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押运工作总结十篇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

押运半年工作总结

6月9日晚上7点，保安押运护卫中心在三楼会议室隆重召开20xx年上半年押运工作暨春季大练兵总结大会。来自盱眙、金湖、洪泽、楚州、涟水及市区14个中队(中队长、车长、押运员、驾驶员、提解员)12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押运大队长陈正国主持。由于是利用所有押运人员晚上任务完成归队后召开，因而会议简明扼要，历时50钟。

会上，陈正国对押运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详细的总结汇报，对自3月28日至5月18日的春季练兵考核进行了剖析，同时对半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拟定了整改计划，力争在下半年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相关事项，为完成全年的工作目标加大管理力度。

押运教导员马如松在会上对在春季大练兵考核中成绩突出的人员进行了鼓励表扬，要求成绩不理想的同志要紧追猛赶，不要拖整体队伍后腿，并宣读了上报中心、公司批准后的奖、罚人员名单。

在听取了押运大队的工作总结报告和宣读奖罚名单后，押运中心主任侯秀斌对半年来的押运工作进行了点评指示。对押运人员的顽强拼搏精神进行了表扬，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方案，同时要求押运大队在下半年的工作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利因素，狠抓队伍建设，加强骨干队伍管理，稳定队伍的良性发展，规范运作，确保安全，为押运业务的健康拓展努力奋斗!

押运半年工作总结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半年又过去了。新的改革浪潮，新的押运业务，各位领导的扎实能干为我们带来了一流的管理和一些新的押运业务领导一流的经营模式，它标志着我们押运中心事业以现实了跨越式的发展的新时期，这无不凝结着每位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正确指导，让每位员工都以稳健的步伐迈向崭新的一年。

对我个人来讲，这一年意义深刻!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中队领导和中心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坚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较出色地完成可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个人工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

回顾起来，主要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做好本职工作一年来，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掌握金融押运方面的知识，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作为押运中心的一名运钞车驾驶员，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己任，在运钞途中经历保持高度集中，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运钞条例、道路交通规则操作，做到万无一失。认真做好车辆保养，做好三勤“勤检查、勤保养、勤维护”，发现为题及时处理，确保车辆安全运行。除了执行押运任务外，还要做到确保业务用车随叫随到，真正做到一名合格的运钞车驾驶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能够认真的学习政治理论，和交通法律知识，使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其次，在工作之余逐渐养成了读书，看电视《车迷频道》的习惯，了解押运单位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业务技能，不断提高的业务水平，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2、以“军事化”标准严格要求自我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没有一套适合的管理模式作保障，是很难把工作搞好和落实好的，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在这方面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仅要掌握押运工作要领，熟练相关知识从以往的守押案例中吸取教训，从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从中锻炼了我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勤学苦练，追求真理的工作态度。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学习研究业务知识，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创新。

3、统一思想，查找不足，开创押运新局面。首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了目前押运中心的现况和存在的社会环境，认真学习上级的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改进了工作作风。押运工作是长期的，艰难的任务，使中心面向社会的窗口，押运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中心在各家金融单位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押运业对外的声誉，为此，作为一名运钞车驾驶员，从严按章办事至关重要。在长期的押运工作当中逐渐形成了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切实树立起押运中心“押神”员工新形象。

4、以严谨负责的态度积极做好其他工作。作为一名司机，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服从领导的安排，尽我所能的完成好领导交办的或其他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根据领导的交代将各项工作部署及时分解，明确工作目的和具体任务，并及时向领导反馈办理结果;全力做好中队日常工作。中队事情繁杂，人少事多，但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说在陈队和李队长交代的修车任务，不管是我的车还是其他驾驶员的车，都开到修理厂，认认真真修理好车辆的毛病，还有在其他车辆在押运途中遇到无法正常执行押运任务叫我执行时，我本人随叫随到，毫无怨言的去执行;还有就是收发文件等，这些工作看起来时小事，可耽误了就是大事。一年来，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克已奉公，勇于开拓，努力进取，已身作则，按章办事，积极完成领导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我的工作得到了中队领导及中心领导的肯定。在新的一年里，我将立足本职，开拓创新，迎接挑战，努力吧各项工作做的更好，为我中心押运事业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2

1、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做好本职工作，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层上，珍惜工作机会，工作尽心尽职。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掌握押运与金融方面的知识。作为安邦公司的一名车长，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己任，在运钞途中精力保持高度集中，到到万无一失。除了执行运钞外，还坐到待命时间随叫随到，真正做到一名合格的守押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能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法律知识，其次，及时掌握公司对各项工作的要求和押运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另一方面，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2、以军事化标准严格要求自我，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服从上级领导的管理，对车长以上的骨干给予的任务都完成的比较好。在工作中，不仅要掌握押运工作的要领，熟悉相关的知识，从以往的守押案例中吸取教训，从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习、创新。

3、统一思想，开创押运新局面。首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详细分析目前公司的现况和存在的社会环境，认真学习上级的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从而统一思想认识，改进了作风，押运工作是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安邦公司向社会的服务窗口，押运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我们押运工作的社会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押运事业的对外声誉，为此，作为一名守押员从严按章办事至关重要。在长期的押运工作中，逐渐形成了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切实树立起安邦员工新形象。

4、以严谨负责的态度积极做好其它工作，作为一名车长，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服从领导的安排，尽我所能德完成领导交办或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根据领导的交代将各项工作部署及时分解，明确工作目的和具体任务，并及时向领导反馈办理结果;全力做好日常工作。押运工作事情繁杂，人少事多，但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公司规定在出车押运中不得接听电话，这些看起来是小事，可耽误了就是大事。所以要将公司的规章制度熟记与心，并严格执行，平时要重视安全工作，在看似复杂、简单的日常工作中，自己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生活中也要做到同事间团结协作，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押运工作，对网点的工作人员也要做到文明礼仪，为客户做好押运服务工作。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3

工作后，我时常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企业的发展做好准备了吗?”也许有人会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职员，在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工作，能做出什么事情?在这里我要说：“你错了!”公司的发展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企业的壮大离不开你我的共同努力。虽然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但正是因为这些平凡的岗位才能融入出强大的企业。大多数人从事着极其一般的工作，我们真的很平凡。但我要说，为何伟大不能寓于平凡之中，平凡的我们一样能高扬起头，因为平凡中，我们一样能够奉献。既然我选择了把押运作为我的职业。那么我就要把自己的理想、信念、才智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这个工作岗位并做出已下总结：

第一：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做好本职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己任，在押运过程中保持高度集中，做到万无一失。

第二：以“军事化”标准严格要求自我。作为一名退伍的军人，我很明白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没有一套合适化的管理模式作保障是很难把工作搞好和落实的。所以在这方面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仅要掌握押运工作要领，熟悉相关知识，更要从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不断学习和创新。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4

自1984年至今，27年来，中国保安服务业已发展成为集人防、技防、犬防、押运、安全风险评估等为一体的全方位保安服务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10年底，全国经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组建的保安服务公司已达2966家，保安队伍已发展到421万人。另据统计，2006年至2010年，全国保安员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117.44万条，抓获犯罪嫌疑人107.35万人，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187亿元，有232名保安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献出了生命！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为了职责与使命，无论白天和黑夜，默默地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青春理想，充当着安全守护者的角色，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不惮付出辛勤的汗水，甚至鲜血……而社会也从未忘记他们，给予了安全卫士们应得的荣耀与掌声。继2000年、2005年后，2011年9月2日，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三届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先进保安员表彰大会，为评选出的10家全国优秀保安服务公司、10名全国优秀保安员、40家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91名全国先进保安员颁发保安行业至高荣誉的褒奖。

来自四川省成都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翼虎守押中心勤务部七大队的宋福林，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分子――

22岁成为守押中心大队长

在资深警察出身、成都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严军眼中，宋福林显然是一个“好苗子”：19岁退伍来到保安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保安队员，22岁就迅速成长为守押中心的大队长，细数其成长经历，步伐快速而不失稳健，是扎实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成就了宋福林的今天。“小伙子年轻，踏实肯干，业务素质不错，为人不多事，跟客户关系也很融洽。公司里像宋福林这样的人才其实不少，但宋福林无疑是这支队伍的一个代表。”严军对记者说。

2004年12月，19岁的宋福林从武警四川凉山州三支队退役，经朋友介绍，加入成都双流交通银行守押中队，做了一名普通的保安队员。宋福林告诉记者，“在部队时特别喜欢枪，参加过几次比赛，个人成绩还不错，枪支拆装拿过第一名，20多秒，射击的最好成绩是6发56环，我对枪有感情，退伍后面临找工作，加上又是持枪单位，所以就去了。”

但工作就是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刺激，单调重复中倒是多了几分琐碎，也多了几分压力。押运员的工作日程大致如下：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到中队集合，着装、领枪支、领钞箱，做好勤务准备，6点50出发奔赴各个银行营业网点，中途还可能执行临时勤务，晚上6点50左右再返回各个网点收款，7点半左右回到中队，送钞箱入金库，集体退弹，总结一天勤务情况，而后解散。“刚去时，面对钞箱，思想压力很大，毕竟是高危行业，家人也很担心。”宋福林说，“押运员工作高度紧张，工作中随时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当机立断的应变能力。”

押运员的使命就是保护“行走中的银行”，责任异常重大，任何一处细节都不容有失。宋福林介绍说，别看武装押运每次从下车到走进银行的时间都很短，但其中的学问还真不少。一般来说，负责往银行押运钞箱的押运队员中，有人负责打开后车门抬钞箱，以及和银行工作人员的交接；有人则持枪负责警戒，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保护钞箱和队友的安全。每次押运车抵达银行门前时，队员们必须先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下车后立即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始工作。尤其是负责在银行门前持枪警戒的队员，必须时刻留意过往的行人，人群之中往往潜藏着重重危险。当年著名的“张君抢劫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歹徒混杂在人群中，很难识别，一旦出现情况，就完全依赖押运员的个人反应。“通过这几年押运，我最担心警戒线外一些把手放在裤包里的人，一旦发现后要立刻将其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因为担心他们手中有武器。”

“比较苦恼的则是执勤时让路人绕行，有些人不理解不支持，怎么劝都劝不下来，拦不住。”宋福林说。让他难堪的是，有一次执勤中，一个小孩子竟然指着他对妈妈说，那个保安好瓜哦！“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宋福林说，“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这样做，最渴望的就是得到理解。”

渴望“理解”的宋福林，就这样在不被理解的郁闷中逐渐理解着自己的工作性质和角色定位。从守押中心的普通队员到车长，从中队长到大队长，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幸运地完成了几连跳，完成了从一名押运员到押运大队长的转变。宋福林所带领的第七大队，负责成都范围内三大银行每日的现金押运工作，涉及150多个网点，每天护送里程达2000余公里，任务非常繁重。自2007年担任大队长以来，宋福林始终本着“安全第一、客户第一”的思想，认真细致管队伍带队伍，所属大队未发生一起枪支走火、枪弹丢失和其他安全责任事件，一直为银行客户提供安全、准点、高效的守押服务，确保了守押目标的安全，受到客户单位的好评。宋福林亦凭借出色的成绩，为自己博得了“冠军卫士”的荣誉头衔，成为领导和客户心目中“最放心”的大队长。

“冠军卫士”的背后

一个22岁的大队长，怎样才能做到服众？

宋福林对枪特别有感情。200来人的大队里，对枪同样有感情的，还有其他人。“有一个兄弟不服气，我们比赛拆装防暴枪，还好，拆枪9秒，装枪16秒，我比他快了两三秒。”宋福林说。

这制胜的两三秒优势是这样得来的。还是在守押中心做普通队员的时候，宋福林就对防暴枪充满了好奇，每次都主动跟中队长申请擦枪，利用这个机会反复拆装、熟悉枪支。慢慢地，中队长留意了宋福林。适逢总公司响应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的号召，内部选拔队员比武参赛，中队长就把宋福林报了上去。那是2007年3月的事情。经过基础知识考试、专业技能比武，再加上三个月的集训筛选，最初的100多人只剩下包括宋福林在内的10人，然后与省内其他地区的七八十人最后角逐四川省队的七名代表资格。

尽管参加这次选拔比赛“高手太多，自己抱的希望不大”，但宋福林承认整个过程自己还是“特别用心”。用心的结果，是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进入四川省队，参加全国总决赛。正式比赛是在11月，这之前的两月，四川省队在双流牧马山的一所警校里进行了集中强化训练。

“太苦了，简直是魔鬼般的训练，比如体能训练的一项内容是，每天要背着三四十公斤沙袋背心，在山坡路上进行两小时左右越野跑。回来还要背20公斤杠铃，早晚各一次走鸭子步。”宋福林说两个月他共跑坏了七双鞋。而擒敌术训练更苦，该项目须两人合作进行，其中一人当配手进攻，另一人当操作手防守擒拿。在训练中他两次受伤：一次是手腕关节肌肉拉伤，一次是腿部软组织受伤。“即使这样，也要坚持练，直到达到教练要求的稳准狠程度。”宋福林的擒拿教练，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次，还在成都女子特警队当过教练。宋福林说他对教练很佩服，也很怕。佩服是因其技高，怕是因为自己都变成伤兵了，教练还让他练，太无情，而他又不能不坚持。为了发泄心中的怒气，宋福林就用没受伤的手和腿，对着训练场上最大的一个沙袋出气，拼命踢打，以至于这个大沙袋竟被他打裂了……

还好，在11月的“首届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中，宋福林夺得了“保安押运项目”全国第一名、“保安基本技能”第八名的好成绩，为四川代表队荣获团体第二名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时候，他最想感谢的，竟是当初那位在训练场上折磨得他抓狂的教练。宋福林告诉记者，自己长这么大共有两件难忘的高兴事，一是2004年当兵时荣获“优秀士兵”称号，二是2007年获得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冠军。“都是用血与汗拼出来的，感觉很好、很有分量。”

宋福林说，“其实以前退伍时想当警察，结果当了保安。这一行干久了，也就有感情了。”对职业的热爱与艰辛的付出，注定有丰厚的回报。宋福林先后荣获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授予的“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特别奖”、“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优秀奖”，荣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的“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于2008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冠军卫士”的头衔，他当之无愧。

2008年5月12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地震突然袭来，灾区银行押运工作面临空前挑战。地震发生后，宋福林主动请缨，当天即带领八名队员开赴都江堰重灾区增援为各家银行执行守押任务的队友。他顶着余震的危险和呛鼻的灰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营业室危房中，用双手刨出埋在废墟中的钞箱，把大量现金和重要凭证押运至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正是按照他编写的应急预案，保护了客户单位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成都市金沙博物馆是一个聚集部级宝贝的“重地”，其守护任务的特殊性、重要性尤甚。宋福林作为金沙遗址中队的主管领导，坚持每月对中队进行一次军事训练，每周进行一次服务技能学习，制定并按照“博物馆守护突发事件预案”进行训练和演练。金沙遗址中队从博物馆开馆以来驻防至今，从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和其他治安事件。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5

一、导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研究，学者们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等只占有20％—30％的土地的权威结论；二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近代中国地权越来越集中的观点。①近代以来，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工商业初步发展，而工商业利润大大高于农业利务水平而引起地主和富有资财者改变投资方向，财富分流，往往不再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或者惟一的投资对象；近代中国人口虽然没有显著增多，但是人多地的矛盾始终突出，诸子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对分散土地作用的力度有所加大；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对小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其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但同时也增加了其改变命运的机会，抵抗土地兼并的能力有所加强；近代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依武力或强权，获取土地速度快，但是政局一变，财产消失得也很快。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大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弱，地主占有土地的最低额下降，中小地主增多，土地兼并越来越缓和，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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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近代中国地权变化虽然总体趋向分散，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情况则不一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某地集中，某地分散。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近代中国地权总体趋向分散”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权变化的认识却又往往存在分歧。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有学者大致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权变化处于集中状态，甚至出现了恶性集中，我们称之为“集中说”。例如刘克祥先生认为1927—1937年，尤其是1932—1934年农业恐慌期间，“集中是地权分配的一般形态，其基本趋势和特征是，自耕农加速破产和无地化，中小地主没落，大地主膨胀，地权恶性集中”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继续呈现分散态势，我们称之为“分散说”。例如郭德宏先生认为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尽管郭德宏先生没有用文字明确指出抗战前地权变化情况，但是，从“旧中国几十年间各阶级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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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的相关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金德群认为“国民党统治初期(1927—1936)农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土地使用越来越零碎分散”、“农村土地关系急剧恶化与紧张”(《试论国民党统治初期农村土地关系的恶化》，氏著《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曹幸穗通过比较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利润，探讨苏南权变化状况，认为近代以来苏南地权总体趋向分散，但是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间，地权日趋集中，抗战前仍然保持集中态势，尽管速度较为缓慢(《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鸣认为“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自耕农的比例开始大幅度减少；随着政恶化的加剧，其减少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农村中赋税最主要的承担者自耕农阶层已经基本瓦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唐文起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并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状况发展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他认为30年代前期地权是趋向分散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1912—1937年，“华北各省，除河南外，都是自耕农有较大增长，表现地权集中，但佃农比重是下降的。华中方面，江浙两省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其余安徽、江西和两湖则佃农比重是下降的，除湖北外，半自耕农比重增长，类似中农化趋势。东南3省无大变化。惟西南3省则是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比重增加，尤其云贵两省，有明显的佃农化、无地化趋势。西北地区，这种趋势不很明显。”②总之，抗战前有的地区地权集中，有的地区分散，有的地区变化不大，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现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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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区域研究，认为抗战前地权趋于分散。例如，史建云认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华北自耕农比重逐渐提高，佃农比重则逐渐下降，自耕土地比重的上升更为明显。有人认为，30年代华北平原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化的趋势，这种观点依据的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进行的农村调查”，言外之意，该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朱玉湘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地权有的时候有的地区集中，而不是每时每地都处在集中状态，并且地权总体上是趋向分散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3页)。史志宏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4个村地权变化的研究，认为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说”以刘克祥先生的论述最为详尽，他从大量的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部分中小地主日趋没落、农户占田面积和阶层变化、大地主急剧膨胀等方面，论证30年代前期地权出现了恶性集中。但是文章也有论证不周之处，例如他沒有很好地解释土地买卖清淡与地权恶性集中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对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趋势进行充分的动态论证。“分散说”虽然在某些区域和微观层面有非常坚实的史料支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它宏观论证不够充分，往往仅仅利用有关二三十年代地权分配调查或估计数字与土改之前的调查数字进行对比，然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地权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对其间的曲折变化缺乏分析，说服力不足；又如它很难解释30年代前期农户大量负债失地破产的史实与地权持续分散结论之间的矛盾。“现状说”分地域、分吋段论述，非常符合中国地权变化的特征。但是，一则它同样难以解释抗战前农户失地破产和“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论断的关系；二则它的主要根据是《农情报告》中的农户阶层变动，由于农产阶层划分存在缺陷，所以仅凭《农情报告》，对地权变化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进而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生计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有助于近代中国地权变化的宏观研究。

转贴于 二、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极高。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和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本文讨论范围内，农户借贷状况如表1：

表1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借贷户数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表1反映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局部调查资料显示，30年代前期农户负债比例远远高出此数。①通常债主对农产期短额小的借贷不索要抵押品，但是对期长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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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579、749—768页。

的借贷，由于债权人怀疑借债农家的偿还能力，所以往往不仅要有中人、借据，而且一般还要求土地抵押或典当。随着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衰退，农户负债比例增加，偿债能力减弱，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成数也有所增加。表2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况。

表2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形

资料来源及说明：(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538—540页，由于“抵押信用”包括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所以土地抵押借贷的百分比实际要小一些。(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2页。(3)《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表2中抵押信用占农户借贷信用方式百分比和典押田地农产占总农户的百分比来自《农情报告》，相比较而言，可靠性较低；田地抵押借贷户数占农户百分比来自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准确性较高。①依据土地委员会调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农户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可分为两种情况：江苏、浙江、湖南田地抵押借贷成数较高，平均为47．5％，比全国14省平均数高0．99％。安徽、江西、湖北平均为29．9％，比全国14省和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平均数分别低16．71％和17．6％。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并非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农村经济状况较好，或者借贷条件不如江苏、浙江、湖南三省苛刻，而是因为该地区为国共双方发生激烈军事冲突的主战场，农户借贷更加困难，债主对拥有土地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所以大多不愿接受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也就是调查者所谓“殆以‘共匪’骚扰之故”②。

上文农户土地典押借贷为宏观调查，下面我们看微观调查。据30年代对浙江平湖县六个区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占借款总数19．3％。③江苏吴江农户田单抵押借贷占60％。④李范对武进30户负债农家调查表明，以不动产为担保借款者，占借款总数40．7％，“私人借贷几全为不动产担保”⑤。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市郊140户农家调查发现，自耕农、半自耕农用田地契约抵押借贷者分别占借贷总户数85．2％和78．4％。⑥据对湖北大冶160家农户调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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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情报告》报告员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个志愿者，包括小学教员、地方士绅、基层官吏等，平均每县仅报告l—4次，以此代表全县乃至全国一般状况，可能有失偏颇。而土地委员会调查范围十分广泛，调查队伍数量极为庞大，调查者素质也高于《农情报告》报告员，所以，其调查结果应该更接近事实。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第4l页。

③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0页。

④ 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

⑤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美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868页。

⑥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

押、典卖田地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9．38％和3．75％。①金陵大学农经系对豫、皖、鄂、赣四省53县3066人(系农户户主)调查表明，负债者占总人数93％，其中，土地典质借贷者分别占28％、15％、3％和14％，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平均约占10．7％。②

关于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农户隐瞒实情。由于担心告知调查者抵押、典当土地，要向政府交纳契税，于是有的农户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情况。例如浙江农户土地抵押，要交纳抵价6％的税款，否则土地因抵押发生的地权转移，在法律上视为无效。③又如湖北黄冈每年土地买卖价额达数十万元，然而有关记载中典押件数极少，但是据潘沺观察，田地典押“其数当在买卖之上”④，因为农户为了避税隐瞒，以致无从查考。田地抵押契税负担情形，各地不一，大体而言，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承担，有时债权人基于债务人需款孔急，强迫债务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税款，所以有可能是典押人隐瞒了土地典押数目，从而降低了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产土地两次乃至多次抵押，为了避免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也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如果把上述各地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农户数占总农产数百分比和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借款数占总借款数百分比分别简单平均，则发现农产田地典押借款户数占借款总户数比重仍达37．48％，农户田地典押借款数占借款总数40％。由此可见，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田地典押借贷农户占农户数百分比基本接近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户典押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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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② 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

③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④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0辑，第31119页。

上文反映的是静态状况，下面我们看各地农户田地典押借贷动态情形。从表2看，1934年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六省典押土地农户分别为占农户数的38％、47％、38％、42％、44％、42％，而1935年则分别上升到41％、60％、47％、50％、50％、50％，尽管上文说《农情报告》数据不太可靠，但是结合其他材料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押土地农户比例上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局部调查资料支持同样的结论。例如，1930年江西寻乌、兴国，农民借钱一律需要抵押。①1934年湖北京山、随县等地，抵押借贷极为盛行。据1934年对湖北蕲春调查，以前该县民间借贷“泰半系信用借贷性质，但近年以来，抵押借贷亦极盛行”②。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浙两省农村调查自耕农减少、贫雇农增加看，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典押土地比例毫无疑问地在增加，调查人员在浙江崇德县调查时感叹道：“全县农户负債者，竟在百分之八强，但调查时，农民大多不愿意告诉人家，所以实际因借贷抵押的田亩数无从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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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201页。

②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

三、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土地抵押借贷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土地抵押借贷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契约，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向其借贷，债务人借得现款或实物后，抵押土地权属仍归债务人所有。

据30年代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大体分为“定期回赎”和“不定期回赎”两大类9种形式。“定期回赎”按交付利息的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指定回赎日期一并交付本利，该种形式又分为4种情况，即立借票，另附卖活契作抵；以卖绝契作抵，契尾注明抵借；以卖活契作抵；以戤田契作抵；二是在赎田之前分期零付利息，此种形式又分为以借票作抵和以抵契作抵两种情况。“不定期回赎”的抵田方法分三种，一是按月计利，每年分两次付利，如三期无利，即由债主收产管业；二是按年付利，如利不清，也由债主执契管业；三是如利不清，以田中出产抵偿利息。总的看来，定期取赎的条件稍微宽松，不定期回赎的条件在有的地方则极为苛严。例如吴兴县汤村按月计算利息，每年分两次付息，债务人如果拖欠3期，就丧失了取赎权。新登县按年计算利息，每年均须支付利息，一次也不能拖欠，否则抵押的田地就永远归债权人所有，债务人永远不能回赎。①

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和偿还方式，各地不一。据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一般是年利2分。②江苏无锡借钱100元，需田1．5亩做抵押，年利2分者每5年一计，年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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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又，浙江各地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不齐，“但(年利)通常亦在二分以上，至于普通借贷，利息三分乃是平常的事”(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例如义乌借钱100元，用半石田做抵押，最轻的年利是2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58页)。

者须年年支付，届期不还本金或欠息，债主即可没收土地而使债务人成为永租佃。①湖南田地抵押借贷称为抵契，抵契逾期不赎，或者执契管业，或者发售偿款。麻阳抵田，3年不付息，则要“管业耕田”②。江西都昌、南昌以田地抵押借贷，契约正文与卖契无异，仅在年月以外另加附约，说明押钱若干，债户一旦拖欠本息，债主就可裁去附约，执契管业。③安徽“太和以麦、豆履行钱债者，以地为抵押品，书立借券，谓之钱稞。其偿还期，多在阴历五、九两月之内，逾期不能履行，即由债权人收地管业，俟利偿清后，则仍返其原产。”④

农户因土地抵押借贷是否会丧失地权，与利息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关系密切。从上文所述各地农户土地抵押借贷情况看，尽管利息已经不低，但是较之30年代前期非土地典押借贷还是略有逊色。从土地抵押期限看，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例如江苏松江、昆山、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淮阴、萧县、灌云、东台、靖江等地，土地抵押借贷年限分别为1．86、2．67、3．65、4．57、3．25、3．5、3、2．83、1．8、1．2、3和1．8年，平均为2．7年。⑤有的地方，债务人在保证付清利息的前提下，可以延长抵押期限，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则不行。于是，债务人用作抵押借贷的土地，在抵押期满后有两种去向：一是债务人按契约规定，清偿债权人本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借贷关系解除，债权人对债务人曾经抵押的土地再无任何权力，债务人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二是债务人没有能够履行契约规定，例如拖欠利息、没有偿还或者部分偿还本金，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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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7页。

② 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1页。

⑤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2页。

人或者没收债务人抵押的土地，直接执契管业，或者要求债务人将土地作价绝卖，或者将抵押土地加价改为典当。30年代前期大量调查表明，农户一般是先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偿清本息，再请人作中，向债权人请求将抵押土地改为典当，所以“抵押土地者恒较多于典当土地者，而典当者又有十之八九先由抵押而来”①。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邳县田地典当非常流行，农民卖去土地通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等步骤，一般约占七八成。②

土地典当也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出典人就是债务人，承典人就是债权人，在出典人未清偿本息，即承典人暂时拥有出典人出典土地权属时，对承典土地，承典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与他人，从承典田地获取之收益即为出典人借贷利息。土地典当期满，只要出典人根据典契偿清本息，即可撤消典契，重新获得出典土地的法属物权。但是到期如还不能清偿债权人本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将债务人借款本息合计，如出典土地借款已达到该土地所值一般市场价格，典地就被承典人没收。如果土地典价本息总数离该典地市价尚有差距，则承典人添价绝买承典土地，从而实现典当土地物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而言，他获得了承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对出典人而言，他最终丧失了出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土地典当借贷系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利息，如果以对承典土地出租后所入租额计算，一般而言，债权人因承典土地所获利息极高。例如，据对江西4县24区调查，永修县租额占典价46．7％，清江县占20％，各县平均，租额占典价28．49％。③由于土地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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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10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40页。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8页。

期间农户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收益权，所以经济实力必然更加下降，还款更加困难。由此看来，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是否会导致丧失地权，土地抵押期内能否回赎至关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借贷数目较小，利息稍低，如果在此阶段未能取赎，而转入典当阶段，农户在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后，回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据调查，土地典当期限较之抵押期限稍长，例如据对江苏12县土地典当期限调查，平均为4年①；江西典期大约在3—5年，平均3．68年②；湖北大冶平均3—5年。③也就是说在3—5年内出典人备足典当仍可回赎，在社会承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年头，能够回赎者不乏其人，甚至占很高的比例，但在30年代前期能够回赎者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所以，土地典当契约往往是绝卖的先声，正如孙晓村所说：“农民将土地典押之后，在这种越来越重的剥削关系之下，万难更生，所以结果总是不但负担了高利息，而且还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让渡与地主。”④

近代以来，中国小农负债率一直就比较高，并且土地典押借贷也同样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户因此失地者经常见诸史乘，但是地权分配却总体趋向分散。本文从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人手，分析农户失地状况，并进而分析地权异动，这种论证方式是否能够成立呢?当然，农户土地典押借贷同丧失地权不是线性关系，从土地抵押到土地典当，再到丧失地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是看借债农产是否能够按期还本付息，所以，这里有必要考察30年代以前农户的负债比例和还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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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30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7页。

③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④ 孙晓村：《现代中国之农业金融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10月冬季号。

总体看来，20年代农户负债程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水平。①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产负债比例剧增，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20世纪上半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严重程度。②相比较而言，2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借贷利息总体上低于30年代前期③，农产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低于30年代前期，但是还债水平却高于30年代前期，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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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71—489页；第3辑，第388—496、749—780页。

② 参见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又，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在1928—1933年间，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产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动荡冲击了整个农村”(〔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例如，据调查，20年代中期以前，浙西、浙东，江苏江阴，湖北谷城、广济、通山、京山、巴东、麻城、郧县，赣南等地农村借贷利息，一般都在2分，重者也就3分为止(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40—545页)。又据金陵大学调查，1935年安徽、江西、湖北私人旧债月利分别为2．9分、1．7分、2．6分，而新债则分别为3．9分、1．6分、2．9分(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1931年长江大水后，农村借贷利息更是飞涨。对此，卜凯评论道：“利息如此之高，多数农人，决无法清偿，势非尽丧土地不止，则结果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矣”(转引自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应的农户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比例也应该低于30年代前期。①大量史实表明30年代前期农户很难按期偿还借款，据《农情报告》报道，1934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六省未能还清债款的农户分别占负债总农户57％、54％、52％、55％、56％、49％，1935年分别为63％、63％、60％、67％、62％、59％。②又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农村金融调查，1936年江西56县中，农户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之比例，全县2～3成者24县，5成者11县，1成、6成者各1县，4成、7成者各四县，8成者2县，9成者1县，总计半数农户到期不能还债。③不仅宏观调查如此，微观调查亦然。例如江苏铜山县八里屯“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耕地愈当愈少，债台越筑越高；因此支付能力格外薄弱，无力纳税，无力付息。这使地主和债主也惊慌起来。”④宜兴债户“对于所负之债务非特不能按期偿清，且有抵赖本金之企图”⑤。既然农户不能按期偿还债务，那么，从土地低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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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据20年代末期对湖北阳新、武昌、鄂城等县农村调查，无沦是典田农户占总农户百分比，还是农户典田数量占其所有田地数量百分比都比较低，而且回赎率一般都很高(参见赵学诗、叶雅各《阳新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3月20 日；《武昌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月20日；《鄂城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7月20日)。

② 《近两年来农家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278页。

④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

⑤ 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382页。

土地典当，进而由土地典当发展到丧失地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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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上文所述可知，土地抵押、典当期限合计，一般在5—8年之间，土地典押借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本文讨论的时限，也就是说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不能完全观察到30年代前期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的特点时加以解释。

转贴于 四、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下面我们看各地农产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1933年江苏盐城富农、中农、贫农出卖的土地分别相当于1928年土地数的10．8％、0．4％和10．2％。启东除地主买进土地以外，其余各类农户都在买卖中丧失土地，8个村中农和贫农分别卖出44亩和5亩，占1928年总土地数的8．84％和6．64％，富农、中农、贫农典出土地数分别占1928年总数的O．8％、1．66％和3．3％，回赎率均为零。②武进县1930年以后土地买卖减少，“一般小农，因所入不敷所出，渴望经济上之救援，因对于其土地不肯贸然出售，不得已而投入高利贷之门，任人宰割，及后，农人因经济不堪压迫”，只有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归还本息，进而转为土地典当，所以“一反十几年前之现金购地，变成高利贷之兼并”。③震泽“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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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40页。又，按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仅足保持简单再生产者为中农；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即靠其他收入亦难维持生活，其再生产趋向缩小者为贫农；自己完全不耕种或仅耕种极少数农田，其大部或全部时间被雇佣为农业劳动者为雇农”(参见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凡例”；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凡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中，中农大体相当于《农情报告》和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自耕农，贫农大体相当于佃农。

③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46940页。

有租田，农民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更不得不借债，二三年间而片瓦无存者比比皆是”①。吴县“农村因生产力锐减，经济濒于破产，以至自耕农不得不将土地求售于大地主，以调剂播种用，年复一年，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矣”②。据秦翊对江宁县lO个村庄287家农户调查，30年代前期丧失部分地权者达113家，平均每家典出1．84亩，卖出5．8亩，其中因为借高利贷丧失的土地占78．4％。③铜山县的状况在苏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多小农户因天灾人祸负债，“一时无法偿还，只能将已有的田地，暂时押当，得值还债，以资周转”，但一旦负债，很难短时期内还清，所以“农村中占主要成分的自耕农普遍的呈着破产的现象，负债的结果，他们的土地渐渐地缩小，大部分流到了地主的手里，小部分散到克勤克俭的佃农手中去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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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79页。

② 朱梦梅：《吴县农村之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③ 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地政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原文计算有误，已更正。

④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579—47580页。

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1934年对浙江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自耕农因负债丧失土地是普遍的事实。“特别在浙东一带，原来之小自耕农，因受苛捐杂税之压迫，与大利债主之剥削，已多卖其田而成佃农焉。结果此处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著。吾人应注意一种田地抵押制度，盛行于浙省，有使承抵押者与抵押者之关系等同于地主与佃农关系之趋势。在此制度之下，抵押田地之主权，归抵押者，抵押者耕种承抵押人田地，并给农产一部分与承抵押者，作为抵押利息，自表面上观之，抵押者是一自耕业主，但在实际上，已成为佃农。”“浙江农场租佃之增加，与农场缩小之情形，同时发生，各处皆然。”①对于何廉、方显廷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原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土地趋向集中；第二，抵押土地的自耕农实际上成为佃农，笔者称之为“虚名自耕农”；第三，土地流向不在地主手中。

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借贷关系实处于掮客地位。因为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其最重要的杠杆首推高利贷。”②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典当和买卖，“至于典当之后能备价赎回者，在过去的时期，约占典出亩数百分之六十，到了近年以来，则典者既少，能赎回者，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③。东阳县因为宗法关系，地权转移较小，但也不乏因为借贷而典地者，虽然这种借贷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完全丧失土地，但“现在农村经济是走入了没落的险途，贫苦的农民哪里有钱来回赎呢?所以这种希望也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④崇德农村土地买卖，有“四分之三是经过典当这一手续的”，而且“典出的田亩，大部分是没有力量去回赎，只有找价绝卖以救目前急需罢了”。⑤崇德8村1928年有118户中农，除去分家关系，1933年共有21户沦为贫农⑥，地权变动主要是因为农民田地抵押借贷，进而典当田地，最后绝卖。农户“出典的田产能回赎者甚少，在崇德各村不到十分之二，吴兴亦绝少。出典田多的，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崇德8个村从192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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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7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0页。

⑤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1页。

⑥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1933年中农和贫农共典出59．4亩，但“赎回的未见一亩”①。海宁、杭县、吴兴农村农户卖地，经过先典后卖程序者占6—8成，崇德少者5成，多者9成，普通7成。②永嘉农民出卖土地前普遍经过抵押、典当，一般占8成，“至于已经典出的田地而能赎回者，那是很少很少的事”③。

安徽“年来水灾频繁，富绅趁小农求生不得之际，以低价广事收买田产”，故“水灾一过，富绅之田产，必随以大增，而自耕之小农咸一变而为佃农”。④据对滁县张八岭70户佃农由来调查，“有一年而典当土地全部以尽者，有五年中连续典当全部家产以尽者”⑤。据郭汉鸣、洪瑞坚调查，阜阳自耕农或大率负债，或既已典当土地而降为佃农。第四区刘寨、马寨1930年原有自耕农及地主兼自耕农32户，但到1935年调查时，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典当土地户数分别为2户和5户。地主兼自耕农当去土地的2户中，1户降为自耕农，当去土地的5户自耕农中，2户降为自耕农兼佃农，1户成为佃农。现存5户自耕农全部以土地作抵押向地主刘某借债，换言之，该5户自耕农已经成为前文所说的“虚名自耕农”，调查者称“皖北其它各县农村中情形大率类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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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5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⑤ 郑槐：《滁县张八岭农佃制度调查》，《农林新报》第370号，1934年12月1日。

⑥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6—47页。

江西经过连年战乱和灾荒打击，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后，农户入不敷出，负债连连。据土地委员会对永修、南城、清江、莲花28区农户土地典当原因调查，家用不敷者17区，约占61％。①并且因为负债，农户土地典押借贷者所在多有。据土地委员会对南昌1745家农户调查，转移地权面积达6763．67亩，平均每户转移3．87亩。又据对1936年1—6月南昌县土地转移登记统计，总共1107次，平均每月184．5次。就全省范围看，地权变化也是逐年增大。土地买卖契税的增减能够说明地权变化状况，因为契税即政府按买价向土地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契税多，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契税少，说明土地买卖清淡。1932—1935年江西土地买卖契税收入总数分别为16．2万元、19．8224万元、24．477万元、39．2149万元②，说明30年代前期江西地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动，农户丧失了部分土地。

湖北黄梅农户“俗尚守成，不轻卖产”，但是30年代前期“接连荒歉，用度不敷，卖田之风，日渐盛行”③。据程理锠研究，30年代前期湖北“自耕农户之大量减少即足以证明地权异动之激烈”，“农民放弃其土地所有权者，日渐增多”。④

总之，由于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上升，还债能力下降，所以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地农户均因土地典押借贷而丧失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造成了地权趋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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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91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408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④ 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95—45696页。

五、中微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考察了农户土地典押借贷百分比、借贷利息和期限、从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各地农户因为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下面再通过局部和区域等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迁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现象。

通过农户阶层变化论证地权趋于集中，主要是从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和佃农增多来说明。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30年代前期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划分，没有考虑田产多寡，“自耕农”不但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而且包括经营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可能是贫农和中农，也可能是富农。又如，这种划分方式没有涉及已经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部分土地从而成为雇农以及失去土地而离村的农户。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统治形式是小农经营，佃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而且，地权的集中、农民的失地和无地化趋势在农户结构方面，通常总是表现为自耕农的减少和半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因此可以作为地权集中的标志，虽然这种标志是不完全的。①

据国民党江苏省高邮县党部宣传所调查，1930、1931、1932年高邮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58％、42％、40％，21％、15％、15％，21％、43％、45％②，也就是说3年期间自耕农下降了18％，半自耕农下降了6％，而佃农上升了24％。丹阳县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权一直比较分散，自耕农数量较多。例如该县第三区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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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O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②　吉：《高邮农民惨痛生活一般》，《农村经济》第l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年以前，自耕农几乎占半数，半自耕农次之，佃农比重甚微。但是其后因受经济窘迫影响，自耕农典地者增多，故数量急减，佃农数量剧增。1931年和1936年丹阳第三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比例分别为：45％、30％；40％、35％；15％、35％。①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各下降了15％和5％，而佃农上升了20％。30年代前期吴江县自耕农明显衰落，佃农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重，有的地方高达95％，最低也占40％。②据1933年秋天调查，如皋县自耕农占16．9％，半自耕农占7．7％，佃农占75．4％，盐城县佃农占十分之七八。③据1934年调查，铜山县自耕农占15％，佃农占50％，其余为半自耕农。④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盐城、启东、常熟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3。

表3 江苏3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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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② 潘沺：《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8辑，第62758页。

③ 张惠群：《江苏省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辑，第57393．57403页。

④ 李惠风：《江苏铜山县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

从表3可以看出，1928—1933年，除盐城外，启东、常熟几个村无一例外的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总体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至于富农比例略有下降，地主阶层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土地流向城居地主。①

据对浙江平阳县古祝乡调查，1929—1932年佃农指数由100递增为110、120和125。②吴兴原本是浙西大地主的王国，30年代前期自耕小农的田产纷纷为大地主兼并，结果大地主田产进一步增加。③嘉兴县“因受农村经济崩溃之影响，(自耕农)多数系不能维持其生计，变卖田产者有之，典卖田产者有之”，“于是自耕农日渐衰落三分之一，而佃农逐渐增加”。1930、1935年嘉兴县自耕农分别占27．6％和18．2％，半自耕农兼佃农分别占36．3％和34．5％，佃农分别占34．5％和45．4％④，5年间自耕农下降了9．4％，半自耕农兼佃农下降1．8％，而佃农则增加了10．9％。1928—1933年崇德许多中农沦为贫农，贫农急剧地增加⑤。龙游县1928—1933年“田产转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贫农及雇农阶层中所卖出的田，占了他原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中农递降为贫农者，有四分之一之多”，同时地主明显增多。⑥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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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徐畅《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述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②郑洪范：《浙江平阳县古郑乡的真况》，《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7月5日。

③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4月。

④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9辑，第30253—30255页。

⑤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⑥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4—25页

从表4可以看出，如同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农村的调查，1928—1933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也基本上是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地主、富农阶层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土地流向何廉、方显廷所说的“非土著”地主手中。

表4 浙江4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据对安徽合肥南乡和北乡180家农户调查，1930年和1935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25．57％、22．77％，2．27％、2．22％，70．45％、73．33％， O．57％、0．56％，1．14％、1．11％①，由此可见，农户变迁中较为激烈的是自耕农比例下降和佃农比例上升，而地主变化则较小。有人对安徽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农户阶层变化做了调查，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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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辑，第29826页。

分析表5可见，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自耕农所占比例普遍下降，而自耕农兼佃农和纯粹佃农所占比例都上升了。

相比较而言，湖北在南方属于地权比较分散的省份，农产以自耕农为主。但是30年代以来，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佃农增加，土地趋向集中。据调查，1931—1933年湖北宜城、枣阳、钟祥、广济、蕲水等县都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例如，宜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55％、65％、65％，自耕农分别占35％、20％、20％，半自耕农分别占10％、10％、15％。①据1927年对黄冈农村调查，佃农所占比例不高，一般为十分之三四，自耕农、半自耕农超过半数，占十分之六七，雇农寥寥无几。但30年代以来，“因农产物价低落，农村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变卖田产，以救目前之急，大半变为佃农，佃农则变为雇农，结果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减少，佃农数量增加”②。

表5 安徽3县12村中农自耕与佃耕成分增减表(户数％)

据调查，1931—1933年湖南汉寿、桃源、永顺、益阳、长沙、邵阳、晃县、衡阳、永兴、阳明等县农户阶层变化均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例如，桃源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75％、80％、8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③又如阳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40％、50％、5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半白耕农分别占40％、35％、35％。④30年代前期临武不但佃农无法谋生，即使中农和较富裕的农民亦大呼困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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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G24—25页。

②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07—31108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0—31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页。

小农破产，地权趋向集中。①湘西溆浦土地主要为中小地主所有，其次为大地主和小农所有，但是“近年来农产歉收，一方面使农民粮食缺乏，他方面则促成物价高涨。从此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逐渐不能维持生计。”②

据调查，1931—1933年江西临川、都昌、余江、南城、新淦、清江、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农户阶层，或者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或者自耕农、半自耕农变化不大，但是佃农大幅增加，总体看来，地权趋向集中。例如永丰193l—1933年佃农分别占40％、40％、45％，自耕农分别占20％、20％、15％。③即使是非国共战争地区，192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各种农工，人不敷出，负担日重，累赔之多，不得不出于典卖田产之一途，故有大多数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者”④。

总之，尽管各地农户阶层变化存在差异，而且一些地区地权即使在30年代前期仍然保持分散趋势⑤，但是，从总体上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的变动以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佃农增加占主导地位，诚如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说，“租佃制度有与年俱增的趋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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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秀：《湖南临武农村经济一瞥》，《新中华》第2卷第16期，1934年8月。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0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3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5页。

⑤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1—44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⑥ 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12页。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

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 O．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O．33％和 O．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产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 O．17亩。①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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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①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②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③，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货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产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④，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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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② 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

③ 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

⑤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

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①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O．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②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③。江苏武进因为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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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

③ 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

过剩，造成工资低落。①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③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別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④，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⑤。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产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⑥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一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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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

⑤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9—463页。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6

20xx年上半年，**市信用联社在上级行社、银监部门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年初省、市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和联社制定的目标任务，以改革为主线，以业务发展为中心，查字典网改革与发展齐头并进。改革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月**日，**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标志着深化改革的**农村合作金融事业迈上了新征程;业务发展迈上新台阶，存贷款总量继续扩张。截止6月末，各项存款余额达亿元，比年初上升了亿元，增长率为，新增存款市场占比为，比上年末上升了个百分点；各项贷款余额为亿元，比年初上升了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为亿元，比年初上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亿元（其中抵债资产余额为亿元），比年初下降亿元，不良率为，比年初下降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总额和不良率继续实现双降；定期存款利息备付率和呆账准备率为和，分别比年初上升个和个百分点；营业费用率为，比去年下降个百分点，实现综合利润万元，比上去年同期增加万元。回顾半年来的工作，我们主要做好了以下几下方面。一、突出改革重点，改革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上半年，联社各项工作以改革为主线，在20xx年清产核资、增资扩股的基础上，于*月**日召开了**农村合作银行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顺利选举产生了**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行长经营班子，法人治理架构初步形成。联社随即开展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筹备工作，即时上报开业申请材料及分支机构开业请示，经过近5个月的筹备，于*月**日顺利召开**农村合作银行成立大会。**农村合作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二、加大业务拓展，各项业务稳健快速发展

㈠大力开展资金组织工作。上半年，我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再创历史新高。一是把“迎新春开门红”劳动竞赛和“比服务赛质量”劳动竞赛作为资金组织工作的突破口。联社及时制定考核办法，落实考核机制，并明确在合作银行开业前各项存款超**亿元的目标，形成了人人有压力，人人有动力，充分调动了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形成了社与社之间你追我赶的局面。二是把提升我市农村信用社社会形象作为资金组织工作的载体。在春节前联社对全市城镇机构网点进行统一策划、统一装饰，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年，并及时在报纸、电视推出各类广告，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有效地吸收了农村闲散资金，仅春节七天休假期间，全市农村信用社新增存款近2亿元。三是把规范化优质服务作为资金组织工作的助推器。联社提出了“优质服务年”的口号，制定了《**市农村信用社规范化服务实施细则》，以制度来规范、约束窗口服务，使规范化服务意识深入全体干部员工心中，从而在全市农村信用社掀起一股改善服务手段、美化服务环境、提倡优质服务的热潮，全面提升了我市农村信用社的对外服务形象。四是把客户经理竞聘上岗作为资金组织工作的支点。年初，为加大对客户经理的考核力度，联社对营业部、**镇、富春江三个城区信用社的客户经理在全市范围实行了公开竞聘上岗，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机制，同时根据客户经理的吸存业绩按季进行排名通报，实行末位淘汰，极大地激励了客户经理组织资金的主动性、能动性，促进了各项存款的较快增长。以合作银行开业为契机，存款组织乘势而上，至6月末，各项存款余额达亿元，上升额达亿元，创历史记录。

㈡适度调整信贷政策，积极推进资产业务。年初，联社确定了农户贷款优先、抵质押贷款优先的原则，同时，对极具潜力的产业和领域实行主动介入的信贷政策，信贷资产结构得到逐步调整。上半年，新增贷款万元，其中投入造纸及纸制品企业家，金额万元；制造业家，金额万元；六月末，抵质押贷款余额万元，比年初上升万元，抵质押率达到，比年初上升个百分点。

三、强化内控管理，整体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㈠紧密结合金融经济形势，落实措施加快结构调整。上半年，针对我市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事件”、市政府出台限期化工厂关停政策等影响信贷管理的因素，以及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联社及时组织召开了几次相关问题座谈会，分析形势，研究信贷工作对策，并相继出台了信贷管理新举措，使各支行在思想上得到统一，行动上得到落实。一是充分重视贷款企业的对外担保问题。要求将贷款企业对外担保的风险作为信贷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监控贷款企业对外担保额度，对自身经营困难以及对外担保额度过大的企业要求限期压缩对外担保。二是加快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的进程，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力度。三是制定了对纯保证大户贷款的信贷管理办法，对500万元以上的贷款客户，其贷款方式要求以资产抵押为主，并从两个方面进行引导：一是运用利率杠杆，对纯保证贷款或者抵押贷款占比不能达到70的，对其保证贷款按基准利率上浮100执行。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促使企业自觉办理资产抵押。二是抵押贷款比重不达到70的，按月压缩保证贷款。到6月底，确定压缩纯 保证大户贷款家，退出金额万元。

㈡切实监控关联企业贷款，加强管理规范信贷秩序。交叉贷款不利于贷款的风险控制，而且关联企业贷款有可能引发新一轮贷款垒大户现象。为此，上半年，联社将清理归并交叉贷款作为信贷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根据先归并到位，后根据客户鉴定情况有保有压的原则，对单户交叉贷款进行了清理归并，对清理出的共计71户，5.34亿元交叉贷款先确定归并信用社（部）,后限期进行归并。至6月末，除3户存在风险隐患的企业未归并外，其余已全部归并到位。在单户归并到位的基础上，联社对全辖关联企业贷款进行了清理，共清理出关联企业54户，贷款余额万元。同时，为逐步规范对关联企业贷款的管理，联社采取实施贷款余额监控的方式，通过按月关注关联企业贷款报表，及时掌握关联企业贷款的增减变化情况。通过清理和归并，规范了信贷秩序，强化了信贷管理，提高了信贷工作效率。

㈢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努力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一是对新发生的不良贷款加大问责力度和频度。通过收集有关信贷资料、调查贷款发放过程以及形成不良的原因，正确评估存在的风险程度；根据调查结果，对责任人进行问责，并提出具体清收、保全措施和责令责任人在限期内收回贷款本息；根据责问结果，以信贷督导单发到各社，并以此为载体，告诫全体信贷人员引起高度重视，提高自己的信贷管理水平和工作责任心。上半年共进行了2次问责，问责贷款金额3435万元。二是成立专业清收队伍，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上半年，联社出台了《》，成立了不良贷款专业清收队伍，对全市不良贷款实行“统一管理，专业清收”，做到清收、保全、诉讼和处置全程操作，并取得了成效，至六月末共收回不良贷款本息890万元，恢复诉讼时效贷款81万元。三是严格把关，充分运用政策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为了优化信贷资产质量，保证信用社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运用好政府出台的一些优惠扶持政策。联社及时部署呆账认定及核销工作，明确贷款核销的有关资料与条件，严格把关，共核销贷款本金532笔，金额5904万元，利息644笔，金额5493万元，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呆账核销工作，增强了抵御信贷风险的能力。

㈣加强管理提升服务并举，充分发挥管理监督职能。

1．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一是根据省联社提出的“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努力实现成本控制和强化资本约束”的要求，认真测算财务收支状况，编制20xx年效益、财务收支、固定资产购建、科技费用等4个方面的财务计划。二是积极开展各项财务检查，督促信用社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除做好常规辅导检查外，主要开展20xx年度决算工作情况检查、20xx年财务会计出纳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等两项专项检查，共发出整改意见书18条，提出整改意见111条。三是抓好已核销贷款台帐管理、会计档案的整理、同城票据交换的操作等三项规范工作，使会计档案、会计核算更加符合要求。四是做好票据兑付前的考核准备工作。对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例降幅等指标按月进行监测，加强对风险资产结构、不良贷款的监控，确保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不良贷款降幅在50以上。

2．强化审计监督职能，确保依法合规经营。上半年围绕深化改革和加快业务发展，重点突出对信贷管理的审计，以现场实时抽查为主要方式，共开展20xx年度经营目标责任制完成实绩审计、信用社领导班子成员经济责任审计、20xx年度增量贷款专项审计等3个审计项目，发出审计整改通知书6份，审计意见11条，收回审计整改通知书6份，落实审计意见11条，发出审计督导单2份，督导建议8条，对2名责任人进行了处罚，处罚金额3000元。

3．加强员工队伍管理，提高员工队伍素质。一是完善人事制度，上半年制订出台了《信用社领导班子及成员年度考核办法》、《机关科室考核办法》、《营业窗口规范化服务实施细则》、《综合业务素质达标考核办法》等一系列的旨在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和规范员工服务行为的制度和办法，并组织实施。二是对员工综合业务素质进行达标验收。三是举办员工业务技术比武活动，上半年，在单指单张、多指多张、珠算等三个项目上进行了一次业务技术比赛。通过制度约束、达标考核、技术比武等手段，比业务、比技术、比技能的学习氛围在我市农村信用社逐步形成。

4．加强安全防范建设，增强物防技防能力。一是加强安保培训，提高安保员的业务知识和管理水平。上半年联社举办了一期全市安保员培训班，对监控设施的基本常识、操作、管理、维护等方面进行了培训，达到了较好的培训效果。二是加强设施建设，努力完成各项达标任务。上半年，设立了**中心库、购置防弹运钞车4辆、安装数码监控网点12个、模改数网点2个、安装110报警器网点5个、配备支行大厅保安7个，划定一米线网点72个、设置隔离栏网点35个，共投入各项安保费用达150万元。三是建立和完善安保制度。结合车改实际，制定了《**市农村信用社运钞车管理规定》，加强对运钞车的管理。同时对几个重要安保制度和营业、守库、押运等应急防暴预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做到人手一册。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7

关 键 词： 船舶建造； 在建船舶； 浮动抵押。

1船舶建造与浮动抵押的共生性。

1.1 船舶建造需要巨额资金支撑。

船舶工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船舶建造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往往造船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 同时，船舶制造业又是一项资金投入和流动数额都非常巨大的产业。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包括浙江省船舶工业发展迅速，但面临诸多制约发展的因素，大多数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日渐凸现。修造船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融资的瓶颈问题。 船厂或者船东在建造船舶过程中多半会遇到资金上的困难，需要借助正在建造中的船舶进行资金的融通。 尤其是 2008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内银根紧缩的持续影响，造船企业面临严峻考验，订单锐减、撤船激增，融资渠道被收紧甚至关闭，不少企业面临停产、半停产状态，融资难、担保难、成本高等问题开始集中爆发。 船舶企业尤其是地方船舶企业、民营船舶企业普遍陷入融资担保难的困境。

造船业是浙江省发展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布局中作为沿海临港重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发展造船业有其内部优势和外部环境：地处东海前沿，岸线资源得天独厚，近几年水路运输业发展迅猛，给船舶修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商机。 同时，国际船舶工业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期，这为浙江船舶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但要想发展造船业必须有发达完备的金融融资体系作为支撑，造船行业能否凭借在建船舶办理浮动抵押获得融资这一“借鸡生蛋”举措以实现金融突围？

1.2 在建船舶浮动抵押的法理基础与现实依据。

将建造中的船舶进行抵押以获得融资有其法律上的依据。我国《海商法》第 14 条规定“建造中的船舶可以设定抵押权，建造中的船舶办理抵押权登记，还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建造合同。 ”《物权法》第180 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这是我国《物权法》首次明确在建船舶的抵押权。同时，《物权法》在其第181 条、第 189 条以及第196 条对担保物权中的“浮动抵押”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在建船舶（浮动）抵押”制度。

从理论上讲，建造中船舶十分适合作为浮动抵押的客体，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造船企业普遍存在融资担保困难的问题。 由于船舶制造融资金额大，时间长，需要具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船价波动剧烈存在较高风险，船厂找到有能力并愿意提供担保的保证方比较困难。其二、传统的抵押及登记方式不适用于建造中船舶。 一方面，建造中的船舶无法采取单个认定、逐一登记的方法确认，耗时耗力且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建造中船舶的形态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若建造中发生设计变更造成材料变更、已登记过的物资因质量问题导致退换，则原存在的登记要解除重新登记，手续繁冗复杂。而将浮动抵押制度运用在建造中船舶上，既免除了繁琐的登记过程，又避免了传统的固定财产抵押的救济方式———出售担保物而导致半完工的船舶、特种设备及各种专用物资变现价值极低的后果，实属便捷、高效的新型船舶融资方式。

1.3 在建船舶浮动抵押的政策支持。

为帮助浙江造船企业走出融资担保难这一困难，促进浙江造船产业集聚升级，浙江海事局会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入走访造船企业，对辖区有关企业的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情况开展了调研，同时就办理建造中船舶抵押融资所涉及到的经济问题认真听取了浙江省金融办与浙江银监局两家单位的意见。 2009 年 4 月 28 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浙江海事局、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金融办、浙江银监局联合制定并颁布实施了《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浙政办发〔2009〕49 号），该办法对于拓宽浙江省部分船舶建造企业与航运企业的融资渠道，规范了建造中船舶的抵押行为，将促进浙江船舶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同时，为了落实国家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拓宽船舶建造企业融资渠道，规范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行为，交通运输部中国海事局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实施了《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暂行办法》。 这两个办法目前在浙江省船舶建造企业中有无具体的实施，实施情况又如何？ 通过实地调研可以了解当前浙江省在建船舶的浮动抵押融资真实状况，两个暂行办法在目前的实施情况以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浙江省在建船舶浮动抵押的现状分析。

2.1 对船舶建造企业抵押融资情况的调研。

课题组于2010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2011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对浙江省有代表性的船舶建造企业进行了调研。 计划调查形式以访谈调查与问卷（下发调查表）相结合的方式，但鉴于调研过程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最终以访谈为主要形式。计划选择对浙江省工业行业（船舶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进行：分别选择了浙江造船有限公司（奉化），扬帆集团有限公司（舟山普陀），舟山金海湾船业有限公司（舟山岱山）以及浙江欧华造船有限公司（舟山普陀）进行调研。 但考虑到上述企业都为大型骨干造船企业，不能代表浙江省所有造船企业的各种类型。最终采取选择不同规模企业，即从大型、中型以及小型造船企业中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进行调研，其结果才能反映浙江省造船企业的普遍性。

为此，本次调研选择了浙江造船有限公司（浙江省大型龙头骨干造船企业），浙江省海运集团舟山五洲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中型造船企业）；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小型造船企业）。 虽然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企业都以融资问题属于本企业的商业机密为由，对调查人员进行排斥甚至于直接拒绝，或者对于调查不是很配合，大多数调查都需要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相关主管人员才能进行下去。

调查以访谈为主要形式，下面就与浮动抵押相关的四个问题进行阐述分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调研反映的仅是被调查企业的现状，虽然结果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尚不能代表整个浙江省造船企业的整体现状。

2.2 船舶建造企业浮动抵押融资的相关现状。

2.2.1 关于船舶建造合同的格式与所有权条款约定。

据课题组的了解，目前我省船舶建造企业对外签订的造船合同格式基本上都采取“双方共同拟定条款”的方式，也即行业中多数是采用“一（艘）船一（个）合同”的模式，但对于出口船舶与国内船舶又有所不同，出口船舶一般是以国际上的合同范本为基础进行谈判，然后进行修订而成，但国内船舶建造没有相关可供参照的合同格式，所以一般是由双方共同拟定条款，但通常采用公司以往的格式范本。

在船舶建造合同中有一个核心条款，即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建造中船舶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在建船舶是归船舶建造企业（船厂）所有还是归定造方（船东）所有。 这一条款不仅关系到船舶建造合同的属性，更直接关系到浮动抵押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可行的问题。 因为根据浮动抵押制度的基本要求，只有建造中船舶的所有权人才能将“在建船舶”进行抵押以获得融资。 只有明确了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的归属，才能明确谁有权将建造中的船舶予以抵押，即明确谁是抵押人。

在理论上，目前关于船舶建造合同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在我国，造船合同应认定为我国《合同法》第十五章规定的承揽合同，并适用《合同法》总则及承揽合同的法律规定。”其理由在于造船合同通常是船舶建造企业按照船东的要求进行的船舶建造， 然后由船舶建造企业向船东交付建造好的船舶，船东向船舶企业给付相应的报酬。因此，造船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范围。如果船舶建造合同中将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约定归定造方所有，其性质通常就可以认定为是承揽合同。 另一种主张认为造船合同为买卖合同，其造船合同有时就直接叫做船舶买卖合同。 其理论依据在于认为虽然船舶建造合同不同于单纯的船舶买卖合同，建造中的船舶存在逐渐转移所有权的情形。但是从造船合同缔约目的上分析，船舶企业目的在于获得价款，船东的目的在于取得船舶所有权，因此与买卖合同本质相同。如果船舶建造合同中将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约定归船舶建造企业所有，其性质通常就可以认定为是买卖合同。

通过调研，课题组发现目前大中型船舶建造企业一般选择约定“船舶交付前归造船方（船厂）所有”，或进一步约定在船舶交付前的风险由造船方（船厂）承担。 目前造船行业中，绝大多数规模企业都采用了订单式的买卖合同，由定造人（如航运企业）向造船企业下订单，明确所造船舶的规格，但在船舶建造完成交付前，所有权归造船企业 （船厂 ）所有 。 而小型船舶建造企业一般采用 “归定造方所有”。

这与造船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实力强规模大的造船企业通常倾向于采用买卖合同的形式，以方便在船舶交付前控制船舶。 而规模小实力较弱的小船厂，似乎也乐于采用加工承担的方式建造船舶。

2.2.2 关于在建船舶的资金来源及资金的支付。

虽然船舶建造合同形式不同， 但无论是具有买卖合同性质还是具有承揽合同性质的船舶建造合同，在实务中的做法差别不大。通常都是由“定造方按期提供”，同时辅助以选择“由其它途径融资”的方式。从上规模的造船企业了解到，通常船舶建造从签订合同开始到最终完成交付船舶分为四到六个环节，包括签订合同、开工、上船台、下水、试验以及交船，建造船舶的资金通常是由定造人按期提供。比如，在前四个环节中各付20%的造船款项，即签订合同之后付 20%的造船款，等船舶开工（开始切割钢板焊接操作等）时再付20%的造船款，而上了船台时（即已具有船舶外观，安放龙骨阶段）付 20%的造船款，再做下水作业时（当船舶建造工程大部分完工之后，利用某种下水设备，将船舶从建造区移至水域区的过程）付 20%的造船款；而最后两个环节各付 10%的造船款，即当船舶进行试验时（系泊试验及航行试验）时付 10%的造船款，而在最后交付时付清最后 10%的造船款。 但行业习惯中，通常定造人会扣下 1%的款项作为质量保证金，等质保期（通常为6-8 个月）过后再全部付清。

从实务中来看，船舶建造的资金压力通常在定造方，融资需求显然也在定造的一方，只有出资方才有必要去将建造中的船舶以设定抵押的方式来获得融资。如果造船合同中约定交付前船舶的所有权归属于造船方（船厂）的话，那就意味着，真正需要通过设定抵押以获得船舶融资的定造方（船东）是无权将建造中的船舶抵押出去的。这就是理论规定与实务做法导致的冲突，是目前在建船舶浮动抵押无法得以推广的最主要的法律障碍。

2.2.3 关于在建船舶的认定与登记问题。

要办理在建船舶的浮动抵押，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对在建船舶予以认定，同时要依据相关规定办理在建船舶的登记。从实务中了解到，目前造船企业往往有自己的认定标准，也即通常是以定造人与造船人双方认可的开工确认书以及船级社的确定书作为船舶建造的开始，认为从此时开始就可以认为属于是在建船舶。 当然船级社通常是以铺龙骨也即上船台时才予以确定的。 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实施若干问题说明》的规定，“建造中的船舶，是指已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也即，船舶登记机关通常对建造中船舶的认定标准是安放龙骨，只有到这个阶段，海事局才能进行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的登记。据《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五）项规定，“作为抵押物的建造中船舶应该已经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同时取得由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中国船舶检验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书”。 中国海事局的《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项也有相类似的规定，“作为抵押物的建造中船舶，如为分段建造的，应该已经完成至少一个以上的船舶分段并处于建造阶段；如为整体建造的，应该已经安放龙骨并处于建造阶段。 ”上述两个办法，都把建造中船舶进入到了安放龙骨阶段作为办理船舶抵押登记的条件之一。 但从调研结果来看，基本上所有的造船企业由于没有办理过相应地在建船舶的抵押融资事项，对这一问题基本都不了解。

对于“在建船舶”登记，众多造船企业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不理解这一问题，在他们的理解中只有当船舶需要进行航行试验时，才有必要到海事部门去办理登记以获得一个临时的航行许可。 而 1994 年《船舶登记条例》第13 条对建造中船舶申请所有权登记的条件与程序进行了规定，获得登记成为建造中船舶所有权人是成为抵押人的前提条件。 因为，据《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抵押人独立拥有被抵押船舶的所有权并取得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也即如果未对建造中船舶进行所有权登记的，是无法申请办理船舶抵押权登记的。从这一调研结果来看，船舶建造企业以在建船舶办理相关的抵押以获得融资似乎很陌生。

2.2.4 两个暂行办法的落实情况。

虽然2009 年上半年《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海事局的《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暂行办法》都颁布实施了。但据课题组了解，目前不同的造船企业对于两个暂行办法的了解程度不尽相同。有的造船企业组织学习过两个暂行办法，并且还到海事局与银行去打听过具体的手续；而有的造船企业仅表示“听说过”，但具体是什么内容不清楚；而小的造船企业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据一家去海事部门与银行咨询过的船公司所称，目前当地银行根本就不办理此类业务，主要原因是银行认为无法对船舶建造合同中的所有权人进行认定，银行认为风险太大，也没有什么动力去涉足在建船舶抵押业务。与此相对应，目前有部分造船企业，主要是大中型的船公司，正在开拓新的融资领域，比如正通过金融租赁公司，比如招银金融租赁及交行金融租赁，以谋求融资新渠道。

上述四方面集中反映了目前以在建船舶办理浮动抵押以获得融资的制度冲突与现实差距。

3在建船舶浮动抵押的制度建构。

据课题组对上述造船企业的实地走访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目前造船行业对于融资有着很迫切的需求，尤其是中小型造船企业、民营造船企业，对于融资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政府与行业协会在积极主导，比如浙江省政府与中国海事局分别出台了两个办法，以试图来鼓励与规范用建造中船舶来设定抵押以获得融资的活动开展。 可是现状却不尽理想，该制度还多半停留在表面，相应的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无法给有融资需求的造船企业带来实惠。

为了推进在建船舶浮动抵押制度的实施，将这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制度上的建构：

（一）改变造船合同性质，使得以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成为一种普遍现实需求。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里，航行市场一直处于繁荣的态势，带动了造船需求旺盛。在整体经济形势的积极带动下，浙江省依托良好的区位、港口和岸线优势，以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所带来的发展机遇，造船业增长更为迅猛，有力地带动了浙江省航运海洋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的船厂都在满负荷的工作，一些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好几年之后，而无论是属于买卖合同性质的造船合同还是加工承揽性质的造船合同，造船资金一般都是由建造方，也即航运企业单方分期提供的。 造船企业既无造船资金的压力，又有了良好的经营效益，没有或者很少有融资的需要。 而按照目前的造船合同的实践，造船合同通常约定在交付船舶之前，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归造船企业所有，使得船东虽然有迫切的造船融资需求，但由于建造中船舶的所有权并不归属于他，在法律上就无法用建造中船舶设定抵押去融资。

而目前随着整个经济形势不景气，尤其是航运界陷入了资金普遍紧张的困难。 建议船舶工业协会在造船合同的标准文本上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将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归船东所有，以消除在建船舶抵押法律上的障碍，同时解决了目前船东融资难的问题。

（二）完善建造中船舶抵押登记的程序，促进此种融资担保方式的开展。

虽然我国《海商法》及《物权法》明确了建造中船舶可以设定抵押，但未涉及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的程序问题，缺乏可操作性。《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海事局《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暂行办法》

虽然规定了建造中船舶抵押登记的具体办法，可是就目前来看，门槛过高，比如《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申请办理建造中船舶抵押的船舶建造企业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省船舶工业发展规划，属于设区市级以上船舶工业重点企业；”将可以申请抵押的造船企业定位于“设区市级以上船舶工业重点企业”，对抵押人的资质有条件上的限制，而这些大中型的造船企业通常不会有资金上的需求或者压力，根本不需要通过将建造中船舶设定抵押的方式来获得融资，而那些有真正融资需求的中小型造船企业通常又无法依据这个规定来获得融资。 另外，这些办法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因此，建议船舶工业协会与船舶登记机关会同进行一个调研，在相关程序上予以完善，以尽快的推进此种融资担保方式的开展。

（三）需尽快制定相配套的具体制度来保证这个政策的落实。

要落实办法，还面临到许多具体的问题。比如哪些金融机构可以办理此类业务？金融机构如何来审查船舶建造合同中的所有权归属？

依据《浙江省建造中船舶抵押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抵押人必须独立拥有被抵押船舶的所有权并取得建造中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而中国海事局的《建造中船舶抵押权登记暂行办法》对此并没要求，并不以船舶所有权登记为前提。 金融机构如何来规避此类抵押活动中的风险？ 从目前来看，起码金融机构热情不高，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来操作此类业务。

因此，需要了解金融部门的顾虑所在，政府主导但也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只有把相关主体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能真正的落实好一项政策。

参考文献：

[ 1 ] 关正义 ， 刘安宁 . 船舶抵押权登记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 J ] .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11（2）：68-72.

[ 2 ] 郭晓莉 . 对我国在建船舶融资问题的法律分析 [ J ] .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3）：55-59.

[ 3 ] 浙江省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 . 论建造中船舶抵押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 C ] . 浙江省首届海洋经济发展法治论坛论文集，2009：178-184.

[ 4 ] 司玉琢 . 海商法专论 [ M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71-75.

[ 5 ] 岳翰清 . 浅议浮动抵押 ———兼述我国 《 物权法 》 的动产浮动抵押制度 [ J ] . 法制与社会 ，2007（9）：74-75.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8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房自有率不断提高，盘活住房实现“以房养老”为社会养老问题提供了创新思路。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是最典型的“以房养老”模式，其资金流向与普通抵押贷款相逆，这种特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在开办该业务时可能面临资金流动性风险。本文提出在我国发展反向抵押贷款的初期阶段可以引入廉租住房作为反向抵押贷款运行过程中住房变现渠道的构想，以解决业务开展中抵押住房的变现难题，应对其引起的流动性风险。

关键词：反向抵押贷款 流动性风险 廉租住房

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针对老年人的住房贷款。老年人把自有产权的房屋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房屋未来价值等因素后，按其房屋的评估价值减去预期折损和预支利息，将房屋的残值分摊到预期寿命年限中去，按月或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当借款人去世后，金融机构将住房进行销售、出租或者拍卖，用来补偿贷款本息。

反向抵押贷款开展过程中，银行为业务开办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借款人把住房抵押给银行后，定期获得银行支付的贷款金额，可以看成是银行分期付款从借款人手中购入住房，其现金流向与普通的抵押贷款相反，故称为“反向”。图1显示了银行放贷过程中二者资金流向对比的全过程。前半阶段借款人申请正向抵押贷款购房，随着借款人逐渐偿还抵押贷款，住房资产从银行过渡至借款人，银行在逐步收回贷款的过程中现金资产不断上升，并在借款人还清贷款时达到最大值。后半阶段借款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将住房资产转换成现金资产，此时借款人住房资产逐渐过渡到银行手中，而银行的现金资产随着定期发放给借款人而逐步下降，最终贷款发放完毕，银行拥有住房所有权。

反向抵押贷款与银行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重要内容

流动性是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重要体现，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源泉。商业银行流动性是其在不损失价值情况下的变现能力，即为资产增加而融资及在债务到期时履约的能力。当银行不能及时以合理价格取得资金以履行偿债义务（包括储户提存）和其他承诺（如担保、贷款承诺等或有负债）时，便陷入了流动性风险。

（二）基于期限结构度量银行流动性

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往来中介，其资金来源的期限结构制约着资金运用的期限结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期限结构匹配直观地反映着银行流动性状况。理想状态下，短期负债用于短期资产，长期负债用于长期资产。当短期负债过度用于长期资产时，容易出现到期的负债不能及时偿付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因此，流动性风险管理应该尽量使资产的收入现金流的时间和数额与负债的支出现金流的时间和数额都匹配。

Frederick Macaulay最初提出久期概念用来衡量债务工具到期期限的加权平均时间：（1）

其中，Di=第i种资产和负债的有效期；CFt=t期时净流入的现金流；N=现金流入最后一期；r=现行利率水平；PVt= t期时流入的现金流现值。

假设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期限共有n种，资产的数量分别为x1，x2，…，xn，负债的数量分别为y1，y2，…，yn，则第i种期限的差额i=xi-yi。即i为资产或负债的一部分，对第i种资产和负债来说，i没有被匹配。设i的有效期值为Di，对于组合i来说，有效期值D为：

（2）

当D0时，没有完全匹配的资产平均到期期限小于没有完全匹配的负债的平均到期期限，银行流动性较充裕，但盈利性下降。

（三）反向抵押贷款引起的银行流动性风险分析

银行开展反向抵押贷款时面临的风险往往比普通的住房抵押贷款要高。后者是银行在前期一次性地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人后续分期偿还，随着借款人逐步偿清贷款，银行流动性增强，风险也逐步降低。相比之下，反向抵押贷款逐期给付借款人资金，加上长期累积的利息支出，银行支付压力不断增大，风险也上升。直到贷款期末，银行拥有房屋所有权后将房产变现才能一次性地释放风险。

以简化的反向抵押贷款终生生存年金产品为例，说明其隐含的流动性风险。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假设忽略贷款发起费用及其他交易费用，在贷款期内所有年金的折现值之和应该与住房现值相等。即：

（范子文，2006）（3）

其中，Ax=年龄为x岁的申请人每年获得的等额年金；tpx和tqx=分别为x岁的申请人在贷款合同开始后第t年内存活和死亡的概率，tpx+tqx=1；H0=住房初始值；g=住房价值年均波动率；r=反向抵押贷款年利率。由上可得：（4）

反向抵押贷款的年金贷款是银行的资产类别，把式（4）代入（2）。若进一步放宽条件，假设未发放反向抵押贷款前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相匹配，且现金净流入为0。反向抵押贷款发放后，在贷款期限结束前，有效期值D为： （5）

由于在贷款期限结束前银行只有年金式现金流支出，Di

反向抵押贷款期限长达十多年至数十年，金融机构在长期内连续支付贷款，最后获得住房产权，但其目的是要将固定的房产变现，取得流动性资金以实现资金的借贷循环。反向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风险在贷款期间逐步积累，若后期房产变现受阻，资金流入不能及时补偿前期的贷款支出，金融机构将遭受损失乃至资金流断裂。

引入廉租住房作为变现渠道以应对反向抵押贷款流动性风险的构想

（一）构想来源―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房自助养老”

2007年4月，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一户家庭中试点“以房自助养老”方案：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将自己的产权房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房屋买卖交易，老人可一次性收取房款，房屋将由公积金管理中心再返租给老人。上海酝酿的“以房自助养老”可以看成是反向抵押贷款的变形，但反向抵押贷款是金融机构的盈利，而“以房自助养老”则侧重居家养老，由政府机构主导，二者存在一定区别。引入廉租住房作为变现渠道，对于解决反向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风险是非常有益的启示。

（二）构想的总体思路

反向抵押贷款业务与廉租住房体系相结合，指金融机构在反向抵押贷款期末获得的抵押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的房源进入廉租住房供给体系，同时政府支持廉租住房建造的财政资金可作为补偿弥补银行过去已流出的贷款。鉴于反向抵押贷款中作为抵押品的旧住房的特殊属性，能解决我国廉租住房体系面临房源不足的困难，减轻政府新建廉租住房的压力；同时，能使银行的抵押住房及时变现，使金融回笼资金，实现盈利，二者形成有效补充。

（三）构想的运作模式（见图2）

申请人向具有贷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受理申请的贷款金融机构进行初步审核，委托独立合法的中介机构详细审查。根据中介机构的评估报告，申请人把房屋抵押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双方签订贷款合同，约定贷款支付、还款方式等具体项目。贷款期间，贷款金融机构依照合同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并定期对抵押住房的折旧修葺情况进行核查，调整住房价值评估。贷款期限结束，借款人可以选择以货币形式偿还贷款，否则贷款金融机构将拥有住房的完全产权，将住房在二手房市场上出售拍卖或出售给廉租住房管理中心，由廉租住房管理中心支付高于金融机构贷款的数额。廉租住房管理机构取得抵押住房产权后，把住房作为廉租房出租给符合要求的低收入群体，收取租金，以及筹集来自政府财政部门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资金，继续购买抵押住房，从而形成完整的循环链条。

（四）引入廉租住房作为变现渠道可实现多方互补及住房过滤循环

1.房源的供给与需求形成有效互补。作为房源需求方，廉租住房房源不足。由政府构建的廉租住房由于资金投入大，以及集中或分散构建统筹等多方面原因，使政府面临较大的压力。政府廉租住房建设计划滞后，目前各地廉租住房制度以低保家庭起步，以20%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目标，今后5年内全国计划新建廉租住房仅145万套，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作为房源的供给方，金融机构拥有的抵押房产需寻求变现出路。廉租住房的巨大缺口正需要贷款金融机构所掌握的抵押住房供给来填补，二者的结合既解决了贷款机构盘活抵押住房的难题，使金融机构及时将住房变现以补偿贷款给付并减少损失，同时也为廉租住房提供了房源。

2.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形成有效互补。作为资金的供给方，财政拨款在各地的廉租住房资金来源中占有较大比重。实际上，政府新建廉租住房需要投入的建设资金规模大，涉及土地使用申请、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等诸多环节，程序复杂，政府管理工作大。建成后因回收租金量少，日常维护依然需要长期的大量财政补贴。如果政府利用财政资源以及住房公积金向金融机构收购抵押的二手房，然后降低标准改造成廉租住房，这一方式与新建廉租住房相比，政府收购成本较低，并可以较快地投入使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200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及使用情况”报告中表明，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扣除风险管理基金等拨备资金后，仍有2186亿元资金沉淀账户，成为“睡眠资金”，占公积金总额比例达到了22.76%。作为政府财政部门如果能主动挖掘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渠道，参与到反向抵押贷款的初期引进当中，可以利用沉淀的住房公积金购买贷款人手中的抵押住房，成为贷款人抵押住房变现的资金供给，极大地降低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3.实现住房过滤循环。所谓住房“过滤”，是指在住房市场中，最初为较高收入房客建造的住房，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房发生老化，房屋价值降低，较高收入的房客为了追求更好的住房，放弃现有住房，而较低收入的房客接着继续使用该住房的过程。实际上在反向抵押贷款业务中的抵押住房，也就是住房市场上从一级市场过滤出来的房源。廉租住房所要求的质量规格不高，抵押住房属性切合廉租住房要求，正好是吸收抵押二手住房的合适途径。

综上，反向抵押贷款运行过程中的住房最终能否顺利在市场上出售出租从而套现，关系到金融机构能否从业务中实现资金回笼，开办业务能否长期运行周转。我国住房资产变现渠道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将给开办业务的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引入廉租住房作为反向抵押贷款运行过程中的变现渠道，能减低金融机构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实现反向抵押贷款运行的资金链条循环。

参考文献：

1.金煜.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计量与管理框架[D].复旦大学，2007

2.范子文.以房养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现实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刘洪玉，张红.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9

在经历了十余年快速发展后，中国房地产由供给不足转向供过于求。短期来看，全国商品房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在建+待售面积超过60亿平方米，按照33平方米的人均居住面积，透支了接近2亿人的住房需求。中长期来看，房地产供求关系随人口结构过拐点而调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是购房主体，该年龄段人口比例越高购房需求越旺盛，反之则存量房、待售房越多，而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在2010年见顶后持续回落。

但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住房需求有待释放。一是高房价限制了部分城市居民购房需求。根据清华大学等机构的《中国居住小康指数2012》，40个大中城市平均住房自有率为78.6%，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垫底，其中上海市住房自有率仅为67.9%。二是2014年人户分离人口有2.98亿人，尽管进入城市生活，但其中多数人并未进入商品房市场。三是中国城镇化率还很低（2014年为54.77%），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为53.39%），未来仍有大量农村人口向省市迁移。

成立国家住房银行，有助于释放住房需求并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前提，房地产不稳，则中国经济不稳，必须加快消化高企的商品房库存。《中国居住小康指数2012》也显示，48.4%的受访者认为住房问题应靠政策支持，因此政府有必要想办法满足合理的住房需求。可借鉴美国的两房模式，成立中国版住房银行，通过购买商业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盘活信贷资产存量，降低房贷利率并提高商业银行的放贷意愿。

个人住房贷款存量与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例均较低，也为成立国家住房银行提供了条件。一是住房抵押贷款规模有较大增长空间，为国家住房银行提供业务来源。2014年年末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11.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仅为18%，而同年美国未偿还住房抵押贷款占GDP比例为54%。二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低，房地产抵押贷款发生系统性违约的概率不大。根据国际结算银行的数据，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时居民杠杆率为95.5%，而2015年1季度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37%，也远低于同期美国的65.9%和日本的77.1%。

二、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本文通过对相关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梳理，以期为中国住房金融制度改革提供些许参考。

第一，为稳定住房市场或改善民生而设立。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一是为稳定住房市场。大萧条时期美国房地产业深受冲击，1933年一半以上的住房抵押贷款出现危机。

胡佛政府上台后建立了住房贷款担保制度和联邦住房贷款系统、成立房利美，构建了美国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基础。另一种是改善民生。二战后日本住房严重短缺，但住房投资建设资金匮乏，房地产业发展缓慢。1950年出台《住宅金融公库法》，设置住宅金融公库，为建房购房提供长期、低息贷款。1955年新加坡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公积金通过建屋发展局用于建设组屋和发放低息贷款，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

第二，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运营。第一种是依据法律设立公共机构专司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如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和吉利美均为美国联邦住房和发展部下辖机构，高管由美国政府任命。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依据《中央公积金法》设立，总经理由总理任命。第二类是住房储蓄银行，吸收会员储蓄并向会员发放住房贷款，该模式比较典型的是德国住房储蓄银行体系。第三类是专业金融机构，专门负责政策性住房资金的筹集、贷款或担保增信，比较典型的有美国两房与加拿大的全国抵押贷款与住房公司。

第三，资源来源稳定多样。稳定的资金来源是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长期运行的基础，根据国际经验，资金来源主要有四类：一是强制储蓄，即要求将企业雇员收入的一定比例存入政策性住房机构，以此使雇员有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权利，分企业和雇员缴存与企业单方缴存两种。二是合同储蓄，即储户与住房金融机构签订储蓄合同，在储户存储到达一定金额后，即可按合同规定获得与存款利率和存款数额挂钩的住房贷款。三是专项债券，通过发放抵押贷款融资证券（MBS），如美国的两房与吉利美、丹麦住房抵押贷款银行所发行的专项债券。四是专项基金，通过国家立法，吸纳各类政策性资金组成专项基金，定向用于发放住房贷款。

第四，提供多种融资工具。为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合理的住房需求，各国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一是发放低息贷款。因住房抵押贷款期限通常较长，购房者实际成本对利率变动非常敏感，发放低息贷款有效降低了其负担。二是提供信用担保。在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时，对其提供信用担保，能提高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意愿，降低首付比例，同时因信用等级的提高可获得更低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三是贷款流动性支持。购买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通过结构化设计后在二级市场出售，将商业银行流动性差的住房抵押贷款转化为现金，加快了资金周转。资金占用成本的降低提高了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意愿，购房者也能获得利率更低的贷款。

三、中国公积金中心改组成国家住房银行的可能性

自1991年上海借鉴新加坡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起，历经20余年发展，中国公积金管理中心体系已形成相当规模，为改组成国家住房银行奠定了基础。

第一，机构设置完备，可整合改组。目前全国共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342个，业务网点2651个，从业人员3.8万人。现有公积金管理机构覆盖范围广，可直接将各管理中心与业务网点直接改组为分行和支行，在中央层面设置总行，总行对分行和支行实行垂直管理，并将该银行系统归类为政策性银行。因国家住房银行业务与现有公积金管理系统相似，可直接将原有雇员受聘为国家住房银行员工。

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0

关键词：第三方物流 中小企业 物流金融服务

1.中小企业融资难与物流中的金融服务需求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外，金融机构也有很多创新融资方法。例如，深圳发展银行的“池融资”、招商银行的“点金物流金融”、建设银行的“融货通国际物流”等动产质押贷款业务，取得了初步成功，满足了拥有大量动产而缺乏自有固定资产的中小企业的潜在需求，中小民营企业以动产仓储质押的融资需求非常巨大。

但是动产抵押存在着很大缺陷，首先，抵押贷款缺乏担保，手续复杂。金融部门在贷款过程中均实行 “谨慎原则 ”，考虑的是资金的安全性，并建立了一套手续繁杂的审批程序，同时实行严格的财产抵押担保制度。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限制，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依靠自身的实力不足以提供担保，而且担保连带责任重大，很少有单位或个人愿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其次，在办理财产抵押过程中，抵押登记和评估费用较高，而贷款抵押率较低。同时金融部门还要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信用度来调整贷款抵押率，并且抵押物品还要满足金融部门的其他要求，在这种体制下，中小企业融资额度十分有限。最后，金融部门注重“盈利性”，在信贷过程中倾向于“短、平、快”项目。因此，动产抵押贷款虽然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但由于缺乏中间担保机构或企业，这种融资方式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不是非常有效的融资方式。这为第三方物流企业进入新的金融领域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第三方物流企业金融服务的意义

2.1 有利于生产企业集中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金融服务解决了在物流过程中的融资问题，使生产企业中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产品开发和快速扩张方面，有效地盘活物流过程中的资金沉淀，提高企业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能力。同时由于物流企业通过金融服务更加有效地融入企业的供应链中，有利于企业集中主业、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物流金融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可以降低企业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的资本占用率，实现资本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销售利润。

2.2 给银行带来新的业务和利润空间

物流金融可以帮助银行吸引和稳定客户，扩大银行的经营规模，增强银行的竞争能力；可以协助银行解决质押贷款业务中面临的“物流瓶颈”——质押物仓储与监管，可以协助银行解决质押贷款业务中面临的质押物评估、资产处理等服务。物流企业的金融服务就成为银行新的利润源泉。

2.3 金融服务成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新利润源

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而言，物流金融可以提高企业一体化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业务规模，增加高附加值，扩大企业的经营利润。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与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数十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到2010年底，公司已实现当年为客户提供融资近100亿元，累计融资规模达300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第三方物流企业开展金融服务的模式选择

第三方物流企业开展金融服务的模式有多种多样，但是归结起来有三种基本模式。第三方物流企业开展金融服务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进一步创新，选择适合本企业和服务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

3.1 质押模式

仓单质押贷款，是企业把商品、原料存储在第三方物流企业仓库中，物流企业向银行开具仓单，银行根据仓单向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物流企业代为监管商品。开展仓单质押业务，既可以解决货主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同时保证银行增加放贷机会与放贷安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物流企业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能够为货主企业办理仓单质押贷款的优势，吸引更多的货主企业进驻，保有稳定的货物存储数量，提高仓库空间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又会促进仓储企业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拓展仓库服务功能，增加货源，提高效益，可谓 “ 一举三得 ” 。

3.2 担保模式

统一授信就是银行把贷款额度直接授权给物流企业，再由物流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条件进行质押贷款和最终结算。物流企业向银行按企业信用担保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提供信用担保，并直接利用这些信贷额度向相关企业提供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银行则基本上不参与质押贷款项目的具体运作。该模式有利于企业更加便捷地获得融资，减少原先质押贷款中一些繁琐的环节；也有利于银行提高对质押贷款全过程监控的能力，更加灵活地开展质押贷款服务，优化其质押贷款的业务流程和工作环节，降低贷款的风险。

3.3 直接融资模式

在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业务流程中，当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发货人承运一批货物时，第三方物流企业首先代提货人预付一半货款；当提货人取货时则交付给第三方物流企业全部货款。第三方物流企业将另一 半货款交付给发货人之前，产生了一个资金运动的时间差，即这部分资金在交付前有一个沉淀期。在资金沉淀期内，第三方物流企业等于获得了一笔不用付息的资金。第三方物流企业用该资金从事贷款，而贷款对象仍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客户或者限于与物流业务相关的客户。在这里，这笔资金不仅充当交换的支付功能，而且具有了资本与资本运动的含义，而且这种资本的运动是紧密地服务于物流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