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调研报告十篇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1

3月4日~9日 自治区教育厅组织法纪教育宣讲团，在我省9所开设中职班的职业院校巡回开展法纪教育宣讲活动。

3月5日 省教育厅印发《江西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校舍改造类项目管理办法》和《江西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教学装备类项目管理办法》。

3月6日 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在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等领导的陪同下，专程赴教育部汇报我省教育工作发展情况和争取教育部支持的事项。教育部杜占元副部长和有关司局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3月7日 江西省首批“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新生开学典礼在江西农业大学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莫建成出席并讲话，省教育工委副书记史蓉蓉出席典礼。

3月10日 由光明日报社和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教育厅、南昌大学联合举办的“师德标兵石秋杰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副部长申维辰，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出席报告会并讲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史蓉蓉出席报告会。

3月12日 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在南昌大学视察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等陪同调研。

3月13日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尚勇，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到南昌市第二十九中，亲切看望慰问挺身抓小偷的张彬等五名见义勇为学生。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史蓉蓉陪同看望慰问。

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到江西师范大学视察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省教育厅副厅长洪三国陪同调研。

3月15日 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到江西农业大学视察调研教育教学工作。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史蓉蓉，省教育厅副厅长洪三国陪同调研。

3月16日 江西科技学院举行揭牌仪式，省政府副省长朱虹，省政府党组成员、顾问孙刚出席揭牌仪式。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出席并宣讲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批文，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出席并讲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杨慧文等出席揭牌仪式。

3月20日 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在江西财经大学视察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省教育厅副厅长洪三国陪同视察调研。

3月22日 由江西省教育厅和宁波保税区管委会联合举办的“2012年江西―宁波保税区综合人才校企对接会”在南昌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南昌大学石秋杰事迹报告会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苏荣在滨江宾馆接见报告团成员。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省政府副省长朱虹，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等陪同接见。

3月23日 全省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版）通识培训会在南昌举行。培训会特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原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朱慕菊作专题报告。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程样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3月26日~27日 南昌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验收会在南昌大学前湖大厦多功能报告厅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主持开幕式。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省教育厅副厅长洪三国出席开幕式。经过专家组两天紧张、有序、严谨的工作，南昌大学顺利通过项目验收。

3月27日 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前往省八一保育院、省直属机关保育院、省直属机关第二保育院进行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根，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程样国陪同调研。

3月29日 第十九次全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莫建成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朱虹出席会议，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作工作报告。

2012年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纪委副书记陈尚云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纪委正厅级纪检员、监察专员姚平和委厅领导彭世东、傅鹏鹏、郭奕珊、万普海、宋雷鸣、刘润保出席会议。

3月30日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在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杨慧文的陪同下到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视察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2

见义勇为行为得到认定

回想起一年前王文明为救落水同伴而死亡的一幕，王文洁便感到一阵心痛。王文洁是济源市五龙口镇人，2009年6月13日上午10时许，正在睡觉的他被王文明拉去洗衣服，就在他们收拾衣服时，李伟锋来了，之后他们在路上又叫上了杜振峰。四人中，王文明的年龄最大，21岁的他是河南省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济源煤业公司”)三矿的职工。而王文洁和李伟锋都是15岁，杜振峰年仅12岁。

他们来到济源市克井镇河口村东的沁河，在一个水坑边说说笑笑地洗着衣服。后来，有人把洗衣刷掉在了水中。李伟锋下去捞刷子时，不幸掉进了深水中，他在水中拼命挣扎，情况万分紧急。见状，王文明赶紧下去救人，他游到李伟锋跟前，抓住李伟锋的手就往岸边游。王文明还让杜振锋给他找根木棍，当木棍找回时，王文明因体力不支，逐渐沉入水中。在王文洁他们的呼喊下，附近一放羊人赶来帮忙，在大家的努力下将李伟锋救出水面，而直到第二天王文明的尸体才被打捞上岸。

王文明溺水身亡后，王文明的父亲王同庆认为他儿子是在救人过程中身亡，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其他人的重生，他的行为是见义勇为。按照《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见义勇为人员有单位的，由其单位负责向主管机关申报；无单位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申报。王同庆要求济源煤业公司进行申报，而济源煤业公司却以种种理由不予申报。2009年7月，他向济源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认定王文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公安机关经走访调查认为，王文明入水救人不幸身亡的事实客观存在。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2009年11月5日，济源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定》。

公安机关缘何成被告

按说，此事到此也该结束了，但让公安机关没想到的是，济源煤业公司却不同意。他们先是提出行政复议，上级公安机关维持了济源市公安局的决定。2010年5月6日，济源煤业公司一纸诉状将济源市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该局作出的《关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定》。5月26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王同庆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公安局的认定是否违法、王文明是否是见义勇为进行了激烈辩论。

济源煤业公司认为，根据《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有单位的，由其单位负责向有关主管机关申报：无单位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申报。王文明家属没有向公司申报其见义勇为，公司也没有向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所以济源市公安局认定王文明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程序违法。

其次，李伟锋等三个未成年人脱离自己的监护人是王文明造成的，王文明对李伟锋等三个未成年人应该负起监护职责，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王文明不积极履行这种义务，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故王文明的行为不符合见义勇为条件。

另外，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济源市公安局只提供了四份证明材料，其中三份证明材料的当事人并未在现场，另一份虽然是被救孩子出具的，但内容简单，四份证明材料不具备案件本身应具有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

济源市公安局辩称：设立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目的是为了抑恶扬善，匡扶正义，弘扬社会美德，是值得表彰和奖励的行为。王文明是在明知水深难测的情况下冒着个人安危去救助他人的，并献出了自己生命，故王文明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由于王文明的父亲王同庆要求济源煤业公司为王文明申报见义勇为没被接受，他才直接向公安局申报的。王文明对被救之人有没有监管义务均不影响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其局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无不当。

法槌落下争论未停

这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很多人对济源煤业公司的做法感到不理解。有人认为，社会上一直在倡导见义勇为，而一些单位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认识上出现“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济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第十一条仅规定了“见义勇为行为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并未规定由谁申请。本案中，王文明救人死亡后，作为王文明的父亲直接请求公安机关申请认定王文明的救人行为属见义勇为，并无不当。同时，该法规并未规定，负有先行义务的人在发生重大治安灾害时为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属于见义勇为。

今年6月9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维持济源市公安局做出的决定。在法定期间内，济源煤业公司没有提起上诉。

《东方今报》评论员赵志疆认为，“见义勇为”本是光荣称号，从常理上讲，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面对这份荣誉都不会拒绝，然而，发生在济源市的这一幕却令人大跌眼镜。

尽管法院驳回了济源煤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其是否能够得到抚恤金，却依然存在着疑问。

他说，一种社会风气的彻底扭转，并不只在于个案的解决，更在于一种抚恤机制的创新。英雄见义勇为，救的虽然是个人，但付出的却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实际上，‘很多见义勇为者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政府援助的缺失，如果政府只是把见义勇为视作救人者与被救者或其单位之间的“私人事务”的话，这样的困境恐怕很难化解。

政府应为见义勇为者“埋单”

河南省社科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君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的法规条例，但从国家层面上讲，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各地对见义勇为行为认定也不统一，而有些法规制定得过早，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3

一、活动意义

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解三促”活动，是江苏适应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对机关作风建设的深化和拓展,既是转变机关作风，推进工作落实的好办法，又是机关干部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的好途径，也是锤炼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品质的好载体。在处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三解三促”活动是今年深化创先争优活动，服务中心和建设队伍的重要任务。机关各处室支部和广大党员一定要积极响应省委的号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局党组的部署，认真组织实施，积极主动地抓好“三解三促”活动各项任务的落实。

二、目标任务

在局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下基层驻点调研为主要内容的“三解三促”活动，目的就是要着力强化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狠抓落实的责任意识和工作作风。为此，一是要结合加强党性锤炼，增强群众观念，切实做到“身到、情到、心到”，在与基层群众朝夕相处中体察民情民意、融洽干群关系、增进群众感情，要热情接待群众来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为党的十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要结合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立足两个率先新起点，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专题读书调研活动》的要求，联系安全生产重点难点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决推进安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的落实。三是要结合机关作风建设的要求和群众评议中提出的意见建议，深入基层监管一线，认真抓好整改，积极开展为基层服务活动。

三、实施步骤

1、成立组织，搞好宣传发动。局党组成立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局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于2月9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部署，各处室支部要认真组织学习王向明局长在局机关作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组织好“三解三促”活动。

2、结合实际，制定活动方案。各处室支部要紧密结合安全监管监察工作职能、年度重点和基层实际情况，联系确定驻点调研的对象、方法和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使方案计划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尤其要坚持深入到问题比较多、矛盾比较突出、工作比较薄弱的基层一线，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

3、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活动开展的重要环节。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由每位局领导带领分管的处室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组成10个综合调研组，每组确定1个调研主题（或附1-2个专题）开展驻点调研。一是调研时间。按照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的要求，省局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在全年累计下基层时间不少于2个月的基础上，今年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集中5-7天时间驻点调研开展“三解三促”活动。二是调研地点与范围。每个调研组可结合国家总局与省局确定的工作联系点，选择到一个县（市、区）的所辖乡镇、社区、安监站（所）、企业等开展驻点调研活动，不得随意扩大调研区域。要轻车简从，不给基层添更多麻烦，并按实际交纳食宿费用。三是调研内容与方式。采取调查分析、座谈交流、走访慰问、接待来访等方式，认真听取基层企业干部群众的建议和诉求；重点了解基层社区、安监站（所）、企业的安全生产情况；力所能及地帮助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老模范、老安监或贫困户。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4

关键词： 见义勇为；价值系统；失调；重建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4-0073-05

一、见义勇为价值的重要性及目前面临的困境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专门出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行系统的部署安排。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方向。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指向社会集体价值的行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然而，近年来，诸多社会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对于见义勇为价值的疑惑，这成为践行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的严重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见义勇为价值的时代意义，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思想氛围并提供制度保障。

归结起来，见义勇为当前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愿见义勇为”，二是“不敢见义勇为”。不少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觉得见义勇为会带来麻烦，在面对别人出现危急情况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是选择了袖手旁观。还有些人“不敢为”，在一些紧急情况下，见义勇为确实会存在一定风险，造成行为人致病或致残，让人不敢果断做出见义勇为的行动；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的“碰瓷儿”、讹诈现象更让很多人害怕做了好心人最后却又落到“流血又流泪”的结局，产生“不敢”见义勇为的想法。

二、见义勇为面临困境的成因分析

见义勇为出现困境既有其作为价值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背景的结构性影响。从其价值自身看，社会价值观会因群体、阶层等属性表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包括官方提倡的具有主导性的“制度化形态”、有较高系统化程度的“知识化形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习俗与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的“生活化形态”，[2]形成一个复杂的价值系统。见义勇为的价值系统失调会造成价值不稳固。从社会背景角度看，这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改变深刻而广泛，表现出转型社会的典型特征。见义勇为价值出现问题并遭遇不同形式的困境，是由于价值系统遭遇现代转型后，在不同层面产生了剧烈动荡。

（一）多元观念交错碰撞，冲击社会成员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及思想观念的剧烈变化。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的积极性得到极大鼓励，同时也造成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并且呈现加剧的趋势；公民个体的封闭性、依附性逐渐削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集体社会解体，甚至出现“原子化”倾向。这些深刻变革，都会带来思想领域的动荡。同时，由于处在开放的时代，全球化在中国产生叠加效应，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思潮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交错碰撞，人们的原有价值观受到冲击。

新时期，社会一个显著特点是人们的思想行为更加理性化，“人们的行为思想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衡评万物的标准”。[3]这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其“基本性质为自我中心，很容易孕育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4]而见义勇为恰恰是一种弱化甚至放弃个人利益，维护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利他行为。随着人们思想行为的理性化，人们容易对他人的紧急遭遇持冷漠态度，产生“不愿见义勇为”的现象。

（二）思想舆论界的争论，造成社会成员对见义勇为价值的模糊判断

随着个人主义理性化趋势的发展，还会带来道德约束的松动，置伦理道德于不顾，从而消解见义勇为的道德基础。知识化的价值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包含着对问题的较全面、深刻阐述。因此，思想舆论界对社会价值观的确立、传播、弘扬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关系到一种道德价值能否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然而，现代知识传播体系的确立在推动着知识高速生产、传播的同时，也夹杂带有功利化的成分。

从社会对见义勇为的认识来看，“经济中心论”思想渗透进道德建设领域。上世纪80年代《文汇报》即有关于大学生勇救老人的“见义勇为到底值不值”的讨论，类似争论至今仍时有发生。事实上，在道德问题上做经济的“值与不值”思考，算“成本账”，容易使见义勇为的价值遭受质疑，让人产生模糊判断，不利于见义勇为道德行为在全社会的广泛弘扬。

（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导致见义勇为者存在后顾之忧

在很多情况下，见义勇为属于高危险行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医疗需求。对网络报道的80个有效案例做统计后发现：[5] “无人身伤害”者共计24人，“轻伤”共计12人，“重伤”共计24人，“死亡”共计20人。但是，从目前国家相关规定看，大部分代价被转嫁到了企业。如《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规定：“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的医疗费用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下列办法解决：（一）由加害人依法承担；（二）由社会保险机构按规定支付；（三）由所在工作单位提供资助。依照前款各项规定解决的不足部分或者均不能负担时，从见义勇为基金中支付。”另外还有认定治疗期间属正常出勤、给予工伤津贴等规定。

与计划经济时代单位负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福利不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体；农村则由集体公社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6]正因为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不易产生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动机。因此，见义勇为的代价向工作单位转移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农村则没有单位承接，直接转到个人。再加上见义勇为基金规模小，认定和审批程序复杂，见义勇为容易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成为社会成员的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社会上存在大量见义勇为者因病因伤致贫，生活困难。浙江省公安机关对全省20多年来评选出的451名省级见义勇为先进人物进行生存状况调查后发现，这些为国家、社会和他人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民间英雄及家庭，八成以上生活堪忧。[7]医疗及生活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容易带来后顾之忧，成为影响社会成员见义勇为行为的重要因素。

（四）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缺乏导向力量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其中提到要建立见义勇为基金会。90年代，关于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条例纷纷出台，见义勇为行为逐渐进入制度化轨道。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国家法律成为管理见义勇为行为的唯一合法依据。这与传统社会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见义勇为行为主要依靠“习惯法”来调节。我国利用较短的时间基本建立起现代法律体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相关法律仍然不够完善，在很多问题上缺乏对传统价值的继承，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甚至成为被利用的对象，遏制了见义勇为的行为。

表现之一是法律制度缺乏价值关怀，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不足。在现代法律的权责原则下，即使见义勇为往往是为了保护更大的利益甚至是挽救生命，这些行为也要受到惩处。如，广东佛山16岁少女李舒舒为救一名即将被货车撞上的1岁女童，冲上马路将其推开，致右脚被碾压骨折。网民称李舒舒为“最美打工妹”，当地也为其申报了见义勇为奖。然而，当地交警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认为李舒舒为了制止女童横过马路，“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对女童和自己受伤均负25%的责任。从此案例可以发现，现在的法律、习俗、道德之间不是互相支持，而是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法律判决跟群众的普遍价值认知存在较大差距，对见义勇为的认定、处理过程中欠缺对公序良俗的维护，对见义勇为价值缺乏明确有力的鼓励和倡导。

表现之二是“碰瓷”、讹诈现象，会直接遏制见义勇为行为。时有发生的碰瓷现象恶意利用了他人善意，并借助法律谋求个人不当利益。如，江苏如皋司机殷红彬救人反被诬告，最终凭借公交车录像才得以澄清，最后，被救人仅作道歉了之，舆论表达了“面对碰瓷‘老太太’，假如我们没有摄像头”的疑虑。一旦碰瓷得逞，将对见义勇为者造成法律上的重大责任和心理上的严重阴影。现在对“碰瓷儿”者的处理偏向柔和，对碰瓷现象的惩罚力度不够，公众进行见义勇为的热情未得到有效保护，这样甚至会扭曲道德，产生社会信任危机。可以说，当前的法律制度没能充分保护见义勇为者，有时反而使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对见义勇为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

三、见义勇为价值重建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1]这对见义勇为价值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通过道德与法治的融合，使见义勇为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

（一）以发展的观点，科学认识转型阶段的“道德阵痛”

当前社会中见义勇为面临的困境，已经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和思考。面对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局面，我们需要以发展的观点辩证认识见义勇为价值系统建设。西方社会较早建立起较为成熟的诚信、法律机制，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事实上，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也曾出现见义勇为缺失、诚信危机等现象，甚至是在法律制度相对成熟的美国近年也曾出现类似争论，加州议会在2009年通过“好心人免责条款”规定：救助他人时，因疏忽致使被救助人受到伤害的，救助人可以免责。另外，通过对法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产权”等基本原则的考察发现，这些原则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并未立即找到实现的途径。“法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条具体的途径或有一个通过某些既定步骤就可以实现的目标……法国人真正对自己的未来有相当确切的认识，主要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形成的”。[8]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观点，科学认识和对待见义勇为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既不要消极拖延，又要稳健扎实。

（二）建设人文化的法律制度，发挥法律对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

法律制度是制度化价值的集中、规范、权威体现。作为司法判定的根本依据，法律取向直接影响个体的价值取向，关系道德建设的总体进程。法制建设要切实发挥两种效用：一是“惩恶”，一是“扬善”。“惩恶”就要对故意中伤、污蔑、讹诈见义勇为的行为严加惩处。对于恶意利用他人善良的“碰瓷”行为，经过调查取证、证据确凿的，必须严厉处罚；“扬善”就要切实保护、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一方面要积极认可、肯定见义勇为行为，另一方面要在立法和执法中借鉴吸收“好心人免责”原则，对于见义勇为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免除助人者的法律责任，真正推动见义勇为相关制度不违背常理，能发挥导向作用。

人文化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充分吸收传统习俗的价值。关于信任的研究认为，“那些更为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的制度化的信任机制的国家，大多并未对其自身的传统和习俗给予人为的、蓄意的打击。”[9]这对见义勇为价值重塑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色是“儒家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出现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10]形成稳定的价值系统。在法制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汲取传统习俗的价值内涵，吸纳公序良俗的道德取向，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推动见义勇为价值贯穿到法律制度、知识舆论及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稳定器”、“减压阀”、“安全网”等重要作用。见义勇为行为因其关系的主体多、承担风险大等特殊性，需要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

首先，要在医疗保险改革中努力实现从补缺型福利向普惠型福利的过渡，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减少在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因高昂医疗费用等引起的纠纷。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通过社会救助的托底作用，避免当事人采取“碰瓷”等不法手段。另外，要逐步完善专项保障制度，以国家财政力量承担起见义勇为者在行为过程中出现的伤、残、病等成本，并对因见义勇为造成生活困难的成员给予专项补贴，切实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实际困难。党的十报告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从见义勇为价值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促进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同时关系到社会道德与文化建设，会产生更深刻、广泛的“福利溢出效应”。

（四）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弘扬见义勇为的良好风气

在价值系统中，思想、知识、舆论既是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来源，同时也会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判断产生引导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思想舆论引导，才能在全社会弘扬见义勇为的良好风气。

中国传统见义勇为价值系统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君子情怀和道统意识长期关注和思考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问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思想舆论要为法律法规、司法实践、政府行为等制度建设提供思想理论资源，营造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还要实现对日常生活价值的有效引导。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界要在追求“新闻卖点”的同时，充分考虑新闻报道的社会效应，为弘扬见义勇为优良品质发挥积极作用。近期，主流媒体讨论见义勇为价值建设，表现了国家及公众的深入思考和价值取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其思想基础。

（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塑见义勇为价值的个体基础

见义勇为价值是否深入人心，归根到底在于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具体行为。见义勇为价值系统的建设需要充分吸收各领域、各群体的广泛参与，真正形成民众内心的价值认同，让社会充满“正能量”。

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秉持“伦理本位”，这种“社群主义”的取向有利于抑制理性化的过度膨胀，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辨、“勇”德、“耻”感等传统的文化要素，通过蒙学及日常生活得以延续，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新风相融合，有利于重塑个体德性，鼓励见义勇为。

要让见义勇为价值深入人心，还需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新平台的凝聚作用。现代社会表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甚至呈现为一种碎片化。在这种形势下，价值系统重建特别需要通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微博、微信、社交网络等新技术的诞生让社会进入“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主编”的新媒体时代。北京“7・23”暴雨营救等重大紧急事件中，新媒体以其即时性、低门槛的特点，表现出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公众通过便捷的新平台，围绕日常生活事件展开的草根讨论已经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见义勇为直接关联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可能是“当事人”，都可能成为冷漠的受害者。新技术、新平台的聚合作用，为凝聚价值共识、推动见义勇为深入人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我们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2]王处辉.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J].江海学刊，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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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5.

[5]桂正浩.当代见义勇为困境问题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1.

[6]〔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68.

[7]浙江调查：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八成生活堪忧[N].新华每日电讯，2010-12-31.

[8]王加丰.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9]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73.

[10]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71，391.

On the Disturb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System of

“Brave Act for a Just Cause” in New Period

Wang Xiuyan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5

按照自治区纪委开展治理“四种行为”“四官问题”专项行动专题调研统一部署及驻XXX厅纪检组和DDD要求，公司党支部通过专题研讨、征求意见建议等形式开展了调研。支部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支部全体党员干部认真领会“四种行为”“四官问题”具体内容，全面界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十种表现”；同时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填写了调查表，对查找、解决“四种行为”“四官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截至目前，公司党支部不存在“四种行为”“四官问题”，但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也有一些表现，比如：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情况偶有发生、“沉底调研”钻劲不够，“涉深水、破坚冰、啃硬骨头”的勇气担当还有所欠缺，锐意进取精神有所消退等，支部针对存在的问题正在进行积极整改落实。

下一步，公司党支部将在解决“四种行为”“四官问题”方面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FF委员发挥好日常监督作用，支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锤炼党性修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进一步落实廉洁自律，转变作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忠诚履职，推动公司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特此报告。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6

关键词：《政府工作报告》；连珠四字结构；英译

本论文为2013年杭州市外文学会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称：《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珠四字词组英译研究 课题编号：HWKT2013007

H315.9

“四字结构”是汉语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语言现象。它具有言简意赅、整齐匀称、音节整齐的语言特点。而“连珠四字结构”是一组四字结构依次排开，语义层层递进，连贯流畅，具有极强的修辞效果，展现了汉语的言辞华美。《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份官方的正式公开文件，语言上要求准确、精炼，而“四字结构”符合这一语言特点。因此，它被大量运用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读起来铿锵有力。如何有效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珠四字结构”是政论文翻译中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对政论文翻译实践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政府工作报告》中四字结构的语言特点

《政府工作报告》中“四字结构”可以分为“四字成语”和“四字词组”两种类型。四字成语：“休戚相关”（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防微虑远，趋利避害”（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廉洁奉公，勤勉尽责”（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衷共济”，“心心相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其特点是结构固定，具有本身特定的含义。四字词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府清明”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稳中有进”（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政之道，民生为本”（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其特点是结构相对较松散，在句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也可以拆开去理解。

二、《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珠四字结构”汉英翻译策略

贾文波在《汉英时文翻译教程》一书中提到：“汉语四字句的翻译，大多取义而舍行，化‘繁’为‘简’，译得平白朴实，而历历俱足、字字对应的情况实在不多。”（贾文波，2008：188）“适当减去某些不言自明或意在其中的词语，增加某些原文隐含的语法要素和词义，即可使译文信息明确，语义清楚、句式流畅，令读者一目了然”（贾文波，2008：188）。因此，在翻译“连珠四字结构”的过程中，译文不能仅仅局限在词语层面，而应充分理解“四字结构”的深层含义，并结合具体的语境，M力寻求对等的译文。如果片面追求字字对面，就会造成译文表达松散堆砌，不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

1.直译法

例（1）、“规范行政行为，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We will standardiz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ensure that our administration is based on law and reason， executed through proper procedures， highly efficient， convenient for the public， honest and trustworthy， and that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re united.

在这组连珠四字结构中，“合法行政、合理行政”这两个结构一致，可以合并译为“our administration is based on law and reason”。 “程序正当”是主谓结构，根据上下文的特点，译为“executed through proper procedures”。“高效便民，诚实守信”这两个四字结构中，“高效”，“便民”，“诚实”，“守信” 这四个形容词并列，译为“highly efficient， convenient for the public， honest and trustworthy”。 “权责统一”为主谓结构，译为“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re united”。

2.意译法

例（2）、“政府工作人员要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主动作为、善谋勇为。”（2016《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Government workers must take an active approach to their work， carry out effective planning and decisive implementation， fulfill all their duties， and work tirelessly in service of the public.

英语是一种非常具有逻辑的语言。通过分析理解，将本句中“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主动作为、善谋勇为”这组连珠四字结构，调整语序为“主动作为、善谋勇为，恪尽职守、夙夜在公”。这四个四字结构，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英语，因此，只能根据他们的上下文意思，用尽可能准确地英语来表达。

例（3）、“所有公务员都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廉洁奉公，勤勉尽责，真正当好人民公仆。”（2014《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All public servants must put people's interests first and perform their duties honestly， diligently and faithfully.

在译文中，“廉洁奉公，勤勉尽责”这两个四字结构，转换成三个形容词“honestly， diligently and faithfully”。译文简洁，准确，完全传达了原文的含义。

以上例句均选自《政府工作报告》的新华社译文。在连珠四字结构英译中，若译文能顺应原文形式，而不影响译文表达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直译法。若译文按原文字面翻译，拖泥带水，显得累赘，就可以舍“形”取“义”，使译文信息明确，语义清楚，句式流畅。

参考文献：

[1]程镇球. 2004. 政治文献的翻译[J]. 中国翻译，（1）.

[2]陆谷孙. 2010. 英汉大词典（第二版）[Z].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7

汶川地震发生，他第一时间参加社会学系组织的“北京市民汶川地震关注与反映情况调查”，两天接打电话几百个；作为学生干部带头向灾区捐款。后经学院老师推荐，他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高校的同学一起赴北川、汉旺等极重灾区，参加由青年文化评论网主办的“从汶川到青川：关于汶川地震的民间记忆与想象”的调研项目。在灾区的十个日日夜夜，他与队友爬废墟，睡帐篷，甚至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面对惨裂的景象，年轻的他甚至有些承受不住，他给学院心理学系苑媛老师打来电话寻求帮助，在苑老师的辅导下，他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了下来，最终他们将9万字的调研报告提交给国家环境部。

返校后，他又通过3场主题报告会、《谁来抚慰那些受伤的孩子——汶川地震灾区调研纪实》、《震后灾民软伤害的观察与忧思》等4篇文章、2000多幅照片将他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所感传递给中财师生。一次报告会后，一个07级学生含泪写到 “今天，思绪万千，我想做好人，我要尽力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这句话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一个学生党员工作的鞭策和启发。现在他还与灾区的孩子保持联系，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开展生活和心理的重建工作。

大二刚来到本部，他就接手社会调查协会，担任会长工作。一年的时间，他带领45名会员开展了十多次调研活动，其中学术文化节评估项目获得校级社团优秀项目，社会调查协会也被评为校级优秀社团。在协助学院做金钥匙调查时，从问卷的试调查、督导到数据录入都有他和社会调查协会会员参与。金钥匙问卷有28页，每份问卷又有600多道题，而所有1200多份问卷的数据录入和整理都是他组织8位同学完成的。

本科教学评估前夕，他牵头与金融学院、中经管同学一起做中财校风学风调查，最终结果在我校校报发表；他组织同学为学校纪委做党风廉政建设调查问卷的统计和数据分析报告，高效的工作，专业的分析报告获得老师好评；他组织同学4次赴自奋希望小学等多所农民工子弟小学，调研金龙鱼公益基金的实施效益；2次赴芦村等北京贫民区，了解社情民意，调研居民的生活与社会交往状况；参与学院老师的部级课题《居民个体安全状况调查》，3次赴北京安东里等社区调研居民个体安全状况。

他还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义务为同学擦洗自行车、坚持站食堂文明岗；每年都参加太阳村的义卖活动、参与组织为地震灾区捐款和义卖的活动；在清河分部，他和舍友义务承担失物招领栏的管理工作，积极热情为同学服务；由他所组织

“绿色奥运—从我做起”的香山环保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仅教育的学生本身，更影响了更多的普通市民支持环保，参与环保。他还在父亲生日那天去义务献血，为的是把爱传递……

作为一名学生骨干，他注意处理好学生工作与学业的关系，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专业课程。三年来，他的专业课学分绩点位居班级第三，综合素质测评班级第一。他还主持参与过6项校级科研课题，而这些课题几乎都是关于大学生自身学习生活、社会实践和职业发展的研究。寒暑假期时间，他还到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公司、青年文化评论网和北京志愿者协会等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8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四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也正如《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禁暴卫善正是体现了法律的后一种职能。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大都制定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寇贼劫掠行为的人，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或保护。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解释，“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1]可见当时的法律已有类似后世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含义，即当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制止不正当侵害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

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上》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危及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的生命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意思。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记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国家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的保护条款，即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也体现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

由于封建法典注重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所以在现存的秦代法律文献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古人见义勇为的事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引秦代的爰书“盗马”条记载：“市南街亭求盗才（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缇覆（?）衣，帛里莽缘领?（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

自西汉中期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规定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2]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记载：“捕盗贼、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斗而杀伤之，及穷之而自杀也，杀伤者除，其当购赏者，半购赏之。”[3]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捕盗贼或罪犯，如果盗贼拒捕，双方发生格斗，因此而杀伤盗贼、罪犯，或盗贼、罪犯自杀，追捕者免除刑事责任。若法律规定对于追捕者给予奖赏，“半购赏之，”即给予一半的奖励。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来看，显然有利于保护捕获盗贼之人，而不利于犯罪分子。

晋朝的法典中有盗伤缚守和斗杀伤傍人的条款，[4]由于《晋律》早已佚失，其内容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应与汉律的精神大体相同。南朝梁武帝时，下诏禁止挟私复仇。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太清元年八月诏：缘边初附诸州郡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叛逃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梁朝禁止罪犯而逃亡，若因私报复，则治以重罪。这里也有对纠举者保护的意思。北周时期，法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5]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记载：“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即奸同籍内，虽和，听从捕格法。”长孙无忌等对此作了疏议：“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在《唐律疏议》卷28“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条更是体现了唐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意图：“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走者，持杖、空手等），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唐律对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杀死罪犯者也给予了惩罚：“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断杀伤论；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当然，法律也考虑到了为避难滥杀，不利于司法机关审讯，对于不拒捕而杀之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宋代法律制度沿续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追赶捕举告盗赏门”中，也有两款是对于见义勇为者保护的内容：其一，规定：“诸人已为盗诈时，畜物主人及喊捕者求别人帮助，于盗人逃后追赶，除先追者外，其他人见其盗追赶者，将盗人射、刺、杖、斫，盗人死伤时，追者不治罪。若盗人自还给，请捕，已入手后，贪人畜物，若以错置无理而杀时，使与第七卷上逃人自还来唤处时，喊捕者被他人杀毁罪状相等判断。所杀盗窃犯应得短期徒刑者，当与杀人从犯相同。其中盗人已捕一部分而一部分未入手，被他人自进时，追赶者失，使强力而杀伤盗人，当比前有罪状上减一等。”其二，“偷盗物入己手，物主追赶，盗人以强力相向，杀伤物主时，以强盗杀伤人法判断。又他人助赶捕盗以及物主家处他人、住客被盗人杀伤时，当与杀伤物主罪相同。”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6]清朝的法律严格保护追捕盗贼者的人身安全，据《大清律例》卷23“强盗”条记载：“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赃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7]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一些封建政权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8]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趋于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专门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

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最早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子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篇《法律答问》，其中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法律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皆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若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虽不在家，仍应治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前去救助，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9]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以援救，凡距离在百步之内者，应罚二甲。

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晋朝的法典中有“遭劫不赴救”的条款。程树德先生认为“当时以比附定罪。”[10]晋律对于“遭劫不赴救”的处罚十分严厉。南朝刘宋统治时期，依据“遭劫不赴救”条款，竟然对于盗墓掘冢的行为也比照不救助处罚，据《宋书·沈约自序》记载：“孝武于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军征虏将军事。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人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寻发冢之事，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以晦其迹；强劫之党，必喧呼以威其事。故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邱垅非恒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邻郭。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止非之宪，宜当其律。”

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诺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唐律疏议》卷21记载：“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功能日趋成熟。

在同时期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典中，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则适用耻辱刑，即对于怯懦者给予羞辱的刑罚。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败懦者垂狐尾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在敦煌出土的法律文书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也规定：“因而被牦牛伤害致死，对不救者之惩处为：罚银五百两给死者一方。若因未救而致伤，其惩罚为：罚银二百五十两，交与自牦牛身下幸免者。”[11]从该法律文书我们看到，古代藏族对于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有二：其一是财产处罚，罚银五百两给死者；其二是耻辱刑，为见危不救者挂狐皮，以示其怯懦之意。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

我国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也有对见危不救处罚的条款，其中规定：“家主中持拿盗窃者时，邻近家主当立即协助救护。若协助救护不及，不往报告时，城内城外一律所属大人、承旨、行巡、检视等徒一年，迁溜、检校、边管、盈能、溜首领、行监知觉，有位人等徒六个月，此外家主徒三个月。又已与盗相遇，赶及不往报告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12]

宋以后至明清，许多朝代的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条格》卷19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钦奉圣旨立按察司条画内一款节该：守土官常切觉察，毋致盗贼生发，或有贼人起于不意，即时申报上司，并行移邻近官司，并力捕捉。如申报稽迟，并有失察觉，致令滋蔓，结成群党者，纠察。”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元世祖下圣旨曰：“贼根底民官、军官一处镇压者，贼生发呵，一处拿者，贼根底拿不获呵，罪过他每根前要者。钦此。”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中书刑部呈：“大都路申，右卫军营见于永清县所辖地面置立，其本县设尉司弓兵即系职掌捕盗，虽是本卫编立牌甲，自行巡捕，止合拘铃军人，终非有司。拟合令永清县于本卫关厢巡捕。本部拟得：古卫关厢如遇火盗生发，既责有司官兵捕限根缉，合依大都路所拟。”[13]上述三条法律条款就有对见危不救施以惩罚的意思。

明代的法典《大明律》中也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1]

清代法律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规定的十分琐细，其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2]如果前往救助的哨兵不积极救助，反而哄抢财物者，处罚更为严厉，比照江洋大盗例处罚，据《大清律例》卷24“白昼抢夺”条记载：“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护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枭示。如遭风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护，止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将为首之兵丁，照抢夺杀人律，拟斩立决；为从，照伤人律，拟斩监候。所抢财物照追给主。”如果“见船覆溺阻挠不救，以致淹毙人命者，为首阻救之人，照故杀律，拟斩监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护律，杖一百。”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社会道德出现沦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还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写入国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篇中，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逃亡者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秦律又规定：“所捕的人在耐罪以上可以取钱”，对于取钱的范围作了限制。

秦律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办法规定的十分细致，具体表现为：其一，假如罪犯随身没有携带钱财，秦律规定则由国家奖赏。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甲告乙贼杀人，非伤■（也），家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这句话的意思是：甲控告乙杀伤人，经讯问乙是杀死了人，并非杀伤，甲应受赏，奖赏多少？应奖赏黄金二两。如“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对于捕获逃跑的罪犯，法律规定亦应由官府奖赏黄金二两。其二，秦律规定了私家奴婢盗窃钱财，亦由国家奖励的措施。“或捕告人奴妾盗百一十钱，问主购之且公购？公购之之。”[3]该条秦简的意思是：私家奴婢盗窃一百一十钱，有人捕获告官，问应由主人给予奖赏还是由官府给予奖赏？法律规定由官府给予奖赏。

汉朝继承了秦律的立法精神，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能捕获盗贼者也给予了物质奖励。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捕律》规定：“（捕）亡人、略妻、略卖人、、伪写印者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二两。”[4]若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汉朝法律还规定，对地方小吏能捕获盗贼的行为可以给与职务是的迁升。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盗律》规定：“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不欲拜爵及非吏所兴，购入律。”

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表现在能捕获盗贼上，有时对于那些敢于捕杀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猛兽也可视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两汉时期，许多地方因人烟稀少，猛兽经常出没，危害百姓人身及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封建政府经常出台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勇为者为民除害。据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仲秋序）中所列举的《捕律》条记载：“捕豺■购钱百（《说文》引律），虎，购钱三百（《尔雅》郭濮注作三千，清段玉裁曰：沿汉律也），其狗半。”

汉律的条款为晋朝所沿袭，据《太平御览》卷892《兽部四》引《晋令》云：“诸有虎处，皆作槛?，篱栅皆施饵，捕得大虎，赏绢三匹，虎子半之。”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投贼家业产，以赏纠人。”[5]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具体内容如下：“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6]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

唐代《开元令》中对于为民除害，捕杀猛兽的行为也给予了奖励，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诸处有猛兽之处，听作槛?、射?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7]

在同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律中，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措施十分独特，如在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若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赏之，无女则给妹，无女无妹则给银二百两。”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引宋朝《捕亡令》的条款，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枯二年(1035年)，为了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厂奖赏令。“能告群盗 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8]号召人们起来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诸处强恶贼有未获者，“如能巧设方略，亲行斗杀有劳，当超资酬奖。”[9]自宋仁宗以后，奖励告奸之风更盛，其中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囊橐死罪者，“籍其家资之半为赏”。[10]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枢密院又提出，淮南群盗，凡能“获首领赏钱六百千。”其后赏法愈来愈密，赏格也愈来愈高。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下诏：“捕获海洋劫盗，除所属保奏推恩外，……捕获海船贼徒每只十人以上，支钱三百贯，二十人以上支钱四百贯，三十人以上支钱五百贯。”[11]提高了赏赐的额度。

在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代政权中，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赏赐的办法。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 [12]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的行为给予奖励的办法。

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黑城发现了古代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对于能缉捕盗贼之人的赏赐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其一，捕盗贼见等赏赐法已明，依条下有，当由盗人出，盗人无有，贫穷无力出，由家门出工仍不足，则由知盗分物、买、抵债、使典当、接状中间人等出，其人亦不能，则由畜物主得偿还物中，二十缗中分成二份，一份当给追捕、首告赏。二十缗以上每十缗当抽出二缗给赏。若畜物主所得赔偿甚少，不足按份给偿数，则当由官赐给。其二，举告强盗赏赐之法，依人数及物量分为两种：盗人多，物甚少，则一人二十缗，十人以上一律二百缗。若人数甚少而物很多，则当于全部二十缗中等分，其数以上每十缗中当出二缗，勿超过二百缗。赐举告赏时，将人数、物量自共比较，当得其高者。其中举告群盗赏亦依强盗法判断。其三，举告偷盗之法，当依前述人数甚少物数甚多法赏赐，当勿超过一百五十缗。其四，捕盗及见盗赏法，见盗赏当在举告赏数上算，应得三分之一。捕赏当于见赏数上算，二分中当赐一份。若盗者强横，设置密谋，自行捕捉，则当在见赏上增利一分。捕、见盗者人多，亦当共同等分之。[13]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以后，元朝许多皇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 (1303年)，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心。” [14]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对有些地方老虎经常伤人，危害地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元朝中央政府特制定了奖励措施：“议得凡有虎害去处，拟令本处官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杀，或不系应捕之人自愿设机捕获者，皮肉给付充赏。”[15]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16]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

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右、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如见义勇为者在与歹徒搏斗时受伤，清朝法律规定：“受伤者，移送兵部验名等第，照另户及家仆军伤例，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

对于海上救护商船及其遇难人员，《大清律例》卷24亦规定了奖励办法：“有能救援商船不取财物者，该督抚亦酌量给赏。”

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9

[关键词]大学生；利他行为；措施

[作者简介]付云华，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吴丽，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128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2-0152-03

2009年10月24日，为救两名落水少年，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英勇献身。这些学生的举动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曾有人称80后是“垮掉的一代”，90后是“崩溃的一代”，但是他们出自道德自觉的舍己救人行动是无条件的利他行为，值得当今大学生学习和广泛推崇。本文试图分析当前大学生利他行为的表现以及面临的挑战，从而为引导和培养当代大学生利他行为提供帮助。

一、当前大学生利他行为的主要表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和谐，利他行为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崇尚的行为，是一种自愿的以帮助他人为目的的亲社会行为，它有助于人与人之间高质量的交往，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大学生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特殊的群体，其利他行为表现备受人们关注。目前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在新时期的表现主要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参与爱心活动、志愿服务以及网络利他行为等等。

(一)助人为乐行为。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们怀着道德义务感，主动给他人以无私帮助，并从中感到幸福愉快的一种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像古语所说“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趋人之急，甚于己私”等等，是做人的最基本道德，是一个人思想境界的行为体现。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群体，无疑是助人为乐的主力军。像洪战辉、徐茂荣(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获“全国助人为乐模范”)就是当今大学生中的典范。据调查表明，当今大学生普遍具有利他行为观念，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二)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的传统美德，《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就是说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见义勇为是一种敢于担当道义、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道德品质，是一种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指在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到侵害时，为了维护正义，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斗的行为。大学生群体对见义勇为有着基本的价值认同，也有为见义勇为献身的大学生，如临不惧、见义勇为与歹徒搏斗的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杨继斌，以及这次长江大学3名学生的舍己救人，都展现了当代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展示了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三)参与爱心活动行为。当前大学生参加的爱心活动主要有为希望工程捐款、义务劳动、为灾区捐款、为病重的同学捐款、义务献血及其他的爱心活动等。大学生爱心活动比较普遍，让世人看得最真切的就是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团结一心，由于众多原因不能亲历灾区现场参与救助，以“80后”为主体的全国各高校大学生自发捐款捐物，校园内到处可见捐款的长队。除了捐款、捐物外，大学生还积极为灾区人民义务献血，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这一代大学生的责任心和爱心。

(四)志愿服务行为。近年来，高校的志愿服务活动有了一定的普及和推广，大学生志愿者活动随着队伍的壮大，社会作用日益显著，志愿服务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在社会保障、社区服务、救援抢险、大型活动、扶贫开发、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数十万的年轻大学生从各地赶赴灾区，在安置点为灾区人民服务，或者在医院照顾病人，或者在废墟前默哀，或者帮助转运伤病员等等。

(五)网络利他行为。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是指大学生在校园网这一特定环境中发生的将使他人受益而行动者本人又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愿行为，如基于网页和服务器的免费资源共享，无偿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或方法辅导，宣传和发动社会救助等等。有学者指出，由于网络社会的特殊性，网络社会中的利他行为出现的频率会高于日常生活中的利他行为。校园网络环境具有普及性、及时性与互动性，这些特点与现实社会环境相比，更有利于大学生实现利他行为，为大学生的自我定位和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新的空间，而且求助者和助人者角色处于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双方在反复的利他行为中能升华道德情感，转变道德观念，实现道德与规范的内化。

二、大学生利他行为出现的新问题

由于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不同种类的利他行为在当前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学生助人为乐反被骗。近年来，大学生因助人被骗的案例在社会上屡见不鲜，经常有报道称大学生好心助人被骗，尤其是新生入学的时候，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较高，新生是被骗的主要对象，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利他动机和助人行为，所以骗子正是利用大学生善于助人的品格，假装遭遇不幸向大学生求救，使得学生屡屡受骗。当大学生发现自己多次被骗以后，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助人的积极性，使他们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具有怀疑和戒备的心理，逐渐变得谨慎和冷漠，利他行为也相应地减少。

(二)出现“助人要报酬”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导致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上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而社会上像拾金得酬金、帮忙有报酬这类事情也就不鲜见了。一些人觉悟不高，以拾金为酬金的举措去感谢和鼓励大学生的拾金不昧。甚至有极少数不和谐的声音认为，给报酬不要是傻子等等。这样的做法和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拾金不昧只是基本的社会公德，不能用报酬这样的方式来鼓励约束人们的助人行为。因此，以酬金和报酬来鼓励利他行为的做法很是让人担忧，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做出是个严峻的考验。

(三)见义勇为“值与不值”的争论。近些年来，社会上因见义勇为而导致的悲剧屡见不鲜。不少人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可取，冒着生命危险去管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很不划算，引发了大学生“值与不值”的讨论。加上现实中的很多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情让大学生对见义勇为望而生畏。据有关调查发现，当今有些大学生在思想层面上认同但对其行为判定认识模糊，还有些大学生在实践中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实问题，呈现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功利性价值倾向。

(四)“道德储存”问题。就目前来说，志愿者活动存在利己和利他两种动机。据实证研究结果，在1993年，个体参加志愿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爱心、觉悟和对社会集体的贡献，但到2003年，志愿者对于个人价值和利益实现的因素考虑得更多些。比如“道德储存”问题，就含有客观利己成分在内，志愿者每次做了好事，便会被登记在服务时间储蓄卡上，将来这些志愿者如需要他人帮助可以支取这些道德储蓄。首先，道德本身是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十分强调动机。作为社会而言，对奉献者的回报是社会对他的一种尊重和满足，但是作为个人而言，奉献的动机是不应该追求回报的。其次，我们要考虑“道德储存”应该如何量化、如何估值，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道德奉献的回报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道德储蓄既可以满足精神需求，也可能转化为日后的物质需求，这种“道德储存”将会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动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发生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养大学生的利他行为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构建和谐校园不可忽视的环节，面对当前大学生利他行为的表现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有必要加强当代大学生利他行为的正确引导。

(一)加强大学生利他观念的引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是思想意识的反映，是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客观环境作用于大脑的结果。人的思想一旦形成就会支配和影响人的行为，这是思想支配行为的认识论基础。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是人形成动机和行为的主导力量。在思想意识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个人对世界、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思想意识最主要的内容。三者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境界，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关系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就利他行为的产生来说，将会受到助人者、被助者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源，最直接的因素还是助人者的价值观念取向，它在个体助人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私自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对客观现实进行评判时，往往更多地将个人的利益得失放在首位，却很少去关心和体察他人的痛苦，自然其利他行为也就很少产生。而具有利他价值观念取向的人，在他人遇到困难或危险时，就会很少考虑关于“值与不值”的问题或是报酬问题，可以抛开一切私心杂念，去积极主动地帮助别人，越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越有可能激发他的利他价值取向，以一种积极的行为方式对另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痛苦作出强烈的反应。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利他价值观念的引导是大学生利他行为产生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二)加强大学生移情能力的培养。利他行为是以对他人的情感和思想的移情为前提的，移情是对他人情感的知觉、体验和分享，是把自己投射到他人的心理活动中，并跟随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移情必定能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也就是说，当个体能够设身处地地以他人的立场去体会当事人的需要和痛苦时，他就能够将心比心产生助人行为。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移情能力和利他行为相关性极其显著，提出应该重视移情能力的培养，通过训练提高大学生移情能力来促进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发展。当前大多数大学生具有利他观念，也愿意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与他人分享和合作，但由于普遍缺乏对人际关系、社会状况的准确判断，常会出现助人被骗、被人利用的问题；由于缺乏对他人情绪思想和情感的正确理解，而不能把握他人的感受和情感，不能及时作出利他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有目的地加强引导大学生正确分辨，利用情境教育法积极地去体察受害者的境遇，多从他人角度来考虑受害者所遭到的痛苦和烦恼，尽量让学生产生相同的情绪反应，互动交流，从而产生利他的道德行为。

(三)注重加强大学生利他行为的训练指导。当代大学生在利他行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利他观念和利他实践的反差。他们崇尚见义勇为的英雄品质和纯粹无私利他的高尚人格，但是缺乏把这种道德认知完全实践化，以至于出现渴望助人有报酬的趋向，可见知行脱节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仅要看大学生是否具有利他观念，更要看他是否表现了利他行为，要加强当代大学生利他行为的训练指导。通过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公益活动、论坛、专题讲座、先进事迹报告会等活动来加强利他行为的训练指导。利用张贴、广播、网络等形式宣传像见义勇为的徐洪刚、杨继斌、长江大学的学生以及“新时期平民英雄和道德偶像”洪战辉等人的先进事迹和模范行为；在学校班级大力提倡团结互助、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行为，创造和谐的氛围。提高非紧急情境下的助人频率，像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细小事情，如有人摔跤帮扶、公车让座等行为，对学生的正确行为表现要及时予以肯定表扬，对错误行为也不能姑息、迁就，及时提出批评、讲清道理。在紧急情境下，如遇到危及生命与财产的突发事件时，要加强指导，鼓励他们见义勇为，但是要学会灵活应对，讲究策略性，引导他们如何去帮助以及采取什么行动，从而提高利他行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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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调研报告篇10

根据县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下简称“学习实践活动”)安排，我局于3月20日启动了“学习实践活动。从4月1日起，严格按照我局“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和县“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求，狠抓各项活动落实，完成了第一阶段(学习调研阶段)工作，并对照《实施方案》要求进行了回头看和查缺漏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领导有力，准备充分

全县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动员培训会后，局领导高度重视，4月2日，组织党组“一班人”认真学习县委郎书记，胡副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有关文件精神，专题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了学习实践活动各项工作，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副局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和股室以上负责人为成员有“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局办公楼三楼设置了办公地点，落实了办公设备和经费，确定了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加强宣传发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活动设施、人员、经费保障落实到位;《实施方案》比较结合实际，做到活动主题明确，实践载体多样，党员干部职工参学率达到100%。

二、深入发动，调动党员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从3月20起，我局除组织党员干部职工收看××新闻有关报道和专题讲座外，采取召开动员大会、拉宣传条幅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4月7日，集中召开了党员干部职工动员大会，党组书记、局长曾勇作了动员讲话，要求大家必须把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深入进行宣传发动。通过宣传发动，干部职工的责任感、紧迫感明显增强。第一阶段我局拉宣传条幅2条、出简报5期、报信息简讯8条、并利用网络、宣传栏等方式，边学习实践边营造舆论氛围。

三、认真学习，把握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要求

我局狠抓学习落实，除抓好个人自学外，用5天时间集中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规定内容。局长曾勇、副局长仲物钿、尹定均、纪检组长刘正菊分别作专题辅导，重点学习了《邓小平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等著作。除集中学习、辅导外，还以各股室为单位进行学习讨论，确保学习落到实处。通过集中宣讲、专题报告、知识竞赛、召开学习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学完了必读书目，人人撰写了心得体会，领导干部结合学习实践和工作实际，深入基层调研，寻找破解工作难题的良策，分别撰写了调研报告，严格按照我局实施方案“五个一天”抓落实，即：读一天：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有针对性进行自学和集中学习精读，注重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学习实践活动还组织了一次有关知识测试;听一天：由局领导分别作专题辅导;访一天：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党员干部深入新寿库区和坝尾槽移民安置区走访基层干部和移民党员群众，听取基层的意见建议，边学边改;调一天：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研究破解移民工作难题及对策;谈一天：组织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大家谈座谈会，加强勾通，交流经验，谈体会、提意见建议，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理解，力求取得实效。各项工作做到有活动简报、有情况报告，有竞赛试卷、有调研报告和心得体会。

四、深入调研，集中智慧，理清工作思路

我局根据调研主题，制定了调研方案，局领导带头调研，局长曾勇就当前我县移民工作的难点及对策;副局长仲物钿就我县移民后扶工作应走项目扶持路子、尹定军就向家坝水电站移民搬迁安置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纪检组长刘正菊就我县移民与和谐库区建设的思考，分别进行了调研，提出一些观点鲜明、有较高深度、有较强说服力和指导意义、有较强针对性的工作思路。做到“五有”有调研方案、有调研课题、有调研活动、有调研笔记、有调研成果。为了使学习调研阶段取得实效，我局分别向本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县直有关单位印发专题调查问卷和征求意见函。4月21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代表的意见建议，会后向与会人员通报了热线电话、电子邮箱和反馈意见方式等，多渠道征询和掌握移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做好下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4月20日，局党组成员仲物钿带领股以上负责人深入马脑移民安置区、新寿库区和向家坝镇移民办进行调研;调研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调研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并按时形成专题报告上报。4月30日上午，曾勇在第一阶段小结会上组织交流了调研成果。

五、通过案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提高

4月20日，我局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进行案例分析。根据几年来，我县移民工作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利用20*年，全县移民搬迁工作提前20天完成任务的正面案例和云南孟连县发生的胶农与执法人员冲突的反面案例，举一反三，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开展分析。党员干部在这些典型案例分析中深刻认识到，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加强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要求，提高班子的执行力、战斗力和凝聚力，严格按有关规定制度办事，才能完成任务并取得实效;处理等人民内部矛盾纠纷问题时，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指导思想，要突出宗旨意识;其次要关注民生，平等(易)待人，不能高高在上。在各项工作中要注意工作方法，照顾人民利益，视群众为兄弟姐妹;第三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在处理棘手问题时，要沉着冷静，讲究策略，特别是在处理接待移民事项等问题时，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按照党和政府有关要求和规定认真研究解决，不要积案，使矛盾激化。通过案例分析，党员干部受到了启示和警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

六、通过主题实践活动，解决突出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4月24日，我局围绕以“深入基层办实事，深入群众解难题”为主题，结合移民工作的特点和党员干部思想工作实际，把“三走进、三破解”活动与主题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一同进行。曾局长、仲副局长、刘组长分别带队深入向家坝电站新寿库区渔池一二组、向家一二组和马脑村攻坚克难，指导库区渔池一二组、向家一二组的土地分解到户工作，解决了这些组土地分解到户遇到的难题，还从工作经费中挤出3000元人民币支援马脑村的公益事业，帮助基层和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主题实践活动做到有活动方案、有活动记录，有专项汇报材料。通过主题实践活动，党员干部解决棘手、突出问题和办事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七、大家谈活动互相启示，科学发展的意识有了增强

4月21，局学习领导小组组长曾勇主持召开大家谈专题讨论会，对大家谈活动进行部署，局领导班子结合我县移民开发事业的实际、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做好今后的工作，推动我县移民开发事业科学发展提出了自己思路，分别发表意见。曾局长以题为“集聚各方智慧，推动我县移民开发事业科学发展”作了专题发言。同时把大家谈与学习调查、“三走进、三破解”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大家谈活动收到了实效。做到大家谈有专题记录、有书面发言材料、有专题讨论活动纪要。

八、丰富活动载体，十个贯穿活动始终

我局严格按照县学科办要求和我局实施方案安排，学习调研阶段坚持十个贯穿始终：一是坚持开门纳谏、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调研，组织群众座谈，开门纳谏，问计于民。二是抓好培训发动。深入开展宣讲发动，做到边学边发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坚持“争当行业先锋、带动科学发展”。四是开展一村(社区)一课题调研活动;结合移民工作实际，我局合理选定调研课题，针对当前移民工作的难点;移民搬迁安置与我县城镇化发展，移民后期扶持，移民稳定进行调研;五是坚持督促检查考核。我局学习实践活动由分管领导主抓督促，主动接受县指导组的督查，确保活动按要求推进;六是坚持领导带头学习和挂钩联系。我局学习活动坚持领导带头，党员领导干部分别与干部职工结成学习对子，互帮互学;七是积极开展“一面旗、一团火、一盘棋”主题实践活动;我局坚持工作与学习一同推进，注重学先进，开展比学赶帮等自选活动，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八是坚持边学边改，注重解决实际问。我局在活动中紧密联系单位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注重摒弃不合符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意识和思维定式，做到边学边改;九是坚持转变工作作风、推动科学发展。我局工作在基层，没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就不能完成任务，四月的学习实践活动期间，既要迎接国家审计署到我局检查工作，又要开展邵家坪安置征地拆迁工作，许多同志工作无星期天，时常加班到深夜;十是以学习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学习活动中，我局注重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坚以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移民稳定工作，抓了两期移民技能培训，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发展。

九、完成规定动作，创新活动内容

我局积极完成规定动作，结合实践开展自选动作。开展了学习实践“十看”活动。创新学习方法，采取知识竞赛，领导轮流辅导，集中交流，深系点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等形式，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实际效果。做到各项活动有简报、有文件安排、有活动资料。

十、档案齐全，台账资料较完善

根据县学习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县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考核办法〉的通知》(水学组办发〔2009〕22号)和有关文件要求，我局加强档案痕迹资料建设，建立了活动台帐，同时按照档案整洁、规范、齐全，分类科学的要求，注重收集整理归档各种资料表格，完善活动资料。

十一、存在问题

我局“学习实践活动”第一阶段工作在县委、县学科办及第六指导组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帮助下，取得了一定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但与上级要求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一是个别干部职工对学习要求不高，对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二是工学矛盾处理不够好，很多活动与工作冲突，只能挤时间或占用职工的休息时间进行。三是按部就班开展活动，特色、典型活动少，方法有待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