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论文范文10篇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文化传播角度张艺谋电影

一、叙述张艺谋

论及张艺谋，会难以止禁地流散出诸多的语词和意义。或言之，文字和言语中的张艺谋犹如一潭水，迷离、丰硕、饱满着喧哗与幻影。突围、礼赞、浓烈、奔脱至于媚俗、堕落，由此，已然形成了一种意味浓重而意涵复杂的多维语境，以至在此基础上的又一次覆盖和重新超越。

自担纲《一个和八个》的摄影起，张艺谋便带着反叛的意味，塑造了一种突围的形象和姿态，“决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②，冲刷和破损了中国电影旧有的表述形态。继而，以出演《老井》作为决裂的跳板，终以浓烈礼赞顽强意志和生命力的《红高粱》，获得认可和赞誉③。此时，连同张艺谋的电影和生活，书写了一个“文化英雄”的“神话”。其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奥斯卡的悄然登场，众多话语显出了莫名的失语，反而，在《秋菊打官司》摘捧金狮之后，各路评论哗然而起，于此，就有论调提出，这种在无往不胜面前的目瞪口呆，也隐喻地说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和商业价值前的无能为力。尔后，又相应产生了关于后殖民语境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尴尬的表述④。至此，原本质朴的张艺谋，在公众话语日渐高涨的期待视野中，作了数次渐然沉落的低度飞行，直到吟唱着《英雄》的挽歌，彻底陷入绚烂凄美的《十面埋伏》，举国同做一片，引来了“像张艺谋一样浅薄”⑤的全民批评，这样，个人、媒体、生活经验在莫名其妙的文化奇观面前变得乏软无力，而这形色诸种所呈示的，确是一种细琐斑驳的叙述。

二、张艺谋电影的文化传播学价值

德福勒指出：媒介不仅直接地作用于个人，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媒介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概念、思想和评价，受众成员可以从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电影媒介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效果，是因为它是一种大众艺术。“电影能够制造公众舆论、趣味、语言、服装、行为举止、甚至具体的外貌。如果所有的严肃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和雕刻家都被法律强迫禁止活动的话，那么只有很小一部分普通群众会知道这一事实，而真正感到遗憾的人就更少了。如果电影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它的社会后果将回不堪设想。”⑥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影产生的效果与影响各种各样，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这不仅因为观众多而杂，更在于它的“逼真性”。电影作为一种影象语言系统，通过造型手段进行叙事，传播信息，表达观念。而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承载着文化的流动和传递，因其具备视觉形象表意的直接性，用现实表现现实，有着诸如文学语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此前提下，张艺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一个代码，步入了国际文化交流的宏阔语境，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由于他所创作的影片在国际影坛上连获大奖，促成了当代中国电影文化与世界电影文化的相互‘接壤’，扩大了当代中国电影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所以张艺谋不仅是一位影片的作者，电影史的‘作者’，而且还是一位文化的使者。”⑦

而论及张艺谋电影的文化传播学价值，就要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中，张艺谋电影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所达到的效果，在这个层面上，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摹本；而深层意义上，这是一种在文化传播和交流时，所产生的一种无意识，但又非常巧合的误读。通过对这种误读及其分析的展露，反思并寻求能够达到有效效果的路径。于此，我们将经由对张艺谋电影的拆分和解读，来论证这种价值和意义。

三、张艺谋电影

（一）主题意旨

著名的悬疑电影大师希区柯克曾言，拍一部电影，首先意味着讲一个故事。而对故事叙述强调的同时，也意味着创作者对世界体验的表达。特别是人文精神的传达。在这一层面上，张艺谋电影完成了一次全景式的覆盖，又暗合历史的沦滑。在此过程中，其经历了以张狂的神采对前代的弑杀、尊严的捍卫、原始困惑的涂写与回溯传统的摹画。

《红高粱》作为彰显原始生命力蓬勃舒展的赞歌，通过富于民俗特征的喘气故事，作了浓烈奔脱的描画。源于钱财的贪婪，姑娘九儿陷于悲苦命运的压抑，又面临险恶的情急之下，做出了艰难却又富有韧力的突围。伴随其后，一场民族抗争的战斗打响，在历史的景深下，使个人的突围昭示了一种涵义。

《菊豆》至少是一次交锋，关于情爱和伦理。当面对黑暗与凌辱，人性表露了一种扭曲异常的独特存在。作者对生命的原生态作了一次残忍而疼痛的记忆之后，达到悲剧意识的唤起。同时，构筑了一个因果报应的轮回。《大红灯笼高高挂》亦然。浅义上给人一种道德专制礼教的抗争之感，并展示一个成人世界的荒靡景象；而深一层言之，一方面探寻了男权世界的成立法则，另一方面又表露了人群间莫名的敌意和相互摧残，以及人性的阴暗。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应当是一种奇观和异数，但反而成了一次纷乱的集体误读。影片将一个刚刚由乡而城的男孩水生作为叙事视点，对“上海滩”作了远距离的观察。黑帮中恩怨情仇、杀戮火并成为最荒乱的图画。而在细腻的历史怀旧中，展现了寻路的迷茫。在这里，通过对历史的喧嚣回忆，试图作迷失后的短暂停留。但，这只是面对世俗场景的浅意读解；反观影象，在诸种现象陈列之后，俨然作了一次隐性的流露，包藏着一种精神的反叛和救赎，即为奴的反思。

《有话好好说》用重叠的话语方式构成了一个故事的讲述。这时的都市在躁动难安的语境中夸张、变形，甚至荒诞地自我表述。

再往后，《我的父亲母亲》回归传统，完成了东方爱情的构建。直到《英雄》已上升为世界级的关怀⑧，而非张艺谋所理解的“违反规律，不遵从传统道德，所有敢于犯上敢于反抗一切的侠义的叙事”。于此，张艺谋电影停栖在“豪华的视听盛宴”上，显出醉态。

（二）、镜像语言

1．色彩

在张艺谋电影里，色彩作为最突显的标记和元素，延展着诸多故事的叙述。《红高粱》中，富于生命力的红色弥漫一切。高粱、高粱地、高粱酒、盖头、天空、太阳，彰显着青春的搏动与活力。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宽广的桔红色充满画面，辉煌、华美、壮丽。《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灰色是基本的色调。灰黑的天空，灰黑的牢不可破的院墙，皆为一种专制礼教压迫的象征。但，红色（灯笼）的点染，则昭示着对自由与幸福的执着，难以抑制的生命的喷薄。尽管归于悲剧，但对紧张残破作了最生动展示。《菊豆》中，以红、黄、蓝三色为基础，并以红色为主色调，布匹、染池、衣饰，乃至结尾的火，渲染并呈现了生命欲望最炽烈的挣扎，或者很重。

到《英雄》，更是一场色彩的盛宴，且成就了张艺谋强劲风格化的电影。黑、红、蓝、白、黄为基调，铺陈展开了棋馆打斗、秦军破赵、胡杨林搏杀、大漠殉情诸个段落。其中，对黑色的把握，显出了张艺谋的创造力。譬如，秦王宫一场，群臣纷拥至大殿，如一股黑色的潮水喷涌、跃动，发生且呈示出一种惶乱、躁动的气氛，由此表现突变来临之时的惊惶难安，以及拖沓、朽腐的挣扎与维护。然而红色的介入（红的旗帜、红的帽子、红的帽缨），使黑色的躁动有了较为明确的层次，充满了动感，又不乏恢宏沉敛、庄重大度。

而《十面埋伏》里，色彩在经历了阴暗到明亮、凝重到热烈之后，显得日渐明朗。在这里，竹林的劲肖、幽远一扫而尽，反倒布满了杀机与搏逐。加之乌克兰挺拔、高峻的密林，更透出一种迷茫、错杂。在人性的多种存在中，做着最惨苦和疼痛的选择和挣扎，对路的追寻，意义的探求。密林的主题包含了突围、伏击、压抑。相比而言，花海则更显出了人性的张放和纵意。

由此，作了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与被选择，一次承受与经历意外和复杂的等待，欺骗之后的茫然与反思。至此，色彩作为一种叙述的独特力量，已经使创造中的手段（形式）升华为目的。

2．音乐

《红高粱》里有两次唱响《酒神曲》，一场为九儿与众人“接新酒”；一场为祭奠罗汉并报仇。词如下：“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哇，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哇，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哇，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哇，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由词即可感到一种张放甚至粗犷意味的流露，而再配以唢呐的苍然、尖亢之音，形成了直白、复沓的吟唱，在这种纵情的齐声高唱中，舒展了那种浓烈、奔放的情感、精神和力量，对灰黯、沉闷的境遇作了一次猛烈的打破和反抗。

而《我的父亲母亲》里，那段宛转、回旋的音乐更像是一首精细、雅致的小诗，如清明的流水一般，平静而悠然地流淌着，清俊、逸然、淡淡的哀婉，流向天边。在开始，匀稳的黑白镜头铺陈了玉生与母亲之间的交流，继而，以悠婉的主题音乐，很流畅地引出那段纯朴而净洁的故事，充满了青春和回忆的味道，很融合。然而，民办教师骆长余被莫名地打成右派，将带走时，田招娣端着蒸饺沿路追赶，无果之下，病倒不醒。而此时骆玉生意外归来，音乐又起，久远的等待获得了意义。这里，主题音乐完成了多重涵义，最净洁和质朴的对久远的回忆，静寂的沉默，希望来临。

《英雄》的音乐基调包含：大地、和平、天上、人情和男女之情。其中，鼓、古琴、铙、小提琴四种配器的融入，显出浪漫、美丽、沧桑、典雅的意味和气质。譬如刻画两军大战的壮丽的一场，以一班男子的雄厚的声音，唱出一声又一声的“风”字。“风”字既切合当时尘沙在风中飞转的情境，又表现了战争中的狂野骠悍，直指向军士内心的苍凉，男声中夹带鼓声，张力与震撼力相当强劲。在九寨沟一场中，无名与残剑于水面打斗，男低音的吟唱伴以古乐，以及清灵、俊逸的水声，表达出两雄大战的激烈，既展示了一股强劲的感情角力，又透出苍凉、幽远。在末尾部分，镜头在如月与飞雪、残剑之间接连不断地切换，渲染以音乐，呈现了别离的伤痛，情感的至死不渝。而在棋馆一场中，为配合无名与长空于意念中的打斗，加入了京剧中的念白，造成了一种填满的气势，扩展了对抗搏杀的激烈与张力，很有质感。这样，诸个主题在回响中完成了融入故事的叙述。

3．细节

高粱、布、灯笼、砖、菜刀、发卡、枪、剑一系列物在，于张艺谋电影而言，显示出细节点染的意义和引力，以及由此对电影表意空间的丰富和拓宽。

譬如《红高粱》中，“野合”一场台本写道：“绿海中，被踩倒的高粱杆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圣坛。仰面躺着的我奶奶一动不动，我爷爷在一旁双膝跪下。狂舞的高粱。（叠化）狂舞的高粱。（叠化）狂舞的高粱。（叠化）狂舞的高粱。（叠化）展露了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又如最末一场：“天地通红。我爹成了个红人。他高声喊叫起来：‘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娘，娘，上西南，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飞舞。（高速）‘你甜处安身，你苦处化钱。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在强劲与质朴的生命吟哦里，伤感、怀念、期盼、怅然终将升腾、消散。

《菊豆》里的染池和染布似也渲染上了浓重的感情意味。当杨天青与王菊豆冲破伦理的限制，表达情感的渴望时，冲椎上高悬的红色染布，急速地滑落下来，以空镜头进行叙事，显示了导演的构造能力。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阴森、黯淡、诡谲的深庭大院，点灯、灭灯、封灯这一权力的施用与对人精神控制的程式，意味着受宠和得到尊重，也意味着秩序和传统的朽灭，在最尖利的生存压力下，人的饿精神历年彻底泯灭。

《英雄》里，棋馆打斗一场更在水上做足了文章。如为控制水流的强弱，眼球永远都是房檐水，且为保护演员的安全，每一片瓦下都埋了一根水管，并配以古朴的琴声，如此，于琴声和雨声中的打斗更显出意境；九寨沟一场所要表达的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即空谷回音，无名与残剑在水上的打斗，点水的声音与叫声都传得很远，似与不似之间，若隐若现，苍阔、辽远，很细。

（三）、文化意涵

长久以来，窃固执地以为，文化作为一种存在，其自身具备着强劲的伸展能力，并蔓延之势流淌波动。或言为，文化即传播。在这种辐散之下，每一个微渺的个体被置造了背景。如此，张艺谋电影浸染上了一层文化的光色。这层光色抛却了文以载道的济世传统，而在执着的故事里沉入“窥视”，沉入道德评价的周而复始，以及道释文化的驳杂星空。

“窥视”的存在基于，张艺谋电影对东方神秘民俗的臆想和虚构⑨。民俗成为张艺谋电影的表意手段，是用画面叙述东方的奇观。譬如，《红高粱》里颇具民俗味道的婚嫁段落，以及颠轿细节；《菊豆》则放映了丧葬之下，欲望/伦理压抑的灵魂搏斗。《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灭灯、封灯。到《活着》已成为一串皮影戏具。这样，连同野合、深宅大院，以及《千里走单骑》（年末上映）中的曲艺，使得“窥视”成为可能。

同时，张艺谋电影通过故事执着地设置了一种道德、文化价值的假定性，最后点穿这种假定性，射理性的思考和社会涵义彻底消解。10譬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两则故事均以痛苦或欢悦延续故事的发展，但最终只能以维持原貌或残景收尾。《有话好好说》当中，躁动难安的青年赵小帅，追逐情感的理想，然而中间经历了一场缠绕不清的事件之后，又复归原来那个和善的青年。《英雄》受尽非议，但仍然承续着这样一个循环，无名、飞雪、长空、残剑，因义而不断地抉择。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复式关系，最后以义起始，于义终结。这种因果式的叙事结构沐浴着释教的余辉：人的存在和作为，世态的炎凉或轰烈，价值的失落后褒扬，一切的一切，皆空梦一场。

而“道”文化在其电影中的突显，则更为确然。张艺谋曾言：“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是真不能当回事的事。”11其所表达的要义，即是对自然的亲近和景仰，包括原始、喷薄的生命力，以到达无为、洒脱的逍遥境界。

（四）、获得真相

张艺谋的首部导演作品《红高粱》在捧获金熊时，西柏林《每日镜报》曾这样评论：“影片一开始像一首悲壮的叙事诗，很快又变成了一场酿酒工人的恶作剧，同时观众又看到一个妇女解放的经历，最后影片以一场血腥的战斗为结束，成为一首歌颂自由的史诗。”这里“自由”作为一个关键词，提纲挈领的分量很重。经由前文对张艺谋电影拆分、解读，于此，我们获得了其最终的落点，搏逐自由，在遭逢难以言表的痛苦磨难之后，完成了对自由、舒展的领授，注解了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自身解放。

然而，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世界夹带着复杂的背景，冲入了不发达民族的生活中，其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激进而来。全球文化呈现出一种迷离之态。在这种状态下，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实施了运作，由此构成了全球文化中的“后殖民”语境。很为巧合的是，张艺谋已经作为一种现象被陈列其中。其原由即为，张艺谋电影在国际上的频频获奖是适应了当时西方理论界风行的“东方主义”的虚幻构建，是其通过对隐秘世界的“窥视”，以及提炼化的“中国”极其“历史”的重写，满足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窥视目光。12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虽然电影是舶来品，且类如克拉考尔的“照相本性”，巴赞“物象还原”，以及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是其电影在技术上的指导理论，但，张艺谋毕竟濡染于中国文化，在它的辉光之下，张艺谋电影才袒露历史与文化的真相；另一方面，若回归张艺谋电影，即可发现：譬如《红高粱》牵涉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批评风尚，讴歌了某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以及巴赫金式的“狂欢场面”，一切和谐宁静均被破坏。而在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西方人希望看到的是一种朴素原始的自然，如影片中颇具象征意味的红高粱。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原本展现的是一种俄狄浦斯清结，而在改编成《菊豆》的过程中，由于导演的无意识作用，加进某种仇（弑）父恋母的因素，且通过这种弑父行为，突出了菊豆的中心地位；由此，达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颠倒等级秩序，以及被压抑话语“非边缘化”尝试的契合。《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神秘民俗（灯笼）更增加了西方观众的对东方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而《秋菊打官司》中对平实的追求，使其与西方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契合，因而这些电影受到青睐，便不足为奇。13

而且从张艺谋本身而言，也未必曾料到这些理论流变的奥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图解西方理论了。反而，不加分析地指责其套用西方理论，也委实高估了其理论素养。倒是其作为艺术家的直觉，以及东方人的悟性，使其无意识地体味出了某种审美情趣，且与国际接轨的。13

这里，通过对张艺谋电影、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与误读的大致脉络的梳理，我们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下，找到了根由与价值。即，若转借伽达默尔对阐释学的理解，作者、文本、读者通过交流对话形成了一个“共同视界”，而其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造就了这个视域的驳杂性与多义性。其存在各种可能，而由张艺谋电影为引索，获得以上的展览，在终结点上促成了一个发觉与共识：

首先，在真正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论辩和反刍是一种乏少人情味和包容情怀的苛求，或者是一种重新误读。在这一过程中，张艺谋作为具有多重意义的话语体，或文化的传承者，做着惨烈的挣扎。在寻求流变的过程中，造成了一种迫近，这其中存在理论的无意识，包含偶然性或必然性。这是文化在传通上所具有的漫灌性与难以把握性。

其次，就西方理论体系自身而言，其渴望造筑一种语境，特定的语境，以其固有的民族自信，统驭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如《东方学》里，执掌埃及殖民统治的克罗默所言：“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东方就像在课堂上、法庭里、监狱中和带插图的教科书中那样被观看。而西方关于东方的表述的外在性总是为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14但，这仅仅是一种自负心理，或者表露病态孤独的一厢情愿。此时，他们作了一次自我虚构和断想，真正成就了带有浓重意味的自慰与自欺。难于攀涉的高峰，难以消磨的人性虚无，使他们在斑然驳杂的误读之后，进行了精神的反刍，回流民间，复归质朴；就这样，他们不断地作着冲刷，冲刷再冲刷，不断地回流，终究要找到一个短暂的落点。

再次，一旦纳入文化传播的视野，就意味着语言、非语言的传通。而本文以张艺谋电影作为传播载体，尽管经历了一次精致但怪乱的误读之后，我们发掘了故事所蕴藏的巨大引力，而这些终建立在叙事之上，且根由在于叙述的力量。在语言传通难以真正实现之下，色彩、音乐等都作为一种强劲、瑰丽的存在，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里，作为一种抽离和提炼，包括文化传播在内的传播，皆可概括为叙述，流动的叙述，以斑斓之色对世界进行观照、凝缩，乃至放大。无论东方或是西方，他们迷恋于流浪，在光怪陆离的故事境地里，纵情地游荡。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于本文的最后，对张艺谋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路径作一概略的探讨。

四、走向及路径

（一）、重提悲剧精神

孔都曾言：“《红高粱》告诉我们典籍文化里没有的一种文化，它们长久被入了另册，流传在山野民间。其实，这是一种有生命的历史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是一种充满悲剧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充满血腥也充满爱的文化。”在这里，“悲剧”是一个闪烁光芒的语词，其引出了更多的思索。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世俗与奢华的放纵消费，造成了精神质量直线下滑，以至于我们的人性变得漏洞百出，生活的实质成为了悲哀绝望。在文坛上，这一败落景象尤为严重。而电影作为始终依恃文学，且与之并立的艺术形式，也显出颓态。因为我们高唱的，是这个时代的欢乐歌谣，也只有欢乐。我们乏少和缺失的正是悲剧精神。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悲剧精神作以简要的限定。即，援引曹文轩探讨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所提出的悲剧精神15为基点，并对叔本华、尼采两位西方哲学家关于悲剧精神的理解进行辩读和抽取，继而，作了范围紧缩的自定义。曹文轩论及于此时，提出我们民族历来乏少悲剧精神且未有深刻的悲剧精神。叔本华对悲剧精神的理解是悲观主义和无法挽回的精神失陷，而这一切皆归于原罪。尼采承续了叔本华关于生命即痛苦的观点，但并不赞成悲观主义，而对酒神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赞颂。

于此，窃以为，在人类精神骨骼成长历程中，悲剧精神是一个有益的进展和顿悟，这本身充满了悲壮耀眼的光彩。在漫长琐碎的生活里，人类用灿烂夺目的青春，在难以挽回的境地中，拼命地朝向黑色的死亡奔跑。然而，人群里总会有这样几个对平淡庸常的生活提出问题。这样，他们感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毫无意义的非人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然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的最多，这就是荒谬的人的生活准则。完全没有必要消除荒谬，关键是要活着，是要带着破裂去生活。这样，它带来了令人们难以忘却的警醒，在忧郁、疼痛的面前，在沉闷、哀伤之下，有了甘霖一样的启示，醍醐灌顶。在大的哀痛面前，惟有最坚硬的抗争，而屈从于内里的苦难是可耻的。在最激烈的搏斗、承受之后，人类将获得生命意义的赐予和昭示。简言之，便是人类在面临抑迫、无尽的黑暗时，喷薄而出的强大抗争力，以及对万物诸色的包容、承受，深重而虔诚感恩，悲天悯人。

电影在中国根植于传统戏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影响了近四代电影人。他们在影戏的情境中，找寻着最至高无上和灿烂华彩的出路。而到了第五代，这种颓萎之态便显露了出来，他们更倾向于“盗西方的火，煮中国的肉”，都深浅不一地进行着文化表达，最自我或者最能引发共鸣的情感之火。但要达到文化的传通，只能在于渐渐地渗透，以人类共同的精神情感浸染，如上述的悲剧精神，这是电影中应以郑重表达，不断吟唱的。大的苦难、大的哀伤的表达，是成就经典与大师最夺目的元素。由此，一面作着人类精神路途中最为可贵的提醒，一面使得人类的精神素养走向圆满。

（二）、“立人”思想

鲁迅是一个标度，指向精神最深处。在无边的怀疑，无尽的忧郁中，鲁迅作着最紧张而激烈的灵魂搏斗，并且完成了对个体生命自由的精细关注。这其中，最奋力地摆脱他者的奴役，构成了鲁迅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情结。这种最稳定的生存体验紧紧缠绕着他的生命，驱迫他在不断误为奴隶的沦滑境地里，进行着最疼痛的精神救赎。如此，在一种博爱与大慈悲情怀中，鲁迅提出了“立人”思想。在他看来，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而这种追索的根柢在于救心。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心声”，是这个人与这个民族是否“自立”的一个基本标志。于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鲁迅主张，“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引入异质文化，以打破传统文化的神话；然而，“拿来”的西方文化同样有局限，因此，必先冶炼传统文化，燃烧我们的心。于此，立人便是要维护个体的心，固守一份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由此，树立起自我，乃至民族的自信心。

而于中国电影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思想支点。其一，要保持一份独立，独立的精神、人格与尊严。挖掘和创作富有创造力和思想力的题材，成就深厚自如的驾驭能力，沉入修炼；其二，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的同时，要有自我的表达。由之，一方面要有警醒的反思，省察自己的内心，不断地问询，达到自我精华的保留。大方面言之，对民族文化要进行精细的冶炼，也只有省察式的冶炼，才能完成文化自我的刷新、进步；另一方面，则要有自我的表达，使用属于自我的一套表述系统，发出自己的“心声”。仅使立于先辈的肩头，也要奋力飞走。其三，所谓发出“心声”，求得自立，应在现实生活的烈火中，燃烧自己，进而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边际的，是最博大而充满慈悲的生命自由与精神自由。在面临抑迫时，个体虽近于微渺，但，这种微渺和平凡本身充满了生活的秘密，流淌着恩惠与感动。也正源于这些细微的感动，凡人得以平静地生活，完成生命的收获。譬如，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作品都执着地贴于现实行进。在融入现实生活的沉思默想中，成就了凡俗人生的真实表达。这里，小人物的声音如细雨润细过一般，含着清鲜的气息，拨动人们的心弦。但，这样的飞行又超越了现实，抵达了历史的深度，便是人类在历史关节中最微茫却又不能忽略的响动。

（三）、诗化电影

诗作为一种元素，甚至一种格调，在电影中的融入已并不鲜见。

皮尔?保罗?帕索里尼曾言：“在我看来，电影在实质上和本质上是诗的，理由我已说过，即因为它是梦幻似的，因为它接近于梦幻，因为一个电影场面和一段会议或梦境都是极富诗意的。”他的“诗的电影”是以非理性、纯主观作为主题的，并且只有“诗的语言”，才可以“重新发掘出它那梦幻的、野蛮的、无秩序的、强悍的、幻觉的特性。”当然，此论有失偏颇，但，这里至少辟出了一条路径。首先，有一个流入，诗对文本与主体的进入；其次，有一次融合，表在与内在的流畅汇合。这样，在达成故事叙述的同时，也丰富了电影创作的意义空间。

罗艺军曾有将中国诗文化放到电影中的提法，若按此法，并作一延伸，即表在的诗化与内在的诗化。表在指文本、镜像语言包括色彩、造型、音乐、音响诸类；内在就是要使创作主体濡染诗的精神气质。具体而言，作为表在则不止于镜头的运作与造型的独特。如长焦变短焦，接连不断的逆关照明，手提摄影机的晃动，有意发虚的移动镜头等技巧。譬如，《英雄》中胡杨林一场，漫天落叶，红色点缀其间，形成了一种美的态势。《十面埋伏》里牡丹坊一场，柔和、飘逸又不失韧力的舞蹈，皆有诗的意味。

而更重要的在于电影文本的领悟和处理，譬如，文本的扩展或改编，构造具有诗味意涵的故事，且突出细节。要如细水一般流淌出中国文化的气质，温文尔雅、恬淡克制，以沉稳的视点和端庄的略微的仰角，淡化外部冲突，以求得自然与人的渐然融合。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很素雅，把童年的情感缓缓地表达。流露出了我们民族淡远、内蕴的独特气质。

结束语

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亦成必然。文化交流大致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物，即对象化的劳动；第二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第三层为心，指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三个层次代表了三个阶段，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窃以为，文化传播与此存在着共通。而这里，电影作为文化载体，虽然仅是一种充满梦幻的镜像语言，却始终尽其所能地完成上述过程的表达。

故此，本文将张艺谋电影置于文化传播意义下的摄入、剪辑，乃至混录，基本达到浅显的通路，并获得了粗陋意义的流露：

首先，张艺谋电影在对内传播时即产生了误读，尤其是国内评论最具深度而迷离的解构。其后，在张艺谋电影在对外传播中，又形成了两种局面：一方面，其对中国文化的表达达到了普泛意义上传通；如前文提到《红高粱》获奖时，德国媒体曾言：“影片一开始像一首悲壮的叙事诗，很快又变成了一场酿酒工人的恶作剧，同时观众又看到一个妇女解放的经历，最后影片以一场血腥的战斗为结束，成为一首歌颂自由的史诗。”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评论遭遇后殖民语境这一背景时，对张艺谋电影又进行一次重新的误读。直到当前，这种误读不断深化，变得耀眼迷离。但，这只是误读的迷离。张艺谋及其电影始终粘连着中国文化的传统，更粘连着传统辉照下的文学作品。这是无以逃避的境遇。也正在这时，张艺谋在庞杂的喧嚣声里，产生了更详细表达的主动与推力。于此，也接连了以前所表达的种种印象与背影。仅就身体的对搏而言，不仅要拆解和明晰武打的招式，且更对中国文化的元素慢慢传布。舞、榭、山、水、诗、书、琴、棋。此时，尽管产生了诸多的误读，但，终久会日渐消散，到达传通。

其次，在经历和面对上述误读之后，于文化传播而言，则意味着对有效传通的探寻。故以为，正人必先正己，即我们对自身省察的深入程度。由此，必先通晓本民族的物与心，明确个体与群体的饿共性与差异。继而，在对民族文化慎思明辨的基础上，获得个人的和文化的传通风格。这种风格包括交往的形式、彼此要求介入的深度，以及对交流时间与空间的依赖程度等。通过对差异与共性的分析，就要考虑传播什么信息、如何传播的问题。而文化得以传播，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有益性，即它能给人带来好处。如此，一种文化介入另一种文化，起始接触的是物，符号、标记、元素。作为表征的符号，如山、水、林、路，两种文化皆有。但，又有不同，也各自进行着喻义。因此，源于人类本性对新奇的热衷，即可表达此山与彼山的差异。随后，置造和融入具有共通情愫的表达，便略微顺畅一些。经由这样重叠、复沓，不断灌输明确、正面的形象与意味元素，其理解的偏差就会降低。而在深入，就要知晓和理解别种文化的世界观、价值结构这些心的部分。

最后，窃以为，有必要重复对传播即叙述的申述，以及精神流散的反思。由以上，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感触：即电影及其以外皆构成了一种叙述。不论故事本身，或是涵盖故事的传播与议论。这呈示出一种表述愿望与力量的强劲。人们身处其中，沉湎于叙述，迷恋于被般的驳杂叙述包围起来，纵情地歌唱。不被叙述将会是一座孤岛，静僻落寞，难以忍耐。同样源于人对自由和新奇的渴望，在这场迫近青春葬礼的追逐中，人们企望叙述与被叙述，不甘愿青春和生命变得黯淡无光。此时，由共同的先祖到个人的祖辈，继而个人的后辈，从出生就浸润在一潭故事之水中。故事成为人类的根。文化在故事的强健体魄里，完成了对历史时空的跨越与穿梭。于是，神话、寓言；寓言、神话，构建了人类文化的承传与循环。这是一如既往，也是博大、阔远的叙述之境。故此，传播即叙述。

而在迷离错杂的叙述中，人们忘却了清新刚健，忘却了铁骨铮铮。可我们不能忘却，也难以忘却，悲剧精神的警悟，是我们得以存活和成长的甘霖。只有在甘霖的润化下，我们才能在弥漫着烟火与裂痕的大地上，纵情地高唱，辽远，却又回荡。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张艺谋电影”不包括张艺谋作为主要演员或摄影师的《黄土地》（1984）、《一个和八个》（1984）、《大阅兵》（1986）、《老井》（1987）、《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等影片，也不包括其作为导演的中国申奥记录片，而是仅仅限定为其作为导演的包括《红高粱》（1987）、《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活着》（1993）、《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有话好好说》（1996）、《我的父亲母亲》（1999）、《英雄》（2001）、《十面埋伏》（2003）计九部影片。

②《张艺谋称“只要超常规”》，台湾《影响》，1995年第3期

③转引自罗艺军《论〈红高粱〉〈老井〉现象》，《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

④张颐武：《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

⑤谢楷：《像张艺谋一样浅薄》，《南方周末》文化版，2004年7月15日

⑥贾磊磊：《影像语言的感性形式与表达语境》，据《中国电影艺术家研究丛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P22

⑦欧文?潘诺夫斯基：《电影中的风格与媒介》，转引自邓烨《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

⑧张艺谋口述，李宏宇记录：《艺谋论侠》，《南方周末》文化版，2002年12月19日

⑨张颐武：《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

⑩未泯：《张艺谋：电影及其文化》，《当代电影》，1993年第3期

11.甘露：记录片《如花》，贵州音像出版社，2004年9月

12.张颐武：《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当代电影》，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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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士兵突击》此者他者

2007年的暑假，有一部军旅题材的影片引起了犹如“超女”般的追捧——《士兵突击》是一部记载了普通士兵的心路历程，讲述一个中国军人的传奇故事，构造出一个纯“爷们”的感情世界。这边没有美女(甚至连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没有爱情、没有明星的“三无”电视剧一下子冲进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观众所热爱的电视剧，多少有点出人意外。更有这样的评论：男人看了折服，这才是真汉子；女人看了失色，这才是完美男人。这部电视剧热播之后，很多观众成为了这部片子的忠实“粉丝”，并称自己为“兵迷”，其中不乏众多年轻的“女兵迷”。在日韩剧流行、港台剧泛滥的言情电视世界中，为什么一部关于士兵的电视剧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呢?本文尝试用女性主义的他者视角来分析。

“此者”是相对于“他者”而言，更多的研究者所思考的是相对性的研究。且学界对于“此者”的研究很多，但是这种提法却很少，主要是基于女性主义的“他者”视角。对于他者内涵的探讨，较早出之波伏娃的《第二性》“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此后的研究中认可了女性作为他者是相对男性作为此者而言，两者之间虽有相互性，但并不是他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这也就是说，他者是被此者界定的。而《士兵突击》这部影视作品所构造出来了一个纯“此者”的世界，而在众多“他者”眼中，“此者”又是被“他者”所建构。也这是这样一种两者互相建构的过程中，《士兵突击》取得了成功。两种气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常会相提并论，而且具有内涵往往也是两者相对而言。女性气质指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特质(如：被动、依赖、柔弱等)，这些特质包括了对男性的性吸引力。而男性气质则指社会文化中男性被界定应有的生理和行为特质(如：强壮、勇猛、刚强等)。这二元观不但是社会关系的结构，也会影响个人心理的发展(如：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永恒不变和各地皆然，而是在不同的地方、时间，有不同的内容。《士兵突击》在剧情上，又紧紧扣住一个最为关键的因子——气质，剧中都为男性，男性所具有的刚毅和坚强等气质特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不乏柔弱和敏感等女性气质因素的一面。正是这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碰击，并且被赋予在传统的强者——士兵身上则更是一种升华。

剧中所描述的是“此者”的军旅生活《士兵突击》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叫许三多的农村“傻”孩子被父亲逼迫参军，成了一位“钢七连”的兵，然后在魔鬼般的残酷艰苦训练中出尽洋相，逐渐磨练成全团的尖子兵，并成为兵梦寐以求的“老A”。但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失手杀了人，他迷失了方向，此后又在连队里找回了自我。其实故事不仅仅就是许三多一个人故事，而是在他周围一群兵的故事。在许三多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位曾经给予他帮助的兵，都展示出“此者的女性气质”一面。

整个电视剧一直以部队为场景，描述了一群当兵人的故事，虽然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中国阿甘”式的人物，但是所展示出来的却是柔情似水的战友情。特别是在钢七连解散、善良的史班长、真男人伍六一以及硬汉袁朗的身上，看出的是那种本不该是男性所具有，但是却又着实让人感动的气质——阴性气质。

如果说钢七连解散时，和别的连搭伙的连长和三多执着的吼着钢七连的歌时是将男人的阳刚与无奈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史班长对许三多父亲般的教导则是一种真挚的善良，他所代表的是军营里最温情最善良的部分。善良到面对许三多这样一个呆头呆脑死不开窍的家伙，他生生的得罪了全连的人：善良到为了一个承诺，他能陪上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永远都会为别人着想，可却将微笑之后的苦楚独自扛下的人。复员前长安街的车里，他在连长的怀里放声大哭，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他所有的苦楚和对军营的眷恋，也哭痛了所有人的心。这似乎本不该作为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所应该展示出来的，可是《士兵突击》却真实地展示了那份柔情，并且博得了众多观众的心。

伍六一和袁朗在剧中所要体现的正是男性所具备的完美气质，刚毅、硬朗、坚强、勇敢，似乎他们都是男人中完美的典范。伍六一的感动在为了帮许三多劝他爹回家，无悔的背负起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记过处分：在于老A选拔的最后关头达到高潮，瘸了一条腿的伍六一不愿被同情，不愿成为负累，在挣脱不了许三多的时候，毅然拉开了求救弹，在弥漫的黄烟里，竟如胜利般狂笑：“跑不动了!弃权了!”摔倒在地的他将求救弹扔向已经惊呆了的许三多：“跑!你看我已经被你逼成什么样子了!跑啊!”当许三多顺利到达，躺在担架上被抬走的伍班副向许三多招着手，脸上的笑却是那样纯那样美。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4

近几年来，我们开设了大阅读课，引导学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并写出读书笔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但是由于学生受其生活阅历的限制，在自读过程中对作品形成的形象往往不够完整，在大脑中的印象也就不深，有时往往一闪而过。如何让些形象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我想到了绘画。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乐于画画，愿意用图画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充分利用这一点，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做笔记的同时，拿起彩笔，把自己在阅读中想到的画到笔记本上，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学生把抽象的语言文字变成形象的图画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对阅读内容回顾、加工的过程，等他把这幅画画好以后，也就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收获表现了出来。例如：围绕着“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这一训练重点，我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中有自读课本中《高大的皂荚树》这篇文章，大多数学生在课下读了这篇文章并做了读书笔记，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自己印象中的皂荚树：有的只画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皂荚树；有的又进一步突出了高大这一特点；有的则在这棵皂荚树下又画上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孩子……总之，他们都画出了心目中的皂荚树。透过这一幅幅彩画，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阅读中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棵皂荚树，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不一样，有的只抓住了表面特征：又高又大；而有的却深入到了内里特征并受到了心灵的震颤。其中有个学生在这枝繁叶茂的皂荚树干上画上了眼睛、嘴巴、鼻子，组合成一个正在微笑着的母亲头像，这位母亲正在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一群用皂荚树叶烘烤着小手的孩子。这个学生在阅读收获中这样写道：这棵高大的皂荚树多么像一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妈妈呀！我也要学习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彩图画好之后，再让学生把文中的优美词句抄写在笔记本上进行对照，做到图文并茂，学生就会找出自己图画的不足，并且在脑海中又把图画变成了文字，于是又在自觉不自觉中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画笔走进学生的阅读世界，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为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笔记本，使其美观实用，学生在打开每一页笔记时，都要在布局结构、色泽搭配上费一番心思，许多学生还给自己的笔记本配上了漂亮的花边及一些漂亮的小图案，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了他们阅读的乐趣。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5

由此可见，艺术、品味、服务还有品牌丰富的内涵才是奢侈品昂贵的理由。

对于奢侈品来说，审美的终极目的是艺术，艺术是奢侈品的灵魂——这不仅是把一些钻石钉在衣服上卖出去那么简单。奢侈，是商人通过产品去推销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住在皇宫般的房子里，喝着VOMEP级红酒，享受仆人贴心周到的服务，身旁挤满崇拜者，他们对你的尊贵品味永远满怀钦佩……使用奢侈品成了一场艺术的朝圣，让人趋之若骛。成功的例子之一是易利伯，巴黎著名的插画家，他是第一个将时装与艺术融为一体的人。他曾经为了普瓦雷创作了一本小册子，里面的插画被传奇的Paquin夫人（人们都说她只要看一看时装的款式，就能判断它能否流行）看到了，于是她将插画直接变成了高级时装，一时大受欢迎。

如此就不难想象，商人们为什么肯在奢侈品上投入大笔金钱，用艺术来包装各个销售环节，从设计、制造、推广、服务，甚至，就像卡地亚那样建立自己艺术基金会，每年掏出200万法郎资助大批艺术家，举办各种展览活动，很认真地把它办成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基金会。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他们推销着欲望、地位和梦想，千方百计地为顾客带上艺术和品味的光环。无论是高调显耀还是低调奢华，现在的人们已经明白，缺少了艺术，任何产品都难以登上大雅之堂。

现在，哪个国家的顶级奢侈品牌最多呢？答案是法国和意大利，法国有Cartier、LouisVuitton、ChristianDior、Chanel、Hermes、YSL；意大利则有PRADA、gucci、FENDI、Ferragamo、TODS等。其他国家的奢侈品牌相对比较少。

造成现象的原因，是上述这个两个国家除了具备奢侈品牌诞生需要的浪漫、富裕和贵族血统外，还有必不可少的艺术氛围。每隔一个时期，这两个国家都会掀起一股波及全世界并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艺术风潮，诞生一批受人称颂的艺术家：如法国的卢本斯、伦勃朗、普桑、保罗·塞尚、莫奈等；意大利则有达·芬奇、皮萨奈罗、乔凡尼·贝里尼、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罗素、贝尼尼等人。巴黎一直是艺术和表演的中心，把各种艺术倾向融汇到奢侈品的设计推广中，正是设计师和商人们的拿手好戏。野兽派的杜飞以奇妙的印花和染色技术创造出“艺术化风格时装”；宝玑表的新古典风格获得国王路易十六及皇后玛丽·安东尼的赞赏；哪怕是病态美学也会在奢侈品中占一席之地——它就是著名的“毒药”，使用它的人不一定知道凯萨琳王妃将熏香毒手套送给母亲的恐怖故事，但必定能感受到它令人无法抵抗的诱惑。

长期而深厚的艺术底蕴，使顾客对这两个地方的奢侈品牌青眼有加。“不艺术就不是上等人”，这正是奢侈品向人们传递的信息。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法国”和“意大利”已成为奢侈品理直气壮的标签。

对于奢侈品来说，审美的终极目的是艺术，艺术是奢侈品的灵魂——这不仅是把一些钻石钉在衣服上卖出去那么简单。奢侈，是商人通过产品去推销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住在皇宫般的房子里，喝着VOMEP级红酒，享受仆人贴心周到的服务，身旁挤满崇拜者，他们对你的尊贵品味永远满怀钦佩……使用奢侈品成了一场艺术的朝圣，让人趋之若骛。成功的例子之一是易利伯，巴黎著名的插画家，他是第一个将时装与艺术融为一体的人。他曾经为了普瓦雷创作了一本小册子，里面的插画被传奇的Paquin夫人（人们都说她只要看一看时装的款式，就能判断它能否流行）看到了，于是她将插画直接变成了高级时装，一时大受欢迎。

如此就不难想象，商人们为什么肯在奢侈品上投入大笔金钱，用艺术来包装各个销售环节，从设计、制造、推广、服务，甚至，就像卡地亚那样建立自己艺术基金会，每年掏出200万法郎资助大批艺术家，举办各种展览活动，很认真地把它办成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基金会。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他们推销着欲望、地位和梦想，千方百计地为顾客带上艺术和品味的光环。无论是高调显耀还是低调奢华，现在的人们已经明白，缺少了艺术，任何产品都难以登上大雅之堂。

艺术包装打开顶级市场

在崇尚品位的国度，奢侈品的艺术性是市场的敲门砖。当它获得顶层人群承认之后，品牌的形象就确立了——它是成功、富裕、学识的符号，而不再是一件无生命的产品；推广对象也确立了——所有尊贵而有品味的人都应该向它靠拢；档次也豁然开朗了——它终于变成了奢侈品，换句话说，它终于找到了贵的理由。

在历史上，法国和意大利都是王公贵族云集之地，特别是在巴黎、米兰和罗马，达官贵人们对生活非常挑剔，用品都必须昂贵而优雅，还非得出自名师之手不可。设计师们要取得他们的承认，除了要在用料做工上坚持一丝不苟之外，还必须具备独一无二的创意和艺术灵感，否则，就会被认为配不上为这些高傲的人服务。19世纪的巴黎有成千上万个裁缝，人人都想自己的衣服能卖出好价钱，可只有沃斯凭借艺术灵感成为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因为他的品位得到欧仁妮皇后和萨冈公主的赏识。沃斯的传世之作是1864年为萨冈公主度身订造的孔雀服，充满灵动感的羽毛加上逼真的头饰，衬托出公主超然的地位，让她在“动物舞会”上大放异彩。于是，沃斯的工作室很快变成了贵族沙龙。到了1870年，他已经雇佣了1200多个裁缝，年利润达40，000英镑。

一旦打开了顶级市场，奢侈品就会获得光明的前景。而且，他们的顾客会维护品牌的地位——Prada的顾客会为自己只穿Prada为荣，因为他认为，这意味着他自己就是品牌优雅格调的一部分，Prada就是他的符号，他的身份证明。

艺术潮流创造经典产品

艺术风潮的起落有其社会性和人民性，而奢侈品的风格总是与它相呼应的。当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在10-30磅衣服和各种教条里压抑得太久之后，新的美学运动就产生了，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画了很多穿着松身衣服、悠闲舒适的女子，人们纷纷抛弃了紧身衣，穿上新兴的、昂贵的羊毛内衣裤。

在1960年前后的性解放风潮影响下，不起眼的橡胶也一度成为奢侈品的原料，喜欢强调女性身体的ThierryMugler风行一时。

艺术风潮与大众联系紧密，顺应其作出风格变迁的奢侈品也对社会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而且会作为一个时代的标签被载入永恒。20世纪初，“新艺术运动”的潮流让整个欧洲激动不已。这股风潮由“工艺美术运动”衍生出来，融合了日本浮世绘、哥特、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强调图案的装饰感，而所谓“流动的S型”就是它不可缺少的元素，代表造型是蜿蜒的枝叶，藤蔓和花朵等。在此风潮影响下，卡地亚设计出著名的“花环风格”、“装饰艺术风格”首饰，著名的水果锦囊系列，用鲜花和水果为主题，以红宝石、祖母绿、玛瑙、珊瑚等雕成，造型历久不衰，又有强烈的时代感，成为了奢侈品里的艺术经典。上世纪60年代，YSL从中国清代的凉帽和马褂中获得灵感，设计了“中国风”系列，颇有亲和力。

艺术推广锁定高端阶层

可以想象吗：如果江诗丹顿的TourdelIle被一个脏兮兮的大汉攒在手里，他伸出大拇指说：“江诗丹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样的广告会令创始人Jean-MarcVacheron死不瞑目。当然，无论什么人都消费奢侈品的权利，但顶极品牌的经营者都很清楚，他们的目标还是那些有钱有品味的顾客，穿着优雅，生活精致，与粗鄙水火不容。要把产品卖给这些人，推广手法一定要充满品位。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6

ABSTRACT：Thispapersetsforthinsomedetailthecontentsofaproposedsetofcoursesdealingwithworldcultures,andsuggestshowthesecoursesmightbeimplementedincommonbyuniversitiesaroundtheworldincooperationw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media.

Onemessagetobeemphasizedinthesecoursesisthatvariousgroupsofhumanshaveheld,andcontinuetohold,conflict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beliefs,thevalidityofnoneofwhichcanbeestablishedonabasiscompellinglypersuasivetoallinterestedparties.

Andevenscientificknowledge,whichiswidelypersuasive,evolves,remainseverincompletetoanindeterminatedegree,ischaracterizedbycompetinginterpretationsonitsfrontiers,andisinanyeventincapableofresolv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differences.

Thusfromaglobal,panhumanstandpointthereisaninconclusivenessandincompletenessofhuman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andthisistheonespiritualandintellectualsituationthatoverarchesallparticularbeliefs.

Thoseindividuals--including,importantly,politicalleaders--whoconsciouslygraspthiscommonalityofthehumancondition,should,onemaysuppose,beinafavoredpositiontothinkandact,notasculturallyseparatistextremists,butsimplyasearthlings,andtherebytoavoidthekindsofconflictsooftenproductiveofmutuallydestructiveactivityamongthepeoplesandnationsoftheworld.

一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这些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年轻的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尚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世界上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亟待发展。笔者不想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海内外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作复述和介绍，更不敢对海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妄加评论和菲薄。我们只需感到很幸运，可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再去作积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高瞻远瞩。考虑到目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国际流行，而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笔者认为：“文化”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何况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有效范围。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无法达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结论一致－－这是目前的最客观面对－－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需要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全球大致共识的基础平台之上。所以本文仅就一题作粗率的探讨：重视和拓展世界文化课程，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从而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inWorldPerspective”)这一课程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可以采取双重的策略来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探讨“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立场，往往从文化的源头探起。因为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的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也正因为这样，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不断调整设置及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然而这些课程迁涉到的内容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线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理解能力。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概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人口爆炸、疾病的全球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耗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要靠现代科学来解决。全球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1]。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当今世界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深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展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我们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全球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限性的本质。

二

可以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问题；人的好奇心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地理解存在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于真理（TRUTH）和谬误（FALSEHOOD），无论难以想象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TRUE”）或“错”（“FALSE”），它只是“存在”（“THERE”）这就象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如此”。所谓存在的正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以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因此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纪录中这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ACTUALITY），或“现实”（REALITY），或“存在”（BEING）？用什么方式可以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诸如“经验”(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觉”(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识(CONSCIOUS)、潜意识(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在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上帝存在”(“THEREISAGOD”)和“上帝不存在”(“THEREISNOGOD.”)；有些判断只是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信奉有神灵的存在，则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斯兰教义中万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验的佛与菩萨的等级的概念就不一致，这两种教义和众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的泛灵论（THEANIMISTICBELIEFS）亦无法调和；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EMPIRICISM）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正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然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遍说服力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万能的神，他们相信，人类所有的矛盾、争端和无知都能被神的万能所化解明示。因此，他们把最终消除纷争达成终极理解视为宇宙主题中的必然，只不过这个必然的实现是从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从世俗的角度看，这种全知的理解或许并不是“真”（TRUE）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的对错判断而存在的至高理解。这样的人们会期待，等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死后，可以加入神明的行列，进而达成自身全知的完满境界。基督教义中的“见主圣面”（BEATIFICVISION）即类似这样的期待，认为被拯救的人们会在天国直接与上帝相见和相识。他们可以得到超越自然的启示，从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间勾留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惑。印度教的一则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终摆脱了业报轮回（THECYCLESOFTRANSMIGRATION）获得解脱（MOKSHA）、救赎（SALVATION）的人完全地与梵（BRAHMAN）相融合，而梵为自然、人类和神明等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人的、无所不在的境域。这样的人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不会变为虚无之物，而成为万物；他们超越了极端、对立和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最终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然而摒除文化偏见、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见主圣面”和“解脱”并不能逃脱人类思维的局限；在众多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冲突性信念中，它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二。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全人类而即便没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中，尽管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而言的更多的赞同或质疑，可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一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全球的立场说，人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可以具有破坏性，而且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可以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矛盾冲突、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里讲的不可知论只是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当然自卫除外。可是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只是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仍然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不管是美国派人士，还是台湾的民进党，是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国的佛教徒还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学家就会欣然接受化学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数、原子团及其他已知元素的相关资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许多科学发现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自然界中可观察或可引发的明显变化与这些发现相一致，这让大众可以不断地认证其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人们通常不会忽略，除非不怕违背科学而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的信服。

然而，在科学知识通常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性。对于有效地应对今天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充分积累必不可少。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世界文化教育的课程组合也将强调：对于存在，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后又被摒弃、修正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围。例如，与早先牛顿的物理学（将引力看作是不同实体间的作用力）相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透彻、全面地阐释了引力（被认为是来源于空间实体的存在所引起的空间弯曲），但牛顿物理学在某些计算中仍然适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发现细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但是无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而且可以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the“bigbang”theory）。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不断地膨胀。然而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限的（“闭合宇宙”closeduniverse）。也就

[page_break]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判定孰对孰错[2]。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象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更何况日益更新的新型望远镜和仪器被设置在太空里，凭借它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会不断发现“大爆炸”理论的瑕疵。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许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在”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研究的行为科学（thebehavioralsciences）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因此必须设法解释人性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和反复无常。然而，性格特征并非总是在变化的，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范式。为了确定一些范式，行为科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experiments）、个案研究（casestudies）、样本调查（samplesurveys）、统计分析（statisticalanalyses）等。让我们从大量已经被认定的行为发现模式中随意拿一例来查看一下：

强烈的无法接受的动机的压抑不时会伴有与被压抑的趋向相反的公开行为和意识知觉。（“反应构成”）（Repressionofstrongunacceptablemotivesissometimesaccompaniedbyovertbehaviorandconsciousfeelingsthatareoppositetotherepressed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3]

这个观点和大量类似的研究结果会对很多人有帮助，从社会工作者到精神治疗师再到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挑战。可是，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腺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精神分析学”（depthpsychologies）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对其进行修正。

如何给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有关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的正误进行抽象推理。因此，若将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这样的前提并列，就肯定可以推出“有些c是b”的结论。再举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误判别为基础，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形式逻辑公式表述为“‘同时承认P和非P’为假”。（“Nosentenceoftheform‘pandnotp’canbetrue.”）

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发现，远远不止这里的几个简单的例子）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priori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作为后一观点的推衍，还有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知识反映了人的思维本身是如何强制性地工作的；人们显出逻辑上的差异仅是迫于思维结构因而无法表现出其他的特征（这种解释似乎要将哲学逻辑改成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又有人断定，逻辑思维并不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它只是基于语言习惯；逻辑思维能力只不过是随着语言的增长而获得的主观约定，反映了人类为了方便起见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词语的习惯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句法关系[4]。这样，无论逻辑知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问题上已有多种观点互相矛盾。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可以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呈现竞争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从全球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像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可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尽管这样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以条件，使这种计划不一定非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其进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仅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时日，就可以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性行为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立一个致力于上述全球理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呈现负面效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为了缓和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冲突，十六、十七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布道，近代共产主义者们及其对手间的冷热战争，日本的神道教原则作为领土扩张的依据；或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近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争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是不管其中纯粹的自我扩张的动机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冲突中的参与者可以感觉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明显加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联合国竭力通过协商论坛和维和部队来阻止或平息公开的冲突。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人类总倾向性地认为自我正确，这已不断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显现出来；因此单靠这手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史，各国的领导人能够接受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即使同时伴有相当多的争议）；或许这样和平会容易实现些。人们也许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论、未可定论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人类进化到现在的阶段，需要的领导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卫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热分子。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核武器时代，现在的几个世界势力集团之间，就潜在的互相毁灭的危险性而言，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同种族的人们，再也不能隔着愚昧与敌意的深渊相互仇视－－相反，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地球上－－这个被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称之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5]的地球上，生存与繁荣的话，我们人类必须努力学会相互欣赏。至少必须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试想象一下，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际的太空中运行。如果坐在小船中的人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一旦失去平衡，会导致全舟覆灭。相反，如果大家能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将能遨游逍遥于无限之中。

话要说回来，在各个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度中，这个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计划面临的会是一个窘境，要推广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课程大概需要依靠那里优秀的重要人士－－即所谓的舆论带头人的影响力；尽管在那些国家中还没有开展世界教育计划，但他们已经有机会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经验和成效的激励，比如已经参与世界课程并深受其积极影响的海外留学生，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把这个计划的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带回国去，接着再达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全球性文化课程组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会在世界或实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并在接受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尽管世界各地的“大众”大都不会放弃自己珍视的狭隘信念——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些观点给予了他们身份和自尊。并且显然，宗教信仰将继续给芸芸众生以必要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当一切终了，他们在世间遭受的苦难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荒谬（arandomabsurdity）；凭借正确的信仰和艰苦的工作，这些苦难将受到公正的评价并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将继续凭借这样或那样的信念来维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过世界文化教育的领导者们会发现，这些信念从不可知论的角度说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怀疑，或是仅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这些领导人将会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团体，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从容游走于不确定、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他们善意而又策略灵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怀超脱，不会轻易受其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嫌恶的影响。换言之，虽然不尽相同，但这样的领导者就像柏拉图思想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他们是经过长期教育精心培养的少数人，能够独立地试着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态”（“Forms”）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的“形态”是仅被意识所察觉的超验现实，是构成有形实体、物质品性以及道德活动的雏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kings）”就应该最能透彻地认清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柏拉图的理论）的不确定性本质。

不过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和学习过世界文化史的统治者都需要凭借道德优势来进行家长式统治。柏拉图式的统治者是极少数的个体，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掌握最高的永恒“形态”：善（Good）。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统治以最佳的姿态实施公平。这样的公平通过保持三个不同阶层（统治者、士兵和劳动者）之间的平衡来实现，每一个阶层的成员都承担着由哲学所联合起来的社会授予的任务。相对而言，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者们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腊复杂得多。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努力通过他们对不可知论的共同认知，来保持不同团体和不同信仰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与良好道德行为的超感官原型(anextrasensoryprototypeformorallygoodbehavior相比，“善”的“形态”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善”是人类掌握正确知识的能力来源；“善”的“形态”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6]。因此，鉴于柏拉图式的君王们用独享的“善”获得统治权，则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袖人物将更有资格管理世界，假如他们互相容许、承认终极的无知。

人类天生热衷于体验扮演救世主的快感，并经常将这种快感转化为可以在伤害性的跨国或跨文化冲突中获得的兴奋。如果上文主张的世界教育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最终确定下来，那么由此而来的世界和平会不会过于单调乏味，而不能满足人类对上述兴奋的需要？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希望避免改朝换代、贫穷饥饿、满目疮痍，或是在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人们尽可以思考和设想世界和平共存、民族稳定状况下激情和丰富产生的可能性。这里构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清一色的种族一致，也不摒弃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的生活体验，诸如成功失败、喜怒哀乐，这些恰恰是人类生活的鲜明特点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论的政见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张乌托邦。超越令人头痛的宗教、哲学信仰争端，从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说，不可知论的政见意欲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可能性，让全世界的人类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科学发展，以解决经济、生态环境、疾病传播等问题。这些努力反而让人们有机会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这是一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给的。

此外，艺术也可以提升、充实这种满足感，因此世界文化的课程组合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同文化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艺术作品是人类的愿望、焦虑和满足等情感的反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有的。通过思考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生命得到升华；与此同时，人们在更广泛的世界层面中寻求定位。比如说，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特定的宗教信仰服务的，而这些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远胜于文字教义，它们足以架起跨文化欣赏的桥梁。如常见于西欧哥特式大教堂（Gothiccathedrals）的一些建筑技法、雕刻、彩绘玻璃，它们服务于信仰目的，但并非只有基督教徒才会为之折服。在土耳其、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清真寺、马德拉沙（madrasah穆斯林学院）以及陵墓里可以见到美妙绝伦的彩砖装饰（colored-tileadornments）。这种彩砖以精美的字体写有《古兰经》的经文。但也绝非只有穆斯林才会沉醉其中。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塔造像的匠心独具。同样，并非只有佛教徒才会赞叹它们的美丽。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始无终、不知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不可测的宇宙（ateleologicallyunfathomableuniverse），但这些纪念碑仍然象征着人类精神的胜利。

注释：

[1]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不太了解的读者可参见阿尔·戈尔著《平衡中的世界：生态与人类精神》（波士顿、纽约、伦敦，1992），特别是第1－163页[AlGore,EarthintheBalance:EcologyandtheHumanSpirit(Boston,NewYork,London,1992)

esp.pp.1-163]

[2]关于现代宇宙学与天文学的相关问题，读者可参见理查德·莫里斯的精彩论述《宇宙问题：星系光环、暗物质和时间的终结》（纽约，1993）[RichardMorris,CosmicQuestions:GalacticHalos,ColdDarkMatterandtheEndofTime(NewYork,1993)]

[3]见伯纳德·伯尔森和加里·A·斯达纳著《人类行为：科学发现的目录》（纽约、芝加哥，柏林格姆，1964），第284页[BernardBerelsonandGaryA.Steiner,HumanBehavior:AnInventoryofScientificFindings(NewYork,Chicago,Burlingame,1964),p.284]

[4]这些观点的比较评论，见斯蒂芬·F·巴克尔著《逻辑学原理》（纽约，1965），第295－304页[StephenF.Barker,TheElementsofLogic(NewYork,1965),pp.295-304]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7

作为对战争的历史记录（“记录”是技术层概念，而“纪录”则属形而上的艺术层概念），由于其在介质上相较于史书等其它纪录手段的视听综合优势，战争纪录片在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不容质疑，其所起到的对应于记录性的史料功能也不必繁解。可如果到此为止，仅仅从历史角度将战争纪录片看作是对于战争的纯客观记录，那未免太也小看它的功能，或者说太也高看它的纯粹了。

一、在纪录片与战争纪录片之间

以纪录重述历史，重述则必有立场；让银幕纪录战争，纪录则必有纪录者、必有纪录形式、必有要有所表达有所倾诉。这时，赋予战争纪录片的就不只是对应于记录性的史料功能了，我们说“银幕纪录战争”的“纪录”除了有“记录”的含义外，至少还包括“报道”、“宣传”和“审美”三个层面，即对应于传媒性的报道功能、对应于意识形态性的宣传功能以及对应于艺术性的审美功能。这就得先抛开战争纪录片而回到纪录片本身说起了。

电影与生俱来就有记录本性，而纪录片与生俱来具有纪录本性。这种纪录性其实含括了它的两个特性：传媒性和艺术性。

传媒性指纪录片通过对现实的纪录，总要传达出特定的具有客观现实性（与故事片不同）的信息，即报道功能。这与电视新闻相近，却各有特点。（如电视新闻要求信息的时效性——关注时事热点，而纪录片则要求信息的思想性——关注生命的生存状态）

纪录片的艺术性则要求纪录片以独特的纪录形式，在传达出特定现实信息的基础上，还要形成某种意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体现出审美价值。

纪录片从技术载体上可分为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正是因为它有着与电影和电视相对应的两种特性：传媒性和艺术性。从本质上讲，电影是一门艺术，而电视则是一种传媒；纪录片以纪录电影的形态作为电影的一个分支而诞生，艺术性追求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当纪录电影走到了穷途末路、电视传媒却迅然崛起的接口，电视纪录片的兴起则理所当然，传媒特性使它具备步入电视厅堂的资格。

但是不论是纪录电影还是电视纪录片，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一部，有一种外加的属性是纪录片不能不接受的：意识形态性。这在战争纪录片中无疑会体现得更加明显，甚至走向极端：战争的背后是政权，而通过宣传来维持国人意识形态与政府意志的相一致则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在战争中，纪录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威力无比，有政府在，战争纪录片在这一点上当然避无可避。

自从历史上纪录片与战争邂逅的那一天起，近百年来，历经了或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的无数场大小战役，诞生了良莠不齐褒贬不一的无数部战争纪录片，却总要在“传媒性——报道功能、意识形态性——宣传功能、艺术性——审美功能”三对范畴的混杂之间游荡徘徊。（这里不谈“记录性——史料功能）下面以史为线、截取功能之间的横断面对世界战争纪录片做粗浅的梳理与分析。

二、在宣传与审美之间

战争纪录片的宣传功能应该说是在吉加维尔托夫时代就已经有的，但还是隐而不言。到了视电影为讲坛的约翰格里尔逊那里，纪录片创作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府的宣传员，这是他们的第一身份，然后才是纪录片创作者，因为在格里尔逊眼里，“艺术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他本人虽与战争纪录片无大关联，可他的电影观念却对此后的战争纪录片创作者影响深远，政府似乎也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从此，纪录片真正踏上了政治化历程，战争纪录片尤其如此。

在德国，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严厉的行政方式控制了一切宣传手段。在这之后直至二战结束，纪录电影在德国彻底成为了一种宣传工具。前线送回的素材、鼓动性的音乐、情感泛滥的解说，配以地图、数据组成了影片的全部。如以瓦解英国为目标的《战火的洗礼》、宣扬德国战绩的《进攻波兰》、“揭露”犹太人虚伪本性的《永远的犹太人》等等。听听宣传者的声音，我们将能想象这段纪录片史的一切：

高高的天空，勇跃的太阳摇曳在东风里

我们冲向太阳，遥远的大地沉落在下方

战友啊战友！让女人们等一等吧

战友啊战友！命令已经下达，准备已经停当

战友啊战友！你们知道口号吧

前进，冲向敌土！前进，冲向敌土

让炸弹之雨降落在波兰人的国土上

——《战火的洗礼》解说片段

令人欣喜的是，由于跳过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控制而直接利用希特勒的力量，就在如此的德国竟诞生了一部宣传功能与审美功能同时达到顶峰并完美结合的佳作：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在宣传上，影片将希特勒刻画成德国人的上帝，鼓动了众多的民众、士兵跟随着希特勒进行了一场邪恶的战争。更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一部影片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的自制心丧失殆尽的情况反映得如此淋漓尽致，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没有撒谎，她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埃里克巴尔诺语）这不能不说是影片艺术上的胜利。影片通篇没有解说，而以人物同期声代替；在画面、音响等视听元素的设计上更是费尽心机，从而达成宣传与审美的完美双赢，这在纪录片史上是罕见的。

当然也绝非仅有，同样出色的还有稍晚英国的汉弗莱詹宁斯。在他的《最初的几天》、《战端开始》、《倾听英国的音乐》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其标志性的独特风格：冷静的观察视点，对于普通人性的捕捉，音乐音响的个性运用。在他的影片中极少解说、没有鼓动、没有极端的行为，有的只是一个个瞬间的生动纪录与组合，在朴素的平淡中他似乎在告诉所有的英国人在危难中应有的姿态，而英国人也在他的影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詹宁斯的纪录艺术不容质疑，而意识形态却隐于无形而更见功效。

相反，美国此时战争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却一览无疑，以弗兰克卡普拉的七部系列影片《我们为何而战》为典型代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开始积极参战，可入伍的士兵却对去作战的目的不甚明了，对战争的背景更是一无所知，甚至带着很强的种族主义偏见。于是在陆军部的直接指令下，卡普拉摄制了《我们为何而战》，可想而知它的诞生只为宣传。但由于创作者的苦心经营，影片并没有陷入呆板僵硬的宣传套路，也没有宣传惯例式的口号堆积。虽如许多宣传式战争纪录片一样，影片以“解说+画面”来构架全片，但请听，“要好生看看这三个家伙，记住他们的面孔，如果和他们遇到一起，就要毫不犹豫——”，解说生动而富有想象力；画面也不拘泥于任何时空限制，各国的资料都加以适当利用，甚至采用了很多战争故事片的镜头片段；还有卡普拉运用了很多迪斯尼制片厂制作的动画地图，给影片增添了不少生趣。

由此总总来看，历史上战争纪录片在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的谋和上是成功的。

三、在审美与报道之间

“在银幕上只映出一些真实的片段和真实的分隔的镜头是不够的，这些画面要在一个主题下贯穿起来，并使其整体也成为真实的。”（维尔托夫语）这就是维尔托夫的任务，也是他的纪录艺术。他将众多零散的素材以自己的剪辑逻辑进行重新组合，编成了《革命节》、《内战的历史》等纪录长片，这已经具有了审美与报道的双重意义。

而在二战的苏联，他的后来者们却在戏剧性上找到了战争纪录片审美与报道融和的新径。其中以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的《斯大林格勒》、罗曼卡尔曼的《战斗中的列宁格勒》以及弗拉基米尔舒申斯基的《前线的摄影师》最为成功。他们寻求的戏剧性是在深入战地各方的细心捕捉中获得的，是在遵循报道规则基础上的戏剧性，并不作假或人为。如《斯大林格勒》中德国陆军元帅的浑身泥污；如《战斗中的列宁格勒》中在拉多加湖，冰已在融化，可为了前线，载重汽车仍然在冰水中冒险前进；如《前线的摄影师》中摄影师的死亡场面。

与戏剧性有关的，在战争纪录片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利用故事片影像作为纪录片资料。这样做除非特别标明，否则是违背纪录片的报道规则的。但从其意图上看可分两种情况：

一是为影片的艺术性服务。如埃斯菲尔苏勃在她剪辑的《西班牙》中借用了故事片《西线无战事》的某些战斗场面，目的在于增强纪录片中的戏剧性生动性，也无造成任何的不真实后果，实也无可厚非。还有如前面提及的《我们为何而战》，影片虽属宣传品，但卡普拉本是好莱坞故事片导演，他用大量的故事片影像就其本意也是为影片的艺术性服务的。

一是为影片的意识形态性服务。如德国二战纪录片《永远的犹太人》竟截取了弗立茨朗的故事片《M》中的主人公——残杀幼童的犹太人罗尔的形象，试图证明犹太人的疯狂本能和堕落本性，这种近于无耻的做法则是人神共愤了。

其实现实本身就是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如此，而更何况是战争，要在战争纪录片中塑造戏剧性并不困难，苏联的纪录片前辈们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只要创作者有了这个意识，名正言顺本就可得，而不必取巧投机在非同族的故事片中去苦苦寻求。

四、在报道与宣传之间

战争纪录片伊始在吉加维尔托夫手中是以新闻片的形式存在的，这时处于苏联内有白军反扑外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涩的危困时期，维尔托夫及其同事们的任务是把红军艰苦奋战保家卫国的情况和精神传达给人民。战况的传达是报道，维尔托夫主编的《电影周报》的名字就极具传媒性；而他们将由各个战场送来的胶片通过剪辑组织起来，形成特定的意义（精神），从而达到团结鼓舞人民的效果的做法，虽属正义，却略有宣传的味道，维尔托夫及其“三人会议”创办的《电影真理报》这一名称也很生动地印证了维尔托夫报道式战争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

二战前的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纪录片也在这次战争中大获丰收：苏联人罗曼卡尔曼从战地发回的生动丰富的报道最终编成长纪录片《西班牙》，美国人赫伯特克林及匈牙利人凯萨卡尔帕合作拍摄了纪录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战场故事的《西班牙之心》，还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西班牙的土地》。这些片子的价值主要在于战况报道，当时虽在设备技术上远远不如今天，但创作者们的执着与生命换来的是今天的高技术设备都做不到的真实现场感。如伊文思在《西班牙的土地》中的一个村庄碰到了飞机轰炸，炸弹带着光与火从空中滑入村里，然后是一阵轰鸣，夹着不断的惨叫声，妇女们还没明白过来，亲人却已在硝烟中死去。这种残酷的现场感已是达到传媒报道的最高点，如此场景哪怕在今天凤凰卫视美伊战争特别节目《海湾最前线》的全天候现场直播中都看不到。

当这许多纪录佳作真实报道西班牙战况之时，美国人哈里邓纳姆在中国摄制了一部更具报道价值的纪录电影：《中国的反击》。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是中国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和必将统一中国的人；而关于当时已由星星之火逐渐燃成燎原之势的“朱毛红军”则只是略有传闻。由于的封锁阻挠，伊文思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时费尽心思地要揭开这个迷，却也一无所获。而在《中国的反击》中却出现了***本关键字已替换***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并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情况和主张。影片凭着独一无二的报道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于有了后来罗曼卡尔曼的系列报道纪录片《在中国》。

还有一部与中国有关的战争纪录片《上海》曾引起不小的争论，创作者是日本的龟井文夫。那是在抗战全面暴发上海沦陷后，当时日本政府的摄制本意是为宣传的，军队也尽力配合。而龟井文夫是当时日本电影俱乐部运动的成员之一，有自己很强的电影思维意识，并非如格里尔逊般的“宣传员”。他并没有把镜头直接对准战场，而是让军队的各级将官在摄影机前描述他们的战斗过程和胜利，然后不时地插入惨烈的战后画面、插入日军士兵的无数坟冢。这样，宣传的矛头掉转了方向，变主战为反战，从而变宣传为更有深度的报道。

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独有，1944年美国著名的故事片导演约翰休斯顿接到政府的指令，须以一部纪录片说明盟军没有很快占领意大利的原由。可他却在由此而摄制的《圣皮埃特罗战役》中将士兵们阵亡前录下的声音与阵亡后的尸体画面剪在一起，显出了明显的反战反宣传意识。当军方指责他时，他坦然自己的摄制目的是表达自己对无辜兵士的深切关怀。这种人文精神正是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具备的职业报道品质。

另外在二战后的越战中，也出现了很多这种以反意识形态、反宣传的方式进行战况报道的战争纪录片，如费利克斯格林的《北越的内幕》、约瑟夫斯特里克的《玛拉依的退伍军人们》以及彼得戴维斯的《五角大楼的生意》等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长达十几年的越战中除了以《我们为什么去越南》等纪录片进行正面战争宣传外，还从反面进行严厉的战况消息封锁，报喜不报忧，甚至禁止包括记者、纪录片创作者在内的美国人到南亚一带去。

政府的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甚至愚民政策最终无法湮没战争纪录片的报道品格，历史上遵循纪录报道规则、充分发挥纪录传媒性、甚至有意识地以纪实报道对抗宣传教化的战争纪录片作品的大量出现，正是对不当且过分夸大战争纪录片宣传功能的政府行为的拨乱反正。

其实，报道与宣传都是纪录片能作用的功能，并非不可兼容，更没有到非制之死地的地步。即使是标榜以娱乐为本职的好莱坞，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上也并没有丝毫松懈反而成其功于不知觉中，天衣无缝。虽纪录片极大不同于故事片，可也不至于就江郎才尽了。既然宣传不得不行，而报道绝不可弃，探索两者并存共融的途径，对于战争纪录片来说至关重要。

当然现在相对于二战越战是事过境迁大不一样了，这一命题似乎没有了意义。可虽说和平发展已是时代主题，而人欲却是无穷，真正完全的和平势是渺如梦中云烟了。战争不绝，则纪录必在进行，只是却改头换面以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等方式出现了。这一改许多问题会出现，可报道与宣传的大矛盾仍在，只是主体出现了分化：以前多数战争纪录片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摄制的，所以报道和教化的主体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可现在的情况是，媒体要报道，而政府要宣传。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8

在张艺谋、陈凯歌、巩俐、葛优以及众多中国电影新生代不断成为世界影坛的新闻话题的同时，来自台湾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和后来的《理智与情感》，来自香港的吴宇森在好莱坞先后导演了《终极标靶》、《断箭》、《变脸》和《碟中碟（2）》，陈冲与顾长卫合作拍摄了《纽约的秋天》，华人导演似乎已经进入了世界电影主流。200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评选年度10大优秀影片时，竟然同时有四部华人导演的电影榜上有名，在被传媒塑造为一个文化盛典的奥斯卡评奖中，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了10项提名4项大奖。华人俨然成为了新世纪世界电影文化的一道风景。

的确，中国元素是一道风景，在我们为世界电影中越来越醒目的东方元素而弹冠相庆的时候，我们也会意识到，对于这个由经济强权所支配的世界来说，中国更像是一个陌生的奇观、一个遥远的童话、一个离奇的故事，因而，《花木兰》其实是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故事，《卧虎藏龙》中的东方侠士和东方美女只不过是为看多了《007》与《终极警探》中那些肌肉发达、动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观众提供了新鲜快餐。

在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利用外国演员、外国导演和外国题材、外国人物来征服外国观众，一直卓有成效。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陆续吸收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优秀导演、明星，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演员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里·葆蔓等都来自欧洲，好莱坞还有许多导演、演员、甚至制片人来自东欧、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许多美国电影的题材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所有这些外来人和外来文化都经过好莱坞的商业改造，有时甚至是美国的政治改造，一方面为主流的美国电影带来异域情调和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同感和文化共鸣。90年代以来，不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这样的东方故事、题材纷纷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莱坞排斥的华人导演、演员、摄影师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创作主流电影。好莱坞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主流好莱坞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同时也利用这些电影人在原住国和地区的地位、影响、名声来获得华文化圈的认同。好莱坞以一种"世界电影"的形象为自己进入东方做了文化包装。

近年来，"好莱坞"兴起一种怀旧热、古典热，而时下这群怀旧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有着东西文化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导演们，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东方历史文化资源，又对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观影习惯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会在充满奇观的东方故事中，温柔、敦厚、神秘的东方文化在潜意识中给了他们一种母性和家园的感觉，所以好莱坞也开始借助"东方化"来实现西方人的"还乡"梦想。

其实，好莱坞的东方元素不过是被好莱坞化的东方。因而，东方元素在世界电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点缀。当然，也许在当今这个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的时候更是如此。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9

不过，他又绝对不是不性感，《春光乍现》里他有多少萎靡不振，就有多少缠绵低回，他的眼神和嘴唇带着鸿蒙初辟时的柔嫩和恍惚，说不清是男是女，但同时征服男人和女人。因此，他的肉体之美显得非常难以定义，他身上的淫荡显得很天真，他的不负责任显得如此天经地义，他的出现毫无疑问引起了偶像辨别和定义的新问题，尤其是他在最近几次演唱会里的易装而歌，卖弄的无限妖娆令传媒立即感到词汇的左右支绌。而问题的关键是，男人可以倾国倾城吗？

七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鲁道夫·范伦铁诺（RudolphValentino）在纽约的一家医院死于腹膜炎，这个世界因此痛失他／她的第一个情人。整个纽约歇斯底里，百老汇堪倍尔殡仪馆里人山人海，八万名男女涌向教堂跟他们的拉丁情人告别，另有几名年轻人自杀。这个过于美丽的男人在生前饱尝了流言之苦，记者和电台无休无止地问他的性取向，问他双性恋？同性恋？还是性无能？但是，他死了，大雨中的葬礼让整个纽约回不过神来，全世界的电台都在报道"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之死"。自然，范伦铁诺绝对不是英雄，也不是超凡脱俗或演技一流的明星，他在演《阿拉伯酋长》前，几乎什么都干过，包括打杂和舞男。但是，他死了，好莱坞想不到一个男人的美可以这么夺取人心，而且，他的美严重地威胁了好莱坞的明星打造方式，他不是硬汉，不是风流倜傥公子哥，即不是温情脉脉的家里男人，也不是众望所归的"大哥"，他逃逸了好莱坞给他定身度量的形象，"一会儿古色古香庄严肃穆，一会儿晶莹剔透美丽绝伦"，他的"不男不女"让好莱坞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让他和蛇一起拍照，为了彰显他的男人气概，可是他和蛇的合影显得如此缠绵悱恻，好莱坞束手无策了。不过，幸亏，他迅速地死了，31岁，范伦铁诺的死很快成了一则男人"倾国倾城"的教训。之后，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变得更加严厉，并且，这种严厉蔓延于全世界。但是张国荣叛变了，就像黑色的迈克·杰克逊要变色，张国荣开口说："我是个同性恋！"而且，他还要穿裙子，还要像女人那样唱歌。

虽然，这早已是一个信仰没落、颓迷喧嚣的时代，但是，男人的色相还是在秩序之外，而张国荣的脸和他的打扮无疑暴露了这个时代极其虚弱的一面：人容易在人的影像里迷失，人容易在别人的伤口里兴奋。张国荣的"自暴自弃"很容易像失血地带一样改变绷带的颜色，所以，传媒惊呼："不可以。"是啊，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妖艳这样惑众呢？否则，世界不就如张国荣在歌里唱的，到处"燃烧着野火"，燃烧着"连自己都已不敢去触摸"的火。很显然，这个孱弱的世界倒是很聪明地意识到了应该拒绝和张国荣"再玩"，因为他宣布了"疲惫奔波之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将我拦阻／我四处漫步／我肆无忌惮／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

一个世纪的缠绵：电影世界的同性恋歌

1919年8月14日

「与众不同」――第一部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在柏林上映。这确乎是惊世骇俗的手笔。之前，同性恋只有作为"罪恶"才偶尔获得被表现的资格，但是这部「与众不同」却毫不含糊地正面描写了同志恋情。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因此说："柏林是这个世界的性都"，他声称自己后来移居柏林更是因为"柏林意味着男孩"。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与众不同」一般是20分钟左右的片长，里面会出现马格努·黑费尔德（MagnusHirschfeld）的身影，他当时是声名赫赫的同性恋组织领袖。这部电影在柏林的大戏院阿波罗上映后，立即引起轰动，警方马上在维也纳、慕尼黑等地下了禁演令，一年后，在创下接连的票房记录后，该影片被全面禁映，除了"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医生和学医的可以看"，因此莫名其妙的，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地成了一个科教片。

其实，影片里的有些镜头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具有挑逗性：一群男女莫辨的人在舞厅里排成一列跳康加舞，一个叫保尔的看中了一个叫弗兰兹的，便把他带回家，一路上，他总试图去抚摸他的胸部。而且，因为扮演保尔的演员康拉德（ConradVeidt）实在有一种魔似的美，一种说不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魅力，让这个本来是控诉同性恋受社会虐待的影片带上了强烈的同性色情。所以，这部影片最后会令人觉得保尔的堕落和死亡都是因为他没有和原来的同性恋人柯特长相厮守，而纵容了自己泛滥的同性情欲。

「与众不同」中关键的一场戏是柯特和弗兰兹打架，保尔冲过来分开他们并和弗兰兹打起来。导演里察德（RichardOswald）非常高明地没有继续表现他们打架的近景，摄影机追踪着柯特脸上的表情，那种绝望和痛苦成了一个世纪的同性恋人的表情。

1923年12月12日

天才诗人雷蒙德·哈第盖（RaymondRadiguet）孤零零地死在巴黎的一间医院里，病因是伤寒。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导演考克多（JeanCocteau）闻讯痛不欲生，从此靠鸦片来麻醉记忆，他说自己"心是空了"。

哈第盖生于1903年，是巴黎一位商业艺术家的长子，十五岁就在巴黎被喻为"诗坛瑰宝"，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二十九岁的考克多。他们迅速为对方的魅力所俘获，相偕旅行，一起写作，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璀璨的时光，但同时也迅速地声名狼藉。哈第盖因为不愿让社交圈的人戏称他为"考克多夫人"，开始独来独往，并很快让鸦片和酗酒毁掉了健康。哈第盖死后，考克多在疗养院用了漫长的时光来恢复健康，此后，他拍摄了几部不朽的电影，包括「诗人的血」，「奥菲」和「奥菲遗言」，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常是一位孤独的、带着自恋（同性恋）倾向的男人，喜欢和镜子或镜子般的东西在一起；而藉此，考克多也创造了电影史上最令人心魂荡漾的一个镜头：主角奥菲向镜子伸出绝望的手，镜子开始波动起来，湖水般波动起来，奥菲的身体也轻盈起来，穿过镜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至于1963年的「奥菲遗言」则成了考克多的绝唱（画家毕卡索也在其中客串演出），之后，再也没有导演象他那样用一种遗世的超现实的美来表现男人在尘世外所唱的歌，而考克多影片中的男性也总是带着某种让同性恋男人怦然心动的气质和容貌。

1931年某个夜晚

第一部女同性恋电影问世。「穿制服的女孩」的故事背景是一所女校，里面的学生都是军官的女儿，恋情发生在学生玛努拉和老师弗劳蕾之间。玛努拉刚刚死了母亲，她象所有的同学一样崇拜老师弗劳蕾――因她是所有教师中唯一不相信棍棒教育的人。但是不久她们便彼此感到异样的吸引，虽然老师不愿承认这一点。一次，在学校的戏剧节上，玛努拉领衔主演了席勒的「唐·卡洛斯」并大获成功。在其后的庆祝会上，当所有的女孩都喝得有点醉晃晃时，玛努拉向弗劳蕾表白了她的爱情。但是不巧校长听到了炽烈的尾声，遂把玛努拉送进了医务室。但是，玛努拉却在校长和弗劳蕾谈话时，从医务室逃出来，爬到了学校楼梯井顶端，打算跳下去，这时，其他的同学和弗劳蕾都赶出来救她。而远处的校长只有一个人慢慢走向走廊的阴影处。

这部德国电影自上映开始，就好评如潮，票房颇佳，而且，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被禁，和第一部男同性恋电影的命运截然不同，虽然里面也有女孩一起沐浴的镜头，只是灯影斑驳，拍得非常抒情。不过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却是影片的真正高潮：弗劳蕾到宿舍去和女孩们说晚安，她在每个人的额头上吻一下，轮到玛努拉时，女孩很兴奋地勾住了老师的脖子，弗劳蕾轻轻地把她的手移开，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漫长特写中，弗劳蕾很不寻常地吻了玛努拉，吻在她的嘴上。所以，玛努拉才会在酒后大声表白："她给了我一个礼物，一件衬裙。我真幸福因为我确信，确信她在乎我、、、、、、"而扮演玛努拉的赫莎（HerthaThiele）自影片公映后，也源源不断地收到求爱信，有男人写来的，也有很多女人写来的。

表现女同性恋的电影在电影史上的命运一向比男同性恋影片好，而有女同性恋倾向的演员也常比男同性恋演员走运。象玛琳·黛德丽和梅·惠丝特这些女明星有时还能藉着身上的男性魅力而走红；但谁又知道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和洛克·赫德森是同性恋呢？

1947年12月3日

「欲望号街车」在纽约戏院公演，一夜沸腾。导演伊力·卡山（EliaKazan）因此写道："威廉斯和我之间有一种默契，那种属于同性恋世界的默契――一种幽闭的默契――把他放在与我特异身份同病相怜的处境。我们两个都活在正常社会以外的世界，美国的生活使我们俩变得特别反叛。"

他说的威廉斯就是美国最有名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ms）。威廉斯是著名的同性恋者，纵欲无度，但是在认识法兰克·梅格之后，却共同生活了十四年之久，直到1962年法兰克死于癌症。生离死别后的田纳西说"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随法兰克消逝了"。而介绍法兰克认识田纳西的美国作家图鲁门·卡波提（他本人也是同性恋者）说，田纳西就是他自己笔下的布朗许，即「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

「欲望号街车」是田纳西最好的作品，他自己表示，除了卡山外，他不接受任何人改编这个剧本。而卡山则一定要求好莱坞让当时藉藉无名的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do）来扮演男主角。这样，卡山给了白兰度20美元，让他搭火车去见田纳西；但是白兰度先把20美金化光了，改坐便车去，花了三天才见到田纳西。也许就是白兰度身上那种满不在乎的气质吸引了田纳西，也许是马龙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让田纳西很倾倒，反正，威廉斯对白兰度满意至极。而事实上，白兰度身上日后彰显出来的同性恋倾向确实成了「欲望号街车」成功的隐性要素。在戏中，男主角史丹利不但不同情女主角布朗许，反而相当粗暴地和旁观者一起嘲笑这个患有点神经质的女子。而布朗许在戏中的台词――不管你们是谁，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好心――被卡波提认为是"满腔悲哀，满腔情欲"，说出了田纳西自己的爱恨心酸。

1957年某个夏日

巴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开始为费里尼（Fellini）的「卡比利亚之夜」写罗马方言的对白，从此，他进入电影世界，留下了让世人惊呼不已的许多"可怕"电影，尤其是他的最后一部影片「索多玛120天」，至今还在禁映之列，被称为"电影史上最肮脏的影片"。这部片子的背景是二次大战纳粹占领期间，一伙穷奢尽欲的首脑人物网罗了一批少男少女，在一处隐秘的城堡里穷尽性的所有兽性和残酷，包括同性恋。因此，有影评人说"情色，在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夜」里是爱，在巴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中却是恨。"不过，巴索里尼的手笔非凡还在于，在性的激烈到达虚无和疲惫时，巴赫的音乐响起来，越来越响直至结尾，其特殊的惊心动魄处至此超越了美丑善恶的领域。

巴索里尼本人可能是意大利电影史上名声最坏的导演――同性恋、马克思主义者、流氓的辩护人、实验诗人和小说家，他长期是报刊丑闻的主人公，包括他的死亡：他路遇一个男孩，企图挑逗他，被拒绝，最后被杀，而且死状很惨。巴索里尼说他自己总是在最前卫的位置上，当时的一个影评人说："不管是巴索里尼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无法在他的时解他，那要等很久很久。"也许，至今，巴索里尼还在等。

1967年8月9日

英国剧作家乔·奥顿（JoeOrton）和他的同侣肯尼斯·侯利维尔（KennethHalliwell）被发现双双死在乔的书房。他们是在奥顿成名四年后互相殉情，并且死亡的方式几近恐怖：乔·奥顿让肯尼斯用铁锤在他头上连砍九下，侯利维尔随即用葡萄酒吞服了二十二片安眠药。当时，乔三十四岁，肯尼斯四十一岁。他们共同生活，一起写作了十五年，彼此穿对方的衣服，分享一切，包括死亡。

1970年英国出品的「消遣司隆先生」就是改编自乔的剧本。话说有一天，四十多岁的老处女凯斯瞄见身材修长的青年司隆先生倚在墓碑上晒太阳，这个肥胖的老处女便把这个金发俊男收留在家。此外，她家里还有一位同性恋的哥哥艾德和一个老朽的父亲。自然，中年的同性恋者艾德对鲜嫩的司隆很是爱不释手，让他当了家里的司机；而凯斯更是春风解冻般地恋上了司隆，并且怀了孕。家里的这一切颠鸾倒凤的景观终于让沉默了二十年的老父勃然大怒，他告诉儿子说司隆其实是个杀人凶手。老头子的这番话终于让他要了自己的命――司隆趁兄妹俩不在，把老头送上西天。不过，这个凶手的结局却是喜上加喜：兄妹俩把老爸的尸体放在厨房的餐桌上，答应大事化无，只要司隆答应和他们兄妹俩结婚！于是，艾德从老父的手中扯下圣经，先为凯斯和司隆证婚；接着，凯斯如法炮制，帮哥哥和自己的爱人再证一次婚。

乔的不少剧作如今都成了英国剧坛和影坛的精品，包括「赃物」和「领班见闻」，而且里面总少不了同性恋人物；这些人物往往没有家族伦理概念，但是因为他们对伦理的漠视带着点孩子般的天真，所以他们显得并不冷漠。而且因为剧作家自己是同道中人，所以他笔下的同性恋人物总是能获得剧情的庇护。比如「赃物」中的儿子侯尔，他母亲死后，棺材停放在旅店的客厅里，他就和他的同性恋男友设法把抢劫银行的赃款藏在亡母的棺材里，同时，母亲的尸体只好暂时被取出来委屈在运送食物的升降柜里。幽默帮同性恋的罪人承担了罪，所以乔·奥顿总能为他的人类开辟生路。

1979年3月8日

那天，法斯宾德（RainerWernerFassbinder）写到："我该改变我自己了。"这句话标志了一部最重要的同性恋电影的诞生：「葛海勒」（或译「雾港水手」Querelle），改变自让·热内1947的小说，不少大牌国际影星出演该片，包括布莱德·戴维斯和珍妮·摩露。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布来斯特的港口，那儿有家水手们热爱的酒吧，主人是Nono和他风情万种的歌手妻子。这个酒吧有个规则，去那儿喝酒的水手一定得和Nono赌一把，赢了可以嫖妓，输了就得让Nono玩。葛海勒和他的弟弟罗伯特一起来到酒吧，葛海勒故意地输给了Nono，让他玩了他，这是葛海勒第一次和男人做爱。他的弟弟看了很受不了，和哥哥打起来，警察过来劝开了他们，后来警察又和葛海勒有了性接触，这让暗恋葛海勒的船长嫉恨不已。但葛海勒此时又爱上了另一个水手吉尔，当吉尔杀了人后，葛海勒一边帮助恋人逃走，和他深情地吻别；一边却又告诉警察吉尔的去向。最后，影片结尾的时候，葛海勒和船长做了爱，和酒吧老板娘作了爱，而且，老板娘发现罗伯特并不真是葛海勒的弟弟。此时，葛海勒心里感到死亡不远了。

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就受到影评人的热烈欢呼。斯帝夫·杰肯斯（SteveJenkins）说「葛海勒」是"法斯宾德的房间，热内的布局，冯·斯登堡的灯光"。而此部影片和法斯宾德之前电影的最大不同在于：法斯宾德以前的同性恋常带有明显的社会、阶级和种族的痕迹，而「葛海勒」里的同性恋人们却只接受欲望的等级――玩水手的黑人Nono永远是强大的，船长因为爱葛海勒而变得非常弱小，所以葛海勒在输给Nono后说："我只给屁股，不接吻。"因为，接吻在同性恋的世界里意味着一种情感和爱，意味着你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接受。但是雾港很快让葛海勒迷失了自己，他后来既想送走吉尔，又最终去告了密的行为就表达了对吉尔的强烈爱欲――"留下来，永不消失！"

当「葛海勒」享尽声名时，法斯宾德却突然死亡，他的同性恋人汉瑞·拜厄（HarryBaer）不久亦自杀身亡。汉瑞是法斯宾德最心爱的演员，主演了他的「瘟神」，也许是他身上确凿的死神气息让法斯宾德眷恋不已，并在自己的电影中一再表现。

1986年4月15日

让·热内（JeanGenet）死了。同性恋电影世界里的旗手殒落了。这个早年生涯在感化院和监狱渡过的著名小偷、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一生孜孜不倦于同性恋实践，后来多亏西蒙·波夫娃和萨特等人的奔走才使他得以提前脱离囹圄。（女性主义者长期来倒是一直是庇护男同性恋的。）不过，如今"热内"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同性恋电影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绪，一个你一旦进入就无法离弃的世界。电影圈里有无数的伟大导演都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在向热内表示敬意，比如大岛渚就在他的名片「新宿小偷日记」里，让他的小偷去偷一本热内写的书。热内摄于1950年的「情歌爱曲」是同性恋电影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片长20多分钟，被禁于商业院线发行，即使是今天也只能在同性恋电影节这样的时刻才有可能看到，理由是"太艺术了，无法成为春宫片；或者是太春宫了，无法成为艺术。"「情歌爱曲」由四个交织的部分构成，毫不掩饰地歌颂了监狱里缤纷的男同性恋世界。影片开始，狱卒去监狱巡视，他看到有的犯人在手淫，有的在隔墙交谈。然后他走进了关突尼斯人的房间，解下皮带抽打他，可狱卒走后，突尼斯人却满足地笑了；狱卒从又回头，拿一把枪插入了突尼斯人的口中，但是没有扳动机关。然后，影片穿插了一段异常美丽的鲜花场景，在明暗变幻的灯火下，同性恋的做爱场景被渲染得有超凡脱俗的魅力。尤其是最后一段，突尼斯人和另一个杀人犯从监狱里出来，奔跑着，追逐着，把一朵花从你的嘴上传到他的唇间，宛如初恋一般。非常奇异的，热内用这种"罪恶般"的爱把"罪恶"本身变得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此刻的同性恋情，那种带罪的纯洁的确一点都不逊于维斯康蒂的「魂断威尼斯」之美。所以，当时著名的批评家巴蒂尔（GeorgesBataille）说「情歌爱曲」有一种"珠宝之美"，而世人是永无权力"为热内定罪"的。

1991年某日

管理世界论文范文篇10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