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十篇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1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和省市委有关要求，结合《**通知》，现就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班，提出以下建议方案。

一、学习主题

深入学习贯彻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全面系统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学习内容

深入学习研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指定学习材料，用好《中国共产党的1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重要参考材料，结合持续深入学习对**工作特别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及时跟进学习最新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入把握学习内容的贯通性、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

三、学习安排

1．时间地点：5月13日至17日，**。

2．参加人员：**。

3．学习方式：专题学习班采取领导动员、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进行。集中学习主要采取领读、交流研讨、视频教学、专题讲座等形式。交流研讨要聚焦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紧紧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期间，每个小组围绕以上4个方面专题，至少开展2次交流研讨，每名学员都要就其中1个方面自选主题作重点发言；围绕重温视察**重要讲话和对**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组织一次大会交流研讨；培训班结业式上，组织部分学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4．主要日程：（见附件1）（待制定）

5．学习分组：（见附件2）（待制定）

四、文稿起草

1.领导开班式动员讲话、专题学习研讨主题讲话、结业式讲话及主持词，由党政办公室负责；

2.专题学习研讨发言、结业式学员代表发言材料，由组织人事处级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把关。

五、工作分工

1．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起草和印发学习班通知；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学习班开班式和结业式会场安排，协调落实领导出席学习班等相关事宜；组织人事处和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落实副处级干部参加学习班等相关事宜。

2．学习班学习资料准备和新闻宣传报道工作，由宣传部负责；学习班开班和结束时分别报道1次。

3．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学习班各项工作的协调调度，做好学员分组、教学组织等工作，联系电话：0536-3887101。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2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理念；数学史；讲授；学习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提出：数学探究、数学建模、数学文化应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课程之中．“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对社会的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为此，教育部将数学史正式列入高中数学选修课程．

在高中数学课程开设数学史，不仅能使学生了解到数学知识、方法、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加深对数学概念、方法、思想的理解，把握数学的本质和发展脉络，还能使学生在相对陌生而真实的环境里进行探究和发现，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数学应用意识，进而把课堂上所学的数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不仅能使学生了解历史上一些杰出数学家的生平和数学成就，还能使学生看到数学家是如何跌跤，如何在迷雾中摸索前进，如何一点一滴地完成创造过程，从而在前辈大师严谨治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的震撼和激励下，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获得顽强学习的勇气，勇于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挫折．

新课程理念下数学史选修课的开设，是课程改革的进步，但是对于这样一门新课程，如何讲、如何学、讲什么、学什么是最大的问题．本文对新课程理念下中学数学史的讲授与学习提出了一些看法．

一、新课程理念下中学数学史的讲授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的一门科学，与具体的数学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对于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知识的传授者——教师来说，新课程理念下数学史的教学，是一个崭新而又困难的课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在知识储备、教学态度、内容选取、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激发学生的数学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1．1树立正确态度，充实自身知识。新课程理念下的数学史教学，已不仅仅是融人数学教学，而是要更多地起到“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和传播“数学文化”的作用．因此，讲授数学史的教师必须转变原有的对数学史知识的观念和教学态度，不能仅仅只介绍一些数学家的故事和数学趣味故事，罗列数学的发展历史，将数学史课当成历史课，而是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和教学要求，通过大量阅读数学史料，领悟数学史料中包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来充实自身的数学史知识，将数学史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授给学生．例如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李文林的《数学史概论》等等，都是很好的数学史方面的材料．

1．2精选授课内容，注重专题形式。新课程理念下的数学史教学，要通过生动、丰富的事例，使学生不仅能了解数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成果，初步了解数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而且体会到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数学的理解，感受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人教版、北师大版的《数学史选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数学简史》等，都是根据这一要求编写的．特别是《中学数学简史》采用专题形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尊重史实，突出重点为选取史料的原则，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科学发展规律、数学思想方法，使教师和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初步了解新课标中关于学习数学史的要求…．由于选修课课时的限制，对数学史的教学应采用专题形式，选择既能贴近中学生认知兴趣和实际水平，又能体现重大数学思想发展和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本质、培养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内容．同时，各类专题中还应当包含一些辅助材料，如背景材料、数学?研究的问题等，还可以通过专题介绍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和13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极性，还可以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在选题时，还要注意内容的趣味性实用性、科学性、探索性等原则．

1．3改革教学方式，整合现代技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使得数学史教学不能照搬故有的传统数学教学模式．因此，数学史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通过改革教学模式、加强师生合作互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对数学问题的好奇心．

1．3．1巧妙创设问题情境。《标准》指出：“教师要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鼓励学生发现数学的规律和问题解决的方法，使他们经历知识形成的过程．”因此，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以生产、生活为基础，创造一个实用、新颖、相对合理的问题情境，在探索与研究的数学学习气氛中，让学生通过观察、探索、反思，体会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享受数学思辨的乐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1．3．2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数学史的教学方式除了可以采取讲故事、讨论交流、查阅资料、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进行之外，还可以利用幻灯片、视频等多媒体技术作为辅助教学工具，使得数学史课堂教学更加直观、形象、生动、有趣、高效，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思想的理解；更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探索数学史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努力体现信息技术的应用，体现新课标的新理念．

1．4营造课堂氛围，建立和谐关系。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学要求“以生为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转变角色，做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授予者；要在创设学生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和情境中，营造愉快、宽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加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积极关心学生、鼓励学生，促进师生的相互信任与情感交流，使得学生能够敢于提问、敢于讨论、敢于争辩，在数学史的学习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数学学习能力，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二、新课程理念下中学数学史的学习

《标准》强调：数学课程应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阅读自学等学习数学的方式．数学史虽然不是高考的内容，但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提升学生自身的素质．因此，学生要改变数学史就是讲授数学的历史的观念，树立正确的学习观，积极主动地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学习．

2．1积极转变学习观念

“数学史不是高考内容，占用自己的高考复习时间”、“数学史就是数学的历史，学好了高考也不加分”等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通过故事、材料等多种形式强调数学史在数学学习中的地位、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转变旧有思想．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要积极转变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让自己从喜欢数学史到喜欢数学；要积极转变学习方式，主动收集、分析、整理资料，课上主动讨论、交流，课后积极探讨，提高自己的交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2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以数学史为载体开展一些研究性学习活动，可以启迪学生的思维，加深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研究能力和应用能力，让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生活通常是完美、和谐地相结合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选择比较能反映数学发展规律、展示数学学科整体概貌、蕴含重要数学思想方法的内容，编写适宜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材料，结合具体内容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生可以在课外阅读、自学材料，在课堂上通过小组讨论、交流，在课后进一步查阅资料，对材料中的要求和存在的疑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最终以小论文的形式体现研究结果．学生也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通过查阅资料、讨论交流等方式，写出自己的报告．这些不但能丰富学生自身的学习内容，增加自身的学习兴趣，而且能使自己在合作交流的氛围中增长数学知识，促进课内的主动学习，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提高数学成绩．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3

1探究式课堂教学的操作形式

1）个体自主探究。这种探究活动是学生个人独立完成的，由教师提出教学任务，确定探究的范围，学生就可以通过网络搜索、书籍等途径来获取相关的历史资料，再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大胆假设，强调逻辑推理，训练思维品质。

2）问题式探究。这种探究形式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生生之间课堂上的合作探究活动，即课堂讨论。这种探究形式一般的程序是先创设情境，产生疑难；再确定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接着搜集材料，引证推理；再次开展讨论，共同寻求答案；最后评价总结。这样的交流活动可以同桌之间或者小组之间合作，操作起来简便易行，学生也不用投入太多的精力。这种形式在新课程标准实施以前，就普遍为师生所接受，成为一种常见的课堂教学方式。

3）研究式探究即我们所说的小组合作探究。这种探究形式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一个小组成员大体上在4到6个人。设定好具体问题后，让学生上网搜集资料，独立完成其中一个方面，然后一起小组合作交流、讨论来整理相关资料，再做成课件，利用多媒体等展示出来。在展示的过程中，要介绍小组成员的分工情况，明确合作探究的具体过程。在这个探究过程中，教师所做的就是从讲授知识转向引导学生探究知识，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学生通过探究合作活动，能拓宽视野，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探究式课堂教学策略

2.1在质疑中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

高中历史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引导学生发展质疑的能力，告知学生不能完全相信教科书，要用科学的眼光辨析知识，总结问题的结论时，要仔细思考，合理推断，用于说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可以给学生设置悬念：如果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不存在，鸦片战争还会不会发生呢？这个问题一提出，学生就议论纷纷，观点不一，并说出了其深层原因所在。通过这样的层层剖析，课堂气氛完全被调动起来，学生讨论后，师生一起来分析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会收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2.2从史料学习中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

历史材料涉及的范围很多，有文字记载、图片、文物古迹等，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材料，历史教学也就无从谈起。高中历史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历史，拓展视野，不是进行历史研究，学生通过历史史料构建历史观念，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拓展历史知识，也就是引导学生找寻史料，从史料中寻求结论，这就是说验证论从史出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从身边现有的史料中，比如教科书、生活实际等中去探究历史规律，了解和认识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历史史料是历史事实的组成部分，学生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还要渗透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样才能读懂历史，深思历史发展的轨迹，并根据历史史料提出一些问题，获取历史信息为自己解疑，自觉地进行探究活动，这样材料才是有用的。高中历史教师要指导学生充分理解历史材料，对材料去伪存真，并进行加工处理，弄清历史材料背后隐含的文化内容。如果对一些历史材料有争议，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可以做一些历史说明。

2.3创设情境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创设情境可以打破历史界限，再现历史场景，贴近历史真实；创设情境使学生获得更多信息，引发学生的联想与思维；可以在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陶冶学生的情操，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搜集资料，展示一些历史文物、图片、录像等，或者让学生亲自到历史遗迹、古战场走一趟，感受历史气氛，让学生在历史的氛围中感受历史。比如在讲授重走丝绸之路时，可以先用多媒体技术来再现古丝绸之路沿途的遗迹、遗址和风土人情的画面，再让学生看地图，找出丝绸之路沿途的历史。通过多媒体展现的历史画面来营造情境教学，给学生营造浓厚的历史学习氛围，激起强烈的探究欲望。

2.4通过辩论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评价历史事件或者人物，采用辩论法进行探究效果会更为明显。比如，在讲授“洋务运动”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内容是对洋务运动产生的影响、评价存在差异，主要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主要起积极的作用，但也有消极因素；二是主要起消极的作用，但也有积极因素。学生根据内容，课下准备，课堂上进行辩论。

3实施探究式课堂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3.1探究内容的选择要适合

新课程标准下，探究式教学是值得倡导的一种方法，但是不能滥用，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采用探究方式。选择探究方式的前提是教学内容要具备探究的空间，选择多层面、多角度，易于拓宽学生视野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让学生在探究交流中提升能力。

3.2课堂探究要注重实质，避免流于形式

在课堂探究中使用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教学等形式，容易步入表面热闹而内容空洞的误区。有的探究活动讨论时，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分组讨论，各组选代表发言，教师归纳总结，指出正确答案。这样的探究流于形式，很多学生都没有真正地参与进去，表面上看来讨论得热火朝天，实际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3.3课堂探究中要注意丰富手段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4

关键词：石质文物保护；遗产监测；病害肌理；环境研究；保护材料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石质文物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如何科学有效的保护石质文物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石质文物的保护是包括文物现状调查、病害机理研究、环境监测分析、保护材料研制、保护修复操作、保护档案建设、美学价值讨论等内容的系统工作，是一个由考古、艺术、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地质等多学科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多年来，中国在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做了大量的保护研究工作，同时也与国外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组织国内外专家针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联合开展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5年6月13～14日，2015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足隆重举行。旨在展示石质文物保护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也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探讨和交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平台。本次会议的研讨范围包括：石质文物保护原则、理念的探讨，遗产监测与保护策略，诊断分析方法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保护材料、技术、方法应用研究等。会议共收到论文53篇，来自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石窟保护研究机构以及意大利、英国、日本、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家、地区的69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38人在大会做了专题发言。研讨会期间，与会的各位专家、代表多角度、深层次对石质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利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守保护理念，积极探讨遗产监测问题

在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从文物保护逐渐转变为文化遗产保护后，对保护理念的认识日益深化，文化价值的保护得到更多关注，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保护指向，与我国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实际更加适合。对于石质文物的价值多样性和病害复杂性，如何理解其真实性，如何权衡、体现其价值，如何兼顾历史价值和修复干预的稳定性，如何平衡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皆是石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也体现了这些特点。

詹长法以《现代文物修复的思考--以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为例》为题从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现代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与传统艺术品修缮在理念和方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同时在实践中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理论家布兰迪认为修复首先是对对象的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并让其得以传承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思考。孙华的《摩崖石刻保护建筑设计理念初探》总结了文化遗产保护学界先前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设计和实践的得失，从地表防渗、通风防潮、遮阳避雨、崖壁减负、建筑形体、环境协调，以及保护性建筑的可逆性等方面对摩崖石刻保护性建筑的设计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奚三彩的《杭州龚隹育墓石刻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对早期文物本体上的水泥填补和使用铁钉的铆接等取舍问题进行思考，并指出在不对环境风貌有较大扰动的情况下，在摩崖石刻外部修建保护性建筑及设施是保护石刻的有效方式。张晓彤的《修者其责观者其权决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因素的探讨》就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同时又从一个修复者的角度和一个普通观者的角度，探讨开展专业修复活动时自身的困惑与反思，浅析“舆情”差异的原因和背景。

目前，在文化遗产本体和关联环境要素类型多、范围广、影响因素复杂的条件下，遗产监测要体现更好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需要在认清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保护管理中的关键问题，梳理监测指标、明确工作重点等方面开展细致的工作，以便更好的服务于遗产保护，实现监测的意义。同时使遗产监测有助于对世界遗产本身及相关的保护政策与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在本次学术交流中，意大利Heleni Porfyriou（海伦尼・博尔菲里昂）以《世界遗产地和历史中心的监测――意大利的贡献》为题介绍了欧洲最初从有形的角度保护历史遗址到后来的监测保护措施和政策，基于意大利在遗产城市进行的监测实践和经历，一是评估世界遗产地的监控情况和世界遗产的现状；二是ICVBC制定了“保护地”方案来评估游客对历史中心造成的影响。郭璇的《世界遗产监测指标体系建构初探以大足石刻为例》介绍了大足石刻世界遗产监测指标体系研究的部分成果，尝试构建大足石刻世界遗产地的监测指标体系，探讨了这一指标体系对于石窟类遗产地的适用性和地域特殊性。叙利亚Maya Hassan（玛雅・哈桑）的《沿海石质遗产地气候变化的保护策略》指出在其绝大多数文化遗址中，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石质材料的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石质遗产正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需建立一个可持续、有成长和扩展空间的防线，从而制定一个针对叙利亚海岸考古学区域的保护策略。

二、加强病害机理研究，促进检测分析水平提高

多学科结合研究与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已在文物保护的方案制定、操作实施、研究评估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微观分析与表观现象的结合研究、劣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干预手段与材料的评估方法和综合体系的完善，对文物本体保护至关重要。参加本次会议学者在会上交流了各自在这些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意大利Fabio Fratini（法比欧・弗拉蒂尼）以《建筑石材的损坏》为题指出物理蚀变的过程会导致石材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碎片，但其化学和矿物学成分不会发生改变；化学蚀变会给石材带来巨大的改变，使矿物在溶剂中完全溶解，氧化元素发生颜色上的改变进而生成氢氧化物，元素溶液化形成黏土矿物和不溶残渣等，为此，关注石质艺术品材料的损坏过程尤为重要，有助于选择最恰当的修复手段来延缓石材损坏现象。李黎的《承德凝灰岩文物的劣化机理及保护材料筛选研究》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凝灰岩质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凝灰岩的微观分析认为，凝灰岩岩样中伊利石/蒙脱石混层（I/S）是凝灰岩劣化的物质基础，流纹构造和微节理是凝灰岩劣化的结构基础；通过劣化模拟试验证实了水和结晶膨胀性盐是凝灰岩发生风化破坏的外界条件。根据病害类型及成因筛选出了修复保护材料，为承德凝灰岩质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也可作为我国凝灰岩质文物的保护加固参考。

意大利Loredana Luvidi（罗娜丹娜・拉维迪）以《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可持续诊断方法通过快速和更为先进的技术进行比较》为题针对文物本体受损原因，强调如何将制定保护计划的可持续诊断方法应用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张兵峰的《梵天寺经幢岩石病害分析检测研究》通过对经幢石灰岩岩性特征鉴定、岩石吸水性能实验、化学成份分析及其几种主要病害样品分析检验出发，分析其岩石劣化机理和表层风化病害产生的原因，为经幢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意大利Maria PerlaColombini（玛利亚・佩尔拉・科隆比尼）的《高等亚洲古代造像彩绘和工艺修复仪器分析》，通过多项分析技术得出的有关颜料和粘结剂的数据，呈现累积的样本，讨论古代亚洲画家使用的彩绘技艺，首次对古代亚洲雕塑的彩绘材料和技艺提出独到的见解。严绍军的《宜昌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分析和防治对策研究》指出为研究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进行了三游洞水文地质勘察和岩溶调查，采取岩、土、水样进行室内试验，分析了岩石的物质成分和微观结构，查明了三游洞景区的地下水类型和埋藏条件，研究了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的规律，建立了水文地质模型，评价了地下水对摩崖题刻的危害，提出了渗水病害防治对策。

三、重视环境质量研究，扩大信息技术应用

本次会议中的环境研究交流内容均不局限于单纯气候因素的分析评价，而是体现了文物本体病害与环境影响对应关系的探讨。研究方法和动态监测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环境研究结果为预防性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有效支撑等趋势，在代表的发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维扫描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及文物信息精确留存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会议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清华大学张彭义以《环境因素对千手观音造像保护的影响研究》为题从大足千手观音所处的气象和空气质量的监测，大气颗粒物、雨/雾水成分分析，造像表面成分分析等研究表明，千手观音造像所在的微环境高湿度、凝结水多发且酸性颗粒物污染严重，需要及早对千手观音造像开展预防性保护。黄继忠的《石窟岩体水分循环研究》根据石窟山体的宏观环境和包气带空隙特征，从水分循环的角度研究了大气降水、空气中的水汽在气候因子驱动下的循环转化规律。说明云冈石窟所在山体含有一定量的空气，确实与外界存在密切的水汽交换关系。

吴育华以《三维之下觐观音――三维扫描在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修复中的应用》为题指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因雕凿结构复杂且存在多种病害，使得其空间形态异常复杂，如何准确获取其空间信息并应用于保护修复工作具有一定挑战性。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因精度高、安全性高和效率高被应用于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工程，应用实践表明，三维扫描成果为现场实际形态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且在千手观音的科技考古、形态监测与数字展示等方面应用具有广阔前景。日本TANIMOTO Chikaosa（谷本亲伯）的《石质文物保护中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介绍了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及其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应用的必要性，与传统的文物保护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易于扩充，测量准确等特点。刁常宇的《融合激光三维扫描与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的石质文物数字化方法》总结出激光三维扫描和多图像三维重建的优势可以结合应用，实现最高精度形状细节和最高精度纹理细节的文物数字化。

四、研发保护材料应用，增强文物安全因素

本次研讨会中，国内外的学者们也带来了在保护材料应用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材料应用更加注重对文物本体的最小影响，对材料自身的稳定性以及特定环境下的耐候性的考虑也是本次学术会议的亮点。学术交流中，学者们对具体实例讲解让大家看到修复的实施和专项技术的应用更加规范、系统，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即是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修复和研究同步的课题，这对促进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体系的完善具有更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西安交大和玲的《透气性POSS基聚合物保护砂岩的研究》以POSS为起点，分别以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甲基丙烯酸酯异丁基聚倍半硅氧烷（MA-POSS）为单体，获得用于保护岩石的POSS封端共聚物（简称P1）和刚柔兼具的共聚物（简称P2）；分别研究了这两种材料在溶液中的组装胶束、膜表面动态吸水性与热机械性能等，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不同孔隙度的砂岩进行保护效果评估；结果表明：P1和P2有望作为有效的砂岩保护材料。戴仕炳的《石质建成遗产表皮材料学监测技术体系研究》结合我国及德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石质文化遗产表皮材料学检测技术体系，为石质建成遗产日常维护及保护修复提供依据。蒋德强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的研制》采用改性醋酸纤维素材料为主要黏结剂，并结合能够与基体中残留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的有机硅单体，制备出了一种能够在潮湿环境下正常挥发干燥，不用去除基体中的水分，同时具有一定透气透水性的溶剂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有效地解决了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的加固问题。所研制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已成功地应用于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砂岩加固。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5

【关键词】历史教学; 新课标;学生主体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139-01

学生的主体地位是新课标的重要理念之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伴随学生学习活动整个过程。在新课标教学环境下，如何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

一、变学生心理为宝

新课标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其中包括：培养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学会学习，以及同他人合作，尤其是同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的能力；通过历史学习，使学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生理想；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精神，增强经受挫折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所有这些，为教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高中不少学生频繁步入网吧，甚至通宵上网，给教学带来巨大不利。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变不利为宝，成为每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学生上网成瘾的心理特点，引导他们利用网络优势，鼓励学生搜集同教材有关的图片、文字资料（包括史料、诗歌、小说、话剧、打油诗等）、视频，对资料搜集出色的同学给予通报表扬，树立先进典型，促使学生上网朝着有利于学习的方向发展。

当然，学生可利用百度、新浪、雅虎、搜狐、Google、迅雷、土豆网等网站进行搜索，登陆超星数字阅览器或国家历史课程网、国学网、近代中国网、中国基础教育21世纪、中学教育教学网、中青网——史海泛舟、国家博物馆、古代世界网、历史回廊、中国史学网、故乡——历史、读图时代、中国近代"历史上文献资料"等历史学习网站及其网站中的相关友情链接。条件优越的学校可登陆中国知网、博看电子阅览室、优秀硕博站、重要学术会议论文集等网站，关注历史学术研究动态，搜集有关课题的文字、图片材料；探讨同高校合作模式，充分利用高校图书资源丰富的优势，查阅相关史料。多数情况下，学生可充分利用本校图书馆的历史文献、读物、报刊、文艺作品等资料，各种与历史有关的图片、照片、录音、录像和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开展社会调查，参观历史遗址、遗迹、文物以及蕴涵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充分增强学生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主动参与历史学习和历史理解，从而增强历史教学效果。

针对不少同学迷恋网络的特性，教学《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一节，让同学们准备互联网影响的有关材料，或者开展互联网影响的社会调查（注意被调查对象的完整性和数据的真实性）。采访经常上网、偶尔上网、不上网的同学，请他们谈谈如何对待互联网，结合自己的理解或现身说法，形成书面文字形式，准备发言稿，开展演讲比赛、辩论赛、"我与网络"征文比赛等。学生喜欢上网，乐于做一回记者或开展社会调查，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文明、高效上网意识明显提高。

二、践行研究性学习

新课标教学环境下的学生主体作用发挥，笔者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践行研究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从多渠道、多途径、多角度搜集整理、分析归纳、科学提炼各种信息、材料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一定见解的结论或观点，其中的关键和核心在于提高学生搜集、整理、辨别材料真伪、处理材料的能力。其成果展示形式多样，主要以资料图片展、历史成就展、观后感、历史小论文等形式。

现代世界日新月异，环境问题逐渐暴露。这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网站、图书馆等有丰富的素材，可以让学生广泛搜集素材，观看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一个麻烦的真相》，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展开辩论，开展应对全球变暖、保护地球、维持人类生存环境的主题宣传活动，走进社区生活，开展调查活动，撰写读后感、观后感、我与气候变暖等写作竞赛活动。鼓励全体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有事可做，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学习的激情，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

在教学我国近现代交通工具的变更时，课前让学生们搜集近代以来各种交通工具的变更情况，包括文字和图片、表格材料、当时的一些评论等。学生们各显身手，既分工协作，又相互竞争，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意识增强。搜集的资料数量多，涉及面广，有创意的图表、文字材料突显出来。学生投票评选出搜集工作优秀人选和最优秀人选，展示优秀素材，举办我国近现代交通工具成就展并进行简单的介绍，较好地实现了历史教学的三维目标。展示课件，学生替中共地下党员出谋划策，逃离反动特务的虎穴："假设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市区与特务展开周旋，在这一过程中，他可以运用哪些交通工具？后来他决定由上海转移到南京，又可以运用哪些交通工具？"学生爱憎分明，对此情境非常感兴趣，竭力出谋划策。很快，问题得到解答。通过进一步筛选资料，选出典型，设问：我国近现代交通工具变更的整体特征如何？学生观看课件，思考回答并做出自主评价。

三、实时评价与跟踪评价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6

敦煌文献为历史学提供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研究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观察，它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对历史学具有独特价值。

其一，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古时期的一个地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资料。与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等其他出土文献相比，敦煌文献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涉及的学科和方面较多。仅对历史学而言，就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献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再次，它涉及的时间较长，自5世纪初至11世纪初将近6个世纪。即使文献年代比较集中的8 世纪中至11世纪初，亦达200多年。最后， 全部文献都与敦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就世界范围来看，具备以上条件的出土文献似也为数不多。如果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将为学术界认识中古社会的具体面貌提供一个模型或参照系。这当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中古时期社会的进一步认识。显然，对历史学而言，解剖敦煌这样一个麻雀，其意义会超出敦煌地区。而敦煌文献为解剖这个麻雀提供了必要条件。

本文的简略回顾表明，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做了许多重要准备工作。如对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对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经相当深入，并有总结性论著问世。有的相关类别文书如碑铭赞类文书和契券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也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时期的经济史、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后才能进行总结。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等系列专题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敦煌社会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专题研究后才有可能进行总结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开。可见，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和下一个世纪，专题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因为只有在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专史，而各方面专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综合研究的必要准备工作。在从事专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艰苦的微观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来十分细碎甚至繁琐，无关大局，如过去我们对归义军政治史许多小问题的探索就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这些微观探索又是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敦煌地区必不可少的工作。当我们将这些具体的探讨整合为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微观透视时，就会发现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微观考察的意义不同一般。

当然，要完成对敦煌地区的全方位考察，仅靠专题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研究与宏观研究。在第一、二阶段，我国学者因受到资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见少量文书或一件文书进行阐发，研究是点式的，很难做专题或综合研究。到第三阶段，我们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对敦煌文献做分类整理或专题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多。但对各类文书、各个专题、各个学科进行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将敦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开。就目前而言，首先应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敦煌文献虽然分属各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类别，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各类文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人们利用有关10世纪的一大批文书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书打通，相信对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了解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对历史资料与文学史资料等各学科之间联系的研究，汉文历史文献与藏文历史文献等各文种之间联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潜力的研究领域。在下一个世纪，当各个专题和综合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撰写贯通中古时期敦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9世纪中叶至11 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世纪中叶至11世纪， 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的回顾表明，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第三阶段，我们不仅在利用敦煌汉文文献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同时应该承认，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一些文种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译释居多，能直接解读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学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藏文文献，数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时，应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将敦煌汉文文献、各民族文种文献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分歧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时仅据部分材料就勿忙做出了结论。

其三，敦煌文献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敦煌法律文书的持续探索，不仅解决了许多有关唐律和唐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还使学术界对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献的形式、内容、性质有了具体而形象的了解，并为令、格、式的辑佚提供了样式。再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体探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关勾官进行勾检的记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整体认识。对敦煌文献中反映中原地区一般情况的材料作微观考察，容易使人产生细碎繁琐的感觉，但从中获得的知识不仅有助于认识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有时对认识某一事物或社会现象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脉络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邑发展情况的探讨和对中国古代书仪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从相关敦煌文献研究中获得的认识。

我国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问题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关佛教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就利用得很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倡将敦煌文献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对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21世纪的一项重大课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学者在20世纪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更多。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力争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成绩。回顾20世纪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似有以下一些因素对研究的进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较大影响。

第一是资料的限制。对我国一般史学工作者而言，在前两个阶段能见到的敦煌文献数量有限。虽然在第二阶段我国已有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由于种种原因，能直接利用的人很少。多数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少量很不完善的敦煌文献录校本。到第三阶段，我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看到英、法和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但有关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影印图集实际上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有条件购置，对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查阅敦煌文献仍有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这就要求阅读某件文书的学者不仅要掌握该文书有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献，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拥有缩微胶卷和图集的单位，其资料使用率并不高，查阅者多为专门或主要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一般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录校本。可见，资料方面的限制，一直是影响我国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原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是21世纪的首要任务。因采用先进技术重排、精印敦煌文献图版是正确释录文字的前提，所以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敦煌文献图版的编辑、出版步伐，力争在下一世纪初叶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加快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工作，这既包括分类对敦煌文献进行录校，也包括按号对敦煌文献作全面录校。目前，分类录校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录校的工程也已启动。这项工作是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的基础工程，是为史学工作者解除资料方面限制的关键步骤，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争取在下一世纪的前20年完成此项工作。当然，录校工作一定要保证质量。近年出版的一些录校本即因质量不佳受到学术界批评。

第二是史学观念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前一时期，用传统方法治学的罗振玉等人对历史典籍和有关政治史的资料比较感兴趣。后一时期陶希圣利用《食货》出版《唐户籍簿丛辑》，显然是其社会史史观使然。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对社会经济资料关注较多，也明显受到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社会经济史风气的影响。在第三阶段，随着各种新的史学观念和新方法的流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各方面问题得以全面展开，其中尤以社会史观念的重新流行影响最为显著。数十年的敦煌文献研究史表明，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信息，应该大力提倡。

第三是对利用敦煌文献意义的认识。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这里，陈先生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阐述了参与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意义。数十年来，陈先生的论述激励几代学人积极投身整理、研究、利用敦煌文献的行列。今天，出土近百年的敦煌文献似已无资格被称为新材料了，但与敦煌文献所蕴藏的丰富史料信息相比，史学界对它了解和利用仍很不够。如在历史典籍方面，建国后出版的标点本史籍不只一种未能吸收敦煌学界整理和研究相关敦煌写本的成果。再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学者在搜集资料时可以遍读与唐代有关的文献，却很少有人将敦煌文献列入自己的阅读范围。结果是其它方面的有关材料几乎被网罗殆尽，惟独遗漏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这是有的非常优秀的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就目前的条件而言，一般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虽说还存在不少困难，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阻碍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是客观条件的话，现在则是主观因素起的作用愈来愈大了。所以我们应进一步增强利用敦煌文献的意识。对一般历史工作者来说，至少应注意了解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及时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唐五代史学工作者而言，似应将敦煌文献列为必读史料。因为敦煌文献的大部分成于唐五代宋初期间，对其进行系统阅读不仅可搜集到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还可加深对这一阶段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转贴于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7

教学模式是“依据教学思想和教学规律而形成的，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比较稳固的教学程序及其方法的策略体系，包括教学过程中的诸要素的组合方式，教学程序及其相应的策略。”教学模式的研究是把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将涉及教学的诸种因素（如理论、程序、结构、方法、策略等）合为一个综合体系加以探索，从整体的范畴上研究教学，从而使实际的教学形式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由以教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向以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发展。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教学的指导思想上，由“重知识轻能力”“重智育轻德育”转变为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由“重教轻学”转变为提倡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2、在教学的角色关系上，由以教师或教材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在教学上的主题地位和能动作用充分发挥。3、在教学策略上，从注重学习的内容转变为注重学习的活动，从注重知识的识记活动转变为注重知识运用的活动，从注重教师教授的方法转变为教与学方法的结合，尤其是注重学生的学习方法。

（二）由单一的教学模式向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发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一方面可以为教学实践提供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教学模式的不断改革。

（三）由一般化的教学模式向学科化的教学模式发展。各学科教学模式的出现，既加强了教学模式的针对性，又使教学模式的研究精细化和实用化。

二、历史教学模式的类型

（一）信息传递教学模式。主要特征：课堂讲授为主；主要教学目标：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提高认识能力。教学策略：1、教师课前做好充分准备；2、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3、以教科书为主要教材并提供相关的历史材料；4、以教师的语言讲述为主要方法，具体史实要讲得生动，抽象概念要深入浅出，理论分析要深刻；5、充分发挥教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启发和调动学生接受信息。

（二）情景复现教学模式。主要特征：创设历史情境；主要教学目标：通过对历史情境再造、复现、模拟等方式，使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历史的真实，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引发他们进行观察和思考，从而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并促进其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学程序：制定目标、创设情境、分析理解、归纳评论、总结转化。教学策略：1、充分运用形象直观的历史材料，运用多种展示的方式和手段；2、注意学生情感和情绪的调动；3、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交流；4、注重迁移和转化工作，引导学生在感受和体验中进行思考和判断，透过现象认识本质；5、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明确分工与合作；6、注意控制和调节情景复现的过程和节奏，并注意总结和提高的环节。

（三）资料研习教学模式。主要特征：学生对历史材料进行研究；主要教学目标：使学生学会运用历史材料，掌握处理各种历史资料的方法，提高学习历史的能力。教学程序：确定主题、提出问题、搜集材料、质疑验证、总结提高。教学策略：1、资料演习的活动要围绕历史教学内容的主要问题；2、要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和足够的材料；3、要采取开放的、民主的态度，要以学生为主体；4、提倡对材料的质疑，提倡对材料的比较和综合运用；5、主要是探究的方法途径，使学生能够把材料作为证据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6、注意把材料的研习与知识结构的建立联系起来。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8

一、以探究式教学法作为课题研究的重点

课程标准强调以学生为本，倡导探究式学习方式，教学评价关注的不仅是教学结果，而且是教学过程。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带来的震动每一位教师都有所感受，而这正是教师们最不容易适应的。但是一切的改革都必须落实在课堂教学中，扪心自问，在每一天的课堂教学中，新课改的影子能体现多少，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回答得出的。有基于此，我就以课堂的探究式教学法为研究课题。所谓探究式教学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有兴趣的历史问题为载体，通过收集和分析资料进行研究，从而学到知识，发展能力的方法。其中关键是找到历史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得出研究结果。①

二、运用探究式教学法应做的准备工作

1.学生分组是前提。探究问题既需要个性思考，更需要学生团结协作，互帮互助。我把全班依照座位顺序分成12小组，通常每3小组为一大组（可适当调整），各设大、小组长一名，统筹组内的事务，如分配任务、收发资料等。小组成员相对固定，有利于学生长期交流了解。

2.布置探究任务是关键。课堂虽是学生探究的主阵地，但绝不是唯一的阵地，要充分利用课前的预习布置好任务。根据探究的具体内容，可以查找资料，也可以预习课本知识，或者订正练习试卷等。

三、探究式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实例

在教学实践中，由于受教学内容的制约，探究式教学的方法也呈现不同的类型，我主要侧重于运用以下几种方式。

1.侧重搜集，分析材料，突破重点和难点。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一般是理论性、抽象性的历史知识，是对历史规律或历史本质的概括说明，教师的讲解固然重要，但学生仅限于被动接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给学生以主动学习的空间，让他们搜集资料解决问题，结果肯定是大不一样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日本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教材的难点，法律条文也比较枯燥，如何让学生理解日本宪法的特点和作用？我反复考虑，最终决定让学生自己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我把学生分成五个大组，分别代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四国记者和日本首相伊腾博文，前四组同学立足于寻找本国宪法与日本宪法的不同点，从中提出问题。在学生的一问一答中，日本宪法的封建性、不彻底性等特点就不言而喻了，枯燥的法律条文也激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

2.提供情境材料，培养解读、获取信息的能力。高中历史考试大纲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学生要具备获取材料、理解材料、整理材料、解读材料的能力，这需要在平时的教学中不断训练。而教学中有些历史知识内容冗长、繁琐，枯燥无味，这时探究式教学法就能发挥特有的作用。如在讲授《东欧剧变》一目时，我提供一段视频短片，让学生做简要的记录，然后独立归纳出东欧国家剧变的原因、过程，再互相讨论得出最终认识。这样的教学不但让知识结构一目了然，而且学生兴趣盎然，注意力高度集中，捕捉、整合信息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所以在遇到内容烦杂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我大都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收到不错的教学效果，让学生爱上了历史课。

3.调用学生知识储备，培养学习兴趣，增强自信。这种探究模式更多是在练习的讲评课上使用。由于学生错误的原因和表现各不相同，我发现评讲练习或试卷时，不同水平的学生反映不同，有的已经不耐烦了，有的还露出迷茫之色。如果还一讲到底，课堂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我果断采用了探究式的教学方法，具体操作如下：课前，先将答案发给学生，自行订正，有疑问的做好符号提交课堂交流。课上，选择题按正答率由低到高排列在黑板上，最低的四道题目我讲解，其余的16道题目交由学生小组讨论，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我轮流参与，解决小组的共性问题；材料题先由小组讨论好后，形成书面提纲，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发言，内容包括存在的问题、解题的思路、补充的答案、存在的疑惑等。每名代表发言完毕，我及时总结提升。课后学生再次订正试卷，并交给我评阅。我发现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每个学生都是课堂的主人，同学的讲解更能让他们接受，自己的错误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主动向做对的同学提问，他们对自己充满自信，因为每人都有闪光点，成绩自然都得到提升。

四、实际教学中存在的困惑和问题

1.每节课都需要探究吗？现在的课改有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看到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就立马否定，看到课堂有学生的活动就给予肯定。我觉得不同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在运用探究式教学法上的区别。历史学科的一大特点就是过去性，是对过去人类活动的经验总结，学史是为了鉴今。所以历史知识纷繁复杂，如果对重要概念理解不清，何来探究？如果没有前课基础史实的铺垫，何来后面的升华？我认为教学不能教条主义，该应用讲授法的不要硬要探究法，否则只有形式而无内容了。

2.探究的结果和现行的教科书存在的矛盾，如何处理？学生搜集的大量资料，有时甚至是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但和教科书出现了冲突，该如何处理？比如选修改革中，很多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中改革派的主观失误导致了最终失败，但课本都是从改革力量对比的角度得出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遵照课本，就可能扼杀了学生探究的积极性；如果遵照探究结论，就可能带来考试失利。两者如何处理呢？幸好2009年广东高考试卷上给了开放的空间，那么中学课本能否更灵活些呢？

3.初中历史教学情况的制约。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要学好这门学科，学生的知识和素养都需要慢慢积累。理论上，初中的通史教学能打下这个基础，可教学的现实又如何呢？据我了解，包括一些重点初中在内，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历史教学既缺乏课时保证，又没有专业教师授课，真正是聋子的耳朵。那么如何能在高中专题式教学中开展探究活动呢？2010年开始泰州中考历史实行闭卷考试，这可能会促使初中的历史教学有些许改变，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教学相长，在教学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以上是我的一点陋见，抛砖引玉，在此希望能为中学历史教学贡献些菲薄之力。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9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篇10

有这样一道历史考题:

思想文化的传播、嬗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书籍在传播思想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书界新气象”

设问:“依据材料一,解释新气象的具体含义(4分)。简要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4分)。”

1.在含义上,参考答案是这样的:出现大量有关商业活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对此我有以下几点质疑:

材料中呈现的《商程一览》、《一统路程图记》、《士商要览》、《商贾便览》是明清时期代表性的几类商书。

“第一类是:着重记载各地水陆交通情况的。如本题材料中提到的明代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崔亭子《路程要览》等,内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由南北二京至各地、十三布政司至各地及各布政司之间的交通线、所经站名、里程等,内中兼有沿途的风俗物产介绍,属水陆行程书。

第二类是:兼及商路等交通线路和商业规范经商经验的。如明代程春宇的《士商类要》,不但记录了与《一统路程图记》基本相同的百余条交通路线,而且另辟“客商规略”、“买卖机关”、“为客十要”、“醒迷论”等专章,介绍相关的经商知识,强调商业道德及为商之道。

第三类为着重为商之道、强调经营者素质与经营经验的。这类商书,明代有崇祯间李晋德的《客商一览醒迷》,内容偏重于论述商业行为规范、道德修养;万历间余象斗纂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门》,漪子《士商要览》三卷,崇祯间刊。既有行商经验之谈,又有商品知识、经营方法的总结。”

――语出《明清商书及研究情况介绍》

由此可见参考答案中的“大量有关商业活动”言不符实有二:第一,材料呈现的仅几本书而已,“大量”体现不出来;第二,“有关商业活动”中的“活动”用词不准确(如《一统路程图记》属水陆行程书而并非“活动”)。

本题材料内容很明显:隐射教材《中国古代史(下)》P129《明清时期的文化》一节的相关知识,考查了明清文化的特点――承古蒙新中的“新”(教材谈到“新”的三个表现:一是出现早期启蒙思想;二是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三是传教士东来,使中国人了解到一些先进的外来文化,即“西学东渐”)。从本题所给的文字材料反馈的信息看:用西学东渐概括更好,因为它比参考答案“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措辞更简洁准确。

2.在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上,参考答案为: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区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快;传统积极观念有所松动;早期西学东渐的影响(或传教士和中国部分开明士大夫积极传播西学)。

我认为这道题用全球史观来解题,组织答案更好(因为这道题考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当然偏重中国),可以这样设置:

(1)中国:①政治上:明清封建社会衰落,政府一定时期有限对外开放。

②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并有所发展;区间长途贸易发展。

③思想上:传统经济观念正经历变化(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2)世界:新航路开辟,世界联系加强(或早期殖民扩张,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

也就是说,参考答案应增加一个要点。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海陆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的桥梁和纽带。但在明清以前,中国领先世界,这种联系和交流的结果更多的是体现在“东学西传”而并非“西学东渐”。何况明清之际,东西交流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垄断传统商路而使东西交流一度出现“商业危机”。打破这一局面,开辟世界联系的新时代正是新航路开辟。所以,这个世界大背景不能少,西学东渐是新航路开辟的影响与结果。

二

在平时的学习中,学生多审视教材,多挖掘教材,多整理教材结构,会提高对教材的认识;多做题,多探讨,大胆质疑各种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各种版本的考题,转换视角,多思考,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近几年的高考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1.主要考查主干知识。这是因为:(1)知识是能力的依托,能力是知识的运作。离开知识,能力是空洞和没有意义的。(2)目前高考阅卷普遍是采“点”不“采意”的办法。采点更客观,成本最低。“点”从何来?――教材主干知识。(3)“题目在书外,答案在书中”。高考试题无论如何选材,落脚点还是教材主干知识。教材主干知识掌握不好,即使审题准确,也难得高分。

2.注重对史学范式的考查。除考查传统的唯物史观、革命史观外,还考查学生的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和社会史观等。

3.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考查。考查考生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2)人文主义精神;(3)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4)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5)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6)开放的世界意识。

4.引入研究性学习的考查。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考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