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考察报告十篇

遗迹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遗迹考察报告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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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考察报告篇3

披甲“申遗”智者首倡

雪打红墙，雕栏玉砌，文溯阁前忽如一夜春风，万千树梨花开放。斑驳的琉璃瓦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温文尔雅、学者风度的人在搓着手踱步。这正是1992年末的一个午后，刚刚就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支运亭，大脑间不断地回闪――“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灯下，查阅中国申遗资料，1982年夏天，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收到来自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信件，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能够签署公约，成为缔约国；1985年春天，侯仁之、罗哲文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

在研究和探讨中，支运亭的心灵被丰富，被引导，被点燃，也许正是因了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场景，历史的轨迹就改变了。人们说，生命是个奇迹。作为一座皇宫的掌门人，生来坚拒平庸的支运亭，他一生中对历史的不断思考正是这奇迹中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1994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在研讨清史学术文化的同时，支运亭组织与会中外学者110余人参观考察了沈阳故宫，并争取到了56名知名专家学者签名，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请将沈阳故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支运亭的思考是多元而深层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在很多人还只是“看客”的时候，他对清史剧(或说皇帝戏)热播和各地蜂起的“申遗”行动这两种文化现象，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民国时期的广东开平碉楼、云南红河州的哈尼梯田等都上了“申遗”预榜，而沈阳作为清朝先皇圣迹之所在，却有着一个傻大黑粗工业重镇的外在形象……当东方的朝阳升起，夜不能寐的支运亭推窗远眺，他手执推敲一夜而草就的“申遗”报告，一颗兴奋的心还在鼓荡着。作为中国清前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清官史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的支运亭，他决心要为一座城市带来电闪雷鸣般的文化涅磐效应。

1994年11月16日，支运亭上书给国家文物局：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世纪初叶，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肇兴之地，沈阳故宫这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座宫殿遗存博物馆之一，这里总计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庭院20余进，楼台亭阁500余间，并且庋藏着数万件珍宝文玩，文物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因此我院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报告，沈阳故宫应列人世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应受到全人类更好的保护。

在这“百年未有之变局”第一声响起之时，各方之声便一波波地刺激着支运亭的耳鼓和神经。

沈阳是现代工业城市，其文化主脉应是工业文明，城市的发展定位决不能因“申遗”而跑偏。

“申遗”是政府花大钱的事，一旦失败，谁来收回投资?这种决策无异于。

“申遗”不仅关乎文化，随之而来的是诸多硬件的改造和建设，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甚至招致骂街，当慎察民意指数。

做大旅游产业不像演义清史剧那样可以戏说，“申遗”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吗?

支运亭回答说，保护历史、传承文明，是发展地域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然，它与现代工业城市的定位和可持续发展观并不矛盾。世界文化遗产是一张“世界名片”，这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潜在价值难以估算。因此，从市长到市民都要确立经营城市的理念，况且沈阳人从来都不乏对民族先贤的尊敬，我们尤其要让百姓意识到“沈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巨大的历史荣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不仅要让外面的阳光照进来，也要把我们的光辉射出去。“申遗”的意义正在于此!

披甲上阵，游说四方的支运亭，在那些为理想实现而奔走的日子里，即使在空无一人的时候，他的心仍在呐喊，他析之于脑，感之于心，动之于口，行之于身，要把自己在沈阳故宫申遗中的满腔热情和社会良知传递给人群，使之成为群体行动!

直言击水浪起千层

当支运亭身体力行的行动逐渐演化为一种人群的行动时，回首“申遗”走过的十年路程，我们才知道，所有的元素综合作用及合力，在激荡的思维过程中显现出来，在那艰难青涩的成熟道路上，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历史细细地检点。

1992年冬，支运亭搜集各种资料，开始酝酿沈阳故宫申遗。

1994年，支运亭首倡沈阳故宫应列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在“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上，联合国内著名清史学者戴逸、王翰等56人签名。

1998年，作为沈阳市人大代表的支运亭，在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进行了调查，在走访省、市政府机关和市民中得出：1，我们应当改接待旅游为经营旅游。2，我们应该站在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待旅游。3，沈阳作为省会城市旅游资源占全国第二。

2000年2月，支运亭在辽宁省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呼吁加强我省旅游工作及文物保护工作。

2001年，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来沈参观“一宫两陵”，支运亭在陪同参观的过程中，渗透了沈阳市关于“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想法，罗哲文当即表示支持。他当时还提出，“一宫两陵”单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难度太大，建议分别以北京故宫和明清皇家陵寝项目的扩展项目申报，这一建议基本确定了“一宫两陵”“申遗”的基调。

2001年3月，“申遗”建议受到沈阳市政府的重视。“一宫两陵”“申遗”报告递交到省政府后，受到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抚顺新宾的清水陵纳入其中，和福陵、昭陵一并以“清三陵”名义申报。

2001年10月，沈阳市根据国家文物局及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的意见，第一次确立了沈阳故宫作为“明清故宫”扩展项目、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分别申报世界遗产的思路。

2001年12月20日，沈阳市政府召开关于启动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办公会议，会议确定了关于成立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及制定修缮计划、保护法规及工作方案等事项。至此，沈阳“一宫两陵”申遗日渐明朗化。

2002年初，沈阳市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辽宁省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2年2月20日，沈阳市编委批准成立了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局，负责日常工作。

2002年4月“一宫两陵”的专项保护条例开始起草，这是沈阳有关文物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2002年5月申报文本初稿完成。

2002年7月几经修改充实的申报文本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查。

2002年10月国家文物局通过了沈阳的申报文本，沈阳由此从国内100多个竞争城市中脱颖而出。

2003年1月，辽宁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召开，支运亭委员提交91258号提案，提案呼吁：申遗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但一些工作仍进展缓慢，特别是“一宫两陵”周边的违章建筑需尽快拆除，否则将影响申报工作。如果申报不成功，根据申报规则，“一宫两陵”将永不允许再行申报。

2003年3月25日，在支运亭提交提案2个月后，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闻世震在这份提案上作出重要批示：“请沈阳市政府研处。‘一宫两陵’周边环境整治已取得很大进展，还要下决心、下力量拆迁改造影响申报的建筑物。”

2003年4月“一宫两陵”的周边环境改造及内部修缮工程全面启动，尤其是影响故宫风貌的周边建筑陆续开拆。2003年8月10日“一宫两陵”周边环境改造及内部修缮工程完成。

自2003年4月起，沈阳市对“一宫两陵”尤其是对故宫周边环境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工作。一是投入3145万元，对“一宫两陵”内部进行修缮；二是投入1．8亿元，对影响故宫全貌的9处建筑进行了拆迁改造；三是投入2．5亿元，对“一宫两陵”周边道路、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

自2002年7月“一宫三陵”的申报文本正式交给国家文物局审查起，辽宁的“一宫三陵”申遗工作迈了六大步：第一，“地方”的变成了“国家”的。申报文本在2002年10月获得国家文物局通过，也就是说，国家同意将“一宫三陵”推荐到国际上去。第二，“国家”的变成了“国际”的。2003年1月31日，农历大年三十，联合国向我国政府发函说，文本被正式接受。这意味着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认可了透过文本所反映的文物价值，申遗开始从国内程序走向国际程序。第三，“申遗”经受住了国际专家的“检阅”。“一宫三陵”经过了为期5个月的全面维修和周边环境治理，2003年9月11日迎来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坟家稻叶信子，经过两天的细致周密考察后，她对结果非常满意。第四，考察报告获得通过。2004年1月21日，也是农历大年三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组委会全体通过了考察报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组织认定了“一宫三陵”的价值。第五，评估报告通过遗产委员会主席团审查，适时交世界遗产大会表决。第六，世界遗产大会于2004年7月1日，批准中国的申请。

2004年7月1日这一天，对于十年偿一愿的支运亭来说，是一个令他激动且终身难忘的日子，他的一种相思最终化人了“申遗乃政府行为”之轨。

龙兴宝地史家风骨

十年前，支运亭提出沈阳故宫“申遗”之时，呼应者甚少，也很少有人知道

“申遗”为何物，尽管如此支运亭在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之时，还是乐此不疲。他坚信，在这个苍茫世界的匆忙与零乱中，会有许多火热的心直面大地，自己的行动最终会召唤那些心有灵犀者加入到“申遗”的队伍中来。即使是自己的行动犹如夜间的萤火，只能给空漠的世间带来一点光亮，但正因了这样的光亮，才觉出了生的意味，在奋斗中才可获得无数可依偎的灵魂。不要以为那些没有荣誉桂冠的照耀，做一个默默的倡导者、前行者是没有色彩的，人世间迷人的图景有时正是在那样的情景里萌动和生长。支运亭的“申遗”相思，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沈阳故宫情结”的体现。支运亭守护在世界文化遗产的龙兴宝地，作为一个史学家来说，他行动中更多体现的是肩上的责任，史家的风骨。

当我们回望沈阳故宫大规模修缮历史的时候，21世纪的第一个阳气充盈的日子便会闪现在脑海里。那是一个春光汩汩流泻在金碧辉煌的沈阳故宫的时候，支运亭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一拨拨的客人叩门来访，他们带来了同一个好消息。“一宫两陵”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可能获准，政府拟立项拨专款投入，相关整改修缮计划已悄然启动。

这天晚上，从来在家不沾酒的支运亭，意外地让爱人陪他喝两盅。灯光映酒光，照亮了他的眸子。

黎明，正诞生着冉冉的开始。他那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儿终让他像一支铮铮作响的蓝翎箭弹射出去。

响鼓尚须重锤敲。支运亭自己开列了一个“申遗”时间表，自称“小人物”要请“尚方宝剑”。陈表蓝图中设计了政府工作报告、媒体传播、财政拨款、向世行申贷、宫阙内部维修、周边环境拆迁改造、文本制作、联合国实地考察等一系列大项目及细节规划。

支运亭端着这盘棋上下奔走，敦请高明的棋手出山。他说：“我充其量只能算是这盘棋中的一个棋子。”

省长、陈政高市长等地方长官和各界代表、委员们齐齐地举起了手，省委书记闻世震又做重要批示。重新梳妆龙兴之地的壮举就此在沈水之阳拉开大幕。使故宫重新恢复当年“皇宫”的风采，内部维修任务十分艰巨。支运亭提出了维修中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意思是说从建筑材料到建筑工艺见不到任何一点儿现代痕迹。

修缮的重点凤凰楼，是当年清太宗皇太极开宴会或举行盛大仪式的重要场所，是沈阳故宫中最高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沧桑凤凰楼当时有“盛京八景”之首一说，可如今它已“谢客”十多年。支运亭每每踏上楼板听到咔咔作响之声，就油然而生一种酸楚之感。凤凰楼的楼体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损铆”，就是梁与梁之间连接处的铁铆由于长年的损耗，产生松动。支运亭报呈国家文物局获准，亲自指挥对凤凰楼进行彻底加固维修。对于不能使用的铁铆一律撤除、更换，能继续使用的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局部更换琉璃瓦。

一排排脚手架上，升腾起迟来的响声和积蓄许久的繁忙。6个月后，凤凰楼的美丽在白鸽的簇拥下与阔别十余载的游客们相会。

似火骄阳用它燥热的舌头努力舔动着7万平方米的偌大宫苑。在故宫东西南北中的各个角落忙碌的工匠师傅们，常常感到支院长会悄然出现在他们身旁，一样的挎肩背心，一样的汗津津，甚至听得见脚在汗渍的鞋里“呱唧唧”地打滑。这边要剔除、修补、镶嵌墙面，那边要重新绘制油饰、彩绘剥蚀部分；西南角轿马场的低矮建筑要拆除、大清门、崇政殿等12处殿宇局部的琉璃瓦要更换。支运亭反复强调：“精雕细琢，追求完美。”而他对“完美”的解释是“还原”。比如采用传统工艺制成的砖瓦镶嵌墙面，取代水泥抹墙的修补方式。

这里看不到现代机械作业的轰隆隆场面，听到的只是锤子、斧头的“丁丁当当”。沈阳故宫古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和员工对支院长“修旧如旧”的口头禅耳熟能详。他们开拔到昭陵(皇太极陵寝)的一支队伍，除清了风水墙、宝顶的全部水泥覆盖和所有古建筑的水泥勾缝，采用糯米粥和白灰、黄土拌制出来的“糯米灰”进行勾缝、灌注。施工现场可见支起来的三口大锅昼夜不停地熬煮糯米粥，3个月用去10吨糯米。

在那些日子里，支运亭的家人在叹息声中每天掌灯到很晚，他们在等待疲惫不堪的夜归人。

“还原历史”岂非易事，为此，史学家司马迁确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座右铭。而今天的史学家支运亭却是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走出一个“能追无尽景，始是不凡人”的人生。

家乡安徽省怀远县的那个古镇是支运亭永远甜在心头的回忆，在这三河相汇的水泽之乡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先祖支盾官及晋朝宰相，香火绵延，桑梓留魂。淮河在这儿抹个弯走了，抬眼可见涂山石榴花盛开，俯身可掬白乳泉。那时，出身儒商之家取乳名书亭的他笔下诗文的山水不完全是自然的，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家谱中发现“广盛运立宏”的“运”字，他感到先祖“诗书传家”寄予的厚望。博览古文化的大书加重了他人生的负载，历史的气压罩着他发愤苦读。然而，高中毕业那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打响了，处于异常困境的国家居然还松开勒紧的钱袋要“选飞”。

此时是1961年，被“匹夫之责”烧得热血沸腾的支运亭拔出了迈进大学校门的一条腿，毅然奔赴长春航空预科学校。

塞外异常寒冷的气候使支运亭患了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他的飞行之梦被北国的飞雪卷走了。此后便是25年的军旅生涯。站在努尔哈赤或皇太极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有变化的景观，静听着与300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他知道，一个有悟性的文人往此一站立，那封存久远的满清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不少史学家和文物研究学者对支运亭赞叹不已，因为他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困惑或问题。从正确排列沈阳故宫八旗序列和方位，到恢复皇太极后宫四妃寝宫的原状陈列；从纠正大政殿屋脊跑兽形状，到发现衍庆宫、永福宫门额错挂的问题，每一次发现都是一个故事。

支运亭在研究清前史时发现，很多学者把努尔哈赤突然决定放弃新城而迁都沈阳老城的时间(1625年)，定为盛京皇宫的始建年代。他为此提出质疑并查阅了大量明史和朝鲜李朝实录，获得了370多年前负责建造这座皇宫的千总之职，即从山西来的侯振举的资料。他辗转寻到侯氏家族的后人，多次造访动以诚心，终使侯振举的后人拿出了《侯氏宗谱》。为此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被确认为天命九年（1624）。

支运亭带领院内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古建彩画面滚清污除不寺技术”获得不少殊荣――辽宁省科学进步一等然和国家科技发明进步奖。据说此技术是民间艺人所创，失传已久。大家只知道这种技术就是把面团裹在手心里，在需清理的地方来回滚动即可，但是没有人尝试过。支运亭说：“可别小看这么个面团，我们在配置上花了大量的时间，配什么添加剂，比例是多少，我们实验了100多次。”大政殿内所有的彩画都是用面团滚过的，各种彩画重现了当年的鲜艳和光洁。

支运亭在日本考察期间，从一批照片中发现大政殿和十王亭前的地面比原始状况高，足见殿前丹陛及踏跺已全部被埋人地下。他经过反复考古勘察和史料分析论证，制订了还原方案。投资240万元撤去半米多厚的土层，找到原始文化层，重新铺砌了地面砖石，使掩埋了近百年的1．4万平方米的原始地面重见天日，显出了当年的宏大气势。

遗迹考察报告篇4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遗迹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旅游；成片区；建设；建议

“十二五”期间，恩施州委州政府把打造旅游大州作为恩施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一段时期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恩施州的旅游业现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并且对区域经济的建设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2015年4月至8月，我们组成“恩施旅游成片区”调研课题组，对恩施周边旅游景点（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研。通过本次考察调研活动后认为：恩施旅游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得到了快速提升，而且旅游景点的建设、开发已经基本具备旅游大州建设要求。

这一系列旅游景点，经过不断的打造，例如咸丰“唐崖土司城”申遗成功；“女儿会”的举办；“女儿城”建设……更加助推了恩施旅游经济的发展。

然而，本课题组在对上述调研和考察结果进行分析后也同时看到：恩施州旅游景点（区）的建设和国内外旅游景点（区）建设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还有着许多可以将景点（区）功能更加完善、提升的地方。

一、现阶段各旅游景点的突出问题

（一）恩施州境内旅游景点的整合：恩施旅游景点丰富但分布太过分散。

恩施的旅游资源不仅丰富，而且还有众多“红色旅游”景点可供开发利用。恩施曾是“湘鄂西”、“湘鄂川黔”两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鹤峰五里坪苏维埃旧址”；有“咸丰忠堡大捷纪念地”等。根据2010年我州革命遗址普查统计结果，全州共有这种重要机构和旧址667处。还有不少部级、省、州、县级保护文物。这是很好的“党史活教材”；同时，抗战时期，恩施还是湖北省战时临时政府所在地，留下了丰富的抗战文化遗迹。例如：中共施南特别支部、中共恩施工委……也还有众多的战时湖北省军政机关、文化单位、陈诚会馆等遗迹。

现阶段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自然景观旅游、红色旅游、战时文化遗迹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发、利用，是建设恩施“旅游大州”必须关注的着眼点。

（二）旅游线路设计与周边联动问题：恩施境内的旅游资源，因为地缘关系，各景点互不相连，或相隔较远致使游客除了一对一游玩外，要进行相互关联性游玩就存在很大的困难。现阶段，来恩施的游客游玩的出行路线一般是“土司城”――“腾龙洞”一线，或是进入“神龙溪”一游，或是“黄鹤桥”――“石门河”一游。

这种旅游线路安排，游客一般需要花费近一周的时间出行。但是若游客还有较为充裕的出行时间，就会苦于驻地附近缺乏相应的游玩景点而使出行受限。这就给游客留下很多心理缺憾。

上述旅游线路设计还不包括“红色旅游”线路。而且，现行出行线路设计，对大多数革命遗址（包括战时文化遗迹）还无法进行联系贯通，这使外地游客来恩施后，口袋里虽然揣着多多的钞票却无法欣赏更多的美景。

如此丰富的“红色旅游”景点“被闲置”，是恩施境内旅游资源的巨大浪费。

课题组对恩施州旅游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后，我们认为还有需要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地方：对帮助恩施州旅游业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推介宣传工作相对于自然旅游景点的推介宣传工作，其力度也显得大打折扣。比如位于鹤峰走马刚家湾村的“鼓锣山三十二烈士殉难处”直到现今还养在深闺人未识，更无法起到教育人民大众的作用。

二、措施及建议

（一）打造“旅游成片区”。就是将相距不太远，相互关联的自然旅游景点、“红色旅游”景点连片开发。以宣恩板栗园大捷遗址为例，因为这里离来凤较近，这个红色革命遗迹景点就可以和来凤仙佛寺、土家族聚集地百福司镇舍米湖村、杨梅古镇作为一个旅游成片区来建设；咸丰忠堡大捷纪念碑和利川相隔较近，则可以将忠堡大捷战场纪念碑革命遗迹、坪坝营景区、利川汪营大捷纪念碑作为旅游成片区建设、巴东神龙溪景区就可以和清太坪红三军革命遗址作为连片开发区建设等。

（二）在大力推进恩施自然景观旅游景点建设的同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对现存革命遗址抓紧进行保护性调研开发？如果将“红色旅游”景点、战时文化遗迹同时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并举，这无疑会大大推动恩施旅游业的发展。这项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就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大工作力度，或州政府和各县、市政府直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当然，为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还可以从旅游收入中采取提成的方式来解决景点建设所需的资金问题。或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进入恩施旅游业的建设领域。国务院于今年五月下发了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意见（即ppp），这种利用社会资本参与恩施旅游设施建设模式，一定会为恩施旅游大州建设做出足够规模的文章。

（三）改善交通设施建设。如果把恩施旅游发展和建设纳入“六城同创”范畴。即把“六城同创”工作的推动不仅仅局限于城区出行的便利和狭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把大旅游观念也纳入“六城同创”工作，从改善本地区旅游交通条件入手，就会直接推动旅游业收入的大幅上升。比如修建地方铁路。更何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私家车保有量逐步增加，这对推动恩施州旅游发展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四）施属亚热带地区，这里气候湿润温和，在人居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对于恩施打造旅游大州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政府引领，加大旅游景点（区）周边“农家乐”、“生态旅游”建设力度，甚至是加大政府在旅游景点（区）周围“农家乐”、“生态旅游”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打造“生态旅游”，“养殖旅游”工程，逐步将恩施建设成“功能现代、整旧如旧、绿色宜居”幸福村。还可以借鉴四川地区为推动乐山大佛景区整合的经验，通过人工方式建造人工景区“天工开物”的措施，在恩施现有旅游景点周边建设人工景区，以满足游客需要。

（五）加大导游培训工作力度。比较旅游大省四川的各个旅游景区，几乎每一个导游都可以将当地各景区特色、内涵、人文、宗教等众多内容融合到导游词里，这无形使得游客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但恩施地区的旅游导游工作，在这方面的工作却相差甚远，甚至无可比拟。这对于吸引游客，满足游客心理需求是一种严重制约。这会直接影响游客的出行心理。

（六）加大旅游景区文化产品建设力度。恩施地方政府要采取强有力措施，邀请高层级人才专门对恩施旅游文化产品进行设计、打造，加大旅游附加产品研发力度。这个工作会对恩施旅游业发展，推动恩施产业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比如将鹤峰丰富的白鹤玉资源打造成旅游产品，其附加值必将会大幅提高。

（七）降低旅游景点（区）门票价格。恩施旅游景点门票定价一直以来都居于高位，这会对游客造成严重心理负担，干扰游客消费心理。合理的门票价格，就会有更多的游客愿意进入本地区旅游。实际上，门票价格降低，会促使游客的大量涌入，这对于增加地区就业，促进地区税收，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都十分巨大的。而对于“红色旅游”景点（区），则可以不收门票，纯粹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建设，游客的吃、住、娱所带动的地方经济发展足可以补偿其门票收入。

参考文献：

[1]恩施州2013年统计年鉴

[2]恩施州2014年统计年鉴

遗迹考察报告篇6

【关键词】典型报道 贴近性 感染力

2010年7月29日晚10点多钟，芜湖市繁昌县公安局横山派出所民警张磊在抓捕杀人犯罪嫌疑人时，被疑犯用尖刀刺中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3周岁的“80后”，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正气之歌。作为当地的主流媒体，《芜湖日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跟踪报道，《大江晚报》、芜湖新闻网、《芜湖日报 繁昌周刊》也对英雄的事迹、群众追忆活动等在全社会引起的强烈反响作了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报道。一时间，张磊的事迹成了江城人民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纵观这一突发性事件中先进典型的报道过程，弘扬主旋律成为媒体联动运作效应的成功实践。

把握导向，弘扬正气，展现人民公安的崇高精神

《芜湖日报》作为事发地的地方党报，充分发挥其权威性和导向性的作用，对这一突发性事件进行了及时、全面、真实、准确的报道，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张磊英勇牺牲后，7月31日，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并转达诚挚慰问，公安部发来唁电表示沉痛悼念。8月3日，《芜湖日报》头版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刊发消息《英雄张磊遗体告别仪式昨举行》、《公安部发来唁电表示沉痛悼念 有关方面正在为张磊申报革命烈士》，通讯《他是人们心中最可爱的警察》和侧记《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弘扬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主旋律，展现了新时期人民警察勇当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崇高形象。

随后，采用渐进式跟踪报道方式，先后刊发了《张磊被追授“安徽青年五四奖章”》、《英雄民警张磊候选9月中国好人榜》、《市委追授张磊“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磊生前工作所在地――繁昌县举行的革命烈士追认仪式暨英雄事迹报告会等活动，《芜湖日报 繁昌周刊》也进行了及时报道。同时，在要闻版还转载了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他让我们看到80后青年一代的希望》，推出了本报记者采写的《他是人们心中最可爱的警察》、《殷殷热血铸警魂》、《80后英雄民警让人们读懂什么是崇高》、《学习身边英雄 建设和谐芜湖――江城各界纷纷表示以张磊为楷模，更加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生命践行誓言 青春闪光基层――团市委、市青联号召全市青年向张磊同志学习》等消息、通讯和图片30余篇（幅），拉近了我们这位身边的英雄与广大读者的距离，在全社会营造了学英雄、争先进的浓厚氛围，树立起新时期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

贴近生活，挖掘细节，彰显典型报道的社会意义

8月2日下午，一封特快专递送达大江晚报一位记者的手中。原来这是繁昌县一位王姓老党员寄来的一首诗――《英名长存》，诗中这样写道：“英雄，你是80后，事迹在祖国长城中记载，在长江、黄河边传颂；英雄，你在天堂之上，再看看祖国的和谐与富强，安息吧......”记者把这一细节融入对英雄追忆的报道里，真切自然。

张磊的壮举感动和激励着家乡的群众，更感动着他生前的同学、同事和亲友。在英雄的家乡，张磊母亲在报告会上的真情讲述，曾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个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表达出社会各界对英雄的崇高敬意。出生于三代公安之家的张磊，爷爷、外公、父亲都曾从事过公安工作。就像他的父亲所说，“他从小在公安大院里长大，由于耳濡目染，立志要当警察；考大学填报志愿，所有的志愿都是警校，非警校不上”。他的外公说：“我的外孙是我从小带大的，我虽然失去了最可爱的孙子，可我得到的是最勇敢、最光荣的孙子，因为他除去了恶魔，干警察就是要有牺牲精神，我们全家都为他骄傲。”张磊的未婚妻表示将接过张磊的接力棒，报名参加招警考试，并说：“他生前不是说他不能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吗？我会帮他完成的！”

正是一批一线采访的记者深入张磊生前工作岗位，走访当地群众，了解英雄先进事迹，并通过这些真实生动的细节描述，让读者感同身受，使得先进典型的报道更具有感染力、穿透力。

媒介融合，映衬补充，形成丰富精密的报道整体

在媒介融合时代，发挥媒体间的联动效应，集聚规模优势，可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放大先进典型的宣传效果。

2010年7月29日下午，繁昌县广电台记者跟随公安干警追踪报道对犯罪嫌疑人的围捕过程。张磊遇刺受重伤后，记者又随民警赶到县医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视频资料。当晚，《繁昌周刊》记者连夜赶到县公安局了解事发经过，次日2：05在繁昌新闻网发出《繁昌县公安局成功抓获“7.18”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 公安民警张磊在抓获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英勇牺牲》一稿。8月1日起，繁昌县广播电台增播“繁昌新闻”、“社会传真”栏目，报道社会各界参加悼念活动和遗体告别仪式场面，“视点”栏目赶制播出《青山埋忠骨 浩气永留存》专题片。8月6日，张磊生前母校网站一则消息，文中摘录了当年他通过警察招录考试后在qq日志中写的一段话，“谢谢老天给我的这次机会，让我实现了自己的警察梦想，我将会为这个职业献出我的青春，用生命去帮助更多的人。”一位细心的记者巧妙地将此写进了《芜湖还有更多张磊式警察》一稿，表达出张磊用自己的宝贵青春诠释着时代青年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

张磊抓捕犯罪嫌疑人英勇牺牲后，芜湖新闻网不仅在第一时间刊发了不少原创新闻稿件，同时整理上传了大量《芜湖日报》刊登的消息、通讯等报道以及微博、论坛等网民互动讨论的相关信息。繁昌新闻网推出“沉痛悼念英勇牺牲的张磊同志”纪念专题。

在张磊骨灰送往神山烈士陵园的当天，芜湖新闻网进行了网络同步报道。8月2日中午1时15分，送殡车队缓缓开离了临江桥，送别的队伍挤满了临江桥路口。从上午10时许，就开始有市民在路口等待送殡车队的到来。他们中有派出所民警，有交警，有市容执法人员……育红小学的大门上也拉起了横幅――“烈士张磊永垂不朽”，学校还特地组织教师来集体送别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镜湖区医院的医生们自发赶来，统一身着白大褂，默默为英雄送上最后一程。

此外，以张磊为原型的电影《无悔人生》在繁昌县正式开拍的消息，也是通过芜湖新闻网在第一时间向公众的。

媒体联动，形成规模优势。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公安报、安徽日报以及网易、新浪、法制网、新民网、人民网等媒体也先后报道了张磊的英勇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人们深深为之感动。如今，打开“百度”搜索引擎，输入“芜湖民警 张磊”字样，可找到相关结果数以万计，影响面之广可见一斑。

遗迹考察报告篇7

*年联合国科教委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研究”项目。*年正式提名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年，中国积极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中心接触，正式表明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立场。

*年8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吐鲁番召开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意大利等中亚五国的专家学者共50多人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丝绸之路的源头定位为洛阳，国内涉及*、*共六个省（自治区）。*秦函谷关被列入丝绸之路相关遗产点。*市随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年8月，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对丝绸之路国内各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专家组由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安家瑶女士带队，深入秦函谷关及函关古道进行调研。10月份，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抓紧做好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函》，初步确定了国内48处遗产点名单。*包括郑州的巩义石窟、洛阳的白马寺、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新安县汉函谷关与陕县的崤函古道等6个文化遗产点。文件明确指出：*函谷关暂不列入申遗名单。据专家们讲：主要是缺乏完整性和真实性，史料记载较多，文物遗迹较少。文件建议“应继续努力，争取列入下一批申遗名单”。

之后，*省和三门峡市文物局多次要求我市采取补救措施。为此，我们于*年9月，安排省市文物研究专家学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秦函谷关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文物调查。经过钻探和发掘，发现了汉代古道路基，确认了函谷关战国城池的走向、范围及面积。并在鸡鸣台、瞻紫台及东西两个瞭望台下发现了大量夯土层。

*年2月，*省和三门峡市文物局邀请国内有关文物机构专家学者，在紫金宫召开了秦函谷关考古调查汇报会。会上，大家一致呼吁要努力做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希望能搭上首班车。会后，我市文化文物部门及函谷关管理处负责人赴郑向*省文物主管部门汇报了*的想法和国内专家的意见。但终因时间、技术等各种原因被搁置。

*年5月14日，国际古迹理事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郭旃等专家在洛阳召开的评议会上，认为*秦函谷关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关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应列入推荐名单。省、市文物局立即通知*抓紧赶报申遗材料，重新启动申遗工作。

*年5月16日，三门峡市副市长赵艳代表市政府召开会议，我市文化局和函谷关管理处负责人参加。会上，赵艳市长要求*抓住机遇，抓紧落实申遗工作。并对*应提交的各种申报资料做了时间上的安排。

*年6月24日，三门峡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树平主持召开三门峡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会议，*市市委副书记、市长乔长青和陕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牛兰英分别汇报了*、陕县的申遗工作。杨树平市长强调：“申遗工作意义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了是功臣，失败了，我们就是三门峡市人民的罪人”。并督促*市要提高认识，加大工作力度，抢抓机遇，务求成功。

二、我市申遗工作开展情况

*年以来，在*省和三门峡市文物部门的关心支持和督促下，我市高度重视秦函谷关的申遗工作，将其作为丰富*文化底蕴，提高*知名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一）加强了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的沟通。为做好秦函谷关的申遗工作，我市文化文物部门和函谷关旅游区管理处多次进京赴郑汇报工作、提交资料，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二）颁布了保护法规。为了更好地保护秦函谷关的历史原貌，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结合当地实际现状，我们以*市人民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为今后秦函谷关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递交了申遗文本。我们组织文化文物专业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查阅史料、座谈论证，编制了数万字的《秦函谷关》的申报文本及补充资料，及时上报*省文物局。并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关于积极争取丝绸之路（*函谷关段）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函》。

（四）组织了考古调查。我们重点组织了两次考古调查。一是*年8月，组织我市文物专业人员沿着*境内的丝绸之路展开调查，历时15天，拍摄制作了申遗电视专题片《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函谷关》。二是邀请省市文物专家学者对函谷关及函关古道进行拉网式调查，并通过钻探发掘，发现了大量历史遗迹遗物，撰写了《函谷关古文化旅游区文物钻探调查报告》。

（五）开始了规划编制。按照申遗要求，申遗单位要上报两个规划和一个方案，即《申遗规划》、《遗产保护规划》和《文物本体修复方案》，并要求必须由国内资质单位编制。*年7月8日，我市市长乔长青亲自率领文化局局长张建华、函谷关管理处主任杭建民赴北京落实规划和方案的编制工作，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初步达成了编制协议。

（六）保护了生态环境。为了有效地保护秦函谷关的生态环境，确保在开发利用中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我们重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原制定的《函谷关遗址保护规划方案》和《函谷关风景区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邀请清华大学旅游规划设计院于*年重新编制《函谷关景区保护开发总体规划》。*年，又委托*省古建研究所编制了《函谷关古文化旅游区文物保护规划》，目前规划文本已经做出。二是组织实施了函谷关周边大环境绿化工作。累计筹措资金3200万元，栽植侧柏、刺槐等多种苗木4万余亩900余万株，绿化了函谷关周边环境，基本再现了函谷关深险如函、浓荫蔽日的景观。

三、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虽然我市秦函谷关的申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问题和困难与优势并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划还没有完成。按照申遗工作的有关要求，必须有申遗规划、遗产保护规划和文物修复方案，而后，依照这两个规划和一个方案，对遗产点划定一定的保护范围和环境景观缓冲地带，进行环境整治、绿化、整修道路，修建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必备建筑，对文物本体进行修复、加固和保护，建造符合规划并有利于对外展示的设施等。

（二）缺少有一定规格的申遗专门工作机构和申遗成功后的管理机构。

（三）缺少经验。从全国来看，一条线路跨国、跨地区联合申遗，都是第一次，不仅缺少经验，还缺少专业人才，我市更是如此。

（四）立法不全。按照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相关要求，一个遗产点申报世界遗产从申报到管理，除按照有关国际标准和程序进行工作外，所在地政府必须要公布权威性的法律法规，用以对遗产保护的强制性法规管理，还要制定遗产所在地的村规民约。

（五）基础性研究工作不深不细。在前一阶段开展的工作中，我们虽然对秦函谷关和函关古道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但是资料还是太少，不够深入细致，文本内容不够丰富。这些将直接影响对申遗价值的定性和评估。

（六）经费投入不够。按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惯例，申遗的主体是遗产所在地政府，当地政府应将申遗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七）时间短。到2009年5—6月国内专家将对相关遗产点进行考察验收，我们的有效工作时间已不足一年。由于我市秦函谷关被正式列入推荐名单时间较晚，所以，任务更重，时间更为紧迫。

四、对我市下一步申遗工作的建议

目前，与国内丝绸之路其他遗产点相比，我市秦函谷关的申遗工作已经相对滞后。时间紧、任务重、要求标准高、工作内容具体，专业性强，因此，我市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全力以赴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成立领导小组。为切实做好秦函谷关申遗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按照申遗工作要求，我们建议成立以市委副书记、市长乔长青为组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根友、市政府副市长冯俊珍为副组长，文化、公安、财政、发改委、建设、土地等14个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秦函谷关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部署申遗工作，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具体任务。

（二）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要将秦函谷关申遗工作列入政府工作日程，作为全市一件大事来抓。申遗工作领导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与有关单位签订责任目标，落实目标任务，排出时间表，定时间，定任务，定人员，定经费，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划拨专项经费。市政府应划拨专项经费，用于申

遗工作。并抽调业务骨干，充实申遗机构，做到有专门班子，有专人办公，有办公经费。组织申遗业务人员赴外地学习考察，利用成功经验以提高办事效率。并要科学管理申遗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影像资料等，购置相应设施，明确专人负责。

（四）编制规划方案。要确定专人，进京跟踪督促编制单位，按时提供各种资料，确保两个规划和一个方案按时完成，按时递交。

（五）组织考古调查。要邀请国内知名文物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继续地对秦函谷关进行考古调查。特别是对函关古道的路线、函谷关古城布局、年代及军事设施与古城的关系等，继续进行考古调查，全面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增加函谷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申遗工作提供更多的文物依据。另外，对考古调查的成果，应利用沙盘、图片、影像等各种方式，及时予以展示，以增加秦函谷关的文化底蕴。

遗迹考察报告篇8

一、文物工作“五纳入”情况

1、二00XX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将文物保护维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县政府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了地方财政预算。出资二十万元对善因寺、碧霞宫、清真北寺部分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维修。出资10万元编制完成了诺尔清代古建筑群的维修方案。

3、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年终考核范围。

4、建立了文物古迹周边建设用地严格审批制度。

二、业务工作

1、认真落实责任制、XX县文物安全保护工作。按照自治区、盟关于文物安全的通知要求，我局认真组织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消防应急预案，充实保卫队伍，落实各项责任制度和资金投入，与各股室签订了文物安全保护责任状，明确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目标。

2、牵头完成了多伦诺尔镇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工作，XX县历史博物馆建设的前期调研、准备工作。

3、全面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XX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制定了《XX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和各阶段普查计划。举办了为期20天的普查队员培训班。阶段性文物普查实地勘察进展顺利，调查文物31处，按照要求对已调查的文物古迹做了进一步整理归档，并及时上报了相关信息。

4、编制完成了清代诺尔古建筑群维修方案，正在着手编制多伦诺尔清代古建筑群保护规划。积极争取地方资金，对善因寺鼓楼、清真北寺和碧霞宫部分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维修。

5、组织开展了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工作。向国家文物局以两厅文件形式上报了文物征集、大遗址保护、防雷防火、文物古迹维修等立项报告。完成了汇宗寺主大殿遗址清理勘测申报工作。

6、加强了文物行政执法力度。截止目前，馆藏文物无安全事故发生，野外文物安全形势平稳。坚持开展文物保护、行政执法工作联合检查，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XX县消防大队、XX县XX县古建筑安全消防隐患做了逐一排查，对文物古迹周边存在隐患的单位和个人下发了整改通知书，XX县政府。

7、认真开展了文物保护宣传活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我局以“文化遗产日”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宣传周”为契机，组织开展了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推进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文物法规宣传活动。

三、党建工作

1、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拓宽文化遗产保护视野。

按照每周学习日的时间安排，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党章》和《文物法》等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使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深刻认识到，保护是前提，利用是过程，管理是手段，目的是把中华文明世代传承下去。拓宽了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的新视野。

2、加强机关制度建设。

建立和完善了局机关的学习制度、请销假制度、安全保卫零报告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各股室的工作职责。

3、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年初与党员签订了党员目标管理责任状，明确每位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坚持党支部每周一次的学习制度。发展一名入党积极份子，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献爱心。

遗迹考察报告篇9

摘 要：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进行的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存在一些误读。本文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方的申报材料与ICOMOS的评估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造成误读的几个根本原因。并提出，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应考虑到文化差异对申报工作的影响，尽量从“他者”角度来认识自身的文化特征，把申报材料的编撰置于国际文化背景下，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实现跨文化认同，促使更多的遗产申报成功。

关键词：ICOMOS；跨文化；误读；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乐黛云，200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进行的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联合国专家对申报国遗产的一些误读，其中对文化遗产的误读更加常见，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误读尤为突出。这种误读，使得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产生认识偏差和不足，从而使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被低估，申报成功机率降低。为此，笔者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评估材料为范本，从跨文化角度对这种误读进行分析，提出产生误读的四大原因，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此类问题的深思。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估与申报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确认的具有非同寻常的普泛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以及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4类。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能否列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遴选标准。根据2005年2月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的第77节规定，凡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须至少符合下列1项标准(见表1)，并同时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

每年一度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审批，主要是由ICOMOS根据各国递交的申报文本和ICOMOS专家的实际考察，出具评估报告(Advisory Body Evaluation)，由世界遗产委员会最后审批确定。报告一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申报国陈述(Justification by the State Party)，第二部分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价(Evaluation by ICOMOS)，其中有品质(Qualities)、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e)、ICOMOS对未来行动的建议(ICOMO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简要描述(Brief Description)、建议(Recommendations)等。ICOMOS专家对我国历年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看法在这些评估报告中得以集中体现，同时他们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误读也在此反映出来，本文对这些误读进行的跨文化解析就是建立在分析这些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的。

二、误读产生的原因

1. 东西方审美观的差异

西方人崇尚人工美、形式美，强调整齐、对称、均衡，推崇圆和正方形等构图形式，注重个性与秩序，试图用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模式来确定艺术美的标准与尺度，这种美学思想长时期左右着西方的建筑、雕刻、舞蹈和戏剧等艺术。中国人崇尚自然美、情趣美，注重意境、神韵的营造，“不求形似求生韵”(徐渭语)，追求以形写神，追求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的艺术效果。东西方审美观的差异使得西方人很难理解、认同、欣赏中国的许多文化遗产，由此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产生一些误读。

ICOMOS专家对199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的误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评估报告中，ICOMOS对苏州园林的总体评述如下：

苏州古典园林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和营构建筑，创造出容天纳地的山水写意园。苏州园林依据老子和庄子的玄奥理论，模仿自然景色布局，以满足中国人理智与情感上的需求。园林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创造出迷宫般复杂的布局和一连串的视觉刺激。

这种描述反映的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人眼里的苏州园林，只看到苏州园林的形式美(labyrinthine layouts)，看到园林“悦目”(visual surprises)的一面。而苏州园林所隐含的“意境”――即一切要素洒脱自如，既不追求对称，也没有任何规矩可寻，相反却山水环抱，曲折婉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相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真正意境，ICOMOS的评价中却只字未提，即看不到其“赏心”的一面。这种误读就是由于东西方审美观的差异造成的。

2. 东西方言语表达方式的差异

汉语语言由于受到中国人直觉、模糊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表达方式上具有流散、疏放、重意合不重形合的特点。这种言语表达方式的特点使得中方世界遗产的申报材料里充斥了不求精确、模糊华丽的词藻，而非具体、精确、有特征的描述。频繁使用“大概、差不多”等模糊概念的字眼，随意使用“天下第一”、“无以伦比”等夸张的言语，大量使用形容词和各种修辞手法，极力渲染。但是，华丽的文风和词藻由于体现不出地方特色，所以对于偏好逻辑性、精确性思维的西方读者，这样的申报材料令他们觉得“过于浮夸、空洞无物”，显得罗嗦、累赘，“美”不忍睹。1996年申报的丽江古城中方的申报材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申报材料是这样描述丽江的：

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集中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风情，体现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建筑，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及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内容等，使其有别于中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建设祟自然，求实效，尚率直，善兼容的可贵特质更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它的存在为人类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一种空洞无物、模糊不清、茫然不知所云的陈述，难怪ICOMOS专家在未来行动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中这样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上古城的众多数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建议中国方面提供一份中国历史名城的比较分析，简要地说明预备清单上的那些古城被选上的原因以及提议将其申报为世界遗产所依据的标准。

3. 中国深层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

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看，文化的结构有3个层次：表层文化、中介文化和深层文化。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属于表层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属于中介文化，而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观、道德伦理、等属于深层文化。这3个层次的文化中，表层文化最易把握，一般误读的情况比较少，中介文化次之，而深层文化是最难把握的，出现误读的时候比较多。中国文化，由于本身更注重深层文化的发展，加之5000年的积累与沉淀，尤其精深、博大。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深层文化复杂载体的中国文化遗产，自然也难以解读。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都感到难以把握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对ICOMOS专家来说更是勉为其难，所以，ICOMOS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误读就不足为怪了。

ICOMOS专家对我国1997年申报的平遥古城不能准确解读也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ICOMOS对平遥古城的总体描述是：

平遥古城建于14世纪，是保存完好的中国汉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它的城市结构展示了汉帝国五个多世纪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的演化过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与银行业有关的雄伟建筑，与这些建筑相关联的是平遥是19、20世纪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

ICOMOS专家看出了平遥古城在古代的商业地位，也看出了“平遥古城建于14世纪，是保存完好的中国汉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但无法把握更深层次的东西。实际上，平遥古城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其价值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平遥古城是依据汉族传统“礼制”规划建设起来的，无论是建设选址、建筑风格，还是殿堂配置都是儒家文化思想在建筑上的集中反映。平遥古城区是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构成的，街巷格局中轴对称，经纬交织，井井有条，主次有序，反映出儒家的等级制度思想。左以文庙及魁星楼为首的文系建筑，右以武庙为首的武系建筑，体现了“左文右武”的儒家崇文重礼思想。以城内南大街为轴，上首城隍庙，下首平遥县衙，东西相对称，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城墙上的3000个垛口，72座敌楼，象征着孔子三千弟子及七十二贤人。 (2) 平遥古城的总体布局是仿照古人康乐永寿的图腾吉祥物神龟设计的。平遥号称“龟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乌龟乃长生、神灵之物，象征长寿、财富，以及神力，这种仿生布局凝聚着古人对平遥城坚如磐石、安然无恙、永世长存的希冀。

这种隐藏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好把握了，对于西方人，更是难上加难。

再比如ICOMOS对我国2000年申报的皖南古村落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

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保存完备的拥有复杂供水系统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可以看出，ICOMOS专家看到了皖南古村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 也认识到中国的村落也是文化遗存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意义：“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保存完备的拥有复杂供水系统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但是，西递和宏村两个村落建筑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宏村的“牛”形仿生规划反映出的中国古人图腾崇拜，西递村的船形布局反映出的中国民间风水文化，对于西方专家来说根本无法理解。而这恰恰是我方提出皖南古村落符合标准Ⅱ的根本原因所在，标准Ⅱ强调的是在一定区域内，对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皖南古村落的仿生景观设计和风水模式布局，对后来的村落布局、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ICOMOS专家对中国图腾崇拜和风水文化缺乏了解，使得皖南古村落的文化价值没有被全面认识到，而判定皖南古村落不符合标准Ⅱ。这种误读给我们留下很多遗憾。

4. 中国人民对某遗产所怀有的特殊情感

一个民族对自己本族的遗产往往怀有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本族集团成员对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团的人们却不易察觉，误读就容易产生。 以长城为例，长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抵御异邦入侵、众志成城的象征，西方人常常无法理解这一点。美国灵智广告公司为飞利浦精英移动电话设计中国市场商业广告时，以中国长城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长城上，用飞利浦移动电话通话为创意。此创意也被做成户外广告，在中国投放。然而不久，此广告就受到中国人的不满，最后被中国政府下令撤销。该广告的失败之处在于外国人没有充分理解长城作为一个象征性文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和地位，中国人对长城所怀有的特殊情感，因而就未能预见“坐”在长城的画面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而受到抵制。

ICOMOS对长城是这样评价的：

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建筑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ICOMOS专家看到了长城的军事、历史和建筑艺术价值，却忽略了中国人民对长城所怀有的特殊情感。长城绵延万里、巍峨壮观、气势磅礴，充分展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国人民坚强意志和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的象征，是民族心灵的寄托和归属，“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表达了中国人对长城的深厚情感。这是ICOMOS专家所无法体会和明白的，因此误读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了。

三、结论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凯恩斯决定》的修改草案，规定自2006年起《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每年只可申报两项世界遗产，其中至少要有1项是自然遗产，这意味着今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难度显著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分析ICOMOS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存在的误读以及误读产生的原因，从而减少误读，提高申报成功机率，实现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跨文化认同，促使更多的遗产申报成功就成为一件意义重大而紧迫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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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 冲突与多元并存[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Advisory Bodyvaluation[EB/OL].http：///archive/advisorybodyevaluation／437／438／440／441／705／778／779／812／911／1001／1002/1004/1039/pdf.2004-09-19.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ICOMOS Experts’ Misreading of Chines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s

XIONG Guan，FEI Xuejun，YAO Baorong (School of Tourism，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

遗迹考察报告篇10

以“石多似林”而闻名于世的云南石林风景名胜区，因景区范围广阔、景点众多、遍地奇观而赢得了海内外游客的一致肯定。这些遍布滇中地区上千平方公里大地上的“石头森林”，能够得圆多年来的“世界自然遗产梦”了吗？

2.7亿年前的自然奇观

在地质构造十分复杂的云南大地上，石林喀斯特地质地貌奇观分布范围极其广袤，分布面积多达1100多平方公里，保护区面积为350平方公里，那气势恢弘、类型多样、构景丰富的石林景观，以其极高的美学价值而令游客无不心驰神往。尤其是在云南各地石林景区中还遍布雄奇的峰林、湖泊、瀑布、溶洞，其自然天成的奇峰异谷更是美不胜收，形态奇特的剑状、蘑菇状、塔状、柱状、城堡状、石芽状石林拟人似物、栩栩如生，或隐匿于洼地中，或散布在盆地、山坡、旷野里，或奇悬幽险，或亭亭玉立，集中体现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大神奇。在旅游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不游石林枉来云南”。

地处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石林风景区，更是植根于多彩的红土地上，这里不仅因出土了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而被列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还是云南距今80万年前的旧石器和新石器遗迹遗址最丰富的地点之一，景区中的李子园箐石林崖画、石刻形象地反映了彝族撒尼人古老的祭祀烟火及舞蹈、狩猎、战斗等场面，长湖独石山、大小石林内的赵倌扎营、步哨山等历史文化遗迹，留存着清代咸丰年间赵发义军的历史痕迹。更重要的是，在石林风景名胜区周边生活着世界上最幸福、最欢乐的族群――彝族撒尼人，他们在奇峰异石间创造了“阿诗玛文化”和欢乐的歌舞、民俗，旖旎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得古老的石林更被赋予了醉人的文化韵味与民俗风情。

素有“造型地貌天然博物馆”、“石林博物馆”美誉的云南石林，是一个以石林地貌景观为主的岩溶地质公园，总占地面积约400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和中国4大自然景观之一。它具有最为多样的石林喀斯特形态，世界各地典型的石林喀斯特形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可谓集石林景观之大成；它是目前全球唯一位于亚热带高原地区的石林，是研究区域地质演化和喀斯特作用的理想之地；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民族风情与环境宜人的石林地貌相配合，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景。因此，该风景区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001年4月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2月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审表决而成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其两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竟创造了2.6亿元的年门票收入。

16年的漫长申遗之路

由于云南石林喀斯特地貌无论是在其类型分布的多样性、溶岩发育的独特性、地质演化的复杂性、岩石机理的美学性还是在人文风情的融合性、入内观赏的通达性等方面，都在世界同类型喀斯特地区中名列前茅，且其部分区域由石灰岩与玄武岩交叠覆盖演化而成的地质地貌更是世界罕见，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唯一性和较高的科研科普价值，是世界上唯一能以石林发育遗迹和石林景观系列展现地球演化历史的喀斯特地貌区，有关方面早自1991年起就着手石林风景名胜区的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事宜，以期推动石林向世界知名景区进军。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申遗经验，申遗部门对石林本身所独具的地学价值、美学价值等研究较浅，首次申遗便遭遇了挫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认为，石林由于缺乏对其地质地貌的较深研究以及与世界其他喀斯特地区的对比研究，无法证明其所具有的代表性，建议撤回申报文本，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申报。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云南石林景区申遗机构便开始了苦心磨砺，加强了对石林的科学研究，广泛邀请省内外、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实地考察并帮助研究。1994年8月、1995年7月，石林县先后两次举行了有上百名中外著名专家参与的“石林喀斯特国际学术研讨会”，汇总了一批研究成果；1997年3月，石林管理局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建立了“石林研究中心”，同时请来了中国著名喀斯特专家袁道光、卢耀如、俞锦标、宋林华，国际著名喀斯特专家福特、特里默尔、詹姆斯、米歇尔、斯威丁、沃尔什姆、沙勒孟等，对石林的典型性、代表性和唯一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海内外专家经过实地考察与研究后一致认为：云南石林喀斯特具有形成年代久远、演化复杂、形态多样等特点，其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都名列世界喀斯特之前矛。

2001年9月，世界地质公园专家伊德博士在到北京参加“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工作会议”之际，专程赴云南石林进行了实地考察，深深地为这里壮观峻秀的奇景所震撼。2005年12月3日，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地质专家考察组成员科姆博士考察完云南石林后，欣然题词称：“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地质公园之一。”

2005年12月30日，国家建设部决定以“中国南方喀斯特”之名，对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进行打捆申遗。为了在本次申遗中大获全胜，石林县制定了以“创建世界一流景区，打造国际旅游胜地”为目标的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根据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的要求，石林县财政投入了上亿元经费并与农业银行签订了10亿元的融资协议，全面启动建园75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景区提升改造工程，希望以申遗为契机，将石林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康体、生态、科考、会展综合型转变，具体措施是在原来划定的一、二、三级保护区基础上又划出了特级保护区，通过放养野生动物、培植乡土植物等措施逐步恢复石林原生态；拆除10多个片区内有碍景观的建筑约1.15万平方米，科学修复景观面积3.5万平方米；设置了中、英、法、日、韩五种语言的人性化游路指示牌，为游客提供更加方便实用的亲情式服务；兴建旅游服务区，逐步剥离景区的服务功能；建立石林风景名胜区环境资源卫星定位遥感监测保护系统，对石林资源实行更加科学的监控管理，等等。

2006年7月，“中国南方喀斯特”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初审，作为2007年中国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申报项目提交给“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2006年9月3日，石林接受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组的实地评估。如果包括石林风景名胜区在内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能申遗成功，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就将增加至6处，云南石林优秀的自然资源就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得到永久保护，这将极大地提高石林乃至云南、中国的国际知誉度，不失为一项千秋功业；如果这次仍未能成功申遗，石林景区就将永远与世界自然遗产失之交臂了！

石林申遗缘何如此艰辛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申报专家组组长、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熊康宁先生表示：“喀斯特是发育在以石灰岩和白云岩为主的碳酸盐岩上的地貌。我国碳酸盐岩出露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南方喀斯特’面积就占据了我国喀斯特总面积的55%，主要分布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地区，有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剑状和塔状石林，以及大面积的峰丛、峰林和大型崩塌漏斗（天坑）群等地形地貌奇观，其中又以有着丰富大陆剑状喀斯特地貌和罕见多阶段复杂地质演化历史的‘云南石林喀斯特’最具代表性。”也就是说，石林风景名胜区历来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但其历时16年的申遗之路缘何走得如此艰辛呢？

原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必须符合3个极其重要的完整性条件，一是包含展示突出其普遍价值的所有必要要素；二是有足够大的面积，能够完整展现提名地重要意义的特征和过程；三是较少受到人类发展活动的影响。在首次申遗时，早就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预备名单”的石林风景名胜区就已经具备了前两项条件，但在对后一项条件进行自我评估时，石林县有关方面很快找到了问题，正如县旅游局的一位官员所说：“长期以来，不适当的人类活动导致石林遗产申报地的自然面貌有所缺损，在完整性要求方面尚有差距。”

所以在此次申遗过程中，石林县正在举全县之力进行景区及周边环境整治，以确保申报一次性成功。如今，已经启动的石林旅游服务区建设工程按照“游览区与服务区分离”的原则，另辟新址规划建设了酒店、购物街、民族文化博览园、休闲度假中心等设施，以期更好地开发、保护石林的不可再生的自然景观资源，提升石林旅游综合服务功能。石林县县长李忠德表示：“世界自然遗产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地区优秀自然遗产的承认，其认证具有无比的权威性，由此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同。在积极申遗的同时，我们的目标是建一座建筑风格独特、文化氛围浓郁、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齐全、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