作为本体论的辩证法基础出场的。我以为，这是理解列宁“伯尔尼笔记”中第二个认识飞跃的关键。他第一次在读书进程中初步领会了人的能动的、客观的实践辩证法在人与对象的关系和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其思考语境中，列宁已经达及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新视界的深层理论逻辑：我们周围的自然是实践的结果，客观的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真实基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则。并且，在不久之后的第二个对比性的思考中，列宁进一步意识到了实践在绘制客观世界图景，这是最终确定实践辩证法在哲学本体层次上的重要地位。人的客观世界图景不是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直映，其编织经纬线是改变外部现实，即根据人的目的（需要）变更客体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和质。

“伯尔尼笔记”的第四个阶段，是列宁对自己这一次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小结。这个小结起始于《逻辑学》一书研读的最后（“绝对观念”章）：它首先以“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形式出现，然后陆续散落在多篇摘录性笔记、札记和心得之中。

与凯德洛夫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有意识的建构，而不过是对他已经获得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认识的归纳，而且仅仅是对主观辩证法的归纳。离开这一特设语境而将其抽象地拔高，特别是把“十六要素”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是不符合列宁在这里的思考原意的。有意思的是，列宁在这个小结式的理论要点中，完全没有涉及到他已经在研究和思想实验中发现的新东西，即实践的逻辑。依我的看法，列宁此处的小结并不是为了正面建构一个唯物辩证法理论结构而制定的供进一步发挥的写作计划；它只是简要地概括一下在读书进程中黑格尔哲学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东西，特别是在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的观点。所以，他没有深一步提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实践基础问题。而在不久之后列宁开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著作的阅读中，列宁则再一次确认了自己不久前发现的实践辩证法。他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即人的主观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在运动着的实践辩证法的中介下构成特定的基本逻辑构架。在这里，主观辩证法并不与客体辩证法直接同构，而是与实践辩证法结构同步，并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列宁深刻地注意到，主观辩证法并不直接映射客体辩证法；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技术、历史”），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功能度中，人们才能在认识的“一定环节”上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一定规定性。

列宁在结束对黑格尔哲学的阅读之后，集中地写下过三个思想小结，即《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依我的看法，其一是读书小结，其二是对辩证法理论结构形成的再评估，其三是列宁自己关于学习辩证法和想要展开的说明的心得。我认为，其中《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列宁对自己全部读书活动的逻辑整体构析。在这篇文献中，列宁更清醒地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是人类主体认识结构的逻辑映照，他的错误正是把这个主体的主观认知结构唯心主义地确定为客体存在结构的基始性本质；我们批判性地改造黑格尔，决不是再把这个主观认知结构直接说成是客体结构本身，而是要在主体中重新确定主观认知结构的真正基础，这就是实践！人的主观认知结构（逻辑）是由人的客观实践进程的结构和逻辑制约的，黑格尔所描述的逻辑递升有序度只能是主体走向客体的实践掘进度！客体结构只是透过实践结构的中介才历史性地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是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哲学著作进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一点上，他极其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列宁哲学思想场境在“伯尔尼笔记”中的这种格式塔转换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他多年以前认真阅读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已经公开发表的重要文本；这一次，他是通过他真实力图否定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场境，激活了他对马克思哲学逻辑更深刻的总体性理解。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列宁读懂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革命批判精神，但从根本上看却并非如此。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性驱动环节其实是每时每刻困扰着列宁的现实革命实践和斗争。我们知道，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道路，始终面临着来自自己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和整个第二国际的批评和质疑：俄国的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基础，难道能够达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吗？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留给后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确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然而在阅读黑格尔哲学最令他激动的高峰理论构境中，他恰恰发现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那个实践创造和改变存在的命题。应该说，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改变来说，这是一次无意识的学术话语异轨。当他激动地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时候，这并非仅仅是指哲学理论，而恰恰是指作为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辩证方法。

注释：

①“伯尔尼笔记”是我对列宁在1914—1915年写于瑞士伯尔尼的一组哲学笔记（见《列宁全集》第55卷）的重新命名。在这组由八个笔记本组成的摘录性笔记中，核心部分是列宁弄懂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习性笔记和心得，而非先前人们所认定的关于唯物辩证法专著的未完成手稿。

②这是拉康的概念。但在他那里，他者又有小他者（other）和大他者（Other）之分：前者为个人主体自我确立初期，对自我的镜像投射的存在论误认；后者则是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对个人主体的质询性建构。（参见张一兵，2006年）

③克莉斯多娃（Julia Kristeva）1966年在《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的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参考文献】

[1]凯德洛夫，1984年：《列宁〈哲学笔记〉研究》，求实出版社。

1986年：《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列宁全集》，1990年，人民出版社。

[3]张一兵，2006年：《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

列宁论文篇8

【关键词】列宁；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列宁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是将马克思主义灵活应用于俄国现实的典型范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1]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民是践行该伟大实践的主体，为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推进，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与重要的。

一、列宁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认识

（一）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要不要对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列宁的第一个思考。列宁从两方面论述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一是农民的绝对数量。列宁认识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马克思说过：“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2]列宁十分强调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预见了若没有农民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将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二是农民的落后性。列宁曾冷静地分析认为农民是很落后的，若不加以引导和教育，难以将其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这反映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能不能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即可行性问题。拿什么教育和如何让农民愿意接受教育，是列宁思考的主要问题。列宁对该问题的探讨从农民的社会历史地位出发，当时俄国农民是受严重剥削和残酷压迫的群体，假设农民想改变受苦受难的历史地位，则必然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在这里，列宁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也是俄国农民摆脱压迫的思想力量。列宁论证了农民要改变其受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历史地位，需要科学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便是这武器。

（三）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强烈的小农思想和极低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列宁对农民特点的概括。列宁曾举例说：“农民不喜欢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照固定的价格收购粮食。”[3]农民的小农意识阻碍了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拥护，这也增大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列宁提出：“只要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么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4]列宁的上述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毕竟是用文字来描述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因而要接受这样的理论必须以一定的文化水平为前提。

二、列宁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

列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措施，大大增强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并促进了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发挥。

（一）高度重视党的思想领导

列宁认为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要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对其进行宣传工作，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列宁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健全相关领导机构，即共产党支部，指示支部成员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党牢牢把握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领导权，才能保障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正确性。这是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方法，也是必然前提。只有把握思想领导的正确性，才能保证教育方向的准确性，才能使农民既快又好的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5]列宁深知，要改造农民的小生产者意识必须从改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开始。他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的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向人们所说的那样使他们的整个心都健全起来。”[6]因此，他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让农民感受到共产主义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只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在奠定了物质利益的基础上，才能使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增强，从而为有效开展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扫清障碍。

（三）充分开展文化教育活动

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7]列宁认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前提，他针对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现象，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首先，加强扫盲工作。在该项工作中，列宁主要调动了青年团的力量，他一方面督促青年团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调动充满活力的青年团力量，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其次，组织编写通俗易懂的“工农读物”。农民中识字的人不多，阅读水平也非常有限，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在一开始就会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列宁倡导编写“工农读物”，这些简单的读物由经典理论书籍中的部分文章经过改写而构成。只有让农民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才能有可能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调动其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与建设。

三、结语

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历史上的列宁与我党是相通的。列宁的上述理论与实践，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农民群体仍是我国目前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农民群体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在这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攻坚阶段，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际，重温列宁的相关论述，将获得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陈百万.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4P.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4P.

[3]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8P.

列宁论文篇9

关键词：列宁；文化革命；先进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9-0174-03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为突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列宁提出“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观点。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观并非脱离经济、政治的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要处理好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关系，这是他晚年文化思想的实质与核心。认真研究列宁的“文化革命”观，不仅是在反思历史，而且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列宁“文化革命”观的理论渊源

关于“文化革命”的概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释。首先，从其理论基础看，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观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学说理论，为列宁提供了研究相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和逻辑的一个起点；其次，与列宁早年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一脉相承，在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之一《论合作社》中，列宁首次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再次，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观是列宁基于当时苏俄的国情，结合当时苏俄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是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也是同苏俄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最后，从时间上概括，“文化革命”观是萌芽于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形成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到列宁逝世，发展于列宁逝世后。

（一）当时苏俄新时期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

列宁说，一方面，“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另一方面，在当时“官僚不仅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因此，要培育列宁所说的建设国家机关的人才，还是要强化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建设职能，并大力提高苏俄的文化水平，才能达到目的。

（二）当时完善苏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要求

列宁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需经过整整一个时代”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完成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是很少的一些工作”。他认为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因素是能否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他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养。列宁提出的这些举措“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到了文化建设，所以说，列宁的“文化革命”观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是新经济政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要求。

（三）为了提高当时苏俄全国的整体文化水平

列宁在1922年3月给莫诺托夫的信中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只有当全体人民提高了文化水平，才能建立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民主。

（四）与他自身的素质修养有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两度居住在英国、瑞士等国，长达14年之久，亲身体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睹和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这对开阔他的理论视野，使他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疑大有裨益。

列宁的“文化革命”观，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内外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革命”思想也成为列宁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列宁“文化革命”观的内容分析

列宁所提的文化革命观的概念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列宁辩证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文化建设在促进经济发展、巩固政权稳定和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列宁指出，俄国的政治变革为文化革命开辟了道路，而文化革命是巩固政治变革和促进经济建设的保证。因此，列宁强调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文化革命的主要途径是批判的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批判一些人企图“把资产阶级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的主张时，就曾深刻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从中看出，列宁既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又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要加以吸收。他提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而不应该简单的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实现的关键，取决于苏维埃政权。他提出的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由此，苏俄必须学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这也突出反映出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态度。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列宁明确提出纲领性口号：保存遗产，并不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并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出发，加上对人类文化最新成果的广泛吸收、立足当代的选择创造，最后达到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二）普及全国性的基础教育，重视知识分子

列宁认为必须看准国家的发展态势，大力推行全民教育，努力改变苏俄落后的状态。

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内知识分子的作用。1918年他提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根据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成绩把劳动生产率提高，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要改变苏俄文化落后的状况就必须首先解决教师的问题。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问题就是教师能否安心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列宁认为现在“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唯有过地，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如此，才能“使他们从资产积极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

总之，在列宁文化革命的构想中，壮大知识分子队伍和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们是文化革命初级阶段的成果，依靠他们去推进文化建设，奠定新型文明的基石。

（三）文化革命的最终价值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列宁在实践中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1902年列宁在起草党纲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在于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新型文明，更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文化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新人从而贯穿于文化革命的始终。他曾说，“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来，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条件已经有了，那便是群众的觉醒，群众对文化的企求。为新的社会制度所创造的，同时又创造着这个制度的新人正在成长”。新型文明的创造者可称为新人，而新人又是新型社会文明创造的最伟大的作品。从中看出，文化革命与人的发展、建设新型文明与造就新人被列宁有效地联系起来，将实现人的改造和发展视为文化革命的中心和归宿

（四）不断加强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改造人民，树立正气

在日常生活中，列宁认为，只有不断的加强渗透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改造人民，才能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社会主义正气，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他提出，“从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只有靠……下一代人去担负”。因而，“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列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下一代，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而，列宁终其一生都十分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捍卫无产阶级政权。

三、对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启示

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也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能否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列宁“文化革命”观进行深刻分析和研究，必将对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认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从列宁的文化革命观来看，列宁是深刻地把握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看成是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他认为，是否能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将关系到“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

当前我国的文化水平和综合国力与列宁领导的苏俄时代不同了，但都是社会主义不同阶段对文化建设的不同要求和反映，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须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关系，坚持三者并重，任何不顾一切的突出政治建设或过于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都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失衡。

（二）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民族精神、观念、感情和习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封建文化，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怎样使传统适应现代化的变革，对于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绝对地抛弃传统。

首先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应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展现我国民主、文明、开放、进步的新形象。

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国家应加强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有效地进行文化建设，使人们分清追求自身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界限，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生活享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因此，必须加强思想和文化的导向作用，教育和引导人们的行为，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健康发展。

（三）加快城乡文化发展，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列宁晚年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核心是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充分利用和发挥城市的辐射功能，使城市文化建设的优势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目前有1000多个大中小城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广泛经济联系为我们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和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公共文化设施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载体，加快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立足长远、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加快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布局。

3.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歧视、相互排斥。信任与尊重是交流的前提，只有城乡之间具有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态度，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城乡联盟。

4.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帮助农村，是向农村输出文化，应做到资源共享，而非索取更非包办。必须以农村为主体，根据农村的特点和优势自身来制定建设规划，而非把城市的一套照搬到农村，更不可把文化交流变得企业化、商业化。

5.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长久之计而非权宜之策。城乡文化一体化是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应当做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去努力。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348，365，520-521，676，683-684，687，705，773-774.

[2]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6.

[3]列宁.列宁选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6.

[4]列宁.列宁选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3，399.

[5]列宁.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0.

[6]蔡特金.回忆列宁（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6.

列宁论文篇10

【英文摘要】As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human consciousness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objective world，but also create the objective world”，there，in thephilosophy circl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xisted several sorts ofunderstandings，differing in degrees.An academician named Kedrov F.B.，expounded that since this is an intermediate stage when Lenin read the works of Hegel's，and linguistic operation is conducted on Hegel's profoundexpression，this proposition reflects the feature of“to be this and to bethat”and is not Hegel's thought，nor is the well-considered viewpoint ofLenin.On this problem，the ripe viewpoint of Lenin's should be that the world can not wholly satisfy the need of human being，so man must change the world by means of his own activities.This explanation is scientific andconvincible.In our country，the compilers of some authorized textbooks wereutterly ignorant of the notabl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is proposition，and resulted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Lenin's view.

【关 键 词】意识/反映/创造/客观世界/语言手术/Consciousness/reflect/create/objectiveworld/linguistic operation.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6-0035-11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P228)这是列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写下的一句话。仅苏联哲学界对这句话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解，有些意思还截然相反。按照这些解释的理论深度，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水平。第一个等级反映的是苏联哲学界对这句话刚开始研究时的面貌；第二个层次，是他们力图对这段话的解释能自圆其说，是大胆探索时期的表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对这段话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作出了比较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进入到比较成熟的时期呈现出来的面貌。

在我国，长期以来，基本上还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即认为它是列宁本人成熟的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2](P254)[3](P162)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高等院校哲学专业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还在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等同于人在改造世界之前已有了如何改造它的设想、计划等等[4](P124)，即把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成熟的观点。我认为，这基本上接受的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家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他们开始研究这句话时的水平上，是对列宁的一种误读。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长期以来，对它理解的错误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只要联系实际分析一下苏联哲学界各个时期对它的不同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一)

斯大林时代，直至6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哲学界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是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改造与发挥，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表达。他们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能动性的一种形象的说法，认为其意思是指人们依靠正确的认识能够改造世界。他们通常把这句话前边的“换句话说”，说成是“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是列宁后边关于“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P229)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述。苏联哲学家谢·斯·吉谢辽夫1955年在中国讲解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是这样解释的。[5](P113-114)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菲·依·格奥尔吉也夫1957-1958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也认为这段话是列宁的“诸基本原理之一”[6](P17-18)。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研究所和白俄罗斯国立列宁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集体编写，1959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在谈到这段话时，说它是“揭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含义”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点，是针对否认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经济主义者”的，“指的是，思想一旦掌握群众的意识，就能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有助于对当前现实的改造”。“人民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思想物质化，从而使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7](P315-316)列·尼·苏沃洛夫于1960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也认为，这段话是列宁强调“意识、理论、科学、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8](P110)，甚至直至1982年，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再版时，还持这样的看法。[9](P88)

这类解释普遍存在的一个毛病就是缺乏论证，具有简单化和主观武断的性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说法，把意识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能动的主体，这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的命题。马克思就说过，“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P217)。而这类解释，却硬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是列宁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表述，这种看法与马克思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他们在把这段话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的能动性时，已经悄悄地把原有的命题改变了。而对为什么能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等于人有了正确的认识通过实践能改造世界，又未能作出任何说明。我们知道，列宁对上述马克思的话是很熟悉的。同在《哲学笔记》中，在他写这句话以前，他在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神圣家族》一书时，还特别注意抄录了他们的这样的论断：“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P25)怎么能设想他会同意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而且，众所周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不厌其烦地在反复驳斥意识、感觉和心理的东西能创造世界、创造物的唯心主义论点。他总是强调，“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11](P324)。在继续讲一般唯物生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列宁再三阐明：“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1](P326-327)列宁1908年在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是这样的坚决、鲜明，怎么能设想他到1914年会提出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种完全相反的论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其实，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承认主观因素对事件的客观过程的能动的反作用。但他不是把这种作用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创造”，而是把它看作是意识对人们物质实践的一种引导作用。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断看作是他的科学观点的表达，势必得出，列宁《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书的基本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完全改变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书中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事实怎么样呢?列宁在这两本书中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这是由不同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各种基本原理，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相互抵触的东西，更不要说是在这种根本的原则性的看法上了。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真实立场究竟是怎样的呢?许多例子都表明，只要黑格尔稍微有意赋予绝对观念、精神性的东西以创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列宁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严厉的驳斥。如，他把黑格尔关于在逻辑中“观念成为自然的创造者”的说法抄下来，并在旁边写上“!!哈哈!”[1](P184)两字，前后加了惊叹号，对这种露骨的唯心主义加以无情的嘲弄。事实表明，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观念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态度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同样坚决。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怎么可能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述呢?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思想的确切表述，承认意识能创造客观世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果只能是取消存在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从而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根据。

事实上，人的意识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直接创造客观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任何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否认意识具有这样的能力。人的意识能够创造的惟一的东西就是精神产品：关于世界的形象、观念、概念和各种符号系统。而且这种创造严格地说也是人脑借助意识进行的。因此，创造世界的不可能是意识本身，而只能是具有意识的人，也就是获得世界的客观图景，并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去改造世界的人。意识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参加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列宁决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强调主观能动性。他在《哲学笔记》中在强调人根据正确的认识可以改变世界这种能动性时，是这样表达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重要的。”[1](P117)“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等等。

这类解释把列宁写在这句话前边“换句话说”，说成是这句话不过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的另一种表述。这种解释也很难令人置信：第一，从列宁的手稿看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话，并不是写在“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旁边或后边，而是紧靠着他转述黑格尔思想的话；第二，后边讲的能改变世界的是人，这完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而不是说意识本身就能直接创造世界；第三，“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句话，已经把列宁所要表达的意思十分准确、通俗地表达出来了。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换一种说法。即使列宁还想换一种说法，也不会用这种唯心主义的语言来代替它，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

至于在这类解释中还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针对“经济主义者”的，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我们知道，在俄国，“经济主义者”的思想泛滥在19世纪的最后那几年。1914-1915年，列宁创作《哲学笔记》时，理论战线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批判经济主义者的错误思想了。而且，这句话是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论”时写的。在《逻辑学》中并没有什么与经济主义者的思想有直接联系的东西。相反，列宁当时读黑格尔，潜心研究哲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要从理论上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本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冷静地、客观地揭示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导致战争的必然性，从而为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理论准备，在新形势下为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战略和策略，在这种关系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极其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上，怎么能设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列宁，会用这种唯心主义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列宁当时读黑格尔，潜心研究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折衷主义和诡辩。而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在论述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时，着重指出的就是他们的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诡辩论的基础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如他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灵活性 = 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1](P112)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所谓客观，就是对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的反映，是对世界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这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折衷主义与诡辩论的基础就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们表现为一种主观随意性。既然如此，怎么能设想列宁会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是肤浅的，也是最省力的，但不能自圆其说，逻辑上有不少矛盾。在它身上还打有苏联哲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刚开始，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印记。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把这种明明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当作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这就使它冠冕堂皇地成了搞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理论根据。

列宁的《哲学笔记》从其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三十多年，苏联哲学界何以对“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的研究还停留在这样低的水平上呢?20年代至30年代初，德波林、阿多拉茨基等人对《哲学笔记》作了不少研究，怎么能说直至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对这段话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呢?这只要联系苏联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历史，稍作分析就不难理解了。

不错，在20-30年代，以德波林、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哲学家曾先后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作过一些研究，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但总的看，这个时期只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这部最丰富、最深邃、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的开始。当时，主要精力还放在辨认手稿和出版原著上。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涉及到《哲学笔记》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研究《哲学笔记》的原则、《哲学笔记》的理论重点及其价值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到这一伟大实验室的内部，对其中的一些具体提法进行研究。

在苏联，虽然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的口号。但由于对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风气的滋长，苏联哲学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阐释、宣传斯大林同志的哲学思想方面去了。真正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实际上进行得很少。尤其是后来，斯大林同志主持编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只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的哲学基础，而只字未提《哲学笔记》。接着他又先后提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反动”和意在强调《哲学笔记》的不成熟性，说它只是“列宁思想的实验室”的看法，甚至还告诫理论界：“决不许把列宁的札记、手稿变成某种(!)原则性的指示，甚或完整的‘学说’”(注：转引自菲·依·格奥尔吉也夫《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3页。)。在斯大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列宁的《哲学笔记》在斯大林在世时，始终未能作为列宁的基本著作编入《列宁全集》。这期间，苏联先后几次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必读书，也始终把《哲学笔记》排除在外。不仅如此，在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空气十分紧张的斯大林时代，《哲学笔记》这本以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以札记、手稿形式出现的列宁本人并不是为公开发表而创作的未完成的著作，甚至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一个领域。更何况这期间苏联还进行了好几年艰苦的卫国战争。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争年代，许多学科的研究几乎全部都不得不中断了呢!所以，从30年代中期直到斯大林同志逝世，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整个苏联只有波波夫一部关于《哲学笔记》的讲稿。未出过一部研究《哲学笔记》的专著，连关于它的论文也屈指可数。这期间，《哲学笔记》研究在苏联基本上是空白。

斯大林同志逝世后，5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报刊虽然日益响亮地提出了加强对列宁哲学遗产研究的问题。但由于《哲学笔记》本身的难度，决定了对它真正深入的研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所以，直至60年代前半期，这段时间实际上只是恢复了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原理的阐发，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加上教条主义对苏联理论界的长期影响，严重妨碍了他们对列宁写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说法作实事求是的探讨。再有，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不少方面否定了斯大林，但他与斯大林都有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倾向，这恐怕也是苏联一些哲学家意识不到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意识创造客观世界”分明是唯心主义的提法，把它说成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能改造世界这一解释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由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理论界思想比较活跃，学术空气也一直比较自由，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去职后，他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受到批判，很快也有人对上述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是列宁概括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把这句话前的“换句话说”，说成是对列宁摘抄的黑格尔的晦涩难懂的语言而言的。从此开始了对这段话不同理解的争论(注：参看：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俄文第2版“意识能否超越现实”一节。)。

这种解释与前者虽然截然相反，然而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缺乏理论分析，未能说出多少理由，同样具有简单化和武断的性质。首先，意识反映客观世界这分明是一切唯物主义共同的基本前提，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呢?其次，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客观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和异在，黑格尔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说人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话。怎么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思想强加给他呢?最后，这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一样，也只能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提供理论根据。总之，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并不比第一种解释在理论上更深入，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同属于这句话研究的初期阶段。如果说它较之于第一种解释有进步，就是在于他看出，不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看作是列宁的思想，力图找到对这句话的正确解释。

(二)

由于无论是把这句话简单地解释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能动性的表述，还是把它说成是列宁复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都站不住脚；由于对立观点的出现，争论的展开，这句话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对这句话的研究也迅速深入，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探索性的解释。

科普宁是苏联最具创造性的著名哲学家之一。他最先在196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中提出了对这句话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列宁摘录黑格尔的话时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如果离开摘要单独拿出这句话来，那么它听起来就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然而在这里指的是另一回事，是说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具有创造性。”他还对这一解释补充说明道：“反映与创造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在同样程度上反映认识的本质方面，一个不排斥另一个。”[12](P107)

这一解释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中的客观世界，由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世界变成了观念的世界——关于世界的认识；把原来说的人按照正确的认识去改造外部世界由主观到客观的过程，变成了人认识世界，由客观世界到认识的过程。这种解释避免了人的意识创造现实的客观世界这种明显的唯心主义。较之第一类解释是一大进步。但仔细推敲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一是这种解释中两个客观世界实际上指的已不是同一个东西——前者是指作为认识对象、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后者则是指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而这种“客观世界”是不能离开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第二，按照科普宁的说法，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创造性反映。所以，意识，“认识既不单独属于主体，也不单独属于客体”[12](P103)。可是他在解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时，又把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说成就是客观世界。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第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定，反映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具有创造性、能动性这种意思。在讲了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之后，还认为有必要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来进一步补充说明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具有能动性的，这不等于承认了反映本身是一个没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是像镜子成像那样的机械、消极的过程吗?这就势必导致否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反映概念的实质，抹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根本区别。第四，正如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反映”和“创造”是两个概念。首先，列宁从来没有用过“创造世界”这样的说法强调过反映的能动性。他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反映的能动性时，对于较简单、低级的认识，用的是“生动的直观”[11](P181)；对于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思维比“生动的直观”更能体现出反映的能动性：“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1](P246)其次，科普宁说：“反映”和“创造”“在同样程度上反映认识的本质方面，一个不排除另一个”。可是他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再有，意识只是人脑的机能，真正具有反映能力，具有能动作用的只能是具有实体性存在、能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主体——人。不能说意识本身就具有这种能动作用。

与科普宁的解释水平差不多的另一种新的解释，是费多谢耶夫1978年在他的《现时代的辩证法》一书的俄文增订第三版中提出来的。他在“意识能否超越现实”这一节中说道，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的能动性的真理性思想，或把它说成是列宁在做《逻辑学》笔记时简单抄录下来的原理，都不对。这两种解释都是片面的。他提出应当按照历史的线索来理解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是列宁用来指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它反映了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要特征：在自然领域，承认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是派生的。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则认为是意识创造世界。他还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13](P424)值得注意的是，费多谢耶夫这本书在苏联出过三版，在1966年第一版中，作者还认为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是列宁用来揭示意识的能动性的呢如上所引，1975年出第二版时，他认为这句话是列宁转述黑格尔的思想，而他提出这种解释也在凯德洛夫1972年早已提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之后。作者把这句话说成是指旧唯物主义，这就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消除了第一类两种解释不能把前后两个分句统一起来的毛病。就这句话本身看，基本上说通了。因此，我认为这种解释相当于第一类解释也是一大进步。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也不难发现。这种理解也像科普宁的解释一样，也还存在种种的问题：首先，这句话列宁是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中谈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时写下的。我们知道，这部分并没有涉及到旧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任何内容。怎么能设想列宁会在这里突然讲起旧唯物主义来呢?第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在这段话中，列宁在前后两个分句中用的都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是指自然界。有什么理由说他在第一分句中的“客观世界”是指自然界，而在第二个分句中的“客观世界”就是指人类社会的现实呢?第三，关于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要特征，列宁在这之前早就多次作过科学的、明确的概括，如：他于1908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写道，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第三个局限性是：‘在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11](P239-240)。他在创作《哲学笔记》之前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讲过：“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5](P586)，等等。怎么能设想列宁还要用这种含混不清，只会引起歧义的语言来表征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特征呢?

科普宁和费多谢耶夫的解释，都消除了第一类解释前后两个分句不能统一起来，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单就这句话本身看，大体上都可以说得通。但仔细推敲起来，各自又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作为深入探讨这句话的真实涵义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的这两种解释，在理论深度上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东西，相对于第一类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解释，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三)

对这句话的研究从理论深度来看，我认为更高的层次要数凯德洛夫于1972年在《列宁思想实验室＜哲学笔记＞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解释。凯德洛夫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既不是列宁的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述，也不是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简单复述，而是他对黑格尔的思想动的一次语言手术，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所以这句话才呈现出这种介乎两者之间的面貌。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可信的：

首先，《哲学笔记》中确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往往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遇到了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时，通常会出现几个层次分明的步骤。第一步是摘抄他认为很重要的黑格尔的思想和原文。第二步，为了把黑格尔的思想头足倒置过来，首先必须懂得黑格尔的话的真正涵义，不是用晦涩的，看起来不方便的，故弄玄虚的语言，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在黑格尔的原文与表述的基础上开始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但主要还是对黑格尔的难以理解和含混不清的话作说明。所以，这时还不是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第三步是完成阶段，是列宁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之后的自己的思想和原理的科学表述。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在作为出发点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原理和列宁完成改造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之间，出现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词句。

例如，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规定就是这样做的。他首先逐字抄下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规定的德文原文，并在旁边的空白处写道：“规定不是明确的!!!”既然如此，那就首先需弄清楚，黑格尔用这个规定到底想说明什么?列宁着手进行这种分析：他从黑格尔的规定中分解出三个要素，并对其中每个都作了评论。这时，他已不是简单地摘抄，也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把黑格尔的晦涩艰深的语言变成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这就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中的中间阶段。然后就是列宁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对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的，他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写道：“或者可以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紧接着就是列宁自己表述的著名的辩证法的16条要素。[1](P237-240)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正是这种，至少有可能就是这种介乎黑格尔与列宁之间的中间环节。

其次，要正确理解这段有争议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脱离上下文，把它割裂出来，孤立起来加以讨论。只要弄清列宁和黑格尔各自有关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的一贯思想就很清楚了。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的“客观性”部分时，所特别感兴趣的是实践及其客观基础的问题。列宁在作了一些摘录和在空白处作了评注之后，在笔记本的中间用双垂直线分为两部分，左边摘录黑格尔的观点和表述，而在右边则写下同前面的摘录相反的、自己有关该问题的观点。一边相应的标题是“黑格尔”，另一边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摘录黑格尔的第一句话是：“对机械性和化学性来说，目的是第三项，它是它们的真理。”与此相对立的列宁的观点是：“区分为机械规律和化学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接着摘录了黑格尔谈论目的问题的话：“因为目的自身还处在完整概念的客观性或直接性的范围内，所以它还受到外在性本身的影响，并且同那和它有关的某个客观世界对立着。”列宁在这段话旁边写道：“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1](P200-201)

在这一大段笔记之后，列宁在方框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1](P201)

可见，列宁从来都是把认识解释为自然界在人的思想、意识中的反映。列宁当然很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但他绝不是在“创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上说人的意识具有创造能力。在他看来，人的意识正确反映自然界的实质和规律，从而使人有可能为自己的实际利益和目的而运用自然规律。意识与已认识的自然规律的性质相适应，在人面前提出目的，然而这个目的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达到。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具有“创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只有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思想本身。

第三，意识“反映客观世界”明明是唯物主义的说法，你说这是列宁用来表述黑格尔的真正立场，来把黑格尔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在列宁《哲学笔记》的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情况吗?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例如，列宁这样表述黑格尔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1](P192)。这里列宁就用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来表述黑格尔的立场。可见这种说法所表达的的确可能是黑格尔的思想。

就在这之前，列宁在表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也曾指出：“由于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1](P190)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同样的说法。

再如，在《哲学笔记》中有一处关于黑格尔对把思维和客观性形式主义地分隔开来的普通逻辑的态度的地方，列宁先把黑格尔的话摘下来：“‘在这里思维仅仅被认为是纯粹主观的和形式的活动，客观的东西则被认为和思维相反，是某种固定的和本来就是如此的东西。但是这种二元论不是真理，并且，不问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来源，就这样简单地接受这两个规定，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主观性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质而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界限’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1](P195)然后他用自己的话来表述黑格尔的立场。他写道：“极其深刻而聪明!逻辑的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1](P195)

由此可见，列宁的确在自己的笔记中的许多地方都是用“客观事物”，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种说法来表达黑格尔的真正立场，把他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的。可见，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提法里，“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这半句话，决不能作为证据，用来证明整个提法似乎都是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事实上它是列宁对黑格尔的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述。

第四，说凯德洛夫院士的理解是正确的，只要弄清楚引起争论的这段笔记是怎样产生的，就更可信了。

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将近结束时，即读到“概念论”的第三篇“观念”中的第二章“认识的观念”时，列宁对黑格尔如何谈实践和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注意。但同时他也感到黑格尔的论述特别艰深，有许多看不明白的地方，需要仔细分析，再一次回过头来研究。

列宁的笔记证明，为了弄懂黑格尔说的是什么，他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因为不弄清这点就不可能把本身尚未理解的东西纳入唯物主义的体系。因此，列宁先抄下了黑格尔的话：“……‘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身规定的概念，那么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即行动’……”接着是列宁的笔记：“下面一节标题为《B：善的观念》”[1](P227)。然后列宁记下了他自己对黑格尔这段话是怎样理解的：“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吗?要回过头来再看。”[1](P227)

在这之后紧接着列宁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从实践、行动只向善(das Gute)转化呢?这是狭隘的，片面的!然而有益的东西呢?毫无疑问，也包括有益的东西。或者，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也就是‘善’?”接着又进一步写道：“所有这些都在‘认识的观念’这一章(第二章)中，即在向‘绝对观念’(第三章)的转化中——毫无疑问，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显然，这几段都是列宁努力在设法理解黑格尔的意思，揭示黑格尔原理的含义。所以，他在旁边写了“黑格尔论实践和认识的客观性”[1](P227-228)。

不用说，列宁在这里说马克思和黑格尔接近，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列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寻找继承关系，并且找到了它。这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列宁紧接在这后面记下的、已经是直接关于我们所关心的意识在其同实践的联系中的能动作用问题的笔记。

列宁把笔记中间用竖线分开，左边照抄黑格尔的说法，右边写自己对这些摘录的理解，最后是结论，是对黑格尔原理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后的列宁成熟思想的表述。在这里，实际上就是通过三个步骤才完成对黑格尔的改造的。即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说法到列宁本人的唯物主义的原理之间就有一个过渡阶段——把黑格尔的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笔记本的左边是抄录的一大段黑格尔的话，列宁在上边加了一个标题：“认识论中的实践。”右边从“作为主观的东西的概念……”[1](P288-299)开始的一大段，列宁用以把左边黑格尔的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但在这里基本上仍保留着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当他把这一工作做完后，可能是列宁重新把用自己的语言表述黑格尔的观点的话看了一遍，觉得意思还不够明确，于是又在右半边的上边加了这样一段话：“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因为对黑格尔话的抄录和对他的话的解释两边开始写的文字基本上是平行的。这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它在手稿上就越过了上一段笔记的界限。鉴于这种情况，这里的“换句话说”，是关于右边理解的另一种更清楚、更简练的表达，也是左边黑格尔观点的另一种说法。它是列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黑格尔的意思。这里已有了初步的改造，所以，就使整段话呈现出了亦此亦彼的面貌。

黑格尔的意思完全清楚了，完全可以把其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对其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发挥了。于是，这时列宁加以总结，在最后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才是列宁本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才是他关于主体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后来，列宁又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意识与实践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它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 = 变更它的这些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 客观真实的)现实。”[1](P235)

把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的理解放到列宁和黑格尔各自有关这个问题的整个思想中，联系列宁改造黑格尔的过程、方法，联系整个《哲学笔记》加以把握，把它看作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是列宁用他所特有的方式对黑格尔的纯粹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述，我认为这种理解逻辑上首尾一贯，是可信的，符合这段话的本来面目。[16](P48-74)

70年代，苏联哲学界能对列宁《哲学笔记》中这段话作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理解不是偶然的。首先，从政治形势方面看，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通过批判个人崇拜，使苏联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后来，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但一般地讲，他也很注意对正常的学术讨论不采取粗暴的行政干预的做法。总的看，在他当政期间，苏联的学术空气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一些远离政治现实的抽象的理论问题的争论还是很自由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是，苏联哲学界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系统理论后，经过10多年的努力，系统性原则在哲学家头脑中已经扎根。这恐怕也是凯德洛夫所以自觉地运用系统性原则来研究这段话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再从苏联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情况来看，他们于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深入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问题。60年代对这段话的争论又推动了哲学家对这段话的探究。1967年8月14日苏共中央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社会科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发表后，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系统化成了苏联哲学战线的头号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的各种哲学原理和他们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思想。我们知道，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这两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多的著作。所以，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苏联哲学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股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热潮。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具体的传统的基本原理的研究都日趋深入、成熟，进入了把它们加以综合，系统化的阶段。对这段话的比较成熟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

对这段话的科学解释由凯德洛夫院士最后提出来也不是偶然的。早在20年代，凯德洛夫就帮助H·A·波德沃伊斯卡娅为准备出版列宁的《哲学笔记本》做过手稿的辨认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就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它[17](P63)。接着他又迷恋上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大逻辑和小逻辑，这样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同时研究了列宁与之打交道的黑格尔那些著作本身，使他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大大深化。稍晚凯德洛夫在红色教授学院继续研究这一著作，听了关于《哲学笔记》的课，后来在苏联科学院读研究生时又专门研究了它(材料来自勃.姆.凯德洛夫的手稿，《列宁准备辩证法著作的进程(＜哲学笔记＞导读)》“编纂者的话”。俄文手稿由其夫人向作者提供)。在50年代以前苏联发表的寥寥无几的几篇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学术论文中，就有凯德洛夫1947年发表在《哲学问题》第二期上的《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本》一文。50年代，又是他发表文章最先提出了深入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问题(参看勃.姆.凯德洛夫发表在1955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上的文章)。他自己身体力行，和别的哲学家一起深入探讨列宁的《哲学笔记》，从60年代起先后出了《辩证法、逻辑与认识的统一》(1963年)、《列宁辩证法的要素》(1965年)、《列宁思想的实验室(列宁＜哲学笔记＞概论)》(1972年)等一系列关于《哲学笔记》的专著。他是苏联最富盛名的哲学家，也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对这段话的合理的理解，是他长期对列宁《哲学笔记》作艰苦研究的结果。

现在我国哲学界对这段话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前苏联哲学界对它理解的初期水平上，这也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步晚，后来又受到严重干扰，实际上停顿了很长时间这种状况。此外，可能也与过去我们长期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因此看不出把它说成是列宁的成熟观点的表述的毛病，甚至还需要把这种“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唯心主义命题作自己的理论根据有关。现在是认真检讨这种理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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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П·Н·ФЕДОСЕЕВ：ДИАЛЕК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ПОхИ МОСКВА　Нздателвство《Наука》Первое дополоненное издание 1966．

[14]П·Н·ФЕДОСЕЕВ：ДИАЛЕК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ЗПОхИ МОСКВА　ИэдателъсТво《Наука》Третие дополоненное изэдание Глава 2.Ⅳ.1978.

[15]列宁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