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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1:58

法律史论文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

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2.电视文化学研究

电视文化学的研究与电视美学的研究发展相近，随着电视艺术内容的不断发展，电视除了本体性之外，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当今多元化发展态势的状态下，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写的电视艺术蓝皮书，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010年12月出现首卷，随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专题报告中针对新文艺的内容，对飞天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以及全国电视文艺的章节，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了我国电视艺术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电视艺术类型研究作为电视艺术的代表类型，本文主要以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的研究现状为例对电视艺术的具体类型研究做简要概括。1958年《一口菜饼子》首次使用电视剧的概念，80年代中后期电视剧开始繁荣。1983年的《电视剧初探》已经对电视剧进行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剧的迅猛发展，电视剧创作对理论需求迫切，1987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学术研讨会”总结了我国电视剧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明确了电视剧演技方法和未来走向。后期，发表于《现代传播》上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电视剧的发展，丰富了电视剧理论格局，创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电视剧创作生态。电视剧的制作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论独播剧时代电视经营理论创新》（赵斌著），就对电视剧的生产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的视角也出现了题材的研究，如《老大的幸福：对幸福的阐释》（刘渊、钟呈祥）就对现实题材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

对于电视艺术的历史研究早而有之，1992年，赵玉明就作了《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仲呈祥、陈友军著）系统阐释了电视艺术的发展规律。视听传媒历史《视听传播史论》（李幸、欧慧玲著）、《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概论》（苗棣著）出现了对电视业务的研究。首先要考虑批判视角的选择性。张凤铸教授曾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指出批评的五个层次：感觉层次、感知层次、感悟层次、美学层次与哲学层次。其次要考虑批评方法的多样性，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西方传统批评模式：作者批评、理性批评、符号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二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批评方法，如文化研究批评、社会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

电视艺术实务研究

1.品牌化、技术产业化研究

随着中国电视逐渐进入买方市场，电视台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电视艺术实务的探索越发成为研究的重点。首先，在电视的品牌化战略方面：《电视品牌战略研究》（段鹏）对电视的品牌化运营进行了分析，《我国上星频道品牌现状及其发展研究》（何苏六、李宁著）提出了电视的品牌意识，《我国跨地域跨传媒发展研究》（徐舫州、张静滨、高阳）对卫视频道品牌与跨区域合作进行了分析，《优秀电视节目解析》对品牌化节目《艺术人生》《超级女声》进行解析。

2.电视体系、媒体融合研究

电视内部生态体系的良性健康运转对电视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电视体系的内部构造、运转方式，以及与其他媒体的融合都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999年提出制播分离开始，制播分离的改革与媒体间的融合就一直成为讨论的热点。《数字化时代媒体发展的格局》（熊澄宇著）就提出了“新旧并存”“功能互补”“边缘融合”“形态创新”的观点。《新媒体十论》（朱虹著）2010年提出建设性的十条意见，《三网融合话题带来的一些思考》（周新权著）阐述了三网融合状态下电视发展的新路径，《制播分离政策解读与产业模式分析》从制播分离出发探讨产业模式的规划。

问题及展望

1.研究方法问题

电视艺术的研究方法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电视艺术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在梳理过程中发现，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电视艺术的研究中并不常用。然而，在当代电视产品纷繁复杂、电视艺术类型遍地开花的开放性格局里，我们更应该综合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类型、同一类型不同时代等电视艺术产品进行分析。

2.类型研究问题

电视艺术的研究对从微观上电视节目的类型进行了具体化的研究，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对于主流电视节目类型如新闻、电视剧等研究比较重视，对于例如体育类电视分析如《中国体育的电视化生存之道》（李辉著）的论著就相对较少，因而依然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3.法律法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电视的发展需要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法规与政治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然而，在对电视艺术进行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研究者对于电视艺术的政策性解读、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关系等方面鲜少涉猎。尽管有所提及，也只是作为大的背景论述，并没有细化分析电视艺术与法律法规的相关性。

4.地域性问题

电视艺术研究的地域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果内容的地域差异性。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从国家层面上俯瞰电视艺术发展的格局，而对地方性的电视研究较少。二是研究人员的地域性。参与电视研究的学者大多在北京等城市，二级城市的研究成果就普遍减少。综上，地域性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不能掩盖电视艺术研究的丰硕成果，电视艺术研究的脚步也不会停止，我们期待电视艺术研究的发展向着更高、更广的方向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张玥.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现状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7(02).

[2]李寓.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现状分析[J].明日风尚,2017(06).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2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等方法的传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等都取得不少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不足方面言，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方法单一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其它学科一样，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950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解放前社会的战乱、动荡，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所以，我们称此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为继承恢复期。据统计，本时期，中国大陆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论文约有180篇，专著约有10部。此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这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此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建国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有的学者运用还属个别，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则逐渐被许多研究者采用，并进而成为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

本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这些著作虽各有长短，繁简不一，但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梁方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粮长的阶级分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粮长对人民的祸害。

此时期，中国通史较有代表性者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这些通史中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其次，重视具体政治制度的探讨是本时期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关于宗法制度，研究者主要从宗法制度的特征、性质及它与封建制度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宗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历史地位、价值及其经验教训。如金景芳的《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叶国庆的《试论西周宗法制封建关系的本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黄子通的《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童书业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和《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等。值得注意，对宗法制度的考察中阶级的观点非常明显，其立足点仍是分析中国社会性质。

关于科举制度，研究者探讨较多，也较为细致。探讨科举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官僚政治的角色特征、内在结构方式及其成败得失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期较有代表性者有：韩国磬的《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1959年8月26日《光明日报》）、李正中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等。其中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广征博引……述清代一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其通赡详明，为宫崎市定的《科举》（公元1946年）所不及”。（注：王德明：《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5页，中华书局，1984年。）

关于乡里制度，研究者主要集中探讨汉代“乡”、“里”、“亭”的性质和太平天国乡官制等问题。前者主要以王毓铨、蔡美彪等为代表，后者有代表性者有：张振kūn＠①的《太平天国的乡官》（《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王天奖的《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王恩沼的《乡举里选制和科举制是否为农民设置了一条上升的路径》（《新建设》1965年第4期）等。

关于文官制度，研究者着重考察中国古代官僚的选用、食禄、奖惩及其性质等。这方面的研究以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和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为代表。此外，还有谢忠梁的《两汉的食封制度》（《文史哲》1958年第3期）、陈仲安的《论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柳春藩的《关于汉代食封制度的性质问题》（《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等。

除了这些具体制度外，这一时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还有国家起源、历代官制、皇帝制度、外交制度、军事制度、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时期比较重视探讨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有20篇，专著约有5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为丽纯和商衍鎏等。这些论著以其史实的详尽、论证的细密受学术界重视。

当然，本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研究者水平的差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时有明显的生搬硬套、不求甚解倾向。有的研究者机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此意义上说，本时期有些研究论著和论文缺乏学术的深度和厚度。二是意识形态的痕迹明显。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切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本时期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传统研究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这又必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从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题目即可感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比较明显。三是多数研究者往往从“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史，这就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发展。换言之，建国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还没有确立其学科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我国台湾学者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也做出不少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论文约有50篇，研究著作数部。台湾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了较宏观的研究。这些学者在坚持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较多引用西方政治学原理、方法探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有的还站在中西政治文化和制度比较的角度审视中国历代政制的利弊得失。当然，本时期台湾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要者有三：一是研究领域比较偏狭，许多领域未能引起充分的重视。二是研究方法的偏执，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墨守成规，或对西方的研究方法过于崇拜。三是史料的运用往往比较狭窄。不少台湾学者所用的史料还停留在正史、政书上，较少利用家谱、档案、出土文献、方志、笔记等有价值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二、“”十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自1966至1976年间，这是中国大陆十年“”的动荡期。在这期间，中国学术事业遭到了严重冲击，政治学首当其冲成为最敏感的禁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仅有20多篇，无一部学术专著。就是这20多篇论文学术水准也不高。

此时期的论文有：黄晨敏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次复辟分封制的教训》（《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2期）、史明的《西周春秋时代“礼制”的演变和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考古》1974年第2期）、杜遒松的《从列鼎制度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考古》1976年第1期）、冯祖贻的《秦汉之际恢复分封制与实行郡县制的斗争》（1974年7月23日《贵州时报》）、马先醒的《封建、郡县之论争与演进》（《简牍学报》1975年第10期）、汤大民的《维护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事业——论西汉法家的削藩斗争》（1974年11月29日《新华日报》）等。论文题目明显可见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密切联系。

这一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论文约有50篇，论文集和学术专著有5部以上。就研究的范围看，研究者多注重断代政制探讨，尤其对清代政制的研究比较重视。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第一，关于中央政制的研究。如李宗侗的《清代中央政权形态的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第37期，上）、吴辑华的《明代制度史论丛》（论文集二册，学生书局1971年版）等。

第二，关于地方政制研究。如戴炎辉的《清代地方官制的组织及其实际运用》（上、中、下，《宪政时代》1975年第1卷第2期、1976年第1卷第3期和第4期）、李国祁的《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上）、林思显的《清代新疆州县制度之研究》（《人文学报》1976年第7期）等。

第三，关于司法制度。如陶希圣的《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食货月刊复刊》1971年第1卷第1—5期）、林咏荣的《唐清两代司法制度之比较》（《宪政时代》1976年第1卷第4期、第2卷第1期）等。

第四，关于文官制度。如傅宗懋的《清代文官缺分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0年第21期）、胡建国的《清代满汉任职文官之比较》（《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75年第15期）、缪全吉的《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等。

其它还有王寿南的《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正中书局1971年版）、庄吉发的《清代奏折制度》（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等。

综观此时期台湾学者的研究，体现了扎实、严谨的治学学风，其成就是对十年“”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落后状态的一种补充。当然，此时期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存有明显的不足，就是过于拘囿细部探讨而少宏观、系统的综合论述。三、8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学逐渐受到了重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是如此，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渐受青睐。有的学者这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既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注：白钢：《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88年1月6日。）在这种情势下，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在学术深度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仅就数量言，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论文约700篇，专著约60部，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为发展期。概括起来，本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突破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禁区，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研究者开始探讨专制主义、封建特权、世袭制等问题，其中以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探讨影响最大。研究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剖析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如白钢的《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顽固性》（《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孙文良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本质》（《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2期）、戴逸等的《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田昌武的《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与特征》（《南开学报》1981年第6期）等。

二是考察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李春棠的《略论我国封建专制及其经济基础》（《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谷方的《关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82年第1期）、杨希珍的《封建专制主义与小农经济》（《文史哲》1982年第2期）、赵方旗的《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文史哲》1982年第6期）、白钢的《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刘泽华和王连升的《关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与君主集权形成问题的商讨》（《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等。

三是探讨封建专制主义与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王超的《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王思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宦官专政》（1980年8月4日《人民日报》）、陈光中的《试论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崔春华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2期）、王兴亚的《论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等。

四是比较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异同。如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王正平的《论中国与英法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形成及其实质》（《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

应该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是此时期的重大收获，它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从中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工作者的探索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的真知灼见。但也应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仍含有某种“需要”，它是当时打倒“四人邦”后思想启蒙的一种反映。换言之，当走过“十年”浩劫的迷障，对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制度、思想和文化根源进行历史反思时，研究者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作为制度虽已解体，但作为思想却仍有严重的残余，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将其清除。基于这种“需要”，研究者就不可能不带有一些非学术的声音，从而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水准。对此，有的研究者概括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系统深入，不少论文声讨多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升华和科学上的规范。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从政治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著作尚不多见。”（注：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显然，如何恢复学术研究的地位，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术化、规范化得到加强，它逐渐确立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严格说来，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它往往被看成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不可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完善与深化。加之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所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知识普及。作为学科建设，在80年代中前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知识受到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以“史话”、“简说”、“漫话”、“琐谈”、“讲座”等文体形式发表系列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道成的《科举史话》（《文史知识》1983年第6—8、10—12期）、王字信等的《中国历代官制讲座》（《文史知识》1983—1986年）、行迈的《中国古代官制杂谈》（《中学历史》1981—1985年）。值得提及的是，左言东的《中国古代官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它作为《青年文史丛书》的一种，对中国古代官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此时期具有代表性。

二是研究中史料运用的规范性和广泛性。本世纪三四十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存在资料引用的随意性，研究不够规范。80年代，研究者比较注意引文的规范性和广泛性，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说服力和学术性。如在此时期的许多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中史料引注比较详尽，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得到较多使用。例如，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大量引用了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商代遗址、殷墟等地出土的史料，对档案史料也比较重视。

三是全面铺开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往研究者虽已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许多领域进行研究，但也还有许多领域未能涉及，本时期的研究属于全面、整体推进，各个朝代、各种制度都受到研究者关注。

在断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以往不受重视的朝代如先秦、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夏、金、元和民国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较大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对先秦和民国政治制度的研究。

就先秦政治制度研究来看，本时期借助一些考古发掘材料，研究取得明显进展：1，对夏商周国体与政体的研究有：日知的《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徐鸿修的《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石兴邦的《从考古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张秉南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以上论著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中国先秦时期国家的起源、形成、形态。对学术问题展开论争，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期学术研究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倾向。2，对先秦宗法制的探讨，代表性的论著有：杨英杰的《周代宗法制度辨说》（《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李则鸣的《殷商宗法制简议》（《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王兰仲的《试论春秋时代的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钱杭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3，对春秋战国时楚国政制的研究有：殷崇浩的《春秋楚县略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杨宽的《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左言东的《楚国宫制考》（《求索》1982年第1期）等，对楚国政制的重视主要与楚国文化的特殊性有关。

就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有：钱实甫的《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等。2，对晚清政制的探讨有所加强，尤其注重了对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如韦庆远等的《论谘议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李文海的《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等。3，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制度研究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这一时期，除了一些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或研究专著对根据地政治制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外，还出现了专门探讨根据地解放区政治制度的论文约20篇。

在专题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此时期也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尤以中国法律制度史的探讨最为突出。以往尤其是“”十年期间，法律制度史研究不受重视。到80年代，这一情况得到明显好转。仅就专著而言，此时期出版了十几部中国法律制度通史。如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晋藩等的《中国法制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晋藩的《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蒲坚的《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当然，这一时期的法制通史有“教材化”和体例类同的局限。另外，断代法制史也出现几本重要著作，它们是张国福的《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张希坡和韩延龙的《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整体研究的成绩非常显著，这具体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也曾出现几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而以后的几十年这一领域却被忽视了，到80年代，又出现十多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汉昌、林代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庆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从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通史均只写到清朝灭亡。

四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探讨更有深度。就广度而言，本时期研究在打通古今的同时，还注重以“世界性”眼光进行审视。如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有《夏商政治制度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西周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这样的专题，从中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就深度而言，本时期许多研究已不仅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表面，而是深入开拓，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仅以80年代对明、清督抚制度的探讨为例，就可看出此时期的学术高度和深度。在关于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者从成因、选任、考核、僚属、督抚关系、与地方建设的关系和影响等多方面探讨督抚制度的特殊性、复杂性及价值意义。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3

这两次演讲1试图重新探讨两个相互联系的关于政治自由的主张，从当前最为盛行的关于自由概念的争论来看，它们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或者纯粹就是混淆视听的，因而很容易被忽视。如我刚才所言，我想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当前最为盛行的关于自由概念争论中的立场。我认为如下情况已成为事实，即在分析哲学家们最近关于自由概念的讨论中，有一个结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认同。这一结论可以用最先由杰里米•边沁

引入论证、最近又因以赛亚•伯林而闻名于世的公式（formula）加以完美的表达。2这一公式指出政治自由在本质上是一个消极的概念，也就是说，自由的存在是以其他事物的阙如为标志的，尤其是一些强制因素的阙如——这些强制因素阻碍了行为主体，使之不能追求他或她已经选定的目标，不能追求不同的选择，或者至少说不能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3霍布斯在《利维坦》“论臣民的自由”（OftheLibertyofSubjects）一章中留给后世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至今仍然被频繁援引。他一开始就明快地向我们断言：“自由（libertyorfreedom）[恰当地说]就意味着其对立面的阙如”，舍此之外，别无它义。4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更加自信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显然，自由就在于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做什么或避免做什么。这一点不容否认。”5在当代的分析哲学家那里，这一基本的论断通常被分解为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的构成在许多情况下都反映了杰拉尔德•麦克勒姆（GeraldMacCallum）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经典论文的影响。6第一个命题声称，只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思考政治自由的方式，即将这一概念消极地视为人们在追寻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外部障碍的阙如。7另一个命题则声称，所有关于消极自由的言论反过来都可以——尽管形式不一——化简为关于行为主体（agents）、限制（constraints）和目标（ends）这三者之间具体关系的探讨。因此，所有关于自由的争论实际上无非是围绕这样几个问题展开的：谁是自由的主体？什么是对自由的限制？只有当一个行为主体可以做什么、是什么或者成为什么（或不是什么、不能成为什么）时才能说他是自由的？8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关于政治自由的两种主张上来，按照上述假定，它们很容易被指斥为混淆视听。第一种主张把自由与自治（self-government）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把个人自由观念与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观念以一种表面上看似自相矛盾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个论题——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最近所表述的——是指我们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规范形式，并且包含了真正自治的社会中”才是自由的。9如果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那么我们必须尽可能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公共服务的生活，因而也就是投身于最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所必需之公民美德（civicvirtues）的培养。简而言之，我们要获得最充分的自由首先就必须意识到，只有某些终极的目的才是值得我们合理加以追求的。10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论题则声称我们也许不得不被强迫自由，从而以一种更加显著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将个人自由观念与强制和强迫观念联系起来。构成这种进一步论证的假设是，我们有时可能会忘记——或者可能根本就没有懂得——公共责任的履行对于我们维护自己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自由确实取决于服务以及我们培养公民美德的意愿，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被强制实现美德，并被迫支持一种自由，而如果放任自流的话，我们可能会破坏这种自由。

二

在当代论述自由的理论家对这些论证的批评中，我们有必要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一种我将在这一部分中予以说明，而另一种我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中加以讨论。最有力的反驳认为，既然只有对自由的消极分析才是前后一致的，既然我解析出来的两个命题同任何这样的分析都是不相容的，那么，它们就无法对社会自由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我们发现，霍布斯在《利维坦》论述自由的极为著名的章节中，对社会自由和公共服务之间的确定联系就采用了这种观点。霍布斯不无嘲讽地告诉我们，路加人（Lucchese）“今天仍然在路加城的塔楼上以大字特书‘自由’二字”，尽管事实上其小型共和国的宪法对他们的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提出了非常繁重的要求。11在霍布斯看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自由仅仅意味着干涉之阙如，因此，很明显，我们社会自由的最大化必定取决于我们“免于国家服务（theserviceofthecommonwealth）”之领域的能力最大化。12因此，他认为，路加人在公共服务沉重不堪的情况下还声称自己是自由的，这显然是荒谬的。霍布斯当代的追随者通常持相同的观点，比如，奥本海姆在他最近的著作《政治概念》中就指出，将自由视为“政治过程中的参与”纯粹就是在制造混乱。13自由的前提是不存在任何诸如此类的义务或强迫，因此，这种“所谓的参与自由与任何意义上的自由都是不相干的”。14我们发现，同样的论证方式甚至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我所考虑的另一个主张中，即：我们的自由也许只能是被强制的结果。例如，不妨考虑一下拉斐尔（Raphale）在其《政治哲学问题》一书中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只是简单地重申这样一个命题：“当我们谈到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之有无时，我们总是指行动的自由或社会自由，即不存在人为的限制或强制，包括国家的强制在内。”15因此，“国家的强制可以使一个人更加自由”的观点不仅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而且它还是一个将两个全然对立的概念——自由与强制——令人困惑地组合在一起的“奇特观点”。16奥本海姆同样断言：既然自由就在于强制之阙如，那么认为有些人可以“被强迫自由”的观点说的根本就不是自由，而是“其反面”。17我们对这第一种批评方式有何感想呢？这一批评的极致就像奥本海姆所说的，我分解出的两个命题“与任何意义上的自由都是不相干的”。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就是因为我们过于欣然地摒弃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考社会自由的传统了，这一传统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我将对此简要地加以陈述。我所说的这一传统源自于古希腊的道德思想，依存于两个独特的影响深远的前提。第一个前提产生于各种连续的自然主义伦理体系，它声称我们是带有某些特定人类目的的道德人。第二个前提后来特别得到经院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它进一步指出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naturalesocialeetpoliticum），因此，我们的目的在本质上必然与人类的社会性相适应。18由这些假设推衍出的人类自由观显然是“积极的”。按照上述观点，只有当我们真正地从事那些最有益于幸福[eudaimonia]或“人类繁荣”（humanflourishing）的活动，我们才能够被认为是拥有完全的或真正的自由，才可能因此而被认为是包含了最深刻的人类目的。我并不想为这些前提的真理性做出辩护，我只是想强调上述观点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这些前提得以成立，那么从中将会顺理成章地产生一种前后一致的积极自由理论。这对我当前的争论有两层重要的含义。首先，迄今为止我所考查的消极自由理论家们提出的基本主张看来是错误的。他们论证说，所有前后一致的自由理论都必须具有一种确定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但是我刚才所陈述的社会自由理论——如果我们认可其前提的话，它也是前后高度一致的——却具有一种极为不同的形态。19这种对比很容易得到说明。麦克勒姆及其众多追随者坚持用以分析一切关于社会自由之主张的框架认为，一个行为主体之自由的充分条件是他或她能够不受任何强制地进行某些特殊的选择，或者至少说，能够不受强制地在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用查尔斯•泰勒最近所使用的术语来说，自由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机会性概念（opportunityconcept）。20只要我拥有行动的机会——不管我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我都是自由的。相反，我刚才所介绍的积极理论则把他或她能够真正追求某些终极的目的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充分地或真正地享有自由的必要条件。再次援引泰勒的术语说，自由不是一个机会概念而是一个运用性概念（exerciseconcept）。21只有当我能够实际上践行我的能力，并追求那些有利于实现我最独特之人类目的的目标时，我才拥有最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这种积极分析的另一层含义对我当前的论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根据迄今我所考查的消极理论，我一开始解析出的两种悖论轻而易举地就被当作错误的自由概念而摒弃。22实际上，根据其中的某些理论，它们远比误解更加糟糕：它们是“显明的诡辩”（patentsophisms），实际上是出于险恶的意识形态目的而将社会自由偷换成“与之截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如果不是其反面的话”。23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产生于自然主义论题的积极自由观是前后高度一致的，我们必然就会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对这两个悖论加以审视。首先，不再存在不证自明的理由来非难捍卫这两种主张的人的动机。24对“人类繁荣”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自由观的信念，产生于更深层次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它的出现是为了试图回答道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道德是否是理性的。它提供的答案是——道德事实上是理性的，原因就在于道德对我们是有利的，反过来说，在于我们是带有某些规范性目的的道德主体，这些目的来自于我们的本性。我们也许会声称这种人性理论是错误的，但我们却无法声称我们先验地（apriori）知道它在原则上从来就没有被真诚地信奉过。如果我们回到我刚才阐述的这种特殊形式的托马斯主义（Thomist）和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Aristoteliannaturalism）上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一论证再向前推进一步。假如为了论证的需要，我们接受了它的两个特殊前提——不仅人性包含了某些道德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样的话，我一开始所解析的两种悖论就不但不再是混淆视听的，而且将是非常合理的。首先考虑自由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固定联系。我们假定人性有一种本质，而且它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那么，这将得出一个几乎确定无疑的结论，即如果我们希望实现自己的本性，从而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建立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体（politicalassociation），并且需要我们为之服务为之保全。至于需要我们维护的联合体形式当然是这样的：在这种联合体中，我们成为真实自我的自由（freedomtobeourtrueselves）能够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最后考虑一下把这种自由观念与强制联系起来的悖论。如果我们需要服务于某种类型的社会以最充分地实现自我，我们当然会想到，实现我们的真实本性以及我们最完全的自由所应尽的责任与我们的直接利益（apparentinterest）之间可能产生的张力。然而，在这些情形中，我们虽然可能会发现它是令人烦恼的，但我们却不能视之为自相矛盾的——如果我们能铭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如下告诫：如果有人“把自己对公共事业所负的义务看作是一种无偿的贡献，而抛弃义务之为害于别人会远远小于因履行义务所加给自己的负担”，那么他必将被“强迫自由”，强制他享有自由，否则他将堕入被奴役的状态。

三

25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另外一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关于自由的两个悖论常常被摒弃。我将要探讨的这些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前后一致的思考政治自由的方式肯定不止一种。为了同伯林在其经典文章中所用的公式保持一致，他们有时甚至暗示不只存在一种前后一致的自由概念。26因此，他们有时公开地承认，也许存在多种自由理论，在这些理论中我所指出的悖论将不再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像伯林自己所强调的，有几种“积极的”自由理论——宗教自由以及政治自由——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如若想实现最充分或最真实的自由，人们可能不得不“通过某些自我提升（self-improving）的方式，强制自己采取行动”。27因此，当这些作者对我所考虑的两个悖论表示怀疑时，他们的论旨并不在于这些悖论无法包容于一个前后一致的自由理论之中，而在于它们无法包容于任何一种前后一致的消极自由理论——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由本身等同于个人实现既定目标的障碍之阙如的理论——之中。这似乎也是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要表达的观点。伯林在引用克兰麦的警句“服务便是完美的自由”（whoseserviceisperceptfreedom）时指出，这种理想——或许还应该加上以它的名义带来的强迫性要求——可以令人信服地成为一种自由理论的一部分，而它“并没有使‘自由’一词变得毫无意义”。正如他进一步指出的，他反对的仅仅是，所有这些与约翰•S.密尔等人理解的消极自由观“没有多大关系”。28可以说，在“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这篇文章中，查尔斯•泰勒从相反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论证说，仅仅因为自由不是一个单纯的机会概念，就需要我们正视我分解出的两个悖论，追问我们的自由是否“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才可以实现”，以及它是否会要求我们“为以自由的名义实施残酷的极权主义压迫辩护”。29事实上，泰勒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消极自由观陷入困境的最终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这样一种对自由的理解，这些令人头疼不已但又无法避免的问题将不复存在。30我们如何看待这第二种论证方式？这种论证方式的极端形式认为，我所思考的这两个悖论——不管其他人对它们怎么说——与任何一种一般的消极自由理论都是格格不入的。在我看来，这一结论忽视了另一种思考社会自由的完整传统，这一思想传统在我的论证中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需要我加以阐释。我考虑的这一传统就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31在最近的哲学争论中，共和主义对政治生活的看法所产生的社会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这一传统却非常值得我们重新加以审视，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可以向我们表明，我分解出的两个悖论实际上能够包含在一个一般的消极自由理论之中。现在，我就转向对这一传统的考查，当然这只能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和过于简略的方式进行。32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关于政治自由的探讨通常被置于对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freestate）中意味着什么的分析之中。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罗马的道德哲学，尤其是诸如李维（Livy）、萨卢斯特（Sallust）以及最重要的——西塞罗等作家，他们对注定要灭亡的罗马共和国怀有无限的敬仰。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他们的论证方式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得以承传，它们被用来捍卫城市共和国的传统自由，反对日益兴起的君主（signori）专制和教会的世俗权力。在其形成阶段，许多理论家都支持共和主义的事业，但其中最伟大的莫过于著述了关于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李维史论》（Discorsi）一书的马基雅维里。其后，受到马基雅维里的影响，詹姆斯•哈林顿（JamesHarrington）、约翰•弥尔顿和其他一些英国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国家”的建立进行了类似的辩护，以此挑战17世纪中叶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再往后，在18世纪法国专制主义的反对者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这再次得益于马基雅维里的灵感，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关于共和主义美德的论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被滔滔而来的契约论政治思想的浪潮所淹没。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古典共和主义的全盛时期，我们就需要相应地回到个人权利观念还没有取得其一枝独秀且长盛不衰之地位的时期。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同时也需要重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们倍加关注的罗马共和主义作家。因此，我对共和主义自由理想蓝图的描绘主要来自于这些源头，而马基雅维里的《李维史论》——或许它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引人注目的论述——将是我主要的征引对象。

四

33我已经说过，古典共和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尼德汉姆（Nedham）描述的一个响亮的标题“一个自由国家的优越性”（theexcellencyofafreestate）的赞美。因此，我们最好从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入手：当他们在断言整个共同体的自由时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回想起这些作家在使用政治机体（bodypolitic）这一隐喻时那种再严肃不过的态度便可以得到答案。同自然机体一样，当且仅当一个政治机体不受外部的强制时，才能够被认为是自由的。就像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国家就是在追求自己既定的目标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行动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公民的意志——即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可以选择并决定任何目标，这些目标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正如马基雅维里在其《李维史论》的开头所指出的，自由的国家就是那些“摆脱一切外部奴役，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的国家。34在这些理论家看来，我们作为自由国家的成员，只能保证享有两种主要的好处。首先是公民的伟大和富足，萨卢斯特在他的《喀提林阴谋》（catiline，7.1）中写道，罗马只有在推翻了国王的暴政之后才变得伟大；后来的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拥护者们对这种情感保持着持久的共鸣。比如说，马基雅维里就坚持认为：“很容易理解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们的情感，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建立自由国家，否则城邦无论是在权力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都无法取得发展”。35然而，只有自由国家才能信心十足地为其公民提供另外一种甚至更为重要的馈赠，那就是个人自由（personalliberty）。按照通常的理解，个人自由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免除任何因素的强制（尤其是对那些摆脱了人身依附与奴役的人来说），由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既定的目标。正如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第二卷开始部分的极为重要的段落中所强调的，公民个人只有“生活在自由的国家中”，才能够希望“不必害怕自己的财产被剥夺；知道自己不仅生而就是一个自由的公民而非奴隶，而且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共同体的领导者”。3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经院主义政治哲学中盛行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幸福（eudaimonia）的假设不同，我所谈及的作家从来就没有认为，为了充分地或真正地拥有我们的自由，我们需要实现某些特殊的目标。相反，他们强调，不同的阶层总是有其各自不同的倾向，因此他们珍惜自由是将其视为实现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就像马基雅维里所解释的，一些人认为追求名誉、荣耀和权力是十分有价值的，“他们追求自由是为了能够支配他人”；37但是，另外一些人却仅仅希望别人不要干涉自己的事务，以便安享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自由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追求自由是为了能够安全地生活”。38简而言之，自由就在于我们能够不受限制地追求我们可能为自己确定的任何目标。那么，我们希望如何建立并维持一个自由的国家，以此来捍卫我们的个人自由而不致于沦为被奴役状态呢？显然，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我所谈及的这些作家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主张——这一主张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论证说，从本质上说必须是李维、萨卢斯特、西塞罗他们所描述和赞美的共和国（respublica）。然而，我们在确定共和国的含义时需要多加小心，因为认为他们想到的必然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当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家谈到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描绘一种宪政设计：在这种宪政设计中，我们可以合理地声称res（政府）真实地反映了publica（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意志，并促进了它的利益（good）。因此，一个共和国是否必须采取自治共和政体（self-governmentrepublic）的形式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定义问题——就像其现代用法那样，而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探究和争论的问题。当然，我所征引的大部分作家确实对如下的可能性仍然表示怀疑，即个人甚或统治阶级能够无私地将普遍意志等同于自己的意志，从而始终如一地采取行动以促进共同体的利益。因此他们一般都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共和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与任何形式的王公统治或君主统治相对立的共和政体。因此，我现在正在考查的这一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自治的共和国是惟一这样一种政制：只有在这种政制中，共同体才能在保障其公民个人自由的同时获得强大。这是马基雅维里经常的观点，也是哈林顿一贯的观点，而弥尔顿最终也接受了这种观点。39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亟需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并有效地运转。因为事实证明，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我所考查的这些作家都用一个单词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他们回答说，只有当其公民培养出一种关键性的品质之后，一个自治的共和国才能得以存在：这种品质西塞罗称之为virtus，后来的意大利理论家称之为virtù，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则将其译为公民美德（civicvirtue）或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这一术语用以指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最需要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我们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commongood），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共同体的强大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那么，这些能力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拥有保卫我们的共同体不受外部敌人征服和奴役的勇气与决心。同自然机体一样，政治机体如果委托他人来保卫自己，那么它就是无谓地将自己置于丧失自由乃至生命的境地。因为不能指望其他人会像我们自己一样关心我们的生命和自由；而且，一旦我们被征服，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只能服务于新主子的目的而不能追求我们自己的目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必须自愿地培养一种战争的美德（martialvirtues），并使这种美德自愿地服务于我们的共同体，这对于维护我们的个人自由和祖国的独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40我们还需要拥有足够的审慎和其他的公民品质以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同自然机体一样，如果允许一个政治机体的政治决策由其本身所有成员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来决定，那么它都是在做无谓的冒险，这将使其行为背离共同体自身的目标，而偏向那些控制了该共同体的人的目标。因此可以断言，为了避免这样的奴役，从而确保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培养政治美德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一种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的生活。41然而，就像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家乐于承认的，这种积极的公民观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卫我们共同体的勇气和参与政府管理的审慎，但是没有人能够一以贯之地保持这些基本的美德。恰恰相反，就像马基雅维里一再强调的，我们总是不情愿地培养那些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品质。相反，我们更容易变得“腐化”（corrupt），共和主义理论家们习惯于用“腐化”这一特有的术语来描述我们的这样一种自然倾向——一旦共同体的要求与我们自己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往往取后者而弃前者。42因此，腐化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或者说没有能够领会——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的、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希望在政治社会中尽可能地享有自由，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做品德高尚的公民，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之上。简而言之，腐化就是理性的一种失败，即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自由取决于一种美德的生活和公共服务的生活。所以，遗忘或误解这一重大实践推理（practicalreasoning）——这是我们的习惯性倾向——的结果就是，我们总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诚如马基雅维里所言，就在我们认为扩大了自己自由的同时，实际上却在高呼“堕落万岁”（Longliveourownruin）。43相应地，被共和主义作家视为治国之道最深刻的问题，却被最近的自由理论家看作是不得要领的。当代的社会自由理论，根据“背景”权利（backgroundrights）来分析个人自由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学说（thedoctrineoftheinvisiblehand）。我们得到保证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追求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其结果实际上就是整个共同体的最大利益。44然而，从共和主义传统的立场来看，这不过是描述腐化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只有克服这一点，才被认为是实现我们个人自由最大化的必要条件。相应地，对共和主义作家而言，最深刻、最麻烦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才能说服天生具有利己倾向的公民采取合乎美德的行动以实现某种自由的最大化；而一旦听之任之，这种自由不可避免地就会消失？答案乍听起来似乎耳熟能详：共和主义作家对法律的强制力量极为信任。例如，马基雅维里在其《李维史论》第一卷分析罗马共和国宪法的过程中，精辟地指出了这一点：“饥谨和贫穷使人勤勉”，他断言，“而法律使人良善”。45然而，共和主义作家对于法律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却与我们更为熟悉的契约论政治思想对它的说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例如，在霍布斯或洛克看来，法律在本质上就通过强制他人来保护我们的自由。法律阻止他人干涉我公认的权利，帮助我在自己的周围划出一个不容他人侵犯的界限；与此同时，法律通过同样的办法阻止我去干涉他人的自由。相反，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的理论家而言，法律不仅仅通过强制他人的办法，而且还通过直接强制我们每个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办法来保护我们的自由。也就是说，法律也被用来强制我们摆脱习惯性的利己行为模式，充分履行我们的公民义务，以此确保我们个人自由赖以为基础的自由国家本身能够免受奴役。古典共和主义作家为法律所带来的强制的辩护，也与我们在契约论思想甚或古典功利主义思想中发现的辩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霍布斯或洛克看来，我们的自由是一种自然占有物（possession），是我们的一项财产。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只有在如下的情形中才能得到辩护：如果法律被废止，那么实际的后果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我们享受现有自由之安全的减少。然而，在马基雅维里这样的作家看来，法律的正当理由与保护个人权利无关，个人权利这一观念在《李维史论》中根本就没有出现。实施法律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由国家的制度而强制人们采取某种行动，法律创造并保护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而一旦丧失了这种自由，人们将迅速陷入绝对受奴役的境地。最后，我们可能要问，当共和主义的作家谈到通过法律强制天然利己的个人勇敢地捍卫并审慎地管理他们的共同体时，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什么机制。马基雅维里在他的《李维史论》第一卷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建议，这两条建议都源自于李维对共和罗马的诠释。他首先考虑的是，当罗马人民陷入派系冲突的时候，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审慎地为公共利益立法。46他发现事实的关键在于，在共和主义的宪法之下，罗马人有两个议会，它们分别由贵族和平民所控制，任何提案要想成为法律都必须取得两个议会的一致同意。每一个议会自然都倾向于提出仅仅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议案，但它们都将受到另外一个议会的抵制而无法强制成为法律。最终的结果就是，只有那些超越了局部利益的提案才能得到通过。因此，与宪法相关的法律始终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所以，法律恰当地维护了我们的自由；反之，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力量，我们将很快丧失这种自由，并陷于暴政和奴役的境地。马基雅维里也考虑了罗马人使其公民军（citizen-armies）在抵制外敌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得如此英勇的原因，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宗教法。47罗马人认为，要让利己的个人甘冒生命危险来捍卫他们共同体的自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发誓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国家。这将使他们惧怕临阵脱逃甚于惧怕战斗：如果他们英勇战斗也许会冒生命危险；但如果他们临阵脱逃——因而也就违背了他们的神圣誓言——将会触怒神而招致更加不幸的命运。结果就是，即使他们心存恐惧也会坚守阵地。这样，他们的法律又一次强迫他们自由；当他们自我保存的天然本能将导致他们陷于失败而遭受奴役的时候，法律就会强迫他们捍卫自己的自由。

五

至此，我希望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自由理论的这一考查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共和主义的作家们显然已经意识到我开始时所指出的两个悖论。他们当然把社会自由与自治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把个人自由观念与无私的公共服务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无疑也强调了我们可能不得不被迫培养公民美德；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享有的个人自由或许通常只是强制和约束的产物。另一方面，共和主义的作家们

从来就没有诉诸一种“积极”的社会自由观。也就是说，他们从未论证说，我们是具有某些终极目的的道德存在，因而唯有当这些目的得以实现时，我们才能最充分地享有自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持有一种纯粹的消极自由观，即自由就在于不受限制地实现我们既定的目标。而且，他们断言，对这些目标的具体规定必然会违反人类欲望和目的内在的多样性。同样，他们也没有借助我们必须理性地选择目标这一主张来为强迫人们自由的思想辩护。也就是说，他们从未认为，无论我们内心的愿望如何，总有一些特定的行为在客观上是理性的，需要我们去履行。按照他们的分析，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我们履行某些行为，即使我们——甚至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想这么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理性地选择这些目标是必要的。48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在采取行动以支持我们自己的自由过程中，我们需要探究的实践推理之链对具有腐化倾向的公民来说是如此复杂、如此令人生厌，以致于我们在论证中很容易误入歧途。结果导致，我们常常——甚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能认识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践履一些行为，以实现我们真正渴望达到的目标。考虑到共和主义自由理论的这一特征，我首要的结论就是，如下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即我所考查的两个悖论不能被包容于一个一般的对政治自由的消极分析之中。49然而，如果我刚才做出的简要概括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在论证的后面部分将得出一个进一步的推论，并希望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这一推论就是，我们所继承的政治理论传统，似乎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但都是自足的思考自由的方式，它们关注的都是，为了实现我们消极自由的最大化，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才是最理性的。最近，人们一再强调认真对待权利的重要性，它似乎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可能只存在一种思考上述问题的方式。我们必须首先寻求在我们的周围树立权利的界限，并将其作为“王牌（trumps），坚持权利对于任何社会义务要求的优先性。50接着，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扩大这一范围，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最大限度的免于干涉与最低限度的社会生活要求相协调”51的状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所论证的——我们才有希望尽可能地扩大我们自由选择和行动的范围。然而，如果我们重新回顾共和主义的理论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我们如此熟稔的信念将遇到重大的挑战。坚持以权利作为王牌，在他们看来，无疑是认可我们作为公民的腐化；它还意味着一种非理性的自我毁灭形式。相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的义务，不应该试图逃避任何超乎“社会生活最低限度要求”之外的事务，我们必须力求尽可能全心全意地履行我们的公共责任。这才是确保我们行将放弃之自由的惟一途径，而政治的理性就在于承认这一点。

六

我的论证即将结束，剩下的惟一任务就是说明这一论证的意义。当代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所谓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形式的自由主义，正在试图把除了自利和个人权利之外的其他概念统统地扫出公共舞台。那些反对这种贫乏状态的伦理学家——诸如汉娜•阿伦特以及晚近的查尔斯•泰勒、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sdairMcIntyre）等人52——一般都认为，惟一的替代方案就是采取一个“运用性的”自由概念，或者通过某些尚待进一步阐释的方式以寻求重返城邦之源（thewombofthepolis）。我试图证明，这种二分法——要么是一种权利理论要么是一种“运用性的”自由理论——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希望恢复一种不仅仅基于公正程序而且基于共同意义和公共目的之政治观的话，那种认定健康的公共生活必须建立在一种幸福（eduaimonia）观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观点决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它同时也向我们揭示如下的理论可能是中肯的，这种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扩大自己的个人自由，我们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相反，我们必须自己掌握政治舞台。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仅仅是一种反现代主义的乡愁。限于当今政府在技术上的错综复杂和不可避免的秘密，在当代任何民主国家，我们想积极有效的控制政治过程都是不现实的。但这种反对的观点提得过于粗率了。公共生活中有许多领域缺少对实际执行过程的直接控制，在这些领域里，更多的公共参与完全可以提高我们所谓的（soidisunt）代表的责任感。即使上述反对意见是成立的，它也错过了问题的关键。我之所以要对共和主义的政治观重新加以审视，并不是因为它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政府将因为实行民治（bythepeople）而实现民享（forthepeople）——这仍然需要我们去努力；而仅仅是因为它传达了这样一个警告——尽管它可能过于悲观，但却不容我们忽视：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义务置于我们的权利之上，否则我们必定会发现我们的权利本身将遭到破坏。注释：

本文由作者于1984年10月24日和25日在哈佛大学“坦纳人类价值讲座”发表的两篇演讲整理而成，原题为“TheParadoxesofPoliticalLiberty”，译自《坦纳人类价值演讲集•第7集》（TheTannerLecturesonHumanValue，vol.VII，editedbyS.McMurrin，SaltLakeCity：UniversityofUtahPress，1986），第225-250页。作者对此文做了一定的修改后，以“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Therepublicanidealofpoliticalliberty”）为题收入《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Machiavelliandrepublicanism，editedbyGiselaBock、QuentinSkinner、MaurizioViroli，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译注

1在付印时，我把两次演讲合并为一个论证。我从1984年10月26日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我演讲的师生研讨会中受益良多。讨论会后，我重新修正了我的一些观点，并删去了首场演讲中受到合理批评的那一部分。

2参见道格拉斯•G.龙（DouglasG.Long）：《边沁论自由》（BenthamonLiberty，Toronto：TorontoUniversityPress，1977），第74页，因为边沁说过自由“纯粹是一个消极观念”。伯林的公式见他的经典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ConceptsofLiberty”，inFourEssaysonliber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9），第121页及相关各处。

3将自由视为不受限制地进行选择的观点，见S.I.本（S.I.Benn）和W.温斯坦（W.Weinstein）：“自由地行动，做一个自由的人”（“Beingfreetoact，andbeingafreeman”，mind，80[1971]，pp.194-211），亦参见约翰•N.格雷（JohnN.Gray）：“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Onnegativeandpositiveliberty”，PoliticalStudies，28[1980]，pp.507-26），他认为（尤其是在第519页）这是对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前引注释2）中所提出之论证的最佳理解；将自由严格地理解为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观点，见费利克斯•奥本海姆（FelixOppenheim）：《政治概念：一种重构》（PoliticalConcepts：AReconstructi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1），第四章，第53-88页；认为自由仅仅在于外部阻碍之阙如的更为狭隘的霍布斯式观点，见希勒尔•施蒂纳（HillelSteiner）：“个人自由”（“Individualliberty”，ProceedingsoftheAristotelianSociety，75[1975]，pp.33-50），对强制概念的这种解释部分地得到了迈克尔•泰勒（MichaelTaylor，Community，AnarchyandLiber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pp.142-50）的赞同，但奥本海姆以及本和温斯坦在前引作品中对此都进行了批评。

4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ed.C.B.Macpherson，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68），第2卷，第21章，第261页。（这里及其它地方引用的17世纪文献，我对其拼写和标点都已改为现代用法。）

5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ed.PeterH.Nidditch，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75），第2卷，第21章，第56节。

6杰拉尔德•C.小麦克勒姆（GeraldC.MacCallum，Jr.）：“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Negativeandpositivefreedom”，Philosophy，PoliticsandSociety，PeterLaslett，W.G.Runciman，andQuentinSkinner，eds.，4thser.，Oxford：BasilBlackwell，1972，pp.174-93）。

7这是前引注释6麦克勒姆文章的主要含义。最近对这一影响的明确表述见J.P.戴（J.P.Day）：“个人自由”（“Individualliberty”，ofLiberty，A.PhillipsGriffiths，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他宣称（第18页）：“‘自由’的含义确定无疑，消极自由概念是惟一的自由概念”。

8这一公式源自于前引注释6麦克勒姆的文章。在最近的探讨中，同样的方法也被用来分析政治自由的概念，如乔尔•芬伯格（JoelFeinberg）：《社会哲学》（SocialPhilosophy，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73），尤其是第12页和第16页；又如J.罗纳德•彭诺克（J.RolandPennock）：《民主政治理论》（DemocraticPoliticalTheor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尤其第18-24页。

9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What’swrongwithnegativeliberty”，TheIdeaOfFreedom，AlanRyan，e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pp.175-93），见第181页。

10这种康德式的论证将自由与理性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由“不能等同于外部障碍的阙如”，参见C.I.刘易斯（C.I.Lewis）：“自由的含义”（“Themeaningofliberty”，ValuesandImperatives，JohnLange，ed.，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9，pp.145-55），第147页。（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刘易斯是因为，应一位基金会理事[FoundingTrustee]的请求，我在哈佛的演讲将用以纪念刘易斯。）最近对康德式观点一种有价值的阐释，见马丁•霍利斯（MartinHollis）：“理性与自由”（“Rationalityandfreedom”，InvitationtoPhilosophy，Oxford：BasilBlackwell，1985，pp.144-51）。

11霍布斯：《利维坦》，第2卷，第21章，第266页。

12同上。

13奥本海姆：《政治概念》，第92页。

14同上，第162页。近来对这一观点的重申认为，既然自由不需要任何行动，那么它就不会要求什么美德的行动或有价值的行动，参见林肯•阿林森（LincolnAllison）：《权利原则》（RightPrincipl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4），第134-35页。

15D.D.拉斐尔：《政治哲学问题》（ProblemsofPoliticalPhilosophy，rev.ed.，London：Macmillan，1976），第139页。

16同上，第137页。

17奥本海姆：《政治概念》，第164页。

18参见托马斯•阿奎那：《论君主制》（DeRegiminePrincipum），第1卷，第1章，载《阿奎那政治著作选》（Aquinas:SelectedPoliticalwritingsA.P.D’Entreves，ed.，Oxford：BasilBlack-well，1959），第2页。

19对这一观点更完整的说明参见汤姆•鲍德温（TomBaldwin）的重要论文：“麦克勒姆和两种自由概念”（“MacCallumandtheTwoConceptsofFreedom”，Ratio，26[1984]，pp.125-42），尤其是第135-36页。

20泰勒：“消极自由”，第177页。

21同上。

22参见W.帕伦特（W.Parent）：“关于自由概念的最新文献”（“SomeRecentWorkonConceptofLiber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11[1974]，pp.149-67），尤其是第152页和第166页。

23安东尼•弗卢（AnthonyFlew）：“自由就是奴役：我们新哲学王的一句口号”（“FreedomisSlavery：ASloganforOurNewPhilosopherKings”，OfLiberty，Griffiths，ed.，pp.45-59），尤其是第46页、第48页和第52页。

24在这个问题上，我再次受益于鲍德温的“两种概念”，尤其是第139-40页。

25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TheSocialContract，trans.，MauriceCranst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8），第64页。

26这正是伯林的论文题目所要表达的观点，尽管在论述过程中，他转而谈论这一术语的不同“含义”，参见《自由四论》，尤其是第121页。

27同上，尤其是第152页。托马斯•克兰麦（ThomasCranmer，1489-1556），英王亨利八世时代推进宗教改革的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译注

28同上，第160-62页。

29泰勒：“消极自由”，第193页。

30同上，第193页；泰勒坚持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来说，这样处理显然过于草率了”。

31这里，我不打算对这一思想体系做出完整的说明，甚至不打算列出最近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就英国的共和主义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做出开创性研究的Z.S.芬克（Z.S.Fink）的《古典共和主义者》（TheClassicalRepublicans，2d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2）。对于这一思想流派的整个发展，经典性的研究是J.G.A.波考克（J.G.A.Pocock）的《马基雅维里时代》（TheMachiavellianMo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1975），我从这一著作中受益良多。

32在早期的两篇文章中，我曾试图对此做出更为完整的说明：一篇为“马基雅维里论自由的保持”（“Machiavellionthemaintenanceofliberty”，Politics，18[1983]，pp.3-15）；另一篇为“消极自由观：哲学与历史的透视”（“Theideaofnegativeliberty：philosoph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PhilosophyinHistory，RichardRorty，J.B.Schneewind，andQuentinSkinner，ed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p.193-221）。本文或许可以看作是我对早期观点的进一步阐释，尽管我也对它们做了相当大的修正，我希望能够由此巩固我早期的论证。

33所有出自《李维史论》的引文均参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和李维史论》（IlPrincipeeDiscorsi，SergioBertelli，ed.，Milan：Feltrinelli，1960），所有引文皆由我译成英文。

34同上，第1卷，第2部分，第129页。

35同上，第2卷，第2部分，第280页。

36同上，第2卷，第2部分，第284页。

37同上，第1卷，第16部分，第176页。

38同上，第1卷，第16部分，第176页；亦参见第2卷，第2部分，第284-85页。

39参见芬克：《古典共和主义者》，尤其第103-7页关于弥尔顿和哈林顿的论述；马基雅维里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其辞，见马克•科利斯（MarciaColish）：“马基雅维里的自由思想”（“TheIdeaoflibertyinMachiavelli”，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32[1971]，pp.323-50）。

40这一问题构成了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第2卷的一个主导性论题。

41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的第3卷非常关注伟大人物——那些拥有超常美德的人——在罗马上升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42关于“腐化”的经典论述，参见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第1卷，第17-19部分，第177-85页。

43同上，第1卷，第53部分，第249页。

44通过这种方式探讨“共同善”（thecommongood）概念的例子，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尤其是第243页和第246页。

45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第1卷，第3部分，第136页。

46同上，第1卷，第2-4部分，第129-46页。

47同上，第1卷，第14-15部分，第160-73页。

48康德的命题认为行动的理由可能与我们的欲望无关；但不管是其反对者还是其支持者似乎都同意，在上述情形中这必定是相关的。

49需要强调的是，我认为这是麦克勒姆在前揭注释6中对自由概念分析的一个含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使用了他的分析的人中间，并没有人揭示出这一含义，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明确地否定了它。参见他在第189-92页的论证，我应该借此机会承认，尽管我相信麦克勒姆的文章的中心议题是错误的，但我确实从中受益匪浅。

50参见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认真对待权利》（TakingRights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第xi页，作者声称“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持有的政治王牌”；同时参见第170-77页，作者为权利优先于义务所做的辩护。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4

二

三

四

五

六

5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ed.PeterH.Nidditch，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75），第2卷，第21章，第56节。

11霍布斯：《利维坦》，第2卷，第21章，第266页。

12同上。

13奥本海姆：《政治概念》，第92页。

15D.D.拉斐尔：《政治哲学问题》（ProblemsofPoliticalPhilosophy，rev.ed.，London：Macmillan，1976），第139页。

16同上，第137页。

17奥本海姆：《政治概念》，第164页。

20泰勒：“消极自由”，第177页。

21同上。

24在这个问题上，我再次受益于鲍德温的“两种概念”，尤其是第139-40页。

25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TheSocialContract，trans.，MauriceCranst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8），第64页。

26这正是伯林的论文题目所要表达的观点，尽管在论述过程中，他转而谈论这一术语的不同“含义”，参见《自由四论》，尤其是第121页。

27同上，尤其是第152页。托马斯•克兰麦（ThomasCranmer，1489-1556），英王亨利八世时代推进宗教改革的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译注

28同上，第160-62页。

29泰勒：“消极自由”，第193页。

30同上，第193页；泰勒坚持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来说，这样处理显然过于草率了”。

34同上，第1卷，第2部分，第129页。

35同上，第2卷，第2部分，第280页。

36同上，第2卷，第2部分，第284页。

37同上，第1卷，第16部分，第176页。

38同上，第1卷，第16部分，第176页；亦参见第2卷，第2部分，第284-85页。

40这一问题构成了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第2卷的一个主导性论题。

41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的第3卷非常关注伟大人物——那些拥有超常美德的人——在罗马上升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42关于“腐化”的经典论述，参见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第1卷，第17-19部分，第177-85页。

43同上，第1卷，第53部分，第249页。

45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第1卷，第3部分，第136页。

46同上，第1卷，第2-4部分，第129-46页。

47同上，第1卷，第14-15部分，第160-73页。

48康德的命题认为行动的理由可能与我们的欲望无关；但不管是其反对者还是其支持者似乎都同意，在上述情形中这必定是相关的。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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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演播空间

作者：admin2008-5-2619:13:17

开放的演播空间秦建伟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中国电视业经过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不论高度时效性的新闻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性节目......优秀的制作与精美的包装，再加及节目主持人充满智慧的语言都对节目的收视率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需要制片人(导演)主持人(演员)

开放的演播空间

秦建伟

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中国电视业经过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不论高度时效性的新闻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性节目......优秀的制作与精美的包装，再加及节目主持人充满智慧的语言都对节目的收视率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需要制片人(导演)主持人(演员)摄像灯光美术设计音响编辑技术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整个片子的制作，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也是其中人非常重要的一环。

美术创作人员在得到一个演播室空间美术设计的任务时，酝酿最初的想法和形象化的概括，抓住对设计的独特理解，逐步形成它所塑造的演播空间外部形象的具体想法和意向.意在笔先,避免机械地按照节目规定的空间提供一般化地环境设计，才能提炼与节目有内在联系的造型因素，使空间成为一种潜在的语言,创造出仅靠人物语言动作无法充分表达的深遂意蕴。

在这里，我暂把演播室空间的设计分为六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假定的空间

假定性系美学概念之一，假定性是一切艺术创作所共具的属性，空间艺术中以抽象象征虚拟引喻，间接表现艺术的时空感。

演播室的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假定的空间场景，通过不确定空间的指定性，体现节目风格，例如：凤凰卫视的“杨澜工作室”，是一档以讲述历史长河中种种发人深省的故事、轰动的事件、才子佳人的传奇，回顾历史,给人以启迪的栏目.,整个节目开始摄像机由上自下，由右向左缓缓移动，象征历史文化的罗马石柱屹立在运动着的蓝天白云下，每一个柱子的中间都有一个电视屏幕，不断播放着珍贵的历史资料，主持人从柱子间慢慢走进镜头讲述一幕幕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假定的空间定位在一个变化的历史长廊中，把一个古老的历史废墟景象搬到演播室，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环境中，让观众能更好地去了解过去的各种历史。

二情感空间

不同类型的节目体现出来的感情基调是不相同的，一般节目的开始往往通过一段音乐，几组画面，几行字幕，就可以让观众了解整个节目的风格，环境的设计同样也从背景到环境空间道具无不体现出某种特定的情感用语。亚洲卫视的[V]频道，几乎所有演播室的空间设计，都采用极度夸张的色彩，奇异的道具，再加上主持人新潮的发型及服装，体现出先锋音乐的存在空间，在这样的气氛中，肯定不会有严肃的故事发生。

三交互式的空间

谈话式的节目中,演播室的空间设计目的是让主持人与观众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迅速沟通，调动情绪，让更多的观众融与节目中进行参与。“实话实说”栏目，演播室为圆型空间，观众嘉宾主持人三者在同一对等空间，摄像分布其中，主持人在观众嘉宾中来回穿插，打破了空间的两面或三面的传统组成结构.这种开放的空间构架,能更加轻易地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让主持人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从这一点来说，演播室空间的美术设计，已不是简单地独立出现的，它是通过空间这个媒介与节目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搞装饰装修的设计人员，在搞电视演播室的空间设计时,为什么显得有时力不从心了。失败的设计只能体现在独立的空间变化，独立的背景空间，与节目本身相差甚远。

四空的空间(通用性演播空间)

一些演播室不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场所，关键是画面的整体和清晰，再配置简单的道具，这种布景也称为通用性演播，常用中景和近景，全景仅仅起到穿插作用。例如：凤凰卫视的“铿铿三人行”栏目，整个演播室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幕布，以此体现“人生大舞台”“幕后休息室”的意象，以再简单不过的背景突出节目调侃诨谐的风格，是典型的后现代舞台风格，把三个人物放在一个简单的中性背景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性格更加突出，这种空的空间设计可以使观众唤起某种形象感触，也就是所谓的形象联想，形象联想也就是设计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契机，是塑造形象的基准。

五装饰性空间

如果是中性节目，不需要表明人物的特定环境，只需要有一个优美的背景来提高画面的艺术欣赏性，比如：音乐舞蹈节目杂技表演节目就需要在通用性的空间背景基础上，给予特意的精心设计，这也称为装饰性布景。这种装饰性空间场景,要考虑演员上下场的变化，利用色彩空间的变化，传统或现代的图形变化使节目本身更加充实漂亮，甚至可以利用机械装置增加演播室的空间变化，让节目更有可看性。

六虚拟空间

电视的发展总是伴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7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吴晗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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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企业看国内烟草企业的品牌营销★★★

从国外企业看国内烟草企业的品牌营销

作者：佚名资料来源：网络点击数：427更新时间：2006-9-33:28:09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烤烟种植面积、卷烟产销量、卷烟增长速度、吸烟人数等4项指标雄居世界第一。与这些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烟草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品牌营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企业存在着巨大差距。就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万宝路”品牌的拥有者）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营业利润等方面都超过了我国所有烟草企业这些指标的总和。中国的产销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为什么在一些“核心”指标上要远远落后呢？思潮公司认为：除生产技术外，我国烟草企业在品牌营销上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随着商品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品牌营销在烟草产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我国的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有哪些不足呢？我们将以西方发达国家烟草企业为参照，探讨我国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1香烟的品牌建设收到区域的限制

烟草行业的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主要因为地方政府为了通过高额的烟草税收来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也是限制中国烟草企业品牌营销发展的最大问题。尽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三令五申地指示不允许地方保护，但是这个趋势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这样使外地卷烟进入当地市场非常困难。上海思潮市场咨询公司在进行一项调查时发现,一些消费者非常熟悉香烟在登上外地市场货架的难度相当大，甚至在有些店铺里，只能把这些香烟存在仓库里。短期来看，地方的烟草公司的利益确实得到保障，但这无疑损害了那些以全国市场为目标的大型烟草企业的利益，更加抑制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

然而，短期之内消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思潮公司建议烟草企业在推广品牌时首先要考虑本地市场及周边地区，然后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

2中国烟草品牌过多，且以低档烟为主

我国烟草市场卷烟品种过多，每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知名度也不高。据统计,我国烟草市场上生产卷烟的企业有几百家，现有品牌2000多个。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市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Morris）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超过40%，“万宝路”品牌人人皆知；而日本日本烟草公司（唯一一家政府授权的烟叶买主和卷烟生产者）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0%，主力品牌MILDSEVEN在全球内几乎家喻户晓。

在我国的2000多个品牌中，低档产品占绝大多数的比例，且供过于求，而中高档产品的供应量不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中高档产品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可以说现在正是塑造中高档品牌的良好时机。同时,这对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也有相当的帮助。我们发现，国外烟草企业的主力产品都是以中高档产品为主。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路任重而道远!

3让烟民多一点“上帝”的待遇

品牌是由消费者建立的。“消费者就是上帝”这一真理在烟草行业同样适用，这也是日本和欧美企业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企业要树立起品牌形象，必须清楚消费者的需求与感受。感受消费者的感受，担心消费者的担心。一些国外烟草企业率先在开发产品时降低了香烟中焦油的含量,加入其他替代成分，以减少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国内企业和西方企业在这一方面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要老是把精力放在改变香烟的口味或是包装上，更要提倡“服务兴烟”,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想想，让他们真正作一回“上帝”!

4广告宣传需要另辟途径，出奇制胜

由于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性，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法规禁止烟草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广告。同时也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广告。那么我们企业有什么样的方式既对品牌进行了宣传,又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英国著名的英美烟草BAT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1912年，英美烟草就出巨资在英国圣安德鲁斯设立了一年一度的“登喜路”杯国际高尔夫公开赛，经过几十年的孕育，“登喜路”杯已经成为了国际著名的高尔夫赛事，同时，“登喜路”香烟也借此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品牌。

同样,为了让长大之后可能成为烟民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和记住包括万宝路在内的香烟品牌，莫里斯公司曾经别出心裁地印制数千万个精美的书皮免费赠给全美的许多中小学。并在书皮上加上附注的“请三思”、“不要吸烟”等暗示性字样，既让反烟人士抓不到把柄，又着着实实地给莫里斯公司的万宝路等香烟品牌做了间接营销传播。这一举措在当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且展示了莫里斯公司在公众面前的健康形象。我国企业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不难得到一些启示。

5品牌宣传要考虑“品牌内涵”与“本土化”两方面的影响

中国烟草企业在进行品牌营销的同时应当注意宣传媒介与品牌内涵的一致性，选择符合品牌特点的宣传手段。“万宝路”品牌长期以来一直给人以粗犷豪放的形象，根据这一特点莫里斯公司所选择的宣传手段之一是赞助F1的法拉利车队，他们所看中的就是法拉利车队的奔放、狂野的品牌个性与“万宝路”的特点非常吻合。“万宝路”让消费者联想到一个潇洒、豪迈的成功男士形象。

品牌营销的“本土化”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70年代香港市场“万宝路”香烟的广告宣传充分证明了“本土化”的重要性。万宝路的牛仔形象在香港播出时，香港人虽然欣赏它的画面和音乐，却对终日骑马游牧的牛仔却没有好感。因为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牛仔是低下劳工，这在感情上是格格不入的。针对这种状况，万宝路迅速对宣传策略作了调整。于是，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不再是美国西部牛仔，而是年轻洒脱、事业有成的牧场主。经过这一改变之后，万宝路香烟在香港迅速打开市场，销售量直线上升。

6企业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一方面，莫里斯公司依然做得相当出色。该公司除了拥有著名的万宝路牌香烟外，还拥有MaxwellHouse牌咖啡和MillerLite啤酒等产品，这些品牌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在加利福尼亚等地进行了房地产投资。正是由于多元化的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公司形象，才使得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一直稳坐烟草界龙头老大的位置。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目标教师教育教学过程

近年来，高师美术教育在“艺考热”、扩招热及火爆的艺术品市场推动下，其办学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数高师院校打破了单一培养教师的传统，面向市场设置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形成一种办学模式多元化的强劲态势。同时，在基础教育新课改和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推动下，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学过程数字化两种趋势也十分明显给高师美术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培养目标趋于多元化

(一)设计艺术成为高师美术教育新的生长点

传统上，我国美术教育大体延续着美术学院工艺美院和高师美术教育三大类型并存的格局。其中，美术学院设置国、油、版、雕、史论等传统专业，培养专业美术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工艺美院以实用设计门类划分专业，培养应用型专业设计人才；高师美术教育大体沿袭了美术学院的专业设置，以培养各级各类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为专业培养目标。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社会对纯艺术类人才需求量不断缩小，中小学美术教师在大中城市也渐趋饱和，而设计类实用型人才需求量逐年递增。至90年代，设计类专业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热点。全国各大美术院校都争相开办设计类专业，而高师美术院校也不甘落后，相继增设了“平面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以教育部属六所师范大学为例，华东师范大学设有综合绘画、美术教育和环境艺术设计三大学科，并按“综合绘画和美术教育”、“环境艺术设计”两个方向招生；东北师范大学设有美术教育、油画、水彩画、中国画、雕塑、环境艺术与服装艺术设计、装潢艺术与电脑美术设计等7个系，其中只有美术教育系为师范类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设油画、国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四个系，并按照美术教育、绘画、装潢设计三个专业培养人才；北京师范大学下设美术学、艺术设计两个专业，专门培养从事美术、书法、艺术设计教学、创作、研究等工作的高级人才；西南大学设有美术学、艺术设计、绘画及雕塑四个本科专业，只有美术学为师范类专业；华中师范大学设有美术学、艺术设计两个本科专业，其中艺术设计为非师范类专业；华南师范大学现有美术学、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三个本科专业，设有美术教育、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新媒体艺术等系，多数为近年来新兴的非师范类应用型专业。

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席卷全国的大学综合化总趋势的一部分。从高师美术教育的角度看，这种综合化趋势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美术教育的综合化。在以往，美术学专业有师范类与非师范类之分在2005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中，“师范类”被“教师教育”所代替。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为培养主体多元化开辟了道路。当前，不少艺术学院都开设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其在师资、科研、教学基础等方面的优势立刻显现出来，并对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形成了强劲的挑战。二是教师教育综合化。近年来，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91年，在欧洲教师联合会上，由欧共体12个成员国60位专家共同提出了“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口号，认为“大学应该在教师培养和培训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我国，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在有条件的综合高等学校中试办教育学院。

2003年11月，全国一百多所非师范类院校召开会议，共同《非师范院校积极参与教师教育的行动宣言》，明确指出：“中国教师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数量满足向质量提高转变的历史新时期。实现这种转变，鼓励师范院校综合化和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能够充分发挥其办学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先进、学校认同感较好等优势，他们的毕业生后劲足、适应性强，更加受到中小学校和同行的好评，这也成为高师院校实现培养目标多元化的原因之一。

(二)培养目标多元化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专业的多元化根源于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科专业的综合化。但在现有的高师本科教学模式下，学科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化二者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而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也是大势所趋。主要途径有：一是形成“大美术”的理念。今天，美术在人们的观念中除了传统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外，还有建筑设计、工业造型、服装设计、家具设计、环境设计、广告设计、染织设计、装潢艺术、多媒体网页设计等等，在这些专业中还可以分出多个分支，它们都是美术的范畴。二是实行按院招生制度。当前，多数高等师范院校都撤系建院，并实行按院招生制度。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统一进行基础教学，在充分了解各专业的具体情况及就业形势之后，再由学生选择专业或专业方向。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少高师院校，已经开始试行弹性学制和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1)“2+2”的小学师资、“3+1”的中学师资培养模式。小学师资前两年学习基础公共课和主修专业，后两年进行辅修专业和教育理论的学习与教学实践；中学师资前三年进行基础公共课、主修课程和综合课程的学习，最后一年学习教育理论并进行教学实践。(2)辅修及双专业、双学位模式。许多高校都允许学有余力、并对教师工作感兴趣的学生选择辅修教育类课程，修读双专业并获得双学位，为其以后取得教师资格证打基础。(3)“4+X”的教师教育模式。其中，实行“4+0”模式者，学生毕业即就业；实行“4+2”模式者，学生本科毕业后再读两年硕士学位，培养目标是重点中学的骨干美术教师；实行“4+3”教师教育模式者，采取本硕连读的办法获取硕士学位，学生毕业后可以到美术类高校担任专业课教师。公务员之家

二、教师教育趋于专业化

(一)“教师专业化”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

我国传统的美术教育注重技能训练，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其职业意识更倾向于是一个画家而非美术教师。这种状况随着教师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随着“教师专业化”理论的提出而有所改变。教师专业化理论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A．M．)于1933年提出来的。1986年，卡耐基公司和霍姆斯小组相继发表的《国家为21世纪准备教师》两份报告，指出公共教育质量只有当学校教育发展为一门成熟的“专业”时才能得到改善。在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明确提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2000年，《职业分类大典》也将教师归人“专业技术人员”。

从2001年4月1日起，国家首次全面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这些都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奠定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教师专业化是针对其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性不突出，以至于产生较大的职业可替代性提出来的，意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和专业地位。尽管与“画家”的名头相比，美术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仍比较低。但随着教师专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美术教育必将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职业而获得普遍的尊重。

(二)促进专业发展是高师美术教育的义务

在我国，高师美术教育从本质上看仍属于职业教育，其课体系基本上是参照美术学院绘画专业设置的，教师专业化程度很低。为此，我国高师美术教育从三个层面来提高未来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一是加强专业课教学。教育部于2005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明确指出，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具备初步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和社会美术教育工作者”。根据这一目标，《课程方案》从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人文素养、专业基础、专业技能以及身心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五条规格要求并从课程体系中辟出一个专门领域——“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其中“中小学美术教学论”与“美术教育实习”为必修课，“中国美术教育史”、“教学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外国美术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为选修课，其目的就在于体现课程的师范性。二是增强人文内涵。多年来，我国的高师美术专业一直以培养画家、雕塑家和设计师为取向，注重专业技能课训练，忽视美术史论课学习，这种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课改的要求。新颁布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也指出：“普通高中美术课程具有人文学科的特征。”这在美术课程观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在新课程方案中，美术欣赏课被放在突出位置。它不仅需要教师对美术实践有亲身体会，更需要教师具备全面的文化素养，因而需要在美学、美术理论、艺术概论、中外美术史乃至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有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还应在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有一定的修养，成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的人。三是要注重实践能力的提高。一般说来，教师的知识可分成两类，即“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其中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在教师的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师美术《课程方案》中的实践性课程达20—22周之多，其中包括社会实践(军训、社会调查、就业指导、劳动等)、毕业创作、毕业论文答辩、艺术实践、艺术考察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学生的专业发展。

三、教学过程趋于数字化

(一)数字化改变了人们关于美术的感知方式

一般认为，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它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如纸、布、木板、粘土、大理石、塑料等，通过造型手段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和审美价值的视觉艺术形象。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关于美术作品的感知方式越来越技术化了。上世纪90年代后，数字化的印刷、摄影技术高度成熟，大幅广告、精美照片、时尚杂志、网络世界、数码影像等，凡是能够吸引眼球的功能都被商家广为采用，以致导致人们普遍的审美疲劳。而关于美术创作的经典手法，也被数字化时代颠覆了。以前，从设计到完成一幅作品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对手绘技术要求很高。现在，人们用电脑进行美术创作，摆脱了铅笔纸张、直尺圆规、颜料调色盒等绘画工具限制。即使是一个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人，只要使用Photshop等普通绘图软件，也可以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图片来。不仅如此，数字时代还促生了以美术学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尤其是广播、电视、动漫、环境、设计、广告等新兴产业的迅速成长，对高校美术教育形成了强大的拉动。为适应这一需求，许多高师类院校都开设了基于信息技术的艺术设计专业。比较典型的有；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主要培养能在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制作岗位上从事三维动画创意及制作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图形图像制作专业，主要培养能在电影、电视、广告、新传媒等媒体的制作岗位上从事后期合成、电脑剪辑、特效制作以及影视作品技术处理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游戏动画设计专业，主要培养能够在游戏制作领域胜任原型设计、模型制作、纹理制作、动画调试等岗位的工作，并进行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技能型人才，等等。这些人才的知识与技能结构与传统美术人才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从事的美术活动很难以传统的美术概念来界定与归类，但往往又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而也引领高师美术教育不断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法律史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教育规律;业界变化;社会需求

传媒业的变革引发了学术界对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广泛思考，从全国性专题学术会议、教育研究论文到各新闻院系频频相互调研，营造了一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舆论氛围。然而，对于改革的思考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必要性的呼吁层面，至于转入实践操作层面却未见大的动作，较为常见的举措是增加了几门技术类课程却相应减少了一些人文类平台课程。2018年10月，教育部、提出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1］指出，要经过5年努力，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以此审视当前的改革思路，我们必须厘清如下基本问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循怎样的逻辑?“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如何解读?

一、技术驱动与情绪焦虑: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偏向

“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2］从纸莎草到印刷术再到电子传播，纵观历史，媒介技术的进步始终推动着新闻传播的发展进程。进入互联网时代，VR技术、AR技术、MR技术、CR技术、无人机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新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也改变了传播媒介的结构，“传播实践的主流媒介，或者叫作带头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开始由过去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3］媒介结构的变化在政治、市场、文化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在政治层面，带头性媒介的迁移使传播权力转移，国家在意识形态、舆论调控上遭遇挑战;在市场层面，传统媒体经营惨淡，难以为继，新媒体则安营扎寨，步步高歌，传媒市场不断改制重组;在文化层面，新媒体将新闻生产个人化，公众变成了用户，新闻价值、受众偏好等也大幅改变。新技术驱动着新闻传播改革的步伐，加剧了新闻传播学者的焦虑。2012年，美国关注新闻业未来的六大基金会“致全美大学校长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大学校长们加快推进各校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学改革，要求这些学院“再造”自己。［4］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密苏里大学等美国多家新闻院系已加速推进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在国内，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引导和支撑的研究论文近年来明显增多，如表1所示，截至2018年8月，近五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四大专业权威期刊上涉及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每年均保持在14篇以上，而刊载于其他核心期刊上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主题的论文则更多。这些论文虽然结论不尽相同，但研究的基点都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尽管多数研究都提到既要加强人文功底培养，又要注重技术训练，但在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上却有不同侧重:一种较侧重“技术”，认为新闻教育应加强技术能力训练，增设技术课程，而对史论课程则要适度缩减。如认为懂技术是学新闻的人进行团队合作与新闻创新的基础，忽视技术的培养可能会妨碍创新［5］。也有人提出，适当削减纯理论或较传统课程学时，增加符合市场需要的课程学时［6］，或提出侧重业务实践模块、交叉前沿理论模块和方法数据模块，适当降低新闻传播史模块比重［7］。也有人指出，在智媒时代要积极增设新方法、新技术课程，课程设置上应以新技术和新方法为纲领，以增强学生技能为宗旨［8］。部分高校在实施新闻教育改革时已削减了一些专业史论课程，增设了新媒体技术及应用实务类课程［9］。另一种较侧重“人文”，认为应在技术冲击下强化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培养，注重内容整合调适。如陈昌凤认为，以媒介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仍未过时，新闻价值观的教育仍应是当下新闻教育中坚持的重点［10］。蔡雯则指出，新闻传媒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根本属性不应弱化而要继续坚守［11］。这类文章在数量上虽然不断增多，但就如何调整改革则多为泛泛而谈，内容和深度上都有诸多欠缺。与此同时，有关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研讨会不断增多，经粗略统计，从2014年至2017年，由各类教育组织或高等院校举办的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就达42次以上①，而议题中涉及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论坛会议就更多。这些研讨会大多冠以“新媒体环境”“媒介融合”“数字媒体时代”“智媒时代”等名称，讨论的议题都离不开新传播技术对传播生态的冲击和挑战，进而提出基于新技术变革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等观点。这些研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会议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分专业的，而且几乎每一个专业都举办了此类研讨会。频频举办的专业改革研讨会营造了一种技术驱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氛围，一些会议已传递出专业教师普遍陷入情绪焦虑的信号，似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就要将教师们抛弃。各新闻院校之间密集性的相互调研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氛围。近年来，全国各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兴起了一股相互调研的风气，不仅是排名靠前的几所专业院校频频接受不同层次的新闻传播院校前来调研，而且这些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院校相互之间也不断走访调查，意在摸清其他院校如何应对技术变革而进行教育改革。有的学校院领导班子整体外出密集调研，有的学校则由院系领导带领普通教师兵分多路同时奔赴各地调查。这些密集性的调研行动全面调动了教师们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认识的主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教师们对技术冲击的焦虑。此外，各院校内部也已陆续着手实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许多新闻院系启动了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从各新闻院校的教育改革研讨和实践传递的信息来看，增加传媒技术类课程成为此轮教育改革的普遍选择。如图1所示，武汉大学周茂君教授团队对59所新闻传播院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查后发现，82.42%的院系在近年增加了新媒体技术类课程，变化幅度远超其他课程。［12］由于当前各校普遍减少本科生课程和学分，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因而，在技术类课程大幅增加的同时，文史哲类理论课程便相应地减少。从研究性论文、学术研讨会到相互调研、课程体系调整，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闻传播教育要紧随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传媒技术更新的步伐，将最新的传媒技术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之中。然而，“增设了几门技术类课程”是否就是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全部?改革如何设计和推进?目前的研讨大多停留在必要性层面，尚未达至方法论层面，特别是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上一直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

二、遵循与超越: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从的逻辑

从宏观上讲，新技术改变了媒介结构和媒介形态;从微观上说，新技术改变了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流程。正是基于这种巨大的变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具体到改革方案如何设计，并非紧随传媒实践的变动而增加几门新技术类课程那么简单，它反映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即人才定位以及怎样才能达到目标的系列逻辑。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要求，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理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业界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人才成长规律”即是教育的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和“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既是业界实践的逻辑，也是社会的需求。(一)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为跟上传媒实践的变化，许多院校已开始设计和制订“全媒体”或“融媒体”人才培养方案。它们一方面根据媒介融合的实践增设了新媒体技术、数据挖掘、数据新闻等技术课程，或是在已有课程中加入无人机采访、H5制作、VR报道、微博新闻写作等实践环节;另一方面还对实验课程进行重新整合设计，建设了融媒体实验中心，其实验课程就是按照融媒体新闻生产流程打造的。这些举措已被一些新闻院校津津乐道，在接待兄弟院校调研时频频推介，调动了其他学校的效仿热情。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院校尚未明确改革思路，课程改革的方案未能及时推出，陷入技术崇拜下的焦虑和恐慌之中。与增设传媒技术类课程相关联，一些学校还减少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这是减少学时学分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空间背景下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实际上反映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念。在一些新闻传播教育者看来，新闻传播学是文科中的工科，偏重实践性，注重技能性，因而把技能培养放在首要位置。当课程总量控制成为必选条件时，增加技术类课程减少人文社科基础课程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当无人机采访、机器人写作、数据可视化呈现、VR新闻报道、“中央厨房”等都还只是传媒实践中刚刚出现的一种尝试时，急于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压缩人文社科基础课程显然有悖于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就教学规律而言，显然不能以教育的稳定性为借口，无视已引发传播生态变化的传播技术，正视传播技术并进行相应改革才属正常。但教学并不意味着对传播新技术“来者不拒”，而是要对传授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挑选”，选取那些经过广泛的、长期的实践反复证明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教育对实践亦步亦趋的跟随不仅会破坏传授知识的稳定性，而且知识的科学性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从人才培养的规律来讲，大学教育必须构建完整的人文社科知识结构，加强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训练，无论什么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都没有理由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舍本逐末。进一步来说，新闻传播教育虽与传媒实践紧密相连，但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能脱离教育的普遍逻辑，无论是教学环节设计还是人才培养，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都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处理好自身与传媒实践的关系。传媒实践高度活跃，变动频繁，其在发展中会产生或真实或虚假的案例经验，也包含着或正确或错误的观念方法，复杂多变的特性注定传媒实践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与此相反，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新闻传播教育则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内容设计必须是经过实践检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知识。传媒实践要被反映并体现到新闻传播教育中，就必须经过事实检验、时间汰洗、总结提炼等过程，才能将成熟、合理的实践经验与成果教训融入教育理念与课程方案，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对传媒实践的反映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滞后性。若“零时差”地紧随传媒实践，跟风冒进似的推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就可能被传媒实践误导，偏离教育目标。若改革紧跟传媒实践狂飙突进，则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教育目标，破坏新闻传播教育的逻辑自洽和连续性，不利于教学内容的构建和维持，新闻传播的教学方法可能尚来不及总结便又急剧变动，实践经验的提高和传承也就成了问题。当前传媒市场的急剧变动，正是传媒实践发展尚不成熟的真实反映。如此，新闻传播教育在改革时就应有序推进而非追赶时髦，否则可能使自身陷入匆忙应对技术变动的疲惫之中，而技术的快速更新又会使先前的技能培训陷入时过境迁的尴尬。比如，关于中央厨房的提法和做法，看起来是个新颖的概念，但在传媒业界都未得到广泛认同，却被一些学校搬进了课程内容，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课程流程设计都依此进行，这种急于与实践对接的做法很可能会步入频繁调整的轨道。总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与传媒实践保持适度距离，这是新闻传播教育的规律，也是人才培养的规律。(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理应反映业界的变化。尽管我们强调新闻传播教育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传媒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新闻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职业指向，它要求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深入研究业界的变化规律，让新闻传播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传媒实践的变化和需求，如何跟上和反映业界的变化。实践的变化如果已经稳定，可以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生产出能够进行传授的知识，理应及时进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或讲授内容。比如，过去传统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设置是按照媒介形态划分的，新闻学专业对应报纸，广播电视学专业对应广播和电视，传播学专业对应网络新媒体，但传媒实践早已打破了媒介形态的界限，互融互通已成定局，报纸和广播均制作视频、所有媒介都向互联网和移动媒介融合已成常态，再沿袭过去的专业设置显然会严重脱离传媒实践的变化和发展。然而，尽管这种呼吁已持续多年，顶层设计者未见行动，各新闻传播院校也不敢轻易调整。同样，媒介技术变革带来媒介使用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传播者全面及时地掌握新的技术，以便很好适应媒介用户的信息接受特征，创新新闻信息传播方式，固守传统就是抱残守缺，终究会被抛弃。业界的技术更新处于怎样的状况，同样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以文科为主，对技术使用和更新从陌生到崇拜的心理使许多新闻传播教育者成了“技术决定论”的拥趸。每一次技术的变化都令教育者感到兴奋、紧张甚至焦虑，生怕被技术所抛弃。然而，这些技术的使用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内容生产方式，如采访、写作等环节对新技术手段的使用有无广泛的适用性，都是必须深入考察的。表面看起来，传统媒体的衰落是受到了新技术的冲击，但真正的挑战却并不在于技术。香港城市大学李喜根教授认为，根据技术发展周期以及新技术给媒体产品带来的更新与变化，可以“总结出新兴媒体具有这样一种特性:日趋缩小的技术优势差异。这个特性指的是技术的发展本身是有周期与节律的。技术的发展会给新一代媒体产品带来一定优势，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周期的展开并走向终结，产品创新势头会逐渐弱化，技术给新的媒体产品带来的优势日趋缩小，新一代媒体与现有媒体间的优势差异趋于消失。”“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变化，可能没有媒体快速变动带来的轰然响声那么大，媒体新应用，因为都是建立在已有技术平台上，或者在已经为使用者采用的装置上发展起来的，采用这样的新应用其实没有很大挑战性。所以我们面临的新媒体发展态势，虽然看起来很急迫，不断催人更新知识与技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其实新媒体发展态势并没有那么急迫，使用新兴媒体所需要的技能也未必完全陌生。”［13］实际上，面对新媒体产品加快更新的频率，大众的兴奋期会越来越短，因为更受关注的还是内容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非技术因素的考察才是大众持续关注的焦点。传媒业界真正的困境是如何适应传播理念的变化和回归，加大内容适应型人才的培养。新媒体之所以能够战胜传统媒体，最主要的缘由就是将新闻作品变成了新闻产品，满足了用户偏好，而业界最难把握、也最难实现的正是如何从用户角度出发，让传播内容与用户需求相匹配。说到底，这不是技术带来的传播理念的更新，而是一种更自觉的价值回归，因为新闻传播的价值就是找准并提供受众(用户)需要的信息产品。尽管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生产者能够对每一条新闻的点击次数、停留时长、评论内容等数据进行抓取和统计，由此更精准地判断和把握受众兴趣(需求)，但业界并非要求每一位新闻生产者都掌握数据抓取技术，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树立受众意识或用户思维，使内容生产满足用户需求。特别是当新技术更新趋缓、新媒体更加智能化、简单化时，用户对新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和热情便会降低，而那些能够基于互联网思维，从用户角度开展内容生产的媒体内容将广受欢迎。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业界认为新闻传播硕士最需要的核心技能是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力，因为这些技能可以提出有社会意义的真问题。业界还反馈，新闻传播硕士需要有数据方法素养但无须精通，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向专业数据分析师提要求、提问题。［7］这表明，技术培养固然重要，但懂用户思维、懂新媒体逻辑的内容适应型人才才是业界急需。因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需要将重心转向培养内容适应型人才，才能使新闻传播教育与业界变化相契合。(三)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应当适应社会的需求。VR新闻、无人机报道等新媒体技术丰富了信息形态，扩展了公众的视域，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好看”。然而，形式的“好看”可能赢得一时好评，但如同人们对其他产品的评价更在于其功能的实现一样，大众对于新闻信息产品的评价更在于其内容是否全面呈现了社会状貌、是否发挥了媒体的功能。大众对媒体报道状况的整体评价反映了社会对于新闻传播的需求，进而也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尽管新技术的使用为大众打开了观察事实的视野，接受和理解新闻更便捷，但新技术并未改变大众对于新闻报道的整体评价。一方面，新技术在内容呈现上受限于特定题材，在日常报道中并不常用，且多数报道往往在技术表现上炫丽在内容上却乏善可陈。比如无人机的使用本应让新闻现场的全景呈现成为常态，但实际上却多用于灾难现场的空中俯瞰，诸如人群冲突之类的新闻现场则很少通过无人机进行呈现，而大众想借助新技术获取到更为丰富、立体的新闻视角更是寥寥，VR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新技术让新闻呈现变得更活泼、时尚，但华丽的外表只能呈一时光鲜，短暂的愉悦之后，内容才是能否吸引大众的决定因素。当下，职业传媒人在技术崇拜下心神不宁，时而追求形式手法的丰富多变而忽视对内容的精细打磨，屡屡表现出失真、失准的业余水准，“反转”新闻、“烂尾”新闻不断;时而流于绚烂的可视数据而缺乏深刻的价值内涵，新闻承担社会现实的“证词”功能呈现不足，大众对媒体报道的深度诉求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从而加剧了大众对新闻报道的总体差评。社会对媒体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对其职能是否履行的考量。报道新闻、监测社会环境、全面客观地呈现社会是媒体的第一职责，面对技术带来的传播环境和阅听习惯的变化，媒体必须及时调整思路，直面社会问题，深入剖析，为大众理性认知现实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切片”［14］。如今，每当冲突性社会事件被迅速披露，大众常常坐等新闻“反转”，每当公共性社会问题暴露，大众则强烈呼唤揭示深层社会矛盾的调查报道出现，这些现象既反映了大众对于媒体报道专业化缺失的不满，又映射出其对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期待。这些不满和期待不是体现在技术和手段上不够丰富、新颖和引人入胜，而是集中于内容呈现的真实性、全面性、深刻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面貌。当大众对媒体的职能产生怀疑时，报道手段的更新只会被视为雕虫小技，因不信任而远离的趋势就不可避免。社会对媒体和新闻报道的评价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新闻传播教育既要培养能够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技术手段讲故事的人，更要培养有认识和判断能力、有职业精神、会寻找和挖掘有传播价值的故事的人。新闻传播手段常新，而新闻传播理念不变。新闻传播教育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培养具备认识社会的方法和能力、具备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表达能力的人、培养具有新闻职业精神的人。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加之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复杂，因而社会对于新闻报道者的专业化要求会越来越高，相应地就有一些学校通过新闻+经济、新闻+法律、新闻+公管等方式培养“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这些举措所传递的教育理念是永恒的，都是培养全面深刻地认识和反映社会的新闻传播者，这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基础，也是改革的基点。为此，除加强信息技术培养与课程实践训练外，新闻传播教育更要围绕新闻媒体如何发挥监测环境、守望社会等功能开展教学，在新闻教育中倡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痛点和冰点，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固本与求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