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论文范文10篇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新闻传播科学建设；博士学位；新闻传播学发展史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历史概述

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期望培养具有厚实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熟悉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掌握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在某一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有深入研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高层次人才。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科有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法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我国新闻传播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84－1999年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萌芽阶段。在新闻学正式设立博士点之前，国内已有6所高校开设新闻系，8个高校开设新闻专业，1个广播学院，以及1个研究生新闻系。全国新闻专业应届毕业大学生达519名，研究生78名，专职教员274人（含副教授、教授25人），在校学生已达1561名。1984年1月3日，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首次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终于能培养最高级别的新闻人才。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次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第七批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获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20世纪末最后一个获得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在萌芽阶段，共有5所高校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拥有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武汉大学拥有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此时中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源不足。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攻读博士学位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导致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源不足，缺少挑选余地，使博士生的质量受到影响（方汉奇，2000）。2000年－2009年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成熟阶段。2000年12月28日，《第八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获准通过。中国传媒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第3所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同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可以自主设立二级学科专业点，这为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开辟新的空间，如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传媒经济学、复旦大学开设广播电视学等。2003年，在“第九批名单”中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二级学科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获得二级学科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武汉大学升为第4所拥有一级学科.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2006年，“第十批名单”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获得二级学科新闻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得二级学科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取得了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跃进阶段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发展满足了许多高等院校和相关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急迫需求，是新闻传播教育时代的一次转折（陈培爱，2006）。共有10所高校在21世纪加入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队伍之中。成熟阶段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是表现为层次性的逐步推进。比起萌芽阶段十余年的沉寂，在成熟阶段大陆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发展，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全国各高校博士、硕士点的宏观布局调整，每3年进行一次扩张，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拟立项建设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高校，一般应已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该一级学科下所有二级学科均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拟立项建设为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的，一般应为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因此各个高校都是从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点的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在保证教学质量与师资条件完善的前提下，再根据社会对新闻传播博士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张学科。最后，发展注重整体性，布局由点到面。萌芽时期拥有新闻传播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在成熟阶段，在发展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大城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南京、广州、成都、杭州和厦门等城市，新闻传播博士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10年至今则为大陆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拓展阶段。2010年，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共9所高校获得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陆续开始招生。其中河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山东大学是首次直接获得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算上授予新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京政治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目前大陆共有18个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在2010年的井喷式扩张之后，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发展趋于缓和，拓展阶段有如下特点：首先，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博士点的分布趋于完善，原先具有优势的省份或地区得到巩固与加强，河北、山东、重庆和安徽等省份也逐渐加入到新闻传播博士人才培养的行列中。新闻传播博士人才培养的版图已基本奠定，即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向西部输送人才的格局。其次，有些高校通过将新闻学或传播学挂靠在其他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下的方式，设置交叉学科的博士点，对原有的人才教育模式进行革新，培养跨学科、综合性的新闻传播人才。新闻学和传播学本来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科学，因此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培养博士级别的人才，是拓展阶段的必然趋势。最后，快速扩张式的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模式受到学界的反思与讨论。尽管现阶段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的精英取向暂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存在着规模扩张的压力和师生比例失调的隐患（罗以澄，2008；吴锋、张先龙，2011）；以一级学科点和博士点的数量，来衡量学科建设水平，并作为学科乃至大学实力象征的粗放经营模式受到了质疑（吴廷俊，2009；胡春阳，2010；黄旦，2014）。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发展现状与师资

纵观整个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发展历程，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充分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在不同阶段下社会各界对新闻传播学高级人才需求与期望，也符合一般学科从兴起、繁荣到转型的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来看，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质量较高，注重建设，各个培养单位特色突出，涌现出一批部级的学科建设示范点，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起到突出的引领作用（赵玉明、庞亮，2008），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二级学科新闻学皆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名单。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主要是在国内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师资水平一流的综合性高校。除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其新闻学专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外，并于1995年重新恢复），剩余的16家培养单位均于1985年前——新闻学被列为博士学位二级学科前——开展了有建制的新闻教学活动。其中于2010年直接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河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同样也具有从事新闻教育悠久的历史。河北大学于1982年就开设过新闻专业，有教职工10人，在校本.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科生30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1929年）和光华大学（1925年）——更是在创校伊始就开设新闻学和广告学的课程，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批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之一。从各个高校的综合实力来看，在16所招收新闻传播学博士的高校中，有11所属于“985”兼“211”高校，5所属于“211”高校，而且有14所高校长期占据国内百强高校排名的前50名，剩余的2所高校的排名也在100名左右。尽管各个院校类型侧重有所不同，如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侧重于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侧重于师范类，但绝大多数高校都属于综合性院校（中国传媒大学属于艺术类院校），因此可以说承担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主体单位是老牌综合性一流大学，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了天然的人文底蕴和跨学科培养的可能性（吴锋、张先龙，2011）。在17个具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的命名上，有14个单位以“新闻／传播学院”命名（包含新闻学院、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这是在传播学在大陆被纳入学术视野和学科建制后，各个新闻传播学教育单位的主流命名方式。其中有2个单位仍然以“新闻学院”命名，分别是大陆最早开展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教育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尽管“新闻学院”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科系专业在不断丰富，但是保留“新闻学院”作为学院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牌新闻院校的历史延承。余下的4个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单位系交叉型院系：山东大学和四川大学向来以文学见长，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故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命名；上海大学将艺术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成立“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于2015年改名为“电影学院”；浙江大学将文化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故以“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命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挂靠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下，设置了大众传播与媒介管理二级学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于2002年9月成立，在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设立新媒体传播与管理交叉学科的博士点，以及文化产业与媒体管理二级博士点。另外，其他挂靠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还有，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设有新媒体艺术与理论博士研究方向；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12年起挂靠在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招收媒介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招收政治传播学、公共传播管理博士研究生；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于2013年起依托法学院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新闻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文学院共建“文化传播”博士点（与文学院分别设点招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设有传媒管理博士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导队伍依照新闻教育发展历程大致能分为三个梯队。来自第一梯队的博导为当年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和教育资本的“老新闻”，如甘惜分、王中。来自第二梯队的博导，一部分是前的教师，碰到好气候，迅速成长为骨干：如方汉奇、蓝鸿文和丁淦林等；另一部分是大陆新闻教育机构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中的后起之秀，如童兵、李良荣和刘建明等。来自第三梯队的博导具有高学历和新知识，视野更加开阔，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将带动新闻传播学研究走向高层次和规范化，包含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以及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洋博士（向芬，2009；吴廷俊，2009）。笔者对目前大陆17个具有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点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不包含南京政治学院，以及挂靠在其他一级学科下的新闻传播博士点）的268位博士生导师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所有资料来自于各新闻传播学博士授予点官方网站的师资简介，截至2016年6月），除个别博士生导师为副教授外，其余博导均为教师。60和70年代的博导是大陆目前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主力军，占72%。处于退休边缘的50年代的博导占总人数的21%，20、80年代的博导极少，仅为个别现象。从性别比例来看，在4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6%；在5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16%；在6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28%；在70年代的博导中，女性博导占37%，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导年龄构成较为合理、比例协调，女性博导的比列逐步增高，有利于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的长期发展。从博导从事的主要研究专业来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其主要研究方向，增长较快，而从事广播电视学和广告学的人数则增长较为平缓。在总量上来看，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博导在占绝对优势，传播学次之，但是以1960年代为转折点，主要从事新闻学或传.3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前沿论衡播学研究的博导数量发生转变，出生于1970年代的博导更多从事于传播学的研究，较少从事新闻学研究，其人数急剧减少。（详见图一）从各个高校或研究机构博导的年龄构成来看，每个新闻传播博士授予点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除了个别高校年龄结构偏老以外，总体上年龄结构合理。

三、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前景展望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2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3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4

大家好！我述职的主题是——做一个有良心的教育人。

2009年，南京教育论坛上，南师大博士生导师杨启亮说：“教育工作就是良心工程”，我也深有同感。因为，在这个看似浑浑噩噩的嘈杂世界，良心应该就是最后的底线了。最近看于漪的介绍，深受感动，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她说：“教师应当时刻保持内心的深度觉醒，不断地提升自我、挑战自我正是保持清醒的途径。”今天在这里述职，汇报一下自己一学期来所做的几件事，希望以大家的公平测评来鞭策自己进一步做好工作，从而使自己保持内心的觉醒！

从2010年暑假一直到9、10月份，马不停蹄！暑期，作为南京四十几家课题实验学校的小学教科室代表，在《主体育德》课题结题会上作了《“三原色”志愿者在行动》交流发言产生一定的反响。中国教育学会论文评比、江苏省师陶杯论文评比、江苏省教育学会论文评比、市教育学会论文评比的有序组织；市第五期个人课题的申报工作、第四期个人课题结题工作准备充分；“经验分享，共同成长”个人课题结题培训等活动效果明显。期间，配合学校召开《口语交际》课题阶段性成果交流会，校对六本校本教材，并对教材封面进行设计，与印刷厂交流、沟通、修改。

11月份，接到全国个人课题事项，就日思夜想！虽说雨小课题的数量、质量在全区不是排在首位的，但雨小的发展迅速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这一点，市教科所才敢将如此重大的活动放心地交给雨小。全国个人课题主会场的发言稿一共修改了19次，课件材料修改了8次。全国个人课题分会场的一份主持词、四份发言材料都经过反复斟酌，或反复建议与修改。三份新闻材料（分会场、主会场以及中国教育报）经过反复思量，同时，还接待了雨花有线电视台的采访。

12月份，三原色志愿者课题个案研究事项，力求细致准确！其他事项主要有：第四期个人课题结题材料申请市教科所再审联络工作，教师获奖论文信息收集及分析工作，教科研基地申请工作等。

2011年1月，学校校史《岁月有痕》重大事件综述两篇文稿的撰写，其他重大事件的修改建议事项。

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我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每每收到教师的各类获奖、发表的信息是我最开心的事，我想，这也是校长室的最开心事。2010年5月，市教育案例评比，我们尝试了修改建议法，我校31篇参评，25篇获奖，获奖率达81%，其中一等奖三篇，这是雨小历史的新纪录。2010年12月，市教育论文评比，学校获奖10篇，一等奖一篇。另外，中国教育学会、省师陶杯获奖论文5篇。第五期市级个人课题申报，我校递交24份方案，18份在市级立项，区级立项6份，市级立项率为75%，是历年来我校在市级立项的最高纪录。第四期个人课题结题，我校27项课题，10项市级结题（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6个），16项区级结题（一等奖5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2个）。2010年，学校被评为“市个人课题实验学校”。

伴随工作的开展，我个人也获得一些新的思考。本学期，我撰写的文章中，有两篇发表，两篇获得市级一等奖，两篇获中国教育学会三等奖；一篇获得省“师陶杯”论文评比三等奖；个人课题：第四期二等奖结题，第五期顺利立项；代表学校在全国个人课题研讨会的主会场发言受到《中国教育报》的关注；撰写的三原色志愿者结题报告被收录于市教科所的《主体育德》一书。

我想，我所做的这些符合教科室岗位工作的师德、能力、绩效等要求，对得起良心，也是真正的内心的富有！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5

香港大学岑绍基博士的《作文量表互改研究与实践》是一部创新意识较强、体现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汉语写作教改专著。在实验研究的数据统计中，他提出了一个汉语写作教学中谁都无法回避、但又没有认真系统地展开研究的课题：如何提高中小学生作文批改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语文素养？这还仅仅是表层的话题，更深的题旨是：怎样在汉语文教学和写作教学中真正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施自主学习、教会学生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这是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岑绍基博士的这项研究有坚实的学理基础，他不但引证了大量的中外同类研究资料，而且还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项目研究中。他坚持了十几年的调查研究，还亲自在三个中四实验班开展教改实验，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归纳总结理论，这个课题真正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真正有水平的教育论著就是这种做法。真正符合教学规律、具有较大推广价值的教改成果也是这种做法。可以在中国内地推广这项成果，特别是结合信息化校园中的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基于网络的大学系列写作教改。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的立体化教材的编写中，可以考虑用这个理论和方法作为课程网站建设的一个功能来开发。

《作文量表互改研究与实践》较为全面地探究了目前存在的四种作文批改法：教师精批细改法；教师符号批改法；学生量表自改法；学生量表互改法。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和试验观察，岑绍基博士发现了每一种批改法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和不可避免的弊端。

如果采用教师精批细改法，那么教师的权威的引导作用可以实现，学生如果重视了教师的批改、领会消化了教师的批改，学生获得的效益将不可低估。教师的教书育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这种批改法里会得到充分的实现，一个优秀教师的智慧会在这种有生命的书面交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是，这种作文批改法也有致命的不足，譬如，在批改过程中教师常常指出的是学生的负面的问题和错误的地方，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可能会被抑制；同时教师的批改工作量很大，一般的教师会有沉重的工作压力和教学负担。

教师符号批改法相对于教师精批细改法在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上有很大的进步。它启发和培养了学生那种“文章是改出来的”写作观念，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而且教师投入的工作量只是精批细改法的一半。但是这种方法仍未能培养出学生对文章好坏的判断能力，在教师的“符号”指挥下学生学习写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学生量表自改法从调动学生主动性方面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它引导和鼓励学生按一定的文章写作模型重组、重写自己的文章，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自信心、激活学生的创造性、孕育学生的写作快乐感将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生是否具备了自改作文的知识和能力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关注的地方，而且学

生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教师和其他同学的大量的人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学生量表互改法是指“学生完成初稿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评改量表互改同学的作文，然后相互提出回馈，学生根据回馈，加上个人的判断，重写他们的作文”（见岑绍基博士《作文量表互改研究与实践》27页）。根据岑绍基的研究报告：在四种作文批改法中，学生量表互改法在中小学课堂上可发挥出优良的教学效果，它可以提高学生在作文评改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它可以培养学生形成读者意识，可以培养评判文章的能力。这种教学法要注意的是：设法组织好教学活动，设法提高学生评改他人作文的能力，设法设计好评判作文的模型和量表。这种教学法在国内国外均有理论根据，并有不同国别的教育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有成效的探索。它符合“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符合“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规律。

学生量表作文互改法首先可以在高等院校的写作系列课程里推广。高等院校的写作系列课程现在分科较细，分别有基础写作、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公文写作、财经写作、科技写作、军事写作、影视写作等，每一个分支均有界线分明、形态成熟的不同文体。可以根据这些已呈成熟形态的文体理论构建不同的文体模型和文体量表。高校的学生在学完高中的新课标语文后，对文章的鉴别能力、欣赏能力、修改能力应该比高中生要强，这为他们进行大学量表作文互改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信息化的大学校园里，各种教学网站、教学设备相对比较齐全，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基于网络的作文互改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新颖感的教学方式。“新形态大学写作课程系列教材”里的9本教材准备开始课程教学网站的建设，可以通过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母语教学教师支援中心合作开发的方式，在写作学系列课程网站上实施“大学生量表作文互改”的教改实验。

学生量表作文互改法更可以在基础教育领域推广。作文批改在国内中小学现在还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实施语文新课标后大家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的更新换代上，作文批改长期被认为是语文教育中一块难啃的鸡肋。如果引进岑绍基博士的这种学生量表互改法可能会受到广大语文教师和写作教师的欢迎。这项改革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内容并无冲突，而且它的精神实质符合现代教育理论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教会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的新理念。计划在三类学校实施这项教革计划：一是通过师范大学的语文教育硕士做硕士论文的方式开展实验研究；二是通过“青少年写作培训学校”来切实推广、使用这套写作教学法，让他们做一个属于创新写作的教学研究项目，在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写作课中进行试验，在《双快作文教程》的基础上构制作文互改量表，实验结果写出报告后提交港大教育学院母语教学教师支援中心；三是在一些民办学校、实验小学具体实施教改项目，可以结合这些小学的其他教改项目一并推广，在推广中鼓励该校项目主持人写出教研论文和教研著作。

二、构建文学文本分析量表和实施“作文量表互改”的具体步骤

在高等院校《写作学》的课程教学网站上已收集了目前大家公认的、理论总结比较成熟、大学生们又用得较为频繁的各类文体。主编们就此挑选了数量较多的文体案例进行精当的分析，但每一个人的分

析角度可能不一样。这里可以统一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思路来展开研究和归纳。岑绍基博士20来年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运用于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和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如：《语言功能与中文教学》、《学校实用文阐释》、《中国内地实用文阐释》等）。他的研究成果表明：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文章文本是一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有益尝试。“系统功能语言学”讲究不脱离语境、语域来分析语篇、语词，而且还从系列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文本与作者、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又采用特定的框架、甚至运用一定的图表来归纳表达，这比起用文艺学、文化学等较虚化的文本分析法来，显得更有科学意味和人文色彩。

我们准备先从《文学写作教程》的课程网站建设开始启动项目的研究与推广。《文学写作教程》里撮举了11种文学体裁（诗、散文、小说、杂文、科普小品、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影视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戏剧文学），阐释了它们的文体特征和写作方法。每一种体裁都精选了相当数量的案例及分析。准备在每个体裁中再遴选三个左右的文本，按照《松鼠》、《恐怖的巴黎》等的分析样式（见《作文量表互改研究与实践》）写出每个案例的分析图表，然后再说明每个案例的文体特点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的文体评改量表。

每一种体裁的“评改量表”实际上是构建了这个文学体裁的写作模型（或曰评改模型），这是在大学写作教学中推广“学生作文量表互改”的前期的基础性工作。岑绍基博士在香港中小学里实验和推广的“学生作文量表互改”课题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作文量表”和实用文分析模型是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研究的项目，他在自己的文科教育硕士论文（1994）里对这个课题做了系统、扎实的学理总结，同时也开展了具体的教改试验，产生了一系列诸如《港沪学生作文交流互改研究》等有影响的成果。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倡导“成功素质教育”和“生本教育论”的背景下，这种以调动学生学习写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为主旨的“学生作文量表互改”写作教学法显示出了它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学生作文量表互改”推广到大学写作教学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说，应该比较适宜。大学生的作文评改能力相对中学生而言应该更强、更全面。而大学写作教师处理大学生的写作习作的时间相对中小学语文教师来说会更少。这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大学写作教学中要更充分地激活学生的写作兴趣、更充分调动和使用大学评改作文的人力资源。再从写作学课程网站的建设来说，写作学科网站不能只像资源库那样仅罗列一些写作学的知识，写作教师在网站上面对的学生也将大大超过传统的课室，因而写作课程网站一定要设计这样的功能──不但师生之间有交流平台，而且生生之间也要有交流平台，因此大学生通过网站的交流平台和作文互改的功能，推广这个“学生写作量表互改”项目就有了基础性保证。

可以在《文学写作教程》等教材的“案例分析和研究性学习”的章节里，设计“学生写作量表互改”项目。“量表互改”与“练习自测”、与“创新写作”刚好是互相对应、互相补充的研究性学习板块。这就要求网站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根据“量表模型”设计好“生生之间”的跟帖功能和互动功能，设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6

首要工作与业绩：

1、认真研究新教材和新纲要。搞好本质教育，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平常认真备课写好教案，精心预备好地舆课件，备好每一节课。课上认真组织教育，从学生的实践动身，不断改良教育办法，坚持常识联络实践，采用多种教育办法，激起学生自力考虑和创新思想，在培育学生获取常识、使用才能以及分析与处理问题的才能上下功夫。教育手段上增强直观教育，可以纯熟的运用录像、投影、电脑等多媒体电教手段进行教育，加强了学生学习兴致、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课下积极的指导学生的学习，在思想上耐性的教育协助他们，使学生喜好本人所教的学科，每年本人所教班级学生测验成果均处于油田范围中上等程度。本年年七年级地舆测验油田第二名，年与年我校八年级参与天津市地舆会考，地舆成果首屈一指。悉数达标，其中年八年级的学生地舆会考绩绩90%为优异与优越的最好成果，提高了我校的地舆教育程度。

2、开展本质教育组织学生积极地参与全国地舆科技大赛

自己积极的组织本校的学生参与年—年第二届地球小博士全国地舆科地舆科技大赛，竞赛继续两个月的时间，自己认真组织，细心指导，我校师生积极参加。活动获得学校指导大力支持，在此次竞赛中我校成果优异！经由自己的努力

我校被授予全国地舆科技大赛优异组织奖；全国地舆科技示范基地的称号，并授予牌匾为我校争得了声誉。自己也在全国地舆科技大赛荣获全国优异指导教员一等奖,并授予全国优异科技指导员的称号!

我校中小学生近150人报名参赛，其中15人在第二届地球小博士全国地舆科技大赛中取得一、二、三、等奖

3、积极参加各项教育研讨活动与竞赛。不断提高教育程度，

平常自己积极参与教育基本功与教育公开课的竞赛，积极撰写教育论文。结合地舆教材内容，常常制造地舆教育课件并运用与教室教育，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年我撰写的《浅谈初中地舆教育精神的培育》论文，取得区海滨和研讨教法教育中心年“教育创新”论文区级三等奖并取得区级效果认定奖。

1998年12月由自己设计制造的录象教材数学《圆锥曲线界说》取得市市教育局颁布的三等奖。

2000--2001年，取得校级教研公开课评选二等奖。

2005年，取得教育中心教员公开课竞赛二等奖。

2005年，我撰写的论文《在地舆教育中培育学生创新思想》取得部级一等奖。

2006年，取得教育中心初中教员基本功大赛地舆学科三等奖。

在我兼任电教员工作时期在1999年12月，我校在油田获得了《应用现代教育技能优化教室教育》先进学校的称号。

1999年和2000年延续两年，我取得了《教育处关于应用现代教育技能优化教室教育》的先进个人称号。

4、自觉完成指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在兼任电教员其间还为学校作了很多的其它有益的工作，如每年共同学校的团队活动、学校的活动会、艺术节的文艺上演，学生会操等大型活动，自动做好播送设备的装置和录像、摄像等工作。多年来，先后为学校任务维修了各类教育、电教电路等无数设备。为学校节省了很多的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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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思想和廉洁自律。政治上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党和国家、上级部门和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并将之落实到管理工作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参加学校党校的中层干部上岗培训、“十六大”精神学习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组织观念，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服从大局，认真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洁身自好，办事公道，较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工作能力与工作作风。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顾全大局，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工作中能做到吃苦耐劳，努力养成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又大胆探索，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科研管理知识，并在这一基础上力求创新；加强我校与省内外科研部门、规划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好学校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并组织校内科研队伍，建立校内科研管理网络，体现出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的意识，努力为广大教师做好各种服务工作，解决或协助解决教师在科研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做到事事有落实或有回应。

3、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努力探索发展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新思路。自从9月份到人文社科处以来，先后走访了9个上级科研项目管理部门和主要研究机构，调查了省内4所高校的文科科研管理情况，征求了校内9个学院约110人（次）对发展我校文科事业的意见或建议，主持撰写完成了我校与省内主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报告，初步形成了“以提高文科学科建设水平和提高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为中心，以文科研究基地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和创新为保证，大力推进名师和品牌战略、交融战略和实践战略，通过人才工程、精品工程、学术论坛工程，增强发展文科的意识，实现我校文科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4、加强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发展我校文科事业的制度体系。按照学校“以法治校”的总体指导思想，到目前为止，出台了我校学术基金出版资助办法，主持或协助完成了X大学人文社科“十五计划“和2015年发展规划、科研机构（基地）管理办法、学术交流制度管理办法、成果奖励条例、项目配套条例、科学研究行为规范条例等10项制度的起草工作。

5、加强文科科研中的“进出口管理”。在“进口”方面，积极开展纵向项目申报的组织、发动及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今年，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列项数（5项）取得较大突破外（全省第二）外，省教委文科项目数、重点项目数也有较大增长，分别达到39项、2项。同时，大力开展与地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努力争取横向课题。在“出口”方面，一方面，大力推进“精品工程”建设，积极高层次出版部门的联系，为发表精品成果畅通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我校文科教师CSSCI期刊>论文总数将突破100篇，比上年增长率15%以上；获得国家教育部科研成果三等奖2项、省人文社科优秀奖7项，其中，二等奖2项，获奖数量和层次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做好项目的结项工作，在11月举行的江苏省“十五”规划项目中期检查评估中，得到项目评估专家组的好评。

6、开展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着力营造我校人文氛围。一方面，下半年，学校组织了6场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并协助主要文科学院邀请校外专家作近60场学术报告，主办了7次省级以上学术会议，对活跃我校学术气氛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与X市委、市政府职能部门和校内相关部门、骨干教师广泛联系并取得支持，初步形成了由“高层次学术论坛”、“素质教育论坛”和“苏中发展论坛”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学术论坛工程”框架，并有望于20*年正式启动。

7、其他管理工作。作为学校的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做好与新部门建立过程中大量的外部协调工作与部门内部的职能界定、职责分工及各种日常工作的布置、贯彻落实工作，认真完成学校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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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在前期对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发展进程的分析研究基础上，总结探索目前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困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理论上的困境。“拿来主义”的西式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在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其二、实践中的困境。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不仅指提高受众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而且包含着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实践。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完整系统教育规划的缺乏；后者在困境在于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与媒体公共化的搏弈困局。

ABSTRACT：Consideringthespecialenvironment,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notonlydeemedtheimprovementofaudience’sliteracyasthebasicobjective,butalsoputmuchmoreemphasisonthetransformationofadversemediaenvironmentandtheconstructionofhealthymediaenvironment.However,because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wasbasedonthetheorieswhichderivedfromwesterncountries,ithasturnedouttobesomethingunsuitableinTai-wan.Thepracticebasedonthesetheoriesinevitablyhadagreatimpactonthecompetitivestructureofpoliticalpartiesandgroupsandthevitalinterestsofcapitalforces,whichwerehidingbehindthemediaecologyinTaiwan.Allinall,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faced,faceandwillfaceupwiththestrongobstructionandchallenge.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Theory;Practice;Dilemma

从1993年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学者吴翠珍发表《解“毒”电视？解读电视——谈媒体教育中的电视识读》一文开始，到今天台湾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开始着手推进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九年一贯制的教学规划，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已经走过十余载的历史。十多年来，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在教材出版、师资培训、节目制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不过，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却一直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笔者认为，当前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存在诸多困境：第一、理论上的困境。拿来主义的西式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在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并导致实践中的迷失。第二、实践中的困境。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包含两个方面：提高受众媒体素养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缺乏完整系统的教育体系；后者在困境在于党政军退出媒体与媒体公共化的难题。二者的交集在于媒体近用权。

一、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困境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有二：其一、台湾社会对媒体的批判而带来的对媒体“第四权”和公民传播权的反思；其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此二者，对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当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出现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其理论做一番重新的审视。

Ⅰ.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批判性思维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因其诞生在台湾畸形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的环境中，因而先天就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于充满低级趣味、凸现性腥的报纸，民众怒斥为“暴纸”；对于煽动政治对立的电视，学界直呼“关掉电视救台湾！”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的基因。

这种根本基因对使得后来的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始终带来强烈的批判性。在台湾学界提出的媒体素养教育的五大内涵中（即：了解媒体讯息内容；思辨媒体再现；反思阅听人的意义；分析媒体组织和影响和近用媒体）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影子。为了实现学界和民间团体改造媒体环境的相关理念，2002年台湾教育部门颁布的《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当中重点提出了“健康社区”（HealthyCommunity）理论。尽管该理论已经摆脱了纯粹的“批判”思想，而使用“建构”的思维方式，但其理论的预设前提，显然还是“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其仍然是与批判性思想一脉相承的。

这种批判性的思想自然有其自身的渊源。不过，英国媒体教育学者Bazalgette（1997）的研究却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他在回顾英国媒体教育的发展时，就批评早期“免疫式”的媒体教育是“灾难的开端”，因为“责难媒体”的媒体教育连带地产生“否定媒体”的误解。[1]

反观台湾，这种对媒体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致使媒体教育与媒体批判划上等号，“‘否定媒体’的媒体教育的概念局限性过大，以致于媒体教育核心价值无法突显。检视台湾目前相关文献与资料，的确反映出从学术论述到社会实践的媒体教育大都落在以媒体教育来‘教育媒体’的困境。”[2]

笔者以为，对媒体的认知与对媒体的反思无疑应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问题就在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批判性思想，使得阅听人与媒体组织完全隔离开来，使得民众完全地与媒体对立起来，这就导致台湾民众难以全面地认识媒体素养教育的内涵，尤其是忽视了受众自身接近和使用媒体表达自我的权利。

台湾李承宇在其硕士论文《阅听人思考的变革：媒体素养意函新探》中也指出，“现今的媒体素养的思考中，充斥着拒绝式的思考、对立式的思考、预防注射式的思考，以及只靠常识的批判思考；而这种种的思考方式都视媒体与阅听人为两个不相干的对立角色。”其研究认为，“这些思考方式不仅无法解决媒体问题，更有可能局限了阅听人的媒体思考观，甚至形成更多的媒体问题。”李承宇认为，应该“主张阅听人、媒体与讯息三者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阅听人的思考媒体问题时，应该打破阅听人与媒体间的界线，而从整体、系统的观点看清媒体问题的结构面，以追求阅听人与媒体双赢。”[3]这种观点，或许才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实践中所需要的。

Ⅱ.尚未本土化的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是拿来主义的舶来品。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台湾有着重大影响。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根源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及对公民传播权的重视，因而其理论中始终蕴涵着一个自由、民主、权利的信息。

台湾媒体素养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这些基因。台湾大学张锦华认为，媒体素养的意义包含几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自由主义思想做基础，就是希望每个人希望追求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他也不希望被广告或是媒体这样强势的传播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公民共和主义的假设，公民共和主义是假设社会里面的公民会希望追求一个共同的善，对社会影响的目标，所以他们看到比方说新闻里面不好的内容，暴力色情的内容，他们会觉得不好，他们会希望新闻应该报道社会公义，这样对社会才是好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会希望，弱势族群的权益不会被媒体的刻板形象所破坏或减损。”[4]

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媒体素养理论亦宣扬着“自由”、“共和”与“多元”的价值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些论断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下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尽管台湾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相类似，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西方的政治生态却大相径庭——台湾的党派政治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台湾的媒体环境与西方国家的媒体环境也不尽相同——台湾缺乏公共媒体生存的空间。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却大都从西方直接复制过来，这种尚未本土化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便使得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陈世敏也指出，台湾“传播学在学术上发展到目前为止，在教学跟研究方面，都是移植美国新闻传播的教学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维。”他认为，“其实媒体和有关传播学的学术问题，跟社会脉络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所发展出的大学以及新闻传播学教育，有自己一套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可是台湾沿袭了美国传播学的教学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维，没有体验到我们民众的主体性问题。”[5]当然，陈世敏教授在这里提出的“社会脉络”和“社会文化背景”说得比较宽泛与模糊，笔者认为，这主要指的是媒体素养教育背后的台湾政党割据、资本盘踞的媒体环境。没有从这一点实际情况来考虑，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施必然面对重重困境。

二、提升受众媒体素养的困境

系统内的提升受众媒体素养是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基础的实践。媒体素养教育的基本目标就在于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使其成为“耳聪目明的阅听人”。十多年来，尽管台湾在提升受众媒体素养方面，学术团体和民间组织从师资培训到出版教材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在提升受众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中仍存在众多尴尬与困境。

Ⅰ.受众媒体素养教育意识的缺陷

生活在台湾畸形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下的台湾民众，对于媒体大有深恶痛绝之感。他们认为媒体是社会的最大乱源，是媒体把台湾社会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如前文所述，由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一度有把媒体素养教育等同于媒体批判的思维倾向，因而受众往往只从批判媒体这一单向度思考台湾目前的媒体环境问题，却尚未意识到提升自身的媒体识读能力对建构媒体环境的重要性。此前，饶淑梅的研究结果已显示，“学生已认同电视素养的重要性，但不认为自己需要学习电视素养的课程，显示学生可能高估自已的电视素养程度。”[6]林爱翎在其论文也指出，“让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在现有的体制下使用与管理媒介，对媒介本质、管理媒介的物质基础与结构、以及自身相对与媒体的自主性有所觉醒与认识。但这样的概念尚未在台湾成熟，尚在萌芽阶段。”[7]

笔者认为，这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兴起的背景不无关系。对畸形媒体生态带来的媒体恶质内容是台湾社会批判矛头的一致指向。问题就是，一般的台湾受众只是形成了媒体批判的观念，认为只要消除媒体中的不良内容即可，而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媒体接触行为，也没有上升到媒体素养的高度。

因而，即便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积极推广媒体素养的观念，却“只有少数学院里面或社会上的人，体会到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却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更不能得到媒体的认同。”[8]这对于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媒体生态下的民众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Ⅱ.完整系统地教育规划与设计的缺乏

青少年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人群，因其主要尚在学校学习，所以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正规系统的方式来提升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不过，笔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其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尽管台湾教育当局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已提出相关构想，把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九年一贯制教学中，然而，几年过去了，媒体素养教育仍迟迟未纳入九年一贯制教学体系中，缺乏系统教育规划的媒体素养教育，在台湾学校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首先，媒体素养教育始终游离于学校正规课程之外。因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中，那么该课程的重要性与课程安排必然受到其他主要课程的冲击。大多数学校只能看自身是否有相关的教学资源来决定是否进行媒体素养教学，而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

其次，也正是因为尚无具体教育政策的出台，学校对媒体素养教育的师资也就并无太多关注。诚然，学校教育是进行媒体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但学校教育的核心又在于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但正如学者所观察，“台湾尚缺乏媒体教师的职前养成体制（pre-servicetraining），因此没有“媒体教师”一职（mediaeducator）。过去仰赖学术界与第三部门（non-profitorganization）从在职训练（on-jobtraining）中提供附加的媒体教育智能，不仅教师（trainer）人力不足，物力也匮乏。”[9]台湾对媒体素养教育师资的培训主要由一些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所举办，参加培训的教师往往是出于“有兴趣”而参加研习，因此培训的涉及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同时，缺少一套（本）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教材，也成为制约台湾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介素养教材的缺乏，带来了教学工作的诸多不便。尽管台湾学界和民间团体已经出版了相关的媒介素养论著，它们尚可作为参考书和课外读物，但并不适宜作为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通用教材。

Ⅲ.社会成人媒体素养教育的缺失

笔者在对1993年至2005年的台湾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硕博士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在全部的54篇硕博士论文中，共有23篇是对媒体使用与媒体素养状况的调查评估论文。不过，台湾媒体素养教育调查和评估的对象却主要围绕校园而展开，而关注社会成人（除学校教师、行政人员外）的媒体素养状况的调研评估非常欠缺，仅有1篇。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成人媒体素养教育实践的缺失。

资料来源：台湾“国家”图书馆硕博士论文资讯网笔者制表2006年5月

笔者认为，鉴于青少年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并且他们具备学校教育的客观优势条件，因而把提升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作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勿庸置疑的。不过，应该要考虑的一点是，其他远离学校的社会成年人的媒体素养需要关注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就是，目前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尤其在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上强调“亲子共视”，即由孩子家长和孩子一道观看电视，接触媒体，使媒体素养教育延伸到家庭教育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年人的媒体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媒体素养水平。

同时，在目前台湾这个选举社会中，政客操纵媒体议题，资本力量推波助澜，各种“民调”层出不穷，蓝绿阵营媒体严重对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调查社会成人的媒体素养状况，探讨如何提高台湾社会中成年人的媒体素养，对于台湾社会趋于理性地对待政治与媒体的教唆不无裨益。

Ⅳ.商业性媒体的缺席

陈世敏指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大问题是，缺乏业者的积极参与。”[10]的确，解铃还需系铃人，媒体素养学界所期望的媒体恶质内容的改善与提升还需业者的参与。然而，业者为何缺席呢？笔者认为，“缺乏业者的积极参与”的原因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分析：

其一、媒体素养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受众的媒体素养，使受众能够辨识媒体的各种讯息，反思自己的媒体接触行为，从而成为一个主动积极、不易受媒体摆布的阅听人。从这一点来看，业者会积极主动参与媒体素养教育中来吗？商业性媒体希望自己的受众变得聪明而理性吗？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

这种情况不仅是台湾，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传播媒体工业在媒体素养教育推动的这些发展中角色并不明显。事实上也曾有商业公司发起自己的媒体素养计划或者赞助一些媒体教育者，但企业赞助的经费一直是媒体素养界主要的争论问题之一。这些企业包括ABC、NBC、DiscoveryChannel与备受争议提供学校教室新闻和广告的商业频道ChannelOne，这些商业媒体都赞助不少媒体素养计划。媒体素养计划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多少都有些威胁到企业的利益，因为在企业的观念里具备媒体素养这类明智的阅听人的人意味着比电视周刊的读者要不受欢迎。

其二、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来看，在过去台湾很长的历史中，一谈到媒体素养时，似乎就是跟媒体站在一个对抗的位置，觉得民众应该站起来，如何能骂媒体骂得好，这好像称为素养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媒体素养教育与商业性媒体相互对立的局面。

不仅如此，根据笔者之前的论述，台湾媒体素养不仅要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更重要的是改造媒体、建构健康媒体的环境，即要改造当前商业媒体的媒体内容以及更层次的媒体生态。试问，商业性媒体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商业媒体处于台湾畸形媒体生态的环境中，极度饱和的市场客观上对商业媒体施加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在一种脆弱的食物链的平衡中，私人资本主导的商业媒体并不愿意“大公无私”地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损己利人”。

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台湾学者根据台湾《广播电视法》第四条“广播、电视事业使用之电波频率，为‘国家’所有”——认为，“该法条说明电波为全民所有，属于公共财产，不管商营或公共媒体，皆须贯彻媒体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因而，“媒体业者作为促成媒体教育实践的一环，应提供设备，资源与人才，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11]在笔者看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为全民服务这是台湾媒体素养学界在理论上始终强调的一点，而这正是目前台湾媒体的症结所在：媒体是牟取政党利益的工具和商业利润的工具，已非社会公器！要媒体业者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在目前来说恐怕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困境

台湾关注媒体素养的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尽管各自的工作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共识就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包含两个基本点是——系统内的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和系统外的改造媒体环境。此二者在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中相辅相成，共同汇聚成台湾媒体素养实践的主要内容：媒体环境的恶劣使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成为必要，而欲真正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媒体环境的改造亦势在必行。

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和改造媒体环境在实践中基本是齐头并进的。但学界和民间团体对媒体素养教育认识越深刻，他们就愈发感觉系统外的改造媒体环境对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媒体环境中难以让民众真正看清媒体素养教育的真正面目。因此，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就成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中的应有之义。

台湾社会所推动的“媒体改造”主要是要求党政军力量推出媒体，进而实行媒体公共化。然而，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欲改造媒体环境进而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理想却是困难重重。

Ⅰ.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困境

台湾学界和民间受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很深，认为媒体应替人民监督政府，作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媒介，让民意可以表达，政策可以透明，实践所谓“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就必然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然而，学术团体和民间机构诚恳的呼声——“党政军退出媒体”只是成为政党保全政治利益以及相互博弈的一个工具罢了。

以民进党执政前后为例。民进党在成为执政党前手中握有的媒体不多，因而在2000大选中将“党政军退出媒体”作为竞选口号，以吸引选民。而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的媒体更是大肆宣扬，指责国民党旗下的媒体不支持“新政府”，呼吁媒体中立。尤其在电视媒体方面，民进党人士异常积极地推动无线电视台“公视化”，而其真正目的在于削弱甚至剔除国民党在中视和华视的力量。

而民进党自身对于退出媒体却显然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意。2001年秋，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在其新书《世纪首航》中声称尊重言论自由、维护新闻自由，希望台湾媒体走“新中间路线”，但必须“固守国家安全”。“寄望媒体不只是做报道痛苦的乌鸦，也要做报道欢喜事情的喜鹊。”不过该“新路线”一出炉便遭到各界人士的质疑。有学者指出，“政治人物与媒体的关系一向爱恨交织，执政当局尤其如此。对于媒体报忧不报喜的批评自戒严时期以来，始终不绝于耳。这类批评之所以难昭公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人物在进行媒体批判时，从未真正放弃操弄媒体。”陈水扁“近来一连串以出书方式披露政权移交过程中的黑幕等动作，基本上也不脱为政治目的在操弄媒体、制造舆情的性质。”[12]

正如学界的分析，实际上，陈水扁当局所提出的“党政军退出媒体”和“媒体中间路线”等政策，只不过是唬弄舆论、打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这些口号，一开始没有、最终难以真正付诸实施。相反，陈水扁执政后，更是不顾各界反对，将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安插进入台视，并担任董事长一职。一批民进党骨干也被安排到台视的重要职位上。与此同时，对于与民进党“不和拍”的原民进党文宣部长、民视董事陈文茜，也在台视中被“清理”。

在这事件中，陈水扁当局控制媒体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学界所提出的“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在台湾这种媒体生态制约下，实行的难度非常之大。有台湾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三台’改革的最大阻力永远来自执政者。对执政者而言，媒体不只是非常方便的酬庸、利益输送管道；最重要的，台湾岛内政治对立激化，朝野几无互信，掌握媒体，就掌握了优势，政治人、媒体人，没有几个相信会有执政党心甘情愿把这个优势交出去。陈水扁参选时，整天叫着‘媒体改革’，当选后，不但‘公共化’越喊越小，其他媒体更普遍感觉到民进党政府压制媒体、掌控媒体的嘴脸丑恶、手法赤裸，‘白色恐怖’气氛，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13]

Ⅱ.媒体公共化的困境

构建健康的媒体环境不仅要求党政军力量推出媒体，而且进而要求实行媒体公共化。即便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若是由资本力量替代前者的位置，台湾媒体环境同样无法逃离暴力、色情、低俗的阴影。因此台湾媒体公共化的舆论甚嚣尘上。

台湾“媒体公共化”的进程以台湾公共电视台的建立为一个里程碑，而后学界和民间团体又提出台视、华视的公共化。不过，从提出组建公共电视台到1998年7月1日公共电视的开播，其间18年，诞生过三个版本的《公共电视法》草案：“学者版”（1991年6月）、“行政院版”（1992年9月）和“谢版”（1993年3月谢长廷等人提出）

笔者认为，从上述三个版本的诞生过程可以看出公共电视诞生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学者版”草案是建立在学界对公共电视的美好构想上，期望公共电视能脱离党政力量的干预，真正独立地为全体公民所制作优良的节目，突出公视的独立、超然、理想的特征；不过，“行政院版”的出台，猛然惊醒了尚处美好传播理想中的梦中人。“行政院版”强调公视主管机关为新闻局、新闻局主导公视经费运用。这种干预“公共电视法”草案的举动，说明公共电视无法在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真空中建立，台湾当局仍要对公共电视进行控制。而分析“谢版”草案，尽管其表面上趋向于学界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反对政治力量控制的意思（如将公视的主管机关从“新闻局”改为“文建会”），然而，“谢版”背后的民进党的真正意图，显然是希望借学界的力量继续牵制国民党，以使自身在媒体控制上不至于更处于弱势地位。

从这样看来，公共电视的诞生是在学界与党派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它诞生的过程就说明了其无法摆脱政治力量的控制与影响，无法做到台湾社会所理想中的“公共”电视。因而，台湾公共电视台只能在踉踉跄跄中孤独前行。

经费困难是公共电视生存的最大困难之一。一般认为，如果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进入媒体，必然使媒体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团体，并不顾社会责任而追逐利润。因此，在最初规划公共电视的经费来源时，学界认为，公共电视的经费不能来自于党派、也不能来自于广告，即不播商业广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以及捐款等。在1998年公共电视开播时，公视基金会是得到政府捐助的十二亿新台币，并自筹款三亿元。依据公共电视法，政府捐赠的金额逐年减少百分之十，至第六年以后应为第一年政府编列预算金额的百分之五十。而屈指算来，今年（2006年）是公共电视开播的第9年，公共电视所能够获得地捐赠仅为4亿新台币，这对于一个被学界和民众曾寄于厚望的电视台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

因为经费困难也给公共电视台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2000年，新闻部人员流失率达26.19％。到2001年，公视专职和聘用人员为500人，高层管理人员频繁流动。一个频道每天播出不到20个小时，自己制作的节目不到播出节目的一半，其中许多是转播。“媒体素养”或称“媒体识读”被公共电视董事会列为重点节目，其本来的目的是要帮助民众认识和鉴别媒体及内容有害还是有益，不过，台湾舆论认为，“公视制作节目的部门却做成了如何做小记者的儿童节目……难以吸引收视。”[14]

有研究者指出，“公视背负着相当一些民众和学者的理想，但公视却要进行在台湾极其艰难的媒体环境中，因此，在三、四年之后，公视在台湾民众中给人的留下的印象不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恐怕除了像《人间四月天》这样的连续剧，或马友友的音乐会外，难有其他具体的联想和认知。”[15]如此看来，公共电视法草案中最初所建构的美好理想：公视的节目应是“有水准的节目”、“高尚的风格”、“重视艺术节目”、“经常考虑观众的‘需要’而非‘喜爱’”、“以加强电视之社教功能”在台湾污浊的媒体环境的蹂躏下已是面目全非！

概而述之，正是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的大背景下，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界把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作为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所推动下的媒体素养教育是以“媒体改造”为外在诉求和外在表现行动，而以培育受众的媒体素养教育为内在努力方向。因而，在很多人眼里，“台湾在推动媒体素养教育时，是采用一种社会运动模式。”[16]而这种模式事实上展现了媒体素养教育与台湾政治、资本因素之间的博弈（见图2）。

事实上，不管是理论上的困境还是实践中的困境，笔者认为，其矛盾的焦点归根结底不在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本身，而在于台湾媒体生态之外的政治体制及其直接影响下的传播制度。正是岛内盘根错节、愈演愈烈的党派政治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过度自由化的商业媒体恶性竞争带来了媒体素养教育的重重困境。无怪乎陈世敏教授叹言，我们在对抗一个很大的巨人，一个很大的体系。”[17]

总而言之，媒体素养教育是在一定的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而进行的，而媒体生态环境则受传播制度的制约，即受政治、资本力量的控制，媒体素养教育无法超脱台湾的传播制度而在真空中进行。见下图：

[注释]

[1]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A].翁秀琪.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4.P837.

[2]同①.

[3]李承宇.阅听人思考的变革：媒体素养意函新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5－16.

[4]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2秋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5]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6]饶淑梅.国民中学实施电视素养课程之研究（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7]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8]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体素养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9]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A].翁秀琪.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4.P836.

[10]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11]台湾“教育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Z].台北：“教育部”，2002.P18.

[12]林鹤玲.媒体如何摆脱政治纠葛？[J/OL].媒体观察电子报..tw/,2001-10-31.

[13]唐湘龙的观点.转引自王文昌.透过电视看台湾[M].香港：未来文化出版，2003.P163.

[14]王文昌.透过电视看台湾[M].香港：未来文化出版，2003.P204.

[15]同14.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9

1?政治思想和廉洁自律。政治上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党和国家、上级部门和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并将之落实到管理工作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参加学校党校的中层干部上岗培训、“十六大”精神学习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组织观念，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服从大局，认真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洁身自好，办事公道，较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工作能力与工作作风。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顾全大局，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工作中能做到吃苦耐劳，努力养成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又大胆探索，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科研管理知识，并在这一基础上力求创新；加强我校与省内外科研部门、规划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好学校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并组织校内科研队伍，建立校内科研管理网络，体现出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的意识，努力为广大教师做好各种服务工作，解决或协助解决教师在科研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做到事事有落实或有回应。

3?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努力探索发展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新思路。自从9月份到人文社科处以来，先后走访了9个上级科研项目管理部门和主要研究机构，调查了省内4所高校的文科科研管理情况，征求了校内9个学院约110人（次）对发展我校文科事业的意见或建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主持撰写完成了我校与省内主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报告，初步形成了“以提高文科学科建设水平和提高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为中心，以文科研究基地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和创新为保证，大力推进名师和品牌战略、交融战略和实践战略，通过人才工程、精品工程、学术论坛工程，增强发展文科的意识，实现我校文科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4?加强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发展我校文科事业的制度体系。按照学校“以法治校”的总体指导思想，到目前为止，出台了我校学术基金出版资助办法，主持或协助完成了x大学人文社科“十五计划“和2015年发展规划、科研机构（基地）管理办法、学术交流制度管理办法、成果奖励条例、项目配套条例、科学研究行为规范条例等10项制度的起草工作。

5?加强文科科研中的“进出口管理”。在“进口”方面，积极开展纵向项目申报的组织、发动及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今年，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列项数（5项）取得较大突破外（全省第二）外，省教委文科项目数、重点项目数也有较大增长，分别达到39项、2项。同时，大力开展与地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努力争取横向课题。在“出口”方面，一方面，大力推进“精品工程”建设，积极高层次出版部门的联系，为发表精品成果畅通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我校文科教师cssci期刊论文总数将突破100篇，比上年增长率15%以上；获得国家教育部科研成果三等奖2项、省人文社科优秀奖7项，其中，二等奖2项，获奖数量和层次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做好项目的结项工作，在11月举行的江苏省“十五”规划项目中期检查评估中，得到项目评估专家组的好评。

6?开展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着力营造我校人文氛围。一方面，下半年，学校组织了6场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并协助主要文科学院邀请校外专家作近60场学术报告，主办了7次省级以上学术会议，对活跃我校学术气氛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与x市委、市政府职能部门和校内相关部门、骨干教师广泛联系并取得支持，初步形成了由“高层次学术论坛”、“素质教育论坛”和“苏中发展论坛”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学术论坛工程”框架，并有望于2006年正式启动。

7?其他管理工作。作为学校的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做好与新部门建立过程中大量的外部协调工作与部门内部的职能界定、职责分工及各种日常工作的布置、贯彻落实工作，认真完成学校交办的其它工作。

博士教育论文范文篇10

1、政治思想和廉洁自律。政治上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党和国家、上级部门和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并将之落实到管理工作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参加学校党校的中层干部上岗培训、“十六大”精神学习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组织观念，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服从大局，认真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洁身自好，办事公道，较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工作能力与工作作风。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顾全大局，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工作中能做到吃苦耐劳，努力养成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又大胆探索，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科研管理知识，并在这一基础上力求创新；加强我校与省内外科研部门、规划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好学校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并组织校内科研队伍，建立校内科研管理网络，体现出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的意识，努力为广大教师做好各种服务工作，解决或协助解决教师在科研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做到事事有落实或有回应。

3、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努力探索发展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新思路。自从9月份到人文社科处以来，先后走访了9个上级科研项目管理部门和主要研究机构，调查了省内4所高校的文科科研管理情况，征求了校内9个学院约110人（次）对发展我校文科事业的意见或建议，主持撰写完成了我校与省内主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报告，初步形成了“以提高文科学科建设水平和提高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为中心，以文科研究基地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和创新为保证，大力推进名师和品牌战略、交融战略和实践战略，通过人才工程、精品工程、学术论坛工程，增强发展文科的意识，实现我校文科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4、加强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发展我校文科事业的制度体系。按照学校“以法治校”的总体指导思想，到目前为止，出台了我校学术基金出版资助办法，主持或协助完成了X大学人文社科“十五计划“和2015年发展规划、科研机构（基地）管理办法、学术交流制度管理办法、成果奖励条例、项目配套条例、科学研究行为规范条例等10项制度的起草工作。

5、加强文科科研中的“进出口管理”。在“进口”方面，积极开展纵向项目申报的组织、发动及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今年，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列项数（5项）取得较大突破外（全省第二）外，省教委文科项目数、重点项目数也有较大增长，分别达到39项、2项。同时，大力开展与地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努力争取横向课题。在“出口”方面，一方面，大力推进“精品工程”建设，积极高层次出版部门的联系，为发表精品成果畅通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我校文科教师CSSCI期刊>论文总数将突破100篇，比上年增长率15%以上；获得国家教育部科研成果三等奖2项、省人文社科优秀奖7项，其中，二等奖2项，获奖数量和层次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做好项目的结项工作，在11月举行的江苏省“十五”规划项目中期检查评估中，得到项目评估专家组的好评。

6、开展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着力营造我校人文氛围。一方面，下半年，学校组织了6场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并协助主要文科学院邀请校外专家作近60场学术报告，主办了7次省级以上学术会议，对活跃我校学术气氛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与X市委、市政府职能部门和校内相关部门、骨干教师广泛联系并取得支持，初步形成了由“高层次学术论坛”、“素质教育论坛”和“苏中发展论坛”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学术论坛工程”框架，并有望于20*年正式启动。

7、其他管理工作。作为学校的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做好与新部门建立过程中大量的外部协调工作与部门内部的职能界定、职责分工及各种日常工作的布置、贯彻落实工作，认真完成学校交办的其它工作。