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烟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核心，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篇2

宽带网络就是依靠宽带技术为基础构建的网络体系。众所周知，多媒体信息的数据含量远远超过以前以单一形式传输信息的数据量，在传输速率不能降低并且同时信息容量增大的情况下，电信网络必须努力提高传输通道的容量和速度，否则必然不能保障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传递。因此，要实现社会信息的多媒体化，必须依靠宽带技术。

宽带网络按其技术结构来说可以分为宽带传输网、宽带交换网和宽带接入网三个部分。传输网是所有信息元素传输的基础通道，信息单元和数据就是通过传输网络实现从源地址到目的地址的转移。宽带交换网络通过对信息的接收、分拣和转发的过程，实现了信息的相互交换过程；接入网是整个宽带网络中与用户相连的最后一段，用户通过接入网连接到宽带网上。

宽带接入网

接入网的建设占全网投资的比例较大，是技术最复杂、实施最困难、影响面最广的一部分。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尽量合理地发展接入网。先进的光纤接入网发展既要考虑光纤接入网与原电缆接入网拓扑结构的兼容性，又要明确接入网的全光纤化方向；既要节省投资成本，又要坚持高起点、分期实施的原则。因此在接入网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从低速业务开始，逐渐向高速业务发展。当前常用的窄带接入技术有频带Modem技术，V.90标准的Modem下行速率是56kbps；窄带ISDN接入技术能在一对普通的电话线上，通过基本速率（2B＋D，144kbps）接口，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全数字连接的多种电信业务。目前，宽带接入技术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基于电信网用户线的数字用户线（DSL）接入技术

DSL技术是一系列基于双绞铜线的用户线高速传输技术，包括HDSL、SDSL、ADSL、RADSL及IDSL等，统称为xDSL。

ADSL

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技术，其下行速率达8Mbps，上行速率达640kbps，能传输3～5km的距离。ADSL所支持的主要业务是因特网和电话，该技术接入速度可满足宽带因特网接入和部分宽带应用（如会议电视、视频点播等）。更重要的是结合ATM等宽带干线网络技术，可以支持广播级的视频分发和VoD。

利用ADSL技术开展宽带接入业务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可以充分利用电信网现有的铜缆资源，保护这一巨大投资，并充分发挥铜线的潜力。其次，用户随时可以上网，无需每次重新建立连接，而且不会影响电话的使用，每个用户都可以独享高速通道，没有阻塞问题。其主要缺点是对线对的要求苛刻，目前只有大约30％的线对可以开通ADSL业务。

目前一种简化型的、无分路器的ADSL标准已经问世，称为G.Lite。其基本特点有两点：第一是速率降低到1.5Mbps左右，第二是在用户端不用电话分路器，价格可以下降，安装更为方便。它具有自适应速率适配能力，抗射频干扰的能力比ADSL强，主要业务为因特网接入、Web浏览、IP电话、远程教育、在家工作、可视电话和电话等。

VDSL系统

有关ADSL系统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进一步提高系统的下行带宽，即演变成甚高速数字用户线（VDSL）系统。这种技术在双绞线上下行传输速率可以扩展至25Mbps～52Mbps，同时允许

1．5Mbps的上行速率，其传输距离则分别缩短至1000m或300m左右。很适合光纤到小区（FTTC）的接入方式。由于它能提供高速接入带宽，且能满足高清晰度电视和视频点播的要求，所以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理想的宽带混合接入方案。

（二）基于CATV网HFC传输设施的电缆调制解调器（CableModem）接入技术

有线电视网是用来传输模拟电视信号的地面网络，所有用户共享下行带宽，是真正的宽纭FC（HybridFiberCoaxial，光缆同轴混合）技术推动了CATV网络的发展，HFC网不仅可以提供原有的有线电视业务，而且可以提供话音、数据以及其他交互型业务。CableModem方案是以HFC为基础的高速接入技术，CableModem用户共享下行数据带宽，而每一个子信道下行通道的数据吞吐量都可以达到25Mbps～40Mbps。

传统的有线网只能传输单向业务，必须升级为双向的HFC网络才能实现双向宽带传输数字化多媒体信息，可开通VoD、远程教学、远程医疗、因特网高速接入及语音电话等多种新的增值业务。CableModem的开通率高，不存在ADSL因线缆质量和串扰引起的开通率低的问题，只会因为共享用户数的增多而降低每个用户的可用数据带宽。

（三）基于光缆的宽带光纤接入技术

宽带有源光接入

在各种宽带光纤接入网技术中，采用了SDH技术的接入网系统是应用最普遍的。这种系统可称之为有源光接入，主要是为了与基于无源光网络（PON）的接入系统相对比。SDH技术是一种成熟、标准的技术，在骨干网中被广泛采用。在接入网中应用SDH技术，可以将SDH技术在核心网中的巨大带宽优势和技术优势带入接入网领域，充分利用SDH同步复用、标准化的光接口、强大的网管能力、灵活网络拓扑能力和高可靠性带来的好处，在接入网的建设发展中长期受益。

SDH技术在接入网中的应用虽然已经很普遍，但仍只是FTTC（光纤到路边）、FTTB（光纤到楼）的程度，光纤的巨大带宽仍然没有到户。因此，要真正向用户提供宽带业务能力，单单采用SDH技术解决馈线、配线段的宽带化是不够的，在引入线部分可分别采用FTTB/C＋xDSL、FTTB/C＋CableModem、FTTB/C＋局域网接入等方式提供业务。

宽带无源光接入网

基于ATM的无源光网络（ATMPON）是既能提供传统业务，又能够提供先进多媒体业务的宽带平台。PON的业务透明性较好，原则上可适用于任何制式和速率的信号。APON下行采用TDM，而上行采用TDMA技术，其下行速率为622Mbps或155Mbps，上行速率为155Mbps，可给用户提供灵活的高速接入。ATMPON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无源点到多点式的网络结构。光分配网络中没有有源器件，比有源的光网络和铜线网络简单，更加可靠，易于维护。特别是如果FTTH大量使用，有源器件和电源备份系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对器件和设备的环境要求可以大大降低，维护周期可以加长。APON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使得大规模生产和降低成本成为可能。此外，ATM统计复用的特点也使ATMPON能比TDM方式的PON服务于更多的用户，ATM的QoS优势也得以继承。

采用波分复用技术是扩大光纤传输容量的一种有效手段。以波分复用技术为基础的无源光网络（WDMPON）用于接入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基于以太网（Ethernet）的高速局域网接入

以太网接入方式与IP网很相似，技术上可以达到10／100／1000Mbps三级。采用专用的无碰撞全双工光纤连接，已可以使以太网的传输距离大为扩展，完全可以满足接入网的应用需要。以太网技术将IP包直接封装到以太网帧中，是目前与IP配合最好的协议之一，它以变长帧来传送变长的IP包。在当前因特网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以太网正在转变成一种主要的接入方式。

（五）基于无线传输手段的无线接入技术

固定无线接入技术因其无须敷设线路、建设速度快、受环境制约少、初期投资省、安装灵活、维护方便等特点而成为接入网领域的新军。主要的宽带固定无线接入技术有三类：已经投入使用的多路多点分配业务（MMDS）、直播卫星系统（DBS）以及正在做现场试验的本地多点分配业务（LMDS）。

LMDS工作在毫米波波段，可用频带至少1GHz。典型LMDS由类似蜂窝配置的多个发送机组成，单个蜂窝的覆盖区为2～5km。LMDS不仅可以提供因特网接入，而且可以用来互连局域网。LMDS几乎可提供任何种类的业务，如话音、数据、图像等，还支持TCP/IP以及MPEG2等标准。

总的来看，宽带固定无线接入技术代表了宽带接入技术的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敷设开通快，维护简单，用户较密时成本低，可以作为电信公司有线接入的重要补充。

宽带传输网

伴随着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宽带网络传输主要的物理介质必然是光纤。利用光纤组建宽带传输网的优势有三点：

（1）能提供高带宽。光纤的带宽允许高速数据传输，通过复用技术和数据压缩技术完全能够适应多媒体通信对传输速度的要求。

（2）极低的衰减度。通过光纤进行传输的光信号具有低衰减的特性，这就意味着无需中继器就可进行长距离传输，不仅能够降低成本而且能够减少由于中间环节而形成的断点。

（3）保密性强。传输的光信号是非电子的，不受电磁影响。

SDH传输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完整严密的传送网技术体制，它有全世界统一的网络节点接口，简化了信号的互通以及信号的传输、复用和交叉连接过程；它安排有丰富的开销比特用于网络的管理和维护；它有统一的标准光接口，能够在基本光缆段上实现横向兼容；采用SDH组网技术还可以构成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自愈环结构，确保实现业务的透明性，这对某些方面的业务应用十分重要。

光纤通信继续向大容量、高速纵深发展，为宽带网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目前采用密集波分复用（DWDM，DenseWaveDivisionMultiplexing）技术的高速传输系统，其产品已可达到400Gbps，实验室的研究水平已超过3Tbps。这也为IP网络的QoS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带宽富余的情况下，当网络利用率低于70％时就可以提供有保证的QoS。

当前传统语音网络、数据网络正在走向统一。TCP／IP协议将在整个网络占据统治地位。IP可以承载所有的业务，包括数据业务、实时语音、视频等交互式多媒体业务。未来网络是以IP技术为核心构筑的综合传输语音、数据和视频的大一统宽带IP网络。但IP网只能架构在各种基础传输网之上，目前IP的传输模式如下。

(一)IPoverATM

具有动态带宽分配、高QoS的ATM是一种交换、传输、复用设备，也是承载IP所有业务的理想平台。IPoverATM是面向连接的ATM与无连接IP的统一，也是选路与交换的优化组合，可以综合利用ATM速度快、容量大、多业务支持能力的优点以及IP简单、灵活、易扩充和统一性的特点，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对于电信网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ATM作为多业务平台是比较理想的。即使在将来，在网络边缘地带，ATM作为业务汇集点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二)IPoverSDH

IP与SDH的结合试图将IP分组通过PPP协议或SDL协议直接映射到SDH帧，从而省掉中间的ATM层，保留因特网无连接特征，简化网络体系结构，提高传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易于兼容不同技术体制和实现网间互联，在以IP业务为主的骨干网上疏导高速率数据流。

(三)IPoverOptical

从理论角度分析，IP到传输链路层之间增加ATM、SDH纯属多余。因此IPoverOptical是一种理想的体系结构：层次少，避免了功能重叠；设备和网管复杂度低；额外开销小，传输效率高；组网和网络配置简单；可直接利用DWDM技术。

宽带交换网

当传输技术逐渐向宽带迈进的时候，使各种不同业务充分地利用传输资源的交换设备也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发展，以IP和ATM为代表的分组转发和交换技术是当前网络建设中的热点。IP的灵活特性和ATM的快速交换能力互有千秋，必将在将来的网络技术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一）ATM

异步传输模式——ATM就是目前解决宽带综合业务交换的一种方案。为适应多媒体通信的要求，用户必须支持不同的网络：数据网、语音网以及视频网。网络结构也必须适应不同的应用，以太网、令牌环和FDDI用于局域网，PPP、SLIP以及Modem用于广域网。如此复杂的要求，是以前的交换水平所不能达到的。ATM技术的出现将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共的、统一的网络交换框架，支持用户对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综合需求。

在ATM技术中传送信息的基本载体是ATM信元，ATM信元与分组交换中的分组十分类似，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它使用定长的53字节的信元长度，整个信元字节中包括5个字节的信头和48个字节的信息域，信头用来承载信元的控制信息；其后的信息域一般是承载用户信息。在信头信息中VPI表示虚拟路径标识符，VCI表示虚拟通道标识符，这两部分合起来构成信元的路由信息。ATM交换机就是根据这两个信息段选择路由线路。

以ATM技术为主的宽带交换网是面向连接的。当发送端想要和接收端通信并通过网络交换信息数据时，将建立一条虚拟电路。之后，将需要传送的信息分割成ATM信元，通过建立的路径传送到接收端。当信息全部传送完毕后，该虚电路将取消。ATM宽带交换网的目标，也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任何业务形式的数据传输都能达到最佳的资源利用率。这样就能使宽带传输网高速传输多媒体信息，并毫不停滞地通过交换网络迅速、灵活地选择正确的目的方向继续传送。

（二）路由交换机

篇3

然而，直到最近10多年来，在均衡选择方面才取得进展，这些进展提出当存在多个均衡时，应该怎样去做。

一、纳什均衡

纳什，在1950年就已经对纳什均衡给出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群体作用的解释。此种解释假设，在博弈中存在对每个参与者又称局中人(player)起作用的参与者群体。参与者不断地积累各种纯策略中的令人注意的经验信息，如果此博弈稳定下来，那么这种均衡必是纳什均衡。然而。Shapley在1964年证明，如果博弈没有稳定下来，那么必然存在一种策略选择的有限循环。第二种解释的观点是把均衡看成一个“自动实施协议”或者是理性的预测。如果基于理性的预测是唯一的，那么博弈均衡确实得以存在，这时倘若均衡是众所周知的，它必是纳什均衡。纳什本人对此做了阐述，这是“一种十分强的理性化和理想化的解释”。这对阐述均衡而言是有效的，解决均衡选择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的研究目的而言，与均衡选择相关的问题是必须加以分析和深入探讨。

对纳什均衡的第三种解释，是由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首次提出的，它源于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在这种解释中完全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参与者预先选取某一种策略，而且更为成功的策略生存下来；如果种群(population在生物学上称为种群，在经济学中我们将其称为群体更好)达到一种稳定状态，那么所有策略必是等价的，因此，这种状态必是纳什均衡。这种生物学上的方法，其优点是它不仅具体指出稳定的结果，而且它还靠可能达成的一些结果来给出一种显示性的过程。

当然，经济学家清楚地意识到将涉及到的生物学领域中的思想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中的疑问和困难，比如，像生物学中的“复制方程”扩展到经济学领域中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至今还在探索中。

二、进化思想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回顾

对经济学给出进化的解释不是一种新的手法。实际上，进化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是先于达尔文(Darwin)而出现。例如，亚当·斯密(AdamSmith)曾说：“带来许多利益的劳动分工，原本不是人类智能的结果，虽然人类智能预见到劳动分工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尽管在人类本能里没有意识到这样广泛效用中的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及相互之间交易的倾向，此倾向很缓慢并且渐进产生结果，但是劳动分工是必须的。”

进化思想也能够在马尔萨斯(Malthus)、马歇尔(Marshall)，熊彼特(Schumpeter)和哈耶克(Hayek)所写的著作中找到。关于进化经济学，这是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经常与熊彼特的工作相联系。Robson在2001年系统地给出了经济行为的生物学方面的基本解释。

进化经济学与进化对策论至今是完全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理性人的偏好通常是固定的。然而，对于理性人的偏好变化或者进化选择，经济学家对此也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利他主义的生存价值以及风险态度等。然而，我们这里的进化对策论是将偏好作为固定的和已知的。

关于市场生存进化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开始于Winter在1964年的文章“经济的‘自然选择’与厂商理论”，接下来Winter在1971年发表了“满足、选择与改革残余物”，Nelson和Winter在198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有中文版)，是这一领域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文献。最近由Blume和Easley(1992，1995，1996)，Dutta(1992)Dutt和Radner(1993)，Radner(1995)，Bega—redondo以及Boldeke和Samuelson(1997)等学者在此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虽然这个论题与进化对策论紧密相联系，但是，目前这两种文献在方法论上相距甚远。

三、进化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与结论

最近10多年里，不像对策论的传统分析方法那样——考虑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以及在严格的认知局限之下必须学习执行策略，这样的对策论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在称为进化对策论所提供的框架下进行的。正如此学科标题所表示的，这一新学科的原理借用生物学中的进化模型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一些特征。然而，此学科本身也发展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特别地适合于有限理性基本假设下对社会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分析。进化对策论在10多年里以快速的步伐取得长足的发展。

进化对策沦为人们提供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工具。其潜在的应用领域从进化生物学延伸到一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进化理论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直到最近，这种方法在非合作对策论框架中才得到应用。

进化对策论是研究策略行为的稳健性，它是针对有限理人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进化力量而言的。这种新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理论里导致一种新的预测方法，并且为其他社会科学开辟一条崭新的研究途径。

进化对策论的基本内容：

(一)进化稳定策略概念。进化对策论理论中，一个关键概念是进化稳定策略(ESS)，这一概念的提出归功于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的“动物冲突的逻辑”一文。此种策略在特定的意义上对进化压力而言是稳健的：群体执行该种策略对执行任何其他策略而言是非入侵的。假定一对个体是重复随机地来自于大的群体，去参与一个对称并有限的两人博弈，还假定所有的个体在博弈中起初都执行某一个纯的或混合的策略x是进化稳定的，那么对于每一个变异策略y，都存在一个正的“入侵障碍”，使得执行变异策略y的个体群体所获得的支付低于此障碍，从而x赢得的预期支付比执行的y所得要高。下面的不等式对于充分小的ε>0成立，即：

u[x,(1-ε)x+εy]>u[y,(1-ε)x+εy]…………(1)

其中左边的表达式记为对于策略x而言，当执行相对应策略的个体进入之后，混合群体情况的混合策略(1-ε)x+εy时的预期支付，而右边的表达式记为对于策略y而言，其所对应的情况的预期支付。

实际上，由上述定义知道，进化稳定性十分有用的特性是一个策略x是进化稳定的当且仅当(1)它是对自身的最佳反应；(2)它是对所有其他最佳反应的反应，当这些策略对其自身的反应比较时。为了弄清楚(1)是必要的，只需充分观察即知，否则会存在一个对x而言的最佳反应y。在一个充分小的种群中，表现出的这个“变异”策略几乎总会遇到策略x，从而会赢得比x水平高的收益。同样，(2)是必需的，因为否则的话一定会存在一个对x而言的可供选择的最佳反应y，它会赢得与x遇到x的时候或者至少x遇到y时候的收益相同，从而y的平均水平会赢得比混合种群要高一些的收益。注意到，进化稳定性准则没有解释种群是如何达到这种策略的。然而，一旦达到这种策略，则这样的策略对进化压力来说是稳健的。同时，人们发现，进化稳定性没有处理种群中具有两个或更多“变异”同时出现的情况。因而，它隐含地把变异当成稀少事件，以致于种群有时间在另一个变异出现之前响应这种状况。

虽然，进化稳定性准则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但是它为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提供一种有关的稳健性准则。这样，进化稳定性要求人类群体中企图采用可选择的策略的任何一个小团体不比已经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个体所构成的团体收益好。相反，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个体所构成的团体缺乏激励来改变他们的策略。但是，那些采用可选策略的小团体却受激励而具有转变固有策略的行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化稳定策略被人们看成是传统习惯或者已经确立起来的行为规则。比如，社会风气、企业管理模式等都可以看为是某种人类群体的规则，而极个别的人群社会行为、习气的变化就会被认为是“变异”。当然，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那些极少数的人群或企业的收益比不变异的人群或企业高时，那么这些变异分子会生存得更好！反之，则被淘汰掉。

可惜的是，许多博弈没有进化稳定策略。于是，研究人员探讨各种比进化稳定性稍弱一些的形式，以及集值形式的进化稳定性概念等。此外，ESS概念不能推广到n人对策的情况上。在本质上，ESS要求强的纳什均衡来实施，也就是每一个策略对于策略组而言应是唯一的最佳反应。

(二)复制动力学。复制动力学是选择过程的显性模型，它说明种群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联系的不同纯策略随时间而演化的。复制动力学的数学公式是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在“进化稳定策略和对策动力学”一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由随机配对的个体所构成的一个大种群执行有限对策的两人博弈，犹如进化稳定性的设置一样。然而，此处的个体仅仅采用纯策略。种群状态是指在纯策略上的一个分布x。这种状态在数学上与博弈中的混合策略是等价的。

如果博弈中的收益表示成生物学上的适合性，也就是后代的数目，同时每一个后代继续其父母的策略，因此，采用纯策略i的个体数目(在大的种群中)将以某一比率指数增长，而此等于对纯策略i的预期收益u(ei，x)，当执行着表示种群中当前策略分布的混合策略x时，采用任何纯策略i的种群分布的增长率等于此策略的收益与种群中平均收益的差。后者，等同于混合策略x当与其自身博弈时的预期收益u(x，x)。这是一个单种群的对称两人博弈的复制动力学。

Xi=[u(ei,x)-u(x,x)]xi………………(2)

注意到，对当前种群状态x的最佳反应具有最高的增长率。第二最佳反应具有第二高的增长率，如此等等。然而，虽然更成功的纯策略比欠成功的纯策略增长得快，但是种群中的平均收益不必随时间而增长。产生这一原因的可能性是，如果一个个体由采用最佳策略的个体所代替，那么遇见这个新个体的成员会得到比较低的收益。例如，这正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情况。如果最初几乎所有个体采用“合作”，那么个体中将逐渐地转向“抵赖”，从而平均收益将下降。然而，如果博弈在两个人总是获得相等的收益意义上是一个双对称的，那么自然选择的基本规律将成立：种群中收益随时间而增长，即使没有必要成为全局最大的。例如，这就是合作博弈的情况，其中所有个体逐渐地转向到执行同一个纯策略上。复制动力学能够推广到n人博弈的情况上，这可以看成是来自于n种群、中的个体随机地以n类型配对，其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地位状况正如纳什所给出的群体行为解释的那样。目前，存在两种形式的n种群复制动力学，其中一个是由Taylor在1979年提出的，另一个是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给出的。

(三)学习模型与选择动力学

人们把学习模型分成三种类型，即基于信念的学习、强化学习以及模仿学习。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复制动力学是由后面两类的某种模型所促成的。

1．强化学习模型

心理学上的有关个体学习文献的中心模型是所谓的强化模型，这是由Bush和Mosteller在1951年提出的。然而，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Thorndikede的“导致过去好的选择在将来最有可能重复”。当然，人们注意到这里的选择隐含地作为概率上的一种说法。

Bush和Mosteller的强化学习模型及其他的推广形式，已经在一系列的人类主观执行博弈中得到运用。可惜，这些模型的通常数学性质，人们还知道得很少。然而，Borgers和Sarin在1997年发表的“通过强化和复制动力学的学习”文章把Cross的Bush—Mosteller学习模型的形式与Taylor的两种群复制动力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对比研究。虽然这种学习过程在离散时间背景中是随机的、演化的，而复制动力学在连续时间背景中是确定的、演化的。他们证明，在适当地构造连续时间的界限下，他们的学习过程在有限时间区间内可通过复制动力学来*近。

更确切地讲，他们研究在多次博弈回合中(n＝l，2，…)，在一个固定的两人参与者采用混合策略对中有限两人博弈的情况。每一个参与者凭借由其所运用的纯策略来记录概率如下。如果参与者1(同样的考察参与者2)在博弈的n次回合中运用纯策略k，并且获得一个正的收益Vk(n)，这里Vk(n)作为随机变量，它依赖于参与者2所做出的随机选择，那么参与者1对于运用这个策略的未来概率将越增加，其收益也就越高。参与者2以同样的方法记录其选择概率向量Y。所有收益均假设处于单位开区间上，不过，这里的收益不能解释成N—M(冯·诺依曼和摩根斯藤)效用。因此，一旦所用策略的概率是递增的，那么所有选择均是强化的。

从任何一个初始概率向量X(0)=x0和Y(0)＝Y0开始，方程(3)定义出博弈的混合策略空间中的一个马尔可夫链{X(n)，Y(n)}∞n=1。其中参数δ>0表示博弈的两次回合之间的时间：t＝nδ是n次博弈回合中的“真实”时间。Borgers和Sarin得到这一过程的连续时间界限，通过设n∞和δ0以便有δn=t，在任何有限的“真实”时间上来估计价值。因此，博弈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区间上执行，同时概率以相称的较小数值得以适应。他们证明，在这个界限内，此过程以状态(x(t)，y(t))的形式出现在单位区间概率上，其中如果复制动力学的初始状态在时间0处以(x0，y0)开始，那么复制动力学会在时间t达到。在这个意义上，复制动力学在有限时间区间上近似于强化动力学(3)。

然而，这两类模型的渐进性质却十分不同。例如，为了在直观上理解这点，假设参与者1的收益既是恒定独立于他的策略选择又独立于参与者2的策略选择。设参与者1在强化动力学中的初始状态指派概率等于参与者1的所有可获得纯策略的概率。同样的，设复制动力学的初始状态指派种群的各部分采用策略的概率等于所有可获得纯策略的概率。显然，复制动力学的解是一个常量：所有种群的各部分分得的收益永远相等。然而，强化动力学的实现会容易随时间而收敛到参与者1可获得的任何一个纯策略上。由于在博弈的第一个回合中选用策略的概率将高于在下一次博弈回合中所选用的策略概率，所以强化动力学的性质更有可能把参与者1“锁定”到他的任何一个纯策略上。Borgers和Sarin证明，任何有限两人博弈的强化动力学以概率1收敛到一个纯策略组合上，而不像复制动力学那样。

2．模仿学习模型

博弈论学者Gale，Binmore和Samuelon在1995年提出一个所有个体参与者都采用纯策略的大群体，但是有限博弈的社会学习的简单模型。每一个参与者在博弈中都赢得一个渴望水平的收益。在离散时间0，δ，2δ，…上，任意从群体中抽取个体δ部分，把其当前收益与他们的渴望水平收益相比较，其中δ>0是很小的数。如果个体实现的收益低于其生存水平收益，那么该个体就会随机地模仿已抽取的个体，在相同的参与者群体中，所有其他个体都具有相同的概率被抽取。由此可见，如果渴望水平收益具有均匀分布(某一个区间上包含所有可能的收益值)，那么模仿的概率对于个体的当前策略而言，在预期收益上是线性递减的。对于很小的δ，他们证明这个过程可以由有限时间区间上的复制动力学来*近。

人们把个体策略的适应过程作为连续时间中的一个随机过程。假设在有限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时常得到一个冲动，使其改变纯策略。如果这些冲动是依照i．i．d．的Poisson分布，那么同时发生的概率是零，而且总的过程也是一个Poisson过程。此外，总过程的密度刚好是各个过程密度的和。如果群体是很大的，那么人们利用预期值给出的确定流来近似这个总过程。

Bjornestedt和Weibull在1996年研究了一系列这种模型，其中改变的个体在其博弈的群体中模仿其他的个体，并证明许多正收益的选择动力学可以被人们推导出来，包括复制动力学的三种形式。特别，如果个体改变比率对其策略而言预期收益是线性递减的，那么每一个纯策略Poisson过程的密度是与其个体总数大小成比例，同时比例因素将是其预期收益递减的。如果每一个改变的个体选择其未来的策略是通过在其博弈中随机地模仿抽取的个体，那么其作为结果的流*近也是一个复制动力学。

Schlag在1997年分析当个体经常以参与者的同样地位去模仿其他参与者个体时，个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仿规则的问题，然而参与者的同样地位却受制于信息和记忆的约束。他发现，如果个体想要学习规则是在所有平稳环境中收益递增，那么此个体应该满足：(1)当改变策略时，总是通过模仿来进行；(2)永远不向收益实现比其所拥有收益低的那些个体模仿；(3)向收益实现比其拥有收益高的那些个体模仿。

这种模型被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所发展。在有限两人博弈中，Schlag假设在随机地来自于两个相等大小的有限群体的个体之间两两配对，每一个有其自己的地位。个体总是执行纯策略。在每一个收益实现之后，每一个个体都要随机地与其他个体所处的群体进行抽样调查，并且比较两种收益的实现。行为规则是一种函数关系，即把收益实现和所用策略对应到博弈中个体地位上可获得的纯策略集合上的分布，为的是采用新的策略。换句话说，允许使用个体的唯一资料是这种收益实现和纯策略对。特别，从较早的博弈回合中实现收益被忽略。此外，假设个体在所有博弈中运用相同的行为规则，具有相同数目的纯策略可选择；也就是，个体不需要知晓他们执行什么样的博弈，他们知道所使用的纯策略数目就足够了。

在任何这样的博弈中，导致预期收益弱递增的以及在对手种群中对于任何固定策略分布的行为规则，称为改进。本文中的重要结果是对于所有这样规则的刻画。改进规则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是模仿的：个体坚持其初始的策略或者采用抽样的个体策略；但是不会转向第三个的策略。

行为规则称为是占优的改进规则，如果在某一个博弈中不存在改进规则产生比较高的预期收益改进比例，而且在对手种群中的某一个策略分布上。Schlag证明，某一个行为规则为占优的改进规则，其具有上面给出的性质(1)(2)(3)。这个比例模仿规则是其自己的一个改进规则，而且可以证明它确有一些其他吸引人的性质。Schlag证明，Taylor两种群复制动力学的离散时间形式可以*近在任何给定有限时间范围内导出的一个随机过程，只要种群充分的大就行。

(四)进化对策论中的一些结论

本文集中探讨关于有限n人博弈的显性动力学种群模型方向的介绍，其中个体执行纯策略。首先探讨确定性选择动力学，然后介绍随机进化模型，其中把随机变异过程与确定性选择过程或者随机选择过程结合起来。

研究确定性动力学项目性质的一种直接方法是选取一个初始的种群状态，并且稍后可以计算。然后，人们应该记住让初始的所有纯策略在种群中出现，由于初始的已亡策略将在选择过程中仍保持已亡的状态。这种解的轨迹称为内部的。解的轨迹随时间流逝而安定下来，就称为收敛的。反之，则称为发散的。

如果种群状态是收敛的，那么什么是长时期限制状态的本质呢?可以证明，在任何一种弱的正收益选择动力学中，沿着任何收敛的内部轨迹，限制状态必将构建纳什均衡，研究人员发现，种群执行某种纳什均衡或者在渐进意义上的纳什均衡。Nachbar在1990年第一个证明出单种群复制动力学的这个结果。事实上，如果选择过程遇见弱的正收益的相对温和的条件，且如果汇总的行为随时间而安定下来，那么在长时期种群状态中的个体就好像他们预期一个特殊的纳什均衡对此执行着一个最佳反应，这点颇像是纳什所声称的“群体解释”。

如果对于弱的正收益选择动力学的内部解随时间而收敛，那么我们看到幸存下来的策略在作为结果的混合策略组合的最佳反应的意义上是理性的。此处的问题是，如果解的轨迹不收敛，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吗?当长时期中没有均衡达成时，我们产生的问题是，执行是否为理性的。

非合作博弈论中基本的理性假设是参与者不采用作为严格的劣(strictlydominated)纯策略。这个假设要求不知道其他参与者的偏好或者行为。一个更严格的理性一--附有知识的---假设是参与者不采用作为迭代的严格的劣策略。除了回避严格的劣的策略之外，这个假定要求所有参与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收益，而这些就是他们知道等等，一直到共同知识的某一个有限水平上使得迭代剔除严格劣的纯策略的过程停止。

因此，进化对策论中的基本问题是进化选择过程是否剔除掉所有的严格劣策略或者所有的迭代的严格劣纯策略。如果所有迭代的严格劣策略消失，那么这提供了在策略上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行为假设的一种进化证明，就好像此假设是参与者他们作为理性人的共同知识。

Akin在1980年证明，在任何有限对称两人博弈中所有严格劣的纯策略沿着关于单种群复制动力学的任何一个内部解的轨迹都能消失。Samuelson和Zhang在1992年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某一个两种群选择动力学的正收益子集合中的迭代的严格劣纯策略上。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聚集单调的(aggregatemonotonic)。

对长时期进化状态分析的辅助方法是研究种群状态的稳定性，也就是考察种群对于很小的扰动是如何反应的。Bomze教授在1986年曾证明，如果种群状态在单种群复制动力学中是弱的动态稳定的，那么此状态就是对自己的最佳反应，这里的状态被认为是采用混合策略的。经常运用的稳定性准则是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即状态x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如果x的邻域B包含x的邻域A，使得在A中开始的解将永远保留在B中。不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状态称为不稳定的。因此，不仅进化稳定性的静态稳定性准则，而且复制动力学中的动态稳定性都蕴涵着纳什均衡的实施。这个结果能够推广到任何有限n人博弈中的任何弱的正收益选择动力学上。总之，对进化压力而言，以各种不同方式系统阐述的稳定性都需要纳什均衡来实施。然而，不是所有的纳什均衡在这个方面都是稳定的，因此，这些进化稳定性准则是纳什均衡概念的精炼。

另外，研究者在考察动力学进化稳定性时，把随机因素并入到进化过程的建模当中。特别，变异过程被认为是内在随机的一种情况。随机振动可以凭借稳定性分析方法来解释确定性选择动力学；一个稳定的种群状态对于种群的孤立的很小扰动而言是稳健的。然而，这种稳定分析几乎说不出一系列的小振动或者同时发生的小振动累计之后促成的大振动的稳健性。这样的一系列或者同时发生的连续不断的振动会使种群状态离开选择过程的吸引域。虽然这种大量涌现的小振动不可能是统计意义上的独立而稀少变异的事件，但这一可能性在基本方法上却改变了动力学进化过程的性质。代替历史依赖性(依赖于初始种群状态)，此过程会成为遍历的(ergodic)，也就是具有一种渐进分布，其中渐进分布是历史独立的(对于所有的初始种群状态都是相同的)。从而，导致人们现今研究的一个专题——随机动力学稳定性。这种研究路线的先驱者是Foster和Young(1990)，随后是Fudenberg和Harris(1992)，Young(1993)等等。注意到，进化稳定性准则没有解释种群是如何达到这种策略的。然而，一旦达到这种策略，则这样的策略对进化压力来说是稳健的。同时，人们发现，进化稳定性没有处理种群中具有两个或更多“变异”同时出现的情况。因而，它隐含地把变异当成稀少事件，以致于种群有时间在另一个变异出现之前响应这种状况。

虽然，进化稳定性准则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但是它为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提供一种有关的稳健性准则。这样，进化稳定性要求人类群体中企图采用可选择的策略的任何一个小团体不比已经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个体所构成的团体收益好。相反，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个体所构成的团体缺乏激励来改变他们的策略。但是，那些采用可选策略的小团体却受激励而具有转变固有策略的行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化稳定策略被人们看成是传统习惯或者已经确立起来的行为规则。比如，社会风气、企业管理模式等都可以看为是某种人类群体的规则，而极个别的人群社会行为、习气的变化就会被认为是“变异”。当然，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那些极少数的人群或企业的收益比不变异的人群或企业高时，那么这些变异分子会生存得更好！反之，则被淘汰掉。

可惜的是，许多博弈没有进化稳定策略。于是，研究人员探讨各种比进化稳定性稍弱一些的形式，以及集值形式的进化稳定性概念等。此外，ESS概念不能推广到n人对策的情况上。在本质上，ESS要求强的纳什均衡来实施，也就是每一个策略对于策略组而言应是唯一的最佳反应。

(二)复制动力学。复制动力学是选择过程的显性模型，它说明种群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联系的不同纯策略随时间而演化的。复制动力学的数学公式是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在“进化稳定策略和对策动力学”一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由随机配对的个体所构成的一个大种群执行有限对策的两人博弈，犹如进化稳定性的设置一样。然而，此处的个体仅仅采用纯策略。种群状态是指在纯策略上的一个分布x。这种状态在数学上与博弈中的混合策略是等价的。

如果博弈中的收益表示成生物学上的适合性，也就是后代的数目，同时每一个后代继续其父母的策略，因此，采用纯策略i的个体数目(在大的种群中)将以某一比率指数增长，而此等于对纯策略i的预期收益u(ei，x)，当执行着表示种群中当前策略分布的混合策略x时，采用任何纯策略i的种群分布的增长率等于此策略的收益与种群中平均收益的差。后者，等同于混合策略x当与其自身博弈时的预期收益u(x，x)。这是一个单种群的对称两人博弈的复制动力学。

Xi=[u(ei,x)-u(x,x)]xi………………(2)

注意到，对当前种群状态x的最佳反应具有最高的增长率。第二最佳反应具有第二高的增长率，如此等等。然而，虽然更成功的纯策略比欠成功的纯策略增长得快，但是种群中的平均收益不必随时间而增长。产生这一原因的可能性是，如果一个个体由采用最佳策略的个体所代替，那么遇见这个新个体的成员会得到比较低的收益。例如，这正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情况。如果最初几乎所有个体采用“合作”，那么个体中将逐渐地转向“抵赖”，从而平均收益将下降。然而，如果博弈在两个人总是获得相等的收益意义上是一个双对称的，那么自然选择的基本规律将成立：种群中收益随时间而增长，即使没有必要成为全局最大的。例如，这就是合作博弈的情况，其中所有个体逐渐地转向到执行同一个纯策略上。复制动力学能够推广到n人博弈的情况上，这可以看成是来自于n种群、中的个体随机地以n类型配对，其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地位状况正如纳什所给出的群体行为解释的那样。目前，存在两种形式的n种群复制动力学，其中一个是由Taylor在1979年提出的，另一个是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给出的。

(三)学习模型与选择动力学

人们把学习模型分成三种类型，即基于信念的学习、强化学习以及模仿学习。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复制动力学是由后面两类的某种模型所促成的。

1．强化学习模型

心理学上的有关个体学习文献的中心模型是所谓的强化模型，这是由Bush和Mosteller在1951年提出的。然而，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Thorndikede的“导致过去好的选择在将来最有可能重复”。当然，人们注意到这里的选择隐含地作为概率上的一种说法。

Bush和Mosteller的强化学习模型及其他的推广形式，已经在一系列的人类主观执行博弈中得到运用。可惜，这些模型的通常数学性质，人们还知道得很少。然而，Borgers和Sarin在1997年发表的“通过强化和复制动力学的学习”文章把Cross的Bush—Mosteller学习模型的形式与Taylor的两种群复制动力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对比研究。虽然这种学习过程在离散时间背景中是随机的、演化的，而复制动力学在连续时间背景中是确定的、演化的。他们证明，在适当地构造连续时间的界限下，他们的学习过程在有限时间区间内可通过复制动力学来*近。

更确切地讲，他们研究在多次博弈回合中(n＝l，2，…)，在一个固定的两人参与者采用混合策略对中有限两人博弈的情况。每一个参与者凭借由其所运用的纯策略来记录概率如下。如果参与者1(同样的考察参与者2)在博弈的n次回合中运用纯策略k，并且获得一个正的收益Vk(n)，这里Vk(n)作为随机变量，它依赖于参与者2所做出的随机选择，那么参与者1对于运用这个策略的未来概率将越增加，其收益也就越高。参与者2以同样的方法记录其选择概率向量Y。所有收益均假设处于单位开区间上，不过，这里的收益不能解释成N—M(冯·诺依曼和摩根斯藤)效用。因此，一旦所用策略的概率是递增的，那么所有选择均是强化的。

从任何一个初始概率向量X(0)=x0和Y(0)＝Y0开始，方程(3)定义出博弈的混合策略空间中的一个马尔可夫链{X(n)，Y(n)}∞n=1。其中参数δ>0表示博弈的两次回合之间的时间：t＝nδ是n次博弈回合中的“真实”时间。Borgers和Sarin得到这一过程的连续时间界限，通过设n∞和δ0以便有δn=t，在任何有限的“真实”时间上来估计价值。因此，博弈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区间上执行，同时概率以相称的较小数值得以适应。他们证明，在这个界限内，此过程以状态(x(t)，y(t))的形式出现在单位区间概率上，其中如果复制动力学的初始状态在时间0处以(x0，y0)开始，那么复制动力学会在时间t达到。在这个意义上，复制动力学在有限时间区间上近似于强化动力学(3)。

然而，这两类模型的渐进性质却十分不同。例如，为了在直观上理解这点，假设参与者1的收益既是恒定独立于他的策略选择又独立于参与者2的策略选择。设参与者1在强化动力学中的初始状态指派概率等于参与者1的所有可获得纯策略的概率。同样的，设复制动力学的初始状态指派种群的各部分采用策略的概率等于所有可获得纯策略的概率。显然，复制动力学的解是一个常量：所有种群的各部分分得的收益永远相等。然而，强化动力学的实现会容易随时间而收敛到参与者1可获得的任何一个纯策略上。由于在博弈的第一个回合中选用策略的概率将高于在下一次博弈回合中所选用的策略概率，所以强化动力学的性质更有可能把参与者1“锁定”到他的任何一个纯策略上。Borgers和Sarin证明，任何有限两人博弈的强化动力学以概率1收敛到一个纯策略组合上，而不像复制动力学那样。

2．模仿学习模型

博弈论学者Gale，Binmore和Samuelon在1995年提出一个所有个体参与者都采用纯策略的大群体，但是有限博弈的社会学习的简单模型。每一个参与者在博弈中都赢得一个渴望水平的收益。在离散时间0，δ，2δ，…上，任意从群体中抽取个体δ部分，把其当前收益与他们的渴望水平收益相比较，其中δ>0是很小的数。如果个体实现的收益低于其生存水平收益，那么该个体就会随机地模仿已抽取的个体，在相同的参与者群体中，所有其他个体都具有相同的概率被抽取。由此可见，如果渴望水平收益具有均匀分布(某一个区间上包含所有可能的收益值)，那么模仿的概率对于个体的当前策略而言，在预期收益上是线性递减的。对于很小的δ，他们证明这个过程可以由有限时间区间上的复制动力学来*近。

人们把个体策略的适应过程作为连续时间中的一个随机过程。假设在有限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时常得到一个冲动，使其改变纯策略。如果这些冲动是依照i．i．d．的Poisson分布，那么同时发生的概率是零，而且总的过程也是一个Poisson过程。此外，总过程的密度刚好是各个过程密度的和。如果群体是很大的，那么人们利用预期值给出的确定流来近似这个总过程。

Bjornestedt和Weibull在1996年研究了一系列这种模型，其中改变的个体在其博弈的群体中模仿其他的个体，并证明许多正收益的选择动力学可以被人们推导出来，包括复制动力学的三种形式。特别，如果个体改变比率对其策略而言预期收益是线性递减的，那么每一个纯策略Poisson过程的密度是与其个体总数大小成比例，同时比例因素将是其预期收益递减的。如果每一个改变的个体选择其未来的策略是通过在其博弈中随机地模仿抽取的个体，那么其作为结果的流*近也是一个复制动力学。

Schlag在1997年分析当个体经常以参与者的同样地位去模仿其他参与者个体时，个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仿规则的问题，然而参与者的同样地位却受制于信息和记忆的约束。他发现，如果个体想要学习规则是在所有平稳环境中收益递增，那么此个体应该满足：(1)当改变策略时，总是通过模仿来进行；(2)永远不向收益实现比其所拥有收益低的那些个体模仿；(3)向收益实现比其拥有收益高的那些个体模仿。

这种模型被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所发展。在有限两人博弈中，Schlag假设在随机地来自于两个相等大小的有限群体的个体之间两两配对，每一个有其自己的地位。个体总是执行纯策略。在每一个收益实现之后，每一个个体都要随机地与其他个体所处的群体进行抽样调查，并且比较两种收益的实现。行为规则是一种函数关系，即把收益实现和所用策略对应到博弈中个体地位上可获得的纯策略集合上的分布，为的是采用新的策略。换句话说，允许使用个体的唯一资料是这种收益实现和纯策略对。特别，从较早的博弈回合中实现收益被忽略。此外，假设个体在所有博弈中运用相同的行为规则，具有相同数目的纯策略可选择；也就是，个体不需要知晓他们执行什么样的博弈，他们知道所使用的纯策略数目就足够了。

在任何这样的博弈中，导致预期收益弱递增的以及在对手种群中对于任何固定策略分布的行为规则，称为改进。本文中的重要结果是对于所有这样规则的刻画。改进规则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是模仿的：个体坚持其初始的策略或者采用抽样的个体策略；但是不会转向第三个的策略。

行为规则称为是占优的改进规则，如果在某一个博弈中不存在改进规则产生比较高的预期收益改进比例，而且在对手种群中的某一个策略分布上。Schlag证明，某一个行为规则为占优的改进规则，其具有上面给出的性质(1)(2)(3)。这个比例模仿规则是其自己的一个改进规则，而且可以证明它确有一些其他吸引人的性质。Schlag证明，Taylor两种群复制动力学的离散时间形式可以*近在任何给定有限时间范围内导出的一个随机过程，只要种群充分的大就行。

(四)进化对策论中的一些结论

本文集中探讨关于有限n人博弈的显性动力学种群模型方向的介绍，其中个体执行纯策略。首先探讨确定性选择动力学，然后介绍随机进化模型，其中把随机变异过程与确定性选择过程或者随机选择过程结合起来。

研究确定性动力学项目性质的一种直接方法是选取一个初始的种群状态，并且稍后可以计算。然后，人们应该记住让初始的所有纯策略在种群中出现，由于初始的已亡策略将在选择过程中仍保持已亡的状态。这种解的轨迹称为内部的。解的轨迹随时间流逝而安定下来，就称为收敛的。反之，则称为发散的。

如果种群状态是收敛的，那么什么是长时期限制状态的本质呢?可以证明，在任何一种弱的正收益选择动力学中，沿着任何收敛的内部轨迹，限制状态必将构建纳什均衡，研究人员发现，种群执行某种纳什均衡或者在渐进意义上的纳什均衡。Nachbar在1990年第一个证明出单种群复制动力学的这个结果。事实上，如果选择过程遇见弱的正收益的相对温和的条件，且如果汇总的行为随时间而安定下来，那么在长时期种群状态中的个体就好像他们预期一个特殊的纳什均衡对此执行着一个最佳反应，这点颇像是纳什所声称的“群体解释”。

如果对于弱的正收益选择动力学的内部解随时间而收敛，那么我们看到幸存下来的策略在作为结果的混合策略组合的最佳反应的意义上是理性的。此处的问题是，如果解的轨迹不收敛，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吗?当长时期中没有均衡达成时，我们产生的问题是，执行是否为理性的。

非合作博弈论中基本的理性假设是参与者不采用作为严格的劣(strictlydominated)纯策略。这个假设要求不知道其他参与者的偏好或者行为。一个更严格的理性一--附有知识的---假设是参与者不采用作为迭代的严格的劣策略。除了回避严格的劣的策略之外，这个假定要求所有参与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收益，而这些就是他们知道等等，一直到共同知识的某一个有限水平上使得迭代剔除严格劣的纯策略的过程停止。

因此，进化对策论中的基本问题是进化选择过程是否剔除掉所有的严格劣策略或者所有的迭代的严格劣纯策略。如果所有迭代的严格劣策略消失，那么这提供了在策略上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行为假设的一种进化证明，就好像此假设是参与者他们作为理性人的共同知识。

Akin在1980年证明，在任何有限对称两人博弈中所有严格劣的纯策略沿着关于单种群复制动力学的任何一个内部解的轨迹都能消失。Samuelson和Zhang在1992年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某一个两种群选择动力学的正收益子集合中的迭代的严格劣纯策略上。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聚集单调的(aggregatemonotonic)。

对长时期进化状态分析的辅助方法是研究种群状态的稳定性，也就是考察种群对于很小的扰动是如何反应的。Bomze教授在1986年曾证明，如果种群状态在单种群复制动力学中是弱的动态稳定的，那么此状态就是对自己的最佳反应，这里的状态被认为是采用混合策略的。经常运用的稳定性准则是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即状态x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如果x的邻域B包含x的邻域A，使得在A中开始的解将永远保留在B中。不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状态称为不稳定的。因此，不仅进化稳定性的静态稳定性准则，而且复制动力学中的动态稳定性都蕴涵着纳什均衡的实施。这个结果能够推广到任何有限n人博弈中的任何弱的正收益选择动力学上。总之，对进化压力而言，以各种不同方式系统阐述的稳定性都需要纳什均衡来实施。然而，不是所有的纳什均衡在这个方面都是稳定的，因此，这些进化稳定性准则是纳什均衡概念的精炼。

另外，研究者在考察动力学进化稳定性时，把随机因素并入到进化过程的建模当中。特别，变异过程被认为是内在随机的一种情况。随机振动可以凭借稳定性分析方法来解释确定性选择动力学；一个稳定的种群状态对于种群的孤立的很小扰动而言是稳健的。然而，这种稳定分析几乎说不出一系列的小振动或者同时发生的小振动累计之后促成的大振动的稳健性。这样的一系列或者同时发生的连续不断的振动会使种群状态离开选择过程的吸引域。虽然这种大量涌现的小振动不可能是统计意义上的独立而稀少变异的事件，但这一可能性在基本方法上却改变了动力学进化过程的性质。代替历史依赖性(依赖于初始种群状态)，此过程会成为遍历的(ergodic)，也就是具有一种渐进分布，其中渐进分布是历史独立的(对于所有的初始种群状态都是相同的)。从而，导致人们现今研究的一个专题——随机动力学稳定性。这种研究路线的先驱者是Foster和Young(1990)，随后是Fudenberg和Harris(1992)，Young(1993)等等。四、进化对策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进化对策论的产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起因于对策论中关于理人的假设与经济应用中行为人“试验——失误”(即试错法)学习过程相偏离的事实而引发的。从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化对策论在经济学里的应用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和吸引人的。

最近，Routledge探讨了金融市场上个体行为人是如何通过适应性或者进化学习来发现内生变化并运用这种内生关系的一种学习模型。他通过对来自于模仿过程和经验过程来对个体的投资行为建模，而不是运用传统上的显性最优化方法放松关于知识和理性的假设。Routledge运用Grossman和Stiglitz的1980年发表的经济模型的形式。Grossman和Stiglitz(GS)模型提供了考察适应学习过程的一种良好的框架，因为它是获得内生信息的标准模型，这点已经被后来的其他许多关于学习方面的模型都是基于GS而提出的事实所证明。

如果假设交易者能够观察到他们自己的适应度和其他行为人的行为，那么模仿是如何发生的许多特殊细节就显得不重要了。Routledge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作为单调选择动力学的适应学习会促成GS均衡；其次，由单凋适应学习驱使的模仿的稳健性可从随机实验中来获得噪声(noise)来研究。他发现，适应学习是缺少稳健性的。特别，他运用Binmore和Samuelson(1999)的技术来对模仿和经验建模。为了使带有漂移(drift)的适应学习产生GS理性预期均衡，必要的条件是在风险资产供给中的噪声与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五、问题与前景

我们注意到，进化过程并不总是导致最优性、均衡或者社会有效性。通过目前已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认为下面的一些方向或许是值得学者进一步探讨与研究的：

(1)引进机构，分析市场选择机制。

(2)探讨博弈中学习规则的进化稳定性。结果，这就会导致拥有适度认知能力的个体的模型。

(3)进一步探讨扩展形式博弈中的进化过程。

(4)对*近理论方面的进一步探讨。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之间的联系与关系。

(5)探索、研究结构化的稳健预测。显然，某种博弈的子结构，诸如在最佳反应和弱最佳反应的条件下所促成的纯策略集合，是进化过程的稳健吸引子(robustattractor)等。

本文概括地阐述了进化对策论中的理论内容和一些模型，特别是博弈中有关学习模型的新近发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进化对策论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融合，吸收其他社会科学中的有益知识。为了把有关的选择过程、学习过程以及变异过程的类别变窄，我们需要更多地知晓个体、团体、组织、厂商以及整个社会是如何随时间而适应和学习的。这里的部分内容正是实验对策论中所要探讨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应向其他社会科学学习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忠玉：《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对策论》，载《科学(ScientificAmerican中文版)》，1996(7)，3—5页。

2．王忠玉：《金融市场从众行为的数理模型》，载《中国管理科学》，2000(2)，50～55页。

3.Binmore,K.,1990.EssaysontheFoundationsofGameTheory,BasilBlackwell.

4.Binmore,K.,Samuelson,L.andVaughan,R.,1995.MusicalChairs:ModellingNoisyEvolution.GameandEconomicBehavior11,1--35.

5.Binmore,K.andSamuelson,L.,1999.EvolutionaryDriftandEquilibriumSelec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66,363--393.

6.Blume,L.andEasleyD,1992.EvolutionandMarketBehavior.JournalofEconomicTheory58,9-45.

7.BlumeL.andEasley,D.,1990.EvolutionandLearninginCompetitiveMarkets,inKirman,A.andSalmon,M.(eds.),LearningandRationalityinEconomics,Blackwell(Oxford).

8.Bomze,1.andPotscher,B.,1989.Gam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EvolutionaryStability.SpringerVerlag(Berlin).

9.Bomze,I.andWeibull,J.,1996.DoesNeutralStabilityImplyLyapunovStability.9Gameand

EconomicBehavior11,173--192.

10.Bryan,R.Routledge,1999.AdaptiveLearninginFinancialMarkets.TheReviewofFinancial

Studies12,1165--1202.

11.Canning,D.,1990.LearningandSocialEquilibriuminLargePopulations,in

Kirman,A.andSalmon,M.(eds.),LearningandRationalityinEconomics,Blackwell(Oxford).

12.Cressman,R.,1992.TheStabilityConceptofEvolutionaryGameTheory,SpringerVerlag(Berlin).

13.VanDammeE.,1987.StabilityandPerfectionofNashEquilibria,SpringerVerlag(Berlin).

14.Dekel,E.andScotchmer,S.,1992.ontheEvolutionofOptimalBehavior.Journalof

EaonomicTheory57,392--406.

15.Fudenberg,D.andLevine,D.,1993.Steady-stateLearningandNashEquilibrium,Econometrica61,523-574.

16.Fudenberg,D.andLevine,D.,1997.TheTheoryofLearninginGames.MITPress.

17.Haesanyi,J.andSelten,R.,1988.AGeneralTheoryofEquilibriumSelectioninGame,MITPress.

18.Kandori,M.,Mailath,G.andRob,R.,1993.Learning,Mutation,andLong-runEquilibriainGame,Econometrica61,29--56.

19.Nelson,R.andWinter,S.1982.AnEvolutionaryTheoryofEconomicChang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

20.Robson,J.A.2001.TheBiologicalBasisofEconomicBehavior.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ⅩⅩⅩⅨ(March2001),11--33.

21.Samuelson,L.andZhang,J.,1992.EvolutionaryStabilityinAsymmetricGames.JournalofEconomicTheory,57,363--391.

篇4

（一）研究结果

如图1、2所示：接受调查的对象分为两年级，其中，高二149人，高三23人。总人数172人，42分以下有5人；45-56分有18人；57-62分有86人；62分以上有63人。如下图所示：月收入2000以下、2000-4000、4000-6000、6000以上的人数分别有17人、35人、64人、56人；所占总人数百分比分别为10%、20%、37%、33%。

（二）因素分析

KMOandBartlett''''sTest采用KMO样本测度及巴特莱特球形检验法，对变量之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KMO＞0.9时为非常优秀；0.8＜KMO≤0.9时为优秀；0.8＜KMO≤0.7时为一般；0.7＜KMO≤0.6时为差；0.5＜KMO≤0.6为很差；KMO≤0.5时不能做。本次调查问卷KMO值为0.806为优秀。KMO值较高，说明该数据适宜作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l％。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是适宜作因子分析的。

（三）家庭月收入的差异性

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化学实验的主观想法”只有这个因子与中考化学成绩差异显著。Sig值是0.049。其中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高，学生对“化学实验的主观想法”也越来越强。

二、针对高中生化学实验教学有关方面的应对措施

（一）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注重对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考试为手段，以升学为目的，以分数高低论优劣的片面的教育模式，着眼于智育发展，忽视了德育美育等方面的提高，限制了学生潜能的发挥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应试教育对教学质量与效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改变这种教育思想，才能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发展。

（二）尝试多样化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室的开放率

可以将学校化学实验室在学生的课余时间开放，这样可以减小课时紧张、实验室数量有限，给实验教学带来的压力。在实验室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学生轮流值日的措施，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实验仪器和药品的保管意识。使他们热爱实验室、热爱实验。

（三）注重加强化学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激发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

实验项目类型按照要求不同可以分为3个层次：一是基础性试验或验证性实验；二是综合实验；三是设计研究性实验。教师在进行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时，对高中化学实验进行合理分配，对于基础性实验或验证性实验，应尽量让全体学生都能亲自动手，不仅锻炼他们动手能力还能使他们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熟练化学实验仪器的使用。

三、总结

篇5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用于文化教育、文化消费的支出越来越多，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也愈来愈高，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相比，我国目前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加以解决。

文化产业就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大潮中崛起的，它的崛起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确实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的发展依靠的是自然力，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的是资源、资本和技术，那么，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知识和信息即“文化力”取代资源、资本和技术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时代，资本、自然资源，甚至土地不见得是财富。今天投资驱动型（investmentdriven）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经济与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领域。它需要新思维、新知识来推动。”经济学家米切尔·J·沃尔夫则在《娱乐经济》中指出：“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日益增大，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会愈益凸显。因此，我们必须跟上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步伐，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现代经济是一种“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知识经济，更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生产流程设计，从企业的战略管理到品牌形象管理，从对客户需求的全面的人文化服务到对企业团队精神的全面文化建设，无不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传统的“人文科学”已经通过“人文设计”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已经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不体验文化意义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现代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楚了，现代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的主体。

现代文化产业强调“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这首先是指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突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其次则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反对因单方面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国家与群体的利益，反对掠夺性开发、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份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防范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之间的和谐共存。

文化产业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中崛起的，我们应该将文化积淀与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把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使我们民族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过渡。我们应该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使中华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的根本。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出现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对历史短暂的文化的交流逆差，譬如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出导致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在交流上出现了暂时的逆差。这种情况在中国入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变得愈发严重。这说明，文化资源的优势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经济的强势。这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快扭转这种状况。

二

文化从非产业化的社会活动向产业化的经济资源转化，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整个经济计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政府应该将自己放在文化全面开放的交往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原动力与思想智性支撑。

所谓文化的全面开放，首先是强调“地球村”理念下积极的文化交往与对话，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实现外来先进文化的本土化；其次是适时适机地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强大的外部文化参照下，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是不可能的，况且，封闭与保护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说都是暂时现象。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应该在这种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走完五年的WTO过渡期以后，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合理安排我们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原则，实行市场准入，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对外国公司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执行非歧视政策；中国政府必将改革一切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创新，在世贸规则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与确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产业政策，即：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所构筑的文化平台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文化产业化过程，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开放政策。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清楚了，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实力的巨大落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包括生产总值、市场占有量、产业结构、研发投资、科技含量、产品与服务质量等的落差。有差距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对待差距的“态度”是什么。因此，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该着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而非加强政策性保护；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实践。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不断进行观念创新：

第一，要改变“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家”的传统观念。仅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但是如果从人文资源的角度看，中国却具有五千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极具特色的文化风俗，这些文化资源将会越来越具有经济开发的价值。仅以旅游业为例，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在“文化经济”时代，中国将再一次有资格成为“资源大国”。

第二，要改变单纯从“物质生产”角度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习惯。因为仅仅从物质产品总量的角度已经无法估价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就一些传统产而言，特别是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应该以“下游化”的观点重新设计未来的发展，而对于那些代表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应该逐渐转变为以文化内容作为其价值主体来加以估价。

第三，要改变对文化创作、传播、接受活动的“非生产性”的看法。由于许多产业越来越依靠文化符号为其生产附加价值，文化活动从创作、制作、传播到接受都已经具有越来越大的经济价值，其依赖国家支持的“事业”性质将越来越淡化。

第四，要彻底改变以前在文化认识上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观念”，真正确立新型的“文化经济”理念。对文化产品的属性，要从承认单一的精神品性转变为承认精神品性和商品品性两种属性；对文化的功能，要从强调单一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两者兼备。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完全市场化的误区。发展文化产业毫无疑问地要立足于市场，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许多行业要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但是由于市场固有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是合理的；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文化中那一部分无法、也不能完全推向市场的文化事业，如义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不能简单地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国家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加大对科研机构、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要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促进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在始终把社会效益与社会全面进步放到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第五，发展文化产业要摆正一个观念，即：我们不应该将文化装到产业的平台上去就以为是在搞文化产业了，而是要用产业的手段来经营文化，这才是正确的文化产业运作方式；说到底，这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产业平台，而不是一个以产业为主的文化平台。

篇6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篇7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篇8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大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问题。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毁灭的现象，列举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赵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毁灭、东岳庙及观音街过街楼的失于保护等等。这些现象伴随着大开发的呼声而凸现于祖国辽阔大地的角角落落。对于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从而对民俗文化的每一笔无论多么细小的遗产都视若锱铢的民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抢救，如何去保护？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吕微先生提出了两个保护的途径：一是开发它的实用性，二是把它旧有的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而苑利先生则提出，应主要依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作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他们并且都列举了大量亲自调查的生动事例来对自我主张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不可否认，每一种主张的确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些主张一旦施诸于现实，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们暂且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先来关注一下这次研讨会中所存在的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争议，即有另一部分学者跳出“如何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圈子，对所谓的“保护”产生了怀疑。我们所竭力主张的保护究竟给原著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户晓晖先生提出的质疑。

的确，对于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民俗遗产，从实物形式到观念形态，都可谓是奇珍。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民俗物质中凝聚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够反映这个民俗主体的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对于民俗主体来讲，他们却不一定就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几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无数代的小巷子或羊肠小道已恶劣到极点。他们已对那陈旧的习俗、繁缛的礼仪、落后的观念等所产生的束缚感到窒息。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打破这个旧有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宽阔平整的大马路、高大舒适的现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及通讯设施、丰富奇妙的现代娱乐生活等。一旦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在他们那狭小、孤陋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时，心里难免会产生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个在他们现在看来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渐摆脱甚至完全摆脱了其原有的观念和习俗特征，而变得与现代城市人无异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前提是他们对外界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宽，从而被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时，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举日本某村的“花祭”来说吧，当这个村子里的人在外面从事各种层次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或者性质虽比较一般，但社会地位较低，工作的获得来之不易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他们不能随便脱离岗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工作、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比参加祭祀活动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就可能不会或不能来参加祭祀活动，如果这样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这项祭祀活动也就会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遗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举的依靠传统观念中的咒语禁令来保护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状态而不被破坏。然而，一旦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因受了外界的影响，产生商品利益的观念而发生动摇时，他或他们可能会感到惊喜--祖先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藏，等待他们去开发。于是一切所谓的咒语保护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大开发就意味着大破坏，哪儿开发就意味着哪儿破坏。但是，又有谁能阻止大开发的浪潮呢？谁又能阻止发展的动力大车甚至包括民俗主体他们自身的发展欲望与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图过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苑利先生所说，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陶、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襄阳一带，留有多处民俗文化遗迹，象三国时期留下的刘秀墓、庞统宅、跃马檀溪处和米公祠、鹿门山、鱼梁洲等等，很多都是与一定民俗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和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那里观光旅游呢？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老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比如苑利先生所举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动，它们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也不过是根据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导致的讹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勉强把它保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赵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相协调吗？能够产生很好的观光旅游价值吗？如此种种都保存下来，那真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国故”，可是多了，但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就难说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古旧之物--供人看上几眼、发几声感叹的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决策、开发商的选择，也未尝不有它的理由。

再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变的，比如祷神祈雨、驱鬼祛病等。我们可以不说它是迷信，但它的确是不科学的。究竟科学不科学，其争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关键在于这种民俗会给民俗者本身造成损坏和伤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礼”带给女性的伤害、跳神延误人的性命等，这种民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和风俗，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愚昧。由于固守某种群体的、习俗的观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剧，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辽阔的大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按照的观点，对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价值后建立起来的，我们习俗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时还应作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区别。

如上种种，给予了我们从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演变中总会有发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演变是一种进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就如人类在地球上的生长繁息，最初因为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会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时，人口数量也急剧膨胀，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扰攘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数量的膨胀相对于有限的生存空间来说，矛盾趋于怎样的激烈，人类自然有它解决的办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吗？立交桥也达到了好几层。地下还有地铁，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还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间。真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尽其极。再不行了，还有一个条件可以扼制，那就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现在不是普遍认识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培养经费的巨大吗？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所以独生子女成为一种需要，单身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危机时，总有它自行解决的办法。

总之，无论是自然的因素也好，还是社会的、人为的因素也罢，当我们一旦面对变化与发展这个自然规律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民俗工作者会感到心里轻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护和研究了，否则就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力图保护那些民俗文化时，心中还要有一种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会中引用邓迪斯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至于原有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形式还是观念形态，都可以通过综合权衡后再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了。

其实，说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每一种东西都割舍不得，是因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种“情结”在起作用，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恋旧”情结——在我们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种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东西一旦消失，就意味着永远不再存在。所以，它们都是宝贝啊。然而，任何迷恋太深的情结都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篇9

民间美术作品是各大民族美术传统的关键性因素，是美术形式的创作源泉，民间美术往往都是来自于生活，是对日常生活的丰富美化以及装饰，表达了人类对信仰以及道德的崇尚，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沿袭，最终成为土色土香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民俗文化指的是在民间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风俗生活文化，是某一个地区人民共享传承的风俗习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民俗文化对民间美术作品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来说，民间美术作品与民俗文化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民间美术作品往往是在民俗文化活动的基础之上创作的。一般而言，民间美术作品其实也是一种类型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对民间美术作品的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美术作品的创作原型。民间美术作品很多造型受到了民俗观念的影响，并根据一些民俗传说、民俗活动等进行相应的内容形式安排。除此之外，民俗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美术作品的审美，民间美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及对某一种精神的崇拜，人们借助民间美术作品来表达内心的希望，而民间美术作品的表现内容与形式都是受到了民俗文化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民俗文化对民间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是民间美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民俗文化的传承。民俗文化往往都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规范、礼仪以及思想观念等，民俗文化为民间美术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从本质上来说，民间美术作品也是一种民俗文化，民间美术作品是对民俗文化的充分展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作品的参与，许多民俗活动也将失去其优美的生命力，可以说民间美术作品对民俗文化的发展、丰富与传承有着重要作用。首先民间美术作品实现了民俗文化的丰富与记载，民俗文化能够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美术作品的记载与传扬，民间美术作品作为一种“活化石”，保留着诸多古老的风俗习惯，这些古老的风俗习惯通过民间美术作品得到长时间和广泛的流传，比如，远古时代对虎神的崇拜，在当前一些民间美术作品中也能看到大量以老虎为主题的作品，比如泥虎、布老虎等。在苗族服饰图案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以及民俗风情等，这些民俗文化风情都以民间美术作品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二、对东丰农民画的民间美术作品与满族民俗文化分析

农民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民间美术作品，是我国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东丰农民画是典型的民间美术作品的代表之一，其他的创作也深受满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满族民俗文化包含了深厚的民族艺术，对东丰农民画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总的来说，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与满族民俗文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满族民俗文化是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的创作渊源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庞大起来，一些著名的画家李俊杰、李俊敏等引领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走向了艺术水平的高峰，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立足于民间艺术的起点，从创作手法上吸收了满族民间刺绣等艺术风格，在题材上引用了满族民间传奇、满族民俗文化等，创作出了饱含乡土气息的民间美术作品。比如，李俊敏所创作的《关东三怪》是对满族民俗故事的典型表现，对“三大怪”民俗故事进行描述的绘画很多，比如可以通过剪纸、年画以及泥塑等方式来表现“三大怪”民俗故事。但是，通过民间美术作品的方式来展现，可以实现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凸显了优秀的民俗文化风情以及传统文化特色。比如，李俊敏在表现《关东三怪》的“第一怪”，即“窗户纸糊在外”的整个画面时，画面底色是深褐色的，这充分展现了北方黑土地的意义，其中人物是北方满族装束的妇女在窗户外糊纸，人物服饰图案吸收了满族民俗的典型元素，并吸收了民俗皮影戏手法，整个画面充满了对满族民俗文化风情的展示。李俊敏的民间美术作品创作源泉来自于民俗文化，同时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充分展示。对于民间美术作品而言，民俗文化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文化传承性。

2.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与满族民俗文化的完美融合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民间美术作品固有的创作套路，开始在民俗文化基础之上表现自我个性，形成了具有大众审美价值的文化艺术形式，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突破了传统的民间美术创作的保守性，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再受制于框架的束缚，表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随意性，与此同时，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在民俗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通过生活感受的方式表现思想情感，使得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饱含更多的艺术情感创作，从而多了更多的生机与率真。这样使得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更加生动逼真。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作者，虽然有着高深的绘画基本功以及色彩基本功，但是失去了用心共鸣的创作感，他们所创作的民间美术作品必然会少了几分生气与率真。在真正的民间美术作品领域中，最美好的艺术创作不仅仅是那种绘画专业上的精湛，更为重要的是体现画作与现实生活意向的完美融合。而民间美术作品却可以将民俗文化意向，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真正实现美术作品与民俗文化意向的完美融合。

3.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对满族民俗文化的形象化展现东丰农民画作为一种民间美术作品，有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精神价值。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是一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得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表现出对民俗文化的形象化展现。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所包含的民俗文化特征，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其表象进行研究分析，以往对民间美术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只是停留在对资料进行收集、事迹报道等比较浅显的层面，没有将民间美术作品与其背后包含的民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其本体进行研究，更需要的是结合社会学、美学以及人类学等，对民间美术作品进行综合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将东丰农民画民间美术作品背后的民俗文化价值体现出来。

三、结语

篇10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这是对数学作用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科学化趋势的深刻预见。事实上，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连一些过去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现在也都成为数学能够大显身手的领域。数学方法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学研究，能帮助历史学家做出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情况使人们认为，人类智力活动中未受到数学的影响而大为改观的领域已寥寥无几了。

二、数学：科学的语言有不少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都曾明确地强调了数学的语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就曾指出：“数学不应该被看成是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分支，而应该被看成是普通语言的一种精确化，这种精确化给普通语言补充了适当的工具来表示一些关系，对这些关系来说普通字句是不精确的或过于纠缠的。严格说来，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数学形式系统，只不过给推导关于观测的预期结果提供了计算法则。”（注：《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写道：“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内，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关于新物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纯粹描述实验工作的，就必须基本上是数学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爱因斯坦（A.Einstein）则更通过与艺术语言的比较专门论述了数学的语言性质，他写道：“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象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做到。”（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一般地说，就像对客观世界量的规律性的认识一样，人们对于其他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个在思想中“重新构造”相应研究对象的过程，以及由内在的思维构造向外部的“独立存在”的转化（在爱因斯坦看来，“构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学思想的本质的思想）；就现代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构造则又往往是借助于数学语言得以完成的（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数学对象是一种“逻辑结构”，一般的“科学对象”则可以说是一种“数学建构”），显然，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语言性质。

数学作为一种科学语言，还表现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语言（概念、公式、法则、定理、方程、模型、理论等）对科学真理进行精确和简洁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见了电磁波的存在，推断出电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断言光就是一种电磁波。这样，麦克斯韦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上重大的理论结合和飞跃。还有黎曼（Riemann）几何和不变量理论为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提供了绝妙的描述工具。而边界值数学理论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距离原子示波器的制成变为现实。矩阵理论为本世纪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数学化程度日益提高，数学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中交流和贮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从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商业交往中，运用初等数学就够了，而高等数学一般被认为是科学研究人员所使用的一种高深的科学语言，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数学就会感到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的一些概念、语言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信息系统中，而现代数学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扑、张量、流形等）则开始大量涌现在科学技术文献中，日渐发展成为现代的科学语言。

三、数学：思维的工具数学是任何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首先，数学具有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实在的能力。数学概念是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在现代数学中，集合、结构等概念，作为数学的研究对象，它们本身确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物。与此同时，数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这就是说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而必须依赖于演绎证明。数学家像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王国中，然而他们在数学王国的种种发现，即数学结构内部和各种结构之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最终还是现实的摹写。而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其关键还在于能建立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即善于把问题中的次要因素、次要关系、次要过程先撇在一边，抽出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过程，经过一个合理的简化步骤，找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使这个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计算，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这就是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现实的力量所在。

其次，数学赋予科学知识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是使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并使理性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数学中，每一个公式、定理都要严格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以后才能够确立。数学的推理步骤严格地遵守形式逻辑法则，以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在逻辑上准确无误。所以运用数学方法从已知的关系推求未知的关系时，所得结论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数学的逻辑严密性还表现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认识的初级水平发展到更高级的水平，表现在一个理论系统还需要发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统，通过数学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理论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牛顿所建立的力学系统则可看成自然科学中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第三，数学也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恩格斯（F.Engels）对数学的认识功能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方式，即用特殊的符号语言，简明的数学公式，明确地表达出各种辩证的关系和转化。如牛顿

（I.Newton）—莱布尼兹（G.W.Leibniz）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积分两种运算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表现了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等等（注：孙小礼《数学：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数学还是思维的体操。这种思维操练，确实能够增强思维本领，提高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四、数学：一种思想方法数学是研究量的科学。它研究客观对象量的变化、关系等，并在提炼量的规律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种有关量的推导和演算的方法。数学的思想方法体现着它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和性质，是物质世界质与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最有效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主要有：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工具；提供推理工具；建立数学模型。

任何一种数学方法的具体运用，首先必须将研究对象数量化，进行数量分析、测量和计算。同志曾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注：《选集》第4卷第144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太阳系第行星——海王星的发现，就是由亚当斯（J.C.Adams）和勒维烈（U.J.Leverrier）运用万有引力定律，通过复杂的数量分析和计算，在尚未观察到海王星的情况下推理并预见其存在的。

数学作为推理工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观测的感性经验以外的客观世界，推理更有其独到的功效，例如正电子的预言，就是由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根据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后来由宇宙射线观测实验证实了这一论断。

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模型方法作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中所包含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所进行的数学概括、描述和抽象的基本方法，已经成为应用数学最本质的思想方法之一。模型这一概念在数学上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致于许多数学家都把数学看成是“关于模型的科学”。怀特海（A.N.Whitehead）认为：“模式具有重要性的看法和文明一样古老……社会组织的结合力也依赖于行为模式的保持；文明的进步也侥幸地依赖于这些行为模式的变更。”（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并进一步指出：“数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技术。”（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物理学家博尔茨曼（L.E.Boltzmann）认为：“模型，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数学的，无论是几何的还是统计的，已经成为科学以思维能力理解客体和用语言描述客体的工具。”这一观点目前不仅流行于自然科学界，还遍布于社会科学界。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或事物建立模型，是把握并预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与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在欧洲，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称为结构主义的运动，雄辩地论证了所有各种范围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都有形式的数学结构为基础。在美国，社会科学自夸有更坚实、定量的东西，这通常也是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的。从模型的观点看，数学已经突破了量的确定性这一较狭义的范畴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既然数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量”而扩展为更广义的“模型”，那么，数学概念的本质也在发生嬗变。数学正成为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泛化了的概念体系，其涵盖的科学对象也必然随之增加。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模型建构大都以结构分析为目标，即在高度简化与理想化的框架中去理解社会行为机制。在某些框架下，利用科学去预测与控制一个社会系统的一切变量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已经实现。

数学的模型方法把数学的思想方法功能转化成科学研究的实际力量。数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应用数学，主要就是研究如何从实际问题中提炼数学模型。这是一个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分析、科学抽象和做出判断与预见的过程。如对客观事物的必然现象，人们用确定性模型去描述，而对或然现象，人们建立了随机性模型。模糊数学被用于刻画弗晰现象。而各种突变现象，如地震、洪灾等，则可以由突变理论给出数学模型。

五、数学：理性的艺术通常人们认为，艺术与数学是人类所创造的风格与本质都迥然不同的两类文化产品。两者一个处于高度理性化的巅峰，另一个居于情感世界的中心；一个是科学（自然科学）的典范，另一个是美学构筑的杰作。然而，在种种表面无关甚至完全不同的现象背后，隐匿着艺术与数学极其丰富的普遍意义。

数学与艺术确实有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例如数学和艺术，特别是音乐中的五线谱，绘画中的线条结构等，都是用抽象的符号语言来表达内容。难怪有人说，数学是理性的音乐，音乐是感性的数学。事实上，由于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思维的自由想象和创造”，因此，美学的因素在数学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数学可被看成一种艺术。对此，我们还可做出如下进一步的分析。

艺术与数学都是描绘世界图式的有力工具。艺术与数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力手段。在艺术创造与数学创造中凝聚着人类美好的理想和实现这种理想的孜孜追求。尽管艺术家与数学家使用着不同的工具，有着不同的方式，但他们工作的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描绘一幅尽可能简化的“世界图式”。艺术实践与数学活动的动机、过程、方法与结果，都是在其自身价值的弘扬中，不断地实现着对世界图式的有力刻画。这种价值就是在充分、完全地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审美地掌握世界。

艺术与数学都是通用的理想化的世界语言。艺术与数学在描绘世界图式的过程中，还同时发展并完善着自身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最基本的载体便是艺术与数学各自独特的语言体系。其共同特征有：（1）跨文化性。艺术与数学所表达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的心声，因而它们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界限，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广泛传播和交流。（2）整体性。艺术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其艺术表现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数学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数学统一的符号体系、各个分支之间的有力联系、共同的逻辑规则和约定俗成的阐述方式。（3）简约性。它首先表现为很高的抽象程度，其次是凝冻与浓缩。（4）象征性。艺术与数学语言各自的象征性可以诱发某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唤起某种美的感受，而意义则在于把注意力引向思维，升迁为理念，成为表现人类内心意图的方式。（5）形式化。在艺术与数学各自进行的代码与信息的意义交换中，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达到了实体与形式的分隔。这样提炼出来的形式可以进行形式化处理。

艺术与数学具有普适的精神价值。有人把精神价值划分为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三种。艺术与数学同时具备这三种价值，这一事实赋予了艺术与数学精神价值以普适性。概括起来，其共同的特点有：（1）自律性。数学价值的自律性是与数学价值的客观性相联系的；艺术的价值也是不能由民主选举和个人好恶来衡量的。艺术与数学的价值基本上是在自身框架内被鉴别、鉴赏和评价的。（2）超越性。它们可以超越时空，显示出永恒。在艺术与数学的价值超越过程中，现实被扩张、被延伸。人被重新塑造，赋予理想。艺术与数学的超越性还表现为超前的价值。（3）非功利性。艺术与数学的非功利性是其价值判断有别于其他种类文化与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4）多样化、物化与泛化。在现代技术与商业化的冲击下，艺术与数学的价值也开始发生嬗变，出现了各自价值在许多领域内的散射、渗透、应用、交叉等现象。

在人类思维的全谱系中，艺术思维和数学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主导思维各居于谱系的两端。但两种思维又有很多交叉、重叠和复合。特别是真正的艺术品和数学创造，一般都不是某种单一思维形式的产物，而是多种思维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思维之翼在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形成的巨大张力之间展开了无穷的翱翔，并在人类思维的自然延拓和形式构造中被编织得浑然一体，呈现出整体多样性的统一。人类思维谱系不是线性的，而是主体的、网络式的、多层多维的复合体。当我们想要探索人类思维的奥秘时，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能够提供最典型的范本。其中能够找到包括人类原始思维直至人工智能这样高级思维在内的全部思维素材（注：黄秦安《论艺术与数学的普遍意义及基本关系》，《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

2期。）。

六、数学：充满理性精神数学犹如一棵正在成长着的大树，它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着的理论知识体系。数学充满着理性精神，它不断为人们提供新概念、新方法。有的数学家说：“数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绝不亚于语言、艺术和宗教，今天数学正对科学和社会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影响。”（注：〔美〕L.A.斯蒂恩主编《今日数学》第26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数学对于人类理性精神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也清楚地说明数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的重要性。正如克莱因（M.Kline）指出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产；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的内涵。”（注：M.Kline.MathematicsinWesternCulture.PenguinBooks,1953.Preface,12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