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人员思想汇报十篇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1

“兑水”的计分考核 “监狱里面的事，尤其是减刑，操作空间很大。”上海律师何俊明说。2006年以前，他在江西某监狱担任了20多年的狱警。

监狱里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依靠“计分考核”进行，即狱警根据规定及服刑人员的表现，对其加分或减分。分数多寡，将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待遇。这项政策在监狱这个极为封闭的情境下执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暗箱操作。

监狱内的计分主要分为生产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没有限制，只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则种类繁多。比如，服刑人员做思想汇报，可得分；向前来监狱参观人员做警示教育的，也可加分。但真正有“操作空间”的，也正是思想改造分。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汇报是最常用的造假手段，“我很少见到思想汇报分是真实的，绝大多数是管教人员编的”。

同时，思想改造分也有上限。在一个有100多名服刑人员的分监区，一般每月只有几百分的指标。这些分数给谁，完全由管教人员决定，既没人监督，也没人追查，一旦记到考核表上，便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监狱里的“关系场” 但若想快速减刑，除了努力争取加分，还需要过硬的关系。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许多减刑人员，早在入狱之前，便已规划好了减刑路径：首先，想办法进入有关系的监狱；其次，争取分到一个好岗位，如商店、食堂、医务室等；最后，疏通相关岗位的管教，尽量多得分。

寻找有“关系”的监狱，在服刑人员中并不是新闻，即便法院判决执行的监狱没有关系，有能量的服刑人员，仍可通过“调犯”程序，转到能找到“关系”的监狱中去。

那些找不到合适的“关系”为减刑助力的服刑人员，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关系”了。何俊明说，会一门手艺很重要，“哪怕是会补鞋、理发也能派上用场”。再比如，积极响应管教的号召。何俊明所在的监狱曾规定，服刑人员订阅一份某司法系统的机关报，就能减刑一月。由于响应人数众多，最后只好限定每人一份。

三分之一减刑率 在挣分、加分、“照顾”之后，减刑还差一步――法院裁定。

按规定，除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由高级法院裁定减刑外，无期、有期徒刑服刑人员的减刑，均由监狱或看守所向中级法院提出建议书。法院里，审理这类案件的是审监庭。依据何俊明的经验，一般中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约五六个人。每季度末，二三百份减刑建议书送到法院，法官们要在一个月内审结。“每个案子都认真审查是不可能的”。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2

[论文关键词]附条件不 监督考察 社区矫正 禁止令

一、附条件不制度概述

(一)附条件不的理论基础

1.便宜主义。便宜主义,指的是检察官虽认为犯罪已经具备法律上的要件,仍可斟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看,自20世纪初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轻罪犯罪人的改造,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附条件不是便宜主义原则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2.恢复性司法理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被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以期尽可能地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该制度弱化个人的惩罚,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的时候,考虑被害人的需求、被不人的悔罪情况和人身危险性、证人安全、未成年人的矫正等诸多原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社会关系的修复,促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实现。

(二)附条件不的实践基础

2002年3月,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琐事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严重的故意伤害事件。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决定,规定在3个月考察期内,肇事学生必须履行五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个别检察机关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地区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但称谓不一,如暂缓制度、暂缓不制度、缓予制度。2008年,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中专门提出了设立附条件不制度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制度做出规定,该项制度正式确立。

二、刑事司法监督考察机制之借鉴

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即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借鉴以完善附条件不的监督考察机制。

(一)社区矫正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日常工作由司法所承担;参与者包括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此外,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如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执行档案,审批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减刑建议等。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监督社区矫正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到实地了解、核实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组织社区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社区矫正充分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充分发动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作用。这些社会力量在心理矫治、社会适应性帮扶方面有着更多的专业优势

。

(二)禁止令制度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从刑法的规定看,禁止令不是一种新的刑罚,而是对管制犯、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的革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中,解释了什么是“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如利用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犯罪的,禁止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禁止进入夜总会、酒吧、迪厅、网吧等娱乐场所;禁止接触同案犯。同时规定了禁止令的期限、执行机关、执行监督等问题。

三、附条件不的监督考察机制构建

在立法规定的基础之上,结合缓刑制度,对附条件不的监督考察机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构建。

(一)被附条件不人在考察期内应履行的义务

所附条件是否科学合理、恰当可行,是附条件不制度实施后能够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关键因素。有专家学者认为,被附条件不人应履行如下义务:书面悔过;向被害人道歉;对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赔偿或者给予被害人补偿;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治愈精神疾患、戒除毒瘾;不得侵扰被害人、证人;禁止出入特定场所。[7]显然,立法没有全部吸收上述思想。

在设计附加条件时,应当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考虑其必要性以避免不合理地增加犯罪嫌疑人的负担,考虑其可行性则避免增加执行难度。学者模式的向公益团体支付财物、参加公益劳动,对家庭生活困难或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会加重其生活负担,且偏远地区的公益劳动难以考察;治愈精神疾患、戒除毒瘾,需要一定的周期和系统的治疗,在六个月至一年的监督考察期内完成是不可行的,若被不人因此而承担考察不合格被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实践中,各基层检察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将所附条件分为必备考察义务和附加考察义务。必备义务是指在考察期间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得故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被取保候审人义务的相关规定;主动提交书面悔过材料;积极向被害人道歉、赔偿损失;在家庭、学校、社区表现良好。附加考察义务是指根据犯罪嫌疑人个别情况,附加其在考察期间必须遵守的义务,包括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正;禁止出入特定场所;定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其他有助于感化、矫正犯罪嫌疑人,引导其回归社会的义务。这种分类方式兼顾了学者意见和立法规定,必备义务将学者提出的向被害人道歉、赔偿的措施吸收进来,有利于补偿被害人的损失,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将取保候审的规定吸收进来,是对法条中离开住所须报批准规定的细化。附加考察义务是对必备义务的补充,禁止出入特定场所则是吸收了禁止令的内容,有利于被不人的矫正。上述细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实施方式

1.监督主体。法条明确规定了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但检察机关的人员力量难以承担监督考察的全部工作。非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由做出决定的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考察不仅易发生监管疏漏,也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由检察机关交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司法机关及其他相关的基层组织配合进行监督考察,更有利于及时掌握情况。检察机关应立足于监督、指导、审查的地位,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及学校、社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管教,充分吸收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力量辅助未成年人的矫正,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从而形成客观、公正、全面的考察成果。

2.考察方式。第一,检察机关召开考察座谈会、责令考察对象提交书面思想汇报、走访学校,定期掌握其思想动态;第二,学校、社区出具表现证明,证明其生活和学习的情况以及是否参加社区劳动或者公益活动;第三,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志愿者针对心理矫正情况及时进行沟通,由矫正机构出具矫正报告;第四,询问被害人、调查被附条件不人在悔罪、补偿损失等方面的表现。

3.考察频率和考验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根据嫌疑人的悔罪情况、案件危害程度、考察方式来掌握。如书面思想汇报半月一考察;学校表现季度一考察;座谈会在考察结束前进行;真诚悔罪,危害较小,考察期限较短的,只进行一到两次考察。

(三)相关配套制度

1.救济制度。当考验期满,检察机关以某种理由撤销附条件不决定时,特别是当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己经履行了一定义务的时候,撤销决定一定会招致犯罪嫌疑人的强烈不满,可以规定允许嫌疑人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考察期满后,当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时,认为嫌疑人没有依法履行附加条件所规定各项义务的被害人,有权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或在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3

   2009年以来，xxx司法所共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39人，解矫104人，目前在矫人员35人，其中缓刑32人，假释1人，暂予监外2人。

根据长春市及榆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部署，我所以组织网络、工作制度流程、教育管理等几方面工作为抓手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具体如下：

     一、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和网络。

我镇进一步完善了一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各村治保调解主任为具体监管帮教责任人的专业矫正队伍。同时，在各村成立了由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老党员和其他志愿者组成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并及时调整和补充，为xxx镇安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流程。

重点加强了请示报告制度，信息宣传、统计制度和请销假、谈话制度，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即矫正对象进入社区矫正环节后，我们都要进行调查和走访，全面掌握其基本情况，制定《矫正个案》，逐人建立档案;为每名矫正对象确定1名工作人员和1名志愿者组成帮教小组，负责全程监督、教育、管理;要求矫正对象每周进行口头或电话汇报、每月进行书面汇报。尤其是在与矫正对象第一次见面时，当面向其宣读《社区矫正宣告书》，由矫正对象签订《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牢固树立和强化其服刑意识。

三、做好社区矫正“三管一访”专项工作。

按照“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我所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实际，落实“三管一访”措施，即“日定位”“周听声、周见面”“月汇报”“重点节假日走访排查”制度。筑牢弓棚镇社区矫正城墙。

(一)“日定位”，坚决执行《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目视跟控、GPS遥控措施，着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工作“天罗地网”，确定和限制社区服刑人员的活动范围。严格外出请销假制度，对于节假日期间请假探亲的人员，落实随同人员进行监护，并进行电话抽查，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漏一人、不留死角。

(二)“周听声、周见面”，对全部社区服刑人员切实实行“周听声”制度，对重点管控人员实行“周见面” 制度。重点管控人员包括服刑前三个月的所有服刑人员及在社区矫正期间被警告的服刑人员。“周听声”即服刑人员每周向我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打电话汇报本周的行动轨迹及思想状态，以此来增强管控人员的日常管理及服刑人员的矫正心态。“周见面”即对重点管控人员实行每周见面制度。司法所工作人员每周约见重点管控人员，面对面和重点管控人员谈心谈话，以此对重点管控人员进行矫正管理，以确保重点管控人员端正心态进行社区矫正。此外，我所严格落实矫正对象“周听声、周见面”制度，确保实时掌控，实时监管。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监管帮教手段，切实消除和化解了社区矫正安全监管工作隐患。

(三)“月汇报”，我司法所高度重视心理矫正工作，全面落实矫正过程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教育，转化和弱化其消极思想和心理。每月，全部社区矫正人员每人上缴一份思想汇报，把一个月以来的思想转变、学习收获及参加社区劳动的感受、遵纪守法等情况做一个书面的汇报。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根据矫正人员的思想汇报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及表扬。让矫正人员在心理上逐渐的接受正能量的传播，发展到主动的去社会上发挥其本身的正能量。从而使服刑人员走出犯罪的阴影并积极改造。

（四）“重点节假日走访排查”重点节假日前夕，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及两会期间，我镇主管领导、司法所长和村干部一起上门走访辖区的服刑人员，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对话，送上节日慰问，并给生活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增强了他们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的信心。

四、存在的困难和不足

我所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已初步形成理解、支持社区矫正工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氛围，初步形成了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一支社区矫正队伍，为和谐弓棚作出了贡献。同时，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

1.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长期受重刑观念的影响，过分依赖监禁刑，忽视非监禁刑，部分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很不够，对矫正概念、内容、意义知之很少。所以，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2.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但实际操作中衔接、配合的不够。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仍然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只有协调好与公安机关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有力的支撑。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4

1、在犯罪类型上，侵犯财产罪占多数。其首次犯罪均是侵犯财产罪，其中抢劫罪3人，贩卖毒品罪2人，诈骗罪1人；再次犯罪也多为财产型犯罪，其中抢劫罪2人，盗窃罪1人，罪1人。

2、在犯罪主体方面，一是文化程度低，其中初中文化4人，小学文化、中专文化各1人；二是年龄小，20岁以下的有4人，20岁至25岁的有2人；三是农民身份居多，有4人，另2人为无业人员。

3、在犯罪方式上，结伙作案多，共有4名缓刑犯系与他人结伙作案。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再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考察机关监管措施不力。一方面由于缓刑犯所在地的派出所案件多，工作量大，人手少，对缓刑犯的教育管理流于形式，有的甚至是对其作一次简单的教育后，每年两次仅找帮教成员了解一下情况而已。另一方面，有些缓刑犯长期脱管、漏管，派出所根本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管教育，致其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如鞠远利在缓刑考验期间长期漏管，在外地再次贩卖海洛因9克，结果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部分缓刑犯法制观念淡薄。作为缓刑犯个人，本应认识到自己已经犯了罪，应珍惜政府给予的宽大处理的机会，认真学习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缓刑期间应该遵守的有关法规，力争早日重新做人。但是有些缓刑犯，忘记了自己的罪犯身份，不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又重蹈覆辙。如彭峰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限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在缓刑考验期将要结束的前一个月，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受朋友之邀开茶馆聚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输赢达数十万元，彭最终锒铛入狱。

3、自暴自弃思想作祟。缓刑犯虽然不在监狱服刑，但仍是罪犯，理应得到家庭、社会更多的关注，但这些人有过犯罪经历，文化程度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便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思想，家长也逐渐变得失望，疏于管教，他们便东游西逛，再次结伙作案。如现年16岁的龚某因贩卖毒品罪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后，无学可上，整天在社会上游荡，伙同其他少年对在校学生“下暴”，劫取财物。

4、社会治安环境恶化。近年来，随着企业的改制，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吸毒贩毒、抢劫抢夺等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进而又引发新的犯罪，形成恶性循环。如现年20岁的郑兴，因抢劫罪被判缓刑后，被吸毒人员王某抢了手机和200元钱，还被其持刀夺伤，为此，郑便伙同6位好友，将王某伤害致死。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以为对缓刑犯的管理应采取以下措施：

1、交付执行应及时有效，避免脱节，造成漏管。即宣判缓刑的法院应及时将缓刑犯及有关法律文书送交罪犯所在地公安机关交付执行。

2、公安机关应加强对缓刑犯的监管教育。公安机关应提高认识，把对缓刑犯的教育管理作为社会治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抓紧抓好。即对缓刑犯要切实落实监管措施，坚持三个月进行一次集中学习，重点学习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进行再就业教育培训，引导他们勤劳致富。同时，还应严格要求缓刑犯每月汇报一次自己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情况，有事须离开本地必须按规定请假销假，以便于及时掌握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防范。

3、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不断加大对“黄、赌、毒”及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以消除缓刑犯再犯罪的社会诱因。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5

一、建立互相配套的工作体系。教育、挽救、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复杂的工程体系，仅靠法院一个部门的努力是难以实现的，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配合。首先是政法各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为此，我院于去年向市政法委写出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市看守所应将羁押的未成年人犯与成年人犯分押、分管。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预审，在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各种证据材料时，也应调查了解其家庭情况以及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犯罪原因等方面的情况，并记录在卷。检察机关应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审查批捕和出庭支持公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审查起诉未成年被告人时，除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查明的事项外，还应审查其家庭、社交、性格、表现以及犯罪原因等方面的情况，特别要认真查明实施犯罪时的年龄，在移送起诉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案件时，应将上述材料连同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时，坚持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加强与共青团、工会、妇联、教育、学校等部门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认真做好回访帮教工作。行政司法部门要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他们学法、懂法、守法，并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市政法委对我们的报告高度重视，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林明利同志及时主持召开了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四部门领导联席会议。会上，林明利书记强调，政法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公安、检察、司法要按照市法院提出的意见，认真制定出各部门的实施方案，指定一名领导分管此项工作。会后，市政法委又向政法各部门发出书面通知进一步强调，政法各部门要加强领导，互相联系，各尽其职，把此项工作做实、做好、抓出成效。

目前，我市政法各部门都认真按照联席会议精神，按照各自的职责，认真做好各自的工作，使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基本上建立起了互相配合的工作体系，更好地促进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坚持把“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我们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时，坚持做到：

1、在审判活动的内容上：一是认真查清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以及有关定罪量刑的情节。二是注意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犯罪原因以及心理和生理的特点等方面情况。

2、在审判活动的方法上：一是认真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注意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对于没有附送有效证明材料的，通知人民检察院三日内补送。二是开庭前，要求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交有关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犯罪前后表现和其家庭情况等方面材料。三是在法庭调查时，认真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我们审理被告人陈小波抢夺一案，因陈小波向公安机关提供假的住所地（临高县某村），公安机关发函了解到某村并没有陈小波此人，检察机关就以陈小波自报的年龄17岁起诉到本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在公安案件材料上自报的年龄不一致，有时说16岁，有时说17岁、有时说18岁。从被告人陈小波的相貌上看与17岁的年龄很不相称，而且也没有有效材料证明被告人的真实年龄。休庭后，审判人员找其谈话，对他进行法律教育，要求他讲真话，结果他讲出了自己的真实地址。经公安机关派员调查，被告人的真实年龄仅13岁零5个月，作案时未满14周岁，检察机关对此案作出了撤诉处理。问他为什么讲假话时，他说，怕让父母知道了要受责骂。还认为犯法是要坐牢的，不懂得法律保护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四是在法庭审理时，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采取既严肃又和蔼的态度，严禁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等粗暴态度进行发问。五是在休庭时，允许其法定人或近亲属、教师等人会见被告人。

3、在审判活动的要求上：进行庭前、庭中、庭后法制教育，把法制教育贯穿审判活动的始终。庭前教育主要是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向未成年被告人讲明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告知其享有的各种诉讼权利。庭中教育主要是针对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进行说法说理说情教育。如我们审理的唐山富（17岁）抢劫一案，唐山富系湖南人，读完初中跟父母来海南打工，后又离开父母独自找工作，因身上没钱，所以实施抢劫。庭审中，我们在查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有关情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遵纪守法和劳动致富教育，他当庭表示要听法官的话，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他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表示今后一定要管好孩子，教好孩子，让孩子成为一名在社会上有用的人。庭后教育，主要是在对未成年被告人宣判后，与学校、乡镇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家庭进行联手帮教和回访工作，自去年以来，我们先后五次到学校、看守所、乡村对10名正在服刑和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进行回访帮教。如：被告人王波、王和平、王义轮奸未满14岁幼女一案，对犯有这样严重罪行的少年犯，我们不是一判了之，而是坚持做好跟踪教育工作，被告人王波、王和平、王义被判服刑后，我们组织刑庭的同志深入到他们服刑地，与他们交谈。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犯罪道路时，他们后悔地说：“都是看了那些裸体录像才害了自己。”当问他们被判刑后有何感想时，他们说：当看到看守所里犯强奸罪的人被判十年、八年，十几年甚至死刑，才知道自己的罪行严重，如果不是得到法院对自己的从轻处罚，将不知何日才能走出劳改场的大门，从今起一定要好好改造，彻底改邪去恶，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于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我们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帮教，同时，定期让他们到我院汇报自己的表现情况。如：被告人符铭发、魏成艾故意伤害一案，符铭发、魏成艾被判缓刑半年后，我们组织刑庭的同志到其住所地与派出所、村委会的同志及他们的父母一起，让他们汇报回去后的改造和表现情况，又定每半年时间，要求他们到我院汇报思想和表现情况，派出所的同志赞扬我们说：“法官的帮教工作过细，减少了我们地区违法犯罪的发生。”他们的父母赞扬说：“法官都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的孩子。”

三、加强家庭的教育，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未成年人走下犯罪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家庭的教育、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品质、理想、情操的形成，与其父母教育和家庭的环境息息相关，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气氛环境对孩子的性格和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庭审中，我们根据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向其人提出要堵塞犯罪根源和加强思想教育，避免孩子继续染上不良恶习和提高自身的防护能力。如：我们在审理王波、王和平、王义强奸一案时，发现三被告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主要原因是由于三被告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看黄色录像，思想上沾染色情的东西，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针对三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我们向三被告人的父亲提出要加强对孩子的文化生活教育，堵塞“黄色”东西对孩子的腐蚀，三被告人的父亲听后非常感动，表示今后一定要与法院紧密配合，加强对孩子的管教，使孩子重新做人。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6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确保我镇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订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司法改革精神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国家现行法律框架内，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构建刑罚执行"社会化模式"。形成一个党政领导下的各方协同配合，科学有效的社区矫正工作运行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教育改造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不断提高教育改造罪犯的质量，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平安*"、"和谐*"建设。

二、社区矫正范围

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包括（一）被判刑管制的；（二）被宣告缓刑的；（三）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即：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四）、被裁定假释的；（五）、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三、社区矫正部门职责

1、综治办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政策和工作部署，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协调、考核等职能。

2、司法所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社会力量，会同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公益劳动、思想汇报、考核奖惩、监督考察等。

3、派出所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与司法所密切配合，做好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处置有违规、违纪等情况的矫正对象。

4、法庭配合司法所做好矫正对象的衔接，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配套措施的研究的决定，支持社区矫正工作。

5、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监督社区矫正日常管理、教育改造、监督奖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审判和刑罚执行工作；接受矫正对象及其家属的申诉、控告。

6、民政部门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管理之中，指导村、居委会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保障矫正对象的基本生活，将符合低保条件的矫正对象纳入低保范围。

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帮助推荐就业。

8、财政部门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列支。

9、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企管中心、工商、税务、教育等部门充分发挥各自只能优势，引导矫正对象积极向上，服从矫正，为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条件、提供帮助。

四、方法步骤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分准备、实施、规范运作、总结完善四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10月29日-11月10日）

1、成立机构：（1）镇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镇党委、政法委书记任副组长，综治、"两所一庭、教育、工作片负责人等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分管综治政法工作的镇班子成员为主任，综治办、派出所、法庭、司法所负责人为副主任，司法所长为常务副主任。（2）各工作片设立以工作片片长为站长，分管综治工作的副片长，辖区分管民警为副站长的社区矫正工作协作站。（3）各村（居）、单位建立以党政负责人为组长，治调、政教、群众团体负责人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小组。

2、落实人财物：镇设置矫正办公室和矫正宣告室、矫正谈话室、矫正学习室。按照20：1比例配好镇专职工作人员（聘请社工），派出所确定一名联络员，各工作片设置矫正室并确定专人负责。按照矫正对象1：1比例，少数对象2：1比例选拔建立矫正志愿者队伍。完善各类硬件（配齐电脑、一体机、摄像设备、牌子、印章、档案柜等各类办公用具，制定完善各类职责制度流程图，规范上墙）。按每名矫正对象1500元标准落实社区矫正费用。

3、宣传发动：主要通过宣传窗、宣传册、黑板报、简报及广播电视等多种渠道向广大社区群众宣传社区矫正工作，发动和组织他们支持并参与矫正工作。

4、调查摸底：以各工作片为主对所辖社区内的矫正对象进行排查摸底，掌握每个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并把摸底情况及时汇总上报镇矫正工作机构。

5、拟定镇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和具体做法。

（二）实施阶段（11月11日-11月20日）

1、召开动员培训会议；

2、做好矫正对象交接工作：（1）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核实矫正对象，协调交接事宜；（2）派出所负责做好矫正对象的一人一档工作，及时查漏补缺，完善资料，做到档案齐全，内容真实、完整，做好移交的准备工作；（3）集中举行矫正对象档案交接仪式。

3、针对犯罪类型、罪犯属性（如青少年、妇女）身体状况、认罪态度等不同情况，分别建档立卡、制定个案。实行分类管理，区别教育，提高改造成效。

4、落实"5+1"的监管措施（建立监管小组），即：工作片综治室主任、辖区民警、联村干部、村（居）单位一名监管责任人（志愿者）和矫正对象的一名亲属组成。

5、开展矫正对象集中公益劳动和过渡性就业安置基地建设。

（三）规范运作阶段（11月21日-11月30日）

1、制定完善各类日常管理制度（矫正对象报到、宣告、汇报、学习、劳动、请销假、会客、迁居、考核奖惩等管理制度）

2、组织矫正工作人员（含社会志愿者）进行矫正业务知识培训；

3、解决走访矫正对象过程中发现的就业、就学、生活、维权等问题。

4、组织矫正对象日常报到、思想汇报、学习教育、心理矫正、公益劳动和请销假、会客、迁居等监管工作（集中学习时间每月不少于1次，公益劳动每月不少于2个工作日，日常报到、思想汇报、上门走访一般一个月一次，每月开展一次考核评议。这些活动即可集中，也可以社区为单位分片开展）。并把学习教育、劳动的态度、表现记入矫正对象的档案，作为矫正对象奖惩的总体评定内容。

5、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抓好奖惩考核和通报。

（四）总结完善阶段（12月1日以后）

1、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向上级社区矫正机构汇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建立长效循环工作机制，巩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2、收集整理好资料，迎接县社区矫正机构检查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开展社区矫正，做好非禁刑罚的执行工作，有利于家庭邻里和睦、社会和谐国家文明进步，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镇各级党政组织和社会团体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与、协调、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7

一、教育康复矫正职能是社区矫正的应有之意

作为一项系统的制度的社区矫正是随着刑罚制度的逐渐演进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从演进的历史趋势来看，刑罚明显呈现由重至轻的发展轨线，从普遍使用肉刑和死刑过渡到现代的监禁刑，再从作为刑罚主要手段的监禁刑过渡到罚金、缓刑等监禁的替代措施和其他不用直接控制人身而采取非监禁控制措施的中间刑罚。之后，又出现了一种从刑罚向和解与赔偿等恢复性司法过渡的趋势。刑罚的这种历史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刑罚观念的进步、刑罚方法的人道和对刑罚效益的重视。随着人们对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监狱内部被关押人员的拥挤、监禁成本高昂等传统监禁刑弊端认识的深入，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应运而生。

直接催生社区矫正制度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得退伍军人回归社会辅导制度。二战结束后，美国许多在战场拼杀已久的老兵退伍回国后遭受多种社会不适应症困扰，不能适应回归后的社会生活，宁愿重回部队服役。他们急需帮助使之从军队生活回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因此，有关政府部门便组织人员前往退伍军人住所，向他们提供咨询，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做好接受教育和重新就业的准备。这项活动的效果很好，遂被美国引进刑事司法系统中。经过逐步的演进和完善，现在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社区矫正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对被矫治对象进行教育康复，使得早日回归社会的职能。

我国从2003年开始试点社区矫正，2004年5月，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规定社区矫正的任务是：（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二）采取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促使其成为守法公民；（三）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和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其顺利适应社会生活。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康复矫正，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促使其成为守法公民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重要职能之一。

二、提高社区矫正质量应刑罚执行与教育康复矫正并举

社区矫正实质上既是刑罚执行工作，又是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技术解决矫正对象面临的思想观念、社会态度、心理、行为、社会交往、社会适应、家庭、社会支持、社会功能等方面的问题，满足矫正对象的正当需要，促使其回归社会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既要重视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工作，又要重视社区矫正康复矫正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原则，提高社区矫正的水平和质量。

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其中规定了社区矫正刑罚基础制度，要求建立矫正对象一人一档；强化了定期汇报、及时汇报，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月见面制度；规定了社区矫正人员离开、变更居住地汇报、审批制度；要求社区矫正人员认真执行公益劳动制度、集中教育制度、思想汇报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效增强了矫正对象的在刑意识和守法遵纪观念。同时，《办法》还规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奖惩制度，做到该表扬的加以表扬，该惩罚的一定要惩罚，有效强化了刑罚执行功能和效能。

强化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功能，不仅有利于坚持社区矫正的威慑性、严肃性和规范性，落实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而且可以深化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规范其行为，促使其走向主流社会。但是作为具有行为恶习和犯罪意识的犯罪人员，社区矫正对象面临着众多复杂、多样的问题，同时也有多样的需求。仅仅靠加强对其严格规范的刑罚执行，并不能彻底实现促使矫正对象回归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根本目的。实际上，无论从刑罚执行角度，还是从康复矫正的角度看，社区矫正都是一个大预防的概念。《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要求社区矫正应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的教育，培养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并要求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等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高其适应社会能力，同时要求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社区矫正工作的根本目的要求我们应在深入认识矫正对象面临的问题，了解矫正对象的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展康复矫正工作，与矫正对象一起解决面临的问题，加快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速度，成为守法公民。

三、强化社区教育康复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人员改造为守法公民

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康复矫正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多措并举。目前，我国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康复矫正仍然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需要予以加强。

首先，应加强对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培训和建设。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建设是社区矫正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所在。社会工作具有“预防、治疗、补救、发展”四项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工作能够满足康复和矫正社区矫正对象问题的需要。社区矫正的任务和实践表明，社区矫正涉及三个方面的实质性内容，一是刑罚执行，二是教育康复矫正，三是社会保障。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也应包括刑罚执行性质、教育康复矫正性质、社会保障性质三重性质。由此来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也应当包括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工作者、社区矫正教育康复矫正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由于矫正对象存在问题及需求的复杂性、多样性、系统性，专业性的康复矫正成为必然。《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各地比较关注的是司法所队伍的建设问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司法所的人员编制有限，目前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主要应承担刑罚执行的工作，而且司法所由于人员来源、知识结构、工作性质等方面的限制，难以保证社区矫正中康复矫正的专业性。因此，建立一支专业的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负责社区矫正的康复矫正工作，并逐步提高矫正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对保证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第二，应针对每个矫正对象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开展康复与矫正工作。每一个矫正对象面临的问题都不相同，所需要的帮助也不相同，因此，应广泛开展个案工作，有针对性进行一对一的康复和矫正，为每一个社区矫正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被判处的刑罚种类、犯罪情况、个性特征、悔罪表现和生活环境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监管和帮助措施，并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效果，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适时予以调整。

第三，加强对矫正对象存在的共性问题的研究并开展工作。尽管被矫正对象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也有许多社会矫正人员共同存在的困扰，对这些共性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在较高的层面上统一认识，制定相应有效的应对措施。如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问题，无论是假释人员，还是缓刑人员，在刚进入社区矫正系统时都存在社会适应问题，这成为他们进入社区矫正系统后最初一段时间内重新犯罪率高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有必要探索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刚进入社区矫正系统时的社会适应工作，帮助矫正对象快速适应社会。再如矫正人员的就业问题，心理调适问题等等共性问题，都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

第四、充分发挥矫正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促使矫正对象提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教育工作是一个相互沟通、情感双向交流的过程。要取得最大的效果，既需要教育者尽职尽责，也需要被教育者的积极配合，因此在社区矫正中要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矫正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可以组织有积极性的矫正对象，由他们现身说法进行法制宣传，还可以组织社矫人员集中进行讨论，让他们明确自己有那些优势，存在哪些问题，让他们对自己下一步教育矫正提出规划和建议等等，其目的就是提高矫正对象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进行自我教育、加强自我管理、规划自我发展。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8

内容提要: 总体而言，我国各级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目前正处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探索阶段，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尚没有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和符合中国国情的运行模式。据此，本文旨在结合现代司法理念和人类社会刑罚观念的进化，探讨人民法院在我国社区矫正中的法律定位，并就社区矫正法的框架进行较深层次的立法思考，这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本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社区矫正及各国刑罚实践中的相关情况进行概述；其次，通过对我国法院在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现状及有关数据对此，定性及定量的分析，分析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三，从现代司法改革及刑罚理论发展角度，研析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及其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定位。最后，根据法院在社区矫正中法律定位、职能、作用，结合我国现有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发展水平，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构建提出立法建议。 

    当前，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量刑、行刑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成为推进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热点之一。2003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江苏等6省、市的城市社区及有条件的农村乡镇相继推开。

社区矫正刑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其系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一、社区矫正：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刑罚改革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2。

报应是指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来抵其罪恶。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来教育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教育改造消除其再犯能力与倾向。刑事处罚政策有两方面内容：刑罚政策与非刑罚政策（包括保安处分），前者通过利用刑罚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目的，后者通过利用非刑罚手段预防犯罪目的3。刑罚种类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刑罚教育改造社会化，使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社区矫正，由此应运而生。

1、社区矫正制度辩析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刑是让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以服刑者身份进入社会。基于这样的判断，从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刑罚理论追根溯源，均可依稀寻觅其各自的法律影踪。其中：一是英美法系刑罚理论之社会复归理论。所谓的社会复归，也可称之为矫正（correction）或是“改正”（reformation）。此种理论主张：“处罚”（punish）被定罪的犯罪人，以给其适当的“处遇”（treatment），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再社会化并重返社会，希望犯罪人被改正之后将不想也不需要再度犯罪4。在此理论之下，可以这样认为：也许不能称呼为“处罚”（punishment），因为其并不主张给予犯罪人刑罚之苦痛，而是强调要使犯罪人将来能有更好与更愉快的生活。二是大陆法系刑罚理论之保安处分制度。18世纪末，德国学者克莱因在《保安处分的理论》中认为，“刑罚具有按现实的犯罪程序而定的确切内容，而保安处分则具有以行为者的犯罪危险性为基准而科处的不定期内容”5，但均应由法官宣告；在受刑人执行刑罚后，如认为尚有改善或隔离的必要，可予以保安处分。随着保安处分二元论向一元论的过渡，保安处分也作为“刑”的内容之一，具体的保安处分措施有：保护观察、少年保护、收容矫正、善行保证、禁止从业等。保安处分旨在通过对特定的犯罪人和危险分子的教育感化，改变其恶性，使其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从而达到预防、减少以至消灭犯罪。

从现代司法理念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刑，产生于上世纪中叶的欧美国家，并且已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被广泛使用。在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目前仅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种罪犯。

2、社区矫正刑的法理基础

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构式（institutional treatment）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罪犯处遇方式。为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发展、变化，刑罚理论从传统的报应刑观念加以更新或改变，倡导教育矫正罪犯的新观念，使罪犯改恶从善成为新人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有效的、彻底的社会防卫方法6。

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社区矫正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尊重矫治对象作为人的生存价值，实行文明管理并给予相应的人文关怀，维护其应当享有的各项法定权利7。矫治对象又是正在接受刑罚执行的罪犯，要参加相应的改造活动。所不同的是，其接受刑罚处罚的环境是在社区而不是在监狱。因此，具体执行方法有别于监狱环境，更有利于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其尽早融入社会，获得新生。两者互相结合，共同作用于罪犯的改造工作。

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社区矫正刑同样也体现了刑罚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刑事制裁被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极端手段。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是刑法发展的进一步表现及必然结果，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为主的第二次飞跃。

     能矫正的罪犯应当予以矫正，不能矫正的罪犯应使其不致再危害社会8。随着刑罚理念从古代肉刑、死刑为中心转向现代以自由刑、罚金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由此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趋势；刑罚社会化、轻刑化、人性化的现代司法理念进一步传播。刑罚目的由惩罚报应逐渐向教育矫正转变，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刑罚实践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刑意义思想影响以及连续多年的严打势态，致使很长历史时期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因素，致使各级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较紧，导致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有鉴于此，对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司法定位及社区矫正立法进行研究探讨，其价值体现在：一是有助于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不断总结人民法院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做法，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二是有助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刑法、刑诉法等现有法律，依法充分使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有助于探索并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为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打下基础。

3、社区矫正刑的法律价值

社区矫正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保全社会。其并不把眼光放在既定的犯罪事实上，而是着眼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它把人的人身危险性放在首位，但也不忽视犯罪事实，是从宏观上总体考察犯罪及再犯罪的危险9。人们逐渐地认为，社区矫正可作刑罚之补充、代替并选择适用。在肯定刑罚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执行社区矫正，更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罪犯的矫治。从尝试引入社会矫正并开展广泛试点，中国刑罚制度拉开了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发展的序幕。

一方面，社区矫正有益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有益于对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

笔者同时感到：社区矫正的开展有益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正如西方近代刑法理论的奠基人贝卡利亚指出的，刑罚必须通过及时性、肯定性和对称性发挥心理威胁作用，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10。罪犯被监禁在监狱中，与社会分离开来，其职业、家庭关系等受到监禁的困扰，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也容易受到一起服刑的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现实中许多大案、要案、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都是“二进宫”或“三进宫”者所为。无疑，社区矫正将是有效缓解监狱压力的重要途径。另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2002年8月以来先期试点的三条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的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正还获得了假释11。因此社区矫正有利于监狱集中资源矫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可能改造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教育，还可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犯罪之间的交叉感染，以提高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还有一方面，刑罚当包含教育、矫正罪犯的目的12。社区矫正的开展有益于通过社会化改造方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使其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

二、社区矫正刑：当前影响法院适用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社区矫正作为现代刑罚改革的方向，在各国刑罚实践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其强大的生命力已显端倪，这种社会化、人性化的非监禁方式加速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达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推进社会矫正工作的酝酿而生，顺应了现代司法理念和现代非监禁刑的潮流。然而，当前影响法院适用社区矫正刑的现状不容乐观：

1、法院对缓刑、假释适用偏低。国外对于缓刑、假释的适用十分普遍，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统计资料表明13：我国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各级法院判决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些法院适用缓刑数量很少，还有一些基本不使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假释率仅有1.63%。

2、法院对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为数甚少，从1999年到2001年，法院每年对1.23%左右的罪犯判处管制；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适用监外执行罪犯2001年仅占服刑人犯总数的1.13%14；与此对照，西方国家包括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内社区矫正适用较为广泛。例如1990年美国监狱在押犯罪额100万，而在社区进行矫正的罪犯却高达300万，其比例大致为1：315，而日本目前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司的监督下接受矫正处遇措施16。

3、影响法院对社区矫正刑适用的主要因素：笔者感到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层面上的。包括司法理念、司法适用、立法滞后三重因素的制约。

首先，现行司法制度及适用上的因素。由于刑法条文中可适用社区矫正刑罚比例较低，导致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过窄。应当看到，刑罚的社会化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理念及刑法改革中的一种基本走势，刑罚的这一发展趋向，同样符合我国刑法民主化和社会进步的现实需要。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进行改造。应当重视对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客观危害程序不大的犯罪行为，广泛适用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各种惩戒措施。应在立法中扩大适应社区矫正需要的管制、免刑、罚金刑等适用范围，从而建立起以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重为主，以生命刑为例外的新型刑罚体系17，落实职能监督和社会帮教，使其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手段一起相互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防范系统，使我国刑罚朝着更加开放、平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全面发挥其惩治、教育、改造罪犯的功能。其次，假释、缓刑适用条件，程序规定较为苛刻，也是司法实践中法院较少适用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假释制度是对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的一种奖励，只有对满足特定条件的服刑人员方可予以假释。而欧美等国家的假释是一种必要假释，凡是服满一定刑期的罪犯，只要没有剥夺假释的情形，即可按规定获得假释。因此，假释是罪犯服刑期间的一种权利，而并非服刑期间的一种奖励。这成为我国假释制度无法很好适用的一大原因。对于缓刑而言，刑法规定适用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作为社区矫正主要适用对象之一，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情况不尽理想。如前所述，比例还很低。对此，应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对过失犯、未成年犯、偶犯、初犯、老年犯等身体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应在审判量刑过程中尽可能予以缓刑。

其次，从司法理念上分析原因。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罚重刑主义影响较深，也是导致非监禁措施较少得到判决和适用。如何在惩罚与罪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相当重要的18。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司法重刑传统的国度，“善恶报应”、“杀一儆百”的传统思想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监狱行刑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犯罪预防和惩治的角度看，刑罚较重与经济犯罪率的高低，并非绝对地反比，这也使人们重刑之于刑事犯罪的遏制力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因为刑事犯罪形成的原因日趋复杂，从而在一定程序上削弱了刑罚因有的威慑效应，企图依靠纯粹加重刑罚的方法去控制犯罪，已成为脱离实际的幻想，应当消除刑罚轻重与犯罪率高低有必然联系的片面化思想19。在法院司法审判中较广泛地适用管制、缓刑、免刑和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再者，社区矫正立法滞后也是影响法院对其适用因素之一。由于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对罪犯进行矫正缺乏行之有效的机构和制度保障。西方社区矫正制度除了包括缓刑、假释、特殊情况下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方法外，还包括社区服务令、保护观察、半监禁、周末监禁、辅导处分、家内服刑等作为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刑罚种类，以及配套完善的矫正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20。而目前我国刑法、刑诉法中对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内容规定得十分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相比西方社区矫正的实践，矫正工作的效果尚不明显，社区矫正运行效率尚不流畅，导致法院难以扩大社区矫正刑的适用范围。

    三、法院在社区矫正刑罚中的司法定位

刑罚的司法环节包涵定罪、量刑、行刑三个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可阐释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和判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案件以及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宣告缓刑的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充分运用刑罚及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由此可以凸显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认为，为改变社区矫正在当前法院司法过程中的现状，确立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在法院司法层次上扩大应用，从而进一步拓展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现代司法理念下行刑社会化、人性化的刑罚体系，更加体现出社区矫正教育刑思想，有必要对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给予明确的司法定位。并以此为参照系，对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职能、作用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改进、提升及法律衡平。

1、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纵跨量刑与行刑的刑事司法。

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是由法院以刑事判决和刑事裁定的形式作出。因此可以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基于刑事法律进行的司法行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上包含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监外执行等等。我国法学界部分学者认为，缓刑等是在刑罚量定基础上，对其执法的确定，在逻辑上应将其归之于行刑制度21。 对此，笔者感到：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中涉及的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等，包括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外的社区矫正项目如电子临控、家中监禁、社区服务等也会成为我国社区矫正的内容。一是法院在对以上社区矫正的对象审判过程中，包含如何适用刑罚和如何执行刑罚两项实体内容。前项属于量刑过程中问题，后项内容显然属于行刑的领域；二是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违法青少年安置帮教及人民调解工作等有着本质不同，此种法院刑事司法活动，包含对罪犯的惩罚和监督功能；基于以上两方面判断，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当是纵跨量刑与行刑的刑事司法。

2、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进行的刑事司法。

    各级法院判处并移送社区矫正的罪犯，包含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服刑的罪犯。同时对于罪行较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特定罪犯，也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措施。例如：2003年4月8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刑事判决尝试新做法，实际参与街道改造罪犯的相关工作22。徐汇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两年前盗窃邻居财物的刚满18岁的被告人张某，由于其有自首情节，检察院建议对其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和宣告缓刑的刑事处罚。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法庭的审判区内，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席位。被告人所在社区的两位矫正工作人员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综合情况的详细调查，并建议法庭宣判被告人缓刑。与此同时，被告人也在法庭上诚恳地表示，如果法院能够判处他缓刑，他将认真接受社区矫正，被告人最后还在《自愿接受社区矫正承诺书》上签字。合议庭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后，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建议给予了充分的考虑，最后宣判：判处被告人拘役三个月，宣告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一案件的审结，标志着上海市法院正式参与社区矫正这种新型罪犯改造制度，同时意味着被告人将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监督下在社区矫正服刑。到2003年8月，该市像张某这样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者已经有104名，这种社区矫正模式已推广到整个上海市。以上不难发现，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正是对前述特定罪犯进行的刑事司法。

3、社区矫正是法院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刑事司法。社区矫正除了应履行法院刑事司法的惩罚和改造功能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对罪犯的帮助和服务。因此，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在社区。在确定刑罚权行使的合理限度时，应当兼顾社会公正性（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和社会功利性（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双重标准23。就法院判决的社区矫正对象而言，对这些特定的罪犯与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相比，主要有两方面不同：一是对社区矫正罪犯惩罚力度有较大的减弱。二是对其改造和矫正的难度有所增强。对监狱中服刑罪犯，需要强迫其劳动改造。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进行严格的考核奖惩，严格限制人身自由；而在社区中的罪犯，只是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让其定期向社区矫正机构汇报情况。限制其一定的活动区域，罪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正是因为他们有相对的自由，为了避免其重新犯罪，因此需要司法机关加大对他们的改造和矫正的力度。

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24。为此，各级法院应充分运用非监禁刑刑罚措施、缓刑考验制度、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一方面在法院审理案件时，加强审判庭审教育，调处钝化矛盾，促使罪犯认罪服法，真诚悔过，为其回归社会接受社区矫正打下基础；二是法院应充分利用审判资源，积极配合社区矫正组织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定期回访考察，适当辅之监管令、社区服务令、训戒、责令具结悔过等非刑罚的处罚手段，将人民法院在社会帮教、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纳入社区矫正中；三是着力于法院审判“两个延伸”，配合社区矫正组织对非监禁罪犯进行教育转化，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犯罪、减少重新犯罪。

四、从法院视角：社区矫正法之法律构建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25。为改变社区矫正适用现状，确立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有必要转变司法观念，在立法、司法层次扩大适用。同时建议仿照国外的刑罚替代措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保护观察等制度，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刑罚体系，更加体现出教育刑思想。

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司法是立法的保障。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在实践中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立法上还缺乏有力的保障。因此，结合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实际，笔者认为亟需从立法上作相应的制定和完善，以期实现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司法理念的更新、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司法理念更新及法律制度构建之一

1、改革现有刑罚制度，扩大法院对管制刑的适用。建议在社区矫正立法出台之前，先行扩大法院判决管制刑的适用比例，对现行刑法进行个别调整，明确规定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院都可以选择适用管制刑，以适应开展社区矫正的紧迫需要。毋庸讳言，相对于对“犯罪的打击”26，刑罚方法是一种适用最为方便的手段，然而它又是代价最为昂贵的手段。在现代司法改革过程中，刑罚种类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开放化正在成为刑罚制度发展趋势。基于此，法院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有必要适应这一变化，改变管制刑适用偏少的状况，对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轻刑罪犯，适用具有中国刑事司法特色的管制刑罚。

2、修改法院对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在各级法院依法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建议：一是适当放宽缓刑条件中有期徒刑的上限标准。目前刑法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对象范围过窄，法院判处缓刑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偏低。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处五年及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占了相当大比例。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法院工作报告中：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占总数的25%27。从中可以看出75%罪犯在五年以下，都应属于轻刑范围。因此，笔者建议适用缓刑可修改为“被判处拘役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样缓刑适用范围将明显扩大。二是适当缩短假释条件中无实际执行的期限。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可考虑缩短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对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以及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鉴于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可以考虑对这些罪犯规定较为严格的假释条件。

3、限制短期自由刑，放宽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为此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在我国短期自由刑一般是指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短刑犯存在心理波动大、狱中易互相感染、人身危险性恶化、服刑改造质量不高等状况，已经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司法部曾对11个省19个劳改单位7365名三年以下短刑犯情况进行专题调查28。调研结果表明，短刑犯重新犯罪率高达14.84%。为此，建议对符合条件又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短期自由刑罪犯，放宽监外执行条件，除法定的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形外，建议对未成年犯、过失犯及老弱病残犯等扩大适用监外执行。采取社区矫正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教育改造。

4、设置青少年罪犯矫正法律条款。我国目前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3.67亿，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04年5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要切实加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逐步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29。面对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较高的状况，未来的社区矫正立法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预防少年犯罪，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法院正筹备在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地设立少年法院，对少年审判机制进行探索30。因此各级法院应在预防、控制少年犯罪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及心理、生理特点和法律保护的特殊要求，适用少年犯罪审判非刑事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国际社会通行的处置方式。建议：一是注重审判与教育并重，庭审中父母等监护人和社区、学校、帮教人员参加，做到寓教于审。二是准确适用刑法，尽可能少判处监禁刑，多采用缓刑、管制、免刑的刑事处罚，注重审判工作的延伸。三是让违法少年在社区特定的环境中接受矫正，通过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共同努力，促使少年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二、法院在社区矫正司法理念更新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之二

1、发展我国现有刑罚制度，增设社区服务刑。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并作为一种主刑。社区服务刑可定义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犯罪人无偿地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的一种刑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取代现行的管制刑罚。在此可借鉴英国的社区服务制度，该国在1973年《刑事家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较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规定社区服务主要适用于16岁以上且所犯罪行可处监禁的罪犯，但法官充分考虑罪犯的犯罪性质和个人特征，认为其无须剥夺自由和较高程度的监管，并可积极配合、履行所命令的工作，在征得被告本人同意后，就可以对其适用31。依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4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提出警告；第二次，则要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以上有益做法可供我国制定社区矫正立法时借鉴。从而使我国刑罚结构更为合理、科学。

2、专设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在将来制定社区矫正法时，建议考虑设置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矫正的开展，充分印证社区矫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如2003年北京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的47个街道、乡镇全面展开罪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均为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期间，这些罪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并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改造，改正自己恶习、认罪服法32。目前，继上海之后，社区矫正试点已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相继推开。因此社区矫正立法时，建议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设专人执行社区矫正，负责接受矫正人员的教育、管理、考察和监督工作，并建立由专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参加的社区矫正队伍，吸纳法律、教育、心理学等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人员，协助矫正机关共同教育、管理、考察、监督社区服刑人员。

3、明确社区矫正的司法管辖。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行，须以社区条件作为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有条件的乡镇，已具备了良好的实行社区矫正制度的社区条件，因此接受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作为管辖所在地；而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或偏远的农村，短时间内尚不具备实行社区矫正制定的社区条件。因此，对于在具备社区矫正实行条件地区犯罪的外来人员，建议以实际居住地管辖方式，对矫正服刑人员实行监督、教育、矫正。

4、改革并重构法院现行假释制度。根据现行法律，假释决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但假释权从本质上看并不属于审判权，因为假释权并不改变原判决，而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目前法院进行假释公开听证等形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尽合理的现状。而当今许多国家采取建立相对独立的假释委员会来行使假释决定权，以此来保证假释的公正和效率。笔者建议，将来的社区矫正立法中采取这种模式作为我国假释决定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假释委员会成员的组成上，由司法部门、社区矫正机构人员及教育人士、医学人士和社区代表参加。从而体现假释的专业性、开放性，实现假释的合理化、社会化。

结  语

开展社区矫正刑罚，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以上意义来讲，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任重而道远。

   注：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载《法制时报》2003年7月11日。

    2 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

    3 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4 [台湾]吴景芳著：《刑罚与量刑》，发表于《法律适用》杂志，2004年第2期，第9页。

    5 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中译本），上海翻译公司1991年版，第465页。

    6 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7 丁亚秋著：《社区矫正实施意义及缓刑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研究》，2003年7月发表于《法治论丛》第18卷第4期，第3页。

    8 李斯特著 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9 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辑组《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0 强世功著：《犯罪及其刑罚—兼评（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发表于《法律科学》杂志1993年第2期。

    11 王磊著：《社区矫正的中国试验》，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版，第14页。

    12 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辑组、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9页。

    13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上)》，发表于《中国司法》杂志，2003年第5期，第4页。

    14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上)》，发表于《中国司法》杂志，2003年第5期，第4页。

    15 陈文、陈瑞华、苗先明主编：《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456页。

    16 林遐著：《日本罪犯社区处遇制度》，发表于《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2002年第7期第35页。

    17 游伟主编：《刑事改革与刑事司法新课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8 林茂荣 杨士隆著：《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 游伟主编：《刑事改革与刑事司法新课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20 沈宗灵著：《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21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2页。

    22上海《青年报》，《上海市 徐汇区法院刑事判决尝试新做法 实际参与街道改造罪犯的相关工作》，发表于2003年4月10日，该报5版。

    23 陈兴良著：《论刑罚权及其限制》，发表于《中外法官》杂志，1994年第1期，第27页。

    24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2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1页。

    26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27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2月12日。

    28 张文、陈瑞华、苗生明主编：《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29 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讲话，发表于《人民日报》，2004年5月11日。

    30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11日。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9

（一）缓刑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

1、缓刑的执行流于形式，未能发挥缓刑考验作用。

缓刑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由罪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协助执行。但据笔者调查，多数法院将缓刑执行通知书送到公安机关，即完成了缓刑的执行程序。公安机关在缓刑的执行中并未对罪犯进行监督考查工作，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罪犯在判缓刑期间和无罪释放享有相同的自由，失去应有的监督。一些缓刑犯在缓刑期间又犯新罪，而被撤销缓刑，还有一些罪犯，在缓刑考验期结束不久，又旧习上演，继续犯罪。

2、未成年罪犯在缓刑执行期间，未对其适当帮教。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因为犯罪对其进行惩罚不是主要目的，通过惩罚、感化、教育、挽救使其不再犯罪、改过自新，应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重心。那么，对于一些年幼，犯罪手段简单，主观罪过不深的少年犯，适用缓刑后，应当多给予关怀、教育，使其在学校、家庭或工作岗位上接受考验。但实践中，一些未成年罪犯在缓刑执行期间，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怀、教育，他们有的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有的受其他人拉拢继续游手好闲、为非作歹，学校、家庭未吸取教训，对其加强管教，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也未协助有关单位、人员制定帮教措施，未适时回访，引导他们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未成年罪犯在缓刑期间的表现并不理想，其重新犯罪的因素未予以排除。

3、缓刑案件执行减刑制度的较少，鼓励机制不健全。

缓刑案件，因罪犯未被关押，无论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间表现怎样好，都很少有被减刑的，这不利于鼓励罪犯积极改造。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功能，教育功能也非常重要，教育功能的实现不仅仅体现在罪犯不重新犯罪，还体现在通过劳教，罪犯人生观上有所提升，道德行为水平得到提高，除了不犯罪，还要成为一个讲究社会公德的人。在缓刑执行期间，对表现好、能够改过自新、乐于助人、群众交口称赞、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用减刑的方法予以承认和鼓励，无异会对罪犯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对其他缓刑罪犯也树立好的范例。

（二）强化缓刑的执行工作，充分发挥缓刑考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㈠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㈡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㈢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㈣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依据上述规定，结合目前缓刑的执行状况，笔者认为缓刑的执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通知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应下发到缓刑的执行机关和协助执行单位。

缓刑由公安机关考察，一般具体由犯罪分子所在地派出所进行考察，由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指由犯罪分子的工作单位或没有工作单位的由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予以配合。而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向公安机关发出执行通知书并附上判决书，却未向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有关材料。笔者认为，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犯罪分子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犯罪分子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犯罪分子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

2、在罪犯所在地进行公示，便于群众监督。

在罪犯工作地、居住地进行公示，将罪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请当地群众协助对犯罪分子的监督，并在罪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3、加强对缓刑执行工作的监督。

缓刑工作之所以流于形式，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应对缓刑执行工作加强监督。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缓刑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的撤销亦由人民法院决定，那么公安机关对缓刑的执行工作应对人民法院负责，受人民法院监督，同时，亦应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笔者认为，缓刑执行机关派出所应定期（一般以三个月为准）将犯罪分子在缓刑期间的表现材料报到人民法院刑庭，这些表现材料应包括：（1）犯罪分子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意见；（2）犯罪分子个人思想行动汇报（可以是犯罪分子自己书写，也可以由派出所做成谈话笔录）；（3）群众意见；（4）犯罪分子有无违反缓刑监督规定的材料。通过上述材料人民法院判断是否应对其撤销缓刑或采取措施加强监督管理。人民检察院从宏观上进行法律监督。

4、对未成年罪犯执行缓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帮教。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未成年罪犯执行缓刑，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情况、受教育状况，协助公安机关会同学校、单位、基层组织、监护人制定帮教措施，适时走访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了解对未成年罪犯的管理和教育情况，以引导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正确地承担管教责任，为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对未成年罪犯具备就学就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其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并且附送必要的材料。一些未成年人在离开学校后，因为没有职业，在社会上游手好闲，家庭又不帮助他们安排工作，极易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对于已经离开学校又未就业的青年，人民法院可以考虑会同政府部门、民政部门协商，拨出专项资金，安排未成年缓刑犯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技能，并帮助他们开辟就业渠道，让他们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树立良好的人身观、价值观，对未来有一个光明的设想。从他们心理上驱除犯罪动因，从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予以资助排除犯罪诱因。

5、完善缓刑案件的减刑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㈠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㈡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㈢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㈣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㈤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㈥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减轻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宣告缓刑的罪犯判处的刑种是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减刑的对象条件，不应被排除在减刑之外。公安机关应对缓刑罪犯建立缓刑执行档案，将缓刑罪犯的表现以书面材料的方式记录下来，并对符合减刑条件的，向原审上一级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缓刑犯的减轻条件，必须是：认真遵守缓刑考验期间的监督管理规定，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有重大立功表现。那么缓刑执行档案材料应包含上述几项内容，在报减刑建议时，以缓刑执行档案为依据。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10

本犯某某某，XXX年因为XXX罪经XXX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XX年（无期，死缓），XXXX年调入XXXX监狱，现在XX监区从事XX劳动，本犯自入监以来，能做到认罪服法，安心改造，积极靠拢政府，严格遵守司法部下发的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和监狱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深挖犯罪根源，矫正犯罪恶习。

积极参加“三课”教育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记录，按时完成作业，并能够取得较为优良的成绩，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端正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对于监狱警官下达的劳动任务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并能够在工余时间帮助他犯，不怕脏苦累，用劳动的汗水洗刷心灵的污垢。

当然，在成绩的背后本犯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XX月内务卫生评比中，本犯未获得流动红旗，内务方面有待加强。

相信在监狱警官的正确指引和本犯的不懈努力下，新生的彼岸就在不远的前方。

服刑人员：***

假释思想汇报（二）

xx思想汇报

尊敬的xx：

您好，我是xx，现在状况良好，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在厂表现良好，和同事相处也很好。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爱护家人，疼爱儿女，做一个负责的男人。以前由于愚蠢的行为，犯下让我一生都不会再犯的错误！本想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现在不但触犯了法律，同时也给家里、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负债累累！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我所犯的罪刑，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但是我有勇气和信心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位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件事对于我来讲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的选择和转变。我也相信自己可以以一个较好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我的另一段人生经历。 通过民警在那些月的对我不断的帮助教育，使我真正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给我自己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这段时间里，派出所民警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抽出大里的时间针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不厌其烦的 , 耐心细致的教育下。让我我会永远不让这种坏思想的东西侵蚀自己的灵魂。真正认识到懂法守法的重要性。

现在使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了罪。我悔而在悔。我要从新做人，洗心命面。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家学习法律知识，力求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同时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并且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今后， 我会永远不让龌龊的东西侵蚀自己的灵魂，真正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我的心头悬有一把法律之剑，做事三思而行，切莫因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今后不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要做！

我有勇气和信心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位对社会有用的人。

**年9月23日

汇报人：

假释思想汇报（三）

尊敬的xx：

你好，时间过得很快，不知道是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时间才显得时间瞬间流逝，还是我意思到好日子的到来，所以很珍惜，总之很感谢你们对我的大力帮助，帮助我脱离困境，让我重新回到真实的生活中。这些日子我还在原厂中工作，工作也很积极，认真，每天准时上班，严格完成老板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很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所以经常得到老板和同事的夸奖，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因为我的工作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个月， 我一直在家学习法律知识，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得到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

现在，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了罪。我要在思想上继续深刻的反思，再次加强我的法制观念。 这件事对于我来讲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和转变。我也相信自己可以以一个较好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我的另一段人生经历。 非常感谢民警以前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多次找我谈心。让我我会永远不让这种坏思想的东西侵蚀自己的灵魂。真正认识到懂法手法的重要性。

现在，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了罪。我要在思想上继续深刻的反思，再次加强我的法制观念。我的妨碍公务罪行， 并对国家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