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官述职报告十篇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

人大评议法官有没有法律依据？据有关资料反映，有人对人大评议法官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人大评议法官于法无据，也有的地方说是人大没事找事干，述职评议会影响法官的正常工作。对此，我认为，首先，从法官工作的重要性来讲，法官虽然官不大但权不小，独立办案，行使审判权，掌握着生杀大权。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宪法、法律的适用和当事人的利益，对他们的评议实质上就是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其次，人大评议法官在宪法、组织法、代表法等法律中有原则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包括任命和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人员。第三，九届全国人大一次、四次会议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对地方人大开展述职评议作出了充分的肯定。所以，人大评议法官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条文，但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关键在于人大履行不履行监督职能，善不善于监督。人大开展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不履行监督职能就是不作为，只有抓住监督中实质性的方面，才能发挥好人大的作用。

人大组织述职评议，在内容上突出体现人大监督干部的特点。因此，这次对法官的述职评议着重从“执法、政绩、廉政”三方面来进行。一是对述职法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评议，重点是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和办理人大代表议案、意见和建议的情况。二是对述职人任职以来完成任期目标任务的情况进行监督。三是对述职干部的勤政、廉政情况进行监督。此外，为了既突出重点，又兼顾全面，我们在对名法官进行评议时，还要求未在常委会会议上述职的法官进行书面述职，做到评议人，教育全体，从而扩大了评议的效果，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

为搞好这次述职评议活动，人大常委会责成法制科制定了详尽的实施方案。为提高评议质量，会前常委会领导带领调查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一是深入到赤城、云州、东万口、龙关等乡镇，采取听汇报、个别座谈、发放测评表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全面了解述职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人大决议、决定情况以及所负责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勤政廉政等情况。二是与院领导，部分庭、科、室和相关业务单位的同志进行个别谈话，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三是对述职人员进行民主测评。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调查报告。

今天听了位法官的述职报告，各位主任委员也进行了评议，综合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这些法官是称职的，所办案件质量是好的，没有发现重大违法办案的情况，这反映了我县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当然，一分为二的看问题，我们的法官，我们的法官队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群众反映不满意的地方也还很多，如办人情案、关系案的，徇私枉法，对当事人吃拿卡要的还有耳闻；有的素质较低，办案效率低，给当事人打官司造成很多麻烦；有的缺乏公正司法的观念，对当事人缺乏公允，等等。这就造成“告状难、赢官司难、执行难”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尽管这些属于个别人、个别现象，但它直接影响的了法官的形象、法院的形象，往大里说是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此，我们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因个别人、个别案件损害了法官队伍的整体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县法院领导和评议对象对这次述职评议都能摆正位置，自加压力，虚心听取意见，自觉接受监督，把接受评议的过程变成提高执法水平、加强廉政建设、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过程，为述职评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条件。

根据大家的评议，我提几点建议：

一、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作为由县人大常委会产生和任命的法官，有责任，有义务接受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支持和监督中依法开展好各项审判工作。法官手中的权力是党给的，也是人民给的，党的最高利益就是人民利益。接受人大的监督也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我们每一名法官都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强化宗旨意识，增强群众观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审慎处理每一个案件，认真维护法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二、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作为法官，要按照“司法关注民生，审判服务百姓”的理念，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要在“便民、利民、亲民、保民”上用心思，将司法为民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

三、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每位法官都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全面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纪律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认真贯彻《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提高法官职业道德水准，规范法官的职务言行，转变审判作风；严格执行各项廉政制度，切实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确保法官队伍清正廉明；认真执行《法官法》，采取各种形式，加大法官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法官业务素质。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2

对西门庆的考核先后有两次,先说第二次,报告云:“提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浑而分毫不紊,司法令而齐民共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

瞧瞧,又是“才干有为”,又是“国事克勤”,又是“齐民共仰”,廉政勤政加善政,就是昔日的包拯、寇准一干才俊贤良,今朝的焦裕禄、孔繁森几位英雄模范,也不过如此吧。

可是对西门庆的第一次考核报告的内容却与第二次恰恰相反,语曰:“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

前后两次考核,不过相距一年时间,评语却天差地别,水火难容。一个把西门庆说成是包青天再世,寇老西又生;一个把西门庆说成是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胡作非为的流氓恶棍,孰真孰伪?参阅全书,显然第一次考核恰如其分,第二次考核是胡说八道。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内对同一个人的两次考核评语竟是这样的天壤之别?当然,如果通读全书,也不难理解。第一次考核报告是由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所为,此公素清廉,公正不阿,没有接受西门庆的任何好处,所以写出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考核报告。第二次考核报告出自谁手,书中没有交代,但却不厌其详讲述了西门庆此前所做的一系列铺垫工作。西门庆先是拐弯抹角巴结上了蔡京的管家翟爷,多送金银不说,还给他送去一个小老婆,因此攀上亲家关系。有了这些精心准备,第二次考核报告把个恶棍写成一朵花,不仅考核合格,还升了官职,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考核西门庆是小说家言,乃文人虚构之事,可类似的考核经历,不论是彼时还是近日,都屡见不鲜,且更生动。譬如,贪官污吏被考核为清正廉洁,胡作非为被考核为作风正派,劣迹斑斑被考核为政治合格,花天酒地被考核为洁身自好,投机取巧被考核为德才兼备,声名狼藉被考核为“齐民共仰”,这种走样的考核我们见得还少吗?那些边腐败边升官的官员,年年作恶却年年考核优秀,真比考核西门庆更有戏剧性,也更让人瞠目结舌。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3

关键词：美国检察官；不当；辩诉交易

美国检察官作为政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负责侦查、决定是否、传唤证人、进行辩诉交易、根据有罪判决建议刑罚，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例行公事的日常决定，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刑事案件的方向和结局。而这些重要的、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最重要的特点即是，他们完全处于自由裁量，而且不受审查。

美国检察官自由几乎无限制的裁量权的集中体现便是，决定是否与辩诉交易。首先，决定是否是当有人被逮捕时，检察官决定是否直接还是移交大陪审团决定是否。选择直接与移送大陪审团决定的主要考量因素主要有，案件证据是否充分；犯罪程度是否严重；被告人是否有前科以及其悔罪态度等。其次，辩诉交易是指如果被告人认罪，检察官承诺不、减少对被告人的指控、撤销或建议法官减轻处罚。随着经济发展，犯罪数量激增，我国司法体系运转压力增加，因此逐渐提倡美国辩诉交易等制度，建议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不反对该观点，但美国检察官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也也来越受到社会诟病，因此，在借鉴中，因有所取舍，使其适应中国土壤。下面本文就美国检察官滥用权力进行集中讨论。但由于篇幅及学识限制不可能逐个论述。

一、不当行为

检察权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决定权，也是美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发挥重大作用的最有力证据。检察官行使裁量权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所有决定都完全属于检察官裁量权范围之内，并且常常没有清晰可辨的理由来解释为何一个决定与另一个决定不同。

首先，检察官选择对象不公正，即选择性①。在许多令人不安的案例中，检察官选择对象时往往受到被对象的种族、信仰、性别、阶级、学识等方面的影响。实际上，检察官不可能因为上述原因而特意进行筛选性，而“潜意识”便是导致这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面对一个前途坦荡的白人，同为白人的检察官很可能下意识的对他免予。这本不为法律所允许，而法庭对此也总是迁就，拒绝干涉检察官的决定，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检察官的“潜意识不公正”，同时，被告人对此“清楚的证据”的证明标准也是几乎达不到的。此外，被告人的前科也是一个考虑因素。无犯罪记录的被告人比前科累累的被告人更能获得不或者较轻罪名的机会。但是，类同前述种族等因素，黑人、拉美人的逮捕和搜查几率似乎更高。

其次，报复性，即检察官在被告人主张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后，通过加重进行报复。但相对于选择性，美国最高法院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了被告人“报复推定”的利益，有效地将证明责任转移到控方，其必须证明自己缺乏报复性动机。美国关于报复性的经典案例是1974年的布莱克治诉伯里案②。

再次，故意隐瞒证据，又称为违反布兰迪义务③，是指检察官违反证据开示义务，故意隐瞒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以达成对被告人定罪的目的。第一，检察官由于法律、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总会较辩护人早的收集到证据，而在预审过程中又能筛选出可能使被告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证据。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通过交叉询问质证，若检察官故意隐瞒证据必然会导致许多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因此，证据展示有赖于检察官严格遵守法律。当然，没有无限制的自由与无权利的义务，所以，检方的证据展示义务不是毫无边界的，如检方没有义务去调查收集被告人的证据，检察官也没有义务向被告人展示那些已为其知悉或持有的有利于自身的证据。第二，证明有罪的心理促使检察官故意不提供证据。职业伦理要求检察官的主要职责不是证明有罪，而是实现正义。但在1970年的一次调查中被询问的检察官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取得定罪的决定④。证明有罪的心理可能来自组织的压力，是检察官明显的证明工作的效率，也可能来自检察官通过证明有罪的数字来衡量个人成就的欲望。

最后，大陪审团时而沦为检察官的调查工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做一些说明。大陪审团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陪审团，后者是后者负责在审判中裁判被告人是否有罪，又称为“小陪审团”或“审判陪审团”。大陪审团的基本职能是审查重罪，因此又称为“陪审团”。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移植自英国，尽管后者在1948年就废止了大陪审团制度。163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大陪审团。然后，其他殖民地也都相继建立了大陪审团制度。大陪审团由当地居民的代表组成，职责是认定是否有合理根据相信某人实施了犯罪，是否应对其提出指控，以及提出何种指控。第一，大陪审团调查过程是由检察官掌控的。检察官传唤所指称的罪行的证人并提供其所掌握的案件证据，而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护人都不得参加大陪审团程序，因此，对检方提供的证人和证据无法进行交叉询问，排除疑点。由于大陪审团成员都是没有法律知识的普通公民，因此，检察官很容易让大陪审团相信已经达到有合理根据认为可以对被告人。实践中，大陪审团反对检察官意见的情况极为罕见。因此，检察官往往会把大陪审团的强制传唤证人作证权作为自己获取某些证据的“工具”。第二，美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我国不同，我国采用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美国在刑事诉讼中采取“分层递进”的证明标准⑤。在此阶段，大陪审团成员在听取了所有证人的陈述后，决定是否相信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合理根据，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相比相差甚远，而大陪审团成员也很难独立于检察官。

二、辩诉交易中的权力滥用

辩诉交易又称诉辩交易，包括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罪名交易与罪数交易在文章开始已有交代。刑罚交易是指被告人通过供述另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通常是揭发同案犯等。辩诉交易使被告人和检察官都从中获利，被告人将免于长期监禁，同时检察官也可以快速结案或者是一些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免于被排除。和决定是否一样，辩诉交易完全由检察官控制，如果检查官不愿意以撤销其他控诉来换取辩诉交易，无论被告人还是法官都无权强迫。

首先，没有任何规定对检察官作出是否辩诉交易的考量因素做出规制。能为法律允许和大众接受的理由一般是检察官的案件负担、被害人的追诉意愿以及被告人的前科记录。但实际上还存在一些不合法的因素常常左右着检察官的决定。第一，媒体对案件的曝光程度。如果一起案件涉及社会名流或者是特大黑社会组织犯罪等，新闻媒体对其报道比较充分，社会大众对案件处理结果比较期待，检察官往往不会进行辩诉交易，在选民面前表现其维护正义的渴望便会促使检察官对案件提起公诉。第二，首席检察官的刑罚哲学和管理风格⑥。如果首席检察官信奉对被告人实施自由刑更利于其回归社会，保障人权，则他可能会鼓励他治下的检察官决定与被告人辩诉交易。第三，被告人的性别、种族、检察官和辩护人的关系都会对辩诉交易的决定起到很大作用。

其次，辩诉交易的程序不公开透明。虽然大部分案件的都是向社会大众公开的，但根据我国实践运行中的经验也可知，大部分公民除了对与自己有关系案件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审理过程会关注，对其他案件没有时间也不会有兴趣旁听，他们所了解的只是经过媒体报道过的结果。所以，辩诉交易程序不透明，使检察官有很大空间操控。

最后，检察官与污点证人的辩诉交易会损害其他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所谓“污点证人”是指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证人，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有犯罪污点，可以为国家公诉机关作证，以换取免受刑事追诉或减轻、从轻指控的待遇。与污点证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提供情报帮助检察官指控其他被告人，换取撤销自己案件或减轻指控。尽快出狱或减轻控诉的诱惑或许会使被告人作伪证，而检察官没有义务对污点证人提供的证据进行真实性审查，因此，会纵使检察官故意视而不见，对被告人提起控诉。

英国史学家艾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权力就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巨龙，对权力的驾驭，自古以来都是所有的政治制度都要面临的难题。人性本恶，如果一个人掌握的权力不受制度性约束，则其利用权力作恶在所难免。美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虽然对美国刑事司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必然会使权力扩张滥用。当然，美国建立了对检察官的制约机制。如被告人对检察权的制约，主要通过宪法权利来对抗检察官的追诉；法官对检察官的制约，预审听证程序即是对的制约⑦，见于篇幅，关于对检察官权力的制约不再论述。（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专著：

[1] 安吉娜.J.戴维斯：《专横的正义――美国检察官的权力》[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

论文期刊

[1] 伯恩敬：《交易还是协议――一个美国检察官眼中的辩诉交易》[J]

[2] 张云平：《论美国检察权内容、属性及配置》[J]

[3] 何家弘：《论美国检查制度的特色》[J]

[4] 杜亚胜：《美国检察权的滥用》[J]

网站

[1] 百度百科

注解：

① 刘国庆：《论美国检察官的不当》

② 该案中，被告因携带致命武器袭击而被定罪，这是轻罪被告人根据州法律要求在更高级别的法庭申请重新审判的权利在第二次审理之前，检察官调查并取得一项新的公诉书，指控该被告人以杀人为目的而携带致命武器进行袭击，这是一项重罪。

③ 在1963年的布兰迪诉马里兰（Brady v.Maryland）一案中，马里兰州检察机关布兰迪及其同伙涉嫌谋杀罪。庭审之前，检察官应布兰迪辩护律师的请求向其展示了布兰迪同伙的部分法庭外陈述。但检察官对布兰迪同伙的杀人供述在庭审中隐而不发，布兰迪对此毫不知情直至初审被判决死刑后方如梦初醒。布兰迪于是就检察官隐藏证据行为提出上诉，马里兰州上诉法院维持初审判决，仅就量刑问题发回重审。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检察官无论是出于善意亦或恶意，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隐而不发有违正当程序，即使被告人没有提出证据开示的请求，检察官仍应责无旁贷地向其展示任何可能为其开脱罪行的证据资料。如果一项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减轻他的处罚，在被告人的请求下，而检察官拒不出示的话，这将使检察官扮演一个不遵循公正标准的角色……。”

④ 乔治.费尔肯尼斯：《论美国检察官》

⑤ 何家弘博客：从卡恩案看美国的大陪审团。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4

论文关键词:法院 检察院 司法评估 司法制度 论文摘要:论述在我国建立司法评估制度的意义及内容。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官员的品行，这已是很多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各国建立司法评估制度，目的在于建立良好运行的司法制度，保障司法官员清廉及司法公正性。司法评估制度往往涉及法官行为、素质、司法资源分配利用及对司法的评价、监督制约等领域。建立司法评估制度，可以充分反映及体现社会对司法的评价，可促进司法制度的合理化，更好地实现对司法的监督，防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我国司法评估制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建立: 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等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木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该工作报告进行审议、评议并最终表决是否通过。该项制度其实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评估，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估。 近几年，我国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表现对司法工作极大的不满。据了解，199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讲话的频率很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两院(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相对是最低的，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因为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发表意见等，都是最集中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愿。这两年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有所提高，表明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若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不通过时，两院应负怎样后果，尤其是两院院长、检察长是否该引咎辞职，或给予怎样的责任形式。对上述问题，我国目前宪法及有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依笔者所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对两院工作不满意时，可以向两院的院长、检察长提出质询案，要求院长、检察长接受质询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评估制度，如何健全及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存在问题等具体方面，都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意见。建立及完善上述方面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此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可以促进两院工作，保障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评议制度，也是更好地监督两院工作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建立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的机制 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本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确保行使监督权，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机构，如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这种评议(估)可以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评估内容事项一般应是事先设定及要求的，一般不宜搞临时的定项评估，否则不利于评估的准确性及统一性要求。具体评估程序上设置可如下:先是由司法监督委员会组成儿个评估小组，分别进行评估后汇总评估，将汇总评估结果及有关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作出最后的评估(价)决定，以便形成相关决议。 依己所见，司法监督委员会评估司法的标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因素(方而)确定: 一是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司法人员的素质表现为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学历上，它是反映法官的学识和能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司法工作的专业性极强，要求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技能。就法院系统而言，1998年底全国法院28万干警中已有70%以上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说明其中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数，也未明确细分正规法律院校还是业余(如夜大、成教、自考等)取得的学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应披露法院在提高法官干警的专业能力、素质、学历所作的工作及努力，尤其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进度”如何。因 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律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若无该项指标，则难以说明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二是司法人员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比例及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评估，它是体现人们对司法工作满意程度的关键。从有关资料表明，司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不少司法腐败现象。如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999年3月10日在工作报中指出，去年法院对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分的165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3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l人，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7人，基层人民法院20人，全国法院对涉及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举报线索立案调查的共13730件，已结12626件，其余正在查处中。”川这一系列数字从侧面反映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腐败，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这也是评估不同时期司法制度的状况。 三是审判质量效率状况。评估法院工作往往要以法院审判案件质量高低来衡量。我国各法院目前也建立各类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及标准，它是法院实行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法是组织本院一些资深法官对本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案件卷宗进行审查，其评判案件不局限于案件的改判和发回重审，还涉及案件立案、庭审、裁判、执行质量。一般用有关立案准确率、庭审成功率、当庭宣判率、审限合格案率、超审限率、上诉率、申诉率、执行到位率、差错率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高低等来作为审判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人大司法监督委员会在评估法院工作时，尽管不必直接引用法院上述标准，但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来透视该法院的全年审判工作情况，从中得出今年法院审判工作的评估结果。对于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可以采取上述相应(关)指标来评估检察院工作。至于上述具体指标的认定，应由上级法院或法律专家来评议确定，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也难以认定。 三、建立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 在对司法官及司法制度评价方而，西方不少国家主张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多数州都建立了律师评价法官的制度，只是各州规定评价的标准及问题不同。为此，美国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由9个律师、2个前任法官和3个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评价方案川。该方案主要内容在以下:(l)法官适用法律水平能力的评估。涉及法官对法律精神及其法条的理解认识，制定及适用法律规则是否合法，具体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水平能力，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法条及法理能力;(2)对法官在诉讼中公正性的评估。涉及法官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偏祖一方当事人，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情形，是否存在应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的情形，开庭前有否先人为主倾向，诉讼审理是否存在有以貌取人或偏见的“前科”，法官审理是否存有政治偏见及对一方当事人律师的偏爱等;(3)法官遵守诉讼程序客观性的评估。涉及法官诉讼中有否确保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机制，是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恐吓当事人使之达成和解、调解协议;(4)法官在庭审中的威严和仪表气质的评估。 涉及法官庭审中的衣着、面容表情、道德品尚，法官在庭审中的精神风貌，法官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辨解及证据的辨认，法官维持法庭秩序的能力，法官驾驭法庭程序及庭审技能的能力高低;(5)法官勤于案的评估。涉及法官年度、季度、月度办案率高低，结案率高低，法官遵守法院庭审纪律、规章制度、公务制度情况，法官审阅当事人及律师递交的有关案卷材料的认真度;(6)法官品德行为纪律评估。涉及法官个人人品风格，言行是否检点，是否遵守法院工作规范纪律，是否有为法官个人操守不相适应的行为等等。 上述评价方案对建立我国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评价司法的制度，对法官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法院内部机制进行。如先由法官自述一年的工作情况，一般是着重讲业绩，很少讲存在的问题，接着由法官的同事进行打分评比，最后由法院内设的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法官自述、同事打分等情况进行最后的考核总评，其结果是优秀、胜任和不胜任，这种考评缺乏相关人士的参与。我国若借鉴美国作法，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制度，则会更加专业性地评估法官及其制度，会大大促进法官制度健康发展。因为律师能较专业地客观地评估法官品行作风、专业能力、诉讼公正性如何。当然，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诸如先建立律师评估法官的各个专项制度，如法官庭审能力评估，法官品行及廉洁评估制度，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能力评估。同 时，还可以建立法院、检察院的整体评估制度，包含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合法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活动，一般可以通过由律师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出面组织有关律师公正客观进行，律师协会可以事先与有关评估机构先确定评估标准及评估考虑因素，再根据律师人数、分布情况进行电脑随机抽员评估，这样操作出的评估结果应是较客观的。 四、建立当事人评估司法的制度 当事人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亲身体会到国家司法制度的作用及威严，其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最直接的。我国可以考虑增加当事人评估司法这一项制度。尽管评估中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带“有色”眼光评估，但只要我们事先调好当事人眼光的“色彩”，如尽可能避开当事人对本案法官评估，而侧重于对国家司法制度全局，包含对各具体诉讼制度的评估。这样做，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深刻地觉察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事人评估司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具体诉讼制度(包含各项诉讼程序)的评估。在诉讼中，当事人最直接感受到各诉讼制度合理及不妥之处。如法律制度中规定起诉受理的条件限制，法院受案范围大小，诉讼期间宽紧，送达方式的合理与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的细节规定合理性，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情形与难易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当事人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及作用。尽管当事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及评估存在某些问题，如不具有法律专业分析能力等，但其提出的问题，则有利于我们从司法等角度分析。 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作风的评估。当事人极为关心国家司法机关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是否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诉讼，可以体会到各司法机关职权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实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诸如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怨言较深的集中于司法保护不彻底，即使获得法院生效裁判，却在执行时总得不到兑现，使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权威的信任丧失。同时，对检察院同时行使侦查、批捕、起诉等职能也难以接受，司法机关及其职权(责)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当事人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责时，其工作作风及态度等，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当事人直接体会到法官、检察官敬业状况、勤俭、踏实等情况。诸如了解到法官、检察官作裁判前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申辩，对案件审理是否认真，是否对当事人耍脾气，甚至是压制一方，抬举一方等。这些方面的评估，当事人还是有资格的。 三是对司法腐败的举报。设立当事人举报制度是当事人对司法最强最有力的评估，是当事人介人防治司法腐败的最好方法。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司法腐败难以抑制，但调动当事人参与防治的积极性最好的措施是举报。当事人可以举报的主要情形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情形，司法机关工作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等。 四是对行使上诉、申诉权的评估。诉讼中，当事人是最直接感受到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公正性的。如当事人上诉率的高低可以一定程度体现当事人对司法诉讼制度，包括对法官执法的不同意见。当事人上诉意见及理由就是对一审的态度及评估，这是我们最容易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掌握一审法官执法情况。当事人行使申诉权，是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不服而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的一种民主权利，尽管它不会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产生法律影响，但它确实体现当事人不满的意见，也是发觉司法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它可以作为当事人评估司法制度的一个参考因素或指标，因此说，当事人上诉率、申诉率的高低也是司法评估的一个尺度之一。 五、建立社会公众评估司法的制度 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认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关心程度也会体现社会公众评估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大小。关于社会公众评估某项社会制度、事件，西方不少国家都有许多评估方式，我国在社会公众的民意体察方法上，还是比较欠缺。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参照一些国家民意测试及调查方法，来了解掌握民众对司法制度的看法。诸如，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一是问卷调查评估。该方式是指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的公众就有关司法制度及相关措施，通过征询有关问题回答及选择而作出的问卷，以达到对某项司法制度的态度和看法的了解。该方式最大特 点是答卷人一般是不署名的，其答的内容比较客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如答卷人回答态度不一定很踊跃，有些人是收到问卷而不作答，不易收回所发出的全部问卷。这种方式的问卷涉及内容可以是很广泛的，也可以是具体通俗的。如可以问及诉讼中的某项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某具体案件审理的看法、生效裁判书执行情况及态度、最关心的司法问题，等等。 二是民意测验的评估。该方式是指专门的调查机构或组织就某项司法制度或措施、事件向不特定的民众或某类不同的民众发出一种旨在了解被调查人的意见的特定形式。常见的是书面问卷形式，或是其他表现方式。它往往是用来了解民意的最佳途径，如国外往往了解总统竞选的选民测评，总统支持率高低，重大国内外政策出台的支持率高低等。我们用该方式来测评民众对司法制度的评估也是可行的，可以较好地表达出民意对司法的态度。当然，这里往往涉及操纵民意测验的机构、团体的权威性及民意测验方式选择的可靠性及准确性的问题。 三是网民调查评估。该方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当今高科技手段，通过网络信息能更广泛更准确地反映网民的意愿。它的调查面及人数都很广很多，且调查的内容可以是全方位的，是当今更充分了解社会公众意见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对于评估司法制度而言也是很好的选择方式之一。 四是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方式。上述所讲的评估方式往往都是从正面上积极评估司法制度，而采取社会公众举报式评估司法却是一种消极的评估方法，它是通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举报，从举报中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评估司法制度的相关措施。某一定意义讲，举报越多，就一定程度体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举报少了也许可说明社会公众对司法不满的情绪少了或化解了。因此说，举报式的评估也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及意义的。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5

一、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情况

（一）以职业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为重点，广泛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

全市法院在廉政教育宣传工作中，以增强干警的公民道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纪律作风意识、司法为民意识和科学发展观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点。采取正面灌输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经常性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普遍教育与典型引导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通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电教片、学习有关案例通报、举行专题报告会、选树先进典型等有效形式，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结合学习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全市法院组织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教育活动、“忠诚党的事业，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教育活动和党纪国法教育。将廉洁守法教育，纳入党组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内容，纳入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内容，纳入干警全年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市法院各级各类培训的教学内容。坚持不懈地抓好警示教育，每年在全市法院都要利用一个月时间，集中开展一次以司法廉洁为主题的警示教育活动，每半年组织一次专题教育，每季度组织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去年11月份，按照省高院要求我们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及时开展了集中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干警学习了最高法院印发的《关于对近期发生的几起不当使用司法强制措施事件的通报》、《关于对三起法院干警违章驾车肇事致人死亡事件的通报》、《关于对两起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违规收费案件的通报》、《关于集中开展一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的通知》、《关于严禁在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活动中收取中介机构佣金的通知》等通报通知。观看了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院长郭生贵受贿腐败案警示教育录像片，专门订购了由最高人民法院编辑的《人民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选编》发到每位干警手中，要求干警通读《案例选编》，组织中层干部撰写个人剖析材料44份，并辑印成册。深入剖析这些案例以及身边发生的违法违纪问题产生的原因、教训和危害，引导干警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发挥好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组织广大干警认真厘清思想，查摆问题。并将全市法院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的情况作为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评比的重要内容。注重抓典型，用典型指导推动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法院工作和法官队伍的先进事迹，在全市法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向张晓磊同志学习的安排意见》，开展了向桥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张晓磊学习活动。领导干部坚持上廉政党课，做到市中院每半年上一次廉政党课，基层法院每季度上一次廉政党课，各支部每月上一次廉政党课。继续落实诫勉谈话制度，对干警出现违法违纪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逐级及时进行诫勉谈话，实行“廉政建设评优一票否决制”。对5名初任助理审判员和4名新任审判员进行了廉政谈话。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通过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书法绘画、摄影展览、述职述廉、廉政誓词宣誓、廉洁自律承诺、设立廉洁提示牌、开展家庭助廉等活动，广泛宣传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和从业理念。崔院长还在新年之际，向全院干警及家属们发出了一封亲情助廉公开信。同时，制作了38块有教育意义的警示教育牌，组织全院干警进行了党规党纪知识考核，在全市法院形成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认真搞好警示教育培训，市中院连续两年举办了全市法院廉政警示教育培训班，通过领导授课、观看录像、学习讨论、参观反腐教育基地、廉政宣誓、签字承诺等方法，分四期对全市法院380余名从事审判和执行的干警进行了培训。崔存利院长多次到会指导工作，常务副院长刘志亮亲自进行动员，市纪委及院领导亲自进行讲课。参加廉政警示教育培训班的人员都是审判一线从事审判和执行的院、局、庭领导及审判执行人员，都是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部门和重点岗位。培训内容紧密结合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用干警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教育大家。期间，不仅安排了讲课，看光盘，而且还组织参观张家口市沙岭子监狱（市反腐教育基地），实地感受服刑人员教育、生活改造的全过程。培训结束时组织了隆重的廉政宣誓和签名承诺活动，现场考试了“五个严禁”和“四条纪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掌握情况，每人都上交了自己亲自撰写的学习体会。

（二）不断创新约束机制，建立完善制度体系

严格落实党组（支部）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干警诫勉谈话和中层干部 述职述廉制度。完善了院务公开、审务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人事任免程序公开、重大事项决策公开制度。健全完善了干警司法档案和廉政档案，将每名干警的审判、执行等执法情况和遵纪守法情况记录在案，加强对法院干警和为审判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健全完善《审判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案件质量评查办法》和《瑕疵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进一步抓好案件质量评查，认真落实违法审判、违法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安排和部署，在全省法院率先建立了廉政监察员制度，专门组织人员到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考察，在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的实施办法（试行）》之规定，在审判执行部门设立了10名廉政监察员，明确了廉政监察员的6条主要职责、4条责任和义务及3条奖惩办法，制定了23项考核细则。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廉政监察员每季书面报告一次本部门情况，每年要就本人履行廉政监察员职责的情况向本院纪检监察部门进行述职。年底我们结合《市中院机关人员岗位目标考核细则》和《廉政监察员考核细则》，从廉政教育、制度建设、权力监督、信访举报及其他五个方面对廉政监察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成绩实行一票否决制，凡被评为不称职的，取消院内其他评先资格。这一做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臧胜业专门作出批示，给予了高度评价。臧书记的批示是：“张家口市中院的做法很有好处，一方面可以保证依法公平、公正审判；另一方面将避免干部少犯错误，一举两得”。，经过对近年来各项规章制度进行集中梳理和修订，辑印了《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规章制度汇编》。《汇编》分审判管理、队伍建设和综合管理三大部分共55篇，20余万字，基本涵盖了法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重点充实和完善了《党组会议事规则》、《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案件审判流程管理规定》、《关于关于进一步规范对外委托工作的意见》、《审判监督工作规程》等制度。做到了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案。

（三）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确保公正司法

通过公开录音电话、中院网址、电子邮箱及寄信地址等方式，并在市中院网站以及其他公众媒体，设立举报查处、信访投诉、舆论监督、网络建言四条“民声通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法院的意见、建议。加强新闻媒体监督，实行大案要案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法院工作重要信息。继续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坚持院领导定期走访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制度，支持人大代表评议庭审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执法监督员视察工作、出席信访听证会。认真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和意见建议落实、反馈工作。坚持行风建设“免评不免建”，诚恳接受行风评议员、执法监督员、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效改进法院工作。两次召开行风评议员、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三次走进市广播电台参加行风热线，听取行风评议员及市民的意见建议，并深入到县区走访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开展“下评上”活动，对市中院中层干部及法官进行了民主测评，促进了法官公平、公正、廉洁办案。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电子网络系统将能够公开的立案、排期、庭审和宣判等全部通过网络公开。实现各种法律文书网上制作，网上签发，通知、公告网上，各种资料网上查阅，使案件公开化、透明化，增强法院工作透明度。6月，又聘请了37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评议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为我院的“特邀司法监督员”。“特邀司法监督员”的权利：一是当面制止或者以口头、电话、书面等形式向本院领导或上级法院检举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吃请、收礼、受贿等不廉洁行为、滥施强制措施等违反审判纪律的行为；二是制止或检举干警耍特权、欺压群众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三是向法院领导检举干警以权谋私，违法办案或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四是对法院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同时，为司法监督员制作了通行证，他们可以直接到各审判庭旁听案件审理。市中院还把中层以上干部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制成了通信录，向司法监督员们发放随时接受监督。强化对基层法院的监督。结合全市法院实际，制定了《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巡察工作的暂行办法（试行）》。成立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明确了4条巡察内容、5条巡察办法、3条巡察责任和3条纪律要求。《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巡察中发现被巡察法院没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在全市法院范围内进行通报；发现被巡察法院干警有违法违纪现象的，必要时市中院纪检监察部门可直查直处；对不配合巡察组工作，故意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对主要责任人在全市法院范围内进行通报。强化对法官社会交往的监督。为进一步规范法官及工作人员与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业内外交往活动，制定了《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法官及工作人员与律师交往的规定》，明确了法官及工作人员与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交往必须严格执行《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院“五个严禁”和省委政法委“四条纪律”，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进行不正当交往等7条规定。加大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把干警的“生活圈”、“社交圈”纳入监督范围。同时，由院领导带队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作客市电台“市民与社会”直播间倾听社会各界对法院审判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回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效地扩大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监督范围。

（四）从严治警，加大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

全市法院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作为从严治警和惩治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加大了查处案件的工作力度。通过受理群众举报，对违法审判线索的审查，走访社会各界群众和案件当事人，广辟案源，积极查处。，我们仍然把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违法执行、拖延办案等以权谋私的案件作为查处的重点。截止到去年12月，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录音电话、电子信箱、行风热线共接收来信来访41人次，市中院纪检组监察室直接立案调查处理19件，其中，上报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办公室、省法院、市效能办要结果案件12件，函转基层法院22件，对3个基层法院提出了做好上访人息诉罢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加大对落实“五个严禁”和“四条纪律”的督导检查力度。按照院党组要求，将这些内容制作成牌匾悬挂在中院每个审判庭和窗口庭室，并在办公楼大厅屏幕上来回滚动，将具有录音接听功能的举报电话号码及电子邮箱地址张贴在审判大厅醒目位置上，并将其在“两报、两台”上刊登、播放，向社会公开承诺，24小时接受举报。制作印有“五个严禁”及“四条纪律”内容的监督卡余份在立案大厅向当事人或诉讼人发放，编印了《廉政与效能建设制度汇编》发至中院全体干警和基层法院党组成员，制定了查处违反“五个严禁”案件操作规程。分3次在全市法院开展了以国庆安保和“整治庭审纪律和庭审行为，树立人民法官良好形象”为目的的明查暗访活动。先后派出15个督导检查组，通过实地检查、个别抽查等方式，对干警工作日中午饮酒、上下班时间、着装、庭审纪律、卫生状况等情况进行了明查暗访活动。并以信息简报的形式，将每次明查暗访情况及时向全市法院进行通报，这一做法《人民法院报》进行了报道。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6

关键词：“诉辩式”审判方式，现代司法理念

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概念

审判方式是审判工作的一般方式或方法，除有的主要环节由法律直接规定外，大部分均属审判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规则，有一定程度的可选择性和创造性。

现行审判方式有不同提法，常见有“辩论式”、“控辩式”、“抗辩式”和“诉辩式”几种。“辩论式”强调当事人辩论权利，仅此一点，不能体现现行审判方式的概貌。“控辩式”常见于刑事审判方式，“控”是公诉机关职权，给人提起公诉前就已定性的感觉，有先入为主之嫌。对此，应把公诉机关理解为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一方，只是“公诉”而己。“抗辩式”体现了审判方式的对抗性，主要用于刑事审判方式。“抗”不仅体现诉讼活动中双方的“对抗性”，更容易使人理解为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因抗诉为法律监督权，体现的是强势部门权力的张扬，与“辩方”明显不平等。“诉辩式”将“诉”、“辩”对称并列，体现了诉讼关系中诉方与辩方的平等性，“诉”与“辩”的行为，体现了对立双方共同推动诉讼进程的主动性。比较而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用语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司法理念。具体地说，“诉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下，以诉讼参与人为主体，由法官引导，围绕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对相关事实当庭举证、质证、辩论，并可提出适用法律的理由或建议，以明确双方的是非责任，在此基础上由法官认证，公开裁判理由和结果。“诉辩式”审判方式在民事诉讼中表现的现代法价值更充分，是整个诉讼程序完成所运用的审判方式总和，也包括各种审判经验和技巧运用。现行审判方式是以“诉辩式”为代表的审判方式，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实证性载体。

二、“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发展回顾

传统的审判方式以“马锡伍审判方式”为代表，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携卷办案，作风亲民、便民、利民。马锡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保护弱势群体，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是司法为民的最好注释，至今仍是当今法官学习楷模。但主动包揽诉讼的模式已不合时宜，法官实际上超出职权范围，代行了当事人的诉权，严重损害了司法中立、公正的理念，具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长期沿袭的“纠问式”审判方式就是坚持职权主义的典型。审判人员接受案件后，携卷调查，走村串巷，寻找知情人，收集证据。把证据材料综合起来后，向有关领导汇报，共同分析案情，接受指示，查漏补缺。有时一件离婚案反复研究多次，认为案情基本清楚了，才组织当事人调解。久调不成后，才决定正式通知开庭。审理时，还会整理一个详细的提纲，记录着要纠问当事人的具体问题。“纠问式”审判方式对审判工作行政化管理，审判人员无独立性，审而不判，判而不审，职责与权利错位，对裁判错误经常落实不到承担责任的人，错案追究形同虚设。由于无正当程序规范的有效约束，审判实践中滥权现象严重，案件审理无法保证公正与效率。

改革开放带来司法理念的进步。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保持中立，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诉讼活动公开、民主，且富有效率等，是对现代法的价值要求，推动了审判方式改革。现行三大诉讼法已形成体系，以法的形式，确立了现代司法理念，促进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蓬勃发展。“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形成，以司法解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时间界点，标志着现行审判方式在现代司法理念的引导下，全面走向进步。

三、“诉辩式”审判方式中的现代司法理念

“诉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当庭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强调当庭认证，公开宣布裁判理由和结果，就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发挥司法民主，促使法官保持中立，保证司法公正。在此，“诉辩式”审判方式发散的理性是现代司法理念的结晶。

“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公开审判，改变了“法官携卷调查”的活动方式，实行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举证在法庭，道理讲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使开庭审理不再完全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打破了审判工作的神秘色彩。诉讼活动的公开性，使单独接触当事人成为不正当行为，阻断了对法官行为的“合理性怀疑”，保持司法中立是法官职业要求。公开审理是发挥庭审功能的重要保证，为落实审判活动公开制度，审判机关强化自身管理。有一种征询对法官意见的制度，在有些地方的审判工作中施行，将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到的工作或涉及违法违纪的事项制作出表格，在受理案件和通知当事人应诉时发给当事人。如果对法官有各种意见或建议，当事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向指定的相关部门反应，由特定部门在必要时限内予以反馈。一方面，通过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法官自律能力，避免暗箱操作，保持审判活动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坚持审判活动中公开透明，必须接受诉讼参加人和旁听公民监督，发扬司法民主，促成司法公正。

当庭陈述是查明案情的开始阶段，是整个庭审的基础。法官不再纠问，一问一答，而是让当事人围绕案情自主陈述。实行交叉询问方式，在各自陈述事实后，一方当事人还有不清楚的问题，如需要对方说明的事实，向审判人员请示后，可以向对方提问，要求如实回答。法官认为案情还有不明了的，也只能要相关当事人补充陈述。笔者亲临庭审现场，不再听到纠问的语词，先声夺人的语气。法官如是发问：有如下一些事实需要原告方（或被告方）补充陈述……，原告方（或被告方）听清楚没有？得知听明白，才告知“请你发言”。当然，被要求回答的人也可以保持沉默，或明确表示不回答。只要保证了当事人充分陈述的权利，法官不会再追问。实际上，法官也完全没有必要纠问，纠问会给人以压迫的感觉，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和诉讼权利，是司法民主的要求，法官对此并无难题。

当庭举证、质证、辩论是庭审功能发挥作用的关键。“诉辩式”审判方式与传统审判方式最明显的分野是举证要求的变化。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原则，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法官越职代行诉权成为过去，携卷调查已是非常行为。回归审判的位置，法官不再以损害中立地位为代价，随意为一方当事人服务，司法观念的变化使陈旧的传统习惯不再视为当然。司法制度的发展，带来了审判资源的有效运用，坚持了私权自治的理念，符合司法民主化要求。同时，我国法律没有放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诉讼能力缺乏的弱势当事人可提供适当救济，以体现公平正义。《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条件和相关事项有明确规定，但设制在有限的范围，目的在于慎重地运用职权，以保证司法公正为限度。在此还特别规定依职权收集证据同样要经过庭审质证，法官为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在法庭上没有特殊性，其证明力和有效性均面临着对方的质疑，举证不能的风险仍然存在，且为相关当事人承担。当事人不能因举证原因带来的诉讼风险，转嫁于法官调查不力或认为法官不公正，因为举证不再被错误地认为是法官的审判职能。弱化对法官职权的能动性，是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必要，符合审判权行使时显被动性的规律，有利于限制职权滥用，保持司法中立。当庭举证就是要举证活动在开庭审理程序中公开进行，既使庭下进行证据交换后，也不能裁剪当庭公开证据的程序，这是证据合法使用的要求。当事人一般都比较重视举证，有句俗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当事人依赖举证明确自己的事实和理由，是决定自己能否胜诉的关键。法官听证时，让当事人充分举证，这是审判工作中继承下来的好传统。当庭质证是当事人通过对对方证据质疑，试图否定对方的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法官引导诉方与辩方进行辩论质证，以明确双方是非责任。诉辩互动的质证方式改变了过去法官对诉讼证据提问，质问当事人以寻求案件真实的做法。现在由当事人互相质疑，说明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适用法律的理由所代替。只有通过当事人质证后的证据才是定案依据，不再由法官简单出示双方证据，作一些说明了事。辩论贯彻诉讼活动始终，但在诉讼程序的辩论阶段是当事人对案情带有终局性的观点和理由，将是当庭认证的出发点，法官更注重保护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权利，不会随意打断或限制当事人及其人发言的自由。在此，法官的作用在于推动诉方与辩方展开辩论，做引导工作，适度提示和启发当事人自行围绕争议焦点辩论。法官不再陷入辩论的泥潭，成为辩论的一方，失去中立地位。此举容纳了当事人在诉讼对抗中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感觉到程序权利被充分尊重，能够通过自己正当努力达成案件事实的明朗，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自信心，正是“诉辩式”审判方式的精髓所在。

当庭认证、裁判是当庭举证、质证、辩论的必然要求；只有真正做到当庭认证、裁判，才能使当庭认证、质证、辩论有实际意义。“诉辩式”审判方式对当庭认证的肯定具有一定开创性，改变了过去法官只接收证据而忽视论证的做法。现在要求对认识一致的事实做到当庭确认；认识不一致的、否认一方的事实，要明确结论形成的依据，并进行适当的法理阐释。不便当庭认证的，宣判时也要在裁判中阐明理由，以确保当庭认证较好地落实。同时，“诉辩式”审判方式提高了当庭裁判的要求，不仅要向当事人宣判审理结果，还要宣判裁判理由，有必要时，还会向大众公布裁判文书。强调当庭裁判的目的在于落实独任庭和合议庭的职能，实现“审”与“判”的有效结合，促成“责”与“权”的统一，达到减少“暗箱操作”，改变“层层听汇报”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真正发挥庭审功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职责是以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己任，努力贯彻司法民主，实现司法公正。

“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司法效率，审判工作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离不开司法效率的进步。迟到的正义，并非公平，司法理念的更新，带来了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不再包揽诉讼，放弃了携卷调查，走村串户的旧习惯，直接开庭加强了庭审功能。查明事实在法庭，明辩是非在法庭，有效地使用审判资源。审判流程管理把诉讼活动保证在法定的期间完成，现代信息化管理使司法效率进一步跃上新台阶。“诉辩式”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以人为本，法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标准都在提高，促进了法官队伍职业化的发展，同样是司法效率提高的重要保证。

四、“诉辩式”审判方式与现代司法理念的三个关系问题

（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制度缺陷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

“诉辩式”审判方式是依托现行法律制度而创设的，诉讼活动中必须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但法制不键全，明显地影响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进步，象现代司法理念中所要求的司法独立就表现不充分。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三大诉讼法均明确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司法理念。实际上，我国司法是不完全独立的，因审判机关人事、经费受制于地方权力，审判权在行使中常常成为地方势力的一种，即司法地方化。在审理案件中，如说情的问题，就是不好处理的难题。有事情找关系说情是一种社会习俗，在诉讼活动中谁都回避不了。少数涉入诉讼的说情者，确是担心案件处理会不公正。要公正而说情，动机只是让法官更了解自己的案情。司法为民要求我们告知说情者司法是公正的，使之增强对法官的信任和法律的信心，是法官应尽的释明义务。但大多数说情者是为了更多地获得利益，而寻求偏袒，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对此，法官要慎独，不能受说情者物质、情感诱惑，自觉维护法官中立地位。这要求法官有较高的职业道德，通过自律防范不正当干涉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但在诉讼活动中对地方党政领导的说情，不是依靠法官自律就能够克服的，关键是司法独立制度不健全。地方党政个别领导的指示有时会成为审判工作的风向标，若有“说情”，法律准则能不脆弱。法律监督部门也是影响审判工作独立性的原因。事后监督不说，他们有时事前指示，事中监督，抓住“合理怀疑”的蜘丝马迹，以“保护干部”的名义行使他们的监督权。其实有个别人在居心滥权，大多是因为有隐情罢了，不惜干涉司法正常活动。“保护干部”一说，就够审判人员紧张了，法官要在诉讼活动中固守中立，坚持公正，就得以身殉法，是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的。

在法院内部同样有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审判工作至今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化的管理，审判人员“审而不判”的现象仍有存在，特别是党政领导关注的案件，被认为社会影响大，强调严格把关，至今保留着不同形式的汇报制度。主持庭审的法官知道当庭认证、裁判有困难时，便以“案情复杂”为托词，告知诉讼参与人，待合议后宣判，审理程序表面看来是合法的。审判工作中的不当汇报制度，使庭审功能弱化以致流产，违反了程序公正。案件审理久拖不决，有时是法官在公正与非公正对抗中的犹豫，隐含法官不惜损失效率而追求实体公正的良好愿望。

没有完备的司法独立制度是制约“诉辩式”审判方式不断进步的症结。司法不独立，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必然受到各种不正当势力的干涉。法官要保持中立，维持司法独立必然步履艰难。司法不中立就会偏袒一方当事人，压制对方诉讼权利行使，造成司法不民主，违反程序的公正性，最终危害实体公正。现阶段，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要求法官严格自律，促成法官在诉讼活动中自觉抵制不正当干涉，保持中立，维护司法独立，仅为权宜选择。但关键是司法独立的理念在制度层面上的落实，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会是一句空话，为此，任重道远。

（二）、“诉辩式”审判方式中法官释明行为的保留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中立

法官释明应作广义的理解，是法官对当事人进行应诉指导，救济当事人辩论能力上的不足，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进行充分辩论。如代为书写困难的当事人笔录、答辩的事实理由，解释法律适用，也包括适当传授诉讼技巧，象如何举证，辩论等。

释明对法官不应是一种权利，其实表现为法官的职责，是法官对特定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告知义务，对应的是当事人的知情权。释明行为的保留是对诉讼能力上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把释明视为一种职权，法官的释明行为实有滥用之虞。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带给人们的记忆是太多的不平等，历史为此作了评注。人们期待着民主与法治，是中国司法的社会环境。慎权，提防权利的滥用，是现代司法理念应有之义。“纠问式”审判方式之所以被否定，主要原因是法官在诉讼活动中专权而擅断，剥夺了当事人诉讼权利，不符合司法民主要求。法官释明行为在程序制度上的适度保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的继承关系，而是我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注重司法实体公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的司法价值。法官对当事人的释明义务的保留有着现实意义，在我国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他们社会生存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在维护自己权益上，往往处于劣势。救济弱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法官通过正确履行释明义务，启发、提醒当事人充分提供相关证据，清晰地陈述事实理由，最大程度地查明案件事实，使当事人的主张、请求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做到重视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请求，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上诉、申诉，缩短了诉讼周期，避免诉累，也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司法为民的现实需要。

法官的审判活动是被动的，不应随意地为一方当事人提供服务，是审判工作的客观规律。法官释明行为必须始终处在中立地位上，做到当庭公开、公正地释明，而不能搞“暗箱操作”。法官公开、中立地行使释明职责，保障了当事人双方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从而保证了当事人能够充分地参与诉讼。但释明行为不能冲破司法中立的底线，违反程序的正义性。程序规范适用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达到有效地扼制法官滥权的目的。只有司法中立，保证程序公正，才能恪守正义。故此，法官释明应以保持司法中立为适度。

（三）、“诉辩式”审判方式中克服当庭认证的局限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程序公正

当庭认证是程序公正的要求，“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当庭认证，但当庭认证在庭审活动中是有局限的。认证实际上是对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进行分析判断的诉讼程序，要求当庭公开进行，将认证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使举证、质证、辩论的过程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当庭认证所形成的公开性的结论，是公开裁判的基础和要求，没有当庭认证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裁判。但当庭认证难以操作，因当事人的辩论贯彻诉讼活动始终，其辩论的事实和理由往往会在对抗中发生变化，法官只能以当事人最后结论性辩论观点和理由为依据，分析案情，判断是非。要求法官对案情复杂、法律适用有争议的案件所涉及证据，在短时间内作出明确而理由充分的评断，确实需要较高的业务素质。排除非法干涉、徇私枉法等不正当因素，法官要保证实体公正，必须有较充分的思考分析时间和场所。庭审中简单交换意见，合议庭成员不可能充分阐明各自观点、理由，庄重的审判场所也不便过多地发表意见，使评议流于形式，结果是审判长独断专行。合议庭成员未充分参与评议，削弱了庭审功能，违反评议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不符合程序公正的本质要求，往往带来实体结果的不公正。

坚持当庭认证，保证程序公正，有赖于审判工作方法的运用。庭审中当庭举证、质证后，不急着对证据的实质结果表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对双方质证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法官可如是说：对原告及其人（或被告及其人）提供的某某证据，被告方（或原告方）有异议，认为怎么样……。将不同观点整理归类，并强调本庭记录在案，这一点不要忽视，表明法官对不同意见的尊重。接着逐一询问原告方（或被告方）法庭归纳是否正确。双方对归纳观点要补充或认为自己观点需更正，可再次发言。完毕后，可宣布休庭。在此期间，对己质证的有关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进行充分地评议。待恢复庭审后，对证据当庭认证，即阐明对有关证据肯定的理由，说明不采信的原因。上述审判经验的运用，能够避免评议活动的随意和简单，同时做到了审判工作公开透明，保障了诉辩双方的诉讼权利，较好地反映了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五、结语

“诉辩式”审判方式在中国特定的法制环境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审判工作方法，是对现行法的贯彻执行，也是审判实践中工作经验的凝聚，蕴含着丰富的司法理念，承载了现行审判方式进步的成果，是现行法的实然性反映。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期待法治的理想状态，要求审判独立，司法民主、公正，诉讼活动公开，法官保持中立，审判工作富有效率等。先进的理念为人们广泛接受，总是在前拉动着带惰性的制度走向进步。“诉辩式”的审判方式就是在现代司法理念推动下，对传统的审判方式“扬弃”的产物，是一种具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

参阅书籍

1、王柏山、宋纯新主编《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7

一、基本案情

尼努・莱昂斯（Nino Lyons），1960年生，商人，是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地方分会（NAACP）的副主席[1]。他成长于福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儿童时期因父亲在监狱服刑，而一度由母亲单独抚养。大学毕业后，在肯尼迪航空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上世纪90年代，在奥兰多开了几家服装店和夜总会。2000年圣诞节前，大批警察包围了莱昂斯的住所，并入室搜查所谓的“一挺非法持有的机关枪”。但警察发现的可疑物品只是各式各样合法持有的枪支和18.5万美元的现钞，其中有一些还是假币。莱昂斯辩解说，这些现金是他准备支付给一家奥兰多夜总会的钱。

此后的一年里，检察官启动司法程序，试图通过多达二十余名在押人员证明莱昂斯是一件贩毒案件的主犯。2001年，陪审团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听了一个又一个作为本案证人的在押嫌疑人的陈述，他们证实莱昂斯是如何向他们贩卖可卡因的。其中一名证人说，在奥兰多经营服装和夜总会的莱昂斯甚至企图雇佣他去杀死两名提供的人。陪审团认定了几乎每一起针对莱昂斯的指控，其中包括抢劫汽车、销售假冒商标服装以及足以判处终身监禁的密谋策划的犯罪。其中一名叫哈罗德・纽瑟姆（Harold Newsome）的陪审团成员说，“面对检察官在法庭展示的各种证据，我除了投他有罪的票别无选择”。

2004年，即莱昂斯被羁押的第三年，一份缓刑报告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该案存在未开示的无罪证据的信息，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一线索引起了莱昂斯的辩护律师罗伯特・贝利（Robert Berry）的注意，他怀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被告知的事实，并最终“挖掘”出了检察官尚未开示的数百页的其他证据。原来，联邦检察官没有让陪审团听取所有的案件事实。例如他们从未揭示那些声称从莱昂斯处购得数百磅可卡因的证人（在押嫌疑人）是如何费劲地辨认莱昂斯照片的事实。此外，证人隐匿了案件事实以作为检察官允诺他们尽早离开监狱的对价。为此，司法部同意撤回对莱昂斯的贩毒罪指控，而莱昂斯在奥兰多北部的郡监狱已被错误羁押1003天。2010年7月，莱昂斯被宣告无罪释放。

莱昂斯被羁押期间，他办的公司倒闭了，妻子戴比（Debbie）被所供职的小学降职，而学校坚称此举与莱昂斯的案件毫不相干。她被迫卖掉了房子并找了一份给移居的农场工人子女做家教的活儿以谋生计。最终，莱昂斯获得15万美金的赔偿金，并获得了后来接手此案的检察官李・本特利（Lee Bentley）以个人名义所作的道歉[2]。但是，自从莱昂斯被第一次发现“有罪”以来，“宣告无罪”并没有使其恢复名誉。在被释放后的六年中，他未能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如今他只能在一个奥兰多的教会项目中做一项教育那些服刑人员子女的兼职工作。他所获得的报酬也就只一个月花销。

二、检察官不端行为的界定

“不端行为（misconduct）”，《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为“渎职行为，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关于检察官的不端行为，该词典进一步解释为“检察官不诚实或者企图通过欺诈或不道德手段说服法庭或陪审团的行为。”[3]据维基百科网（Wikipedia），被告人可以因检察官违反法律的行为而行使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序性抗辩权，因为检察官的行为属于“不当”或“不公正”的行为。这种抗辩事由包括检察官拒绝出示有利于辩方证据的指控，以及蓄意允许证人做虚假证言的指控。鉴于“检察官不端行为”已成为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而被描述为检察官违反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不端行为，美国律师协会与全美地区检察官协会于2010年4月10日要求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在审查检察官行为时，使用“错误”（error）而非“检察官不端行为”更能准确表述有关行为[4]。考虑到笔者所收集的相关素材主要是2010年以前的，本文仍以“检察官不端行为”展开论述，以确保意思表达的一致性。

戴维斯认为，美国关于检察官不端行为的著述已是汗牛充栋，这些不端行为种类繁多，包括[5]：（1）法庭上的不端行为（在陪审团面前做出不适当的或煽动性的评论；提出或企图提出不可采纳的、不适当的、煽动性的证据；对案件证据或事实向法庭或陪审团做出错误的概括；违反挑选陪审团成员规定；做出不适当的结案陈述）；（2）对物证处理不当（隐匿、毁灭、篡改证据、案卷材料或者法庭笔录）；（3）不开示无罪证据；（4）威胁、引诱证人或唆使证人作伪证；（5）使用虚假或者误导性证据；（6）骚扰或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表示成见、宿怨（包括选择性、报复性，后者例如拖延迅速审判）；（7）在大陪审团程序中行为不端等。也有学者将美国检察官的不端行为，称之为“公诉不端行为”，将其分为歧视性、报复性、公诉手段不端、法庭陈述不端等四种类型[6]。

尽管检察官不端行为的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笔者认为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一是不端行为通常指检察官故意实施的行为；二是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违反职业伦理或法庭规则所实施的不当或违法的行为；三是不端行为属于检察裁量权的滥用；四是不端行为往往侵犯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并导致审判不公，甚至错案。

三、检察官不端行为的后果

在美国司法体系中，检察官不端行为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今日美国报》的两名记者对莱昂斯错案展开调查发现，尽管绝大多数检察官不端行为案件是在圣地亚哥州、马萨诸塞州、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州等法院发现的，但这种检察官不端行为几乎各州都有。事实上，在数量惊人的死刑案件中也发现检察官不端行为，这种不端行为的比例为16%至19%[7]。数十年来，法官们曾发出检察官的不端行为正威胁宪法确立的公正审判原则的警告。国会曾于1997年通过了防止检察官滥用权力的法案。司法部道德监察处相关记录显示，该机构调查了日益增多的由法官受理和发现的有关检察官不端行为的投诉。2001年为42件，2009年为61件。该报告还认为，由于绝大多数被披露的检察官不端行为的案件是陪审团审理的案件（约占所有案件的5%），是因法官或辩护律师的细致审查而发现的，而绝大多数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案件，检察官不端行为及其导致的错案一直是个谜，而见诸报端的错案只是“冰山一角”[8]。

当然，检察官不端行为案件，比起被告人确实有罪的数百万件案件，确是凤毛麟角。不容否认，绝大多数检察官是遵守职业伦理的，他们艰难地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并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正如在任何一项职业中，都有害群之马。据无辜者运动（Innocence Project）披露，这个非营利性的诉讼团队通过DNA复检，77名因检察官不端行为被关押的无辜者中已经有33人被无罪释放。在这33人案件中，导致错判的主导原因是检察官隐瞒了无罪证据[9]。

在具体的案件中，检察官不端行为产生如下后果[10]：（1）使无罪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亚利桑那州，一名妇女因被指控实施了2000次银行盗窃而被监禁8年之久，因为检察官并未告诉她另一名妇女伪造她的签名在同一地区盗窃银行并已被。在华盛顿特区，2005年法院撤销了一起谋杀案，而两名“罪犯”为他们并未实施的谋杀罪已经服刑20年，造成这起错案的原因是检察官隐瞒了另两人实施谋杀犯罪的证据。《今日美国报》爆料，有47起案件被告人因检察官不端行为曝光而被免除刑罚或者被释放。（2）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或被从轻发落。在波多黎各，联邦法庭没有对抢劫杀人案被告人判处死刑，而是判处其终身监禁，原因是指控证据不足。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被指控向中国泄露秘密的被告人，由于检察官拒绝被告人的律师与关键证人――办理此案的联邦侦探谈话，而判处被告人缓刑。还有不少被告人，如犯罪和抢劫银行的被告人，因为他们的案件被“玷污”而被允许提前释放。（3）浪费了司法资源。司法部已经为被错误指控的被告人支付了将近53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些费用实际上要比那些因检察官不端行为而重走司法程序的案件花费更高，尽管这种程序可能要经过若干年，且实际费用难以计算。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一起案件，检察官用了四年的时间和经过三次庭审证实被告人犯了骗税罪，但在之后的上诉审中，法院以“证人向法庭撒谎时，检察官却保持沉默”为由撤销了此案。（4）影响司法公信力。毫无疑问，检察官的不端行为，尤其是故意的隐藏有罪证据而剥夺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行为，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13年，49岁的新奥尔良人汤普森（Thompson）曾被两次错判，其中一次是抢劫汽车，另一次是谋杀。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监狱服刑了18年，而其中14年是在等待死刑执行的过程中度过的。他的死刑执行令被先后下达了8次。当他的辩护律师发现那些被检察官隐匿了数年之久的无罪证据时，距他的死刑执行日期仅有几周时间。

四、检察官不端行为产生的原因

关于检察官不端行为产生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为追求胜诉而无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今日美国报》2010年的一份调查发现，法官、前任检察官爆料，在那些最糟糕的案件中，检察官为了胜诉而故意制造了“差错”。在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任职期间，担任检察官的索恩伯勒（Thornburgh）认为：“有一些行为失常的检察官，经常会受到个人野心和盲目自信的驱使。”

其次，检察官工作压力大，责任心不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名检察官审查14名犯罪嫌疑人；2009年，人均数上升至28人。尽管绝大多数案件是以辩诉交易方式结案，但这对检察官而言仍然是任务繁重，因为他们不仅仅要负责指控犯罪，还要监督指导侦查工作。

再次，权力专横，缺乏监督。美国基本上奉行公诉垄断主义，即公诉由检察官提起，其他人原则上无权分享这一重要权力。检察官在此阶段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立法与司法机关对公诉并无指导方针；若检察官决定不予，立法与司法机关即便感觉不可理喻，但通常仍无能为力。[1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非以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公民不受死罪或不名誉的宣告。”根据该条款，联邦检察官若没有陪审团制作的控告书，不得进行刑事检控。大陪审团旨在预防和限制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特别是权。但由于主要由普通社区成员组成的大陪审团成员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背景特别是证据法应用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检察官依赖性很大。理论上讲，如果大多数大陪审团成员认为证据不足，则可以驳回检察官的请求，但这类案件凤毛麟角，大约只占陪审团处理案件的3%-5%[12]。因此，实际上大陪审团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官的意愿。美国检察官的权力很少受到有效的监督。

最后，检察官的“流动性”。美国各级检察长、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都不是“职业化”的检察人员，而是“临时性”的检察人员。他们出于种种原因而仅把检察工作作为自己事业的某种“跳板”，这是美国检察官职业化的最大障碍[13]。美国检察官的流动性主要由其产生的方式决定，如联邦检察官（包括联邦检察总长）由总统任命产生，任期4年，是否连任取决于政党在总统大选中的胜负。地方检察官（包括州检察长）一般有本州公民直接选举产生[14]，任期为4年或2年。承担具体案件调查和的助理检察官则由检察官雇用，其去留基本上取决于雇用他的检察官是否连任。选举的方式有利于当地选民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有利于增强检察官对民众的责任感，但这种方式易使检察官成为政治官员。实际上，美国检察官职位往往被视为政治生涯的起点，这种属性使他们在工作中过多地考虑“竞选的需要”，以至于某些情况下采取不端的行为。任命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可以避免竞选活动的干扰，但这种方式使得检察官与行政长官关系密切，为行政干预检察官的日常工作开了方便之门。助理检察官的流动性则严重地影响了检察工作的职业化，也影响了执法工作的效率和连续性。

五、对检察官不端行为的惩戒

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检察官因其不端行为可以轻则受到纪律惩戒，重则受到司法追究。但事实上，实施不端行为的检察官很少被惩戒。

2010年，南加利福尼亚州“无辜者运动”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他们调查的600起存在检察官不端行为的案件中，只有大约1%的检察官受到了惩戒。而67名检察官在法院的不端行为记录都在一次以上，其中两人有五次不良记录[15]。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超党派组织――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于2003年完成了对检察官不端行为的为期三年的全面调查，发现自1970年以来，检察官不端行为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的案件中，只有44个案件的检察官面临惩戒的程序。

不少检察官的不端行为是犯罪行为。检察官明知证人撒谎而让他们出庭作证时，他们就是在教唆伪证。在全部的五十个州中，教唆伪证都是重罪。1999年，伊利诺斯州杜佩琪县（DuPage）出现了鲜有的对检察官不端行为的事例，三名前检察官、四名治安官助理因妨碍司法、教唆伪证等多种罪行受到和审判[16]。

对于因不端行为而极少受到处罚的事实，已经逐渐引起美国国内各界关注甚至不满。我们不妨从莱昂斯案件看各相关方面对检察官不端行为的看法：（1）当事检察官对自己的不端行为以及因此造成的错案不以为然，如负责莱昂斯案的检察官欣谢尔伍德被问及莱昂斯被宣告无罪时，他只是说“此事与我无关。”（2）当事检察官所在检察官办公室的则会做出“迅速而强硬的反映”，甚至避重就轻为检察官开脱责任，如欣谢尔伍德的前任主管保罗・佩雷斯（Paul Perez）认为欣谢尔伍德是“一个经验丰富但是非常懒散的检察官”，但他没有故意违反诉讼规则。（3）对于检察官所在的州律师协会，对投诉的调查一般要持续一年多时间，最后的处理往往不了了之[16]；（4）负责审查检察官不端行为的法官则与检察官办公室的说法大相径庭，如审查莱昂斯案件的普雷斯内尔法官发现承办该案的检察官不仅仅是未能将无罪证据提供给辩方，而且是“厚颜”地违抗法庭的命令；（5）被冤狱的被告人的反映是最强烈的，莱昂斯出狱后说“欣谢尔德应受到良心折磨或者进监狱”[17]。此外，从媒体上看，对于不端行为导致冤错案件的检察官很少受到处罚，知情者颇有微词，但是总体而言公众反映并不强烈。《芝加哥论坛报》曾对检察官不端行为系列报道后，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即便对于重罪案件，美国公众最终也希望法律得到公平的执行。抽样调查还意味着，公众对检察行为不端的愤怒的缺失，可能由于对检察官干什么、如何干缺乏了解。”[18]

为什么检察官很少受到惩戒更不必说遭到刑事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检察官的顺从，以及无害错误原则（harmless error），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通常的救济措施是撤销该刑事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存在大量的被告人有罪证据时不愿撤销定罪，表明它更重在保证确认定罪，而不是处罚犯错误的检察官。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原因是，最有可能了解案件实情尤其是检察官不端行为的辩护律师由于担心受到检察院的报复而极少投诉检察官[19]。

六、对检察官不端行为的救济

1、无辜者运动。美国的无辜者运动（Innocence Project）是为那些自称是无辜者的囚犯提供法律服务或者在案件调查方面提供帮助的民间非赢利性组织，主要致力于纠正无辜者被判有罪的案件。一般来说，无辜者运动是法学院内部设立的实践教学机构，或者是附属于法学院的机构，主要通过定罪后的DNA检验来冤狱。早在1983年詹姆斯・麦克罗斯奇（James McClosekey）就创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组织――百夫长事工（Centurion Ministries），其使命是帮助那些被无辜定罪的人获得自由、进而彻底消除无辜者被判有罪，这是第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无辜者运动[20]。但从无辜者运动网站主页以及维基百科网获知，一般认为无辜者运动创建于1992年，创始人为叶西瓦大学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的瑞・谢克（Barry Scheck）和彼得・纽弗德（Peter Neufeld）。自1989年至2011年12月9日，全美已经有311名重刑犯被洗冤，其中8人曾被判处死刑[21]。

2、通过案件复审救济。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于2003年对在1970年至2003年间有检察官不端行为的11452起案件的调查表明，法官以检察官不端行为为由对2012起案件分别作出了撤销案件、改变判决或减轻刑罚的决定[22]。

无辜者运动通过DNA重检对错判案件予以救济，事实上还必须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复审来实现。但是洗冤工程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多数案件并没有生物学证据样本或其他物证，有的因为时间太长而无法取得相关的DNA样本；另一方面是很多州缺乏明确的允许定罪后DNA复检的法案。但目前上述两个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如前美国总检察长吉姆・佩特罗（Jim Petro）就一直主张“应当获取所有被定罪者的DNA样本”，在他任职期间（2003年至2007年），俄亥俄州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CODIS增加了210，000份DNA图谱[23]。此外，1999年以前，只有纽约和伊利诺斯州有法案批准进行定罪后的DNA检验，到2002年底，全美超过一半的州都制定了类似的法案，美国宪法也正在考虑对某些情况下进行有罪判决后的DNA检验进行立法。

对检察官不端行为导致错案的救济毕竟是“亡羊补牢”的行为，对于如何制约和监督检察官的权力，尽可能地减少不端行为的发生，安吉娜・戴维斯提出检察职能的外部改革应包括[24]：一是强化伦理规则和律师惩戒程序，以及其他能够提高检察官的执法标准的方式；二是通过增加检察院的透明性、对公众进行检察职能教育，强化检察官的选举、任命程序；三是必要时颁布法律保障必要的改革举措得到实现。她的建议还包括“组织起来的法律人应设立检察审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审查申诉、并对检察决定进行随机审查，以防止不端行为以及专横决策”。

注释：

[1]See Brad Heath & Kevin McCoy， “ Prosecutors' conduct can tip justice scales”， on the website： ，2013年9月10日访问。

[16]同注[5]，第145页。

[17]同注[1]。

[18]同注[5]，第149页。

[19]同注[5]，第147页。

[20]刘品新：《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397页。

[21]参见网址：http：///wiki/Innocence_Project，2013年9月10日访问。

[22]参见网址：http：///wiki/Prosecutoial-misconduct#cite-note-3，2013年9月10日访问。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8

内容提要:"公众人物"一词在英语里由多种表达方式，如public men， public person，public figure，有时甚至用celebrity。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某人的名誉和隐私就岌岌可危。"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什么很难在法庭上得到保护？本文主要以美国的案例来探讨个中原因。"公众人物"至少有两大类：公共官员和社会名流。在诽谤和隐私诉讼中，只要法院认定原告属于"公众人物"，"时报－沙利文原则"就自动生效，原告就要证明对方的侵权行为是出于"实际恶意"，而这种证明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关键词：公众人物、公众利益

一、公共官员

Public official，我主张译为"公共官员"，以突出其由选民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性质，"政府公职人员"或"政府官员"尚不能显示这个词的政治含义。

英国近代的诽谤法也适用于美洲殖民地，最著名的案例是曾格案1，虽然曾格在汉密尔顿的帮助下胜诉，但是该案除了有限地引入真实性作为诽谤辩护理由之外2，对美国的司法没有太大的影响。美国独立后反而在1798年制定了《煽动法》3，对政府官员进行保护。在此以后，美国法院实际上更多地保护政府官员的名誉，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64年。

1964年的"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1964）4一举扭转了局面。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所谓的"时报－沙利文原则"(Times－Sullivan rule) 5：（1）联邦法律禁止官员因他的政务行为遭诽谤而获得补偿，除非（2）他能证明该诽谤是出于"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并且（3）证据必须是明白无误或令人信服的（convincing clarity or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实际恶意"指的是"明知是错误的或不管是否是错误的"6但是，正如大法官布莱克所说的，"‘实际恶意'，即使如法院所界定的那样，也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很难证明也很难反驳"7。要求原告证明"实际恶意"，以及证据必须明白无误或令人信服，实际上是给官员诉讼设置障碍，要他们知难而退。

"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最大的贡献在于，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来自新闻媒介和公众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是错误的甚至带有诽谤的成分。一旦诽谤诉讼的原告被界定为"公共官员"，他就受到该原则的限制，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原告如果是"私人"（private person），则不适用该原则，他（她）只要证明侵权者存在"疏忽"（negligence）即可。因此，原告身份的界定至关重要。

何谓"公共官员"？在"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中没有直接定义，但是在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书中有将近四十处（包括注释）提到"公共官员"，大法官布伦南、布莱克、道格拉斯和高德博格在论及"公共官员"时的关键表述有这么一些（包括他们的引述）：8

（1）"公开（讨论）对于公共利益是如此重要，对个人品质的损害是如此微不足道，这样的讨论应该享有特权......这种特权可延伸至诸多领域，包括公共事务、公众人物（public men）和公共职位的候选人。"

（2）"我们的国家选举了许多重要的官员；各州、各市、各县甚至许多选取也一样选举了许多重要的官员。这些官员以他们的职务行为向人民负责......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和公共官员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3）"政府不是抽象的，她由许多个人组成——对被管理者负责的管理者"， "如果政治评论因为损害作为公共官员的某个公共官员的名誉而需要附带责任，就不会有公民能够安全地就政府和官员发表任何意见，有的只是苍白的颂扬。"

四位大法官的论述已经描绘出"公共官员"的轮廓：经过选举或任命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官员。

大法官布伦南在"罗森布拉特诉贝尔案"（1966）中对"公共官员"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很显然......‘公共官员'的名称至少适用于那些在政府各层次中的雇员，或对于公众来说那些明显对政府事务负有实际职责或能控制政府事务的人。"9在该案中还确认了"公共官员"也应该包括担任公职时曾经行使过重大责权的前政府官员，以及因过去的职务行为而在当前受到指控的前政府官员。政治候选人（political candidates）也属于"公共官员"，联邦最高法院在"爱国者监视器公司诉罗伊案" (1971) 10中有较为明确的意见。

至此，由"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1964）所提出的"公共官员"概念在最高法院内基本得到界定。四个层次的人员符合"公共官员"11的标准：（1）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2）经任命的政府雇员（并不一定包括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指负有重要职责的管理者和决策者）；（3）前政府要员（曾经做出重大决策或行使过重大责权的官员）；（4）政治候选人；

这四种人如果要提起诽谤诉讼，法院就会启用"时报－沙利文原则"，要求原告证明对方具有明确无误的实际恶意。

问题在于，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要给"公共官员"设置"时报－沙利文原则"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布伦南在"纽约时报案"中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所写的裁决词，以及布莱克、高德博格、道格拉斯的意见清晰地表明，最高法院认定，当政府（官员）的利益与第一修正案所代表的言论自由权产生冲突时，前者要为后者让路。也就是说，保护第一修正案所代表的言论自由权是"时报－沙利文原则"的出发点，而言论和出版自由又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必要保证，因此，保护言论自由权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还是直接引用几位大法官的论述：12

（1）"对于公共事务的自由表达权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本法院的裁决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大法官布兰代斯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27)13 中发表了经典意见：

‘为我们赢得独立的先驱们相信......公开讨论是一种政治责任，这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所有人为设立的机构都隐藏着危险。他们认识到，秩序只有通过侵害会遭到惩罚这样的畏惧才能得到维持；因此，压制思想、希望和想象是有害的；恐惧催生压制，压制催生憎恨，憎恨危及稳定的政体；有机会自由讨论所遭受的冤屈并提出疗救的方法才是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正是认识到统治的主体会时常运用专制手段，他们才对宪法进行修正以确保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

（2）"我（布莱克，作者注）投票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是由于坚信宪法第一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不仅禁止各州利用权力补偿‘公共官员'就他们的政务行为所遭受的抨击，而且完全禁止各州运用这种权力。""我认为，我们应该更真诚地解释第一修正案，坚持一个原则，即至少要让人民和新闻媒介享有豁免权，以便自由地批评官员和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我所认为的第一修正案最起码的保证，就是要让任何人享有无条件的权利就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

（3）"在我（高德博格，作者注）看来，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赋予公民和新闻媒介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特权来批评政府行为，尽管过度利用和滥用此种特权可能会造成伤害。 ......

我认为，这样的批评不能因公共官员以诽谤的名义而由法院加以钳制或禁止。我们已经认识到，因政府而引起的诽谤诉讼在美国法理学中是没有生存余地的......如果对政府的诽谤在我们的宪法中没有生存余地要落到实处，那么对统治者政府行为的诽谤在我们的宪法中也同样没有生存的余地。

大法官布兰代斯说得好，‘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出于这样的理由，我坚信宪法应赋予公民和新闻媒介无条件的特权自由批评政府行为......"

这些论述所援用的资源就是洛克、密尔、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政治哲学，在"纽约时报案"的裁决书中（包括注释）也直接或间接引用了他们的论述，比如在谈到1798年《煽动法》时就引用了《杰斐逊选集》和《1798年弗吉尼亚决议》（麦迪逊），在注释中引用了密尔的《论自由》。虽然没有直接引述洛克的思想，但是关于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的讨论明显时洛克思想的引申。洛克认为，人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14正如大法官布莱克在本案意见中所说的，"但是我很怀疑一个国家能自由地生存下去，当她的人民因批评他们的政府、政府的行为以及政府官员而遭受身体和经济上的苦痛。‘因为，当政府官员通过任何手段免除对于选民所负的责任之时，代议制民主就不复存在，而这随时会发生，如果选民被以任何方式限制就公共政策或那些可能建议和实施这些政策的官员发表意见。'" 15 因此，他认为本案的判决理由应该更加注重对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以免新闻媒介的言论自由遭到破坏。不过，布伦南代表法院所发表的裁决意见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官员的个人权利和公民及新闻媒介的言论自由权分成了两个层次，本案中个人 的（名誉）权利至多只是阿拉巴马州诽谤法所保护的一项权利，而言论自由权却是一项联邦宪法权利，当两者产生冲突时，第一修正案应该适用于州的诽谤法则，宪法权利应该高于州一级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16在"罗森布拉特诉贝尔案"（1966）中，布莱克大法官更明确地指出，"能使言论和新闻媒介免于此种威胁（指诽谤诉讼威胁到了第一修正案权利，作者注）的唯一方法是，承认诽谤法损害了言论和新闻媒介，联邦和州法院应该按照宪法第一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予以禁止。"17

罗纳德德沃金说，"在所有民主制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把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置于如此非同寻常的地位，而联邦最高法院于1964年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重要判决是那一宪法保护制度中的中心成分。" 18因此 "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社会名流

"public figure"一词在我国常常被用来指称"公众人物"，但是在美国法院审理诽谤案时它特指非公共官员的社会知名人士，因此我倾向于把这个词译为"社会名流"。

自"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以后，联邦最高法院有一种把"时报－沙利文原则"扩大化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名流"是否适用该原则的裁决上。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及"美联社诉沃克案"（1967）19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两案中的原告属于"社会名流"。这两个案子最高法院时一起审理的，裁决意见也写在一起，但是在前一个案子中九名大法官意见分歧较大（裁决结果是5：4），而在后一个案子中意见统一（裁决结果是9：0），原因之一是，"柯蒂斯案"中的巴茨虽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体育主管，但是他受雇于一家私人机构（乔治亚运动协会），工资是由该机构提供的，因此不算"公共官员"。而沃克曾经是美国军队的军官，退役后一直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法官认定他"主动介入争端的漩涡"而且拥有很多政治追随者，因此"可以却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政治知名度"20，由于他当时的身份是平民，因此也不是"公共官员"，但是由于他的行为以及曾经是军队高官，因此他作为"社会名流"被看作与"公共官员"具有相近的身份，所以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决"时报－沙利文原则"适用于他。

由于最高法院认为他们俩都是"社会名流"，而沃克又被认为是具有准公共官员的身份，因此裁决结果公布之后，"时报－沙利文原则"扩大到适用于"社会名流"这类"公众人物"。首席大法官沃伦的意见为这种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21

"我认为，区分‘社会名流'和‘公共官员'并适用不同的标准，在法律、逻辑和第一修正案中没有根据。在这个国家中，政府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在许多情况下，传统的通过正式的政治机制所形成的政治决策，如今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理事会、委员会、专任委员会、社团和协会等机构来制定并实施，有些机构与政府仅存在松散的关系。这种职位与权力的融合在个人身上也同样存在，所以，许多目前没有公职的人员仍然与许多重要的公共决策有密切的联系，或者由于他们的名声，能使事件吸引社会的注意。

由此看来，很明显，虽然他们并未受到政治程序的约束，可是‘社会名流'像‘公共官员'一样，经常在社会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很显然，作为一个阶层，‘社会名流'和‘公共官员'一样很容易接触利用大众传媒，既可以影响政策又能够反击就他们的观点和行为所提出的批评。公民对他们的行为具有合法、合理的兴趣，只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和事件，新闻媒介就有自由对他们进行毫无拘束的讨论，这与针对‘公共官员'的自由讨论是同样重要的。他们不受政治秩序约束的事实只能更增强公众兴趣合法性的本质，因为那意味着，公众舆论也许是社会唯一能够利用的影响他们行为的武器。"

由此可见，"社会名流"之所以受"时报原则"的约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与"公共官员"相仿，而且许多"社会名流"实际上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因此对公共利益有实际的影响。既然如此，法院就有理由参照"公共官员"的标准来审理社会名流的诽谤案。

在"罗森布卢姆诉都会媒介公司案"（1971）22中，大法官布伦南、博格、布莱克曼更是认为"纽约时报原则"应该延伸至"所有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不管所涉及的是著名人士还是匿名人士。"23但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没有形成多数意见，因此布伦南等人在该案中的意见并没有实际影响。

也许是认识到过于扩大"时报原则"可能会损害个人的权利，所以在"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公司案"（1974）24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区分了何谓"私人"，何谓"社会名流，并且对"社会名流"进行了细分，从而确立了"全能的社会名流"（all purpose public figure）和"有限度的社会名流"（limited public figure）的原则。

代表最高法院撰写裁决书的大法官鲍威尔认为，当诽谤与第一修正案牵涉在一起的时候，有三个选择，一是扩展"纽约时报原则"；二是根据个人身份确立不同的标准；三是给予新闻媒介绝对的诽谤豁免权25。鲍威尔在裁决书中选择了第二种。

本案中的原告格茨是私人还是"社会名流"？鲍威尔认为，格茨虽然长期以来活跃于社区，并且出版过几本书，在法律圈子内小有名气，但是在社区中他并不享有盛名（general fame or notoriety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公民参与社区活动和职业活动就使他获得全能的社会名流的身份。"26所以格茨不是"社会名流"。要成为"社会名流"，他（她）要"占据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地位。更普遍地说，那些被界定为社会名流的人使自己投身公共争端的前沿，力图影响争端的解决。"27这样的人成为"全能的社会名流"；而有些人"自愿介入或是被卷入了某个公共争端，因此成了一定范围争端的社会名流。"28他们就是"有限度的社会名流"。从法院的裁决书来看，"全能的社会名流"几乎与"公共官员"一样，而"有限度的社会名流"虽然也要证明诽谤具有"实际的恶意"，但是法院可以根据灵活的原则具体判定原告属于自愿介入还是被动卷入，如果是自愿介入，则受到的保护少，而被动卷入则可能被纳入"私人"范畴，因而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如在"时代公司诉费尔斯通案"（1976）29中，费尔斯通夫人因与丈夫离婚而成为媒体广泛报道的对象，其丈夫的家族经营一家著名的企业。《时代》周刊在报道中称离婚的一个缘由是费尔斯通夫人有通奸行为，费尔斯通夫人提起诽谤诉讼，法院判决她胜诉，因为通过法院程序的离婚案并不属于"格茨案"中所说的"公共争端"，费尔斯通夫人是被卷入这一引人注目的离婚案的，因此她不是"社会名流"。

"格茨案"是"纽约时报案"以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该案对"社会名流"的范围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定：30 ① 仅仅出现在与某些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或诸报道有关的报纸上，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即"public figure"，本文译为"社会名流"，下同。作者注）； ② 社会、职业或行业范围内的名望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那些极为著名的以致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的人（如卡罗尔伯纳特或迈克尔杰克逊等）除外； ③ 被迫卷入公审（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审判）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 ④ 那些因诽谤受到指控者不能以其本人的行为使他们的受害者名声丢尽并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辩护理由； ⑤ 单纯申请、接受或受益于公立研究资助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 ⑥ 若想符合"格茨案"的使自己卷入公共争议问题或争论中心的标准，有关争议的问题或讨论必须是真正的辩论争执，其结果将明显地影响大众或大众的一部分。某人的行为须被明确地认为是吸引公众对那一争议问题或讨论的评论，如联邦在麦卡锡时代调查克格勃在美国活动的价值和行为； ⑦ 若想符合"格茨案"的利用媒介的权利标准，利用媒介须为常规和持续性的。

至此，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言论自由与诽谤的一系列原则，最终通过"格茨案"在言论自由与个人权利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所有这些原则都建立在一个标准上：公共利益。

三、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public interest，general interest，society's interest，social interest ，public good， public welfare， public concern， public importance这些词在最高法院上述的裁决书中都出现过，使用得最多的是public interest。但是public interest这个概念在所有上述得案件中都没有严格的界定，正如布伦南在"格茨案"中所说的，"公共利益必然是宽泛的，任何由于‘公共利益'（general or public interest）概念界线不清而可能导致的自我审查应该更加远离新闻出版者和广播公司，而更应对苛责（新闻界）疏忽所导致的错误的州法律进行审查。"31

但是，在上述这些案件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对"公共利益"的强调是随处可见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什么是"公共利益"。

在"时报案"中，布伦南指出，《纽约时报》上所刊登的那则广告不是一般的商业广告，"它传播了信息，传达了意见，表达了冤情，反抗了所称的压迫，并且为了一个社会运动而谋求财政支持，这个运动以及它的目标具有最高的公共利益。" 因此它应该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针对官员的批评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布伦南引用了法官埃德尔顿在"斯文尼诉帕特森案"中的意见说，"在此，公共利益远比上诉人或任何个人的利益重要。"32

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及"美联社诉沃克案"（1967）中，大法官哈伦指出，"我们把这两个案件放在一起来检视该判决（指纽约时报案，作者注）对并非由‘公共官员'而是由‘社会名流'提起的诽谤诉讼的影响，他们涉及的争端关乎公众正当且重要的利益" "我们被告知公众在教育中的利益是普遍的，特别是教育机构中的体育运动事务"33。

在"罗森布卢姆诉都会媒介公司案"（1971）中，布伦南指出，"如果某个问题涉及公共利益，它不可能因为仅仅涉及私人或那人并非自愿介入而变得微不足道"所以，他（她）没有理由因声誉受损而寻求补偿，除非能够满足"纽约时报原则"。34

"在"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公司案"（1974）中，鲍威尔从另一个方面谈到了"公共利益"。与布伦南相反，他不认为"公共利益"能成为私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理由，"而且这会增加州和联邦法官的难度来决定究竟哪些公开发表的（言论）表达了‘公共利益'，哪些没有——用大法官马歇尔的话说，来判断‘哪些信息与自我管理有关'。""用来决定‘纽约时报原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诽谤诉讼的‘公共利益'标准对这两种处于危机的价值（指个人名誉和公共利益，作者注）来说都是不充分的。"35在"时代周刊诉费尔斯通案"（1976）中，伦奎斯特大法官更明确地说，"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并非‘格茨案'中所指的‘公共争论'（public controversy），尽管富豪的婚姻困境可能会引起一部分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的兴趣（interest）。"36在这里，伦奎斯特巧妙地把"public interest"分拆为"reading public"和 "interest"，借以淡化"公共利益"的概念，因为他认为公众的利益很可能只是一些兴趣而已，伦奎斯特指出，"上诉人认为，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把费尔斯通离婚案界定为‘著名案例'（ cause celebre），这件事肯定是公共争端，而被告肯定是社会名流。但是这样做，上诉人就是想把‘公共争端'等同于公众感兴趣的所有争端。"37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公共利益"原则上意见也不统一。在"格茨案"中，鲍威尔有意要避开"公共利益"这个问题，他说"更好的办法是简化社会名流问题，把它纳入更有意义的情景中，来探究个人介入引发诽谤的具体争议的性质和程度。"在"格茨案"中， "他（格茨）并没有向新闻界谈论刑事或民事审判，报道中也没有这样的引述。所以它明显没有使自己投身这个公共争端，也没有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并企图改变其结果。"38私人既可能介入公共事务，也可能与公共事务无关或关系甚微，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公共利益"作为标准，也要考虑"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因而需要对所介入事件的性质进行判断，从而确定他（她）是否属于 "社会名流"，并根据介入的程度和方式（自愿还是被迫）确定是"全能的社会名流"还是"有限度的社会名流"。如果介入的事件或争议被认为是"公共争端"（public controversy）则私人也要适用"纽约时报原则"，如果介入的程度很深且是主动介入并想影响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他（她）就与"公共官员"相仿；如果介入的程度不深或是被迫卷入的，还有可能被还原为"私人"。

四、公众人物的隐私

在隐私权概念进入现代法学之前，隐私问题一直是被当作诽谤来看待的，随着隐私权概念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个人隐私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直到今天在西方一些国家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在美国，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

隐私权概念的产生与新闻业的发达关系密切，在标志着隐私权概念形成的著名文章《论隐私权》39中，沃伦和布兰代斯指出"新闻界在每个方面都越过了得体礼仪的界线。流言蜚语不再是无聊和低下的谈资，而成为厚颜无耻并极力追逐的一种交易。为了满足色欲，报纸上充斥着各种性关系的细节......通过侵入他的隐私，使他遭受身心痛苦......" 40但是，新闻媒介传统上又是代表公众进行报道的，如果涉及隐私的报道与"公共利益"有关，新闻媒介是否可以免责？沃伦和布兰代斯明确指出：41

1、隐私权并不禁止公开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实。在决定这条原则适用的范围时，应以类推的方法，以诽谤法为依据，从有关享有评论公共事务特权的案例中获得帮助。

2、隐私权并不禁止传播在本质上是私人的事务，如果它是在诽谤法授以特权的情况下公开的话。在这一原则下，属于下述情况的公开发表不被视为侵犯隐私权，在法庭、议会或这些机构的下属委员会；市政会议......以及（至少在许多范围内）对这些事项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应给予特权。

由于《论隐私权》这篇文章在法学界影响巨大，而且布兰代斯本人在1916年至1939年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沃伦和布兰代斯的意见对最高法院应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由于对隐私权的保护是从诽谤法中引申出来的，诽谤法的原则也部分适用。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援用了审理诽谤案时所确立的"公共利益"原则和"纽约时报原则"，这在"时代公司诉希尔案"（1967）42中有充分的反映。

"公共利益"在"时代公司诉希尔案"中与"有新闻价值的报道"（reports of newsworthy）联系在了一起，布伦南大法官代表法院说，"特别相关的是，上诉法院清晰地认定，在对有新闻价值的人和事件的报道中，真实性在诉讼中是充分的辩护理由。该法院的意见指出，‘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人和事件的报道是出于公共利益，因此应该得到保护。'"43他进一步指出，保证言论和新闻界自由评论公共事务对健康的政府非常重要，"每个人只要随手拿起一份报纸或杂志就能领会许多进入公众视野的个人事务，私人和公共官员都一样。以不同程度使自己暴露在他人之前是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个把言论和出版自由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中，这种暴露的危险是很平常的。"44因此，"纽约时报原则"适用于该案。既然新闻价值能够成为辩护要素，那么法官是否会决定新闻价值的标准？"按照普通法上的新闻价值辩护，媒介在公布真实的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宜上受到保护。总的来说，法院在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时听从媒介的意见。司法机关在此的座右铭大概是，‘如果媒介公布它，它肯定是新闻'。根据唐R彭伯和小德怀特L蒂特两位教授所言，这种方法主要有两个长处。第一，它提供广泛的表达自由，及第二，它很容易掌握，因为法官不必起社会监察官的作用，以便决定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新闻。"45如此说来，新闻媒介在诽谤和隐私诉讼中是"新闻价值"（也即"公共利益"）标准的实际制订者，就是说，新闻媒介只要报道了个人隐私，该报道就自然代表了"公共利益"或具有"新闻价值"，新闻媒介就可以免责。

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在审理隐私侵权时所使用的标准与审理诽谤案几乎一样，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也很难在最高法院里获得有效保护。

注释：

1 、曾格于1734年在《纽约周报》上撰文抨击英国驻纽约总督科斯比，引起诽谤诉讼。

2 、关于普通法中的诽谤法，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the greater the truth ，the greater the libel"。

3 、"the Sedition Act of 1798"。这个法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引用过，并在1801年失效。

4 、"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1960年3月29日，一个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当局把一些黑人学生锁在一所学校的饭厅里，指责"南方违法者"曾袭击马丁路德金德家等恶行。蒙哥马利市公共事务专员沙利文认为"南方违法者"指的是他，因此提起诽谤诉讼。地方法院裁决沙利文胜诉，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确认了裁决，《纽约时报》被罚款50万美元。《纽约时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64年3月9日做出终审裁决。最高法院认为沙利文是政府官员，应当接受人民的自由评议，改判《纽约时报》胜诉。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的裁决书参见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 by T. Barton Carter， Marc A. Franklin ，Jay. B. Wright.---6th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94。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5 、参见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大法官布伦南（Justice Brennan）代表最高法院所作的陈述。该原则也可以叫做"时报原则"或"纽约时报原则"，以下正文中出现不同表述不再一一注明。

6 、"that is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as false or 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 ." 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

7 、参见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大法官布莱克的补充意见。

8 、参见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

9 、Rosenblatt v. Baer，383 U.S.75 ，1 Med.L.Rptr.1558(1966).参见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 by T. Barton Carter， Marc A. Franklin ，Jay. B. Wright.---6th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94。

10 、Monitor Patriot Co.v.Roy，401 U.S. 295（1971），参见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omas L. Tedford. McGraw-Hill，Inc.1985.p122。

11 、美国《反贿赂法》（Federal Anti-Bribery Act，18 .U.S.C. Section 201.法案全文参见lawmall.com）中由对公共官员有具体界定，可以作为参考。

12 、参见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

13 、Whitney v. California，274 U.S.357，375-376(1927).

14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

15 、参见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

16 、参见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17、参见Rosenblatt v. Baer，383 U.S.75 ，1 Med.L.Rptr.1558(1966).

18 、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19 、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 and Associated Press v.Walker，388 U.S.130，1 Med.L.Rptr.1568(1967)。

20 、参见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 and Associated Press v.Walker，388 U.S.130，1 Med.L.Rptr.1568(1967)

21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 by T. Barton Carter， Marc A. Franklin ，Jay. B. Wright.---6th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94. p112-113.

22 、Rosenbloom v. Metromedia ， Inc. 403 U.S.29，1 Med.L.Rptr.1597(1971).

23 、同上注。

24 、Gertz v. Robert Welch ， Inc.418 U.S.423，94 S.Ct.2997，41 L.Ed.2d 789，1 Med.L.Rptr.1633(1974).格茨是一名律师，受雇于一个被警察杀害的家庭作为辩护律师。他受到《美国人意见》杂志的攻击，该杂志指责是"列宁主义分子""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并捏造案情陷害那位警察。格茨提起诽谤诉讼。

25 、参见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 by T. Barton Carter， Marc A. Franklin ，Jay. B. Wright.---6th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94.p119.

26、参见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p126.

27 、同上注，p122－123。

28 、同上注，p126。

29 、Time Inc. v. Firestone 424 U.S.488，1 Med.L.Rptr.1665(1976).

30 、T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

31 、Gertz v. Robert Welch ， Inc.418 U.S.423 (1974)中布伦南的意见，裁决书全文参见bc.edu。

32 、参见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

33 、参见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 and Associated Press v.Walker，388 U.S.130 (1967)。裁决书全文参见bc.edu

34 、Rosenbloom v. Metromedia ， Inc. 403 U.S.29，1 Med.L.Rptr.1597(1971).

35 、参见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p123.

36 、Time Inc. v. Firestone 424 U.S.488 (1976)。该案的裁决书参见nyls.edu。

37 、同上注。

38 、参见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ourth Estate: the Law of mass media.p126.

39 、"The Right to Privacy"，Warren and Brandei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IV December 15，1890 No.5.全文参见lawrence.edu.

40 、同上注。

41 、同上注。

42 、Time Inc.v.Hill，385 U.S.374(1967).最高法院裁决书参见law.umkc.edu。

43、同上注。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9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我们能否把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诉法同中国民诉法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这一理论问题是笔者经过多年的中外民诉法比较研究，包括出国考察和学习邓小平理论，才逐渐明确的。

由于研究生教学的需要，笔者从1983年至今一直承担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外国民诉法和比较民诉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一开始笔者讲授外国民诉法时目的性不太明确，只是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将其作为外国法的一般知识来讲，很少考虑各国民诉法之间有什么共同规律。至于我国民诉法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诉法有无可比性的问题，则根本没有想过。因为，那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诉法是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法院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与此相反，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诉法，则是反映资产阶级法官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他们只能追求案件的“形式真实”，并把这两者的对立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民诉法与资本主义国家民诉法的根本区别。后来，从1986年12月到1989 年7月，笔者以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教授的身份去日本，实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到日本各地调查过法院审判的情况，还曾在东京地方法院民事部第31部，专门用两个半月的时间跟班考察日本法官办案的实际情况；利用日本收集各国法律信息快和比较法研究特别发达的有利条件，大量收集和阅读了有关外国民诉法特别是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民诉立法和研究资料；积极参加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与日本民诉法学界著名学者面对面地学术交流，获益匪浅。

刚到日本不久，应日本民诉法学会东京地区支部的邀请，在该支部例行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先后两次做了题为《中国调解制度》和《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报告。第一次在讲了中国调解制度后，与会学者对我国的作法很感兴趣，发言热烈。（注：关于中国调解制度的学术报告，登载在日本《法学家》杂志1987年5月第885号上：《中国调解（调停）制度》。至于关于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报告则未在日本法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第二次关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报告，正面地阐述了我国法院如何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情况。按照日本学术研讨会的惯例，笔者讲了一小时之后，为与会者留出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提出质问。当天与会学者对此次报告不像前一次那么热烈，他们对我国法院为了追求案件客观真实而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限制的制度、对中国法院到底在诉讼中是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提了很多质疑。特别是那天主持研讨会的日本著名民诉法学者、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先生在会议快结束时，对笔者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白先生，追求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的理念，但民事诉讼并不是哲学”。对这句话的意思，当时笔者并未完全明白。因此，以后笔者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进行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法院为什么只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作出形式真实的判决？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作出判断这一诉讼法律行为与哲学上的一般认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通过实地考察，笔者了解到，日本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程序，根据当事人对其诉讼标的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权性质不同分为审理通常民事诉讼案件的通常诉讼程序和审理家庭婚姻案件的家事审判程序，并且针对不同程序设置不同的一审法院。因此，笔者分别对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家庭法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由于所审理的案件性质不同其审理原则有很大差异。

东京地方法院是日本最大的一所地方法院，管辖东京市1，200 万人口，受理刑事和通常民事诉讼案件。该法院共有156 名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大体为3名法官组成一个部而分为38个部， 除不审理案件的法官外，每个法官平均一年审理200件左右的通常民事诉讼案件。 日本的地方法院原则上采用独任制，只有对复杂的或简易法院的上诉案件才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所谓通常民事诉讼案件，是指除家庭婚姻案件外，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除法律明文禁止外）可以自由处分的案件。在日本，不论是适用独任制还是合议制审理通常民事案件，法官都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并且法律明文规定，法院就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制或独任制法庭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审判机关，不准对当事人未主张的事项作出判决。（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拙译《民事诉讼法》（新版），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186条；日本国会1996年通过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46条， 日本法曹会出版社，《新旧民事诉讼法及其规则条文对照》，第138页。 ）具体开庭审判的过程是，先由原告陈述其请求及理由事实，然后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明确表示三种态度：承认即自认、否认和不知，其中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而陈述的“不知”推定为否认，由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定的争点即证明的对象。如果被告否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存在的事实，则原告负有该事实存在的证明责任；如果被告不仅否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存在的事实，而且以新的抗辩事实主张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变更或消灭，则应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委托诉讼人进行诉讼，只限于对询问证人和对当事人作为证人询问时，由双方律师之间交叉询问，然后法官再询问；如果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没有委托律师诉讼，则法官直接发问，不采用交叉询问的方法。假如出现有胜诉可能的当事人，由于没有举证而可能败诉时，法官即要指挥当事人举证或限期当事人提出或申请某方面的证据，这是法官在程序上的指挥权，叫做阐明权。（注：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如果经法官的指挥和引导，当事人仍不提出证据或申请有关证据是由于当事人没有辩论能力时，法院可以裁定禁止当事人辩论，另委派律师替他诉讼和辩论。（注：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55条对欠缺辩论能力者的措施。）但是，法官判断事实和证据，只能根据民诉法强制规范裁判行为的原则，对双方当事人所争执的有关事实和问题，按照当事人证明所形成的心证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对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可以向高等法院直至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上述审理的原则就是日本民诉法典所规定的基本诉讼原则，它既是通常民事诉讼框架构成的基本原则，也是证据和证明的基本法理。这些原则与其他西方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并无二致。不过，日本和德国的民诉法没有像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那样专门设置当事人之间在开庭审理之前确定争点和收集证据的审前准备阶段，而是通过在开庭审理阶段用双方陈述的辩论方法来确定。所以，在德国和日本民诉法学上把这种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当事人主义审理原则叫做辩论主义。

但是，日本家庭法院审理家庭婚姻案件，则不采用通常民事诉讼程序及其原则，而是按照日本家事审判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判。 根据1947年颁布的日本家事审判法第9条规定，所谓家事案件是指日本民法典第四编亲属和第五编继承这两编所规定的，大约60多种有关家庭和亲属之间的民事案件，其中包括夫妻和亲子关系的案件、死亡宣告或确定无主财产以及确定监护人等非讼案件、家庭和亲属之间继承遗产有关的案件等。（注：《岩波判例基本六法》《家事审判法》第9条， 岩波书店1998年版，第1053页；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23—127页，1984年。）由于家庭婚姻案件涉及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家庭成员的利益，因此家庭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采用简便的程序，尽量用调停方法解决纠纷。调停不成，才由独任制法官在一名司法参与员参加下，以裁定方式作出裁判。司法参与员是只向法官提出审理意见而无裁决权的一般民间人士。在家事案件中，除有的如死亡宣告等不能调停的案件外，凡是日本家事审判法第9条第1款规定的乙类能调停的案件，都先进行调停，采用强制调停的调停前置主义。（注：日本家事审判法第11条关于职权调停的规定。）日本民事诉讼中和家事审判中的调停与诉讼上的和解，本质上都是双方当事人以新的协议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自主解决纠纷的方法。但调停与和解在程序法上存在区别。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随时可以和解，但根据《日本民事调停法》的规定或《日本家事审判法》有关调停的规定，不论是对通常民事案件的调停还是对家事案件的调停，一般由一名法官和二名民间调停委员组成的调停委员会居中调停，以当事人自愿达成调停协议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注：《岩波判例基本六法》第1051页《民事调停法》第5条关于调停机关的规定， 岩波书店1998年版；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73页《日本民事调停法》第5条和该书第131 页《日本家事审判法》第22条。）如果调停不成，则家事案件自动转入家事审判程序，即申请调停时就视为申请法官审判。由于家庭婚姻案件与通常民事诉讼案件的性质不同，因此家庭法院原则上不采用或限制适用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原则，即法官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的限制，而是依职权收集证据和调查与案件有关的事项。（注：《日本家事审判法》第17条规定，对家事审判准用非讼案件程序。《日本非讼案件程序法》第11条规定，法院以职权调查事实，并认为必要时调查证据；该法第13条规定，法庭询问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但法院认为必要，可以允许有关人旁听。《日本非讼案件程序法》请看《岩波判例基本六法》第169页至第977页；中国政法大学民诉法教研室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36页至第140页，1984年。）但是，为了保证家庭婚姻案件的公正审判，一般是由调查官调查后向法官汇报，而是否采纳所调查的事实，则由法官自己决定。笔者去东京家庭法院调查时发现，该法院处理家事案件的法官只有12名，而调查官却达50名之多。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日本家庭法院对审理涉及社会和家庭利益的案件是何等的重视调查有关事实并对之加以慎重的处理。这一事实反过来又说明，日本法院对通常民事诉讼案件之所以只对当事人争执的有关事实和问题作出判断，并不是因为法官反对发现客观真实，而是受当事人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的制约的结果。东京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分为四个科室，分别负责调查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对当事人进行心理调整、对有关事项作出医学或心理诊断以及负责家事审判的执行等项工作。调查官是从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及医学专业的人员中经过考试录用的。他们是属于法院的一般职员。由于日本家庭法院审理家庭婚姻案件不采用公开审判及辩论主义等通常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所以，日本把家庭法院的审理程序叫做家事“审判”程序，以此与通常民事诉讼程序加以区别。当事人对家庭法院的审判不服，可以向管辖通常民事诉讼上诉案件的当地高等法院上诉，即在日本只有管辖一审家事案件的专门的家庭法院。

经过上述实地调查，使笔者认识到日本法院审理通常民事诉讼案件须受当事人处分权的制约和限制，作出所谓形式真实的判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符合法律制度归根结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我们过去批判西方国家法院作出“形式真实”的判决为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但是，我国民诉法为什么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案件，非要采用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完全对立的、法院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的限制而作出“客观真实”的判决呢？尽管在日本考察期间笔者经常思索这个问题，但未能得到解决就回国了。回国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姓“资”或“社”的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一讲话，使笔者认识到，比较研究各国民诉法必须着眼于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并进而明确了如下几点：

第一，我国民诉法之所以采取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诉法不同的诉讼原则，要求法院作出“客观真实的判决”，并非哲学上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分歧，而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的诉讼观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2页。）西方国家民诉中所谓“不可知论”的“形式真实”之判决所体现的诉讼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生活关系的反映。那么，我国民诉法要求法院作出“客观真实”判决的诉讼原则所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呢？我国建国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全面学习和照搬了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国家行政权力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各种社会生活关系也相应地被纳入国家直接管理和控制的体系里，都以服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关系表现出来，根本没有公民或当事人之间自由平等的生产和交换的权利义务环境，因而国家即政府机关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结果必然导致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形成权力本位的格局。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原则和证据制度，也就必然是以国家权力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职权主义的诉讼制度，而当事人实际上是被审查的对象，是诉讼的客体。我们要适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就必须改革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并且要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诉讼观念和思维定势。

第二，对民事诉讼及其证据制度，必须从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理论高度来审视其结构和基本法理。要区分法院在诉讼中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判断与一般科学家或专家研究事物并发现真理的非法律行为的个人行为的认识论。一般地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事物的直接调查研究，亲自去探寻和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二是作为第三者，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陈述，对双方所争执的事实站在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上作出判断。例如，医生亲自对病人进行诊察之后，作出该病人患何种疾病的诊断，医生的这种判断就是属于前一种判断；而在医生和患者（或病人家属）之间发生医疗事故的诉讼时，法官在法庭上听取双方主张和陈述之后，对医生有无过失所作出的判断，则属于后一种判断。在审判这起医疗事故案件时，法官既不是医学专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而只能是以普通人的常识和心证作出判断。如果我们要求法官的判断像科学家一样去认识事物、发现真理，一是办不到，二是必然使诉讼完全依靠法官，同时也就无法规范法官的裁判行为，结果法官就由第三者的中立立场的审判行为即诉讼法律行为变成为法官一个人包揽一切的行政行为，这样做是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对民诉法的要求的。

第三，我们借鉴外国经验，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并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特别是我们曾经犯过照搬前苏联经验的错误，因此强调不能盲目地照搬外国经验，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凡是中国没有的就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可以从日本实现民诉法现代化和法治化的经验中得到一点启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保留其传统的东西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他国经验，完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以及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意识，都是我们东方文化传统中所最缺乏的东西，但是要搞市场经济则非学习西方国家这一套不可。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这些传统就不学习。相反，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各国民事诉讼的普遍的基本规律当作“舶来品”认真学习和研究，绝不能浅尝辄止。当然，即使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的东西，也还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日本人既学习外国的经验又保留自己的传统并有所创新的精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如上所述，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出国考察，笔者深深地感到，要转变传统的诉讼观念，比较民诉法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在翻译出版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新版）的《译者前言》中，在拙著《美国民事诉讼法》一书《导论》和该书去年再版时所写的《再版序言》中，一再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和目的。（注：拙译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新版）《译者前言》第1页至第24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拙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初版《导论》， 第1页至第2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7月版；《美国民事诉讼法》再版《再版序言》第1页至第1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笔者认为只有扩大视野，通过对各国民诉法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跳出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特别是证据理论的框框，转变传统观念，才能担当起民诉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二、揭示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共同规律的方法论问题

如上所述，比较民诉法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共同规律及其一般规律是什么。如果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国都没有什么民事诉讼的共性可言，那么寻找中外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我们对像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这样差异很大的民诉法的比较研究，不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作出一般性回答，而且要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原理，揭示共性的方法论，后者对比较研究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笔者找到对各国民诉法进行比较研究的特殊方法，是受到日本著名民诉法学者三月章先生在谈到对美国民诉法与德国民诉法进行比较时应当把法国民诉法作为比较研究的“中间项”的启示，（注：三月章著：《民事诉讼法研究》第2卷第300页，1987年，日本有斐阁。）即首先比较研究同属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民诉法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诉法，弄清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诉法是如何从法国自由放任的当事人主义发展成为法院依职权指挥和运作的职权进行主义的。（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拙译《民事诉讼法》（新版），法律出版社1995年3 月版，第68页。）在此基础上，再把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民诉法的代表性法律文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比较。这样就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共同特点。对上述比较方法，笔者的体会是，解开两大法系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之谜的钥匙，在于首先应比较同属大陆法系的各国的民诉法，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上弄清楚到底大陆法系各国民诉法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

因此，笔者首先潜心对法国民诉法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诉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众所周知，1806年的法国民诉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第一部民事诉讼成文法典，它开创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民事诉讼的先河，确立了司法独立、审判公开、当事人处分权主义、自由心证等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是，法国制定民诉法典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当时在欧洲大陆各国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私权诉权说，即把民事诉讼视为双方当事人委托法院裁判的一种契约行为，所以该法典从诉讼程序到诉讼实体内容的规定，完全贯穿着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倾向。（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拙译《民事诉讼法》（新版）第68页注《在历史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交错》，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到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制定或修改的奥地利、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根据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公权诉权说，认为诉讼是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的公权行为，因而克服了法国民事诉讼中自由放任的彻底当事人主义倾向，强调民事诉的公权性质，从而加强了法院在诉讼中指挥运作的职权作用。德国等国家的这些改革使民事诉讼既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又符合民事诉讼本身内在的规律。

通过对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诉法与法国民诉法进行比较，除看到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典完全从民法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严谨的民诉法科学体系外，笔者还弄清了以下两点：

第一，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从理论上区分了诉讼的程序问题和诉讼的实体问题，克服了法国民诉法在审前阶段法院不介入，当事人之间放任自流的倾向，在诉讼程序运作上采取了职权进行主义。凡是与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的处分权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如起诉状是否合法、当事人有无资格、有无管辖权、诉讼是否成立、指挥和引导当事人举证及决定期日等，都被视为诉讼程序问题，从诉讼一开始到终了，法院不用等当事人申请或抗辩就可依职权进行审查或决定，并且取消了双方当事人之间运作的审前准备程序，这就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德国等国家把在诉讼程序领域里法院依职权指挥运作诉讼的这一原则，叫做职权进行主义。在德国等国家的民诉法学理论上，为了区分法院依职权指挥运作诉讼程序的职权主义与法院依职权收集和调查事实与证据的职权主义，把前者叫做职权进行主义，而把后者叫做职权探知主义。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0

述职官员冒汗

“温州电视台直播年终述职，官员满头大汗”，这条电视新闻只有短短3分50秒，可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却让全国的观众都知道了这件新鲜事。

2012年底，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国际厅内，“互学互比”活动现场，在两天内27家上台汇报的单位负责人都必须在12分钟内完成发言。

这场“电视大考”的“考官”，是温州市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县市区分管领导、专家学者、媒体和群众代表。据了解，台下打分的听众包括来自各领域、各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0人；包括中央、省级、地方在内的媒体代表10名。

“为保持评委打分公平公正，每次考核的‘群众评委’都在变化，且临时随机选定，只提前半个月告之他们（考官），打分后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取平均。”作为打分专家，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蒋儒标告诉记者，这个汇报会有其固定的操作程序，以市属部门为例，先是由各部门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未来规划进行阐述，紧接着就是“考官”对其进行打分。

记者了解到，这场考试的得分占部门一把手年度考核的40%，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有个部门的规定工作没有完成，一把手会从正县级被降为副县级。”蒋儒标指出，这些结果都会在当地报纸上公开。

事实上，温州在电视上直播官员述职，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具体操作方式，却在不断进行调整。温州首次电视直播官员述职是在2005年7月，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一次全体会议上，发改委主任、财政局局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交通局局长等4位“一把手”进行了述职演说。当时温州电视台和温州新闻网对这次述职进行了直播。在更早的2003年，温州就进行过一次干部就职演说电视直播。

到2010年，这项工作有了“升级版”。温州市委考绩办决定，全程在温州电视台、温州人民广播电台、温州网同步直播当地多家单位的一把手年终述职。参加述职电视直播的有27家单位。温州市委考绩办市直单位督察考核处处长林生豹表示，选择这27家单位直播，主要因为它们和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为紧密。

林生豹说，这是要给全市老百姓一个交代：政府部门拿着老百姓给的工资，到底为老百姓干了什么活儿。

2010年，每个“一把手”的述职时间为15分钟；从2011年开始，这个时间被压缩到12分钟。这宝贵的12分钟，主要让这些领导讲三方面的内容：今年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完成去年的计划；明年的计划是什么；能向老百姓承诺些什么。“老百姓不喜欢空的东西，喜欢实实在在的内容”，如果陈述时间太短，也表明该单位的工作没有成效，对明年的计划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温州直播本市各部门一把手的年终述职，这种方式值得赞赏。中共中央政治局刚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专门说到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切实改进文风。温州的这种方式，可以让这些部门的“一把手”在述职时讲短话、讲重点，不讲套话、空话。

新华网舆情中心总监段赛民认为，一个干部会不会说，不能反映综合能力的全部，但是干部敢说，能够把工作情况在公众场合说出来，就是对能力的客观反映。没有做事，口才再好也没有用。老百姓关注官员的年终总结，关注的不止是口才，而是一年来为国家和百姓做了哪些事儿。

述职一定要讲问题

除了述职，今年“考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彪的现场点评。

2012年的年终陈述，温州市委考绩办规定，“一把手”一定要讲问题。

记者在温州网上看到了所有述职的视频。12月20日考核当天，温州市城管与执法局局长李世斌第6个上场应考，“城管与执法局按照年初作出的承诺，全市共完成拆违2588万平方米。”几分钟后，李世斌的发言结束了，而等待他的却是辛辣的点评。

市委书记陈德荣在点评城市管理与执法局时首先肯定了其工作成效，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仍然存在的城市环境问题。

陈德荣说：“如果城市规划者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如此以往，温州不愁不美丽。”而现实中，温州的城市环境问题依然很严峻。他说：“我经常使用举目四望这个词，选取温州城市的任意一点，进行360°的环望，到处都是烂疤烂疮，破损的人行道、残疾树、破房子、违章建筑……还是那句老话，外地人，没来温州的想来，来了的很失望。考出去的大学生都不愿意回来，人才缺失是温州永远的痛！”

市领导毫不客气的点评，加上眼前的200多位考官和现场直播的形式，让原本胸有成竹的李世斌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除了对于城管与执法局，其他部门也难逃书记和市长的“尖锐点评”。在水利局局长述职结束后，针对水利发展不足的问题，市长陈金彪点评：“今年水利的发展大投入，实际上是多年落后的一次蛙跳，是补历史的欠账，所以我们不能跳一下就停下来，而是要连续跳，跳得更高、跳得更远。”

在温州市环保局局长郑建海述职结束后，陈金彪在现场说：“环境保护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各位市民的共同维护。要确保明年所有的污水、垃圾收纳工程全部开工，消除塘河黑臭。到时候，希望建海同志（市环保局局长）是自愿下河游泳，而不是被逼下塘河。要在塘河清澈的水里畅游！”

面对这种尖锐的点评，电视镜头中就出现了一位述职的领导干部一边发言一边擦着头上豆大的汗珠，网友们纷纷猜测：电视直播述职这么紧张吗？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感觉压力很大？

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温州市考绩办副主任木力也谈到了被网络热转的这组“流汗”镜头：“流汗的这位领导，是温州市金融办主任，他今年工作的努力和成效，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他是温州金改的新闻发言人，大家都知道他做了哪些工作，他也很辛苦。我想，上电视直播紧张是难免的，流汗只是一个表象，并不能就这样说他工作不足。”

期盼“人大问政”

政绩如何？既靠上级的肯定，更要看群众的监督评价。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的政绩如何，一般是不用对老百姓汇报的，只向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述职即可。述职时走“上层路线”的最大弊端在于，造成了评定某位官员的工作业绩、执政能力、党性修养、道德水准等决定权过于集中在上级部门甚至某一位“上级领导”的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对于群众意见便不管不顾。

“过去官员述职基本上面向本单位职工，现在转向社会述职，有网络也有广播电视直播。”段赛民认为，中央强调转文风改会风，上下遥相呼应，对于干部的任用考核，如何接受监督，工作中重视民意和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起到好的作用。

无疑，直播述职，是对官员气质、素养、风度乃至个人魅力等全方位的综合检验。要想在有限的直播时间里，有精彩的亮相，充分展现自己的思维能力、写作水平、口才等这些官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对于习惯于在台上照本宣科地作报告的官员，是一个痛苦的“转身”。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教授则认为，政务公开是一个系统工程，老百姓有能力监督，并且需要更多的信息公开和的公开。仅仅把年终总结的过程直播，事实上起不到政务公开、让老百姓监督的目的。因此，这套东西有作秀之嫌，老百姓也不会有太多兴趣。

对于王天定的说法，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的看法却并不认同。他说：“虽然缺少了官员从当选到施政过程的全部公开，但这一步是公开透明行权的一种尝试。有胜于无，秀一把也比根本不触动要强。至少看上去很美。”

“直播年终述职就是要刺激很多官员改变文风。如果说，官员在官场内的讲话，我们称为官体，治疗官体遇到了民风必将头破血流，让这些人在民风面前现眼献丑，以使官病尽早得以治疗。官体和官话最好的大夫就是民风和公众。”王旭明说，“我们在看到官员们述职时冒汗的同时，还希望他们在履职时多流汗，更积极主动地倾听民意。”

“最重要的问责的主语是在幕后的，就是当地的主要领导。因此，它本质上仍然是上级机关、上级领导对下级的考核或问责。”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直言，这种电视问政的形式，需要很高的成本投入，因此，我们要将其制度化。通过人大进行常态化的问责，借由电视媒体，实时地把它传播开来，这可能是未来电视问政的一种比较常态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