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论文十篇

低俗文化论文篇1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传媒技术的发展，电视已成为中国千家万户的“成员”之一。电视媒介的导向也引领着中国电视观众的生活。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有义务、更有责任成为把握正确的媒介导向的’‘舵手”。本论文旨在从分析电视媒介低俗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人手，探讨如何尽快走出电视媒介的导向误区。阐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性。

经济利益的唆使推动了电视媒介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是出现低俗化的原因之一。为了获取利润，传媒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较广泛受众的需求。电视台为争夺“收视率”而低俗，也归根于当前我国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第一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媒体之间的竞争。如国家或中央媒体与地方各级党政媒体之间的竞争。第二，转型而来的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竞争，而转型媒体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优势。第三，政党政府媒体与私营或合营媒体之间的竞争。前者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多为政党或政府机关，因此，其信息具有先天优势，经常被授权重要的政治新闻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第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传统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后者主要是网络媒体等。电视媒介激烈竞争，拼收视率，我认为深层根源也在于经济利益。例如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比较有人气的娱乐节目上动脑筋。

一、媒体要提高认识，提倡电视作品的原创性

根据传播学原理，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这种权利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权利就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电视媒介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电视媒介应更多地强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这种权利，并接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媒介从业人员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监管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单靠电视媒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而制度的建设更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治理低俗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目前，很多低俗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制度监管，或者说有的制度责任不到位，把关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严管得不细。制度管理才是加强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是制度的滞后，也是出现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监看制度

电视节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违法违规，是否低俗，采用监看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反馈。监看制度的前身是新闻评议制度，新闻评议组织较早由英国先行发起，收到成效后广为西方国家仿效。我国也较早系统性地开展了新闻评议制度，但对电视媒介的监看制度则于上世纪末才逐步推广。实践证明，全天候监看，及时发现问题，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为目前很多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都是监看机构发现的。监看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个机构。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充分发挥监看机构的作用，加大对多发问题时段和类别的监看力度。同时，监看和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应机制非常关键，监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时向监看人员传达有关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当前监看的重点，才能够做到要重点反馈。

四、对从业人员开展主观认识与素质教育

要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问题，从电视从业人员人手，首先要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从业人员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作借口来迎合低级媚俗的风气，要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次是提高从业人员的思想和文化素质。电视是一个实践操作性很强的行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能不对文化理论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理论素养、文化修养、知识视野对于他们的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所以只有电视从业人员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才能提高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平，才能真正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才能真正纠正当今中国电视媒介导向上的误区。

低俗文化论文篇2

娱乐报道中的低俗化倾向

现在一些媒体的娱乐报道，可以说得了很典型的“媚俗”病。以所谓的小报开始，逐渐传染给一些大报，从平面媒体到声像媒体，原本高雅而有水准的“文化版”，从类属上降低到“娱乐版”；原本以报道文化事件为主的版面或栏目，逐渐被低俗的娱乐报道侵占，充斥着媚俗的“爆料”。如此演变，不仅是一种文化的悲哀，而且大大降低了宣传的力量。

娱乐报道是整个文化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向百姓提供可口可乐的精神产品，是媒体的重要服务功能之一。然而，近年来，娱乐新闻在有些方面偏离了舆论宣传的正确轨道，而且越走越偏。有些娱乐性报道毫无新闻价值，有的只是道听途说，甚至是编造出来的假新闻，有些记者不遗余力地去挖掘新闻中的娱乐因素，使新闻报道中软性的甚至是低俗的东西越来越多。

有些媒体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使出浑身解数，采取各种策略，娱乐报道低俗化便是其中之一。从根源上说，这是媒体对利益的重视超过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低俗化的娱乐报道是不符合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的。文艺报道特别是娱乐报道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但如果把握不当，追求通俗就会变成媚俗，流于庸俗，堕入低俗。

四川省十届人大代表高庆曾对电视节目存在的低俗化倾向提出批评，她认为一些电视节目已低俗到了“令人发指，难以容忍”的程度。她举例说，四川省某电视台栏目报道了一例“”内容的新闻，其中近乎镜头长达十多分钟，而“”的当事女方考虑到有一个11岁的孩子，出于对孩子的爱护，要求不要播出该节目，但电视台置之不理，照播不误。

这恐怕还不是最低俗的，无独有偶，河北省平山电视台播出不堪入目的色情画面长达两小时之久。这不仅是有悖媒体的职业道德，违反了宣传纪律，而且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也严重地损害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

低俗化破坏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通俗是接近老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则违背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靠拢本能冲动，对于精神世界危害极大。

试看国际上任何一个文化大国的主流媒体，对于文化艺术内容的报道，一定是主流文化事件，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设有专门的艺术栏目，其内容全部为主流文化事件报道，艺术活动评论，而且有本台的“特约评论员”。真正负责任的媒体，绝对不会降低品位去追求“娱乐效益”。许多电视台将原本办得很好的文化板块或文艺栏目舍去，而追求短期市场效益，在降低品位的同时，把良好的声誊和品牌价值也拉下了水。

有人说，电视节目的低俗化，都是“收视率惹的祸”。其实不然，高雅的艺术，通俗的节目，收视率会更高。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谈》、《幸运52》、《星光大道》、吉林电视台的《农村俱乐部》等等，这些栏目的收视率都非常高，人们都在欢快的娱乐中，享受到美，享受到和谐。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也不断增强。哗众取宠的低俗报道和低俗节目只能迎合部分追求低级趣味的人于一时，大众是不会接受低俗和媚俗的东西，因为低俗化危害精神文明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电视台从业人员是依托节目谋求生存发展的，节目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固然是人们向往的好事，但却需要创作者花费很大的成本，冒很大的风险。而低俗的文艺节目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迎合部分人的口味，他们信奉的是有人关注就有经济效益。面对激烈的竞争，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就会把低俗当成吸引人的法宝。与此同时，也就破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气氛，成为主旋律中的不和谐之音。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长期的和谐稳定，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因此，不允许任何杂音的存在。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反对低俗化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精神和传统熏陶培育了一代志士仁人和英雄才俊，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海内外华人一致认同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延续的血脉。优秀的中华文化是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而低俗化亵渎了中华传统文化，玷污了中华传统美德，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是追求和谐、崇尚和美的大敌和障碍，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和危害极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切实加强对视听媒体节目的监管力度。正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乏力，才使得“令人发指，难以容忍”的低俗节目纷纷出笼。从近年的情形看，政府监管乏力主要表现为：其一，作为监管部门的各级广播电视局与电视台存在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有些地方就是局台合一的管理体制，电视台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主管领导的政绩，出于地方保护和部门效益考虑，管理者强调电视台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其二，公众意见与监管之间缺少顺畅的沟通、协调渠道，公众意见不能迅速地反映到政府部门，并转化为政府部门相应的处理意见，造成低俗节目在公众的质疑、谴责声中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处理；其三，相关法规不完善，节目的公共底线模糊，违规节目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对于电视媒体，决不能仅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和指导其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政府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视听媒体节目的监管力度，提升声像节目品质。

提高电视媒体从业者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水准。作为文化记者或广义上的编辑及制作者 ，有先于观众的知情优势。把那些有品位、有内涵、有社会意义的信息禀告受众是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编辑记者在享有优先权利的同时也享有一种社会责任，应该引导观众去关注某种文化事件或现象，提高观众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为观众的文化生活提供导向，而不是顺情说好话，无原则地讨好观众，一味地迎合低级趣味的观众。

之所以形成文化媚俗的现状，除讨好观众，迎合观众外，还与编辑记者队伍的专业水平不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编辑和记者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专业人员，拿不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分不清是非曲直。可见，目前专业人才的缺乏是造成媚俗的一个重要原因。电视台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加强政治和业务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克服媚俗心理，防止节目低俗化。

非政治性导向不容忽视。新闻舆论导向有个层次问题。所谓错误的新闻舆论导向，就是对一个时期社会舆论、社会行为、社会心理能够产生错误引导和影响作用的舆论，我们现在讲的导向，主要是指政治导向；讲导向错误，主要是指在重大政治性问题上直接错误的引导。我们要防止的首先是这类重大政治性的导向错误，但是也不能忽视某种非政治性的导向，如思想导向、经济导向、消费导向、生活导向、行为导向、知识导向等等。这种种导向虽然是非政治性的，但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世界观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低俗化即是这些重大影响的表现，对此不容忽视。

低俗文化论文篇3

这当然不是彭浩翔第一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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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市场·为何低俗？ “低俗”为其赢得太多的名和利

这当然不是彭浩翔第一次“低俗”，从《买凶拍人》以来，他在作品里往往最关注暴力、色情、恶趣味。当然这并不打紧，智商为135的彭浩翔绝顶聪明，他向来精于放大夸张，以戏谑的方式游走甚远，当电影完场亮灯，你站起来继续傻笑，还得夸他真是天才，多么深得你心。 原因1 找到与观众沟通密码：次文化

彭浩翔一直有意挑战主流价值观，但直到两三年前，依然票房平平，拥有粉丝也局限于怪咖小文青世界，一直未能成功讨好大众。《志明与春娇》的出现，港女港男爱情只是布景板，卖点其实是粗口三字经，票房大获成功。几年来彭浩翔写专栏回复读者来信结集《爱的地下教育》，以毒舌风格、恶趣味、“贱”文化教主形象对话粉丝，而“贱”在新语境下实质已是被广泛认同的卖萌。彭浩翔的小文青导演主流化之路，是让次文化找到团员，在分众时代找到受众就是找到金主，可以自立山头，其影响力、权力也水涨船高。所以过去对他显得冷漠的行业组织，今年都大抛橄榄枝。 原因2 绑架“本土”的商业策略

《低俗喜剧》的出现，从头到尾最强调一句口号：支持本土电影，捍卫粤语文化。低俗=本土？世界上任何“本土电影”都显然不止如此狭隘且逻辑混乱，但从商业角度考虑，香港市场并不只是香港观众，越是有争议、内地禁放的电影越能吸引内地观众组团猎奇，譬如《3D肉蒲团》。所以遑论影片优劣，当彭浩翔、杜汶泽高呼愿为香港多拍纯港片时，其实与台湾电影界近两年动辄高呼“支持国片”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也非常奏效，去年以小成本拍了12天的《低俗喜剧》大卖三千万票房，该片还碰上了“天时”，最近两年内地与香港关系因各种事件不断碰撞，“本土”牌打得恰逢其时。 原因3 事先张扬的“低俗”，立于不败的聪明机关

戏谑风格使然，从彭浩翔第一部戏开始，所有批评者面对他都很容易陷入“认真你就输了”的悖论，在香港影评界，有人表示最多会私下批评，香港多年来几乎无人会旗帜鲜明地批评彭浩翔电影，因为明知无用，只会令对方越批越红。《低俗喜剧》更是典型案例，这次自贴“低俗”标签，犹如预先巧设机关，自己站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道德低洼地带，等到有人站出来批评，但凡涉及到价值观问题，“低俗”就犹如保护盾牌自动反弹之。在此情况下，电影越被指责“低俗”则越成功，作者品牌也越被打压反而越能激发支持的人气，犹如设置了无限复活功能，逐渐变成“批评你就输了”。 原因4 主流北上之后，香港成“低俗”特区？

香港影人大举北上之后，香港本地市场几乎只剩警匪片或者，尤其后者近年票房不俗，前年有《3D肉蒲团》，去年则有《一路向西》，而后者如今也筹划开拍续集《一路向西2之抬西》，另一部由彭浩翔监制、讲述飞虎队员澳门召妓的《飞虎精英之套票出征》也已经杀青。最近《低俗喜剧》引起的满城热议，影片顺势重新上映，也为同类电影增加声势。而这类电影工业上成本未必太大，在某种程度上又顺应市场趋势，自然成为香港电影的出路之一，但如果以后港片主流如此，你又怎么看？ 价值观·如何低俗？ 刻意为之，唯恐天下不乱

从彭浩翔这些年的脉络看来，《低俗喜剧》的错位价值观以及粗鄙呈现都是其刻意为之的，他要的也许只是争论和站队，于是特地炮制出接二连三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作品出来，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矛盾以及近年的网络文化都使得彭浩翔在讨好这部分观众的事情上得心应手。

文_朗天（香港作家、影评人、文化活动策划） 早期电影 聪明导演

彭浩翔的《低俗喜剧》最近因应一宗艺评事件年内二度公映，这在香港可谓极为罕见。评论人因而有了新机会“回顾”作品，顺便谈谈彭导的创作风格。

既云创作风格，仿佛已视彭浩翔为一“作者导演”，可用作者论的方法分析和评论其作品。然而，必须补充，这只是借用的说法，不必太认真。年前在国内撰文论及彭浩翔时，我曾以“聪明导演”称谓之，指出他是典型懂“走精面”的香港仔，机灵多变，紧抓时代脉搏。他的处女作《买凶拍人》，大玩后设观点、后现代反讽，都紧接当时的流行感性；之后的《AV》、《公主复仇记》、《志明与春娇》，更说明只要能引起注意，成就话题，他便毫不犹豫拿来用，不避剥削题材嫌疑。以往是村上春树，社会热门话题（例如网交、港女与戒烟），今天当然可以是香港文化与粗俗本身。 彭氏算计 站队理论

彭浩翔的成功，首先是票房，却不限于票房。他从来都是计算的，但针对的不是大市场。他的作品是对着分众拍的，因为他擅于掌握的时代感性均非男女通杀，老幼咸宜（男性中心，或者更贴切地说，男孩中心，且不吝鄙俗，因而容易被指歧视女性或不登大雅之堂），不过放到全中国的规模，即使是小市场，绝对数量也非常可观。而更重要的是，彭导对应的时代感性本身，也包括立场至上的论说风尚。所谓立场至上，便是只要你站对队，便赞；站错队，便骂。放回电影作品，便是主题“正确”，意识形态符合阵线方向，拍摄达到一定技术水平，便可对号入座，竖起大姆指。而彭浩翔也擅于捕捉立场走向，移船就磡，堆起舆论。最佳的例子莫如《志明与春娇》，上映初期行情不佳，他立即安排到不同的大专院校举行座谈会，往不少喜欢他的观众群里，制造毋须太复杂的支持声音，结果成功鼓励更多观众入场，挽回影片被院商以初映票房数字不佳为由提早抽起的命运。

注重美学和理论的影评人不太喜欢彭浩翔，但循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路线的，总不难找到理由挺彭。至于介意拿来主义，相信“真小人”胜于“伪君子”的年轻观众，要在彭导作品中找到认同与共鸣，更不在少数。一出《维多利亚壹号》，被一些影评人批评卖弄无谓的暴力色情，但由于它站对了队，举起批判香港地产霸权的旗帜，声言呈现楼价逼疯市民的怪现象，不少观众也便原谅了那种“艺术的夸张”，也不介意情节的牵强（为制造凶宅拖低楼价而大开杀戒）。 鄙俗元素 挑动矛盾

粗口及鄙俗元素出现在彭浩翔作品中，不始于《低俗喜剧》。《出埃及记》里温碧霸突然向任达华投怀送抱，一声：“！”早着先鞭。以往影片制作人会主动在影片避免便用粗口，但《低俗喜剧》先天上便决定了以低俗为招徕，所以一切不文、不堪，反而放大了成为卖点。什么吃野生动物性器官、交、在大学以比喻电影监制工作性质等等，全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怕你嫌不够粗俗的思维下炮制出来的，有些地方甚至显得太刻意（如詹瑞文在片场大谈自渎一段），有些地方则明显累赘过火（如片末杜汶泽在催眠状态下用下体狂撞长椅）。

《低俗喜剧》声言只为香港观众而拍，立场鲜明，固然完全切中了近年因自由行过热、双非孕妇、奶粉危机等而急剧升温的“内地与港矛盾”时机，挑动已绷得紧紧的本土神经线。而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之后，不止一次被内地传媒批评品位拙劣低级；《低俗喜剧》正是反其道而行之，奉行逆思考，偏向虎山行，以期“刀仔锯大树”。 内地观众 随时讨好

大抵彭浩翔从未想过放弃内地市场，开罪内地人。较早前萧氏父子《3D肉蒲团》成功启示正好是，以香港“本土性”为包装，不单不会画地为牢，反而配合内地与香港自由行，吸引大批内地观众组团来港观影。《低俗喜剧》走钢丝，正是以这种夸大了的粗鄙“港味”吸引各方观众，最好来一记曲线的内地与香港（起码粤港）通吃。因此，片中的内地金主暴龙哥，其实并不是丑化了的歹角。他懂得欣赏曾一度“威震”康城 的另类电影《官人我要》，且重情义（虽然“错置”了驴子身上），属于“真小人”一类。他的丑而不丑，从选角上起用喜剧形象一向讨好的郑中基，可思过半。

其实彭浩翔非但不歧视内地人，反而在描述港人北上“食”的作品《春娇与志明》里有过分讨好内地观众之嫌。 他人观点 张书玮（《香港电影》高级编辑） 彭浩翔是“贱”，没有价值观 《低俗喜剧》只是一部栋笃笑电影，但也是一次（话题）爆发，当时内地、香港矛盾并未白热化，只是已经发生，彭浩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话题。其实曾志伟、张坚庭的电影也用过这话题，但没那么无赖，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向上的，包括王晶也是这样，而彭浩翔是“贱”，没有价值观。 彭浩翔的作品向来故意踩界，这次却只是在借故讨好观众，他的电影会美化很多东西，或者放大描写角色，包括歧视女性，在《大丈夫》、《出埃及记》里的女性都是反面形象。后期他越来越多，也以此作为卖点显示自己的用心，像《维多利亚壹号》。 王晶（著名导演） 港片的核心价值不只低俗 我觉得每个人看完这部片都能发表意见。可是我觉得不需要把它放大到，好像两地的同胞都好像有意见有冲突。那（批评）基本上就是个人的一种看法，也许就是一些觉得自己很有文化的人，看法比较偏激。我觉得基本上香港人跟内地同胞相处得都非常好。（杜汶泽说“低俗是港产片的核心价值”？）每个电影人心中都有一套价值，杜先生的想法也是对的，可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想法，港片的核心价值也不只这个。港片比较狂放，比较自由，这就是港片的一种风范。可是至于港片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觉得不在港片，而在创作人本身。 翁子光（新晋导演，影评人） 担心他会因此失控 如果这件事令他成为“风头趸”，得到大众更多关注，在商业宣传、个人声名上固然得到好处，但这在其作者生涯上，毕竟不是凭借个人努力得来的，这两年我有看到他努力地不断调整自己，但现在这件事横空劈下来，会令他的自我调整程序被打乱。他会否因此失控，发现原来香港文化可以这样玩，透过被攻击、恶评，制造矛盾而建立自我声势？我有这个担心。 如果解构彭浩翔的电影，他有没对内地某些文化有剥削？绝对有的。但他的解释是，他对所有事情都有戏谑的。但戏谑如何变成剥削？我觉得“暴龙哥”的角色，和所谓对于内地人一些比如吃野味、屌驴仔等行为，赋予一种不文明的变态形象，这是借题发挥的，角色太容易被对号入座了。 彭浩翔娱乐至上的精神冲击了文化正统性，但他又未达到昆汀塔伦提诺、三池崇史、园子温那样的厚度，未能开山立派，影评人觉得他两头不到，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他甚至未能进入讨论议题。但自从《志明与春娇》、《春娇与志明》和《低俗喜剧》，他开始迈向这样一种自觉性、地域性。如何将颠覆、反正统文化变成意识核心，他夹杂的取悦观众的娱乐精神、小聪明，其实是一直障碍着他的。 文化·低俗本源 港产片困顿下的山寨化延续

《从透视港产片的焦虑》一文所引起的争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则是香港文化对低俗放任自流的态度，一则是这些年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矛盾，当然，说到底，单《低俗喜剧》电影而言，这只不过是港产片的山寨化延续而已。 文_列孚（香港资深影评人） 香港文化 低俗已被放任自流

香港其实与广州一样，市井文化一直是其中的社会文化重要表现，以粗口为例，港人喜欢用男性生殖器官成“助语词”，广州人则相反。基层市民喜欢讲粗口已成传统。当电影成为人们生活情绪发泄或寄托的时候，平时不会讲粗口而出没于中环或珠江新城的白领们一旦遇到一部居然在大银幕上大爆极其流利的粗口时，因工作或生活压抑也许就会这刹间获得解脱，产生痛，便造就了《低俗喜剧》之类电影市场上的形成。

问题是香港在文化上一直就是一个基本放任的社会。如果说市井文化是这个城市文化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是成立的话，那么香港要迎合这个市场的需要时，一切被视为低俗的现象就会在不同时候呈现不同的形态——充斥市面的种种所谓八卦杂志，无不以抢拍女艺人“走光相”为噱头；某女艺员与某人“车震”后上位就被形容为“一震得天下”，这种渲染即是对女性的消费及鄙视成习已为常；畅销报纸配备的“夜生活指南”之类更肆意以半裸职业女性为卖点；又炮制出“模”一词（嫩模）来专指刚成年甚至未成年入行贩卖肉体的年轻女性；杜汶泽在个人talk show上呼吁观众齐叫“屌高周秀娜！”对女性公然放肆至此，夫复何言！更有甚者，商人们捧出身穿比基尼泳衣周秀娜揽枕销售，对女性进行放肆色情“消闲”。俗文化的确是市井文化一部分，在公众场合如此鄙俗而又成了所谓“核心价值”（杜汶泽言），那么，这种价值观真的具有价值么？将恶俗当有趣还美其名曰“核心价值”，不禁令人回起70年代人们集中在当年佳艺电视大楼抗议该台播出的《哈唠夜归人》教坏青少年、80年代教师协会组织上街抗议影片《烈火青春》中出现的画面，毒害青少年……可是今天比《烈火青春》更甚地炮制色情的《肉蒲团》、《一路向西》都出现了，曾经出现过真正正视社会价值观现象如今不但消失，相反地，《焦虑》一出，却会招致强烈围攻。 内地矛盾 偏见与落差的综合

这显然与贾选凝的身份有关（内地人）。

自从去年初发生尖沙咀某名牌店因为不允许港人自由拍摄引起围哄事件后，紧接着有些港人称内地游客为“蝗虫”，针对内地游客进行辱骂；不久，“双非孕妇”、“奶粉”事件等等所产生种种对内地人的不愉快，少数港人举起昔日港英殖民地旗帜更公然高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口号等，这次《焦虑》一文引起争议不过是上述事件的伸延。

其实，这与部分港人的失落感有关。过去香港电影、电视剧中曾将内地人进行了夸大的、刻意的贬损，如今部分内地人富了起来后，港人曾自傲地看不起内地人现在却成相反，这种落差令部分港人难以承受。当然，此中会有更复杂的其他因素在内，例如因为互联网的发达，令港人了解到内地越比过往有高一些能见度时，像“地沟油”、“毒奶粉”等等，港人曾经对内地的偏见尚未获真正改观时，对内地人不和谐的声音也会随之出现，亦即《低俗喜剧》中对内地老板暴富心态等进行放大那样，均通过上述综合因素形成。 俗之类型 本质上是港片山寨化

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电影有史以来总产量高达16000多部，超过包括内地台湾电影在内的总和，其中大部分为通俗题材电影，部分影片就不乏低俗成分。港片曾以有午夜场而自许，甚至，映期上先定了午夜场时间然后才开拍（徐克语），而午夜场观众就是“咬蔗帮”（陈嘉上语）！那么午夜场的观众构成便组成了影片市场走向所要求的“俗”。

低俗文化论文篇4

《人民日报》在开栏的话中指出: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本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即日起共同开设文学观象栏目，组织文学界知名学者，就当前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进行辨析、探讨，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以期正本清源、引导创作，助推当代文学繁荣健康发展.

文学观象在前几期文章刊出之后，即在文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题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的新路文学观象激起学界热烈反响》的文章中报道说:著名当代诗人贺敬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在阅读了文学观象的文章后，纷纷表达了对栏目观点的赞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谈到，文学观象相当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文艺主张和美学目标，积极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今后能看到文学观象的更多文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认为，文学观象批评的种种乱象不仅存在于文学界，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在充分尊重观念多样性存在的前提下，如何贯彻主旋律、释放正能量，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是我们而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俞吾金认为，应当保持批评状态的多样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既凭着高度责任感批评体现负能量的作品，也凭着高度使命感褒扬负载正能量的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文学观象的文章经过媒体、社交网络的大量转载，其影响已经超出学界，赢得了普通读者的共鸣。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的微博堪称网上最火的道德模范微博。微博开通不到三年时间，粉兹数已经突破两千万大关。郭明义在微博评论转发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引来众多粉兹点赞。文学要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还必须表现社会主体的心灵。有网友在个人网络空间写下了对文学观象的读后感。该网友说，文学观象的观点言中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许多说法让人耳目一新、有醒醚灌顶之感。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文学观象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承载着深刻厚重的内容，尖锐中饱含真诚，平实中蕴含灼见，引起广泛共鸣，说明大众并非不关注理论、不理解学术，关键在于我们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和学术。文学观象栏目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新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研讨会暨《人民日报》文学观象专栏作者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宝善，副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江主持会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宏、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及来自、人民日报社、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的有关领导，著名作家陆天明、周大新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评论家四十余人参加座谈会。

低俗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影视娱乐文化；低俗之风；治理

影视文化是人类文化创造中最具时代活力、科技含量、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文化样式之一。

当前，影视文化虽然受到网络文化强有力的冲击，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庞大的受众群体使影视文化仍然是最具活力和社会影响的文化样式之一。影视文化对社会的影响的双面性也如同网络文化一样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好的影视文化可以起到教育感化、培养情操、净化心灵、塑造形象、树立精神等积极的、健康的一面，又有颠覆伦理、传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消极、不良和破坏性的一面。放眼我国影视文化市场，低俗化蔓延，情况不容乐观。

一、当前我国影视娱乐文化中“低俗之风”的表现形式

低俗，与“高雅”相对。当前我国影视娱乐文化中的低俗之风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九种表现形式。

(一)尔虞我诈诱发人性之恶

一是以《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为代表的作品，过多传授权谋之道，将帝位之争、君臣之争、将相之争所采取的篡权夺位、互相猜疑、借刀杀人等种种权谋手段无一遗漏地展现给观众。二是以侦查破案、反腐肃贪为噱头，事无巨细地渲染犯罪过程、犯罪场面、犯罪手段、侦破过程，变相地成为引诱、教唆犯罪、逃避侦查的教材。三是过度宣扬官场文化，如《绝对权力》等，将领导干部提升、干群关系、上下级的矛盾放大、细化、妖化。这种以揭露人的内心阴险狡诈、贪婪自私、勾心斗角为主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助长了不择手段的“厚黑风气”，助长了专权、弄权、贪权的私人欲望，促使了伦理、道德观丧失。

(二)血腥暴力成为犯罪诱因

暴力作为一种视觉上的行为，在电视、电影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自武打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后，从此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掀起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热潮，并造就了一代国际武打巨星李连杰。此后《少林小子》《南北少林》《黄河大侠》《太极张三丰》《新少林五祖》等跟风而出，虽然也是以打斗场面吸引观众，但其惩恶扬善的主题非常鲜明，多少还有点真功夫，在斩获不菲票房的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武术热。但自武侠片《藏龙卧虎》后，《门徒》《七剑》《墨攻》《同门》《风云》等便疯狂地涌入人们的视线，其创作风向急转，以表现门派之间水火不容、同门师徒之间猜忌、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冤冤相报、黑恶势力之间的火拼为主，其暴力打斗追求血肉横飞、死伤遍地的效果，刺激人们的眼球，勾起了人内心里的好斗和求胜欲望。诱使受众发生认识偏向、意志减弱、情感冷漠、容易冲动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在生活的场所发生冲突乃至大打出手。正是这种不良习惯的养成，成为违法犯罪的诱因。

(三)生吞活剥“外来文化”促使“传统文化”衰退

当前的影视文化作品普遍追求大手笔、大制作、大场面、大阵容、大明星等派系，对西方电影中的大场景、超特技、高消费一一揽入怀中。如张艺谋的《英雄》将“荆轲刺秦”这一脍炙人口的故事牵强附会，通过所谓大场面、美女吸引人们眼睛，隐性地破坏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

(四)婚恋情感类综艺节目冲破传统道德底线

如今各类相亲节目卷土重来，心理情感类节目也是遍地开花，全国荧屏上，情感类综艺节目已达100多个。情感类综艺节目风行的同时“拜金女”马诺、“露富男”刘云超、“艳照女”闫凤娇、“芙蓉姐姐”“凤姐”“伪娘”等话题明星迅速走红，成为人们追捧、崇拜的偶像。大有“明星取代模范，绯闻顶替事实，暴力掩藏和谐，猎奇超越好奇，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端庄”之势。

(五)广告泛滥，完整收看影视节目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之后，影视剧也大踏步地进行广告植入，短短三四年间，已从蹒跚学步演变到泛滥成灾。打开电视机，随便一个现代剧中都是满眼的广告，《乡村爱情故事》成了雪佛兰家族新车大聚会；《杜拉拉升职记》让人闻到“麦斯威尔”咖啡浓浓的醇香。

(六)之风泛滥成灾

影视节目中成风。新版《红楼梦》为林黛玉设计的裸死情节不仅遭到了网民的恶评，还罕见地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其“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纵观近年来的影视作品，凡有镜头的作品，一部比一部“大胆”，一部比一部“挑战尺度”，一些镜头画面简直是不堪入目，令观者尴尬窘迫，无地自容。

(七)盲目跟风，千人一面

电视娱乐节目大量原版“克隆”欧美、日韩和港台的节目模式，大兴抄袭之风。影视剧先是有琼瑶热，后来有清宫热、改编历史名著热，现在则又出现谍战热。打开电视机，各地电视台播的几乎都是谍战剧，每一部都绕不开假夫妻、美人计，同时作品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雷同现象，人物雷同、情节雷同甚至语言的雷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八)窥探隐私，以发掘“丑闻”“丑态”为卖点

有些电视节目以演绎社会阴暗面为能事。如“妻子潜伏智擒第三者”“女儿跟踪发现母亲与自己的男友约会”……当事人讲述个人和家庭隐私，双方在镜头前对质、开骂。个人隐私被娱乐化、商业化，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窥私欲。

(九)戏说历史，恶搞经典

经典和名著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族精神之凝聚力。最近，一些改编自经典名著的影视剧相继播映，引起人们的担忧和不满。重拍古典名著《西游记》时，唐僧变成了“女儿身”，孙悟空爱上了师傅唐僧。为了迎合某些猎奇的文化消费需求，凭空臆想出一些阴暗、无稽、荒诞甚至的“历史”故事，用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语亵渎先贤，历史定论，颠覆传统价值观念。

二、影视娱乐文化“低俗之风”盛行的原因

(一)原创力不足是根源

影视作品要不断推陈出新是需要生活的基础的，脱离于生活，远离社会就不可能创作出紧跟时代的作品，由于历史的缘由，长期以来影视作品脱离了其根本的社会功能，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自由创作的空间非常小，不利于个人创造力的培育、发掘和激发。改革开放之前姑且不论。真正影视作品的创作解除禁锢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之初。以冯小刚执导的贺岁片《甲方乙方》和张艺谋的《英雄》等国产商业大片为代表，以完全市场化的模式运作之后，才出现了中国影视作品自由创作的空间。因此，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无论从资本积累、创意生产，还是市场运作等方面在短时内很难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

(二)拜金思想是低俗化的根本推手

2004年，广电总局首次将电影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 那么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就是影视产业的终极目标和手段，而社会功能在不违背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就只可能退而求其次，成为一种副产品了。所以，当前电影制作追求的是票房，电视追求收视率，网络追求点击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影视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一个残酷而现实的问题。一些制片商、电视台在这种市场的压力下，以票房论英雄，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存亡，把基本的伦理道德抛在脑后，只要能卖钱，能在第一时间吸引住受众的眼球，一切惟“票房”“收视率”是瞻。

(三)官场“低俗风”推波助澜

官员中风、迷信风、吃喝风、奢靡风、浮夸风、假话风、拍马风、作秀风等与影视文化中的“低俗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如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西门庆华丽转身，成了各地争夺的“文化英雄”。要抵制“低俗风”，必须先治官场后治社会，大力整治官场弥漫的“低俗风”，无疑对提升影视文化品位，具有极强的引领作用和导向意义。

(四)市场“缺位”导致文化饥渴

低俗是文化的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最突出的表现。一是短缺导致低俗。影视娱乐节目低俗化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文化生活的需求的提高，当市场并不能提供其所需要的影视品，就会出现“饥不择食”的现象。这时就会有大量的跟风、“炒短线”的作品出现。二是体制导致低俗。影视传媒机构只是广义上的宣传机构，承担的是产业功能，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其职能。并不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责任。但事实上政策上又要求影视产业承担部分宣传职能。因此，实践中影视传媒机构经常出现职能错位，出现过度商业化运作以追求收视率，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现象。低俗文化往往就是在这些机构助推下风靡起来的。

(五)管理缺位

影视文化的管理有其特殊性，目前仍然存在运行机制不完善、制度设计不合理、法律监管不到位的情况。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法律上对影视生产作品中的低俗之风不进行调整无法可依。二是如何调节文化资源配置，做到高雅和通俗各有市场，提供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文化服务。三是如何在不事关公序良俗、不冲击道德底线、不付出过大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的副作用。

三、治理“低俗之风”的对策

(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治疗产生低俗之风的这种“内伤”，必须加强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并鼓励从业者自律、自尊和自爱，追求崇高，远离低俗。这是从源头上防止低俗之风的治本之策。

(二)繁荣精品创作

繁荣精品创作的根本途径还是要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才有影响力，才有引导力。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是艺术创作的金科玉律。要按照“三贴近”的原则，了解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形式，不断推出群众欢迎的新节目、新样式。

(三)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遏制影视娱乐节目低俗化，还应改变现有的评价体系。除了现行的“收视率”和“票房”两个数字化指标之外，监管部门应联手调查公司形成“社会美誉度”指标，以平衡前两个指标可能带来的“惟经济效益论”。此外，监管部门还可以设置影视娱乐节目的“底线”，一旦逾越界线，监管部门就应视情节分级给予警告、勒令整改或者停办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低俗文化论文篇6

《汽车商业评论》评论员

今年的北京车展丢人丢大发了。这倒不仅仅是被“胸展”事件闹得低俗不堪，而是“庙会”升级带来的焦虑使人不安。它表明，汽车业的病态和社会畸形“混动”而酿成的恶果，看来在短时间内难以祛除。

还是应了一句老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虽偏激了一点，但有据可依。因为在“车展”这个概念被市场化偷换之后，就有人预见过有这一天。尽管路人皆知它是“唐僧肉”，但不曾想到过会这样露骨地去毒杀人的眼球，令人惊骇不已。

然而，车展可以合谋造势，各取所需，搭建平台，无穷地复制，创造生意，形成产业，这些都加速了车展的变味，以至于为了趋利可以疯狂地生产渗透了货币血腥的“文化垃圾”。

如果说，以前的车展像“庙会”，那还是个办展的水平和形式上的肤浅，或者说，眼界和欣赏力都还不高的话，那么，现在的“胸展”则是迎合了需求，刻意而为的创收手段，还被披上时尚的外衣，堂而皇之，道貌岸然。

圈内人都清楚，今日北京车展之低俗，并非偶然，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非一日之寒”。北京车展是国家车展，跻身世界六大车展之列。规模是一次比一次大，展商是一次比一次多，新车是一次比一次增多，关注度是一次比一次扩大。而印象却一次比一次差，问题是一次比一次多，以至于发展到连政府都看不下去勒令主办方整改的地步。

这在中国办车展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一个单纯的车展竟涉及到意识形态，有伤风化的程度，这不仅让这个行业尴尬，在汽车史上也是个笑话，恐怕在世界车展中也是破纪录的“亮点”，这就难以让人瞧得起。

那么，是谁伤害了它，它又将伤害了谁？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车展重视模特的大尺度展示，其实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的兴趣、趣味。”但也有学者分析，“这30年的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吃饭问题，心灵的问题没有解决，这30年的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很快，但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轿车进入家庭的激辩，竟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有媒体甚至把它看作是“消费权利”的争取，而产业界躲在后面不吱声，等待政策放闸；而今有关车展的低俗化再度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学者再次披挂上阵，探讨文明的失落与重建，而产业界再次躲在后面无语，竟当没事一样。

我想，最终得益和伤害的还是产业。如果说，轿车进入家庭的讨论解决了老百姓拥有私家车的问题，那么对车展低俗化的批评，实际就点出了“汽车问题”的严峻。表面上看是“打”在了“低俗社会”的屁股上，却痛在汽车产业上。因为快速发展，汽车业给这个社会制造了不少麻烦和后遗症，引发的“并发症”并不是一个低俗那么简单。作为“物化文化”的汽车产业难道就没有责任，就不应反省和思考？

不论从怎样的角度看，车展低俗化，一方面折射了中国汽车产业没灵魂的失控，另一方面反映了文化糟粕的泛滥。汽车带来的焦虑渗透到了社会的内心，这种危机既有西方社会裹挟的顽疾，也有功利主义的疯狂，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了道德底线、文化操守、价值观的守望。

低俗文化论文篇7

为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文明的语言环境，引导社会公众抵制网络低俗语言，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长江商报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网络低俗语言”的净化工作，编委会多次在采编例会和全员学习会上要求全体采编人员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使用规范文明用语；增强底线意识，坚决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增强导向意识，积极主动引领公众舆论；增强阵地意识，建设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长江商报编委会从报纸、网站、报社公众号、微博等多层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抑制网络低俗语言：

1.严格坚持网络文明用语报纸和网络一个标准。从技术层面努力。通过技术手段将一些出现频率高、比较流行的网络低俗语言，在采编系统中设置为敏感词，净化网络语言。由新媒体部负责“一网两微一端”审核，安排专人值班，全天监控。

2.完善“一网两微一端”稿件流程和审核机制。在当日报纸晚上关版之前，新媒体部通过相应的技术软件对稿件再度过滤，确保网络环境的健康与和谐。

3.重点监控公众号。报社规定分管新媒体的编委不定时值班或巡视，抽查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稿。这样既保证了日常稿件的“三审制”，同时又能保持公众号所刊发稿件的语言干净纯洁。

4.完善报社新媒体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按照相关要求和报社编委会的决议，报社与本单位新闻从业人员签订了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承诺书。对不文明、不规范用语“零容忍”，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并实行全流程追责。

低俗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俗文化；文化特征；积极意义；消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事业获得大发展的当代，重视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俗文化的当代形态与未来趋向，与文化发展基本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加强对于俗文化的理论认知与引导，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

一

俗文化是与雅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的文化形态，二者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显现出各自的特点。

在历代的文化传承中，俗文化与雅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正是俗文化与雅文化的相得益彰，形成文化运行的基本态势。一般来说，雅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而俗文化则是一个时代与地域大众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满足着大众基本文化的需求，特别是一般娱乐文化的需求。自唐以来，文化的世俗化便显示出突出的倾向。在唐代，适合民众口味的通俗文学唐传奇便开始广泛流行。及至宋代，《清明上河图》等描绘市井风情的绘画作品与适应市井生活需要的词得以流行，话本与南戏的推出，均是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元代散曲和元杂剧的流行，明清小说、木版刻画、年画、寺庙壁画、以及戏曲的兴盛，特别是清代京剧的繁兴，不仅是俗文化发展的突出表征，而且是雅俗文化相互影响与互补的范例，二者的共存成为社会文化发展中两条并行不悖的文化轨迹。

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共存表现为辩证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雅文化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的精华，但雅文化一般要以俗文化为源泉，来自对俗文化的提炼、整合与深化，而俗文化要以雅文化为指导，不断提高俗文化的艺术品位；雅文化主要满足人民大众高层次的审美与认知要求，而俗文化一般以普通受众的需要为中心,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可读性，重在满足大众的娱乐要求；雅文化一般以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为目标，而俗文化则在不放弃对于大众予以一定精神感染的同时，更在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增长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雅文化将有较多的作品进入历史传承的序列，而俗文化作品将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失，代之以新的俗文化出现，只有极少量的作品方能得以传承。

雅文化与俗文化又是可以转化的。俗文化可以通过实践的磨砺和艺术家的加工与改进，使之成为艺术精品。雅文化也可以注入一些通俗的成分，使之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产品，获得更大的受众群。俗文化因其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易于接受，已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社会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俗文化的基本构成，在其广义上是指那些不属于雅文化的文化现象和形态，而在其狭义上，则与通俗文化同义，包括世俗文化在内的大量下层文化活动与现象，成为俗文化的基本构成。世俗文化是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解经典文化，藐视权威，调侃规范，制造娱乐和休闲，也体现为世俗文化的重要特点。历代社会俗文化与正统文化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若即若离，又作为正统文化的补充，居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通俗晓畅、易学易懂、便于流行，是俗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通俗，是俗文化的突出特征。但是，其俗的主体应属于通俗，即对于人民大众来讲，更加突出其晓畅、易懂、易于传播等特点。俗文化甚至包括更多不属于艺术范畴的文化现象。许多具有娱乐色彩的俗文化现象不宜指称为艺术，但属于文化的范畴。

为大众提供娱乐性文化产品，是俗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世俗文化不是教化大众的主要文化样式，但其从来也没有放弃教化大众的使命。这类文化也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曾长期融入一定的对于大众具有一定教化性意义的内容，

为下层大众服务，是俗文化的基本宗旨。俗文化是下层大众的文化样式。它以民众的生活为创作源泉，以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情感为基本形态，以通俗晓畅为基本特征。它甘于将自身置于典雅文化的之下，甘于承担娱乐大众的使命。低水准的、简便的文化操作，是俗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生产娱乐与消遣的文化产品，是俗文化的市场宗旨特性以市场为基础，以商品交易的形式作为其基本样式，致力于市场化运作，力求获得较大的市场利润，成为世俗文化的基本明确的目标。

不必讳言，俗文化中难以回避低俗、庸俗的文化元素的进入与淫染，致使俗文化中常常出现庸俗与低俗的成分。无论是俗文化还是低俗文化，都与俗相关联，因此很难将其与庸俗和低俗文化截然分割。一般俗文化应是指体现了积极健康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然而由于其与俗的表现形态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致使俗文化中难免会或多或少杂糅进一些消极的因素，甚至继续下滑，使得消极因素占据主流，成为庸俗或低俗的文化现象或制品。但是俗文化的主流应当是积极的和健康的，而不是低下与卑劣的。

由于世俗文化的大众性和通俗性，该类文化常常会受到一般大众的欢迎。大众在接受文化特别是艺术文化时，从来都是以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为首要目标的，而文化艺术对于大众的陶冶与教化，也是在首先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基础上，继而将精神内涵融入其中，使得精神与教化的内涵得以体现，潜移默化地完成感染与教育大众的目的。其间，寓教于乐，正是俗文化感染大众的主要功能体现。相反，如果一味注重艺术的教化功能，而将其娱乐的需求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就会致使艺术作品游离于娱乐之外，形成与大众的隔膜。

辨析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不同功能是重要的，如果不加区别地将文化艺术的功能全部混为一谈，等量齐观地强调文化艺术的一般，就会抹煞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功能与艺术特性的差异，导致对于艺术基本特性的单一性认知，影响人民大众文化需求不同层次与不同类型的体现。其结果，既不利于雅文化的提升与艺术精品的创造，也不利于俗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既不利于公共性文化服务的进行，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

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与艺术实践中，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点与审美趣味，以及特有的表现方式与内容。

正是由于其鲜活的具有感染力的表现形式，俗文化方才获得大众的喜爱，成为人民大众难以割舍的文化样式。其艺术表现体现出充分的平民化、生活化，显现出平民的智慧，成为大众集体创造的结晶。他们的创造直接来自生活，是对于生活的广泛表现和对于人生社会真谛的平民化理解，其多样化形式也充分表现出平民的创造才能。

1.戏谑。即利用用戏谑的形式和语言，将那些人们视为神圣和威权的事物拉下神坛，将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习俗打得粉碎，将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传统理念予以瓦解，同时赋予其平民化的表述和理解。正如春节小品创造的“大忽悠”，正是世俗文化的重要贡献，它赋予很多供人们联想的东西。不难想象，人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正是在忽悠和被忽悠的怪圈里折腾吗？许多人在无休止的忽悠中屡遭欺骗，逐渐扭曲了自己的思维，陷于混沌，认同了某些乖谬，对那些诸如个人迷信、精神谎言、虚幻世界等等笃信不疑，甚至为其舍生忘死、赴汤蹈火，做出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荒唐可笑的行为。这一形象的出现，为世人提出了警示。

2.调侃。它在煞有介事和一本正经之间从事着淋漓酣畅的表现，它在故作卑微和自我践踏之中给人们带来欢悦，显现其平民的智慧和狡猾。它还以其对于世界的平民化的阐释，获得人们的会心一笑，致使某些貌似神圣、道德、正统、伟岸的形态，全都在一笑之间灰飞烟灭。一些山寨版的文化建造，正是世俗文化的专长。它以貌似正经的情态演绎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剧，甚至假娱乐之名，借游戏之外壳，使得某些文化样式的庄严迅速消解，失去以往的道貌岸然，成为世人的笑谈。

3.佯谬。即对于一些事物，故意做出否定的态势，而在实际上则是对其意蕴的充分肯定。有时，俗文化的表现中出现对于世态的非理性阐释与描述，其实在其背后，恰是对于理性的深度渴求。有时人们对于一些事象做出漫画式的描述，似在解构其基本形态，呈现其悖谬，其实正是对于某些事象的认同与张扬。

正是在许多世俗的文化表现中，充分显现出平民的才华，以及民间底层的、近于流氓无产者的狡黠，甚至近于百无聊赖般的闹剧，而将其内在的意图得以淋漓酣畅的表达。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人格或尊严，以自身某些生理特点或缺陷加以自我调侃和反讽，借自虐以取悦大众，即便被人们视作非人性的和非人道行为，他们也毫不顾惜。

面对这样的文化表现，人们不免感慨。一方面，不难看到俗文化取悦于大众的基本意旨，而在其背后，则是俗文化的操作者或者为生计奔波的艰辛，或者是为探求某种文化趣味而矢志不移的意念。其实人们明白，俗文化均是短命的，它很难长久流传于世，其存在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即时性，但人们仍为之义无反顾。

三

俗文化从来便具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即使属于精英人士不屑一顾的世俗性艺术产品，也常常具有某种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在文化历史进程中，俗文化同样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精英文化的强盛而消失，同样会伴随文化的进程而发展。

文化的历史演进表明，人们不仅需要理性与庄严、深度与视野，同时也需要欢悦和幽默、戏谑和诙谐，而这些往往较少出现于精英文化与典雅艺术之中，更多则是存在和活跃于俗文化之中。

俗文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作为当代文化，俗文化较好地表达了大众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而同时，俗文化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不乏落后与消极因素的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俗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受到批评，它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社会文化或政治文化的重要补充。甚至在其影响下，政治文化中也时而渗入一些世俗化的倾向，这同样是当代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一，俗文化是对于人民大众基本文化娱乐需求的满足。

在一般的文化表达中，俗文化表现出突出的平易性、普适性、传承性等特点。正是由于俗文化的晓畅与易懂，使之便于流行和普及，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较快的传播，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俗文化易于表达和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和精神诉求，特别是对于一般属于草根阶层的大众，其精神意愿和价值理想在这些属于较低层面的具有浓郁娱乐特色的文化活动与制品中，更便于得到抒发和表现。

文化与艺术发展史表明，艺术除了精神表现和教化大众的功能以外，其最具基础价值的功能则在于娱乐；即使是精神表现与教化功能的实施，也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娱乐平台或方式才能得以实现。仅仅诉求和依赖于教化，不仅难以达到教化的目标，甚至还会导致观众的疏离。

文化与艺术产品的审美效应一般是通过作品对于人的感染、使人获得审美而实现的，同时也与人的生理或心理的结合有关。较多强调精神的审美，其作品的品位趋向于典雅艺术，但其艺术形态也不能缺失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较多注入心理的或生理的因素，其作品的品位则趋向于俗文化，但其产品也不能没有审美的精神因素。无论是审美的精神，还是生理的和心理的，都属于人的基本需求，生理或心理是审美的基础，审美是生理或心理的提升。作为艺术活动与接受，人们既不能单纯强调其精神的审美，如此，将会导致艺术活动的僵直与枯涩，以及艺术的模式化；也不能一味追求生理的和心理的，如此，将会导致艺术活动精神品位的丧失，致使艺术走向低下。

第二，俗文化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构成，在艺术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中，俗文化同样也是增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构成。一方面，俗文化可以通过其流行的优势，达到广泛传播艺术成果的目的，其间既是对于产业增长的推进，同时也在传播与流行中，对大众予以精神的感染，实现较高的社会效益。

由于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娱乐型需求属于其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偏于娱乐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据主要的份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可以引导人们接受趋于较高精神和审美含量的产品，但是，人们又很难勉强大众去欣赏其不愿接受的产品。承认俗文化占居艺术市场的主要份额及其主流位置，并非是主导地位，正是对其本来的客观地位的强调。真正在文化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它更多是以主旋律文化与典雅文化的样式来体现的。

其实，最为理想的艺术样态应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产品，它既具有较高的精神含量，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娱乐化元素。正是这样的产品，可能会得到比较理想的精神与市场的双重收获。但是，制作这样的产品是比较困难的，它虽是我们倡导的目标，但又很难要求所有的艺术家和艺术制作均能达到这样的品位。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求更多文化产品的涌流，其间难以要求所有的艺术作品均能达到这一要求。比较现实的做法是，既要强调以雅俗共赏的艺术创作为基本目标，同时又注重不同品位文化制品的并行。不能因为主旋律艺术和典雅艺术可能市场效益不高而放弃对其创作和生产，也不能因为俗艺术品位相对偏低而放弃对其引导和扼制其发展。

第三，俗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与完善。

俗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一翼，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对于国家主流文化的完善与补充。世俗文化是平面化的，缺乏深度的，但有时却又可以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再现，隐喻丰富的精神意蕴，积聚较大的文化力量。当主流文化不能充分满足大众需求时，俗文化的出现就会应运而生。正是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俗文化显示其重要的作用。

有时，俗文化能够从事和完成一般高雅文化难以叙说的内涵。它可以立于社会和底层大众的角度，敏锐地捕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合理现象，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难以全面企及的层面与社会弊端，对社会不公、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等现象进行深入的和形象的表现，并加以针砭，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导引下从不同侧面实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它可以对于社会一些处在边缘的现象，人们不易涉及的角落，以及普通人的心理进行表现，使之成为生活于下层民众甚或草根一族的人们的心声表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重要参照。

以俗文化为载体和平台，有时更具有特别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以其平直和晓畅的表达，起到雅文化不易发挥的作用，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俗文化的基本特性，既可以关注一点、不及其余，又可以将其表现披上一层嬉笑与调侃的外衣，甚至以山寨的方式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予以揭示。俗文化同样可以表现真理，但它可能是通过另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时甚至将真理隐于嬉笑怒骂之中，即使出现些微偏误，或者过正的现象，也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宽容。

第四，俗文化也能实现与精英文化的交汇与互补。

俗文化与社会精英文化历来是可以互融与互补的，世俗文化将从精英文化中获取营养和有益的元素，同样，精英文化的发展，也会不断从大量世俗的草根的文化表现中获取有益的素养。它没有精英文化的严谨与缜密，但是它可以说出精英文化耻于表达的话语；它没有精英文化的细腻与深刻，但是它可以表达一般大众的意愿；它没有精英文化的恒久的生命力，但是它可以以其短暂的生命，赢得社会大众的欢迎。

世俗文化的流行，有时甚至可以得到精英文化的激赏，但也有时又会遭到精英们的痛斥。在通常，得到激赏，是因为二者在某些方面得以交汇，进入同一条河道；遭到痛斥，也无非是因为草根们的行为对于精英的价值理想乃至话语权形成冲击和破坏，致使一些精英们为了精神贵族的尊严和威权，不得不屈身与草根们计较。他们明知如此会带来自身尊严的损害，但是也不能不予以绞杀。殊不知，这样一来，人们对于世俗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反倒得以增进。俗文化为大众提供属于娱乐和消遣的元素，可以消除身心疲惫，有时则成为某种精神表达的替代，甚或山寨版文化，同样能够生成文化意味，表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其实，即使精英知识分子也需要俗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有时俗文化也不失为一种调味品。

俗文化也表现真情，表达真爱，甚至其真切的程度不亚于典雅文化，它没有典雅文化的铺设与繁缛，但更显示其真实与朴实，它没有典雅文化的深沉与含蓄，但也不乏热烈与真切。俗文化甚至不乏理性，它是将其理性表述融于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之中，在其充满娱乐色彩的活动中显现其精神意蕴的。

四

无可讳言，俗文化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一，俗文化对社会的积极价值观具有一定的颠覆性。

俗文化同样具有对于社会、历史与人生阐释的可能，但是由于其往往停留于表层化体现，很难承担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深度阐释的责任。一般来讲，它一方面可以以其通俗晓畅的形式凸显出社会历史的某些真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娱乐的外表之下，深藏着一些隐喻的时隐时现的文化符号。尽管这样的文化表达是微弱的，有时甚至是不足道的，但是比起某些以行骗和煽惑为专长的虚假文化，俗文化又往往具有其真诚的一面。

然而，浅薄毕竟是俗文化的痼疾。有时俗文化以山寨的方式模拟与勾画出社会的某种缩影，其隐喻和凸显的社会含义不言而喻，但是由于长期停留于社会表层的生活与精神层面，因而难以把握社会与历史的深刻内涵与实质，其表现的力度显得孱弱，其层次显得浅薄。它在揭露虚伪和毒瘤、荡涤社会污浊的同时，也在损害着理性与科学，颠覆着人们积极和健康的价值观。正是这一方面，需要人们加以警惕。

第二，俗文化具有对主流文化的消解性，显露其揭示社会与历史内涵的浅陋。

俗文化并非不承担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责任。在其表现中，时常显示出对社会主流文化的遵从，自甘居于社会文化的底层。它通常是通过对于事物或情态的嬉笑怒骂与调侃讥讽，让人们体悟到某种文化的意味和内涵。有时也不乏对社会或人格弊端揭示的犀利和深刻，但是由于俗文化与一般理性和科学思维的疏离，通常缺乏科学的规范和文化精神的指导，因而表现出思维的单薄与内涵的浅陋，难以承担对社会主流文化的高扬和对世界的理性思考。一些俗文化作品较多体现为对处在社会边缘人们生存状态的表层展现，以及人们自我个性的张扬与情感的宣泄，属于率性而为，缺乏全面的宏观的思考，因而会生成消极的意义，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第三，俗文化由于审美含量与精神含量匮乏，显现其文化品格的单薄。

由于俗文化以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为中心，因而在其文化表达与艺术形式表现等方面主要呈现为娱乐化元素的杂陈，以及生理与心理的袒露，而将精神内涵与审美的表达放在其次。正是由于娱乐性因素的过分渲染，消解了文化产品的精神性内容，不仅导致作品文化与精神内涵的单薄，同时致使作品在审美形式方面侧重于一般的满足，出现作品的表层化与单一性，难以形成丰富多元的审美层次和文化意象，更难以推向高远与深邃的审美意境。人们在一般俗文化中得到的大都属于短暂的当下的与表层的满足，掩卷沉思，便会发现其精神内涵与审美体验的收获偏少。

第四，俗文化因其与低俗文化的内在联系，易于滑入低俗的泥沼。

由俗文化滑入低俗文化是很难完全避免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方面，经常提醒人们对于俗文化的警觉。低俗文化的影响之大、危害之烈是有目共睹的，它将导致文化的失范、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以致出现对于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

俗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没有一条鸿沟，在俗文化中时常出现低俗的因素可以说是比较正常的。对于十分凸现的低俗现象，人们大都具有共识，但对于一般性通俗和低俗元素的界定，有时比较清晰，有时并非十分清晰，甚至比较含混。这一方面是由于低俗与否，通常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相联系，而道德观和价值观也是可以变化的，或者是有差异的。一些表现元素是否低俗，一方面需要放在一定的地域中来看待，又需要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考量，不宜轻率做出结论。在当下，人们对一些文化现象或作品的评价产生争议，难以判定其是否属于通俗或低俗，往往与认知低俗文化的尺度与标准不同有关。

俗文化也是需要提升的，它会从各种文化属性中获取营养，从而使自身得到提升。对于俗文化既需要爱护，又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对于其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应当及时予以校正。俗文化具有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人们可以对俗文化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或不屑一顾，但俗文化客观存在的积极作用又是无法消除的，它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客观性，是因为其存在难以为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其合理性，是因其存在表征出文化的多元与丰盛。对于俗文化的爱护，则在于这种文化在其主体方面表现出人们大众的心声，在其主导方面对于主流文化是补充而不是对抗，同时，俗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社会大众心理的调节器，是大众心理的一种重要的宣泄方式和情绪转换的平台，因而具有存在的重要价值。

1.因势利导。即于社会大众的文化趣味引导应当因势利导，不能扭曲人们的意愿和趣味。文化是存在于人们大脑观念中的东西，对于文化的影响，以及其存在的方式，可以矫正，一争高下，但不宜封杀。

2.以理服人。其理即科学的真理，以科学的严谨的理论思辨表达其理论的正确，而不是以权力压服。对于俗文化中的大量消极的元素，应当予以矫正和批评，而不是轻易的否定。予以矫正的方式应当以理服人，任何一种对于俗文化的轻率否定，都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

3.循循善诱。即应当有充足的耐心，既要对于低俗的现象予以抵制，又应当对于大众中的一些低俗倾向加以耐心的说服。人们对于的娱乐要求不仅是大众的精神需求，而且是大众的文化权利，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在尊重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不断加以提升。

4.促其转化。即通过对俗文化的提炼加工与改造，实现对于糟粕的剔除，以及对于其精华的肯定与高扬，促其向着积极与进步文化形态的转化。对于富有较高价值的俗文化作品，则应努力帮助其加工，向着具有更高审美含量的精品文化提升。

任何属于文化的层面的意识，均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它的出现以及存在方式，均是与一定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相联系，与社会的民族的民俗的活动相一致，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应当承认其存在的一般价值以及其合理性，亦即存在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认真对待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的地位与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性意义。（责任编辑：帅慧芳）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Popular Culture

TIAN Chuan-liu

(School of Art and Culture, Shandong Arts Institute, Jinan, Shandong 250014)

低俗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 电视节目低俗化；传媒市场化；传媒娱乐化；传媒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2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55—06

近年来，以电视相亲节目为代表的电视节目被指为低俗而备受批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也连续刊发文论，呼吁去除电视节目的低俗风气，国家广电总局则接连下发文件，以整治此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之倾向。在这场电视低俗节目泛滥的风暴中，学界与公众几乎一气同声地指责大众传播媒体，认为正是它们导引了低俗的社会文化风气与品位。这种思考本身并非一无是处，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媒介文化低俗化与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文化领域的大众化与后现代化等直接相关。窃以为只有在这些维度的考察中，我们才能把握到媒介文化的原初脉动，也只有在这种考察中，我们才能找到问题解决的真正方向。

一传媒市场化——电视节目

低俗化的幕后推手

低俗电视节目的主要表征是节目形式的娱乐化与节目内容的庸俗化。但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电视娱乐化热潮，还是近年来被批为低俗的一轮又一轮电视相亲热潮，都与传媒市场化直接相关，可以说，传媒市场化才是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真正幕后推手。早在19世纪中后期，我国传媒就开始了市场化的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市场化则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相伴行进：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八家报社实施企业化管理的报告，我国传媒就开始了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转变。基本方针是：国有制方针不能变，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尝试着分期分批减少对传播媒体的经费投入，各传媒机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财政不给补贴”。此后，我国不断推出了更多的传媒市场化举措，传媒市场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在理论与政策上也逐渐趋于明确化，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及“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方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调整。市场化、产业化进而促进了我国广电传媒的集团化，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传媒集团化都无疑是我国传媒市场化的顶峰。

传媒市场化运动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传媒自身而言，传媒的身份及其传播理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实际情况，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事业单位”强调的是其“事业性质”，这要求它在政治方针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好舆论引导者、道德教化者的社会精英作用；“企业化管理”则是要强化其自主经济主体的职能，以释放其创造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文化作品并激活其市场潜能。这种双轨制赋予大众传媒以双重属性或身份：一方面，传媒是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舆论机构。这种身份要求它应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作一个高明的舆论引导者与社会公正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传媒又被作为是自主创收、自谋生路的企业主体而推向市场，必须自谋财路以支撑自身的运营；换句话说，媒体只能凭借其产品的优良品质以赢得市场份额，从市场份额的回报中获得再生产的投入。

当代中国境遇下，大众传媒的这两种身份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因为，我国意识形态的根本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这种宗旨贯彻到媒介实务中就是要以服务受众，满足受众的需要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而在传媒市场上，传媒拥有了受众也就意味着占有了市场，从而获得了生存空间。故此，从理论上讲，坚持意识形态属性最好的传媒，也完全可以在传媒的产业属性方面表现出色。但问题却是，传媒的产业属性及其所赋予的经济创收者身份时常被片面地夸大了：针对传媒产业属性的一种错误理解与操作是将其产业属性视为主导性、决定性方式方面，以至于完全凌驾于它的公共服务属性之上，并在事实上导致了传媒把自身的经济效益凌驾于它的社会服务原则之上，从而呈现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这使得许多传媒机构在强调其文化产业部门性质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与地位。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促推了传播理念的变迁：在市场化体制中，受众的身份不再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消费者，斯迈思把这种信息消费者解读为媒体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受众商品；与之相关的是，传媒则把自身定位为信息生产商。这种观念变化对传媒的编辑方针、运营模式等都产生了整体性冲击：标志着受众群量指标的发行量、视听率、点击率等被视为传媒的生命线，而这一生命线支撑有赖于节目的接受率及随之而来的广告，且二者的实现完全遵循市场逻辑；循此逻辑往更深处演绎，则是市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转化为现实层面的追逐受众群体，市场经济中商品的多数原则与通用原则也由是成为媒体的最高原则。受市场逻辑的影响，传媒在信息选择上也以市场价值作为信息价值的基本标准，即实际赢利的能力成了传媒信息价值大小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当受众被定位为消费者时，传媒对受众的关注就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行为相关的统计学属性，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消费偏好等，相对忽略了受众的其他社会特性，这实际上就把复杂的传播关系简化为纯粹的商品买卖关系。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传媒在市场化进程中片面地追求视听率，“多数法则”被奉为至尊，所谓“多数法则”，即是指不管什么内容，只要能吸引最大量受众，能迎合后者欣赏趣味，就是要提倡的内容。简单粗俗的“多数法则”虽然提升了媒介的视听率（点击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媒介的文化品味，传媒低俗化由是蔚然成风。

许多人认为，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把文化导向了低俗化，或者说是媒体助推了文化的低俗化。这种解读固然是看到了当前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的强势地位与作用，看到了大众传媒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行为的决策、品格的型塑以及社会教育与评价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但是，这种理解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大众文化对传媒有着更为深远的文化影响。从文化层面审视，低俗电视节目的风行至少表明这种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追捧，或者说，这种节目的趣味被许多人所接受，而这恰说明了当前社会文化的态型。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电视节目的低俗化其实是媒介文化与社会文化强势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媒介单方面的强势影响。实际情况是，当代中国正经历一个由前现代向现代、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由封闭的一元性社会向开放的多元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看，这一社会转型并不是孤立的当代事件，它其实是始自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探求现代化道路的持续。这一转型导致了社会整合方式的质的变化，也从根本性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最根本的变化发生在文化层面，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社会转型最本质的东西乃在于社会文明结构的转型，[1]而汤因比则更是在社会转型中找到了文明生长方式的基本规律[2]。与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文明结构转型相关的是，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在自我救赎的现代性进程中反遭解构，而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且为大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秩序普遍的失落与大众行为的普遍失范，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则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社会心理往往趋于脆弱甚至迷茫无助，并会伴随着产生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浮夸虚假化”的“病态社会心理”[3]。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人们更倾向于强调感官刺激、消遣娱乐而无视净化精神，纯娱乐性信息因此更受追捧[4]。传播学的相关研究同样支持这种理论：传播研究表明，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惰性心理的极大影响——人是有惰性的——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更趋向于选择勿需耗费大量时间或精力就能获取的信息。美国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设计了一个信息获取的因素公式：可能得到的报偿÷需要付出的努力=选择的概率。意思是说，信息及其传播渠道被选择的概率与预期报偿（满足需要）呈正比关系，而与获取这一信息所耗的时间与精力呈反比关系。这就是说，人的惰性心理使人们在接受新闻信息时不希望引起心理结构的改变。低俗节目的娱乐化趋势正是顺应了大众的这种需求，因为它在使受众从舒适和愉快中直接兴奋起来，却不要求太多精神上的努力，它可以使人在几乎不需付出的情况下就能获得；而其它严肃的信息给受众带来的往往并非“快乐”，相反，对严肃信息的整体把握要求受众能了解到信息的背景知识，对信息的意义及评价则更提出了受众在思考创造方面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要求，这种需要受众更多投入的节目只可能是窄众型，而不可能成大众型节目。

不难看出，低俗电视节目的文化实质是媚俗，是大众传媒对受众趣味的曲承与迎合。需要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固然能引导舆论、指导时尚，但是，社会意识形态与公众趣味才是大众传媒舆论导向的方针、立场以及它所倡导的文化态型与趣向的决定性要素，因为，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市场化态势下，大众传媒的文化定位与节目风格，特别是娱乐化节目的文化定位与节目风格则完全取决于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公众的文化趣味。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现如今，“传播媒介的私人占有和对利润的追求已经导致它注重大众文化，大多数消费者的兴趣爱好主导着传播媒介的内容”。并强调说：“很清楚，这种内容往往缺乏艺术性、知识性和教育性。”[5]也就是说，当代传媒低俗化的实质是大众传媒在迎合社会公众庸俗、不屑的需求心理与文化品位。通过这种媚俗性曲承与迎合，大众传媒获得了它想要受众关注率，并从广告商那里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三后现代化——媒介立场的异化

从哲学的角度审视，低俗电视节目表征了道德价值与意义的后现代消解，它代表了当前传媒价值立场的异化。后现代是一个争歧极繁的概念，后现代化也是一个疑似的社会进程，后现代性则更多地昭示了一种价值立场或取向，这种价值立场或取向主要表现为非中心性、平面性或无深度性、复制性和大众性等。一般来说，后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所衍生出的反思性心态、社会文化以及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或态度。但在当前社会的全球化与媒介化态势中，后现代性表现出两个极需关注的发展趋势：其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后现代性有由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漫延的趋势。如果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性更多地体现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及“晚期资本主义”价值重构的自主与自觉的话，那么，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后现代性则体现为在现代性尚未发育成熟情况下的对现代性的解构，从道德、文化的角度看，其破坏性意义更甚于其建设性意义。因此，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后发”后现代性是一个需要区别对待且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其二，在社会媒介化的态势下，后现代性与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密切相关：因为，大众传媒，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传媒事实上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与价值层面的后现代转向的最重要动力因素，与之相关的是，大众传媒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诸多后现代性的特点，有学者甚至认为，后论研究中所勾画出的后代性特点在处于现代与后现代连续性之间的大众传媒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鲍德里亚那里，内爆是指“相互收缩，一种奇异（巨大）的相互套叠，传统的两极崩塌进另一极”。或者“一极被包含到另一极之中，每一个意义区分系统的对极之间都出现了短路，述评和不同的对立面被消除了，传媒和形式也随之被消除了”。他说，“在当前的模拟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崩塌（折叠）进所有其他的事物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内爆”（参见乔治·端泽尔：后现论[M]. 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第138-139页）理论阐明了大众传媒是促成当代社会后现代转向的重要力量；鲍德里亚甚至认为大众传媒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这主要体现在大众媒介对意义的消解上——鲍德里亚指出，媒介创造了一种“仿像文化”的新型文化，并将这种文化深深地根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文化中，媒介生产的“仿像”成为现实的替代物，但这种替代只能是表象层面的替代，而根本无法深及现实的意义层面，因为，仿像的虚幻性与意义毫无关联。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指出，大众传媒导致了传媒资讯和现实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精英与大众等的区分也不再有效，信息与娱乐之间也没有了界限，新闻转而追求娱乐消遣的效果，用戏剧化的夸张的方式来组编它们的故事，政治和娱乐合于一体，各种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好像被黑洞所吞噬了一样[6]。当代社会虽然充满了信息，然而由大众传媒制造的信息迷狂、信息的肿胀症却使庞杂的信息在内爆中成为毫无意义的噪音。在《媒介意义的内爆》一书中，他指出，正是由于传媒中的符号和信息把自身的内容加以去除和消解，从而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信息、传媒以及大众传媒的消解和去除活动中，信息吞噬了自身的内容，并进而摧毁了意义和指称，或者使之无效[7]。在这里，意义已经不再需要各种深度的解释模式，因为意义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查尔斯·纽曼也认为，影视文化构成后现代文化的基调，影视所再现的现实，使现实成为一种技术组成的产品，并使得经验和想象的审美完整性、人与作品在沉思中静静观察交流的氤氲“韵味”消逝殆尽，剩下的是银幕屏幕画面的强制性效果[8]。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更是在他的《电视与社会》一书中系统地整理了电视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并指出电视是典型的后代主义形式，这一方面体现在电视运用图像和零散式播放这一方法所产生的全面影响上；另一方面，个别的节目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它们冲破了界限，突出外表，自我指认，既非写实，又非叙事[9]。

当前媒介备受诟病的道德价值导向问题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大众传媒对道德上的“善”、“恶”理解来源于社会生活，换句话说，道德善与恶的判断事实上是一个由社会及社会生活来规定的一个“前媒体”概念。目前，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受价值解构的影响，社会大众在道德“善”、“恶”的价值判断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不可争议的现实。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更为艰巨：它应为当前我国的社会道德重建贡献应有的力量，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正是人们对它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但是，另一方面，传媒价值导向问题的根本乃在于社会道德重建工程本身：单方面地强调提升大众传媒的品位与格调并不能真正解决所有问题，如何及时、高效地推进社会道德重建，提高公众文化品味，这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13]。毕竟，在传媒领域，存在着一个影响力的互动，即传媒在影响公众的同时，公众也影响并导引传媒；公众的文化品味提高了，传媒产品的文化品味自然也会受其影响而排斥低级化、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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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文化论文篇10

关于防止党员思想庸俗化的几点看法

关于防止党员思想庸俗化的几点看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无疑是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坚定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理想信念，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但当前尤其要防止和克服少数同志存在的思想上的庸俗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与此同时，一些腐朽、消极、落后的思想文化也趁虚而入，一些同志对消极落后，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但缺乏警觉性，不去抵制、批判，反而把“腐朽”当“神奇”，把“毒草”当“鲜花”，津津乐道，四处传播。君不见，现在无论是在车站码头、商场会场，还是茶余饭后、吹牛调侃，可谓是无话不谈，无所顾忌，没有什么不敢讲的。谈论的话题往往不是人生理想、工作学习、文化娱乐，更多的是讲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诸如什么跑官要官，玩股票赚钱呀；什么涉猎酒绿灯红场所、玩女人打麻将呀；什么相面算卦、求神拜佛呀；什么玩弄权术、尔虞我诈，还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见怪不怪，甚至还感到羡慕。谈论内容的庸俗，对消极现象的麻木反映了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庸俗。类似现象虽然是极少数，但其影响很坏，危害极大。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思想上的庸俗化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如果不及时进行克服和纠正，就会影响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由语言的传播，思想上的羡慕发展为精神上的滑坡，事业上的荒废，行为上的越轨，结果必然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对单位、对他人、对自己都是极其有害的。分析一些同志思想庸俗的根源，与理论水平低，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人际交往的层次低，价值观念发生偏移紧密相关，也与一些单位的教育不力，管理不严，风气不正分不开。思想庸俗化是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种正常现象，既不能视其为洪水猛兽，也不能麻木不仁、放任不管。正确的办法是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施治。谨防思想上的庸俗化既要靠组织上的教育管理，更要靠党员干部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当前，应着重从三个方面来努力：一是要不断加强理论的学习，增强思想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人的头脑，正确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消极错误和腐朽的东西就会侵入。因此，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防止思想庸俗化的根本之举，也是坚定理想信念达到政治上过硬的根本之举。作为党员干部和群众，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用进步的东西抵制错误的东西。二是要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摈弃低级趣味。一个人的人生追求越高，精神就越充实，情操就越高尚；反之，一个人的追求的是低级趣味，那么精神境界就越低，思想必然庸俗。特别是在当前思想文化多元，社会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尤其要保持高尚的人生追求，决不能让金钱、名利打开思想缺口。三是要注重人际交往的层次。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难免与各种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员交往。但交往是有界限、有层次的，并不是交往得越多，结识人越多就越好。古人尚能做到“益友者三”，我们的党员干部就更不能不注意有选择地交往了。具体来说，就是要多与那些情操高尚、思想先进、工作有为的人交往，从中受到教益，“见贤思齐，与之同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