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陶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坭兴陶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商机，坭兴陶的文化保护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凝练挖掘坭兴陶文化有助于促进钦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钦州市正处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蓬勃时期，而坭兴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升值空间势必会带动广大坭兴陶企业产值的高速增长，从而使坭兴陶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坭兴陶市场，坭兴陶越做越强，逐步成为钦州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2.提高城市品味

自2008年以来，坭兴陶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高鼓花樽》《时来运转茶具》等坭兴陶作品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这一荣誉，坭兴陶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逐年攀升。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总理在坭兴陶“同心瓶”上签字；2010年坭兴陶大花瓶《世博缘•壮乡情》又被上海世博中国馆永久收藏；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原国家总理与马来西亚纳吉布总理在坭兴陶板上签字；2012年钦州又获得了“中国坭兴陶之都”的荣誉称号，这都为坭兴陶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如今，地方文化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各个地区的必然选择，地方文化正逐渐成为旅游开发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因素。坭兴陶所展示的民族价值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坭兴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其开发利用，必将大大提高钦州的影响力与城市知名度。

二、坭兴陶的文化保护现状

坭兴陶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随着钦州市政府对坭兴陶文化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坭兴陶的文化价值和功能得到广大坭兴陶企业的普遍认可，这使得坭兴陶文化的保护处于一个较为良性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坭兴陶文化还没有得到系统性的保护，人们对其保护意识淡薄，还没有明确保护措施与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坭兴陶行业管理不规范

缺乏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坭兴陶文化的发展，还没有形成以坭兴陶文化核心的发展方向，这使得人们的保护意识淡薄。此外，企业片面地追求利润，缺少统一性的保护意识，仅仅注重产品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反而使产品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并且间接地导致了对陶土资源的浪费开发。企业不注重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很多从事坭兴陶行业的艺人因工资待遇问题而转行，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坭兴陶的烧制工艺是一个复杂而繁琐的过程，人才的缺乏是坭兴陶产业的发展瓶颈。

2.坭兴陶的文化挖掘力度不够，作品的文化内涵不够突出

坭兴陶产品在造型结构、图形装饰、精神诉求等方面都缺少统一系统的运用。有些作品缺乏应有的文化品味，在艺术表现形式、民俗视觉元素运用上还比较肤浅和雷同，地方民俗特色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坭兴陶的生产企业缺乏市场营销的意识与行为，很少有企业进行有效的广告投放，自然就成了坭兴陶的市场认可度与市场发展的障碍。这导致坭兴陶只有名气没有市场，尽管坭兴陶近年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奖项，其产品的独特性、民族性、艺术性等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但其市场状况与市场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

三、坭兴陶文化保护的策略

坭兴陶虽然历史悠久、品质优良，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却逐渐衰退，这是因为坭兴陶的生产人员较少，技艺水平偏低，加强坭兴陶文化保护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1.要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

坭兴陶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加强坭兴陶文化保护，就是保护坭兴陶这个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坭兴陶民族传统文化中，不仅有钦州独特的陶土，还有深含寓意的装饰图案，这些都具备深厚的文化色彩和文化意蕴，非常值得我们去保护与传承。

2.加强与促进艺术交流

坭兴陶是极具艺术内涵与艺术价值的作品，每一件坭兴陶作品都雕刻有寓意深刻的装饰图案与花纹，这些装饰图案与花纹凝聚了坭兴陶艺术家们的心血与智慧。加强坭兴陶的文化保护能够促进坭兴陶艺术的文化交流，并且能够促进对这些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政府给予政策支持

政府要对坭兴陶产业进行扶持，将坭兴陶企业列入文化产业名单，统一享受坭兴陶文化产业的所享有的税收减免政策。政府要合理确定钦州坭兴陶土资源税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扶持坭兴陶企业购置设备、技术革新与引进人才等。在钦州坭兴陶产业的发展初期，税额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实行最低征收，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负担。

4.创新产品样式和完善产品结构

坭兴陶大多生产企业的产品为日用陶，艺术陶所占比重较低，大多生产企业产品较为单一。时代要求坭兴陶企业创作与大众审美需求相一致的产品，要传承和发展钦州坭兴陶这一民族文化产业，需将坭兴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风貌有效结合，加强坭兴陶产品内容和题材的创新，在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大胆革新。然而，要推陈出新，开发创新坭兴陶新产品，必须不断优化坭兴陶的产品结构，确立新产品开发机制。钦州坭兴陶工艺美术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土壤，反映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坭兴陶产品必须顺应市场多层次的需求与时展要求，使坭兴陶产品风格兼顾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创新。必须进一步开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产品。为此，建议广大坭兴陶生产企业要更加注重其产品适应现代陶的设计生产要求，并且还要注重坭兴陶系列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使钦州坭兴陶工艺新花色、新品种在市场得到陶瓷购买者的认可，通过商品交换，既让坭兴陶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又能使坭兴陶工艺能够得以传承，坭兴陶文化得以弘扬。例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大门共使用1800块坭兴陶陶板，雕塑就像打开的礼品盒形式，主体高度12米，中间部分宽6.69米，左右两侧各宽5.04米，主材为钦州传统的坭兴陶板和马来西亚的锡。

5.加强市场宣传和推广工作

通过多种媒体大力宣传坭兴陶的历史渊源、传统工艺保护及发展的举措，进一步扩大钦州坭兴陶的影响力。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策划，深刻挖掘坭兴文化，利用各种形式，充分展示钦州坭兴的艺术风格、浓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文化品位，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发展钦州坭兴陶的思想共识，为其文化保护提供肥沃的土壤与环境，让坭兴陶产品的市场认知度更大、市场认可度更高。

四、结语

篇2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法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0.

[2]孔庆明.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55.

[3]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2.

[4]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75.

[5]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

[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篇3

曲江寒窑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

改建以遗址保护为核心，结合历史文脉和特殊的沟谷地形，以真爱体验为主题，紧扣人文特色和情感脉搏，以幸福产业为主要方向，为婚恋男女提供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体验活动及配套服务，从而弘扬社会正气，传颂爱情的忠贞不渝。将其打造成为集遗址保护、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建设为一体的中国第一个体验式爱情主题公园。

窑遗址公园景点分析

新改建的寒窑遗址公园将成为定情婚礼纪念的圣地，园区以各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爱情文化，经典爱情故事。园区可分为：遗址区、婚庆区和休闲娱乐区。

1寒窑遗址区

满足旅游观光、体验历史民俗文化等需求。位于曲江池东南鸿固塬鸿沟坡岸，此处是秦汉时代宜春苑，山林悄静，悠美自然，主要景点有：寒窑遗址、鹊桥、海枯石烂、寒窑故事馆、寒窑遗存窑洞、廊桥、思夫亭、三姐泉、贞烈殿、柳林寺和妖马洞、土遗址保护现场等。其中寒窑遗址、思夫亭、三姐泉、贞烈殿、柳林寺、妖马洞、寒窑遗存窑洞等在原有景点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和维护，既保留了原有景点的持续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寒窑遗址，保留要洞外宝钏菜园及织布、耕种、研磨等生活、生产用具。保留王宝钏当年生活起居的“茹苦洞”，洞内重要的设施就是一个土炕，室内光线幽暗，采光就靠炕对面一尺见方的小窗，炕下有2㎡大小的空间。窑洞底层增加了根据《五典坡》的剧情演绎来的“别窑”“探窑”，内塑王宝钏斟酒别夫和王母探女的塑像。还增设了采用幻影成像技术和传统绘画艺术制作的王宝钏生活场景室，画面中可以感受到王宝钏的刚毅、忠贞和勤劳。再如，柳林寺的文昌阁外每天都有情景剧抛绣球表演，外挑的廊檐常作为表演时的彩楼来使用。三姐泉边游客可以体验古时辘轳取水的生活场景，如有兴致还可感受用三姐泉井水冲泡的别具风味唐茶，观摩唐茶制作的过程，感受古风古韵，梦回大唐。海枯石烂以我国传统叠山造景手法而造就园林艺术景观。成语“海枯石烂”出自我国宋朝王奕《法曲献仙音•和朱静翁青溪词》“：老我重来，海干石烂，那复断碑残础。”景区内叠石堆山，层恋起伏，上镌刻着中国文化中歌颂爱情的经典名句，通过古人诗词渲染我国劳动人民人们坚贞不渝、情比金坚的爱情的观念，诠释中国的爱情文化。“寒窑•故事”展示馆占地面积972m2，采用现代影像艺术的手法，幻影成像展示王宝钏与薛平贵爱情故事，通过艺术的展现手法，融现代影像技术、网络技术和声光电等高端技术于一体，向游客多角度、全方位展现了薛王二人相遇、相知、彩楼抛绣球、战场立功、婚后别离、幸福相聚等场景。游客可以通过不同的场景模拟和现代技术体验王宝钏的爱情故事。新建的廊桥连接着园区南北，其造型结合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回廊和三孔桥的形态，象彩虹，象门洞，象回廊，确保了物质上的衔接和视觉上的通透。真可谓是“美景壮新区，喜虹桥绘彩，奇洞通幽，颇显恢宏气象；熏风辉胜地，看玉柱凝光，长廊映日，堪夸时世繁华。”高大的廊桥不仅是对爱情主题的诠释，更彰显了曲江新区在文化产业建设、城市内涵丰富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园区对沟谷地貌、黄土崖壁进行了保护、加固和展示，游人可以现场参观，感受寒窑遗址原始黄土沟壑的地貌，这种保护和展示既具有文物价值，又具有自然价值。

2婚庆产业区

位于曲江寒窑遗址公园南侧，沟谷以北，可满足更多青年的婚庆需求，在此不仅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爱情含蓄表达的魅力，同时也能体会到西式浪漫爱情里的张扬与直率。主要景点有：惊世奇缘、玉洁楼、饮马池、欧洲风情教堂、金缘阁酒店、在水一方、许愿池等。玉洁楼取冰清玉洁之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美德的较高评价，体现了中国妇女对爱情忠贞不渝，从一而忠的传统道德观念。是为纪念王宝钏而建的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典型的四柱三间格局的牌楼，牌楼西侧有著名书法家石题写的“曲江寒窑”的牌匾，东侧有清嘉庆十一年御赐的“玉洁楼”牌匾。饮马池据传是薛平贵西征凯旋后，驾红鬃烈马赶回寒窑与王宝钏团聚，途经此处饮马，故曰饮马池。对玉洁楼和饮马池的保护和维修可以延续人们心目中寒窑形象。惊世情缘位于公园主入口右侧崖壁上，采用陕西民间艺术剪纸与现代浮雕艺术以醒目的红色塑造的气势雄伟壮观的景观墙。整体长270m，高11m，结合园区爱情文化，景观墙融合古今艺术手法，表现了世界文明史上“伏羲与女娲”、“亚当与夏娃”“、白蛇传”“、海的女儿”、“罗密欧与朱丽叶”、“牛郎织女”、“灰姑娘”、“牡丹亭”、“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10大爱情故事。金缘阁酒店前有一座名为“在水一方”的小岛，其上有一株旱柳，犹如一位佳人，伫立水中央历经岁月，生机盎然，好像在暗示岛的主人对自己的爱情期待。许愿池传说会使人愿望实现，带给人们幸福，很多游人都会在此池边掷硬币以求爱情美满，婚姻幸福，家庭和谐。欧洲风情教堂四周绿草茵茵，风景如画，为相爱的男女提供纯欧式的婚礼服务。金缘阁酒店是婚庆区的主体建筑，位于欧洲风情教堂旁。用“金玉良缘，一生相伴”来表达对在此举办婚礼情侣的美好祝愿。可举办各类西式婚礼，户外冷餐，沙龙等。店内红色水晶灯组璀璨夺目，唐朝宫廷画和气势恢宏的实木雕刻壁画，使您的古典唐风婚礼更具奢华。

3娱乐区

亦叫寒窑新街，建筑面积2533m2，建筑风格是关中民俗院落式，区域内有古牌楼、照壁等民风淳朴的建筑形式。整个区域分为商业南区和商业北区和戏楼。戏楼是该区域的中心建筑，凸显了以文化为灵魂的核心主题。游客每天可以在此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戏曲节目，有时还能观赏到名家大腕表演的经典秦腔剧，凸显秦风、秦韵。其中商业南区以婚庆及相关产业为主，商业北区以餐饮文化为主。

4主入口

穿过玉洁楼的牌楼，游客一眼就看见一池流水映入眼帘，据说这是薛平贵骑红鬃烈马经此，下马饮水。由于有工作人员不断打捞清理，池水清澈，池中喂养的有黑天鹅和鸳鸯及快乐自由的小红鱼。看到这些自在的水禽，公园的爱情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前就是通透的入口设置。3.5次入口紧靠新开门南路，与壹影婚庆影视基地相连。在新开门南路上，游客即可领会到以王宝钏和薛平贵爱情故事为题材的皮影雕塑。

植物景观分析

植物景观不仅能创造优美环境，还能改善我们的生活。按植物生态习性和园林布局要求合理配置各种乔、灌花、草等植物，发挥植物在景观中的功能性和观赏性。寒窑主要植物配置有：旱柳、五角枫、白玉兰、七叶树、柿树、钢竹、榆树、国槐、银杏、油松等乔木，红叶李、小叶女贞、连翘、发青等花灌木。在植物景观的营造上，着重做好以下几点：园林植物的选择和配置首先就是要了解当地地理、气候、土壤、光照、湿度等情况，再根据植物的常绿、落叶、观叶、观花，以及植物的开花期、绿叶期、颜色、高度等特性，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寒窑遗址公园原有不少有特色的植物，他们不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历经沧桑而烙上了历史的印记，见证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对于这些植物的保留，可以强化景区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在寒窑遗址公园中有很多这样的植物，如：月老金桂、被誉为连理枝的古槐、在水一方小岛上的旱柳等。植物与天然地形、沟壑、水、窑洞等结合起来，可达到环境与植物的和谐共融。植物景观与灯光、日光、月光、湖面、水面等相结合会形成如诗如画美妙的景色。西安曲江寒窑遗址公园是我国首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全景体验式公园，园区种植有三叶草、薰衣草、荷花、百合、玫瑰、相思树、连理树、枣树、松柏等表达爱情的草、花、树。

寒窑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特色

爱情是一个永远鲜活的主题，值得每个人一生铭记。“姻缘际会苦难全，相守寒窑佳话传。金桂枝繁红线挂，楼台演绎劝贪钱”，结合寒窑的文化、周边环境及所取得的成绩，基于对西安曲江寒窑遗址公园的分析，我认为其景观文化的特色在于：

1挖掘历史内涵，传承中国文化

寒窑遗址公园景观文化本着修复、展示、体验的原则和修旧如旧的手法，使遗存的三姐泉、思夫亭、贞烈殿、寒窑旧址、妖马洞等景点焕发出新的历史韵味。围绕不同遗址表达的文化内涵，在“民德归厚”戏楼、露天剧场和临时舞台有形式多样的文化表演。另外，园区内的灯光音乐、水体绿化、艺术雕塑、楹联艺术创作等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解读了寒窑文化。

2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陈

寒窑遗址公园的展陈内容包括民间传说和遗址窑洞，王宝钏爱情及其故事的传颂是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展陈方式有文字、图像、雕塑、影像、多媒体等手段。如对王宝钏生活的展陈，采取舞台布景加实物模型的形式进行展陈。将一口窑洞分为两个空间，前部空间通过一些生活、生产模型来表现王宝钏的生活场景。后部空间，通过舞台布景的形式，展现王宝钏倚门而立，望着满天飞舞着大雪的荒野，翘首期盼夫婿薛平贵的回归。这充分表达了王宝钏对爱情的执着，对亲人回归的期盼。

3强化爱情主题

寒窑遗址公园是国内首个爱情主题的全景体验式公园，景观规划中在爱情主题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最为显著的手法就是对爱情故事的罗列。如主入口的景观墙“惊世奇缘”就采用中国传统艺术剪纸的手法，罗列了中外经典爱情故事10个。成语路收录了中国描述爱情的成语“花好月圆、永结同心、一往情深”等百余条，别具特色。海枯石烂，利用中国传统园林叠石的手法，镌刻出经典爱情诗词，以渲染园区氛围。园区内中国婚俗吉祥图案，媒妁文化，象征爱情的信物、图案等元素数不胜数。以象征爱情的元素作为创作题材，可从感官上影响观者的浪漫情怀和情爱细胞，营造出浪漫氛围，使公园的主题文化更饱满，主题功能更突出。寒窑遗址公园内不仅有周到、全面地的技术供应与后勤服务设施，而且各设施都突出体现了爱情这个主题，并注重与其他景观之间的协调关系。

篇4

（一）房地产证券化的含义和性质

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代表的房地产证券化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房地产证券化（RealEstateSecuritization），是指把流动性较低的、非证券形态的房地产的投资转化为资本市场上的证券资产的金融交易过程，从而使投资人与房地产投资标的物之间的物权关系转化为有价证券形式的股权和债权。主要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债权的证券化和房地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两种形式。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即商业性房地产投资证券化。

因为证券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而且目前也没有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权威法律定义，所以理论界对房地产证券化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有的学者认为房地产证券化是指通过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进行融资的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成为房地产上市公司，从而使一般房地产企业与证券相融合，也包括一般上市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控股投资房地产企业等形式进入房地产业，从而使上市公司与房地产业结合，发行股票或债券。这种观点意味着房地产证券化，既可以解决开发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可分散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有的学者认为房地产证券化是指房地产开发项目融资的证券化，即以某具体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投资对象，由投资方或开发企业委托金融机构发行有价证券筹集资金的活动。

实际上，房地产证券化产生的背景及实践表明，房地产证券化是指房地产投资由原来的物权转变为有价证券的股权或债券，是指房地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而并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券的筹资活动，也不是房地产开发项目融资证券化。

房地产证券化实质上是不同投资者获得房地产投资收益的一种权利分配，其具体形式可以是股票、债券，也可以是信托基金与收益凭证等。因为房地产本身的特殊性，其原有的融资方式单一，房地产证券化是投资者将对物权的占有和收益权转化为债权或股权。其实质上是物权的债权性扩张。房地产证券化体现的是资产收入导向型融资方式。传统融资方式是凭借资金需求者本身的资信能力来融资的。资产证券化则是凭借原始权益人的一部分资产的未来收入能力来融资，资产本身偿付能力与原始权益人的资信水平被彻底割裂开来。

与其他资产证券化相比，房地产证券化的范围更广，远远超出了贷款债权的证券化范围。贷款证券化的对象为贷款本身，投资人获得的只是贷款净利息，然而，房地产投资的参与形式多种多样，如股权式、抵押式等等，其证券化的方式也因此丰富多彩，只有以抵押贷款形式参与的房地产投资证券化的做法才与贷款证券化相似，其他形式的证券化对象均不是贷款本身，而是具体的房地产项目。所以房地产证券化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债权的证券化和房地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两种形式。

房地产抵押贷款债权的证券化是指以一级市场即发行市场上抵押贷款组合为基础发行抵押贷款证券的结构性融资行为。

房地产投资权益的证券化又称商业性房地产投资证券化，是指以房地产投资信托为基础，将房地产直接投资转化为有价证券，使投资者与投资标的物之间的物权关系转变为拥有有价证券的债权关系。

房地产证券化的两种形式一方面是从银行的角度出发，金融机构将其拥有的房地产债权分割成小单位面值的有价证券出售给社会公众，即出售给广大投资者，从而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用以再发放房地产贷款；另一方面是从非金融机构出发，房地产投资经营机构将房地产价值由固定资本形态转化为具有流动的证券商品，通过发售这种证券商品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

总之，房地产证券化是一种资产收入导向型融资，以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券为核心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泛指通过股票、投资基金和债券等证券化金融工具融通房地产市场资金的投融资过程，包括房地产抵押债权证券化和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其宗旨是将巨额价值的房地产动产化、细分化，利用证券市场的功能，实现房地产资本大众化、经营专业化及投资风险分散化，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推动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快速发展。它既是一种金融创新，更是全球性经济民主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房地产证券化的特征

1、基础资产的法律形式是合同权利。无论是房地产抵押贷款债权的证券化还是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在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都被法律化为一种合同权利。

2、参与者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在整个证券化过程中，从基础资产的选定到证券的偿付，有众多的法律主体以不同的身份参与进来，相互之间产生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网，其涉及面之广是其他资产证券化所不能及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关系，SPV（特设机构）和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转让关系，SPV和证券承销商的承销关系，还有众多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而产生服务合同关系等等，一个证券化过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法律关系，牵涉国家方方面面的法律规定。任何一个法律规定的忽视都将影响证券化的实施效果。

3、独特的融资模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融资结构的设计上。房地产证券化的核心是设计出一种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通过这个交易结构来实现融资目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负债结构上。利用证券化技术进行融资不会增加发起人的负债，是一种不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融资方法。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剥离改组后，构造成市场化的投资工具，这样可以提高发起人的资本充足率，降低发起人的负债率。

4、安全系数高。在由其他机构专业化经营的同时，投资者的风险由于证券化风险隔离的设计，只取决于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收入自身，非以发起人的整体信用为担保，并且和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和SPV（特设机构）的破产风险隔离，SPV或者是为证券化特设一个项目一个SPV，或者对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实行专项管理，SPV的经营范围不能有害于证券化，对基础资产的现金流收入委托专门的金融机构专款专户。这种独特的设计降低了原有的风险，提高安全系数。另外，证券化的信用级别也不受发起人影响，除了取决于自身的资产状况以外，还可以通过各种信用增级手段提高证券化基础资产的信用级别，降低风险，提高安全性。而且，房地产证券具有流通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流通，提早收回投资，避免风险的发生。

5、证券品种多样化，适合于投资。房地产证券本身就根据不同投资者的不同投资喜好设计了品种多样：性质各异的证券，有过手证券，有转付证券，有债券，有收益凭证，等等。

6、政策性强。房地产证券化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和美国政府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众所周知，美国是崇尚市场机制的国家，但与其它经济金融部门相比，房地产市场是美国政府干预较深的一个领域。一方面通过为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和发起设立三大政府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以及政府抵押贷款协会参与到证券化业务中来，直接开展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并通过它们的市场活动来影响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则通过制定详尽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的发展：美国政府调整了法律、税务、会计上的规定和准则，包括通过《税收改革法案》；以FAS125规则替代FAS77规则，重新确定了“真实销售”的会计标准；通过了FASIT立法提案等等。所以，房地产证券化市场受政府政策导向影响大。

2、海外房地产证券化的立法体例

海外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从体例上看，可以分为分散立法型和统一立法型，这两种体例跟各自的国情是紧密联系的。

（一）分散立法型国家的法律规定。

1、美国关于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最早进行房地产证券化的国家，在法律制度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主要立法有：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在房地产投资信托方面，应当说，《投资公司法》与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都成为日后投资公司经营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务管理规则的基本框架。《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FAS125）、《转让、提供金融资产服务及债务清除之会计处理》。两法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改变过去对“真实销售”只“重形式轻实质”的缺陷，该法还对房地产证券化中的会计报表及其报表合并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地产投资信托方面，正式开创了REIT.2、英国关于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

英国自1987年开始发行按揭支撑证券，在抵押贷款市场，通过证券化的资产建立出借机构。例如国家房屋贷款有限公司、私人抵押有限公司。英国的抵押支撑证券通过建筑保险、人寿保险和抵押赔偿单进行组合。银行、机构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是英国证券化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在法律方面，英国1986年《建筑团体法》中“适宜抵押公司”指导建筑团体发行抵押支撑证券；1991年《流动资产咨询注解》鼓励建筑团体在抵押支撑证券市场的投资；1989年2月《贷款转让与证券化准则》由英格兰银行颁布，起到了宏观调控与监督的作用；此外《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1986年财政支付法》、《1974年消费者信用法》、《1989年公司法》、《披露草案42》和《披露草案49》，在众法之间既有鼓励房地产证券化也有约束的作用。

3.采用分散型立法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

（二）统一立法型国家的法律规定。

1、日本关于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

日本的房地产证券化起步于80年代中后期，当时在法律上还存在着诸多限制，致使该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广泛开展，直到1997年金融风暴后，日本金融市场受到重击，在残酷的现实环境催迫下，1998年通过《特殊目的公司法》，并于2000年修正为《资产流动化法》，至此，才为日本证券化市场的全面开展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此外，在日本推动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以下法律在证券化中的作用：《抵押证券法》、《抵押证券业规制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特定债权事业规制法》。这些法相较《资产流动化法》来说，虽然更分散，但仍然具有补充适用的价值。

2、韩国关于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

韩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主要出现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之前基本未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规，而仅允许离岸资产的跨国界证券化。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金融业暴露出许多问题，在严格的金融监管下，韩国的金融机构都在尽力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来改善它们的安全性，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随着金融改革和调整的深化，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来清除不良贷款，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于是在1998年7月就颁布了《资产证券化法案》，该法从立法预告到法案生效，历时仅2个多月。

3、采取统一立法型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

四、我国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房地产证券化是当代经济、金融证券化的典型代表，是一国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直占据金融业主导地位的银行业面临着挑战，而证券化却在竞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三大主要趋势之一。在金融证券化浪潮中，房地产证券化成了金融银行业实践结构变化和新的国际金融工具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对于房地产证券化还处于研讨和摸索阶段。

1、房地产抵押债权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房地产证券化从银行金融机构的角度看，表现为金融机构出于单纯的融资目的，将其拥有的房地产抵押权即债权分割成小单位的有价证券面向公众出售以筹集资金的方式。由此形成的资金流通市场，称之为房地产二级抵押市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抵押债权证券化的发展尚为一片空白。主要表现为：（1）抵押贷款的规模很小。拿中国建设银行来讲，该行房地产信贷部所经办的抵押贷款业务仅占到房贷部贷款总额的10.7％，占总行贷款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由于没有相当规模的抵押贷款积累，抵押债权的证券化便难以推行；（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只有一级市场还不存在二级市场。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结构单一，仍处在放贷一还款的简单循环阶段，由此决定了抵押贷款资金的流动性差，抵押贷款市场尚需进一步发展。

2、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本证券市场的不断形成和发育，房地产投资权益证券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成为我国当前房地产证券化发展的主体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房地产股票市场的发展。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中，几乎80％左右的企业，其从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均有一部分流入房地产业。有条件的房地产企业，除了可以在深交所和上交所办理一定的手续上市外，还可以在NET和STAQ两个场外交易所系统上市。这都为房地产融资业务的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房地产债券市场的发展。我国目前的债券市场上，为房地产开发而发行的债券已有两种：第一种是房地产投资券。第二种是受益债券。如农业银行宁波市信托投资公司于1991年1月2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的“信托投资收益证券”，总额达1000万人民币，期限为10年。主要投资于房地产和工商业等项目。

（二）我国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房地产证券化的必要性

（1）有利于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释放金融风险。由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期限比较长，而商业银行资金来源以短期为主，因而产生了由于“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不到4%，资金也比较宽松，流动性没问题。但是，由于业务发展的不平衡，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发展最快的建行，其余额占全部贷款金额的比重已超过9%，参照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风险逐渐显现出来。房地产证券化有利于释放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

（2）有利于拓展房地产业资金来源，构建良好的房地产运行机制。目前，我国商品房空置量已超过7000万平方米，积压其上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已超过2000亿，再加上新建的商品房，要想全面启动房市，约需要35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仅靠我国现有的住宅金融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直接向社会融资并且融资的规模可以不受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制约，有助于迅速筹集资金、建立良好的资金投入机制。

（3）有利于健全我国的资本市场，扩大投资渠道。房地产证券化作为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给资本市场带来的重大变化是融资方式的创新，将大大丰富我国金融投资工具，有利于增加我国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可选择性，房地产证券化可使筹资者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筹资而无须向银行贷款或透支，同时其较低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2、房地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1）我国已经具备了进行房地产证券化的良好经济环境。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而言，我国经济运行状况良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为房地产的证券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大环境。

（2）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的雏形。众所周知，住房抵押贷款是最容易进行证券化的优质资产之一，其原始债务人信用较高，资金流动性稳定，安全性高，各国的资产证券化无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而我国随着住房货币供给体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给体制以来，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上升，已经初步形成规模。据统计，1998年底，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只有514亿元，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迅速增长到3306亿元，两年中增长了5倍多。

（3）我国房地产市场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初具规模。首先，国家金融政策的适当调整和完善，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已发展成为包括房地产开发、住房金融、保险等多方位、功能齐全的市场体系；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和规范，证券市场监管力度正在加大，法规体系逐步形成，证券管理、证券交易条件日趋完善，也积累了一些的发展证券市场的经验，为实行房地产证券化提供了较好的金融市场基础。

4。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立法体例探讨

众所周知，金本位体制崩溃以后的金融体系，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因而完全可以这样断言，没有法律，也就没有整个金融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对于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也是重要关键的。

我国关于房地产证券化的实践十分少见，新华信托推出的住房贷款项目的资金信托，颇有点房地产贷款证券化（MBS）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相结合的特点。2003年国内第一支住宅产业基金，“精瑞”房地产信托基金的启动无疑又是一大开拓。从目前的趋势以及必要性考虑，房地产证券化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因此这方面的立法应当先行。在立法体例方面，是将房地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集中起来统一立法还是将各个环节提出来分散立法？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争议。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仔细考察国际上两种立法体例后面的深层因素。

采用分散型立法体例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最早从事房地产证券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银行住房贷款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它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只能通过“摸石头过河”的方式，出现一个问题就出台或修改一个规则，最终通过不同的法律形成了对房地产证券化的规制，因此不存在统一立法。而且美国是一个崇尚金融创新的国家，统一立法可能会给房地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分散立法以及美国的衡平法传统更注重的是事后评价，因此可以给金融创新创造条件。英国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成文法在其法律体系中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它们更多地是判例法或者至多是单个成文法对房地产证券化进行规范。澳大利亚和我国香港的立法传统受英国的影响很深，分散立法就是一个表现。至于德国、法国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证券市场并不十分发达，特别是德国，银行属于“全能银行”，银行流动性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因此没有进行房地产贷款证券化（MBS）的动力；至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由于大陆法系没有信托的传统，对信托缺乏具体规定，因此这方面的规定基本空白。可以说，房地产证券化在这两个国家只是一个配角地位，统一立法的成本要大于效益。

采用统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和地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亚洲，立法的时间都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在这之前，一些国家也曾从事过房地产证券化的实践，但真正促使这些国家下定决定统一立法的，还是由于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为了巩固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势在必然，而制定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案，对于房地产证券化的操作和规范运行是必要的。

由此可以得出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立法体例：统一立法型。理由在于：

1.我国有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客观要求。我国金融机构的处境并不乐观，一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很高，二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太低，不符合《巴塞尔协议》8%的要求，应当说，我国没有出现类似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信用的存在，但随着市场化运作的日益深入，如果银行的处境再没改观的话，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发展资产证券化是大势所趋，而进行统一立法我们就不会碰到法、德存在的立法尴尬。

2.统一立法有利于参与者更好地操作。房地产证券化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参与者的水平参差不齐，采取统一立法，可以使房地产证券化的过程一目了然，便利于实践中的操作。

篇5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篇6

关键词：陶瓷山水画的创作手法和意境

引言:陶瓷山水画是颇具观赏性的一种画种。陶瓷山水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具有装饰性。它依附在陶瓷形体上，并和陶瓷造型取得和谐一致，不但显示瓷画山水的美感，而且充分显示而不是掩盖陶瓷的材质美。陶瓷山水画艺术，它搏采了纸本中国画之长，融汇贯通，具有独特技法和特殊的艺术效果，也是先辈陶瓷工艺工作者们聪明智慧的结晶，是辛勤耕作，努力实践的成果。

陶瓷山水画的问世并发展至今，与中国画有着难解之缘。因为就目前的陶瓷艺术创作而言，其形式主流还是国画风格的。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涵来看，都是国画风格在陶瓷材质上的表现，或者说是以陶瓷材质为载体，以陶瓷的釉、颜料为表现手段，以国画的技法来表现国画的一种神韵，说白了，就是陶瓷国画艺术。尤其是陶瓷山水画的创作，国画表现技术手法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陶瓷山水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山水画的艺术成就。

1中国山水画于陶瓷山水画的差议和来源

中国山水画历史悠久，光辉灿烂。隋唐以来历朝画家层出不穷，作品丰富多彩，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艺术哲理和美学思想，丰富了我们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隋、唐两代的水墨重彩、两宋的工笔极致和兼工带写意的初创、元墨法山水画带来的繁荣、在明、清两代已达空前鼎盛，对现代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瓷绘画正是伴随着中国画的发展而发展，从远古的刻划、点彩、褐彩发展至元代的釉下青花，明明釉上彩材料和釉上彩装饰，清代创新的釉上五彩和粉彩，为陶瓷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清末民国时期由于文人画家的参与，釉上彩山水画大行其道，同治时期开创的浅绛彩山水画，代表釉上彩技法的成熟；现代陶瓷艺术家们在釉上彩材料日臻完善、丰富多彩的情况下，用艺术的眼光，发挥造型能力和笔墨技巧，把釉上彩山水画的彩绘艺术发挥到新的艺术水平，创作出一大批赏心悦目的山水画艺术珍品。

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源远流长。东晋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中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由此看出，当时的山水画已经与人物画相提并论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并且已初步从人物画的陪衬中独立出来。我们从顾恺之的人物画《洛神赋图》卷和《女史箴图》卷中的部分配景山水中可以领略到当时山水画的大致形貌。画采取直接描写勾染而无皴擦，画水多用线，树干与叶子也用勾染法，多为扇叶子的银杏，山水仍在部分的充当人物的衬景，以至于“人大于山、水不面上”等不太协调的景象出现。有的画中甚至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处理树石，追求装饰。但此时的山水画理论已经基本成熟，中国山水画家把抒情的表达贯穿于空间的表现，或强调哲理性的显现，或重视境界，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和感触及趣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画论的出现创作一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名山大川、风景佳胜、田野村居、城市园林山水画才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了，并渐渐形成了独立的画种，同时也出现了展子虔、李思训、王维、张璪等一大批专画山水的大师。这些大师将山水画逐渐推向高峰，子虔的《游春图》，反映了隋代或初唐青绿山水画的面目，虽极尽千变的摆脱装饰的味道，但写实能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已能将山水画和人物画及花鸟画的抒情性提升到几乎相同的台阶。创造了物象中呼应，虚实、疏密、开合、起伏、繁简等构图技法。虽然这时候的技法还比较古老、稚拙，没有具体而鲜明的个人风格，但山水画和人物画及花鸟画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从这里开始正式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2陶瓷山水画的特性和要求

陶瓷山水画艺术与其它绘画艺术一样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是相互影响和借鉴，在思想上体现时代精神，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成为陶冶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艺术品，成为建设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的彩瓷艺术。作为工艺美术创作人员必须不断提高社会职责感与艺术修养，必须坚持深入实际，多写生、勤速写、苦练艺术眼力，做到身动、心动、手动，达到眼容心灵所感，手动随心所欲，所画景物形象使人触目，独成一格。要师法前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旁采博取，外师造化，长期苦练，亲身实践，认真

研究，博学修艺，多参考学习陶艺师们的优秀作品和绘画技巧，才能创作出引人入胜，形神兼备的优秀艺术精品，以最少的笔墨来达到画面的意境，利用空白的

处理来达到瓷质的洁白之美感。在山水画的构图上，要与陶瓷造型取得和谐一致，采用宾主、虚实、呼应、开合等法则，既符合美的规律，也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在欣赏这样的陶瓷艺术作品时，才能使人胸怀宽畅、通达，滋生对祖国锦绣河山的热爱和自豪感，丰富人们的文化艺术生活，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

3陶瓷山水画的创作手法及意境

篇7

关键词：温室；花卉病害；综合防治

对温室花卉的生产来说，病害构成经常性威胁。栽培花卉极易感染许多病害，而花卉消费者要求生产者提供近乎完美的花卉产品。温室环境非常适合花卉生长，同样，也非常有利于病害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在花卉品种繁多的同一温室里，由于不同花卉品种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的要求不尽相同，必然有部分花卉品种处于非适宜生长条件，因而更有利于病害滋生。由于温室花卉价值高、病害的严重性以及温室内的环境条件可以控制，因此在温室花卉生产中，采用多种对策控制病害，较之其他农作物生产系统更为有利和可行。

为阻止病菌侵染，花农往往多数使用农药，这有悖于病害防重于治的原则。一个有效的预防病害的计划必须立足于清洁温室和优化栽培措施，而不是化学防治。温室清洁和优化栽培措施对一般病害的防治是行之有效的，而化学防治更多的是以特定病害作为目标而实施的措施，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化学防治措施，只是化学防治应作为田园清洁和栽培措施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1环境控制

植物侵染性病害是由活的病原体引起的，病原的生长和繁殖在很大程度上受土温和气温或两者共同的影响，正如寄主植物的生长受温度影响一样，在经济和使用限度内，温室温度也同样有利于病原菌生长，病害就容易发生。如果植物和病原菌生长的最适温度相差甚远，温室管理人员就可以通过控制温度来控制病害的发生。相对湿度和温度是不可分割的，当气温上升时，相对湿度下降。气温下降时，相对湿度增加。温室中植株表面上的冷凝水，为病原体的活动提供了理想环境。因此，温室环境的控制尤为重要。

1.1灌溉

大多数病原体需借助植株表面上的自由水侵入寄主。对多数病原体，飞溅的水是在植株间传播的重要途径。不适当地向植株顶头浇水，由于植株表面浇湿以及植株间病原体的反溅，可增加发病率和严重度。重浇、频繁地当头浇水还使温室的湿度增加，更有利于病害的发展。水分过多，特别是排水不良的介质，可促使腐霉和疫霉发生，引起猝倒病、根腐病和冠腐病。适宜的灌溉方式应该是将水灌到土面，这样可以使大部分植株的地上部保持干燥，有助于控制叶和花的病害；灌溉水量和灌溉次数应根据温室土壤的持水性和植物的需水状况以及环境条件来调节。

1.2光照

光的质和量对病害发展很少有直接作用，但对花卉的生长却有很重要的作用。光照强度强到引起叶和花的损伤后，将有利于灰霉病这类病原物的发展。低光照强度导致植株组织液，更易染病。夏季温室常需遮荫以防止强光照引起花卉受损伤，这一措施还有利防止高温出现。但遮荫过度会产生植株液现象。光照强度应控制在适合植株生长发育的程度。

1.3通风

相对湿度高有利于灰霉病菌等真菌产生孢子及侵入寄主。相对湿度高也妨碍植株过湿部位干燥。而潮湿部位有利于病原物侵染。通风良好的温室，植株表面干燥，不利于病原物侵入植株体内。适当利用风扇，控制植株间距以及搭建网状种植台等措施都有助于温室空气流通，从而预防病害流行。

2栽培措施

2.1调整播种期或移栽期

许多病害的发生往往局限于花卉植株的某一生长时期。提早或推迟播种或移植，则可以减轻病害的发生。

2.2注意轮作，防止重茬

对于一些忌连作的花卉，如、唐菖蒲、翠菊等，应每年进行花盆消毒，换上新的培养土，以减少发病机会[1]。

2.3植株的搬动

搬动植株时，即使是小心作业也可能造成伤口并使其成为病原体的侵入点。任何搬动植株的措施如移栽、间苗、套袋、换盆等都能造成伤口。要尽可能小心地搬弄植株以便伤口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植株潮湿时搬动也可能增加病害发生，因此应避开这种情况。

2.4整枝与整修

花卉的生产常需整枝和修剪。结合整枝和修剪，剪除发病枝条、叶和根等器官。植株整枝或修剪时常会造成病原体侵染的伤口。不要经常去整枝或修剪。对整枝和修剪丢弃的植株残体（特别是病根、枝和叶）应尽快移出温室并烧毁[2]。

2.5间苗

种植地间苗对生产高质量的花卉是必需的。种植过密往往使植株周围的空气流通受阻、植株表面不易干燥，极易造成病害的流行，而间苗则可使植株的小环境不利于病害的发生。同时，植株可以获得更多的阳光和营养，生长得更健壮，从而可增强其对病害的抵抗作用。

2.6清除杂草

杂草往往是一些病原物繁殖的场所，如一些病毒病常以杂草作为寄主，及时清除杂草，清洁园圃，是防治花卉病害的必要技术措施。

2.7生长调节剂的使用

和所有的农药一样，生长调节剂必须使用适当，以免使植株中毒。如使用生长调节剂不当，可能使植物组织对病原体的侵染更加敏感。

2.8合理施肥

适当地使用化肥是生产优良花卉所必须的。适度的、均衡完善的施肥方案可生产出优质的花卉。施肥水平低导致植株矮化和各种缺素症状。氮肥水平低导致早衰现象，也变得对弱寄生性和继发性病原体更易感染。高氮肥使植株过于也同样会增加叶部病害。有机肥料要腐熟，以防止造成烂根。

3选用抗病品种

选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病害防治措施，能大大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有利于保护天敌，减轻对环境的污染。有些花卉已育成了抗病害的品种，如蔷薇、香石竹等有抗锈病的品种，翠菊有抗立枯病的品种，兰花有抗炭疽病的品种，月季花有抗黑斑病的品种等。对于像病毒病、类菌原体病害和系统染的真菌病害往往缺乏有效的药剂，抗病品种的应用显得更为重要[3]。

4选用无病植物材料

病害的发展需要3个因素，即敏感的寄主、适宜病害发展的环境和一种致病力强的病原体。因此，如果没有病原体的存在，病害也就不能或不会发生。这一措施对寄主谱广的气体传真菌病原体如灰霉病是无效的，但对那些在温室中或其周围不普遍发生的病菌、病毒或系统侵染性真菌病原体是很有效的。

用作繁殖用的母株，如天竺葵和一品红，必须是无病的。当种植者通过无性繁殖来增加植株数量时，即使原始母株带菌率低，也可能在适宜的条件下造成病害流行，病原物常常通过繁殖材料或新的植株引进温室。如果感病的植物材料直接被带进温室，新的病原物可能被引入并迅速传至健株上。病原被引入温室后，不仅能使被引入的花卉遭受损失，而且对未来若干茬花卉都可能造成威胁[4]。

5温室卫生

做好温室环境卫生是预防温室花卉病害发生的有效措施，是防治计划的基础。温室必须是向植物而不是向病原体提供良好生长环境的处所。洁净的泥炭、土壤、蛭石、珍珠岩、砂、树皮等是种植花卉的理想介质。而污泥（污染的土壤）、死的和正在死亡中的花朵以及枯萎的叶子很可能带有大量的病原物。温室卫生计划能减少栽培介质中病原物数量。在一个清洁卫生的温室中要保持植物无病比在一个看上去像垃圾堆似的温室中保持植物无病容易得多。

许多侵袭温室花卉最常见的病原物，能在修剪时丢下的植株残体和用过的介质上存活或产生接种体。这些接种体或侵染源必须从栽培区迅速定期地收集和消除。工作人员必须定期地去收集死去的叶片和花朵。残损植株应连同介质和盆钵从栽培区搬出至垃圾堆，垃圾堆与温室保持500~1000m的距离为宜。通常提供给温室的新盆钵和浅盆是不带病原的。它们在使用前必须存放在安全地点使它们不会被病原体污染。如果盆钵或浅盘需要再利用，则应该在使用前消毒。在每茬收获之间，种植台必须清洗或加以处理。在收获完毕后，应立即将垃圾、植株残体、盆钵、浅盘和用过的土壤或介质从种植区移出并送到垃圾堆去。

6植物检疫

凡新引进的种子、花苗用繁殖材料，必须根据国家所确定的检疫对象进行严格检查，发现有检疫对象时，绝对禁止输入，防止蔓延成灾。

7物理防治

利用热力处理是防治多种病害的有效方法，主要用于苗木、接穗、插条等繁殖材料的消毒。例如：用50℃的温水浸苗10min，可以消灭黄化病毒病。对于一、二年生草本花卉的种子可用温汤浸种法，杀死种子内部带有的病原菌；一般花卉种子可利用比重法进行精选（带病种子比健康种子轻），可用盐水、泥水、清水法漂除病粒[5]。

8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综合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化学防治，要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使用农药。要求做到用药少，防治效果好，不污染环境，残毒性小，对人畜安全，不杀伤天敌，对作物无药害，能预防或延缓病菌产生抗药性，并切实贯彻经济、有效的“保益灭害”原则。

（1）根据病害种类选择农药。各种农药都有一定的防治范围和对象。决定施药时，要弄清防治对象，选准优质对口农药，辨证施治。

（2）根据病害的发生规律适时施药。准确掌握病害发生规律及消长动态，抓住有利时机，适时用药，或合理混用及轮换施用，是提高药效、事半功倍的一个关键问题，把病害消灭在花圃之外、为害之前是上策。

（3）控制药剂浓度、用量及使用次数。应以追求最低有效浓度和最少有效次数为目的，这样符合、安全、有效的要求，又避免对农作物产生药害，减少残留及环境污染，保护天敌。

参考文献

[1]徐明慧，林绍光，丁梦然.花卉病虫害防治[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8.

[2]张涛.园林树木栽培与修剪[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3]蔡祝南，张中义，丁梦然，等.花卉病虫害防治大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篇8

[关键词]生活陶艺；装饰特征；成型；烧制

生活陶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陶瓷器具，是人们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设计的器具艺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以手工制作形式存在的传统陶艺逐渐发生分野，一部分实用为主的器皿陶瓷逐步走向产业化，转变为批量生产的现代日用陶瓷；另一部分传统陶艺则放弃了实用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陶艺本体语言的探索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艺术门类——现代陶艺。陶瓷艺术原本是生活的艺术，它曾经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日用陶瓷的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使先前传统陶瓷的人性与个性丧失殆尽。而另一方面，走向纯艺术的现代陶艺却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而高高端坐于美术馆之中，人与陶艺之间被一层透明的玻璃隔绝了。生活陶艺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既有现代陶艺的材质语言和手工成型的手段，具有鲜明的手工制作的特性，同时生活陶艺还融合了日用陶瓷的实用功能，因此，生活陶艺是现代陶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陶艺从精神向实用功能、从精英艺术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作为实用器皿，生活陶艺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作为一种情感化的器具艺术，生活陶艺还有鲜明的装饰特征。本文将从生活陶艺的成型与烧成两方面探讨生活陶艺的装饰特征。

1装饰与成型的整合——结构即装饰

“装饰”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的解释，作为动词使用的“装饰”被解释为在身体或物体的表面加些附属的东西，使之美观。从这种解释里我们可以体味到装饰的两个关键词：附属性和表面性，即装饰附属于造型主体表面。在先秦时代的论著中，装饰即“饰”，饰如同“伪”，伪又与“文”同。我们所熟知的孔子所谓“文质彬彬”，既强调重质不能轻文，追求文与质的辩证统一。苏珊·朗格说：“装饰不单纯像‘美饰’那样涉及美，也不单纯暗示增添一个独立的饰物。‘装饰’与‘得体’为同源词，它意味着适宜、形式化。”苏珊·朗格强调装饰的适宜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所追求的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是一致的，从“适宜”的另一个角度来看，装饰是适宜于它所装饰的东西，装饰仍然是附属性的。

传统意义上的装饰多是附着于物体表面的纹饰，在传统陶艺中装饰的附属性和表面性表现的十分充分。传统陶瓷装饰手法可以绘、刻、堆、釉来概括。“绘”是指彩绘，在坯体和胎体上以描画的形式进行装饰，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青花、粉彩、古彩等。“刻”与“堆”的装饰手法流行于釉下彩和釉上彩兴盛之前，“刻”是指在坯体上以刻划花、剔花、镂空（玲珑）、半刀泥等手法进行的装饰，还包括在已经烧成的胎体上进行刻画——刻瓷。堆是指在坯体上的堆塑装饰。釉是指颜色釉装饰。这四种装饰形式有共同的特点，它必定是以坯体或胎体为装饰载体，以陶瓷装饰材料在载体上刻画一定的装饰内容，从而对造型主体进行锦上添花的修饰。纹样、纹饰是依附于器物表面的附属物，造型是装饰的载体。因此传统陶艺的装饰与造型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传统陶瓷的发展演变中制陶先民强调造型与装饰的谐调性，而造型与装饰之间却鲜有渗透。传统陶瓷的装饰多是在装饰纹样和形式上的变化，因此传统陶瓷的装饰多是陶瓷造型的附属物，它的变化多存在于陶瓷造型的表层。

从传统陶艺到生活陶艺，实用的本质没变，但其装饰却由表面走向结构。生活陶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陶瓷器具，一般来说生活陶艺具有较强的手工性，这主要是因为生活陶艺吸收了纯审美的现代陶艺的造型、装饰、烧成语言。与传统陶艺的严谨、唯美不同，现代陶艺把陶艺本体语言的造型能力极大地释放出来。陶艺的泥料与釉料自身具有的丰富表情，泥料的可塑性可以记录陶艺家创作的每一个痕迹，泥料的质感，受力所产生的形变、裂隙，泥料与釉料的结合所产生的层次感都成为陶艺最朴实材质美的表现。现代陶艺本体语言的丰富性，使得陶艺艺术魅力的显现并不过于依赖造型形式，陶艺与雕塑的区别也在于此。生活陶艺的设计比较注重对这种材质美的保留与表达。与传统陶艺相比较，生活陶艺的装饰少了对造型的表面修饰，多了对陶艺材质美的显现，装饰多融合于陶艺的成型过程之中，融合于结构之中。在传统陶艺中，造型与装饰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而在生活陶艺中这两者却走向统一，造型要素可以具有装饰意味，装饰要素也可以是造型结构的一部分，从装饰的角度来看则是装饰的结构化。“筛光”为一组灯具，这种被称之为“新薄胎”的陶瓷设计，因胎体近似普通白纸的厚度，使它具备极佳的透光性，作品由镶接手法而成，因泥片的重叠造成不同的厚度，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有规律的叠影造型，叠影即是其装饰内容。这种材质和手法还被运用于咖啡的设计中（图2），同样的叠影效果隐现于杯体之上，不同的是，在灯具上有规律的叠影造型，在在咖啡杯上，则成为随意，无规律可循的。这两种效果都是坯体成型所造就的艺术效果，灯具的制作使用了相同尺寸的泥片拼接而成，光影有规律可寻，而杯子则是采用了制作灯具的泥片下脚料，因而制做杯子的泥片都是随意的、偶然的造型，这恰恰造就了杯子的叠影效果更加的随意、自然天成。陶艺泥性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随意性、随机性，传统生活陶艺的造型是中规中距的，讲究对称、均齐之美。生活陶艺则注重泥性的发挥，但这些因素也具有装饰意义。造型与装饰合而为一，难分彼此。模具成型是一种传统的成型方法，石膏模具成型需要将泥桨注满模具，待石膏吸收了一部分水分，泥桨变干而紧贴于模具内表的时候再将多余的泥桨倒出，完成注浆工序。北欧陶瓷设计师的作品《茶叶筛》（图3）采用石膏模具成型，而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并未采用这种传统的注浆工艺，而是利用模具吸收水分的特点，采用甩浆的方式，将泥桨抛洒于模具内，待泥浆具有一定硬度时，将坯体取出，这种泼洒泥桨的成型方式能够创造出一种类似波洛克似的抽象肌理。不难理解，抛洒的泥浆构成的点、线、面结构，既是筛的结构，同时也是筛的装饰，泥桨的泼洒兼有成型和装饰的作用。生活陶艺抛弃传统陶艺的表面装饰把装饰与结构同化，创造了生活陶艺“无装饰的装饰”的新结构，并使装饰更深刻地进入了结构层面，丰富和拓展了生活陶艺装饰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生活陶艺装饰的结构化并非孤立的现象，早在设计的现代主义阶段，设计界曾经有反装饰思潮，今天看来所谓的反装饰设计其实就是装饰的结构化。反装饰运动中最为著名的设计师是奥地利建筑家阿道夫·卢斯。卢斯主张建筑以实用为主，崇尚简洁而抽象的造型。卢斯认为建筑“不是依靠装饰而是以形体自身之美为美”，甚至认为“装饰是罪恶”。卢斯反对装饰，虽然从表面看来建筑强调实用，外部完全没有装饰，但是他强调了建筑物的比例，强凋墙面和窗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建筑的窗子、线脚等细节依然是构成整个建筑之美的装饰元素。“现代建筑、设计等实用艺术对装饰的背离，实质是这一艺术内部的一种变革与调整，是自身整体的一种自我适应、更新与发展。自我的调整与变革，最终不是排除装饰，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找到更合理、更具时代性、更具结构意义的装饰与形式。”

2烧成与装饰的融合——烧成即装饰

生活陶艺的最终完成离不开窑火的烧炼，火无疑是生活陶艺最本质的艺术语言。火在陶艺中的作用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今天，关于陶器的发明，有学者认为是古人用火烧结了覆在篮子表面的泥土，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造物的发明。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但它却明确反映了火在最初的陶艺中的作用，火仅是使泥土凝结以便于储存水或食物的一种媒介。但是，窑火之于生活陶艺，不仅仅是媒介，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装饰手段。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窑火对陶器的装饰效果。平地堆烧和坑烧是最原始的烧成方法之一，因其烧成温度低，温度极不均匀，所以堆烧而成的陶瓷表面呈现氧化与还原气氛的不确定性在器物表面形成或青或红的斑驳火痕，古人这种下意识的陶器烧成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陶艺家呈现远古情怀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说堆烧和坑烧的表面肌理是古人下意识所为的话，那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黑陶的发明则说明古人在用火装饰陶艺上已经由自发转向了自觉。龙山人利用封窑和渗碳技术将粗犷陶器修饰成黑亮如漆的黑陶，封窑和渗碳是古人在对火的作用认识上的一大提升，此时的烧成已经与装饰融合在一起。不过在传统陶艺发展过程中，烧成的装饰性并未获得较大的发展，因为传统陶艺的装饰是以釉为主体的，釉本身是对陶艺最好的一种装饰，在釉发明后的两千年多里，中国传统陶艺的装饰是围绕釉装饰展开的。对材料本身语言表达能力的发掘是现代艺术的一大特征，生活陶艺同现代陶艺一样，都比较注重泥料和窑火装饰潜力的发掘。在国外，众多陶艺家热衷于探讨窑火在陶艺留下的痕迹与肌理，并使之成为生活陶艺装饰重要内容。美国陶艺家杰米·克拉克最喜欢的烧成方式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木材、木屑和纸进行“坑烧”，整个过程没有火焰，长时间的还原烧成，燃烧中的碳素渗入坯体中，使他的作品厚重与沉着。他同时采用涂抹泥桨的技巧，在第一次素烧之后，用细泥浆涂抹在坯体表面，再经第二次、第三次烧成，涂抹在作品上的泥浆结成片状，并且每次烧成都会掉落一些，泥片在坯体表面使火烧的痕迹产生出丰富的层次与色彩，妙不可言。（图4）柴烧是生活陶艺常用的手法，柴烧与一般窑的差别在于火焰和灰烬可直接窜入窑室内，落灰与高温融熔状态下的坯体自然反应产生灰釉，其色泽温暖，层次丰富，质地粗犷有力。柴烧作品有受火面与背火面的不同，在同一件作品上有阴阳变化与火焰痕迹，使它散发一种质朴，浑厚，古拙的美感，这也是柴烧陶艺家为它着迷尽心追求的原因。

生活陶艺创作中常用的烧成方式还有盐烧、苏打烧、乐烧、熏烧等方式。这些烧成方式所呈现的陶艺作品虽然风格鲜明、效果迥异，但在总体上可以将其归结为自然肌理一类。每一种烧成方式都可以在作品表面形成一种极富个性的烧成肌理装饰语言，不仅如此，这类烧成方式的艺术魅力还在于烧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以烧成进行装饰的生活陶艺其作品的效果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原始性的烧成手法往往呈现出粗犷、质朴、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这种粗犷、率真、自然天成的偶发肌理恰恰符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当手工业和民间艺术被现代物质文明荡涤一空之后，面对着高科技的机器产品，又感到精神恍惚好像失去了什么产生一种文化‘复归’的念头。因为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不会再来，但是那些蕴涵着纯真感情的质朴艺术品，却是暖人心脾的，永远也不会过时。”生活陶艺天然不假修饰，不矫揉造作，带有强烈的泥土气和不同程度的原始稚拙的属性，正是今天人们渐渐失去而又想拼命追回的一种朴实的品质和原始的情感，这也许就是生活陶艺烧成肌理的魅力所在。

篇9

[关键词]群众文化；文化含量；文化素质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148-01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群众文化的认识有着较大的误区，总是把它与低层次的、平庸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客观上对群众文的发展形成了障碍。群众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演绎变迁，积淀极其深厚。建国初给群众文化定义，是指人们除自身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几十年来，群众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多种层次、各种类型的群文活动有效开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人们文化审美需求的嬗变、提高，原有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群众文化工作粗疏松散、活动形式陈旧俗套、节目质量偏低等现象急待改变。

首先，要调整观念，正确认识群众文化的深刻内含。群众文化是一种社会性文化，它不同于其它社会工作，文化是其中的主体，是渗透到每项群文工作，各类群文活动中的灵魂，没有文化就谈不上群众文化，就不是群众文化，文化含量低，文化层次不高也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群众文化，广大群众也不会欢迎，群众文化应有的效能也无法达到。群众文化必须为中心和政治服务，但它还具有更深广的内含和更多的功能，这一点应准确把握，不能有所偏废。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多种层次、各类形式的文化纷纷涌现，对群众文化来说既有深刻启迪，也是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在开展群众文的整个过程中，要树立新的观念，强化文化意识，把文化摆到重要位置，在群文活动中讲文化，讲品味，讲提高，求新求美求境界，真正把文化融入群文工作，逐步改变那种不讲文化、不讲品味的现象，让群众文化以全新姿态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让它与时代同步前进。对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要在传承的同时，注入鲜活的因子，不仅保持别具一格的特色，也使它闪烁出时代光彩，成为新的靓丽风景。

第二，要优化队伍，努力提高群文干部的文化素质。群文工作要靠人来做，靠群文干部来做，群文干部文化素质的高低是群文工作文化含量的决定性因素，一支文化水平偏低的群文队伍不可能使群文工作出水平、出亮点，群文工作也不会走出低谷，真正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当前，群文干部队伍文化素质不容乐观，文化知识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是普遍现象。要针对这种状况，一方面广纳新人，吸收那些观念新、水平高、专业强的年青文化人才，给群文队伍输入新鲜血液，使之呈现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对现有群文干部进行多种方式，行之有效地培训。不仅要组织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班，还要结合群文工作实际，在实践中促使他们学习提高。要树立典型，以点带面，相互学习，全面提高。要调动群文干部学习的积极性，把抓好学习，提高文化素质变成他们自身的要求和自觉行动，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文化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培训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还要主动吸纳社会各方面文化人才加盟，让他们成为群众文化的骨干和志愿者，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地壮大群文干部队伍。通过艰苦努力，把一支高素质的群文干部队伍建立起来，才能真正为群文工作文化含量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要注重品味，全面提升群文工作的文化层次。我们不能把群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对立起来，似乎群众文化就应该是粗俗的，低层次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群众文化活动不仅日益丰富，广大群众对文化质量的要求、审美的情趣都不断提高，许多高雅的、有较高层次的活动已融入群众文化之中。要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适应广大群众新的需求，必须对群文工作、群文活动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形式到内容，从整体到个体，从外表到内涵，都要把不同层次的文化注入其中，借鉴吸入高雅文化、精品文化，逐步提高群众文化的品味。要在文化阵地建设、重大文化活动、特色作品、服务效果上下功夫，要创品牌，造影响，大力推动文化工作创新突破，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使群众文化的整体功能得到提升，为人们提供较高层次的文化服务，在新时期树立起群众文化应有的形象，使之成为三个文明建设中不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要彰显特色，大力促使群文活动丰富多彩。文化自从诞生以来，就以千姿百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群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形式，本来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群众文化都有不同的特色。在时代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广大群众对群众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庸的僵化的群文已被冷落，有较高品味、有特色的群文活动才能受到欢迎。群众文化工作者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努力挖掘各种资源，精心整理加工，融入时代色彩，创造新的特色，开启新的天地。在积极推动各地群众文化阵地建设，逐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要在文化活动、重点作品上狠下功夫，精心打造品牌，形成地域持色、项目特色、作品特色，运用各种平台展示特色文化，使群众文化成为五彩斑斓的百花园。

在日新月异的新形势面前，要真正改变群众文化的形象，提高群众文化工作的文化含量，有着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只要我们树立信心，把准方向，尽力推进，就一定会在群文工作中创造出新的成绩，群众文化一定会树立起崭新形象，群众文化更加繁荣兴旺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参考文献：

[1]王福新.实现廉洁文化进，社区，机关，家庭，基层，的有效途径和方法[J].科技创新导报，2010（26）.

篇10

【内容提要】本文就旅游产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对旅游产业化基本涵义进行了分析，提出旅游产业化是一个复合性概念：一是指现代化、国际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的业态；二是指相对落后的旅游业向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业势。再次从水平标志、空间跨度、发展基础和运作方式阐述了实现旅游产业化必须具备的条件。最后，从旅游产业本身分析了在技术能力、产出能力、市场能力、管理能力和获利能力等方面分析了达成旅游产业化目标应具有的产业素质。

【关键词】旅游产业化/条件/素质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以年均7.5%和12%的速度增长，远远超出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从发达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情况看，已经完成了由初级向高级的产业升级，实现了旅游产业化。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中国的旅游业，可以说，其旅游产业化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与现代旅游业还存在较大差距。相应的，我国对旅游产业化的理论研究也有许多空白。本文拟就旅游产业化的基本涵义、旅游产业化需具备的条件及我国旅游产业素质进行分析，以期对促进我国旅游产业化的进程作一理论探索。

一、旅游产业化的涵义

旅游产业化涉及到诸多复杂的问题。首先其涵义问题关系到事物的本质属性，用现存的研究成果确定其三维空间颇费思量；其次是旅游产业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交织关系错综复杂；三是旅游产业化还受到文化背景、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人才、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待多重因素的制约。但是，旅游产业化涵义的研究应当承担两个重要使命：一是描述现代旅游业的业态；二是描述中国旅游业和加速向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业势；为研究问题起见，可将现代旅游业“冻结”在特定的时空中作为抽象化了的静态比较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象中国这样拥有丰富旅游资源、极具发展潜力、旅游业又相对落后的国家，旅游产业化则表现为一种动态进取行为——由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发展，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进军的产业进步过程。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曾把产业社会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为开展产业化的社会(IindustrializingSociety)，后期为实现了产业化的社会(IndstrialiadeSociety)。他认为，实现了产业化的社会是高生产和高额大众消费的社会。（注：〔日〕富永健一：《经济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302页，1984。）日本学者是将产业化社会按时间维进行阶段研究，本文尝试对旅游产业化按空间维进行对比分析，应属同一时间序列中的横向比较。

从上述研究角度出发，旅游产业化便内涵着静态与动态两种表现形式，包容着结果和过程两种客观状态，贯穿着业态和业势两大研究取向。由此，可以用简要的两句话为旅游产业化下个定义：旅游产业化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一是指现代化、国际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的现代旅游业的业态；二是指相对落后的旅游业向现代旅游业发展并最终步入其中的业势。

二、旅游产业化的基本条件

实现旅游产业化的条件是旅游业的现代化、国际化、规模化和市场化。

1.现代化——旅游产业化水平的标志

现代化既是一种与近代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时代观念，又是包含着十分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的社会经济体系。旅游现代化涉及到经济现代化、社会服务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

按人均收入可将经济分为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和豪华型。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旅游资料中心等机构的调查分析，美国旅游临界点在年收入1.5万美元，超过这个收入的家庭比低于这个收入的家庭外出旅游的可能性大两倍。年收入在2万至5万美元的家庭，其作出旅游的可能性则更大。因此，现代旅游业是在“小康型”向“豪华型”发展的时空之中展开其腾飞的产业翅膀，旅游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经济现代化。

社会服务现代化既是旅游现代化的外在条件之一，又是旅游现代化的内生条件。作为外在条件包括：便利、快捷的国际旅游通关、签证服务，旅游人身保险和医疗服务，旅客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整洁清雅的旅游环境等。作为内生条件包括旅游六大要素的多层次服务：现代化的交通服务、通讯服务、购物服务、导游服务、线路及客房的预定服务及娱乐设施和发达的酒店服务。

文化现代化则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旅游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静态的审美观，是封闭性文化，在其文化基础上很难垒起现代旅游业的殿堂。现代文化是一种涌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放的、动态的文化，形成一种独具时代价值的文化格局，从而对旅游现代化产业深远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休假制度及利用闲暇时间去旅行都是现代文化价值取向的结果。

文化现代化在一国之内不是对异质文化的否定，而是对异质文化的探索、借鉴和融合。对文化差异进行探索的价值情趣，是引导现代旅游业客流走向的神奇的魔棒。

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现代化，一切现代科学都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在观察、实验、整理、分析等冷静的客观手段之中，包容着人类追求发展、探索自然的激情和渴望。因此，以求知为原动力的探险旅游、科学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样，具有现代文化潜质的人，并未见得收入有多高，但在其精神追求、情操陶冶、视野开拓、价值实现等文化动力驱使下，会视旅游为自我发展之必需。离开人类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旅游现代化便成为无源之水。

2.国际化——旅游产业化的空间跨度

旅游国际化的表征是一国国际旅游的比重不断上升。没有国际旅游的发展，旅游业很难成为现代产业。法国的罗贝尔·朗加尔左他所着《国际旅游》一书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开始真正进入大众化的国际旅游繁荣时期。随着旅游国际化的进程，其左经济层面上的影响愈来愈明显。旅游国际化不仅成为旅游产业化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被视为一国社会与文化进步的重要象征。它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

旅游国际化的结果，使国际旅游成为旅游经济中的高级层次，从而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作为持久发展本国经济的战略良策来考虑。作为旅游客源国来说，客源输出的结果，使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得到强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保持心理上的优势。作为旅游接待国家来说、国际游客进入的结果，使其持续稳定地获得外汇收入，增加就业机会，旅游设施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

3.规模化——旅游产业化的发展基础

根据美国人索尔斯坦·维布伦在其所著《休闲阶级理论》一书中的分析，从1936年起，西方发达国家实行“付薪假期”社会法，旅游才由富人所特有的活动开始进入劳动大众阶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旅游活动在全球获得巨大的进展。1990年国际旅游人数达41500万人次，比1950年的2350万人次增加了16.7倍。据世界旅游组织估计，到本世纪末，全世界每年外出旅游的人次将达30亿之多。

旅游业规模化的集中表现是大众旅游(MassTourism)的形成。大众旅游一是指旅游参加者的范围已扩展到普通大众，旅游也不是少数人的奢移行为；二是指现代旅游开始形成的有组织的包价旅游为代表的规范化旅游模式。即旅游者在旅行社的组织安排下，按预定时间、路线和活动内容，有计划地完成旅游全程活动。

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并非所有家庭都有条件外出旅游度假，还有相当数量低收入家庭无力承担旅游的开支。对此，有些国家采取由政府、雇主、工会或社会团体提供赞助或补助的办法，组织外出旅游度假。这便是所谓“社会旅游”(SocialToursm)。这一做法，也大大推进了旅游的规模化。

既然规模化是旅游产业化的基本条件，那么规模收益理论如何解释旅游经济问题呢？在旅游需求为一定的前提下，旅游供给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星级饭店的增加），只能在客观上对原有客源市场份额进行“再分配”，这就会产生规模效益递减，并造成业内过度竞争，如削价倾销等，加剧了规模收益递减的走势。在旅游需求方面，其规模经济问题就会有很大不同。客源规模的扩大，对旅游供给形成两大效应：一是对景区、景点和饭店、购物、餐饮等，增加的旅客会产生“帕累托效应”，促成规模效益递增；二是可刺激旅游供给数量的扩大，使规模效益不变或递增。

4.市场化——旅游产业化的运作方式

旅游市场化的落脚点要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1)市场规模，即一定的大众旅游市场的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市场需求，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旅游经济严重格讲是需求导向型经济，不能离开旅游市场需求去考虑旅游发展问题；(3)市场取向，即彻底告别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接待型旅游”的观念，按市场规则引导旅游活动；(4)市场真实。旅游市场化并不是凭主观臆愿去“制造市场”，如各种低劣粗俗的人造景观，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这个“节”那个“节”等。旅游经济是立足于地方旅游资源的一种特色经济，将旅游资源按市场需求转化为旅游产品应当持科学的态度，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

三、我国旅游产业素质分析

通常来讲，产业素质是某一产业的技术能力、产出能力、市场能力、管理能力和获利能力的综合体现。旅游产业化，在外部要受国民经济产业素质的影响；在内部是由其自身素质高低所决定的。

1.旅游产业技术能力

旅游产业中的“技术”，既包括物质形态的硬技术，也包括智力形态的软技术。硬技术一是指旅游业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吸收与应用，二是指旅游业本身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水平。如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未来宇宙城，日本的高山游览索道等，其硬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另外，科学技术本身也会成为旅游以光产品。美国航天基地、机器人工程，中国的三峡工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科技成果吸引着众多的游人前去观光。事实上，由于旅游业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六个要素，这些行业对现代技术的应用，都表现为旅游业技术能力的提高。

旅游业的软技术，是指旅游业的管理技术，包括行业管理技术、企业管理技术和环节管理决窍等。在一定意义上，软技术比硬技术更显需重要，更具价值弹性。一项硬技术水平很高的旅游产品，由于软技术跟不上，会导致亏损甚至失折。相反，一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旅游项目，由于管理得法，营销有术，会赢得市场和顾客。

从总体上看，我国旅游业技术能力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如旅游装备落后，科技含量高的旅游产品少、管理水平低等其原因除了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低之外，与把旅游业看作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无需提高技术的错误认识不无关系。如果说科技在旅游业广泛应用受到客观局限的话，管理落后的层面是可以扭转的，软技术的优先提高是完全有可能的。

2.旅游业产出能力与市场能力

旅游业产出能力是指旅游业能提供的全部旅游产品（包括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产出有力在旅游业是一种待消费的“库存商品”，产出能力转化为市场能力则是一种飞跃，进入不了市场的产出能力是毫无价值的。从一般意义讲，产出能力与市场能力达到均衡状态为最佳，即供求平衡。但旅游业供求的特殊性，使其供求规律有特别的表现。当旅游业的客房供不应求时，在短期内不可能象加工业通过加班加点赶制出来。因此，旅游业拿出能力的事先储备是由行业特殊性决定的。其产出总量和结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旅游市场的需求增长总量，二是政府的“行业准入”行为。而这两方面的约束，都应当根据产出能力的存量和市场能力的实现率来确定。1996年我国涉外旅游饭店的床位出租率为55.2%，这表明旅游饭店的产出能力过剩及市场能力不足。因此，对饭店新增产出能力的宏观控制以及饭店自身努力扩张市场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旅游产品的丰富性是扩张产出能力的又一途径，增加特色旅游项目、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可增添游客的兴致，延长逗留时间，从而提高产出总量。

3.旅游产业管理能力与获利能力

旅游产业管理能力包括宏观管理能力和微观管理能力两个层面。宏观管理主要体现在旅游业法律法规的约束、旅游产业政策的导向及行业管理的协调上。宏观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体现为市场竞争有序、利益主体行为合法、旅游区域合作广泛等。微观管理能力是旅游企业自我管理的状态和水平的综合反映。企业组织设计、人力资源配置、业务流程安排、服务质量控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市场开发与促销、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应用等等，均是旅游业微观管理能力的应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