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作文十篇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1

昨天，也就是4月18号，小雨，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是乘公汽回家的，正当我做在车上时，我看见一个高中年龄的人从我们的车前跑过。他跑的十分急，还不时向后看，脸上露出恐怖的表情。“逃命啊！”我暗暗想到。过了不过一分钟。又有一个人在后面赶，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他的手中拿着一把半米长的刀，足足有3毫米厚。他嘴中还骂道：你跟老子站住。

而一车的人，每一个人说打110或120。甚至他们还开玩笑道：这个伙计长大了不得了哪。路旁的行人也无动于衷。只是看着。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都是这样的，难道见义勇为真的很难吗？？？

宜都市外国语学校初三：欧阳宝磊

作文 zuowenku.net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2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来，把耳朵伸来，近点，再近点。好，我说了：“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吧！

我，喜爱写作。老师布置的每篇作文我都认真完成，但在第3单元的“20年以后的……”上卡了壳，老师说不能胡思乱想，我就以平常的水平写了500字左右的作文，开始我还沾沾自喜，想给当记者的爸爸读一下，在我读的时候，只见爸爸紧锁双眉，神态严肃，越听越不对劲，最后等我读完了，爸爸拿过我的语文书，仔细的看了作文要求，说：“你写的没有根据呀，你的铅笔盒怎么可能使人一下子到另一个地方呢？”一向听惯别人表扬的我气不打一处来，“就你写的好行了吧！”“你爸爸为你好，你怎么能顶嘴呢？你写的就没符合要求，怎么还敢顶嘴！？”半路上又杀出了个咬程金。我生气了，既恼火又羞愧，就斗着作文本说：“行了，我把它撕了从写还不行？”妈妈又插嘴了：“说中要害了吧，整天逞能，还吹自己作文写得好，你也真……”爸爸这是打断了妈妈的话说：“别撕，自己再做一些参考。”“可我不能写两篇呀！”我嚷到。“没事写两篇老师不会批评你的。”“我不……”我又耍起小性子了。“你到底还写不写？”我哭着跑回房间……

看见了吗？我的父母总是唇枪舌剑，比巴迪的父亲还厉害！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3

关键词：见义勇为；补偿；探索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162-02

一、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中并未明确使用“见义勇为”这一概念，“见义勇为”这一概念多见于地方性法律法规中，其定义也多是在地方性法律法规中进行定义，定义的方式和内容也不尽一致。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特定义务的人员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救人、抢险、救灾等行为。从行为构成的特征来看，见义勇为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主体方面的广泛性

主体是指实施行为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训告诉我们，无论是谁，“路见不平”，都可以“拔刀相助”。如果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见义勇为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见义勇为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见义勇为者的身份并不受到限制。见义勇为的主体应当是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因为，如果见义勇为的人员负有进行见义勇为的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那么，他的所为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履行义务的前提是他有其他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之相对应，并谈不上有高尚的道德，因而不应当在见义勇为的范围内。相反，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在见到需见义勇为的情形时挺身而出，才能称其有高尚的道德，其在见义勇为时遭受到损害才有必要进行专门的保护。所以，见义勇为的主体必须是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

2.主观方面的勇敢性

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实施行为已经造成的后果所持心理态度。见义勇为是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知难而上作出的勇敢选择。见义勇为者必须是积极的、主动的、不顾个人安危的。在这个方面，“见义勇为”中的“勇”和“义”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勇”字足以体现出一个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人应该具备的“主动性”与“不顾自己安危”，“义”字足以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并无主观欲望要求，他所做的纯粹为了“道义”。如果一个人去救人是出于有人逼迫，那么他主观上就没有“勇”，当然不应受到与“见义勇为”相关的保护，顶多受到民法等相关法律给予的补偿。

3.客体方面的道义性

客体是指行为作用和影响到的社会关系。见义勇为使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免受侵犯或损失，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体现和符合社会道义。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广义的见义勇为来理解，认为见义勇为保护的客体应该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于见义勇为的客体为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见义勇为最朴素、最直接的认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朴素的爱国情怀，为了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而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事件比比皆是。同时，行为人的做法也符合我们对见义勇为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在规范当今社会的立法中，应当采用广义的见义勇为含义，从而最大程度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

4.客观方面的作为性

客观方面是指行为实施的方式、方法、时间、地点、产生的结果等。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作为和不作为，见义勇为的行为形式只能是作为而不可能是不作为。经过与见义勇为的相关事件进行收集整理和筛选，基于见义勇为所保护的客体，对见义勇为的客观方面进行规范和细化，认为见义勇为表现为当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被侵犯时挺身而出，并做出积极的有利于消除该危害状况的行为，包括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救人、抢险、救灾等行为。

凡是符合以上特征和构成要件的，笔者认为就可以成立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是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在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受益而见义勇为者却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就应该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和补偿，为了规范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和补偿，国家必须建立健全见义勇为的补偿制度。

二、建立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1.体现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要求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制度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他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1]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民事法律救济，从法理上来说是同法律的正义价值相一致的。正义的基本法律含义是：首先，正义是一种分配方式，无论是利益或不利益，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当的，能使分配的参与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义的；其次，正义是通过正当的分配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状态。

2.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利益的救助行为中，经常会对自身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造成损害，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往往会遇到医疗、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这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而及时给予见义勇为者民事法律救济，其现实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可以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从而达到推动社会良心的回归，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现行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1.目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见义勇为补偿的案件多是采用《民法通则》第93条① 所规定的无因管理的原则和精神进行处理，或是采用《民法通则》第109条②所规定的公平原则进行处理。但是，这样却没有考虑到见义勇为人员在进行见义勇为行为后没有出现受益人，或是被救助人未能受益的情况。

2.目前，法律中所规定的，一般均为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适当补偿。而其中“适当补偿”作为补偿的标准缺乏可参照性，补偿的程度通常取决于受益人的自愿程度或依赖于法院的自由裁量。并且，现实是，受益人往往会出现无力负担补偿费用的情况，例如，受益人也受伤需要大额医疗费用等情况，此时由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适当补偿往往不切实际。

3.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缺口严重，资金严重不足，真正得到奖励的见义勇为事件不多，往往在见义勇为者需要补助的时候，见义勇为基金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费用，使见义勇为基金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

四、对完善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思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③ 如果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遭受伤害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就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的立法应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畴，相对于普通公民，见义勇为者对社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理应得到法律更好的保护和救济。

对于目前我国见义勇为补偿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前两种情况具有不可逆性、不可抗拒性，目前尚无可以有效解决的做法。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国家补偿的方式，建立对见义勇为者全方位的补偿模式。

1.补偿原则

笔者认为，补偿原则应采用“完全补偿”原则，能够由侵害人或受益人进行完全补偿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无法达成，国家补偿要做的就是全面补偿见义勇为者所遭受到的损失，使其能够因国家补偿恢复到如同损害发生前、未受损害时的状况。

2.补偿方式

加大见义勇为基金的投入，将见义勇为基金列入财政预算，为见义勇为基金提供足够的资金，使其能够将其作用最大化，在无法及时由侵害人或受益人进行补偿的情况下，及时对见义勇为作出补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成为见义勇为补偿的最后承担者，见义勇为基金可以看做为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在见义勇为基金作出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的同时，实际上见义勇为基金也获得了对侵权人的代位追偿权，见义勇为基金可以在事后提起对侵权人的公益诉讼来进行追偿。

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很多时候是非财产性损失，而这种损失往往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其具体损失很难用数字进行估量。见义勇为的牺牲者，生前多数是青壮年，年龄多在22―45岁之间，他们是家庭经济收入的创造者。牺牲后，家庭失去经济依靠，整个家庭生活变得窘困 [2]。因此，除了金钱上的补偿外，同时还应当重视政策性的补偿。

对于补偿，全社会应该达成共识，允许让其家属能够享受到一定的便利。保护与奖励是为了保障生活；而有条件地享受待遇则能够改善生活，例如在入学、住房、医疗等方面给予见义勇为者及其近亲属一定照顾。

结语

通过对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分析不难发现，目前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显得不足，法律上的保护也不到位。这些问题要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国家统一立法，建立国家补偿机制，以解决由见义勇为行为所引发的各类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4

见义勇为不同于一般的好人好事，义士们更多的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或与灾害事故的斗争。由于我国法律滞后，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因而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时有发生，本文试从行政法角度分析见义勇为行为，以期为实践中此类问题的处理提供理论思维。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

见义勇为一词最早源于《论语·为政》里的“见义不为，非勇也”这句话，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①然而，“正义有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极不相同的面貌”，②各地的见义勇为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也不尽一致。③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而这种维护的前提是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正在处于危险状态。这种“危险”不外乎来源于人和自然这两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表现为违法犯罪分子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侵犯，这时见义勇为表现为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自然的因素表现为自然力量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如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这时见义勇为就表现为抢险救灾。因而见义勇为行为应包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和抢险救灾这两类行为。另外，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应具有高度的人身危险性。社会之所以要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奖，视见义勇为为高尚的道德行为，其原因在于见义勇为者能为常人所不能为，在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舍身而取义。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假如我们将打雷下雨时帮人收衣服、雪中送炭之类一般的好人好事也称为见义勇为，那是毫无意义的。这种高度的人身危险性，不是主观上的想象，而是客观表象。如犯罪分子拿着管制刀具对他人进行侵犯，这时，见义勇为者就有生命危险。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对其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行为。

见义勇为行为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见义勇为者救人于危难之时，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实践中，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的为数不少，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紧急性。见义勇为行为常常是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未能及时获得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的情况下作出的。若当事人不能获得及时援助，就有财产人身受到侵害的危险。

第三，利他性。见义勇为者实施其见义勇为行为纯粹是一种利他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这体现了见义勇为者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这也是我们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扬并鼓励大家学习的重要原因。

第四，结果的双重性。见义勇为者通过其行为，一方面，不但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给其他人带来了公共安全感，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安全，所以，见义勇为行为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是见义勇为行为，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安全的目的。若行为人明知受害人的利益是非法的，而去“救助”，便不能被视为见义勇为者，而且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若行为人对加害人曾有怨恨，恰遇其有违法犯罪行为，行为人出于报复心理而对被侵害人实施救助，也不应视为见义勇为。

其次，在客观方面，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行为人无法定或约定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有无法定义务主要从行为人的身份上进行判定。若行为人是人民警察，则当然地认为有此义务。①有无约定义务，看行为人与受害人是否存在保护受害人的合同。如宾馆中的保安就有义务保护宾馆内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基于旅客与宾馆之间的约定。

第二，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处于危险状态下，有受到危害的可能。正处于危险状态下，是见义勇为行为实施的时间限制，即正在遭受违法犯罪分子不法侵害或正在遭受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的损害。若行为人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进行救助，如将负伤的被害人送往医院，帮助受害人民重建家园，则不应视为见义勇为行为，而是其他类型的好人好事。另外，可能出现行为人与受害人均处于危险状态之下的情况。若行为人所受到的侵害明显小于受害人，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维护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倘若我们无法客观地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则推定其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若此时行为人所受到的侵害程度接近或大于其他受害人，则推定行为人的行为主要出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

第三，行为人实施对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进行维护的行为，对其自身有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述，在此不再重复。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视角

在正式进入从行政法角度研究见义勇为行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述一下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上的定位以及目前各地见义勇为立法的相关背景，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从行政法角度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必要性。

见义勇为在民法上实际上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见义勇为者在其高尚行为中，有财产损失、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的，其本人或家属可以向受害人请求适当的补偿。“适当”意味着不能填补见义勇为者的全部损失。①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还可以要求造成其财产损失的或人身损害的违法犯罪分子赔偿全部损失。②但实践中，由于违法犯罪分子或是未被抓获归案，或是虽被抓获归案，但无力赔偿，因而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见义勇为者致残或死亡的，情况更加突出。根据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全国569位见义勇为者英烈的生活状况的调查，因伤亡导致生活困难的占1/3左右。③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弘扬正气、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各地纷纷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奖。但由于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因而资金有限，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奖励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各地也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立法，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或保障，规定了见义勇为者可以享受诸种不同的待遇。

笔者认为，各地的立法实际上是对日益要求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保护或生活保障的舆论回应，其目的是在“雷锋越来越少”的道德现状下，通过对见义勇为进行行政奖励，以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治安，鼓励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缺乏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本质认识。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协助行为。对于行政协助行为，行政法学界并未引起较大关注，学者们一般在论及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时顺便提及行政相对人有行政协助权。行政协助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有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④据之，可以将行政协助行为定义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行政协助行为有以下特征：第一，公民没有协助行政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公民没有协助的义务；同时，公民也没有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要求其协助。第二，公民所协助的事务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

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①如《人民警察法》②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③第38条第1款前段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④第3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32条第4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见义勇为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国家履行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职责。国家也因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因而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

既然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通过这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则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费用则由国家财政负担，那么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中的损失也应由国家财政负担，以体现公平。故笔者主张，见义勇为者可以因其在实施行政协助时所受到的损失而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⑤这里的合法行政行为，显然应当包括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作为和由于客观情况不能而不作为（在见义勇为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可能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而未能及时行使其职权）。关于行政补偿的理论，主要有公共负担平等说、结果责任说、特殊牺牲说、社会保险论、社会协作论、人权保障论六种。⑥本文在此不逐一介绍。目前，学术界大都赞成公共负担平等说。该说源自法国，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其成本和费用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平等负担。公民由于行政活动而受到损害，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承受的负担，必须平等地分配予全体，不能由少数人负担。⑦法国1970年10月9日的盖纳德案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理论。案件是讲一名年迈的妇女跌进一条沟渠，并因此受伤。她大声呼救，盖纳德先生闻讯之后赶赴现场救助，但他也不慎掉进该沟渠，并因此受伤。行政法院认为，由于盖纳德企图救助这位妇女，从事的是一种市镇当局的公共事务，因此他可以从市镇当局处获得赔偿。⑧此处用“赔偿”而非“补偿”是因为法国行政赔偿责任分为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两种，①危险责任是行政机关无过错的合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责任，实质上相当于补偿。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从事的抢险救灾或与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公务，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行为中所遭受的损失，如受伤后的医疗费等，应视为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承受的负担，并且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一般公民主要通过依法纳税来实现其对公共利益的负担。纳税的方式、标准等均由国家法律规定，适用于所有人。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公民的公共负担是平等的。国家则运用这部分财政收入来组建和维持保护公共利益的力量，如警察队伍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当出现危害公共利益事件时，如发生违法犯罪活动或发生火灾水灾等，由国家出面加以维护。若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受伤致残等，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这部分人的损失加以填补。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公民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的义务，一般公民也均未对公共利益有所负担，因而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负担也是平等的。但在发生见义勇为的情形中，由于见义勇为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就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等一系列的待遇。实际上，此时见义勇为者所遭受的损失是他在已经履行了作为一般公民的纳税义务外，对公共利益的额外负担。此时与其他公民相比，出现了公共负担不平等的情况，即见义勇为者承受了比其他公民更多的公共负担。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理论，国家应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见义勇为者这种额外付出加以补偿，对见义勇为者的额外负担加以填补，使见义勇为者对公共义务的负担达到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前同等的状态，从而实现公民公共负担的平等。

目前，我国并没有对行政补偿进行统一的立法，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对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补偿是原则，补偿是例外，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才可以补偿。本文认为，鉴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历来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进行补偿。一方面，可以弘扬社会正气，使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使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有所保障，使其损失得以弥补，以实现实质正义。

三、见义勇为者行政补偿请求权行使方案的初步设计义勇为者或其家属可以要求国家对其进行行政补偿。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向哪个国家机关要求补偿呢？应怎样进行补偿呢，下面，笔者将谈一下自己的构想。

第一，关于补偿的义务机关。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的义务机关比较合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的现行行政主体理论日益受到挑战。有学者主张吸收国外的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②而国外的行政主体一般可分为国家、地方团体和其他行政主体三种。地方行政团体是以一定的地区及在那居住的居民为基础，以在该地区内实施有关公共服务目的而设置的，对该地区居民具有支配权的公共团体。①地方行政团体相当于我国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因此笔者将补偿义务机关定位为政府而不是依据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而被视为“行政主体”的政府的各个部门。其次，“行政补偿费一般不单独在国家财政中列出，也不实行集中管理，而是由具体行政补偿义务机关分散管理。这一点与国家行政赔偿不同。行政赔偿单独列入国家预算，并且由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管理。”②因而在设置补偿义务机关时必须考虑到其经济负担能力。考虑到若将乡镇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由于其财力有限，往往难以承担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巨额补偿费用。而我国各省的地域范围比较大，若将省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那么就不易于离省会或者首都较远的见义勇为者行使其补偿请求权。而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既能够在财政上承担，又能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二，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认为补偿的目的在于弥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以实现公共负担的平等。我们应对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中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部补偿。见义勇为者有财产上损失的，应补偿其财产上的损失；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应补偿其医疗费用及医疗期间的工资损失；致残的，除补偿上述费用外，还应评定伤残等级，使其享有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的待遇；死亡的，应向其家属补偿其生前医疗费用和丧葬费，并发放抚恤金。以上工资、丧葬费及抚恤金补偿标准应参照各县的生活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

第三，关于补偿的程序，由于近来学者大都认为，“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看待，将其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研究更为科学”。③故补偿的程序应符合作出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补偿的，应先对当事人发出补偿通知，并在通知中列明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及时限。然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向其说明理由，答复其意见。最后，作出补偿决定，并告知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及时限。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向义务机关申请补偿的，应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书中，应说明要求补偿的事实理由和数额。补偿义务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应进行审查，并将拟作出的补偿决定告知申请人，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偿决定，并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及时限。当事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提请复议，或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复议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上关于复议和诉讼的时效，可参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另外，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属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之债，见义勇为者可以向受害人请求适当的补偿，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还可以向造成其人身财产损失的违法犯罪分子要求赔偿。①这样，见义勇为者就享有民法上的请求权和行政法上的请求权。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如何行使这两种请求权呢？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对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及违法犯罪分子对见义勇为者的侵害是第一位的，而见义勇为者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则是第二位的，即见义勇为者实际上是通过对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进而维护了公共秩序与安全。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应首先行使民法上的请求权，只有其行使民法上的请求权不能切实弥补其全部损失时，才可请求国家补偿。这样，既可在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的前提下，又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是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

参考文献：

①箩竹风主编：《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②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③如《青岛市表彰与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l997年11月27日青岛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或采取其他措施进行保护和援助的合法行为；本条例所称治安灾害，是指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而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灾害事件。而《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1999年12月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2000年4月21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维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①②参见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2000年5月27日《人民法院报》（京）。

③培填：《见义勇为呼唤法律维护伞》，《法苑》1996年第6期。

④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①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③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④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⑤⑥⑦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第475、476页；第475页。

⑧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①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②参见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①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5

关键词：见义勇为行为；民法学；法律性质

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学中，属于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在如今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少部分人存在道德问题，而不是没有见义勇为行为，但更多的人主要是由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对见义勇为产生抵触心理。如今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没有法学理论的支撑，主要是属于无因管理。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及特征

见义勇为在文意方面的解释为“看到正义的时间奋勇地去做”，其在民法学视野下，主要是指自然人在没有义务的情况，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及他人的利益，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见义勇为具有非义务性的特征，虽然见义勇为行为在法律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非义务的特征却受到高度认同。美国学者富勒将愿望道德和义务道德作为人类对道德的最高境界和对地限度，其中义务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见义勇为行为属于道德素养的表现，难以采用法律进行见义勇为的强制。见义勇为行为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与普通的助人不同，其是危难救助行为，因此在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二、见义勇为者的费用求偿权和报酬请求权

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具有非义务性的特征，致使见义勇为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如见义勇为者在救人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生命，该种案件会引发费用求偿权和报酬请求权的问题。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费用求偿权，目前我国有法律支持。根据我国民法相关规定，见义勇为者有权对其在管理活动中所指出必要费用向受益人请求偿付。不同的人对费用求偿权的责任和范围具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第三人在侵权行为中，见义勇为者对其进行制止，此时见义勇为者出现损失，则需要第三人进行见义勇为者的赔偿，如果第三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或者没有第三人的存在，则需要结合受益人的收益范围和实际经济情况，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补偿。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见义勇为者的补偿，应当以受益人的收益范围为标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要求，见义勇为者实行救助行为后，受益人如果进行相应的补偿，则可以体现道德与法律的良好结合。然而在实际见义勇为行为中，如果出现救助行为没有达到效果的情况，则会有人拒绝补偿，然而见义勇为并非普通的助人行为，其需要在一定危险情况下进行救助，因此无论见义勇为是否救助成功，都具有费用求偿权。目前我国费用求偿权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然而该原则使见义勇为者不能得到全部的补偿，不过目前在我国法律中，依然主张公平原则。

根据我国法律救济机制，见义勇为者具有必要费用请求权、适当补偿权及奖励申请权等，但并没有报酬请求权。根据见义勇为行为的背景，见义勇为者在冒着人身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救助行为，此时其是否具有报酬请求权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为了使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其应当享受适当的报酬请求权。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见义勇为者享受报酬请求权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如其行为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财产和安全至少部分免于危害，此时其具有报酬请求权。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见义勇为者不应当具有报酬请求权，其主要是认为报酬请求权回到见义勇为行为变质，其应当抱着没有任何利益的心理，进行救助行为，才能符合道德的要求。本文主张报酬请求权是受益人对对见义勇为者的感激和鼓励，代表着受益人的主观意识，如果将其法定化，则会使其变质。

三、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当在第三人侵害下，见义勇为者产生救助行为，此时见义勇为者出现利益损害，则需要第三人进行赔偿。在此种情况下，见义勇为者的利益损害，主要是由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因此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在民法上，存在侵权关系，需要利用侵权之债进行调整。如果见义勇为者在防止和制止第三人的请改行为时，出现损害，且第三人具有过错，需要第三人承担见义勇为者的全部赔偿责任。在赔偿责任顺位中，第三人属于第一顺位，受益人则属于第二顺位，当第三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需要受益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本文认为，民事上的赔偿责任主要是针对财产损失，如果见义勇为者出现人身安全，需要采用刑事法律进行追究。另外，如果第三人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况，则此时应当由受益人暂时垫付赔偿，待第三人出现后，向第三人追偿。

当在第三人侵害下，见义勇为者产生救助行为，此时见义勇为者没有出现利益损害，只有受益人出现了利益损害，此时见义勇为者是够具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使见义勇为者一定危险情况下，实行的救助行为，即当见义勇为者在面对第三人侵害受益人中，实行救助行为时，此时其财产、人身都具有危险性，第三人已经威胁到见义勇为者，因此即使见义勇为者没有出现损失，但其权利受到侵犯，因此见义勇为者具备请求赔偿的权利。因为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是以是否具备侵害行为为标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层面中属于高尚行为，然而在实际见义勇为行为中，见义勇为者的利益难以得到全面的保障，因此需要从法律层面保障其的利益。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见义勇为者应当具有费用求偿权，而不具有报酬请求权，另外无论第三人是否对见义勇为造成利益损害，第三人都具有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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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程.见义勇为的民事责任——日本法的状况及其对我国法的启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04：48-57. 

[4]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04：82-91.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6

【关键词】见死不救；道德；法律

近年来，见死不救事件屡有发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呼吁设立见死不救罪，以法律的权威捍卫道德的尊严。小悦悦事件，更是把这一要求推到了高潮。那么法律到底是不是防止见死不救的最后一根稻草，道德能否承担拯救人类灵魂、弘扬见义勇为的重任，法学界和伦理学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道德与法律在见死不救上不是对立的关系，而应做到和谐完美的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筑见义勇为的大堤，避免见死不救事件的发生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

一、设立见死不救罪是对道德的法律化

（一）见死不救的深层次原因是伦理道德的缺失

见死不救除了法律保护缺失外，更重要的还是道德建设本身出现了问题。近年来发生了许多见义勇为者在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却反过来被当事人诬陷成肇事者，见义勇为者在面对危险的同时还要面临枉遭诬陷的风险，原本的救死扶伤，助人为乐，却演变成了助人不乐。由于道德环境的恶化，公众不得不担忧见义勇为行为会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另外，公众的冷漠也是见死不救现象时有发生的原因。我们往往见到这样的情形：人们一方面对社会治安不好怨天尤人，摇头叹息“世风日下”，对流氓歹徒切齿痛恨。可是在遇到歹徒行凶作恶时，又袖手旁观，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在受到了歹徒的侵害后还不愿或不敢到司法机关作证，造成坏人明目张胆的犯罪，好人得不到帮助。发生见死不救根本原因是良好道德伦理环境的缺失，只有从根本上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才能杜绝见死不救事件的发生。

（二）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决定了不能设立见死不救罪

道德和法律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但道德和法律作用程度不同，道德教育较之法律惩罚更能触动人的心灵。以道德而论，它激励人们不断努力向上，不断地超越自我、完善自我，以达到更高的、理想的思想精神境界，这一作用就是法律所起不到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对人的影响是深刻、长远、内在的，而法律对人的影响是直观、短暂、外在的。

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层次不同。道德的层次要求较高，法律较低，所以有人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要求人们不做坏事，而道德要求人们做好人。道德是一种鼓励人们向上的积极力量，它促使人们去关心别人，而法律则是对侵犯别人利益行为的消极制裁，要求人们不损人。法律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禁人为恶，以震慑的力量使人不敢为恶。见义勇为是道德层面上的高尚行为，是依靠人的自律性来实现的，而法律是低层次的强制。我们不应该用法律的强制性来要求每个公民都要遵守，如果把见死不救罪上升为法律，就会使国家和社会过多的干预甚至侵犯普通人的生存权利。就如康德说的，每个人都是目的，不是别人的手段。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我们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行为，相反从道德情操上培养人们帮困扶危的精神品质更重要。

二、法律不能对道德“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的现象在各地屡有发生，见义勇为者难得好报的结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见义勇为无疑是一种正义之举，见义勇为者不顾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了国家和他人的合法利益，是值得我们大力推崇和赞扬的。然而当今的见义勇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高风险的道德行为，人们在呼吁见义勇为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英雄背后的心酸。见义勇为者失去性命，给其家人的心理和生活上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见义勇为者伤残后，无人为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买单，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处境着实让我们感到心酸。原本的正义之举，却因制度和法律保护措施的不完善而变成高风险，高成本的行为，见义勇为者自身的合法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大受损害。如果做好事就要流血牺牲，就要牺牲经济利益，就要遭诬陷，谁还会愿意做好事，得不到社会认同和支持的行为是难以得到坚持和弘扬的。因而，拯救道德，法律决不能袖手旁观，法律不能对道德“见死不救”。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部分，是调节社会的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二者内在联系为他们互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各自的独特性使他们互动具有现实的可能和意义。道德“摔倒”，要用法律“搀扶”，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给力”。

见死不救突破了道德的界限，正游离于道德和法律之间。法律要引导道德，引导大家崇尚伦理风尚。道德和法律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道德的境界高于法律，但是需要法律的推进和保护。但法律是对既成事实和行为的一种约束，很难约束到道德以及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很多东西。因此，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应循序渐进，见死不救的批评不应该指向普通公众，而应该指向负有救助责任和义务的公务人员。见死不救，对普通人只能是一种道德要求，对公务人员才应该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这不是对公务人员的苛求，而是特殊的身份赋予其特别的义务。

三、构筑保护见义勇为、摈弃见死不救行为的系统工程

保护见义勇为、摈弃见死不救行为，既不能使道德法律化，也不能完全去法律化。要把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从各方面对保护见义勇为、摈弃见死不救行为进行系统建设。

（一）完善法律保护体系，褒奖见义勇为行为

法律，除了制裁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激励功能。即当对一种行为的赞赏或奖励，仅靠道德评价或社会评价已不足以支持时，同样需要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国家强制力来予以支持。很多地方出台的见义勇为保护条例就是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和努力。道德不足以支持或保护某种高尚的或进步的行为时，这种行为就会滑坡，就会减少，乃至趋向消失。当惩罚难以确立界限时，奖励无疑是最佳的“导航者”。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者利益的损失却得不到合理的赔偿，是见义勇为中出现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也是很多人在危难面前不敢伸出援手的原因之一。健全和完善法律保护体系，可以使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力度加强，很多事情变得有法可依。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见义勇为者应该得到的利益补偿，权利补偿，见义勇为者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与不法行为做斗争，当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也可以依靠法律，寻求帮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地方五花八门的立法必然造成同样一种见义勇为行为所受到的待遇不一致，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确立褒奖见义勇为行为的制度，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好制度。

（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奠定见义勇为道德基础

见义勇为不是单个人的行为，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中，都希望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见死不救、恣意讹诈、社会冷漠、道德滑坡，这些冷漠的根源并不是仅仅依靠法律就可以完全解决的。要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解决道德冷漠现象，除了需要法律等他律的控制，还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通过道德教育、榜样教育等手段，充分调动人们的自觉能动性，并运用一定的措施引导人们接受和践行社会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法律和道德各有优势和劣势，不能互相替代，而应该互相促进，形成合力，维护社会秩序。

（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使见义勇为者后顾无忧

资料显示，约三分之一的见义勇为者因身体伤害生活陷入困顿。在未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牺牲的无人慰问，伤残的求医无门，英雄遭遇的凄凉与悲哀随处可见。本应充当保护伞角色的政府，却没有给见义勇为者带来切身的保护，因此，见义勇为行动中存在着很多的后顾之忧，让一些民众不敢轻易的来实施这一风险的举动。政府应当成为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发起者，组织者，倡导者，保护者，切实地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作为一种支持，应该让见义勇为的人感受到他的行为的社会意义，应该受到他人的尊敬和支持。当救助人因救助行为遭受损失时，国家应该予以补偿，调动公众的见义勇为的积极性，要不然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

（四）利用多媒体平台，强化舆论宣传和监督

“由于社会舆论具有大众化、普遍化、无孔不入的特点，因而对于造成某种社会道德气氛，无形地左右和影响社会成员言行举止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多种多样的传媒工具应用而生。多种多样的传媒方式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了社会，了解了当前的很多现实问题。多媒体还可以利用自身舆论平台，帮助见义勇为者为其争取适当利益，维护其权益，及时发现不平之事并加以解决，减少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事件的发生。在信息时代，多媒体对引导舆论走向、加强道德宣传、维护社会道德风尚与良好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提升人民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整合社会资源，共同营造见义勇为风范

政府在对见义勇为的保护过程中要能够具有整合作用，组织社会各界成员参与到保护见义勇为当中。单单靠政府制定政策有时候达不到最大程度的效果，只有社会各个团体联合起来，才能对见义勇为形成最大程度的保护。企业可以设立专门奖励见义勇为的助德基金；医院开设见义勇为的绿色通道，及时治疗，减免治疗费用等；社区应该宣传见义勇为者的英雄事迹，照顾因见义勇为受伤和生活困难的好人，让他们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他人和社会对他们的支持。郑功成教授指出：“保障见义勇为者不仅需要制度保障，还需要人文关怀”。学校、企业、医院、社区等要结合自身的工作内容，工作特点切实有效地为见义勇为的保护出一份力。社会各界都参与其中可以有效地弥补保护中的不足之处，使各个方面的能量都被充分调动和利用起来。让见义勇为者深感自豪，同时又能够激励其他群众向他们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觉悟，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见义勇为者、保护见义勇为者，争当见义勇为者的良好社会风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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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的作文篇7

关键词： 国家奖励； 见义勇为； 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71-03

State Reward and Compensation for Courageous Action on a Legal Basis

ZHANG Yun-ping

(Guangzh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Courageous action is a flash of human nature; however, lack of institutional care about courageous action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ulting in human nature sadly. To improve the state of reward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about courageous action, not only will it make for to highlight social justice, but also to eliminate concerns courageous people and to conduciv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Key words： state reward; courageous action; legalization

一、见义勇为面临的窘境

（一）见义不为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2011年10月，广东佛山市小悦悦事件发生，见义勇为再次引发社会热议。袖手围观落水者、视而不见打劫行凶者、置若罔闻侮辱妇女儿童者，这些看客的麻木不仁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然而，人们常常看到、听到的却是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伤心遭遇：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为救他人身负重伤，结果是债台高筑，被人遗忘；最后，见义勇为内在高尚无私的美德和良俗属性，在“利益回报”的诉求中消逝得荡然无存。见义勇为本是社会有正道、人间有正气的表现，我国每年涌现的起见义勇为善举不计其数，但是真正得到有关部门认定、获得国家奖励与资助的却不多，这种现状使得人们深切地感到解决“英雄流血又流泪”问题的紧迫程度。

（二）见义勇为的民事司法救济不足

在当前的法治条件下，依照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和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丧葬补助费及供养亲属抚恤金，依法由加害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9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中，进一步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据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解释，受益人非侵权人，其承担补偿责任并不是因为其有过错，而是基于其受益；对因见义勇为而受侵害的公民的救助，从长远来看应当是社会的责任，但在缺乏相应机制的条件下，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受益人，适当分担损害，给受害人以补偿，是符合公平原则的。这一规定，明确了见义勇为者享有向受益人请求补偿的法定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同时表明见义勇为履行的是社会公德，从根本上应当由社会承担起保护、支持见义勇为者的责任，国家应当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与补偿。按照“谁损害、谁赔偿”、“谁受益、谁负责”的公平观，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理所当然，见义勇为直接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也是应当的。但是，政府负有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法定职责，见义勇为担负的无疑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是见义勇为的受益对象。司法解释仅要求见义勇为的直接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有欠偏颇。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基于其职责必须资助见义勇为，尤其当见义勇为英雄在紧急危难之中迫切需要救治，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先行支付，先行支付的部门和单位依法享有对加害人的追偿权。没有加害人的，由见义勇为的受益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适当补偿。否则，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人将极不公平。

二、国家对见义勇为给予奖励与补偿的理论必要性

当前，对见义勇为的救济主要是侵权行为人的赔偿、直接受益人的补偿等民事法律制度，以及各地设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等慈善救济。且不论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见义勇为者可请求受益人给予补偿”的杯水车薪，问题在于民事主体的民事责任和社会的慈善行为都不能代替国家和政府应承担的补偿责任。这是因为：

（一）见义勇为是优化社会秩序、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社会需要见义勇为者

现代社会用来控制社会秩序的途径有三种；第一是法律控制，第二是权力控制，第三是道德习俗控制。笔者认为，法律没有规定公民见义勇为的义务，见义勇为是不具有法定指责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普通公民的自发行为，首先是一种道德行为。古圣先贤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出于正义和良知的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维护善良习俗的道德手段。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公益事业。大力弘扬这种见义勇为精神，对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公民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在代行政府的职责。当公共秩序遭遇破坏的时候，首先挺身而出的应该是警察等负有责任的政府公职人员。当然，政府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在履行其职能时也需要民众的支持与协助。问题在于，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比如警察，他们在维护公众秩序的斗争中，遭遇到伤害，那将由政府来承担后果。工作上的照顾，对家庭的关怀，都在警察的职业保障之列。而见义勇为者在暂时的荣耀之后也应无后顾之忧，这是政府不折不扣的责任。实现它更多地需要具体而明确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泛化的道德宣教。

（二）见义勇为也有现实的权利诉求

事实上，见义勇为不仅关乎道德，也就是说，见义勇为不仅仅应受到道德的尊崇，而且其高尚行为更需要获得法律的支持，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抢险救灾、救死扶伤，与违法犯罪英勇斗争，均是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的，见义勇为必然伴随风险、牺牲和奉献。“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治理念要求见义勇为者的身心损害要予以充分救济。但是，当侵权人和见义勇为的直接受益人没有经济能力或者能力有限不足以赔偿、补偿见义勇为人的损失，或者根本没有明确的侵权人、直接受益人，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就可能重演。法律制度和权利体系的力量取决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视为普遍权利的代表，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寻求司法救济也就是保护普遍权利。国家必须运用强制性的力量来保护权利：惩罚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恢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谁如果允许别人干预他的权利而不作法律上的抵抗，他就在这个范围内削弱了社会建立起来的抵抗非正义的屏障。每一个非正义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我的，而且是针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如果允许它不受惩罚，法律制度抵抗非正义的力量就会削弱。温厚的或懦弱的屈从会引起非正义行为的反复发生和对这种行为的效仿；它也引诱着那些本来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行为不轨的人们去作恶，从而危及他人的权利。一个法律社会就像一道堤坝。社会义务要求人们注意每一道细小的裂缝并制止它的延伸。”[1]

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对人们某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赞赏或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种行为在社会中存在的程度。所以通过一系列外部控制的手段，控制见义勇为的行为后果，就能够强化公众在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规范接受和践行的程度。对因见义勇为而受侵害的公民的救助，从长远来看应当是社会的责任，但在缺乏相应机制的条件下，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受益人，适当分担损害，给受害人以补偿，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国家对见义勇为的奖励和救助制度，表明国家和政府倡导公民见义勇为并切实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真正做到义利相济，激发和引导公众去匡扶正义，见义勇为。

（三）仅仅按照公平补偿的原则要求见义勇为直接受益人的补偿机制有失偏颇

比如一人遭遇歹徒，如果是警察挺身相救，被救者既不必感恩戴德，也不必向警察和公权机关支付“感谢费”；而如果警察缺位(公权力缺位)，一位见义勇为者奋不顾身拔刀相助，相当于私权利临时替补公权力救济，这时却要被救者向施救人付出“感谢费”，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既然见义勇为者是一时替补了公权力的缺席，那么实际上，见义勇为就是公民在特定危险的场合替政府代行使了职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共安全。那么，见义勇为就是一种公共行为。见义勇为者“因公”受伤或牺牲，就完全可以也应该给予其国家公职人员因公受伤或牺牲时的同等待遇，外加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因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责是其责任的要求，而见义勇为者在特定危险的场合代行政府职责完全是出于其道德的自觉――他原本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惟身份论，而应该惟行动论，不问对方是不是国家公职人员，而只问他是不是在特定需要的场合代行使了政府职责、替国家承担了危险和责任。国家应当像抚恤、救助负工伤的公职人员一样抚恤、救助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以弘扬社会正气。

三、国家对见义勇为进行补偿必须制度化

（一）国家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和补偿应当法律化、制度化

虽然各级政府关于见义勇为的行政补偿有所尝试，但是这些做法往往散见于一些零星的政府内部文件中，没有系统化、制度化、法律化。因此，政府在奖励和资助见义勇为的行为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导致见义勇为人的权利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见义勇为者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国家、集体财产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有的流血负伤，有的献出了生命。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可以说，真正的见义勇为者是不会考虑回报的，可如今不少“见义勇为事件”善后机制的不完善让见义勇为的道德风险变得相当的高，让我们每个人不得不计算见义勇为的成本和结果。由于过去缺乏法律上的具体规定，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在负伤致残或牺牲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本人或遗属生活等方面的困难，有的甚至被人误解，出现“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的处境。因而政府出资救助、抚恤见义勇为者应当制度化、法制化。

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要解决的主要实体性问题是：明确见义勇为的主管机关，解决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的问题；界定奖励和保护的对象和范围，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概念不统一的问题；确认并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申请资助的权利，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表彰、确认的随意性问题；明确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落实因见义勇为受伤或牺牲人员的救治费和抚恤待遇，改变“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明确见义勇为补偿经费的来源，解决见义勇为经费短缺问题，建立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长效机制。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政府承担医疗费用、进行奖励资助等行为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责固定下来。政府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制度及时对见义勇为者予以认定并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奖励和救助。当政府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时要受到法律的责任追究。

（二）国家对见义勇为进行奖励和补偿应当程序化

“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些制度和规则，如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公正的调查程序等都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理解为实体法规则。另一方面，程序不仅是实体法实现的过程，而且也是实体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程序过程及程序法已不仅仅作为手段来实现实体法的内容，而且可以说是在不断形成乃至创造实体法本身了。因此，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对类似于资助见义勇为等授益必须强调其程序上的公正。行政程序的本质特点即过程性和交涉性使行政处理结果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比行政实体法更能在社会中建立起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法律预期。如果政府关于奖励与补偿见义勇为的实体法暂时难以出台的话，应率先制定有关奖励和补偿见义勇为的程序规则。资助见义勇为的程序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是资助见义勇为的法定条件，包括资助的对象条件、资助的物质条件、资助的具体标准。二是资助见义勇为的法定形式。三是资助见义勇为的具体步骤，如申请、受理、审查、批准、实施等主要环节。四是资助见义勇为的法定期限。

（三）公民对国家关于见义勇为的奖励和补偿行为不服，应当允许行政救济

对政府奖励和补偿见义勇为的行为一方面要依法规定，进行严格的法律调整。另一方面，还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以确保政府奖励和补偿制度的全面实现。笔者认为，必须把政府奖励和补偿制度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衔接起来。当某个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应当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补偿，而负有义务的政府机关或部门没有履行职责，相对人可以向有关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8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②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和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注释：

①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③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⑤赵肖筠，沈国琴：《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⑥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⑧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5]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6]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方向东，男，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邮编：200433

地址：复旦大学北区40#701.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9

【摘要】

社会上关于见义勇为的报道屡见不鲜，但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场景依旧存在。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远远不够，法律适用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救济制度亟须完善，让好人终有好报。

【关键词】

见义勇为；保护机制

见义勇为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我国现行法上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各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此作了保护性规定，但对见义勇为的概念没有统一认识。比较各地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可将见义勇为概括为：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或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但我国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远远不够，法律适用也存在内在冲突和矛盾，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救济制度亟待完善。本文就我国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不足与完善谈几点看法。

一、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缺陷

（一）受益人补偿制度的缺陷

以“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补偿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方面，行为人在实施救助行为时，主观上存在救助动机，至于被救助人是否受益是一种客观结果，该客观结果不是其所能控制的。另一方面，“受益人受益多少”难以确定，特别是当受益人受益是人身自由、身体健康等这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利益时，受益的范围更难确定。此外行为人并未使得被救助者受益时，是否就不存在补偿。在法律未明确规定具体适用时只能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学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只能寻求积极损害的补偿，至于因见义勇为致其本应取得之利益而未取得者不得要求补偿。这实际上是对见义勇为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救助行为致伤致残甚至死亡，行为人或其近亲属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补偿，法律都没有相应规则来规范，且“适当补偿”的标准不确定，补偿的范围或基于法院的裁判或基于受益人的自愿。

法律适用不统一，法律规范缺乏强制性。实务中法院适用法律有以下两种途径：第一，适用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如《民法通则》第93条及《民法通则〈意见〉》第132条。如唐平诉中山市明城电业有限公司无因管理纠纷案，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进行判决，而二审法院则依据《民法通则》第93条进行判决。第二，适用《民法通则》第109条、《民法通则〈意见〉》第14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如原告王兰荣等3人与被告李绍锴、李清艳、李民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法院适用《民法通则》109条来判决。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违背了公平的价值追求。另外，法律条文自身对补偿制度的设计存在矛盾，在《民法通则》和《民法通则〈意见〉》中规定“受益人可以予以适当补偿”，《侵权责任法》中则强调“受益人应当予以适当补偿”，从任意性规范到强制性规范，单从法律适用规则并不能确定到底应适用哪一条文。

受益人补偿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使见义勇为者获得及时、有效救济。然由于配套法律规则的缺失，严重削弱了见义勇为的社会价值和效应。

（二）侵权人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在侵权型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的损害应由侵权人承担，在侵权人不确定或无力赔偿时又回归到受益人补偿困境下，单纯私法上的救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见义勇为面临的困境。

（三）见义勇为行为人作为“加害人”时的责任承担上的缺陷

见义勇为者常常在危机时刻置个人安危不顾，奋不顾身，分秒必争，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准备，我们不能要求见义勇为者尽到正常情况下的注意义务。

二、完善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建议

（一）借鉴国外对行为人的保护制度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将由道德调整的见义勇为纳入刑法调整领域，基于我国现有国情，这一过高的人性标准易使个人陷于自卫危险境地，实施难度很大。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些做法倒值得借鉴。

美国两部法律――《善行法案》和《救援责任法》，主要是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善行法案》的保护对象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救援责任法》则规定了具有一定职业义务的公职人员和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负有相互救援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美国，公民在成年时必须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没有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在遇到需要施救的情形时，不能随意实施救助行为。美国联邦法与州法中同时还规定了，救助者如果因过失或意外原因让受害者的状况恶化时，以其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限；对于超过此义务所产生的损害，见义勇为者不承担责任；在紧急事件发生场合下的无偿救助，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

另外值得借鉴是新加坡的一项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英美法系国家的这些规则不仅设立了见义勇为行为标准，而且从制度上提前免除了可能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情形。立法旨在保护施救者权益，使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免去后顾之忧。见义勇为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

（二）完善补偿机制

1.明确受益人范围。不是每个见义勇为的行为都对应着具体的受益人，特别是当维护国家、集体或其他组织的利益时，法律必须做出具体规定，明确受益人是见义勇为者得到救济的前提和基础。

2.明确补偿标准。“可以”或“应当”予以补偿，以及在受益人受益的范围内给予补偿使法官自由裁量时难做决断，在补偿标准上除了制定选择性规范外，还应该设置强制性要求，充分彰显法律对见义勇为的鼓励和支持。

3.建立健全公法救济。应加强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建立国家行政补偿制度，在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充分补偿时，通过行政补偿予以救济。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提倡鼓励见义勇为时，必须充分保障见义勇为者事后的合法权益，这要求立法者在调整我国民法相关法律结构的同时还需加强制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并建立完善的公法救济制度。

参考文献：

［1］徐国栋.见义勇为立法比较研究.河北法学，2006（7）

［2］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页。

［3］贺光辉.见义勇为行为法律保护之不足与完善.社会科学家，2005（6）

见义勇为的作文篇10

【摘 要】见义勇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呼吁进行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立法属道德法律化范畴，有着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实践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对见义勇为立法应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订专门性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 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② 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

，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

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

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注释：

① 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 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③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 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

⑤ 赵肖筠，沈国琴：《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⑥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 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⑧ 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5]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6]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方向东，男，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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