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制度范文10篇

和解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诉讼撤诉;行政和解

一、行政和解制度设想之背景

行政撤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司法机关、行政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诉讼模式和诉讼价值取向。一方面，该制度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方式，直接体现了程序主体、程序保护等现代诉讼理念，另一方面，撤诉作为一种结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越来越为广泛。在实践中，法院或疏于审查原告的撤诉申请，或故意对原告的撤诉申请绿灯放行，或自己动员原告撤诉。原被告实力的落差，撤诉审查功能的失败，加重了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动地位，其一旦受胁迫而撤诉，不仅行政诉讼无法进行，也无法再行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关于保护原告权利、监督行政行为的立法宗旨无从谈起。方方面面无不说明面对撤诉制度亟待出台更为有效的措施。

二、行政和解的合理性分析

当前我国政府职能为服务型政府，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今非昔比。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下，行政机关的角色逐渐演变为“一心为民”，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逐渐有趋于平衡之势。理论的设立离不开实践的支持，是否可以设计一种执行方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结案措施呢?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如果建立在如下行政行为基础上可能会更好、更自然地形成协调的良好基础。如行政约定;行政承诺;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为已经体现协商、合作的精神。那么试问，如果有了行政约定、行政合同，则相当于对当事人有了事后救济的依据，如此一来浪费法院的司法资源的意义何在呢?完全按照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双方的意愿自行解决更为稳妥。讨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不仅需要研究其理论，也应当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德国《行政法院法》中关于诉讼中和解的一般根据有明文规定，该法第106条规定，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达成和解，以便全部或部分终结诉讼，在实务中，每年也都有大量行政案件是以和解方式解决的。我国学界传统观点对行政和解持否定态度，呼声最高的原因是“行政权(公权力)不得处分”，认为行政权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对行政机关而言，行政权既是一种职权又是一种义务或职责，具有法定性，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选择和处分，否则将损害公共利益;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具体行使行为，它是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达行为，而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协商和合意;如果因行政行为而引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它所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行政法中没有和解的存在空间和理由。笔者并不认同此种观点。第一，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不代表解决行政法的合法性，行政法具有公信的权威，它是依法行政的依据与基础，它在处理行政行为时被双方当事人认为是正确的。而行政行为未必绝对完全符合行政法，它毕竟是由工作人员在适用行政法，在适用的过程中，尤其是行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部分，就难免出现适用的错误。行政诉讼的提起、行政行为的争议，一定是建立在行政主体可能违法、损害到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前提。当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行政主体的违法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错误的适用行政法并非行政法的本意，那么它理所应当被调整、纠正进而符合行政法的规定。第二，对于“公权力不得处分”的说法。此时需界定行政和解的内容是否为公权力。当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在行政行为中，原本就是一方公权力一方私权利。是否在个案中，具体行政行为处分的私权利成分更多?或者至少是公权与私权的混合。何况，行政机关本来被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这就使得公权力存在了被处分的空间。当下社会发展迅猛，在各行各业都出现大量的新鲜事物需要法律法规的调控，如此一来行政管理需要专业性、高效性、全能性，如此才可能更切实地应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法律仅能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大方向的指引，却无法(至少目前是)为各行各业的规定具体指导细则，无法涵括全部。以上的客观事实为行政机关留下了裁量的空间，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可以说，自由裁量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已经完全渗透到行政法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从而成为了“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如此一来，“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由即不足以成立。第三，立法的滞后性，促使了和解的产生。法律不具有前瞻性，往往无法及时跟上社会的发展，这就造成了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规范行使现行法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的不适用性。此时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沟通达成合意，同时体现了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提高行政机关在群众心中的地位。第四，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快速发展的社会节奏以及和解独有的解决纠纷的功能及优良的社会评价，使和解与当代社会紧密契合。“法律程序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追求良好结果的手段，二是程序自身的德性。因此，评价法律程序的两条标准是‘结果有效性’和‘过程价值有效性’。”行政和解在“结果有效性”和“过程价值有效性”两条衡量标准面前均经得起考验。其一，行政和解形成的和解结果是经过双方协商得出的结果，相比于行政诉讼或行政调解，无第三方的干涉，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提高了双方谈判的效率与质量。双方谈判的形式表现即为书面的行政协议，此协议也即保障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要求行政主体履行行为的依据。因此符合“结果有效性”的条件。其二，“过程价值有效性”是指双方当事人的谈判、协商、妥协。双方在协商的过程中，原告可以表达己方的不满、于对方的诉求、以及交流商议的办法，此过程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对己方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对公众对此制度的支持。

三、行政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国情已经初步具备了行政和解施行的土壤，且行政和解具有充分而正当的理论依据以及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施行行政和解的社会环境已然具备。立法机关有必要予以理论界、实务界及公众积极的回应，加快建立行政和解制度。基于此，笔者试提出如下初步建议。第一，建立行政和解的监管制度。无论行政和解行政复议和解是否仅限于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在当前我国法律对行政和解监管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易损害公益，应建立长效监督。完善行政和解的监管，公权力的干涉必不可少。无论“是否属于行政和解事项”或是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均应经上级机关审批，上级机关在审批的过程中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可参照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相关规定，和解协议应于60日内在行政机关官方网站或《公报》上公布，同时附上所有对该和解协议的书面评论和反映，对较大案件同时提交公布公众影响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案情简介;协议解释;引起和解的特殊原因及相关法条;对有关公众的预期性影响;对利害关系人的有效救济;公众意见提出程序等。第二，对行政和解的具体设想。基于对行政和解特点的分析，根据域外经验的见解，行政和解的进程应如下:一方或双方请求和解———双方经沟通致力于达成统一意见———签署行政合同———履行该协议———未履行协议的救济措施。其中，执行程序需要受到重视，因其对行政相对人起到实质的影响作用。救济程序同样需要重视，此为对行政相对人一方的进一步保护。第三，完善与行政和解相关的立法。目前，关于行政和解的明文规定并不系统，在法律(如《反垄断法》第45条)、行政法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0条、《反倾销条例》第31条—33条)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较为零散的分布，其规定内容也并未起到实质的规制作用，适用性较弱。且大多数条文属于概念性质及理论层面的介绍，原则性较强，具体性的、可直接操作的条款较少，因此影响了现有行政和解条款的施行效果。针对此问题，一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和解法》，系统全面地对行政和解制度进行整体设计。《行政和解法》不仅应当改善现有的条款，细化具体的规定，还应当将履行程序、救济程序、完全包含。另一方面，不仅要对行政和解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规定，也应当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第四，对和解救济程序的建议。上文提到，和解程序中有两处程序最为关键。其一为行政协议的履行，其二为救济程序。救济程序的依据为行政合同，因此要对行政合同的效力做细化规定。既然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同，是双方的意思表示行为，则可参照民法上的规则。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的无效要件: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包括:(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如行政合同出现上述情形，应分别归入无效、可撤销范畴。受欺诈、受胁迫因而利益受损的一方可提起确认行政合同无效、可撤销的行政诉讼，也具有再行订立行政合同的权利。救济程序的设立主要在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帮助其摆脱达成合意后无法履行或撤诉后无计可施的困境。因此，在双方签订行政合同之后，若有一方不按时履行合同中的全部义务，对方即可以此行政合同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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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冲突；衡平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Victim-offender-mediation，简称VOM），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加害人和被加害人直接交流协商，达成赔偿协议，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刑事和解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它是诸多解决人类社会纷争的理性选择的一种手段，其从根本上体现出人们对待社会冲突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广泛的选择，以应付由个人纠纷引发的冲突。诉讼只是从回避到暴力等诸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之一。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中的社会制裁的选择，传达出人们所钟爱的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与他人关系的质量。它们显示出，人们是希望回避还是鼓励冲突，是压制还是温和地解决这一冲突。最终，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被揭示出来。”“任何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无一例外，而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纠纷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因此，和谐只是相对的和谐，而防止社会纠纷向狂暴的方向发展才是解决社会纷争的基本目的，和解无疑是符合这种解决纠纷目的的手段。

一、刑事和解蕴含的冲突

（一）犯罪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冲突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对应，指当事人在权利遭受侵害时，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的公权力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权利受到侵害，以及解决纠纷的动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公力救济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权利人请求，通过公权力对被侵害权利实施救济，使纠纷得以解决的活动。私力救济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不发达、国家政治、司法制度不健全时具有相当的合理价值。它往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体现，被害人在受到侵害时，通过私人力量的救济，对加害人进行惩罚，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对将来的侵害也是一种警告，从而减少了社会冲突的扩大，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同样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法律毕竟不是无所不在的，一定有其触角难以涉及的地方。通过私力救济，可以更大限度地弥补法律的空白地带，减少社会冲突造成的不良后果。刑事和解就是如此，通过刑事和解，可以使被害人享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权利，减少纠纷解决成本，实质上维护自己的权益。“大概不会有人为了使法律在任何时候都百分之百地得到执行，而乐意承担必须的高昂成本……有时，法律的完全执行要求警察和行政机构不得不对更多的人实行强制，使那些人强烈地感到法律是错误的。无论对一个具体情况和决定作出的判决多么规范，我们都必须承认，执法者在执行那些不受欢迎的法律时常常会犹豫不决。”因此，私力救济在公力救济无力或者匮乏的时候，无疑是解决社会多元冲突的可以选择的一个良策。虽然公诉案件在传统观点上侵犯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是，具体的损害毕竟不是由抽象的国家来承担，如果被害人不是犯罪侵害的唯一承受者，那么其最起码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在应然角度上，有权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国家出于社会控制和管理的需要，把被害人保护自己的权利收归国家所有，以国家的力量帮助被害人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冲突的扩大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国家不仅仅窃取了‘冲突’，而且还通过迷人的法律语言将社会相互联系和冲突的戏剧效果和感情转变为适用刑事程序的技术性过程”。国家通过公诉垄断追诉犯罪手段，使报复和惩罚犯罪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私力救济曾在原始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氏族内部围绕着生产、分配、婚姻的纠纷或争执，都通过氏族成员自行解决，如血亲复仇。而法产生后，一切当事人不能解决的严重冲突则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由此，公力救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于和解这种私力救济方式而言，无疑与传统的公力救济的观念发生了碰撞。公力救济采取国家机关或者其人对追究犯罪垄断的模式。私力救济的范围被压缩，被限制于在少数种类的案件中使用。更重要的，同时也是更为普遍的救济方法，是法院判决所给予的救济。”这是因为，虽然犯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利益，但是，其最终体现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即使一个轻微伤害案件都会侵犯到社会整体利益，这种侵害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无形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既然对国家整体利益进行了侵犯，被害人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阻止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不顾国家利益而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传统观念中，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被害人虽然从程序上属于当事人，但实际上却处于证人的角色，他们既不能对程序问题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在案件的实体问题提出个人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任由被害人自己决定是否对犯罪进行惩罚，除了侵犯了国家固有的追诉权，会使社会冲突扩大，导致国家无法控制而损害普民利益外，在被害人因种种原因放弃对犯罪追究时，更可能导致犯罪人逍遥法外，可能会对国家、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在刑事和解问题上，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上是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在我国人本观念尚不发达的前提下，这两种冲突将会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及理念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同罪不同罚之间的矛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中的黄金法则。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唯一上帝，在法律之上没有其他的权力。在法律帝国内，每个人都是法律平等的子民。没有人可以因民族、种族、国籍、身份、宗教信仰等得到特殊的优待或者不利对待。法律没有特殊的亲属，不需要对谁特别进行关照。法律也没有特殊的利益，不能因为谁的利益而在同样事情下做出不同对待。

罪行法定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演绎和具体化。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具有最高的蕴义，才能保证每个人的犯罪只有而且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决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上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在17、18世纪，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的黑暗现实，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心理强制说和人权保障理论为其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为丰富。无疑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定的缺陷，是通过一种现实的社会代价去换取理想中的法律真正的、完全的公正的原则。因为刑法作为一种规范将永远要滞后于犯罪，加上否定类推，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犯罪不能被绳之以法，导致对一些犯罪的放纵和无能为力。但是，罪行法定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在金字塔顶端的地位。犯罪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决定，而不是由其他任何恣意的或者不羁的意志能够抉择，这保证了一种民主和法治秩序的有效展开与建立，人治社会的消融与分解。

罪行相适应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行法定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罪刑相适应的观念可以上溯至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但当时的“同态复仇”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酷刑的依据，是完全以结果论责任的绝对报应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严刑酷罚的司法制度，提出了罪刑等价的观念。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的轻重。”贝卡利亚也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罪行相适应原则可以防止犯罪所得到的与其所失去的不成比例，通过对犯罪的相当惩罚也可以警醒未然犯罪，使正义以一种朴素的方式体现。

但是，对于刑事和解而言，其与上述刑法的基本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加害人付出一定的金钱等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在刑事惩罚方面予以减轻或者豁免的制度。这样，无论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罪行相适应原则都形成巨大的理念和实践悖论。这样，正义可以用金钱赎买，法律可以为有钱人定做。有钱人可以获得正义和平等，而无钱的人只好因经济原因远离正义和平等了。即使刑事和解是基于被害人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新型制度和理念，但是，其对人们的法律是公正、平等的信仰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二、刑事和解的比较考察

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与三个传统有关，第一个传统是门诺教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调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program，简称VORP）的探索；第二个传统是公共刑事司法局缓刑部门的和解计划；第三个传统是矫正部门以赔偿为中心的和解计划。其起源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并且随着世界各国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和发展，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一）美国

基于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会谈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考虑，美国律师协会(ABA)直到1994年才对刑事和解予以认可。在1995年被害人援助国际组织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后，美国的刑事和解在正式的法律背景下才终于合法化。

1．案件适用对象及范围。美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最初是少年犯及其受害人，后来扩大到成年犯及其受害人，适用案件范围最初是破坏艺术品、轻微人身伤害、偷盗等轻微刑事案件，后来扩展至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

2．案件的适用程序。首先，刑事和解案件的受理。确定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是通过“案件筛选程序”(Screeningprocedureofcases)完成的。美国刑事和解协会(Victim-OffenderMediationAssociation)所确定的筛选标准是：(1)有利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意愿并能够参与；(2)和解过程对被害人和加害人都具备安全性。一般而言，这种标准是非常宽松的。其次，刑事和解的准备。准备是根据美国刑事和解协会《建设性道德准则》进行的。该规定包括：(l)为犯罪人和被害人讲解注意事项，以确保和解中人身及心理的安全；(2)鼓励与倾听双方的情感表达；(3)提供有关刑事和解制度、和解过程、刑事司法制度、调解人自身的信息和可得的司法资源的信息；(4)与各方讨论刑事和解对其可能存在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帮助其做出包括参与和解、在任何情况下推出刑事和解的各种决定。

3．案件执行程序。如果刑事和解成功，达成书面协议，调停人会将协议提交社区、检察官、警察、缓刑官员等人审查。检察官会据此决定是否终止公诉。对于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调停人可以进行监督。

（二）法国

1992年10月，法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规范刑事和解程序的行政通令(circulaire)，对刑事和解的目的及其基本法律框架进行了规定。此后，法国立法者又通过1993年1月4日的法律将刑事和解程序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典》，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公诉替代程序，并进一步明确了其运作的细则。依据1992年行政通令之规定，所谓刑事和解，指“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寻求解决犯罪冲突的方案”。2004年3月16日的行政通令对这一界定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刑事和解指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将犯罪行为实施者与受害人召集会见，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并就赔偿的具体细则和重新修复关系上达成合意，尽可能促进确立不再重新犯罪的条件”。

1．实施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其一，检察官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存在且系被告所为；其二，当事人明确存在；其三，当事人双方同意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

2．适用范围。法律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未作明确规定。但依判例及司法实践，该程序一般适用于家事诉讼案件（lecontentieuxfamilial）、抛弃家庭案件、妨碍亲权行使案件（lanon-representationd´enfant）（《法国刑法典》第227-5条）、冢庭暴力案件(lesviolencesconjugales)（《法国刑法典》第222-11条及以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还经常适用于如下几种类型的刑事案件：轻微的暴力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7条及以下条款；第R625-1条）、盗窃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11-1条及以下）、诈骗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13-1条）、破坏、毁誉及毁损案件（《法国刑法典》第322-1条及以下）、威胁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7条及以下）、伤害案件（《法国刑法典》第R621-2条）以及恶意电话案件（《法国刑法典》第222-16条）等等。

3．刑事和解的程序。一般法国刑事和解程序需经历四个阶段，即和解前的会见阶段(laphasedelentretienprealable)、当事人交流并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laphased´echangeetdrecherchedesolutions)、和解成果的固定阶段(laphasedeconsolidation)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阶段(laphased´execution)，但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程序均需经历这四个阶段，因为当事人可能在和解程序的某一个阶段（在合意固定前）因种种原因而宣布退出和解程序，回归一般的公诉程序。

如果和解成功，在当事人签署了和解协议后，和解员将案件材料连同双方当事人所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一份简短的报告交给委托和解的共和国检察官。但是，和解协议仅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检察机关没有约束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协议，如果协议内容涉及损害赔偿金，另一方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虽然和解协议对共和国检察官没有约束力，但一般共和国检察官会尽力保证协议的执行，并在协议达成后撤销对被告的公诉。如果协议内容涉及停止暴力活动的，共和国检察官也可就当事人新的犯罪提起公诉。

（三）德国

德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非常完整和全面的制度设计，有三部重要法律对其做出了规定，分别是《德国刑法典》、《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和《德国少年法院法>。根据《德国少年法院法》第10条、45条、47条规定，刑事和解是一种刑事转处措施，而自1994年以来，如果被告人已赔偿了被害人损失或者在审判之前至少真诚地努力这样做，法庭就有权据此减轻刑罚、判处缓刑或对一年以下的自由刑及罚金免除刑罚。修改后的1998年少年刑事法补充规定：少年犯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法官可以科处的教育处分措施；如果已执行教育处分，检察官认为无科处少年犯刑罚之必要的，可免于追诉，法官则可终止诉讼程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80条、153条a之规定，刑事和解对象则扩展到成年犯罪人，根据德国刑法典之规定，如果犯罪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行为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补偿，或努力致力于对其行为进行补偿，或被害人的补偿要求全面或大部得到实现的，可依法减轻刑罚或免除刑罚。德国刑诉法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中的轻罪案件，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告人做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承担损失；如果被告人履行了要求，则不再追究犯罪。这样，可以看出德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具体特征：

在案件适用范围上，德国刑法虽然对和解的适用没有限制，但在实践中则有具体要求：(1)愿意参加者；(2)被害人是个人的；(3)坦白的加害人；(4)案件的事实和状况能明确地证实：(5)限于轻微犯罪和一般的犯罪，对于性犯罪和暴力犯罪只在若干例外中适用。

在调解的机构上，德国的调解过程中需要有调解人。德国的调解人包括两个特别的VOR和解中介机构，即专门的“纠纷调停人”和“解决调停人”。对于同意参加和解的少年犯罪案件中的当事人，一般优先考虑由其直接商谈，对成年当事人，基于避免其直接接触引起冲突的考虑，可以通过电话或中介人间接联系。在和解成功后，签订口头或书面协议，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应当在限定的期限内履行。

从上述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可以发现一些区别。第一，在两大法系国家中，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略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例如，美国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从少年犯到成年犯，从轻微刑事案件到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性案件。大陆法系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则比较逼仄。基本上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例如，意大利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应用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旨在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日本的刑事和解制度也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第二，在刑事和解模式上，也有差异。英、美国家在实践中多适用社区或转处模式。欧洲大陆国家则适用替代模式，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就适用了替代模式。所谓的社会模式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的方式。转处模式是指在罪犯被逮捕后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所谓的替代模式通常是由司法官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代监禁刑。但是，上述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和解制度也具有一些基本相同之处。第一，和解都应当出于自愿。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前提，也是通过刑事和解处理案件与通过公诉案件处理案件区别的关键。其体现了对行为人主体意志的尊重。第二，刑事和解一般由调解人参与。例如，德国刑事和解中有专门的“纠纷调停人”和“解决调停人”。到1990年为止，英国也已成立了14个和解组织参与刑事案件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中国化的现实考察和原则导向

（一）刑事和解中国化的现实可行性考察

第一，历史传统为采取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背景。在传统上，虽然在我国历史上就有“私和公事罪”的记载，但是，刑事和解在我国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价值根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儒家思想曾经垄断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孔子在《论语》曾经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同时，中国也长期具有耻讼、厌讼的传统，在《论语》中，孔子还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英国社会学家西比尔，范德斯普伦格尔在其书中强调，中国人民避免打官司，大多数纠纷都通过调解在法庭外解决。在我国传统中，“和”的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高柏园以《论和合文化与全球化》谈到《论语》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论，《老子》有“冲气以为和”之论，《易传》直谓“保合太和以利贞”，《庄子>云“游心于德之和”，凡此皆可说明中国文化以和平与和谐为主要基调。除了儒家之外，释、道和其他文化流派也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成为贯通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一个综合性概念。

在当今社会的广大农村，仅凭国家追诉，通过公力救济远远达不到解决社会纷争的目的。苏力曾经谈到：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无数次的小摩擦里，他们陶炼出一种熟悉，建立了这样一种相互的预期。因此，他们并不是如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所假定的那样，是分离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因生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那种基本上是基于个体化预设和社会条件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不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效运作。因此，在我国幅员广大的农村，和解无疑是有着广泛的市场和深厚的土壤。在城市社会中，由于我国传统上属于农村社会的历史积淀，即使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中也不能脱离我国与人为善、和谐共生的历史一贯传统。所以，我国具有实行刑事和解的适宜的本地环境。

第二，我国刑事案件的压力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内在动力。现代国家在文明和民主发展的同时，刑事案件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在中国，刑事和解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刑事案件的压力。2000年前后，迫于案件数量的压力，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开始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因为该检察院办案压力比较大，每年的刑事案件好几千件，而轻伤害案件就有五、六百件，刑事检察部门不堪重负。这成了采取刑事和解的重要因素。在实行了刑事调解制度后，2006年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共审结刑事和解案件327件，解决赔偿金额600多万元。在某一个两年半时间段内，北京市（笔者加）七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607件，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率为14.5%。轻伤害案件经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机关撤回（撤案）处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对不诉处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诉处理的仅4件。上海崇明县人民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后，刑事附带民事（包括自诉）案件调解撤诉率2005年达到94.28%，2006年为81.82%。虽然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其在程序上的要求并不一定少于严重的刑事案件。通过刑事和解，提高了案件的处理效率，可以使单位司法资源更好地分配到更需要的重大刑事案件中去，从而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质量和效果，这无疑是符合人类理性的特征。

第三，从被告人保护到被害人保护的国际趋势是刑事和解的外部源泉。刑事和解的本质在于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加强和深化，这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刑事司法由被告人利益到被害人利益转化的趋势。1941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首次提出“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在二十六、七十年代，被害人犯罪学开始在西方国家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1957年英国的法改革者MargeryFry提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应无视被害人，因此提出应赔偿被害人，并着力于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自此“赔偿”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就成为被害人犯罪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R.Gehm)对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文中，他提出刑事和解的三个理论基础是：“平衡理论(EquityTheory)”、“叙说理论(NarrativeTheory)”、“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JusticeTheory)”。他从社会本位和犯罪者、被害者个人本位角度，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从而在理论上推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刑事和解的本土化构建

第一，逐步推进原则。即使一项法律制度的引进具备了内部及外部的可行性因素，但是，如果一项制度涉及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法律的尊严，那么，就应当采取逐步渐进了的方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方法不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预言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试错法。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控制社会整体、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病的渐进的社会工程。社会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社会发展要求我国在解决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引进以及构建时必须采取稳妥的方式，不应当不只是追求纯粹的理论及研究，而是要保证这项制度能够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由于我国自诉案件已经初步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和解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刑事和解，但需要增添加害人诚意悔过等实质性内容后才可基本完善；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需重点改造两个方面即可：一方面，实现加害人的赔偿问题与其刑事责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挂钩，把加害人是否赔偿及赔偿的多少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另一方面，把对被害人的精神赔偿、恢复性治疗和加害人的过错承担问题都纳入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和解制度里去。针对公诉案件，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因此在构建的时候应相当的谨慎，难度相比之下也较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从几个关键问题入手进行构建：a．客观方面必须以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前提，主观方面必须以双方自愿，加害人真心悔罪，被害人同意为前提。原因不言自明：因公诉案件涉及到当事人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且被害人保护问题在公诉案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故适用前提应慎之又慎。b．适用案件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和社会危害比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适用案件的范围肯定会大大扩展。c．在我国现阶段下和解人应选择法官和检察官较为适宜，因其威慑力较强。d．当前适用阶段应严格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以防止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和解为由不迅速全面的取证而被动的办案。当然以后会慢慢扩展。e．在提起主体方面由于侦查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为防止侦查机关权力滥用应赋予检察机关、法官或者当事人。这样从自诉案件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再到部分公诉案件，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我国和解制度的构建。

第二，底限原则。即使是在刑事和解中，对于通过刑事和解解决案件的范围，也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在国家、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上必须保证一定的限度。的确，刑事和解可能为被害人和加害人带来双赢的结果，但是，由于刑事案件还侵犯了国家的利益，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双赢局面往往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而言，这可能实现了具体的正义，但是，对于国家而言，是以国家法律权威以及整体正义的适当减损为代价的。国家毕竟是一个全民的福利机关，其不仅维护个案正义，还必须维护整体正义，因此，必须保证国家对个人利益让步的底限。在刑事和解案件中，这可以通过限定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来实现。一般而言。刑事和解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各类过失犯罪，以及亲属邻里关系中的盗窃，数额不大、情节不太严重的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刑事和解不适用于重刑犯罪案件，也不适用于累犯和惯犯案件。这是因为，对于重型案件，其本身悔过自新的余地较小，如果适用刑事和解，也不能满足被害人对其要求惩罚的报应情感的需要。此外，由于刑事和解属于自愿进行，在被害人一方也难以达成和解协议。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等公害案件，由于侵害的是国家的秩序，受侵害的是国家，因此，没有达成和解的必要和前提。对于累犯和惯犯，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强，犯罪恶习已经形成，如果采取和解方式结案，无疑是鼓励和纵容其继续犯罪。

和解制度范文篇3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界定

刑事和解制度（Victim-OffenderMediation,简称VOM）在西方诉讼法学理论上，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或者恢复正义会议[1]10，具体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的调停，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纠纷的制度。

根据调停主体的不同，刑事和解制度分为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和民间调解机构主持的刑事和解制度两种。当前西方国家实行以民间调解机构主持为主、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为辅的刑事和解体制。

刑事和解制度是以恢复正义理论的出现为前提，随着以被害人为向导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犯罪为中心的监禁、矫形制度的失败而在各国刑事诉讼体系中得到确立的[2]60。它在强调对加害人惩罚的同时，也考虑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对社会的和谐的保护，更注重如何使加害人通过自我反省而重新融入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

1．协商的主体以及公权力扮演的角色

刑事和解制度解决方案的协商主体是被害人与加害人，调停人是完全被动和中立的。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司法机关在不放弃监督权的前提下，在启动上是被动的，在解决方案协商上更是中立的。这一特点使刑事和解制度既保持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能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和司法权力滥用，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2．预设的前提

刑事和解制度中，加害人是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在有罪答辩的前提下进行的，双方当事人并不针对加害人是否有罪进行协商。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中，司法机关更不会就加害人是否有罪进行交易。这一特点决定刑事和解制度在本质上不是以司法公正为交易对价，从而不会对司法公正构成损害。

3．协商的重心

刑事和解制度中，被害人的赔偿问题是协商的重心所在。刑事和解的这一特点，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对于社会和谐秩序的重构有重要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的这些特点使其能够适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现状，在维护司法公正和追求诉讼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被害人利益中找到平衡点，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刑事和解制度在外国的实践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刑事和解制度在加拿大门诺教刑事和解计划、美国公共刑事司法局缓刑计划①[3]67和美国矫正部门赔偿为中心的和解计划[4]139-150这三个传统的推动下，得以形成和发展，在经历了冷遇后，现已经成为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制度中重要的刑事案件解决途径。同时，包括芬兰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也开始推广刑事和解制度，寻求刑事和解制度的统一化。②根据有关报道：“从1978年开始，它已经遍布美国和欧洲。据估计，光在美国就有400个刑事和解计划，这个数目类似地在欧洲也存在。”

具体地，通过考察芬兰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发现，芬兰的刑事和解制度排除了重罪和当事人可能存在政党压力的情形，可以适用于殴打罪、盗窃罪、财产损害罪等，是通过遍布全国的刑事和解机构的主持实现的，已经初步形成了规范化。据调查显示：在芬兰有25处刑事和解机构（其中有部分还有自己的专业调解方向）、90～100个专业调解人员和1000～1500个调解志愿者，同时警方和检察官也得到了调解培训。芬兰的刑事和解费用是国家支付的。

芬兰的刑事和解取得了很好社会效果。据报道，只有50％的地方法院案件在两个月内审结，就所有案件而言，地方法院审结每个案件平均需要3.3个月，而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只需一个月左右。根据芬兰法务部的估计，地方法院法官审理每起案件的成本是466欧，而之前的听证会和检察官花费每宗需319欧，而采取刑事和解每宗只需花费420欧，这样就可以节省365欧元。同时，在芬兰70％的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是以刑事和解的刑事解决的，而由于加害人不思悔改而被重新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可见刑事和解制度已经在芬兰取得了很好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和使加害人重新融入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借鉴意义和可行性考察

（一）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从加害人角度来看

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可以在与被害人的平等对话中反省自己的行为，更好地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定程度上避免刑事惩罚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避免加害人可能产生的报复心理，更高地回归社会，真正有效地实现改造和预防犯罪。

2．从被害人角度来看

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改变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范式，将被害人真正作为主体纳入司法程序，使其利益真正得到尊重，使国家权力和个人利益得到平衡，从而改变以往因为报复性司法而造成的被害人利益保护停留在程序上甚至被忽视的现象。

3．从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有效来看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双方当事人的仇恨和敌视，避免私力救济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可以使起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成本，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存在的障碍

针对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应该是公诉环节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但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存在一些障碍：

首先，纵观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可以存在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的，只有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根据公权法定原则，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经法律授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对此做法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其次，根据上述情况，在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即使达成和解，其效力以及执行都是很难保障的。再者，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规定，使刑事和解很难有个统一标准，司法人员介入刑事和解也无经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真正发挥作用。

三、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范围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限定在部分危害程度不大的危害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和一些少年犯、初犯、偶犯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具体地来看：在部分危害程度不大的危害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中，犯罪人主要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个人利益，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很好地实现两者利益的均衡而不损害社会利益。这些案件具体地可以体现在：亲属间的侵犯财产犯罪、邻里间因私人矛盾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等。在一些少年犯、初犯、偶犯的轻微刑事案件中，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加害人和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较好地教育、感化犯罪人，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这些案件具体地可以体现在：未成年人斗殴的初犯、成年人盗窃数额不大的初犯等。同时，根据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外国实践借鉴的角度出发，刑事和解制度不应该适用于重刑案件和以公共利益侵犯为主的犯罪案件。

当然，刑事案件类型众多，实践中表现形式各异，其中有许多还类型模糊，因此，在还没有刑事和解实践经验的当前，应该通过条件描述性和列举性排除相结合的相关法律规定来明确界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二）刑事和解条件

从主观条件来说，加害人应当对其的犯罪行为做有罪答辩，这种有罪答辩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加害人自愿作出的。同时，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有和解的主观意愿，自愿应该成为刑事和解的一个原则。

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合使用和解的刑事案件应该达到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的要求，因为刑事和解是作为一种对犯罪行为的处理手段，其应该有清楚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作为其确认犯罪前提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防止加害人为早日结束刑事诉讼程序而故意做有罪答辩的情况。

（三）刑事和解调解人

1．公权机关为主导

根据外国实践，调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机关均存在刑事和解的情况，这三个机关都可以成为刑事和解的组织者。但从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平衡角度看，检察机关应当成为刑事和解的主导力量。这是由它所处的纽带地位决定的。相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更客观中立地作出判断，防止在侦查中所收取的信息而导致的先入为主。相对于审判机关来说，检察机关可以在提审过程中，通过与加害人的进一步接触，更加全面地了解加害人的情况，为是否进行和解、如何正确作出和解结果提供判断依据。

从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部门来看，批捕部门更合适担任此项工作。根据当前批捕部门实际情况，又应加强批捕部门的机构建设，根据各地刑事案件性质和数量的现状，采取增加办案人员或者设立专员的形式。根据公权法定原则，检察机关的这项权力应该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和固定。

同时，鉴于公诉环节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的情况，还应该加强对有关办案人员的培训，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探索适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具体实践模式。芬兰对公权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行为对我国就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社会力量相配合

案发地的基层组织和一些有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员应当配合检察机关推进刑事和解。纵观外国的刑事和解实践，大都是采取社会力量作为刑事和解调解主体，而我国的现状决定了应实行公诉环节刑事和解，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力量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参与。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可以多角度、全面衡量该案件的危害性和进行和解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让犯罪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并为日后的执行做好一个铺垫。当然，社会力量对刑事和解程序的参与是建立在公权机关作出同意以和解结束刑事案件的决定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与公权机关同时介入刑事和解程序的。

（四）刑事和解过程

1．刑事和解程序启动

从启动时间来说，刑事和解应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在该阶段，公安侦查和证据收集工作已经完毕，整个案件的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工作基本完成，为判断是否可以使用刑事和解程序已经做好了准备。虽然，在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也未尝不可，但从节约司法资源来说，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刑事和解更加合理，更何况就上述所言，检察机关更适合成为刑事和解制度的组织者。所以，刑事和解程序更合适在监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进行。

从启动主体来看，检察机关首先应该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检察院不适宜主动提出刑事和解，更不适合规劝双方当事人采取刑事和解。他应该作为一个完全的中立者，只有双方当事人提出，才可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履行一个告知义务，告知双方当事人有启动程序的权利。再者，检察机关还应该处在一个判断者的地位，针对双方共同提出的要求，结合案件的证据、事实情况，判断该案件是否适用刑事和解。概言之，刑事和解启动主体为当事人，检察机关应该起到一个门阀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权力、被害人、加害人的利益得到平衡，减少国家意志在刑事和解中的强制作用而又不放弃公权利对犯罪追求的权力。

2．检察机关陈述案件事实，双方陈述采取刑事和解程序的理由

刑事和解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应召开调解会议。检察机关就案件的事实作出陈述，并出示有关加害人犯罪事实的证据。通过中立客观的陈述和证据展示，可以避免有些加害人为早日结束司法程序而误认犯罪，造成错案。在陈述和证据展示后，加害人应就自己的行为作出认罪和悔过。同时，双方当事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该案件是适合采取刑事和解程序的。其中，应有一个证据展示的过程和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品格证据可以作为最后作出判断的依据。在完成此证据展示后，检察机关应作出双方是否可以通过和解结束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决定。此处的决定不同于启动阶段的判断。启动阶段的判断是对案件类型的初步界定，此处的判断是针对个案情况作出的决定。当检察机关作出肯定决定后，被害人应发表意见，就自己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做客观陈述。之后，双方应对自己的观点作出总结，并明确表示自愿和解的主观意愿。

3．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方案

检察机关应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为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中立而客观地提供咨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解决方案。同时，立法机关应制定有关刑事和解中赔偿问题的标准，防止有些犯罪嫌疑人一味地为了和解而产生以赔偿换自由的现象。当然，这个阶段会因为具体的损失确定等方面的问题而显得繁琐。因此，可以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在双方答成和解协议后，检察院应制作和解协议，让双方当事人签字。签字后的协议为一个生效法律文书，双方必须按期执行，以达到息诉的目的。整个调解会议应做相应记录，允许双方当事人查阅。

4．刑事和解结果的执行

只有真正执行了的和解结果才能使刑事和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其自身的功能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不可能担任和解结果的执行机关。同时，一般采取刑事和解程序的多为轻微的刑事案件，嫌疑人本身的社会危害并不大，所以，可以采取犯罪人自愿执行、犯罪人所在基层组织监督执行、检察院强制回到刑事程序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的说就是：法律应明确规定犯罪人的执行期限，检察院在和解程序结束后应将和解结果送达社区和法院。和解结果送达后，执行期限开始起算，犯罪人应在该期限内完成和解协议中对其要求的行为。在此过程中，犯罪人所在基层组织应该履行一个监督的作用，并在期限届满前几日履行一个提醒义务，使犯罪人能尽快履行义务，使被害人得到补偿，使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平复。如在基层组织履行了提醒义务而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不可抗力仍未履行时，由基层组织书面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强制将该案件纳入刑事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诉。其中造成的各参与人员的有关费用和支出都应由犯罪人承担。

注释：

①“美国各地公共刑事司法局的缓刑部门在1965年至1979年间建立了34个设计少年司法系统的刑事和解计划，缓刑执行官充当这些计划的调停人但他们并不是完全中立的第三方。因此，以缓刑为基础的和解计划逐渐由缓刑官做一些初期的工作，而让受培训的社区志愿者充当调解人。”

②2006年12月11日至12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了由90余位来自欧盟20多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官员和刑事和解服务者参加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传统犯罪司法解决制度以外的解决办法，刑事和解制度的统一化制度化成为谈论的焦点。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是通过第三方调停，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的机制。它有惩罚犯罪分子、补偿被害人、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在外国已有实践。我国公诉环节已经出现了类似刑事和解的做法，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一项制度并没有确立。随着社会危害较轻的刑事案件发案率的增加，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进一步推广是今后的一大趋势，将公诉环节刑事和解制度化、规范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事和解；立法构想；立法制度

【参考文献】

[1]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J]．人民检察，2006，（14）．

[2]谢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之比较[J]．人民检察，2005，（19）．

和解制度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1]刑事和解的目的是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刑事犯罪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价值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它保障了被告人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犯罪进行了有效的调控和预防,维护了社区的安定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民主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多元化的解决纠纷,进行司法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它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与和谐社会的特征是一致的,并能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2]

(二)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宽严相济的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要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宽严相济,讲究在突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犯罪区别对待,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重罪重判,轻罪轻罚。[3]刑事和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具有一致性,对于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执法理念,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三)有利于全面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包括对加害人、被告人、罪犯及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利益的全面恢复。对符合刑事和解兼顾被害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恢复,淡化受害人的报应情感,从而降低受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同时刑事和解实施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也就避免了定罪量刑对加害人造成的“标签效应”,从而使加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过程。[4]

(四)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

在司法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突出优点就在于能使特定的案件在不交付审判的情况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以较快、更便捷的方式实现;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使司法机关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5],从而达到讼经济的目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可以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整体司法效率。公务员之家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既是一种制度构建和司法模式,更是一种司法理念,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应不断地丰富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司法制度的改革、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1、进一步完善立法,将刑事和解制度转化为法律制度,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加以规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刑事诉讼法应当就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与案件范围、刑事和解的提出与受理、刑事和解的方式与步骤、刑事和解调停人的选择、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与认可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

2、在侦查阶段应慎用刑事和解

在侦查阶段,侦查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人,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6]在侦查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一方面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若在事实未查清、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勉强让双方进行和解,容易导致“以钱买刑”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加害人及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当然,在侦查阶段若证据充足,符合适用刑事和解情形的,还是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

3、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础条件。(2)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加害认罪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有罪答辩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则无法实现刑事和解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滞渠道的预期目的。(3)和解必须出于双方自愿。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必要条件之一,包括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自愿,即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愿。(4)双方当事人为自然人。

4、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法、刑诉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及《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未成年加害人;(2)成年加害人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3)亲友、邻里、同学同事之间因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同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以及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等公害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这是因为这类公害案件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且公权具有不可让渡性。

5、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及协议履行与监督

刑事和解是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以非诉讼方式解决刑事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可能存在威胁、利诱以及弄虚作假等非法交易情况。同时,刑事和解制度使司法人员手中权力扩大,少数司法人员可能利用刑事和解权,收受当事人贿赂,以案谋私,曲解法律,强迫和解,或以刑罚代替和解相威胁等司法腐败现象。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刑事和解过程的控制与监督。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

1、增加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化措施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犯罪分子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7]社区矫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刑法观念和刑罚经济性原则,它与刑事和解有着相通之处,将其推广应用将极大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整体框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2、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应当起诉的加害人,根据其行为性质、年龄、危害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之后暂时不予起诉,给予其一定的考验期限,令其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根据其悔罪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8]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情况下,以暂缓起诉为手段,在暂缓起诉的期限内,根据加害人是否自觉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决定是否起诉。[9]

3、建立刑事和解的宣传教育机制

当前,许多人还不了解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应加大宣传刑事和解,使广大群众认清刑事和解与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让广大群众了解及认同刑事和解。在司法人员中,要强化刑事和解的执行能力,严格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避免因刑事和解不当而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注释:

[1]参见陈兴良主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编辑整理）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54页。

[2]李军东:“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改造——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看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运用”,载《中国检察论坛》2007年第3期,第111页。

[3]孙宝民,吴春波:“和谐检察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再探讨”,载《检察研究参考》2007年第6期,第9页。

[4]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第11页。

[5]陈瑞华语,引自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第10页。

[6]黄汉勇:《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与完善》,《检察日报》,2007年3月27日。

[7]参见2003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和解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执行难;完善;建议

“执行难”问题一直是法院的重灾区。经历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和法庭对抗，债权人终于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可债务人却通过各种手段躲避履行，即使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到的财产也只是杯水车薪。债权人折腾一大圈却只得到一张纸而已，导致当事人不再信任法院，司法权威丧失。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维权意识的增加，债权人会通过上访、申诉等各种途径寻求救济，甚至在政府门口静坐示威以实现自己的诉求，这不仅增加了各部门的压力，而且事情也得不到有效解决，相反，债务人却逍遥自在。然而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出现似乎给我国的法院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春天，也给债权人带来了希望。执行和解能够和平地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有利于降低执行成本、缓解法院的办案压力、维护司法权威，还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该制度在立法层面尚存有漏洞，导致其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虽然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执行和解规定》，但规定尚不全面，仍需进一步完善。这样才能建立真正文明的、稳定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引领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发展的目的。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概念。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最早出现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对于民事执行和解，在执行程序方面，有的学者强调中止，有的学者强调结束，有的只说会产生相应法律效果，还有的强调法院批准是必须程序。在执行实体方面，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是重点所在。因此，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平等协商，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法律关系的实现程度、形式、数额签订协议，并将该协议提交人民法院，以和解协议的履行替代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而终结案件强制执行程序的法律行为。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并经法院记入笔录后可使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暂时中止。法院中止执行的这段时间内，如执行和解协议得以全部履行，自然终结执行程序;如出现被执行人反悔不履行协议，或签订协议时申请执行人受到欺诈、胁迫，那么执行程序就会被申请恢复。(二)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现实价值。1．有利于和平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司法意在定纷止争。但法院宣判之后，原被告因生效判决书的履行还会产生矛盾纠纷，即使法官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做到了客观、中立的裁判，也难以使双方当事人都满意，以至出现案结事不了的情况，所以司法审判并不是万能的。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拿着生效的判决书去申请法院执行，但强制执行会导致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再次加深，不利于社会和谐。而执行和解制度既不会使双方剑拔弩张，也不会使问题扩大化，反而能够较为和平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使债务人出于本意而不是被迫履行义务。执行和解制度顺应了“以和为贵”的传统，使当事人心平气和地解决纠纷，而不是互相报复，有利于社会和谐。2．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压力。破解“执行难”一直是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点工作。2017年2月14日，最高院院长表示要打赢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执行和解制度正好可以攻克“执行难”。①债权人牺牲一部分利益换取债务人心甘情愿的实际履行，以避免在申请法院执行的过程中遥遥无期的等待。执行和解极大地缓解了法院的办案压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是双方当事人和法院都希望看到的结果。3．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意见》提出，现代的纠纷解决理念应当是由国家来主导，让司法推动，保证社会力量的参与，多种措施并举，依靠法治保障。②目前，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包括诉讼、调解、诉讼和解和执行和解，它们各有优缺点，并且在不同的案件中发光发热，为纠纷的解决发挥着自己的特效，为我国的法治事业添砖加瓦。

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立法漏洞

(一)执行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未界定。我国《民事诉讼法》未界定执行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这使得部分执行法官为了结案率，把执行和解作为执行案件必经程序，强迫当事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看似万能，实际是建立在申请执行人让步和妥协的基础之上的，是他以放弃一部分利益换来的结果，如果不界定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盲目适用执行和解会助长被执行人不执行或拖延执行的嚣张气焰，反而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达成执行和解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在不损害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很好地解决纠纷。因此，应明确限定什么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执行和解制度。(二)执行和解制度的性质不明、效力较弱。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执行和解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未明确限定它的性质。对执行和解来说，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取决于性质，性质不明，效力也不会多么强，因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乱象。执行和解协议圆满实现取决于债务人的积极主动，如果债务人履行了，皆大欢喜;如果债务人不履行，案子回归法院，执行程序恢复。这样看来，执行和解制度很脆弱，债权人随时被债务人捏在手心，是否按协议履行全在其一念之间，债权人利益毫无保障可言。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协议，期满后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被执行人须按照原生效裁判履行义务，除此之外，并无任何惩罚措施，反而给自己多争取了一些时间。没有法律惩罚的压力，被执行人就没有履行的动力，在执行和解制度的保护伞下肆意妄为，不仅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还增加了二次执行的司法成本，拉长了执行战线，有损司法权威。(三)变更执行和解的次数没有明确规定。《执行和解规定》第5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执行和解协议。该规定中并未明确规定变更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无需法院同意即可无限地变更呢?按照法律规定，变更后的协议只需提交到法院或由执行人员记入笔录即可，法院只起到备案作用，而不是审查协议的内容，监督协议的履行。如果当事人可以任意变更执行和解协议并无次数限制，不禁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反而成为债务人拖延履行的手段，甚至导致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可能。(四)执行和解制度救济机制不合理。1．申请救济的主体。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申请救济的主体由“申请执行人”改为“当事人”，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将“对方当事人”规定为申请救济的主体，该规定有失偏颇，债务人缺乏救济，极易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出现。2．申请救济的条件。执行和解制度申请救济的条件是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这样的规定导致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时间被严格限定，只有在期限届满且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才能申请救济，但这个时候估计他已经把财物悄悄转移了，即使法院恢复执行恐怕也难以查出蛛丝马迹。如果被执行人有意逃避履行，拿执行和解掩人耳目，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前转移或隐匿财产，期限届满申请执行人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上当了。

三、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和解制度范文篇6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刑事案件千差万别，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解的范围必须依靠立法规定和司法过程来共同把握，根据案件种类来确定刑事和解的范围的观点应得到支持。在我国刑事和解实践中，其案件范围大致集中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和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实践中，列举式的适用种类规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也限缩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应将绝对不允许使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种类排除，其他案件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斟酌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从侵犯的法益来看，侵犯的法益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应当绝对排除在外，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对于其他的犯罪，如侵犯财产、人身、民主权利等犯罪则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情况作综合判断；从主观恶性来看，故意犯罪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判断；预谋犯、累犯不适用刑事和解；从加害人角度来看，刑事和解在熟人犯罪案件（例如亲属、同事、朋友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是司法过程中把握刑事和解是否正当和有效的标准。笔者认为，允许适用刑事和解应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被告人认罪并悔过，对方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加害人是否承认加害事实，这是能否达成和解的前提条件。如果加害人连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承认，双方就难以达成和解。另外，刑事和解必须以事实清楚为前提条件，此处的“事实”是指主要事实，即是否发生了犯罪，犯罪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为，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连过错和责任都不清楚，又何谈和解呢？除了认罪和案件事实清楚外，加害人还必须悔罪。虽然人的内心难以看透，但悔罪与否可以通过行为来衡量，比如犯罪后承认犯罪、道歉、表示痛改前非等。无论这些行为是否出自加害人的内心，都表现了一种对法律的敬畏态度和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能够表明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乃至消除，才符合和解的条件。

其次，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必须自愿。所谓自愿，是指和解的意愿完全是由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自主意志决定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的消极影响。自愿性对于刑事和解至关重要，是和解结果具有正当性的必要条件。

最后，符合法律允许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围。有关刑事和解案件的合理范围参见（三）。

(四)刑事和解的责任形式

第一，赔偿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责任形式之一。在西方国家，目前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已经被民众所普遍接受，甚至出现了以赔偿最终取代刑罚的呼吁。除了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之外，许多国家还规定了加害人可以向指定机构或国库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的形式达成和解。在我国，自古以来的“私了”形式和现代刑事和解也都是以赔偿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由于一直以来传统的刑事法治对犯罪的惩罚远重于对被害人的抚慰，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始终没有占据过刑事诉讼的中心位置。因此，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应该突出赔偿的责任形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第二，道歉和倾诉也应得到提倡。从理论上来说，被告人就自己的犯罪行为向被害人真诚地道歉，说明被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愿意承担责任，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减小，具备了从轻处罚的条件。而被害人也可以从加害人的道歉中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通过倾诉宣泄自己被害的痛苦，医治心灵创伤。然而，基于中国重视面子的心理作祟，有些加害人往往宁可赔偿也不开口道歉，但这种方式能够缓和纠纷双方的关系，是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成为可能，所以，道歉和倾诉的方式应逐步适用到刑事和解中来。

第三，加害人可能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都能够让加害人通过赔偿、道歉等形式彻底免除刑罚的处罚，这取决于加害人犯罪情节的轻重。一些情节轻微的案件，加害人可能通过上述形式承担责任，免除刑法惩罚；如果案情严重，加害人在履行了赔偿、道歉等积极的和解措施后，还要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但会有所减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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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J].法学论坛，2006，(4):100.

和解制度范文篇7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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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检察.2006(10).

和解制度范文篇8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sp;(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刑事案件千差万别，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解的范围必须依靠立法规定和司法过程来共同把握，根据案件种类来确定刑事和解的范围的观点应得到支持。在我国刑事和解实践中，其案件范围大致集中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和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实践中，列举式的适用种类规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也限缩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应将绝对不允许使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种类排除，其他案件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斟酌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从侵犯的法益来看，侵犯的法益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应当绝对排除在外，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对于其他的犯罪，如侵犯财产、人身、民主权利等犯罪则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情况作综合判断；从主观恶性来看，故意犯罪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判断；预谋犯、累犯不适用刑事和解；从加害人角度来看，刑事和解在熟人犯罪案件（例如亲属、同事、朋友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中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是司法过程中把握刑事和解是否正当和有效的标准。笔者认为，允许适用刑事和解应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被告人认罪并悔过，对方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加害人是否承认加害事实，这是能否达成和解的前提条件。如果加害人连自己做的事情第一，赔偿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责任形式之一。在西方国家，目前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已经被民众所普遍接受，甚至出现了以赔偿最终取代刑罚的呼吁。除了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之外，许多国家还规定了加害人可以向指定机构或国库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的形式达成和解。在我国，自古以来的“私了”形式和现代刑事和解也都是以赔偿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由于一直以来传统的刑事法治对犯罪的惩罚远重于对被害人的抚慰，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始终没有占据过刑事诉讼的中心位置。因此，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应该突出赔偿的责任形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第二，道歉和倾诉也应得到提倡。从理论上来说，被告人就自己的犯罪行为向被害人真诚地道歉，说明被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愿意承担责任，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减小，具备了从轻处罚的条件。而被害人也可以从加害人的道歉中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通过倾诉宣泄自己被害的痛苦，医治心灵创伤。然而，基于中国重视面子的心理作祟，有些加害人往往宁可赔偿也不开口道歉，但这种方式能够缓和纠纷双方的关系，是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成为可能，所以，道歉和倾诉的方式应逐步适用到刑事和解中来。

第三，加害人可能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并非所有的刑事和解都能够让加害人通过赔偿、道歉等形式彻底免除刑罚的处罚，这取决于加害人犯罪情节的轻重。一些情节轻微的案件，加害人可能通过上述形式承担责任，免除刑法惩罚；如果案情严重，加害人在履行了赔偿、道歉等积极的和解措施后，还要承受一定的刑罚处罚，但会有所减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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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烨.宽容人性:论刑事和解的人文情怀与制度构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123.

[3]何婧.刑事和解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南方论坛，2008，(3):36.

[4]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J].法学论坛，2006，(4):100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和解制度范文篇9

一、行政诉讼和解的定义

什么是行政诉讼和解？因立法的滞后性，并没有将其列入法律框架，而在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和解的研究相比于调解来说，研究甚少，并没有形成统一权威的概念，总体上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和解主体只包含争议双方，因为法官在和解当中自由裁量权利很大，容易为了裁判率而主动去联系当事人双方促成和解，不利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或者容易经受不住金钱、人情诱惑与当事主体一方串通，给予其权力寻租的机会，所以他们反对法院介入行政诉讼和解中；反之，另一部分学者基于行政纠纷双方往往有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考量，支持法院参与协调和解中，一方面可以事先审查双方的和解协议有无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产生，另一方面也可基于法院的中立地位，不会对当事人徇私舞弊的特点，排除行政机关行政权的干涉。虽然两种学说基于不同角度对行政和解下定义，但总体上只在行政诉讼和解主体是否需要法院介入产生了歧义，因而在构建这一制度的首要问题是确立法院的地位。

二、法院介入的积极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赞同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共存的观点，因为二者在适用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都是在遵循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展开，二者的达成都需要当事人双方协商、达成合意，且都需要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其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解决行政纠纷，实现更加充分的司法救济，法院在遇到具体案件时，可以向当事人释明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的不同，让当事人自由选择。其中行政诉讼调解必须是由法院主导的，而对于和解，法院若是消极的则可能会有些弊端，具体来说：首先，法院只能基于双方是否自愿、合法而对和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对协议的实质内容不加干预，而这样就会导致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形发生，主要包括：第一种是虚构纠纷。即双方为达到自己的利益故意虚构现实中不存在的纠纷，由一方向法院起诉，后“同意”达成“和解协议”，法院一旦认可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就可以“合法”的向原告方支付金钱利益或者做出某种权利让渡，而作为回报，原告方事后也必定给予好处。第二种是增益纠纷。与前一种情形最大的区别在于该纠纷是现实存在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不断上访、上诉的原告，为避免缠诉以及想要达到自己在位期间仕途上的平和，就可能通过牺牲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私底下与原告达成某种交易来使得原告“自愿”撤诉。这无疑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所以这两种恶意串通的模式的利益流向都是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到原被告双方。因而如果不加强管控，行政诉讼和解甚至可能会为官员以权谋私提供寻租空间、导致司法腐败的情形发生，这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负面的司法效应，也无法使每个人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可以为行政诉讼和解提供理论上的空间，我们可以借鉴在行政诉讼调解中法院主动在双方之间调解,并且提出调解方案的方式，这有利于法官能够依据具体案情具体处理，探讨适合个案的具体解决模式，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幅度之内选择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就可以在和谐的氛围中解决了纠纷，实现了个案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这种在人民法院主导下的行政诉讼和解体现出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与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责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法院不管是事中（由法院主导行政诉讼和解）还是事后（由法院审查和解协议，并准予原告撤诉）介入行政诉讼和解都是有必要的。

三、法院介入的负面后果

“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理论上说司法权与行政权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的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判案，甚至向法院施压、合谋的情形：第一种是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合谋。即公权力机关“共同努力”让行政诉讼的原告撤诉，若这种合谋没有给社会公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任何损失，就可以作为解决行政纠纷新型模式的范本，但若只是为了公权力机关自身的利益而使得原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撤诉，那么必然就是不合法的行为。第二种是法院、被告、原告的三方的合谋，这种合谋的方式主要出现于共同诉讼中，例如有关行政征收、补偿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涉及多个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若某个行政相对人在其他行政相对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提起诉讼，而其一旦为一己之利，想要获得被告在和解协议之外单独承诺自己的利益，就会给予法院和行政机关某些权力的让步或者直接放弃本身共同诉讼参与人所拥有的权利，或者三方合谋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并不适用于共同诉讼的其他权利人，那么其他权利人的权利就会遭受侵害，无法达成相应的救济。若合谋形成，原告一旦撤诉，之后无强制执行效力的和解协议，行政机关利用他所拥有的行政权优势而反悔，原告的诉请未能得到及时而全面的履行或原告认为补偿少了，就会额外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补偿，这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僵局，此时原告在“无计可施”，寻找不出有其他救济方式保障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就会采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可能会诱发群体性事件。之后与行政机关更加不可能轻易达成和解协议，从而案件的实质问题不会得到最终解决，案了事不了。并且在合谋的情况下，法官在行政诉讼和解过程中，对原告撤诉的原因就不会加以审查，即对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存在胁迫、无效的内容不加以规制，甚至对原被告是否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也不加以证实，就会侵害社会乃至国家的合法权益，更有甚者有些法院为了结案率，介入原被告和解程序中劝诱原告撤诉，就违背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宗旨目标，从而不利于法治的建设，司法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所以法院介入行政诉讼和解中是有一定危害的。

四、笔者认为

《行政诉讼法》的首要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即“法无授权即禁止”，任何司法、行政行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然某些地区法院普遍利用和解、调解方式结案,或者采取撤诉的方式变相结案,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司法制度应由基本法律来规定”。因此,在《行政诉讼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法院主动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显然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原告一旦“自愿”撤诉，法院也给予准许的话，之后行政机关并未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自己职责时，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若原告不能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而重新起诉，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原告若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固然也是一种理想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形并不多见，换言之，在存在合谋因素作用下，行政机关并不能完全承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若法院不在事中或事后介入行政诉讼中去，只要双方当事人能够就争议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解决纠纷，若一方事后不履行则对方就可以向法院起诉，将司法权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法院这时就可以起着司法监督的作用,即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且如果司法机关过多运用和解、调解来结案,有变相干涉行政权力之嫌,也会导致司法监督功能弱化,更有违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因此法院介入行政和解诉讼或者通过撤诉结案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五、完善机制

当法院不介入行政诉讼和解中，可能会出现协议无法得到有效审查、当事一方处于弱势地位或者和解协议本身就是个无效的协议等问题，针对诸如此类的案件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规制。（一）避免合谋现象。若法院不介入行政诉讼和解，则如前文所述原被告双方可能会合谋，给社会利益带来损失，而避免这种情形就必须：一是加强信息公开，即若双方是采取行政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就可以通过和解笔录上网等方式，将行政诉讼和解的全过程置于公众眼前，让公众能够看到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但对隐私信息或不能公开的信息保密），虽然调解制度不能公开上网，但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它的不公开性才导致现实中没有指导性案例，也为法官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二是规制和限缩行政诉讼和解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通过和解程序解决问题，可采取列举的方式对其限缩，例如规定“行政诉讼和解不适用于共同诉讼案件”，为防止合谋的不利因素，以及对法律明令禁止的不可进行调解的行政行为（如羁束行政行为等），不得进行协调和解，这样就保证了审理案件的效率，规范了分流机制。三是可以对恶意串通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负责人与原告采取警告、训诫、罚款等措施，有利于一定的法律威慑形象，让公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公正办事。（二）确保和解协议的严格执行。在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原告）撤诉后，由于处于弱势地位，行政机关（被告）反悔的情形时有发生，因而应当规范行政和解协议的内容，如若不能一次性履行完，则需要提供一定的保证金或用其它等价物做抵押，这有助于行政机关能够快速承担责任，给予原告补偿，保障原告的利益。或者将之诉之法院，由法院来出面强制执行其所要履行的内容，有助于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不至于当行政机关反悔后无计可施。（三）提起再审之诉。面对和解协议后之后的救济，学界上主要有两种观点，即通过再审之诉亦或是通过请求继续审理来实现，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原实质审查废除后重新进行另一实质审，而后者限于对原程序审的废除后进行实质审理，如我国台湾地区对和解协议之后的救济就是采用继续审理的制度，但在调解制度中，针对调解书中违反了合法与自愿原则的，通过再审之诉救济，这对违反和解协议的后续程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再者诉讼是对实体权利的实质审查，所以一旦协调程序存在瑕疵，应该是对已终结诉讼行为的审查，而非延续，因此和解协议达成后，两方不履行就应该提起再审之诉，更有利于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六、结语

虽然我国并未在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诉讼和解程序在我国实施是不可行的，现如今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光通过诉讼、调解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实践案件中的诉求，而行政诉讼和解的提出，给予了原被告双方沟通协调的时间，只需保障后续程序的实施就可以解决纠纷，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无矛盾，也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

参考文献：

[1]高长思．行政诉讼和解研究．重庆大学．2017．

[2]曲海月．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商．2015(23)．

和解制度范文篇10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参考文献:

[1]葛琳.刑事和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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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安部哲夫.德国被害人学的产生和发展.被害者学研究.1998(3).

[6]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检察.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