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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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研究区域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环境下生长。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南部为平原。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16—20℃之间，7月平均气温28.6℃，1月平均气温10.5℃，年均日照时数1700—1980h，全年无霜期长达326d。年均降水量达900—2100mm，平均湿度77%。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6个县（市、区），总面积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1（表示“强烈反对”）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参考Proshansky[4]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historicalidentity）、现实认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认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为认同（behavioralidentity）。调查小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3个地点随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1。受访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来居民（53.22%）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51.46%和48.54%）。受访者中以18—6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92.68%），所从事职业以工人（23.39%）、学生（15.20%）及企事业职工（24.56%）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0.17%、22.22%和27.19%，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54.67%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进行数据汇总并利用SPSS17.0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问卷信度与效度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30—0.80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10—0.60之间[18]。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0.664，KMO统计量为0.65，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变量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为一般，3.5—5之间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2.80—3.90之间。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3个维度上的总体得分分别为2.85、2.80和3.25，认可程度一般。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其4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5,001—10,000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年龄的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P=0.042）、现实认同维度（P=0.009）及情感认同维度（P=0.004）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P<0.05），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P=0.005）和行为认同维度（P=0.002）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P=0.164）和现实认同维度（P=0.224）上差异不显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1）差异极显著（P<0.01），在情感认同维度（P=0.02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412）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0）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P=0.01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087）上差异不显著。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3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SPSS17.0相关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4），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3结论与讨论

3.1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3个层次：人口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同3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1）。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而影响其消费倾向。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3.2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研究方法及内容对比为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相关研究方法，以更好地促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笔者参考相关文献将国内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加以分类整理（表5）。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概括来讲，在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运用的主要方法有问卷调查及访谈法、结构方程模型及评价模型、生态足迹方法等。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开发与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居民态度之间的关系、遗产地资源多功能性价值评价、生态足迹及生态补偿等。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及技术成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取长补短，从而促进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篇2

说来深感惭愧，筷箸为我国古老的发明，至今已有4000年悠久历史，中国也是世界上一切用筷习俗的母国，但从没有听说中国举办过国际箸文化研讨会，却让日本捷足先登。想到此，人家三顾寒舍，如果再不接受邀请，实在有点不尽人情了，于是我只好克服年老多病的困难应邀出席论坛。但浦谷所长不放心，他说：“你是中国箸文化专家，藏筷第一人，如果国际箸文化论坛没有中国代表也就失去了国际意义。”于是浦谷先生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要我签约，于是我欣然签名盖章，保证准时飞赴东京。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的第二部分讲题是《中国古筷的发展与鉴赏》。当我简单扼要地说了古筷的起源、发展、典故后，因时间关系，话题一转即出示了我从上海带去的唐代鎏金银箸、宋代绿松石箸、明代镶银象牙箸及清代蒙族、满族和藏族珊瑚七星刀筷等五六件。说着说着台下的日本听众和各国代表坐不住了，三五成群先后离开座位，纷纷拥到我的讲台边，有的拍照，有的不客气把我的藏品拿在手上仔细欣赏，还有的向我提出各种筷箸问题。

篇3

（一）顶层设计存在短板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国家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国家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学术氛围逐渐缺失，将制约公共文化馆（站）事业的更大发展。公共文化馆（站）领域缺乏开展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公共文化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走势、存在问题以及典型经验等缺乏常态化调研机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国家层面没有权威性核心刊物，缺少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学术阵地。没能造就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高端理论研究人才队伍，以提升文化馆事业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气质，成为制约文化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大短板。

（四）从业人员心理准备不够充分

当下公共文化领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公共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这种转型，对文化馆（站）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政策环境还尚未发育成熟，基础性资源配置还没到位，文化体制改革刚开始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给文化馆（站）的职能发挥和工作开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迅速扩大。

（五）传统工作方式亟待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切实改变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意识。过去所习惯的以阵地活动、馆舍服务为主的活动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功能发挥和服务面向的巨大障碍。公共文化对文化馆（站）发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发展转型，从闭门办馆到把门打开，从固定馆舍服务向社会扩展的方向迈进，这是对文化馆（站）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馆（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务领域要从“点”调整为“面”，在服务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众”而转变为面向“大众”，形成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社会发展提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地调整应对

（一）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已从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到文化服务对象的参与缺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社会结构正在失衡，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守人员中老人、妇女是目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负责农业生产劳动和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和繁重任务，享受文化服务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相对缺乏，传统建设模式、集中活动方式，难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农村分散居住、相距遥远的地理环境，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和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无法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二）城市社区人口不断“膨大化”

当前城乡的变化深度交织，传统欠账和新增问题不断迭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担负压力在逐渐加剧。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发式增长，过去由农村担负的文化发展压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相对农村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文化功能和作用还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近年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极不平衡，特别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领跑社区文化建设标准和发展走势。总体上来说，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区比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建设和发展压力。

（三）新城市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人口的流动不断加速，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新的城市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随着新城市群体的出现,对制度设计、公共服务模式、文化权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城市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财富，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却被长期边缘化。新城市群体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被广泛纳入保障范围，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这是未来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关键、最紧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发展规划上，具体措施上加以研究和应对，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馆（站）服务功能要从“关注脚下”向“服务天下”强力转型

（一）要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阵地服务标准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面对海量的公众需求，文化馆（站）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固定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内设环境，推动设施设备的升级换代。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固定化、规模化、标准化、阵地化作用。切实将阵地建设成为区域协调“联络点”、规划统筹“大本营”、指导服务“中心站”、人才资源“信息库”。要加强阵地化建设和服务，在公众“进得来”、“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阵地建设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乐园。二是流动服务常态化。转变服务方式是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主题，要将单一的阵地服务转变为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点状布局与面的结构相一致、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流动文化服务应该成为当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吸引觉悟高、技能强、有专长的社会骨干力量参与文化传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流动文化服务，需要科学拟定规划，编制活动项目，配置优势团队，有计划、有目的、常态化地开展流动。

（二）要优化服务内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品种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定位与当下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础阶段。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创新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优化配置结构、拓展服务领域、增加产品要素。在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上要采取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产品输送样式；在载体上要开展多种门类培训活动，积极储备社会文化活动人才，满足公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在容量上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档次，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建立数字化传输和体验平台，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传输方式，充分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设需要。

四．加快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建设的提档升级

文化创新发展是优胜劣汰的加速器。面对当下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种种任务，文化馆（站）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起跳，以补齐由于社会发展所牵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时代进步所留下的建设短板。

（一）加强学术引领

理论建设是加强文化馆（站）建设的引路航标。理论建设滞后，学术氛围淡漠己成为制约文化馆（站）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科建设缺失，使公共文化专业人才正规化培养通道阻塞，人才建设缺乏机制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升级版”，是传统文化方式向现代社会文化服务理念转型的着力点，在这历史当口，对文化馆（站）自身建设和服务功能需要切实有效的科学引领。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理论品格、强化科研水平、增强学术氛围、构建科研队伍，是推进公共文化馆（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二）强化政策制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彰显政府对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关键。从制度设计上，公共文化馆（站）是承担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载体，其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都需要政策措施来调控和推动，政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事业发展、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产品供给和经费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

（三）完善层级示范

虽然我国文化馆（站）均是按照层级设置，但业务建设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质性的工作衔接和机制保障。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工作的有效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标准明确、科学有序、操作性强的层级业务示范体系，在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各层级文化馆（站）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各自职能。通过业务指导、样板示范、交流学习，形成一套运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带动机制，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发展和业务建设的规范性、有序性发展。（四）开展馆际交流开展文化馆（站）馆际交流，促进相互往来，推动彼此借鉴吸收，不仅增进友谊，更重要的是对发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开展馆际交流是文化馆（站）事业健康发展不可惑缺的一种有效载体。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通过交流学习，交换彼此的建设经验，借鉴对方的创新模式，分享发展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成果，使之成为取长补短，规避风险，提速发展的倍增器。

（五）努力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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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称与均衡的造型美

花戏楼的建筑中体现了对称与均衡的造型美：一座简单而又古朴的三层牌坊架势结构组成了亳州花戏楼的大门，楼顶的琉璃塔与位于钟楼中部的“参天地”处于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从中轴线向两边展开来是完全对称的砖塑；牌坊的左右两侧是对称的钟楼，钟楼与大门又以拱门相承，大门两侧分别立有一个铁旗杆，这也是花戏楼三绝中的第一绝.从花戏楼的正面看去山门、铁旗杆、钟楼以及楼顶的砖塑都体现了建筑中对称美的法则.

1.2比例与稳定的结构美

亳州花戏楼建筑不仅具有对称的造型美，同样也体现了一种稳定的结构美.亳州花戏楼整体采用木构体系建筑，结构适应性强，上下层又能相互独立，楼上楼下互不影响，这在其它木构体系中是没有的.花戏楼下层梁柱选用上好的木材保证有足够的强度支撑整个戏台，上层穿坊的应用也增加了整个建筑的稳定性，梁柱间运用雕刻精美的撑拱既起到了支撑作用也增强了装饰效果.这种注重稳定性的观念在花戏楼的木雕艺术中也有体现，而且在注重稳定性的同时更是将比例的结构美发挥到了极致.例如4,戏台精美木雕中人物、动物、植物等等都是按一定比例对现实事物进行描绘.

1.3对比调和的色彩美

亳州花戏楼通体施彩，其彩绘艺术不仅吸收了传统彩绘雕刻与绘画完美结合的精髓，还对木雕彩绘艺术有所发展和创新.花戏楼的建筑彩绘可以与皇家园林的和玺彩画与旋子彩画相媲美，画面浓厚富丽，但又比皇家彩绘艳丽脱俗，色彩搭配大胆，和谐统一.如图5,除彩画雕刻的人物、动物、高山流水，还在画面的最低空白处绘有与故事情节相呼应的景色如蓝天、白云、碧水清波、高深峡谷、娇艳桃花等，用来增添木雕的层次感和神秘感，咫尺之间给人千里之势、虚无相生的无限境界.施以彩绘的木雕，颜色上注重协调，暗与亮的对比，冷与暖的融合都映衬着整个画面和谐的景象，无不透露出独特的色彩美。

1.4精雕细琢的装饰美

亳州花戏楼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既符合徽派建筑的风格特点，也涵盖了古典儒家、道家伦理道德精神风貌的文化特征.它将建筑中的极简和极繁、古朴和华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花戏楼古拙朴素的砖雕艺术、精巧极致的木雕艺术.

1.4.1古朴的砖雕艺术安徽砖雕历史悠久、雕刻精致、独具一格、名闻中外.亳州花戏楼的砖雕艺术可谓是徽州砖雕中的佼佼者，题材多是反映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亳州花戏楼砖雕创作的构思和构图分前景、中景和远景，雕刻一般采用高浮雕和镂空雕，“一块方不盈尺的砖面上，可以透雕出几个层次，砖面的布局常常如整幅立轴和手卷的画法那样严谨”.亳州花戏楼砖雕多为人物透雕，构图尤其复杂.皖南地区的砖雕普遍都是三透或者四透，而亳州花戏楼的砖雕最多可达七透，这在砖雕艺术中是极为罕见的.如图6，第一层是镂空雕刻的；第二层是圆雕雕刻侃侃而谈的轿夫，人物雕刻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第三层是轿夫后面镂空雕法的官轿；官轿后面抽烟袋的轿夫以及轿夫旁边的灌木丛是砖雕的第四层；第五层是后面中景的植物、院落前的桌椅、院落大门；第六层是后景院中的树木直到最后一层的正堂大门一共是七透，整副砖雕布局合理、疏密有序、人物传神、雕工细腻.。亳州花戏楼内容虽多取材戏文故事，但工匠们更追求意象表达，以意象为前提,运用装饰手法将生活的愿望、理想与自然中所表现的物象进行主观再造.依照美学法则对各种物象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进行高度的提炼、夸张、修饰，充分利用雕刻艺术及制材加以表现，风格古朴细腻，雅致精巧，有极强的装饰性，呈现出亳州花戏楼砖雕的独特艺术魅力，给人以古朴的艺术享受.

1.4.2华丽的木雕艺术亳州花戏楼木雕工艺分为大木透雕和普通的木雕工艺，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大木透雕.人物形象雕刻的栩栩如生，搭配高超的彩绘技术，既表现了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雕刻工匠拥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徽派砖雕木雕将戏文故事中的情节表达发挥到了极致，将戏台的建筑装饰和演出功能相结合，增加了亳州花戏楼的装饰性和娱乐性.木雕有“八仙图”、“长坂坡”、“铁拐李焚身”等12副作品，花戏楼的每幅木雕形式感都很强，人物惟妙惟肖其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雕刻技巧无不让人惊叹.如图7，作品《长坂坡》，雕塑有3层，共雕刻人物达23人、战马13匹均属于镂空雕刻.作品中赵子龙左手持红缨长枪右手握金虹宝剑怀中抱有阿斗双目炯炯有神，木雕故事人物形象突出、夸张传神、造型复杂且具有写实性，让观之人如同身处战场.

2结语

篇5

1.1利用写意方法来彰显意象之美。

中国的意象油画倡导的是神韵以及意境，早期的美学理论认为，在优化中融入写实元素无法达到油画真正的创作高度，有些是神韵以及意境的高度，实际上，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形的创作来传达神韵。意象油画与写实油画不同之处在于，意象油画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真实的展现出客观事物，而是利用情感来传达意象。中国用神来之笔来表达油画中的神韵。某意象油画创作者认为，油画创作不能完全地倡导干净利索，有些时候“拖泥带水”反而会更有意境。其理论观点应用在意象油画的创作中非常合适，以中国意象油画独特的“泼墨”手法为例，这种创作手法借鉴了我国书法作品，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强调干净利索，而是自然随意的进行创作，使之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象之美。

1.2意象油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画。

当代的意象油画造型主要是以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追求更加客观实际。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家齐白石曾经概述过意象油画的造型即：似与不似之间。意象油画的造型创作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情感，之后对客观景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情感来想象而不受客观景物自身特点的限制，无论选择使用哪种造型，只要将创作者全部的感情体现出来即可。我国某些一项画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比如留白的处理，大量留白给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水墨画中就有将留白看作墨来使用，虽然有些意象油画借鉴了西方色彩等元素，但是骨子里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

1.3色彩是意象油画的灵魂。

色彩作为油画的“特定”媒介，可以唤起人们各种情绪，从而表达主观的情感。在色彩的使用上，只有主观地积极地创造，才能表达出特定的精神内涵。画家要想运用好色彩，就必须对色彩有个人的形象的独特的感受，有个人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够形象地表达自我感情。西方传统的油画是运用光色原理再现物象的真实色彩感觉，强调追求“真实美”。如中国绘画中的竹，一般用墨来画，有时可以用朱砂来画。中国绘画意在强调表达心中的意志和情感，而实际事物的色彩并不重要，要的是事物色彩所能表达的内涵。

2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2.1气韵之美。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魅力不言而喻，我国的意象油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能够体现出诗歌的魅力，其中典型的就是气韵之美，这是我国意象油画创作的标准，也是我国意象油画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我国的艺术创作一追求气韵之美，很多古代大家都以以形写神来当作创作标准，此外，还有些绘画大家，将以形写神的理念延伸为气韵生动，由此我国的意象油画的创作也逐渐将这一理念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大师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解读，融入了当时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审美观，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意象油画的绘画理念始终都是将心与物的有效结合，即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油画这一绘画形式，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早已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想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油画中重要的一种，意象油画一直以来都是以气韵之美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利用多种创作手法将客观物象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这种神韵即包括外在的相似，也可以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精神风貌。意象油画的创作虽然来自于现实物象，但是在形体上却不受具体物象的限制，创作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打破原有物象的创作模式，可以融入创作者的感情，进而体现出意象油画的气韵之美。中国意象油画创作大家中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完全能够体现出气韵之美，他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利用形来传达神，给予一种浑然天成之感。

2.2意境之美。

这是意象油画所具有的另一诗意魅力，意境之美是意象油画的内在之美，任何一位意象油画的创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美感，就必须在作品的意境上花费精力。我国传统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看作意境，创作者利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就是各种常用的移情手法，中国意象油画所追求的意境之美，体现的是大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营造意境上，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强调的是理性，其意境的营造上重点都放在对对象细致入微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中国意象油画创作者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相连，创作者在作画时就好似在写一首诗歌，强调的是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理性的传达。

2.3意象油画的诗境之美。

篇6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是通过对幼儿这一群体生命与成长的关注来实现诠释现实中的教育品格；在培养精神层面的发展以及深化文化内涵的同时，提出发展与创新文化的可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创新，优势与目标更多的蕴藏在幼儿这一群体中，中华文化启蒙教育融汇了中华节日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中华艺术与游戏文化启蒙教育、中华礼仪与民俗文化启蒙教育、中华人物与发明创造文化启蒙教育等多种形式与类型的教育领域。

（一）丰富中华文化的课程资源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开展传统文化启蒙教育，有着其他教育模式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也能够为保护和传承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找到更适合的途径和新生力量。我国传统文化只有依靠民族、社会和家庭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断延续、代代相传。将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课程设计环节，从不同领域丰富幼儿日常的学习氛围，为幼儿成长增添更多的活力与动力，作为受教育者既可体验中华文化教育层面的意义，又为自身的成长发展吸收多元化的文化气息。

（二）促进幼儿民族情感的形成

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往往存在误解，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一套，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让孩子花时间和传统文化接触有些落伍，不如把时间精力花在学习外语等方面更务实。对传统文化的误解造成了目前幼儿教育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出现了偏差和缺憾。其实，中华文化中乐观辩证地看待周围事物的哲学思想，对于教育孩子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正确看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民间谚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与目前的知识时代提倡的终生学习观、换位思考、坚守诚信等不谋而合。传统文化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开阔幼儿的眼界，同时培养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的情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引导幼儿切实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二、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道德感形成的影响

幼儿的道德情感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经过不断地社会实践逐步产生发展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对一些行为产生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感受，从而认识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尝试着采用一些道德方式去接触周围环境，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道德结构。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展开，进一步为幼儿提供了道德情感体验的社会性刺激，使幼儿在成长中获得具体的情感感知，使得个体道德要求与社会道德要求一致，丰富与提升幼儿的道德情感。

（一）丰富幼儿民族道德情感认知

中华文化在华夏民族传承发展中，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气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象征性，通过认识雄浑奔放的黄河，了解北方的中原文化；认识清奇秀丽的长江，了解南方的楚文化；认识广阔的大草原，了解西部的游牧文化。同时，幼儿对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等有着较强的好奇心，可借此来进行道德感教育，符合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特点。传统作品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幼儿来说，贴近生活，更贴近他们自身的道德需求，使幼儿在领略中华文化的同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幼儿在成长中拥有自身的道德情感经历。根据幼儿道德发展水平与特点，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知识以容易被幼儿理解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提升幼儿对道德知识的获取。在成人的道德评价和各种榜样作用的影响下，幼儿自身的民族道德情感逐步形成，对于道德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从初步区分好坏的标准开始的。从最初只有同情感与怕羞等道德情感的萌芽，到集体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的掌握，是幼儿道德情感认知结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要素在幼儿成长经历中的渗透，对于幼儿道德认识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以传统道德精神的存在影响幼儿民族道德认知的形成。

（二）帮助幼儿民族道德感行为的养成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可以培养和熏陶人们的社会规范行为，也可以理解成对良好社会行为培养的影响。改善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在家庭生活环境日益优越的情况下，幼儿与家长、伙伴交流的话语越来越少；独生子女家庭中幼儿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缺乏与他人分享、关心他人、主动去服务他人的意识。以上现象中的幼儿社会行为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孔融让梨》的古典故事、《三字经》中“父子恩、夫妇从。兄刚友，弟刚恭，长幼序，友与明，君则敬，匡则忠，此十义，人所同”等都体现了文化精神中的友爱与谦让、忠孝思想，有助于提前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相关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懂得相关的礼仪，尊敬父母，更易于其认识如何表达关爱，最终帮助幼儿逐步养成关爱他人与生活的良好行为。同时，在现实生活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观念中，从幼儿阶段着手进行感恩教育的想法较少，从而导致幼儿只知索取不懂回报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让幼儿学会尊敬老人、体谅父母、为家庭分忧解难，培养幼儿感恩意识并实现幼儿感恩行为的强化。

（三）促使幼儿民族道德情感提升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不仅能使幼儿获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念，还能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伴随道德观念所带来的愉悦情感。可通过情感环境提高自身的情感素质，实现民族情感的培养与表达。在新年吃年夜饭、拜年、走亲访友中，幼儿能感受到亲友邻里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家庭生活的和谐安定，从而学会处理与父母长辈间的关系，实现与他人的情感对话与表达。在团圆的人伦精神影响下，体验节日中的真实情感，在意识到被爱的同时，学会如何更好的爱他人。

三、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理智感形成的影响

（一）激发幼儿民族智慧潜能

引导幼儿开展古诗吟诵、童谣吟唱、绕口令、歇后语活动，进行创编儿童诗、顺口溜、相声，听成语故事、说成语活动，感受语言产生的魅力，对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开发幼儿智慧有重要作用，以不同的视听效果及传统文化气息感染幼儿的艺术表现力，激发幼儿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对传统艺术好奇与热爱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与模仿好玩的情节，开阔眼界，同时领略中华民族地方特色语言的丰富化，并根据自身兴趣深层次接触这些文化，产生对家乡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并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关民间艺术的发展历史与价值，从语言、思维及艺术方面实现智慧的发展。民间游戏同样蕴含着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资源，有利于幼儿体能、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游戏成为幼儿快乐成长的关键内容，为幼儿提供更充沛的探寻机会，为幼儿智慧的拓展提供更多的条件。例如，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中，幼儿借助游戏去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道德认知，了解危险及安全的常识，已达到提升自身机敏灵活、判断能力的目标。

（二）促使幼儿民族理智感行为的养成

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因为环境与游戏的需要，幼儿会一起制作相关民俗事物。在端午节时，幼儿可通过参与包粽子、品尝粽子、做粽子形状的艺术品，去体验传统节日活动的丰富性。在此过程中，幼儿需要仔细倾听，观看教师操作时的动作，并在自己操作时锻炼动作的灵活协调性。这一过程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具有较强的兴趣性、游戏性，使其顺利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操作认知活动。通过融入活动并体验活动的乐趣，充分利用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实现理智行为的养成。幼儿在认知基础上实现自己理智思维活动的形成，再协调动作综合完成活动的进行。更多的传统民俗活动倡导尊老爱幼、惩恶扬善、文明礼貌等传统美德，同时会体现人们对祥和乐利等方面的美好的愿望。在中华节日启蒙教育实施过程中，成人积极的情感态度对幼儿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同时促进幼儿的认知活动。幼儿在学习与接触过程中，不但认识中华文化，而且满足理智情感方面的需要，诱发探究与学习热情。

四、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认同感形成的影响

（一）促使幼儿形成民族归属感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根据年龄分期使幼儿体验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为幼儿自身创新与创作思维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源泉。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融入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可使幼儿充分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特色。可以丰富幼儿园园本课程，注入代表本地域鲜明特征的传统文化色彩，通过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幼儿教育领域的文化发展空间，实现幼儿群体的文化交流、传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以启蒙教育的形式传承传统文化，目的在于拒绝文化的中断与消失，通过优秀文化的渗透和有目的的创作实践实现传承。例如在幼儿认知自己民族的艺术作品时，通过动手制作简单的作品、展览与点评作品来增强民族意识，深刻感受自我创作所蕴含的民族情意。

（二）帮助幼儿增强民族使命感

中华文化中的审美教育培养人们欣赏美的能力，提升审美创造力，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营造美的世界、生活及作品。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创新是更高意义的能力与精神，可以充分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已有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创造思维运用到各种活动中，实现创新实践与创新思维的结合，对于幼儿心智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使他们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去完善自身的成长，为民族发展增添创新的元素与思维，从而逐步培养对国家、社会及自身的责任意识，了解作为中华民族一员所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三）促使幼儿体验民族自豪感

不同民族在交流互动时，通过对语言、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异同程度的观察、比较会形成不同程度不同意义的认同，进一步形成了民族自我意识。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各民族会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形成自己固有的特征，形成容易辨别的民族属性，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而内化为民族的象征、民族个性。幼儿正是在逐步感知民族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意识及民族自豪感。将生活与艺术结合起来，并把民族文化象征深化为自我创造的资源，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使幼儿主动认识并选择民族文化中感兴趣的方面，围绕兴趣点去进行探究与创新，从实际操作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体验参与过程的真实性与趣味性，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五、结语

篇7

论文摘要我国化学除草存在问题是农田杂草群落演替加快,难治杂草危害加大了化学除草工作难度,除草剂的选择、复配、使用时期等造成了除草剂药害发生频繁,长残留除草剂危害严重以及除草剂喷洒器械落后。建议加强农药和药械的使用与管理、除草剂使用技术研究和普及，加强长残留除草剂科学使用和管理、加强施药器械的研制、生产、管理和使用技术的研究。除草剂产品开发要适合北方各方面条件，重视除草剂的安全性，促进我国化学除草的发展。

1除草剂药害问题及对策

1.1使用不合理

由于误用、滥用、混用不当、使用过量的除草剂、不适时施药造成药害等；使用长残留除草剂造成残留药害；施药器械和田间喷洒作业不标准、喷雾器械清洗不彻底、飘移等造成药害；使用假劣除草剂造成药害；经销商、厂家误导造成药害等。

1.2对策

严格执行除草剂注册登记、田间药效试验、除草剂田间药效试验安全性评价等制度。农业生产需要除草剂安全性评价必须全面和准确，要特别注意在不良环境条件下的试验，苗前除草剂要进行不同土壤有机质、质地、pH值、低温高湿、拱土期施药、混土施药等试验；苗后除草剂要进行高温低湿、低温高湿、最好有2d低于10℃的气温试验、喷液量试验；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和品种试验；加不同类型的喷雾助剂及剂量试验。要特别重视长残效除草剂对后茬敏感作物安全性评价试验，改进施药技术避免或减轻药害；对安全性差的除草剂不予登记注册，加大对伪劣除草剂的查处力度，大力普及除草剂使用技术等。

2除草剂混用和混配制剂的问题及对策

2.1除草剂混用和混配制剂的问题

（1）除草剂混配和混配制剂安全性问题严重。除草剂混配和混配制剂重视成本、忽视安全性和药效，一些混配不合理，已给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2）除草剂混配和混配制剂药效差的问题。除草剂混配与混配制剂不合理，大豆田比较突出。一般有3种情况：一是混配后药效差；二是由于增效作用而造成药害；三是不能与当地条件、杂草种类相匹配。

2.2对策

除草剂的混用及混配制剂的开发首先应考虑安全性，应特别重视对后茬作物的安全性，长残留除草剂应严格限制使用或淘汰。除草剂混配制剂的开发应对安全性、药效、可混性、混配比例及使用技术做认真、详细的试验研究，特别是安全性试验，应对不同质地、有机质含量、不同施药时期、喷液量、温度、湿度、加喷雾助剂及对后茬作物安全性等进行研究。

3长残留除草剂使用现状、问题及对策

3.1长残留除草剂剂使用现状

2004年我国长残留除草剂农田使用面积近1733.3万公顷，占农田化学除草总面积的30%。主要长残效除草剂品种有莠去津、甲磺隆、氯磺隆、咪唑乙烟酸、氟磺胺草醚、氯嘧磺隆、异噁草松、唑嘧磺草胺、西玛津、胺苯磺隆、甲氧咪草烟、二氯喹啉酸等。长残留除草剂使用面积最大的是我国北方，其中大豆使用长残留除草剂占首位，使用面积占我国北方大豆化学除草面积的50%，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等地，近10年来在大豆、小麦、油菜田多年连续使用长残除留草剂，占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

3.2长残留除草剂带来的问题

长残留除草剂的优点是除草效果好、杀草谱宽、用药量少、使用方便、用药成本低；其缺点是在土壤中残留时间长，一般可达2～3年，长的可达4年以上，在连作或轮作农田中使用极易造成后茬作物药害、减产，甚至绝产。长残留除草剂对后茬作物的药害连年发生，日趋严重，已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并严重影响了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

（1）种植比例不合理。我国北方农村种植规模大，尤其是大豆的面积较大，而大豆又多采用长残效除草剂，由此造成多种作物倒茬轮作，特别是近年来种植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多数经济作物对苗前的长残效除草剂敏感而造成药害，大大限制了用户对除草剂和后茬作物种植的选择机会。

（2）短期行为。农村土地无准确的技术档案，由于近期内土地转包较多，在使用除草剂时多数采取短期行为，不考虑轮作倒茬问题，使用长残效除草剂。

（3）施药机械落后，农艺性能差。施药机械尚无使用技术规范可遵循，除草剂重喷、漏喷严重，小四轮带喷雾机多数压力不足，无搅拌装置；喷嘴型号不对，苗后喷水量过大，同型号喷嘴间流量差异大，有的差1～2倍。

（4）农民文化水平低。有的农民看不懂除草剂说明书，缺少对除草剂使用技术的培训，对除草剂使用技术掌握得少或不懂，不合理使用除草剂，甚至乱用除草剂，只顾眼前，不管长远。

（5）受自然条件限制。如高温、干旱、大风等影响，未能改进施药技术。选用除草剂及除草剂混用或混配制剂不合理，药效差就盲目增加除草剂用量。

3.3对策

（1）调整除草剂品种结构。鉴于我国除草剂生产发展迅速、供过于求的现状，调整除草剂品种结构时机已经成熟，应对有替代品种的长残留除草剂进行淘汰；对无替代品种的长残留除草剂划区限制使用范围、用量和次数。

（2）加强管理和研究。加强对长残留除草剂登记管理和使用技术的研究、试验示范，加强使用技术研究，使用标准的喷药机械和按喷药机械使用技术规范施药，推广植物油型除草剂喷雾助剂，降低用药量。依法使用长残留除草剂。除草剂生产者要认真进行长残留除草剂登记试验，规范标签和使用说明书，详细说明种植敏感作物的间隔期。使用者要改进使用技术，作好土地技术档案记载。

（3）加强化学除草使用技术的普及与提高。

4喷雾器械存在问题及对策

4.1喷雾器械质量问题严重

除草剂要通过喷药机械来实现除草效果，喷雾机械的性能至关重要。我国北方目前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民装备了与小四轮配套的小型喷杆式喷雾机，其中农民自己制造的占相当比例，多数压力不足，喷嘴质量差，达不到喷洒除草剂的农艺要求。还有相当一部分使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这些手动喷雾器结构简单、价格底廉、材质差、易损坏、压力低、跑冒滴漏严重、农艺性能差，不适合喷洒除草剂。

大型喷杆式喷雾机仅在黑龙江、新疆等垦区使用，而且多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国外引进和仿造，机型落后，设备老化。

4.2喷洒技术落后

2002年我国已完成喷雾器械使用技术规范的制定，至今未曾公布实施，喷洒除草剂处于无章可循状态。除机械外，在技术上还存在整地质量差、对水量过大过小、行走快慢、喷洒不均、压力不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4.3对策

（1）喷雾器械要像农药一样立法，依法注册管理，以保证喷雾器械质量，淘汰质量差的或自制喷雾器械及配件。（2）喷雾器械的落后严重影响了化学除草的发展，国家应加快引进和研制适于国情的新喷雾器械，并给予喷雾器械财政补贴。

（3）尽早公布实施喷雾器械使用技术规范，使喷洒除草剂有章可循。大力推广喷雾器械使用技术规范，提高施药水平。喷杆式喷雾器械重点淘汰国产喷嘴、过滤器，更换进口喷嘴和过滤器，推广快速组装喷头体、喷雾器雾滴均匀度测试板。

5难治杂草种类问题与对策

5.1难治杂草种类及问题

由于忽视机械灭草措施、不合理耕作轮作、不合理使用除草剂等原因，农田杂草种类减少，难治杂草增多，主要在多年使用除草剂的大田作物，如大豆田鸭跖草、刺儿菜、大刺儿菜、问荆、苣荬菜等；水稻田匐茎剪股颖、稻李氏禾、扁秆藨草、日本藨草、藨草、慈姑、空心莲子菜、双穗雀稗等；麦田鸭跖草、刺儿菜、大刺儿菜、问荆、苣荬菜、播娘蒿、婆婆纳、猪殃殃、牛繁缕、硬草、看麦娘、鼬瓣花、卷茎蓼、田旋花等；油菜田婆婆纳、繁缕、看麦娘、大巢菜。

除草效果不好是由于选择除草剂不对、用量偏低、混配不合理、使用时期不对、喷洒器械不标准、施药技术不规范，自然条件影响未能采取相应措施等因素影响，并不是由于杂草对除草剂抗性造成的。

5.2对策

（1）非化学除草措施。加强机械灭草措施，深耕深翻，播前整地灭草及中耕。

（2）注意安全性。选择安全性好的除草剂，合理混配，苗前选用异噁草松+唑嘧磺草胺、精异丙甲草胺、异丙草胺或混配制剂大豆欢；苗后选用异噁草松+灭草松+精吡氟禾草灵、高效吡氟甲禾灵、精噁唑禾草灵、精喹禾灵、异噁草松+氟磺胺草醚+精吡氟禾草灵、高效吡氟甲禾灵、精噁唑禾灵或精喹禾灵。

（3）适宜的喷液量。苗前喷液量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225～300L/hm2，拖拉机喷雾机180～200L/hm2；苗后喷液量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100～150L/hm2，拖拉机喷雾机100L/hm2以下。

（4）正确选用喷雾器械。苗前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和拖拉机喷雾机选用11003、11004型扇形喷嘴，配50筛目过滤器；苗后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选用11001型扇形喷嘴，配100筛目过滤器；拖拉机喷雾机选用80015型扇形喷嘴，配100筛目过滤器。

（5）喷雾压力。苗前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2个大气压，拖拉机喷雾机选用2～3个大气压；苗后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选用2～3个大气压，拖拉机喷雾机选用3～5个大气压。

（6）行走速度。拖拉机车速68km/h，人工3～4km/h。

（7）喷头高度。拖拉机喷雾机喷杆高度和人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喷头高度40～60cm。

（8）施药时期。播前施药要采用混土施药法；播后苗前施药，最好播后3d之内施药；苗后施药在大豆真叶期至一片复叶期，鸭跖草三叶期以前，刺儿菜、苣荬菜八叶期前，一般阔叶杂草二至四叶期。睛天上午8时前，下午6时后，最好夜间无露水时施药。

（9）添加助剂。施药时药液中加入植物油型喷雾助剂，用量为喷液量1%。

6除草剂产品开发问题与对策

6.1除草剂开发要把安全性放到首位

近20年来，我国除草剂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上市除草剂品种近100个，在这方面还存在盲目性、追新和粗制滥造等问题。除草剂开发应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农民种植规

模、农作物轮作方式、喷洒器械性能质量、使用技术水平等，开发的除草剂不但要能除草，更要对作物安全，对下茬作物也安全。

6.2重视老品种的开发，不要盲目追新

一些除草剂老品种经多年使用，技术成熟，安全性较好，一般用量较大，农民熟悉，国外公司已把市场打开，不需花费更多的财力、物力去开发市场，并不涉及专利问题。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追新，国外有的马上仿造，除草剂发展和更新较快，化合物的活性越来越高，用量越来越少，但对喷洒器械和使用技术要求严格，一些国外新投入市场的新品种，使用技术尚不成熟，有些问题尚未暴露出来，如当年的氯磺隆、甲磺隆、胺苯磺隆等，一些厂家争相上马，后发现因残留危害后作问题而不得不下马。磺草酮成本高不宜生产。一些长残留除草到如咪唑乙烟酸、氯嘧磺隆、甲氧咪草烟、唑咪磺草酮等不宜再发展。

6.3应重视老品种混配制剂的开发

近几年来，国产除草剂混配制剂急剧增加，目前已超过1100个，主要问题是注重了成本低，而忽视了安全性和药效，大多粗制滥造，混配不合理、精品不多。老品种除草剂的混配开发要选安全性好的除草剂，注重科学性，认真搞好混配配方筛选及田间药效试验。

7参考文献

[1]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农业处.中国农垦农田杂草及防除[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2]苏少泉，宋顺祖.中国农田杂草化学防除[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3]孙鼐昌.面向21世纪中国农田杂草可持续治理[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

[4]王险峰.喷雾机的性能标准及田间操作规程[J].现代化农业，2002（9）：14-16.

[5]王险峰，关成宏.除草剂喷雾助剂的理论和实践[J].现代化农业，2002（1）：11-13.

篇8

1. 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篇9

关键字：常绿树哈尔滨植物应用

哈尔滨是一座景色秀丽、别具风韵的东北城市，由于地理条件所致，城市绿地中常绿树种较少。为了使哈尔滨市冬季亦绿意浓浓，生机盎然，增加常绿树种及绿化栽植树的数量显得尤为重要。但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对东北地区常绿树木的应用现状还缺少系统的研究调查。因此本论文从哈尔滨市自然条件出发，选择一批能适应本地区气候特点，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改善城市面貌，并能满足各种功能需要的常绿树木，并从统筹规划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利用哈尔滨市常绿树木的优化配置，提高园林绿地的观赏效果和使用价值，使哈尔滨市的常绿树木真正发挥其在绿地中的生态、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多种效益。希望本论文的完成，能为哈尔滨市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目标的实现有所贡献，同时也相信哈尔滨市的常绿树木以其苍劲的雄魂、常青的风格、抗逆的气质在未来的绿化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在哈尔滨市区，对公共绿地形式分别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包括街道绿地、休闲绿地、等。地点的选择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内容包括常绿树的名称、数量、所占比例等，并用表格的形式进行记录。在调查过程中，注意绿化树种不同层次、不同的季相变化，掌握调查地绿化树种的配置方式，常绿树种在整个绿地景观效果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并用数码相机进行实地拍摄。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街道绿化调查

近年来，哈尔滨市的街区绿化打破了原有的模式，随着道路的拓宽，分车道的增加，街道的绿化呈现出多种绿化形式。哈尔滨市的多条主要干道，都摒弃了单一的绿化模式，而是采用了落叶树与常绿树结合，乔、灌木与绿篱的层次搭配。常绿树种在街区的绿化的调查结果如表4-1:

表2-1街区绿化中常绿树的调查结果（棵）

调查地点

和兴路分车带绿化

和平路分车带绿化

和兴路街头绿地（动力区政府门前）

文昌街街头绿地（省图书馆路段）

红皮云杉

223

3

5

黑皮油松

7

4

樟子松

96

丹东桧

339

4

14

常绿树总数

562

96

14

23

落叶树总数

1817

196

91

42

常绿树比例%

23.6

32.8

13.3

35.3

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到常绿树在街区绿化中的比例约为26.25%，主要是红皮云杉和丹东桧，在数种的选择上显得单一，未形成自己的城市特色。

2.1.1街道绿化造景特点

和兴路在九九年改造后，变为四板五带式街道，成为哈市的一级街道，快车道的分车带内主要以丹东桧为主要绿化树种，其平均高度为2.5m。丹东桧采用分段栽植的形式，每隔约30—40米，便有5—7棵丹东桧栽于分车带内，株距大约为1.5米,同时分车带四周以80cm高的榆树篱围合。在街道两侧的分车带内，常绿乔木配以花卉灌木、草坪、绿篱(或色块)，这种绿化形式既可体现四季常青，又有季相变化,是目前应用较多的形式，同时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分车带内的云杉球栽种于垂枝榆、丁香树下，形式灵活，富于变化。

和平路也是近几年哈尔滨市重点改造街道之一，是三板四带式街道。以樟子松为主要绿化树种，并辅以高约2.8米剪形榆树球、丁香等进行间种配置，水腊矮篱约40cm进行绿化带四周绿化。将樟子松作为分车带内的绿化树种在哈市街道绿化中应用较少，但所形成的景观效果却颇为壮观。特别是哈尔滨市较有名的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等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都位于和平路上，这样的配置更能衬托出这条街道的历史文化气息。

作为街头绿地的一种形式，动力区政府门前的两块绿地，在配合改善交通环境的同时，其中的一块建成用来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小广场形式，其四周的绿化只是简单的小旱垂柳和水腊篱的结合，小广场的西侧背景为动力区人民政府办公楼，若是在此能栽植一些常绿树，会更加符合周围的环境氛围，突出建筑物的性质特点。另一块绿化区距区政府大楼较远处，该绿地的设计更适合附近居民进行休闲娱乐，绿地的树种以常绿树、小乔木为主，乔灌结合。配置形式主要以常绿树为中心树种，四周是剪形的水腊篱或水腊球，并配置一些京桃、垂枝榆，白桦等小乔木，灌木层主要为榆叶梅、丁香等。春季开花的树木，次第开放，与常绿树构成一幅美景；夏季草坪以常绿树为中心，进而点缀一些草花，更显出常绿树的高大魁梧；秋季的白桦与常绿树更映射出绿地的别具风韵；冬季傲然挺立的常青树，不惧严寒为城市添绿。但在调查中，绿地中唯一的大树为近12米高的黑皮油松，栽植于绿地边缘或树池内，并未能起到在炎热夏季为人们提供绿荫的作用。

常绿树在文昌街的绿化中主要应用于街旁绿地，且较有特色。在宣化街图书馆路段圆锥形的丹东桧与高低错落的水腊球围合成一个小空间，小空间内设置一些石凳供路人休息。在另一块绿地上，丹东桧和修剪成不同形态的榆树球作为背景，再配以组成波浪形绿带、高约30cm的水腊篱，整个绿地无论在层次还是颜色的搭配上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2.2休闲绿地调查

休闲绿地被誉为城市的会客厅，在代表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精神面貌的同时，也起到了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休闲绿地应尽量实行“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原则，在哈尔滨市调查的几处休闲绿地得到的数据情况如下:

表2-2公共绿地中常绿树的调查结果（棵）

调查地点

金桂园景观广场

道里文化广场

斯大林公园

红皮云杉

8

189

黑皮油松

5

34

桧柏

25

26

25

樟子松

108

红松

8

14

杜松

28

铺地柏

15

常绿树总数

61

26

398

落叶树总数

171

170

421

常绿树比例%

26.29

13.26

48.6

从表中可以得出哈市休闲绿地中的常绿树平均比例为29.4%,树种的选择也相对较丰富,其中桧柏、红皮云杉、黑皮油松、杜松等在绿地中都有很好的应用，但休闲绿地中也缺乏体形高大、树龄较大的树种，以用来配景和夏季遮荫。

2.2.1休闲绿地造景特点

金桂园景观广场的绿化主要以植物造景为主，尤以常绿树的应用独具特色。以龙塔为背景的一块约320㎡的绿地，三株桧柏以三角植的方式作为绿地主景，背景为白桦、山里红、梓树等秋季颇具特色的乔木，春季开花的连翘、丁香等灌木穿插在乔木间，常绿树的前方有修剪成球或波浪状的水腊装点，草坪上装点着彩叶草，鸢尾等花卉，整块绿地的配植都围绕着“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原则。几棵形状规整的桧柏栽植于剪成不同形状，不同高度的榆树和水腊树之间，再配植几棵小乔木，显得若隐若现，在白草和大叶红的色彩搭配下，整个绿地被衬托的高雅，精致。在绿地的一处出入口，两棵姿态优美的红松在置石和草花的装点下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广场中的常绿树下群植一些不同时节开花的花灌木，同时选种一些耐荫的花卉,例如玉簪、日本凤仙等，使整个绿地树种高低错落，色彩丰富。

哈尔滨市道里文化广场的绿化树种主要有桧柏、红皮云杉、京桃、丁香、水腊等。广场的布局成对称式，利用绿地将广场分为主要空间与次要空间，中间的空间较大，设有音乐喷泉，可用于商业活动和大型的文娱活动。广场正入口右侧的次要空间，一块刻有“李兆麟烈士牺牲地”的石碑已经体现了此空间的绿化主题，石碑四周栽植着云杉球，两侧的绿地边缘各列植5棵圆柏，圆柏高约为3.5m，株距约为4.5m,这种配植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圆柏后侧为两排成行栽植的丁香，高约1.2m,最后一排为密植的京桃，将此空间围合的相对私密，同时圆柏的深绿色与丁香、京桃的叶色差异，增添了绿地的色彩变化，进一步突出了此处空间的静谧、庄重。整个广场大的背景绿化也是以圆柏为主，密植的京桃位于绿地的最，形成广场与道路分隔的屏障，圆柏位于高度分别为0.7m和1m的圆柏篱中间，绿地的最前方是品字形栽植的两排水腊球，黄色的花带穿插其中。整个绿地的常绿树起到绿化的骨架支撑作用，承上启下，同时乔灌结合，层次丰富，色彩和谐与周围的建筑群景融为一体，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3公共绿地存在的问题

⑴公共绿地中常绿树普遍有病害，叶色发黄变枯，严重影响了造景效果；常绿树缺乏管理养护，有些地段出现了绿化断带，导致街道绿地景观不连贯。

⑵公共绿地中的常绿树木应更充分的利用树木本身的特性，修剪成绿篱、模纹图案等，增加更多形式的绿化效果，同时也是为我市的冬季储备绿色。

⑶哈尔滨市街道却缺乏常绿树的装点；旧城区不少街道，路面太狭窄，基本看不到常绿树的踪影，使冬季的街道景观难觅绿色。

3、结论和建议

3.1常绿树木选择及设计应用上的一点建议

[1]以乡土常绿树种为骨架，适地适树

[2]利用常绿树木不同的造景特点，使其功能性和观赏性相结合

[3]在突出主要常绿树木的同时要根据不同的环境突出城市特点

[4]常绿树的经济适用与美观相结合

[5]在实行落叶树与常绿树相结合配置原则同时，掌握常绿树的合适比例

3.2常绿树在考虑植物习性及养护管理方面的建议

[1]在植物设计初期充分考虑植物生长特性

[2]加强常绿树木的养护管理工作，提倡科学的养护方法

[3]大力普及园林生态知识，做到全民绿化

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得出了有关哈尔滨城市公共绿化建设中常绿树的应用的一些情况，不难发现使用常绿树来增加北方城市景观的方法已经被广泛的采纳。在哈尔滨合理正确的应用常绿树来丰富城市景观、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有重要意义的。相信随着城市化进展的脚步不断加快，通过一系列切实的努力，北方城市一定会有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有民.园林树木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

2．卓丽环.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应用指南（北方本）.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3．何小弟.园林树种选择与应用实例.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篇10

第一、文化价值观念创新。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评价标准和理想取向，是维系民族的协调性和统一性的深层的无声的力量。文化价值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文化制度或体制的根据，是人的精神观念客体化以及客体世界主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和更新，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标志。从社会的横向来说，是在既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整合，使新文化建构形式在保持时代性的同时也保持了民族性和连续性。

第二、文化知识体系创新。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形式，知识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把握，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发动的知识革命，引领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跨进知识经济文明时代的门槛。知识化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猛烈地冲击着民族文化的根基，能否追赶知识革命的大潮，创新知识体系，建立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能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持续力的严峻考验。

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理应成为中国化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承接和弘扬一切有价值的文论资源和文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