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态心得体会十篇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1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xx调研时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种形态"与"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深化落实、实践运用。

首先，要围绕"一条主线"去理解。纪委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条主线，依据党章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神圣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四种形态",将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包含其中、无一例外，既管住了重点又管到了全面。从"全面"出发，用政治生活规范和纪律约束管住大多数，从"从严"着眼，对违纪、违法的给予处分、处理，构建出了行之有效的从严治党工作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到教育提醒、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中去，发现苗头马上去管，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增强履责主动性，增加工作提前量，做到既"严管"又"厚爱",真正纯洁党的肌体。

其次，要立足"两个层面"去把握。正确把握"四种形态",就要立足于治标和治本两个层面，做到标本兼治。在治本方面，要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党员干部感受到组织在政治上的关心爱护，进而自觉地抵制和反对腐败；通过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寸土不让，积小胜为大胜，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阻断腐败的来源。在治标方面，要严查不收敛不收手的行为，对情节恶劣的典型问题一查到底，通报剖析、警示他人，以唤醒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党章意识、党纪意识，强化知止和不敢的氛围。

再次，要按照"三不机制"去落实。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目标任务是"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长远目标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四种形态"的有效落实，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形成的必然要求。"不敢腐",需要对"极少数、少数",加大惩治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有力震慑；"不能腐",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把"大多数"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想腐",需要用常态化的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使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宗旨意识，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常党内关系，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把违纪倾向消除在萌芽。我们要通过"四种形态"努力构建"三不机制",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最后，要综合"四种形态"去运用。"四种形态"内容具体、指向清晰，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规律，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呈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的合围之势。纪检监察机关必须要聚焦聚焦再聚焦，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坚持把"四种形态"贯穿到监督执纪问责的全过程。要进一步加强对查办案件的分析研究，把握"四种形态"各自的状况和趋势，超前思考、主动谋划，更好地指导和推进纪律审查工作。要进一步加强问题线索管理，按照五类标准分类处置，定期梳理、规范管理。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堵住初始，使"咬耳朵"、"扯袖子"常态化、机制化，经常红红脸、出出汗，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要坚决落实"两个责任",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对于顶风违纪、依然故我的，要坚决查处，并严肃追究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

学习四种形态心得体会650字（二）

近日，部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就如何理解并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阐述了各自的认识和体会。

体现了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根本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用纪律管得住‘关键少数’，也管得了最大多数，才叫全面从严。"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描画出从量变到质变的梯度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呈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的合围之势。

高波表示，"四种形态"是党内监督特别是纪律审查的创新理论成果和重要实践遵循，表明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更加注重把纪律挺在前面，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

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倪岳峰认为，"四种形态"体现了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根本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在坚定反腐败的同时，对全体党员提出遵守党规党纪的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只有真正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管到位、严到份，才能让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

"纪律就要管全体党员，如果只有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受到惩处，而多数党员干部照旧对纪律‘没有感觉’，其结果必然只是震慑一时一事一处，不可持续、难以全覆盖。"河北省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说。

王晓东表示，"四种形态"充分体现了以严明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要求。"作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落实‘两个责任’、深入开展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全’，不是针对个别人，而是着眼全党的纪律建设；要害在‘严’，不是只抓涉嫌违法，而是要体现日常监督的严格；重点在‘治’，既要靠党的纪律，更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吉林省四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中新表示，"‘四种形态’正是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作出的具体部署。"

传承了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就曾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复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们认为，"四种形态"正与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脉相承。

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陈超英表示，"四种形态"使"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有了带电的缓冲区，通过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这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也符合"祸患常积于忽微"的腐败发展规律。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无数的案例表明，如果在刚出现问题苗头的时候及时给予提醒、警示，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问题由小变大，最后演变成违法犯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李松峰说。

李松峰认为，"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是教育挽救党员干部的有力举措。

安徽省滁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玉平表示，"四种形态"从8700多万党员的总体出发，为一般健康、亚健康、得小病、生重病的不同人群，提供了分类诊疗方案。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 四种形态 从严治党 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7）03-000-01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历史担当。如何在实践中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正确理解和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成为有效手段和工作方法。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指出：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同志提出的执纪监督“四种形态”的运用，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其丰富内涵和根本要求，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的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着力营造纪在法前、违纪必究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形成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常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正确理解和运用“四种形态”。

一、体现了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根本要求

“四种形态”是党内监督特别是纪律审查的创新理论成果和重要实践遵循，表明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体现了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根本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在坚定反腐败的同时，对全体党员提出遵守党规党纪的要求，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四种形态”的提出其实就是要从“治本”层面反腐败。“四种形态”强调执行纪律要更为精细严格，通过层层设卡，让8700万党员筑牢纪律底线意识，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应对腐败更注重从高压严惩到常态严管，在“不能”和“不想”上做足文章，将腐败行为表象和思想根源“一网打尽”，更有利于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而助力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

二、传承了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

“四种形态”侧重惩防一体，凸显“爱护干部”本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一贯方针，多年来在管理干部上我们也一直有“严管就是厚爱”的认识，但往往缺乏具体的标准，对“严”没有一套精细化的落实流程，日常化提醒教育监督干部上力度薄弱。“四种形态”的提出，凸显了组织保护干部的“初心本意”。仔细分析前三种形态，其实是在给党员干部违法犯罪设置三重“带电的高压线”，只有冲破了这三道障碍，党员干部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可以有效阻断违纪进程，并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做到“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全面从严治党绝不仅仅是事后式的重典治腐，不能仅仅停留于对问题的“末端打击”。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把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在惩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使踏上不归路、最终身陷囹圄的党员干部成为极少数，在预防腐败上构建立体防治体系。

三、彰显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战略抉择

全面从严治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责就在党委（党组）。党组织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功夫下在平时，使党员干部时时处处感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当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还存在对从严治党认识不到位，党性不等问题。有的不善于运用谈话批评、函询诫勉等方法，不会为不善为，日常管理监督缺少有效的办法。这些问题导致四种形态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发挥应有作用。党要管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内政治生活就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随时随地运用。要把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把立足点转移到抓纪律上来。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3

2017年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一：

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四种形态着墨颇多，前后共8次提及，但总要求只有一个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纪委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纪委要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把监督执纪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进一步深化对四种形态的认识

四种形态看似平实，却含义深远，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它通过层层设防，把全面从严体现在破纪之初直至立案审查之后的全过程，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管厚爱。

道理如此明确，但当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此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最有市场的便是反腐拐点论。这种论调宣称，四种形态的实践，预示着反腐拐点来临，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

还有干部把四种形态视为挡箭牌，认为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就是要用批评教育代替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让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就是要用党纪轻处分代替重处分，用纪律处分代替移送司法。山东一位纪检干部反映，有的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后还感到委屈，就是这种认识在作怪。

这些论调反映出一些人对四种形态理解不到位，实质是错判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低估了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

在六次全会上就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没有变：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没有变，旗帜立场不会变，我们的目标任务就不能变。

这无疑给了那些仍然执迷不悟、怀有错误思想认识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表示，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会对当前形势任务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的认识。特别要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仅仅是开了个头，任重而道远。实践好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踩着不变的步伐，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树立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政绩观

实际上，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并非只有党委和党员干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纪检干部能否认清四种形态的内涵，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绩观，对于能否实践好四种形态尤为重要。

全会报告对各级纪委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从受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到执纪审查、调查谈话、审理报告，都要坚持纪在法前，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

同志在全会报告里指出，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尚未根本转变，其中就包括一些纪检干部仍然坚持错误的政绩观。 一些省(区、市)纪委书记说，他们在日常工作和调研中发现，仍有纪检干部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抱着只要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的错误认识不放。

用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不能以审查大案要案数量论英雄。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增科认为，实践好四种形态，纪检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抓大抓要，又抓早抓小，从重点盯违法转向全面盯违纪，从重点盯极极少数转向综合运用四种形态。

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认为，必须发挥考评对纪检干部实践四种形态的导向作用。通过调整优化纪检监察工作成果指标体系，把开展谈话函询、处理一般违纪问题、为干部澄清事实等体现抓早抓小实际成效的工作成果纳入考核范围。

实际工作中，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河南郑州金水区、江西乐平、浙江海盐等地及时调整考核体系，加大对党员干部轻微问题线索早发现、早处置的考核力度，倒逼纪检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在日常监督执纪上，形成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考核机制。

把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

围绕四种形态，去年以来，各级纪检机关在执纪方式上进行了探索。比如，扩大谈话、函询、诫勉范围，让有反映的干部讲清问题，认识错误，及时改正;在执纪审查中充分发挥理想信念和政策的感化教育作用，让审查对象学习，对照入党志愿书，深刻反思、认识错误;印发严重违纪违法干部的忏悔录或案例剖析，发挥警示教育作用等。从目前取得的效果看，一些实践探索有待细化、完善。

单就谈话来说，如何让谈话真正发挥实效，是很多纪检干部面临的难题。据一些基层纪检干部反映，有的干部把组织的苦口婆心当成厌烦的唠唠叨叨，谈完话后依然我行我素，变得皮实有的地方谈话针对性不强，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不留情面的担当，容易使谈话流于形式;有的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使违纪的同志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解开心里的疙瘩有的地方党组织不想谈、不愿谈，便推给纪委去谈。

谈话没有发挥实效，既有谈话对象个人的原因，也暴露出一些纪检干部在这方面存在的短板。一些地方纪委书记告诉记者，有的纪检干部在抓早抓小特别是在及时发现和处理一般性违纪问题上，往往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与当前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要求不相符合、不相适应。

工作越细致就越深入，越深入就越有成效。实践好四种形态，各级纪检机关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要求，克服能力不足、担当不够的问题，把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

做深做细做实，就要健全制度，完善程序。仍以谈话为例，谁来谈、跟谁谈，谈什么、怎么谈，谈之前做什么、谈完后怎么做，谈话预期效果是什么、谈后实际效果如何这些细致具体的内容、程序和要求必须固化为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谈话的威慑性和教育性。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进行的探索经验可以借鉴。广东省纪委印发《关于开展谈话提醒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的通知》，对运用四种形态开展谈话提醒作出制度化规定。福建省纪委出台廉政谈话提醒六项制度实施办法，对组织实施部门，谈话对象和情形，谈话方式、内容、程序、要求等，逐一作出明确规定。

做深做细做实，就要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能否实践好四种形态，考验的是纪检干部的能力素质、政治水平和工作作风。对此，不少纪委书记表示，必须在今后工作中通过学习培训、以案代训、联合执纪等方式提高自身能力，特别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既要当查办重大腐败问题的能手，也要做善于开展谈话、善于开展批评教育、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行家。同时，要及时用问责倒逼监督责任落实，按照《党纪处分条例》对履责不力的给予处分，解决不敢、不想、不愿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实践四种形态没有休止符。做好今年的工作，各级纪检机关必须按照六次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四种形态的认识，按照严、细、深、实的标准认真实践，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

2017年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二：

王**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2017年9月24日至26日在福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

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规定的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在实践中，我们必须...

超临界状态，看百度百科对液体超临界状态的介绍：

1 含苞待放 2 刚刚绽放 3 盛开着的 4 先前热热闹闹开过的(凋谢的)

目前只有四种，明确的告诉你常见的三种为：一个标准大气压0以下的冰;一个标准大气压0到100以内的水;一个标准大气压100以上的水蒸气。最后一种非科学实验是很难见到的。第四种状态就是等离子态。等离子状态使指物质原子内的电子在高温下脱...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4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的重要讲话和同志的工作报告都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了深入阐述，对实践“四种形态”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此之前，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正式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总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对我们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管党治党理论，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把实践运用“四种形态”贯穿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

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是政治性的考量和安排。首先，是我们党对管党治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四种形态”不仅是针对违纪党员提出来的工作措施，还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坚持违纪必究，执纪必严，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落地生根的措施。

第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标本兼治的要求。党的十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从治标开始为治本赢得时间，并且随着工作深入，逐步转入标本兼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注重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层层设置防线，逐级监督处置，防止形态升级，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有机统一。

第三，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有力武器，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要求。我们党对违纪干部不是不教而诛，不是一棍子“打死”。“四种形态”对党员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综合考虑性质情节、觉悟态度、整改实效等因素，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这是党组织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具体体现。

一年多来，四川积极探索实践，深深体会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实践经验总结，更是重大理论创新。我们必须自觉把实践运用“四种形态”贯穿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不断巩固发展来之不易的良好政治生态。

党的十以来，四川省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对干部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把实践运用“四种形态”作为落实主体责任的主要抓手，应该说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数字是最好的证明。一是运用“四种形态”处置干部的数量呈现出一个“金字塔”的状态。党的十以来，全省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6万多起，处分6万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20多人，县处级干部2000多人。2016年全省谈话函询或者要求在民主生活会上作说明的23216人，其中党纪轻处分或组织调整14369人，党纪重处分或重大职务调整4057人，并移送司法机关419人，这419人只占所有处理人数的1%。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占到55.2%，轻处分、职务调整占到34.2%，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占9.6%。这样体现出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已成为常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只占1%，是极少数。这是一组数字。

第二组数字，线索存量下降，腐败增量得到有效的遏制。按照中央纪委的统一要求，省纪委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组织开展了积案问题线索“大起底”，并且同步规范处置标准、方式和流程，加大问题线索的处置力度。2015年同比增长94%，2016年同比又增长15.9%。与此同时，全省接受检举控告类举报数，在2015年首次下降，下降幅度是32.5%。2016年在此基础上又下降14.5%。

第三组数字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持续上升。我省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到现在共开展了11次社会评价，都是由统计局第三方来进行社会评价。评价指数从2011年以后，逐年上升。总的看，通过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党员干部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全省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正在形成。

把实践运用“四种形态”作为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

这几年我们深入学习领会提出的要求，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层层压紧压实责任，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强化实践“四种形态”的责任担当，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一是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提出后，四川就及时召开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带头学习，并且提出贯彻落实的要求，从一开始省委就把责任压在各级党委肩上。全省各级纪检机关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专责，学思践悟，也通过各种方式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特别是2016年7月中旬，省委在听取第七轮巡视情况汇报的时候，王东明同志深入阐述了对我们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怎么看”“怎么办”两个重大问题，并要求在全省开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纪委书记大宣讲，要求重点做到“四个讲清楚”。一是把党的十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讲清楚。二是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讲清楚。三是把下一步我们“怎么抓”“怎么办”的任务讲清楚。特别提出来要把“四种形态”的本质、政策要义以及实践运用“四种形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省纪委组成11个宣讲组。截至去年底不完全统计，全省共举办宣讲850多场，11.5万余名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二是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实践运用“四种形态”的主责是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党委、党组织的“一把手”。我省坚持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将实践运用“四种形态”纳入主体责任重要内容，强化各级党委（党组）实践运用“四种形态”的责任担当。省委以上率下，自觉扛起主体责任，出台了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这“两个责任”的意见，并对责任追究提出了具体办法，建立责任清单，明确各级党委、纪委和领导干部的责任内容，让履责有了基本的遵循。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带头集中约谈了21个市（州）党委书记，督促各级党组织承担起落实“四种形态”的政治责任。为强化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我省建立市（州）党委、政府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向省委提交述责述廉报告制度，制定出台市（州）党委、政府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向省纪委全会述责述廉办法，积极开展党政正职述责述廉工作，全面推行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市（州）纪委全会述责述廉。今年初，省纪委全会首次开展了市（州）党政正职和省直部门主要领导干部述责述廉。这些举措从顶层设计和制度层面都压紧压实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运用“四种形态”的责任。在这两手的基础上，我省用好问责的“杀手锏”，通过强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实。2016年全省共追究“两个责任”落实不力问题483个，处理581人（单位），纪律处分286人，公开曝光典型案件21起，这个力度应该说不小。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是加强党员干部日常监管的重要抓手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层层设防，时时提醒，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深刻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是恢复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活本来面目、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员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关键是要立足于早、着眼于小，发现苗头问题或轻微违纪的事情，就要找本人谈谈，或者让他在支部会、组织生活会上“出出汗”，这是非常有益的。为了推动谈话提醒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为了规范这项工作，2016年9月底，我省制定出台了《关于在省一级开展谈话提醒工作的实施方案》，组织省领导结合各自工作分工，对省管干部谈话提醒全覆盖。《实施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政策从严、程序从简、便于操作、务求实效的原则，分别对谈话提醒的主体和范围、谈话提醒的主要内容和启动条件、谈话提醒的实施程序、谈话提醒的监督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另外，省纪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根据工作需要，可对所有省管干部进行谈话提醒。在落实这个文件过程中，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带头开展谈话提醒。王东明同志与市（州）党委书记、省政府党组成员、贫困县县委书记等进行集体谈话6次，与干部个人谈话近200人次，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警示，效果很好。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全省21个市（州）委书记开展谈话提醒超过1500次。

具体到纪检监察机关，抓早抓小也体现在问题线索处置上，我省加大谈话函询力度，做到能用尽用。我省制定了《对省管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谈话函询的工作办法（试行）》，所谓“三用”，强调“早用”“多用”“严用”，做到一般性问题都要与党员干部本人见面，让党员干部相信组织、忠诚组织，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对反映问题具体且涉嫌违纪的，集中力量开展初核，在执纪审查中还要提高审查谈话的质量。对经过谈话函询予以了结的，及时通报他本人所在党组织和本人；调查核实以后情况不属实的，及时予以澄清。《办法》还要求做到“三必须”，即要求谈话函询对象在向组织提交书面说明前，承担主体责任的领导，就是他单位“一把手”必须签字，谈话函询情况必须在民主生活会上作说明，同时还必须按不少于1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2016年省纪委谈话函询了701件，抽查核实了75件。

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一个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立足纪律审查的需要，2016年5月，我省探索制定了《关于在纪律审查中准确适用“四种形态”的指导意见（试行）》。《指导意见》既明确了每种形态的适用情形和处置方式，防止重此轻彼、畸轻畸重；又特别强调严把程序关，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同时，在“四种形态”配套机制建设上先行先试，推动建立了批评教育、函询、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实施一共15项制度规定，完善与组织部门、司法机关的通报、协商机制等，变“单打独斗”为“齐抓共管”，共同推动“四种形态”落到实处。

为推动“四种形态”相关要求落地生根，我省提出来“六个转变”，具体讲就是在执纪对象上，从“抓关键少数”向“管住全员”转变；在执纪依据上，从“查违法”向“盯违纪”转变；在执纪政绩观上，从“抓大放小”向“抓早抓小”转变；在执纪手段上，从“倚重审查措施”向“注重初核”转变；在执纪方式上，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在工作组织上，从“大包大揽”向“牵头协调”转变。

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是监督执纪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有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四川的实践来看，工作中主要遇到过这么几个问题。一是误判误读“四种形态”。一些同志只记住了“四种形态”的“少数”“极少数”，误以为“反腐降温”“拐点来临”；还有一些人把“四种形态”理解成“抓小放大”，甚至认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全误读误判了“四种形态”。第二个问题就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党委负责同志对实践“四种形态”的主体责任认识不充分，加强对党员干部日常监管上的办法不多、措施不实，甚至把谈话提醒、日常监管等工作，认为都是纪委的事，全部交给纪委，混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还有就是把握不准的问题。再一个是纪检监察工作执纪理念方式转变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基层纪检机关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不够深刻，仍习惯于抓“大”放“小”，重“惩”轻“教”，谈心、谈话、函询等基础性工作都没有充分地开展起来。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5

廉洁教育月活动谈话提纲(适用于支部“第一种形态”谈心谈话)

一、政策告知及要求XXX同志，今天邀请你来谈话，主要是根据《XX党组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化常态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以及局今年廉洁教育月活动的部署，对本支部全体党员以及关键岗位人员履行岗位职责以及廉洁从业情况开展谈心谈话。

请你在谈话过程中，对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各项要求，谈谈个人工作情况，主动分析岗位存在的廉洁风险，挖掘自身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重点是检查有无违反六大纪律的问题。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要主动向党组织说清并付诸改正行动，党组织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机会和出路，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理。

你对本次谈话的政策和要求已经了解清楚了，请你务必认真对待本次谈话，仔细回顾你近三年在遵章守纪、廉洁自律方面的情况。

二、具体谈话内容(一)向谈话对象解释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政策界限，使其能够正确理解“四种形态”的意义及内涵，及时端正态度，诚恳认真地接受组织的谈话提醒。

1.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处理可以有条件转化，要综合考虑问题的性质、情节，以及对待组织的态度。对主动说清问题、认识到位、积极整改，认错、悔错、改错的，要充分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酌情从轻(减轻)处理;心存侥幸、拒不悔改、对抗组织的，应当从重(加重)处理。

2.在运用第二种形态时，对问题性质不太严重、能够主动说清问题，并能付诸改正行动的党员，本应给予党纪轻处分的,但有从轻或减轻处分情形，依据《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可以转化为第一种形态处理。

3.在运用第三种形态时，对认错态度好、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并能付诸改正行动的党员，本应给予党纪重处分的，但有从轻或减轻处分情形的，依据《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可以转化为第二种形态处理。

4.在运用第四种形态时，对已经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党员，也要尽最大努力进行教育，鼓励引导其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真诚悔改，积极争取从宽处理。情节严重、涉嫌严重违法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得转化，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问题性质、情节难以把握的，要及时与司法机关沟通，由其作出决定。

5.实现“四种形态”的转化，不是消极等待党员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是要积极主动、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党员干部。对于不如实向组织坦诚的，在以后的监督检查、纪律审查工作中被查处的，可以升档处理。

(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谈谈自己近三年以来的工作情况，认真分析自身工作中的不足和遇到的难题，并提出今后的改进措施。

(三)结合当前形势、所在岗位、业务领域，对照《XX局主要业务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手册》，梳理分析自身或他人存在的纪律风险，并针对如何做好风险管控提出建议及措施。

(四)对本单位反腐倡廉建设及“四种形态”工作实践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

(五)重点宣贯《XX公司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工作人员公务回避工作方案》的精神，提醒谈话对象如果有问题的，要相信组织，主动说清存在问题，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争取出路和机会。

(六)谈话对象在遵纪守法与廉洁自律方面有没有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

注：谈话一般由党支部书记负责实施，确因工作需要，可委托党支部副书记、纪检委员实施。谈话中，不能居高临下、照本宣科，要诚恳认真、平等交心，耐心倾听谈话对象的诉说;要做好谈话前的准备工作，提高谈话针对性和有效性，帮助谈话对象梳理分析可能面对的纪律风险、业务管理漏洞和个人有关问题，提醒其遵纪守法，廉洁从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引导其正视错误，相信组织，争取宽大处理。对在谈话中发现新的、以前未掌握的纪律风险，或者谈话对象主动报告的有关问题，谈话人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报告。谈话结束后，谈话记录由谈话人和谈话对象核对，并由谈话双方签名确认。

三、结束语XXX同志，今天组织找你谈话，一是体现了组织”严管厚爱”，是对你的一次专题的廉洁教育提醒，希望你能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做到“勇担当、敢担当、善担当”;

二是抓早抓小，及早察觉潜在的、隐性的问题，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问题升级和蔓延成风。如果不实事求是说明情况、讲清问题，上级纪委还会通过一定方式予以核实，但在处理上会从重或加重。

对于今天所谈的内容，你要是有记得不准确的，或者有新的情况，随时可以找我们作补充说明。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请你仔细阅读谈话记录，若有与你表述意思不一致的请做修改;若无异议，请签名确认。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6

摘 要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以来管党治党、从严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是监督执纪系统化、具体化、制度化的重要阐述。

关键词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国有企业 思考

国有企业党政组织在在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新的制度规定、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时，也将“四种形态”摆在重要位置，让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党组织内部也有部分人误读、误解、误判，以为企I只对经营负责、全面从严治党与企业无关、反腐开始转向、节奏开始放缓、力度开始减弱、处理开始放松等等，甚至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国有企业党员违纪违法不再移送司法机关了，党纪、政纪处分就够了等错误想法。下面本文将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提出“四种形态”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企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努力锻造党的品格，提升党的能力，强化党的担当，饱含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深沉使命忧患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

二、“四种形态”是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的必然要求

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正式施行，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系列的党内法律法规，并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学习贯彻。

这些党内法律法规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廉洁从业，坚守理想信念宗旨“高线”，恪守道德“底线”；着重突出了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解决了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发展了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

三、“四种形态”是关口前移、强调责任担当的时代需求

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提出：“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种形态”不是反腐败要抓小放大、减缓收兵；不是只针对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更不是对违纪党员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四种形态”是要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各种手段，使纪律严起来、管住大多数。要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严格分类处置问题线索，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组织处理、党纪处分要经常运用，坚决把存量减下来、把增量遏制住。

“四种形态”并非仅仅局限于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任何触犯党内法律法规的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贡献大小，都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

四、国有企业对“四种形态”认识存在的误区

有一部分人认为国有企业贯彻“四种形态”，管的太多太细太严，会造成束缚企业的发展；仍停留在监督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的违法行为，忽视日常中的轻微违纪和不作为现象，忽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问题的审查，把违反纪律问题当作“小节”；仅靠批评教育的组织处理方式，案件不查、不报，甚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大事化小”，能捂就捂，愚昧的死守“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思想，怕影响企业的声誉和形象。

国有企业作为党领导下的企业，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党、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认真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将“四种形态”学深悟透，坚决摒弃对“四种形态”存在的错误认识。

五、有效推进“四种形态”在国企的落地，不断取得新成效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7

一、我县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举措1、认真学思践悟，深刻领会内涵。县纪委向全县172名县级领导、县直部门党委(党总*)书记、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及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下发《学思践悟》读本，并采取集中学与自我学、专题辅导与相互交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深入细致学习，使大家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新思路、新举措，以及“四种形态”有更深的理解和掌握。县纪委通过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会等形式，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学习王岐山书记关于“四种形态”重要论述精神，使全体干部悉心领会、领悟中省市纪委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市纪委和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将“四种形态”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传递给每位干部，准确把握“大多数”与“极极少数”、“治标”与“治本”、“严管”与“厚爱”等关系，并研究提出了贯彻落实“四种形态”、推进监督执纪问责的具体要求。取得了“传上情、解疑惑，聚共识、促工作”的效果。

2、坚持抓小抓早，深化作风建设。严格用纪律约束党员干部，堵住源头初始，建立“咬耳朵”“扯袖子”的常态化机制，把“四种形态”真正体现和运用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在转变干部作风和纠正“四风”方面，推进作风建设常态长效，健全完善“四风”问题监督检查、督查督办、通报曝光、问责追究机制。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关于县级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意见》，制定《八项规定监督检查办法》。严惩顶风违纪行为，紧盯春节、“五一”等重要节点，开展监督执纪。自2012年以来，共开展重点督查和明查暗访34次，查处案件15起，党政纪处分13人，警示训诫41人，对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开展正风肃纪专项治理，相继开展公共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公务机关治理“庸懒散”纪律作风整顿、行政执法部门行业作风整顿活动，推行群众和服务对象监督评价权力部门和窗口单位机制，组织实施创建人民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口活动，扎实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有效杜绝了“慵懒散”、“吃拿卡要”、“中梗阻”等现象，各级各部门服务质量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明显转变，社会满意度不断提升。在信访举报工作方面，找准服务纪律审查工作的落脚点，把好问题线索精准化筛选关口，突出抓早抓小，及时发现、核查违反纪律和规矩的问题，对反映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一般轻微违纪问题，及时约谈函询，及早教育提醒，防止小问题演变为大错误。

3、落实“两个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全县各级党组织坚持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当好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执行者、推动者;各级纪检组织全面落实监督责任，积极协助同级党组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工作。

一是夯实各级责任。县委制定印发《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分年度制定切合工作实际、操作性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在每年初召开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逐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坚持以上率下、逐级传导压力。

二是规范督查考核。加强对“第一责任人”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2012年以来，安排检查考核60余次。出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施单独考核。在2015年年初召开的乡镇党委书记述职报告会上，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就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大会点评。

三是严格责任追究。按照有关规定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依规实行“一票否决”。对落实“主体责任”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的单位和领导严肃问责，对21名领导干部分别实施了警示训诫，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先后约谈64名存在问题的个人和负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相关领导，“一票否决”单位4个，有力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4、突出审查重点，严惩违纪少数。始终把纪律审查作为主业，建立健全大案要案发现、查处机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着眼“大多数”，宽严相济“正歪树”，盯紧“少数”，动辄则咎“治病树”，严防“极极少数”，重典治乱“拔烂树”。

一是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完善“来信、来访、来电、媒体”四位一体的举报平台和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报送和快速处置工作机制。推行信访举报民情直通车制度，出台《纪委副书记分片和常委、副局长包抓乡镇、部门联系点制度》，试行县纪委副科级以上干部每周轮流在县信访大厅“民情直通车”窗口接访，乡镇纪委书记在本乡镇定点接访制度，不断拓宽案源渠道。

二是注重办案质量。推行案件协作区制度，执行“一案双报告”、案件线索月报告和月报结制度。充分发挥县委反腐*领导小组的职能作用，出台《县委反腐*协调领导小组案件协调工作暂行规定》，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县检察院、公安局共向县纪委移交违法违纪人员37人，县纪委向公安局移交案件线索1件。

三是突出办案重点。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今年重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共收到各类问题线索30件(涉及农村基层干部23件)，目前查结27件，正在初核2件，1件由检察院介入调查。2012年以来，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267件，初核169件，立案204件，结案204件，党政纪处分209人，挽回经济损失12.25万元。

二、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遇到的难点阻力尽管我县在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遇到了一些难点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四种形态”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履职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长期以来，由于纪检监察干部习惯了原有的工作模式，对“四种形态”在思想上还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加之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学习宣传不够，致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跟上。

二是监督执纪方式方法滞后。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建立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相适应的配套制度，致使没有将“四种形态”贯穿到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在纪律审查各个环节还没有完全体现抓早抓小、关口前移、动辄则咎，“四种形态”从理念变为现实，还需不断完善纪律审查制度机制、创新监督执纪方式方法。

三是“两个责任”落实不够有力。从认识层面来看，“两个责任”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组织对准确把握和全面落实“两个责任”，还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从机制层面来看，未出台落实“两个”责任的考核评价和追责办法，责任分解、考核评价、责任追究等缺乏体细化的操作规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执行难的问题。从效果层面来看，县委和县纪委在落实“两个责任”上，能够做到认识准确、执行到位，但个别乡镇和部门在落实“两个责任”上还存在不平衡的地方。在主体责任落实上，有的党组织执行标准不高，执行力层层递减;在监督责任落实上，有的乡镇纪委书记对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的要求还没有完全理解，落实的力度还不够。

三、对如何更好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对策建议针对践行“四种形态”遇到的难点和阻力，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努力在“四个新”上下功夫，不断增强监督执纪实效，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是思想认识要有新提升。“四种形态”是对纪委履职理念的重大创新，是深化“三转”的方向引领。要在监督执纪实践中，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有新提升。要把纪委的职责回归到党章的要求，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体现纪律检查的特质。衡量纪委履职理念和成效的标准，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唤醒全体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是否真正做到管党从严、治党有效。我们既要保持惩治腐*的高压态势，强化不敢腐的氛围，又要持续探索遏制腐*的治本之策，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廉政教育，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当前，要以新《准则》和《条例》的颁布为契机，形成学习宣传党规党纪的浓厚氛围，教育党员干部既要坚持理想信念和宗旨这条“高线”，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又要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干净做事。

二是执纪方式要有新转变。纪律审查是纪委的主要职责，“四种形态”为纪律审查提供了基本规范。要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明确执纪重点，规范执纪流程，转变执纪方式，提升执纪效果。在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都要以“四种形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要全面深化廉政谈话提醒制度，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抓早抓小，关口前移。纪律审查既要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也要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要加强纪律审查信息化建设，及时分析“四种形态”结构特点，研判反腐*形势，提出对策举措。还要看到，“四种形态”并不是要在数量层面放缓反腐*的节奏，它凸显的是对违纪行为“零容忍”的理念。只要违纪，动辄则咎，“四种形态”才能从理念变为现实。

三是监督举措要有新拓展。有效的监督，是落实“四种形态”理念的重要保障。只有监督到位、“触角”灵敏，才能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有效阻断违纪进程，使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成为极极少数。要全面开展专项巡查工作，对群众举报、媒体曝光、舆情反映及明查暗访中发现违规违纪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深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三转”，进一步改革县纪委、监察局内设机构，确保真正把精力集中到主责主业上来。深入推进派出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创新监督方式，把派出机构的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要加强对党政正职的监督，完善土地出让、工程建设、资金分配、干部选拔任用等重点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控，用纪律锁紧制度的笼子，让心存侥幸者不敢妄为。

四是“两个责任”要有新突破。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监督责任的要求，也是对党委主体责任的要求。要把履行监督责任和主体责任的要求，贯穿于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纪律的方方面面。要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制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责任追究的程序、情形和方式、力度，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对职责范围内发生区域性、系统性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要严肃问责;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四风”问题突出的，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失察失管的，也要进行责任追究。问责追究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措施，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让“四种形态”贯穿于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

阿热勒乡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书近年来，解特阿热勒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突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抓理论武装，突出服务经济发展抓舆论引导，突出抓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突出优化基层宣传文化队伍抓阵地建设，各项工作在建设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在管理中完善，为推进解特阿热勒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舆论保障和文化条件。

一、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性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环境，新疆历来就是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点。国内外敌对势力为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在进行疯狂的暴力恐怖破坏活动的同时，通过非暴力手段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分裂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国际斗争形式的变化，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勾结，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的阴谋活动正在加紧进行，我们维护新疆稳定的工作面临着严重挑战。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总书记强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在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提出，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筑牢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要切实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决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始终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大力弘扬新疆精神，大力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行为方式，倡导进步、开放、包容、文明、科学的理念。提倡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引导群众在精神和情趣上向世俗化、现代化靠近。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由此可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在新形势下尤为重要，而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二、解特阿热勒乡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注重理论塑形，奠定坚实思想合力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线，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梦、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等，使领导干部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增强运用党的基本理论的能力。同时，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撰写理论文章，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截至目前，今年党委中心组已开展集中学习10余次，在地区级媒体刊发调研文章9篇。

(二)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树立正确舆论导向

我乡根据群众特点和自身优势，结合“一乡一特”文化宣传工作，积极借助宣传文化平台，利用网站、报纸、微信及各类比赛，大力推荐宣传哈萨克族民族音乐和民间歌手。同时，组建哈萨克族文化活动队伍，在全乡开展流动演出，逐步形成一支规模庞大有民族特色的农牧民文化宣传活动队伍。利用村民一年中农闲时间，我乡于2013年3月举办了“共建平安共享和谐”、2014年3月举办了“百姓齐欢乐、共筑中国梦”两届村级文艺竞演，参与群众人数达3000余人;2014年我乡举办的的“那吾热孜”乡村大舞台文艺汇演系列活动，真正做到群众娱乐，政府“买单”，让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民族文化的风味，从而喜欢它、热爱它、传承它。

(三)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1、培育先进典型载体。大力挖掘、培育、宣传民族团结的典型，弘扬社会正气，以先进典型的模范事迹和先进经验去教育人、启发人、激励人，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和凝聚人心。今年五月，我乡就举办了第一期道德讲堂，大家“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发善心、送吉祥”，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县道德模范人物先进事迹，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激励、带动群众提升道德水准，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2、积极争创县级、地区级、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单位等。

3、把民族团结教育与为各族干部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相结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解决各族干部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和难点、热点问题入手，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积极开展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志愿者等与贫困学生、贫困家庭结对帮扶活动。

4、不断探索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的新路子。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基地;民族团结教育宣传从孩子抓起，以开展座谈会、知识讲座等形式，向学生宣传民族宗教历史、民族团结知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化等;继承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打造哈萨克歌声文化之乡，引领全乡各族人民走现代民族文化之路，以增强吸引力、凝聚力。

5、加强学习促能力。加强党干部双语学习培训力度，增强基层工作能力;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以提高领导干部的民族宗教法规、政策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四)深化道德建设，筑牢精神家园

1、精选载体，丰富内涵，不断提升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以“公民道德建设月”、“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为契机，组织参加“我推荐、我评议最美新疆人”活动，充分发挥了楷模的风向标引领作用，在全乡形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学习道德模范热潮。

2、广泛开展“中国梦”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农家书屋”读书比赛，参赛选手畅谈农家书屋对农牧民实现“中国梦”发挥的积极作用;举办各行政村文艺竟演活动，参观我县“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展板等，把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与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习近*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与当前的乡镇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3、大力弘扬雷锋精神，规范志愿队伍和志愿服务活动。大力传播“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今年1月24日，县永安路社区与我乡喀拉毕村联建，为喀拉毕村的妇女做免费的血压测量、妇科检查，参加体检有40余人;1月28日，乡民政办联合团委与乡青年干部一起去桑孜拜阔克铁列克村探望了残疾老人李奶奶，并为李奶奶清理门前积雪;2月12日，，在喀拉塔合尔村党员、三老人员的带领下、20多名党员、群众共同清除小区路面积雪;2月26日，博孜塔勒村组织21名党员，来到萨比老奶奶家清扫积雪;4月3日，住解特阿热勒乡阿勒玛巴克村工作组身体力行，带领该村两委班子、党员等共计20余人，走上街头，为百姓修补便民路，深受群众称赞。

4、扎实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切实开展好党员干部、中小学生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在各行政村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模范”评选表彰、“推荐我身边的民族团结典型，讲述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演讲比赛等民族团结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开展以“爱我中华，心系国防”、“热爱人民军队，共筑钢铁长城”等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开展国防法规知识宣传活动。今年的3月16日，乡机关干部、退休干部，及各行政村的四老人员、农牧民代表等各族群众共400余人，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共享“纳吾尔孜饭”;5月9日下午，博孜塔勒村村委会、住村干部们组织村民举办首届“民族团结”知识竞赛。

5、精心组织，扎实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坚持把道德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团队活动中，组织未成年人广泛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争做“民族团结好少年”、“中华经典诵读”等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今年以来，已经在乡寄宿制中学及乡中心小学各开办了一期道德讲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学模范，做有道德的人。开展文明礼仪进校园活动，以“学弟子规，做文明人”为主题，引领学生积极开展背《弟子规》、解《弟子规》、行《弟子规》等系列活动，践行孝德教育。开展“五心”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继承优良传统，弘扬爱国精神。

三、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教育活动1、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以理服人。开展反分*斗争教育活动，应与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与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干部职工、群众进一步学习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等;以面对面宣讲活动的方式，从正面宣传，把反分*斗争与党的十八大精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学习贯彻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等活动相结合，结合“访汇聚”活动，在各站所、行政村开展面对面宣讲活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自查整改活动，查找出在反分*反渗透斗争中存在的认识不足、责任不清、态度不明、机制不全等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制定切实有效的单位和个人整改措施。与此同时，在学习教育、自查整改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一套全面、长效的反分*斗争教育机制。通过抓管理、建机制，不断深化反分*斗争再教育的各项工作。

2、广泛动员，全面覆盖，务求实效。要把宣教与抓好基础教育相结合。广泛开展“双语”教学，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这对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凝聚共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做好宣传教育普及工作的重要基础;要把宣教与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还要同实现各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要着力加大村文化阵地建设力度，充分发挥乡村文化站作用，进一步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克服哈萨克文学习资料匮乏的困难，通过在金山党建、昆仑网及远程平台下载资料，请汉语水平高的哈萨克族同志进行文件传达和报纸阅读以及开通手机报等方便快捷的方式，切实解决农牧民信息闭塞，学习资料匮乏，教育普及力量薄弱的实际问题。

3、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构筑防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结合维稳工作新形势，明确乡、村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联系清真寺职责、任务，使联系干部做到与宗教人士和宗教活动场所“两个面对”，有效解决职责制度落实不到位和流于形式的问题。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五观”、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社会主义荣辱观、无神论教育等作为乡村农牧民群众学习日及各民族之间教育培训的重要学习内容，深入学习;采取包村干部、住村干部走访宣传，利用广播、电视、远程教育网络等平台多种方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五观”、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三个离不开”、“四个高度认同”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唱响“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祖国大家庭好、社会主义好、民族团结好、人民解放军好”为主旋律，举办民族团结知识竞赛活动等，营造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的良好氛围。加强学校管理，严格禁止教师、学生信教和参与宗教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课堂主渠道作用，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有效增强了青少年抵御宗教渗透的能力。

桥巩镇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书2016年，桥巩镇的意识形态工作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把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基础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方向。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我镇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工作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纳入领导班子、班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意识建设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建设、一同考核，出现问题严格问责追责。

进一步明确了镇党委书记为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镇党委书记带头承担好党委领导班子的主体责任，每年主持镇党委会议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2次以上。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管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切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同时也明确了分管领导和其他领导班子领导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分工，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

二、重视理论学习教育，坚持科学武装头脑以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以落实各项活动为抓手，以创新学习模式为载体，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召开由党政班子成员、站所长、村“两委”参加的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活动，严格落实以查考勤记录、查学习记录、查学习笔记、查专题发言、查解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党委中心组“五查”制，坚持专人领学和专题发言方式，从全面学习向专题研讨深化，通过理论武装增强参会人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与此同时，党委中心组成员主动走出会议室，深入基层，把学习和开展调研结合起来，把学习和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把学习和加快桥巩发展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截止目前，全镇开展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6次，发言18(人)次，利用干部职工大会集中组织干部职工学习8次430人次，参学率达97%。

三、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桥巩镇党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壮大积极向上主流思想，为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深化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演出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时展主旋律。加大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力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镇领导深入到挂钩联系党支部讲“党课”、参加“三会一课”，不断加强党员的知识学习，提高党员干部觉悟，把全体党员的思想统一到实施跨越式发展上来。

组织全镇各村委会、村民小组认真开展好镇党委、人大换届纪律宣传工作，在各村委会分别悬挂横幅1条、在各村屯分别粘贴画报1份、发送警示短信2000余条、发放宣传单和宣传手册2500余份，不折不扣地把换届纪律宣传工作抓细致抓实。做好全镇党代会、人代会、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乡村”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双高”基地建设、精准扶贫等重点工作和区委、区政府重要决策的宣传。截止目前，共出桥巩简报75期，其中新华网广西站采用14篇，来宾日报采用23篇，兴宾党建网采用44篇，使各项工作深入人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用餐体验 四川火锅 餐具 设计

中图分类号：TS958.1+3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4）09―0027―02

引言：

随着餐饮行业的蓬勃兴盛，四川火锅在品牌发展、环境设施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且在菜品开发上也不遗余力，但是在火锅餐具设计上发展却相对滞后。在人们生活步入小康的今天，大家已经从“吃什么”的观念转变到“怎么吃”上，用餐过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它与用餐内容一起决定着人们对用餐质量的评价。餐具是用餐者和食物之间交流的重要桥梁，其目的是提升人们用餐的愉悦感，和对菜品的认同感，关系用餐者的心情和对餐饮形象的评价。火锅餐具设计应当从表面的改观转变到以用餐体验为中心的改良上来，以促进人们对四川火锅的深层体验和认同。

1 用餐体验

由美国人编著的《体验经济》一书中提到：“体验经济已经成为继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体验研究也备受关注，首先正式提出“用户体验”这概念的是在电子通讯产品领域，主要以对研究计算机、手机等界面设计和交互式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使用户在操作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如今，有关产品体验的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电子通讯类产品，它扩展到探索与人有关的所有设计领域。

“用餐体验”设计是围绕人们在餐具使用过程中的视觉感官、使用方式、情感上的感受而展开的设计。影响用餐体验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在体验的感受程度上也有差异。

就餐具设计而言，餐具作为人们进食时的必备工具，其外观、材质、使用手感和效果等，直接影响人们（用餐者）进餐心情、质量和对餐饮的评价。须有针对性、细分化地去了解、体验用餐者在进餐过程中的各种需求，才能充分把握在餐具设计中如何满足用餐者的综合需求和深层需求。

2 四川火锅用餐体验的层次

用餐体验通过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对餐具的形式元素及与之相关的产品功能、情感传递、产品意象等的感受体现出来。随用餐者体验的不断深入，分别表现为物境状态，情境状态，意境状态三个逐层升入的体验过程阶段，同时，也是用餐体验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2.1 四川火锅用餐体验的物境状态分析

物（境）状态――在这里的“物”主要是指餐具、食物，“境”由餐具、食物所带来的体验状态，是人们对“物”的认识过程。这一阶段的体验主要通过人的感官来识别，餐具及食物所呈现出来的感知形象就应该符合人们审美习惯，通过听觉、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刺激用餐者的感官，以此使用餐体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川火锅以“麻辣鲜香”著称，分别从味觉与嗅觉上描述了火锅的特征。在食材的搭配和餐具与食材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得视觉体验：红色油锅里翻滚着绿色的青菜、白色瓷碗里盛着的红油蘸水、托着各色的蔬菜……还没吃就已经味在心里了。同样的，对于在火锅餐具设计上而言，人们由餐具形态与色彩获得审美体验，通过质感获得触觉体验，通过造型获得功能体验。反之，设计者利用餐具的外在形式，通过对用餐者五感产生刺激的沟通方式，延伸视觉元素的感染力，在视觉元素运用中充分调动能激发人的视觉、触觉等感觉反应要素，以使人们对四川火锅及餐具有鲜明的外在印象。

2.2 四川火锅用餐体验的情境状态分析

情（境）状态――它比物境状态更为丰富和立体，它不仅仅包含了“物境”的状态，还包含了人与“物”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场所氛围”状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的情感变化如对用餐的厌恶、喜爱、兴奋等心理状态。这一状态是用餐中人们对餐具、食物的了解过程。

四川所处盆地，湿热的气候迫使人们以辛辣之味排除体内湿热之气，也造就了四川火锅这一地方美食的产生。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川人性格上与四川火锅一样火辣、充满热情。四川火锅餐具设计方向之一便是能促进“食”与“器”的配合，“人”对“物”的了解，从而促进情感体验的深入。例如宴会上带杯子卡口的餐盘，使人们在享受美食与美酒的同时，也可以伸出一只手优雅地与人打招呼，同时也降低了碰倒酒杯的概率与尴尬。在情境状态中，用餐者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物”（餐具）在用餐过程中所起到的情感调节作用。

2.3 四川火锅用餐体验中的意境状态分析

意（境）状态――它基于“物”与“情”之上，用餐者能够感知到饮食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民族性，这―状态是用餐后的意犹未尽，通过餐饮折射出的对背后社会文化的体验阶段，是用餐体验达到最高的体验境界。

因地域差异、习俗差异和民族差异在饮食文化上会形成较为固定的地域植根性和依附性，东西南北各地方菜系的形成就是最好的证明。四川历史上远离硝烟战火和政治纠纷，让这里的人少了名利感，多了闲适之情。四川火锅正是四川休闲文化里饮食中典型的代表。它抛开了中餐进餐时的礼数和进餐方式，从食材的烹饪到进餐的过程，体现的是最有当地百姓生活气息的市井休闲饮食文化。将类似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融入到餐具设计里，为人们达到意境体验提供物资载体，让用餐者者感知到四川火锅的精髓，如同我们从筷子和刀叉中看到的不仅仅是饮食方式的差异，还有两个民族间不同的文化思想与观念，能让人达到此状态，便是四川火锅餐具设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3 基于“用餐体验”的四川火锅餐具设计探索

3.1 视觉体验与餐具设计研究

杜甫在诗歌《丽人行》中有这样的描述：“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清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前两句为我们展现了食与器在视觉上给予人们的如画美感。红与翠、白与莹，色彩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驼羹与翠碗，全鱼与晶盘，体现了形态上的和谐；而后两句意为我们展现的则是餐具材质之美、工艺之美。

在我们日常饮食中，深色菜配浅色盘，凉菜选用冷色调餐盘，热菜选用暖色调餐盘等。这些都是基于食材的颜色和特性对餐具进行选择，其目的是以提升菜品的视觉感官来促进人们的食欲。从审美角度出发，火锅菜品以生食为主，在菜盘色彩运用上，为使食物显得更为新鲜，色彩应以明亮的色调为主，如白色、高明度的黄、橙色，四川火锅以红油（辣椒油）碟为主，所盛食物为红色，餐具的色彩应以突显油料的色彩为主，如浅色调色彩，或是偏冷的色彩，以颜色的刺激增强人们的食欲，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另外从盛放的食材角度来看，根据各种食材的差异，在餐具器型上应保持相对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以带给人们视觉上和使用上的需求感。如菜名为“花开富贵”常以圆形餐盘来作为菜品的盛放工具，以体现富贵圆满的象征寓意；鱼盘选用椭圆形餐盘来展示鱼的完整形态。四川火锅食材的特征之一上桌大部分是未煮的生菜或冷菜。一些特殊食材未煮食前需要用水浸泡，其目的是保持食材入口感的鲜嫩，如血旺、豆腐……

3.2 过程体验与餐具设计研究

就餐的氛围、就餐过程是人们在用餐过程中，影响心情的外部因素之一。不同的食物应有与之相配套的餐具，如中餐的进食餐具是筷子，西餐的进食餐具是刀叉，筷子和刀叉起到了辅助人们完成就餐任务的作用；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又体现了各自的饮食特色。四川火锅的就餐过程更多的是自助类型，无论是菜品还是食用方式，都与中餐存在差异。而目前的火锅餐具几乎是延用的中餐餐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在火锅进食过程中的愉悦体验。

从辅助人们进餐的操作性上看，餐具的造型特征决定了其用途以及可使用的方式，造型形式的改动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或者阻碍就餐者的行为。以火锅配套餐具里的油碟（蘸碗）为例：油碟为食用火锅时提供较为重要的步骤一一为涮（烫）好的食物提供蘸水（油），同时可以冷却食物。但食物通过在油碟内浸泡后表面会附着一层油，于是在人们进餐时便多了一个“赶油”的动作，这点便是进食火锅与进食中餐时的差异所在。普通油碟的造型沿用的是中餐碗形态：上大下小满足了盛放和取食的功能，但其造型却少了“赶油”这一行为步骤的引导，食客们体验的结果便是餐碗口沿上油汁满壁，大大的影响了对进餐的体验和美感（如图二左）。图二右，为油碟的改良设计，由两个部分组成，油碟碗和滤油层。滤油层为人们提供“赶油”这一形态上的操作提示，同时上方可以用作食物的冷却层，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人们正确的进食火锅的方式，提升了就餐过程的品质感和体验感。

3.3 人文体验与餐具设计研究

饮食风俗、人文景观无不受到同一区域内自然条件、社会文化的影响。餐具设计所具有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是期望与使用者建立一种文化认同，而人文因素的体现则可以提升设计的内涵。就四川火锅餐具设计而言，所需要更深层考虑的是将地理文化特征、审美要素、互动交流等有形和无形因素赋予或渗透到餐具设计中，使四川火锅餐具具有情感传递，能促使用餐过程达到意境状态的驱动力效应。

第一，通过餐具形态纹样等视觉符号提升餐具地域辨识度和社会属性。通过具有四川典型性的事或物，提取精要进行图案化处理，如出土古迹、民居建筑；或是以四川市井生活或典型的物件为题材。使火锅餐具与火锅饮食文化一样具有代表性，增进食物、餐具的统一性，提升地域归属感。如图3原型是民居中盖房用的瓦片，经变形处理，形成波浪起伏的造型，以实现其附加的功能，纹样则以不完整的川剧脸谱进行装饰，以突显其饮食的地域感。

第二，通过材料肌理变化等元素符号提升餐具文化内涵。在四川火锅餐具设计里，仿瓷塑料因成本低廉、耐用、易着色等优势，在商业化的餐饮行业里受到青睐，但其负面效应便是追逐低成本餐具的代言，放之四海皆可的通用性使得火锅餐具毫无特色可言。材质作为餐具的外衣，体现着餐具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应该与饮食相统一。四川火锅从食材的烹饪到进餐的过程，体现的是最有当地生活气息的市井饮食文化。四川盛产竹子、木材，有成熟的竹编工艺，虽然并非四川唯一拥有，但如果与四川火锅这一典型的饮食特征结合征，不仅可以彰显地域特色，也可以增进餐具的文化归属感。图4是以竹子为主要材料，辅以三星堆出土文物太阳神鸟的纹样，在实现其功能目的的同时，也起到装饰的作用，提升了餐具和食物自我信息的传递。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新课程 数学复习 有效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3）02-059-02

复习课是课堂教学重要课型之一，在数学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是旧知识的简单再现和机械重复，而是通过学生的再认识？再实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查漏补缺？系统整理和巩固发展的作用。中考总复习阶段，学生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初中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此阶段，教师如何根据《课标》要求和教材的知识系统，指导学生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掌握并运用科学的复习方法，提高数学总复习的效率，这是当前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缺少必要的效率意识，有些数学复习课还存在低效率的教学现象，在新课程背景下，如何改变这种现象，提高初中数学总复习课有效性，实现有效教学、优质教学，联系教学实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培养积极心态，营造良好心理环境是有效复习的保障

学习心态，即通常所说的学习心境、学习心情，它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所具有的一种平静而持续时间较长的、扩散弥漫式情绪状态。处于总复习阶段的学生心理比较复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不良的心理现象主要有：心理上不重视，麻痹大意，骄傲自满心理、消极厌学心理、依赖懒惰心理等等。针对学生上复习课的心理特点，数学总复习要求教师不仅要根据学生对课本知识掌握情况设置教学内容，而且要根据学生心理因素，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营造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调整教法，变换复习内容和形式，才能使课堂复习落到实处。

1.积极调整心态。雪莉.莱克德有句名言：没有人比你好，你也不比别人强。学习成绩的差异，往往不是由智力因素所决定的，因为正常的学生智商相差无几，只要肯学，人人都能学好数学。曾有人专门研究了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R..Rosenthal）所发表的题为“教室中的皮格马利翁”的实验报告，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一次数学测验，甲、乙两个学习成绩差不多的学生都得了52分。教师在班上批评了甲，对乙不但没有批评，还表扬他对某道题的解法有独特见解。实验发现，乙生以后上数学课兴趣很高，并能积极思考。而甲生则情绪低落，丧失信心，待到期末考试时甲生得了37分，而乙生却增加到79分，产生了神奇的“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一实验有力地说明了学习心态在数学学习中的支配、指引、维持的作用。因此，以怎样的心态迎接总复习，将直接关系到复习的效果，对于学生学习上取得的每一次进步，教师要适时给予表扬、鼓励，积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正确认识自己，克服自满、自弃心理，树立信心，以积极良好的学习心态迎接中考总复习。

2.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进入中考总复习阶段，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更加明显，不少学生如坠烟海，感到头绪纷乱，教师要引导学生以课 本为基础，养成在回忆的基础上整理知识的习惯，将知识整理归纳、理出一条线，“一线串珠”，这样收到了以一带十的效果。新课标要求我们“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因此复习课设计的习题一定要有层次性，即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将问题深化，揭示出解题规律，避免“吃不了”和“吃不饱”的现象发生。为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教师在复习课中可多设计些递进式例题或习题，做到有的放矢，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优化课堂教学，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是有效复习的关键

素质的特征之一是内化性，内化须经过主体才能实现，因而在总复习中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通过动脑、动口、动手，充分体现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达到乐学、会学、学得精、学得好之境地，从而使学生在总复习阶段在道德、知识、技能、身心素质上获得全面提高。

课堂教学如果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就会束缚他们的素质和发展。总复习阶段，通过复习，学生头脑中具备了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因此，对于一些适宜学生讲解的教材，可采用先提出问题，再让学生通过探讨后把它讲解出来，充分让学生动口、动手。

例如，在复习《四边形》一章时，老师举出下面例子：在四边形ABCD中，点E、F、G、H分别是AB、BC、CD、DA的中点（如图）。请回答：

（1）四边形EFGH是什么四边形？为什么？

（2）一方面，请同学们通过画图、讨论，思考如果本题中的“在四边形ABCD中”这个条件改变，那么四边形EFGH又是什么四边形？有几种情形？

对于问题（1）根据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学生很快就能得出EFGH是平行四边形，而且提出多种证法，此时，可请一位同学上台把各种证法讲解归纳出来，全班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并报以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再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识图、画图、小组讨论，大胆猜想该例题条件改变以后可能得出的各种结论，大家都积极思考，课堂气氛相当活跃，许多同学思考片刻纷纷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再请一位同学上台讲解并归纳出五种情形：

①若四边形ABCD改为平行四边形，则四边形EFGH还是平行四边形；

②若四边形ABCD改为菱形，则四边形EFGH是矩形；

③若四边形ABCD改为矩形，则四边形EFGH是菱形；

④若四边形ABCD改为等腰梯形，则四边形EFGH还是菱形；

⑤若四边形ABCD改为正方形，则四边形EFGH也是正方形。

另一方面，也可以组织学生从结论入手，先给定结论。如“四边形EFGH是矩形”，那么条件中的“四边形ABCD”必须是什么图形？

的确，在复习中引导学生从正反两方面多角度思考、探索命题之间的关系，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踊跃发言，作学习的真正主人，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实现有效教学的关键。

三、注重双基复习，提高解题能力是有效复习的前提

我们知道：万丈高楼，一定要有坚实的地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必须有牢固的基础。数学是一门系统性很强的科学，在复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立足打好基础，切忌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第一轮总复习一定要把复习的重点放在牢固掌握基础知识上，对各个知识点加以梳理，使之系统化。然而，由于总复习的时间短，任务重，不少学生忽视基本概念、定理、公式和规律的复习，而整天深陷于“题海”之中不能自拔，想借以提高解题能力，这有悖于素质教育的要求。

苏步青教授曾经讲过：掌握基础知识的唯一方法是不厌其烦地反复理解和运用基本概念，既不要以为基本概念很抽象，不易理解，轻易地把它放过去，也不要以为它很容易懂就不去理解，这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搞好数学总复习，首先必须牢固掌握基本概念、定理和公式，不少同学由于平时学习中不注意基本概念的掌握，而在解题中造成了各种错误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四、重视变式拓展，提高思维能力是有效复习的手段

数学复习课，绝对不是单单提高学生解题的正确率。新课标要求我们“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实践，数学的学习从本质上讲，是使学生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合作与交流。”在复习课中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整理、归纳和综合应用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不少学生数学学习的效率不高通常与他们的数学思维品质不高、数学思维不好有关。如何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呢？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应努力做到以思想方法的分析来带动具体数学知识内容的复习，使学生能够体验到活生生的数学，而不是死的数学知识，能真正理解相关的数学内容，而不是死记硬背，不仅能掌握具体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也能领会内在的思想方法。因此对已学知识加以引申、迁移、发散，可引导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主动思考，积极探索，提升对知识的更高认识――设计变式引申习题，让学生学会拓展引申。

例如： 复习相似图形时，有的学生发现相似三角形的定义判定及其性质，可以拓展到扇形的相似中去。例如：可以定义圆心角相等，且半径和弧长对应成比例的两个扇形叫做相似扇形。相似扇形有性质：弧长比等于半径比，面积比等于半径比的平方……老师要及时引导进行拓展训练，请全班同学探索以下问题：

（1）写出判定扇形相似的一种方法： 若_______________则两扇形相似。

（2）有两个圆心角相等的扇形，其中一个半径为弧长a，为m，则另一个半径为2a，则它的弧长为__________________。

对一个问题不能就题论题，而应进行适当引申和变化，逐步延续伸展，在培养学生思维变通性的同时，让学生思维变得更为深刻、流畅。

五、学会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是学习再创造的体现

波利亚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性质和联系。”迁移理论表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对后继学习有重要影响。根据新课标“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不应只限于接受、记忆、模仿和练习，数学课程还应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等学习数学的方式。这些方式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引导下的‘再创造’过程。”因此，应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去发现新问题，探求新知。在总复习阶段 ，每解决一个重要的数学问题之后，要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证明的思路是什么？证明的关键是什么？是如何想出来的？有没有更简单的解法？条件能否减弱？结论能否加强？问题能否推广？等等。

总之，复习课的教学效率是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合理性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质上表现为单位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在数学知识与技能掌握、数学思维训练、数学策略优化、数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孕育等方面得到尽可能多的实际效益。因此，复习课的课堂教学要立足于学生的发展，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真正体现数学学习的价值，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把个性尊严还给学生，实现复习课的有效教学。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10

内容提要：以往对于儒学史的研究大多是在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下展开的。无论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所强调的都是儒学义理间的“连续性”。笔者在此提出了“中断性”研究视角的概念，并且认为，儒学史是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相互纠葛下完成的。当然，以“中断性”为视角治儒学史并非意在否定“连续性”的研究，而是意在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一种立体性的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基于对儒学史的变化因子的分析，笔者认为，儒学史分别经历了三种形态：“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形上学形态”和“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因此，现代新儒学既不是独立的新形态，也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而是“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发展。这便是笔者所谓的儒学发展“三期说”。

关键词：中断性 连续性 儒学 形态 三期说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 ），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交换博士生，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一

回观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历程便会发现，哲学史的形态更迭表现为这样一种现象：当旧有的哲学派别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旧有的理论必然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能够解答“难题”的新衣服换掉。 这种新旧“衣服”更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有着绵长历史的儒学学说。就儒学来讲，其几千年迁延的历史就表现为这些新旧“衣服”间的不断更迭，即，从传统经学的诠释视角来看，新的原创性诠释对于旧有诠释的不断替代便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历史。固然，新旧诠释之间由于诠释对象的相同或相似使得新旧理论间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因此， 以往的儒学史研究大多强调的是“连续性”，不论是牟宗三和杜维明的“三期说”，还是李泽厚的“四期说”[1]，拟或还是其他人的“五期说”[2]等，“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 [3] 毋庸置疑，对连续性的强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正是内在的连续性才使得书写儒学历史成为可能。

然而，儒学史的连续性是相对的，它是在与差异性不断的相互“纠缠”下所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 儒学义理间的差异性，便无所谓儒学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正是新旧诠释义理间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史。康德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 [4] ，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 [5] 实际上，新旧理论的差异就表现为新旧理论义理之间的“中断”。既然差异表现为义理间的“中断”，因此，在治儒学史时， 既然可以以“连续性”为视角去研究，当然也就可以以“中断性”为视角去研究。也就是说，在治儒学史时，我们可以摆脱“连续性”的“纠缠”，走出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以“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 [6] 为视角对儒学不同形态间的转换进行分析。至少，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然而，虽然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是可能的，但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因此，虽入手处不同，但“中断性”视角与“连续性”视角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研究儒学发展的理路。其二，作为一种学术，儒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历史性的“遮蔽”：秦朝倚重法家语境下的“焚书坑儒”、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倚重佛学语境下的“灭儒”、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倚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打倒孔家店”。这三次“遮蔽”不可谓不大，其“中断性”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因为其均源自外在政治的干扰，而非儒学自身的学理所致，故不在本文所谓“中断性”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中断性”为视角来回顾、研究儒学史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着重研究“中断性”之关联的新旧理论间的变化因子，而且甚至还要涉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讲，新旧理论 的变化 因子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核心论题的变化。 对核心论题的反复论辩和基于核心论题的体系展开是一个哲学学说“安身立命”的根据，因此，新旧理论的“中断”首先意味着其核心论题的转向。就西方哲学来看，其核心论题曾经过几次大的转向：泰勒斯所开创的以探讨“万物始基”为核心论题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开启了以追求“至善”为核心论题的伦理哲学形态。之后，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搁置了经院哲学探讨“上帝本质”的核心论题，开创了以“知识来源”为核心论题的哲学学说。而维特根斯坦则根据“家族相似性”的游戏规则，把哲学的核心论题转向为意义活动的“语用研究”。 显而易见，核心论题的变化是不同哲学学说以及同一哲学学说中不同派别更替的根据。

其二是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哲学的核心论题的变化是通过概念的变化来承载的。 当一种新的理论开始用来解释生活时，其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词语和话语 方法也不再有用，于是必然代之以一套新的概念系统。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过：“有趣味的哲学……是逐渐令人生厌的既定语汇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语汇（它模糊地应许伟大事物）之间的竞争。” [7] 因此，“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 [8] 比如，殷周时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论题是“天命”，承载这一论题的概念是“天”、“帝”、“道”等。后来孔子以“天下如何归仁”为核心论题构建起了儒学体系，而承载这一核心论题的概念是“仁”、“义”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出现了新的转向，其核心论题具体表现为对“理”与“心”等概念的形上建构。具体讲来， 程朱理学的核心论题是“性即理”，其核心概念是“理”；而陆王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其核心概念则是“心”。

其三是“实证性关系”的转换。所谓“实证性关系”是指哲学学说的实证的或实用的侧重面向。就儒学来讲，殷周时期的核心论题“天命”的实证面向是秉承“天道”而治，因而了解“天道”和顺应“天道”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导。但是，春秋战国以至后来的秦汉时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寻求“天道”和顺从“天道”已变成死路一条，因此改造和提升道德人心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原始儒家探讨“仁”这一核心论题的实证和实用面向。在宋代，儒学以恢复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为责任，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在于“理”所代表的普遍理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决心恢复程朱理学出于普遍理性的建构而取消的主体在道德建构中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他建构起了以“心”为实体的心学本体论，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变为了“心”所代表的主体性。

其四是诠释文本的变化。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尤其是通过对原典文本的哲学诠释而推陈出新的。因此，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中国哲学来看，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即都有自己的诠释文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9] ，“读《易》韦编三绝” [10] ，他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周礼乐文化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的。之后，《庄子》以《老子》为诠释文本，《孟子》是《论语》的最好“注脚”，这是毋需多言的事实。在汉代，探究“天人之际”的儒者董仲舒所依据的诠释文本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再往后看， 宋明理学的主要诠释文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朝的哲学教本，不论是赞成理学的儒者，还是反对理学的流派，都以朱熹的文本作为思想创新的“依傍”。

如果以“中断性”为视角，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因子为依据来考量儒学古展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分期。这些分期以古代儒学几次大的“中断性”和继此而出现的儒学形态转换为依据，每一个分期反映着儒学史上的一种形态。

二

众所周知，商周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中国上古世界观的基始，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所创制的儒学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天命观念。不过，孔子的重点是发现仁和倡导仁，而不是为仁寻找形上的根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11]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12] 孔子是以在实践层面寻求仁之落实为鹄的的，而非为现实层面的仁寻求超越的形上根据。在孔子之后，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的“思孟一系”，即又是面向现实层面的一种美德伦理体系。荀子的儒学礼法体系和天道性命观念更侧重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实际面向，构筑了原始儒学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地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 [13] 此时之 儒学重视的是人之作为一“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存在，它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与“孝道的伦理观”。 [14] 之后，两汉、魏晋、隋唐诸代的儒学学说便都大致依此进路展开。

应该说，孟子与孔子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孟子直接言性说天。《孟子?尽心上》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的确是在有意为性善寻找终极原因，并将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天。不过，孟子之心性论所表达的只是人伦道德的实存面向。或者说，孟子虽然为性善找到了形上根据，但这种形上根据只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诚”的观念。《中庸》曾试图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并力图以此打通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为儒学的道德论确立一个哲学基础。但是，这种论证因缺乏必然性而具有独断的嫌疑，因为它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属性的问题，因此它未在存在界与道德界建立必然联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学在根本上是非玄思的，而是实存描述的；是非本体抽象的，而是道德实践的。“敬天命而远之”等言论是此旨的绝好反映。

而且，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 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15]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16] “子不语怪力乱神” [17] 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从而拒斥了超世的神圣世界和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 “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 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 [18]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19]

可见，在先秦到隋唐间，儒学既不以本体论为追求，也拒绝了神圣世界与终极关怀，此时儒学所可选择的路径只有回到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梁启超曾说：“ 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 [20] 而且，儒家学者认为，人异于万物之“几希”处只在于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21] 因此，儒学必须担负起探讨人的道德属性、表达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过一种有德性生活的责任。此时之儒学既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性善；亦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性恶。这是关于道德属性的探讨。关于道德理想，孔子认为人只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才有意义，尧、舜、禹以及文、武、周公等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人格典范。与此相应，关于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都奠基于德性生活的基础之上。至于引导人过有德性的生活并从而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就成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天职了。

如果依据上述变化因子来考量的话，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儒学其核心论题是“天下如何归仁”，其基本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在这些概念中，“仁”承载着儒学的核心意旨，它统摄并决定着其他概念。此时期之儒学的实证的实用的面向是通过对以“仁”为核心的上述概念的论证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来直接指导现实的道德践履。而且，在此时期儒学中，本体与工夫、性与情、理与欲、内圣与外王、人生与社会、义理与践履等命题还均处于潜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张力可言的。就诠释文本而言，周礼文化以及《论语》、《春秋》等是这一段时期儒者诠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自先秦至汉唐间的儒学以对实存道德的描述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为特征，这种特征的儒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三

然而，在魏晋、尤其是隋唐时期，尤其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理论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当时，人们在儒学名教义理中不仅难以通过道德修为达至成贤成圣的目标，而且一当涉及有关个人安身立命等终极问题，人们不得不改换门庭，跑到佛、老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理论依据。此种情形被形容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且，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分工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和“以佛治心”。这就是说，儒家因为其理论解释力不足只能在经世外王领域“活动”，而有关个人身心性命的内圣和超越领域则应由佛、道二教来占领。正因为儒学对个人安身立命和终极关怀等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佛教因此而攻讦儒学过于浅薄，称儒学是一种未经严密深刻论证、缺乏理论魅力因此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执迷”之说。 佛教对于儒学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攻击儒学在理论方面过于浅薄，认为儒学理论多为对道德实存形态的描述，缺乏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深度。二是佛教攻击儒学心性论方面的漏洞，认为儒学对心性论的论证不严密，且有诸多武断之论，因而缺乏理论魅力。

就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佛教的攻讦是准确而切中要害的。面对佛教的攻讦，儒学只有修正、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增强自身学术的理论解释力，以重新参与到与佛、道的竞争中去。在 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身心性命”理论的魅力和其对儒学所构成的威胁后，出于巩固儒学地位的目的，宋明儒者终于从原始儒家“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中超越出来， 在儒家本有的学术资源之上，勇敢地但却“偷梁换柱”式地开始汲取佛、道“身心性命”的思想精华，把儒学经世外王理论建立在形而上的心性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上（天理）下（人性）相通、内（主体心性）外（生活世界）合一。很明显，这是借助于佛、道而展开的一种儒学形而上学建构“运动”。历时性地看，宋明 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程、朱等为代表的理学阶段，即常言的程朱理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阶段，即常言的陆王心学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来看，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论证“理”的先天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展开的，而对“理”的建构又是通过诉诸于佛教心性论展开的。唐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释、老而后归之于儒门的思想过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之后他一变罕言性与天命之儒家传统，将天道伦理化，开创了儒学形上化的历程。继之，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说”为构架，进一步深化了儒学与佛教心性论的结合。之后，二程和朱熹继续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诉求，最终建构起儒学以“理”为本体的道德本体论。从周敦颐经张载再至程、朱，其思想历程反映着“理”逐渐抽象化和本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对于儒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理”本体的建构使得儒学作为道德哲学有了“合法性”基础；二则“理”本体的确立使儒学因 有了本体论思想而变得“深刻”，不再受“浅薄”之攻讦。 与“ 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相比，程朱理学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建构起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使儒学具有了全新的学术形态。

然而，迨至明代，由程、朱所建构起的理学体系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借用牟宗三的概念，程朱理学只是一种“道德底形上学”（ metaphysic of morals ），而非“道德的形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 [22] 因此，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因局限于道德范阈并不足以完全抵制佛、老的冲击，因而日益显示出其理论解释的无力和卫道行为的无奈。而且， 从程、朱所设计的理学模式来看，理学实践可以比作一次永远难及终点的“长途旅行”，而“旅行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源于他们始终坚信目的地是可以到达的。

宋明儒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陆王心学。从逻辑上讲，陆王心学是继理学之后而生发的，它是对理学的一次反拨和救正。陆王心学大大地简化了“旅行者”达及终点的路程，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与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的心性论更为精细、简易和完善，其对主体性的强调使得心学、因而亦使得儒学的理论魅力大大提高。王阳明认为，本体即在人心中，人的本性“德性具足”，因而根本不需去外在寻求“天理”，只要反省内求，去欲望除昏蔽，在经历一番“擦拭”的工夫后，本性之纯善即可显露。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 不仅将程朱理学之“理”由身外移到了心内，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将“心”本体改造成超拔于道德本体的“实体形上本体”，不仅为道德存在而且为万有的存在提供一个最终的依据，使得儒学由道德形上学进入到“实体形上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道德底形上学”进到“道德的形上学”。因此，陆王心学不但解决了道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儒学作为一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亦解决了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无法解决的“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难题。

这样， 从中唐韩愈发起复兴儒学的运动之后， 经过宋明两个阶段的发展，儒学在明代中期 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熔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炉，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为形上基础的庞大且严密的道学体系。 就上述诠释的变化因子来看，此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已由“天下如何归仁”具体化为“如何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为儒学成为一种哲学寻求“合法性”的根据。相应地，其主要概念为“理”、“气”、“心”、“性”、“体”、“用”、“工夫”等，其中，“理”和“心”是其核心概念。但“理”和“心”这对概念的关系在理学与在心学并不相同：在理学，“理”决定着“心”；而在心学，“心”则决定着“理”。从实证的和实用的角度来看，“理”强调普遍理性的挺立，因而重视来自外在规范的约束；“心”强调主体性的挺立，因而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就诠释文本来看，这个时期的儒学以《四书》、《易传》等文本为阐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是两种不同的问学路径，但均以建构儒学形上学为使命，故我们可以把宋明时期儒学称为儒学的“形上学形态”。

四

然而，宋明儒学在建构形上基础与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由于学术的异化而边缘化了若干在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本有的概念和义理，使得宋明儒学在理论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从整体上表现为由原始儒学的“交融伦理”异化为宋明儒学的“慎独伦理”甚至“顺服伦理”。所谓“交融伦理”是指 原始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样态，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其概念义理因处于潜存状态而未表现出张力与冲突。所谓“慎独伦理”或“顺服伦理”是指 在帝皇专制政治的干预下，儒学的外王面向无法开出去，不得已只好返回来强化内圣，因此而落得个以追求“慎独”和“顺化”为旨的内倾、自闭倾向。 这种倾向带来了儒学“形上学形态”中若干义理之间诸如阳明心学建构的“实体形上本体”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本体之间、情与性之间、本体与工夫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张力。“慎独伦理”和“顺服伦理”成为明末清初儒学学者批判的对象，亦因此成为儒学创新的论题资源。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儒者在批判继承儒学“形上学形态”的同时，建构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新的儒学形态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首先，化解了道德形上本体与“实体形上本体”之间的张力。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儒学的道德形上本体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儒学的理论竞争力，陆王心学把“心体”建立在道德范阈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宇宙之精神本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心体”不仅对于道德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之外的领域也有了话语权。但是，由于“心体”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对其失去了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心体”不仅可以导致与佛、道的沟通，而且亦可能为瓦解道德规范进而为情识而肆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情况引起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诸学者的焦虑。黄宗羲通过“盈天地皆心”的理论建构和对阳明心学“四句教”的解读，把“心体”由“实体形上本体”拉回到道德范阈，使其再次担纲起道德本体的职责。就儒学的传统来讲，这种本体的直接变易无疑是化解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本体论张力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新的儒学形态还化解了天理与人欲（情与性）、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张力。我们知道，由程朱理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必可推出“存天理，灭人欲”和强调工夫的主张，而由陆王心学对个体性的强调则必可推出虚无化道德规范以及边缘化工夫的结论。就社会的现实功用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于是，在明末清初，围绕着天理与人欲、本体与工夫，儒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旨归是在天理与人欲间、本体与工夫间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黄宗羲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何以觅性”的情性统一论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工夫统一论。黄宗羲的这些思想把普遍理性与个体性、心学本体与切实工夫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综合和超越。

最后，新的儒学形态还表现为内圣外王间张力的消解。在长期的帝皇专制政治下，原始儒学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被窄化甚至被“恶化”为单一的内圣之学。内外并举因而变为内倾、自闭，外王的事功事业开不出，几经反复反而演变为儒学的心性境界超越理论。这种理论模型与原始儒学内圣外王通透并举之义理精神相距甚远。黄宗羲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努力开拓和重构儒学外王之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恢复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为陆王心学的主体精神施以某种限制。基于此，黄宗羲从考据训诂、提倡“绝学”、重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着手重建儒学的外王之学。迨至清朝初年，经过黄宗羲等儒者的共同努力，儒学恢复了对于经世之学、“绝学”和社会的关怀，原始儒学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理论模型复现出来。

很明显，与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相比，明末清初的儒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和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两种形态的超拔与综合、即“扬弃”为特征，因此它可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 具体来讲，“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作为道德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学术，其核心论题是“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其主要概念是“理”、“气”、“心”、“性”、本体与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在实证的实用的面向上，“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表现为形上基础上的儒学整体性学术的“经世致用”。“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体现为一种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此时的儒者共同表现出向原始儒学寻求学术资源的倾向，故其诠释文本亦主要以儒学原典为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儒学形态好景并不长，它作为一种学术并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和完全的发展，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在清代中期即开始出现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出于儒学学术自身的原因，而是迫于外在的强力的政治干扰。 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忽略了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所代表的这个重大转向，认为儒学发展到刘宗周后已随明亡而俱亡。牟宗三把整个儒学分为另外三个阶段：以先秦孔孟荀到汉董仲舒为第一期；以宋代周、张、二程、朱熹至明王阳明、刘宗周为第二期；而以为现代新儒家直接上承宋明理学故为第三期儒学。因此，牟宗三认为自己是“接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特征，即在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他汲取了康德的形上思想，建构起以“圆善”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接着“宋明理学路子讲”的并不是现代新儒家，而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接着讲”的不是宋明儒学，而是黄宗羲等人所开创的明末清初儒学；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是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的丰富与展开，而是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展开。

五

从以上对儒学史的回顾不难看出，儒学曾经经历的这三种形态各有其致思的核心论题，也都有其一套概念的“范式”以及其不同的实证的实用的学术面向，而且不同形态也表现在诠释文本的变化上。可以说，儒学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核心论题、概念、实证面向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就这三种形态之关系论，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儒学义理间的“中断性”：宋明儒学与原始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学形态”与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间的“中断性”；明末清初儒学与宋明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与儒学“形上学形态”间的“中断性”。这便是以“中断性”为视角对儒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反映。不过，在做此结论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上述三种形态为儒学阶段性之差异，而非何者是儒学、何者不是儒学之问题。这一说明意在回应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 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也就是说，以“中断性”为视角的研究与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纵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其各有不同的理论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1]李泽厚认为，儒学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2]成中英将儒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为第一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属于第五阶段。

[3] 福柯 . 知识考古学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12.

[4] 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70.

[5] 康德 .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50.

[6] 福柯 . 知识考古学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18.

[7] rorty. 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ridge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9.

[8] gilles delleuze et fe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m], minnuit,1991.8.

[9] 论语·述而 [m].

[10] 史记·孔子世家 [m].

[11] 论语·公冶长 [m].

[12] 论语·述而 [m].

[13] 陈来 .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12.

[14] 林安梧 . 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 [m]. 台湾：学生书局， 1998.175-197.

[15] 论语·雍也 [m].

[16] 论语·先进 [m].

[17] 论语·述而 [m].

[18] 陈来 .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4.

[19] 黑格尔 . 哲学史讲演录 ( 第一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19.

[20] 梁启超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