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范文10篇

贫富差距范文篇1

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吃大锅饭"的社会走到了一个开放、发展、充满竟争的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开放社会中所固有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已明显感觉和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较多类型的贫富差距。主要有城乡贫富差距、东西贫富差距、群众性贫富差距、政策性贫富差距等。其中城乡贫富差距是一个综合性的贫富差距。它综合地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现在，我将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原因、解决方法几个方面谈谈我的实践调查报告结果。

一、城乡贫富差距表现

1、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二者的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实的差距肯定还会更大些。

2、城乡贫富差距又表现为城市豪与贫困农民的差距，这一差距更加明显，更为突出。其现象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豪门宴与食不果腹、高档别墅与缺房无房、贵族学校与露天小学等。

二、城乡贫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监督制度几个方面。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虽然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种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实行“城乡分治”，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为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为代价，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同时，农民承担的负担有增无减，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务员之家: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

贫富差距范文篇2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贪污腐败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成为我国在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这一分配原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平为代价，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为公民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贫富差距范文篇3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贫富差距范文篇4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摘要：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学/贫富差距/转型/社会稳定/社会公平

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有多种角度，笔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贫富差距的。因此，本文就先从社会学谈起，然后进入本文的主题——贫富差距的问题。

一、社会学与贫富差距研究的关系

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30年在法国创立的，至今已有170余年历史了。170年来，社会学界能人辈出，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是理论贡献。170年来，社会学创造了众多的理论，像近些年来国内知名的福科、吉登斯等人，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的。这样的知名人物有好几百人。他们所创造的众多理论细化起来讲，有点儿像数学、物理的公式，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则是用理论描述出来的。经济学也创造了很多模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模型有一点不同。经济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模型等等，很注重量化分析。社会学对此也注重，不过社会因素比经济因素要复杂，所以，建立模型难度更大一些。社会学这门学科往往是对比着经济学而言的。经济学抽象出了很多纯经济因素，社会学说你关心得还不够，还有很多因素你没有注意到或者不能解释，于是，它提出的因素可能就更多一些。这就使得社会学在建立模型方面更困难一些。

社会学第二个贡献主要是在方法方面。在社会科学的诸门学科中，有关社会研究方法领域，社会学是最有优势的。也就是说，基本的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方法，包括各种量化或者定性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所以，社会学家是应该比较深入地作方法研究的。比如，笔者研究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就比较注重方法。研究中国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一定要有好的办法，以获得人们收入的真实数据；而在中国，收入的真实数据不是那么好获得的。所以，就一定要先学会研究方法。这是社会学注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社会学相对经济学而言，其特点是什么呢？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在任何社会，经济都很重要。所以，邓小平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国家的物质支撑体系问题。因而，经济学一定要在创造财富中发挥作用。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经济效益和利润。企业家不能创造利润，经济学家讲了半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他的经济学就不是好的经济学。社会学讲什么呢？社会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经济学而言的，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社会学常常批评单纯经济观点，认为创造利润固然是对的，但是一个社会仅靠创造利润就行了吗？创造的利润归谁呢？今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了，民间聚集的财富是不小了，但问题是，低收入的人口还有不少，农村的收入不仅数额与城市居民有巨大差距，而且，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下降，城乡生活消费的差距近年居然达到历史最高期。这就证明，光创造利润还不行，后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分配模式是否公平的问题。笔者以为，社会学基本是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总的来说，社会学是在这个模式下探讨问题的。虽然社会学探讨的问题很多，不管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改革，等等，公平一直都是核心问题。

社会学在探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它研究的模型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研究领域叫社会分层，英文是“Stratification”，最初是从地质学引来的一个概念，含义是地质上的层化现象。人们发现，社会群体也是分成层次的。中国有文字（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了，文明史号称有5000年了，而研究发现，还没有哪个历史时期没有分层现象的，分层普遍存在。就是人类以前的时期，比如大猩猩，也有分层，也有领袖人物，当然，往往是身体比较强壮的。据研究，大猩猩的首领衰老以后，群体里就会有其他猩猩向它挑战。这时候，猩猩之间就会发生一场非常残酷的厮杀，之后又有一个非常强壮的大猩猩称王，大家都臣服它了，它就成为领袖了。我们将研究社会的这种方法叫做观察法和实验法。

我国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社会分层，流传至今。我们组织会议，常常为怎样排名次发愁。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讲究等级身份的社会，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古已有之。孔夫子讲“礼”，实际上讲的就是社会秩序、次序的问题。民间的，比如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好汉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坐次，108位，坐次都是很清楚的，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可见，分层这种现象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社会的时候，一般来说有三个系列的社会层次地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叫做经济地位，也可以叫做财产地位。有时候财产不好研究，我们就只好研究收入，用收入来折射财产，总之，它们是反映人们经济地位的。从这个“向度”，就分成了有钱、没钱，富有、贫穷，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低收入层，这是很好测量的。第二个我们称做权力。权力是指控制他人的能力。级别高的管的人多，权力也比较好分层。第三个方面，其实人们生活中都有的，但是大家不一定能感觉到，就是“社会声望”。财产、权力跟声望不是一回事，一个人有权、有财产，但他不一定社会声望高。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一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很有钱，他当时的资产在世界排名前几位。他的后代多次尝试竞选美国总统，但是，屡战屡败。他有财产、有权力，可是怎么就没人投他的票呢？这没有办法，这是声望，声望高，有人就投你的票；声望低，则别人就不投。伊朗当年有一位宗教领袖霍梅尼，开始他没什么财产，也没有政治权力，后来社会声望地位逐渐升高，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宗教领袖，结果他把国王推翻了，就是因为他在伊朗的伊斯兰教民中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不能否认声望这个东西也很厉害。但是“声望”这个东西比较怪，是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上述三者是不能互相等同的。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其实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为什么本文主要谈贫富差距呢，为什么不谈另外两个问题呢？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是基础，你要是对经济方面解释不清，其他方面就更不好解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尤为重要，财产、收入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在三种地位中，贫富差距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所关心的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

谈到贫富差距，人们往往会问：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要想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个贫富差距的测量方法。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测量方法，叫“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测量法。这是一个叫Gini的意大利人首先提出，用来计算经济差距的。其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0，这与经济学上的“洛伦斯曲线”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它通过测量财产或收入在人群中是怎样分布的，来反映不平等程度。假设在一个国家中，有100个人，假设将这个国家的财产平均分成100份，那么，绝对平均的分配当然是一人一份。这时候的基尼系数就是“0”。我们再看另一种完全对立的情况，就是绝对的不平均分配。还以这个假设为例：在这100个人中，有一个是国王，99个是臣民，假设99个人的财产都是0，只有国王一人得到了100%的财产。这时候的基尼系数是“1”。我们知道，实际上，无论绝对平等还是绝对不平等都是不可能的，国王拿走了全部财产，99个人都饿死了，那国王也别活了。根据基尼系数的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可以通过0到1之间的一个数值表现出来，数值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大。

首先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历史上的数据比较欠缺，能够找到的基尼系数的最早测量是世界银行做的。1978年，世界银行有个考察团到中国来，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世界上，即使是贫富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也都超过0.2的水平。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到这么小呢？仔细想想，当时城市里是低工资和票证制度，社会管理者实际上是通过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平均地分配食品、物品和生活消费品等。所以，当时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城市里非常发达的组织管理体系，把生活必需品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从而实现了几乎是平均的分配。

当然，以上所说的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如果计算当时农民之间的差距，则要高一些。也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的基尼系数是0.22.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全体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则更要高一些，是0.31的水平。这说明，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是很高的。不过，当时的全国贫富差距0.31的水平，在全世界比较起来，也还算是比较低的。然而，80年代以后，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就开始迅速上升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人的调研证明，中国城乡全体居民基尼系数指标上升到了0.382的水平。

1994年，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证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0.44的水平。这在当时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什么达到这样的水平会引起普遍关注呢？换言之，0.43～0.44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这就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做个对比。我们知道，大多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不是特别大，一般都维持在基尼系数0.4以内的水平。美国的基尼系数算是偏高的，一般是0.37～0.40之间，多数年份不会超过0.40.北欧国家的比较低，比如瑞典、丹麦，都是0.25左右。基尼系数最高的是南美洲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像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等，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不少超过0.5，个别的甚至超过0.6.根据国际经验，基尼系数维持在0.3～0.4的水平比较好，称为“中等不平等程度”。所以，笔者在1994年的研究中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开始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如果说有警戒线的话，那么，基尼系数0.4可以认为是一道警戒线，超过了，就是贫富差距大了一些。从研究人员的反应看，1994年以后，关于重视贫富差距问题的呼声也确实高一些。另外，虽然我国的贫富差距还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是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一下子蹦到了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状况，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是值得忧虑的。

那么，近年来，特别是到了新世纪的情况如何呢？从调查的数据上看，贫富差距的程度还在上升，笔者90年代后期的调查证明，基尼系数达到0.45～0.46的水平。近来的一些调研证明，也还是处在一种攀升的趋势上。这种上升的趋势在具体的资源分配中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财富集中化的程度有了较大的上升，即城市经济特别是集中型大城市经济都比较繁荣，相比较之下，边缘地带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民的生活状况却令人忧虑。第二，城乡分化和区域之间的分化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差距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高值。第三，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有脱节的现象。这些状况，确实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呢？是不是说贫富差距拉大就是绝对的坏事情呢？如何是这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小，但是，为什么多数人愿意回到那种状况呢？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既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一种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就涉及到了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份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社会就没有动力。就好比水没有“落差”就不能流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基尼系数过小也不一定就好。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经济增长往往也比较快，中国二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上的经验也是如此。这里面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贫富差距比西欧、北欧大，但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欧洲快。笔者以为，其基本原理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策略是促进经济增长，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要搞一些刺激生产的改革，就要裁员、拉开差距，利用奖励、高收入等刺激劳动积极性。而另一种策略是关注社会公平，认为社会上不应该有太多弱势群体，应该让多数人都保留在工作岗位上，降低失业率，鼓励企业为弱势群体作贡献，即使失业了也应该有收入。于是就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保障搞多了，既然不劳动也能有收入，劳动积极性就会下降，经济动力以及社会动力就会减弱。总之，任何国家都要把刺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机制调节好，否则，要么出现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要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三、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社会学家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贫富差距会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常常有人向我们询问，目前的贫富差距会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呢？什么样的贫富差距会引发社会动荡？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就在于社会的客观事实与人们的主观心理、社会感受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所以，对于它的测量无法像物理学的试验那样精确。水在1个大气压下加热到100度就沸腾了，社会科学现象却不是这样，贫富差距的客观指标也不是这样。像前面讲的基尼系数0.4为警戒线，也只是说一种可能性。有些人认为，有一个数值，达到这个数值社会就会出问题。其实，社会现象异常复杂，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的客观指标。一个社会稳定不稳定，会不会出事，有三个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第一个因素是失业率。如果大批人没有工作，甚至达到了很高的比例，社会就会出问题。有人做预测，说失业率超过10%就会出问题，其实欧洲一些国家就曾经达到过这样的水平，也并没有出大问题。根据笔者非严格抽样的全国调研数据，1998年，我国城市失业就达到过这样的水平。当时中国国企改革，大批人员下岗，如果把下岗和失业都包括在内，就超过了10%，但当时也没出什么影响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笔者曾经提出“潜在就业”、“家庭互补论”、“生存机会”等观点，论证为什么不会出大问题。第二个因素是通货膨胀率。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动荡，笔者认为就与当时的高通货膨胀有关系。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它损害了社会中几乎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再加上中国人好存钱，所以，对于通货膨胀过于敏感，对它的容忍度不高。第三个因素就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情况更为复杂。它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并不一样。像南美洲、非洲一些国家，贫富差距历来很高，有时失业率、通货膨胀也很高，但是，似乎文化上、心理上的承受力也很高。中国人对贫富差距承受力是高还是低呢？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上和社会心理上均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说高和低。就笔者的理解，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民族，有时承受力很低，不是特别能承受不平等的民族，历史上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断过。据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国家。农民起义，都是为了经济原因。所以，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对于贫富差距心理承受力很高的民族。尤其在中国哲学里，有不容忍冒尖的一面。中国有句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就是说，你冒尖，就把你干掉。中国人是有这个心理的，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等等，中国人确实有一套这样的哲学。在我们这里，主张夹着尾巴做人，这是中国人的基本哲学之一。中国的毛笔字，讲究藏锋不外露，总觉得张扬不是好事情，自己藏着、“猫着”会好一点儿。如果能容忍差异的话，大家就去竞争，就去冒尖，但是中国人认为冒尖不好，很危险。另一方面，有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差异又有极大的容忍力。清王朝存在了近三百年，对于中原的汉族来说是异民族统治，然而，中国人也接受了，有一段时间还表现出很满足的样子。所以，中华民族对于差异、差距的看法弹性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容忍力很强，有时候又很弱，难以捉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中国就更要特别谨慎，要分析社会背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谓稳定不稳定，最关键的，还是要使全体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要使这个民族多数人逐步富裕起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国家目前是稳定的。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笔者曾经作过一个全国调查，并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教授就俄国、东欧的数据做对比。在调查中，我们都询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请被调查者回答，与十年前比，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还是上升了，俄国、东欧的数据恰恰相反，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用这个数据一对比，就清清楚楚的可以判断出来，中国社会还是稳定的。

四、市场转型与贫富差距

以上，笔者分析我国贫富差距达到什么程度了，讲的是一个社会事实。下面，我们追寻一下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贫富差距，它是怎么形成的。

研究发现，中国二十年来贫富差距的扩大确实和中国引入市场机制有关系。所谓市场，讲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商品市场，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第三是金融信用市场。这是市场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商品市场的引入，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试验。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讲，我们要闯关夺隘，要闯物价关，核心讲的就是商品市场问题。所谓商品市场，就是不再通过票证完成商品交换。我们过去能实行那么高度的平均主义，是通过票证体系实现的。当时虽然也有市场，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市场是什么局面呢？基本特征是“短缺”。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短缺经济”，1985年以前的中国就是短缺经济。1985年，中国刚开始搞商品市场时，马上通货膨胀就十分严峻。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一个东西供不应求，价格必然上升。所以，刚引进市场，价格就开始暴涨，自然就通货膨胀。当时中国人的抢购心理特别强烈，抢购成风。因而中国在80年代闯物价关时，难度非常大。不过，中国人民的创造力确实还是很强的，居然在短时期内就克服了这个危机。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突然变成一个过剩的商品市场了。由此可以看出，只要给一个缓冲期，勤劳的中国人民确实有无限的创造力。

劳动力市场这一关，目前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实验。比如，过去上大学，毕业后包分配，90年代初开始搞供需见面会，让学生尝试自己找工作，到现在大学都不包分配了。劳动力实现自由流动固然好，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一放开，马上就出现失业下岗问题。这是很大的危机。所以，最近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改革，包括加强就业信息的沟通，建造就业信息体系，推进就业培训，完善就业市场，等等。

至于金融市场的试验，我们还没做，但我们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了，已经承诺了要做。这个试验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金融市场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银行不是完全由国家控制。这方面还是要谨慎一些。

总之，二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个市场经济的试验。那么，为什么非要引进市场经济呢？道理并不复杂，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做了30年计划经济的试验，结果证明，不引入市场经济，就没有活力。1949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约2000美元，到了1979年，已经相差5000美元以上了。这样一种计划体制确实没有效率，这是我们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的根本原因。引入市场机制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要知道，一种资源用市场来配置，确实比计划配置的能力强。过去我们总觉得政府的能力很强，毕业分配你们完全听政府指挥就行了，以为政府的配置是最优的。今天看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配置有巨大优势，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然而，市场这个东西很无情的，过去不靠市场，国企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不按市场规律去办，“一平二调”，比如上海的企业有钱，你就多交上来一些，我去补那个穷的，当时大家都是接受的。可在市场经济下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企业，有本事就发展起来成为巨型企业，没本事就破产、垮台。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很残酷，通过市场这样一种残酷的分配，当然会形成贫富差距了。能够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企业，自然就搞得好，能迅速发展起来，不适应的就濒临破产，大量工人下岗，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在采用市场机制运行时，肯定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国际上解释贫富差距的时候，有一个理论，叫“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库兹涅茨这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俄国血统的美籍教授。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用以分析贫富差距的变化情况。结果，他发现了这样一条曲线：假设用纵轴表示不平等，横轴表示人均GNP，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和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拱形（倒U形）曲线的样子。即，一些完全没有发展的贫穷国家贫富差距也不是特别大，然而在人均GNP500～1000美元时，不平等程度会急剧上升，达到峰值以后，随着该国人均GNP的进一步增长，贫富差距指标又会逐渐下降。这个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关系的历史进程。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上升较快呢，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曲线的上升部分。按照这个理论的解释，将来人均GNP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比如人均3000美元），贫富差距还会有所缩小。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按“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解释，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自然缩小呢？笔者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就需要对于库兹涅茨发现的“倒U形曲线”背后的机制作出解释。

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绝对不是通过市场一次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多次分配环节才能完成。市场只是分配的第一个阶段。在其后还有多次分配。在一个国家建立市场机制的初期，市场机制肯定很不完善，漏洞很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很差。所以，在这个阶段，贫富差距上升速度就会快一些。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富裕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福利、保障，财富就会再次或多次转移分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市场确实很厉害，但市场完成的绝对不是最终的公平分配的结果，仅仅通过市场的一次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还需要多次分配调节。

在改革开放以前，占上风的理论认为，市场很不公平，所以，我们根本不经过市场，通过国家指令，一次完成平均分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否认市场分配是不对的。市场的第一次分配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市场要分出胜负，分出强者弱者。我们以前的问题在于不承认这个强者弱者，我们认为不应该有强者弱者之分，就应该把强者的钱给弱者，这是不对的。你得让市场分出强者弱者，让成功者有成就感，这样才能增强一个社会的效率和经济发展能力。但是，优胜者的收入太高，贫富差距太大，也不公平。所以，完善的市场机制还需要多次分配环节。比如，税收就是最重要的再分配机制，高额累进税可以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移到穷人手中；捐款也是很重要的机制，经济学里讲“边际效益”，对于巨富者来说，财富对于他们生活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大下降了，而如果捐款给穷人则会有很高的边际效益，所以，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鼓励捐款的财税制度。总之，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分配是有很多环节的，包括税收调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慈善、捐款等。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应引导财富的多次分配。

五、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本文在一开始说，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分析。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是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他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够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把效率放在了首位。第二派，以《正义论》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为代表，他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第三派的代表人物是阿瑟？奥肯，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奥肯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地对企业主课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经营积极性的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事情上来。我们碰到了两个基本的群体，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笔者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富人群体？怎样看待穷人群体？这两个群体的存在是否公平？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去看，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才公平呢？邓小平曾经说，要让那些辛勤劳动的先富起来。后来发现，光辛勤劳动也富不起来。辛勤很重要，农民劳动就很辛勤，但现在他们种粮食也挣不到钱。笔者以为，在研究不平等和分层问题上，人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不平等和分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样的分层才是可以接受的呢？最为一般的回答是：要让那些具有相应水平的人，到相应水平的分层位置上去。比如，你经营企业成功，确实因为你有本事，不是因为你违法操作，所以你成功了，这样的分层位置，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不是凭你的本事，那么，大家就会对你不满意。人们希望素质高的人在较高的位置上，你素质不高，那在低位置上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人们看见富人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你那么富有，是靠自己的本事吗？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虽然他当年大学没上完就退学了，但他对市场看得很准，看准了一个很好的做软件的机会，于是，他凭本事把这事儿做成了，目前在世界上，他的财富名列前茅。从比尔？盖茨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素质很高，机会抓得好，有头脑、会运作，他拥有财富，一般人也不忌妒他。不服气的话你也造一个Microsoft去呀，是那么好造的吗？反之，倘若富有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大家就觉得不公平了。

此外，如果一个富人仅仅是靠先天因素而获得的财富，那么，人们一般也会认为不合理。笔者的研究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影响人们获得成功的先天因素有所减少。后天因素有所增加，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所谓“后天因素”或“自身努力因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证书、办企业搞经营，这些都是自身努力因素。靠自身努力因素而获得的财富，人们一般认为合理。用这个指标来看，中国近年来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富人的素质水平还是有提高的。根据国务院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数据，中国私营企业主学历水平确实上升了，有MBA证书的比例也提高了。近来，中国私营企业主里面，大学毕业、研究生、MBA毕业的比例居然还很高。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情况就相反，那时，收入较高的群体的素质是比较低的。数据证明，那时私营企业主平均教育水平很低，甚至低于当时一般城市居民的水平。90年代，私营企业主素质有很大提高，如果不去看文凭而只是看行业，也能看出来，很多私营企业都属于新兴产业。80年代所谓的万元户、先富起来的阶层，很多是做小买卖的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到了90年代，“下海”成风，高素质群体中一部分人开始进入商界。这在社会上是一种积极变化。对于富翁层的分析，社会学也常常使用“精英理论”。精英是社会上能力非常强的一些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个基本的精英集团：第一是政治精英集团，第二是经济精英集团，第三是技术精英集团。按常规运作的社会，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集团，但是却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因为他们可以创造财富。1956年，我们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原来的企业家换掉了，企业靠政治干部管理，外行领导内行，但全是外行领导，很难形成经济精英集团。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实际上是在培育经济精英集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仇视富人集团。当然，富人集团必须是提高素质的，如果是低素质的，就应该将其淘汰出这个集团。对于这种淘汰机制，社会学叫做“精英循环”。精英循环理论认为，社会应该有一种制度体系，把不具备精英素质的人淘汰，让具备精英素质的人脱颖而出，进入上层。富人集团不是坏事情，但是，应该有淘汰机制，优者上，劣者下。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比如，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实现精英循环的。科举制度是在公元587年隋朝时发明的，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这个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优秀的制度。当时，欧洲是等级身份制，贵族和富有阶级靠血统继承。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很多年。笔者考察了明、清两代的科举及第材料，发现贫寒人家的子弟靠科举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证明当时的科举制度确实实现了精英循环。后来，西方社会体制发生了变化，他们把科举制度学去了，英国建立了文官制度，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考试取士。而且，西方人克服了科举制选拔精英人才范围太窄的缺点，实行并普及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这个东西确实要比科举好得多，相当于在全社会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考场，有经营本事的就来考吧，考上了就是精英。实际上，市场也是精英循环的场所。放开市场，让企业实现精英循环，这是应该的。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让真正的精英人物能够实现地位上升。所以，笔者再次重申，富裕并不是坏事情，中国总体上还很贫穷，中国的所谓富翁跟世界上的巨型企业家还没法比。要实现精英循环，就不能只重用自己亲近的人，要允许不熟悉的人也有竞争的机会，这才能形成真正的精英；在高级管理者中不是精英的，就应该淘汰，让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一般地反对富有、反对财富、反对企业家。

贫富差距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富民理论;贫富差距;控制

1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1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2.47:1，2007年扩大为3.32∶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3.15∶1，2007年扩大为4.44: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2.17∶1，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四是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而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不仅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了中国过去的历史高点。

1.2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

1.2.1地区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的差异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部沿海地区濒临太平洋，水路交通方便，有利于招商引资，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而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则不利于利用外资。此外，地区自然资源条件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直接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极大不平衡。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

1.2.2经济体制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以及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这必然使不同社会成员产生收入差距。此外，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得经济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1.2.3城乡二元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反而在之后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加重了城乡二元结构，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而没有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除此，金融政策也偏斜于城市，使农民贷款困难，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增收空间。

1.2.4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因素

其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使的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1.2.5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还比较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2.6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因素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东西部之间与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了它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富民理论

2.1富民的意义

2.1.1富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创造性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过:“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是其富民理论的首要根据。

2.1.2富民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说:“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们富裕起来。

2.2富民的目标

邓小平认为，富民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2.2.1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裕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从中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即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2.2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正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经的阶段。

2.3富民的途径

2.3.1发展生产力是根本

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从中也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达到富民强国，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2.3.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

2.3.3由先富到共富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认为全国人民不可能同步达到共同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所鼓励的“部分先富”是以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知识致富为前提的，这是富民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鼓励“部分先富”的同时，也主张“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提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

以上就是邓小平富民理论的丰富内涵，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科学涵义，才能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并以其为思想指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贫富差距。

3以邓小平富民理论为指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贫富差距

3.1发展经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

依据邓小平的富民思想，要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减轻贫困和公平分配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坚定不移地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务员之家

3.2政府要实行正确的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消除城乡壁垒。其次，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再者，优化财政税收政策，公共财政支出更多的向农村倾斜。为了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要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征管，确保该项收入能最终补偿给失地农民。最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建立一个完善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3.3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要防止两极分化，只能在存在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要加强分配的立法和执法，依法切实保护合法收入;二要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三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并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

3.4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我国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互助、社会保险事业。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力度。

3.5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继续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特别要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也要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总之，我们必须全面深刻认识邓小平富民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它为思想指导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贫富差距范文篇7

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林毅夫认为，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他说，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贫富差距范文篇8

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林毅夫认为，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他说，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贫富差距范文篇9

论文摘要：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在矫正个人收入差距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呢?

论文关键词：个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流转税矫正征税范围纳税人财产税税收政策取向

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转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助性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三)新开征一些税种

开征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为课征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失业人口增加，除了开展必要的社会再就业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决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就必须建立起以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年轻给年老做准备，在职给失业做准备。

参考文献

[l]白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郭欣根.邓小平理论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3]石坚.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田.税务研究2002(9).

贫富差距范文篇10

贫富差距过大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财富分配不均也日益加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过大取代了平均主义盛行，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总工会代表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指出，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报酬从53.4%下降至39.7%。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对此有些学者解释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例如2004年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转为营业盈余，所以现在劳动收入的比重被低估了。但这不能解释2004年之前劳动收入持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收入仍无明显回升问题。更不能解释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而且，劳动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如果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还应考虑工资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障费;二是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还包括要缴纳约占基本工资10%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所以笔者认为，20多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的确是大幅度下降了。再看衡量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0.3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0.47，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实际超过了0.5。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马太效应似乎得到了验证。富二代与贫二代的继承，更加让人们担忧马太效应会进一步放大。但是，别忘了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那么这种马太效应就应当被终止，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过大不是转型期必然

要终止马太效应继续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发挥作用，首先要分析为什么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致使基尼系数远超世界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人分析，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进城，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价格所致。他们推断，在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市场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普通劳动者必须忍受社会财富大量被精英集团占有的现状。一些人更进一步论证，普通劳动力价格低，是我国唯一的国际竞争力所在，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更不能搞社会保障，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那就是“自损国力”，国际资本就会转移到越南、老挝等地去了。与此同时，这些人又不厌其烦地论证企业高管的工资福利应当与国际市场接轨，否则高级人才就会流失。尽管没有人相信、也没有案例可以说明，由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或变相的国企高管流失到海外了，但高管们的工资福利确实大致与欧美接轨，上百万的大有人在，上千万的不足为奇。按照这种“精英接轨欧美，劳工比肩越南”的“特色”分配理论，马太效应自然大行其道。

那么，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报酬比重真的一定要下降吗?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一定压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这似乎是趋势，但日本、台湾的经验却证明如果处理得好，在经济起飞阶段贫富差距不一定会拉大。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阶段，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日本战后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1955年到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从约220美元提高到10950美元，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降反升了13.6个百分点，达到54.3%。即便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高峰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报酬比重达历史最低点的1915年还为55%左右，也高于我国现有的劳动报酬份额。至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基尼系数一般在0.3，从未超过0.4。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些经验呢?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照顾普通劳动者的权益。

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还要从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点着手分析。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1980年改革开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国都处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分析特点。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析特点。把体制分析与数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报酬、贫富差距问题。

行政主导下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失衡

先分析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至今我们还是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这在整个经济社会渐进转轨的大背景下是必然的。现在每年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5000多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分流，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结构调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政府主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要看这期间逐步积累的重大问题。

一是一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年～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美国的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低于采矿业。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并不是由其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高，从业者受教育年限较长，付出成本较高，因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应较高。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流动自由、合理，行业工资差距其实是各个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超过巴西，跃居世界之首。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主要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

二是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农民工工资偏低，并不仅仅是农民工供大于求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工人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000至5000亿元，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一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所占人口比重与我国大致相当，20年之内，日本完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日本没有“农民工”的概念，更没有“第二代农民工”的现象，日本的农民从农村迁出后，14天之内就可到所迁移地的政府登记，变为当地人，他们的子女如是适学儿童，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与当地儿童一样安排入学。经过20多年的经济起飞，我们却还在研究所谓“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其关键在城乡户籍制度的分割。户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政府责无旁贷。

行政性行业垄断以及以户籍等行政手段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这两大问题是刘易斯曲线根本没有涉及的，因此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只讲刘易斯曲线远远不够用。

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影响劳动报酬比重

再分析总量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在相当长时期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是人们都公认的。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一些学者总是强调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特点，以此证明普通劳动者工资福利待遇低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供求规律没有任何异议，但应指出，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

工业化初期，工人没有结社权利，身无分文的零散工人面对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处于绝对劣势。结果，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生产发展与生产过剩同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在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是工人，致使工人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30年代，为处理好劳资矛盾，罗斯福一上台，就于1933年出台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发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此后，其他发达国家相继效仿，使劳资集体谈判成为现代劳动力市场上确定工资福利待遇的正常机制。其实，处理劳工问题需要政府、雇主、工会三方协商的思路，早在1917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时就提出来了，但真正在一个国家做到“组织落实”的，是罗斯福政府。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三方性原则是对协商全国性的劳工立法和处理重大劳资纠纷而言。一般情况下，在行业或企业层次，政府不干预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千万不要误解三方性原则意味着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一个企业内部的具体工资、福利等劳资关系事务，那就是“政企不分”了。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推行集体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正如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此外，雇主组织的作用也远没有到位。因为劳动力是跨企业、跨行业流动的，因此集体谈判不能只局限于单个的企业，那样会造成攀比效应，多数情况会推动工资福利的过多增长。所以雇主需要协调行业的工资福利水平，并进而协调不同行业的工资福利水平。这就必须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处理劳工关系的雇主组织。但是，在去年的吉林通钢工人群体事件、今年的富士康职工跳楼事件、苏州工业园罢工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重大劳资纠纷中，几乎看不到工会与雇主组织的作用。工会组织职能转变不到位，雇主组织的自律维权作用极其微弱，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还很低。在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背景下，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从而进一步压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这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

对平抑贫富差距的几点建议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首先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构筑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首先考虑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和谐。不能因为蛋糕迅速做大了，就陶醉于“总量第二”、“一枝独秀”，看不到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失衡已成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也不能因为现在出现了资本过分剥夺劳动的现象，就向往过去那种一切都凭票分配的贫穷平均主义。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只能深化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遵循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协调工资和有关劳动条件的国际惯例。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就通过了《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公约》，提出“最广泛地发展与使用集体协议的自愿谈判程序，以便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就业条款和条件”。而我们一些学者至今停留在18世纪末“生存工资”理论水平上分析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孙中山先生针对中国劳动力多的国情还提出“节制资本”，如果我们搞“节制劳工”，那就不如“三民主义市场经济”，何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收入分配领域，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应更多承担直接责任，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税收等手段加大社会共济，平抑分配差距。在一次分配方面，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管，建立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秩序，如加快改革户籍等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体制障碍，反对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等。但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分配，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