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协议书十篇

和解协议书篇1

地址：________市_____区______路______号；

法定人：田________，董事长。

被申请人：______市________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_______市______区_____路_____号；

法定代表人：周_______，总经理。

申请人_______市_______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_______市_____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于XX年6月25日在被申请人所在地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申请人将其生产的“_______牌”白酒供给被申请人经销。申请人售给被申请人“______牌”白酒每件价格为160元人民币，全上供货不得少于500件。产品质量由申请人负责。第一次供货时间是XX年6月30日，数量为100件。被申请人于XX年7月15日付清第一次供货价款的60%以后，申请人应于收到货款的10天内供应第二批白酒，交货地点为被申请人所在地_____路_______号的______仓库。合同还约定，合同签订后一周内由被申请人付定金2万元人民币。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协商不能解决时，由_____市仲裁委员会仲裁。XX年3月25日，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申请人向______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_______市仲裁委员会依法组成仲裁庭进行了审理，并主持了调解。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自愿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一、解除XX年6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

二、被申请人退还未售出的“______牌”白酒110件，由被申请人负责送到申请人所在地的_______仓库。运输中的风险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2万元人民币的定金，由申请人返还1万元人民币，其余部分充抵申请人的货款和其他费用。依此结算，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得以清结。

四、本案的仲裁费和财产保全费共4000元人民币已由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负担XX元人民币，被申请人负担XX元人民币，被申请人负担部分从申请人应返还给被申请人1万元人民币中扣除。扣除扣的8000元人民币由申请人在验收被申请人退还“_______牌”白酒的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

五、本协议书自双方当事人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由被申请人送仲裁庭一份。申请人在本协议书生效后的三日内撤回仲裁申请。

申请人：_____市____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人：田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_______市______有限责任公司

和解协议书篇2

乙方：_________________公司原甲乙双方的______________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书：

1、甲方同意在本协议书经双方签收之日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工程款人民币________万元(除本协议书第4条约定外的建筑物的保修、维修及后期整理均由甲方承担)，该款从法院业已冻结的款项中支付，且甲方同意从冻结款项中另行划款_______万元至法院并按照本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同时乙方同意申请法院解除对________万元外款项的冻结。

2、乙方同意在本协议书签定之日起的2日内将__________全部安装完毕;

3、在乙方完成上条之同日，甲方同意将乙方支付的_____万元保证金及其银行利息由甲方签字后向________市_______银行递交解封凭证。

4、乙方同意按照建筑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案工程的主体结构工程、基础工程承担设计合理使用寿命期限内的保修责任，并出具必须的质量保修书。

5、对于_______建设局质监站提出的应由施工单位提供的验收所需的完整合格的资料和手续，乙方同意在协议书签定之日起的30日内提供，并同意负全部提供责任，否则乙方每迟延一天扣付工程款______万元给甲方。本条义务完成后，乙方向法院提出并征求甲方及______县建筑局监督站书面意见同意后由法院将______万元予以转付。

6、甲方双方均放弃追究对方的本协议约定以外的其它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

7、在上述条款履行完毕后，双方就施工合同已无其他经济纠葛，双方经济纠纷已经解决。

8、本案诉讼费用由乙方承担。

甲方：____________公司 乙方：____________公司

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工程承揽合同纠纷和解协议书

甲方：山东省xx大饭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xx

乙方：北京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xx

甲、乙双方就工程承揽合同纠纷一事，在诚实信用、 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就该纠纷涉及的款项支付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甲乙双方共签订三次标识系统合同书，标的额分别为工程款x万元、x万元、x万元(已支付现金x万元整)，共计人民币x万元整，其中由于乙方工程的质量问题，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工程总额一次性结算价为人民币x万元整。

第二条 甲方将位于xx市xx国际小区5号楼2单元703号房屋（详见置换协议）交付给乙方，房屋总价值为x元。房屋具体交付时间由乙方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房屋手续，但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同时乙方向甲方出具收据。

第三条 对于第二条所涉及的房屋，甲方一次性办至乙方北京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下，签订购房合同后此房不予退换。如遇特殊情况乙方需变更房屋户主，须经甲方同意，并按规定乙方向甲方交纳相应费用（签定电子合同和已经开具购房发票的不能更名）。

第四条 对于置换房屋后剩余款额x元，由甲方负责开发的位于泰山东路北、灵港路西、七号路东的“xx美地双子星商业开发项目”中的房产来支付，价格为项目开盘价来确定相应面积的房产，工程款与房产总价差额处理采用多退少补的方式解决。

第五条 甲方完成相关协助事项后，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否则乙方应无条件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第六条 甲乙双方为达成和解的目的做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意见，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甲方不利的证据。

第七条 本协议作为解决双方纠纷的最终解决手段，自本协议达成之日起，双方不得再因该纠纷追究责任。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和解协议书篇3

住所地：xx市xx区xx路

法定代表人：cc

乙方：xxb服饰有限公司

住所地：xx市xx区

法定代表人：dd

丙方（保证人）：

甲、乙方之间的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由xx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现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该纠纷事宜达成和解，特签订如下协议，以资遵守：

一、乙方认可并承诺分期偿还甲方起诉的欠款本金x万元和利息、追偿费用等合计xx万元；鉴于该金额中的利息仅计算至xx年8月7日，之后仍以原定月利率18‰计算利息直至乙方全部偿还完毕。具体还款计划如下：

1. 乙方于xx年10月23日前，向甲方支付x万元，甲方收到该款项后向法院申请解冻乙方的企业基本银行账户。

2.乙方于xx年11月22日前向甲方支付x万元, 甲方收到

该款项后向法院申请解冻乙方的其他银行账户。

3.乙方于xx年12月22日前向甲方支付至还款当日的全部剩余款项，甲方收到该款项后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乙方所采取的所有财产保全措施。

4.乙方逾期支付上述任何一笔款项，除视为其余款项的还款期限均已届满外，乙方还应支付违约金50万元。

二、丙方自愿共同为乙方履行该协议各项义务提供连带保证。

三、乙方逾期还款的，甲方可要求丙方履行代为还款责任；必要时甲方向法院申请对乙方和丙方的强制执行。

四、本案案件受理费x元、诉讼保全费x元由甲乙双方平均分担。

五、本和解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人民法院留存一份，自首期x万元还款到甲方账户之日起生效。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和解协议书篇4

本文介绍协议离婚后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协议离婚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离婚协议的内容，另一方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离婚协议不属于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离婚的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义务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履行原协议内容。经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后，原告可向人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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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有着严格的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以下几类：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仲裁机构的裁决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决定。凡不在此范围内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都无权强制执行。

[案例咨询]

颜某的丈夫罗某，因为有了第三者且已经怀孕临产，所以罗某最近向颜某提出离婚，为了尽快离婚，罗某答应将家中的大部分财产留给颜某，双方于2006年8月17日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对涉及的财产问题签订了离婚协议书，但是，在颜某与罗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后，罗某却拒绝将协议中分割的财产移交给颜某，现在颜某咨询，可否依据离婚协议书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律师解答]

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能够申请强制执行的执行根据有明确的规定，既包括：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和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内容的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等。民政部门支持下达成的离婚协议书，不能作为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颜某想实现与罗某的财产分割协议，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法院将会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在查清家庭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婚前财产的状况后，予以合情合理地解决。

和解协议书篇5

1 执行和解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之分析

1． 1 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构成对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的违背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生效法律文书已对其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利归属、实现方案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其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执行阶段对同一权利归属及实现方案的重新商定，这违背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甚至质疑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2］。此为第一种观点。另有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的变更，其最低效力层次也应属一般民事合同，具有实体法上的效力。但该民事合同并非对生效法律文书的违背，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是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债权的处分或放弃，而此放弃权或处分权的合法性恰恰来源于原法律文书的既判力。执行和解协议并没有替代、否定原生效法律文书，只是在其基础上的一个权利处分［3］。此为第二种观点。我国著名学者雷运龙在此问题上另辟蹊径，认为民事执行和解协议只是在承认法律文书所确认法律关系的既判力和有效性的基础上约定的一个具体实现方案罢了，该协议所约定的法律关系，仅仅作为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关系的实现方案而存在，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前者从属于、服务于后者，也即主从说。主从说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没有既判力，也不违背法律文书的既判力，恰是对判决既判力的承认和具体实现形式［4］。此为第三种观点。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07 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规定其实对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与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表态。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只能为了当事人实现实体法上权利的便利而存在，该协议无法产生诉讼法上的权利，也即当事人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时，当事人不能因该和解协议享有另行的权利，只能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执行和解协议所确认的法律关系内容在权利实现上是有瑕疵的，其仅仅为了便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而存在，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法律关系内容媲美，更谈不上是对其的变更，违背了其既判力。从该法条的规定也可否定另一种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一般民事合同的观点，因为该执行和解协议无法得到诉讼法上的支持，其确立的法律关系无法和一般民事合同所确立的法律关系相比较，法律定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而第三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立的权利之实现方案，应是对这一备受争议的制度在法律理论基础上的有力支持。

1． 2 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执行力

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违背的问题，延伸下来即是对执行和解协议本身是否应具有执行力的争议。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本身否定了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认为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和权威性，若当事人认为需变更权利的存在及数额，则须经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其否定了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当然更否定了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私法上的权利处置方式，是一般民事合同，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进而呼吁应修改现行立法，肯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当事人在签订过程中是否明示赋予其执行力且经法官审查确认来区分，可分为有执行力的和解协议和无执行力的和解协议，从而具有不同的执行力，建议现行立法应进行完善，在执行和解制度上对于和解协议应区分有执行力的和无执行力的两种来分别对待。以笔者思路来看，既然在第一个问题的探究基础上，我们肯定了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其法律理论基础，所以可以否定第一种观点。而第二种观点提出的修改立法建议，仅仅是基于肯定执行和解协议的一般民事合同属性进一步论证的，没有考虑到现行立法的本意进行探究，其结论有失偏颇。第三种主从说的观点对执行和解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但在执行力问题上仍绕回到违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问题上。根据该观点，既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实现方案而已，不构成变更，那么当这个实现方案受阻时，就应该放弃，采取另一个实现方案( 如强制执行) 来完成对生效法律文书权威性的维护，而不应该允许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权利内容。所以修改现行立法没有必要且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从境外的相关立法也可看出，有关制度的内容设计也与我国一样，通常是肯定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和解协议方式来实现权利的内容，但一旦和解后不遵循，则回复原执行文书的执行，也即执行和解协议无诉讼法上的效力。如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强制执行程序或破产程序中，或其他场合成立之和解，纵在法官劝谕下成立，非原所定之执行名义，亦无阻止原执行名义之效力。在执行成立后成立之和解，有实体法上之效力，仅能发生民法上之效力，并无执行力。又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794 条“其他执行名义”第 1 款的规定，诉讼和解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其不但可以终结诉讼，也可以被强制执行，这种情况很显然并不包括执行和解。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诉讼和解主要有和解契约和和解裁判两种形式，和解契约不论在诉讼过程中还是在诉讼外达成，都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法行为，并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和解裁判所形成的合意判决，则具有终结诉讼和既判力的法律效力。

1． 3 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可诉性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规定意味着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不仅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甚至没有一个普通民事协议的基本属性———可诉性，也即当事人不自觉履行时，该和解协议在法律上自然失效了。这点也是学者们对该制度进行争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持执行和解协议属一般民事协议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执行和解协议虽有双方当事人签订，但并非立即生效，乃属实践性合同，只有在合同标的交付之后，合同方成立生效，以此来对应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持其余两种观点者在此问题上并无表态。但对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可诉性问题上，不少学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不妥当。有的认为民事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双方应善意履行，不履行一方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按现行法律规定，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仅是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是责任更缺乏惩罚，显然是对诚信原则的一种践踏［5］。有的认为现行规定既可能使被执行人( 债务人)以和解名义转移财产却不用承担相应责任，对申请执行人( 债权人) 而言不公平，又可能因申请执行人自己随意反悔，使被执行人无法履行和解协议，这对被执行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应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可诉的权利，但申请另行的权利和申请恢复对原判决强制执行的权利只能选择一种［6］。执行和解协议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了节约权利的实现成本，提高社会效率［7］。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和解协议，法律允许其另行，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若另行结果有悖于原法律文书内容，则是以一个新的判决变更了原来的结果，在实质上构成了诉讼和解协议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违背，又回到了我们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其二，若另行的结果与原法律文书内容一致，从司法资源合理分配的角度上而言，该行为明显损害了司法之效率性，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法院就个案的工作负担［8］。而且，若该和解协议可诉，其诉讼结果所产生的生效法律文书也可能存在着强制执行的问题，强制执行中又可能发生执行和解，反复循环，该民事实体纠纷的终结之日遥遥无期。所以，无论是从法理上而言，不允许私权任意变更经公权力机构作出有效裁判的法律文书内容，或是从司法时效性和实效性而言，不宜在个案上浪费太多的司法资源，民事执行和解协议都不应具有可诉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履行的情况下只允许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执行之规定显然符合一般法理和司法实践的正常需求。

2 执行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两个问题

2． 1 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7 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法院执行员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法院执行员并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然而在法院的工作实践中，在经历针锋相对的审判程序裁决后当事人不愿自愿履行裁决结果，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之时，当事人互相寻求和解的意愿并不高。即使从尽快实现权利的角度出发，当事人就算存在着和解的意愿，但由于沟通途径的欠缺或是不信任对方的心理态度等因素，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形特别少。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为民事执行调解［9］。在这个问题的探究上，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其实，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到执行和解过程中的规定，不仅与司法实践不符，在理论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执行和解制度从理论基础上而言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体现，然而意思自治原则并非是无限的意思自治，其本身就存在着限制，如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内容需维护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这也是执行和解产生程序法效力的必要条件。因此，现行法条的规定较为粗糙，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不应仅仅是由法院执行员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即可，法院执行员应有权力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认可，当然出于私权意思自治的原则，此审查仅仅停留在是否有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层面，经审查认可后的执行和解协议方能产生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若当事人不愿将和解协议交由法院审查，可不可达成和解协议呢? 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约定案件退出执行程序，即由权利人申请撤回执行请求。这种情形下达成的和解协议乃是一般民事和解，不属于执行和解的范畴。当然，法院在民事执行和解中既不能过多介入，以法院的公权支配当事人的私权，从而使民事执行和解失去意义，也不能过于消极或怠于行使监督、指引权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目前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实践中，出现部分法院为了提高结案率，加快办案节奏，过多地介入本属于当事人私权领域的民事执行和解，使“执行和解”实际变成“执行调解”甚或“强制和解”，使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失去其存在的价值［10］。

2． 2 和解协议的次数和期限

和解协议书篇6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

    第二条 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

    第三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

    第四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

    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前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人员和书记员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第六条 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

    第七条 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

    第八条 当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调解方案,主持调解的人员也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

    第九条 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十一条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

    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的担保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条件时生效。

    第十二条 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一)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 侵害案外人利益的;

    (三) 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

    (四)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第十三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十四条 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

    第十五条 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

    第十七条 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当事人就主要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对未达成协议的诉讼请求提出处理意见并表示接受该处理结果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调解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制作调解书的记入调解书。

    第十八条 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调解书约定给付特定标的物的,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不受影响。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实施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案件,在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依照本规定执行。

和解协议书篇7

内容摘要：中国稀土案的专家组报告，秉承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思路，依然认定GATT1994第20条的一般例外不适用于《加入议定书》第11.3条的取消出口税承诺。但是不同于原材料案，稀土案专家组报告讨论了中国加入法律文件，也有专家发表了不同于专家组报告的独立意见。结合稀土案专家组报告和专家独立意见对可适用性的分析，中国加入法律文件在叠加WTO多边协议义务的同时，也应享有对应多边协议项下的权利。中国在上诉审议中应充分利用专家组成员的独立意见，请求上诉机构全面适用各解释要素来主张可适用。

关键词 ：稀土案 出口税承诺 一般例外 可适用性

WTO于2014年3月26日了中国稀土、钨和钼相关出口措施案 〔1 〕（以下简称“稀土案”）专家组报告，认定中国对稀土、钨、钼的出口税措施、出口配额措施和贸易权管理措施违反了中国的WTO义务，且不能依据GATT第20条一般例外获得正当性。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与中国原材料相关出口措施案（以下简称“原材料案”） 〔2 〕一样，稀土案专家组再次作出了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不适用于规定中国取消出口税义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以下简称“《加入议定书》”）第11.3条的结论。由于适用性问题植根于《加入议定书》等中国入世文件与WTO多边协议的关系这一系统性问题，而稀土案专家组也首次以系统论观点对适用性问题作了分析，本文拟结合稀土案和WTO其他争端解决实践探讨一般例外对中国入世义务，特别是超WTO义务的适用问题。

一、中国稀土案专家组对GATT1994第20条的可适用性分析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协定》（以下简称“《WTO协定》”）没有明确规定加入文件与《WTO协定》所附多边协定的关系，WTO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也没有对两者关系作出任何权威解释，加之GATT1994第20条前言使用了“本协定”的措辞，使得第20条一般例外对加入义务的适用具有了不确定性，个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只能通过条约解释来给出答案。

稀土案专家组首先引用了美国对来自墨西哥不锈钢的最终反倾销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和美国归零法案的上诉机构报告，〔3 〕表明为确保《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3.2条所规定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4 〕专家组在可适用性这一同样的法律问题上应依循原材料案中上诉机构的思路，〔5 〕其实已经预示了专家组同样会作出不可适用结论。

（一）涵盖协定中缄默的解释

《加入议定书》第11.3条规定：“中国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除非本议定书附件6中有明确规定或按照GATT1994第8条的规定适用。”中国原材料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得出不可适用结论的主要理由就是：《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没有明确提及GATT1994或《WTO协定》。在稀土案中，中国提出，《加入议定书》第11.3条与GATT1994第20条没有文本联系并不意味着成员方意图排除第20条的适用，并引用美国对德国不锈碳钢板产品反补贴税案 〔6 〕（以下简称“美国碳钢案”）上诉机构报告，证明文本缄默不是终点。〔7 〕

稀土案专家组经考察认为，原材料案上诉机构并不认为第11.3条的文本缄默是决定性的，反而强调了系统解释方法。虽然原材料案中没有引用美国碳钢案，但稀土案专家组认为美国碳钢案与中国原材料案有很多共通之处，两案中上诉机构都从缄默中得出否定结论，都从文本分析开始，都注重交叉参照并从这种参照作了推论，也都指出权利义务平衡的需要并不能为各该待解释事项提供具体指引，因此两案中上诉机构的分析没有冲突，中国不能以美国碳钢案为由主张背离原材料案上诉机构的不适用解释。〔8 〕

（二）《加入议定书》条款与GATT1994的系统性关系

在稀土案中，中国的另一新主张是，依据《加入议定书》第1.2条和《WTO协定》第12条，《加入议定书》条款都是一个或多个《WTO协定》附件协定的组成部分，而第11.3条因其与GATT1994的固有联系而成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从而可以援引GATT1994第20条例外。〔9 〕

1.基于《加入议定书》第1.2条的分析 〔10 〕

第一，专家组认为，《加入议定书》第1.2条的文本表述不能令议定书的某项条款成为《WTO协定》附件协定的组成部分。第1.2条的主语是《加入议定书》而非《加入议定书》条款。《加入议定书》第1.2条仅规定《加入议定书》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相反，第1.3条明确规定中国应履行《WTO协定》所附多边协定的义务。《WTO协定》第2.2条规定附件协定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此规定并不意味着这些附件协定相互是对方的组成部分或一协定的条款是另一协定的组成部分。相反，只有通过具体条款的用语才能建立起这种联系。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第3条，〔11 〕同理，《加入议定书》条款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附件多边协定的组成部分。第二，GATT1994第1条列明了GATT1994所包含的内容，该列举是穷尽、封闭的列举，而WTO成立后新加入成员的加入法律文件不在此列。第三，《加入议定书》第2部分第1条 〔12 〕与GATT1994第2.7条的结合令《加入议定书》所附减让表成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但第2部分第1条仅提到减让表而不包含第11.3条义务，而如果所有《加入议定书》条款都是GATT1994组成部分，第2部分第1条的规定就是多余的了，同理，还有《加入议定书》第5.1条等。稀土案专家组认同原材料案专家组的观点，中国本可以通过将出口税承诺列入减让表或明确援引等方式使其成为GATT1994组成部分，但WTO成员方选择不这样做。第四，虽然此前的争端解决机构（DSB）报告从未解释《加入议定书》第1.2条中的“《WTO协定》”，但在分析中都只将《WTO协定》视为单一协定。专家组因此认为，从《加入议定书》第1.2条不能得出《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是GATT1994组成部分的结论。

2.基于《WTO协定》第12条的分析

《WTO协定》第12.1条是加入条款，其中规定“此加入适用于本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中国主张《加入议定书》不是自足的体系，经过加入程序，加入法律文件与《WTO协定》和其所附的多边协定间存在固有联系，《WTO协定》第12.1条的前述文本表述要求专家组考察涉诉议定书条款与哪个WTO多边协定相关，而《加入议定书》只是中国在《WTO协定》和其所附的多边协定下义务的具体化。〔13 〕

专家组认为，《WTO协定》第12.1条表明加入成员必须完全接受《WTO协定》和其所附的多边协定下的义务而不能有所选择或保留，但从第12.1条中无法得出《加入议定书》不是自足的体系或《加入议定书》只是中国在《WTO协定》和其所附的多边协定下义务结论的具体化。而即便接受《加入议定书》只是中国在《WTO协定》和其所附的多边协定下义务观点的具体化，也不能由此得出《加入议定书》的某个条款自动成为某一附件多边协定组成部分的结论。专家组以《WTO协定》所附货物贸易多边协定中的其他协定与GATT1994的关系来类比，前者往往是后者中义务的细化，但并不意味着前者中的条款自动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14 〕

中国主张，《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没有明确排除第20条例外的适用，因此中国仍然有主张一般例外的固有权利，中国稀土案专家组则以这是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已经分析过的旧观点为由不予讨论。稀土案专家组认为第11.3条并非完全没有规定例外，第11.3条规定了附件6例外和第8条例外，而附件6本身也有“例外情况”设置，表明成员方预见到了出口税承诺的例外。〔15 〕

3.基于《WTO协定》目的和宗旨的解释

中国主张，原材料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不可适用结论，令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包括环境恶化和资源穷尽，不符合《WTO协定》目的和宗旨，同时原材料案上诉机构在没作阐释的情况下简单否定宗旨的解释价值，没能对法律事项进行适当的价值评估，而考虑《WTO协定》目的和宗旨的系统解释可以确定可适用性。〔16 〕

专家组认为中国并未提出原材料案以外的新主张，原材料案上诉机构也并未如中国所述未作阐释就简单否定了《WTO协定》宗旨的解释价值。虽然专家组认同中国关于将WTO规则解释为阻止成员采取保护环境和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不符合《WTO协定》目的和宗旨的观点，但专家组认为原材料案中的不可适用结论只是要求中国采取出口税以外的工具和方法来实现资源和环境保护目标，而中国也承认出口税并不是保护环境的唯一方法，因此这里并不具备中国前述观点的前提。〔17 〕

二、中国稀土案专家组成员的独立意见

中国稀土案中有一名专家组成员并不完全赞同前述专家组报告的分析，并在报告中阐述了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认为，适用性的认定要从理解WTO一揽子协定的各组成部分和功能开始。1994年4月，谈判代表于马拉喀什签署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包括由六个段落组成的正文和三个附件，即《WTO协定》、部长宣言和决定、《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WTO协定》第1-16条是WTO这一组织的机构条款，而《WTO协定》第2.2条和第2.3条，将附件1、2、3、4中的协定及相关法律文件规定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WTO成员的承诺表：例如货物贸易减让表和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则分别依据GATT1994第2.7条和GATS第20.3条成为GATT1994和GATS的组成部分，从而也成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WTO成员必须一揽子接受《WTO协定》及其前述组成部分，而成员方的一个贸易措施也可能同时受到多个WTO条款和协定的调整。不同多边协定的条款在适用上可能重叠，也可能相互排斥，而WTO条约中也有调整条款适用冲突的规则，如《关于附件1A的总体解释性说明》。同时WTO成员的减让表也被解释为条约条款，但只能发展、让位于GATT1994、《农业协定》和GATS，而不能与它们矛盾。〔18 〕DSU附录1中列出了DSU所适用的协定，只有在列的协定可以作为违反之诉的基础。附录1并未囊括新成员的加入议定书，但稀土案中各方均未质疑将违反《加入议定书》承诺的措施提交给DSB，这表明各方均将第11.3条视为某一个DSU适用协定的组成部分，只是中国认为第11.3条是GATT1994的组成部分，申诉方则认为不是，例如美国认为第11.3条是《WTO协定》组成部分。〔19 〕

加入一揽子文件至少包含四个部分，即加入议定书、加入工作组报告、减让表和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接受新成员按照前三个文件的条款加入WTO的决定。其中，加入议定书是接受决定的附件，加入工作组报告则附属于加入议定书。按照《WTO协定》第12.1条规定，《WTO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适用于加入。换而言之，加入议定书是对《WTO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条款的细化。加入系列文件的每项规定需要区别解释分析，而每项规定与《WTO协定》及其附件协定的关系也需要具体分析。独立意见观察到，中国加入文件中有些条款是对WTO多边协定既有义务的重申。如《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以下简称“《加入工作组报告》”）第96段，有的是对WTO多边协定既有义务的澄清和详述；如《加入工作组报告》第92和93段，有的条款则超越了WTO成员在多边协定项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加入议定书》第11.3条即属于这类。GATT1994第20条对超WTO义务的适用问题需要个案决定，解释者需要确定WTO成员在涉案条款如何与既有WTO多边协定条款相互作用问题上的共同意图，然后才能决定该超WTO义务条款是否是，如果是，进而是哪个适用协定的组成部分，而WTO一揽子接受的组织原则要求系统解释第11.3条以确定其是否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20 〕

具体到出口税特别承诺，俄罗斯将之放在货物减让表中，从而令出口税承诺成为GATT1994的组成部分。《加入议定书》没有对第11.3条出口税义务与适用协定的关系作出规定，但在第11.3条没有援引GATT1994第1条的情况下，争端各方均认同中国必须遵守第1条的最惠国待遇规则。独立专家意见认为，《加入议定书》第11.3条规定了具体适用于中国的出口税义务，修改了GATT1994第11.1条，扩展了中国在货物贸易中的义务，特别是增加了与第11.3条同样调整边境关税措施的GATT1994第2条和第11.1条以外的义务。鉴于第11.3条与GATT1994第2条和第11.1条的密切关系，为确定中国的权利义务，必须结合GATT1994第2条和第11.1条来理解《加入议定书》第11.3条，而结合既有多边协定条款来解释和适用加入文件权利义务有助于加入成员义务的一致执行。GATT1994适用于中国和其他WTO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还必须遵守《加入议定书》中所有与GATT1994相关的条款。如当执行其边境税措施时，中国必须解释和执行所有WTO与边境税有关的义务，无论这些义务来自《加入议定书》还是GATT1994，在这种情况下，成员方的共同意图应当是将《加入议定书》第11.3条作为GATT1994适用于出口税的权利义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即GATT1994的组成部分。〔21 〕

独立意见认为，GATT1994所规定的抗辩应能自动适用于任何与GATT1994相关的义务，除非加入成员和其他WTO成员表达了相反的意图。〔22 〕《WTO协定》序言体现了WTO的目的和宗旨，表明GATT1994第20、21、24、28（c）条所提供的灵活性有基本的重要意义，可以维护成员方政府合法目的的政策空间与GATT1994义务间的平衡。加入成员有放弃适用例外条款的情况，例如《加入议定书》第7.3条明确放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第5条所规定的通知和过渡性安排的权利，而如果中国和WTO成员方意图排除GATT1994普遍提供给所有GATT1994义务的一项权益时，它们本可以在第11.3条中作明确排除，但第11.3条并无这类表述。〔23 〕

三、稀土案专家组不可适用分析之批判

《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文本确实没有对GATT1994第20条的直接援引或对GATT1994、《WTO协定》的一般援引，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放弃援引一般例外权利的结论。

关于缄默的解释，在既往DSB案件中已有涉及，而多项上诉机构报告都指出，缄默通常具有含义，但其本身往往并不具有决定意义。〔24 〕而在欧共体影响肉类及肉制品措施案（以下简称“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驳回了专家组关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3.1条要求成员的检疫措施符合国际标准以实现协调的结论，并进而指出，不能轻易推论主权国家意图承担更多的义务，推论必须建立在更加明确和无可辩驳的用语上。〔25 〕笔者认为，欧共体荷尔蒙案上诉机构的这种限制解释方法 〔26 〕显然比原材料案中上诉机构的沉默推定更为合理。其实，不限于WTO法律框架，由于条约是主权实体自愿缔结的，故在普遍国际法中也适用疑义从轻解释，以体现对主权权力的尊重。〔27 〕在稀土案中，对中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在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应采取维护国家固有的贸易管理权力的解释方法。从第11.3条的缄默本身推论中国放弃了就出口税义务援引一般例外的权利是不适当的。因为沉默本身并不明确，特别当这里的沉默推定涉及的是可以作为一切GATT1994义务和其他多项WTO规则和义务例外的一般例外。〔28 〕一般例外是GATT/WTO为成员所保留的重大政策选择自由，不能仅因为第11.3条的沉默而将出口税措施排除在一般例外的适用范围之外。

结合稀土案专家组报告，笔者还认为，虽然美国碳钢案和中国原材料案上诉机构都从缄默中得出否定结论，但碳钢案否定的是日落复审中使用1%微量标准的义务，原材料案中否定的是中国就出口税义务措施援引GATT1994一般例外的重要权利，两者在否定对象上的区别决定了这两种否定有本质的区别。而正如本文所引用的欧共体荷尔蒙案上诉机构报告所述，不能轻易推定成员方承担更多义务，当然也就意味着不能轻易推定成员方的缄默意味着放弃权利，遑论是直接关乎基本非贸易价值的一般例外援引权利。

而就目的和宗旨解释，笔者认为，中国固然有出口税以外的措施来实现资源环境保护，但专家组的不可适用结论却实质性剥夺了中国运用出口税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权利，影响了中国追寻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目标。尽管稀土案专家组不承认，原材料案上诉机构报告确实只是在一个段落中寥寥数语简单以《WTO协定》目标和宗旨无法为可适用性问题提供具体指引为由否定了序言解释，是失之草率的。《WTO协定》序言本质上就是宽泛的，不能要求序言所宣告的WTO宗旨能为环境保护例外适用性问题提供具体指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是“参照”目的和宗旨来解释条约，要求目的和宗旨为条约解释提供具体指引是对其在条约解释中所扮演角色的曲解。

按照《加入议定书》第1.2条，《加入议定书》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而正是《WTO协定》的序言确定了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实质要素之一的资源环境保护利益，是解释《加入议定书》时需要参照的。当《WTO协定》没有明确规定时，DSB在作解释和推理，包括适用性问题解释时，不能忽略WTO提高世界综合福利的多元目标，系统论解释才符合建立“一个完整的、更有活力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目标。对《WTO协定》序言的参照有利于作出可适用的结论。

对《加入议定书》条款与GATT1994的系统性关系的分析是稀土案专家组报告的新增内容。笔者认同《加入议定书》第1.2条的文本表述不能直接令议定书的某项条款成为《WTO协定》附件协定的组成部分，也认同《加入议定书》条款的文本交叉引用或明确表述，是令GATT1994例外条款适用于该《加入议定书》条款的方法。但笔者认为文本表述绝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并行不悖的方式，也因此认为没有明确文本表述依然可适用会导致既有文本表述多余的观点不能成立。通过对《加入议定书》具体条款与GATT1994关系的考察可以确定适用性问题，明确的文本表述并非必要条件。

具体到《加入议定书》第11.3条，稀土案专家组认为，第11.3条本身规定了附件6例外和第8条例外，而附件6本身也有“例外情况”设置，表明成员方预见到了出口税承诺的例外，就不应再适用其他的例外。笔者认为，附件6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例外，而是第11.3条取消出口税承诺的内容，列明对84类产品征收出口税的条件，附件6中的“例外情况”才是真正的例外，但其仅为提高附件6中84类产品的出口税提供例外是局限的，中国在第11.3条项下承担的取消出口税义务并没有普适的例外。至于第8条，则不是关于出口税而是关于出口规费的，援引第8条是为了框定出口规费的征收要求，与出口税无关。专家组以此得出不可适用结论结论的前提不存在。

除此以外，笔者也不认同独立意见中认为《加入议定书》第11.3条增加了同样调整边境关税措施的GATT1994第2条和第11.1条以外的义务，因为GATT1994第11.1条并非调整边境关税措施的条款，相反明确将关税排除在其调整范围之外。

四、中国稀土案上诉审议分析

（一）坚持系统论观点下的可适用分析

按照《WTO协定》第12.1条，《WTO协定》及其所附多边贸易协定适用于加入，也即在出口税承诺履行中，中国不仅需要遵循第11.3条，还需要遵守相关GATT1994规则和与那些GATT1994其他规则对应的加入法律文件条款。独立意见以GATT1994第1条为例，但其实在第1条以外，还有诸多条款也将因为《WTO协定》第12.1条适用于中国的出口税措施。中国履行《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承诺不能脱离GATT1994与边境税措施相关的规则，成员方制定《加入议定书》第11.3条的共同意图也只能是将《加入议定书》第11.3条作为GATT1994适用于出口税的权利义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即GATT1994的组成部分，由此GATT1994第20条例外应当可以适用于《加入议定书》第11.3条。

中国可以主张按照《WTO协定》第12.1条适用于加入的《WTO协定》及其所附多边贸易协定不仅仅包括义务条款，还应当包括权利条款，例如援引包括GATT1994第20条例外在内的诸项例外的权利，这样才符合权利义务平衡的基本法律原则。而诚如独立意见所述，《WTO协定》序言所阐明的WTO目的和宗旨已经表明GATT1994中例外条款所提供的灵活性有极大的意义，这些例外应能自动适用于任何与GATT1994相关的义务，在《加入议定书》条款没有明确放弃时都可以适用。显然《加入议定书》第11.3条并没有明示放弃例外援引权利的用语。

（二）请求上诉机构全面适用各解释要素

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虽然第31条列举了多项条约解释参考要素，但在DSB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却往往只重条约文本和上下文，通常是从字典释义和狭窄的上下文分析中确定规则用语的含义，而极少结合待解释条款或其所在协定整体的目的和宗旨来考虑体系性的或政策性的事项以帮助解释。〔29 〕诚然，严守约文解释反映了DSB在争端解决上一贯的司法克制主义，〔30 〕但第31条所规定的解释要素之间是没有先后之分的，严格的文本主义方法是对这一解释规则的不完全运用。而诚如杰克逊教授所言，对WTO这样国际组织来说，裁决机构选择何种条约解释技术对解释条约，对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上的权利分配均将产生重大影响，〔31 〕严格文本主义已经受到了来自不同法律背景的贸易官员、实务人员和学者的批评。〔32 〕上诉机构因此也表示了放松严格文本主义的意愿，宣称条约解释“最终是一个系统性实践”。〔33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原材料案中上诉机构一方面称要“以整体论的方式来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编纂的国际公法条约解释习惯规则”，〔34 〕另一方面却以第11.3条“缺乏对GATT1994第20条的文本援引” 〔35 〕为由认定第20条不适用。事实上，中国原材料案是严格文本主义的典型案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主要是作文本和上下文解释，〔36 〕对《WTO协定》的可持续发展宗旨则简单带过。上诉机构宣称的系统论方法和实际的严格文本主义方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恰恰暴露了DSB在系统解释上的不足。前文已经指出从第11.3条的文本缄默不能推出《加入议定书》谈判各方意图否定一般例外对出口税义务的适用，而由于出口税义务在《WTO协定》及其附件协定中没有对应的条款义务，笔者认为第11.3条的文本缄默本身具有合理性，也不宜通过将第11.3条与本身是对WTO既有多边协定义务的重申、具体化和扩展的那些《加入议定书》和《加入工作组报告》条款作上下文比较得出不适用结论。〔37 〕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将出口税义务为《加入议定书》独有作为得出不适用结论的理由之一，〔38 〕但这一事实也可以作为第11.3段没有援引《WTO协定》的理由。正是因为从缄默的通常含义和上下文分析中无法得出不适用的直接结论，笔者认为，中国在稀土案上诉审议中可以请求上诉机构全面考虑第31条和第32条的其他解释要素，得出可适用结论。

1.目的和宗旨解释

虽然中国的入世文件并未规定加入文件的目的和宗旨，但根据《加入议定书》第1.2条和《加入工作组报告》第342段所述，整个《加入议定书》和《加入工作组报告》的部分段落在中国加入时成为了《WTO协定》的一部分，《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当可用于《加入议定书》承诺的解释。事实上，中国原材料案中上诉机构已经将《WTO协定》序言中的非贸易目标引入了《加入议定书》义务的解释。尽管上诉机构要求《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为有关承诺的解释提供具体指引与条约宗旨的一般性质相悖，也不符合第31条中“参照”的本意，但至少印证了《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可用于《加入议定书》中超WTO义务的解释，而中国稀土案中专家组也是肯定《WTO协定》目的和宗旨在《加入议定书》第11.3条解释中的作用的。

具体而言，《WTO协定》的序言肯定了包括可持续和环境保护利益在内的非贸易价值，并把这些非贸易价值与贸易自由化对举，GATT1994第20条例外则可以被视为对序言所肯定的成员方非贸易利益的一种最低描述。作为WTO成员，原则上中国有权平衡其资源环境保护利益和贸易开放义务，进而也有权援引第20条中的环境保护例外来为其违反《加入议定书》承诺的措施辩护。笔者认为，《WTO协定》序言所揭示的WTO目的和宗旨应该能够为适用性问题的解释提供方向性指引和有力支持。贸易自由化是WTO的主要目标之一，但诚如《WTO协定》序言第一段所述，WTO成员有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和关注的方式来保护和维护环境的固有权利，肯定中国援引第20条环境保护例外来为其违反《加入议定书》的出口税措施辩护的权利，显然更符合序言所肯定的WTO环境价值目标。

2.善意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要求善意地解释条约，但笔者认为，中国原材料案和中国稀土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没有充分表现出解释中的善意。

鉴于一般例外中各项所规定的公共政策和利益、非贸易价值所具有的体系重要性和重大意义，如果善意地来解释，就不应该从《加入议定书》第11.3条的缄默本身推出中国意图同意，其他WTO成员也希望中国同意将议定书的特别承诺隔绝在一般例外之外，特别是当这种缄默本身来自于中国在缺乏对WTO体系全面了解、法律谈判能力有所欠缺时的双边谈判时。事实上，随着WTO所调整的事项日益敏感，越来越受到公共政策和政治影响，〔39 〕一般例外所起到的维护贸易自由化和非贸易利益的微妙平衡的作用更显重要，第11.3条的缄默就更不宜被解释为对诉诸一般例外抗辩这一种重大权利的放弃。

笔者注意到，中国之后的新加入成员纷纷在出口税承诺部分明确援引GATT1994第20条或GATT1994、《WTO协定》以保证GATT1994例外对出口税承诺的适用，〔40 〕而无论这样的文本改进是否来自中国援引失败的教训，都在一定程度上强有力地证明了加入成员和现有成员都愿意将GATT第20条适用于出口税承诺。以善意观之，《加入议定书》第11.3条的缄默应理解为疏忽，而不是默示放弃援引权利。

3.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和解协议书篇8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案件的调解、和解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调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经查明有关行政争议的事实,分清是非,在不违背法律和损害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协调,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从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处理方式。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和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和解,并经行政复议机关确认准许相关和解内容,从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处理方式。

    第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优先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调解、和解时遵循自愿平等、合法合理和公开公正的原则,保障当事人在行政复议调解、和解过程中充分参与、陈述表达与知悉案情的权利。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运用调解、和解方式结案:

    (一)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

    (二)涉及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纠纷的;

    (三)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权属的行政裁决、行政确权的行政争议中,当事人就所涉权属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或者该调解、和解协议的履行需要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因行政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达成新的协议或自愿解除原合同的;

    (五)因土地征收、征用或出让、房屋拆迁、资源环境、工伤认定等行政争议或群体性的可能影响公共利益或社会稳定的;

    (六)涉及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七)有关法律、法规对解决该行政争议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

    (八)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可以调解、和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当事人可以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调解申请,口头提出的,应当记录在案并经当事人署名确认;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根据行政争议的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和解建议。

    调解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当事人也可以提出调解方案。

    第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主持调解,被申请人应当由主要负责人或者委托经特别授权的工作人员参加。

    申请人或第三人可以委托人参加调解。

    第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进行调解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调解笔录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请求(答复)及理由;

    (三)查明认定的事实;

    (四)协调结果与依据。

    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的,以上内容中的争议理由及查明事实部分可以适当简化或省略。

    和解协议中应当载明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和解结果。

    第九条 调解、和解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二)当事人对调解、和解事项具有处分权;

    (三)第三人无异议。调解内容或和解协议可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行使或要求第三人承担义务的,应当经第三人书面同意接受或在和解协议上署名予以明确认可;

    (四)调解笔录、和解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并经当事人署名或盖章;

    (五)和解协议经行政复议机关确认准许;

    (六)不具有本办法的禁止性内容。

    第十条 调解笔录不得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内容;和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确认准许:

    (一)违背法律、法规、规章等禁止性规定和法律原则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当事人滥用权力或权利,违背社会公德的;

    (四)其他依法不予确认的情形。

    第十一条 调解达成一致的,调解笔录应当经当事人署名或盖章予以确认。行政复议机关根据调解笔录及时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该调解书自当事人签收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达成和解的,当事人在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同时,一并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机关确认准许和解协议的,下达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

    第十二条 在调解、和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一致而妥协认可形成的证据材料,除当事人已根据调解笔录、和解协议履行部分外,如未能以调解、和解方式结案的,不得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证据或依据。

    第十三条 当事人要求按照和解协议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

    当事人要求按照和解协议或调解笔录内容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调解书应当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其效力等同于行政复议决定书。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和解未达成协议或者和解协议未被确认准许的,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机关不得以调解、和解为由拖延案件审理。

    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案件以调解、和解方式结案,该调解、和解内容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有所变更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再予以执行。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结合不同案情,探索建立针对性强、灵活多样的调解机制。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专家组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专家组作用,重大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行政复议案件调解,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工作应当纳入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年度依法行政目标责任制考核的范围。

    第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法院、信访等部门的协作,积极推动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和解协议书篇9

关键词：执行和解；执行法院；当事人

民事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生效后，不论当事人是否满意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当事人都应当积极履行。但现实生活中，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败诉或者承担义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的现象时常可见，于是出现了“执行难”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概念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2.功能

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执行程序得以中止，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执行案件得以终结，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3.法理基础

关于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法理基础，有学者认为执行和解是处分权主义在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是当事人行使处分诉讼权利的一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执行和解协议确实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实体权力义务关系进行了变更，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生效文书内容享有处分权，也不能看成是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处分。首先，从法理上看，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依据法律所作出的权威性判断和认定，是对纠纷或是权利义务关系的终局裁决，就民事判决而言，任何人非经法定的程序不得变更判决的内容，必须予以执行，否则将动摇裁判的权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生效判决都可以任意由当事人协商变更的话，不仅法院的权威将荡然无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将会没完没了，因为没有一个终结时候。因此，当事人之间不得就已生效法律文书中的内容进行再处分，也就是说当事人无权对生效法律文书所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其次，从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上看，笔者认为执行难是执行和解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强制执行将面临着各方面的阻力，而且结果未必能够得以完全执行，所以法院也乐于当事人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行履行。而作为债权人的一方当事人也考虑到强制执行难以将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所有权利执行到位，而往往对债务人作出相应的妥协，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很明显，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当前执行难的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的结果，是债权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的让步，是执行机构为了避免麻烦而对债务人的纵容的结果，所谓的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罢了；第三、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来看，执行和解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成为执行依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任意撕毁该执行和解协议，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方当事人也不能要求人民法院按照协议内容进行强制执行，而只能按照原判决内容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如果说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享有处分权，也就是说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的话，那么该和解协议应当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事实上，如上所述，根据我国法律的现行规定该协议并不具有这种约束力。综上，执行和解协议并不能完全看成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

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的规定，法院在和解协商过程中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该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民事执行调解。所以民诉法中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不符，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主要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以达到其不法目的，因为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申请执行的期限得以中止，这样就可以无限延长执行期限；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相悖，也违背了效率原则。

3.对和解协议未履行的救济手段规定不合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救济手段。该规定具有以下三点不合理性：一是致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不平衡，因为根据该规定，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只有一方，那就是“对方当事人”，从字面上看，对方当事人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债务人，但是，一个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债务人是不可能申请法院对自己进行执行的。因此，申请恢复执行的人只能是债权人，违反和解协议的人也只能是债务人了，这无形中就否定了债权人拒绝和解协议的“权利”，而该“权利”只有债务人享有，明显存在不平等；二是违反民事协议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双方应当善意履行协议约定，不履行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根据如上规定，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仅是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既不是责任更不是惩罚，这显然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践踏；三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由于不履行也不会产生超出已生效法律文书的责任范围，当事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后，可以在履行与不履行之间任意选择，这就淡化了和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使得有些当事人对执行和解的态度不严肃，不履行协议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和解协议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显然不是该制度创立的初衷。这种现象的存在致使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强制执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首要功能也就丧失殆尽了。

4.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也未做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必然需要参与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只规定了法院的工作只是记笔录，根本就没有涉及是否对和解协议享有审查权，更未涉及如何行使审查权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或缺陷，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各种弊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他提出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的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完全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后的二百O八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执行和解制度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4.在执行工作中，债务人往往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其财产之后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内，法院是否应解除对债权人财产的强制措施呢？若不解除，似与执行和解的性质不符；若解除，而债务人借和解协议拖延时间、转移财产，又如何能保证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的履行，在债务未履行前，财产保全不应解除，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者原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强制执行完毕，案件终结后才可解除；而且笔者认为不解除财产保全与执行和解并不冲突，因为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认为财产保全是对执行和解的否定。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38.

［2］李浩.强制执行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1-4.

和解协议书篇10

转让方：（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职务：

委托人；职务：

受让方：（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职务：

委托人：职务：

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于 年 月 日在市设立，由甲方与合资经营，注册资金为币万元，其中，甲方占%股权。甲方愿意将其占合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甲方占有合营公司%的股权，根据原合营公司合同书规定，甲方应出资币万元，实际出资币

万元。现甲方将其占合营公司%的股权以币万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帐方式分次（或一次）支付给甲方。

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合营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1、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合营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

2、如因甲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乙方有关合营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乙方在成为合营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3、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经公证处公证（合营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须报请审批机关批准）。

六、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公证、评估或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由承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按照下列方式解决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深圳市公证处公证后（合营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报请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九、本协议书一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营公司、公证处各执一份，其余报有关部门。

转让方：受让方：

年月日于市

（备注：1.本协议书仅为参考格式，申请人可根据需要依法对协议书的内容作适当调整。

2.申请人在使用本参考格式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