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散文十篇

秋雨散文篇1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体意识;主体精神

当代新时期散文创作五彩纷呈，表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不少流派、不少风格独具的作家作品，往往在令人感动欣喜一时之后，则表现出后劲不足，很快便消歇无闻，然而余秋雨的创作却是个特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他的散文作品广受欢迎，反响巨大。余秋雨散文这种持续地、广泛地获得不同文化层次读者接受的状况我们可称之为“余秋雨现象”。考察余秋雨散文旺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根源可以发现，对于当代散文而来说，余秋雨散文的意义不仅止于为当代文学宝库奉献了丰富、精美的篇章，实际上还应引发人们对于散文创作规律、散文文体意识等理论层面问题的思考。

一

长久以来，人们对散文文体的理解一般多侧重于对形式层面元素的关注，因而对散文文体的阐释往往更为注重突出其共性化特征。这种思维显然对散文创作产生强烈的影响，当年杨朔散文对篇章结构的刻意雕凿便是一个典型。然而，如果对于散文文体的界定仅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思考，必将对当代散文理论的建构与散文的发展有所局限。

追寻自《文化苦旅》以来的散文创作足迹，应当可以明确余秋雨散文实际代表着当代文学一种新的散文文体意识的萌生。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余秋雨格外强调创作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叩问。2004年余秋雨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作了一个关于散文创作的专题讲座，其间曾谈到:“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所谓“感觉”，即指作者对这些人文山水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而这种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恰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探入人类文明历史，透过两难困惑的辩证思索步步逼近真理是其散文的重要特征。“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1]这里所谓“文体”指向大众的普泛理解，专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形式规范，即散文在表达方式、篇章结构、语体风范等形式元素的综合统一。然而这并不是余秋雨关于散文文体的思维，显而易见，这段表述明确地告知人们他写作散文是重在“倾吐一种文化感受”。由此可见，余秋雨的散文文体意识体现这种精神:散文创作是一个心灵追问的历程，散文的价值核心在于其精神内涵，散文的本质应定位于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内涵为“真诚”与“价值叩问”的统一，它积淀着作家个性化的生命意识，是作家对历史人生、社会文明切身体察、探寻追思而超越了世俗平庸的价值性认识与感悟。

事实上，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文学文体问题时就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2]别林斯基的文体意识明确指向作品的内在精神，突出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化体验。说明文体实质上是富于作家艺术个性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它首先指向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文体的阐释往往囿于单纯的技巧或形式，散文领域亦无例外。由此直接导致散文创作或者是对形式技艺的过度加工，或者是作品内在精神显得浅薄或矫饰。余秋雨散文对精神内涵、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强调为当代散文文体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并提供了可贵的范式。

这种散文文体意识带来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他的散文虽然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但与一般游记篇章大有不同。其笔墨所涉虽然表层也在访山问水，却不似一般游记重在“潇洒一游”。亦即说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对一个个无声景点的形象摹写，整体叙写经营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艺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笔下的客观风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省思的介质，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才是创作思维营构的主导。如记写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风雨天一阁》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体悟，因而叙写“天一阁”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成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表层依托，全文精髓在于作者对以“天一阁”主人范钦为代表的一类传统优秀知识分子“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4] 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辉的揭示与歌颂。

应当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动因是生命意义追问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思索:“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写作散文是有“另外一种追求”，同在上述讲座中谈及散文创作体验时余秋雨如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余秋雨是个求真的学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带给他的不仅止于一般生物性的经验积累，更是以诗性情怀感悟人生的价值体验。对他而言，散文既是心灵困惑的诉说，同时也是一种解决困惑、追寻生命意义的方式，散文文本实际上是作者自我价值观念、生命意识的外化。因而他的散文创作完全是“笔”随“心”走，至于对形式层面问题的考虑，正如他说自己在许多时候写作文化游记时不考虑诸如谴辞造句等因素那样，倒是位在其次的。因此，在余秋雨散文世界中，“散文”不可单纯从表现形式上作界定，创作主体对所观照客体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由此而进入价值叩问与发现的境界，抒写出超越一般生活经验的诗性情感才是散文的真谛;散文是一种有着深刻反思、舞动着诗性灵魂的文体，创作主体以超越经验与平庸的诗性情怀表达出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才是散文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

余秋雨对散文是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认定，与现代散文大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第一要写“散文的心”的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心”理解为蕴含于文的、富有意义的主体精神，这是决定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

回顾建国后散文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散文虽然有着明显的关注社会、思考现实的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没于纯粹的社会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独立的创作主体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这样的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离历史现实的“伪崇高”色彩。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努力切近社会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却因思想的浅薄、情感的浮泛而显示出一份贫弱与苍白。此外，即使在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思想个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被遮掩，艺术创作中极为可贵而重要的主体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有时乍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色彩浓厚;看似抒发自我怀情，但矫饰成份居多，创作主体富于个性化的情感理想、艺术思维受到极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建国后散文模式的影响，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以往的散文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虽然也有了一些年轻作家的散文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散文创作仍未形成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撞击与交融之中思索着，在多元融合对立的现实中开始冷静定位自己的坐标。在这种背景之下，散文也开始了以新的姿态走向当代人的心理。开始由相对浅显单一的抒情、言志进入深层的思考，由感性的热情转向理性的期冀，由难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关联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种优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现实的精神品格开始渗入散文实践，散文领域日渐形成艺术创作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确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开启的系列散文笔涉中外，它们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探寻社会文化真善美的历程中，通过文化品位的渗透而确立了独具个性魅力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说，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在余秋雨散文中得到了真切的落实，也正是这个散文的“心”把他的散文推进了深远的艺术境界。

突出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从而强调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而透过艺术创作探视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余秋雨散文呈现给人们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叩问意义、价值世界的理性自觉。应当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是余秋雨强调内在精神价值的散文观形成的根源。

秋雨散文篇2

【关键词】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艺术真谛

在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以其独特的美感在散文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写作风格激情却不煽情、通俗却不艳俗，当然，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并非在于其品读，而是具有更加深层次的内涵。

一、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中的主体价值

阅读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可以看见大量“我”的形象，他注重描述“我”的价值观与情感体验，直接的表达出来，让读者看到了“我”的个性。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我”就像是一个向导一样，为读者讲述历史故事，带领读者游览古迹，更兼顾着评论员的身份，为读者来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抱槐山西》中，“我”用感性的语言为读者描述具有历史风味的古宅，让读者感受到豪迈的场面，从这种场面中领悟到山西商人的人生风采，跟随着“我”的讲述，读者不知不觉的走入作者的情感中。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都带着自己浓厚的情感体验，从开始的困惑、思索、惊讶和彷徨转到最后的寻根式追逐。这是作者的叩问，也是读者想要从历史中获取的答案，利用“我”的追寻，作者将读者带进了主体情感世界，完成了历史的寻根。

二、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中充满诗意的语言

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与学者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可置否的是，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集成了前人学者的文风，在语言的表达上实现了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有着独特的风味。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作者利用“我”的价值反思和情感体验来确定主题，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知性蕴含着感性，强调“审智”，他不会过多依赖自身的情感，他会从原生的世界中寻求多层次的美感，实现了逻辑和审美之间的转化。得益于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我”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丰满。

三、利用故事来抒怀

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有着浓厚的主体意识，利用讲故事的叙述模式满足了读者的窥探行心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穿插了大量帝王的奇闻异事，很好的将读者的阅读兴趣调动起来，此外，余秋雨也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推测历史人物的想法，这与苍白的文献相比，独具趣味，可以很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例如，在《遥远的绝响》中，作者描述到：“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在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中，这种故事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却往往不会用详细的笔墨来表述，这种表达方式满足了读者的兴趣习惯，读者并不需要进行反复的咀嚼和回味，可读性非常强。在很多情况下，余秋雨会代替文章中的人物来发言，饱含深情的为读者讲述一个个的故事。在部分情况下，余秋雨还会应用传奇式的表达技巧，为文章赋予了新的韵味。这些曾经不屑被很多大家运用的技巧，余秋雨却娴熟地将其融入进自己的散文中，使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更亲切，行文更自由。散文显得生动活泼，不拘谨。当然，有时候洋洋洒洒地讲述可能有累赘之嫌，但读者却乐此不疲。即便如此，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并不流俗，这主要是因为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中渗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四、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中国文化

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山水风古迹，更加人道主义，更加深刻、透彻。《都江堰》中，作者认为，都江堰比长城要伟大得多，长城是雄伟的，但更多的是排场，背后是让人惊悸的残暴。而都江堰是质朴的，它造福千年，永久地滋润和灌溉了中华民族。“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 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掩盖历史的创痛和丑恶，指出了长城背后的残暴，而肯定了都江堰的实用与贡献。

参考文献：

[1]宋坚.跟随余秋雨心灵的脚步一起舞蹈――解读余秋雨的《心中之旅》[J].名作欣赏. 2011（03）

[2]孙晓东，翟其敏.“为文而造情”――试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滥情”倾向[J].理论导刊.2010（06）

秋雨散文篇3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余秋雨散文人文关怀的表现，其深刻之处在于皆以当前人文精神观察历史文物，名胜古迹，民间生活，尤其传统文化结构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巨大裂变和某些民风、民俗及传统生活观念方式的消解。

余秋雨散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浸润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特别关注人的精神文化存在，并在文化层面上思索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文化胜地、旅游景点和文物掌故。作家在作品中以人物建构的话语重新解释了自然山水，即“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9]并于抒写人文山水之中展示了文化人格的深度，凸显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价值，这是余秋雨散文作品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余秋雨是一位戏剧理论家，在中西方悲剧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惟其如此，他对悲情山水和废墟中的悲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的散文充盈着对人的苦难和痛苦的深切同情，充盈着对悲剧人物和个体生命痛苦和欢乐的真挚关切。从《文化苦旅》中，我们读出了中国文人性情中的感时伤怀，读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悲哀和凄惨，读出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而《文化苦旅》带给读者的是作家对文人命运的深入思考。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选材十分典型，作家通过写承德山庄评说清朝的盛衰，通过写“宁古塔”写人对灾难所持的态度，从《脆弱的都城》看到生命的脆弱，由坡想到人在苦难中的成熟与收获。《山居笔记》大多写人的悲剧命运，写文人、名人遭受的苦难。作家从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造成文人、名人悲剧命运和现世苦难的原因又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中的悲剧底蕴，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余秋雨文化散文中凝结成的悲剧灵魂，给我们以人格上的深切感动；余秋雨文化散文中贯注的对人类的悲悯情怀，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颤。

注 释

[1][2][4][5][6][7]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1日出版

秋雨散文篇4

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评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场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学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数十年积累的史学功底，又比一般史学家多了层雄厚的艺术底蕴和天赋的文字表现力；加上他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轰动’的条件”，有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认为“当我们放下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较为放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思考时，才有可能获得其他生命的回音”。这段话提示我们，揭示清楚余秋雨“个人解读”视角艺术化表达问题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关注的钥匙。

“个人解读”这一指称无疑具有两重性。“解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要素，采用逻辑推理或实证的方法去分析、解释自然物理现象和社会精神现象的方法。通常来讲，“解读”方法多用于学术研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该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客观规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动物，许多时候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时代精神来看，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散文仍沉迷于国家民族话语的重复或者个人闲适生活的呓语，文学尤其散文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时候，文坛需要呼唤理想，呼唤深刻的思考；应该说，这种“时代需要”与《文化苦旅》甫出时广受赞誉不无关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创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为框架。余秋雨散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一度让许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产生严重的误读，他们随着自己的阅读思维定势，把余秋雨散文当成学术论文来读，文学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一拥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谓“硬伤”、“余教授做学问如此随意”。笔者之所以在“解读”之前加了“个人”，便是因为散文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全部经验和精神生命的裸露，是散文家生命意识和生命观点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这一点，散文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否则，让想象力和情感丰富的人都去写诗歌，让擅长逻辑思考的人都去写论文，散文还有谁来写？余秋雨是一位对文明、文化有极强感悟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因此他的“个人”就必然牵扯着厚重的文人观念、知识分子意识。

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苏东坡突围》中的苏东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苏东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苏东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

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

此外，余秋雨的散文还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抒情，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很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无论“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就会变成一种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呈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场观念的初步洗礼下，人们的精神出现荒芜，当时文坛，仅就散文来看，以往经典作家秦牧、杨朔等人的“国家民族话语”已经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这时候，《文化苦旅》对人、人性和人格的关注无疑是一抹阳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质量，建构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的创作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为1993年在上海，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敲响了前奏。从报刊文章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几年间，全国无数读书人都在为《文化苦旅》中浓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动。这种感情的抒发是个人行旅经验、情感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投入而带来的，是动人的，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

总之，无论对话式议论，还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抒情，都是余秋雨以个人解读历史文化结果的表达，这些艺术方法的成功运用应该是其散文阅读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冬：《余秋雨散文简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 王萍：《论余秋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秋雨散文篇5

［关键词］ 冯伟林；余秋雨；散文；文体；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94―05

Abstract:FENG Weilin’s prose and YU Qiuyu’s differ markedly in such aspects as subject selection, theme expression,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language style. All these differences are attributed to that in discourse, political discourse,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writer’s identity of an official, or cultural discours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er’s identity of a cultural scholar. Thus, a writer’s subjectivity forms the key element in his style.

Key words: FENG Weilin; YU Qiuyu; prose; style; comparison

冯伟林是近年来散文创作界的一匹“黑马”,他的散文创作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被评论界冠以“新儒生散文”称号，为散文又增添了一新的体式。在当代散文创作的记忆中，余秋雨散文的 “文化话语”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有趣的是，冯伟林的“政治话语”和余秋雨的“文化话语”有着相承的血脉，冯伟林就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过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两种散文话语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将这两种散文话语做一些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在文体批评的意义上，话语与文体庶几近之。文体是作家特定的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表现为文本就是话语形态，具体体现为作家对题材选择、主题凝聚、结构呈现、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美取向。这里，题材选择、主题凝聚等审美取向构成文体的内核，呈现为作品话语的艺术内容特征；而结构呈现、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美取向则构成文体的外貌，呈现为作品话语的艺术形式特征。由此，笔者拟从题材、主题、结构、语体四个方面对冯、余的散文话语做一些比较，以期获得对散文创作的一些普遍认识、借鉴和启示。

一 题材的异同

整体式、全景式的完完全全以“历史文化”作为抒写对象是余秋雨与冯伟林散文在题材上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他们的散文不同于以往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而开拓出了散文的一种新体式――历史文化散文。当然，这种开拓性属于余秋雨，冯伟林只是其追随者、效法者。

以“历史文化”作为抒写对象是余秋雨散文在题材上的总体特征。余秋雨散文的题材取向不是现实生活人事，而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等，余秋雨散文在时态上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时，不是现实的感悟，而取回忆的态势，历史的回忆、追溯、思考构成余秋雨散文的主体内容。一本《秋雨散文》，涉及的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彩断片。纵观余秋雨散文的文题几乎是一个个历史文化的标签。因此，题材的整体创新与开拓也是余秋雨散文取得成就引起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出现并引起轰动后，自然就有了效法者，可以说，冯伟林就是其效法者之一。冯伟林的散文集《谁与历史同行》、《借问英雄何处》、《煮史论圣贤》、《书生报国》，从书名上看，就有一股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但冯伟林和余秋雨的散文在题材取向上只是大致趋同，即在大方向上都是面向历史，而在具体素材的经营上，很显然，二者具有不同的路数。艺术创作是以作家的文学愿望、个性和个人优势的充分发挥为其前提条件的，冯、余散文题材的这些不同特征与作家主体条件、精神气质和创作意识有关，也就是说，是冯伟林和余秋雨各自不同的主体精神决定着他们在题材上不同的审美取向，从而形成了他们散文题材方面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

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命名为《文化苦旅》，一个“旅”字使他的散文多以游记形式出现。余秋雨散文中的历史文化总是与山水名胜古迹连在一起。这是自然的，一处山水，之所以成为名胜古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文化名人在其上留下的足迹，得力于在此处发生的历史文化事件，山水借文化成为名胜，历史文化使自然山水变成了人文山水。余秋雨散文所选择的就是这些成为名胜的人文山水。这里，山水，只是余秋雨旅行地图上的一个个现实目标，而进入作家内心视野的是山水背后的历史文化。也许，余秋雨最初旅行的目的不是历史文化，但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文化就像一个磁场始终牵引着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余秋雨从使人沉重的书斋走向山水，企图释放自己的身心，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惯性又使他在山水中看到的是沉重的历史文化，“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文化人的宿命。而这一宿命却造就了他轰动文坛的秋雨散文。余秋雨一边在山水间行走，一边以文化人的眼光打量山水，打捞历史文化，这种创作的情势使他的散文在题材上就呈现出山水人文和人文山水互为交织的特点。又因为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伴随他的旅行而产生的，于是他的抒写对象就具有了流动性和随机性的特征。

如果说，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是从使人沉重的书斋走向释放自己的山水，那么，冯伟林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则是从喧嚣繁琐的办公室走向宁静沉思的书斋。不同的出发点，相反的走向造就了各自的散文成就。

稍作对比，就可发现，冯伟林散文的题材与余秋雨散文的题材有着迥异的特征。

第一，冯伟林散文的历史材料来自作者读书的资源，来自典籍，具有“实在”的特征。相对来说，余秋雨散文的历史材料除了他的读书资源外，还来自他的学术研究和广博见闻，甚至还来自他的想象（不然他就不会招致来自史实的批评），因而多多少少具有“虚化”的色彩。我们从冯伟林散文中看到的是勤奋与“厚积薄发”，而从余秋雨散文中看到更多的是才气与充沛激情。冯伟林是厚实的，余秋雨则是广博的。

第二，冯伟林散文抒写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人物，而余秋雨散文所写的大多是历史事件，或者说，冯伟林是从历史人物引出历史事件，是围绕人物来写事件，写事件是为写人物服务的。而余秋雨是从写历史事件引出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只是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与他们不同的写作目的有关，冯伟林的创作是为了还原英雄，从而呼唤英雄，于是他写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被论者们评为“英雄符簇”。余秋雨的创作目的与他的文化学者身份有关，他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事件中的文化意蕴和文化人格的重建，所以他的创作视点自然不会落到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而是着眼于整个历史文化事件。

第三，冯伟林散文辐辏于湖湘文化，选材上有一个大体的既定范围，那就是与湖湘文化有关的历史英雄人物。余秋雨散文的取材则呈现散点的、流动的、随机的态势，凡属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和精彩瞬间都可以进入他的散文视野。

一个作者的题材选择，与他的创作理念、审美志趣有关,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冯伟林选择湖湘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是一种基于自身内在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的自觉行为。冯伟林，一个被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孕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有血性的湖南汉子，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官员，其积极向上、沉雄刚健的主体精神自然会选择心仪已久的大智大勇的英雄群像作为审美对象。

相对于冯伟林题材选择的审美自觉，余秋雨的题材选择则处于不自觉与自觉之间。“不自觉”说的是余秋雨选择历史文化题材创作散文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机缘促成，是他对书斋生活的一种厌倦而又受到外部的诱惑从而寄情山水的机缘促成，“自觉”则指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对“人文山水”的必然向往和对山水中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蕴的“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二 主题的对比性特征

冯伟林的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在主题上有着相承的一脉，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人格探询和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追问。所不同的是，冯伟林更多的是对英雄人格和政治意蕴的探询和追问，而余秋雨则是从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文化人格和文化意蕴的审视和思考。正是这种整体主题趋向的不同也导致了冯、余散文主题整体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冯伟林散文的主题具有鲜明单纯的形态特征，而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则正好相反，显得隐晦复杂。这是笔者阅读冯、余二位作家散文时在主题意蕴上的总的印象。

从整体上来说，冯伟林散文的思想情感意蕴并不复杂，显得统一而又单纯。冯伟林散文的主题概括来说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心忧天下、报效祖国的政治情怀。冯伟林的写作，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就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政治理念。他的散文反复吟唱的就是这一宏大主题。

余秋雨散文的主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文明的碎片》题叙）强烈而又无以名之的“文化感受”，作为散文主题自然隐晦而又复杂。说余秋雨散文主题“隐晦”，不是贬词，而是指阅读余秋雨散文时对其主题的把握状态，对余秋雨散文的主题，不是一个词两个词能概括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有时只能靠感觉，靠体会。这是由于其复杂多重造成。

如果将冯伟林和余秋雨的散文同时对比着读，就会获得如下一些相对应的感觉：

冯伟林呼唤英雄回归，散文中洋溢着对英雄的呼唤与赞美，显得刚健有余，深婉不够，缺少厚味；余秋雨倾吐文化感受，散文中充满了对古老文化的眷念与无奈，颇多唏嘘感叹，呈现出伤感阴郁的格调，温软有余而激愤不足。

如果说，阅读冯伟林的散文，一直被他直抒胸臆的政治情怀与报国激情所振奋，但释卷之后，激情之余，归于平淡；那么，阅读余秋雨散文，就会时时被文中流布的深婉曲致的文化情绪和心曲所感染，并留下久久的思索与回味，获得哲理感悟的同时还有叹惋和悲情。

冯伟林为湖湘英雄立传；余秋雨与古老文明对话。

冯伟林的主题取向外的姿态，寻找英雄和楷模；余秋雨的主题取向内的姿态，寻找自己，寻求精神的皈依。

冯伟林是从历史审视现代，而余秋雨则是从现代审视历史。

冯、余散文主题的表现有着迥异的路数，具有鲜明的对比性。总体来说，冯伟林采用的是“聚焦――放大”式，余秋雨采用的是“造像――推演”式。

冯伟林说：“我只是聚焦一部分历史人物，着眼的只是某一个侧面或某个核点，然后放大去写。仅此而已。”这个被作者“聚焦”后又“放大去写”的某一个侧面、某个核点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冯伟林散文“聚焦”的历史人物都是政治名人，都从不同方面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都具有英雄的特质，作者将这些人物的英雄特质作为散文的核点“放大去写”，集中而又鲜明地表达了仰慕英雄，呼唤英雄的主题。

显而易见，冯伟林的创作目的和主题趋向非常鲜明，并与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理想契合统一。可以说，冯伟林的审美理想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他是带着政治理想来创作散文从而形成他的审美理想的。对于这一点，作者态度鲜明，毫不矫饰。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既显示了作者完美的人格，又体现了诚实的文体品格。

如果说，冯伟林笔下的人物是一群英雄，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么，余秋雨笔下的人物是一群文人，显出复杂的状态。冯伟林聚焦于人物的英雄特质，余秋雨的笔触指向历史上文人们不幸的命运。余秋雨不厌其烦地描述着一代代正直的文人不幸的命运，并由他们的命运轨迹推演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和整体“文化人格的演进”历程。余秋雨的这种主题表现模式有两个环节：一是为历史造像，即将文人命运中的一个片断描绘成一个历史镜头来凸显其文化意义。二是向文化推演，即由人们习而不察、熟视无睹的现象向着文明和文化主题推演开去，上升开来。余秋雨对进入他笔下的历史现象可以说是不依不饶、层层深入、寻根究底、辩驳诘难、追逼拷问，最后“上纲上线”。余秋雨总想也总能从历史表象、寻常事件看到其背后深刻的文化蕴涵，这是他作为文化学者的思辨与学术惯性使然。如从“笔墨丹青”看到“对人格内核的直接外化”（《青云谱随想》）；从“毛笔”看到对“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笔墨祭》）；在《寂寞天柱山》，写故园感、归属感，提炼出了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叩问《乡关何处》，思索故乡与漂泊的命题；从《天涯海角》探求女性文明、母性文明、家园文化、地域文化。

在主题的表现上，冯、余二人还有一个对比性的特征：冯伟林散文的主题具有先入为主的预设性质，因而鲜明、稳定、纯粹；而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却是苦苦思量与追索的结果，时时处于思想的明灭间，如爝火，如晨星，晦暗、飘忽、朦胧、无可名状而又意味无穷。

三 艺术结构的不同形态

文体结构是作家写作思路和表述策略的文本体现，文章结构问题就是文章构思问题，而文章构思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取舍、安排、组织写作材料。就历史散文创作而言，写作材料是纷繁复杂的，它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客观的历史材料，一是作家主观的现实感悟，而这两方面的材料都有感性与理性的成分。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在构思上就要处理好这些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等因素的关系。作为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冯、余二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以上构思问题，他们对这个构思问题的解决策略在文本上就体现为他们的文体结构特征。

冯伟林散文的结构艺术集中体现在驾驭历史材料及处理历史材料与主体情感的关系上。对历史材料的驾驭，在文本上体现为对历史材料的叙述，而要不堆积史料，不被史料牵着走，叙述主题的选择则是关键。冯伟林散文的叙事选择，整体上有一种主题趋向，既关注历史人物生前的丰功伟绩及其影响，还用相当重要的笔墨来抒写英雄的死亡并突出其影响，由此而形成“叩问生死”的叙事主题。这实际上就是作者驾驭宏大繁复的历史题材的一种文体策略。

读冯伟林的散文，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贯穿全篇的情感之流在激荡。这股情感之流像一条红线，像一个磁场，显然在作品中起着文体凝聚的作用。贯穿冯伟林散文中的感情有两种：一种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温情与敬意”，另外一种是作者个人的政治抒怀。冯伟林对历史事件的叙写，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而不是时空的逻辑。对写作材料的剪裁和组织都服从情感节律起伏的需要。因而，读冯伟林的散文，开始可能觉得在叙事结构上有点散乱，但多读几遍，用心体会，就会把握其中的情感节律，看出作者以事为纬，以情为经，以论为魂的文体结撰艺术。

如果说，冯伟林散文的结构艺术集中体现在驾驭历史材料及处理历史材料与主体情感（客观和主观）的关系上，那么，余秋雨散文的结构艺术则集中体现在处理情与理的关系和情理交融意境的营造上。在余秋雨散文的思想内容要素上感性与理性、诗情与哲理、激情与冷峻一直构成一种矛盾与张力。余秋雨的抒情大都是与智性的深思沟通的，余秋雨力图把诗情和智性结合起来,从单纯的审美走向情理交融的审智。与冯伟林用情感为主线贯穿全篇做文体凝聚不同，余秋雨散文的深层结构是用他独创的“人文意象”来贯穿纷纭的信息。余秋雨散文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宏大而庞杂，而整合统一这些信息的方法就是提炼一个统一而单纯的“意象”，集中的意象把抽象的概括性化为可感性，而意象的感性与诗情蕴含着理性与哲理，于是就形成了情理交融的意境。如把满清一代的历史集中在承德山庄的意象上：“它像一张背椅,在这上面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这个意象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四 语体风格的差异

有论者指出，冯伟林散文的语体风格为“有温度的政治话语”。这是冯伟林散文的语体风格与其他散文作家的不同之处。有温度的政治话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政治话语词汇为主；二是“有温度”的话语情态。

政治话语词汇是与政治有关的词汇，主要指涉的是“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谓之“大我”话语。显然，冯伟林的散文与其宏大的题材、主题相对应，其话语词汇主要是指涉“大我”的政治话语词汇。冯伟林散文的政治话语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治观念（思想）词汇、政治名词词汇、政治行为词汇、政治价值词汇。在这四类词汇中，行为词汇和名词词汇用来叙事，而政治价值词汇和政治观念词汇用来抒情议论。冯伟林散文的这些政治话语词汇都是高频词，在词汇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来说，政治话语都是抽象的、高调的、宏大的、冷冰冰的。而冯伟林散文中的政治话语却是冲满热情的，带着温度的。这“热情”和“温度”来自作者主体精神对文体的灌注，来自作者对笔下英雄人物的“温情和敬意”。二者的结合，使冯伟林的散文充满了抒情性的议论和议论性的抒情，并以此构成文体之魂。

冯伟林散文语体风格的总体特征为“有温度的政治话语”，这与他作为官员作家的身份相符，也与他创作目的与审美需求的自觉性有关。余秋雨是一个文化学者，是因学术研究颇感困惑、倦怠后“不自觉”地进入散文创作的。因此，他的文化智性和学术惯性自然会不自觉地带进散文创作中，影响他散文文体风格的形成。与冯伟林“有温度的政治话语”具有鲜明的对比性质的是，我们也可以毫不矫揉造作地把余秋雨散文语体风格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其具体特征集中显现为以下两点：知性为其神骨，诗性为其体貌。

“学者散文”是余秋雨散文几成定论的称呼，“学者”之于“散文”的意义就在“知性”，或者说，“知性”是“学者散文”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显著特征。有论者评说余秋雨：“他的散文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理”即知性是余秋雨散文的主宰，由此，知性也就成其为散文话语的内在支撑――神骨。余秋雨散文的知性既体现在话语内容上，也体现在话语形式上。

王尧指出，余秋雨散文标志着散文创作领域的“知识分子话语转换”。［1］知识分子话语在话语主体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精英意识和启蒙立场。这一特点表现于话语形式就是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如《抱愧山西》一文，分析性文字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其中对山西商人败落原因的分析竟长达五页之多。不仅文字比重如此，就整篇的思维结构也是偏重于分析性的，而不同于以描述性为主的散文：抱愧山西！为什么抱愧？是因为误解了山西。“误解容易解除，原因却深可玩味。”于是，思路就沿着这一分析性的轨迹出发了。思辨是余秋雨擅长而又喜欢的，这是他的专业优势啊，当然要发挥了。诉诸理性时，余秋雨当然要思辨，但即使是诉诸感性的抒情时，余秋雨也不会放弃思辨。这样就形成了余秋雨情理合一的语言风格。

如果说，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是出于余秋雨学者的思维惯性使然，那么，敢于界定，就是余秋雨精英意识自信心理的表现。像下面这样使用断然语气的文字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是比较多的：“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流放者的土地》）“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情义、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这里，“我敢断言”、“必定”、“一定”都是断语。换一个作者，可能把“必定、一定”改成“也许”。在余秋雨的散文中，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三者是统一的。有分析，有思辨，就必然有界定，界定是分析和思辨的必然结果，在行文中，有时也有先界说，再分析思辨，相当于议论文中，先提出观点，然后再论证。如在《抱愧山西》中，对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就是先提出界说“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然后一一加以分析论说。

与“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相适应，余秋雨散文话语的知性特征还表现在用词上高频地使用学术词语，诸于“耗散”、“构建”、“表征”、“情结”、“文化人格”、“通用电码”、“意味”、“消解”、“机制”、“文化信号系统”、“生命信号系统”等等这样现代甚至当代性的学术词语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不时流泄。这与冯伟林散文中大量出现的“政治词汇”又形成鲜明的对照。

有人评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联姻，便产生了学者散文，其代表作当是余秋雨散文。当余秋雨把‘思想装进了散文的美丽的容器后’，便创造了散文的新形式。”［2］学者散文，首先是散文，是艺术，它首先要受到审美规范的制约，“容器”的“美丽”是它作为文学存在让读者接受的前提。固然，“知性”（学术性）做为内在神骨，给余秋雨的散文灌注了智性气质，提升了文体的内在品质，但是，如果他的散文缺乏诗性表达的话，同样会面目可憎，令人无法接受。所幸的是，余秋雨深知这一点，他把这些散文写作确乎是当做文学创作的。对他来说，文学性或诗情的追求恐怕比知性的追求付出的心血更多，因为知性是他驾轻就熟的，而诗情则是要他“脱胎换骨”用心感受的。余秋雨散文话语的诗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把枯燥的历史材料化为生动的叙述。

余秋雨散文不仅耐读，而且好读，读起来有味，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掉书袋子，不堆砌史料。不仅如此，他在选择史料，运用史料，叙述史料上都很用心，有时还匠心独运。首先，他尽量选择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史料，这个吸引力不仅仅是新奇有趣，还有重大性、典型性（代表性）、秘闻性、哀情性、名人效应等特征。新奇有趣如《酒公墓》、《信客》中的材料；重大性和代表性如《抱愧山西》中的乔家大院发迹史；而《抱愧山西》中的日升昌票号老总和副总之间的纠纷和《风雨天一阁》中的许多材料基本属于秘闻性质；《这里真安静》中有关日本的故事和《抱愧山西》中“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以及《流放者的土地》中顾贞观用《金缕曲》打动纳兰容若救赎吴兆骞的情节则哀情与秘闻性兼有；至于名人效应在余秋雨散文的史料特征中最为显著，他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基本都是历史名人，如《天涯故事》中写了冼夫人、黄道婆、宋氏三姐妹都是与海南岛有关的历史女名人。其次，他运用史料不堆砌，不板滞，他手中的史料就像一条游鱼，穿插于各个主题之间，显得非常灵动。《抱愧山西》所引用的史料是非常丰富的，有形象一点的史料，如“走西口”的民歌和故事，有各种文献资料，如《山西票号史》、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各种地方志，还有宋氏三姐妹的传记，还有众所周知的大寨全国走红的材料等。各种性质不同的史料，交错运用，服从于不同的主题，读来兴趣盎然。在叙述史料上，余秋雨更是有独到之处。他叙述史料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单纯的叙述变为激情评述。二是史实的陈述转化为形象的过程展示。有论者指出的“枯骨生肉”、“戏剧化手法”指的就是这个特点。最为典型的是《道士塔》对王道士历史行为的“戏剧化”描述。

第二，语言的诗性质地。

读余秋雨的散文，会时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诗意美，这种诗意美来源于散文语言的诗性质地，诗性的话语构成了余秋雨散文语言的主体。余秋雨散文话语的内在特质是知性的，而表达这种知性的外在体貌却是诗性的，这种诗性的外在体貌首先表现为意象化的形式。由此，余秋雨散文语言的诗性特点之一就是用意象化的形式去表现哲理化的内容。这与上文谈到的“运用意象贯穿信息”的深层结构是相适应的。

文化意象一直贯穿于余秋雨散文的始终，从有关历史文化的传说到文化人格的建构，文化意象始终是余秋雨话语表述的中心。它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以文化意象为核心来组织他的话语结构。又因为“文化意象”中的“意”是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真知灼见（而不是单纯的情感），所以，在余秋雨的散文世界中，我们时时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诗情与理性的完美融合。

余秋雨散文语言的诗性质地更具体地表现为语言本身的形式美，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五 比较的启示

通过冯、余散文文体的比较研究，我们获得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作家文体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主体精神密切相关。文体是作家特定的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一种文体的成熟与风格的实现，必然是作家主体精神与客观生活化合的结晶。冯、余散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艺术构思以及语体风格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这个差异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都与作家的主体条件（身份）、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密切相关，可以说，都是作家的主体差异性造成的。散文是“文学的测谎器”，［3］散文创作与作家的主体精神关系更为密切，散文创作更要服膺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需求，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余秋雨和冯伟林作为“业余作家”之所以取得成功，这与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主体精神的自然流露，很少有“作”文的成分有关。或者说，正因为“业余”，就更为本色，更能与主体精神自然契合。这一点对于专业作家也是可以照鉴和思索的。

［参 考 文 献］

［1］ 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J］.当代作家评论,2000,(1):35-38.

［2］ 邵云霞.余秋雨散文的魅力［J］. 写作,1996,(5)：9-10.

［3］ 余光中.余光中散文•自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秋雨散文篇6

生命从春的萌芽到秋的成熟，已经走完一个轮回。生命、物种在秋的原野都杳如黄鹤，早早地脱下夏季华丽的妆束，蓬头污面地?露在秋风秋雨中。

秋，总是伴着风、伴着雨一同而来，让人猝不及防，一瞬从夏的欢乐坠进秋的愁闷，心绪也从刚强变得温顺。人常常就会柔肠百转，睹物思人，相思就会油然而生，在秋风秋雨的愁肠中思念却穿不透雾霭的幕。

雾，是秋风秋雨的产物。当相思在人的心里淤积成结，贮藏成水，眼睛被风吹干，相思的雾霭就将人团团的紧围，像蚕，把自己包裹在层层的铁幕之下，相思就消散到黑暗的夜里，一切归于寂静。

秋风伴秋雨，总将树叶从树枝打落、刮散，让曾经的连接血脉寸断。树在秋雨的风中悲鸣，叶在秋风的雨中长叹，爱情就此了结，从此消散、消散。

爱，难道就是秋的结果，必须经过冬的贮藏才能在春的光华萌动。我不知道，我只感到秋的凉意在心底升起，已有初冬的寒意，让人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鼻子呼出来的气冒出一股白烟，像香烟的雾，把人坠进云山雾海，无知所云，晕头转向了。

秋是孤独的，秋是一个人的旅途，一个没有目的地的前行之路，没有尽头，没有来路，所见不是枯藤就是老树；秋是寂寥的，秋是一个人的舞会，一个没有繁华热闹的夜色，没有舞伴，没有盛妆，所闻的不是单音就是孤调。

秋，就像我们的一张张脸，没有笑容，一脸麻木，一眼就知心灵的贫瘠，思想的空洞，毫无生气地在秋的风雨中冒出一丁点热气，感觉还是个活物。

在这秋风秋雨的夜里，脑子里总会出现一幅画，那幅每个中国人都会出现的画——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秋风秋雨秋煞人，元朝的马致远早在七百年前就将秋的风景定调——枯藤、老树、昏鸦；将秋的心境定位——小桥、流水、人家；将秋的痛苦定论——古道、西风、瘦马，夕阳和人漂零在天涯。七百年前的秋，是何等的萧杀，何等的悲壮，何等的苍凉，这就是中国历代汉族读书人的归宿吗？拟或是大多数所谓文人的宿命吗？或者，这样的心境一直在延续，从古至今，拟或是文人的内心都有这种愁索，在识文断字普及的今天传染到了大众。

秋雨散文篇7

本书是作者亲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近半个世纪所出版的十四本散文集中，精选八十余篇集结而成。共计十八万余字，具有很高的阅读欣赏和收藏价值，既是张晓风的散文精粹本，又是一本读者期待已久的珍品。

张晓风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以散文成名，其散文作品广阔如人生，淡有淡味、浓有浓情，怀旧的固然动人温情。

雨之调

文/张晓风

雨荷

有一次，雨中走过荷池，一塘的绿云绵延，独有一朵半开的红莲挺然其间。

我一时为之惊愕驻足，那样似开不开，欲语不语，将红未红，侍香未香的一株红莲！

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倾泼的颜色！我立在池畔，虽不欲捞月，也几成失足。

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来度日。

可是，看那株莲花，在雨中怎样地唯我而又忘我，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它自己便是阳光，当没有欢乐的时候，它自己便是欢乐！一株莲花里有多么完美自足的世界！

一池的绿，一池无声的歌，在乡间不惹眼的路边——岂只有哲学书中才有真理？岂只有研究院中才有答案？一笔简单的雨荷可绘出多少形象之外的美善，一片亭亭青叶支撑了多少世纪的傲骨！

倘有荷在池，倘有荷在心，则长长的雨季何患？

秋声赋

一夜，在灯下预备第二天要教的课，才念两行，便觉哽咽。

那是欧阳修的秋声赋，许多年前，在中学时，我曾狂热地鸩于那些旧书，我曾偷偷地背诵它！

可笑的是少年无知，何曾了解秋声之悲，一心只想学几个漂亮的句子，拿到作文簿上去自炫！

但今夜，雨声从四窗来叩，小楼上一片零落的秋意，灯光如雨，愁亦如雨，纷纷落在秋声赋上，文字间便幻起重重波涛，掩盖了那一片熟悉的文字。

每年十一月，我总要去买一本Idea杂志，不为那些诗，只为异国那份辉煌而又黯然的秋光。那荒漠的原野，郡大片宜于煮酒的红叶，令人恍然有隔世之想。

可叹的是故国的秋色犹能在同纬度的新大陆去辨认，但秋声呢？何处有此悲声寄售口？

闻秋声之悲与不闻秋声之悲，其悲各何如？

明朝，穿过校园中发亮的雨径，去面对满堂稚气的大一新生的眼睛，秋声赋又当如何解释？

秋灯渐黯，雨声不绝，终夜吟哦着不堪一听的浓愁。

青楼集

在傅斯年图书馆当窗而坐，远近的丝雨成阵。

桌上放着一本被蠹鱼食余的青楼集，焦黄破碎的扉页里，我低首去辨认元朝的，焦黄破碎的往事。

一壁抄著，忍不住的思古情怀便如江中兼天而涌的浪？，怱焉而王。那些柔弱的名字里有多少辛酸的命运：朱帘秀、汪怜怜、翠娥秀、李娇儿……一时之间，元人的弦索、元人的箫管，便盈耳而至。音乐中浮起的是那些苍白的，架在锦绣之上，聪明得悲哀的脸。

当别的女孩在软褥上安静地坐着，用五彩的丝线织梦，为什么独有一班女孩在众人的奚落里唱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而如果命运要她们成为被遗弃的，却为什么要让她们有那样的冰雪聪明去承受那种残忍？

“大都”，辉煌的元帝国，光荣的朝代，何竟有那些黯然的脸在无言中沉浮？当然，天涯沦落的何？是她们，为人作色的何止是她们。但八百年后在南港，一个秋雨如泣的日子，独有她们的身世这样沉重地压在我的资料卡上，那古老而又现代的哀愁。

秋雨散文篇8

重历文化苦旅，感悟秋雨散文

文化苦旅行百里，山居笔记从头忆。

霜冷长河扬国学，千年一叹余秋雨。

漫漫苦旅，他踽踽独行；渺渺无疆，他独自探索。

让我们走进余秋雨，体味历史之厚重，散文之优美；

让我们解读余秋雨，领悟文化之内涵，责任之承担。

我们诚挚期待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活动形式：读书交流会

策划主办单位：大学生读者协会

活动推荐书目：《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霜冷长河》

（仅作参考，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目或者文章来进行阅读，阅读一本或多本都行，当然多多益善喽）

活动流程：

一、talk show——每位书友分别介绍自己所读余秋雨的书籍内容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和情结。其中可详谈一本，并结合亲身经历谈谈收获，向大家展示文化散文在你眼中的别样风采。

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

二、自由交流——书友之间进行相互提问、交流，讨论，加深对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理解。

时间：一个小时左右。

三、主持人概括整场活动的观点意见并进行总结。

活动时间：暂定于xx年3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半，活动预计时间2~3小时（给大家充足的阅读和思考时间，书友会活动时间原则上不与学生会和社团活动时间发生冲突）

活动地点：12号楼，具体教室待定，详见海报通知。

亲爱的童鞋们：

昔日顽石逗秋雨，今朝后学慕前贤。读书感悟互分享，绝胜寒窗十数年。

如果你了解并且欣赏余秋雨，那么，欢迎到这里来交流你的看法；

如果你对余秋雨有不一样的见解，那么，欢迎到这里来分享你的观点情结；

如果你只看过他的一两本作品，那么，欢迎到这里来扩大你的知识储备。

我们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充实和自由独立的思考精神。

秋雨散文篇9

今晚的雨格外清新，而我今夜的心情似那秋雨，有一丝淡淡的哀伤。独自散步于乡间小路，也许是因为秋雨的陪伴，似乎不感到寂寞。秋雨淋漓了我的.心事，抚平了我的心绪。所有的孤单都随秋风而去，只剩我和秋雨互相诉说对方的心事。仿佛它就是思梦。

雨下下来了，没有一点征兆，就下下来了。那雨如牛毛，花针，细丝，有一丝的寒意，有一的丝的悲凉。它没有春雨那么蒙胧的悲凉。与温馨，没有夏雨那么热情奔放，更没有冬雨的冷酷，有的只是一丝悲伤与一腔善感的情怀。雨还在细细地下着，显得那么孤单与悲凉。

你看那细密如织的秋雨，就象一个经历沧桑的耄耋老人一样，在经历了太多的轰轰烈烈之后，方知晓平平淡淡才是人世间最最重要的，所有的荣誉光环成就……都只是暂时的，不管是任何人，都不能永远站在顶峰，总有坐在山下休息的时候。

在这蒙蒙的雨季为什么我的泪水会悄悄的滑落?为什么我会感到那绵绵的秋雨像似我心灵的泪痕。没有带雨伞，没有人陪伴，只想在绵绵的秋雨中漫步走走，只想在这秋瑟的雨滴里寻找心灵的慰藉。而此刻只有与缠绵的秋雨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这便是秋雨，没有春霖可带来的希望，也没有夏雨可带来的繁荣，甚至连冬雪可带来的酝酿也荡然无存。它只会带来失意，带来沉痛。难怪人们常说秋天永远不会是恋爱的季节!而是分手的好季节!

也许因为是秋雨吧，所以雨滴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思念去年那一场秋雨，思念那雨中萧瑟的背影，思念那令人心寒的笑容。

秋雨渲染了一幅静秋雨韵图，秋天的大地上原本是那样的喧闹，但是在经过秋雨的洗礼后，一切都是那样的静，更加显示出了秋雨的韵味，静秋雨韵，凄凉淡雅。

岁月流逝，四季轮回，唯有秋给我最深烙印。秋雨秋韵，给人无限遐思，无限启迪。秋意、秋雨、秋叶、秋韵，带着矜持，带着娇羞，款款走近我的身边。

秋雨散文篇10

2、8月秋雨，给人们带来的既有快乐，又有悲伤。也许你会问，秋天，这个丰收有趣的季节，怎麽会变得悲伤呢？这是因为秋天有中秋节，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而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难道不会觉得悲伤吗？由这些从树上离开的黄叶我便想到了那些离开故乡的游子，想到不能和家人团圆，不能一块儿吃圆圆的月饼，心中有多么难受，多麽悲伤！万物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开始沉睡，满地的落叶被这风雨慢慢带走。

3、漫步在雨中，独自一人感受着雨的寂莫、孤独。凭寄离恨重重，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8月秋雨丝丝，仿佛生命已到尽头，无比绝望。蓦然间，一朵秋菊傲然于风雨中。惜春更选残红折。这又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刹那间，心中愁云烟消云散，我又显现出了活力和生气。

4、独自散步于乡间小路，也许是因为8月秋雨的陪伴，似乎不感到寂寞。8月秋雨淋漓了我的心事，抚平了我的心绪。所有的孤单都随秋风而去，只剩我和8月秋雨互相诉说对方的心事。仿佛它就是思梦。

5、当我忧愁时，倚楼听8月秋雨，不禁叹道：“这此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躺在床上听雨，虽没“倚楼听8月秋雨”的情调，却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这是一种撩人心弦的天籁之音，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缥缈的又是极现实的，像泉水的叮咚作响，像母亲的慈爱唠叨，像贝多芬在演奏乐曲，像朋友在倾诉心事。

6、打开窗户，清新的芬芳随着泥土的飘香扑面而来，那意蕴仿佛诗歌般凝练优雅。我要三分易安的婉约，三份东坡的豪迈，三分陶潜的淡泊，三分李白的旷达，三分纳兰的心绪，凑成何等的惬意，再来倾听这自然的雨声。

7、8月秋雨，悄然无声的飘落着，像是无数蚕娘吐出的银丝，密密地斜织着，凄凉幽怨早已显露出来，她的雨帘是那样的密，为天地间挂上了一道珠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