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思想汇报十篇

缓刑思想汇报篇1

一、强化考察措施，促其自觉改造。

缓刑作为我国刑罚运用的一项制度，是对原判刑罚在一定的考验期内有条件的不执行。有关单位及基层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缓刑制度及其有关规定的学习，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强化必要的考察措施。要建立得力的帮教组织和严格的劳动、学习、汇报、外出等考核制度，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活动。缓刑犯一般具有忏悔、感激、进取等有利于改造的积极心理，应该利用这种心理，因人制宜地实施帮教，引导他们深刻地反省自己，挖掘犯罪的根源和危害。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法纪观等方面，帮助他们克服消极心理，实现犯罪心理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另外，要注意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在所调查的缓刑犯中，文化层次一般都比较低。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文化补习和技术培训的机会。通过文化技术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的有机结合，使他们调整认识角度，扩大知识范围，转变社会态度，矫正不良品德。

二、创造改造环境，加强群众监督。

对宣告缓刑的罪犯必须进行考察，因为考察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原判刑罚是否需要执行的问题。所以，是给缓刑犯创造必要的改造环境，把他们置于方方面面群众的监督之中。一是尽量安排缓刑犯工作。企事业单位一般帮教能力比较强，所以，在本单位接受考察是较为有利的。在缓刑考验期内，有关单位应从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出发，以改造罪犯、造就新人的高度责任感，对缓刑犯的工作安排适当优先。二是对缓刑犯适当限制。对缓刑犯的考察具有法律强制性，他们的人身自由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保证罪犯接受考察的连续性，一般不应准予缓刑犯调转工作；对缓刑犯外出要加以控制，特殊情况，应报请公安机关批准；缓刑犯迁居的，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提出申请，经户口登记机关转报县、市、区辖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三是各方面协调配合。缓刑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院要互通情况，协调工作，实行综合治理，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帮教工作。

三、落实政策，实行同工同酬。

缓刑犯实际存在的困难不帮助解决，就会失去思想转变的条件。在对缓刑犯进行考察的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特别是在工资待遇的掌握上应适当从宽。缓刑犯回到单位后，一般另行安排工作，如果实行同工同酬，一般低于原工资待遇，已体现了对他们的处罚。一些缓刑犯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和抚育的年幼子女，如果仅发给他们个人的生活费用，不利于他们家属生活的稳定，也不利于他们本人的改造。因此，对缓刑犯实行同工同酬，至于各种政策性补贴，则均应一视同仁。

缓刑思想汇报篇2

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看,自20世纪初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轻罪犯罪人的改造,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附条件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被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以期尽可能地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该制度弱化个人的惩罚,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时候,考虑被害人的需求、被不起诉人的悔罪情况和人身危险性、证人安全、未成年人的矫正等诸多原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社会关系的修复,促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实现。

2002年3月,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琐事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严重的故意伤害事件。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起诉决定,规定在3个月考察期内,肇事学生必须履行五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个别检察机关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地区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但称谓不一,如暂缓起诉制度、暂缓不起诉制度、缓予起诉制度。2008年,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中专门提出了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做出规定,该项制度正式确立。

刑事司法监督考察机制之借鉴

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即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借鉴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机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日常工作由司法所承担;参与者包括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此外,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如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执行档案,审批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减刑建议等。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监督社区矫正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到实地了解、核实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组织社区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缓刑思想汇报篇3

社区矫正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个人工作计划，欢迎阅读。

个人工作计划为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司法局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201x年社区矫正工作计划：

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上级文件，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和监督。做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日常报到、汇报、请销假等，进一步规范电话汇报制度，加强电话联系沟通，以便及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最新动态。坚持按相关规定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集中教育活动，坚持周汇报、月报到制度，积极组织其参加公益劳动。在坚持遵守制度规定的同时，根据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例如公益劳动和每月的交思想汇报表，如有个别矫正对象有特殊情况未及时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个别考虑，在给予机会的同时，也能从另一方面强化改造的思想。

二、采取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促使其成为守法公民。采取培训、讲座、参观、参加社会活动等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认罪悔罪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教育。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经常性的个别教育。建立对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遵纪守法、学习劳动等方面表现情况的考核制度。尤其抓好矫正对象的入矫时教育，这样能为以后的矫正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广泛搜集各方面信息资料，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和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信息，为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社区服刑人员遇到的其他问题提供指导和帮助。目前招聘信息很多，但是没有工作的矫正对象也很多，平时继续多多观察留心，有招聘信息的及时通知没有工作的矫正对象，即使他们没有找到工作，也会心存感激，也会为以后的矫正工作埋下好的伏笔。

四、继续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档案资料的管理。建立专门的矫正对象档案资料库，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个人档案，做到一人一档。认真对矫正对象个人档案资料进行管理、维护。根据区矫正办要求，做好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的日常录入、维护工作。有的矫正对象年限比较长，为了更好的管理，在平时保存好个人材料的同时，每一年结束时把当年的纸质档案材料做出来，一方面可以及时有纸质材料信息，另一方面也为矫正对象结束矫正时不用一下子做那么多的纸质材料，这样不仅及时掌握情况，也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便利。

缓刑思想汇报篇4

1、在犯罪类型上，侵犯财产罪占多数。其首次犯罪均是侵犯财产罪，其中抢劫罪3人，贩卖毒品罪2人，诈骗罪1人；再次犯罪也多为财产型犯罪，其中抢劫罪2人，盗窃罪1人，罪1人。

2、在犯罪主体方面，一是文化程度低，其中初中文化4人，小学文化、中专文化各1人；二是年龄小，20岁以下的有4人，20岁至25岁的有2人；三是农民身份居多，有4人，另2人为无业人员。

3、在犯罪方式上，结伙作案多，共有4名缓刑犯系与他人结伙作案。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再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考察机关监管措施不力。一方面由于缓刑犯所在地的派出所案件多，工作量大，人手少，对缓刑犯的教育管理流于形式，有的甚至是对其作一次简单的教育后，每年两次仅找帮教成员了解一下情况而已。另一方面，有些缓刑犯长期脱管、漏管，派出所根本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管教育，致其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如鞠远利在缓刑考验期间长期漏管，在外地再次贩卖海洛因9克，结果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部分缓刑犯法制观念淡薄。作为缓刑犯个人，本应认识到自己已经犯了罪，应珍惜政府给予的宽大处理的机会，认真学习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缓刑期间应该遵守的有关法规，力争早日重新做人。但是有些缓刑犯，忘记了自己的罪犯身份，不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又重蹈覆辙。如彭峰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限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在缓刑考验期将要结束的前一个月，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受朋友之邀开茶馆聚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输赢达数十万元，彭最终锒铛入狱。

3、自暴自弃思想作祟。缓刑犯虽然不在监狱服刑，但仍是罪犯，理应得到家庭、社会更多的关注，但这些人有过犯罪经历，文化程度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便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思想，家长也逐渐变得失望，疏于管教，他们便东游西逛，再次结伙作案。如现年16岁的龚某因贩卖毒品罪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后，无学可上，整天在社会上游荡，伙同其他少年对在校学生“下暴”，劫取财物。

4、社会治安环境恶化。近年来，随着企业的改制，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吸毒贩毒、抢劫抢夺等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进而又引发新的犯罪，形成恶性循环。如现年20岁的郑兴，因抢劫罪被判缓刑后，被吸毒人员王某抢了手机和200元钱，还被其持刀夺伤，为此，郑便伙同6位好友，将王某伤害致死。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以为对缓刑犯的管理应采取以下措施：

1、交付执行应及时有效，避免脱节，造成漏管。即宣判缓刑的法院应及时将缓刑犯及有关法律文书送交罪犯所在地公安机关交付执行。

2、公安机关应加强对缓刑犯的监管教育。公安机关应提高认识，把对缓刑犯的教育管理作为社会治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抓紧抓好。即对缓刑犯要切实落实监管措施，坚持三个月进行一次集中学习，重点学习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进行再就业教育培训，引导他们勤劳致富。同时，还应严格要求缓刑犯每月汇报一次自己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情况，有事须离开本地必须按规定请假销假，以便于及时掌握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防范。

3、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不断加大对“黄、赌、毒”及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以消除缓刑犯再犯罪的社会诱因。

缓刑思想汇报篇5

近日，西城法院对近二年来判处缓刑的少年犯的改造效果进行调研，发现大部分缓刑少年犯取得了较好的改造效果，考验期满后有的继续就读，有的积极从事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几例判处缓刑的少年犯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案件。这些被撤销缓刑的少年犯在缓刑期内犯新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导致被撤消缓刑，执行了原判刑罚。本来判处缓刑的目的在于强化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改造效果，但这些少年犯却没有珍惜法律给予的改过机会，无视法律，最终还是要尝牢狱之苦。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身试法呢？笔者在惋惜之余产生走近这些少年犯看看的想法，对西城法院近两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调研，深入地考察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再犯罪的问题。[1]

西城法院近二年受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等情况详见表一。虽然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案件数量不大，却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犯罪改造和犯罪预防的失败，因此，深入研究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再犯罪（违法）的问题有现实意义。

在这些案件中，少年犯性格缺陷、执法机关监管不严是通性，更深入地分析，探究造成少年犯在缓刑期间或缓刑期满再犯新罪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因素入手：

1、内因所致。（1）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能力，辨别能力低，猎奇、好胜心强，控制能力差，独立性意向与认识能力之间不协调，有时候会盲从，易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行为表现出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合性强、反复性强、感染力强等特点。不少少年犯自身性格有缺陷，有的自我封闭，有的性格暴躁，有的以自我为中心，有的物质欲望极强，这样的性格就是犯罪很大的诱因，只要受了外界的诱惑就很可能迷失自己，如父母满足不了自己强烈的攀比心就盗窃抢劫，与他人相处一语不合就大打出手，所以青少年犯罪类型往往是小额财产类犯罪（如盗窃、勒索等）或伤害型犯罪（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例如，十五岁的许某想找钱花，因此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刚过了两年安分日子，性格暴躁的他又因与人不和纠集了二十余人聚众斗殴被撤销了缓刑，收监执行有期徒刑三年。（2）对缓刑错误认识导致缓刑少年犯再犯罪。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一旦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首要考虑的就是“教育挽救为主，惩罚打击为辅”，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旦过分强调这一原则也会导致重罪轻判，这并不符合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基层法官有一个常规做法就是遇到初犯的未成年被告人，绝大多数都判处缓刑，这让少年犯形成一个错误观念：第一次犯罪肯定判处缓刑，自己的年龄是个优势，犯罪不用蹲监狱，判刑跟不判刑没两样，犯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再加上监管机关放任不管，缓刑本应具备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功能荡然无存，缓刑执行流于形式，对少年缓刑犯不及时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缓刑少年犯无法从缓刑中体味到刑罚的力量，也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根本错误。这些孩子的无知使其在第一次犯罪接受的法律惩罚还没结束的时候又不自觉地犯法。

2、外因所致。未成年人犯罪，有着深刻的客观背景，其生长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中的不良因素都成其为犯罪的诱因。

（1）学校因素。在2004年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在校生占40.7%.在2005年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在校生占33.7%.学校老师同学是孩子除了家长之外接触最多的人，老师同学对孩子思想行为的影响不同一般。每一个孩子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老师同学的肯定，但失足少年被判刑所打上的烙印却无法被老师同学谅解，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失足同学的歧视让后者产生了破罐破摔的想法，反正你们也瞧不起我了，再犯法又能怎么样呢？这种想法让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彷徨无助，面对老师同学歧视的目光和外界不良因素不断的侵扰，造成了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再度犯法。

（2）家庭因素。有的家庭教育不健全，对子女疏于管教、无力管教或是管教不当，有些少年犯父母或离婚或已亡，父母的离婚使孩子落入单亲家庭，爱的缺失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有的孩子因此产生仇视一切的错误人生观，有很强的破坏欲望，不停地寻衅滋事，屡屡犯错。孤儿或单亲家庭的少年犯由于失去父母的管教，行为乖张暴戾，情绪极易失控，这些都是导致犯罪的不良因素。如17岁的张某因抢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还没满又因盗窃一部手机来到法院。法庭上，张某的父亲通彻心扉地说都是自己离婚害了孩子，本来张某是个乖孩子，父母离婚后，没有了妈妈的张某性格开始突变，竟然发展到去抢劫被判了缓刑，缓刑期间由于离婚后的父亲长时间陷在离婚大战的困苦中，没有把心思放在孩子的教育上，导致孩子继续走向犯罪之路。单亲家庭缺少关爱，没有温馨的家庭氛围，很难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一旦有诱因，孩子会很快陷入犯罪的泥潭。

（3）有关单位缓刑监管措施不力。法院对少年犯判处缓刑后，将其相关资料交与其户口所在地司法局，完成社区矫正手续衔接后，由司法局对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进行监管。如果出现法院与司法局手续衔接不及时、不完备，或者交付执行仅限于送达执行文书而不负责执行落实到位，参与监管的相关单位一时疏忽或是推诿责任造成缓刑人员脱管失控等因素时，就会造成缓刑少年犯缓刑执行落空，很可能造成缓刑少年犯再犯罪。

既然缓刑的执行存在缺陷，判处缓刑后的少年犯还可能重新犯罪，那是否还需考虑适当控制对少年犯适用缓刑呢？答案是不仅适用而且应该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首先，对于轻微犯罪的少年犯仍应适用缓刑为宜。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其行为有很大的偶发性，主观恶意不深，改造难度小，回归社会愿望强，应该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刑事处罚应尽量让其不脱离社会，在一个正常人所生活的健康的环境中进行改造，让少年犯感到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抛弃，从而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降低再犯率。其次，如果放弃缓刑改判短期监禁刑，存在许多缺陷，短期监禁容易交叉感染，一些少年犯在短期监禁后没有改造成功，释放后仍会重新犯罪。因为短期监禁刑的弊端，美国等国家大量适用非监禁刑 [2]。

笔者认为，缓刑期间少年犯再犯罪，不是因为缓刑这一制度自身的缺陷，而是执行缓刑这一制度力度不够。要加强缓刑少年犯的帮教改造效果，预防、减少缓刑少年犯再犯罪，关键在于加强缓刑执行力度，严格、完善缓刑具体监管措施，时机成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缓刑执行机构 [3].要帮助缓刑少年犯彻底摆脱犯罪阴影，重新走上健康的成长道路，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一起把犯错的孩子拉回正轨。

1、家庭要重视。孩子犯了法，作为家长不要一味责怪或是放纵，应积极总结和纠正以往家庭教育中的失误，纠正孩子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禁止孩子违法违纪和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定期于孩子交流其工作、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与孩子多沟通，多了解青少年思想变化状态，成为孩子可以谈心的朋友，坚持长期与孩子共同学习法律知识，加强对孩子的法制教育和正确的道德观的引导，及时发现和遏止孩子违法犯罪的苗头，让孩子安全度过缓刑考验期，并不断督促孩子远离犯罪。

2、学校要正视。学校是学生学习成长的摇篮，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引导、帮助学生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应该在重抓升学率的同时抓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使学生学会用法律标准约束自己，经常组织法制课堂，多做法制宣传，让学生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学生犯法固然可恨，但这并不能成为学校歧视排斥学生的理由。学校首先要认清自己在学生犯罪问题中的有一定的责任，争取净化学校及周边环境，让学生免受不良因素的干扰，对失足学生要因势利导，消除老师同学的歧视心理，共同帮助其顺利度过缓刑考验期，成功回归社会，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成为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更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如鼓励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志愿者行动等有益于树立社会公德，提高道德素质的活动，注重发掘学生特长，鼓励学生发展有益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在课余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3、社会要宽容。未成年人性格尚不稳定，容易受社会各种因素利诱，稍不留神就会犯法，因为这个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社会更应该对犯了法的未成年人持宽容态度，对犯法的未成年人更加关爱，不要给其求学、求职的道路设阻，净化社会环境，加强娱乐导向，影视作品要摒弃暴力和情色等不良因素，主题应该积极向上，提高法治环境，创造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4、司法机关要尽责。

（1）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庭审阶段要注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帮教，多作法律说服教育工作，判处缓刑后要明确告知缓刑少年犯缓刑期间的权利义务，强调缓刑期间杜绝违法犯法行为，并向少年缓刑犯及其监护人送达如《监管令》[4]等成文约束规则，要求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接受法院的考察和帮教，同时要求监护人应积极协助司法机关对缓刑少年犯的帮教工作。为加强判刑后的帮教效果，法官应对少年缓刑犯定期或不定期回访，有条件的可以实行一对一法官帮教负责制，即判处缓刑的法官要负责加强缓刑考察对象的帮教，避免缓刑犯缓刑期间再犯罪。少年法庭可以定期举办缓刑考察对象学习班，定期召集缓刑考察对象集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他们订阅《人民法院报》等法制报刊，提高他们的法律认知程度。

（2）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判处缓刑后，法院应将缓刑少年犯的详细情况及时送达缓刑人员住所地司法局，并督促缓刑少年犯限期到司法局报到，对限期不报到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缓刑。

（3）法院与少年犯所在学校、村、居委会、派出所、司法局等基层组织定期召开联席会，交换意见，了解情况，适时对缓刑考察对象进行心理矫治和社会帮助，要求每个缓刑少年犯每个月作思想汇报。

（4）参与社区矫正的机关对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加强监管措施，责任到人，负责人经常找其谈心，摸清其工作、生活及思想状况，促其真正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努力改正，尽可能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组织缓刑少年犯参加社区服务，举办法制讲座或心理咨询等，组织缓刑少年犯到少管所参观，到社区义务劳动，帮助其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

（5）对少年缓刑犯在考验期内的表现要及时考察，适当处置。对有立功表现或改造成绩显著的缓刑少年犯，依法予以减刑。缓刑考验期满后，可以借鉴国外前科消灭制度，[5]前科自然消灭，视为未曾犯罪，这样既可防止少年缓刑犯回归社会后受到歧视，又能减轻缓刑少年犯的思想包袱，充分巩固缓刑的改造效果。对抵制考察表现不好的视其情节予以教育、警告。对犯新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撤消缓刑。

5、监管措施要完备。创新电子监管系统，建立互联信息网络。电子监控技术在美国非监禁刑中运用十分广泛，电子监控措施能随时追踪犯罪人。我国应实现户籍网络登记，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上，实现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局联网，对缓刑人员实行联网监督。

笔者深信，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帮助，一定会减少缓刑少年犯在缓刑期间或缓刑期满再犯罪的问题，更好地体现缓刑改造的价值。

注释：

[1] 囿于资料所限，本文仅以西城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为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此类案件的一个缩影，借以说明少年缓刑犯的再犯问题。

[2] 美国2001年被判刑的被告人中，有74%被判处缓刑，4%被单处罚金。

[3] 美国各州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缓刑犯、假释犯和其他摄取非监禁刑的执行。

缓刑思想汇报篇6

一、 社区矫正制度概述

社区矫正在各国刑罚实践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这种社会内处遇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可以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是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国家为此投入的资金也远远小于对监禁犯投入的资金，从而节约了社会成本。据统计，英国每年对保护观察者所投入的资金是520镑/人，对于处以社区服务令的是490镑/人，但对一个监禁犯的投入高达7000镑，美国的统计也大体如此，因此大力推广社区矫正措施，也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可以大大节约社会成本。这种社区矫正制度除了包括缓刑、假释、特殊情况下的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方法外，还包括社会服务令、保护观察、半监禁、周末监禁、辅导处分、家内服刑等作为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刑罚种类。国外对于缓刑、假释的适用十分普遍，如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 包括其他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内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就更加广泛了，例如：日本目前大概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的监督下接受矫正处遇措施 .

二、 我国目前适用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缓刑、假释制度适用非常低，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 .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由于重刑思想的影响，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立法上未得以重视，导致可以适用的范围过窄。例如我国分则条文中对判处管制刑的条文比例较小，仅有86个条文规定了可以选择适用管制刑，占刑法分则条文的24.6％，这与管制刑在消除短期自由刑弊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成比例的，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充实限制自由刑的种类和执行制度，扩大刑法条文可以适用的范围。

另一方面对于假释和缓刑的适用条件、程序规定的极为苛刻，也是实践中较少适用的重要原因。假释制度在我构仍只是作为罪犯的一种奖励加以适用的，即适用于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分子，而在国外，假释作为推进开放式处遇的一个重要手段，规定凡是服刑达到一定时间或者服满一定比例刑期的罪犯即可根据法律规定，获得假释的机会，即假释是罪犯的一种权利，而并非一种奖励，或者可以说我国的假释是一种裁量假释，只有对满足特定条件的服刑人方可予以假释，而国外的假释则是一种必要假释，凡是服满一定刑期的罪犯，只要没有剥夺假释的情形，即可按规定获得假释。这也是我国假释制度不能得以很好适用的一个原因。对于缓刑犯，适用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和拘役犯，实践中缓刑也是这几种社区矫正适用对象中得以应用的比较多的一个，但是其适用情况仍不理想，有必要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规定对过失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老年犯等身体或者人身危险性比较小的罪犯，可以突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而予以缓刑。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也不能单纯局限在严重疾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犯，精神病患者，残疾犯等特殊的不具备监狱受刑力的罪犯可以规定也适用监外执行措施。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司法实践中的重刑主义影响较深，加之以从快从严的严打刑事政策，导致了非监禁措施较少得到判决和适用。作为一个有着重刑文化传统的国家，监狱行刑在我国的刑罚体制中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善恶报应的思想使司法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不将犯罪分子关在监狱，反而让其在社会上“矫正”的这一刑罚新理念，同时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率也是非常高的，这也使司法者出于“安全”的考虑，能不缓就不缓、适用假释的条件和程序也是严而又苛，监外执行的对象也仅限于少数几种犯罪分子，这就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大大限制了社区矫正发挥作用的范围。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尚不完善，对罪犯进行矫正还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构和制度保障。我国刑法、刑诉法中对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内容规定的十分原则，执行起来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根据法律规定，目前的社区矫正是由公安 机关执行，但由于缺乏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公安机关的职责繁忙，很难保证对矫正工作人财物的投入，当前只能做到“三点”：1、严格材料接转手续，仔细检查出狱证明、释放证明或者帮教证明，并类如重点人口管理范畴；2、严格内勤入户登记；3、建立监控档案，上报分局和检察院。不难看出，上述工作实质上只是起到了“标记”的作用，相比西方社区矫正的实践，真正的“矫正”活动并未展开，因而不能保障矫正工作的应有效果，这又会导致社区矫正效率低下的结论，使司法者更加不愿适用此种方法。

三、 引入新型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本人认为改变社区矫正适用现状，重新确立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有必要转变观念，在立法、司法层次扩大适用，另外建议仿照国外的刑罚替代措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保护观察、罚金刑的易科制度，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刑罚体系，更加体现出教育刑思想。

英国的社区服务制度是介于在监狱劳动改造和在社会放任之间的一种有效载体。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社区服务是英国缓刑制度的一种，主要适用于16岁以上，且所犯罪行为可处监禁的，但法官充分考虑罪犯的犯罪性质和个人特征，认为其无须剥夺自由和较高程度的监管，并可积极配合、履行所命令的工作，在征得被告本人同意后，就可以对其适用。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4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英国城市按需要划分为若干个缓刑区，每个缓刑区都有政府的社区服务组织，组织成员有政府公务员或委派人员组成，包括缓刑官、社区服务官及其他管理人员。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对他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服务制度在我国最早却是由检察机关在相对不中试行。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规定出台后第一位被判“社会服务令”的是一名涉嫌盗窃手机17岁的少年，他被判到社区进行两个月无薪劳动。两个月过去后，检察院根据其表现下达了“不决定书”，他又像过去一样回到普通人生活中。随后，我国第一批“社会服务令”开始在河北省部分检察院试行。针对目前未成年犯罪现象严重的社会现实，为了达到矫正错误、重塑人格、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正确道德观念的目的，我们应当在立法层面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将其作为附加刑或者直接作为主刑的一种，允许法院在判决时根据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

鉴于目前对违反社区矫正条件的处理还不甚严格，如对于管制刑立法中未规定可以撤销，所以即使犯罪分子不服从监管，其所判处的管制也不能有所变更，不利于鼓励先进、惩罚后进，所以有必要在立法中引入管制刑的易科制度，即对违反规定的管制对象可以根据情形分别给予警告、治安处罚，严重的要加处罚金，延长考验期限，或者改处为拘役等剥夺自由刑，这样能切实起到鼓励改造的目的，使矫正的效果得到正常发挥。

缓刑思想汇报篇7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正法思想和司法正义理念之间的整合，其内容涵盖了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和谐，而非厚此薄彼，此消彼长。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执政就采取了“宽猛相济”的政策，而且孔子对此做法也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国外实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所谓“轻轻”就是指对轻微犯罪，譬如初偶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而“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以及一些经济犯罪则更多更长期的适用监禁刑。目前刑事诉讼中暂缓的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程序安排、以及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等等都是刑事司法领域对“宽严相济”政策的回应。

暂缓又称“附条件不”（其源于德国和日本），它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检察机关根据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悔罪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暂缓决定做出后，其诉讼程序并未终结，而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它只是检察机关将公诉权附条件的予以暂时搁置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而已，它具有权力行使的专属性、适用对象的特殊性、附条件性以及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一般的不是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之后，诉讼程序即告终止，检察机关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能撤销该决定的。

“宽严相济”政策为暂缓提供了政策基础，为暂缓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条件。而暂缓又是“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具体化中的一项应有内容，其将犯罪行为进行了非犯罪化处理，它“宽”的有理，“宽”的有度。它不仅节约了社会诉讼资源，更主要的是改善了犯罪嫌疑人重返社会的条件，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了刑事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并行不悖和有机统一。

（二）目前暂缓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的处理结果只规定了撤案、和不等处理方式，而没有暂缓之说，因此，在没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政策的支撑下适用暂缓就有“违法实验”之嫌。先前在部分地方检察机关试行暂缓都只是自发兴起的，具体做法上也是各行其是，他们所制定的实施细则都非常的肤浅和粗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仅就适用对象上就有好几种标准，如：（1）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2）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3）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和单位。但随着实践操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各地在适用暂缓处理方式时更显谨慎化和实际化，具体工作不断细化，操作性也不断加强，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更胜刑事处罚。如前不久湖南省某县就三名因受人唆使而涉嫌抢劫的即将毕业的高中生试用了暂缓，这种人性化操作在社会上得到了一致赞许。目前，暂缓虽然有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据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但是要使其具有完整的可操作性并作为一种制度方式存在，只有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当中，用权威的法律条款将其固定下来，结束其目前的“游离”状态，才是真正解决其存在和适用问题的根本。

（三）适用暂缓需解决的问题

暂缓的性质如何界定

暂缓是检察机关在审查环节中自由裁量权在空间上的延伸，而且是两端开启式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择一端予以封闭，即或提起公诉，或终结诉讼程序，即最终处理结果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那它是否侵犯法院的定罪权呢？其实，我们将暂缓置于和不之间，将其作为二者的过渡，那么其性质就非常的明显，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是以有罪认定为基础的，而这种认定它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它跟法院实体上的有罪认定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完全是程序和实体之间的区别。

2、暂缓的适用对象

暂缓的起源国德国就在其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即暂缓只适用于轻罪，对重罪不予适用。这是国外暂缓制度的例行做法。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区分重罪和轻罪，但理论上却习惯性的把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称之为轻罪，其他的则都作为重罪。目前检察机关在适用暂缓时一般都将对象局限于学生犯罪领域，或适用于未成年的中学生，或将对象扩展到在校大学生。其实，暂缓适用于学生是一种仅以“人”为标准予以法外施恩的畸形状态，它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之原则。对于未成年学生犯罪，如果罪行轻微的，可以按着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制度作不处理。而在校的大学生一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能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成年人，如果仅因为他们是大学生而予以“网开一面”的话，那完全是对法律神圣尊严的亵渎。因此，我们在确定暂缓的对象时，除了借鉴国外的以“罪”为底线标准，即只适用于应当判处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行为，还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适当考虑“人”的因素，如犯罪行为人本人的有关事项（如年龄、性格、成长环境等）、犯罪的情节（如犯罪的动机、原因、手段等）和犯罪后的表现（如是否主动通过道歉、赔偿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是否悔悟等）以及家庭、社会的帮教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因为我们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注重对“人”的肯定，我们应当认为这类嫌疑人能迷途知返，并努力追求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可塑性，故犯罪较轻的学生可以适用暂缓，社会上的其他适合条件的人同样也可以适用，否则会陷入标准僵化或不正义的带有封建身份色彩的“泥潭”。解决适用对象问题是暂缓制度成型的关键。

3、暂缓的附带条件

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的决定时，必须附带提出要求嫌疑人在规定的时期内履行规定的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的决定时犯罪嫌疑人应附带履行的义务，譬如，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向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项；或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如果嫌疑人按规定履行了义务，那么对其行为就不再作为轻罪提讼，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并将这些做法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从宽处理中所需履行的义务（如管制）进行选择和整合，同时用我国民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补充，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的，例如，我们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下列义务：（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接受考察人员对其的思想和心理辅导；（2）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给予相应的赔偿和补偿；（3）向国家交纳一定的款项或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等等。

4、暂缓的考察主体、内容及期限

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后，应当将决定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及嫌疑人所在的居委员或村委会，由公安机关履行监督帮教的主要职能，居委员或村委会对公安机关的帮教活动予以协助。嫌疑人应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在考察期限届满前三天之内将考察帮教的情况汇总移送检察机关。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帮教职能不宜由检察机关来履行，目的就是防止办案人员在暂缓决定作出后因一些事后问题而规避适用该制度的可能性，更体现出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互监督制约的原则。就考察的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嫌疑人在考察期间义务的履行情况及其在此期间的悔罪表现。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缺失任何一点都将使暂缓决定达不到其应有的效果。

暂缓考察期限的确定应当从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要素进行综合考量，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的话，不仅不能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可能抑制嫌疑人真正回归社会；时间过短的话，也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把暂缓考察的期限限定在从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范围之内比较合适，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在此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考察期限内或期限届满后需要提起公诉的，那么检察机关是否还有绝对的胜诉把握。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时一定要按着提起公诉案件的证据要求进行仔细审查，并做好案件资料的档案管理工作，确保案件证据的客观及合法性，不影响案件承办人员事后可能进行的审查活动。

5、暂缓的操作程序及效力

暂缓由案件承办人审结案件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在征得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人的同意后，可以向部门负责人提出部门研究建议报告，由部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主管检察长审批。如果有被害人的还应当将暂缓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检察机关作出暂缓的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如果被羁押的应当立即通知执行机关予以释放，扣押了财物的应当予以返还，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作好监督帮教工作。在考察期限内，检察机关在没有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认为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暂缓或有其它犯罪事实时，不能随意撤消该决定。在考察期限届满后，在对嫌疑人义务履行情况及悔罪表现进行综合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当决定是否撤销暂缓提起公诉或将犯罪进行犯罪化处理，即终结诉讼程序。确需提起公诉的，嫌疑人不的对在考察期间内已履行的部分义务请求返还或赔偿。

6、暂缓的救济途径

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权，一些国家都规定了相应的制约救济机制，如日本就规定了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复查请求和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官请求交付法院审判（即“强制权”）的两种救济方式。而我国可以根据便宜主义原则参照法律规定的酌定不制度中的一些救济程序，如被不人的申诉权、被害人的申诉权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权利等等，这些救济措施应全面覆盖所有与案件有联系的单位和个人。

首先，检察机关在征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予以暂缓决定时，犯罪嫌疑人不同意的，嫌疑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要求检察机关到人民法院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如果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检察机关应当征求其法定人的意见，因为一旦决定暂缓，该法定人在帮教过程中的作用是任何人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其次，被害人或其法定人对暂缓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撤销该决定，如果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以自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缓刑思想汇报篇8

1、执行机关监管不力，对监外罪犯管理漏洞较多。突出表现在：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的基数掌握不准，全县16个乡(镇、区)17个派出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种现象；监外罪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配合公安机关协助监督考察不够，有的还推诿扯皮；对监外执行罪犯执法力度不够，对个别应当建议撤销监外执行的没有提出建议，打击不力；对被判处缓刑的罪犯，基层公安机关没有很好履行其职责，没有严格执行监外罪犯外出请假审批等制度，管理失控，通过这次检察，发现有38名监外执行罪犯外出都未向当地派出所请过假。

2、执法部门配合不力，监外执行监督考察工作出现脱节。审判机关对罪犯宣告监外执行后，法律文书有时送达不及时或出现漏送等情况，造成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致使审判机关与公安机关对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交接出现相互脱节。另外，罪犯被宣告监外执行前在看守所羁押，判决后审判机关虽然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看守所，但是看守所在释放监外执行罪犯后，有的不及时或者根本不把判决书等向监外执行罪犯的辖区派出所送达，致使部分监外执行罪犯执行脱节。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赋予监所检察机关检察部门对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考察的权力，但审判机关在对罪犯宣告监外执行后，判决书往往不向监所检察部门送达，看守所有时也不及时报告，致使监所检察部门很难掌握辖区内监外执行罪犯的实有人数。

3、监外执行罪犯对监外服刑认识不够，逃避监管现象突出。按照规定，罪犯被判监外执行后，要到其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报到，一部分有固定职业或固定住所的罪犯基本能够做到，但是，一些无固定职业、户口空挂或无固定住所的监外执行罪犯，往往都没及时到辖区派出所报到，特别是有的由于在判监外执行时并判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他们为了偿还债务，忙于外出打工挣钱，根本就没想到要到派出所报到，按要求定期向派出所报一份思想、工作、学习情况的汇报更无从谈起。有的基层派出所也没有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积极寻找或者通知有关单位负责寻找，造成脱管、漏管。通过检察发现90%以上的判缓刑监外执行罪犯未主动向当地派出所汇报过思想、工作、学习情况。

4、监督管理停留于表面，考察活动流于形式。基层派出所一般警力都不足，且任务繁重，加之在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方式上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导致对监外执行罪犯监管工作的具体操作上无章可循，个别派出所对已经掌握的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也仅仅停留于重新犯罪进行打击，没有真正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监督考察成了一纸空文。在检察中发现，有的派出所对监外执行罪犯考察是通过村委会或监外执行罪犯的亲朋问问，有的是在办案或办事中顺便问问，考察记录不规范、不完整，甚至根本无记录。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要加大对监外执行的监督力度，规范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监外执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整改和完善：

1、进一步提高对监外执行罪犯监管工作重要性认识。政法各机关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职能部门领导应切实加强检查、指导和督促，政法委应组织审判、检察、公安机关每年不定期组织1至2次专门的联合检查，对监外执行刑事判决、裁定中取得的成绩或经验应及时给予推广，对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依法纠正或处理。统一规范监外执行的监督管理工作，把此项工作纳入各职能部门全年工作目标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形成领导重视、责任落实、制度健全、措施得力、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

2、强化监外罪犯监管责任。要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执行地派出所要统筹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掌握本辖区内监外执行罪犯的基本情况，建立监外执行罪犯考察档案和统计台帐，要求法律文书、帮教组织、帮教措施、责任人、保证书齐全，要有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派出所要切实履行对所辖区域内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考察职责，依靠基层组织、单位保卫部门、治保会等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经常性的帮教，对不服管理帮教的，要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查处。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督促执行机关规范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一是要加强对监外执行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尤其要着重查办牵涉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二是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监外执行罪犯重新犯罪进行打击，及时审查批捕，依法提起公诉；三是加大对监外执行罪犯

缓刑思想汇报篇9

 区政法委：

2013年，在我市、区大力建设和谐***、和谐***的背景下，市区司法软硬件明显提升，区法院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态势较去年同比得到有效控制，案件数量明显回落。我院在各级领导的统一指挥部署下，紧密依托我院审判业务，根据我院实际情况采取了各项措施，以业务为基点，广泛开展多类型、多方式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的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基本情况

2011年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5件（65人），2012年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8件（69人），2013年1月至今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1件（17人）。在审结的案件中，抢劫案件53件，盗窃案件25件，抢夺案件5件，其他案件21件。在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为55人，缓刑适用率为36%。

二、坚持“惩罚为主，教育为辅”的形事政策，妥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1、营造具有亲和力的审判氛围。我院做法是，由二名年长女法官和一名年长女陪审员组成未成年人合议庭，消除未成年人抵触和恐惧情绪。年长女法官审判经验、人生阅历丰富，且均已为人母，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相对于男同志而言对未成年人具有亲和力，同时心细、态度温和，更有利于和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沟通交流，达到教育感化未成年人最佳效果。

2、人性化司法，将教育感化未成年人作为审判重点。我院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实现这一司法目的：一是庭前讯问时未成年人时监护人到场环节要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激发其内心对犯罪的耻辱感和排斥感，建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二是庭审中监护人教育历来的我院重视的重要环节。“知子莫如父”，我们要求未成年人父母在参与讯问未成年人的基础上，根据未成年人性格特点、犯罪原因、平时表现、社会交往尤其是父母与孩子平时监管教育、沟通交流方面有针对性的准备书面庭审教育材料，向父母强调庭审教育的重要性，尤其针对监管教育疏松或者父母子女有隔阂的情况，力争消除父母与孩子双方的隔阂。三是实行开庭前监护人会见和开庭后会见制度。针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开庭前的会见显得尤为必要，可以消除其恐惧感和排斥感；在开庭宣判后我们首先向未成年人父母解释判决结果原因，特别是对于未判处缓刑或者免于处罚的情形，重点根据法律和事实向其阐明判决原因，消除上访缠诉等不稳定因素，争取其理解和支持；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往往性格叛逆、钻牛角尖，对其释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法官和父母一起再次会见未成年人，由父母和法官一起向未成年人解释判决原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促进其好生改造的信心。

以上三环节的人性化司法措施实施以来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我院三年来无一起家长要求抗诉案件，未成年人上诉率远远低于其他刑事案件。

3、坚持庭前两会见、三调查制度。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是决定其刑事处遇的重要依据，同时监管教育情况也是实践中是否判处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我们认为，法官切忌旧案办案，深入调查是审查核实卷宗材料真实性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我院主要通过两会见、三调查制度来审查未成年人监管教育、平时表现、犯罪原因、交往情况等反映其人格的基本信息和父母监管教育情况基本内容。

两会见是指，承办人庭前会见未成年人和其父母，亲身直观感受未成年人的心理、性格、监管教育、犯罪表后表现等人格因素，通过与其父母亲自交谈了解父母工作、收入情况和对未成年人的监管教育及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有无前科劣迹、社会交往等情况。两会见是审查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父母监管教育情况的基本前提，避免偏听偏信纸上社会调查报告，合议庭可以从第一手材料形成未成人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大小的评判。

三调查制度。一是向未成年人社区或者村上调查未成年人父母的平时表现、收入情况、对孩子的监管教育情况等基本信息，目的是收集未成年人家长监管教育情况的基本材料和调查核实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基本情况，这是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监管条件的基本前提，亦是审查父母在会见阶段陈述自己监管教育情况真实性的审查手段；二是向未成年人所在单位或者学校调查未成年人学习、工作的基本表现情况，目的是查实未成年人社会交往、性格特点、平时表现基本信息，结合两会见得出的直观感受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作为量刑特别是是否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三是向未成年人所在当地基层派出所调查核实未成年人有无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基本信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虽然将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予以封存，但其在犯罪前违法犯罪事实的社会危害性、违纪和犯罪后果、犯罪次数、与起诉犯罪间隔时间等信息是法官内心评价其人身危险性的基本依据，因此这一调查环节必不可少。

上述两会见形成笔录附卷待查，三调查均形成书面证明材料附卷待查，合议庭评议时对上述材料重点审核，最终得出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大小和父母是否具有监管能力的评议意见，作为量刑重要依据。

4、坚持判决后未成年人缓刑改造期间的跟进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基本形事政策强调教育改造，强调司法对其网开一面从轻处罚的方针，但是为避免司法对未成年人过于溺爱，我们将审判触角后延至未成年缓刑犯缓刑改造执行阶段。

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送达判决书同时向未成年人一并移送违反法律规定可撤销缓刑告知书，明确告知其缓刑是刑罚执行的方式，未成年人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定义务，引起其思想重视；二是书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58条规定的撤销缓刑5种情形，形成外在震慑力，促使其认真改造。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缓刑犯，依法撤销缓刑。目前我院已依法审结被告人刘某某犯抢劫罪被判处缓刑期间违反法律规定撤销缓刑一案，并对该案在网络上进行了报道。

其次是针对父母的监管教育工作进行审查、督促，定期向社区和司法行政机关了解未成年人缓刑期间基本表现情况。我们在向司法行政机关移送执行通知同时一并移送其父母向法院提交的监管计划书，针对未成年人每月书写的思想汇报和判决禁止令内容针对性的审查父母监管情况和未成年人改造期间表现情况，对于表现不良的通过电话联系、约谈等方式，明确告知其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督促父母加强监管、未成年人认真改造。

最后对于缓刑考验期届满的未成年人和父母再次约谈。法官和父母一起对未成年人改造期间的表现进行鼓励、表扬，告知其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基本内容，核心在于坚定其遵纪守法的信心，打消一些不懂法的未成年人破罐子破摔的不稳定思想，让孩子在跌倒的人生道路上顽强的站起来。

三、在各类民事案件中注重对青少年权益的保护

今年工作的一个特色是进一步规范了监护人确立机制，加强了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工作的强度，也对法律规定的其他监护人确立方式进行了监督。在涉及有子女的离婚案件中，我们坚持调解优先原则，从法理、情理、事理方面反复对当事人做工作，防止当事人因为一时之气而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终生缺憾，让尽量多的未成年人能拥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对双方当事人感情确已破裂的，除了案件事实中的双方过错责任划分以外，我们还会在判决前展开大量的调查工作，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等条件，力图为未成年人找到最合适发展的一方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生活费、教育费给付，如果发现有可能影响到具体的执行，审判人员则依法直接将案件移送执行庭快速执行，确保未成年人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案件审理中，如果发现有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审判人员即对其生存状况向当地基层组织进行了解，并在法律范围内适当予以考虑。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独生子女制度的普及，很多继承案件中出现未成年人代位继承的法律问题，关于监护人的确定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让很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亲属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不法侵害。我们针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题调研，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坚决维护未成年人合法继承权，对隐瞒未成年人情况和被继承财产的情况进行专项处理，确保未成年人的财产继承份额依法得到实现。

四、工作中尚存在的问题

1、非监禁刑方式单一。目前法院判处未成年犯非监禁刑均判处缓刑，而没有适用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践层面的不成熟，在判决后很多社区不知道未成年人有被判决情况，社区矫正根本没有执行。

2、当事人和解成为宣告缓刑的重要参考。对于侵犯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案件，未成年犯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条件。存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些无赔偿能力、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案件，被害人如果得不到抚慰，个别被害人往往要求法院重判，如果达不到要求便会引起长期的涉诉上访、缠诉。对于此类案件法院往往考虑维稳因素不予判处被告人缓刑。

3、禁止令宣告情况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社区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支持，法院对于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犯，均未适用禁止令，不能很好的对未成年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加以社会化的约束和教育，以期对其人格进行纠正预防再犯罪，因此缓刑从轻处罚以体现教育为主的形势政策方针很难落实，实践中未成年人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五、改进的思路及措施

1、完善未成年人量刑规则。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量刑规范，对未成年人实行和成年人相同的量刑基准，同时对于缓刑的适用亦未设置较成年人不同的裁量规则，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

2、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已被司法明确确认要作为量刑参考，在采用时要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建议立法上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由该司法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制定详细的涉及未成年人人格调查表，围绕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个人情况，制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时质证，作为法院是未成年人正确量刑和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参考。

3、建立未成年人非监禁转化机制。目前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现象较为普遍，审前羁押不仅难以避免因监禁而带来的交叉感染，叶容易导致管制、到处罚金等非监禁刑适用困难。建立审前非监禁化机制，加大取保候审力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

4、借鉴未成年人非监禁措施。加大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力度，借鉴国外经验增设非监禁刑措施，如增强未成年人承担社会公益劳动的处罚、担保释放、监管令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十八大精神，在上级单位的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帮助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关心未成年工作机制，努力提升未成年人工作的水平。

缓刑思想汇报篇10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矫正对象142名，已经解矫55名，现共有88名。其中缓刑64人；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15人；假释6人；暂予监外执行的3人。春节、“两会”期间，对社区矫正人员逐一进行了走访帮教，组织了集中教育。平时，认真做好了日常监管，教育、考评等工作。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㈠ “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是社区矫正工作经常遇到的且较为棘手的问题。 在“人户分离”现象出现后，管理“人户分离”社区服刑人员的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不属于同一行政区域或属于同一行政区域而社区服刑人员已不在该区域居住，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影响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效果。

㈡基层司法所任务繁重，人员不足， 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职能发挥。现行体制下，基层司法所力量薄弱，人手缺乏，一兼多职，任务繁重，已经成为突出问题。再加上工作人员编职不一，有行政编制，有事业编制，还有镇、街道外聘人员，整体素质难以保证，业务知识缺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㈢出现少数社区矫正对象不服监管教育的情况。少数社区矫正对象不及时到司法所报到，不按时上交思想汇报，不参加公益劳动和集中教育学习，特别是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不服监管尤其突出。我区中马街道、甬江街道和慈城镇都出现了严重不服管人员，甚至派出所民警出面打电话都不予以理睬。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工作建议

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健康发展，我们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㈠进一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作做好信息交流和情况通报。每季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㈡区人民法院在对判后宜列入我区社区矫正组织监管的非江北区常住户籍罪犯和对判后宜列入社区矫正严管对象的江北区常住户籍的罪犯，应在判决前事先将有关情况通报住所地镇（乡、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中非江北区常住户籍的人员，要同时具备在我区有固定住所地（1年以上）、村（社区）愿意接收、本人签订保证书、有固定经济来源，判刑后工作单位仍愿意接收并担保的五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