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社会学研究与贫富差距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贫富差距，提出社会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经济学而言的，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核心是公平问题，而贫富差距又是人们首先所关注的。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既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一种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就涉及到了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份额，社会就没有动力，就好比水没有“落差”就不能流动一样。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刺激劳动积极性”和“关注社会公平”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都要把刺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机制调节好。否则，要么出现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要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关键词」社会学/贫富差距/转型/社会稳定/社会公平

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有多种角度，笔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贫富差距的。因此，本文就先从社会学谈起，然后进入本文的主题——贫富差距的问题。

一、社会学与贫富差距研究的关系

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30年在法国创立的，至今已有170余年历史了。170年来，社会学界能人辈出，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是理论贡献。170年来，社会学创造了众多的理论，像近些年来国内知名的福科、吉登斯等人，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的。这样的知名人物有好几百人。他们所创造的众多理论细化起来讲，有点儿像数学、物理的公式，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则是用理论描述出来的。经济学也创造了很多模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模型有一点不同。经济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模型等等，很注重量化分析。社会学对此也注重，不过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要复杂，所以，建立模型难度更大一些。社会学这门学科往往是对比着经济学而言的。经济学抽象出了很多纯经济因素，社会学说你关心得还不够，还有很多因素你没有注意到或者不能解释，于是，它提出的因素可能就更多一些。这就使得社会学在建立模型方面更困难一些。

社会学第二个贡献主要是在方法方面。在社会科学的诸门学科中，有关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社会学是最有优势的。也就是说，基本的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方法，包括各种量化或者定性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所以，社会学家是应该比较深入地作方法研究的。比如，笔者研究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就比较注重方法。研究中国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一定要有好的办法，以获得人们收入的真实数据；而在中国，收入的真实数据不是那么好获得的。所以，就一定要先学会研究方法。这是社会学注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社会学相对经济学而言，其特点是什么呢？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在任何社会，经济都很重要。所以，邓小平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国家的物质支撑体系问题。因而，经济学一定要在创造财富中发挥作用。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经济效益和利润。企业家不能创造利润，经济学家讲了半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他的经济学就不是好的经济学。社会学讲什么呢？社会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经济学而言的，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社会学常常批评单纯经济观点，认为创造利润固然是对的，但是一个社会仅靠创造利润就行了吗？创造的利润归谁呢？今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了，民间聚集的财富是不小了，但问题是，低收入的人口还有不少，农村的收入不仅数额与城市居民有巨大差距，而且，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下降，城乡生活消费的差距近年居然达到历史最高期。这就证明，光创造利润还不行，后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分配模式是否公平的问题。笔者以为，社会学基本是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总的来说，社会学是在这个模式下探讨问题的。虽然社会学探讨的问题很多，不管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改革，等等，公平一直都是核心问题。

社会学在探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它研究的模型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研究领域叫社会分层，英文是“Stratification”，最初是从地质学引来的一个概念，含义是地质上的层化现象。人们发现，社会群体也是分成层次的。中国有文字（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了，文明史号称有5000年了，而研究发现，还没有哪个历史时期没有分层现象的，分层普遍存在。就是人类以前的时期，比如大猩猩，也有分层，也有领袖人物，当然，往往是身体比较强壮的。据研究，大猩猩的首领衰老以后，群体里就会有其他猩猩向它挑战。这时候，猩猩之间就会发生一场非常残酷的厮杀，之后又有一个非常强壮的大猩猩称王，大家都臣服它了，它就成为领袖了。我们将研究社会的这种方法叫做观察法和实验法。

我国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社会分层，流传至今。我们组织会议，常常为怎样排名次发愁。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讲究等级身份的社会，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古已有之。孔夫子讲“礼”，实际上讲的就是社会秩序、次序的问题。民间的，比如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好汉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坐次，108位，坐次都是很清楚的，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可见，分层这种现象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社会的时候，一般来说有三个系列的社会层次地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叫做经济地位，也可以叫做财产地位。有时候财产不好研究，我们就只好研究收入，用收入来折射财产，总之，它们是反映人们经济地位的。从这个“向度”，就分成了有钱、没钱，富有、贫穷，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低收入层，这是很好测量的。第二个我们称做权力。权力是指控制他人的能力。级别高的管的人多，权力也比较好分层。第三个方面，其实人们生活中都有的，但是大家不一定能感觉到，就是“社会声望”。财产、权力跟声望不是一回事，一个人有权、有财产，但他不一定社会声望高。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一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很有钱，他当时的资产在世界排名前几位。他的后代多次尝试竞选美国总统，但是，屡战屡败。他有财产、有权力，可是怎么就没人投他的票呢？这没有办法，这是声望，声望高，有人就投你的票；声望低，则别人就不投。伊朗当年有一位宗教领袖霍梅尼，开始他没什么财产，也没有政治权力，后来社会声望地位逐渐升高，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宗教领袖，结果他把国王推翻了，就是因为他在伊朗的伊斯兰教民中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不能否认声望这个东西也很厉害。但是“声望”这个东西比较怪，是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上述三者是不能互相等同的。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其实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为什么本文主要谈贫富差距呢，为什么不谈另外两个问题呢？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是基础，你要是对经济方面解释不清，其他方面就更不好解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尤为重要，财产、收入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在三种地位中，贫富差距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所关心的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

谈到贫富差距，人们往往会问：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要想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个贫富差距的测量方法。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测量方法，叫“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测量法。这是一个叫Gini的意大利人首先提出，用来计算经济差距的。其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0，这与经济学上的“洛伦斯曲线”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它通过测量财产或收入在人群中是怎样分布的，来反映不平等程度。假设在一个国家中，有100个人，假设将这个国家的财产平均分成100份，那么，绝对平均的分配当然是一人一份。这时候的基尼系数就是“0”。我们再看另一种完全对立的情况，就是绝对的不平均分配。还以这个假设为例：在这100个人中，有一个是国王，99个是臣民，假设99个人的财产都是0，只有国王一人得到了100%的财产。这时候的基尼系数是“1”。我们知道，实际上，无论绝对平等还是绝对不平等都是不可能的，国王拿走了全部财产，99个人都饿死了，那国王也别活了。根据基尼系数的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可以通过0到1之间的一个数值表现出来，数值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大。

首先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历史上的数据比较欠缺，能够找到的基尼系数的最早测量是世界银行做的。1978年，世界银行有个考察团到中国来，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世界上，即使是贫富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也都超过0.2的水平。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到这么小呢？仔细想想，当时城市里是低工资和票证制度，社会管理者实际上是通过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平均地分配食品、物品和生活消费品等。所以，当时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城市里非常发达的组织管理体系，把生活必需品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从而实现了几乎是平均的分配。

当然，以上所说的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如果计算当时农民之间的差距，则要高一些。也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的基尼系数是0.22.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全体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则更要高一些，是0.31的水平。这说明，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是很高的。不过，当时的全国贫富差距0.31的水平，在全世界比较起来，也还算是比较低的。然而，80年代以后，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就开始迅速上升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人的调研证明，中国城乡全体居民基尼系数指标上升到了0.382的水平。

1994年，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证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0.44的水平。这在当时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什么达到这样的水平会引起普遍关注呢？换言之，0.43～0.44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这就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做个对比。我们知道，大多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不是特别大，一般都维持在基尼系数0.4以内的水平。美国的基尼系数算是偏高的，一般是0.37～0.40之间，多数年份不会超过0.40.北欧国家的比较低，比如瑞典、丹麦，都是0.25左右。基尼系数最高的是南美洲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像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等，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不少超过0.5，个别的甚至超过0.6.根据国际经验，基尼系数维持在0.3～0.4的水平比较好，称为“中等不平等程度”。所以，笔者在1994年的研究中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开始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如果说有警戒线的话，那么，基尼系数0.4可以认为是一道警戒线，超过了，就是贫富差距大了一些。从研究人员的反应看，1994年以后，关于重视贫富差距问题的呼声也确实高一些。另外，虽然我国的贫富差距还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是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一下子蹦到了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状况，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是值得忧虑的。

那么，近年来，特别是到了新世纪的情况如何呢？从调查的数据上看，贫富差距的程度还在上升，笔者90年代后期的调查证明，基尼系数达到0.45～0.46的水平。近来的一些调研证明，也还是处在一种攀升的趋势上。这种上升的趋势在具体的资源分配中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财富集中化的程度有了较大的上升，即城市经济特别是集中型大城市经济都比较繁荣，相比较之下，边缘地带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民的生活状况却令人忧虑。第二，城乡分化和区域之间的分化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差距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高值。第三，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有脱节的现象。这些状况，确实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呢？是不是说贫富差距拉大就是绝对的坏事情呢？如何是这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小，但是，为什么多数人愿意回到那种状况呢？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既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一种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就涉及到了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份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社会就没有动力。就好比水没有“落差”就不能流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基尼系数过小也不一定就好。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经济增长往往也比较快，中国二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上的经验也是如此。这里面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贫富差距比西欧、北欧大，但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欧洲快。笔者以为，其基本原理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策略是促进经济增长，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要搞一些刺激生产的改革，就要裁员、拉开差距，利用奖励、高收入等刺激劳动积极性。而另一种策略是关注社会公平，认为社会上不应该有太多弱势群体，应该让多数人都保留在工作岗位上，降低失业率，鼓励企业为弱势群体作贡献，即使失业了也应该有收入。于是就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保障搞多了，既然不劳动也能有收入，劳动积极性就会下降，经济动力以及社会动力就会减弱。总之，任何国家都要把刺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机制调节好，否则，要么出现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要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三、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社会学家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贫富差距会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常常有人向我们询问，目前的贫富差距会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呢？什么样的贫富差距会引发社会动荡？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就在于社会的客观事实与人们的主观心理、社会感受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所以，对于它的测量无法像物理学的试验那样精确。水在1个大气压下加热到100度就沸腾了，社会科学现象却不是这样，贫富差距的客观指标也不是这样。像前面讲的基尼系数0.4为警戒线，也只是说一种可能性。有些人认为，有一个数值，达到这个数值社会就会出问题。其实，社会现象异常复杂，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的客观指标。一个社会稳定不稳定，会不会出事，有三个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第一个因素是失业率。如果大批人没有工作，甚至达到了很高的比例，社会就会出问题。有人做预测，说失业率超过10%就会出问题，其实欧洲一些国家就曾经达到过这样的水平，也并没有出大问题。根据笔者非严格抽样的全国调研数据，1998年，我国城市失业就达到过这样的水平。当时中国国企改革，大批人员下岗，如果把下岗和失业都包括在内，就超过了10%，但当时也没出什么影响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笔者曾经提出“潜在就业”、“家庭互补论”、“生存机会”等观点，论证为什么不会出大问题。第二个因素是通货膨胀率。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动荡，笔者认为就与当时的高通货膨胀有关系。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它损害了社会中几乎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再加上中国人好存钱，所以，对于通货膨胀过于敏感，对它的容忍度不高。第三个因素就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情况更为复杂。它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并不一样。像南美洲、非洲一些国家，贫富差距历来很高，有时失业率、通货膨胀也很高，但是，似乎文化上、心理上的承受力也很高。中国人对贫富差距承受力是高还是低呢？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上和社会心理上均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说高和低。就笔者的理解，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民族，有时承受力很低，不是特别能承受不平等的民族，历史上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断过。据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国家。农民起义，都是为了经济原因。所以，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对于贫富差距心理承受力很高的民族。尤其在中国哲学里，有不容忍冒尖的一面。中国有句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就是说，你冒尖，就把你干掉。中国人是有这个心理的，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等等，中国人确实有一套这样的哲学。在我们这里，主张夹着尾巴做人，这是中国人的基本哲学之一。中国的毛笔字，讲究藏锋不外露，总觉得张扬不是好事情，自己藏着、“猫着”会好一点儿。如果能容忍差异的话，大家就去竞争，就去冒尖，但是中国人认为冒尖不好，很危险。另一方面，有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差异又有极大的容忍力。清王朝存在了近三百年，对于中原的汉族来说是异民族统治，然而，中国人也接受了，有一段时间还表现出很满足的样子。所以，中华民族对于差异、差距的看法弹性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容忍力很强，有时候又很弱，难以捉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中国就更要特别谨慎，要分析社会背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谓稳定不稳定，最关键的，还是要使全体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要使这个民族多数人逐步富裕起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国家目前是稳定的。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笔者曾经作过一个全国调查，并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教授就俄国、东欧的数据做对比。在调查中，我们都询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请被调查者回答，与十年前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还是上升了，俄国、东欧的数据恰恰相反，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用这个数据一对比，就清清楚楚的可以判断出来，中国社会还是稳定的。

四、市场转型与贫富差距

以上，笔者分析我国贫富差距达到什么程度了，讲的是一个社会事实。下面，我们追寻一下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贫富差距，它是怎么形成的。

研究发现，中国二十年来贫富差距的扩大确实和中国引入市场机制有关系。所谓市场，讲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商品市场，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第三是金融信用市场。这是市场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商品市场的引入，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试验。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讲，我们要闯关夺隘，要闯物价关，核心讲的就是商品市场问题。所谓商品市场，就是不再通过票证完成商品交换。我们过去能实行那么高度的平均主义，是通过票证体系实现的。当时虽然也有市场，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市场是什么局面呢？基本特征是“短缺”。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短缺经济”，1985年以前的中国就是短缺经济。1985年，中国刚开始搞商品市场时，马上通货膨胀就十分严峻。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一个东西供不应求，价格必然上升。所以，刚引进市场，价格就开始暴涨，自然就通货膨胀。当时中国人的抢购心理特别强烈，抢购成风。因而中国在80年代闯物价关时，难度非常大。不过，中国人民的创造力确实还是很强的，居然在短时期内就克服了这个危机。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突然变成一个过剩的商品市场了。由此可以看出，只要给一个缓冲期，勤劳的中国人民确实有无限的创造力。

劳动力市场这一关，目前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实验。比如，过去上大学，毕业后包分配，90年代初开始搞供需见面会，让学生尝试自己找工作，到现在大学都不包分配了。劳动力实现自由流动固然好，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一放开，马上就出现失业下岗问题。这是很大的危机。所以，最近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改革，包括加强就业信息的沟通，建造就业信息体系，推进就业培训，完善就业市场，等等。

至于金融市场的试验，我们还没做，但我们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了，已经承诺了要做。这个试验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金融市场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银行不是完全由国家控制。这方面还是要谨慎一些。

总之，二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个市场经济的试验。那么，为什么非要引进市场经济呢？道理并不复杂，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做了30年计划经济的试验，结果证明，不引入市场经济，就没有活力。1949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约2000美元，到了1979年，已经相差5000美元以上了。这样一种计划体制确实没有效率，这是我们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的根本原因。引入市场机制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要知道，一种资源用市场来配置，确实比计划配置的能力强。过去我们总觉得政府的能力很强，毕业分配你们完全听政府指挥就行了，以为政府的配置是最优的。今天看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配置有巨大优势，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然而，市场这个东西很无情的，过去不靠市场，国企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不按市场规律去办，“一平二调”，比如上海的企业有钱，你就多交上来一些，我去补那个穷的，当时大家都是接受的。可在市场经济下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企业，有本事就发展起来成为巨型企业，没本事就破产、垮台。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很残酷，通过市场这样一种残酷的分配，当然会形成贫富差距了。能够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企业，自然就搞得好，能迅速发展起来，不适应的就濒临破产，大量工人下岗，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在采用市场机制运行时，肯定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国际上解释贫富差距的时候，有一个理论，叫“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库兹涅茨这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俄国血统的美籍教授。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用以分析贫富差距的变化情况。结果，他发现了这样一条曲线：假设用纵轴表示不平等，横轴表示人均GNP，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和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拱形（倒U形）曲线的样子。即，一些完全没有发展的贫穷国家贫富差距也不是特别大，然而在人均GNP500～1000美元时，不平等程度会急剧上升，达到峰值以后，随着该国人均GNP的进一步增长，贫富差距指标又会逐渐下降。这个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关系的历史进程。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上升较快呢，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曲线的上升部分。按照这个理论的解释，将来人均GNP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比如人均3000美元），贫富差距还会有所缩小。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按“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解释，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自然缩小呢？笔者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就需要对于库兹涅茨发现的“倒U形曲线”背后的机制作出解释。

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绝对不是通过市场一次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多次分配环节才能完成。市场只是分配的第一个阶段。在其后还有多次分配。在一个国家建立市场机制的初期，市场机制肯定很不完善，漏洞很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很差。所以，在这个阶段，贫富差距上升速度就会快一些。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富裕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福利、保障，财富就会再次或多次转移分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市场确实很厉害，但市场完成的绝对不是最终的公平分配的结果，仅仅通过市场的一次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还需要多次分配调节。

在改革开放以前，占上风的理论认为，市场很不公平，所以，我们根本不经过市场，通过国家指令，一次完成平均分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否认市场分配是不对的。市场的第一次分配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市场要分出胜负，分出强者弱者。我们以前的问题在于不承认这个强者弱者，我们认为不应该有强者弱者之分，就应该把强者的钱给弱者，这是不对的。你得让市场分出强者弱者，让成功者有成就感，这样才能增强一个社会的效率和经济发展能力。但是，优胜者的收入太高，贫富差距太大，也不公平。所以，完善的市场机制还需要多次分配环节。比如，税收就是最重要的再分配机制，高额累进税可以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移到穷人手中；捐款也是很重要的机制，经济学里讲“边际效益”，对于巨富者来说，财富对于他们生活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大下降了，而如果捐款给穷人则会有很高的边际效益，所以，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鼓励捐款的财税制度。总之，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分配是有很多环节的，包括税收调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慈善、捐款等。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应引导财富的多次分配。

五、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本文在一开始说，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分析。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是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他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够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把效率放在了首位。第二派，以《正义论》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为代表，他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第三派的代表人物是阿瑟？奥肯，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奥肯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地对企业主课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经营积极性的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事情上来。我们碰到了两个基本的群体，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笔者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富人群体？怎样看待穷人群体？这两个群体的存在是否公平？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去看，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才公平呢？邓小平曾经说，要让那些辛勤劳动的先富起来。后来发现，光辛勤劳动也富不起来。辛勤很重要，农民劳动就很辛勤，但现在他们种粮食也挣不到钱。笔者以为，在研究不平等和分层问题上，人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不平等和分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样的分层才是可以接受的呢？最为一般的回答是：要让那些具有相应水平的人，到相应水平的分层位置上去。比如，你经营企业成功，确实因为你有本事，不是因为你违法操作，所以你成功了，这样的分层位置，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不是凭你的本事，那么，大家就会对你不满意。人们希望素质高的人在较高的位置上，你素质不高，那在低位置上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人们看见富人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你那么富有，是靠自己的本事吗？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虽然他当年大学没上完就退学了，但他对市场看得很准，看准了一个很好的做软件的机会，于是，他凭本事把这事儿做成了，目前在世界上，他的财富名列前茅。从比尔？盖茨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素质很高，机会抓得好，有头脑、会运作，他拥有财富，一般人也不忌妒他。不服气的话你也造一个Microsoft去呀，是那么好造的吗？反之，倘若富有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大家就觉得不公平了。

此外，如果一个富人仅仅是靠先天因素而获得的财富，那么，人们一般也会认为不合理。笔者的研究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影响人们获得成功的先天因素有所减少。后天因素有所增加，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所谓“后天因素”或“自身努力因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证书、办企业搞经营，这些都是自身努力因素。靠自身努力因素而获得的财富，人们一般认为合理。用这个指标来看，中国近年来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富人的素质水平还是有提高的。根据国务院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数据，中国私营企业主学历水平确实上升了，有MBA证书的比例也提高了。近来，中国私营企业主里面，大学毕业、研究生、MBA毕业的比例居然还很高。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情况就相反，那时，收入较高的群体的素质是比较低的。数据证明，那时私营企业主平均教育水平很低，甚至低于当时一般城市居民的水平。90年代，私营企业主素质有很大提高，如果不去看文凭而只是看行业，也能看出来，很多私营企业都属于新兴产业。80年代所谓的万元户、先富起来的阶层，很多是做小买卖的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到了90年代，“下海”成风，高素质群体中一部分人开始进入商界。这在社会上是一种积极变化。对于富翁层的分析，社会学也常常使用“精英理论”。精英是社会上能力非常强的一些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个基本的精英集团：第一是政治精英集团，第二是经济精英集团，第三是技术精英集团。按常规运作的社会，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集团，但是却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因为他们可以创造财富。1956年，我们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原来的企业家换掉了，企业靠政治干部管理，外行领导内行，但全是外行领导，很难形成经济精英集团。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实际上是在培育经济精英集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仇视富人集团。当然，富人集团必须是提高素质的，如果是低素质的，就应该将其淘汰出这个集团。对于这种淘汰机制，社会学叫做“精英循环”。精英循环理论认为，社会应该有一种制度体系，把不具备精英素质的人淘汰，让具备精英素质的人脱颖而出，进入上层。富人集团不是坏事情，但是，应该有淘汰机制，优者上，劣者下。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比如，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实现精英循环的。科举制度是在公元587年隋朝时发明的，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这个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优秀的制度。当时，欧洲是等级身份制，贵族和富有阶级靠血统继承。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很多年。笔者考察了明、清两代的科举及第材料，发现贫寒人家的子弟靠科举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证明当时的科举制度确实实现了精英循环。后来，西方社会体制发生了变化，他们把科举制度学去了，英国建立了文官制度，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考试取士。而且，西方人克服了科举制选拔精英人才范围太窄的缺点，实行并普及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这个东西确实要比科举好得多，相当于在全社会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考场，有经营本事的就来考吧，考上了就是精英。实际上，市场也是精英循环的场所。放开市场，让企业实现精英循环，这是应该的。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让真正的精英人物能够实现地位上升。所以，笔者再次重申，富裕并不是坏事情，中国总体上还很贫穷，中国的所谓富翁跟世界上的巨型企业家还没法比。要实现精英循环，就不能只重用自己亲近的人，要允许不熟悉的人也有竞争的机会，这才能形成真正的精英；在高级管理者中不是精英的，就应该淘汰，让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一般地反对富有、反对财富、反对企业家。

另一方面，对于贫困者，当然应该采取扶助、帮助的政策。这里面，有两种贫困，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比较典型的是在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往往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山区，像云南、贵州、西北地区等。2000年，国家承认的绝对贫困人口约有3000万人，到2003年，已降到了不足1000万。所谓相对贫困，比较典型的是城市里面的失业下岗人员。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对城市里的贫困者实行救济，但是在农村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最近，各地政府也在做一些试验，试图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巨大，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总的来看，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的解决，一方面要对于高收入者收税，另一方面要通过保障制度给低收入者以补偿。然而，最近对于税收的分析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户还是普通的职工层。高额累进税和个人所得税还没有真正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治理贫困，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各种保障制度，像最近开始的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失业救济方面，等等，都应该主要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

此外，笔者以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贪”也很重要。中国的贫富差距里面，确实有很多是违法违纪因素造成的。当然，这部分控制难度也相当大，因为市场转型过程中，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出现很多违法违规的现象。笔者还主张教育的手段。教育显在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传统的说法叫做“传道、授业、解惑”。但实际上，教育有很多潜在的功能：一是可以减少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二是可以减低贫困。现代社会，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技术而形成的，实际上是“文化贫困”。在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曾动员很多人移出山区，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结果他们后来又跑回山里去了，生活依然如故。所以，解决贫困问题的核心还是教育，得依靠基础教育、技术教育，传播知识技能，逐渐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技术含量，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人口的落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