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待定合同十篇

效力待定合同篇1

《新合同法》实施对规范民事流转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合同法》中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的概念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的法律效力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使人们对合同的生效有了明确的理解。

关键词合同效力效力待定无效

1999年10月10日，新的《合同法》生效。新《合同法》的实施对规范民事流转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合同的效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写入《合同法》，而在此之前，合同的订立与合同的生效是没有区分的，而合同的效力又区分为效力确定与效力待定。笔者针对合同效力的特殊形式，效力待定的合同作为一下探讨：

一、效力待定合同概述

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不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其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而有待其他行为使之确定的合同。

效力待定的合同，首先应是已成立的合同。其次是其效力状况不确定，不确定的原因是在于该合同不符合有关合同生产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即可能转变为有效合同，也可能转变为无效合同。而决定效力未定的合同归于有效亦或无效则取决第三人的行为，该第三人称为承认权人。如果有承认权人的承认该合同，合同即为有效，而若拒绝承认，合同则归于无效。

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和可撤销的合同是有区别的。对于无效合同而言，其不发生效力，自始已经确定，并不因其他行为而使之再生效力；而效力待定合同是否发生效力尚未确定，而要待承认权人的行为使之确定。对可撤销合同而言，其未被撤销之前，应被认定为有效，只是撤销权人先例撤销权撤销该合同，而使之归于无效；而效力待定合同，其效力发生与否尚未处于悬而未决状态，需待承认权人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其是否产生效力。

《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规定为三类：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定立的合同；二是无权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此三类合同分别是由于有关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缺乏定立合同的资格或缺乏处分能力造成的，如果给有关权利人赋予承认权，使之能够以其利益判断做出承认而使合同有效或者拒绝而使合同无效，往往是有利于权利人的利益，有利于促进交易的。因此，将这类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是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必须要求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合同从主体资格上讲，是有瑕疵的，因为当事人缺乏完全的缔约能力、代签合同的资格和处分能力。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合同受有关法律效果上的利益时，无论是丧失权利或负担义务，纵使其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亦不属于能获得法律上的利益。德国、瑞士、奥地利民法采用此种标准。以前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基本上是认定为无效合同。此类合同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这是因为：（1）此类合同与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不同，它并非因为当事人故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因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合同可撤销。主要是因为，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和处分能力所造成的，这类合同并非不可补救的。（2）这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合同，是符合权利人利益的。（3）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要具有效力，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经过其法定人的追认。这种合同一旦经过法定人的追认，就具有法定效力。在没有经过追认前，该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并没有实际生效。所谓追认是指法定人明确无误的表示，同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人签订的合同。这种同意是一种单方意思表示，无需合同的相对人同意即可发生效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法定人的追认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并且应当为合同的相对人所了解才能产生效力。

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的相对人可以催告限制民事行为人的法定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所谓“催告”就是指的相对人要求法定人在一定时间内明确答复是否承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法定人逾期不作表示的，则视为法定人拒绝追认。设立相对人的催告权，可以避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也可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但是相对人的催告应当有明示的方式作出。同时，对于相对人催告中一般要定一个期限，合同法规定以一个月为限，超过这个期限，法定人不作答复的，视为拒绝追认。

相对人除了有催告权外，还有撤销合同的权利。这里的撤销权是指合同的相对人在法定人追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合同之前，撤销自己对限制民事行为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在此类合同中，如果仅有法定人的追认权而没有相对人的撤销权，那么，法定人作出追认前，相对人就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只能被动的依赖法定人追认或者否认，这对相对人是很不公平的。设定相对人的撤消权正是为了使相对人与法定人能有同等的机会来处理这类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但是相对人撤销这类合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撤销的意思表示必须法定人追认之前作出的，对于法定人已经追认的合同相对人不得撤销。

2、只有善意的相对人才可以作出撤销合同的行为。

3、相对人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时，应当用通知的方式作出，任何默示的方式都不构成对此类合同的撤销。

三、因无权订立的合同

1、因无权订立的合同的种类

所谓无权的合同就是无权的人他人从事民事行为，而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因无权而签订的合同有以下三种情形：

（1）根本没有权而签订的合同，是指签订合同的人根本没有经过被人的授权，就以被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

（2）超越权而签订的合同，是指人与被人之间有关系而存在，但是人超越了被人的授权，与他人签订的合同。

（3）关系中止后签订的合同，这是指行为人与被人之原有关系，但是由于期限届满、事务完成或者被人取消委托关系等原因，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但原人仍以被人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合同。

2、无权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无权人以本人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无权人签订的合同尽管缺乏权，存在着主体的瑕疵，但是这种缺陷是可以通过本人的追认加以补正的。

我国《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中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将无权人签订的合同纳入效力待定是基于以下原因：

（1）无权人签订的合同并非都对被人不利，有些因无权而签订的合同对被人可能是有利的。

（2）从本质上讲，无权行为也具有某些人的特征，如无权人为被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第三人也愿意与被人签订合同，如果被人事后授权，也就意味着事后对合同的承认。

（3）经过事后的追认，可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和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合同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无权人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合同一旦经过被人的追认，就具有效力。所谓追认是指，被人对夫权行为事后予以承认的单方意思表示，向相对人作出。如果仅向无权人作出意思表示，也必须使相对人知道后才能产生法律效果。一旦被人作出追认，因无权所订立的合同就从成立时产生法律效力。追认权是被人的一项权利，即被人有权作出追认，也可以拒绝追认，如果被人明确的表示拒绝追认，那么因无权而签订的合同就不能对被人产生法律效力。

3、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都是经过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进行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谈判、签订合同等。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的权限不是无限制的，他们必须在法律的规定或者法人的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责。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却大量存在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情形。如何对待此类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视为有效。”

《合同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以下原因：

（1）我国《民法通则》第38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人的组织章程的规定，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由此可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职权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行为就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因此他们执行职务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

（2）对于合同的相对人来说，他只认为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就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他一般并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权限到底有哪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内部规定也不应对合同的相对人构成约束力。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对合同相对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3）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对大量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而订立的合同作无效处理，严重地损害了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助长了一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借此逃避责任，谋取非法利益。因此，承认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职权的行为有效，可以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也符合交易的规则。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若在订立的过程中，合同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行为超越了权限，而仍与其订立合同便是具有恶意的行为。那么此时，合同就不具有效力。因此，合同法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视为有效。

四、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

所谓无处分权人，就是对归属于他人的财产没有权利进行处置的权利或者虽对财产拥有所有权，但由于该财产上负有义务而对此不能进行自由处分的人。无权处分的合同就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例如，甲将某物租赁给乙使用，乙却将该物非法转让给丙，则乙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就属于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因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而签订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无处分权人实施了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这里所说的处分，就是指法律音效上的处分。例如财产的转让、财产的赠与、在财产上设定抵押权等行为。财产只能有处分权的人进行处分，无处分权人对其他财产进行处分是对他人的财产的侵害。既使是对共有财产享有共有权的共有人，也只能依法处分其应有的部分，不能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因为共有财产属于全体共有人所有。

2、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人而签订的合同必须经过权利人的事后追认或者在合同订立后取得对财产的处分权。这里的权利人是指对财产享有处分权的人。所谓追认是指权利人事后同意处分该财产行为的意思表示。这种追认可以直接向买受人作出，也可以向处分人作出，可以用口头形式作出，也可以用书面形式作出，不管用何种形式，追认都必须用明示的方式作出，沉默和不作为都不视为追认。追认是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其目的就是使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得到追认以前，买卖人可以撤销该合同。在追认以后，则合同将从订立合同时就产生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请示对方履行合同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如果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仍为有效合同。无权处分的本质就是处分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处分他人财产，从而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如果处分人在合同订立后取得财产权利或者取得了对财产的处分权，就可以消除无权处分的状态，从而使合同产生效力。

参考文献：

王利民：《合同法新论•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5页

李旭东、赵云芬主编《合同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80页

效力待定合同篇2

【关键词】债权形式主义 善意取得 合同效力

一、债权形式主义

通说认为我国《物权法》，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观点，其定义为：“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除当事人间须有债权合意外，仅须另外践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便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采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的典型国家有：瑞士、奥地利、韩国。我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也就是说在物权变动时应该适用一般公式即：有效合同+登记/交付=物权变动，这是法律对普通物权变动的一般性规定，对于不动产和动产来说，登记和交付分别是二者发生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此为区分物权和债权关系的规定，从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区分债权生效和物权变动的规则。

二、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一项迎合了社会规律的制度，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要符合以下要件：

第一，让与人对让与之不动产无处分权。

第二，受让人取得不动产须基于有偿的法律行为。这是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交易安全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要适用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受让人取得不动产必须是通过买卖、互易等具有交换性的行为。如果是基于非法律行为取得不动产，则没有适用善意取得的空间。

第三，受让人须为善意。此处的善意我们可以理解为受让人非基于故意和重大过失，而对转让人无处分权的情形不知情。

第四，已作权利的变更登记。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存在的主要表征方式，如果受让人没有及时作权利的变更登记，也没有善意取得适用的余地。

符合以上条件即可适用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原权利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要求赔偿，而不能向受让人行使物权请求权。

通过文章开头的公式我们不难看出，发生物权变动应当以有效的合同为前提，但是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在买卖合同中，合同会产生四种的效力形态，即有效的合同、无效的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而有些所谓的“善意取得”只能够发生于无权处分的合同之中，根据最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三》中的规定，对于买卖合同中的无权处分合同在实物界已经被界定为有效的合同，对于其他发生在效力待定的合同之中，对于这些合同能否最终使得物权发生变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值得讨论的。

如果当事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所履行的买卖合同严格的说来效力待定的合同，而买受人如果是符合了善意取得的各种条件那么，买受人能否善意取得？我们认为这应该分情况进行认识。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与买受人履行了买卖合同，事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在法定的期间内进行了追认，这是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该合同有效，买受人能够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买受人不是依照善意取得制度得到的标的物所有权而是依照合同继受取得了所有权，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必去发生在处分人没有处分权的情形之下，但是当限制行为能力人追认之后，处分权圆满同时合同效力圆满，不发生善意取得；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事后不追认合同在此时就不发生效力，物权发生的基础也就丧失了，受让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返还原物，在这里虽然受让人看似完全符合了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但不能使用善意取得进行抗辩。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协调由无权处分行为产生的善意受让人与物之所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安全，稳定财产的流转关系和占有关系。该制度最可表现法律上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因善意受让动产之占有而取得他人的所有权，与正义原则有违背，但有助于促进交易安全及经济效率。对善意第三人交易安全的保护及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保护何者优先，即对缺乏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发生纠纷时，是否应首先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此问题涉及到民法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及危险分配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行为能力的信赖，既不使法律行为因此成为有效，也不使限制行为能力人负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对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不考虑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即使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对方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也要承担交易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不利后果。因此，任何人在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缔约时，必须意识到这种交易存在着的法律风险，即合同一旦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将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而不管其在缔约时是否知道对方有无行为能力。当然存在例外情况，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欺诈使人合理相信其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在此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应受到特别保护，而应当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考虑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

在无权时，处分人因为没有完整的处分权因此出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同样也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在相同情况下有权处分人对合同进行了追认，该物权发生变动，受让人继受取得，而在有权处分人不进行追认时，受让人也不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抗辩。通常认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此时由无过错的本人替主观上具有严重恶意的人承担责任，难谓公平，而且，人行为的严重违法与民法所应倡导的正义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发生严重冲突时，是成立表见还是归于无效，实际上是在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而牺牲社会正义和善良风俗，还是为保护社会正义和善良风俗而牺牲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无疑要让位于社会正义和善良风俗。因此，合同签订人盗用单位的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切责任应由盗用人自负。而在此时对于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在债法上已经规定了表见制度进行规范。

参考文献：

[1]崔建远著.物权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效力待定合同篇3

[关键词]无权处分；效力待定法律行为；善意取得；权利瑕疵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57－04

熊贤忠(1965－)，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合同法、公司法；方昀(1974－)，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合同法。(北京　100088)

在我国，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和效力及与其他民事制度体系效应問题，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和持久的讨论，实务界更是无所适从，成为困扰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法学上的精灵”，至今仍未解决。

一、无权处分制度引起的問题之争

对无权处分制度的价值定位、行为效力等，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现行立法规范的不周延，导致无权处分制度与相邻民法制度体系存在冲突。

(一)价值之争

从我国《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的立法规定可知，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原权利人的态度，追认则有效，不追认则无效。显然，现行立法倾向于保护原权利人静态安全，而非买受人的动态交易安全。这与我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直接继承移植有关。在物的动态安全和静态安全相互冲突时，罗马法更倾向于保护静态安全。而现代社会商品高速流转，保护交易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价值基础从保护原物主的静态安全向买受人的动态交易安全转变，否则严重影响一国商品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因而，我国无权处分的这种立法价值取向与时代潮流相背，受到广泛批判。我国司法实务对无权处分制度价值取向的校正，主要通过善意取得来实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問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尽管司法界对无权处分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一定的校正，但是它仍然招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价值冲突。

(二)效力之争

围绕《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問题，学者们对其进行不同解释，展开激烈争议，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无效说、完全有效说、效力待定说。无效说和完全有效说因过于偏激而不攻自破；效力待定说的内部又有两种学说，争议尤为激烈。

1.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评析。该说认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以买卖为例，该观点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这一观点为当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并不能平息争议。其一，因为出卖人无“处分权”不能履行問题，而判定先行成立的债权行为效力待定，这在逻辑上是因果倒置的。当今世界立法趋势表明，标的物的处分权的有无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即使是德国法也对其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而我国《合同法》立法仍然固守陈旧观念不合时宜。其二，若依此观点对第51条作反面解释，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则无效，既然一体性的法律行为无效，则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无从发动，相对人不能依违约责任而仅能依缔约过失责任来保护自己权利，这对相对人利益保护不力。

2.物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评析。该说认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债权合同效力待定，以买卖合同为例，认为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其效力判断不应当依第51条，效力待定的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完全可能有效。该说有以下优点：第一，吸收了德国法上物权行为理论的合理内核，即一体性的法律行为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区分，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行为效力的影响。这不仅是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逻辑，而且也符合实践的需要。第二，与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相协调。无权处分人不能取得处分权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那种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行为属于标的自始客观不能而使债权合同无效的观点，不仅不符债权合同的本质，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该观点却引起以下争议：其一，与物权行为理论的价值相冲突，物权行为无因性站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立场，而物权合同效力待定说，却以原权利人是否追认作为判断物权合同效力的依据，站在保护原权利人静态安全立场。其二，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冲突，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动态交易安全；而无权处分制度中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处分行为无效，仍是站在保护原权利人利益的立场上。

(三)制度体系之争

1.无权处分与法律行为制度之间的体系冲突。无权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中的一种，应当遵从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则体系。但是，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存在以下冲突：它与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则体系相冲突。法律行为的效力是一国主流法律价值观对某一法律行为事实的评价，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却取决于原权利人的主观态度，是以保护原权利人的静态安全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依保护相对人动态交易安全为价值取向，不是依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为导向，这破坏了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则体系。

效力待定合同篇4

1. 本合同为示范文本，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组团社和地接社就国内旅游接待业务签订合同时使用。

2.本合同示范文本在合同有效期内可反复使用，操作单团接待业务时，与合同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主要指《接待计划书》）共同使用。

3. 本合同示范文本中“组团社”即“组团旅行社”，是指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旅行社：“地接社”即“地方接待旅行社”是指接受组团社委托，在旅游目的地接待旅游者的旅行社。

4.本合同示范文本中“履行辅助人”，是指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

5.本合同示范文本中有关条款留有空白处，供双方自行约定。对双方不予约定的空白处，应当划“∕”以示没有特别约定。

6.签订合同后，双方均应认真保存合同有关资料、相关证明材料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票据资料，以备查用。

7.本合同示范文本由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制定、解释。

境内旅游组团社与地接社合同

组团社：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职务：

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经营地址：

经办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地接社：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职务：

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经营地址：

经办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组团社将其组织的旅游者交由地接社接待，地接社按照双方确认的标准和要求，为组团社组织的旅游者提供接待服务。组团社与地接社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合同构成

下列内容作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接待计划书》；

2.双方业务往来确认；

3.双方就未尽事宜达成的补充协议；

4.财务确认及结算单据；

5.其他约定：

第二条 合同当事人

组团社和地接社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设立的旅行社或者分社，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资质，且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资质有效存续。

双方均应于签订合同前向对方提供营业执照、业务经营许可证（分社备案登记证明）旅行社责任保险单、安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处理预案等文书复印件并加盖印章。如上述信息发生变更，变更一方应于变更之日起 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供更新后的材料。

第三条 《接待计划书》订立

组团社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与地接社洽谈接待相关事宜，在此过程中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事项，应形成《接待计划书》，并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

《接待计划书》应明确以下内容：

1.旅游者人数及名单；

2.接待费用；其中地接导游费用为 ；

3.抵离时间、航班、车次；

4.交通、住宿、餐饮服务安排及标准；

5.游览行程安排、游览内容及时间；

6.自由活动次数及时间；

7.对导游的要求；

8.其他：

第四条 《接待计划书》变更

《接待计划书》一经确认，单方不得擅自变更。

出团前如遇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确需变更的，经协商一致，就变更后的内容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紧急情况下，双方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进行协商，但应在紧急情况消失之日起 日内由双方签字盖章确认。

除法律、法规规定外，出团后《接待计划书》不得变更。

第五条 接待服务要求

地接社接待服务应符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双方约定的接待服务标准；

3.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第六条 接待费用结算

结算方式及期限： .

地接社应配合组团社关于接待费用结算的要求及时填写结算单，并加盖地接社财务专用章，送达组团社财务部门。组团社应在收到地接社结算单据后 日内核对，并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接待费用。

第七条 合同义务

（一）组团社义务

1.组团社应按约定的时限、数额支付接待费用；

2.组团社应真实、明确说明接待要求和标准，将与旅游者达成的合同、单团《旅游行程单》的副本提供给地接社；

3.组团社应对地接社完成接待服务予以必要协助。

（二）地接社义务

1.地接社应严格按照双方约定安排旅游行程、旅游景点、服务项目等，不得因与组团社团款等纠纷擅自中止旅游服务；

2.未经组团社书面同意，地接社不得以任何方式将组团社组织的旅游者与其他旅游者合并接待，或者转交任何第三方接待；

3.地接社应选择合格且具有相应接待能力的供应商；

4.地接社应积极配合组团社做好接待服务质量测评工作，按约定

通报团队动态和反馈接待服务质量信息，服务质量测评方式及达标标准双方约定为： ；

5.要求导游引导旅游者健康、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法和违公德的行为。

（三）双方共同义务

1.双方约定的接待费用不应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

2.双方的约定应遵守《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不应损害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3.一方违约后，对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4.双方均应保守经营活动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5.旅游行程中旅游者主张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返回出发地或者旅游者指定的合理地点。

第八条 风险防范

1.组团社和地接社均应按法律、法规规定足额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2.组团社应提示其组织的旅游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地接社为组团社组织的旅游者安排的车辆及司机必须具备合法有效资质，地接社选择的客运经营者应已购买承运人责任保险，且保险金额不低于 万元；

4. 组团社和地接社均应保证旅游者的安全，对于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事项，应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和扩大；

5.地接社接待过程中，旅游者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地接社应采取救助措施并先行垫付必要费用，及时向组团社反馈信息，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组团社和地接社在责任划分明确后

日内根据各自承担的责任进行结算，属于第三方责任的，地接社应协助旅游者索赔。

第九条 旅游纠纷处理

1.旅游者在地接社接待过程中提出投诉的，地接社应尽力在当地及时解决，并将处理情况书面通知组团社，未能在当地解决的，应及时书面通知组团社。地接社应积极配合组团社处理旅游者投诉、仲裁、诉讼等服务质量纠纷，及时提供所需证据材料。

2.组团社和地接社应根据调查情况，划分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于责任划分明确后 日内进行结算。因组团社原因导致行程延误、更改、取消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组团社承担，因地接社接待服务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地接社承担。

3.因地接社接待服务质量问题所产生的经济赔偿，组团社依照或者参照如下标准做出赔偿后，地接社应在组团社提出追索请求并提供相关证明后 日内对组团社予以全额赔偿：

（1）依照组团社和旅游者约定的赔偿标准；

（2）参照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

（3）依照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所确定的数额标准。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的事由致使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应根据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的事由的，不能免除责任。

2.一方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的事由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双方应采取合理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因一方未履行相关义务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3.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的事由导致行程延滞，组团社和地接社应及时与旅游者协商、调整行程，所增加的费用，同意旅游者不承担的部分由组团社和地接社协商承担。

4.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的事由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组团社和地接社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救助措施，所支出的费用，同意旅游者不承担的部分由组团社和地接社协商承担。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组团社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接待费用，应以未支付团款为基数，按日 %向地接社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2.组团社因如下情形造成地接社经济损失的，应按实际损失向地接社承担违约责任：

（1）接待要求、标准等信息说明不明确或者错误；

（2）未对地接社完成接待服务予以必要协助。

3.地接社未经组团社书面同意，将组团社组织的旅游者与其他旅游者合并接待，或者转交任何第三方接待，地接社应向组团社支付当团接待费用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4.地接社未按合同约定选择合格且具有相应接待能力的供应商，地接社应向组团社支付当团接待费用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5.因地接社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组团社受到行政处罚的，地接社应向组团社支付当团接待费用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6.地接社未能在当地解决旅游者提出的投诉，又未及时书面通知组团社的，地接社应就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组团社和地接社双方或者任何一方未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在各自责任范围内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8.组团社和地接社任何一方泄露在经营活动中获取的商业秘密，违约一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当团接待费用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第十二条 合同解除

1.组团社超出约定付款期限 日以上未支付接待费用的，地接社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组团社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地接社接待服务质量未达到本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第4项约定的达标标准 次（含本数）以上的，组团社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地接社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因地接社原因引发旅游者有责投诉、仲裁或者民事诉讼

次（含本数）以上，组团社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地接社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因地接社违约给组团社或者旅游者造成经济损失，地接社拒不改正或者拒绝赔偿 次（含本数）以上，组团社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地接社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双方约定合同解除的其他情形： .

第十三条 争议解决

组团社和地接社因单团接待业务引发的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选择一种）

1.提交仲裁，双方约定仲裁委员会为 （标明仲裁委员会所属地区和名称）；

2.提起民事诉讼，双方约定诉讼管辖地为 （限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

第十四条 合同效力与期限

1. 本合同一式 份，双方各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一方可于合同有效期届满前 日向另一方书面提出续签合同。

3.本合同终止或者解除时，双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已确认的接待计划应当继续履行。

组团社签章：

地接社签章：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签约地点：

效力待定合同篇5

关键词：合同无效；可撤销合同；绝对无效合同

一、 合同无效定义及现状

合同无效指当事人之间以达成的协议或者已经完成的交易不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或者约定的条款不能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在《合同法》中规定了无效合同的法定情形，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1]此外，《合同法》第40条和第53条也同样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规定违反公平原则的格式条款、免责条款无效。

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不得履行性、无效合同当然无效和自始无效性的法律特征。无效合同的无效是绝对的、当然的、自始的无效。

二、 合同法完善无效合同内容

合同法在总结原三部合同法及《民法通则》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合同无效的事由作出了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定。

合同法第52条将旧合同法第7条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吸取了民法通则无效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给当事人创造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交易环境，考虑到了当事人的合同在与任意性法律规范不一致时对社会并无危害性。

合同法增加了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其弥补原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未严格区分绝对无效合同、相对无效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而将一些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归为无效合同这一缺陷。

可撤销的合同又称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法律规定享有撤销权的人通过行使撤销权而使已生效合同归于无效合同。其有五种类型，即：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因欺诈订立的合同、因胁迫订立的合同和因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合同法扩大可撤销合同范围，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纳入可撤销合同。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适度干预，同时也兼顾了受损害方当事人的利益，充分尊重了受损害方当事人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防止行使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订立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借口对方当事人受到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而拒不履行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与可撤销合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有关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代订合同的资格及处分能力所造成的。与无效合同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合同虽欠缺合同的有关要件，但经权利人追认后可以生效，而无效合同是自始就无法律效力，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合同法》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其法定人的追认才有效；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被人的追认才能对被人产生法律拘束力，否则，后果由行为人承担；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才有效”以上三种情况为效力待定合同。《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规定为三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定立的合同，无权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有助于提高社会信用和效率，促成买卖、服务目的的实现。

合同法增加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是基于民法通则中的有关规定而做出的修改。其符合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原则。

合同法修订了绝对无效合同的内容，将原合同法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无效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使交易的安全感和法律的保护性增强。

无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合同，而非绝对无效合同，合同法规定无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只要经过被人的追认，合同自始有效，删除了无权合同无效的规定。

三、 完善合同法的无效制度建议

合同法总结了原来三个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通行做法，对合同法进行了有效修订，增强了实际运行中的可操作性，但仍有不足。

《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5类绝对无效合同,但仔细推敲其中的第二、三、五款,不难发现这些条款所规定并非一概为绝对无效合同,条款之间也存在逻辑矛盾,笔者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为可撤销合同,而且并非一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律无效。维护私法自治,坚持以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基本准则, 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修改为“违反公序良俗”。

鉴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病毒、黑客是威胁计算机信息安全的主要因素，电子合同在受到病毒、黑客的攻击后，其内容则可能发生变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为避免由于病毒、黑客的攻击可能给合同当事人带来显失公平的后果，笔者建议完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明确规定：电子合同受到病毒、黑客攻击是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情形中的一种，弥补现代通信手段使用中存在的法律缺陷。

《合同法》第113?条未区分“通常情形下的预见”与“特别提醒时的预见”,该规则在具体适用时有一定困难。“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仅影响到判断标准,并不能将“预见到”理解为有特别的提醒,应当预见到是指在通常的情形下。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效力待定合同篇6

【关键词】高中数学 待进生 优化 兴趣 能力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11.135

素质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有着很大不同，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追求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推进和发展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待进生优化工作不容忽视。高中数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必修课程，对学生的考试和未来选择有重要影响，同时，高中数学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谨的逻辑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又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然而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待进生的现象更是比较突出的，因此推进高中数学素质教育，实现待进生的优化，任务更是重要而紧迫的。本文结合笔者自身的教学经验，就高中数学教学中如何实现待进生优化的话题与大家共同研究，希望对广大正在探索这个问题的高中数学教师的教学有所帮助。

一、激发待进生的学习兴趣

做好待进生的优化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充分结合，，可以从非智力因素环节着手进行突破，比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学习兴趣既可以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的动机，也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持久的学习动力。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新的课程改革，更是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作为单独的一项加以突出强调，可以说，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既是我们提高教学成效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经过长时间对待进生的充分调研，我们粗略的将待进生划分为暂时困难型、能力不足型、动力不足型、整体困难型四大类。造成这些学生目前处在待进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缺乏学习兴趣。所以我认为，要想有效实现高中数学待进生的优化，就需要激发待进生的学习兴趣。

那么，如何激发待进生的学习兴趣呢？首先，我认为不仅要紧紧围绕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具体要求，还要充分把握数学的学科特点，更重要的是要精准待进生的心理特点，有的放矢。比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数学应用广泛的学科特点，加强数学学习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将生活中的事例带进数学课堂，将数学课堂延展到实际生活，结合具体的、丰富的教学内容将数学学习生活化，让抽象的数学学习变得更为生动、有趣、实用，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其次，教师要提高教学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优等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可能在于数学本身的魅力，而待进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则更多的受到教师教学水平和方法以及自身情感和感受的影响。教师要不断的鼓励待进生，让他们积极进行学习尝试，同时，要给予他们及时的、具体的肯定，让他们感受到受重视、受肯定，总之，要采用各种有效方法让待进生尝试到成功学习的喜悦，巩固他们的学习热情。

二、巩固待进生的学习基础

待进生的优化工作是一个长期、系统、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这项工作需要我们静下心来，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待进生优化工作做到实处，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巩固待进生的学习基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开展。

首先教师要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更精细的教学。分层教学，因材施教非常必要，也是一个基础，优等生、中等生、待进生的学习基础不同，个性特点也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还是采取应试教育“一刀切”的老一套做法，势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分层教学，从教学目标的设定上就开始进行分层，并将分层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一定要在充分调研并对教材和学生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尤其是在制定待进生的学习目标上，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真实学情，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的为他们设定通过努力就能够完成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注重与教学目标上的分层保持一致，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内容要留给待进生更多思考、提问和表达、表现的机会和空间，提高待进生在课堂的积极性，提高他们课堂上吸收、消化、运用知识的效率。

其次，在教学评价上更是要有全面的、客观的眼光，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根据教学目标设定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标准，在注重横比的同时，更要关注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纵比，关注每一个层次学生的进步和需求。同时，待进生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教师在开展分层教学的基础上，还要再对待进生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扶。

最后，教师要善于运用学生的力量。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和让优等生和待进生结对子学习，是值得尝试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比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也更有效。

三、培养待进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我们需要积极更新教育观念，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待进生， 把培养待进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开展，实现“输血与造血功能”的结合，让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取得待进生优化工作更加突出和更加持久的效果。高中数学的学习不仅仅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还要让学生掌握数学思维的方法，提高数学运用的能力，让学生能够运用数学知识、数学技能、数学思维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数学运用能力和数学思维，往往就是造成学生学习数学差距的关键。

效力待定合同篇7

我国《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份时，需要受到双重限制。其一是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二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这一规定规定在在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和第七十二条。但是由于其仅仅规定了框架，而对于细节标准和法律后果并没有相关的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导致股东优先购买权在实务上的适用模糊不清，产生了许多问题。

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人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享有的在出卖人出卖其标的物给第三人是，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1]而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指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依据公司法规定或者依据章程、股东协议约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购买该股权的权利。[2]参照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概念以及《公司法》的法条规定，可以总结出，若大部分股东反对转让，则由大部分反对的股东购买该股份，这种情况中，不会发生优先购买权。如果全部股东一致同意转让，则不存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只有在大部分股东同意转让，但少部分股东也要受让，则少数股东有权强制缔约，与第三人相比具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上的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学界对此莫衷一是，但是，权利的性质对于权利的行使和保护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整理学界的主流学说，对股东优先购买权做一定性。

目前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定性问题，学界流行的说法主要有“期待权说”、“形成权说”以及“请求权说”。

一般来讲，从民事权利的作用角度划分，民事权利可以分为请求权、支配权、抗辩权、形成权。其中，形成权是指“依权利人一方之意思表示，使得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产生其他法律上效果之权利。”[3]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在行使过程中，若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只要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并且表示愿意以同等条件来购买该股权，即形成优先购买的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笔者认为，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概念和行使方式来看，是符合形成权的特征的。

民事权利的另外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其是否已经取得为依据，划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其中，期待权指的是“成立要件尚未全部实现，将来有可能实现的权利”。所以，期待权的实现与否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要取决于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事实发生，权利主体取得的不是该权利本身而是一种期待权利得以发生的可能性。在股东优先购买权中，若没有股东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非股东，其优先购买权就无法行使，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

同时，民事权利的另一种分类方式是分为身份权和财产权。笔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的权利。

三、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和法律效力

依《公司法》第73条的文义来看，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需要在不同意转让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合理期限之内，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若按照如前所述的“形成权说”，可以概括为，优先权人一旦向出卖人作出有效的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在优先权人和转让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这一合同的内容与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内容相同，相当于对另一合同的直接复制。[4]因此，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撤销或者解除。

在对外效力上，由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必然会产生转让人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和第三人之间“一股二卖”的情况，因此，转让人与第三人股权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而富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学界比较流行的有“无效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有效说”几种学说。

“无效说”认为，应该将《公司法》第71条、第72条的规定解读为一种强行性规定，而违反强行性规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归于无效。但是，学者指出，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只是一种选择使用和推定适用的任意性规范，不能作强行性解释。并且，只能看做是一种赋权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因此，说转让人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是不合理的。

“可撤销说”认为，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而转让股权属于违反程序的行为，若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或者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则转让股权的股东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而撤销。但是，通过参照《合同法》中的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显然不符合合同可撤销的要件。另外，由于合同的相对性，行使合同撤销权的主体显然应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不应该是第三人即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因此可撤销说也是有问题的。

“效力待定说”认为，股权对外转让需要经过全体股东表决决定，这就类似于共有人处分共有物必须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基于这一法理，在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外转让行为将使合同效力出于待定的状态。[5]该说却无法解释，转让股东所有的股份的完全所有权，并且，股东的转让行为仅仅是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非所有权，因此将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定性为效力待定也是不准确的。

“有效说”则是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为由于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应该是有效的。此种说法类似于房屋的“一房二卖”，认为债权具有平等性，先后两个合同均应当认定为有效，而股权如何发生变动则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判断。支持这一学说的论据主要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股权转让合同在出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以及第11条：“在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因不同意对外转让而购买拟转让股权，其购买权成立的，转让股东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视为履行不能，转让股东或第三人可以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行使除继续履行合同以外的其他权利。”

效力待定合同篇8

摘 要 期待权一语系由德国学者所创设,德国普通法于19世纪曾对附条件和附期限法律行为进行过精密的研究,但却未能建立起完整的期待权概念。围绕期待权的争论探讨已达百年之久,但若干问题仍无定论。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律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调整和平衡作用日益得到加强,存在于“活的法律”中的期待利益也逐步得到承认。在学说上对期待权理论予以澄清,也就颇具意义。

关键词 期待权 构成 法律上的保护

一、概念

期待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是私权体系的一个分支,它区别于主观的希望与单纯的期待。主观的希望只是一种正常的单方心理活动,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因此无任何利益可言。而单纯的期待与期待权都具备了取得完整权利发生的部分要件,但为何有单纯的期待与期待权两种称谓上的区分,只因法律的规定不同。单纯的期待与期待权都属于民法规范的保护范围,只是某种具备权利部分要件的地位法律没有规定其为权利,因此称之为单纯的期待,作为民法中所称的“实益”受到保护;而某种具备权利部分要件的地位因法律规定其为“权利”,因此称之为期待权,上升为“权利”受到民法的保护。法律规定何种地位可以构成期待权,纯粹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问题,至于到底应具备多少要件才可从“法律实益”上升到“法律权利”是无法确立一个统一正式的标准的。

期待权人的特殊地位因为受到法律的规定和保护,不但被赋予了一种先效力使期待实现的未来利益能够顺利实现,不受阻碍与减损,而且自身也成为了一种可实际享有的利益,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性。所以说期待权是一种权利人享有的特殊法律地位。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所谓期待权是指因法律规定而受到保护的,一种对完整权利取得期待的特殊法律地位。

二、构成要件

(一)对未来取得某种完整权利的期待

期待权是对一项主观权利取得的希望。这一“期待”的内容是,权利取得的部分要件已经现实存在,尚欠缺其他要件或至少尚缺少使其成为完全权利的最后一个要件。期待权是一种构成要件介于“已经实现”和“犹未实现”之间的法律地位。时间因素对期待权的法律地位起本质性的决定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法律地位因完整权利的各个要件逐步实现而展开,它的实现在于变化,而非持续存在。

(二)已经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

该要件指权利主体、所期待的特定利益或范围都已经确定。取得权利分为两种,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但不论权利取得的方式是怎样的,权利的发生必须具备法律所规定的一定条件。部分要件一旦具备,则取得权利的过程已经开始。期待权是一种法律上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保障的权利产生的希望,这种希望建立在一种权利通常的取得要件已经部分地实现,其要件的完全完成被很大的指望着。一种期待的有无,要看权利的取得进行到那一阶段,当中并非任何一种期待都是期待权。

(三)上升到法律地位的期待权

上升到法律地位是指,因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该“期待”受到法律的保护,成为交易客体,赋予其权利性质的法律地位。法律确保其不因他人的单方意思而使其遭到破坏,避免该法律地位被侵害,这就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究其原因,是该权利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得法律有必要使其上升为一种权利,以便使得该权利如其他权利那样,具有权利的独立技能,可以独立进行转让、继承、设定负担或作为强制执行的客体。

三、期待权的保护

期待权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被我国民法学界忽视和漠视的盲点,在我国成文法规中没有期待权的明确规定,只能依稀找到些痕迹。如关于附条件合同的有关规定:《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关于所有权保留有关规定:《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此简单笼统的法律规定与复杂深奥的期待权理论体系相比,的确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权利按标的不同,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期待权作为一项取得权利之权利,不具有固有性和专属性,所以其只存在于财产权中。财产权按内容不同又可分为物权、债权等,相应地就有物权期待权、债权期待权等分类。在商业社会中,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期待权处于流动状态,存在被侵害的可能。其应当同其他既得权一样,作为一种附条件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1.期待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据《德国民法典》第160条第1款之规定,“附推迟生效条件的权利人,在条件未定期间内,如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致使附条件的权利失效或者受到损害,在条件成就时,可向另一方当事人要求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128条亦规定,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各当事人,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不得侵害因条件成就由其行为所生的相对人利益。而中国,《民法通则》虽规定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对附条件权利保护并未作规定,中国民法对附条件权利保护规定很不完善,有待于借鉴外国立法加以完善,以切实保护期待权人之利益。

2.期待权人的限制相对人处分权之权利。《德国民法典》第161条第1款规定,“对附推迟生效条件的标的物进行处分的人,在条件未定期间对此标的物进行的、在条件成就时致使系于条件的后果成为无效或者受损害的任何其他处分,均为无效。在条件未定期间,以强制执行或者假扣押的方法,或者由破产管理人进行的处分,亦同。”可见,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在有害于期待权人利益范围内无效,期待权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否则将会导致新的不公正,也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申卫星.期待权研究导论.清华法学.2002.

效力待定合同篇9

一、围绕接待抓服务，争创

“三大品牌”

第一、争创精细品牌。接待工作无小事，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要根据来客活动日程，遵循来客接待流程，精心编制接待方案，有序搞好活动组织；把握接待工作特点，提前制定工作预案，妥善办理接待细节，做深、做实各项接待要素，确保接待工作“零失误”。要始终坚持把“规范接待管理、提升接待水平、争创服务品牌、展示地方风采”作为接待工作思路，把“让来客满意、让领导放心、让社会称赞”作为接待工作追求目标。

第二、争创精致品牌。如果说接待工作成败在细节，那么接待工作的形象在精致。要创新接待服务手段，在服务态度上，热情真诚；在服务方式上，讲求实效，注重安全、卫生、舒适。常规接待，细致入微，高效周到；大型接待，科学运筹，精心组织。坚持在接待场所实行“三统一”（统一着工作服，统一戴工作牌，统一使用文明用语），力争每次接待都能成为成功典范。

第三、争创精干品牌。接待工作的质量，重要的因素取决于员工素质。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队伍整体素质。拟定学习内容，讲求学习方法，保证学习效果。讲求工作作风，提倡立说立行、逐项落实、精干高效。讲求工作水平，力争出手事达较高标准。采取“走出去观摩、请进来指导、挤时间充电”等方式，形成“学、比、赶、超”的竞争态势。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精明能干”的接待工作人员队伍，力争使每位工作人员具有较好的交际能力、较快的反应能力和较强的组织能力。

二、围绕接待抓协调，树立“三种理念”

一是对内协作为贵。每次大型接待任务都要由全体职工共同完成，这就需要通力配合。要教育职工牢固树立全局意识、中心意识、形象意识。团结协作，统一行动；补台不拆台，竞争不嫉贤。努力营造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共事氛围。

二是对外和谐为贵。接待工作是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样，也需要宽松的工作环境。要适时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更多关怀；注重与县级部门、乡镇的沟通，积极争取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以及其他县级部门、乡镇的更多帮助；加强与接待经营业主的联络，积极争取他们的更多配合，努力营造良好的接待工作外部环境。

三是对客印象为贵。为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接待工作的主线。要坚持把接待工作定位为对外展示地方形象的“窗口”的思想不动摇，以方便客人为宗旨，充分满足来客活动意愿，达到宾客来访目的，让来客留下“宾至如归、留连忘返”的良好印象。

三、围绕接待抓管理，把好“三道关口”

一要把好接待流程关。应根据来宾的地位、身份确定相应的接待规格，严格按照接待流程运作；坚持来客接待报告制度、来客接待方案审批制度；加强与相关单位的配合，搞好接待衔接。

效力待定合同篇10

2015 年6 月17 日，《中国澳大利亚FTA》于堪培拉正式签订，且于2015 年底生效。该协定的一大特色内容在于，协定第9 章投资部分纳入了完备的联合解释条款，即对于条约产生的法律问题，缔约双方有权通过联合声明的方式进行解释，此解释将具有法律效力。具体来讲，第9 章的联合解释机制共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对投资相关条款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释。根据该章第18 条第1 款规定，由双方政府代表组成的投资委员会有权对本FTA 中与投资相关的任何条款进行联合解释。此解释将对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的投资争议仲裁庭具有约束力。

第二，对公共利益例外进行演绎解释。根据该章第11 条第4 款、第5 款以及第18 条规定，非歧视且为公共利益目的采取的措施不得被投资者诉诸投资争议仲裁，确定某项措施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措施的权力则在于缔约双方。具体来讲，被诉方在涉诉30 日内，有权要求仲裁庭中止审理，且与另一缔约国就涉案措施的性质进行磋商，磋商的期限为90 日。若双方共同认定涉案措施属于上述公共利益措施，则仲裁庭必须终止审理。这就意味着，缔约双方有权针对何为公共利益措施进行联合解释。

第三，对协定附件中的保留事项进行解释。根据该章第19 条，在投资争议仲裁中，被诉方如果认为涉案措施属于FTA 附件中的某些保留事项，则仲裁庭同样有权要求缔约双方在90 日内对此进行判断。如判断结果是肯定的，则仲裁庭同样应当终止审理。

上述三方面内容意味着，《中国澳大利亚FTA》一方面变相承认了当前文本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也为缔约双方保留了更多的权力空间，允许双方根据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不断对条约内容进行修正。《中国澳大利亚FTA》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其中的联合解释条款虽然并非我国所签投资协定中的首例，却是内容最为完善的。事实上，近十年来，在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了联合解释条款，这些条款的设计方式与详略程度却不尽相同。具体来讲:

第一，中国缔约文本中的联合解释条款并不必然针对上述三方面内容。某些协定仅允许缔约双方就其中一方面或两方面进行联合解释。例如，《中国加拿大BIT》第30 条就并未特别允许缔约双方就例外条款进行解释，仅包括另外两方面内容;《中国坦桑尼亚BIT》第17 条、《中国乌兹别克斯坦BIT》第16 条、《中国古巴BIT》与《中国新西兰FTA》第155 条中则仅有笼统的对投资相关条款进行解释的规定。

第二，对于进行解释的时限问题，各条约规定也并不相同。《中国澳大利亚FTA》对条款内涵解释并未规定期限，也并未要求仲裁庭必须中止审理以待双方达成一致，但对公共利益例外与附件保留内容均规定了90 日的期限，而《中国加拿大BIT》对于条款内涵解释同样未划定期限，给予附件保留内容的解释期限则是60 日;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BIT》、《中国坦桑尼亚BIT》分别要求在70 日和60 日内作出条约内涵的解释; 《中国古巴BIT》则并未界定任何解释期限。

第三，对于联合解释的效力问题，一部分投资协定明确规定，联合解释对根据本协定成立的仲裁庭均有约束力 也有协定仅规定，联合解释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但并未写明此处的仲裁庭是否仅限于本庭，根据上下文也难以对此进行推断。比较而言，《中国澳大利亚FTA》对此的规定则最为详尽: 对于投资相关条款，联合解释的效力及于正在进行的或后续争端的仲裁庭( a tribunalof any ongoing or subsequent dispute) 。对于公共利益例外，只规定了联合解释对仲裁庭( atribunal) 生效，而对于附件保留例外的联合解释，只有在认定某种措施符合某项保留的情况下，才会对该共同决定之日后任何争端的仲裁庭具有约束力。

上述三方面区别，看似仅为文字上的微小差异，但是，考虑到任何投资条约均为缔约国字斟句酌的结果，此种差异未来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值得推敲。事实上，此种联合解释条款在其发源地北美，早已引发了相当的讨论与质疑。其雏形最早出现于NAFTA 文本，随后分别写入了美国、加拿大BIT 范本并随其缔约行为而被推广，且随着投资争议的爆发引发了仲裁庭、投资者、主权国家与学者对其合法性、法律效力、溯及力的讨论。中国在新签订的投资条约中纳入这一条款，也很有可能是涟漪效应之下的产物。对此最为典型的证明，就是上述与中国签订了联合解释条款的六个国家中，除古巴与乌兹别克斯坦尚不能确定之外，另外四个国家均在与中国缔约前后，与别国签订了具有联合解释条款的投资协定。

因此，对于已经出现在我国投资协定中的联合解释条款，有必要对其任何细节问题均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在未来的投资争议解决中有备无患、更好地维护国家与投资者利益，同时，更有利于未来缔约过程中的谈判。这是因为，继美国将此条款写入TPP 之后，《加拿大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也同样写入了这一条款，且欧盟推出的TTIP 建议稿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美欧当前均倾向于将此条款进一步推广，而未来将要进行的中美、中欧自贸谈判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此，综合回顾联合解释条款的意义、价值与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拟定符合我国核心利益的条款文本，将对我国未来缔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联合解释条款可能引发的争议

综述目前，关于联合解释条款对投资争议解决带来的法律影响，除一部分美、加学者撰文表示关注外，最主要的质疑之声仍然来自于投资争议仲裁。具体来讲，投资者首先会对联合解释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如发现联合解释内容较之于原条约文本更不利于己方，就必然会对联合解释的效力本身提出质疑。与此同时，由于联合解释实际上限制了仲裁庭的部分权力，仲裁庭也同样乐于讨论联合解释的效力。

由于联合解释条款尚不普及，目前可供参考的判例共包括两大来源: 第一类，是NAFTA 项下自由贸易委员会( FTC) 于2001 年的条约解释文本所引发的质疑。该解释出台之时恰逢一系列投资争议尚未结案，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仲裁裁决中就此解释的约束力进行了讨论。第二类，严格来讲并不产生于对投资协定的书面解释，而是源于缔约方合意能否优先于条约文本这一法律问题。具体来讲，在一系列根据《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展开的投资争议仲裁中，阿根廷主张，其与美国均认为协定中的关键安全利益例外属于自裁决条款，因此仲裁庭应当遵从缔约双方的合意，而投资者则对此种合意的存在以及效力进行了激烈的反对。两类案件虽然起因不同，但均针对缔约方合意与条约文本的互动关系展开。其中，对联合解释机制的质疑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 一) 联合解释是否规避了投资条约的修订条款

在绝大多数包含了联合解释条款的投资条约中，均会同时提及另一个概念条约的修订( amendment) ，且后者的程序与生效方式较之于前者明显更为严格。因此，在一些案件中，投资者会主张，此案中的联合解释实际上是对条约的修订，因此联合解释本身属于越权行为。不过，仲裁庭并不热衷于对此进行裁决。例如，在ADF 公司诉美国案中，仲裁庭就表示，本案无须回应这一质疑，因为NAFTA 三个成员国均认可此解释属于解释而非修订。对此的定性，缔约国的意见才是最为真实( authentic) 与权威( authoritative) 的，仲裁庭并不享有审理这一问题的权威。这就意味着，尽管NAFTA 条约中的确安排了对条约的解释与修订两种不同的程序，但是，此种安排更大程度上是为各缔约国完成国内法程序提供合法性支持，而非强制缔约方对二者进行区分以及进行立法技术层面的监督，这无疑体现了仲裁庭对缔约国合意的充分尊重。

( 二) 联合解释文本能否因最惠国待遇条款而名存实亡

从理论上讲，联合解释文本必将在某些方面对投资者更加不利，这是因为，联合解释的发起者通常是投资争议中的被诉方，即东道国一方。由东道国发起的联合解释动议，在内容上必然更加倾向于对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待遇条款进行更为严苛的解释。投资者对此进行反制的惯用手段，则是依赖投资条约中不可或缺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主张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应当适用其他投资协定中更宽松的条款。帮助投资者获得更加有利的条约待遇，正是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题中之意。事实上，投资争议仲裁庭也在相当一部分案例中支持了此种应用方式。例如，在ADF 公司诉美国案中，仲裁庭就明确认可了投资者有权提出的此种主张。在Pope Talbot 公司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也同样认为，如果能够证明NAFTA 项下自由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解释文本对投资者待遇施加了额外限制，那么，投资者将有权根据NAFTA 第1103 条最惠国待遇条款获得不加额外限制的待遇。仲裁庭还特别表示，此种认定方式也符合NAFTA 各国的真实意愿。毕竟，缔约国2001 年解释文本的初衷，不可能是消减彼此的投资者权益，使彼此的投资者待遇反而低于自贸区之外的国家。这两起案件的裁决也共同意味着，即使联合解释条款可能对条约进行查漏补缺，但由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存在，查漏补缺也可能由于某国对外缔约整体的缺陷而功亏一篑。

( 三) 联合解释是否妨害了投资者的正当期待

所谓正当期待( legitimate expectation) ，严格来讲并非投资条约所规定的一项投资者权益，而是在一系列判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法律原则。其含义与国内行政法中的同一概念几无分别，即投资者有权期待为其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投资条约与东道国国内法不会发生突然、意料之外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讲，投资条约的修订，无疑代表着法律环境的变化，这也因此成了投资者提出异议的原因。

此种异议与质疑，主要出现在阿根廷涉诉的系列案件中。对此，仲裁庭在数起案件中的态度并无差异: 一方面，仲裁庭并不承认阿根廷与美国之间存在关键安全利益条款属于自裁决条款的合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即便美阿双方在今天的确存在合意，此合意也不应该用于解释条约文本的真实含义。只有缔约时各方的真实意愿才是确定条约含义的关键依据，否则，就无法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期待。仲裁庭同时还表示，主权国家当然有权通过缔结新文本对既存条约进行修订( amend) ，但这同样不应影响投资者在条约项下的既得权益。上述论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超越对条约文本本身通常含义的所谓解释将侵害投资者的正当期待，而确定正当期待的标准则是条约文本本身。第二，为防止此种侵害，主权国家对条约进行任何改动，都不得溯及既往。这就意味着，在阿根廷政府所涉系列案件中，仲裁庭并不支持缔约国之间通过合意的方式更新原条约文本，不论此种更新属于解释还是修订。此种态度与ADF 公司诉美国、Pope Talbot 诉加拿大两起案件中仲裁庭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后两起案件的仲裁庭不仅对主权国家合意改变条约内容的行为更为宽容，也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了此种改变的溯及力。在Pope Talbot 案中，FTC2001 年条约修订文本之时，此案已完成了全部实体问题的审理且了仲裁报告，仅遗留损害赔偿计算问题未经处理。但即便在此种情况下，仲裁庭仍然表示，尊重此解释的法律效力，并愿意就先前的实体问题进行重新评判。这就表明，两类案件中对条约解释的溯及力认定是不同的。考虑到法律的溯及力问题是正当期待保护的重要环节，两类案件中对投资者是否存在正当期待的理解与保护方式认定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 四) 小结

以上三方面内容，表面上看是投资者或东道国为维护己方权益所提出的种种理由; 从国际法治的视角来看，这些理由背后却涉及了对于国际投资法本质问题的两方面质疑: 第一方面，涉及对国际法律渊源这一基础问题的讨论，即主权国家缔约后的后续行为，究竟能否成为正式的国际法律渊源? 第二方面，涉及国际投资法项下对投资者权益的认定，即在国际投资法中，投资者是否拥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主张投资条约的变化不得侵害其权益?对于第一方面问题，NAFTA 项下系列仲裁案与阿根廷相关仲裁案的回复，可谓大相径庭。前者在坚持维护FTC 修正案法律效力的同时纷纷表示，主权国家有权控制条约的内容，且仲裁庭无权就条约的内容变动属于解释还是修订提出质疑。后者则坚持认为，能够约束主权国家与投资者关系的，仅仅是凝固在两国缔约之初的条约，而不包含任何嗣后合意，此种合意是解释还是修订自然也毫无分别。针对第二方面问题，仲裁庭在阿根廷相关仲裁案中的态度较为强硬，均支持了投资者的主张，认为对条约文本的任何变动均会有损投资者的正当期待; 与之相反，NAFTA 项下仲裁案中，投资者并未以正当期待或溯及力为由提出对FTC 修正案的任何质疑，仲裁庭也认为，即便对于在审的案件，FTC 修正案也同样具有约束力。仲裁庭仅支持投资者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降低修正案对己方实体权益的影响。

上述分析意味着，对于缔约国联合解释条约的法律效力，目前的讨论仅仅是开始而非终结。主权国家能否不受限制地进行条约解释、何时进行条约解释、条约解释是否具有溯及力、是否会影响投资者权益等问题均未得到回答。因此，我国将联合解释条款加入投资条约之后，一旦在诉讼中援引这一条款，也很有可能遭到投资者的质疑以至于缠讼。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在制度设计上的种种差异也可能为之增加变数。因此，本文随后将从国际法制度构建的视角，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对此进行逐一分析。

三、法理分析: 联合解释条款是否有违国际法治理念

鉴于上述对条约联合解释的种种质疑已经涉及了对于国际投资法本质问题的讨论，因此，对该条款的理解，也应当在当前国际法背景之下，分析其与既存国际制度的相容性，并进而探讨其引发质疑的原因所在。

( 一) 条约联合解释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对于这一问题，国际法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按照最古老的国际法理论主权国家才是条约的主人( states are masters of treaties) ，缔约国无论对条约进行何种程度的改动，均具有造法的效力。另一方面，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足以作为条约解释的考虑因素存在。因此，如果仅从国际法渊源的角度来讲，阿根廷系列仲裁案中，仲裁庭拒绝将国家间合意纳入考虑，这显然是错误的。更严格来讲，缔约国甚至是对条约进行解释的唯一有权主体，其权力甚至高于仲裁庭。毕竟，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 条，司法判例仅仅是确立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而非国际法本身。从这一角度来讲，仲裁庭仅仅有权依据缔约国的指示进行裁判，而无权就缔约国的合意进行任何形式的合法性判断。

( 二) 条约联合解释是否侵犯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投资条约是否赋予了投资者独立的实体权利以及附随的请求权? 如果投资者并无独立的权利可供主张，那么，所谓的侵权就无从谈起。其次，如果投资者的确拥有独立的权利，那么，条约联合解释是否必然侵犯此种权利? 或者说，投资者是否有权要求其权利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侵犯?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投资条约项下投资者权利的性质，目前在国际上并未形成一致的答案，主流观点共分为三个流派: 第一种观点认为，投资条约仅仅规定了缔约方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授予了投资者独立的实体权利; 而投资者的诉权，也仅仅是在缔约国不愿出面时才能行使的一种代位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投资者虽不拥有独立的实体权利，但在条约项下拥有独立的诉权。第三种观点则支持投资者拥有完全独立于缔约国的实体权利与诉权。如果按照前两种观点，既然投资者并无独立的实体权利，那么，不论条约如何变动，投资者都无权利可被侵犯。第三种观点的最大问题则在于，投资条约中通常不具有明确的投资者权利条款，此种主张未免先天不足。

不过，也有学者表示，即便按照第三种观点，承认投资者享有独立的权利，对条约的解释以至于修订也并不必然侵犯投资者的权利。投资者所依赖的法律环境，既包含东道国的国内法律，又包含投资条约所提供的国际法保护。大量投资争议实践已然表明，投资者无权要求东道国国内法律保持不变; 同理，投资者同样无权要求国际法凝固在其投资的一刻。国际投资法中积累的、用于判断东道国法律变动合法性的判例与规则，也同样能够被用于处理国际条约变动对投资者带来的影响问题。此种观点至少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在国际法学界鲜少遭到质疑。

( 三) 联合解释是否导致争端解决重归政

治化在国际法治的大背景下，条约的联合解释最为令人担忧之处，或许体现在其政治化的表现形式。毕竟，在国际经济法中，独立于主权国家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设立，向来是某一领域走向法治化的标志。例如，WTO 项下DSB 的出现，就被誉为以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的创举。ICSID 的成立，同样被誉为投资争议非政治化解决的重要进展。从这一角度来讲，对条约的联合解释，在表象上的确体现为缔约国从仲裁庭手中回收部分权力; 然而，此种回收是否必然意味着争端解决将脱离法治化渠道，还将取决于对联合解释法律意义的进一步分析。

一方面，联合解释的确属于政治手段，但本质上并未违反国际法治精神。法治本身是全球治理的方式而非目的，且法治所欲实现的目标仍然由政治决定。联合解释所针对的内容，往往是投资条约未尽之处。这不仅是因为投资条约本身制度设计的抽象性，也是因为条约设计无法就国际投资法的最新进展进行预判。仅就法律标准问题而言，公平公正待遇的具体含义如何确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程序法等，也仍然在国际投资法中悬而未决。因此，若主权国家发现其缔结的投资条约脱离其控制且长期无法通过权威的国际法渠道加以解决，不堪其扰的缔约国更有可能以国家间合意的方式，至少达成个案的解决方案，同时保留未来进一步造法的可能性。例如，《中国澳大利亚FTA》中颇具特色的公共利益例外条款，就极有可能源自于延宕数年的平装香烟法案争议。从这一角度来讲，条约联合解释所体现的方向是由政治家所确定的，但其本质仍然是对法治的维护而非阻碍。

另一方面，条约联合解释可能起源于政治上的初衷，但这并不排斥法治作为规范手段而存在。任何一份国际条约的订立，其根本原因均为发起国的政治考虑; 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各方权利义务的细致安排是必不可少的。条约联合解释这一制度创新固然存在不完备之处，但问题并不在于其服务于缔约国的何种政治考虑，而在于其是否能够对缔约国与投资者利益作出相对平衡的安排。例如，联合解释是否会导致争议解决遭到不必要的拖延、联合解释本身是否会起到间接征收的效果、联合解释是否会违反东道国曾作出的明确承诺等。即便联合解释的最终目标是形成良法，也仍需善治加__以配合方能见成效。什么是良法或许取决于缔约方的共同利益，但什么是善治，却必须通过法治手段加以维护。

综上，从法理角度看，条约联合解释属于缔约国固有权力的延伸，也是国际法治的基本推动力量。联合解释必然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但只要对其进行法治化规范，就无损于国际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如何进行法治化规范，也因此有了研究的必要。

四、对联合解释的法治化规范

( 一) 对联合解释条款本身的完善

上文曾经提及，联合解释条款本身的制度设计，遭到投资者质疑的主要理由在于其具有溯及力，因此可能侵犯投资者的正当期待，这也是此条款与法治精神最大的冲突之处。对此的完善，同样应从正当期待着手，以避免对投资者利益造成侵害。

第一，对于投资条款的一般性解释，即法律标准本身的解释问题，可以引入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实践中已经确立的正当期待标准，以判断联合解释本身的合法性。目前，对此的法律标准已经比较完善，例如，期待是否源于东道国明示或默示的承诺; 投资者能否预见东道国的法律可能发生改变;期待是否为投资的基础; 投资利益减损与法律变动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等。这些标准可以用于判断国内法律变动的合法性，当然也可以用于判断联合解释的合法性。

第二，对于例外条款和条约保留事项的联合解释，较之于一般性条款的解释更为具体，也更加具有个案裁决的色彩。因此，出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考虑，一方面应当对可供联合解释的事项进行穷尽性列举，以便投资者具有充分的预期。《中国澳大利亚FTA》中公共利益例外条款的设计就具有这一特性; 美国2012 年BIT 范本也较为谨慎地对金融服务和税收措施两项内容的联合解释进行了特别说明。另一方面，考虑正当期待问题时，尤其应当将禁反言原则重点考虑，即如果东道国已经向投资者颁发了经营许可证或承诺其可以合法从事某种行为，则不得通过嗣后联合解释否定此种承诺。

当然，此处必须说明的是，不论上述何种情形，引入正当期待标准，并不代表着允许仲裁庭在联合解释后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前文已经论及，缔约国合意才是国际法的正式渊源，仲裁庭无权对此种合意进行违宪审查。因此，正当期待标准的实施，更大程度上需要投资者母国在面对东道国提出联合解释请求时加以考虑。

第三，对于联合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应当区别对待，而不应笼统地规定其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从而使其一概具有溯及力。如根据上述正当期待标准认定某一联合解释文本并不违反投资者的正当期待，那么，此文本所阐述的就应当是法律本该具有的含义，因此完全可以回溯适用至法律生效之初。然而，对于某些创新性法律解释，联合解释的国家应当注意尽可能使其效力仅向未来延伸，或者至少不及于未审结的案件。

第四，联合解释文本对未来的效力，也同样应当在投资条约中明示。联合解释的对象，可能是对于法律标准本身的内涵阐释( 如对公平公正待遇内涵的阐释) 或对法律标准的演绎性适用( 如平装香烟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例外) 。前者由于本身具有造法性质，因此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并无不当。后者的个案指导性质更强，因此，能否一概适用于后续争议尚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国际投资法中并无明确的遵循先例原则，此种演绎性适用的效力以本案为限更为妥当。

第五，联合解释本身应当成为争议解决的助力而非阻碍，因此，应当明确规定联合解释的时限。在当前的投资条约中，东道国若要求针对例外条款和保留事项进行联合解释，将意味着仲裁会中止进行。为了不至于引发仲裁的过分延误，联合解释条款通常为此设置了明确的时限。然而，针对法律标__准本身的一般性条款解释，通常不具有此种时限。

这可能是由于此种一般性解释往往不以争议爆发为前提，但是，投资条约往往没有规定的是: 在仲裁进行中，缔约国突然提出需对某一法律标准进行联合解释，仲裁是否应当因此中止并等待缔约国达成结论? 因此，比较理想的状况，是不论何种联合解释，只要在仲裁中提出请求，均应具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 二) 联合解释应当伴随投资条约的整体更新同步进行

上文的分析主要针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与此同时，缔约国通过联合解释对国际法的推进，同样应防范投资者的规避。前文已经论及，最惠国待遇条款足以授权投资者选择适用更加宽松的投资者待遇条款。虽然从结果上讲，这未必导致联合解释名存实亡，但仍然会为缔约国带来法律障碍。因此，一国在对条约进行联合解释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其签订的投资条约进行整体更新。如联合解释的内容是对法律标准的澄清，那么，此种澄清应当努力获得更多缔约方的认可。举例来讲，NAFTA 项下的自由贸易委员会的2001 年解释，核心内容在于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解释; 此标准随后被写入美国2004 版BIT 范本中，在TPP 文本中也有体现。如联合解释的内容是对法律标准的演绎适用，那么，该国也应当致力于对解释内容的广泛宣传，甚至尽早将其加入国内立法，以确保不致损伤投资者的正当期待。

( 三) 对我国缔约现状的评述与展望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之上回顾我国对外缔约中的联合解释条款，值得肯定的是，我国目前已经区分了三种情况下的联合解释; 《中国澳大利亚FTA》中特别提及公共利益例外并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列举，且对条约演绎解释设定了时限。不过，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我国缔约实践差异，同样需要加以关注。

首先，对于可提交联合解释的事项内容，如有可能，应当尽量作出穷尽性列举，且对联合解释的方式方法进行详细说明。当前投资条约订立的趋势，是对联合解释的时机、方式、内容、程序进行越发详细的规定。例如，美国2012 年版BIT 对此的界定，较之于NAFTA 条约文本就明显更为翔实。《中国澳大利亚FTA》对联合解释的规定，较之于中国与古巴、乌兹别克斯坦的BIT 也同样更为细致。不过，这一完善的过程，同样也应当伴随着对细节问题的查漏补缺。例如，《中国澳大利亚FTA》为公共利益例外的联合解释进行了特别规定，《中国加拿大BIT》第33 条包含了详尽的一般例外却未对其联合解释进行特别说明。那么，对此的演绎解释究竟应当适用对条约保留事项的程序( 有明确时限、可导致仲裁中止) ，还是适用一般性程序( 无明确时限、不会导致仲裁中止) ，这些问题仍有待未来制度设计时进一步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