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愤教案十篇
时间：2023-04-06 10:06:41
书愤教案篇1
请听一位教师的真情告白
一位县教研室的领导，多次表扬一位备课认真的老师，这位老师无奈地这样对他感叹道：“你多次表扬我说我备课认真，格式规范，内容详细，书写工整。可那是抄来的呀！这样的备课对我的教学没有一点用处，到真正上课时，还得重新想，将真正有用的内容写在书上……”备课的无效，备课与上课成了“两张皮”。
分析传统与现代备课方式的利与弊
传统手抄备课：一位语文教师刚忙完上课，就拿出一本教案设计，抄呀抄呀，一节课时间下来，时而圈圈画画，也就只能备好一课时教案。耗时多，照搬照抄；闭门造车，教法单纯。一学期下来,抄了一本又一本,浪费了钱财。传统化备课，教师埋怨，但领导放心。教师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文本内容，“逼”着教师去熟悉教案，深思
熟虑。
现代电子化备课：一位教师或沉思片刻，或上网查阅资料，或打印分发，一份份新教案生成了。辛苦一个人，资源共分享，大家也有了一份让人赏心悦目的新教案，教师们甜滋滋的。快捷、方便、美观；信息新，教法多。但也会给教师带来贪图安逸，求现成；“孪生兄弟，同模样”。教案打印，需要很多的纸张等；不打印抱着电脑又不好操作。
请看在语文书上备课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象，提高备课的有效性成了课改进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到底怎样备课才经济高效呢？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把课备到了语文书上。下面以《司马迁发愤写
》为例，谈谈我是怎样把备课备到语文书上的。
1.备教学思路
叶老说过：“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学生是学习语文的主人，是发展的主体。凭借课文，抓住“发愤”一词，引导学生探求体现中心的词句，通过诵读来感悟，内化语言，结合对文本的拓展补充训练，引导学生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领会文章的中心。
2.备教学目标
围绕目标教学应是永远不变的宗旨。本课设定三个目标，一是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二是精读课文，理解司马迁为什么发愤写《史记》以及他怎样发愤写《史记》的；三是重点研读第三段，凭借语言文字，适度拓展，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3.备文本困惑处
我们在备课时首先要以一个普通阅读者的身份充分地与文本对话，获得自己的理解感悟，然后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再次研读，去揣摩哪些地方学生读不懂，理解上存在困惑，以便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加以解决。如课文中“他不但被关，还受酷刑”，受得什么酷刑？应查阅资料：司马迁被处以极其残酷的刑罚――宫刑（古代一种酷刑，生殖器，也称腐刑）。这种刑罚不仅是对肉体的无情摧残，更是人格上的奇耻大辱。入狱受酷刑后的司马迁，将断子绝孙，成了一个废人，生不如死。
4.备文本空白处
课本中有许多文章均留有“空白”，需要读者去感悟。如果我们的老师能激活学生课外储存作补充，恰到好处地“补白”，就能促进学生感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为深刻感悟司马迁坚强、不屈不挠，在备课时可利用课文插图想象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情景。夏天，烈日炎炎时（）；冬天，大雪纷飞时（）；天色微明时（ ）；夜深人静时
（）。让学生想象练说，道出对司马迁的深深敬佩之情。
5.备文本延伸处
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应是“三分靠课内，七分靠课外”，语文教学要把课堂延伸到课外，把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为学生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打下基础。鲁迅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史记》，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因而，我找出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成语：“指鹿为马，四面楚歌，卧薪尝胆，唇亡齿寒，毛遂自荐，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背水一战”，让学生课中读读成语，课后读读成语里的故事，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指明广阔的空间。
书愤教案篇2
这些火药味十足的牢骚，你是不是感到很熟悉？如果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愤怒是普遍存在的，在个人情绪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如果对愤怒情绪放任自流，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危害。愤怒会破坏亲密的人际关系，会破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愤怒让情况变得更糟，甚至引发攻击行为；愤怒可能引发心脏病和带来精神痛苦等。愤怒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随处可见。在电视、报纸报道的各类暴行中，愤怒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可见“控制愤怒”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学课题。
曾几何时，国人是不关心所谓的精神健康的，以为只要一个人身体无病无痛，那么他就是健康的。其实这里的健康，只是身体上的健康，而心理上的健康更加重要，这也就是我们强调“身心健康”的原因。而“控制愤怒”，就是让我们自己保持心理健康的方式之一。曾经我们认为：一个人在生气时，大家应该鼓励他通过宣泄的方式来发泄愤怒。为此，一些企业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情绪宣泄室”，将企业领导做成橡皮人，员工可以任意敲打，以发泄心中的愤怒；愤怒时可以采取暂停策略，比如两口子吵架，必须有一方走出去避避风头……
但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应付愤怒和不满情绪的误区，我们是时候要改变这些观念了。埃利斯是超越弗洛伊德的著名心理学家，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之父，认知行为疗法的鼻祖。埃利斯创立了对咨询和治疗领域影响极大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为现代认知行为疗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疗法适用范围广，实用性强，见效快，是中国心理咨询师最常用的方法。
书愤教案篇3
爱国主义是愤青的圣杯。不管懂不懂国际规范，不管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反正越激进越兴奋，越暴力越爱国。林语堂有句话很传神：“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低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现代愤青滥觞于世纪初的。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愤青们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一切没错，因为公民有表达意见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自由是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的，他们错在二话不说，就把外交官员的私宅赵家楼给烧了，这是裸的侵犯私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暴行。当时不乏有清醒的声音，北大教授梁漱溟发出异议，即使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之前，谁也不能施加暴行于他们。梁坚持认为，闹事的学生应该交给法庭，尊判服罪。但杯水车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同时期，国外的愤青也是爱国主义的刺激下亢奋异常。一战失败和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造就了德国愤青。战败的耻辱激发了民族情绪，德意志祖国正遭受英、法帝国主义的宰割，纳粹运动由此兴起，希特勒本人就是头号愤青——视野偏狭，思维肤浅，虚荣心强，情绪冲动，爱走极端。纳粹的骨干冲锋队基本上都是大萧条中失业的愤怒青年。
如果说德国愤青在民间，日本愤青主要集中在军队，所以日本无纳粹主义而有军国主义。日本军人大都贫苦农民出身，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天皇情结。三十年代，日本也是民生困苦、外交软弱，愤青们遂归结于日本的无良资本家和政客，称之为“国贼”、“日奸”，欲除之而后快，只有让清正廉明、坚强伟大的皇军掌权才能拯救大和民族。愤青军人开始诉诸暴力，陆续发动了“5.15事件”和“2.26兵变”。1932年5月15日，民选首相犬养毅在官邸被11名海军军官刺杀。当审判这11名“壮士”时，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此外，还有一份求情书，是由11位新泻县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并附上11根手指表示诚意。考虑到舆论压力和社会效果，法院最后果然从宽发落，杀人凶手没几年就被放出来，被拥戴为民族英雄。重案轻判，愤青们对法治的试探和挑衅初战告捷。没几年，一伙年轻军官发动了举世震惊的2.26兵变，日本开始变身为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
罗素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真正的爱国者懂得区分国家和政府：爱你的国家，警惕你的政府；真正的爱国者懂得区分国家和个人，国家利益至上，但国家的目的是尊重并捍卫个人权利。“记住，持不同意见就是爱国”，这是美国茶党在此次美国选举中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虽然也有大批愤青，但它从来没有颠覆主流社会。
书愤教案篇4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名言强调，要在学生进入“愤悱”状态时去启发、点拨学生。在这种状态中，学生“小脸通红”地思考，当有所收获时，必然会因为兴奋而表现出“小眼发光，小手直举，小嘴常开”的生命活力，这就是“进取”“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的状态。因此，教学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应该是引领学生进入“愤悱”的状态，并且使学生能从中走出来。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握好以下三个环节，引领学生在“愤悱”状态中畅游一番。
一、质疑，注重“愤悱”状态的有效性
古人朱熹说得好：“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疑问是思维的契机，质疑问难是创新的先导。人的思维活动往往是由于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而引发的。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设置疑问，直接引领学生紧扣文眼，激发学生质疑问难，进入欲明不明的“愤悱”状态。
例如，著名特级教师孙双金在执教苏教版六年级课文《天游峰的扫路人》时，首先激励学生质疑，大胆地提出和文章相关的问题，然后引导学生筛选出几个最有价值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心里充满了疑惑，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折磨”着他们，他们急切地想探寻问题的答案。此时，学生已经欲罢不能了。这种表现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有效的“愤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课堂学习，学生怎么会不积极投入呢？在深入品读文本阶段，学生就会紧紧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以自己的阅读体验去感悟文本、感悟人物特点，从而实现了学习目标。
因此，从课堂教学的谈话、导入等开始，教师就应巧妙设计，精心引领，激发学生质疑问难，进入“愤悱”状态，为整个课堂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做好铺垫。
二、探究，注重“愤悱”状态的实效性
当进入课堂教学重点内容的学习时，教师应放手让学生进入文本的探索中，引领学生在刚刚铺垫好的积极思维状态中，思索、探究、收获，从“愤悱”状态中走出来，享受成功的喜悦，真正把“愤悱”状态做实。
例如，特级教师潘文彬执教《孔子游春》一课时，他发现这篇课文的语言优美，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师生情谊，尤其触动他的是孔子的智慧。所以，潘老师抓住这一关键点，围绕关键问题：“默读全文，看看你在课文的什么地方会找到孔子的智慧？”引领学生品读文本中体现孔子智慧的语言：他能从司空见惯的流水中看出水就是真君子；他能巧借春水，教导弟子；他与学生打成一片，师生畅谈志向……
再如，笔者在执教苏教版第十二册教材《夹竹桃》一课时，首先引导学生自读课文，找出点明作者喜爱夹竹桃的原因的句子，即课文末尾一句：“这样的韧性，又能这样引起我许多的幻想，我爱上了夹竹桃。”再由此提出疑问：“作者为什么说夹竹桃具有韧性？夹竹桃为什么能引起‘我’许多幻想？”引导学生分别找出描写夹竹桃的韧性和表现夹竹桃能够引起“我”许多幻想的段落，并紧扣重点内容，进行品词析句，细读、品味课文。最后，通过有感情地朗读，逐步加深体会，感悟文章的深刻内涵，引领学生在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过程中，发现生活中的美。
以上两节课，在铺垫好“愤悱”状态的有效性的基础上，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学生去自主探究、阅读交流。学生那深入思考的神态、寻得谜底的激动以及激情飞扬的朗读，让人深深感受到，学生已在“愤悱”状态中痛快淋漓地遨游了一番。
三、拓展，注重“愤悱”状态的长效性
课堂学习结束了，学生的“愤悱”状态也就此结束了吗？不，我们还应引领学生把“愤悱”状态有效地延伸到课外更为广阔的地方，注重实施“愤悱”状态的长效性。
例如，笔者在教学苏教版六年级课文《船长》一课时，课堂上学生徜徉于文本的语言文字中，品读、感悟人物的特点，超越时空与主人公哈尔威船长进行心灵交流，被哈尔威的舍己救人、忠于职守的高尚品质所感动。趁此机会，教师引领学生感悟文章作者——大作家雨果的写作方法，激发了学生了解雨果的热情。“雨果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是世界闻名的大作家，他的作品被世人传诵，你想更加深入地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吗？他还有哪些著名的作品呢？你们想继续穿越时空从他的作品中与他对话吗？那就让我们课后行动起来吧，去读《巴黎圣母院》，去读《悲惨世界》……”“愤悱”状态的延伸，使我们相信，在课后阅读活动中，学生必将会在阅读和交流中产生更多的心灵碰撞。
书愤教案篇5
秘籍一：认清愤怒的后果
案例：一个男孩脾气很坏，于是他的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想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篱笆上。第一天，男孩钉下了40根钉子。慢慢地，男孩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再乱发脾气，每天钉下的钉子也跟着减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比钉下那些钉子要容易一些。后来，他的父亲告诉他，当他每次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时，就可以拔出一根钉子。一段时间过去后，男孩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了。于是，父亲牵着他的手来到后院，告诉他说：“孩子，你做得很好。但看看篱笆上的坑坑洞洞，永远不能回复从前的样子了。你生气时所说的话就像这些钉子一样，即使拔出，也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痕迹呀！”从此，男孩终于懂得了愤怒管理的重要性。
点评：人的脾气有好有坏，对愤怒的控制能力也有强有弱。但总的来说，很多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愤怒的严重后果，而等愤怒爆发过后，可能已经伤害到了工作关系，从而导致丧失别人的好感和尊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平日里多观察多思考，不要轻易放过自己的小错误和别人身上的教训，把他们当成篱笆上的洞，给自己以警示。
秘籍二：制作愤怒日志
案例：张敏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因为业绩突出，刚刚被提升为经理。但是，张敏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容易发怒。在对待客户时，张敏还是比较有耐心，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对待同事时，情况就很糟糕。当上经理之后，张敏要带领整个销售团队共同实现业绩目标，再不能像之前那样单打独斗了，而和同事的交往中，脾气差成了张敏的致命伤，不仅让他和下属关系紧张，也引起了上司的注意。张敏为此也很苦恼，在心理学专业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尝试写愤怒日志，记录下如“上午十点听到同事的对话时感到生气，持续二十分钟后，在和小陈谈话时爆发出来”等自己每天生气的情况。根据这些监控信息和与张敏的交流，朋友发现由于张敏出身农村，自己又只有成教的专科学历，非常担心同事看不起自己，因此对这方面的话题十分敏感，经常认为别人的谈话是在影射自己，此时就会很难控制住情绪。在找到愤怒的根源后，朋友针对张敏的这一心理问题进行专项开导，一段时间后，张敏的脾气大有改善。
点评：偶然的愤怒比较容易获得谅解，而如果一个职场人经常性地发火就难免被同事列进“坏脾气”的名单了。如果你已经不幸成为一个脾气差的人，那恐怕就需要一本愤怒日志来监控自己愤怒发生的原因及频率了。当通过日志的分析，找到最容易触发自己愤怒情绪的环境、条件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解决方案，制订出有效遏制或疏导愤怒的策略。当这些主要诱因都逐渐被化解，每天愤怒的程度和次数自然会大幅下降。
秘籍三：迅速断开愤怒圈
案例：吴丽性格外向，做事情风风火火，加上大大咧咧不太注重细节，平日在办公室里经常与同事产生冲突。其实吴丽是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事情过去后很快就忘记了。但与她争吵过的同事们却不尽如此，难免有些心思细密的人会耿耿于怀。意识到这点后，吴丽决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每次想要发火时，都告诉自己“要冷静”。一开始，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吴丽又命令自己“暂停”，进行“深呼吸”，渐渐地她真的变得冷静稳重起来，为自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点评：急性子的人通常都容易被小事和细节所激怒，因此对于许多脾气急躁的人来说，迅速停止负面思考十分重要。像《武林外传》中郭芙蓉念的那段“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一样，如果学会暂停下来，给自己一个足够的冷却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没必要生气，从而迅速脱离愤怒的状态，回归正常的情绪，理性处理矛盾。久而久之，愤怒的情况也会减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自己冷静的过程中，应默念一些如“淡定”“放松”等正概念，而尽量避免使用“不要生气”“不要发火”等负概念，因为人在情绪激动时往往会忽视负概念中的否定词，从而变成了“生气”“发火”等相反的心理暗示。
秘籍四：学会倾听和建立信任关系
案例：王莹刚与办公室里一位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年轻下属晴子吵了一架，愤怒极了。王莹认为自己一直在工作上给予晴子指导和帮助，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她，结果却是好心没好报，晴子反而将没做好的工作推卸到了自己身上。而晴子也觉得很委屈，自己明明没有推卸责任和责怪王莹的意思，只是希望通过坦陈自己的弱点，让作为上级的王莹能够给自己更有针对性的提醒和指导。不久，晴子主动找到王莹进行沟通，王莹认真地倾听了晴子的解释，冷静下来之后的王莹，觉得自己确实是错怪她了，于是很快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点评：当人们的目标受挫，或者感受到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事情、想法等受到威胁时，愤怒是一种良好的应对机制，它有助于人们在没时间仔细、合理分析情形时快速而果断地做出反应。但在很多时候，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这种感受却往往是错误的，这种愤怒就通常会使当事人显得非常愚蠢。错误的信息传达会导致误会的结果，但如果在平时能够建立起对别人的信任，在事情出现差错时，就比较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也不会将问题归因于他人的恶意，从而能够用理性的视角分析解决矛盾。另外，出现问题时的沟通也非常重要，往往倾听别人说话的效果越好，就越能发现一个不会导致愤怒反应的解决方法。
秘籍五：用宽恕忘却愤怒
案例：经理秘书梁艳的跋扈和刁钻在公司是出了名的，但由于她是老板的小姨子，谁也拿她没办法。同事中受过她气的，要么索性大吵一架之后离职，要么暗暗盘算怎样反击报复，要么忍气吞声只敢私下抱怨。陈婷也曾被梁艳苛责过，当时所有人都为她鸣不平，但每次大家因梁艳的种种做法而愤怒不已时，陈婷都只是在一旁笑笑，不生气也不评价。大家问陈婷为何能保持这么好的脾气，陈婷总是笑着说：“我只是想着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于是真的就不生气了。”
点评：愤怒管理并不仅仅是让人压制自己的愤怒。职场人如果长期抑郁而得不到发泄机会，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影响工作效率，严重者还会危害到身心健康。因此，相对于一味的克制和压抑，真正学会化解不良情绪才是健康应对愤怒的最高境界。要保证自己的淡定不仅仅局限于表面，更要真正从内心放下这些不愉快。原谅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并非易事，但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如果不去计较过去的伤害和怨恨，自己是不是会更快乐一些？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悲伤，宽恕的本质是把握现在和未来的快乐。
秘籍六：善用愤怒争取利益
书愤教案篇6
看待事物需要历史感。历史进步不是呈时间线性的，进步有时在一跃中完成。最近几年，在司法制度完善和公众法律意识提升两方面，中国法治建设显露出突破迹象。历史地看，这是刘涌案改判并引发大讨论的内在原因之一。
毋庸否认，三年前，沈阳公安部门对刘涌等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多项刑事犯罪的侦查，存在重大瑕疵。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刘涌的终审判决中，将死刑改为死缓的重要理由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情况”。8月29日《东方早报》D4版报道，刘涌在一审庭审中，称曾坐过“老虎凳”，“两脚已肿到大腿根了”，对此，公诉人无法否认，只是反问“后期不是改善了吗”。这表明在对刘涌等被告的侦查中，刑讯逼供问题确实存在。沈阳公安部门采用的“侦查手段”，仅仅在三年后即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司法实践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提醒所有的执法机构，无论在多么特殊的案件中履行职务，都必须依法行事。它还题外暗示，既然《刑法》已确认刑讯逼供为犯罪行为，继续刑讯逼供者下一步可能比较普遍地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有网民、读者、法学家、实务工作者、新闻评论员的积极参与，传统媒体和网站关于刘涌案的讨论正向纵深进展，已深刻地触及到了司法信息披露、辩护律师作用及职业本质、传媒与司法关系、法学家作用及限制等重大话题。
在密切关注刘涌案讨论的进展同时，笔者始终认为，看待刘涌案改判，不能脱离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根本保证的朴素立场。任何人未经合乎法律程序的审判，不能认定其“罪大恶极”，更不能言说其“不杀不平民愤”；只有用合乎法律程序要求取得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罪；必须承认，通过法律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审理是一种“历史还原”，法律无法还原全部事实，只能以有限的证据证明部分事实，并以此为据决定刑罚。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不同意在刘涌讨论中，那种事实上否定法律程序作用，认为它“羁绊”正义到达的观点。没有法律程序保证，只会有暴政的肆意，私刑的泛滥，何以奢望普遍的正义？
有一点确定无疑，在司法信息披露方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的终审判决书语焉不详。刘涌案讨论中，不少参与者不质疑改判的本身，而是追问它的理由；一些参与者怀疑改判存在非法律因素，重要原因也是判决书没有说服力。公众拥有对于国家司法活动的知情权。但愿此次讨论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比较一致的批评，促进各级法院在司法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革，如一些参与者所说，“让人民看到事实清晰、严密论证、法理透彻的判决书”。
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律师执业的社会价值是受当事人所托，为当事人辩护。如果不让律师发挥平衡力量，正义同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刘涌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案件，由于在庭辩以外，施用了“上书”等方法，田文昌律师在大讨论中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尽管如此，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竭力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职业操守，应该受到尊重与提倡。与田文昌律师“上书”行为一样，陈兴良教授等法学家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对刘涌案改判发挥了作用，也在大讨论中引起了较大争议。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就一些有争论的案件，法学家们经讨论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判决。也许随着中国司法的进步，今后法学家们有继续“意见书”的权利，但将不再影响法院独立审判，和“民愤”等其他因素一样。
笔者认为，现阶段客观上，递交“专家论证意见书”这类行为是对媒体关于刘涌案报道的平衡。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未经司法审判，刘涌已经先被媒体“定罪”。它不是媒体独立调查的结论，而是媒体对侦查部门提供材料的采信。至今，中国多数媒体司法报道的特征是，把公、检、法均视为权威部门，全面采用它们提供的材料和观点，跑口记者“拎到篮子里就是菜”，编辑部习惯于“义愤填膺”。要为中国司法进步提供推动力量，中国媒体已到了改革传统“政法报道”套路的时候。
书愤教案篇7
一、 概要性复述，理清文本
（初读课文，解决字词之后。）
师：司马迁为什么发愤写史记？请从文中找一找。
（生读文）
生：受父亲的影响。
（师板书：受父亲影响）
生：生在黄河边受古代英雄故事的影响。
（师板书：受古代英雄故事的影响）
生：用生命写成的史记。
师：为什么这么说？
生：他受了宫刑，还坚持写史记。
生：他要死的重于泰山，所以要发愤写史记。
师：那就是他自己顽强的意志写成的。师板书：顽强的意志
师：写成了一部怎样的史记呀？
生：前无古人的著作。师板书：前无古人
师：看着黑板上的板书，你能连起来说说本课讲了什么吗？
生：本文讲了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受黄河边英雄故事的影响，虽然受尽折磨仍然发愤努力，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写出了前无古人的巨作《史记》。
师：真了不起，看着板书就把课文的主要内容讲出来了，这种讲述课文的方法，我们称之为“概要性复述”。
评析：以纲为纲，把握要点。
在苏教版的教材中，每本书上都有要复述的课文，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作为教者的我们该如何区分年段的要求正确对待复述课文呢？新课标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新课标中指出：第一学段（1―2年级）要求学生“听故事、看音像作品，能复述大意和精彩情节。”“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见闻。”第二学段（3―4年级）要求学生“听人说话能把握主要内容，并能简要转述。”“能具体生动地讲述故事。”第三学段（5-6年级）“听他人说话认真耐心。能抓住要点，并能简要转述。”既然前面我们把这些做丢了，那么现在就应该从最基本的做起，要求学生的复述从简单开始。
二、 原文复述，加强理解
（在具体分析课文时围绕提纲进行追问）
师：司马迁生在黄河边，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的英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那他会听到哪些古代的英雄故事呢？
生：项羽的故事
生：卧薪尝胆的故事
生：汉高祖刘邦的故事
师：看来你们读过不少故事，那在第一自然段中，除了古代英雄故事的影响，还有什么会影响着司马迁呢？
生：父亲的影响。
生：自己努力读书，四处游历，积累的大量的资料。
师：我们知道这篇文章要求复述，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概要性的复述，其实还有一种复述叫原文复述，就是对课文进行初步的复述，力求完整、通顺、连贯。现在第一自然段的内容你们基本已经知道了，你能把内容基本上复述出来吗？试试看！
（生自由复述）
（师指名复述第一自然段）
评析：以本为本，潜心读书。
教者利用书上现有的资源，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学生只需看书就能找到答案，以本为本，让学生潜心读书，利用文本，发挥最大作用。这一复述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敢于在班级中大胆地表达。只要勇敢地开口就是进步，是学生表达交流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三、 创造性复述，尊重独特体验
师：受父亲的影响仅仅因为父亲是掌管修史的官员吗？
生：不是的，还因为父亲临终时的嘱托；
师：父亲怎么说的？
生：父亲泪流满面地说：“我死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你千万不要忘记我平生想要完成的史书哇！”
师：从这句话，你能读出什么呢？
生：父亲的遗志，司马迁是不能放弃的。
生：古时候，是家长制的社会，父亲的话是不能不听的，所以，司马迁一定要写完史记。
师：你对历史还挺了解的。那你能把父亲的话有感情地读出来吗？
生：声音低沉，缓慢地，带着哭腔读‘我死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你千万不要忘记我平生想要完成的史书哇！’
师：读得真好，那此时司马迁会想到什么，又会说什么呢？
生：我一定要完成史记，不要辜负了父亲的希望。
生：我一定要完成史记，不能让父亲在地下不能安息。
师：是的，司马迁就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努力写史记，可是正在他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替李陵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宫刑。宫刑是什么呢？请同学们读一读。看看你能读懂什么？
生：宫刑是一种非常残忍的酷刑，不仅伤身体，还摧残人的精神。
生：汉武帝真霸道，不帮他修史记了。
师：你真可爱，史记是帮汉武帝修的吗？
生：他是皇帝，他对司马迁行了宫刑，别的大臣肯定看不起司马迁了，难怪司马迁要自杀。
师：司马迁为什么还要发愤写史记？
生：他想到了父亲的遗志。
师：是的。父亲临终遗言作为儿子的司马迁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吗？
生：他想到了人生的价值。
师：什么价值？
生：“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要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师：从这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生：从两个一定和两个感叹号，我读出了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决心。
师：你真会读书！
生：从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知道了司马迁是一个非常有志气的人，他要自己死的重于泰山。
师：是的，在司马迁这种意志的坚持下，他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余字的辉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师：学到这儿，同学们对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了很多了解，刚刚交流时不少同学有自己的想法。复述有一个最高境界，就是创造性复述。创造性复述要求对原文了解的比较深入之后，加上自己的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给文章“添油加醋”进行适当删减，加上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语言，使文章内化成自己的东西。你能根据我们今天的所学，适当增添些自己的东西进去吗？不要紧张，能创造性复述的就创造性复述，不能的可以仍然用原文复述，请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复述全文。
（生试着复述）
评析：以本拓本、个性发展。
书愤教案篇8
——从“刘涌之死”说起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梁剑兵
刘涌死了，关于刘涌一案的“网愤”暂告平息。
但是，另一种“愤怒”又随之而起。这次，愤怒的对象是号称“天下第一辩护高手”的京都大律师田文昌，还捎带上了14位法学家。按照某些网友的“声讨檄文”，此15人的罪名主要有：“败类”、“罪人”、“黑社会的帮凶”、“倒掉的法学家！”……等等。
看到这种愤怒，本人心里实在有些不爽。于是，想在这里写一些为“田文昌”辩护的文字，随大家反驳或者支持吧。
开辩之先，声明两点：
一、我所辩护的对象，是加引号的“田文昌”。
这个引号，我有如下的讲究：一来，不是指田文昌一个人，而是包括田大律师在内的15个人。二来，我所要辩护的对象，不是人本身，而是该15人的行为。三来，“田文昌”更指一种需要为之辩护的观念和思想。
二、我辩护的基本立场，是客观主义的。
首先，我理解、也同情网友对“田文昌”的愤怒，因为我也有过和大家相同的、追求正义的一般性的情感。
但是，我更为这种“愤怒”的深处所体现的“盲目的正义情感”感到恐慌。害怕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最终会演变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乃至于毁坏法治,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而这种恐慌，便是驱使我写这些文字的最主要的内心驱动力。
其次，我虽然赞成“田文昌”的行为，以及那行为背后的思想。但是我不赞成他们表达自己思想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以及场合。因为，当羊披上了作为形式的“狼皮”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误认为狼的。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第一个观点，我不赞成个别网友对“田文昌”的那种愤慨。
鲁迅有话：辱骂不是战斗。
国人在表达义愤的时候，往往不喜欢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分析被指责者在行为上的错处，而是采取“撕掉他的画皮”之方法，贬损其人格、侮辱其人身或者尊亲属，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陋习。
法学家在我国科学家中的地位向来不高，且背负着设计国家法治蓝图的重任，其所追求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即使，其行为不当，也应理性分析和批评，进行是否正当与合理的评价。辱之骂之，再施以“黑社会的帮凶”之罪名，然后幸灾乐祸于法学家的“倒掉”，这样，在口舌上倒是痛快了，却会导致老百姓对法学家盲目的痛恨，进而发生连锁反应，更痛恨法学家所代表的先进思想，视其思想如洪水猛兽。想当年，的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的时候，京城百姓万人空巷齐声唾骂，乃至于改革家人头落地，百姓万众欢呼，腐败颟顸的慈禧太后的威望达到颠峰。此中教训，我们还不应当记取吗？
第二个观点，制度和规矩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所集中火力猛烈攻击的，是“田文昌”的“程序正义论”和“维护人权论”。
这两个东西，是在我国实现法治社会的的两件工具。说起它的大道理来，稍微具有法学常识的人都得承认那是好东西。可是，如果这样的好东西被刘涌这样的“坏蛋”所用，国人便会觉得，好象两朵美丽无比的鲜花插到了一堆恶臭无比的牛粪上，又好似珍贵如黄金的盘尼西林没有被用来诊治英勇杀敌的战士，反而被用在了敌方士兵的身上，由此所产生的愤怒——对那医生或者是盘尼西林本身的愤怒——随你拿什么辞藻来比喻都不会过分的。这种愤怒，在一边倒的舆论的推动之下，恰如被狂风推着乱跑的波涛，劈头盖脸的向“田文昌”席卷过去。
面对这种愤怒，法学家门没有及时的变换表达思想的用语，对先进的好东西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反而举起了一面更容易被舆论和民众误解的盾牌进行抵抗，那就是“坏蛋也有人权”。鄙人认为，这句话就是那张“披在羊身上的狼皮”了！须要知道，这句话如果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说，也许多数人都会投赞成票，或无所谓。但是，在不具有理性和科学传统的中国社会讲出来，十个人倒会有九个人想去唾胆敢讲这话的人一脸口水，信不信由你……
近代以来，中国的事情老是办不好，社会动荡、官僚腐败、百姓潦倒，最大、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都可以很重要，惟独制度和规矩不重要。制度也罢规矩也罢，就象个受气的小媳妇，不论是谁都可以利用她、欺负她，都可以她或者拿她做遮羞布或者挡箭牌。当规矩合乎自己利益和心思的时候，谁都高举着规矩的大旗，把规矩抬举到九天之上。当规矩不合乎自己的利益和心思的时候，谁都可以把规矩踩到自己脚下的污泥里，或者打进18层地狱。官员固然会这么做，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苦了那些坚持规矩痴心不改的个别人去当照镜子的猪八戒。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人权就是人所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从制度和规矩的角度来看，人权就是凡是人都无一例外可以平等享有的权利，而不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刘涌，即使罪大该死，我们也没有道理将他千刀万剐，而是注射毒药取他性命，这实际上也是刘涌所享有的一种人权。咱们国家的法律，从来都没有说过“法律面前好人平等”这样的话。咱们的法律是这样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人人”，是不分好人坏人的。任何被怀疑犯罪的人，不管他（或者她）是不是好人或者坏人，都享有同样的、不受刑讯逼供的人权，——这，就是咱们国家法律上的规矩。所以，羊就是羊，不管它披着什么皮，都不影响羊的本质，这才是正理。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老百姓知道，法律和制度永远是咱们最重要的规矩。我们不能因为反感刘涌这个人，就坏了咱们的规矩，规矩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刘涌死不死是小事，规矩不能被破坏才是大事情。如果说，因为一个刘涌，就可以毁坏国家的法度和规矩，就好比是为打死一只老鼠而砸坏了瓷器店里的所有瓷器一样，那就太不值得啦！
第三个观点，律师是个挑夫。
田文昌（这个田文昌没有加引号，说的便是田大律师本人了），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律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窃以为，田大律师这问题问的真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意思，值得咱们大家伙好好的考虑考虑。
从历史上看，打从咱们国家有律师的那一天起，在众人的眼里，律师似乎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我国律师的祖师爷，名叫士荣，是春秋时卫国的一个大夫。公元前632年，卫国的统治者卫侯和他的侄子打官司，侄子控告叔叔谋杀叔武，卫侯派他的属下士荣先生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承办此案的“法官”是当时的超级大国晋国的国君晋文公先生。审理的结果，卫侯输了官司，被晋文公先生砍了脑袋，同时被砍脑袋的，还有士荣先生。杀士荣先生的理由很简单：为坏蛋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杀了算啦。
2500多年后，公元1957年，反右运动，每个单位发几个名额供大家“选举”，其比例大体是5%（因为说：95%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人）。当名额发放到律师行业的时候，5%的比例变成了100%。结果，当时咱们国家的大概两千多位律师，不分男女老少，无一漏网，通通被戴上的帽子，批发到了监狱。理由也很简单：为阶级敌人辩护的人不当谁当！？
又过了20多年，1983年，我也做律师，在法庭上做辩护人，公诉人辩论不过鄙人时，经常使出“杀手锏”质问我：你为什么要为阶级敌人辩护？你为什么和坏人合穿一条裤子？对这种质问，我无法回答，并且噤若寒蝉。
再过20年，2003年，我还是律师，也给大学生上课。课间，经常有莘莘学子递纸条问我：老师，您为罪大恶极的罪犯辩护，为他开脱罪责，你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面对他们的质问，我也做若干的解释，但总不能使自己的学生消除那清澈如水眼睛里狐疑的目光……
如果大家都一直这么看待律师，那咱们国家的律师还有活路吗？
其实，我觉得，律师就象是一个挑夫，一头挑着他的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一头挑着咱们国家的制度和规矩。
从前一头看，国家的规矩要求律师只能为被怀疑犯罪的人进行辩解，如果田大律师在法庭上不但不为刘涌辩护，反倒说一些要求法院重判刘涌的话，那他就根本违反了国家的规矩和制度。
从后一头看，律师只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不维护被告人的非法权益，要维护合法权益，就必须对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刑讯逼供行为）提出控告和申辩，否则，他也违反咱们国家的规矩和制度。
不管是前一头还是后一头，两头都要同样重要，否则，这个挑夫就干不好。
第四个观点，法学家提交意见书的行为具有神圣的正当性。
我这个观点，恐怕是14位法学家自己也没有想过的，或者是虽然想过，却没有勇气大声说出来的。近日读了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网友偏居一隅《专家法律意见书该归何处》一文后，颇有同感。但思考之余，觉得似乎美中不足。意见书只是一件物质载体而已，制作然后投递它的，是那些“专家”们。所以，恐怕更合理的问题是“专家应把法律意见书投向何处？”。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在问：“专家该归何处？”
在法治进程中，专家的作用无庸置疑非常重要，他们的理论可能为法治实践指导方向，构建体系，营造氛围。以法院的司改为例，他们的贡献就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积极参与司法实践，这无疑也是中国司法的幸运（抑或不幸？）。然而，专家应当怎样参与司法实践呢？有些专家对此也有所自觉，还讨论过“学者的使命”这样极其重要的命题。
但是，在刘涌案中，学者是基于使命参与司法实践的吗？他们是否参加了庭审？是否审阅了控辨双方的证据？是否听取了受害人的陈述或被告人的辩解？但十多名专家竟然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恐怕比陪审团的效率要高很多了吧），然后出具了共同署名的意见书。的确，他们的法律功底比我们的法官深厚，法学知识比我们的法官渊博，所以他们说：这个案子有问题（还好，他们没有说：这案子该怎么判）！可他们在得出这样结论之前，是否问过自己：“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诚然，专家可以著书立说，反对刑讯逼供；可以去当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运用并检验自己的理论（附带找点稀饭钱）；可以参与立法讨论，为制约和引导司法出谋划策。但是，绝不能在一起尚未终审的案件中，向具体办案的司法机关指手划脚！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名气资历（或许，承办法院中还有他们的弟子呢），承办的法院和法官能不受到影响？
专家们一方面呼吁和要求法官不要受到社会舆论压力的干扰，然而在本案中，他们却有意或是无意地制造了对司法机关更大的压力：学术压力，身份压力，舆论压力，名气压力。然后若无其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法治的要求、人权的保障！
我不知道他们的意见书是否理由充足，也不知道法院改判得是否正确。但我知道，“专家”对这场刘涌案讨论起了始作俑者的作用，而且颇有些不安分守己摆不正自身位置的滑稽。同时，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专家制作这份法律意见书的动机和背景：是出于学术良心还是利益驱使，是基于正义良知还是哗众取宠，是维护法治还是变相施行人治，是保障人权还是保护幕后交易？
如果这些问题不好明答，我只好问：专家该归何处？
看完这篇文章后，我首先想明确回答作者几个问题：
一、14位专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有明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所以，14位法学家给法院提出意见或者建议，乃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的基本权利，其行为具有神圣的正当性！
三、不在其位，也可以“谋其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是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是人民法官，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自然可以监督他们的行为。一部分人民认为他们留刘涌一条命错了，提出质疑，这本来就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另一部分人民认为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不应该成为判案的根据，提出意见，这同样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管是“哪一部分的八路”，都是有天然合理的理由“谋其政”的。附带再说一个简单的常识：不在其位便不能“行”其政作为一个规则，仅在区分国家机关权限的时候是正确的。而“不在其位便无权谋其政”，国家大事只能够由“肉食者谋之”的观念，本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里的一种文化法西斯。“我是风”极其错误的把这句话用来指责14位“人民”，而且是“绝不能在一起尚未终审的案件中，向具体办案的司法机关指手划脚！”更而且的是：“（法学家）颇有些不安分守己摆不正自身位置的滑稽”等等，让我们在这些文字之间嗅到了文化法西斯的尸臭之“风”。
四、如果说，没有参加庭审也没有审阅控辨双方的证据，便无权发表意见，那么，我倒想问问“我是风”：哪些成千上万的对二审判决发出“质疑”的人民都参加过庭审或者审阅过控辩双方的证据吗？按你的逻辑，他们也没有权利发出“质疑”吗？？再换一个问题问“我是风”先生：您看到过法学家们的《意见书》吗？参加过那次专家论证会吗？你认识哪些法学家吗？如果不是，你又凭什么写你这篇《专家该归何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从来没有看过足球的人，也可以对国家足球队的队员说“千万别踢乌龙球啊！”之类的话。其次，不论是谁，都有合法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宪法性权利，而不论发表这观点是哪一个公民。言论自由，是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宝贝。正如我现在最想对“我是风”说的，是这样一句带着顶级正当性的话：“我坚决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
回答完上面的问题以外，我还想就这文章中所存在的另外一个顶顶严重的大问题再多罗嗦几句。英国有个鼎鼎大名的法学家，名叫梅因，在公元1861年，说过这样一句话：“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句话换成我们中国的大白话，就是说：在落后的社会，身份是最重要的；而在先进的社会，契约是最重要的。比如目下的中国社会，大家都认为当官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官职就是高级身份，就能说了算，制度和规矩都可以利用官职来或者利用之。推而广之，爹说了算儿子说的不算，因为他爹是高级身份；专家说了算而田大律师说了不算，因为专家是高级身份；官员说了算而草民说了不算，因为草民是最低级的身份。前一个身份压倒后一个身份，好象大鱼吃小鱼；后一个身份只能服从前一个身份，好象小鱼被大鱼吃都是“天经地义”。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就必须按照你的身份讲话，要不然，你就是妖怪！而在“我是风”的文章里，便充满了这种“身份主义”的高贵又腐朽的气息。如果，咱们虽然都和“我是风”长着不同的脑袋，却都把同样的“身份主义”装在里面的话，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我们中国社会如何才能继续的大踏步的进步下去？
我为“我是风”那种貌似正义的“宪法盲”们感到悲哀，为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的泯灭而悲哀，更为法学家的无声无息或者不敢站出来自我论证与辩白而悲愤。
我想说：我尊敬的法学家们，“站直了、别趴下！”
我更想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民说：刘涌死了，“田文昌”不能死！！！
我的辩护意见暂时就说到这里……
（我随时准备着就上面的辩护意见进行若干回合的继续辩论）
公元2004年1月18日 星期日
书愤教案篇9
一段时间以来，一旦案件成为公众话题，就会有声音指出，司法的独立性何其重要，不应受到所谓民意或舆论的绑架。这一担心隐隐将民意与司法独立对立起来。他们强调司法的理性，强调群体的感情强烈、易于趋同。这些所谓的理性专业人士，常常将勒庞的“乌合之众”挂在嘴上，言必称 “不明真相的群众”，若有人路见不平奋笔疾书，就以 “键盘侠”讽之。听多了，真让人怀疑，这是矮化民众智商呢，还是自黑业务水平？什么样的司法判决会这么不自信、不具备足够强大的说服公众的自洽能力？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有言：群众乃是怨恨的生物……其愤怒往往是不可理喻的，而对于牺牲品的选择，也是仓促的、不公平的……假设犯罪的人仍然活着，奉公守法的人民，便觉得他们的身家财产是不安的，所以必须把这罪犯处死。”有时候，民意的表达确实比较极端，在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极端表达下，量刑从重从严也不少见。比如1997年的张金柱事件，在民愤极大情况下，法律界关于“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的争议被忽视，张金柱被执行了死刑。在这个案件中，公安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车下拖着伤者行驶了1500米，导致2人死亡。民意为什么不肯“理性”倾听关于“交通肇事”的可能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意痛恨 “官官相护”，担心所谓的“司法独立性”扛不住“上意”。聂树斌蒙冤21载，“上意”是直接因素。在聂案中，反而是民意看出明显的不公，借助排山倒海的舆论向“上意”施压。而在孙志刚事件中，民意更深一步，深度挖掘并埋葬了罪恶之后的制度缺陷。
国外在法官与律师的专业理性之外，尚需陪审团来落实民意，我们也不能以关上门判案为司法独立。所以说，把民意与理性简单粗暴对立起来，大谈民意绑架司法，实在是搔不到痒处。真正的问题是在上意与民意的博弈中，司法独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孟子曾言：“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若是有关部门真正做到了“察”字，又何惧民意？何畏上意？
书愤教案篇10
2004年,时任山西省《黄河》杂志副主编的谢泳,在深圳发表题为“关于沈崇事件的一些历史材料”的演讲(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把演讲的题目改为“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其中提出了所谓“沈崇案之谜”的问题,对1946年12月24日晚,因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士兵而在北平并在全国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进行了诬蔑。“演讲”有意引用一些材料,说沈崇是中共党员,是延安派来以色相勾引美军,和美军交朋友,造成案,以掀起反美运动,云云。
其实,这个所谓“沈崇案之谜”并不存在,或者说,这个所谓“谜”,在当时已经破解了。当年,两个美军士兵以暴力沈崇的消息一经传开,便立即引起北大以及北平多校广大同学的义愤,纷纷在校内贴出抗议书、大字报,表示愤慨。为了扑灭群众的怒火,反动派采取了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以所谓“情报网”名义贴出大字报,造谣说:“最近延安曾派出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同学们一看就知道这是暗示沈崇就是延安派来的工作人员,是共产党使苦肉计,引诱美军成奸,以制造反美事件。
为了澄清事实,当时北大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等8人赴沈崇寄居的表姐家(王府井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慰问沈崇,并访问沈崇的表姐杨振清女士。她热情地接待了刘俊英等人,并针对反动派的诬蔑进行了驳斥。她说:沈崇是福建闽侯人,19岁,是清朝光绪年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据考察应是玄孙女),她的父亲是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高级官员。沈崇刚从南方来北大读先修班,为人一向正派,与美军素无来往。
时任北平《益世报》记者的刘时平到北大教务处注册组查明了沈崇的身份: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北大先修班学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刘俊英和刘时平将访问记、调查报告公布,同学们从常识即可判断,像沈崇这样一个刚从南方来的19岁的女孩子,怎么会是延安派来引诱美军的共产党员?于是纷纷贴出大字报,向“情报网”提出质问:你暗示说沈崇是从延安派来勾引美军成奸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根据?沈崇是什么人什么时间地点介绍入党的?什么人给她的勾引美军的任务?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拿出证据来回答,否则就是造谣!
因为这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所以“情报网”没法回答,只能像缩头乌龟一样,销声匿迹了。而且令当年“情报网”造谣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样一闹,倒使许多同学擦亮了眼睛,认识到反动派的卑鄙,使更多的同学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抗暴运动中。
沈崇案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沈崇受侮辱的伤口应该封口了,应该结疤了。但现在“演讲”不仅又把这事提出来,还更明确地说:“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事件以打击美军和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在这里,“演讲”还是用当年“情报网”的手法,说什么“有人认为”,“据中共党内披露”,甚至把捏造的“”期间红卫兵批斗沈崇时的供词都拿了出来。这些都是可以随意编造的说词,能作为证据吗?当年北大学生对“情报网”提出的质问,演讲者也必须回答。“有人认为”,是什么人认为?“中共党内披露”,是什么文件披露的?等等。演讲者有什么可靠材料,请拿出来回答。
据当年和沈崇同是北大先修班的女学生,“”期间和沈崇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并任人事科长的张进同志证明:改了名的沈崇是1956年入党的;“”期间她只是一般业务干部,不是当权派;她没有受到过红卫兵的批斗。
沈崇既然是1956年才入党的,10年以前的1946年她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演讲”借他人之口说什么“她是中共派来勾引美军的共产党员”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至于说她“”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等等,也是胡说。
在“演讲”中,有一句话,说“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但这句话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开脱之词而已。因为“演讲”一开始就说:“我在这个演讲中只提供材料,我的评价体现在材料的选择中,因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这说明,他认为他所选择的材料,就是事实和道理,他的评价就体现在这些材料中。演讲者的观点显而易见。
二
“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军士兵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这是连当年“情报网”都不敢说的话啊,演讲者在今天却说出来了,实在令人愤慨。且看事实:
政府的北平市警察局长汤永咸给南京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的代电中,附有《美兵沈崇经过纪要》一份,详述了事实真相,说明沈崇是被两个美国大兵挟持头颈,使她呼救不得,并被拖到使馆界界墙下强行奸污,连续三次等等,还列举了证人的证词和医院鉴定书等(详见本期马句、宋柏同志的文章)。这是政府警察局长向上级机关写的正式报告,难道也是共产党鼓动的吗?
1947年1月24日《新民报》刊载《美军事法庭宣判皮尔逊罪成立》:“中央社讯: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增援第一师军事法庭审判长休士中校二十二日宣布:美军伍长皮尔逊,在本市东单,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暴行案,应为已遂罪。法庭系于晨十时开始,出席旁听者为胡适、左明、李士彤、纪元、鄂森、孟昭楹,以及中外记者十七人。首由检察官助理杨格中尉宣读第四日审询记录,旋由检察官宣布昨夜请示师长何华德将军,书中第三及第五两罪,是否应不予考虑。何复电上两罪应撤销。此时庭中为之一振,被告皮尔逊态度变为惊惶。七法官经五分钟之讨论,由审判长休士中校,宣布书之第二与第四两罪不成立,皮尔逊应判为第一项已遂罪。宣布后,即令被告押回,时为十时三十五分。检察官继宣布,本案结束,至刑状尚俟呈转华盛顿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此时旁听人纪首席、左处长、胡校长、李教授,互相握手,对本案胜诉,至表欣慰。至美国道歉一节,俟判决核定宣布后,即可举行。赔偿事尚待受害人家属呈请另案办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过去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都已废除,所谓“领事裁判权”也已废除,就是说:“任何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该在中国法庭受审,按中国法律治罪。”但蒋政权为了求美军驻华帮助其打内战,自降国格,与美国签订了《处理在华美军刑事案件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此案由美军军事法庭单独进行审理。但在铁证面前,美军军事法庭也不得不宣判:美军士兵皮尔逊罪、普利查德帮凶罪成立,并于1947年3月3日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第一司令霍华德核准法庭判决,判处罪犯皮尔逊降为普通士兵,判处监禁劳役15年,判普利查德监禁劳役10个月。
须知,这是当时中美双方都认同的,有北大胡适校长等旁听的公开审判结果。后来几十年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而“演讲”为了说沈崇案是中共制造的,置上述铁的事实于不顾,而引用所谓解密的宣告皮尔逊无罪释放的美国档案材料,并且转述的这些档案引文,没有载明宣告皮尔逊无罪是在何时何地由什么法庭审理作出的。而且,“演讲”中说,美国解密档案“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页,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这样的档案,不经过审慎的核校和讨论,就随意引用,不是太不严肃了吗?
1947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范特格里甫特宣称皮尔逊之罪行难以成立准予释放,是在没有中方原告、中方证人、中方律师出庭并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样的审判,这样的结果,无论按照什么国家的司法制度,都是非法的。皮尔逊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宣判无罪恢复军职消息传到中国后,曾引起广大师生和各界人士强烈抗议。华北学生联合会曾于1947年6月29日致函美国政府指出:“此种措施不仅损毁美国法律精神,且为轻视中国民命,包庇罪行之公开表示……深盼贵国政府尊重法律,执行已判之徒刑……”北大校长胡适急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震惊。中国外交部也表示抗议,要求“维持原判,予以执行”。“演讲”不顾这些事实,竟说:“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因为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独立的。”这种说法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演讲”没有说明哪些国际法学者这样认为,但看得出来讲演者自己是赞同这一审判结果的,也非常欣赏美国法律,对所谓的美国解密档案深信不疑。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演讲”所引用的军事法庭记录也承认:“证据显示,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指沈崇)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就是说“她是被两个美军士兵用暴力劫持走的”,也就是说:她并不是“主动勾引美军制造事端”的。沈崇被暴力劫持以后,虽尽力挣扎抵抗,但一个中国弱女子的双拳,难敌两个强悍的美军暴徒的四手,最终被挟持住头颈,使她呼唤不得,被按倒,被美军士兵皮尔逊压在身下,后事如何,不问可知。而美军事法庭却判为“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并将皮尔逊等罪犯无罪释放。这是典型的美国霸权主义强词夺理的判决。消息传来,中国各界人士表示极大的愤慨,纷纷抗议。而“演讲”不顾1947年1月22日美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罪成立的判决,却引用所谓解密的(实际上是非法的)审判记录,来否定沈崇被美军士兵的事实,这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三
“演讲”还借政府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之口说:抗暴运动是中共制造出来的。1947年5月,全国又爆发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又有人出来说,这也是中共制造的。但是历史表明,我国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等一系列反美、反蒋的运动,之所以能取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蒋政权坚持其打内战的政策和官员们严重。中共只是揭露事实真相,因势利导,起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抗争的作用而已。
要打内战就要美军帮助。而驻华各地的美军暴行累累,开车轧死中国人、行凶、妇女等等。仅在北平、上海、天津、青岛、南京5个城市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驻华美军制造的各种暴行共有3800起,死伤人数达3300人以上。仅北平一地,从1946年9月至11月,美军暴行即有32起,造成15人死亡、25人受伤。辅仁中学学生曹桂明、律师王振华、警察李耀昌、铁路工人王恩第等先后被美军枪杀、轧死。北平市民中无故遭美军污辱的事件层出不穷。对此,北平学生和市民早已怒火中烧恨之入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抗暴运动能在北平和全国迅速广泛展开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驻日本冲绳的美军也是横行霸道,暴行累累,遭到日本人民强烈抗议,至今如此)。
沈崇案发生后,反动派使用封锁消息、制造谣言、散播各种谬论的方法都失败以后,就进一步采取暴力:派暴徒到北大撕去抗议美军暴行的大字报(向达教授上前对他们进行申斥,被他们围攻);又派暴徒100多人手持木棍、手枪打进北大的抗暴筹备会办公室,捣毁所有办公用具,撕毁所有传单,并殴打在办公室工作的学生吴谟(石羽)。他们以为用这样的手段就可以把学生镇住,但适得其反。广大学生更加擦亮眼睛、激起更大的义愤。1946年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以及北平其他各院校和许多中学的学生,冲破重重阻力,组成浩浩荡荡1万多人的游行示威队伍,走遍北平的各条主要街道,贴出了无数标语,散发了无数传单,大家用中英文高呼:“必须严惩肇事美军!”“抗议美军暴行!”“美军必须撤出中国!”等口号。广大市民感到扬眉吐气,纷纷拍手欢呼,而平时趾高气扬的美军此时自知理亏,感到羞惭,龟缩在驻地不敢出门。
抗暴运动得到了广大教授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站出来仗义执言。北京大学袁翰青、吴恩裕、费青、沈从文、周炳琳、闻家驷、马大猷、朱光潜等48位教授发表了致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要求美国政府赔偿被害人之损失。对于犯罪之士兵,要迅速绳之以法,并保证以后绝不能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许德珩教授愤慨地指出:“假若政府的国策不变,美国对华政策不变,中国人民将会永远成为美国宰割的对象。”闻家驷教授说:“‘沈崇事件’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同学罢课表示抗议,是替个人争人格,替国家争国格,既非风潮,亦非,只要是中国人被污辱了,我们都应该抗议。”老员钱端升教授气愤地说:“面对美军的暴行,我今天不再沉默,学校里出了一个‘情报网’,说被奸污的女同学是从延安派来的,勾引美兵制造事件,这是造谣。”向达教授因在沙滩广场制止特务撕毁抗议美军暴行的大字报而受污辱,北大同学十分气愤,纷纷向他表示慰问。他说:“想不到抗日胜利之后,我们中国还不如被征服的日本,是同学们该行动的时候了。”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都支持同学们的罢课、游行,他们共同表示:北京大学四五十年一贯作风,一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天亦不能例外。
清华大学教授和讲师、助教绝大多数都赞成罢课游行。吴晗教授主张要彻底解决问题,并希望学生与社会各阶层人士联合行动,这样斗争才能更有成效。朱自清、张奚若、何汝楫等教授表示支持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主张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都表示不能强迫学生上课,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并要求当局保障学生游行的安全。美籍教授温德针对有的报纸报道他因不满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而罢教的谣言,专门发表声明辟谣,并且严肃表示:“我完全同情学生的行动,要是这一天我事先知道,我也要参加学生的游行。”
燕京大学雷洁琼教授也参加了游行,她明确表示:沈崇事件影响中美邦交,美国口头道歉不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事,根本办法是美军撤出中国去。翁独健教授精辟地分析了抗暴运动的实质,尖锐地指出:“惩凶是治标,治本之法是美军撤出中国。”校长陆志韦表示同情学生运动,对学生罢课游行不干涉,并说:“驻华美军一天不走,类似之事必有其继续发生之可能性,我们应当呼吁政府,驻华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具有正义感的美籍友人夏仁德教授参加了游行,说“美军一天不从中国撤退,同样的事件难避免”。在游行那天,他推着自行车,身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始终同燕大的队伍一起行进,他还捐款5万元法币给燕大学生自治会。
北平学生抗暴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大学校教授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的进步教授以及武汉大学教授会、重庆教授联合会等相继发表抗议书,表示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暴斗争,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马寅初教授呼吁:“北平已经有青年学生游行,上海青年也应该响应,决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大家的事,美军污辱了女学生,倘使学生自己不说话不反抗,青年的领导地位就丧失了,青年应该起来领导群众,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去。”他直言不讳地谴责了政府,要求政府保护人民,否则将愧对中国人民。
北平抗暴游行像一颗炸弹,炸开了当时笼罩在统治区的沉闷空气,迅速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响应。天津、上海、南京、重庆、武汉、镇江、无锡、苏州、金华、开封、青岛、广州、福州、桂林、成都、昆明、台北等城市都相继涌起了学生抗暴运动的浪潮。抗暴运动遍及统治区几十个大城市,参加这一运动的学生达50万人。
演讲者大谈所谓“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上面所讲述的就是当时大学教授、大学生们的正义表现。难道这些教授(包括一些美籍教授)都是受共产党欺骗、利用的?不,他们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是汹涌澎湃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对于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正义表现,对于这段历史,“演讲”为什么避而不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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