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主权十篇

宣誓主权篇1

国内背景。《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被提上日程。其实，我们对宪法宣誓早有尝试。民国时期，单独制定的《宣誓条例》已规定文官、军官、自治职员及教职员只有在宣誓后才能任职。孙中山就是宣誓制度的践行者。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但是并未放弃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探索。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维护宪法的权威。、、在当发表讲话时都明确提出要遵守宪法、恪尽职守，当后，在讲话中就提到“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这为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基础。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对宣誓做了明确要求：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有具体规定；澳门《基本法》在规定特首宣誓事项的基础上，专辟一节规定了“宣誓效忠”。事实上，内地对宣誓行动早有探索：地方行政首长宣誓之先河，在人大代表的见证下，手持《宪法》，面向国徽宣誓就职。尽管我国尚未明确建立正式的公务员宣誓制度，但各地零散的宣誓活动屡见不鲜。因此，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是大势所趋、政之所向。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重大意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社会主义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凝聚着基本共识和价值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有助于增强公职人员的宪法观念，激励其忠于和维护宪法；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宪法意识，培养他们的宪法情感；有助于在全社会传播宪法理念，树立法治信仰。

二、实质探求基于契约制度法律层面的宪法宣誓

1.一种“心理契约”宪法宣誓能够在宪法与宣誓人之间构建起一种“心理契约”。心理契约，顾名思义，是一种隐性契约，一种基于价值认同而对组织的承诺。公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并由宪法所赋予。对宪法宣誓，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对宪法价值的认同、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和维护宪法的权威是宪法宣誓的应有之义。宪法宣誓的过程就是宣誓者接受自我见证、内心见证、人民见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凝聚着信仰、荣耀和忠诚。只有内心的信仰和无形的契约才能让公职人员坚持保护公民权利的目标不动摇，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权力，履行好自身的法定职责。一种“制度约束”宪法宣誓在我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名词，而且将成为一种制度规范。《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表明宪法宣誓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宪法的意义在于实施。实施宪法，最重要的是让宪法走下神坛，走进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内心。为此，第一步就必须要求被授予公权力者尊重宪法、维护宪法，向宪法宣誓。国外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践证明，宪法宣誓更多是一种制度约束。宪法宣誓制度明确要求元首等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向公民承诺。这能够从制度上约束公权力、对公职人员起到警醒和教育作用。

2.一种“宪法授权”我国《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及其职责，明确授权于行使公权力者。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对应。行使公权力，必须履行宪法规定的相关职责。向宪法宣誓，亦即向人民宣誓、许诺。公开的宪法宣誓制度有利于明确体现宪法授权，让公权力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运行。这是社会和公民监督相关公职人员的开始。宪法宣誓意在使当事人清楚自身的权力从何而来及如何规范运行，谨记“诺言来之不易，誓言不可违背”。

三、途径思考建立和完善宪法宣誓制度尽

1.宪法宣誓的组织者一个好的组织者是宪法宣誓的基本保障。在我国，宪法宣誓的组织者应该法定，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来组织。对于宪法宣誓尤其是中央层面的宪法宣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为法定的组织者；对于需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宣誓的，应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组织。宣誓制度的设计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宣誓制度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界定宣誓主体即宣誓人。《决定》明文规定，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主体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不得随意扩大其主体范围。如果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需要对宪法宣誓的话，那么会削弱宣誓的象征意义和作用。依据《决定》要求，在中央层面，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其他组成人员，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是宪法宣誓的主体。二是时间要素。对于宪法宣誓的时间，已经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一般没有具体的规定。我国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三是地点要素。宪法宣誓的地点即宣誓场所，一般由宣誓的组织机构确定。应根据宣誓的具体情况作出区别。原则上，在会议上任命的就应在该会议上宣誓。例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宪法宣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向宪法宣誓四是。

宣誓主权篇2

【关键词】 宪法宣誓制度；程序；法律后果

宪法宣誓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宣誓遵守并效忠于宪法的一种仪式，具有正式性、权威性以及法律效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现行宪法中，已经有177个规定了宣誓制度，可以说宪法宣誓已经成为国际惯例。[1]然而，我国一直没有规定宪法宣誓制度，这不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也难以真正确立宪法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地位。有鉴于此，党在《决定》[2]中明确规定： “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等举措，为宪法之落实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但是由于法律尚未对宪法宣誓程序进行详细规定，在刚刚过去的“宪法日”中，多地举行的宪法宣誓活动没有统一规范、流于形式，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民众对宪法宣誓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对此，个人认为，可在宪法总纲中增加一条修正案专门进行规制。修宪之后还应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具体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宣誓主体、形式、誓词、组织实施、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应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从而建立完备、多层次的宪法宣誓制度。

一、外国宪法宣誓制度及其借鉴之处

1215年英王约翰在英国《大》中明确表示“余等与诸男爵俱已宣誓，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上述各条款。”由于《大》被视为现代宪法的雏形，因此这里国王的宣誓就看作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最早来源。自此以后，多部宪法均明文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如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42条，美国1787年《美利坚和众国宪法》第2条，菲律宾1973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序言第8条，意大利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91、93条，埃及1976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永久宪法》第110、155条等，都直接规定了誓词的主体和内容，使得宪法宣誓制度有了法律依据。把宪法宣誓制度规定入宪，可以使这一制度受到宪法的保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应在执行其职务之前作如下宣誓或代誓的宣言：‘我谨庄严地宣誓，愿以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最大的能力维护、遵守、保卫合众国的宪法。’”仅仅只有44个字就将宣誓主体、担任的职务以及应履行的义务说的清楚明白，易于记忆，便于操作，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另外，外国领导人就任宣誓一般采取全国直播的方式，场面庄严肃穆，容易激起民众对宪法的敬畏之情，也有力的证明了就任的合法性。以美国为例，总统宣誓就职的仪式公开、程序严谨、规格极高：前任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应邀出席、数千民众现场参与见证、数百万群众通过流媒体观看总统的就职典礼，使得就职典礼气氛热烈而庄严。这样，既可以树立宪法的权威性，也使得民众参与进来，提高了宪法宣誓的公信力。

二、建立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初步设想

通过对比多国宪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个人认为，宪法宣誓制度应当包括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规定、依据、主体、誓词、宣誓形式、违反誓言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

1、宣誓主体

《决定》中明确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因此，宪法宣誓的主体必须同时具有两个身份：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3]

由于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任命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决定，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数较少。因此，若单独为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多余之嫌，故而不再单独为其设立宪法宣誓制度。同样的，根据国际惯例，驻外全权代表（尤指大使）一般是在其他国家领导人接受其国书时履职，此时宣誓意义不大。因此也不再为其设立宪法宣誓制度。

这样，经过筛选分析，我国的宪法誓词应该分为四类：国家主席的誓词、人大常委会的誓词、行政机关的誓词以及司法机关的誓词。这种分类是基于各个职务系统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所做出的。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超然，将其誓词单列出来很有必要。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常委会是其常设机构，主要代表人民，只有进行宣誓才能体现职责的神圣性，才能更好的代表人民意志。而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则是由于职责相差较大，二者各有誓词才能体现分工、明确职权范围。

2、宪法宣誓的法律渊源

宪法宣誓制度需要建立完备、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才能保证顺利有序的进行，才能体现其权威性、正式性与法律效力。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只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才能体现其权威性。因此，应当在《宪法》第一章总纲中，增加一款，专门规定宪法宣誓制度。建议在第5条后增加一款：“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非经对宪法宣誓，不得履行职务。”

同时，鉴于国家主席的特殊地位，其宪法誓词应写入宪法。《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宪法赋予了国家主席代表国家的权能，那么国家主席的宪法宣誓就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而将国家主席的宪法誓词写入宪法中，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国家主席宣誓的公信力，也可以大大提升宪法在普通民众心里的地位。建议在第8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82条，专门规定国家主席的宣誓词。

另外，根据我国宪法，副主席没有独立职权，只是在主席缺位时，履行主席职责。因此，副主席可以和主席同时宣誓，宣誓词也可以相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仅仅在宪法中规定宪法宣誓制度是不够的。或者说，应该有单独的法律对宪法宣誓制度做出具体规定，才能使其具有可行使性。因此，应当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的方式专门对宪法宣誓制度做出规制，理由如下：

其次，根据宪法及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责。只有切实履行该义务，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

再次，作为唯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人大常委会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努力。

（3）行政机关的宣誓词：我谨庄严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忠实履行___的职务，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并尽我最大可能的为人民谋福利。

本誓词与国家主席的誓词略有不同，主要是出于行政机关公务庞杂，涉及范围极广的原因。

其一，行政机关职务很多，不能一概而论，在宣誓词中应根据需要自行填写职务；

其二，在“遵守、维护宪法”中增加了“和法律”，使其变为“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其实，由于《宪法》第5条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从这个层面看，“遵守、维护宪法”当然包括了“遵守、维护法律”。之所以要单列出来，是考虑到在行政行为中，大量的法律法规纷繁复杂，不依法行政的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了很多的“官民对立”情况。因此，在本句中加入法律是注意性规定，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其三，“并尽我最大可能的为人民谋福利”更为白话。由于行政机关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平实的言辞更容易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利于开展工作。

（4）司法机关的宣誓词。我谨庄严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忠实履行___的职务，遵守、维护、执行宪法和法律，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奋斗终身。

鉴于司法系统工作的特殊性，其誓词应该与前两者有所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誓词中的空格里，应该根据自己的职务，进行填写；

第二，在“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中增加了“执行”。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第三，“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是司法独立的标志。作为检察官和法官，必须能够排除外界干扰，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奋斗终身”这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天职所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利，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秉公执法。因此，本句就是要司法工作人员做出承诺，尽职尽责。

4、宣誓的组织实施

好的制度必须有相应的程序配合才能有效的实施，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价值。对于宪法宣誓制度来说也是如此。下面将讨论宣誓的时间、地点以及仪式的流程，以期可以发挥宪法宣誓的最大社会效益。

（1） 时间。宪法宣誓应该定于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履职的第一天。在我国，须经选举产生国家工作人员一般在人民代表大会即将闭幕时，方才经选举产生。此时选举产生的，既包括人大常会，行政机关，还包括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央还包括国家主席），人数众多，誓词不同，且时间紧张。此时宣誓容易产生混乱。因此，较好的选择是在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履职的第一天宣誓，好处有二：第一是时间充足，仪式可以充分准备；第二是就职当天，各个被选举人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宣誓，互不影响。

（2）地点。如上所述，把宪法宣誓的地点放在其就职单位较为妥当。第一，每次人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人数较多。若规定统一地点，因人数问题，会浪费大量时间。第二，由于每次选举产生的既有行政机关的，还有司法机关的，两个系统的人员誓词不同，若在一起宣誓，易产生混乱。因此，如果宪法宣誓的地点在其就职单位，就可以相互之间不受影响，有序的进行宣誓仪式。

（3）流程。通过下列流程，可以使整个宪法宣誓仪式顺利进行：

第一，面向国旗，唱国歌。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唱国歌是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在肃穆庄重的场合，面对国旗唱国歌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由宣誓人所就任职务的前任国家工作人员（无前任则由直接上级领导）双手平持宪法，宣誓人左手放于宪法上，右手高举过头顶，在前任的引导下宣誓。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将责任交接到继任者手中，使其快速的融入到工作中；

第三，背诵宣誓词。由于誓词较短，不需要引导，直接背诵即可；

第四，在宣誓词下签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步。宪法宣誓是有法律效力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违反誓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书面签字并存档，也是一种威慑手段。

（4）媒体。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应当有适当的媒体在场，对仪式录音录像，并予以播放，使人民群众都能作为见证人。由于国家主席地位的特殊性，其就职的宪法宣誓仪式应当盛大且严肃。具体可以借鉴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邀请前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普通民众到场观礼等，同时可以进行现场直播。这样的仪式设计是为了增强民众的法律信仰。与此同时，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直播也是对世界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国家主席正式就职，合法有据，提高国际影响力。

5、违誓的法律后果

如果宣誓人违反了自己的誓言，就是违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样的规定可以提高违誓成本，保持队伍的廉洁性与凝聚力。

三、总结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因此必须保持对宪法的绝对尊重。宪法宣誓不是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提高全民法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与此同时，也不能把宪法宣誓制度看成是万能的，任何制度都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无论是修宪、修改法律，抑或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障该制度有效的运行。向宪法宣誓目的在于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让他们牢记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为人民尽职服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另外，严格庄严肃穆的就职宣誓仪式，也可以增强他们的使命感与神圣感。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宣誓人的监督，对任何违反誓言的行为都要追究。

【注 释】

[1] 王海，杜贵荣.向宪法宣誓.青海日报，2014-12-10.

[2]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 根据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宣誓主体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2、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3、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4、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5、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6、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7、驻外全权代表。8、地方各级人大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省级才有）、委员；9、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10、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1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12、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参考文献】

[1]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M].青岛出版社，1997.1263.

[2] 马红霞.宪法宣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8.

[3] 张萌萌.宪法的伟力源自信仰[J].浙江人大，2014.11.

宣誓主权篇3

近期各地换届过程中，干部以宣誓方式公告履新的报道屡见报端，且誓词往往颇具地方特色。例如此前在今年2月，重庆巴南区政府31个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履新之际宣誓“以巴南不强誓不休、巴南人民不富誓不休为己任”。

巴南区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选举和任命人员就职宣誓办法(试行)》，当地干部就职程序就此实现了制度化。当地“一府两院”班子和部门负责人任职都将举行宣誓，宣誓人要在誓词上签名，并交区人大常委会存档。

综观4月以来的新闻报道，宣誓之举在全国各地已屡见不鲜。

4月12日，北京市200名刚刚获得许可标准的新执业律师面对国旗宣誓“保证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是3月司法部下发《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律师宣誓制度的决定〉的通知》后，全国首次大规模的新执业律师宣誓活动。

江苏南通市已迎来“5. 10思廉日” （5月10日谐音“我要廉”），本月在当地各部门党员干部举行的廉政建设活动中，宣誓被视为重要内容。4月19日，南通曹公祠社区干部宣誓“拒收钱物，不贪不占；无法退还，上缴载案”；“两袖清风，无悔无怨”。

4月18日，广州越秀区各界代表400多人宣誓“建设廉洁越秀”。

同日，河北正定县综治委组织600多人宣誓“迎正博、树形象、保平安、促和谐”。宣誓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党政部门采用的形式，这其中，公职人员的宣誓每每受到社会关注。由于尚无统一规范，宣誓形式、对象和内容各异，公职人员宣誓遇网友和媒体“拍砖”的亦不鲜见。

各地党政“一把手”履新应宣誓

1993年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后，2002年8月，国家人事部首次统一组织来自中央国家机关43个部门的500多名新录用公务员举行宣誓仪式。虽未被写进公务员法，可宣誓仪式已成为新公务员上岗前的一道必备程序。

201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宣誓规定(试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新任检察官宣誓制度就此确立。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胡旭晟于2007年曾提交了一份宣誓制度建议书，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务员、法官和检察官、律师的就职宣誓制度。

此后几年，是否将公职人员的宣誓行为制度化，曾被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闾小波告诉《望东方周刊》，“各地已经涌现出各种宣誓实践，但没有相应的制度供给，宣誓活动亟待规范并上升为制度。”

观察公职人员宣誓活动，宣誓主体中最受关注的是新任命的各级党政“一把手”。

2004年河南省荥阳市市长首开地方行政首长宣誓之先河。当年3月21日，时任荥阳市长杨福平手持《宪法》，在232名人大代表的见证下，面对国徽宣誓就职。

山东青岛市早在本世纪初已建立了公务员面对国旗的宣誓制度。此后，手持宪法、面对国徽和国旗成为最常见的地方官员宣誓就职形式。

随着宣誓主体从“一把手”延伸到广大公职人员群体，宣誓规范的需求也更凸显，公检法以外，哪些公职人员需要宣誓，各地尚无统一做法。2006年8月，广州市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

对于宣誓主体，“除了新录用公务员，还应有新选举、任命的‘一府两院’主要负责人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胡旭晟告诉《望东方周刊》，“‘一府两院’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宣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不管是象征意义还是他所承担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2004年提交的建立国家政治宣誓制度的议案中，具体列明了宣誓主体，除政府领导人和各级法官、检察官，还应包括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组成人员。

学界认为，宣誓履新其实是一种更规范的做法。此前各级领导人经人大或党代会产生后，新一届与老一届班子权力交接时有时通过新领导人与老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以示交接，有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有时通过新领导人在媒体露面作为公告，这些似乎都还不能替代政治宣誓。

应保持宏观上的统一

需要制度规范的不仅是宣誓主体，还有宣誓对象和内容。

宣誓对象中不仅有国旗、党旗、国徽、宪法，还有老一代领导人，甚至历史人物。

2004年11月，江苏省级机关被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的77名学员面对铜像宣誓“终生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

2006年8月，安徽合肥包河区100多名科级干部向包公宣誓“廉洁奉公，防腐拒变”。

2010年2月，重庆市武隆县100多名县乡部门“一把手”依次走上主席台，面向800名干部代表和电视机前的武隆群众宣誓：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各项（招商）重点任务，在报出任务数字后宣誓“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主动辞职”。

2010年2月，时任湖南浏阳市长梁仲带领万名公务员面对国旗高举右手，齐声宣誓“开创‘高速时代’，实现‘两个富裕’（富裕浏阳人民，富裕浏阳财政）”。

面对一些地方被网友批评的宣誓内容，胡旭晟对《望东方周刊》分析：“公职人员宣誓词可以根据本部门本行业的特点拟定，但还是要保持宏观上的统一。两院要一致，政府部门要一致，司法人员要一致。”

闾小波对宣誓内容给出具体建议：誓词可以根据宣誓主体而定，但所有公职人员宣誓应有统一的内容。其中政府官员应突出执政为民，接受人民监督；司法官员应突出遵守宪法和法律。

时间、地点和细节

公职人员宣誓仪式大多选在新录用或晋升、换届的节点。地方政府、部门举办新年宣誓或重大活动宣誓也是常见做法，新年宣誓往往就以该年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目标为宣誓内容。上述曾被争议的浏阳“招商大宣誓”就发生在当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2012年元旦前后，多地举行了公务员新年宣誓。浙江嘉兴南湖区480多名区级机关公务员宣誓“全力构建五彩南湖，打造现代田园城区”；山东蓬莱124名基层党政“一把手”宣誓“为民办实事”；江苏泗阳公职人员新年集体宣誓“为建设殷实泗阳、美丽泗阳、和谐泗阳而尽责尽力”。

在宣誓时间的选择上，胡旭晟建议，除了公务员新录用、“一府两院”晋升和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时候，每年的宪法颁布日——12月4日也可作为公职人员宣誓时间。

“在这一天让公职人员重温宪法权威，其他时间这种仪式就不能太多太频繁，宣誓这一行为具有很强的神圣性，是具有道德约束力的行为，太频繁容易降低效果。”胡旭晟说。

宣誓场所应在各级人大会议上进行。通常在新一届各级人大第一次选举出新的领导班子时进行宣誓。在韩方明关于政治宣誓的提案中，他对宣誓仪式建议为：宣誓者应立正姿态，面向国旗，右手上举握拳状或扇状，左手置于宪法文本上。集体宣誓时，一人在前逐句领读誓词，其他人高声复诵，宣誓结束后，宣誓人应在誓词上签名。

宣誓主权篇4

2、比宣誓更重要的是言行一致，将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实际行动践行誓言、兑现承诺。宪法宣誓诚可贵，依宪治国价更高。期望宪法宣誓制度能够彰显宪法的至上权威，凝聚全社会依宪治国的共识，在全社会尤其是全体公职人员中营造尊崇宪法权威的氛围!

3、当然，要真正在全社会树立宪法的权威，单靠宪法宣誓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健全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制度。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一切政府行为和红头文件都必须接受宪法的合宪性检验，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4、我国现行宪法尚无就职宣誓的规定，这是一大缺憾。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将来有必要在修宪时将之正式载入宪法，弥补宪法缺乏宪法宣誓制度的立法缺憾!

5、国家公职人员在任职时向宪法宣誓，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制度。据统计，在193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明确作出相关规定的有177个。自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首次确认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以后，如德国、意大利、新加坡、芬兰、希腊、荷兰、葡萄牙、南非等国的宪法中都明确规定，官员任职前要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

6、笔者认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可以通过庄严的仪式感彰显宪法权威，强化官员宪法意识，凝聚依宪治国共识，营造让权力服从宪法、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里的氛围!

7、法治具有制度和文化双重形态。制度层面的法治是需要设计、建构的，文化层面的法治则需要耐心的培育、启蒙和效仿。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其名著《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极富洞见地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宪法宣誓仪式的寓意，就在于通过仪式意象和心理暗示，唤起人们对宪法的信仰，让宣誓人和观众产生对宪法的崇敬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大家的宪法意识!

宣誓主权篇5

 

从2016年1月1日起，无论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还是基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职时都要公开向宪法宣誓。

 

宪法乃九鼎重器，如何真正通过宪法宣誓对特定的公职人员形成法律和道德约束，有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与行的长期过程。

 

宪法宣誓成定制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5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说，决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明确了宪法宣誓的适用范围、誓词内容、组织方式、基本规程等。

 

决定明确，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有评论认为，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开启了依宪治国新阶段。

 

笔者查阅新闻报道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时，对誓词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方新委员建议，将誓词中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拥护”一词改为“忠于”或者“尊重”。还有一些委员建议，将“履行宪法职责”改为“履行法定职责”。辜胜阻委员则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誓词，作了比较大的修改，由一开始的65个字，增加到70个字，彰显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理念。

 

知名评论者傅达林认为，誓词从“拥护”宪法到“忠于”宪法，境界要求得到极大提升，不仅需要在行为上遵守、捍卫宪法，而且更应在内心形成宪法信仰。

 

湖南办法注重实施

 

按照决定的要求，宣誓的具体组织办法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和负责组织宣誓的机关来制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安排，负责组织起草《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草案)》，征求了省直单位、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意见、市州人大常委会意见，并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进行宪法宣誓有关问题请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5年11 月23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2015年12月4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除了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有关宪法宣誓誓词的原文，该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宣誓活动的组织、关于宣誓的基本规程、宣誓仪式场所、宣誓人站位和着装等问题。

 

《办法》对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规定为全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获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有人提出，宪法宣誓是否包括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推选、决定的本级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主要负责人的人选?2015年11月30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刚在向常委会会议作《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草案)》说明时指出，由于这些人选都是依法从机关副职领导人员中被推选或者决定为人选的，在担任副职领导人员时已经进行过宪法宣誓，没有必要在推选、决定其为人选后再次进行宪法宣誓，外省通过的宪法宣誓实施办法也没有要求人选进行宪法宣誓的规定。

 

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分不同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分别在各级人大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一府两院”进行。《办法》规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会议主席团组织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本级政府个别副职领导人员和其他组成人员，人大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常委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在当次会议上进行;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两院”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两院”自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均由“一府两院”分别组织宣誓仪式。

 

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后如何进行宪法宣誓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外省也没有统一做法。王刚主任在说明中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答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类似问题的请示中，同意只有在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后才能进行宪法宣誓。针对宪法宣誓的场所问题，湖南省人大常委会联工委请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同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后，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

 

王刚说，鉴于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已移交湖南省管理，以及省在部分设区的市的管理区设立了人民法院，相关的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考虑到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宣誓制度适用具体范围和规程中，与通用的表述相比，增加了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的其他法官、检察官”， 明确宣誓仪式同样由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织其在本院就职会议上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宣誓仪式的一些基本要素做了原则性规定，如宣誓的形式可以采取单独或者集体的形式，宣誓人或者领誓人要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誓场所要悬挂国旗或国徽等，但对领誓人的产生没有明确，对宣誓人的站位、着装等也没有规定。湖南省的实施办法进行了细化规定，在进行集体宣誓时，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从选举或者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中指派1人领誓。进行单独宣誓时，宣誓人面对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集体宣誓时，领誓人站在宣誓人前方，面对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要求“宣誓人应当着正装”。笔者查阅百度百科，其解释为：“正装就是正式场合的装束，而非娱乐和居家环境的装束。如西服、中山装、民族服饰等。”

 

宪法宣誓探路者的历练

 

其实，在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前，湖南省不乏先行先试的探路者。张家界市永定区较早开展向宪法宣誓。2008年2月，在永定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由该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一府两院”领导人和常委会会议决定任命的24名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均身着正装，手持宪法，由区人民政府区长领读誓词。永定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向宪法宣誓由此发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遐耀告诉笔者，七年来，永定区有近300名国家工作人员宣誓后就职。同时，加强任后监督，督促国家公职人员践行誓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以后，湖南省各地纷纷开展向宪法宣誓。

 

笔者做了一番统计，此间，宪法宣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国家宪法日组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宣誓。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0多位经州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在州委书记叶红专、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武长的带领下，向宪法宣誓。在2015年的国家宪法日，由长沙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近300人集体向宪法宣誓。常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举行了集体向宪法宣誓活动。郴州市的一些县、市、区以及宁乡县、道县、吉首市等地，举行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向宪法宣誓。

 

另一种是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2014年12月，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召开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新当选镇长、副镇长公开向宪法宣誓;2015年6月，在益阳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新当选的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许显辉和3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向宪法宣誓;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2015 年有7名新当选的乡镇长在人大会议上向宪法宣誓，成为湖南省在人大会议上开展向宪法宣誓的先行者。衡阳市、益阳市、郴州市以及长沙市岳麓区、湘潭市雨花区、湘乡市、衡东县、常宁市、湘阴县、澧县、临武县、宁远县、溆浦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花垣县等地，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了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

 

这些探路者为建立和实施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历练，营造了声势，彰显了宪法威仪。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各地的实施办法，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向宪法宣誓统一“格式”。

 

2015年11月11日，“天下人大是一家”微信群热议宪法宣誓时，“风飞杨”提出，“宣誓和任命书颁发，逻辑上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我倾向于先发任命书，后宣誓。”宪法宣誓制度不可能规制所有细节，实施办法还有待于实践完善。

 

宣誓最早起源于古老的祭祀、宗教，宣誓人庄严表示将信守承诺。否则，将受到惩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看来，宪法宣誓制度以庄严的仪式，彰显宪法的尊荣，对特定公职人员形成法律与道义的约束。湖南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新华认为，“向宪法宣誓是一种警示和约束。让宣誓人树立对宪法权威的崇敬，依法办事，慎权慎行。”湖南花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石绍成宣誓后道出了敬畏感：“既然宣誓了，就要兑现，决不能当儿戏。”

宣誓主权篇6

关键字： 证人宣誓，宣誓制度，宣誓决讼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还是一种程序，一种活生生的社会过程；宗教也不仅仅是一套信条与仪式，它首先是对各种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和信奉。

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③

康德说：“人们发誓并不是出道德的原因而仅仅出于迷信。”④

正文

“我向法庭宣誓：以我的人格及良知担保，我将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保证如实陈述，毫无隐瞒，如违誓言，愿接受法律的处罚和道德的谴责。” ⑥ 宣誓证据的效力，在普通法的历史上成为判决的已发生的主要根据。这对于生活在东方的中国人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许多现代人也认为“宣誓裁判的方法是荒谬绝伦的。”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我们已不再采用神谕指导的立法，但是，我们还保持着宣誓这一有条件的自我赌咒的形式。” ⑦ 而且宣誓制度是一种非理性的法律制度，因此，在近现性盛行的社会里，它的衰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是否能“拿来”宣誓制度，我们的“拿来”究竟是无谓的盲从还是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笔下的邻人的金鸡纳霜。⑧就笔者的想法，必须通过历史的梳理和比较的分析才能鉴别，因为只有通过鉴别方能取舍。

一。 宣誓制度的历史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教授霍贝尔曾说：“每一个原始社会的公理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神和超自然的权力，他们都把人的智慧归于神灵的存在，并相信神灵会对人们的特殊行为作赞成或不赞成作为回报。他们认为人的生命必须与神灵的意愿、命令相一致。这种推论是很普遍的，在法律领域中普遍地留下其影响。”⑨宣誓制度便是这一影响的体现之一。提及宣誓制度不得不先回顾一下神示证明方法中的诅誓。诅誓是以向神发誓为内容的证明方法。依赖该种方法，如果当事人或者证人不敢对神发誓，或者在对神发誓时流露恐惧的神色，或者发誓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了遭受某种“报应”的迹象，则可以据此判断其主张或者其陈述为虚伪不实，从而作出有罪或理亏的实体判断。诅誓在神示裁判中属于一种常见的证明方法。诅誓主要用于证实当事人或证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或者提供的事实真实性，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1、自愿诅誓，由当事人自愿提出宣誓，

2、必须诅誓，系在法官的要求下由当事人或证人进行宣誓，

3、说明清白的宣誓，为免除自己的责任而进行的宣誓。

二。 宣誓制度的现状

回顾了历史，我们穿梭古今中外。然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还原历史现象，而是在于揭示历史的意义结构，思考历史与我们当下生存境遇之间的关联意义。因为历史不是简单的对过去事实的陈述，而是一个为人们提供标准和目标的经验宝库。

在现代，原则上所有证人都应宣誓（Oath）作证，凡是有权听取证言的人都有权主持宣誓（Administer oath），但宣誓一般由法院书记官或官吏主持。在民事诉讼中的宣誓常用的格式为“我向上帝发誓，我将提供的证言是真情，全部是真情，只是真情。”证人手持新约圣经，如果是犹太人则手持旧约圣经。这种宣誓只适用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凡是不同意通常宣誓的人可以使用据他认为按照发的宗教信仰约束他的良心的宣誓格式。儿童少年的宣誓格式把“我向上帝发誓”改为“我在上帝面前允诺。”⒁

三 宣誓制度的作用

哲学家培根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宣誓制度对于保障证人真实陈述在心灵方面所发生的作用。培根认为，自古以来，最有能力的人都有坦白自爽的行为，都有诚实不欺的名誉。作伪证是行为人缺乏能力的表现，作伪证的最大害处是剥夺一个人做事的主要工具-信任。这就使得行为人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为达不法目的而作伪证-遭识破而不被信任-再作伪证-再识破而不被信任，最后只落得个骗子的名声。由于这些原因，作伪证的人总是有心理负担，内心是恐惧的。“作伪与掩饰平常总不免带着一种畏怯的模样。这种恐惧的态度在任何事件之中，都不免有阻挠直达目的之处”。⒂

第一，宣誓具有证明作用。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认为：“古来裁判上之宣誓有二：其一，关于直接犯罪之有无及其他系争事实之存否；其二，关于证据之真伪是也。此二种宣誓中，在古代之裁判法，宣誓之主要目的，在系争事实之存否，如刑事则诉讼被告人，对神誓其无罪，或原告誓被告为有罪；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宣誓为其请求原因之事实之存否，其宣誓直接为判决之根据者也。”⒃在人们普遍崇信神灵的古代，通过宣誓这一方式，确实能够查明证据之真伪，确定犯罪事实之有无。作伪誓有可能受不到现罚，但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冥罚。正是因为人们相信有来生， 相信有最后的审判（即冥罚），所以，人们才不敢作伪证，宣誓才能起到应有的证明作用。

第二，宣誓具有相互取得信任的作用。人是社会动物，需要进行社会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又渴望相互之间建立稳定的、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在古代，人们正是通过订约宣誓、效忠宣誓等形式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使社会交往关系得以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在中世纪的西欧，要通过效忠宣誓，与领主建立信任关系，然后从领主那里取得领地。

第三，宣誓还具有建立共同体的作用。一般地说，加入宗教组织必须经过宣誓，通过宣誓，宣誓人就可在宗教组织内开展宗教活动。但是，在西欧，还有许多城市和城镇是依靠一种庄严的集体宣誓或一系列誓约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誓约是全体公民为捍卫曾公开向他们宣读的特许状而作出的。在某种意义上，特许状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是近代政府契约理论产生的主要历史渊源之一。

第四，宣誓具有合法化的作用。在古代，许多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宣誓才能取得合法化的地位。例如，证人提供的证据，只有经过宣誓，才能被法官采用。双方当事人所订合同，只有经过宣誓，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对于需要判刑的异端分子，如果他宣誓愿意遵循教会的教条，对之不持异议态度。⒄

五、关于我国建立宣誓制度的剖析

（一）宗教信仰的缺失与法律信仰的障碍。 虽然宣誓制度并不以证人的宗教信仰为前提，但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应当是宣誓制度的内容之一。宣誓制度针对信仰宗教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制定，因此，一般包括附宗教起誓的宣誓和不附宗教起誓的宣誓。允许证人以其信仰的宗教仪式或誓词进行宣誓，没有宗教信仰的证人，则以保证的方式代替宣誓。然而中国社会深受理性主义儒家的影响，不重视宗教，凡事都从现实着想，仅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梁启超认为中国是否为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胡适觉得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亦不受鬼神迷信的束缚。梁漱溟则认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然而从西方信仰传统的培育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培育法律信仰的根基在于信仰的传统，尤其是基督教的传统。要想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建构公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几乎是痴人说梦。然而，如果没有公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那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鼓励各地法院改革创新的背景下，以我国三大程序法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依据，推行证人宣誓制度，并在12月4日的一起民事纠纷案件的庭审中首次施行该制度，由证人黄海标站在证人宣誓台前，面对审判席，左手按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宣读作证誓词是做法还是做秀，笔者尚不得之；但是这样的证人宣誓的作用却已经大打折扣了。

（二）宣誓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背离。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无神论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无神论，是从人类认识的启蒙时期的古希腊罗马的无神论经过中世纪人类理智黑夜的曲折，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神本主义的较量，成熟于德国特殊的反宗教神学思想。《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问世，虽然宣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著作，但它却为正确认识宗教现象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言：“彼案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⒅而中国几乎是全盘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于科学的无神论的观点也不例外。所以，在这样的哲学背景，政治制度下，民事诉讼法想突破政治重围、理论禁锢、改弦更张，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与宣誓制度相配套的制度的不完备。宣誓制度强调通过宣誓唤起证人的良知和道义感，而不仅仅是以法律制裁来恐吓证人，使其产生心理恐惧而不敢做虚伪陈述。我国法律规定要求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名的具结制度，仅仅是提醒证人明确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并没有唤醒其良知和道义责任的内容。严格地讲，我国告知证人义务实际上是体现伪证处罚的要求，因此，我国仅有伪证处罚的预防制度，而没有证人宣誓的预防规则。宣誓制度有庄严的程序要求，宣誓对人类良知的唤醒和对宗教教义的提示，主要是在宣誓仪式或程序进行中发生作用的。宣誓程序或仪式进行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宣誓功效的发挥。

（四）机会成本问题。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简言之，即为了任何目的的资源使用都将产生放弃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另一种选择的成本。 这种成本对有限资源的使用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对通过市场交易作出的选择和通过非市场运行作出的选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⒆笔者希望借用经济学上的概念，通过对证人宣誓制度的机会成本分析，用经济学的理论来支持笔者的观点和态度。因为按照一些法学家的言论推断，还是对证人宣誓制度予以认可的。比方说，贺卫方先生表示，宣誓制度具有双向说服功能。一方面可以让证人意识到伪证的危害，从而令其讲真话。与此同时，也可说服被告方接受这种严肃法律仪式下的证词，缓解被告人对证人的敌对心理。而另一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潘剑锋老师也表示，证人宣誓制度虽然很形式化，但有它的实质法律意义。通过宣誓制度，证人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证人产生约束力。⒇但问题是在移植法律中我们不能仅仅从良好愿望出发的轨迹和可能性的猜测的依据就匆忙作出结果的判断。因为不计成本的强加（imposition）移植其效果必然是甚微的，而其成本必然是高昂的。这样高昂的成本最后又必然是中国最广大最普通的老百姓所承担，因此在对于证人宣誓制度的移植上应当采用的是小心谨慎的态度，成本、牺牲和受益三者之间的权衡和考量的方法并且结合中国现有的国情和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展望，然后作出合乎逻辑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采纳。

结论

①[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 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 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③[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 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④[德]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0页。

⑤ 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378～379页。

⑥ 参看www.sc.xinhuanet.com

⑨ 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10页。

⑾ 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第871页。

⒀ 参见[日]穗积陈重著，黄尊三等译《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⒁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⒂ [英]培根著，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5页。

⒃ [日]穗积陈重著，黄尊三等译《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⒄ [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第475－476页。

⒅ 《马克思主义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453页。

宣誓主权篇7

关键词 刑事诉讼警察 检察官 宣誓制度

作者简介：徐晗溪，海南省国学教育协会，研究方向：哲学与法学。

一、刑事诉讼证人宣誓制度，滞后于民行诉讼的弊端亟待解决

刑事诉讼证人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从第四十八条至六十三条，详细的规定了证据的概念、种类、取证的方法以及非法证据的排除等。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进一步明确界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即“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而在现实生活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仅仅是证人的书面证言，包括“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概莫例外。从立法者制定“证人证言”作为是证据的一种来看， “证人证言”是证人和证言的有机结合，才是完整意义的证据。也就是说，仅有一纸证言或证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证人证言。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民行诉讼基本实现了证人到庭向法庭作证，实现了程序意义的公平正义。然而，号称天下第一庭，享有“生杀的予夺”的刑事审判庭，证人却向警察或检察官作证，而不是向审判法庭的法官作证。证人出庭这一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率几乎是零。这一原因的存在，于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文化及现代司法机关界定含糊不清有关。在居民心目中，只要是官方机关都是政府，法院也是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通常也是把公安、检察、法院统称为政法机关，而把检察院与法院又称为司法机关。多年的“专政”与“维稳”政策，使公检法三家在强制力量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法院缺乏权威，已成为居民乃至公检法三家及相关机关或组织的共识。如公然扰乱法庭秩序和转移法院查封的财产等司法犯罪，甚至妨碍侵害法院、法官工作权益的犯罪，法院束手无策。正因为公检两家具有现实的强制性力量，足以让任何人感到威慑，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法院的庭审及判决书采信书面证言，也放纵了证人不到庭作证的泛滥。准确的讲，法官采信的书面证言，实质就是传来证据，而这种传来证据极易造成证言的失真。因为证人是在警察、检察官或辩护人单方制作的书面文字，证人就不会面临当事人和法官的反驳与质询。在法庭上短短的时间内，控辩双方最易断章取义，歪曲证人的意愿，使法官不能依据证据还原事件发生的真相，从而导致冤假错案是一种必然性。

因此，从我国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体制结构中，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应当予以加强。“公安择菜，检察做饭，法院吃饭”的怪状，应当成为历史的笑谈。要根治这种“怪状”，首要的法官要树立刑事诉讼实行直接言词证据原则。

二、证人到庭缺失，构建警察或检察官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证人到庭缺失，由警察或检察官宣誓，是写作本文的根本动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48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5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主要由公安或检察侦查即收集证据的程序，在证人不能到庭作证的情况下，尤其是“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不能到庭，设立警察或检察官宣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

在我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就有官员及皇帝宣誓制度的记载，如《甘誓》、《泰誓》、《牧誓》等。皇帝登基时举行的宣誓仪式，如祭拜天地、诏告天下等。《周礼》记载，“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在中外历史上，官员宣誓制度在古代法典中，几乎都有规定。在罗马帝国，还将宣誓分为任意宣誓、强制宣誓和请求宣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宣誓的意义这样述说的：“‘誓言’在罗马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困难的。” 古代社会的宣誓与神明裁断和宗教或神秘色彩有关。人们信仰神灵，在神灵面前不得妄语，说假话，如果说假话就会遭到报应。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信仰缺失的今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与善良，仁义与忠诚的道德观，显示了极大的魅力。作为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信仰，无不打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警察或检察官作为收集证据的第一道关隘，亲临证人的精神状况和作证时的心态、表情，基于对职业道德和法律的敬仰，取得确凿的证人证言，恢复客观事实真相，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我们要突出的是：本文所说的警察或检察官宣誓，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证人、警察和鉴定人出庭宣誓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其目击事件所发生的事实真相的陈述与描绘，后者是针对警察或检察官侦查取证的合法性以及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即法律意义上的“证据确凿”所作出的承诺，更是一种职业信仰和对法律的敬仰所宣誓。审判实践中，法官采信证人证言时，其实也认真的审核从事侦查的警察和检察官的办案经验、业务水平以及文化政治素养。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警察违法办案，徇私枉法等，是生效判决启动再审程序法定条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警察与检察官宣誓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也在于警察或检察官亲临证人取证，可以做到力求证人宣誓或郑重作出声明：“作证前要求每个证人声明如实提供证词，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 在作证前作出证言真实性的保证，促使证人唤醒良知，摧垮证人作伪证的心理防线。同时，也为警察和检察官职业风险降低，保证证据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对刑事诉讼警察和检察官宣誓制度重构的现实意义

证人宣誓制度的重构是一个循序渐进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我国传统的司法法律文化底蕴和居民的接受程度，移植和借鉴其他国家的警察宣誓制度的合理、科学成分，整合现有的司法资源，重构警察和检察官宣誓制，不仅在形式上有助于法院庭审审核证据，履行法律赋予的审判监督职能，而且还要赋予它丰富的法律内涵。审判实践中，在遵循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正确引入宪法规定的审判监督职责，笔者认为重构刑事诉讼警察和检察官宣誓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完善宪法规定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坚强审判

监督职能。依据我国《宪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刑诉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和刑诉法第54条规定的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和对瑕疵证据补正的规定，在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法院采用的“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凸显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因此，法院的庭审活动，应当加大对刑事诉讼程序合法性予以审查，力求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在本文中，具体的就是针对侦查人员询问当事人、证人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这一环节，法官要重点突出的是：有无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等刑讯逼供情况，证人作证时的环境与条件，证人证言的获得是否真实客观的情况予以审查。为加强证人证言的可采信度，法庭应当对证人作证程序和权利予以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取证人员取证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律程序。因为，取证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律程序的正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证人作证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给予证人宽松的执法环境的基础上，我们应参考国外的立法，取证人员必须要求证人宣誓，促使证人唤醒良知，拒绝假证，感觉到作证的神圣和对法律的敬仰。从客观上，也抑制了证人作伪证的可能性。至于不同意宣誓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作为警察和检察官也会从案件的侦破和起诉的成功以及法院的审判制约、监督，个人修为素养等考虑，不会作为定案的证据予以适用，有助于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加强庭审法治宣传效果，树立居民当庭宣誓的法律意识和朴素情感

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大众的力量。民众的法治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中居民法治观念的强弱，宣誓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历史，足以让居民在思想上很容易接受宣誓制度。法庭不仅仅是开庭的场所，也是普法教育的最好教堂。宣誓制度的本质首先是一个内心约束问题，法律和职业纪律并不是万能的，有时法律和职业纪律对一种社会现象感到无能为力，但道德的力量却能起意想不到的作用。而宣誓就属于道德范畴，尤其是公务人员向国家对其职业行为的宣誓，就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约束。如果我们能从国家公务人员向国家宣誓，忠诚于法律，会让所有居民对法律充满敬仰，为建立证人当庭宣誓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首先，法院庭审方式要加强改革，变公诉人庭审照本宣科为公诉证明构造清晰提纲的开庭陈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公诉人庭审照本宣科的宣读起诉书，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亮点或必经程序。这一亮点并没有给庭审或公诉效果带来真正的亮点，反而产生了一种令人欲昏欲睡的状态，也无法形成让人们预想的激烈的精彩的法庭辩论场景。有句名言说得好：“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性的知识”，起诉书的作用就是揭露犯罪事实，将事件的真相重新呈现在法庭上，让法官和民众了解真相。

宣誓主权篇8

[关键词]强制执行　代宣誓制度　强制管理　特定履行令

强制执行是指运用国家强制力将裁判文书等执行依据付诸实现的法律制度。古法谚云：“执行乃法律指终局及果实”，由此可以看出，执行的结果才是纠纷解决的最终目的。目前我国已经有直接强制执行、代替执行和间接强制执行三种基本执行方法，但“执行难”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因此，扩大视野，探求新的执行方法势在必行。本文提出几种国外的有特色的执行制度进行评述，并结合我国实际，借鉴运用。

一、代宣誓制度及其借鉴——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代宣誓制度很有特色。代宣誓，指在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或被执行的债务人宣称自己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形下，执行债权人可以向执行法官请求命令债务人进行代宣誓。2代宣誓的内容其实就是申报自己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对第三人享有债权的情况。申报的期限包括宣誓时及宣誓之前某一时期的财产及变动情况。3申报时间的回溯，是为了避免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

简言之，代宣誓就是指债务人申报自己财产的行为。当债务人的所有财产都不能清偿债权时，债务人就会被载入“代宣誓人名册”，其信用记录将受到社会的质疑。当其完全履行完债务时，才会从该名册中除名，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西方国家多注重个人诚信及社会诚信，若被记载进入“代宣誓人名册”，债务人的生活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并且这种申报，是具有强制性的，如有隐瞒、转移财产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二、强制管理制度及其借鉴——以日本为例

强制管理是指执行机关对于被执行人的各种财产权利，选择管理人予以管理，以其收益清偿金钱债务的制度。4它是与拍卖并列的，对不动产进行换价的重要措施。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都有强制管理的规定，而我国仅规定了拍卖。目前强制执行法（试拟稿）5纳入了该制度。

日本的强制管理分两种，一是直接对不动产实施强制管理，以其收益清偿债权；二是在对不动产实施拍卖的同时进行管理，获取收益。6收益的范围，包括出租、使用不动产获得的孳息、其他收益等。适用强制管理的前提是，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直接将不动产拍卖获得的价款超过债权的数额太多。强制管理获得的收益即可全部偿清债务，那么该执行制度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我国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等不动产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这可能是立法一直没有吸收该制度的原因。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交往形式多样化，对动产进行变价的执行措施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如果债务人仅有不动产没有其他财产，因不动产拍卖所得的价款过高，小额债权人无法通过拍卖该不动产实现自己的债权，这是现有执行制度的巨大缺憾。因此，我国有引入强制管理制度的法制土壤，强制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

三、特定履行令制度及其借鉴——以美国为例

特定履行令是禁令的一种，要求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一般用于交付特定的财产或作出特定的行为，并且这种义务不可替代。特定履行可适用于个人服务的履行。美国法律对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有救济措施，即不履行时，债权人可以获得损害赔偿，但特定履行令制度，针对的就是损害赔偿不足以救济债权人取得特定财产的权利时适用的。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如某演员拒不按照有效的合同进行表演，则他可被禁止参加其他任何表演，直到他履行完这个合同为止，禁令才告解除。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目前这种禁令制度显得尤其有必要。如不履行特定的义务，则禁止债务人（或合同相对方）从事相关的其他工作，这种“特定履行令”起到威慑的作用，使债务人积极履行债务，以实现债权人的权利。美国的这种特色制度，英国及法国有限度的开始实行，我国也可以结合国情，适当引入，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介绍了三个国家的三个特色制度，每种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执行难”进行的尝试，强制管理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执行措施，但是我国没有引入，是相当大的缺憾。代宣誓及特定履行令，作为一种新的威慑制度，效果非常突出。因此，在了解外国执行制度的同时，有选择的引入一些有益的制度，加速执行改革，是非常必要并且迫切的。

注解：

①本文提到强制执行，即指民事强制执行

②刘健，《德国强制执行制度浅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③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69页

④严军兴、管晓峰主编，《中外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383页

⑤杨荣馨主编，《强制执行立法的探索与构建——中国强制执行法（试拟稿）条文与释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宣誓主权篇9

（一）我国现行民事证人制度的立法缺陷

在民事诉讼中，解决纠纷的重要前提是发现案件真实，而发现案件真实的基础无疑离不开证据，所以证据制度本应在一国的民事诉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国从传统上，对证据问题重视不够，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法典。加之又一直以“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自居，过于依赖法官的“自由心证”，造成中国证据制度裹足不前。随着近年来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出现了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的明显趋势，在民诉中尽可能减轻法官主动收集证据的任务，而改为主要由诉讼当事人双方举证。这样，中国匮乏证据制度所固有的缺陷暴露无遗。

而在证人制度方面，上述的矛盾就更为突出。我国的现行民事立法规定得过于原则、简陋，缺乏可操作性，其中程序规则贫乏、内容粗放，相关的规范散置于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证人制度体系。在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普遍呼吁下，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对证人制度做出具体规定的司法解释，它的实施，对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的程序、证人作证应以出庭作证为原则、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人的询问规则等做出了一些规定，初步建立了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符合深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客观要求。但《规定》对证人制度中作证的方式、相关程序、具体规则及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缺陷。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现行立法的过于原则化及相关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民事证人制度难以操作，十分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立法，对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使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此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实现司法公正。

（二）我国现行民事证人制度的司法现状

虽然我国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推行以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和所有定案证据均经当庭质证、认证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但由于上述立法缺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证人制度存在的弊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证人拒不作证、尤其是拒不出庭作证、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十分突出，根本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在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作证，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盛行，而由于我国相应的证人制度的缺失，法官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证人即使勉强出庭作证，也大多不是理直气壮的主动、公开的进行，而是躲躲闪闪或者应付了事，这样就难免出现伪证或者证言的反复等情况。所以，我国的民事证人制度集中体现为“三低”：出庭率低、可信度低、证人证言采信率低，这种现状不仅影响到证人证言的运用及采纳，而且对我国当前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也形成极大阻力。

综上所述，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状看，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实现以提高证人出庭率，如何提高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如何提高证人证言的采信率，以真正实现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早日实现以当事人为主的诉讼模式。

二、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提升证人证言“数量”之关键

（一）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价值

1、证人强制作证的价值

当事人解决私权利益纷争的民事诉讼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司法审判权的行使，而国家司法审判权的行使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秩序及民事流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发现案件真实、正确解决纠纷。基于证人主体资格具有不可选择性、不可替代性，从国家利益、社会全局出发，证人没有不作证的自由，法律对证人课以强制作证义务。所以，证人强制作证义务正是立法者的利益权衡的结果。

2、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1）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才是真正的证人证言。

证言与书证、物证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证言是证人的言辞表达。而用文字形式表达的“书面证人证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大为泛滥，严格讲其并不是真正的证人证言，存在以下弊端：首先，书面证据的来源难以验证，可能并没有正确和全面表达证人的本意。其次，采用书面证言而证人不出庭，难以有效地对其进行质证，不利发现客观真实。再次，证人不出庭对于对方当事人来说有失公平，剥夺了其应有的诉讼权利。按照英美法证据规则，不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属于传闻证据，而依据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是无法被法庭所采纳的，不具有证明能力。只有在证据规则明文规定的有限的情况下，才有限制的允许传闻证据的采信。

（2）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审理、言词审理原则的最好体现和必然要求。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这是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要求。直接言词原则是针对封建时代所推行的间接审理、书面审理，不重视法庭审判作用的情况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它要求法官必须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以口证或言词辩论方式呈现的事实和证据为审理判决的依据。发现客观真实的重要途径就是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双方的交叉质证，证人的一些不实之词、掩饰之辞才会在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中暴露出来，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对案件做出正确裁判。证人不出庭，直接言词原则就难以落实，同时证言的直伪也得不到核实，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凡是有条件有能力出庭的证人必须出庭，不得以书面证言代替言词证据。

（二）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原因探究

1、从主观角度讲，证人存在主观心理障碍。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人情大于法”的观念在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人们往往怕与“官司”有所牵连，不愿参与诉讼，崇尚“以和为贵”的宁人息讼的传统观念，加之社会责任心不强，作证意识淡薄，缺乏法制观念，当法庭传唤其到庭作证时就百般推辞，或者到庭后拒不作证。另外，有时证人与案件中的被告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证人往往抹不开情面，不愿“得罪人”，有明哲保身的思想。

2、从法理上讲，证人权利义务失衡。

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基本法理，决定了法律在强制证人作证的同时，也必须赋予其相应的权利。[1]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未对证人的权利做出完整的规定，或有规定但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证人权利义务的失衡，挫伤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审判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或拒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

（1）关于证人经济损失补偿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规定》第54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方一方当事人承担”。该规定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可以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体现了在强调证人义务的同时，也重视对证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但该规定对“合理费用”的范围并未做出具体规定，证人对经济补偿的获得是自动获得还是须经申请获得，证人对经济补偿于何时获得等问题，《规定》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2）未规定证人的受保护权，对证人的保护不力。在实践中，由于我国法律事前的和主动性的保证措施少，证人害怕自己及其近亲属受到干扰及打击报复，担心自己及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因此受到一方当事人的损害，这种担心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使证人认真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证人对本人及其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可能因此受到损害的顾虑。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对证人实施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上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目前有

些司法人员对证人保护的意识不强，执行不力，致使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后而投诉无门。

（3）未规定证人的拒绝作证权。证人拒绝作证权，又称证人作证的豁免权、证人特权，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殊情形时，证人所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2]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的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等。[3]证人拒绝作证权的设定是基于存在要求证人履行义务会使其个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的考虑，过多的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社会利益而强制他们出庭作证有可能使证人承受意想不到的损害，社会伦理、公共利益也可能因此得不到保障。

3、证人义务与相应责任脱节。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关于证人不履行义务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是未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相关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的条款只有一条，且属任意性规范。法律虽然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但并未规定证人在违反这一法定义务时应负的法律责任。因此在证人出庭方面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完全依赖于证人的自觉性，证人不合作，当事人将处于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风险的窘境，这显然有失诉讼的正义性。在缺乏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成为一种可以规避的义务，证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义务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4]

4、关于证人证言生效制度现有规定不科学。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时可提交书面证言作为证人可不出庭作证的特例。《规定》第56条进一步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几种情形，确定了证人可不出庭作证的几种特殊情况，并对“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须经法院许可。但《规定》第69条又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出庭作证应当是证人证言生效的唯一形式，该条规定给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提供了有效性的法律依据，为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了新的可能，主张证明事实一方当事人可能选择提供能使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生效的其他证据，并因此使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陷入形同虚设的局面。

（三）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

针于以上对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建构我国的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1、建构与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相应的制裁机制及赔偿机制-负面激励措施

各国立法对强制证人出庭，-般都有明确的规定，一般对拒不出庭作证又没有正当理由的，都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而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基于义务与责任的不可分离性，笔者认为，我国应对不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加大处罚力度，根据其对民事诉讼秩序的损害及对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1）因妨害民事诉讼而应采取的强制措施

法国民事诉讼207条规定，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如果认为必须听他的证词，则可以传讯他出庭作证。传讯费证人自负，不出庭作证的人，以及没有合法理由拒绝宣誓者，可以判其100至1万法郎的民事罚款。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90条规定，证人并未提出理由，或者经宣示确定其理由不充分时，仍拒绝作证或拒绝履行宣誓手续，即可不经过申请，予证人负担因其拒绝而产生的诉讼费；同时对证人处以罚款而不能缴纳罚款时予以拘留。

从妨害诉讼而实施强制措施的角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应做相应修改，对没有正当理由经传唤拒不出庭作证的人，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拘传措施，强令其到庭作证；经拘传到庭后，仍拒绝作证的，情节较轻的，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2）从公法角度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53条第4款第（2）项规定规定， 如果没有充分理由，证人不出庭或不提供证言，将被处以藐视法庭罪；根据最新的判例，可判处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在英国，证人如不遵守传唤则构成蔑视法庭行为，属于准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设立藐视法庭罪可以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一个正当性的借口。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如果没有外界的强大压力，证人是不愿指证他周边的熟人，国家设立藐视法庭罪可以为证人作证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不履行作证义务会受到国家刑罚的制裁，为了使自己不受制裁，只能履行作证义务，证人也不能为了庇护周边的熟人而使自己受到制裁，人同此心，在外界强大压力情况下去指证熟人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作为熟人也会谅解证人的特殊处境，不会对证人作证行为过分的憎恨。

所以，借鉴外国立法例，我国也应规定任何一个有资格作证的人同时将负有出庭作证义务，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他将被指控犯有藐视法庭罪而受到追究，使证人感到出庭作证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同时也使法律权威性得到尊重，法无威则不重。

（3）从私法角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诉讼费用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不履行出庭作证的证人对其行为给一方当事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如诉讼成本的增加）和法院额外的经费支出承担赔偿责任，而当事人对因上述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有要求赔偿的权利。其中比较定型化的是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该诉讼费用是指由于其拒不出庭作证导致法院采用延期审理等诉讼手段，而由当事人额外付出的诉讼费用，属私法意义的制裁措施。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90条规定，证人并未提出理由，或者经宣示确定其理由不充分时，仍拒绝作证或拒绝履行宣誓手续，即可不经过申请，予证人负担因其拒绝而产生的诉讼费。

上述制度有利于改变证人出庭的损益比较之预期，使得证人拒绝出庭的不利后果尽可能大于出庭的风险，从而激励证人出庭作证。但是，这只是负面的激励，因为光靠惩罚措施强制证人出庭，很多潜在的证人会选择隐藏一途，以避免被强制出庭。证人出庭的关键是证人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配合说明，证人的配合与诚意需要来自正面的激励，而完善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就能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2、建构与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相应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正面的激励措施

《规定》的实施，从证人理念上体现了由“法官的证人”到“当事人的证人”的转化，确立“当事人的证人”的证人理念，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客观要求。过去认为人是“道德人”（不重利益的有克已奉献精神的单面义务人）的人性假设和强硬、僵化的命令方式显然已不合时宜。而现在，我国已基本接受了西方市场理论中认为人是“经济人”（有理性，会计算、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人性假设，在立法方面开始更多地考虑利益诱导的因素。从以往单纯强调义务的同时保障证人权益在此次立法中得到了体现。所以，在证人制度的建构方面，要使证人及时出庭、如实作证，必先关注并保障证人权利的思路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具体作法包括以下：

（1）切实保障证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在国外尤其英美法系国家，由于证人证言在诉讼证据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法律对证人的保护也较为完善。包括为证人改名易姓，迁移住所，实行人身监护等。如在美国，首先由律师提议，法官决定是否对证人进行保护；若决定证人受到保护，由专门的警察部门为证人提供新名字、新的社会保险号码、新的驾驶执照、新的免费住宅。其原因在于国家对证人及其他因作证行为而可能遭受侵害的人负有保护职责。这一方面在于维系证人作证制度，因为保护措施的缺乏会导致证人产生畏惧心理，以至拒绝提供证词或者提供虚假证词；另一方面则在

于在证人的义务与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一个国家没有理由要求其公民放弃自己的财产、健康乃至生命而去履行其作证义务。正如丹宁勋爵所说：“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因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

而我国在证人保护方面，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的具体措施上，都存在着欠缺：

首先是对证人权利保护立法不够完备，致使证人的经济补偿和人身保护方面的权利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严重伤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基本上都是事后惩罚性的，如《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规定对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强制措施或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事前预防性的规定几乎没有，证人权利保障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笔者认为，要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很有必要制定一部证人保障法，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散见于各部门法之间对证人保护相矛盾之处，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证人实施更加全面的保护，其中尤其应当规定事前的预防性保护措施。

其次，证人保护制度的重点应当落实到证人保护措施的完善上，而不是仅仅从立法上原则性地规定“国家应当保护证人的安全”。加大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应该体现在保护范围、保护对象和保护方法及配套措施四个方面。第一，在保护范围上，不仅要保护证人的身体权不受侵犯，而且要保护证人的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以及相关财产权益不受侵犯；第二，在保护对象上，不仅要保护证人本人，而且还应当保护证人的近亲属（如父母、子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三，在保护方法上，应体现证人优先保护原则，对于打击报复证人的案件要快立快审快结，以使证人的合法权益能得到及时的保护。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以下适当措施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权益加以保护：为证人提供保卫人员以防止不法侵害；为证人提供安全隐蔽的居所；；负责将证人的家庭财产转移到证人的新住所；为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帮助证人获得工作；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决定披露或者拒绝披露证人的身份、住所和其它有关证人的信息；为证人建立新的身份文件；随着网络和视听技术的发展，也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等先进的传媒方式作证；第四，在配套措施方面，应当建立以下措施：其一，设立保险制度。为保证证人因作证而受到伤害得到及时足额补偿，国家应为证人投保财产险和人身险，投保的金额应适当高于同类别的险种。其二，创设无偿诉讼制度：对因作证，本人或近亲属受到侵害而提出的诉讼，法院应免除其诉讼费用。证人在此类诉讼中需要法律援助，应由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律师对其援助，如果证人自己选择律师，国家应为其支付正常的律师费用。

（2）切实保障证人经济补偿权的实现

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对其正常的工作、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过去，由于我国长期奉行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价值观念，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对国家无条件履行的一种义务，因而忽视了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过于重视义务而忽略权利的观念必须得到更新。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如果作为证人只能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收益，绝大多数人都会怠于履行这一义务。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规定必须到庭作证的证人在传唤作证之后，有权请求经济补偿，而且对证人出庭作证所花费的费用由谁来补偿、补偿的标准如何确定都有相应的规定。如在日本：“证人可以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及住宿费。但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宣誓或者拒绝提供证言的不在此限”。在德国专门制定了关于证人和鉴定人请求补偿的法律《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对证人补偿作了详细规定。

我国法律对证人补偿的规定不够具体、无法操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经济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这个规定过于原则，“合理费用”如何界定？证人的费用支出范围应当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补偿性的费用，其中又包括对证人直接损失的补偿和对证人间接损失的补偿。所谓证人的直接损失指的是证人因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等损失；而间接损失则是指证人期待利益的损失，如：某A为房地产商，订于某日与公司B洽谈双方合作事项的签约事宜，由于出庭作证期间发生意外，耽误了时间，B公司遂与C公司谈判并签订了合约，因而使A丧失了一次交易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对A进行补偿呢？目前，我国的习惯作法对间接损失一般不予支持。按照《规定》的文义理解，“支出的合理费用”中的支出显然不包括间接损失在内。而本文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对于某些因出庭作证期待利益损失比较大的证人，对其间接损失完全不予考虑有失公允。证人费用支出范围的另一部分则是因证人的作证行为而支付给他们的适当报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证人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回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鼓励和奖励，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的积极性。另外，这种做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减少“滥诉”的情况发生。当然，该补偿也不宜过高，如果提供证人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的数额远远大于实际中证人所需的费用，似有贿买证人的嫌疑，比如当事人一方为某一出庭证人一天支付一万元的人民币补偿，那么这个证人作证的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最终承担有一个确定标准问题。该项费用最终由败诉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其立法原意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诉讼是因败诉一方所引起，败诉一方当事人是有过错的，应当在费用问题上对有过错并通过诉讼来进行对抗的败诉方进行必要的惩罚。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败诉的一方当事人并没有过错或者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过错、或者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情况发生，此时证人出庭作证的合理费用完全由败诉一方承担，显然有失公正，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将该条以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为标准具体细分为若干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当事人都没有过错或败诉方没有过错的，各自承担证人作证费用；都有过错的，如果败诉方过错较大或相当，由败诉方承担证人作证费用，如果胜诉方过错较大，则各自承担证人作证费用。

再次，该规定限于事后的补偿方式。笔者认为，法院可以在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或证人出庭时，告知证人有要求给予补偿费用的权利。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后均有权提出申请，可申请预支部分出庭费用，待其出庭作证后，法官根据其实际花费的车票、发票及误工时间核准其费用，多退少补，予以核销，以上述方式作为申请一方当事人履行“先行支付”义务的形式，切实保障证人经济补偿权的实现。

3、赋予证人一定范围的拒证权

（1）赋予证人一定范围的拒证权的价值

在强化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应当赋予证人一定范围内的拒绝作证权。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遍规定了证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拒证权。在证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相比较的天平上，基于发现真实，维护社会整体正义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法律规定知道案情的人有作证义务。其正当性根据在于由于社会正义价值大于个人权利价值而保卫社会利益。但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是在总体上进行衡量的，至于个案而言个人权利价值或许会大于其所保护

的社会正义价值。法制的精髓一方面不仅使大多数人利益得到合理保护而且对少数人的利益也进行合理的关照。

另一方面法律仅是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一个社会要保持和谐的秩序还须有道德等规范进行调控。如果法律规定证人作证与社会根本道德规范相违背，这样的规定就必须进行修改。因而国家的法律只有一方面规定证人作证的义务，同时又规定证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予作证义务，疏堵结合，这样的法律之治才是良法之治，才能兼顾国法天理人情的统一，否则易造成社会大众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反感情绪，不利于以后他们对法律的遵守和信仰。

所以，我国目前应当从立法上承认特定公民在一定范围内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以使社会大众从心理上可以接受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从而更有效的解决长期困扰司法界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但鉴于我国证人有不出庭作证的传统以及证人出庭过低的客观现实，证人拒证权的范围不宜过宽，应当从立法上对主体及内容上加以严格的限定，以免被证人滥用成为其拒绝出庭作证的借口。

（2）拒证权的享有主体及产生基础

首先，包括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拒证权。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强调“亲亲相隐”孔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父子相隐”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合乎天理人情。相反如果要求父子互证、夫妻互证，证人心理上势必产生重大矛盾冲突，带来一定的痛苦，如果这种痛苦大于证人作证所要保护的利益，那么法律这种规定就缺乏正当性。另外，如果法律规定直系亲属之间必须相互指证，不利于家庭和睦，最终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目前，笔者认为应限于父子及夫妻之间，不宜过宽，以免成为不想出庭作证者逃避作证义务的借口。

其次，包括基于特殊信赖关系产生的拒证权。第一，应当规定律师享有拒证权。其主要是基于诚信的原因，基于当今社会信用失范人不守信的客观现实，律师享有拒证权可以建立其与当事人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当事人由信任律师进而信任法律，这对建立法治社会是有益的；第二，应当规定神职人员享有拒证权。其主要是考虑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不少民族是全民信教，宗教信仰能净化人们灵魂，使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得到缓解，能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有人说西方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高度的物欲没有毁掉西方世界，是因为西方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对西方社会起一贴解毒剂的作用。基于信仰的原因可规定神职人员享有一定的拒证权，人们需要精神有所寄托，需要有个精神家园。

（3）拒证权的基本内容

其一，是对可能招致自己或近亲属名誉毁损的事项赋予拒证权，名誉是指社会上其他人对某个人的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诸如名声、荣誉、信誉的一般评价，证人由于提供证言使自己的名誉遭到损毁，他就可以对这些方面内容享有拒证权。这样做最简单理由是“一个人不能打自己的耳光。”

其二，是基于公务的拒证权，证人有权就有关公务秘密的问题拒绝回答。如在美国，联邦政府根据透漏的证据会给美国国防或美国国际关系造成损害危险的恰当可能性，有权拒绝提供证据或者阻止任何人提供证据。

其三，是基于职业、技术上的保密义务而产生的证言拒绝权。如果证人作证将迫使其开示按其他法律他不得泄漏的信息，如国家秘密和因职业上的便利而获知的信息，证人有权拒绝作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的正反两方面的激励措施是证人强制出庭的制度保障。对证人是否出庭起决定性作用的作是证人对作证行为的态度，要使证人出庭作证难变为出庭易就必须改变人的作证态度。凯尔曼提出了态度转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服从、同化和内化。[5]证人的服从是指证人为了获得奖励和补贴或者为了避免秩序罚款或拘留而不得不出庭作证的行为，使证人服从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奖励，二是惩罚。服从是证人态度转化的第一步，国家应重视奖励和惩罚两种方式使证人服从国家为其设定的义务，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形成证人对作证行为的认同，最终使作证行为内化为证人自觉行为，使庭审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得以彻底地实现。

三、提高证言可信度的程序设计-提升证人证言“质量”之关键

在我国法官必须通过“自由心证”确认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而其中，证人证言的真伪问题最让法官们伤脑筋。因为这种伪证现象不仅严重妨害了诉讼秩序，阻碍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的推行，影响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甚至导致个别案件的错误判决。

同时，伪证还将导致社会道德及社会诚信原则的丧失。由此可见，为了保障司法公正，为了还司法以朗朗晴天，提升证人证言“质量”乃当务之急。

司法“打假”，一方面要加强司法过程中“识假辨假”的能力，加强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并提高法庭质证和认证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律对证人作证行为的约束机制和威慑功能。对此，法学家们在长期的研究中认为，预防证人作伪证应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作证前应让证人进行宣誓，使证人在内心上受到约束，让证人不想作伪证；第二道防线是在作证过程中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官的询问，使证人证言在逻辑上经得住推敲，让证人不能作伪证；第三道防线是在作证后如发现伪证，对伪证者进行法律处罚，让证人不敢作伪证。

（一）建立证人宣誓制度-提高证言可信度的第一道防线

所谓“宣誓”，是指证人在依法出庭作证时，就其所提供的证言向法庭保证，绝不举用伪证或作虚假陈述，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该法律仪式其实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经过一系列复杂而庄重的程序化乃至仪式化的运作，法律超越世俗的非人格化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才能最终凸显出来。

在古代各国，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以及对神的崇拜，这种以“宣誓”作为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才得以存在，被告人或证人对神宣誓，保证他对案件情况的陈述是真实的，而不是撒谎，这都是起源于古代奴隶制时的神明裁判。正是因为宣誓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讲真话，所以在今天的法律制度里，宣誓制度仍然存在，只是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在西方国家，当地的人民一般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他们都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执行着因果报应的诫律，所以法律上也因势利导，借助人类的这种信仰约束证人作伪证的倾向。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规定：在作证前，应通过旨在唤醒证人的良知，使他想起应该这样做的责任的宣誓或郑重声明的方式，要求每个证人宣布他将真实作证。而大陆法系中，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证人应当宣誓据实陈述，只讲真实。”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实行具结制度，与英美法及日本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宣誓制度虽然形式不同，但其用意是在于担保证言的真实性和凭信性，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而在我国，关于是否应该在我国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在理论界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我国与西方不同，西方人因普遍的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心理素养，使得宣誓的心理约束力较强，可以说西方法庭的宣誓制度就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信教的虔诚性正是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而在我国，缺乏这样的宗教基础。但是，笔者认为，证人宣誓制度虽然是一种非理性的法律制度，却在近现性盛行的社会里，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芒，并且在现代法律制度里，已抛弃其起源时的含义，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以及科学性和诉讼价值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肩负起规范程序，加强宣誓者责任感的使命。其目的是使宣誓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一个严肃的认识。而我国在走向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应该借鉴先进国家的诉讼规则，确立证人宣誓制度，促使证人唤醒良知，并从

形式上考验证人，设置一道预防证人作伪证的防线。

1、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的必要性论证

鉴于我国大多数公民法制观念较差、作证意识淡薄，伪证现象在诉讼中时有发生的现实，极有必要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证人宣誓制度。

（1）宣誓可以增强证人作证的真实性。通过郑重庄严的宣誓程序，可以促使证人唤醒良知，加深对当庭作证意义的认识。在今天，“建立证人宣誓程序有其深刻的道理：一是证人证言的性质决定的，它容易出现证人故意伪证和无故意的错证等情况，因此，必须当面保证。二是它与人性及人们的信念有密切联系，现代人中有许多人信奉上帝、宗教，相信因果报应是一种普遍心理，而宗教教义里，一般都有要求人应诚实、善良的内容。一旦证人向法官发了誓，对其作伪证、假证有一定的心理上的拘束。三是法庭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让其实事求是地作证，对证人如实作证是一种促进和保障。” 因此，我们主张的证人宣誓，其内容是作证的法律责任，其目的是让证人充分了解自己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增强作证的真实性。

（2）宣誓从心理上对证人产生道德约束。毫无疑问，确立证人宣誓制度虽然能够从形式方面对证人起到警示作用，但其本质仍是一个内心约束问题。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有时法律对一个社会现象是无能为力的，但道德的力量却能起作用。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就是为了培养证人的道德感，在一个充满着各种物质诱惑的社会中，通过道德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维持其安定、和谐和健康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证人在严格的出场程序、誓言、致词的形式及戏剧化的场景中，面对身着法官袍服的法官，郑重宣称自己的良知，对塑造公民法律信仰及社会道德感产生巨大的价值，它能给人们注入一种理念，即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虽然我们不能象西方一样依托宗教的力量，但可以培养法律自身的魅力，为建设法治国家培育深厚的精神土壤。

（3）宣誓也是一种口头承诺。在客观事实难以完全查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仍有一部分客观事实可能永远无法核实，同时也应该承认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也不能完全证实，对证人的心理活动不能完全洞察。因此，通过证人宣誓可以从形式上的宣誓达到实质上的保障证人如实作证的目的，使宣誓成为一个真实性的承诺，为追究证人伪证责任提供法律的先决条件。证人起誓的作用，在于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在于体现证人对作证法律后果知悉的程度。一个证人在作证前经过起誓，说明其知晓了作证的法律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人再做伪证，那么在法律上就可以认为证人作伪证是故意的。

2、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的可行性论证

（1）中国人也有宣誓的传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对天发誓，在入党入团时也仍然要宣誓，担任法官等职务也要“就职宣誓”。因此，让证人宣誓并不一定就是宣扬封建迷信，关键还要看宣誓的内容和宣誓的目的。

（2）审判实践中的有益探索为设立宣誓制度提供了经验。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为确保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已采用证人在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以促进证人如实作证的方法。不少法院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坚持了证人具结保证制度。即在开庭审理前，告知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并由保证人亲自在《具结保证书》上签名，以示保证。证人的保证包含忠诚法律、如实向法庭作证、承担伪证引起的法律后果等内容。这种具结保证制度在本质上与宣誓制度一样，其用意是在于担保证言的真实性，防止证人作伪证。但由于两者的形式不同，其效果也不尽相同，具结制度重书面保证，而宣誓制度重口头保证，重证人的心理约束。具结制度的好处是节省时间，弊端是失去了宣誓的庄严氛围，不能够从心理上对证人进行必要的考验，也无助于提高证据的证明力，而且容易使该程序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庄重场合下当庭公开宣誓，宣称自己作证的真实性，并对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可以加深证人对说假话的恐惧感，并感受法律的约束力，这对人的行为确实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为，在环境压力和内心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真正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撒谎的人终究是少数。换言之，证人在法庭上宣誓比在保证书上签名更有利于形成如实作证心理及遏制伪证意识。

（二）证人提供伪证的事后处罚和赔偿责任-提高证言可信度的第二道防线

证人出庭作证并宣誓后，如果因某种态度和理由作伪证作假证怎么办？笔者认为，应当考虑以下途径：

第一，执行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一项规定：“伪造、毁灭主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根据情况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对未构成犯罪的，根据情节后果、态度等参照对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标准从重予以罚款，拘留。

第二，追究刑事责任。依据民诉法第102条的规定，对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怎样追究刑事责任，何罪何名无法确定。而《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6]仅限于在刑事诉讼中的伪证，所以立法上不够衔接。应当修改现行刑法第305条的伪证罪，将该条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民事诉讼中，即不管在哪一诉讼中，出现了证人作伪证、假证情节严重的行为，一律追究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

第三、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证人的伪证在特殊案件中被人民法院采纳，使人民法院做出了错误判决，经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后，证人应给予相关当事人适当的民事赔偿，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这里的证人赔偿是有限制的，必须具备（1）证人作伪证是出于故意，（2）法院依据其证言做出了错误判决，（3）法院的错误判决给当事人造成了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失，（4）法院的错误判决与伪证有因果关系，即同时具备民事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就可适用追究伪证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通过上述规定可以对提供伪证的人形成足够的威慑，使其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守法成本。按法律经济学观点，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将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法行为变得不划算，即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成本大于违法收益，以此遏制伪证行为。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本文中的一些观点还很不成熟，甚至存在谬误之处也在所难免。面对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种种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程春华主编：《民事证据法专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2]胡锡庆等主编：《诉讼证明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3]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4]齐树洁、张冬梅：《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思考》，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宣誓主权篇10

2009年1月21日上午9点半。克雷格上任的第一天，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我来问你个问题，”奥巴马的法律顾问格雷格·克雷格（Greg Craig）说，“你觉得有人认为他不是总统吗？”打电话来的是戴维·巴伦（David Barron）。巴伦也刚刚到法律顾问办公室上任。他们都将成为即将上任的首席政府律师（the attorney general）艾瑞克·霍德尔（Eric Holder）的内部法律团队。

他们前一天在兴奋和喧嚣中度过：奥巴马宣示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克雷格和巴伦都没太在意首法官约翰·格洛弗·罗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以怎样的特殊方式主持了总统宣誓仪式。翌日一早，巴伦一看报纸上全是关于总统宣誓仪式搞砸了的报道，立刻决定打电话问个究竟。于是，克雷格接到了这个电话。

那么，奥巴马真的是总统吗？巴伦得到的回答是，嗯，相当复杂。

事件回放

2008年9月，就在选举日前，卡米·莫里森（Cami Morrison）给瓦妮莎·亚纳尔（Vanessa Yarnall）发了条短信。莫里森平日是为参议院纠仪长工作的一名职员，但她此时正在新组成的就职典礼联合国会委员会（Joint Congressional Inaugural Committee）中忙碌。亚纳尔是杰弗里·迈尼尔（Jeffrey Minear）的助理，是首法官及其首席助手在所有非提名事务上的顾问。莫里森和亚纳尔曾一同为2005年的总统就职典礼工作，现在他们正开始准备2009年1月20日的各项事宜。

亚纳尔知道刚刚过世的首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对待宣誓仪式一丝不苟，于是，她着手整理伦奎斯特参加最后一次仪式时所使用的文件资料。伦奎斯特主持了五位总统的宣誓仪式，他极其认真，确保自己和总统保持协调和一致。在典礼即将开始前，伦奎斯特还会特意给白宫顾问寄去一张卡片，说明词句的划分。2001年的卡片上是这样写的：“总统誓词：我，乔治·沃克·布什，郑重宣誓//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愿上帝帮助我。”

2008年12月10日，亚纳尔给莫里森发送了伦奎斯特制作誓言卡片的PDF版。她删去了“乔治·沃克·布什”，留下空格以供填上奥巴马的名字。在邮件中，亚纳尔问罗伯茨会怎样称呼新总统：说不说中间名？或是仅仅用中间字母代替？还是仅用名和姓？亚纳尔及其上司迈尼尔都认为莫里森会将卡片转交给奥巴马的秘书。而他们错了。莫里森没注意到那份PDF文件，他也许是弄丢了或根本没看到，或者根本就忘了。于是，誓言卡片从未到过奥巴马手里。

12月15日，国会就职典礼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正式邀请罗伯茨主持奥巴马就职宣誓典礼。首法官当即表示接受，而且范斯坦在信中希望他坐下来与迈尼尔谈谈，进行一次关于仪式细节的讨论。于是，他们坐在一起认真探讨了伦奎斯特所做的誓言卡片。他们在能力一词后加了个逗号。他们讨论了“愿上帝帮助你”是一个问句还是陈述句。因为亚纳尔的问题没得到回答，他们也不知道奥巴马希望怎么表述自己的名字。12月17日，迈尼尔发邮件给格雷格·克雷格。他首先做了番自我介绍，然后询问了有关奥巴马称呼和“愿上帝帮助我”语气的事宜。克雷格回信说奥巴马正度假，要过几天才能回复。

12月30日，迈克尔·纽道（Michael Newdow）在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讼，试图阻止罗伯茨在就职典礼誓言后使用“上帝”一词。2002年，纽道曾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赢得了诉讼，法院判决公立学校的效忠辞不得包含“上帝保佑”（under God）的字样，他因此成了名人。（最高法院后来以先例为据了该判决。） 处理纽道事件的司法部律师让迈尼尔提交一份关于首法官将怎样主持宣誓仪式的宣誓书。但迈尼尔此时还没收到克雷格的回音。这一次，迈尼尔打通了克雷格的手机，克雷格说，奥巴马希望在誓词中加入他的中间名，并且罗伯茨应该将“愿上帝帮助你”读成问句。2009年1月8日，迈尼尔将克雷格的回复写入了纽道诉讼的宣誓书，而不久后纽道的即被当地的联邦法官驳回。

有了克雷格的回复，迈尼尔拟好了罗伯茨的总统誓词卡片的定稿。内容如下：“总统誓词：我，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郑重宣誓//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愿上帝帮助你？”

瓦妮莎·亚纳尔将修订后的誓词版本用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卡米·莫里森，他又一次未能将誓词转交给奥巴马的团队。事实上，在就职典礼之前，奥巴马本人、克雷格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任何人都一直不知道卡片的存在。而与此同时，罗伯茨已经开始按照定稿文本，开始背诵誓词。

首次宣誓的瑕疵令权威受到置疑

一个星期后，在举行就职典礼那天的早晨，大法官们在最高法院集合，准备一起穿过第一大街前往国会大厦。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除了这每四年一次的露面，首法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隐身人。在等待期间，罗伯茨显得十分顺从，这可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从国家广场到华盛顿纪念碑，这一路上聚集了一百多万民众。中午12点一到，戴安娜·范斯坦请罗伯茨上台并要求观众们起立。

“去吧。”奥巴马低声对自己的妻子米歇尔说，示意她打开“林肯圣经”——从第16任总统林肯将手放在这部圣经上宣誓开始，它一直被沿用至今。

“你准备好宣誓了吗？”罗伯茨问道。

“我准备好了。”奥巴马说。

罗伯茨举起右手，将手臂准确地弯成一个直角。与伦奎斯特的做法不同的是，罗伯茨左手中没有准备好的誓词。首法官开始说：“我，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郑重……”

奥巴马未等罗伯茨停下，就复述道：“我，巴拉克……”

显然，就“郑重宣誓”是否应出现在第一行中，奥巴马和罗伯茨有不同的想法。罗伯茨拿到的誓词卡片中，第一行有“郑重宣誓”的字样，但奥巴马从未见过这个版本。

奥巴马意识到了自己打断了罗伯茨，于是停下来让罗伯茨继续说。随后奥巴马正确地复述道：“我，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郑重宣誓。”

但这次罗伯茨表现出了慌乱，这在他是极为不寻常的，他认为奥巴马操之过急并打断了自己，他接着说：“我必对合众国执行总统的职务忠诚地。”“合众国”之前是介词“对”？副词“忠诚地”应该在句子最后？奥巴马轻轻地微笑了一下。他判断这一次是罗伯茨出错了。

“我必执行……”奥巴马说，但他看到罗伯茨再一次试图说些什么，努力摆脱眼下的窘境。

“职务——”罗伯茨再一次磕巴了，“合众国总统的职务。”这一次他漏掉了“执行”。

奥巴马十分困惑。他说，“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忠诚地”。他也错误地把“忠诚”放在了句末。两人最终熬过了那句引起麻烦的话。

“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罗伯茨说。

“并尽我最大的能力，”奥巴马重复道。

“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罗伯茨语速颇快，试图尽快完成仪式，不再出什么状况。

奥巴马重复了这一句。

“愿上帝帮助你？”

“愿上帝帮助我。”

“祝贺，总统先生，”罗伯茨伸出手来，“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现在怎么样？根据美国宪法文本主义的精神，这样的宣誓是不是有效？克雷格满心困惑。

1月21日晚些时候，事实上，就是在仪式结束的几分钟之后，奥巴马签署了一系列有关政府伦理的行政命令和总统备忘录。他将冻结年薪10万美元以上白宫工作人员的薪水，设立新的规则，限制前政府人员进行游说活动。但是真正让克雷格担心的还是奥巴马计划于1月22日所做的事情。奥巴马想要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程序。无论是作为一名私人执业律师、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工作人员，还是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克雷格长期以来始终致力于国际人权事业。正是奥巴马对国际人权事业所表现出的热情打动了克雷格，才使得他在初选中选择了支持这位年轻的参议员，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尽管克雷格与希拉里有数十年的交情，并曾在克林顿的团队里服务过，他也没有动摇过对自己事业的坚持。在选战中，奥巴马多次呼吁关闭关塔那摩。现在真到了行动的时刻，克雷格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奥巴马因为宣誓的瑕疵而权威受到置疑。

克雷格的助手丹尼尔·梅尔策（Daniel Meltzer）也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此时尚未抵达华盛顿，于是克雷格打电话给正在坎布里奇的丹尼尔征求他的建议。考虑到在华盛顿，政治上的紧张对立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关塔那摩的问题上。所以，有可能会有人站出来要求举行听证会，审查奥巴马是否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以及他是否有权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虽然，最终新班子可能会赢得听证会，但法律程序也有自己的系统：他们怎么“证明”奥巴马当时已是总统？他们是不是得传唤证人？整个过程费时多少？对方会不会提起上诉？同时间还会发生什么？

启动重新宣誓的程序

梅尔策认为，比起事后补救，更安全的做法是重新宣誓。但是那会不会引发其他问题？怎样重新宣誓？定于何时、何地？或许最重要的是，谁来主持？他们想去请一位联邦地区法官快速而私密地主持宣誓。克雷格曾是埃伦·西格尔·霍维勒律师事务所（Ellen Segal Huvelle）的合伙人，她现在也在华盛顿做法官，克雷格想是否可以邀请埃伦来趟白宫。但他和梅尔策在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之后，认定更好的做法是在整个程序上保持公开和坦荡，再次邀请首法官来主持宣誓。（司法部的戴维·巴伦没有参与这场讨论。他后来用黑色幽默的口吻说，他在上班第一天就成功地同时得罪了两个人，那就是奥巴马总统和首法官。）

克雷格来到白宫西厅的楼下，与总统的首席政治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进行了讨论。在重新宣誓的必要性方面，阿克塞尔罗德同意克雷格的法律判断，他也认同宣誓程序应当公开，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让首法官参加。当然，他们两人都希望降低事件的关注度。阿克塞尔罗德想到了一句话，足以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即“慎之又慎”。大约在午餐时间，克雷格和阿克塞尔罗德来到总统的客厅，向他简短汇报了此事，并请他批准他们的计划。

下午1点18分，奥巴马来到了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它是白宫建筑群的一部分）礼堂的450房间。当奥巴马和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走进房间的时候，约30名新的被任命人起身站立，这也是人们看到总统走进一个房间的惯例。但此时，这种礼仪让奥巴马吃了一惊。“请坐。”奥巴马的笑容显得有些窘迫，“我还在学习适应这一切。请坐下吧。”

奥巴马那时本应签署有关政府伦理的命令，但他来到了讲台上，介绍拜登，“乔，你想主持宣誓吗？”

面对这一请求，拜登既惊讶又困惑，“是要我重新来过吗？”他问。然后他被告知，他将引领高级官员宣誓。“高级官员，噢，好的，”拜登说。拜登从来都不是那种会让现场冷场的人，他补充道：“我的记性可没有罗伯茨大法官、罗伯茨首法官好。”

所有人都明白拜登所指为何。被任命人们齐声叹道，“哦”，随后爆发出一阵笑声。拜登微笑了一下，要来记有誓词的卡片。

奥巴马此时已确立起沉着冷静的公众形象，赢得了十分贴切的昵称“淡定奥巴马”（No Drama Obama）。但拜登此举惹恼了奥巴马。总统沉下脸来，摇头，明显表现出不赞同，然后他走向拜登，几乎要将他从麦克风边推出去。奥巴马明白，而拜登不明白的是，总统宣誓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他那时正在请首法官将仪式重来过。奥巴马不想让任何人在此时拿罗伯茨开玩笑。更进一步说，奥巴马比拜登更为讲究礼节。这种玩笑是这位新任总统不会开的。（拜登后来打电话给罗伯茨致歉。）

令人尴尬的电话

格雷格·克雷给首法官罗伯茨的助手迈尼尔打了那个令人尴尬的电话，迈尼尔掩饰不住惊讶之情。你想做什么？你想何时举行？克雷格说得很清楚，他们希望首法官尽快来白宫。迈尼尔说他得问首法官一下，但很快回电说，首法官很愿意在下班回家时在白宫停留一会。

很快，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克雷格打电话给白宫新闻秘书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告诉他罗伯茨马上将来白宫重新主持宣誓。“你到底在说什么？”这就是吉布斯的回答。

克雷格重述了一遍这个新闻。

吉布斯吓坏了。记者们一直询问宣誓中的不流畅是怎么回事，他已指示工作人员与法律顾问办公室核实情况。一通电话打下来，吉布斯得到说法是，白宫认为宣誓仪式中的失仪不是什么大事。在过去24小时中，对那些询问的人，吉布斯一直是按此原则答复的。

现在，克雷格告诉他，他们打算重新举行总统宣誓，这在美国历史上显然是头一次。吉布斯赶紧飞奔到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办公室，告诉幕僚长，他们需要讨论怎样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告知媒体，以及仪式在哪儿举行。而且必须得快。

吉布斯、克雷格、阿克塞尔罗德和伊曼纽尔作出了决定。他们的想法是：不应对重新宣誓加以保密，但也不能让这事引起太多关注。他们一致同意在地图室举行仪式，地图室名义上是白宫起居区的一部分，而不是像椭圆办公厅那样属于工作区。长期以来，总统们喜欢把地图室当做混合区来使用的，操办那些他们不愿承认是总统事务但也不属私人事务的事情。出于这个原因，十年前，比尔·克林顿选择在地图室就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调查陈述大陪审团证言。

第二次宣誓顺利完成

七点整，克雷格等到了首法官的汽车。罗伯茨和迈尼尔走了出来，迈尼尔拿着罗伯茨的长袍。克雷格毫不吝惜地表达了感激之情，而罗伯茨也回赠以同样的慷慨大方。“我总是信任腰带和吊裤带（双重保险），”罗伯茨说，“这绝对是正确的决定。”

吉布斯决定不邀请电视台的记者，而只邀请了一些纸媒人士作为观礼人。他们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彭博社，还包括了一位轮班的报纸记者（那天正好是《圣彼得堡时报的》韦斯·艾利森[Wes Allison]）。吉布斯为仪式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他让记者们跟随自己从西厅、沿着柱廊通过白宫的起居区，最后到达地图室，到达后他才说明原因。吉布斯在地图室停下来，拿出克雷格和阿克塞尔罗德拟好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白宫认为宣誓在前一天已“有效”举行，但“为了慎之又慎”，罗伯茨将再次主持宣誓。记者们都懵了，无言以对，然后奥巴马和克雷格出来欢迎大家。总统笑得很灿烂：“嗨，伙计们，我们认为，你们懂的，我们重新宣誓这件事很搞笑。”奥巴马开始问记者们一些关于就职典礼舞会的事情。“你们待到多晚？”他问，“说实话。”一位记者问奥巴马他那时是否开心。“我与我妻子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说，“但她不得不应付高跟鞋。那种感觉是我没法想象的。” 韦斯·艾利森比较镇定，他打开了自己的松下数码录音笔，他所保存的音频文件是有关重新宣誓程序的唯一完整的材料。

罗伯茨穿上了法官袍，吉布斯和白宫摄影师皮特·索萨（Pete Souza，他也是那天唯一在场的摄影师）引导奥巴马和首法官来到壁炉前的位置。奥巴马之前还一直没有机会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因此壁炉架上方的肖像画仅仅起个预留位置的作用，还没来得及替换上对第一家庭来说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那张画上的人物是国会大厦的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

奥巴马仍在试图保持轻松的气氛：“我没有圣经，不过那也没关系。”

然后，奥巴马停了下来。克雷格拿来一份誓词，他确信罗伯茨这次会照着誓词念。奥巴马等着首法官自己拿出一份誓词文本，或从克雷格那里拿一份。

罗伯茨曾考虑过带一份誓词文本。为谨慎起见，也应该这样做。但首法官是个骄傲的人。除了自己之外，他从不公开批评任何人搞砸了最初的仪式。但他也不想承认自己的无能，并照着誓词念。

奥巴马感觉到了这一点，说道：“那么，我们慢慢来。”几位观礼者好奇地面面相觑。新任总统的确彬彬有礼，但他说给首法官的话……暗藏机锋。

第二次宣誓顺利完成，没出任何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