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调查报告十篇

事件调查报告篇1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未成年人由于其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和不成熟性，极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干扰而违规范，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完全定型，可塑性强，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很可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正。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尽可能地审查未成年人的个体差异、人格特点，“因人施教”，按照刑罚个别化原则选择针对性的处遇措施，从而实现刑罚个别预防功能。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1]，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由专职机构或者专职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心智状况以及案发后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出具书面的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合理地惩罚、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参考依据。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刑事审判中量刑的科学化、准确化和合理化，已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被赋予特殊关注。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困难重重，本文基于此尝试分析镇海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

镇海法院刑事审判庭早在1991年就在刑事审判庭中成立了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以下简称“少年合议庭”），由专人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进一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__年3月，镇海法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20多年来，少年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逐步推进社会调查制度，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91年，少年合议庭成立以后，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尝试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这一阶段，无论是在调查报告的主体、方式、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处于较为初级的探索阶段。当时的社会调查以法院为主导，采取两种方法：对于本地户籍未成年人，少年庭法官对法定人进行走访，以谈话的形式制作调查笔录；对于异地户籍未成年人，由法院向未成年人家庭寄送调查表，要求其法定人认真填写后寄回，以调查表作为社会调查的载体。上述社会调查的材料主要反映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为更好地帮教未成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但同时因为被调查对象限于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人，所以社会调查基本都反映出未成年罪犯平时表现良好的一面，不能全面客观反映其真实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影响不大。

2、深入阶段。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这一规定，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镇海法院在以往审判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社会调查制度，社会调查由原来单纯依靠法院转为以法院为主，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参与，亲自到未成年人所在家庭、社区、学校、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报告较为真实地反映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前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成长环境等。同时，镇海法院与镇海看守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对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放心理测评的综合测试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及心理状态进行测评，以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前后的表现。

3、规范阶段。20__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司法局联合发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开展社会调查，调查主体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提供或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法院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进行质证。这一规范性文件，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内容、作用等，操作性强，为司法实践起到很好地指导作用。

20__年至20__年第一季度（图表一），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共对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出调查函86份，并对其中12份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当庭质证，对符合非监刑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尽量适用缓刑或单处罚金。这对于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及其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更加有效地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的矫正帮教，建立对犯罪未成年人评估体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取得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

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以作为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20__年以来，镇海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主要由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而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的主体，仍呈现多元化特点：一是由公安机关启动。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通过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或者书面委托方式，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二是由检察机关启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如公安机关未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检察机关也可以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三是由人民法院启动。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启动社会调查程序，对可能适用非监禁刑但尚未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以镇海法院已经进行过社会调查的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图表二），横向比较三家单位，其中由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37件，占69%；由人民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13件，占25%；由检察机关启动调查调查的案件为3件，仅占6%。

2、跨区域调查案件数量多（图表三）。在86名被调查对象中，其中宁波大市籍贯的未成年人为4名，宁波市外但浙江省内籍贯的未成年人为5名，浙江省外籍贯的未成年人为75名。由于外省未成年人犯罪较多，大部分案件都需要跨区域进行调查，工作量较大。

3、司法指导性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报告是极具司法指导性的综合性材料。首先，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是对未成年犯罪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是影响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重要依据，特别是拟判处非监禁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调查报告为法庭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罪犯能否认罪服法，自觉改造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罪犯的个体情况存在不同，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和感悟点均不相同。因此，调查报告为法官结合案情和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庭审感化点提供了有利依据。第三，调查报告为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资料。一方面，对未成人罪犯所在学校、家庭、单位进行社会调查，为确立该未成年人罪犯有无帮教条件和制定帮教措施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对未成年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帮助其正确认识犯罪行为、认真悔罪改造极为有利。

4、调查报告回函效果较差（图表四）。由公安机关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委托相关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是当前通用的做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调查回函效果并不理想。据统计，超过70%的调查函在寄出后得不到任何回复，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只有一份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说明；14%的调查函回复不详，调查内容填写过于简单、敷衍了事；9%的调查函逾期回复；只有6%的调查函及时地得到较为客观、全面回复，该部分主要为本地户籍或浙江省内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

5、案件审理天数增加（图表五）。根据《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限为7个工作日，最长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加上邮寄委托调查函、司法部门回寄调查函等程序，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天数普遍增加。20__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全面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16.6天，同比增加9.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28.5天，同比增加6.3％。

图表五：平均审理天数对比图

20__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

20__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

同比增加（％）

简易程序

13.2

15.6

18.2

普通程序

17.8

19.5

10.7

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 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

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的主体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0__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仅仅规定社会调查的启动机关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但没有明文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专门的社会调查主体，司法机关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社会调查，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自20__年以来，根据宁波市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每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户籍地或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社会调查主体，但由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占绝大多数，社会调查委托函回复率极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主体。

2、 社会调查启动阶段过晚。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被羁押，只有少数被取保候审。因而,应尽早启动社会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情况，确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避免刑罚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但长期以来，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过晚,多数是在较晚的审判阶段进行的。20__年以来，宁波市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后，应及时委托社会调查。但实际上，公安机关往往只是以书面委托形式发函，没有全面落实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是否回函、回函具体内容不予关注。甚至，法院受理的有些宁波本地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发函后，司法行政机关未予回复，直到审判阶段，法院仍需依职权启动社会调查。在审判阶段启动社会调查,不仅因为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要在几日内提交社会调查报告，时间过于仓促，而且在审判阶段进行社会调查可能会增加羁押时间,从而与该社会调查制度设计的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初衷相违背。

3、 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流于形式。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镇海流动人口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异地籍未成年罪犯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大多数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与居住地长期分离，司法机关的社会调查委托函一般发至被告人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但由于被告人长期在外地居住，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很难从村委会或街坊邻居、工作单位或学校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及现实表现。因此，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尤其是以表格为载体的社会调查报告，多数指标简单且带有随意性，再加上表格填写者大多与未成年被告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填写内容的客观性也难以保证。

4、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

由于我国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则,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仅仅粗略地规定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使用必要性和参考作用,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及案发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可以认为是“品格证据”[2]。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有相关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3]也有的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所列的证据种类中的证据，只能在量刑中起到参考作用。

5、 社会调查报告在裁判文书中表述不足。

早在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中，已经明确要求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情况写入判决书中。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新印 发的《关于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再次强调，判决书中应专门论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以及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但由于现有的社会调查报告质量不高，控辩双方也没有实质性的质证意见，判决书中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表述也往往出现格式化表述，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论述。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20__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制度写入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但该条文的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一样，都是纲领性、原则性、非强制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司法解释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明确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进行系统化的规定，以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1、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

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都由专门机构负责。如在日本，设有家庭裁判所，由调查官负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在德国，设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4]我国应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用符合社会调查工作需要的人员专门从事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断完善对社会调查人员的培训工作。具体而言,可以把此项工作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构。同时，加强异地委托调查。建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协作网络，建立委托调查合作机制，从而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有益价值。

2、社会调查程序应在侦查阶段启动。

刑事诉讼中第一个环节是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快速进行。早在1995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广泛 ,需要大量的工作时间才能完成，在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工作，可以减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时间和等待判决的时间 ,符合对未成年嫌疑人快诉快速的原则要求。因此，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程序,可将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教育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当中。

3、统一社会调查报告介入诉讼的模式。

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作为何种证据使用，在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及可信度，是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的主要依据，可以作为量刑的证据使用，但是应认真审查其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此，在法庭调查中，应当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当庭质证，建议由社会调查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由控辩双方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发表质证意见。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可以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对量刑的影响展开辩论。

事件调查报告篇2

 

一、 概述

2014年8月3日7点25分，我中心接到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电话报告称：XX大酒店发生了一起疑似食品安全事故导致的腹泻疫情。对此，县卫计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部署了应急工作，指示我中心予以核实，同时于2014年8月3日8时20分组织应急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医生诊断结论及实验室检测结果，县专家组诊断认为这起事件为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因沙门氏菌污染食物而发生感染所致。

二、流行病学调查

1、背景资料

XX酒店是一家集住宿、餐饮、会议于一体的大型酒店，酒店餐厅有工作人员66人，可接待大型宴会。8月2日中午张某、李某、刘某分别在此举行升学宴宴请客人，同时张某、李某有部分客人在此晚餐，张、李、刘三家客人共计800多人。

2、发病情况：

此次疫情经调查核实病例29人，其中住院病例24人，门诊病例5人，男性8人，女性21人，年龄最大66岁，最小8岁，病例主要集中在40-55岁年龄组，以女性居多。

发病时间最早为8月2日22时，最晚为8月3日19时，无后续病例发生，发病高峰为8月3日2时至8时，计有25人发病。潜伏期最短为9小时，最长为30小时，平均潜伏期为16小时。

首发病例丁某，女，42岁，于8月2日中午在XX酒店参加刘某某的升学宴，至当日晚22时发病，症状为上吐下泻，同时伴上腹部绞痛及头晕，排泄物为黄色稀水便，8月3日16时入人民医院内一科住院治疗。

最后一例病例白某，女，51岁，于8月2日中晚餐均在XX酒店参加张某某的升学宴，至8月3日19时发病，症状为上吐下泻，同时伴脐周部绞痛及发热（38.9℃），排泄物为黄色稀水便，8月3日20时入人民医院内三科住院治疗。

3、病例暴露史：

所有病例8月2日均有XX酒店进餐史，其中中餐18人，晚餐2人，中晚餐均在XX酒店进餐的9人。发病前3天无其他共同聚餐史，无其他外出史。

4、病例临床表现：

病例主要症状为发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伴头痛、头晕及全身无力。其中发热8例（37.8℃-38.9℃），除1例为37.8℃外，其余均在38℃以上；呕吐20例；腹痛26例，疼痛部位主要为上腹部19例，脐周7例，疼痛性质为绞痛14例，阵痛9例，隐痛3例；腹泻28例，大部排泄物为黄色稀水便，有1例为黄绿色稀水便；同时伴头痛5例，头晕9例，全身无力4例。

所有病例在补液、对症支持治疗及使用依替米星氯化钠和阿莫西林维酸钾等药物抗菌治疗后症状均明显改善，住院病例治疗1-3天后痊愈。

5、共同进餐者调查：与29名病例共同进餐者总计800余名，分别为参加李某、张某、刘某三人在XX酒店升学宴的客人。经调查询问得知，除另有少部分进餐者有轻微腹泻自行服药或门诊治疗后即好转外，其余进餐者目前身体状况均良好，未出现类似症状。

三、实验室检测结果

疾控中心检验室8月3日采集XX酒店留样食品基围虾、鱼元、肉皮冻、海带丝、凉拌三丝、葱煎包、醉汉香干等七个样品及病患呕吐物2份进行检测，8月12日检测结果显示基围虾、肉皮冻被沙门氏菌污染，其余样品未检出致病菌。

四、病因假设与验证

综合以上情况所述，我们判断此次腹泻疫情为：沙门氏菌感染所致的食物中毒事件，原因为食用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食品导致感染。其理由如下：

1、符合食物中毒的发病特征:经搜索传染病疫报网和医疗机构肠道门诊监测数据，近一个月来未发现腹泻病例聚集性疫情；本起疫情所有患者发病前3天均无其他共同进餐史、外出史，但在发病前1 天内均在同一酒店集体进餐，共同暴露史明确；同时发病曲线显示为一过式集中发病，对该酒店采取封存食品和停业整顿等应急措施后，仅有一例患者于3日19时发病，没有后续病例发生。

2、有沙门氏菌食物中毒的表现：患者进餐到发病在9-30小时左右，与沙门氏菌食物中毒发病的潜伏期（4-48小时）相符合；患者临床以发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伴为主，排泄物大多为黄色稀水便，有1例为黄绿色稀水便，与沙门氏菌食物中毒的临床表现相符。

3、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后，疗效显著：所有病例在抗菌治疗1-3天后已痊愈。

4、检测出能引起与本起疫情临床表现一致的致病原：经县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在餐厅留样食品基围虾、肉皮冻中检出沙门氏菌。

五、工作措施

疫情发生后，我们迅速采取了以下措施：

1、迅速开展现场调查。8月3日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及时赶赴现场，迅速开展流调；同时建议食品药品监督局尽快采取措施，停止销售和食用可疑中毒食品，防止中毒的进一步蔓延和扩大。

2、及时救治患者。县医院对患者进行了补液、对症支持治疗及抗生素抗菌治疗，部分症状较重患者收治入院治疗。

3、加强肠道门诊的监测与管理。8月3日疾控中心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认真抓好“五专”措施，作好腹泻病人的登记、检索，如发现新的疫情及时报告。

4、广泛开展夏季肠道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提高广大市民的自我防护意识。

六、工作建议

为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再次发生，我们特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食品药品监督局对涉及的可疑食品进行封存，对变质及污染食品进行销毁或无害化处理。

事件调查报告篇3

1 事件发生经过

1.1 学校一般情况 该学校位于国营建平县热水畜牧农场本街，为一所小学生寄宿制学校，分东西两区上课、就餐和住宿，共有学生851人，其中东区有1~6年级学生449人，全部住宿；西区有1~6年级学生402人，130人住宿。两个学区分别独立设学生食堂、宿舍，学生分别在本学区就餐、住宿。两区学生食堂、宿舍由学校统一负责管理，此次发病的均为东区学生。

1.2 学生中毒情况 2007年9月13日~9月15日，该校学生陆续出现以发热、头痛、腹痛、腹泻为主的临床症状。首发病例为该校三年二班学生张大吉，男，10岁，于13日18：10出现头痛、发热(38℃)症状到校附近诊所就诊，于当晚23：30出现腹泻症状。以后陆续又有87名学生出现头痛、发热、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到诊所就诊。经给予抗菌及对症治疗后，1~4 d内全部康复上课。

2 流行病学调查

2.1 发病时间分布 病人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9月13日~15日，学生的罹患率为20％，其中，13日发病26人，占29.6％(26／88)，14日发病56人，占63.6％(56／88)，15日发病6人，占6.8％(6／88)，此后无新发病例出现。

2.2 班级发病分布 全校6个年级均有发病。其中，一年级发病率为17.8％(18／101)，二年级发病率为25％(19／76)，三年级发病率为26.7％(24／90)，四年级发病率为20.5％(9／44)，五年级发病率为13.8％(13／94)，六年级发病率为11.4％(5／44)。

2.3 性别发病分布 该校男生298人，发病58人，发病率为19.5％，女生151人，发病30人，发病率为19.9％。

2.4 住宿发病分布 该校共分五个宿舍，其中，女生2个舍，男生3个舍。女一舍发病率为22.5％(16／71)；女二舍发病率为13.6％(11／81)；男一舍发病率为16.3％(16／98)；男二舍发病率为20.6％(20／97)；男三舍发病率为20.6％(21／102)。

2.5 共同进食史 学生和老师在发病前72 h内均在学校食堂就餐，且进食了相同的食物，老师无发病。据个案调查表记载被调查的315名学生中，有249名学生有喝生水的习惯，占79.0％；调查发病的44名学生中，喝生水的41人，占93.2％；喝露天贮水桶生水的有7人，占16％。教师无人喝生水。学生停止饮用生水后，发病迅速停止。

3 现场卫生学调查

3.1 经对学校食堂监督检查，其基本条件和卫生设施基本符合卫生许可证的发放条件。食堂从业人员姜某、孙某无健康证明，17日健康体检后合格；副食加工间与烧火间的门无防蝇设施，加工间内每视野有5只苍蝇。食品留样冰箱存放在教师餐厅，学生餐厅与教师餐厅之间无直接相通的门，留样食品要从学生餐厅露天端到教师餐厅。

3.2 该校的饮用水由乡市政水水源地(西岗村防氟井水)和学校自备水井两种方式供水。由于乡市政供水水量不足，经常间断性供水，为保证师生用水，学校在东西两院各建一口自备水井，乡市政水水源地和学校自备水井均无水质净化消毒设施。东院自备井井口用铁盖加锁防护，内有两条输水管道，一条通向食堂，一条通向据井口10 m处的露天、无盖的铁皮贮水桶内，供学生洗漱用。对此铁皮桶未设专人进行管理。

4 临床表现

88例患者中，最早发病时间是13日18∶10，最晚发病是15日18:00。主要以发热、腹泻、腹痛、呕吐、头痛为主，其中发热(37.5~39℃)69例，腹泻28例，腹痛15例，呕吐13例，头痛6例。85例症状较轻，1~2 d痊愈，3例症状较重，3~4 d痊愈。

5 实验室检查

采集9月12、13、14日的15份留样食品、乡市政水水源地及其末梢水(学校学生宿舍)水样2份、学校自备水源井及其末梢水水样6份、患者粪便2份，送检。15份留样食品均未检出致病菌；乡市政水水源地及其末梢水总大肠菌群分别为5 mPN/100 ml 和 2 mPN/100 ml(标准为不得检出)；学校自备水井6份水样除铁皮贮水桶出口水水质总大肠菌群>1600 MPN/100 ml，菌落总数720 CFU/ml(标准为

6 结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卫生学调查、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验结果，判定这是一起由于学生饮用不洁水引发的群体性急性胃肠炎事件。

7 讨论

7.1 学校虽然提倡并要求学生喝开水，但全校有学生449人，只在各班教室设有1个暖瓶和1个水壶；每个寝室设有2个暖瓶；在食堂设有1个50公斤的开水壶。食堂和宿舍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才能入内，供学生饮用开水的器具不足。建议学校加强管理，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饮水器具，使每名学生都能喝上开水。

事件调查报告篇4

法学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生参加法律实践，有助于加深对社会实际特别是国家法制建设状况的认识，接受法学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培养和训练我们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使我们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与创新意识，并为撰写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打下基础。

作为从事税收工作的国家公务员，执法严格在工作中显得尤其重要。实习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全面接触法律的好机会，通过实习，我接触了不少案例，体会很深，本人就特别关注的校园伤害事件的法律问题做了深入调查。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校学习、生活、娱乐中发生人身、财产损害整体较为频繁，由此引发的民事案件也呈上升趋势。事故的发生给学生及学生家庭带来许多痛苦，同时也因诉讼的提起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负面作用较大。未成年学习在校期间受到损害或致人损害，要求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逐渐增多，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学校加强学生管理及配套的保护设施建设，尽量减少隐患。但是，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相对集中的中小学、幼儿园普遍存在着学生人数多而教师、管理人员少，许多学校的安全防护措施尚不完备等现实问题，因此，对学校而言，有一种防不胜防之感。

去年9月份，我们奎屯市四中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校园伤害事件。在教育系统组织的勤工俭学拾花劳动中，该校初二年级的一名男生因贪玩不慎落入水潭中，溺水而死。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法律诉讼也在进行中。

本人也对此类案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翻阅了众多有关的资料。

时间追溯到1999年9月19日，广西荔浦县中学初二女生陈清在学校上厕所时，被同校初三学生郭勇猥亵，陈清奋力反抗时被郭勇用尖刀刺中右颈，顿时血流如注，凶手连刀都未拔就仓皇逃走，陈清则因抢救无效死亡。当日下午6时，凶手郭勇即被抓获归案。1999年12月13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郭勇无期徒刑，。在民事部分，判令郭勇及法定监护人赔偿受害女生父母经济损失2.73万元。双方均不服，同时提出上诉。2000年4月，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清的父母以女儿在校期间被害，学校在安全设施管理方面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学校对其女儿被害有不可推卸的法律监护责任，要求学校赔偿死亡费、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共计五十七万多元人民币。而学校则以学生是在假日发生事故，学校并无失职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于是，双方对簿公堂。两审法院均认为陈清在校被杀与学校毫无关系，因此裁定驳回陈清父母。失去爱女，又没有一个满意的说法，陈清的父母继而提起申诉。然而，维权之旅漫漫，学校究竟应否承担责任，还有待于法律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类似的悲剧还曾经在校园上演多起：一女生住校期间从上铺摔下来导致脾脏破裂。

一幕幕的悲剧伤害了学生，心寒了父母，也吓坏了学校。父母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索赔要求让以财政拔款为资金主要来源的学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于是，人们迫切需要一部相关的立法。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是教育部颁布的、旨在指导和帮助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一部行政规章。在这部规章中，学校对其公共设施，以及所提供的教育、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十一种以上的学生伤害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我们究竟能否将事件的解决寄托于一部行政规章呢？该规章真的就能如我们所愿地解决一切纷争吗？

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尽管《办法》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去年8月21日颁布之时并未张扬，却依然在社会上掀起了较大的波澜。也难怪，这个《办法》毕竟涉及到了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四方的责任和权益，谁也不可能漠然视之。

实际上，学生的伤害事故及其善后处理工作，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有报道说，2001年我国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意外伤害事故已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但是在法律上，却长期缺少处理此类事件的专门法规，每每有校园伤害事件发生，责任的认定和事故的处理往往变成一笔“糊涂账”，家长和学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互埋怨、推诿、扯皮的事情时常发生。从这个角度讲，《办法》的出台是及时的、必要的，为今后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提供了依据。

然而，人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个《办法》，却有着不少缺憾。我从各项资料和法律角度对此《办法》进行了探析。

作为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只能用来约束和调整教育行业的内部事务，而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却涉及到学校与家长、教师与学生的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民事关系的调整。那么，《办法》对其他行业没有约束力？是否对每个公民都有效？继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教育部是否有权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责任，即是否有权调整平等法律主体的民事关系？这些，恐怕都是大有疑问的。

除此之外，《办法》到少还存在如下两点缺憾。一是没有区分适用对象，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一视同仁。而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大学生已年满十八周岁，属完全行为能力人，大多数中小学生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未满十周岁的小学生则属无行为能力人，对于不同行为能力人的监护责任认定以及伤害事故处理，理应区分对待；二是《办法》中一些规定过于粗糙，描述过于笼统，有待进一步细化。比如，究竟何为“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何为“其他意外因素”？何为学校“应当知道”、“难以知道”？这样的规定和描述弹性太大，可操作性不强。

事件调查报告篇5

近年来，我院办理的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审查案件不断增多，2010年以来，我院共审查此类案件12件15人，我们对这些案件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统计，准确掌握这些案件的特点并对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预防和减少这类刑事案件的发生提出对策建议，以有效保护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并试图引起相关机关的重视，有效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学习环境。

一、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的特点

（一）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不断增多。2010年我院审查此类案件3件3人，2011年我院审查此类案件4件5人，2012年我院审查此类案件5件7人，其中2012年此类案件数占三年来案件总数的41.7%，案件数量呈逐年递增状态。

（二）涉案人员以青少年为主，多数犯罪嫌疑人为刚刚辍学的初中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至2012年12月，我院审查的此类案件共10人，其中18岁以下的有6人，18岁至25岁的有3人，25岁以上的仅有1人。刚刚辍学的有5人，而且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为初中文化的占大多数。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有3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6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仅有1人。如我院提起公诉的郁某案，被告人郁某刚年满16岁，初中毕业刚刚辍学在家，以约受害人马某到县城关镇"阳关地带"网吧上网的名义把受害人马栽先骗至"阳关地带"网吧，之后被告人郁某把受害人马某又带至县城内的天翔宾馆内，在该宾馆房间内郁某把受害人马某。

（三）犯罪类型以类犯罪较多，犯罪侵害对象多为女学生，大部分为留守学生。至2012年12月，我院审查的此类案件中罪名分布为：5件，强迫3件，故意伤害3件，非法拘禁1件，以等案件居多，占案件总数的41.7%。这些案件被侵害对象多为女学生，其中父母在外地打工的3人，占总数的25%。如我院办理刘某一案的过程中，经查明被告人刘某一女初中生的犯罪事实，该女学生父母长期在外地经商做生意，此女初中生长期得不到关爱，再加上此事件对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对其精神的创伤一时难以回复，最终刘某以构成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四）侵害对象以初中生为主，携带手机并开通QQ聊天通过网络引发犯罪的居多。至2012年12月，我院审查的此类案件中，被侵害对象为初中生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35%。这些学生中有5人拥有手机，开通QQ聊天的有4人，通过网络聊天引发犯罪的有2人。如我院办理的李某案中，李某从携带手机开通QQ联系到被害人赵某，两人通过网络聊天，聊到一定程度双方见面，李某利用网友见面的机会将其，并以公布照片等方式威胁被害人不得报案，最终李某得到应有的惩处。网络犯罪的势头呈现越来越厉害的现象，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二、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频发的成因

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频发的原因是深层次的，涉及家庭、学校、社会、个人成长经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笔者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生家长长期分离，父母在外地打工，家庭父母的管教长期缺失。此类情况在农村普遍存在，很多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挣钱，生活很困难，无暇照顾孩子，很多把孩子交给学校以后就不再操心了，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不到家庭应有的关爱和温暖以及应当的教育。

二是学校法制教育不同步，部分学生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现在学生考试压力大，一切以考试成绩论，目前法制教育形式、内容等较单一，宣传力度不够，活动经费投入较少，学生的法制意识淡薄，自我保护和防卫意识差。

三是使用的手机随意开通网络，网络的不良诱惑较多，QQ聊天易迷失方向。而今大部分在校学生，尤其是多数初中学生，很多人携带有手机，并随意开通网络，网络管理不规范，社会的“黑网吧”、读书无用影响极大，一些暴力事件侵蚀学生思想认识，容易引入歧途。

四是忽视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人生观价值观错位，思想随意性较大。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一方净土，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由老师引导教育。近年来，经济观念主导的思想影响了部分人，造成社会上部分人心浮躁，价值观、人生观偏离了正常规道，也带给了这些未涉世的学生。很多学生思想上是一张白纸，容易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部分学生的“三观”混乱。

三、预防和减少这类刑事案件发生的对策及建议。

预防和减少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的发生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和相关机构等多方面协作，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力度，多措并举，标本兼治。

（一）创新教育模式，解决留守学生的家庭教育问题。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面对数量如此多的留守学生，只有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做好少年儿童法制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合理安排，定期研究和落实，不断探索新思路，拿出新措施，创新教育新模式。同时也呼吁社会上的父母与子女尽可能的不出现或者少出现留守学生的情况。

（二）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法治教育力度。我院与县教育局和相关学校密切配合，建立了检察干警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制度，共计任命十多名检察官担任了全县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定期到学校开展法制讲座，以案释法，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警示未成年人如何守法，如何识别不法分子，不走弯路，健康成长。

家庭、学校、社区应加强互动联系，充分发挥其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和监管作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学校、社区等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青少年正确利用网络，使他们了解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后果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其思想上架起预防犯罪的“警戒线”。在农村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的作用，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健康上网。比如可以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使他们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网络不良信息对他们的影响。

（三）加大对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贯彻“打”“防”并举措施。继续履行检察职能，严格遵守法律文件、法律规定，对于以在校学生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分子依法严厉打击，同时在校园周边地区、网吧加强管理，举行专项治理活动，使打击与预防效果并举，依法从快从速处理案件，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合理结合。

（四）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虚拟网络、生理诱惑好奇等不健康现象。通过建立宣传教育基地的方式，与初高中建立了宣传教育基地，通过与学校联合授课、宣传图板展示等形式，使学生正确认识网络，合理利用网络，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中学生知法、懂法、守法，做合格的好公民。

事件调查报告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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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田东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县卫生防疫工作专题调研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执法检查报告

田东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检查组

(2020年3月25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根据县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工作安排及市人大常委会有关文件精神，县人大常委会在参与市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调研检查的基础上，组织调研检查组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开展了全县卫生防疫工作专题调研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例”) 执法检查。调研检查组先后深入县卫生健康局、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十个乡镇卫生院、两个村和一个社区的卫生室，以及两个野生动物饲养基地，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听取汇报、召开部门座谈会、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开展调研和执法检查，同时赴德保、田阳等周边县区考察学习，现将调研和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县卫生防疫和“一法一例”贯彻实施工作情况

我县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工作方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和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建设健康田东，决战贫困、决胜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健康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强化措施，强化组织领导，有效防治和应对了各类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建立防疫体系，完善应急机制。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构建了以卫健部门为牵头，县疾控中心为核心、医疗机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县级卫生防疫网络，并在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成立了防疫科或防疫组。同时，明确了卫健、农业、林业、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工作职能。制定了传染病防治工作规划和应急预案，包括“重点传染病防控预案”、“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预案”、“传染病疫情报告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工作制度”等。成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动队，定期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随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加强队伍建设，配备防疫设施。全县现有医疗卫生机构19家，其中县直6家，乡镇卫生院13家，村卫生室161个;全县现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289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717 人 、药师(士)100人;具有高级职称308人，中级职称491人，初级职称1400人;有62名乡级专职防疫组人员和326名村医从事防疫工作。全县预防医学专业毕业总人数17人(其中县疾控中心9人)。防疫设施建设方面，各乡镇卫生院均设置有公共卫生、计免四室、检验、健康教育等科室。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疾控中心、县皮防站等5家机构均设有功能各异的多个实验室，包括临检实验室、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血库实验室、生化免疫学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结核实验室、生化实验室、性病实验室等。各类实验室均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及相关应急预案，严格进行安全监管。

(三)抓好重点防控，主动追踪排查。防控部门日常加强手足口病、水痘、流感、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等常见和重点疫情监测防控工作，实行24小时时时监控，并做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日常审核，及时发现异常病例，及时完成疫情调查处置，并主动追踪排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置，把疫情消除在萌芽状态。去年3月份，成功处置我县滨江中学、布兵小学、县一小和思林小学等流感疫情，以及朔良镇那加小学一起诺如病毒暴发疫情。

(四)强化市场监管，堵住传染源头。市场监管、林政、公安等部门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销售联合整治工作，严格把关屠宰销售环节，禁止野生动物及来历不明的动物屠宰销售;督促各养殖场、屠宰场、餐饮经营单位和农贸市场及市场开办方做好清洁卫生和消毒工作，做到家禽市场实行“一日一清洁，一日一消毒”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活禽一律凭检疫证明入场销售，加强活禽溯源管理，确保来源安全切断人畜共患病毒传染源，避免食源性疾病传播。

(五)加强防治宣传，提高防护能力。多年来，政府及卫健部门加大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防治知识及卫生健康知识。利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全国计划免疫宣传日、艾滋病防治宣传日等，开展防病知识宣传、咨询和义诊服务，向群众宣传肺结核、艾滋病、麻疹、脊髓灰质炎、甲肝、乙肝、流感、手足口病、人禽流感等重点控制传染病的危害防治方法，从而增强群众的防病意识和防病能力。

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是我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一次实践和检验，抓好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就是抓好全县防疫工作，就是贯彻实施好“一法一例”的具体行动。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百色市的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迅速成立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双指挥长，指挥部下设9个工作组，统筹领导全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压紧压实责任。1月28日以来，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3次、县政府常务会1次、疫情防控工作扩大会议1次、县乡视频会商会2次，传达各级会议精神和领导批示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疫情防控工作，全县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织牢防控责任网、医疗救护网等“八张网”，依法防治，精准防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全县仅有9例疑似病例(已全部解除)，无一例确诊病例。

(二)切断传染源头，阻断传播途径。组织各企事业单位、各机关部门及乡镇对全县规上企业、商贸公司、农贸市场、汽车总站、田东北站、政务服务中心等人群聚集重点场所开展“一日一扫一消毒”及“五大清洁行动”，组织力量对城乡各级各类公共场所进行“地毯式”卫生整治和消毒杀菌。截止3月23日，累计使用6867斤漂白粉、16314升各类消毒液，出动7000多人次深入全县各村街(社区)开展全面消杀工作，全县累计开展消杀面积415.13万㎡。同时，全县共排查非洲猪瘟疫情养殖场(户)1568个共1.95万头、屠宰场165个场次共计9501头。开展排查人畜共患病工作动物禽流感3459户301.4万羽，动物冠状病毒8084户196.32万头(羽)，其他人畜共患病7195户7.2万头，从根本上阻断可能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三)规范救治流程，提高应急保障。一是制定医学观察隔离区防控预案，成立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专家组，做好医务人员个人防护业务培训、信息报送、专家会诊、应急演练等相关工作。二是指定县人民医院为定点救治医院，县中医院为备用医院，均设有可用留观床位、疑似病人床位和确诊病人床位; 3家县级公立医院和13家乡镇卫生院均按要求设置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及隔离观察病房。三是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强化中西医协同。免费发放中药茶3500包，推出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中药方剂、预防香薰、预防香囊一批。四是实施集中医学隔离观察。指定明月湖酒店和金芒柏悦大酒店为医学观察隔离区，共配有178间 286张床位(截至3月23日共隔离观察重点人群74人)。截至3月23日，全县发热门诊累计接诊5165人次，累计发热4022人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累计隔离治疗63人，已出院61人，2人住院治疗。

(四)加强市场监管，打击非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我县餐饮行业、农贸市场、商场超市、药店的管控工作，疫情发生以来，涉疫情案件立案12起，没收“三无”口罩1780个，罚没款共66354.2元，因口罩质量问题立案6起。县森林公安出动干警198人次、林政执法人员出动249人次，出动车辆99辆次，清查农贸市场、餐饮店、野生动物人工养殖场所、花鸟店等96家，整治买卖动物店铺摊点等场所15家，收缴蛤蚧、鹰类、蛇类等野生动物冻死体25只，收缴野生动物制品29件，解救野生猕猴3只，查办非法收购贩卖野生动物案件3件，严厉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

(五)加强联防联控，强化管控措施。制定了《田东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处置方案(试行)》、《田东县联合交通检疫检测工作实施方案》，县政府及县卫健、公安、文旅、教育、工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防联控，实行网格化管理，加强对重点人群和重要路口进行监测检测。出台系列文件一律暂停所有夜宵店、夜市烧烤店营业，停止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体育、民间民俗活动;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在上级批准前不提前开学，各类培训机构不得开展线下培训活动;号召喜事延办，白事简办，减少人员聚集，减少交叉感染。截止3月10日，劝阻红白喜事的聚餐集会活动397场，避免了约8.6万人聚餐聚会而引起交叉感染的风险。

(六)统筹资金投入，强化物资保障。多方筹集保障疫情防控需求，确保防控物资供应保障到位。多方筹集保障疫情防控需求，确保防控物资供应保障到位。截至3月23日，累计落实各级财政资金785.67万元(其中，中央、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下拨246.84万元，县级财政下拨538.84万元)，由指挥部统筹使用，用于采购体温枪、口罩、消毒药品、防护服、应急药品、设备等防控物资一批，以及乡镇人员补助、广告宣传费用等，保障各项防控工作正常运转。累计接受社会、个人捐款共92.1321万元，企业捐款捐物(消杀物资等)折合人民币75.8534万元。

(七)加大宣传力度，坚定必胜信心。多形式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印发了《致田东市民的一封信》及宣传折页、宣传海报、宣传单、悬挂横幅、群发疫情防控知识短信、微信公众号推送或防控信息等，以及利用农村应急大喇叭或气象广播、LED电子显示屏、流动广播宣传车等方式，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号召广大群众外出戴口罩，少去人口密集场所，降低传染传播风险。使疫情防控知识和政策措施家喻户晓，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坚定抗疫必胜信心。

三、存在的困难和和问题

(一)医疗卫生专业人才紧缺。一是卫生健康系统空缺专业技术编制229名，其中县直医疗机构空缺182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空缺4名、乡镇卫生院空缺47名，县级各医疗机构只好大量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各乡镇卫生院也都聘用10—30人不等。二是疾控中心缺编缺专业人才，队伍不稳定。根据(桂编办发〔2015〕4号)“辖区人口1.2人/万”的配备标准，我县疾控中心人员编制数应定为53名，目前实有编制为42名，缺编11名。疾控中心目前仅有预防医学专业9人(占23.68%)，其他非专业人员从事疾病预防工作，存在专业不对口、防控质量不高、疫情应急处置能力低等弊病。此外，因工资待遇与医疗机构差距较大，且公卫专业人员职称评定相对困难，导致预防医学、检验等专业人才流失。三是卫生监督执法队伍严重不足。按照(桂卫监督发〔2016〕20号)“每万人口配备0.99人” 的配置标准，县卫生监督所应配备卫生监督员43人，而目前卫生监督所实有编制数12个、缺编31个。监督执法面广量大，造成监督检查不到位。

(二)卫生防疫资金缺乏。财政投入是我县卫生防疫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因财力原因，用于支持卫生防疫的资金过少，近几年来，我县每年预算安排免疫接种经费8.4万元和强化免疫2万元共10.4万元，两项人均不足0.25元，与原卫生部(卫办发〔2012〕50号)文件规定的“辖区服务人口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差距较大;另外，2019年应急突发公共卫生经费不到位，影响了防疫工作的开展和防疫质量。

(三)卫生防疫基础设施薄弱。一是县疾控中心(前身县防疫站)于上世纪50年代选址建设，办公场所环境、房屋面积、实验室功能布局、生物安全等，都没有达到国家颁布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所规定的县级疾控中心建设的标准要求，其实验室检测仪器缺乏和陈旧落后，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和用于突发传染病疫情检测的大型精密仪器。二是县级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现有专业设施无法应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疫情。现有病房及配套设施老化，专用抢救设备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缺乏，没有负压病房、负压救护车，发热门诊的配套用房不足，无法满足“三区二通道”的分离要求、感染性疾病科达不到建设规范要求等。三是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相当破旧或入列危房，住院病房严重不足。朔良卫生院(自治区60周年区庆项目)、印茶卫生院、作登卫生院业务用房和住院病房久拖未竣工。

(四)应急处置物资储备不足。一是应急资金不足，疾控中心应急处置物资采购和储备有限，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力不从心，制约了疫情处置。二是县级医疗机构仅储备少量普通防护口罩、防护镜、隔离衣、防护手套、防护鞋靴和防护眼面罩等，没有生物防护服和化学防护服等较高等级防护服的储备，应急物资种类和储备量不足，应急供应能力有限。三是未有固定的传染性疾病医学观察隔离定点场所，在突发传染性疾病疫情处置时，只能临时选定某个酒店作为医学观察隔离定点场所，而这些酒店排污系统和消杀工作不符合要求。

(五)乡村卫生医疗机构应急处置能力弱。一是乡镇卫生院缺少中、高级职称专业人才，缺乏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人才，传染性疾病防治、救治和处置能力弱。二是乡村医生老龄化且专业知识更新和提升少，无法应对日益复杂、信息化的疫情处置要求。

(六)群众防护意识和健康素养低。部分群众对传染性疾病认识不足，个人防护意识低，对医疗机构开展的健康监测工作有抵触情绪不乐意配合，不自觉遵守，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健康知识接受度较差，出现健康宣传教育死角，出现疫情扩散;同时部分群众有好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捕猎、贩卖、滥食野生动物，极易产生食源性疾病。

四、意见建议

坚决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深入贯彻实施“一法一例”，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加大投入，补齐短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平安健康的环境。

(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防治专业水平。一是根据新形势发展需要，重新核定全县卫健医疗机构编制数量，增加必要的技术人员编制数;二是建议按上级文件规定增加县疾控中心和县卫生监督所编制;三是建议组建我县专业的医疗卫生应急队伍。加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公卫人才储备建设，以有效应对突发疫情。四是加强医疗卫生系统干部队伍在职进修和学习培训，提升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二)加大防控资金投入，提升应急救治能力。加强防控经费年度预算和执行，一是优先保障和提高各类防治经费，加强防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物资储备;二是加大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配套投入，配备必要的检验设备和急救抢救设备，建设负压病房、配备负压救护车等，提升紧急救治能力;三是县中医医院和各乡镇卫生院建设相对独立、完备的感染性疾病科，建好相应的排污系统;四是增添县疾控中心相应的大型精密仪器，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能力。五是提高基层卫生防疫人员和村医工资待遇;六是理顺好乡镇卫生院(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应缴纳比例问题。

(三)加强硬件设施建设，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一是尽快规划(搬迁)建设县疾控中心，尽快理顺县卫生监督所业务楼建设相关问题，尽早投入使用;二是尽快规划重建县人民医院传染病房楼，按要求配套相应的医疗设施;三是大力改善乡镇卫生院办公用房、业务用房、住院病房。停建的朔良卫生院、印茶卫生院、作登卫生院业务用房要尽快恢复建设竣工，其他乡镇祥周、思林等卫生院要按计划完成扩建或搬迁建设，切实改善基层医疗条件，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事件调查报告篇7

一、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主体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因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结果设定的义务，不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职能的机构不是社会调查的主体。当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工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至于有的人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以进行社会调查，并未排斥相关机构、人员进行社会调查。那么，本文认为，这种观点中的“社会调查”，充其量只能是广义的社会调查，或者是学术性社会调查，而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社会调查。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社会调查后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是一种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书，具有一定法律效力。

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程序应当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启动、社会调查的运行、社会调查结果的使用、社会调查报告的移送等。《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86条第1款、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如重庆市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高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制定了《重庆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夯实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基础。

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内容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研究，提出普遍适用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要求和工作标准的社会调查内容，并抓好检查落实。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社会调查制度，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社会日常表现以及犯罪原因等进行资料收集、归类、分析等，为因势利导地进行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可为处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依据。“确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是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结合司法实践，本文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采用“3+4”模式，即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三项，和道德品德、身心特征、家庭环境、社会日常表现等四项内容。

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法律属性界定

（一）从证据的概念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生活会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学上的证据标准。证据学说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一是事实说，就是把证据界定为一种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二是根据说，就是把证据界定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三是材料说，认为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四是统一说，认为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不管采纳何种学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况：家庭结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遭遇和家庭教育管理方法；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成长经历等；在校表现、师生及同学关系；社区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就业情况及工作表现；犯罪后的行为表现；分析犯罪原因；就量刑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由此可见，报告主要体现的是有关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悔罪态度、帮教措施等方面的情况，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二）从证据的本质特征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未成年人的看法和评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最终出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不具有客观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只是与未成年人犯罪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不具有关联性； 同时，目前立法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制作程序、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等作出具体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只能说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种符合立法精神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措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

（三）从证据形式分析

第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的任何一类。有人认为，可以把未成年人犯罪背景调查报告视为鉴定结论。然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是鉴定人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如法医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痕迹鉴定等，而调查报告是调查主体搜集相关资料后，对直接感知或传闻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陈述、主观评价及建议意见，不涉及技术问题，不属于鉴定意见。

第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也不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对于有人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可以视为一种特殊证人证言的观点，本文认为，虽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与证人证言有一定共同点，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与证人对于案件处理结果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存在本质的不同，表现在一是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体现的则是未成年人案件外的其它情况，反映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人格评价；二是证人是通过刑事诉讼以外的途径了解案件有关真实情况的人，证人出具证言具有法律上的义务要求，但调查员开展调查则是基于司法机关的委托或聘任，是因为参加诉讼才了解到案情，不符合证人的条件。

综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当然，如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中，发现未成年人尚有前科等情况，可以通过报告司法机关以法定的取证程序固定，作为证据在法庭上质证，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本身并不是证据。

五、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结果运用

（一）在审查逮捕中的运用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应当认真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时候调查报告或者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未成年人的表现等材料，全面掌握案情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作为办案的参考。然而，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进行具体说明。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提送案件社会调查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公安机关应当提供。

（二）在审查中的运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的活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有助于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附条件不。人民检察院要“注重调查，在审查阶段，要注重调查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罪前表现、悔罪态度，从而对其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并了解未成年人所处的家庭、学校及被害人方面的意见，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对涉罪未成年人作出合理的处理意见。”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附条件不决定。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办理案件期间的表现等材料应当随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86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供人民法院在法庭教育和量刑时参考。人民检察院制作社会调查报告，“要综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后态度、帮教条件等因素，考量逮捕、的必要性，依法慎重作出决定，并以此作为帮教的参考和依据。”不仅如此，王新环 、郑圣果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及其运用》一文中也指出，社会调查报告“除了作为法庭量刑参考之外，调查报告对司法机关对于涉案未成年人作出恰当处遇决定，例如检察机关对情节轻微的涉案未成年人作出不决定、提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等宽缓的量刑建议，以及采取适当的帮教矫治措施、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机制

（一）转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监督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理念应该从注重打击、惩处、追诉向注重保护、注重挽救转变，真正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强化对未成年人实行司法保护，摒弃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报应惩罚为主”的落后执法观念。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包括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少用慎用强制措施，轻用慎用刑罚制裁，适用分案、快审快结等处置原则。

（二）调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监督重心

第一，健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制度。健全未成年人案件立案监督制度。要制定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监督制度，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监督职责，对于不应当立案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以保证未成年人及时从刑事诉讼中解脱出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前介入侦查等侦查监督制度，切实防止诱供、骗供、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第二，加大对引诱未成年人犯罪、伤害未成年人权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类犯罪的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各司其职，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别是对教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行为，引诱、容留、强迫未成年人女性的行为，拐卖儿童的行为和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吸毒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监督方式

第一，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掺入人的因素。不同的人“通过书面审查、问卷调查、查问回访等方式，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社区以及家庭了解其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情况”，可能由于经验、知识、思维等等因素会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存在迥异的价值评判。人的因素导致的模糊性也是社会调查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因此，必须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调查工作实施全程法律监督；

第二，两人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必须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过程的公正性。

第三，回避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人员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当其在庭审中被申请回避时，由法院决定是否采信其社会调查报告。

第四，保密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中获取的社会调查信息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事件调查报告篇8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报告 证据属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刑法理论中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教育刑理论以及刑罚目的的再社会化理念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典型反应。大庆地区为顺应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工作的需要，自2008年起创建少年法庭，2010年开始大庆地区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归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少年法庭审理，自成立以来“共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1件，帮助、挽救失足少年242人。其中2008年5件8人，2009年4件5人，2010年54件65人，2011年138件164人。2008年以来，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数为108人，约占总人数的45”。在审理过程中，少年法庭一直重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尤其是在适用缓刑案件以及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教育挽救过程中社会调查报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上海长宁区法院、北京石景山区、云南盘龙地区等最先开展未成年人诉讼改革的试点地区相比，高新区法院在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上尚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众多基层法院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完善，对于我国少年法庭适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意义十分重大。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社会调查制度是随着犯罪原因、目的以及刑罚理念的发展而诞生和不断完善的。在新的刑法理念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刑事诉讼中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如根据美国各州法律规定，少年法院或者少年法庭除设立少年法官外，另设缓刑官员。少年法院在接到相关人员或机构提出的控告后，由缓刑官员启动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对涉案青少年的背景性材料进行调查，其社会调查制度包括庭前调查和判刑前调查。此外，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也在其相关少年法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我国1991年签署的《北京规则》16.1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做出明智的判决。可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处遇的普适性制度。

我国自签署《北京规则》以来，一直积极探索和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上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首次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意味着社会调查制度在基本法中得以确立。2012年12月陆续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也分别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方面，全国多地司法机关进行了社会调查工作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几个典型模式，如上海长宁区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上海模式；以海淀区为代表，自下而上由基层司法机关推动并联合社会专业力量进行社会调查的北京模式；合适成年人自侦查阶段介入并负责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云南盘龙模式；以及河南兰考县在少年法庭内合议庭之外设立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的兰考模式。

二、大庆地区少年法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现状

1.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高新区法院少年法庭对于社会调查工作比较重视，特别聘请了专职社会调查员一名，该调查员曾经是一名教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并与大庆市妇联、大庆市法律援助中心及被告人所在社区协调，认真开展调查工作，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深层原因。在案件比较多的情况下，会聘请兼职的社会调查员，大多为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在职教师，工作都认真负责。

2.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对象。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主要围绕未成年被告人的个人性格特点、文化程度、成长经历、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前后的具体表现和实施犯罪的原因等情况展开，调查范围主要在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派出所、居委会、生活的小区、学校、网吧等地；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父母、邻居、老师和同学等。

3.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高新区法院目前对于社会调查采取选择性适用的原则，数量大概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30%左右；调查开始的时间一般为案件移送法院经审查适宜适用社会调查报告的则通知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或者合作的专门机关进行；在庭审过程中社会调查报告不作为证据在法庭出示及质证，也不需要社会调查员出庭接受询问。但是在量刑阶段，除证据外，社会调查报告有时会成为是否对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等的参考依据，在庭审后报告也会被作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主要依据。

（二）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调查主体单一、有限，调查制度无法覆盖全部案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可以由哪些组织和个人担任，故全国各地法院在社会调查主体的选择上都不一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高新区法院的社会调查员过于单一，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做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存在一定难度，由于人员有限，兼职的社会调查员本职工作繁忙，不同程度上存在精力有限、时间不充裕的现象无法保证完成所有案件的社会调查，因此通常只能选择部分案件进行，这在实质上造成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不公平对待。

2.报告的法律性质及适用规则不明确。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争议不断。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在报告的运用上“是否需要进行质证”，“是否需要进行法庭宣读”“由谁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等问题存在争议。高新区法院同大多数地方法院一样认为报告不属于证据，因此在法庭阶段不出示也不宣读社会调查报告，但报告确实会对一些案件的量刑产生影响，这无形中剥夺了控辩双方对报告询问和质疑的权利，会导致当事方产生司法不公的印象。

3.社会调查启动时间过晚、报告内容过于简单、调查经费不足。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涵盖了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社会环境、人格特点以及犯罪前后表现等丰富的内容，需要社会调查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全面细致的工作。目前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一般都为法院受理案件后，受审理期限的限制，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天，远远不能满足社会调查的时间需要；社会调查员一般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对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深入的认识；加之社会调查的经费严重不足，法院委托社会团体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调查，一般都为无偿劳动或是仅报销必要的车旅费，调查员从事调查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这些都导致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和公式化，进而无法起到预期的效果。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丰富调查员种类、提升专业素质，实现调查工作的普遍适用

从长远来看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由专门的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是社会调查主体最佳的选择，但现阶段我国社工发展落后，因此在社会调查主体的设置上“应坚持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要注意吸收更多有益力量，建立起“多层次互补，专兼职相辅”的社会调查主体模式，即既包括实践经验丰富的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专业功底扎实的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既可以设立专职的社会调查员，也可以吸纳兼职社会调查员⑤”。基于社会调查工作的专业性，应当注重提高社会调查主体的专业素质，定期开展必要的业务培训和业绩考核工作，以更好的适应社会调查工作的专业性要求。

（二）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及适用规则

对于我国一直存在的关于社会调查报告性质的争论，2012年1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明确规定其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就刑事诉讼法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针对实践中的困惑，《解释》明确，调查报告并非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不属于证据；但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监护帮教条件，对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和准确适用刑罚，有重要参考作用。”虽然官方已明确表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但笔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这一解释与证据法基本原理相悖，并且在实践中无法通过证据及证明规则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实践中依然会延续报告在适用中的混乱现象。因此必须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并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关于社会调查报告使用的质证规则、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证明规则，惟其如此才能使司法机关高度重视调查报告的作用，并做到规范化使用，从而维护未成年被追诉人的权益。

事件调查报告篇9

关键词 社会调查报告 证据 证据能力 证据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外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现状

社会调查，也称品格调查，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一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做出的科学分析。 社会调查制度是随着刑法学说从行为主义向行为人主义转变而兴起的。行为人主义认为，行为不只是意识的客观化、现实化，而且是人格或品格的外化，即行为总是正确地反映着行为人的人格或品格，所以要将行为作为反映人格的事实来把握。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是科刑的基础。 在此理论思潮的指导下，人格因素被引入到各国的形式立法和司法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法制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调查制度已趋于完善。

在上述国家，社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内容，其普遍适用各个年龄阶段的犯罪人案件，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承担，如美国是专门的保释服务机构或监督机构承担，英国是保释情报组织承担，法国是由预审法官承担，或者由预审法官委派司法警察或有资格的人承担，德国是社会工作者承担。审判机关要求“尽可能地获得与被告人有关的生活或者性格特征材料”，以便精确地对被告人科以刑罚。监狱也根据犯罪人的社会调查状况对犯罪人实施不同的矫正或改造方法。由此可见，在国外，社会调查作为量刑、保释、分类矫正的基础，已经成为各国刑事程序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在社会调查主体方面，各国做法不一，既有预审法官、司法警察承担，也有社会专门组织、社会工作者承担。

我国明确提出社会调查的法律虽然是2010年9月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但是提出实施社会调查制度却是在1995年公安部所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并且在相关规定中都明确指出，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成长经历、心理特点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则主要有：（1）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北京市门头沟法院；（2）固定的社会团体组织（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工会、妇联等），如青岛法院、合肥法院；（3）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如河南省兰考法院。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调查制度开始较晚、适用主体狭窄（仅适用于未成年人）、调查主体不固定且缺乏专业素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社会调查证据性问题突出，亟待解决。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之争

对于2010年9月“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所涉及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只能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的一种重要参考资料”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包括三部分：⑴被告人基本情况；⑵犯罪内容；⑶提出量刑建议及其理由。……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如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看、一贯表现及犯罪情况，一经查实，可以成为法院量刑的依据，因此，属于证据。至于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部分，由于其属于调查部门对被告人量刑的意见或建议，并未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因此不属于证据”。

笔者赞同第三种学说，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前两部分应当属于证据，而社会调查报告的第三部分不应当属于证据。从语言学角度界定证据为：“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 从法律学角度界定证据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 因此，只要与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的材料均可称之为证据，该材料的真假情况、表现形式如何均不影响该材料能够成为证据。而案件的待证事实主要是指“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能够证明是否有罪， 以及相关的量刑情节事实。” 就社会调查报告来讲，其中被告人基本情况与犯罪内容中所反映的被告人的品性特征、一贯表现行为、悔罪态度、犯罪动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的社会影响等内容对于更为清楚的判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其更为准确的量刑有着重要作用，这两个部分属于证明相关量刑情节事实的证据。因此社会调查报告的前两部分内容无论是否查证属实，都属于证据，而其被查证属实之后，则成为了定案的根据。换句话说，定案的根据都是查证属实的证据，而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是定案的根据。而社会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及其理由部分，因为与待证事实无关，因此不属于证据。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能力之探

事件调查报告篇10

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