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十篇

贫富差距论文篇1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成为我国在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这一分配原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平为代价，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为公民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贫富差距论文篇2

关键词：居民；社会系数；社会贡献指数；社会区位指数；贫富差距；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03-04

引言

学者们在分析贫富差距的时候，认为它就是收入差距。而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时候，又认为它就是贫富差距。这种思维混乱的前提，必然带来分析逻辑的混乱，并在分析中不断遇到困难。这种困难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自然无法解决，因此只能是轻浮地闪烁其词，并机械地罗列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投入等等人人都知道的政策措施草草了事。是很浮躁的。

虽然收入差距构成了贫富差距的基础，但是收入差距并不直接就是贫富差距。我们知道，社会现象的性质是由社会价值中心所决定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虽然所有问题本质上都越来越具有经济的性质，但是社会价值的衡量尺度却并不唯一。收入差距直接的是经济问题，间接的才是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直接的是社会问题，间接的才是经济问题。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性质差别，构成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本质区别。学者们在分析的时候，不加区分地把收入差距等同于贫富差距，所有的混乱都是从这种视障和粗心开始的。

一、居民的社会系数

仅从狭义的经济观点看，居民的生活虽然首先取决于其某一时段的收入，但是更进一步地取决于其在此期间内的必须支出，即最低生活成本。收入是生活质量的基础，支出才是生活质量的指数。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构成了居民的社会系数：在社会平均的经济条件下，居民在相互可比较的时段内可支配收入与必须支出的比值。用字母ζ表示，即ζ=收入/支出。如果以I表示收入，以P表示支出，那么ζ=I/P。对居民的社会系数，这里分析：

1.居民生活系数向社会化的发展。以收入和支出的比例所代表的居民生活系数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烙上了清晰的社会历史印记，因此笔者把它定义为居民的社会系数。收入主要体现了人的差别，而支出则主要体现了社会的差别。收入直接决定于人，支出则直接决定于社会。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居民的支出基本上是被社会所决定的。比如说，原始社会的支出完全取决于个体的收入，奴隶社会的支出取决于奴隶主的赐予，封建社会的支出取决于家庭的耕种和手工业。在现代社会中，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甚至于养老都要依赖于外部社会。居民的生活系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从个体化到家庭化，进而向社会化逐渐发展的趋势。居民生活系数社会性的表达是：收入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支出却是社会的事情；收入是劳动力资本的函数，支出是社会发展的函数；收入由自己决定，支出由社会决定。人的自我性模糊了，人的社会性凸显了。在现代社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人，都是环境的人。

2.居民的社会系数是居民社会贡献的指数。笔者在另一文中说过，收入是经济要素所有权对外付出的补偿，因此居民的收入在此处的意义就是社会贡献的结果。一个人，或者我们此处所说的居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经济要素所有权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的社会系数首先表示的是居民社会贡献的指数。社会贡献大则收入大，收入大则社会系数就大。还重要的是，居民的生活成本（支出）一般来说会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下限是最低支出，① 由基本生活费用决定，上限是最高支出，由社会发展水平决定。② 因此，单位财富的效用具有随着财富绝对值的增大而递减的规律。正是因为这样，才会造成一种假象，即居民的生活系数就等同于收入。收入大，居民系数就大。学者们才会不假思索地就把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等同起来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

3.居民的社会系数是居民社会区位的指数。生活地区和职场岗位构成了居民社会区位的基本内涵。从支出的角度来说，居民的社会系数就是居民生活地区和职场岗位的指数，即是社会区位的指数。生活地区的不同决定了居民生活成本的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是一个大学生，在北京月收入4500元的生活可能还不如在我老家依安县月收入2 000元好，就是因为两地相比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职场岗位的不同决定了享受社会替代支出的不同。因为收入是支出的基础，那么没有收入的支出本质上也就是收入。处于不同的岗位，比如省长、市长、局长和处长；董事长、总经理、经理、员工这些不同的岗位，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是人所共知的。职场岗位的福利待遇是没有形成收入的支出，根据我们的观点，这种社会替代支出就是收入，因为支出总是以收入为基础的。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较，公务员虽然收入并不高，但是福利待遇却相对好，社会替代支出较多，因此在相同收入情况下，公务员的社会系数要大于普通百姓的社会系数。这就是为什么公务员是社会竞争最激烈的岗位的原因。③

二、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表示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可表示为：贫富差距=B的社会系数/A的社会系数，或者：贫富差距=

ζ2 / ζ1。

由于，ζ=I/P，所以如果对上面式子做一个数学变换，就成为：贫富差距=（I2/I1）*（P1/ P2）。I2/I1表示的是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而P1/ P2则表示的是低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支出差距。我们知道，收入是有成本的。经济学的规律表明，收入增大是成本增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收入高的人一般来说支出也多，比如那些演艺明星们虽然收入很高，但是他们花费在服装、化妆等各方面的支出也要远远大于普通人。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总会建立在营业成本增加的基础之上，虽然二者并不总是按照同一比例增加。所以，一般来说总有：P1/P2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单位财富的效用具有逐渐递减的规律。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当单位财富的效用=0的时候，其支出将不会再增大。这是一个点，一个转折点。它具有什么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意义呢？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再定义两个指数。一是收入差距，用I0表示，则I0=I2 / I1。I2是高收入者的收入，I1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因此一般的会有：I0>1。二是支出差距，用P0表示，则P0=P1 / P2。P1是低收入者的支出，P2是高收入者的支出，由上面已经分析我们知道，一般的会有P0

用图像表示如下：

图1

图2

我们假设的前提是两个人的起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在某一时间点（0）的时候，收入和支出是相同的。因此收入差距曲线和支出差距曲线都是从1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收入差距和支出差距开始拉开了。

收入差距曲线图：因为高收入者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支出也快速增加，因此收入差距曲线的上升斜率是缓慢的（部分收入被消费了）。在一个时间点T0，高收入者的单位财富效用趋于零，随后他的支出并不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大而增大，曲线上升斜率开始增大（他的收入都是资本了）。

支出差距曲线图：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随着其收入增加而快速增加，所以支出差距曲线是快速弯曲向下的（开始时候他有许多消费需求）。在一个时间点T0，由于高收入者的支出并不再快速增加（他没啥必须消费的），而低收入者的支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支出仍在增加（消费支出一般会随着经济社会化的程度而变化），所以曲线开始向上延伸，但是永远也不会=1。

从上页图可以看到，T0是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以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快速增加，支出开始减少或保持不变；而低收入者收入并没有快速增加，而支出仍在增加。这一时点所表示的是社会开始分化。或者说，T0表示的是社会两极分化的转折点。

三、把贫富差距混同于收入差距的有害后果

1.夸大社会贫富差距。学者们虽然知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收入的分配体制已经发生变化。资本、技术及其他非劳动因素不断参与分配，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在与劳动报酬相竞争的过程中，虽然平衡经常被打破，但是天平砝码具有向非劳动一方倾斜的趋势。这是市场规律的作用，更是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的结果。所以收入差距增大的趋势是历史地发展的。把收入差距混同于贫富差距，就放大了贫富差距，给那些喜欢炒作社会不公平的负能量提供了经济学的根据。

2.强化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把收入差距等同于贫富差距，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收入多就富，收入少就穷；他比我收入多，他就比我富；我比他收入少，我就比他穷；他富，是因为我穷；我穷，是因为他富；他的富是建立在我的穷基础之上；我穷，是他富的结果。我要想富，他就得穷；他要是富，我就不可能富。①这种把两个术语等同起来的后果就是强化了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其实，收入差距是在人类进入经济社会就有了的，并不是今天的特有现象，这种差距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增大。把贫富差距混同于收入差距后，从理论上异化了人生的幸福标准，让每个人把幸福标准建立在与对别人对比之上。这是社会上仇富心理的理论根源。

3.杀富济贫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好办法。因为收入多=富，收入少=穷，所以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杀富济贫，把国民收入平均分配，谁也不多，谁也不少。这是均贫式的所谓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我们知道，学者们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想发挥政策效力，有效调节高收入者，尽可能地惠及低收入者，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即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想法，根本做不到。比如，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要征收遗产税，他说：“不论一个人在世拥有多少财产，经过缴纳累进税和财产税，几代人之后，最终这些财产的大部分是归社会所有。”暂不说吴教授这种杀富济贫的思想之荒诞，单是吴教授认为征收累进税和财产税就能使“财产”清零的思维就是非常天真的。

我们知道，经济处于不断的运动当中，市场机制给所有经济要素赋予有机生命的性质。作为上辈积累的“遗产”更是具有这种有机的性质和本能。且不说遗产经常是以地产、房产、有价证券、股权等等方式存在（这种遗产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值），单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遗产也是增值在先，缴税在后。按照吴教授所给出的美国300万的界限，遗产税55%为例。假如有一个富人，在70岁的时候把他的遗产300万元留给他的儿子，儿子当时40岁。缴税额是165万元。儿子接受135万元以后，不会放在家里。还比如他不会经营，只会放在银行里收取利息。我们说他存期5年，5年后本息再存，也是到70岁的时候留给其子，看看情况如何。我们按照5年期年息5%计算，第一个5年后收取利息是33.75万元，第二个5年他有本金168.75万元。他还存期5年，收取利息42.19万元，这时候有本金210.94万元。依此类推，到他70岁的时候，他的本金达到515万元，比原来的300万增加了71%。

4.共同富裕永远不会实现。由于收入和支出的对比表示居民的社会系数，社会系数的对比构成贫富差距的内容，因此，收入不同的人也有可能社会系数相同。比如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劳动者每年收入15万元，支出5万元，与一位个体经营者每年收入150万元，必须支出50万元的社会系数都是3，他们的贫富差距应该=1，而收入差距则是10。收入差距是社会成员经济差距的收入指数，根据上面分析，收入差距以前存在，今后也将永远存在。但是，通过调节社会成员的支出，却可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如果学者们分析的收入差距就是贫富差距的话，那么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永远不会实现，因为收入差距会永远存在。

5.混淆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收入差距就是贫富差距的话，那么如果把世界上的国家当作一个个体看待的话，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富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GDP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了。这种弱智的结论恐怕谁都不会相信，因为谁都知道，英国、日本、荷兰、瑞士都比我们国家富裕。但是从学者们认为收入差距就是贫富差距的前提出发就一定能够逻辑地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

四、缩小贫富差距的政治经济学

收入差距是生产效率的指数，体现的是市场的公平；贫富差距是社会进步的指数，体现的是社会的公平。初次分配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再分配体现缩小贫富差距。①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是有本质区别的经济范畴。贫富差距的社会性使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贫富差距的表达式已经清楚地给出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选择。其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政策选择的重点不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而是减少低收入者的支出。低收入者的支出减少了，也就是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社会系数增大了，贫富差距就缩小了。减少低收入者的支出，已经被中国政府的民生政策全部覆盖了。但是为了理解的需要，我们还是简单罗列一下：

1.大力建设廉租房。住房是居民的第一生活需求。如果房价太高，低收入者的支出将基本被房价吞噬了，不论怎么努力，贫富差距也不会缩小的。通过廉租房的建设，减少低收入者在住房上面的支出，实为缩小贫富差距的第一政策选择。

2.对低收入家庭逐步实施免费教育。教育支出现在是中国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因此有选择地逐步对低收入者实施免费教育将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的政策选择。现在，中国已经对义务教育实行了免费教育。从缩小贫富差距的视域出发，可以有选择地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实行从小学、初中、高中以致到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

3.实施阶梯式的医疗报销。在扩大全民医保覆盖面的基础上，可以探讨根据居民的收入实施阶梯性的报销制度。收入高的家庭自己承担较多的医疗费用，节省下来医保基金用于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对生活困难的家庭可以探索免费医疗的社会救助机制。

4.对于低收入者的交通费用、用水用电、通讯费用、日常生活费用等方面支出都可以探索社会替代部分支出或全部支出的政策措施。

5.征收高收入税、财产税、遗产税等。一方面可以调节初次收入，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承担低收入者的支出创造财政来源。

结语

公平不是平均，平均是不公平。收入差距以别人为标准，贫富差距以自己为标准。得到的多，收入多；支出的少，生活的好。初次分配靠效率，再次分配靠调节；初次分配倾向于拉大收入差距，再次分配倾向于缩小贫富差距。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收入差距大，贫富差距可以小；贫富差距大，收入差距一定大。收入差距大是经济发展的倾向，贫富差距小是社会进步的倾向。政府管理初次分配，效果很小；政府管理再次分配，效果很大。政府要缩小收入差距，难；政府要缩小贫富差距，易。发展的目的不是均贫，发展的目的是共富。收入差距消失了，都穷了；贫富差距消失了，都富了。美国富裕，收入差距也大；朝鲜贫穷，收入差距也小。美国贫富差距小，美国很富裕；中国贫富差距大，中国还不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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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篇3

关键词：贫富差距；现状；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经历的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从中央到老百姓、理论界，都在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人民生活总体上普遍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程度。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全部财产集中于一人；基尼系数的变大表示贫富差距继续加大。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见下表1：1977年至2010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贫富差距不断恶化。

表1：1977年至2010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年份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97年

0.3706

2004年

0.4387

1998年

0.3784

2005年

0.45

1999年

0.3892

2006年

0.50

2000年

0.4089

2007年

0.49

2001年

0.4031

2008年

0.46

2002年

0.4326

2009年

0.47

2003年

0.4386

2010年

0.48

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不规范收入以及非法收入等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的主力军——城乡居民，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很典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当年农村人均纯收人为2090元，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47倍。此后，这一指标一路上涨，到了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已经达到了3.23倍。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l，而我国长期以来超过2甚至3。这说明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2、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拉大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对于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使东部地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上实际八十年代到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5.01倍，中部地区增长了12.2倍，西部地区增长了9.5倍。由此可见这种区域之间收入的差距是巨大的。

二、中国贫富差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1、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运行

贫富差距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意味着少数人购买力过剩与多数人购买力不足的矛盾一直存在。这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引发投资需求不足，最后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2、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贫富差距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打击。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就会伤失对工作和创造的激情，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最终导致生产力效率的提升。

3、贫富差距过大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一旦长期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它会使一部分人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受到很大冲击。当面对更多利益面前，见利忘义、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等不良观点就会出现。

三、中国贫富差距改善的措施

1、以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

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地区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市场分割。让劳动者们在尽量公平的环境下得到公正合理的报酬，从而实现劳动者发展机会均等。

2、建立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财政经济体制和政策。

在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国家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目前正在积极倡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要促进我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就要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中部社会经济的振兴，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在继续贯彻相关开发政策的同时，在财政体制上要对落后地区给予一定的帮助和照顾。

3、促进教育公平和扩大就业

只有发展教育，给低收入者提供获得高收入者所需要的相应受教育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消除贫困，促进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失业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就业是人们脱贫致富之本，通过扩大就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缩小差距，是缩小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 周智年.简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理论月刊.2010.02.10.

贫富差距论文篇4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96份其中书面问卷66份网上问卷430份。66份书面问卷中教师12份研究生24份本科生30份。430份网上问卷中有389份来自于华商网该网站的一项民调显示46%的网民月薪为700-1500元另有41份来源于凯迪网络该网站民调显示大多数网民的月薪在2000-4000元之间而且上述两个网站上都有一些网民自称是下岗人员。可见这次调查的对象不论从收入层次上看还是从行业、职业上考察基本上涵盖了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其调查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本次调查结果参见附表。

附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社会调查结果

票数百分比

一、您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大吗？到了什么程度？

很大39880.24%

大8617.34%

中112.22%

小10.20%

总投票者496100%

二、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

市场分配15740.05%

财政分配17444.39%

腐败问题32582.91%

农地征用12231.12%

城市房屋拆迁8521.68%

国企改制21554.85%

股市违规操作10927.81%

其他8220.92%

总投票者392

三、在上述原因中哪些原因是最不能容忍的？（可多选）

市场分配296.00%

财政分配4910.14%

腐败问题32467.08%

农地征用285.80%

城市房屋拆迁91.86%

国企改制6012.42%

股市违规操作132.69%

其他173.52%

总投票者483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1.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的说法社会认同感高

在回答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程度的496份问卷中有80.24%的人选择了很大其中有4人用了“巨大”19人用了“非常大”来描述也有人用“天上和地下”、“孙悟空的一个跟头”等词汇来表达。只有1人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小11人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为中。也有人用“我的这台台式电脑4000元比我所看到的不发达地区人家的所有家产还要值钱”这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还有人用“干柴已备只缺星火”的说法来强调贫富差距大到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地步。

人们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说法较强的认同感也证实了笔者文中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正视贫富差距问题并应力图尽快缩小这种差距这是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腐败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在回答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的问题时有82.91%的人认为是腐败排第一位并有人指出“腐败是其他原因的总结”；选择国企改制的人占54.85%排第二位；选择政府财政分配的人占44.39%排第三位。这种排列支持了本文腐败是贫富差距成因中的关键性原因的观点。有趣的是有网民认为“炒股是自愿冒险本身是投机投机就有成功有失败”的提法支持了本人的股市违规操作不应算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的观点。

列在“其他”一项中的表述以“制度”一词最多“”居其次“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居第三。也有人用“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不同步”、“图有政体的虚名,国家权利被不受民众监督的少数人滥用”等词语来表述更有人直呈“制度是根本腐败是表面”“司法不独立新闻监督力度不够；弱势群体上升空间被强势集团垄断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被强势集团挤占”的看法。这与我们文中所讨论的建立有约束政府、杜绝腐败的观点是一致的。

3.腐败为“最不能容忍的”问题

在回答“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中您认为哪种是最不可容忍的”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占67.08%第二位是国企改制占12.42%第三位是财政分配占10.14%。说明腐败是一个众夫所指的问题。同时对财政分配提出质疑的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说明人们一定程度地认识到了政府财政的顺调节作用并且觉得难以容忍这种非劫富济贫式的分配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平分配责任。

有人认为将腐败说成是改革是最不能容忍的反映出人们反感某些官员以改革之名行利己之实的做法；也有人认为“富穷不能怨人是对的但中国的问题是竞争太不公平”反映了对机会均等这种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的诉求；还有人认为“医疗、教育问题上政府失职”、“收入比如是你200倍的人交的个人所得税不会比你交的更多”、“是国家机器没有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消灭导致贫富差距增大的显在的和潜在的因素”等问题是最不可容忍的说明人们在呼吁政府职责与政府权利要对应政府应该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多发挥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4.贫富差距问题的受关注程度高

贫富差距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公正/研究/述评

当今国内的社会公正（正义）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间，国内有关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公正问题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带[1]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公正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的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2]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尺度和基本规则体系，社会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尝试从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献回顾式梳理。

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笔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逐渐成为国内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议题，其背景及原因主要是：第一，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急需社会公正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正在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事实上，这些变化早已超出了那些认识改革过程的旧思维框架，旧思维已无法把握新出现的社会问题。[3]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在到来。这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向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社会公正问题。孙立平指出，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分界，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我们在讨论和推进今天的改革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因素。[4]吴忠民也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尽管中国社会在某些同公正相关的部位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比如，机会平等的理念与准则在中国社会开始初步形成，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在公正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发展的成果，进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社会公正理论。[5]第二，社会学的深层理念。社会学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传统其实就是一个关怀社会公义和平等的传统。[6]郑杭生认为，社会学的深层理念不是别的，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尽管社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办法。大多数社会代价往往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话语权很少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渊源。[7]李强也指出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而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经济效益和利润，社会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经济学而言的，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即分配模式是否公平的问题。虽然社会学探讨的问题很多，但不管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还是社会改革等等，公平都是核心问题。[8]正是秉持上述学术理念，中国社会学者不失时机地开展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学者从法律、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和经济发展的层面出发关注公正问题，并有各认识主体对正义的理解分歧而造成的话语论争，但是其思考的深度和系统性明显不足。[9]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哪些人在改革中获益？哪些人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究竟有多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这些变化对中国的社会公正产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我们应采取何种适合的社会政策？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不断给出自己独特的解释。概而言之，研究者们关注并研究的焦点、分析角度及思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公正问题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解释成为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以及争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基本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及其机制的研究；二是对作为社会结构利益主体——阶级阶层的研究，即社会分层研究。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变迁问题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研究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这使得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演变为向少数人手中积聚。[2]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社会分层中的公正性问题。郑杭生提出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开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谓公正性，就是指各种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分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间的级差是合理的。[11]由此，在讨论我国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时，要特别注意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相随相生的现实后果。我国阶层的新变化，一方面，是“社会要有活力必须有一定差距”这种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沉痛教训转化而来的好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扩大、社会公平度下降、包括城乡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7]李强从公平的角度讨论了地位不平等或地位差异的问题。他认为，社会分层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组成的：一是“地位差异结构”，二是“地位准入”机制。由此，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即“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和“地位准入”的公平观。改革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可以说，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观念的巨大的变迁。[12]王小章则指出，一种分层机制若要被人们认同为合乎正义，就必须体现出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正，而目前我国社会中的竞争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就社会公正而言，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是同步的，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机会而后者承担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这是我国改革过程中最需要反思之处，也是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机制最根本的不公正之处。[13]还有学者从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方面切入，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例如，吴忠民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有两大特征：一是原有的主要群体弱势化，二是形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群体结盟。[14]特别是前一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它主要表现在：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成员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等诸多方面。[5]

（二）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权力和社会声望三大测量指标。在这三种指标中，贫富差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8]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收入差距是否已超过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是否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合理秩序甚至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否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对于如此等等的问题，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15]社会学者秉承学科的人文关怀理念，并凭借自身的学科研究优势，一直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问题。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问题。李强指出研究经济地位比较简洁的办法是研究收入，特别是近期收入。但是也应看到在我国研究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的难度。因此，在研究收入时，有必要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对于收入的可信性进行测定。[12]李培林则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对社会公正的主观心态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和对其发展趋势的心理预期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15]朱光磊提出对一个社会分配体系中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程度的测度，必须同时包括对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测度。[16]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已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的共识性支持。研究者们认为其具体表现和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迅速；二是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间差距继续扩大；三是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数持续走高，已经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17]第三，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即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比较合理，还是已经过大或者到了比较危险的临界点，换言之，它是否影响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对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李强根据在全国调研的结果，提出了以下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速度确实过快了一些；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从改革前的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状况，变成了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水平。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12]而朱光磊认为，贫富分化的关键不在于特别富的人有多富和特别穷的人有多穷，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在用比较最富与最穷的20％或10％的“不良指数”法推算，并将城镇人口的实际身份收入因素、社会保障因素、某些腐败因素造成的不法收入估计在内，可以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与国际相比，虽处于可容忍的范围内，但已经接近或达到警戒线，需要加以特别注意。问题的关键是控制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致富行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18]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基于某种认识或感觉的估计。那种拘泥于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3还是0.4的讨论，或者基尼系数0.4是比较合理还是比较危险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其实，争论的“真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对待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是，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促进了改革和发展，还是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的持续？[15]此外，茅于轼从一般意义上指出，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要能使收入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渠道要畅通；其次，人们必须真正对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后，才能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特权、贪污甚至武力来取得高收入。[19]第四，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一般认为：（1）由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2）我国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3）不公平竞争、非法和腐败因素等等，是造成或加剧目前我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20]也有研究者指出，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历史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非正常因素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5]另外，孙立平特别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21]最后，如何缓解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此，研究者们所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公正始终是一把尺子，即它是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分配秩序的基本准则和最高价值尺度。由此，以下的措施是必要的：（1）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2）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杠杆，缩减贫富分化的差距，这主要包括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廉政和反贪，等等；（3）在调整收入分配的秩序，改变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的同时，又要防止“大锅饭”分配体制的回潮；（4）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5）对于现在人们非常关心的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这就要求在设计和实施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22]

（三）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困与公正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无疑是与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对个人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贫困状况导致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对于穷人来说，贫困还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贫困的生活会导致城市中的穷人产生较强的心理反应。城市贫困的存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违背了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带来很多的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对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等。[23]也有学者在区分“不公正的贫困”与“公正的贫困”两种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公正与贫困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贫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证原则的实现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损伤了社会公正，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5]有研究者还指出了社会剥夺或社会排斥成为消除贫困的障碍，阻碍了一个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的获致。[24]

（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正（正义）问题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20多年来，在介绍、梳理与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环境学等多种角度对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国内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的有关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择其大概，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关系。从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出发，吴忠民提出，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据主要有三个，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会合作的理念。[5]王海明则认为，平等是公正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公正是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不公正则是不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恶行。秦晖、金雁曾在一系列探讨东欧国家社会转轨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中，以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为支点来讨论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2]2.关于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对于“公正”与“公平”这两个概念，国内学者们一般不加严格区分，经常是交替使用，将这二者当成一回事。吴忠民就此指出，从狭义上讲，“公正”与“公平”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做出这种严格的区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由于人们经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称谓，才产生了一些本来不成其为争论的争论。[5]3.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派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而以《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为代表的第二派与之完全对立；第三派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为代表，主张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8]李培林认为，收入分配秩序的主要方向和体制框架应当是，初始分配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调节，注重效率，再分配要强化政府调节，注重公平，而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建立秩序。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初始收入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则必然会影响效率，而如果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15]吴忠民则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初始阶段，这一提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严格说来只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性的提法，其自身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局限，它只适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提法已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提法的得失，并做出必要的矫正。[5]4.关于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与规则公正。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9]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即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他特别讨论了结果平等问题，提出实施结果平等政策可能带来两个不良后果，其一是势必引起另一类的不平等，其二是使得有可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心灰意懒。因此，问题的正确提法不是消除一切结果的不平等，而是让它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19]5.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吴忠民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包括四项内容，即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亦即事前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规则；社会调剂规则。公正是由上述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操作层面上，这四项规则又遵循依次优先实施的次序。[5]6.关于社会公正与改革和社会发展。景天魁认为，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作为公正的发展”的概念，尝试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公正的发展”是把公正作为核心价值、根本动力和最佳状态的发展，即社会公正不是作为外在相关性，而是作为内在规定性，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趋向。[25]邓聿文提出了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指出要想使改革不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政府必须对于改革中的公正性要有足够的重视，使改革中感到相对利益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使改革重新获得合法性及民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支持。[26] 三、基本评价

笔者认为，在已经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国内社会学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基于对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把握和敏锐观察，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的核心学科理念的地位得以确立，社会公正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话语。这充分表现在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选题和内容发生着影响。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贫富分化、底层社会的形成、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贫困与反贫困、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就突地表现了这一点。同时，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前沿性课题的研究内容也显现出社会公正作为学科理念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例如，很多学者在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提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公正性、社会分配规则与秩序的公正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财富的积聚与扩散趋势、改革过程的各方利益博弈以及改革路径和方向的选择等问题。

第二，在整理和研究西方正义理论以及论证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同时，开始尝试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对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这些理论成果集中表现在社会公正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社会公正的内涵、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体系、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与自由及平等的关系、社会公正与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问题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近年来国内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很多议题急需进一步探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理论解释框架过于单一。国内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立论基础多偏好从对罗尔斯公正理论的阐释或借鉴出发。我们看到，现当代西方公正理论纷繁复杂，观点交叉重叠，即使某一个人的公正思想，也常是层次迭进、不断发展的。从建立公正理论的逻辑基点或重心的差异来看，当今西方公正理论研究呈三足鼎立态势，可以大体划分为以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义论，以美国学者瓦尔策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论，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综合正义论。而从对公正范畴的不同理解来看，又可把现代西方公正理论大体划分为美德正义论、政治正义论与综合正义论。[1]这其中，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无疑当首推罗尔斯的正义观。但是，国内社会学界在吸收与借鉴西方公正理论的过程中，应该百家争鸣，相互砥砺，互为补充，对各个理论流派和各位学者的理论体系不应有所偏废。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公正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在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有分量的国内研究成果还太少，还有诸多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等问题。

第二，研究者们在研究中基本上仅把社会公正作为一种伦理原则与价值尺度，还没有真正恢复和确立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核心议题的地位。“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公正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涉入问题，更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空间的经验研究领域，它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的根本变化。综观近十多年来的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区域统筹发展与社会公正、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程度、贫困与社会公正、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社会政策与社会公正等许多问题，国内社会学界在经验研究层面开展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甚至是基本没有涉及。正如美国社会学者J.R.费根所指出的：“在究竟是将社会学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公正的知识和实践的承诺，还是将社会学看作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两种关于社会学目的的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而面对充满挑战性的21世纪，社会学及社会学家有责任有义务：恢复社会公正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建立更平等的生活关系，以便确保对所有有用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培养反系统研究方法，采取参与——行动——研究的战略，“将‘什么是更好社会’的道德性的讨论及研究纳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加强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建设“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学，以便使我们能对身边那些压抑的社会关系做出公正的判断”；研究重大社会问题，等等。[27]在未来，中国社会学要用自己的知识来参与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培养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避免“远离了对社会公正以及追求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一类问题的关心”。[27]

「参考文献

[1]马文彬。20世纪中国正义问题研究综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

[2]本刊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3，（2）。

[3]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A].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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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篇6

[关键词] 贫富差距 现象 思考 原因 措施

一、贫富差异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也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 0～1之间。 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中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二、贫富差距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增长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 到2012年我国已经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主要表现在：城乡间的差距、地区间的差距、行业间的差距。据《劳动报》报道，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和收入同时产生的一种忧虑是，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主要有：

历史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大锅饭”实行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引爆了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国各地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富裕了但是先富起来的没有带动后来的人。而这个时期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正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甚至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

（二）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税收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税收是平衡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三）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四）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

俗话说在穷不能穷教育，但是现在养孩子太贵了。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8年10月到2012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不仅教育花费大，而且富人还享有教育的特权，享有最好的教育。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就医的成本较十年前翻了几番。一旦得了大病住院，花销就得上万元。现在生孩子剖腹产就需要1万左右，还有前期的营养费检查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一些贫困地区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而另一方面富人的社会保障完善享受着最好的医疗及养老保障，越来越富，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何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贫富差距论文篇7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门差距比较悬殊。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0.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和1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140%；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科研技术三个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首先，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主、承包租赁经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相当大地加快了社会财富向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税行为，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据报载，我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偷漏税面达90%以上，其实缴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一般为10%-20%，最高也不超过30%；此外还有无照经营偷逃税款、不报帐或报假帐偷逃税款、买卖发票、开假发票或不开发票偷逃税款等。据1993年《光明日报》披露，我国每年被个体户非法截留税款为26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增加2.6万户百万富翁或26万个十万富翁。如果用于扶贫，可解决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逐年上升，1996年超过100亿，但许多税务人员认为这仅仅是应征税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使许多不法之徒获得高额利润。其三，走私贩私获取巨额利润。其四，过度的资本剥削，使相当多的雇主成了暴发户。许多私营企业主对雇工的剥削十分残酷，有资料表明，深圳等地发生的停工、罢工事件90%以上是由对工人过度剥削引起的。据测算，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经营黄色产业，利用迷信、组织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来。据推算，通过以上“越轨”行为暴富的约有300万户。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我们现在要突出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但解决公平问题，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正确的公平观的指导下，采取切实合理的有效措施，走出一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新路子。“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社会有着特定的内涵：平均分配是原始社会公平观的核心；进入等级制的阶级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公平是人们所属的等级与他们的财产、特权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公平观是以“均田均赋”为核心的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的公平观突出表现为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平等竞争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由此决定其社会公平主要是指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获取经济收入、社会利益的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公平观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强调竞争的机会均等，运用社会稀缺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平等，竞争过程平等以及获取收入的机会均等；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三是在伦理层面强调人格平等，与此相联系还强调人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平等。很显然，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相对的平等，它并不是要反对、取消合理的收入差距，而是要反对、取消不规范、不合理、不公平竞争造成的收入差距。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通过解决效率问题进而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随着效率问题的相对解决，公平问题就会逐步成为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1](p374)对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同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对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的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1995年调整发展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到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八年的努力，在促进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同时，缓解了部分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2000年，在视察广东、上海等地的讲话中，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一步提到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表现出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

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实践，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紧密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根本保证。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超级秘书网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证。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也应提高，建议参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确定标准。

贫富差距论文篇8

关键词：贫富差距；心理失衡；弱势群体；多元资助；心理辅导

近年来，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十分明显，201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0.474。所谓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界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等于0，表明社会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基尼系数等于1，表明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国际社会公认的基尼系数安全界限为0.45，若超过这个界限，表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于悬殊，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的界限，贫富差距这一现象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网上频频出现的“富二代”，“ 高富帅”等词，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以及近年来“郭美美”等炫富事件，激起了人们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的疯狂指骂，这一系列现象的背后均隐藏着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不公正问题。

一、 大学生贫富差距对大学生行为模式的影响及特点

（1）“行为模式”的概念界定

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为满足对所需对象的欲求而产生行动。所以人的行为模式是人为满足人本身的需要而发挥主观能动性产生的行为过程。

（2）贫富差距对大学生行为模式的具体体现和特点

本文选取了河南师范大学，随机抽样了10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有效回答791份，有效回收率79.1%。我们这次调查主要采用了两个维度，如自主创业，勤工俭学，这两种外显行为来研究“贫富差距”对其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贫富差距对大学生行为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贫富差距对大学生行为动机的影响。家庭较为富有的学生有54%经历过自主创业，而没有人选择勤工俭学，并且87%的人表示自己自主创业的原动力是出于对创业的兴趣，和有着强烈的创业愿望。

2. 贫富差距对大学生大学生活规划的影响。在本次调查中，家庭年收入在0到6万的占到85%，在这类人群中，他们的大学生活主要是学习和兼职，家庭年收入在6到50万的占到15%， 在这类人群中，他们的大学生活由于没有生活的压力，所以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旅行出游，参加各种兴趣小组等等。

3.贫富差距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家庭条件一般或较差的学生一个月的消费大概在300到500元之间，而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的月消费水平均在500元以上，他们在日常的伙食费上、生活用品上（包括鞋，衣服等）、以及奢侈品，娱乐消费上花费较多，而家庭条件一般或较差的学生则很少去旅游或购买名牌等。

根据对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家庭状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的贫富差距呈现出群体性、结构性的特点。 群体性是指因大学生父母的职业，社会身份不同而使大学生呈现出两大不同的群体。当父母身份是农民时，大学生可划分为贫困农民的子女、农民工子女、下岗失业者子女等；当父 群体。结构性体现为，城乡子女与工农业子女之间。 --！>

二、 大学生贫富差距对大学生行为模式影响的深层原因分析

大学生行为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深层的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而造成大学生贫富差距的原因如下：

首先是家庭因素，家庭因素是大学生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是大学生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均，贯彻按劳分配的结果。

初次分配是以市场为基础，按照生产要素分配，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市场中竞争中不同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不同、劳动能力不同、每个人获得的劳动报酬就不同，这就形成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2. 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效率原则，遵循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原则，势必会引起竞争，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的占有量也会不同，从而造成资源的不平均，和机会的不均等，从而引起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3.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渐进式的，就目前来说，发展不完善，社会保障改革实践中的普及范围依然不大，不公平现象十分严重，贫富差距依然存在。

三、缩小大学生贫富差距，构建和谐校园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大学生贫富差距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国家、学校、自身三方面缩小大学生贫富差距，构建和谐校园。

1. 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在经济制度上应形成合法性建构。

国家应该完善四个机制：

（1）完善汲取机制。提高国家汲取社会资源并有效利用资源的财政能力，提供完善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

（2）完善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减小贫富差距。

（3）完善再分配机制。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并缩小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均衡。 （4）完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优抚，调节经济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 --！>

2.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应完善助学体系，建立多元资助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基本上都建立了以“奖，贷，助，补，减，免，勤”为主要形式的多元资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大学生的贫富差距、缓解贫困大学生的 生活困难，减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但是，国家的这项政策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惠及范围小、资助名额被顶替等现象。针对这一情况，高校应该拓宽资助来源，并保证在资助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主要包括：

（1）汲取社会资源，争取社会救助，吸纳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为贫困学生进行资助。

（2）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的功能，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并通过勤工俭学部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补助渠道。

（3）制度上改革奖学金制度，保证评选机制的公平公正。

（4）设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3.从学生自身层面来说，学生应该加强自我认知教育。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通过自我认知，对自己进行合理定位，培养自尊心和自豪感，肯定自己的价值，对自己进行自我悦纳，减少自卑感，用正确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

（2）培养积极的心态，建立良好的心理保护机制。针对贫富差距带来的大学生人际冲突，应该适当调整心态，避免心理失衡。总之，贫富差距已经对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经济模式的变革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许琛，论大学生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与和谐校园的构建，社会与法制，2008.10

贫富差距论文篇9

[关键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经济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126-03

1 应用背景与意义

亚洲经济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崛起。战后的日本首先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检验贫富差距的大小究竟是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定正相关，发达国家是否一定能避免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是否一定会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对相关国家进行平衡民生决策有指导性意义。

另外，在当前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后，亚洲究竟该以什么形式联合？通过对经济水平和人民贫富差距对国家进行分类，亦有借鉴意义。

2 贫富差距与基尼系数指标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由于在是否应剔除税、公共援助受益者、非本地居民等问题上的分歧，国际间并无计算基尼系数的准则。

由洛伦兹曲线本身导出的基尼系数的定义非常简单：洛伦兹将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序,然后以横(X)轴代表人口累计百分比,以纵(Y)轴代表收入累计百分比，考察任意累计百分比的人口得到的收入累计百分比。将每一百分比的人口与其对应的收入百分比在坐标图中描述出来，得到Y=f(X)，即反映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洛伦兹曲 线。但是由于Y=f(X)极难确定，目前常用估算值代替。常用的估算公式如下:

(1)直接计算法：

其中， 为样本数量， 为收入均值，Yi为样本收入值。

(2)城乡分组法：

其中,Pi指第i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λi指第i组平均收入与总平均收入之比；Gi指第i组组内基尼系数；R指不同组收入由于重叠形成的影响。

(3)人口分组法：

(4)连带分组法：

除此之外，还有回归―积分二步法、人口收入比重差值法等可以计算。

在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权威的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 N D P）的人类发展指数统计数据中，本文整理出了27个亚洲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和购买力平价法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见表1）。

3 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

Sp e a r ma n秩相关系数检验由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首次使用的一种非参数相关分析检验方法。在不对变量的分布作任何假设的情况下即能检验两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在本例中，我们试图使用S p e r m a n秩相关系数检验法检验基尼系数和人均GDP的关系。

我们首先令27个形如（基尼系数,人均G D P）的数字对为(xi ,yi)。假设基尼系数和人均G D P数据为独立同分布样本，总体(X,Y)为连续型随机变量。本次检验的原假设H0为：X与Y相互独立；备择假设H1为：X与Y负相关。

其次将27国基尼系数(xi)和人均G D P(yi)的秩分别记为Ri、Qi。求出的秩列入表2。

最后，由于本次计算未出现重复值即出现结的情况，我们使用修正前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公式：

本例计算中：

在S p e a r m a n秩相关系数检验临界值表中，n=27，α=0.05对应的临界值0.324>rs。因此接受原假设，认为基尼系数和人均GDP没有相关关系。

4 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的结论

(1）世界125国的情况

本文作者同时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统计数据中的125个世界主要国家进行的相似的Spearman秩和相关系数检验，得到的检验统计量rs=-0.34549。

图1 世界125国两参数散点图

从散点图上和S p e a r m a n秩与相关系数检验的情况看，世界的基尼系数―人均G D P稍呈负相关关系。造成Spearman秩与相关系数检验未能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是大量人均G D P较低的国家拥有较低的基尼系数（散点图左下方）。

我们可以就这一现象如此理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一定很低，良好的发展水平将很自然地使政府动用大量资源来平抑贫富差距。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却各自不同：实行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巨大（如发展中国家中的产油国）；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却呈现出很低的贫富差距（如实行共产主义的部分国家）。

(2)亚洲国家的情况和结论

相比于世界的情况，亚洲国家的情况稍有特别。从散点图上看，仅有日本一国处于高经济水平+低基尼系数的情况（散点图右下方），韩国与以色列的情况勉强和日本相似。亚洲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国家其实仍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呈现了高经济水平高基尼系数的情况。如马来西亚为产油国，中国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没有处理好贫富差距问题（事实上住房补贴等政府财政转移没有计入基尼系数的计算）。

本段检验的结果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应以目前欠发达的状态来诠释高企的贫富差距，作为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应当均衡健康发展，以期呈现出类似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的高经济水平+低基尼系数的情况。

5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职能是建立一种分类方法，它是将一批样品或变量，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进行分类。

本文尝试对27个亚洲国家的贫富差距―经济水平进行分类。

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是聚类分析诸方法中用得最多的一种，其基本思想是：开始将n个样品各自作为一类，并规定样品之间的距离和类与类之间的距离，然后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成一个新类，计算新类与其他类的距离；重复进行两个最近类的合并，每次减少一类，直至所有的样品合并为一类。

本例也将尝试用系统聚类法，通过距离最近两个国家（或国家集）进行分步合并。

离差平方和法(Sum of Squares of Deviations)，即Ward方法(Ward Method)是一种距离测算方法。该方法所提距离是指各样品到类中心(均值)的平方欧氏距离之和。

本例中两国（或国家集）进行距离测算时，将使用平方欧氏距离。

平方欧氏距离公式如下：

在本例中我们使用Wa rd方法将二维的27个亚洲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和购买力平价法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进行聚类后分为5类。

聚类后我们发现，第I类由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第Ⅱ类由以色列、韩国组成；第Ⅲ类由马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伊朗组成；第Ⅳ类由菲律宾、土库曼斯坦、约旦、阿塞拜疆、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组成；第Ⅴ类由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塔吉克斯坦、蒙古、印度、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组成(见表3)。

本次聚类的一些参数如下：

半偏R2统计量=0.0033 R2统计量=0.989

伪F统计量=484 伪t2统计量=12000

6 按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聚类后的结论

第Ⅰ类的日本、新加坡的人均G D P已经相当高，步入高度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其中仅有日本的基尼系数较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城市，贫富差距较大容易因城市定位而扩大。

第Ⅱ类的以色列和韩国都是中等发达国家。两国均拥有较为温和的基尼系数。由于两国均为中小国家，在发展上比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为多元化，若干年后容易形成类似日本的局面。

第Ⅲ类国家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伊朗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上游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都有较大的贫富差距，这和这些国家是产油国、旅游国，经济模式比较单一有关。

第Ⅳ类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值得警示。

第Ⅴ类国家属于较为落后国家，其中中亚国家的贫富差距较低，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也比较温和。

7 总的结论

高贫富差距是亚洲国家普遍的情况。有诸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高经济水平城市，有马来西亚、伊朗这样的中等发达的产油国，也有中国、菲律宾这样的后起国家。这样的特征造成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差距的相对独立性，两因素在亚洲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通过聚类分析，本文考虑基尼系数、购买力平价法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两因素，将亚洲27国分为了5类。这组分类对于目前在亚洲舞台活跃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 AN)、东盟10+3(ASEAN 10+3)、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Great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上海合作组织(SCO)、“中日韩东亚经济圈”向欧盟(EU)模式更紧密合作安排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模型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33-142.

贫富差距论文篇10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2011年1月份,我国内地GDP达到58786亿美元,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有望突破4000美元关口。但同时,我国内地的贫富悬殊也创下历史新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升至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越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尽管数据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贫富差距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然而以下两方面尤为突出。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同阶段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总体呈扩大趋势。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趋势。

(二)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

在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不同的地区都在努力推进经济建设进程,然而,由于区位优势,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迥然不同,其总体趋势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中西部发展较为缓慢,由此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三级梯度的情形。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23153.21元,中部地区为15539.39元,西部为15523.03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953.21元,中部为14367.11元,西部为14213.47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始终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中西地区间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

二、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一)市场竞争带来的贫富差距

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就要引进竞争机制。竞争是效率的重要保障,而只要有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贫富差距就会拉开。可以说,部分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结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放在效率层面上,坚持效率优先。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以效率为先的市场机制的确立,是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源泉与动力。

(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产生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扩大也是长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逐步取代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的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来看一下城乡差距的例子,刘易斯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劳动要素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因此,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成了稀缺要素。工人的收入就会增加,而资本就成为较为充裕的生产要素,其收入份额就会下降。这样以劳动力的过剩变为短缺为转折点,收入差距由上升的趋势变为下降的趋势。

通过上文的图表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缩小,而是呈现逐步扩大趋势。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明显,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发现,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实现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例如,我国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制度使二元结构制度化。户籍制度门槛决定的歧视性就业政策、歧视性社会保障措施等导致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